2011年8月8日星期一

唐丹鸿:祝汉人来生为藏人

(上)


1.


我是你,你也是我
挂在轮回的脐带上
挤在人海 无边的 苦涩的腹部


从时间上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生,到此刻、2009年的春天、正在写下这些文字;从空间上说,我在中国四川成都长大、如今正在地中海畔的以色列,遥想那片空间;从族裔上说是一个汉人,从性别说是女性。


从时间上说,尼玛,也在文革的光阴中出生,曾被称为农奴的后代,到2009年的春天、已度过二十多年僧侣生活;从空间上说,他在拉萨附近某乡村长大,现在藏地一座古寺里;从族裔上说他是一名藏人,从性别说他是男性。


一些被我写下的文字所涉及到的人,一些我的同龄人,一些我不能说出他们确切信息的人。


在既平凡也乖张的命运道路上,那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瞬间。


2.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


这一天也许是我祖父的最后一天,他把所有亲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末一个是我的名字,贴在发炎溃烂的胸口,在一间空寂的小屋里死去了,一周以后才被人发现;


这一天也许又是有人跳楼的一天。我母亲的单位、科分院化学所的9层大楼,在当时是附近最高的楼,经常被“反动学术权威”、“右派”这类跳楼者选中,然后领导就安排其他改造分子去打扫。我母亲说那些脑浆溅得老远,打扫起来恶心极了,她跟一个几岁的孩子说这个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这一天也许就是离我家几十米外,另一桩楼里,那对夫妇18岁儿子的忌日?之前人保组的人破了案,说他是荷花池畔凶案的凶手,敲碎他的膝盖骨让他跪下枪毙了他,过了半年真凶又被抓住了;


这一天,也许正好是我姨妈被揪上台批斗的无数天中的一天?或者我后来的小学同学李艳的妈妈上吊的那天?或者我后来的朋友小寒的母亲跳河的那天?


总之,这是文革当中一个有多种可能性的日子,对有些人来说是痛不欲生的,对有些人来说值得庆幸,有些人失去了一切,有些人占有了一切,对有些人来说寻常寡淡,对有些人来说不同一般……而实际上那“多种可能性”指向的是一个方向——那个时候,总的来说,无非是忙于将人性中所有的恶和变态爆发及至,以及穷于躲闪和应付这一切灾难的……每一天中的一天。


也是我5岁中的一天。


我的保姆,一位孤寡老妇,解放前是华西大学图书馆某管理员的婢女兼小妾,没有子女,丈夫死后靠给居委会糊纸盒和帮人照看小孩过活。她提前把我从幼儿园接出来,与她的几位老姐妹一道,那几位老太太也都领着各自照顾的小孩,兴冲冲地象去赶一场庙会,带我们看了一场庆祝西藏解放的宣传展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在我对西藏毫无所知的空白的脑屏幕上,那是被描绘的关于西藏的第一幅画:一座曾经的地狱和被拯救的、洋溢着感恩的地方。


走进展厅,先看见玻璃柜里站着一男一女两个木质“农奴”模特,带着脚镣,手腕上垂着沉重的铁链,破烂藏袍上血迹斑斑。虽说我知道那是假人,可还是联想到了死人,所以从我的后脊梁到心脏、再到头皮都感到阴冷发麻。


几张没有眼珠、或举着残肢的藏人黑白照片,解说员说他们是被砍了手、被剜了眼睛的西藏农奴;一面大鼓,解说员说鼓面是农奴主用奴隶的人皮蒙的;几支大腿骨,几块头盖骨,解说员说是奴隶主杀害农奴后,用他们的尸骨做的人骨号和人头碗;几盏火苗闪摇的油灯,解说员说西藏奴隶主榨取农奴的人油点灯……


然后是另一些图片,把我从焦虑带向了欣慰:里面藏人或弓腰捧献哈达、或眼含热泪握着解放军的手。解说员说在毛主席领导下,解放军浴血战斗牺牲了无数生命,消灭了残酷的西藏奴隶社会,把西藏人民解救出来了,藏族人民衷心感激救星毛主席,欢迎人民解放军,魔鬼已经被消灭,那地狱般的一切不会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了。


那是一个温暖的日子,阳光从纯净的天空洒进我的眼睛。一个5岁孩子,相信自己生活在被保护的安全中、生活在美好与正当中,毫不怀疑成人世界,更不会质疑那些对我们“描述世界”的成人,其描述是出于何种心理?其描述有多少事实?其描述掺杂了多少傲慢、偏见和谎言?其描述是否配得上儿童的信任?一个孩童本能地相信来自成人世界的描述,并全部接受了下来。


也是尼玛5岁中的一天。


“西藏的天总是很蓝,这你知道,太阳把到处都照得明晃晃的,旁边的阴影就显得更深。我家很穷,不过也不比村子里别的人家更穷。外婆、我妈、两个姐姐,还有两个舅舅,我们都住一块儿,就是那种西藏农村的土坯房里。我妈没有丈夫,两个姐姐跟我不是同一个父亲,我从来没见过姐姐的阿爸,听说很早就去世了。


舅舅们放牛去了,大姐和妈妈在远处的青稞地里……一帮小孩叽叽喳喳经过我,去村里的小学上课,二姐也去上学。看见他们我很羡慕,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开心,看来上学是开心的事,我也想参加,可是我还没有到年龄。有时候我会跟着他们跑一段,跟到村小的窗外,听他们在里面大声念着藏文字母。教他们的是一位男老师,他以前是大悲寺*的喇嘛,寺院被砸的时候还俗了,那会儿所有的喇嘛都得还俗,所以他就成了我们村的小学老师。后来我知道,他教的都是自编的教材,是一些生活常用语。文革当中,不敢讲佛学方面的东西。


我坐在土坯房门口,等外婆忙完牛粪炉边的事。一些糌粑,煮土豆跟萝卜,我们每天都吃这些。我特别喜欢外婆带我出去玩。出去玩其实也就是到村外的林卡(树林),走一走,坐一坐。外婆坐在树下,她旁边有花。有时候我们摘一些花,回家放在佛堂里。佛堂里没有佛龛,没有佛像,不敢有这些,也没敢供净水,没敢供酥油灯。外婆把花放在原先佛龛的位置。


吃过晚饭后天就黑了。没有电灯,村民点的是蜡烛或者油灯。 外婆睡前要念佛。她进屋掩上门,坐到藏床上,右手拿一只玛尼经筒轻轻转着,左手捏一串佛珠,拇指一粒一粒拨过去,轻声嗡嗡念经。一会儿后,再起身磕几个头,等她做完这些我就钻进她的藏被里,靠着她睡。外婆每晚都要这么做了才会睡觉,我看她那样就跟她学,磕头、转玛尼筒,不过外婆告诫我千万不能说出去。


我也听到大人们议论,谁谁跑到印度了,谁谁死在半路上。有些人没能过去,留在了那曲;有些也没能跑出去,在阿里那边住下来了。我妈妈说,解放军来了后,我们家也跑过。因为大悲寺的活佛去了那边,我们一直想着去跟随活佛。妈妈、姐姐和两个舅舅他们走路走了几天,路途太难,而且这边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那时候都生了我了,妈妈终究舍不得扔下,所以又都回来了。”


从72年秋天到77年夏天,我混完了小学。


在这些日子里,我因为没有第一批、甚至第二批戴上红领巾,而品尝了自责和沮丧。唉,不算怎么好的孩子啊,同学间传说人都有一个档案,在学校的表现是要被老师记档案的,我表现挣得不太好,担心长大后在档案里变成了坏人;我们带小板凳坐在学校操场里开了不少批判会,看过贴在墙上的批判老师的大字报,我跟同学也动过脑子想写,但太小了写不出来就算了;我被选进学校宣传队,让我比较受宠若惊,我表演了活报剧“工农兵批林批孔”里的农。我们到处搜罗破铜烂铁交给学校,争当交废钢铁标兵,也满地寻找鸡屎鸭粪交给学校,争当积肥积极分子,干这些事还挺好玩的;我们瞄着过街的老人或小孩,想去搀扶体验一把雷锋的情怀,也巴望碰巧抓一个阶级敌人,做一回小英雄;我担心过美帝和苏修的敌机要来轰炸,也期盼过解放军炮火连天去解放台湾……


我妈经常差我去打酱油。酱油铺隔壁的烂棚屋里,住了一个浑身污垢的道士,道袍褴褛,发髻如一堆板结的毡团歪耸头顶。他像一付高细的架子一样,在街沿上大摇大摆地晃荡,要是多看他两眼,他就冲看他的人怪叫一声,把人吓得魂飞魄散。我就这么被吓过两回,所以,后来有一天,在小天竺派出所外面的大批斗会上,见人把他拖上卡车,头上顶着尖纸帽、胸前挂着纸板,被人推来搡去,我就懂得了“拍手称快”的意境。


上学路上常撞到外号“莽子”的一个人,嘴歪目斜戳在路边恨着。听大人说武斗时他的头被一颗流弹擦过,还流了些脑浆出来,虽捡了条命,可人就这样废了。“莽子”是一个危险的火药桶,我们千万不能招惹他。他的呆滞激发着少年人捉弄的欲望,可他的爆发是难以预料和躲闪的,所以最好还是躲远点。


有一天我妈从单位回来说,有个男同事自杀了。大家都说他是畏罪自杀,因为他跟一个有夫之妇“乱搞男女关系”,单位上正要处理他。他是单身,跟一个孤老太太分住在一套集体宿舍里。那天,老太太听见隔壁的他好像在床上滚来滚去,折腾的动静很大,还问过他:“刘同志你怎么了?”他说肚子痛,老太太去卫生科找来医生,掀开被子满床是血,人已经不行了。


我们小学在锦江河边,下游有个糖果厂,经常顺河飘来甜味。虽然城内所有下水道都通往这条河,河水也没有现在污浊,还可看见流水下的卵石。有几次,我们在水畔看见了随波晃动的初生婴儿尸体。男孩们兴奋地用石子砸向玩偶般小小的尸体,红领巾在灿烂的阳光下,随甜风飘扬;女生们故作恐惧地尖声嚷嚷“私娃子!私娃子!”旁边还立着一些看热闹的成年人,他们蹩着嘴轻蔑地说:“肯定又是哪个不要脸的知青,生了私娃子扔在河里……”我问过我妈啥是私娃子?我妈说没结婚、乱搞男女关系生的娃娃就叫私娃子。再问她就凶我:“你还小,不要问这些!”故而,我首先搞不懂结婚跟生娃娃有什么关系?其次,什么是乱搞男女关系?再者,没结婚生的娃娃为什么要扔到河里,像扔一件脏东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这么纳闷。


那几年里我父母偶尔要提起,没生我以前我妈身体不好,不打算生孩子了。我爸在阿坝藏区搜集标本时,差点收养一个三岁的藏族小孩。说他叫扎西,虎头虎脑很可爱,是一个私生子。他妈妈长得漂亮,给一个县城的汉族干部看上了,但那个男的不要这个孩子,所以扎西的妈妈打算把他送人。我爸跟扎西的妈妈讲妥了收养的事,这位母亲也觉得扎西跟着省城的大学老师,就能过好日子了。我爸回成都给他办户口,派出所和单位都说:一则这是个私生子,怎么上户口?二则,还是阿坝那个旮旮里的,那时候没有“特殊”理由,要上城市户口岂不是妄想?我爸去阿坝给那位母亲回了话,也给扎西买了一套新藏装,收养一事只好作罢。后来听说扎西被阿坝县城的一对夫妇收养了。父母讲这个故事的收尾往往是:“……不然你就有了一个藏族哥哥。”


藏语“扎西”的意思是吉祥。


尼玛比我晚一年上小学。


“我起先盼着快点长大,这样我就可以上小学去开心了。真正上了小学后,记不住老师教的东西,早上学了晚上忘,心里就紧张,又觉得还是跟邻居的孩子一块儿玩更开心。


我们乡在一个山沟里,我家在靠沟头的一村,洛珠住在沟里的二村,跟我妈妈的姐姐是一家人,也有好几个孩子。洛珠有时候来我们村,有大人告诉我他是我的爸爸。我问过我妈,妈妈也说是的。他有时候看见我,走过来想跟我说话,我就扭头跑掉,觉得他是生人。


洛珠的老家在青海,是牧民。有一年他一路磕长头来拉萨朝圣,磕了一年多到了拉萨,朝拜了大昭寺等拉萨的很多圣迹。回去的路上走到大悲寺,皈依了大悲活佛,成了在护法殿里搞卫生、负责供灯、供净水的小沙弥。


解放军来的时候,尊者达赖喇嘛去了印度,大悲活佛也离开寺庙去了印度。那时候洛珠正在闭关*,没能跟随活佛去印度。没过多久,寺庙里来了很多人,他们也是藏人,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把镶嵌满宝石的上千年的佛像砸得稀烂;把一尊尊金佛铜佛,里面装藏有古代经卷、历代高僧舍利等各种宝贝也砸得稀烂;把上千卷的经书、无数幅羊皮或丝绸唐卡都烧了,把喇嘛上师斗了打了,最后把寺院也给烧了……所有出家人都给赶出寺院,必须还俗,不许再当喇嘛,所有人都不许信佛拜佛了。洛珠从寺院出来后,也无心回青海老家了,路途太远而且到处都很乱,不想走了,就在大悲寺下面的村子里待了下来。


那时有很多像洛珠这样被赶出寺庙的出家人,很受人欢迎。因为他们单身,老家不在当地,无牵无挂是很好的劳力,又做过喇嘛,有学问,那时尽管不许人信佛了,可人们心底对三宝之一的僧人还是尊敬的,女子们都愿意找这样的男子。姐妹多的人家,几个姐妹就都选同一个男子。以前藏人兄弟共同娶一个妻子,或姐妹共有一个丈夫,都是很自然的事。大家一起干活,共同养育孩子,共同侍奉老人,共用家里的器具,过节时一个大家庭也很热闹。我妈妈跟她姐姐都喜欢洛珠,可是汉人来后就不许这样了,政府派人跟他们说只许一个丈夫一个老婆,明令他们分家。这样他们只好分家,我爸洛珠跟我妈的姐姐一块儿成了家,住到二村去了。


逢年过节我们村的人要跳歌桩*,唱酒歌,舅舅和妈妈都爱唱,一边喝酒一边唱,大家平日放牛羊时也喜欢唱歌,歌词曲调都是即兴编的,歌声在山坡上飘。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和跳舞,很高兴。六一儿童节我还被老师选上唱了民歌,跳了歌桩。学校上音乐课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唱才旦卓玛的歌“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什么的,让我觉得毛主席很好。我们还学了一支汉歌“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都唱成了“学习雷锋好朋友”,里面汉语的意思没搞懂,老师解释说雷锋经常帮助别人,心肠很好,是个善良人……


那会儿有人说庄园主坏,以前我们农民辛辛苦苦种了青稞,都得交给庄园主。起先我不太相信,觉得我没亲眼看见,后来上学,学校当官的这么告诉我们,老师也这么讲,我就信了。我想,我们辛辛苦苦种的青稞,凭什么都交给你呀?


我们村也有一个庄园主,个子很高,白头发长胡子,人们说以前他是我们这个地方最大的庄园主。他住在一幢大堡里,里头有五十多间屋子。解放后很多别人就住进了那个大房子,只剩了一间给他和他老婆、还有他最小的儿子。以前斗没斗过他我不知道,我见过一次。有一天,我们乡里和村里的干部过来了,给他戴上一顶纸帽子,胸前挂了纸牌子,把他打扮得怪里怪气,然后开会,大家打他骂他。我原本想“你做了不好的事,别人打你可能是该的吧”,觉得好像也很恨他似的。可是看到他最小的儿子,年龄跟我一样大,站在他爸爸旁边哭,我心就难受起来……后来我跟那个小儿子成了好朋友,我俩喜欢去村口的水塘边玩,用沙子砌院子跟房子,找一些小石头代表羊和牦牛,推着大一点的石头当开车。有大人责怪我不该跟他玩,他也问我:别人都不跟我玩,你为什么愿意理我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就觉得你可怜。


那次斗争会一年多以后吧,庄园主和他老婆都死了,他的小儿子也离开我们村,不知道去哪儿了……


村里有人死后,都送去天葬台喂鹰,一直都是这样,文化大革命里也是这样。很多村没有天葬师,可是我们村有一个,他以前也是大悲寺的喇嘛,懂得天葬的所有仪轨,因此周围所有村子里,若有人家死了人,都请他去,包尸、背尸、切尸都是他。那会儿喇嘛都还俗了、也不许念经了,死者亲人就托咐他好好切,喂鹰的时候还是念念经超度超度吧。死者亲人在远处,见他简单地做过这些仪轨,就比较安心了。


我年纪小,听说村里死了人很害怕,晚上睡不着,心想改天我死了怎么办呐?我问过外婆,外婆说你不要做坏事,常常念六字真言,虽说现在不许念,你还是要悄悄念,念了就有很好的来生。死了把身体喂鹰,也是做好事,喂鹰的先生还会帮你念经,让神鸟带你去很好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我虽说仍然害怕,但感觉好多了。我还想了:很好的地方在哪里啊?长大以后我要去看看。


我家有一匹白马,我最爱它。它很高,跑得很快。我喜欢踩着家门前的大石头爬上它,骑着它去河边喝水,带它吃草,跟它说话,我们玩得很高兴。后来它病了,痛得在地上滚来滚去,我就在旁边一边念六字真言一边哭,白马也哭,眼泪像外婆的佛珠一样,我给它擦眼泪。几天后它死了,舅舅用牦牛把它托到山后没有人的地方,说山上有狼和野狗,天黑后会去吃它,那是白马的功德,但愿它来生不再是马。舅舅说村口以前那个玛尼堆*,现在还有人偷偷放石头,你也悄悄去放一个,心里想着给白马念玛尼,别哭了哦……


有段时间不知为何,西藏话题好像比较频繁。


一天小学老师也带我们参观了解放农奴展览。参观完后老师交待几句,解散学生各自回家。我们几个同学结伴而行,嘴里人皮鼓、人头碗、人油灯地叽叽喳喳了一路。我觉得这次参观展览让我们格外来劲,比别的忆苦思甜教育刺激多了,可谓激动童心,小小灵魂五味杂陈:


我们夸张地瞪大眼睛、尖着嗓门儿说着“人皮、人油、哇太坏了、太吓人了”这些字眼,带着一种咀嚼玩味的感觉,就像现在我们看恐怖片所体验的自虐式快感,我们的话题和想象力都朝着人皮鼓、人头碗这些事展开,而对皮鞭、脚镣手铐、刀枪这些东西兴味索然,也对解放军的战斗故事无甚兴趣……


也许通称“匪”字的缘故,在我的联想中,被展览称为叛匪的西藏抵抗者的形象,与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那些面目猥琐丑陋,邪恶而且无能的土匪形象联系起来了,我想象的“叛匪们”都跟智取威虎山里的匪一个鬼相;我想象中的叛乱总头目达赖,不单跟土匪头子座山雕类似,而且因这个“赖”字,与“癞痢头”、“无赖”、“癞皮狗”有了关系……


我们觉得,西藏那个地方的坏人比我们这里的坏人更坏、更残忍、更可怕:我们这儿的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最多是爱用皮鞭打人,不给长工吃饭,即使打死人也是用枪打死的,座山雕模样看起来凶狠阴险,但不晓得他坏在哪儿,只因英雄杨子荣和解放军要消灭他,所以他肯定是坏人;而那个同样青面獠牙的土匪头子达赖,他跟他那些土匪们可是用人头碗吃饭、用人油灯照明、用人皮蒙鼓面敲着玩的令人惊悚的恶魔……


我们虽小,然而生命的本能使我们充分理解逃出生天的庆幸,和救命之恩的重大,因此我们觉得那些头发蓬乱、身裹脏污皮袍、弓着腰、手捧哈达的奴隶,对解放者的感恩之情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我们理所当然地,不会把他们的救星和解放者联想成汉族之外的别人……


我们那儿叫光明路,是川医教工宿舍区,左邻右舍多是医学院老师,也有附属医院的医生。吃晚饭时大家喜欢端碗坐在院中,侃些“一双绣花鞋”之类的演义。一天傍晚东拉西扯中,话题不知怎么侃到了“藏蛮子”,我跟邻居小孩们散在四周,一边玩一边挂只耳朵听。


有人说听说某个地方,一个藏人和一个汉人打架,藏人把那汉人杀死了,因为国家有民族政策,优待少数民族,结果这藏人就没给枪毙;另一个人又说,某单位招待所住了一个藏人,上食堂买饭从来不排队,大摇大摆直插队列最前面,没有人敢指责,都瞪着他腰间挂的那把藏刀,怕他恼了捅人;我颇喜欢的邻居韦阿姨,靠在一把竹椅上,也说她的同事亲眼所见,在公共汽车上,一个摸包的小偷摸到一个藏人,被藏人察觉了,只见藏人拽着小偷,问他用哪只手偷的,然后从腰间拔出藏刀,在小偷那手腕上划了一圈,刀尖一挑,手筋就断了,小偷的手立马成了缩起来的鸡抓样,派出所来人把小偷带走了,但没把那藏人怎么样。“这下那爪子再没法偷东西了”、“小巫见大巫”、“恶人有恶人收拾……”韦阿姨的这个段子让大家比较爽,主要是时日艰辛,小偷又猖獗,被小偷摸了包,钱和粮票没了,就是开不了锅的灾;话里也有点儿只有藏蛮子才干得出这么狠的意思。


众人还七嘴八舌补充了“巡回医疗队的人回来说,藏人不讲卫生,吃生肉、喝生血、身体里的寄生虫多、乱搞男女关系,性病多”等医学内行信息。大家也啧啧感叹民族政策如何优待少数民族,有汉人不能享有的诸种待遇,汉人若跟少数民族发生冲突,肯定是汉人吃亏,因为民族政策的关系,就算汉人有理,少数民族也不会受到多大惩罚;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人干部,说话行事都得比这里更加当心,在这里不算个事的,在民族地区就可能惹祸,被解官降职发配了等等……虽然大家没敢明说,但听起来这民族政策完全不公平,党对这些少数民族太偏袒骄纵,管教也不够狠。


大家也尽力理解了国家的苦衷。有说少数民族都有点儿野、落后、不开化、也不听话,小器过敏动辄闹事,政府不好管理;有说藏蛮子是最野的,也最爱闹事的;有说少数民族还很狡猾,利用民族政策故意找茬,因为国家为了安抚他们会给更多支援优待,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有说这个民族政策,还是体现了政府的智慧和仁政,一来为了感化少数民族,二来汉人站绝大多数,应该大度些……


“藏蛮子”,小孩子们都知道“藏蛮子从不洗澡,一身臊臭”、“藏蛮子惹不得,身上都带了藏刀,一惹到就杀人,捅死了人不偿命!”我私底下问过我妈是不是真的?我妈首先说“藏蛮子”这种称呼是侮辱和歧视,不能这么说;然后她解释道,主要是藏族地区封闭落后,就在解放前,他们还有砍手抽筋、挖眼睛、剥人皮这些酷刑呢,所以解放后有很多从旧社会留下来的恶习,要慢慢感化和教育他们。政府制定了民族政策,我们要理解和支持,不能随便乱说,你爸爸在这件事情上就吃过苦头。


我妈给我讲的往事是这样的:搞“串连”的时候,你爸他们系上的有些学生,准备到甘孜、阿坝藏区去串连,学生们都很兴奋,那些女生把去藏区串连,当成革命浪漫主义的事情。你爸爸之前搞巡回医疗和研究,去过甘孜阿坝,比较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藏族人的思想确实比较落后,普遍乱搞男女关系。我们国家一夫多妻是解放前的、封建落后的事情,性病也是解放前的事情,解放后就绝迹了,但是那些藏族人还有很多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现象,乱搞男女关系,性病很多,啥子是性病?这个……这个…….你现在还小,长大以后就懂了……你爸出于好心,告诫那些女生,不要太革命浪漫主义,在藏区串连的时候要当心,不要单独外出东跑西逛,藏族人有调戏女人的风俗,谨防被抢去遭到强奸。系上有两个人想整你爸,故意挑动群众斗群众,把你爸的话给民院的藏族学生讲了。尽管你爸是出于对学生的关心,尽管他说的实事求是,但还是有两百来个藏族学生,跑来川医闹事,说你爸破坏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要把他揪出来。那些年批斗打死了很多人,你爸要是被揪出来了,也很可能被打死。那个传话的人可能怕出人命,又跑来通知你爸躲起来,你爸跑到亲戚家躲了一个多月,你那会儿才几个月大……


我妈讲的这事对我刺激比较大。想到我爸差点被那些红了眼的藏人拳打脚踹而死,那些从剥皮抽筋的、人头碗人油灯的奴隶社会过来的人,那些落后还要护短的蛮横的人…...那个时候,不要说西藏,即使四川的甘孜、阿坝藏族自治州,离成都好像也有万水千山之隔。除了展览上的照片、小人书和电影里那些感恩不尽的翻身农奴,我还没见过一个藏人,但我已经开始反感和畏惧藏人了。


我想:幸好他们没能收养那个叫扎西的藏人小孩,不然指不定他会成个什么古怪的人,我肯定也会跟着被大家瞧不起的。


尼玛也念村小三、四年级了。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汉人。那时难得有人来村里放露天电影,几次放的电影都一样,但看电影是稀奇的事,我们还是很兴奋。从电影里我看见了很多汉人,他们全是好人。电影说旧西藏有奴隶主,是很坏的人,我就很恨奴隶主;后面演到解放军来西藏的时候,我就开心起来,解放军打败了那些坏人,还帮农民干活,我们种的青稞都是自己的了,我想解放军都是好人啊!电影里新旧社会的对比,让我觉得现在比过去好,都是汉人解放军带给我们的,他们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我也有感激的心情。


除了电影上的汉人,我还认识几个汉人,我觉得他们也是好人。我们家乡靠近青藏公路,附近建了一座大水泥厂,汉人开大卡车来回拉水泥。对小孩子来说看见汉人很新鲜,我也喜欢他们开的大卡车。他们给我们这些小孩饼干,糖,也开车带我们去玩,我们以前没吃过糖,也没坐过车,所以我们很开心。


我们在河边放牛的时候,也碰见汉人提着水桶来河边钓鱼。我们是不吃鱼的,但我早就听说汉人吃鱼。我们这些小孩们围着看他们钓鱼。那些鱼很大,好像都特别笨,容易被穿住,汉人一拉,就看见鱼嘴挂着钩,鱼在使劲跳,很痛的样子,我的嘴好像也痛起来。我们村逢年过节杀羊、杀牦牛,我也不敢看,觉得很痛。我们不想他们杀那些鱼,就趁汉人没注意,把水桶踢翻,让鱼跌回水里,我们赶紧撒腿跑了,听见汉人在后头大骂。下次再见面也没事了,看他们钓鱼的时候,他们就瞪着我们说一通话,汉话听不懂,应该就是不许再捣乱的意思吧。我很喜欢他们。


我没有看过解放农奴展览,农村可能没有这种展览,也从来没听大人说过剥皮、人油这些事情。肯定没人愿意说这种话吧,因为事实不是那样的。我这年龄的小孩虽然不懂寺庙被砸以前的事情,可老一辈人都知道,连我的两个姐姐都知道,像我爸爸这样还俗的人也很多,他们不会相信的。


我最想去的地方当然是拉萨!从小就听家人说拉萨,拉萨有布达拉,以前是尊者达赖喇嘛住的地方,里面有很多宝贝,尊者达赖喇嘛去印度了,他是我们神圣的佛,我们称他嘉瓦仁布切。还有很多大喇嘛,比如大悲活佛这样的也去印度了。他们说你要是乖,我们就带你去拉萨,看布达拉。我没问过为什么尊者达赖喇嘛不在布达拉,大人们可能觉得我不会懂,也没讲为什么他去了印度。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从没听任何人说他不好。我们小学课本上也画有布达拉,邻居有小孩去过拉萨,回来主要讲拉萨有卖糖跟冰棍的铺子。我非常非常想去拉萨。


有几天,乡里村里,人人都在身上戴了白花。小孩跟大人一块儿,走了很远到一片草坝子上开会。我们全家,外婆、舅舅、妈妈、姐姐和我,也在胸口上别了一朵白纸花去了。人群前头摆了一个笑眯眯的汉人老头的像,大家都在朝着他哭,叫他毛主席,说毛主席圆寂了。原来他就是毛主席呀,我看见大人都在哭,也就跟着哭,心想外婆、妈妈都哭了,毛主席是不是我家亲戚呀?”


医学院解剖楼弥散着这种味,这是死亡的味道,也是防腐的、科学的味道。那天,我家屋里也弥漫着这股刺鼻的福尔马林怪味。那是因为我父亲刚出差回来,他所搜集的植物标本都用福尔马林浸着。这回他还带回了三条蛇,也浸在福尔马林中。他在阿坝的某座山上,一块大石头下面,发现了绞成一堆的冬眠的它们,当即决定收为标本。于是,他从工作箱里拿出注射器,抽了一大管福尔马林,拎起冬眠中动弹不灵的蛇,直接把防腐液注入它们腹中,装进了也灌有福尔马林的塑料标本袋。


昏黄的灯光中,我躺在小床上,听他跟我母亲闲扯着这几条蛇的死亡。那会儿大多人家只有一间屋,我们一家三口仍然同居一室。他提到藏族向导扎平,说小伙子两三周来一直陪着他和助手小王,带路扛包人很不错,就是有点小气。


“我们回来的前一天,在招待所收拾器材和标本,扎平也来帮忙收拾,提出‘你们要走了,我们一起吃个饭。我让老婆煮点肉,备点酒。’我们答应了。谁知忙到很晚还没收拾完,我跟扎平说:实在没时间了,你的盛情我们心领了,饭就不去吃了吧。他一句话没说,跟我们一一握了握手就回去了。我想糟了,这下得罪了。晚上收完东西已经快十二点了,我跟小王说还是去扎平家吃饭吧,小王说这么晚了合适么?我说合适,他肯定会很高兴。果然,去到他家,全家都睡了。我们喊门叫醒他,说我们是来吃饭的。他高兴得把老婆娃娃全叫起来,让娃娃一一喊了叔叔问了好,再撵回屋子接着睡,老婆留下烧火热肉,他陪我们吃喝。老婆端上来的手抓肉,就只在白水里煮过,也没什么佐料,气味大得很。小王担心肉不新鲜,怕吃了拉肚子,我说:吃,拉肚子也得吃,不然又要呕气!”


我妈是我爸忠实的崇拜者,听了这个龙门阵,对我爸的应对处事好像颇为佩服。我的小脑瓜所能理解的,是我爸这回把民族政策搞懂了,若藏人请你吃饭你一定得去,半夜都行,肉是臭的也得吃,这样就能把藏人哄高兴。


我妈又问起:“听说藏族人死了不是埋,也不是烧,而是扔到野外喂老鹰,是不是啊?”我爸说他在山上采标本时,躲在远处窥见过,藏人忌讳多,不许外人看。他看见的是,那些藏人先把死者手脚砍断,然后扔下悬崖喂老鹰。我妈说好可怕啊,太野蛮了;我在小床上也骇得头皮发麻。我爸说那些地方,树木都长不了,啷个烧嘛?我妈说那就埋呗,我爸说也还跟他们原先信喇嘛教有关,认为喂了鹰,鹰飞得高,就把灵魂带到天堂了。我妈就感叹道:唉,封建迷信,原始的陋习。


毛主席死了。我一方面有点儿惊讶,毛主席也会死?一方面遗憾得很,觉得可惜他活着的时候没见过;我还很担心国家变色,我们要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与邻居小朋友一道去上学,袖管上笼着黑纱,胸口别着白花,手里还捧了一篮子白花,那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在家折白纸花,然后带到班里扎花圈。去学校路上,两旁都贴着白色的、黄色的大字报,写满了歌颂和追悼;上方横拉着一条接一条大标语“巨星陨落,举国同悲”、“永垂不朽”什么的,装饰着黑绸飘带跟巨大的白纸花……那个藏族小男孩又从他们住的房子里头串出来,拦在路上,笑嘻嘻地等着我们。


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藏人,近距离,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他们住在光明路食堂隔壁的一间偏房里,房子外墙上也被糊满了歌颂和悼念标语,白白黄黄一片。人们甚至不能确定他属藏还是汉?他母亲是从甘孜来川医的进修医生,齐耳短发,戴黑框眼镜,穿得跟我们一样,跟人打招呼说的是汉话;小男孩穿着新崭崭的汉族娃娃穿的童装,胖乎乎圆滚滚,肤色黝黑,脸包上有两团红扑扑的“高原红”;是那位照顾他的老妇,她穿着藏装,腰上系着横条错落的围裙“邦典”,灰白的头发与几缕彩绳绞成辫子盘在头顶,让人们猜测小男孩的爸爸是藏人?亦或那位进修医生母亲也是?我们这些小孩不那么啰嗦,直接把他看成了小“藏蛮子”。这个小“藏蛮子”有时会串到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朝我们嗷嗷欢叫……


我们这帮小孩是金辉、小青、我和李艳。那时我已经听过大人议论李艳妈妈上吊的事,据说她妈妈上吊的第二天,上面就来通知说给她摘帽子了。为此我扼腕叹息了很久,以为领导要是早来一天,李艳的妈妈就不用上吊了。


猛然看见那个藏族小孩,我们像前几次一样,惊喳喳地尖叫起来,跺脚嘘他像嘘一条拦路的狗。这是我们上学路上的一道惊险的关隘。碰不见他我们觉得少了点刺激,碰见他我们又紧张,脸色刷白拼命绕过他的追逐。在我们眼中,他不是一个小孩,而是一个神出鬼没的小“藏蛮子”,一种异类的小崽,目前尚未构成真正的威胁,但长大后就会像“莽子”一样危险。


小青和李燕已经灵巧地绕过他,跑到远一点的地方了;我因为捧着一篮子给毛主席的白纸花,跑了两个S行竟被他揪住了衣襟,其实仅仅揪住那么一瞬,但不知怎的我觉得那像一只张着长指甲的狼爪,我歇斯底里地将花篮朝他扔了过去。花篮在他头顶上颠了一下,与白纸花一堆扑簇簇滚落下地,负责断后的金辉冲将上来,一边吼叫一边朝他挥拳,做了个要揍的姿势,小男孩咯咯咯的笑声停在了他惊愕的小脸上。


小男孩的奶奶或外婆走了过来,她布满青筋的双手在邦典上擦了擦,嘴里咿咿唔唔对他说着什么,怜惜地抱起他,转身穿过密密叠叠的挽联条幅、和随风飘舞的黑绸白花,朝他们被糊满了歌颂、赞美和哀悼的小屋走去。


尼玛说:“小学快毕业前,有一天我妈终于带我去了一趟拉萨。我二姐在拉萨念农牧中专,妈妈带我去看她,给她捎些糌粑、奶渣什么的。我们天没亮就起床,那时没有去拉萨的公共汽车,整个西藏车都很少。我们是走路去的,走了好几个钟头。姐姐学校的老师是汉人,他人也很好,来姐姐宿舍陪我们说话。他说我姐姐成绩好,让我妈妈放心,她是个好学生,以后有前途。我很为姐姐高兴,心想姐姐以后可以做国家干部了,生活不用愁了。


然后妈妈带我去了大昭寺,好些殿堂不许进,我们在外面拜了拜,绕着八廓转一转。那时有不少人也在外头拜,也转一转八廓。妈妈嘴里一直轻轻念着玛尼,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有了念玛尼的习惯。我们又去了布达拉红山下,绕着布达拉转了转,一边转一边念玛尼。布达拉是那么美丽,她的洁白似蓝天下熠熠闪光的白螺,她的绛红若云彩中熠熠闪光的红宝石。我心里想:我来到了布达拉,可是尊者达赖喇嘛为何没在这儿等我们呢?他是我们神圣的佛,为什么去了印度,不跟我们在一起呢?尊者达赖喇嘛还会回布达拉来吗?”




未完待续

转自唐丹鸿博客:挂在轮回的脐带上http://www.bullogger.com/blogs/danhong/archives/28590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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