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0日星期五

达赖喇嘛尊者在温哥华首届“汉藏讨论会”上的讲话


达赖喇嘛尊者在温哥华汉藏会议上 照片拍摄:朱瑞

2009年9月28日,加拿大首次汉藏讨论会在温哥华召开。达赖喇嘛尊者微笑着,合十躬身,走进温哥华四季酒店二楼会场,对一百多名起立热烈欢迎的与会代表,用汉语说:“你好!请坐,请坐!” 并用藏语发表了讲话:

与这么多的华人朋友在这里见面,首先向你们问好!

作为流亡者,虽然我离开了家园,但是获得了自由,五十年了。你们也在温哥华享受着自由。然而,我们的血、肉、身躯,这三方面,源于家园。所以,我是藏人,你们是华人,不管在哪里,这一点,有生之年,是不会变化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忘记自己的家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口最多、历史悠久,有五千多年文化历史的国家。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重要的,将来,也会很重要。把这个强国变成真正缔造和平、利益世界,而不是让世界恐惧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

再过两三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那一边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庆典和非常严厉的管制。

最近,我与一位汉人见面时谈到,每逢庆典,都是人们特别欢喜,高兴的时刻。我在印度生活了五十年,不管那里举行什么样的庆典,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就是兴高采烈。没有人这么不安。比如,印度东西南北各个地区的语言不同,文化也相对不同,都说自己的语言是最好的、最丰富的,但彼此团结和谐、平静安定,所以没有必要担心印度会分裂。虽然有点儿克什米尔的问题,但这是由于巴基斯坦而引起的。中国境内,为什么会那么紧张和恐惧?

把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一个真正和平的、让民众快乐的国家,是我们共同的工作。我经常对华人朋友说,如果有一天,人们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超级大国,内心就充满了喜悦时,我们西藏留在中华人们共和国,才会感到自豪。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使人恐惧和不安时,不仅说明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在遭遇苦难,你们这些海外的华人朋友以及中国境内的汉人同胞也同样在遭遇苦难,所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

有关西藏问题,一会儿提问时我们可以讨论。首先我想说的是,中国一定要变化,但这个变化有必要循序渐进。比如前苏联发生的突发性变化,就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我希望,由共产党自己带头,首先在党内进行民主改革,然后带领社会改革,这是我的希望。

逐渐地走向民主化以后,共产党也可以光荣地退休,这是非常好的。比如我自己,处于半退休状态,已经十年了,这很好。有的人,自己快要死了,还在紧紧地握着权力不放,心胸过于狭窄了。

令我们失望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大量歪曲的宣传,造成汉、藏民族之间,不必要的误解和隔阂。比如奥运会,当初讨论主办权应给予哪一个国家的时候,我就支持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历史悠久……后来,奥委会的一位成员也说,“因为达赖喇嘛的支持,使中国在最后得到奥运主办权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如此,中国政府一再说我们反对奥运。当时在巴黎和伦敦发生奥运火炬事件后,我还特别向藏人呼吁:“不要反对奥运,那是中国人的自豪。”

不久前我去台湾时,大概有五、六十人在抗议,说我是分裂者。我就讲,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享受言论自由,真的很高兴,我还说:“如果你们能把在台湾享受的这种言论自由,带到中国大陆,是非常好的。”

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关键是不了解真实情况。因此,去年3•10事件发生后,我呼吁:藏人与汉人应当接触、了解,凡是有汉人和藏人的地方,就要成立汉藏友好协会,进行讨论、对话。

在过去一年多里,我在很多国家,都努力与当地的华人,特别是学者、学生们进行接触,大概会见了几百人。今天,有机会和大家见面,我非常高兴。也感谢你们这些筹办讨论会的成员。

有什么问题、建议,都可以提出来,甚至批评也可以提出来。毛泽东说,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共产党中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同游鱼离开了水一样,所以,我们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笑)。

(根据录音整理:朱瑞)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2009年10月29日星期四

西藏佛教教义的真伪


西藏萨迦寺经书墙一角(图片来自《人民网》)

构成西藏佛教教义基础的所有宗规显教和密教是由佛祖释迦亲口传授的。而且印度的学者们进行了三方面的详查,以便确定显、密二宗的含意和真伪。伟大的尊者和瑜珈者们也都是通过修习这些深奥的教义而得到启发的。最后,像菩萨一样慈悲的藏王、杰出的大臣,以及富有同情心的译师们,为了获得佛学的真谛,甚至从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就更不用说金钱与财富了。

西藏的学经僧人曾多次前往印度、尼泊尔求取真经和口头流传下来的教谕。尽管在往返途中历尽了千辛万苦,但是,这种往来犹如两国之间长流的河水,川流不息。他们在高僧名师的指导下研习和修炼。并通过各种方式满足这些大师,听取大师宣讲佛经,再将佛经译成藏文。

西藏佛教徒聆听佛理,在这个基础上,思考教义,修习佛法。除了这种真实的教义之外,西藏喇嘛从不传播任何专横武断的教义。

如果西藏的尊者对某一教谕产生疑点,或对某一出处必须在教义讨论中进行探讨时,他们总是想到:“这是否是佛主释迦所言?”或“这教义是否由印度大师所传?”我们总是这样对教义进行详查的。只有在确信某一陈述,为佛主释迦所言或由印度佛教大师所传的情况下,教义才得以确立,并作为真谛而接受。

——选自《智慧的窗扉》 作者: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

2009年10月25日星期日

朱瑞: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1652年,顺治皇帝与五世达赖喇嘛相见的情景。人物众多,场面宏大,在中国历史上,哪一位郡长、省长,有过如此殊荣?

不得不远嫁图博赞普赤松祖赞的唐中宗养女金城公主,正在观看可以映现中原双亲的宝镜,以慰藉她不尽的思念。

1252年八思巴与怱必烈相见,1259年,八思巴被封为国师。1269年八思巴创造了“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忽必烈下诏颁行,次年封八思巴为帝师。


浩瀚的西藏历史,如同印度、朝鲜、日本、蒙古、俄罗斯等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样,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因为与中国毗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中国历史碰撞的刹那。然而,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以武力占领西藏以后,为了宣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到冠冕堂皇地殖民西藏的目的,这段历史被不断地分解和改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下几个时期:


西藏图博赞普王统时期(中国唐朝)


二十世纪末,中国的中学历史课本中最醒目的彩图,莫过于松赞干布和文城公主了。似乎,西藏历史,除了这一页,就是一片空白了;似乎从一千三百年前的唐朝开始,因为公主的出嫁,西藏的一切,包括疆土,都归属中国了,却只字不提,在文城公主之前,松赞干布已有了四位王妃(西藏王妃、象雄公主、党项公主、尼泊尔赤尊公主)。


中国的文科考生,也把这段唐蕃“和亲”历史,背得滚瓜烂熟。因为,历年高考最有把握的拿分题,莫过于此了。至此,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今天,在西藏历史上,表现出的无知和偏执,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西藏,曾是一个威胁着中国的强大国家,特别是赞普王统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唐朝,西藏的面积,不仅包括安多、卫藏和康,还有拉达克、锡金,以及甘肃敦煌一带,这一点,我们仅从敦煌壁画中,就可见一般。所以,即使文城公主的眼泪都流成了倒淌河,滴滴回向长安,也不敢回头。


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清晰地记载:


“藏、中二国,各守目前所辖疆域,边界以东全部为大中国之地,以西,全部为大西藏之地……彼此不为寇散,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封境……如今政治如一,行此大盟誓约……”


随着唐蕃会盟碑的真实内容公诸于世,中共又把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神话,改写到了元朝。


萨迦王朝(元朝——蒙古帝国)


在蒙古入侵,中国王朝覆灭之时,西藏却作为蒙古的盟国,更加富裕和强大了。其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等,被尊为蒙古的国师,萨迦,从此成为西藏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达一百多年之久,萨迦王朝,在西藏历史上,光彩夺目。


蒙古王子额沁阔端就致函萨迦班智达:“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上师,在选择时,选中了你……我会将西方的僧众让你知照(让你管理西方的僧众)。”(摘自《西藏通史》恰白·次旦平措主编)


如果说蒙古帝国统治西藏,还不如说供养西藏更为合适。今天,拉萨的古懂商人,仍把萨迦看作一块宝地,常以低廉的价格,买到货真价实的久远的蒙古珍宝。


蒙古帝国时期,西藏人的地位之高,在达赖喇嘛尊者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一书中,可见一般:


“忽必烈入侵中国时,发生了一桩有趣的历史事件。忽必烈皈依佛教,并且有一位西藏上师,这位喇嘛劝这位蒙古领袖,不要为了控制中国人口,而将无数中国人丢入海中。这位西藏喇嘛救了无数的中国人的性命。”


帕木竹巴时期(明朝)


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共体制内史学家们的契而不舍,就又把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推到了明朝。理由是明朝沿袭了元朝治理国家的方式,并且,明朝永乐皇帝对西藏不同教派的佛教领袖进行了册封。


所谓的册封,实为相互赠送美名。另外,我们必须更正的是,西藏部分地沿袭了蒙古帝国,而不是中国的治理国家的方式。同时,蒙古民众,也沿袭了西藏的宗教,至到今天。


与中国明朝相对应的,在西藏,是帕木竹巴统治时期。两国往来并不多,只因永乐皇帝笃信佛教,于藏历第七绕迥的火猪年(1407年)迎请噶玛巴五世到南京。永乐皇帝和皇后向噶玛巴五世请求了诸佛教诫、金刚法界灌顶等教法。藏历水蛇年(1413年),迎请萨迦派的大乘法王贡噶扎西到中国,同年,又邀请格鲁教派的创史人,宗喀巴大师进京,不过,宗喀巴大师未能亲自前往,派弟子释迦也失进京,皇帝和皇后不仅亲自接见,还举行了盛大的接风宴会,并多次进行供养。(摘自《西藏通史》恰白·次旦平措主编)


在帕木竹巴统治时期,也就是中国的明朝,中国和西藏(图博)两国之间,基本上礼上往来,友好相处。正如尊者达赖喇嘛在日内瓦汉藏会议讲话中提到的:“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汉藏两个民族除了偶尔发生冲突以外,大部分时间,都以睦邻同胞之情相处,并在宗教、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交流和共同发展中,成为世代相续的朋友。”


甘丹颇章王朝(清朝)


与清朝历史相对应的,在西藏,正是甘丹颇章王朝政权时期,达赖喇嘛作为法王,成为西藏教、政的最高领袖。


不说顺治皇帝接见五世达赖喇嘛的规格,也不说慈禧和光绪,怎样向十三世达赖喇嘛保证和供养,但说中共坚持的驻藏大臣说,也不过是个象征,最多,西藏和中国之间,算是“番属”关系。


驻藏大臣多为在中国犯了法的皇亲国戚。《刺刀指向拉萨》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驻藏大臣有泰,为了满足私囊,以欺骗中国和西藏噶厦两政府为主要事业,甚至在英人入侵之时,火上烧油,犒劳英人,引起藏人的不满和轻蔑,把驻藏大臣称作“装谎言的口袋。”后来,有泰在西藏,差不多沦为了只能靠借贷度日的乞丐。


最后一位驻藏大臣联豫,上书朝廷,建议把西藏变为中国的一个行省,甚至谎报资讯,请求出兵西藏。因此,赵尔丰、钟颖共率不足二千人,一路烧杀掠夺打进西藏(赵尔丰本人没有到过拉萨),公然违背慈禧和光绪的诺言。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


但是,清兵偷窃抢劫、自相残杀,为藏人所不耻。因而,藏历水鼠年(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西藏僧俗驱逐了清朝的残兵败将,并于当年的12月14日签订《藏中协议》,所有在藏的中国官兵及家属不得不离开西藏。1913年藏历的水牛年1月8日,十三世达赖喇嘛诏示西藏独立:


……几年前,四川和云南的中国当局努力殖民化我们,借口保卫商埠,派潜大批军队(1800人)来到中部西藏。因此,我和我的大臣们离开拉萨,到了印藏边界………我现在正准备把剩余的东部西藏多喀木的中国兵赶走。现在,中国人想把西藏殖民化的意图,正像天空的彩虹一样消失了……(摘自《西藏政治史》作者:夏格巴)


甘丹颇章王朝(中华民国)


藏历水鼠年(1912年)12月29日,西藏与蒙古签订《乌兰巴托条约》,主要内容为:“西藏和蒙古摆脱满清皇帝的权威,而与中国分离并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第一条:黄帽教法之主哲布尊当巴于铁猪年11月9日宣布成为蒙古国之君主,西藏领袖达赖喇嘛对此予以承认和接受;第二条:蒙古国君主哲布尊当巴接受和承认神圣的达赖喇嘛为自主独立的西藏国之君主……”(摘自《西藏的地位》作者:Michael C.Van Walt Van Praag)


藏历木虎年(1914年)7月3日,西藏与英国在印度西姆拉,签订了《西姆拉条约》,规定:“接受外西藏为自由独立之国,并尊重该国疆域之完整……不干涉外西藏的行政事物(其中包括达赖喇嘛的认定和坐床)……”


藏历火猴年(1917年),藏军与川军之间爆发战争。藏历土马年(1918年),藏军攻占昌都,并收回了马尔康、察雅、桑也、贡觉与德格等地。同年8月3日,刘赞廷与台克满、噶伦喇嘛强巴丹达正式在昌都展开议和,签订了《停战条约》,共十三款,以中、英、藏三种语文缮写,主要内容:


“自立此合同之后,类乌齐、恩迭、昌都、察雅、宁静、贡觉、武城、同普、邓科、石渠、德格、 白玉等县与该处迤西之地方,归藏官管辖,汉军文武官员不得驻扎该处境内。 驻扎南路之汉军,不得过金沙江之西;驻扎北路之汉军,不得过雅砻江之西。”


西藏与周边国家独立地签订条约的事实,可以上朔到1684年,西藏与拉达克之间签订的条约,1842年,西藏与克什米尔之间签订的条约,1856年,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签订的条约,1904年西藏与英国之间签订的条约等。不仅如此,1959年以前,西藏还有自己的政府、国旗、国歌、军队、法律(十善法)、度量衡、货币、历法、语言、文字,以及自成一格的教育体系……甚至西藏人出国,拿着西藏的护照!而这些资讯,是我们无法从中共的媒体和教课书里完整得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热振与达札两位摄政王之间发生冲突,一心夺回政权的热振,曾派人带着给蒋介石的信函和礼物到中国,向国民党请求援助,表达了一旦帮助取得了政权,将改变达札政权与英国的亲密关系,听命于中国政府,但是,国民党无力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沈崇濂,这位国民党驻藏办事处处长在位期间,亲历西藏噶厦政府与尼泊尔驻西藏大使馆和印度驻西藏大使馆的关系,远胜于中国,便提出改变西藏与中国之间的现状,致电蒋介石,提出从整顿西康开始:“……西康 所处地位及历史关系,对西藏最为密切,影响亦最大。现在西康到西藏邮路不通,寄封信都须通过印度,别的事更谈不到。中央应该彻底整顿西康,更换大员,并选拔人才,充实机构,对西藏方能有所作为。”“蒋介石交戴传贤和陈布雷两人出面回沈宗濂一电,主张维持现状,不宜多事更张。电文中有‘以无事为大事,无功为大功’之语”(《西藏从政纪略》作者:陈锡璋)。


但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个狂妄的独裁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入侵,使西藏丧失了独立地位,不仅如此,也使西藏的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亚洲,陷于紧张状态。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不是野心膨胀的梦魇、不是一厢情愿的演说,更不是一次晋见和一张地图就可以改变的。我们中国绘制的世界政区图上,直到上个世纪末,锡金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在喜马拉雅之间,却改变不了它早已成为印度的一部分的事实。还有,在中华民国的地图上,蒙古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其结果,显而易见,不过是愚弄自己罢了。

完稿于2009年10月25日

参考书
《西藏的地位》作者:Michael C.Van Walt Van Praag
《西藏通史》恰白•次旦平措主编
《流王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
《The Ful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Tibet in 1904》作者:Peter Fleming
《第五世热振•土登江白益西•丹贝坚赞传略》作者:热振•江白降村
《执振事件中我奔赴祖国内地求援的经过》作者:热振•益西楚臣
《西藏从政纪略》作者:陈锡璋
《黑色年鉴:高史坦与图博历史的否定》作者:嘉央诺布
《喇嘛王国的覆灭》作者:Melvyn C. Goldstein
《西藏政治史》作者:夏格巴
《我的国土和我的子民》 达赖喇嘛 著
《流亡中的自在》 达赖喇嘛自传
《西藏七年》 Heinrich Harrer 著
《西藏是我的国家》 Heinrich Harrer 著
《十三世达赖喇嘛传》 查尔斯•贝尔著
《鞑靼西藏旅行记》 古伯察 著
《西藏笔记》 唯色 著
《天葬》 王力雄 著
《我的探险生涯》 斯文•赫定 著
《雪域境外流亡记》 约翰. F.艾夫唐 著
《西藏的神灵和鬼怪》 勒内•内贝斯基•活杰科维茨
《康藏轺征》 刘曼卿著
《藏传佛教》 才让著

推荐阅读:

《西藏王统记》 五世达赖喇嘛著
《智慧的窗扉》 十四世达赖喇嘛著
《西藏政治史》 夏格巴 著
《更敦群培文集》 更敦群培 著
《朗氏家族史》 大司徒•绛求坚赞 著
《颇罗鼐传》 多卡夏仲•策仁旺杰 著
《土观宗派源流》 土观•罗桑却季尼玛
《青史》 廓诺•迅鲁伯 著
《红史》 蔡巴•贡噶多吉 著
《新红史》 班钦•索南查巴 著
《西藏度亡经》 莲华生 著
《噶伦传》 多喀尔•策仁旺杰 著
《勋努达美》 朵噶•次仁旺杰 著
《多仁班智达传》 丹津班珠尔 著
《西藏佛教密宗》 约翰•布洛菲尔德 著

2009年10月24日星期六

听西藏活佛开示禅定的意义和方法

禅坐是为了唤醒我们自己像天空般的心性,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真面目–不变的、构成整体生死根本的纯净觉性。

由于忙碌和散乱的心,长久以来我们就已经看不见内心深处的自性了,然而在禅坐的寂静中,我们却可以瞥见它,而且回归自性。我们的心,竟然无法保持片刻的宁静;我们心,竟是如此焦虑不安,充满成见,以致于有时候,我会认为自己活在现代世界的城市中,就像死后的中阴身似的颠沛流离,备受煎熬。根据一些资料说,多达百分之十三的美国人心理不正常,这个数字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说明了些什么呢?

我们被分割成许多不同的部分,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不知道应该认同或相信自己的哪一部分。这么多矛盾的声音、指挥和感觉争相控制我们的内心生活,让我们觉得自己散置各处,没有人留在家里。

而禅坐,就是要把心带会家。

禅定可以把心带回家,但首先要修习正念。

从前有一位老妇人来到佛陀面前,请问禅坐的方法,佛陀告诉她在从井里汲水的时候,手的每一个动作要了了分明,做到这一点,她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处在清醒和旷达的宁静中,那就是禅定。

当我在教禅坐的时候,我经常开头就说:“把你的心带回家,然后放下,然后放松。”整个禅坐过程可以简化成这三个重点:把你的心带回家、放下、放松,每句话重点都包含着许多层面的意义。

把你的心带回家,意思是透过正念的修习,把心带进安住的境界。其深义是把你的心转向内在,安息在心性之中。这本身就是最高的禅定。

放下就是把心从执著的牢狱中解放出来,因为你认识到一切痛苦、恐惧和挫折都来自执著心的贪欲。在比较深的层次里,由于你越来越了解心性而产生的体悟和信心,可以启发深广而自然的宽容心,让你解脱心里的一切执著,让心自在无碍,在禅定的启发中溶化掉。

最后,所谓放松就是心要宽广,放松心情。更深入一点来说,放松你自己,进入真正的心性,也就是本觉之中。这种启发的过程,在西藏文的意思是在本觉上放松。这就好象把一撮沙倒在平面上;每一粒沙都自动安顿下来。这就是你在真性中放松的方式,让一切思想和情绪自然地平息融入心性的状态中。

当我禅坐的时候,纽舒堪布的这首诗常常带给我很多灵感:在自然的大安详中休息吧!这个精疲力竭的心,被业力和妄念打击得束手无策,在惊涛骇浪的无情愤怒中,在轮回的无边大海中,在自然的大安详中休息吧!

最重要的是要轻松,尽可能保持自然和旷达。静静地从你习惯性的焦虑自我中溜出,放下一切执著,放松地进入你的真性里。把你平常的、情绪的、被思想驾驭的自我,想象成太阳底下的冰块或牛油。如果你正感到僵硬寒冷,就让这种侵扰在禅定的阳光下溶掉。让安详对你产生作用,以便将你的散乱心集中到安住的正念中,并在你的内心唤醒明见(clearseeing)的觉醒和观慧。你将发现你的一切负面心态全缴械了,你的侵扰溶解了,你的混乱慢慢蒸发了,如浓雾溶进你那广大无瑕、绝对自性的天空中一般。

静静坐着,躯干挺直不动,禁语,心情平静,让一切思想和情绪来了又走,什么都不要执著。

这种境界感觉起来像什么呢?敦珠仁波切经常说,就像一个人在野外做了一整天的苦工回到家,一骨碌坐到火炉前心爱的椅子里。他已经工作一整天,知道自己已经做完了想做的事;没有什么还要担忧的,也没有什么还未完成的,他可以完全放下一切牵挂,满足,自在。因此,当你禅坐时,重要的是创造正确的内心环境。一切挣扎和奋斗都来自狭隘的心境,所以创造那种正确的环境,有助于你达到真正的禅定。当幽默和旷达呈现时,禅定不费吹灰之力就生起了。

有时候当我禅坐时,我并不使用任何特定的方法。我只是让心安定下来,尤其在受到启示时,我发现很快就能够把心带回家和放松。我静静坐着,歇息在心性中;我不去怀疑是否处在“正确的”境界中。一点也不用力,只有充分的了解、清醒和不可动摇的笃定。当我在心性之中时,凡夫心就消失了。没有必要去维系或肯定自己的存在;我只是当下的我。一种基本的信赖就呈现了,不必特别去做什么。

王建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a58ffe0100grxi.html
转自《民间藏事》

2009年10月23日星期五

西藏流亡官方强烈谴责中共秘密枪决藏人



【挪威西藏之声10月23日报导】中共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周二(20日)对4名参与去年3月西藏抗议活动的藏人秘密执行枪决,引起西藏人民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强烈抗议。

今年4月8日,中共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纵火为罪名,对参与去年三月拉萨抗议活动的现年28岁藏人洛桑坚才和30岁的落牙判处死刑。境内消息证实,本周二上午10点钟,当局在拉萨秘密枪决了洛桑坚才、洛牙和据称一名拉萨尼木县妇女彭吉,以及另一名来自安多、暂未获知名字的藏人男子。消息说,当局已把洛桑坚才的遗体交给了他的家人,此外洛牙已被火化的骨灰也交给了他的亲属。

西藏人民议会昨天(22日)发布声明,对当局枪决四名藏人表达强烈悲痛和遗憾,并祈愿他们的亡灵超度到和平境地。

声明强烈谴责中共的这一非法行为。声明说,自去年三月事件后,中共当局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下,对那些就中共治藏政策表达抗议的藏人进行非法逮捕、监禁、虐待和判刑。

西藏人民议会呼吁中共停止非法行径,实现藏人合法的诉求,并呼吁支持西藏问题的国际各界对境内藏人当前苦难给予关注和发声。

西藏流亡政府也对中共枪决四名藏人表达强烈遗憾和抗议。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图登桑佩今天(23日)向本台表示,(录音)自由发表观点、和平展开示威是每个人的权利,而在西藏,藏人为了民族利益和特性表达抗议,却遭到监禁,甚至被枪决,这是过度严厉的惩罚。

图登桑佩表示,对于四名藏人的枪决,中共媒体却只字未提。中共在国内民众间隐藏自己犯下的罪行,反之通过白皮书大肆宣传藏人在西藏享有幸福及各项权利。事实上,仅白皮书是无法掩盖中共的罪行,以及在藏实施对藏人毫无任何利益的错误政策。

2009年10月22日星期四

达赖喇嘛:民主价值远胜经济利益

自由时报

(特派记者谢文华/印度达兰萨拉专访)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八八水灾后,应南部七县市首长邀请,远从印度赶赴台湾,为死者与生者祈福。短短四天单纯祈福行,却引爆国共联手打压争议,当时在小林村法会,面对中外记者提出诸多麻辣议题,达赖喇嘛乾脆地说:「要问政治问题,到印度来找我吧!」此次专访中,他强调,民主自由价值,远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也透露自己曾多次呼吁:「保护台湾的民主与自由,是自由国家的共同义务」。以下是记者十八日在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办公室进行的专访:

谈来台遇抗议人士

高兴他们享受台湾自由

记者问:与前两次(一九九九、二○○一年)相较,您今年第三次来台,是否感觉台湾有什麼不同和变化?

达赖喇嘛:这次是应灾区的邀请前往祈福,所以感受比较不一样,我个人觉得,到了灾区,心情比较感伤。另外我能够到台湾,跟很多同修、法师们一起祈福,从这个角度讲,我也相当高兴。

刚开始,我到台湾,有一些媒体对我比较犹豫不决、负面报导也有,也出现一些人抗议。一方面关於这些抗议的人啊,我觉得比较好笑,但是一方面,也觉得比较高兴,因为他们可以享受台湾的自由;后来我也跟他们讲过,他们可以把这个自由的环境,传送到中国去更好。

我到台湾后几天,媒体的报导愈来愈正面,可能是因为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我回到印度以后,台湾的陆委会在一个公开的讲话裡面说,「达赖喇嘛的访问,没有造成海峡两岸关係的影响」,我听到这个消息,也觉得比较欣慰。

问:对过去政治人物抢著要见您,这次却避而不见,您的看法?有感觉台湾社会氛围和过去有什麼不同?

答:我没有觉得任何的惊奇、没有觉得任何的惊讶,因为最近以来,海峡两岸的关係逐渐加强,因此使得台湾也获得一些实质性的利益,除了经济上的利益以外,民眾对中共恐惧的心,也比原来减少了一些。

当然我们也知道,政治人物为了保护他的一些相关的发展,跟加强双方的发展,他们要有些顾虑,这是我可以理解的。

论马政府与中交流

首要应先保护台湾民主

问:但是台湾有另一部份的人反而对现况更加恐惧,感觉中国加速想併吞台湾,因为马政府一面倒讲中共好的部份;对於台湾政府跟中共合作、交流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提醒?

答:我之前就一直在讲,未来台湾的前途问题,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所以你刚刚讲的,因为这样的交流而觉得更恐惧、更害怕的这些台湾人,在社会当中应该发出声音,当然在一些公开讨论裡面,也应提出来,社会必须多些讨论,这是很重要的。

我跟很多外国朋友见面时,不管是政府的或非政府的,在美国、在欧洲,我一再地跟他们讲,台湾跟中国之间,要建立一个特殊的关係,是很重要的,但在建立特殊的关係当中,必须保护台湾的民主,有这个必要!而且我跟这些自由国家人士讲,「保护台湾的民主跟自由,是这些国家的义务」,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呼吁。

问: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经济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考量下,採取「选择式的民主」,譬如在某种时刻,对达赖喇嘛就保持一个距离,简单来说,世界各国都要看中共脸色,这时要不要见达赖喇嘛?能不能见热比婭?您是否会觉得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民主大倒退?是否会为这种现象忧心?

答:世界上的很多事物,是相互连繫、相互有关的。佛法当中有讲一个道理,即因缘的关係,就是说,一件事情也好、一个事物也好,他是连繫到很多很多的事物跟事件,然而,这些问题是「复杂、复杂的(中文)」(呵呵呵)。我认为,这应该是由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作一些公开的讨论,透过发表文章的方式、透过对谈,透过各方面的讨论,这是很重要的。

经济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很实际性的问题,但从根本的利益上来讲的话,「经济的利益」与「民主的利益」相较,我觉得「民主的利益」更重要。「如果没有民主,就是有经济也没有用!」有了民主,应该会有更重要的发展;若没有民主,可能会失去更多创新的空间,当没有这种创新的空间、创意的空间的时候,经济跟文化的发展,可能会面对更多瓶颈,因为没有民主的国家和地方,权力都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

与中和谈西藏问题

中国民主化不是不可能

问:您来到台湾,谈及希望台湾去影响中国的民主,但连美国面对中共都不得不低头,而您与中共亦和谈了十七次,去年却仍发生西藏人民遭中共武警血腥镇压惨剧,您是否还相信中共?您是基於什麼样的信念与理由,认为中共的极权是可能被鬆动的?

答:共產党专制体制下,不是不可能解决西藏问题,可以找出双方都有利益的事,我们在努力;然而中国若能民主化,西藏问题,可能迎刃而解。近来我也见了中国知识份子、学者、专家,他们都有开明的想法,理性看待西藏问题,目前空间满大的,这在三、四十年前是不可能的事。三、四十年前,没有一个人敢见我,如果来了一个,回去可能就要被「劳改」(哈哈哈)。所以「(局势)一直在变化」。

西藏事件发生一年多来,三百多名海内外中国学者、作家、知识份子,在欧洲、美国、达兰萨拉,单独与我见面,他们都支持我主张「西藏自治」的正义中道路线。而去年三月至今一年多,支持西藏的中文文章将近七百多篇,有些人甚至支持西藏独立。

问:比您的要求更多?

答:哈哈哈,对啊,超出我所诉求的范围。

问:您从出生以来,从来没有机会选择您的人生,如果您此世不被认定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您曾想过希望当一个什麼样的人吗?

答:既然我是达赖喇嘛,就是达赖喇嘛,没有想过其他。我这一生有三个工作,一是提升人类的善性;一是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这两件事情,在我有生之年,都会尽力去推动。第三项工作,因为我是西藏人、是「达赖喇嘛」,所以我有义务与责任,为西藏人代言,不过,因为在二○○一年,流亡政府的总理已改为全民直选,所以现在我可以说,在这方面,处於半退休的状态。

── 原载 自由时报

法广中文部专访达赖喇嘛尊者

自2008年三月西藏危机发生以来,隐藏在中国崛起背后的政治诉求冲突、族群矛盾以及宗教信仰分歧等问题日益凸显。作为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追寻民主、自治和独立的象征,是中国与西方外交纠纷中的“争议性”人物,而在很多人眼里,他更是解决西藏危机的希望。

刚刚结束访美行程的达赖喇嘛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 印度达兰萨拉接受了本台中文部记者雅尼克的专访。
21/10/2009 10:01 TU

记者:2008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同西藏前途紧密相关的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即国际舆论所称的08年三月直到五月的西藏危机,第二件事是今年七月以来的新疆危机。新疆危机虽然同西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均显示中国汉民族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问题已经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您如何看待这两件事,藏民族是否应该寻求同维吾尔民族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争取更大的空间,无论是独立还是自治?

达赖喇嘛:关于新疆的这个问题, 我在1954年作为全国人民大会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见到一些新疆当地的官员。我当时就感受到这些官员他们内心中的痛苦,就是说对当局不满的痛苦。1959年,我离开西藏到印度以后,我们与新疆一些人也有接触,接触的次数也比较多,大家相互关心,同食同寝。大家一起叫苦,因为都有压力,都面临一样的状况。这些新疆人中,部分人一直认为应该寻求新疆的独立,而且就独立的手段上说,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所以我们之间的接触愈来愈少了,几乎没有很密切的接触。热比娅女士从中国出来后,我在美国与她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我们并没有详细地谈论问题。后来,在德国与其见面时,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讨论一些问题。当时,我把我的一些理念、想法非常详细地解释给她听。她非常清楚地对我说,支持达赖喇嘛所寻求的西藏自治方式。她认为新疆也应该寻求自治,就方式来说,她觉得应该是用非暴力的方式。她完全支持我的非暴力方式,觉得新疆的自治问题应该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新疆的“七·五”事件发生后,我在捷克布拉克参加诺贝尔获奖者的高峰会时再次与热比娅会面。那时,我们也谈到一些问题。当然,她充分肯定了我寻求自治的非暴力方式,她本人也觉得应该走这一方向。最近,热比娅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会议上,公开表示新疆的未来是要寻求真正、高度的自治。他们完全支持非暴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愈来愈走到一起了。

记者:请问您与热比娅在德国见面是哪一年的?

达赖喇嘛:2007年,在汉堡。

记者:也就是说,在不使用暴力这点上,热比娅夫人与您的观点一致?

达赖喇嘛:完全一样。

记者:自治问题上呢?

达赖喇嘛:也是一样的。有些人批评我与热比娅见面。他们批评说,热比娅在中国政府那形象很不好,特别是中国政府认为热比娅是恐怖主义的头目,认为达赖喇嘛不应该见她。很多中国朋友对我这样说。我告诉这些中国朋友,我见热比娅,其实帮助了她,使她赞成我的自治和非暴力(的立场),使她结束了那种理念和斗争的方式,我其实帮了她。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记者:热比娅并没有你在西藏人民当中的影响,她可能并不具备如此大的影响力使得新疆其他人也走非暴力的道路。

达赖喇嘛:阿图坎(音译名)曾是新疆独立时期政府的部长,如今已经过世,但他的儿子还活着。我对热比娅说:你现在可以说是新疆的一名领导人,你应该有责任让全世界的新疆异议分子、流亡人士统一起来,这是你的一个责任。在(八九)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许多民主运动人士去了美国、欧洲、澳洲及其它国家。那时,见到他们,我也呼吁他们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力量。我说,这很重要。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统一的力量一直没有形成。

记者: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你们尚未见面。这次在美国您没有与他会面是否与中国外交上的主动出击有关?此外,您什么时候与奥巴马见面?就此,有何安排?

达赖喇嘛:关于这个问题,(首先),中共的外交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奥巴马本身的想法是希望在访问中国时,把对西藏人民最有利的、能够帮助西藏的一些问题与中共相关的领导人交流,因此他希望在交流前,不要激怒中国,不要让中国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我觉着这也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西藏的问题。第二点,透过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也接到一些中共相关领导人希望我不要在这一时间与奥巴马见面这样的讯息。这是通过朋友提的一些建议,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同意。基于这两个原因,在上一次去美国时,我同意不见奥巴马。当然,达成的协议是,奥巴马从中国回去后,什么时候都可以与我见面。但我要按照我的行程安排,并不能随时去(美国)。我到世界其它国家的行程可能是一年两年前定好的,(如果)因为见奥巴马,我要取消这些行程,我在道义上对不起它们,所以我不能立刻去。我想,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我可能会见到奥巴马。

您提到这个问题,我在美国接受CNN采访时也谈到了,我的回答大概一样。同时,我对他们开玩笑地说道,去年,我见了德国的总理和法国的总统,使得他们面对中国的惩罚。如果我见了奥巴马,中共想惩罚奥巴马不行,不惩罚也不行,这可能很微妙。您也知道,我见了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后,中共非常不高兴。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共认为我是一个魔鬼,法国总统与一个魔鬼见面的话,他们当然不高兴。

我去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我去这些国家的目的其实不是要见政治人物 。我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我的责任,我的发言是为了提升人类的善心。人类的道德操守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作为六十亿当中的一个人,人类的一份子,我有这个责任与义务去提升人类内心既有的善根。这与宗教没有关系,任何人都具有内心的善根,我们要发现它,提升它,使得人类成为和谐的群体。 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至于第二个目标,作为一个宗教人物,我一直在全世界各地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与和睦。我觉着这很重要。这两个目标,我认为是我的责任。所以,到每一个国家,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对大众的演讲和与人民的见面,还有对话和论坛等。见到国家的领导人,我觉得很高兴,但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同时我也不想给他们造成困扰。

记者:您见过萨科齐及其夫人,您的印象如何?

在法国南部,我先与萨科齐夫人见面,她见到我很激动,直来直爽的,我觉得很好。

与萨科齐总统见面是在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获诺贝尔奖纪念会上,(编者案:2008年12月7日,达赖喇嘛与萨科齐在出席“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庆祝仪式”的间隙中举行会谈。)总统这个人直来直去的,没有任何做作,我觉得非常好。

记者: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为一个有世界声誉的精神领袖,您对西藏的观点固然重要,但您对中国整体甚至世界整体走势的看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国发展的前景?

达赖喇嘛:通过这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采访,我想说的是,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国家,未来,中国将成为很重要的国家。中国这个大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时,其关键问题在于应该利于这个世界、帮助这个世界、服务于这个世界,这样她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现在,中国为何不能做这些呢?关键在于世界不信任中国。为什么不信任呢?因为中国没有媒体的透明化,整个国家的透明化尚有待于改善。比如说,现在中国政府一再提国家机密,国家机密在战争时期、在革命时期、在内战时期,例如说朝鲜战争时期,那时当然有国家机密,但现在是一个和平时期。和平时期不透明,这是一种可悲的状况,令人感到惋惜。所以,未来,中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大国,成为利于世界的一个大国的话,关键的一点就是透明化。(现在),由于不透明,使得周边国家,很多人对中国产生怀疑与猜忌。新闻的垄断、新闻的封锁和新闻的歪曲这不仅仅是个不透明的问题,对中国本身的形象是有损害的,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一个障碍。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都会犯错误,犯错了就应该面对,对世界说对不起。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18/article_16918.asp

嘎代才让:天边的哭声(组诗)

—献给那些一边受苦受难,一边自得其乐的人们!


《守望还是离开,我的黑帐篷》

“我很爱你。和你不同,我热爱的还有这
接踵而来的袭击”
——眼里打滚的泪珠,不,千秋万代无动于衷的
身子,还没来得及
主动上前,一个拳脚
滚入一侧。
不,我又做梦了?

“我很爱你,在酒吧闲坐
醉酒的嘴唇微微颤抖,想问我
‘假如回到故乡,你还会想起我们互相询问的
这些词儿吗?’”
其实开口也不难;你只不过突然对
这片土地,产生了恐惧和厌恶,
我早已看穿。
什么都不必说。

“慢慢地,若干年后
大雪纷飞,淹没了大半个草原,我的祖父祖母
一声赶一声地咳嗽
直至喉咙出了血”
——这封信读得我浑身不适
感觉不能忽视的还有:
战争,瘟疫,逼迫等等
有毒的字眼。

“这个冬天,我提前进入了
一个不算熟识的空间
这与机缘无关。”
只是,这季节来势凶猛,没有任何预兆
“我只剩下这破旧的帐篷
还有一幅尊者的画像……”

“如果这个时候你对我表白爱意
我希望这是一个开始:
脸红。接吻。做爱。生儿育女——
成就一个家
——哦,美好的家。”
草原上,这是春天。我一开始就
说出一个真理:

“我的领土,是被热爱的
我心凄然眷顾……”

2009-10-22

《天边的哭声》

“彻夜不眠——
基于绝望。既是肉体,又是灵魂”
两种肤色的人在聊天
融入生活。

“如果一定要我掉眼泪
请你吻我吧!
你的嘴唇带有故乡的气息”

“一个怕冷的人
在高处生活,忍耐着空无一物
没有终点”

“试图拉近距离
但悲壮的爱情无法抵挡
眼前的隔阂……”

2009-10-22

《穿行,归属于大地》

“不需要任何理由来
打乱这轮回的秩序!”

“母亲和情人因挥别而冻伤的手
追随他们
就像青海湖追随着
两个女人的
恳求和泪水” ①

绕过这座山,你和我
就要各奔东西了。

注释:①引自诗人古马诗句。

2009-10-22

《回到自己的西藏》

“万籁寂静,精神的光芒慈悲而温暖
一张沉痛的地图上
我找见了西藏……”

“清晨细雨,讴歌着
闪光的母语
此刻,我终止了抒写——
我看见了
核心:经卷在燃烧
哭泣的僧人背起了即将断裂的使命
比远方更近。
其实是一座山抵挡了你的视线
犹如一地亡灵在缠绕
怀揣一把刀子的牧民
——我的同胞。

火焰巨大。你刺骨的
疼痛还在延续:

“双手合十,歌颂上师
这该是神示之上的引领,只为同胞听取!”
如果你投入高原
请和我一起叙述宫殿的寂静

“当万物归于寂静
梦见自己在怀念那颗奶桶中丢下的泪水
那是谁的眼泪?”
——我的西藏只剩下桑烟与祝颂:
十万经轮,不分昼夜地
旋转。貌似与神作舞。

“失散的亲人,在阳光中微笑不语
我是西藏最美的人儿!”

2009-10-22

2009年10月21日星期三

长平:中国知识分子的畸变

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当局对他们的迫害,而是对他们的改造。或者说,改造乃是最大的迫害。如今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都是经过改造后的知识怪胎。

“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定下这个准则的孟子,开出的条件其实很低:“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或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维护尊严,并不需要呐喊抗争,只要三缄其口就行了。如此卑微的要求,在古代社会基本都得到了满足。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就从此处着手:任何人都没有沉默的权利,否则就被冠以“死不改悔”的罪名。最厉害的是,迫你开口,又并不是让你分析辩解,而是自我羞辱。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本身就是以自辱的方式开始的。且不说政权未立之时,毛泽东等人对知识分子尊敬有加,百般诓哄,政权初立,就立即翻脸,六亲不认,单说这个运动过程,分明是上面大计早定,却要让知识分子负荆请罪,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配合唱双簧。

1951年9月,周恩来授意马寅初给他写了一封信,以十二位教授的名义,“敦请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董(必武)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教育部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9月29日,经毛泽东批示,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京津地区20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做报告,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拉开了运动的序幕。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定下了这场大型手术的方案:“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随后,在威逼利诱之下,知识分子们开始写检查。很多人以为,蒙混一下就能过关,但是人性的弱点一旦发动,就会自我繁殖,不知所终。那些学贯中西、性情孤傲的知识分子,很快展开了一场自我羞辱的竞赛。

八十年代以后,在主流舆论中重获尊敬,甚至被奉为德高望重的大师们,如剧作家曹禺、社会学家费孝通、哲学家冯友兰、法学家雷洁琼、漫画家丰子恺、作曲家贺绿汀、美学家朱光潜、建筑学家梁思成、文学批评家吴宓等等,在那场运动中都纷纷自我丑化,或痛挖“思想上的脓疮”,或发现自己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或认为自己是“压榨劳动人民血汗的剥削者”。桥梁专家茅以升一口气给自己戴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温情主义等十三顶大帽子。物理学家周培源,则在《光明日报》上说自己“无耻地向美国物理界的学阀密立根请求工作机会,……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我愿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给我的余毒,下了决心重新做人”。

何以自轻自贱若此?乃缘于中共收拾他们的手法高妙。西方人说“洗脑”,听起来已经很形象很恐怖了,但是在中国还不够,全身上下都不留死角,谓之“洗澡”。作家杨绛以《洗澡》为题写了一部小说,借其中人物说:“难听着呢!叫什么‘脱裤子,割尾巴!’女教师也叫她们脱裤子!?”并描述“洗澡胜状”:职位高的,校长院长之类,洗“大盆”,职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全体大会是最大的“大盆”,人多就是水多,就是“澡盆”大,一般教授,只要洗个“小盆澡”,在本系洗。

设计精微但是言辞粗鄙,就是为了撕下知识分子的斯文面纱,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什么东西,然后自己打自己耳光。除此之外,还要迫你去“帮助”那些不肯对自己下重手的同行。比如被毛泽东斥为“从此我再不要见他”的哲学教授张东荪,多次检讨都未能过关,于是翦伯赞、雷洁琼、贾淑英和一干学生都被安排轮番上场,“揭穿投机政客张东荪的反动本质”。

民国时期忧国忧民的谦谦君子,到了新中国都被注射了政治狂犬病毒,先疯狂咬自己,再疯狂咬别人,经过随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的人格尊严,已经荡然无存。接踵而来的“反右”和“文革”的惨烈斗争,则为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在这两场炼狱中,以知识分子身份和灵魂坚持抗争者已不多见,大批文人学者,跟其他任何人一样,不过是在身体的存亡之间进行挣扎。曾经抄录过英国政治理论家柯亨语录“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之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枪毙与绞刑”的张东荪,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曾经说过“自由在国民党是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是有无的问题”的储安平失踪了,“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的傅雷夫妇自杀了,质问“谁给了他们权力”的老舍跳湖了……,被抄家、捆绑、戴高帽、游街、吐唾沫、挨打,这些动摇基本人性的侮辱与损害,不仅让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知识分子彻底丧失了开启民智、担当良知的功能,而且和未被开化的民众一起,成为掌握生死予夺大权的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学校教材中对于历史的篡改,八个样板戏对于文艺的垄断,“两报一刊”对于舆论的控制,都是知识分子听话合谋的结果。其中有不少人,还患上了“斯德哥尔摹综合症”,对迫害产生了依赖。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结束,思想或者身体的牢笼才刚刚打开一条缝隙,就听见皇恩浩荡、感激涕零的声音响彻神州。被成功改造的知识分子,以及被这些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虽然有深刻反思“文革”的冲动,但是既没有闯入思想禁区的勇气,也算闯入也无所建树了。“伤痕文学”也好,巴金的《随想录》也,尽管不乏揭示历史真相、唤醒麻木良知的价值,但是也未免沦为当局新政的脂粉。

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希望重现,然而跟改造前的知识分子思想相比,不过是一丝稀薄的微光而已,立即被“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黑云冲散。“六,四”镇压之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已成惊弓之鸟,或投笔从商,蝇营狗苟于物质世界;或埋首故纸堆中,美其名曰“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在此种境况中,学问大家钱锺书、季羡林等人获得至高荣誉,甚至成为道德楷模,不亦悲乎。

新一代知识分子不再需要被改造,而是从小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洗礼,畸变成为基因,被期待长大以后又红又专。无奈时移世易,颜色迅速变得模糊。左顾右盼之后,他们中有不少人想要认祖归宗。然而回头的路布满荆棘,畸变的灵魂首鼠两端。早在五四时期都已经坦坦荡荡地谈过的民主自由,如今还在中国媒体上欲说还休。

—— 原载: 作者博客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October 20, 2009

转自《纵揽中国》

2009年10月20日星期二

达赖喇嘛在藏人的心中是怎样的?


文/唯色

自由亚洲中文部主持人、作家北明女士,最近对我做了一个采访,第一个问题是让我描述一下,达赖喇嘛在藏人的心中是怎样的?重要到什么程度?

为此,我讲了一个故事。2006年初,达赖喇嘛在佛陀成道的菩提树下举行时轮金刚灌顶法会时,批评在西藏境内出现的买卖和穿着珍稀动物皮毛的行为,恳切地劝诫藏人:“达赖喇嘛对这样的行为感到非常羞耻,藏人也因此背着坏名声,这是不好的,应该要制止。”讲话传到境内西藏各地之后,在藏人当中引起强烈震动,成千上万的藏人一把火就把昂贵的豹皮虎衣给烧了,直烧得共产党的官员们火冒三丈,拍桌大骂:“我们没收、罚款,他们还要走私;达赖一句话,他们竟然就舍得烧!”甚至在红头文件上宣布:“一定要夺回被达赖夺走的人心。”其方式是,不准烧皮子,不但不准烧,还得大张旗鼓地穿。于是,在藏地的各种节庆上,穿不穿皮子成了某种象征和分野。凡是民间节日,没有人再穿豹皮虎衣;可只要是官方组织的节庆,就必须得穿豹皮虎衣,否则会挨行政处分甚至更重的惩罚。

焚烧豹皮虎衣的行为既是出于环保,其实更主要的是表达了藏地民众对达赖喇嘛的信仰,我在不同的地方多次听到藏人们吐露真言:“如果连嘉瓦仁波切的话都不听,那还听谁的?”而当局为之恼怒的也恰在于此,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全藏各地的强硬统治并未收服民心,一位手无寸铁、远在千万里之外的老人,只说了几句话就能够激起这么大的反响,难怪有国际媒体报道,焚烧皮毛“凸显藏人对达赖喇嘛的信服,只要达赖喇嘛一声令下,藏人无不遵从。”

又比如,在藏地,每年都有成千上百的藏人,包括小孩子,冒着被中国边防军警枪击和逮捕的危险,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翻越连绵起伏的喜马拉雅雪山,逃往远离故土的印度,最主要的愿望就是朝拜达赖喇嘛。2007年震惊世界的“囊帕拉枪击事件”发生之后,自由亚洲藏语部采访过几个枪口余生的逃亡藏人,其中一位23岁的僧人土登次仁说,不为别的,就想见嘉瓦仁波切,从小就信仰他,如果见了他,明天后天就死都可以。

至于像我这样的藏人,从小接受的是共产党的洗脑教育,并作为党的接班人来培养,可谓一帆风顺,只要顺从,就会有很好的前途。当然,我也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达赖喇嘛,可是,就像是身体基因里本来就有着对达赖喇嘛的信仰,自然而然地,当我在成长之后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判断力,早已深入血脉的信仰和情感便复苏了。事实上,正如去年的西藏事件所显示的,绝大多数走上街头抗议的人,都是在所谓的“解放”后出生的一代,这些在共产党的五星红旗下长大的藏人,不论男女,不分僧俗,举着达赖喇嘛的画像,向统治者呼喊“让我们的达赖喇嘛回家”,“与至尊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祈祷达赖喇嘛长寿”。

而就在我接受这个采访的前夜,我的一位安多友人传给我一首歌,都是从未亲眼见过达赖喇嘛的年轻藏人写的、唱的,是献给达赖喇嘛的歌,赞颂他是慈悲的英雄。其中唱到:“当漂泊的灵魂迷失方向的时候,就如闪电般的智慧穿越了黑色的轮回,这真理渐渐洞开了心灵的窗口……当苦恼的众生告别快乐的瞬间,就如阳光般的慈悲温暖了朦胧的沙漠,这真理渐渐缝补了难愈的伤口……哦,多么伟大的上师,多么慈祥的上师,你是我们心中,心中的太阳。”

2009-10-13,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转自唯色博客)

2009年10月19日星期一

黑黑

作者:金子

(转自嘎代才让博客)

黑黑是个诗人,藏族,生于八十年代。

第一次看黑黑的诗是去年,在新浪博客上闲逛,看到一个让人会愣一下的头像——暗暗的半身像,被一个红色的叉贯穿了整个照片。头像充斥着危险和绝望的气氛。几乎是怀着一种探险的心态,点开,看到——一篇又一篇让人震惊的诗。

那时我以为黑黑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诗很强大。诗的背后是彪悍的黑黑的族人,及同样彪悍且神秘的藏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诗里流淌着高贵和傲气的血液。不对,那是黑黑的血,是黑黑赋予了那些诗鹰一样的高贵和桀骜不驯,还有雪域般洁净辽阔的深情,和爱。

不,我不应该对黑黑的诗作任何评价,所有的词汇在黑黑的诗面前,都是黯淡无光软弱无力的……

后来黑黑来了北京,来鲁迅文学院上学,第十届。那时我才知道,黑黑还是个八零后的孩子,腼腆,不多话。最让我讶异的是,黑黑居然是体制内诗人。

学习结束之后黑黑消失了一阵,博客被关闭,QQ上的图标一直灰着。两三个月后,我在我艺术国际的博客上看到黑黑的留言,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那不是黑黑自己的电话。当时我发了短信过去。黑黑说了一句话,我说,我明白了。除了这句,我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语言。安慰?是苍白而可笑的。此外,还有什么能准确表达那样复杂心境的语言呢?黑黑真的像鹰。鹰拥有辽阔的的天空美好的雪域,也同样面临狂风骤雨严寒酷暑。

很高兴看到黑黑的博客再次被打开(国庆前又被关了一次),很高兴黑黑一直在写诗,很高兴黑黑被评为中国十大新锐诗人。

只是黑黑不爱惜身体。

黑黑有很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每天睡很少时间,大多时候是天快亮了才入睡,还早起。黑黑说估计他三四十岁就得坐轮椅。黑黑玩笑的说,你要看见了就过来推一把啊。我说,不行,你得自己走。

好好写,好好爱惜自己,好好走自己的路。黑黑,要永远像鹰一样充满力量(虽然这只鹰有那么一点点胖:))。



转载:黑黑的诗两首(黑黑原名:嘎代才让)


《月光劲照,今夜的拉萨何需比喻》

等了这么多天
一场悄然的质询尚未来到
我的耳边。此际,拉萨的夜生活正式开始
强盗,妓女围成一团
在生锈的刀柄上,指点江山
灿银闪亮。仿佛
身处伟大的异乡。在高挂的月亮之下
称作圣地拉萨

带着异样的爱戴,跪领和敬意
从我的视线内
模糊不堪,这奔跑而去的月光
高声作答:“但大地
依然美丽”。在这悲情的记录中,那依次入睡的
神灵,还未苏醒
多么长久。今夜,月光照耀
照耀我可耻的尊严

并不是灯光暗淡
并不是我的仇恨诞生于黎明
并不是一场灾难让笑容熄灭
我与你如此机缘,如此目击了危险的
一伙人,一次诵念或
伤情的聚会之余非要奔走相告
难道这就是仇恨
这就是歌声终止间隙,我灭掉的
烟,或我伸开双手
抱住的同胞吗?

月光落地,我明白了
一个转世的婴儿在马蹄声中嘹亮地苏醒
他目睹历史
他目睹罪过。今夜,犹如天空燃烧之后的
灰烬,多么安静
佛光隐遁,人们忙于停止脚步
发现,这夜的光亮
仿佛成为一场秘密的呼唤与追逐
如果可能,就让那个叫
拉萨的地方
留住尘俗的吼叫吧!

2008-8-25



《境相:轮回与法界智光》

——写在父亲的中阴49天之日

与你诀别的一刹那
欲言又止,我能听见的也只是周围的一句诵念
这是我所熟知的时间
花香缤纷的日子提前赶至离生命不远的
地方。我惊叹于万物,沉积
飘摇。这就是你倾身而去的时空
你乘缘而去
突然有一天,泪水和孤绝。怅望远方
这就是流亡。这就是
我父亲的隐痛与质询——

今夜,月亮洁净如水
举念的泪水漶漫而来,在你手腕上的一百零八颗念珠里
生息繁衍,痛别和悄然的呐喊
穿透命运与天际的苍茫
我的思绪始终承载着一个人的阴影
如今,都成为一捧温暖的灰烬
在我诵念的歌谣中,有一惊世骇俗的诗句
击穿隐约的良知而又一无所求
任何爱戴以至衰落时,抵达心灵的六字真言
更不是一个界限。这是我所知的
姻缘,与生命之轻。

祈祷是一种挽留吗?
从黑夜现身,我只能双手合十为你祈祷
我执意于吟唱深处的思念
在面对今天的千盏酥油灯,我的内心浮现隐忍的
中阴境相;那时候,你见的种种现象
将是种种光焰与诸部圣尊
会向你显现出来。
此际,其光热烈异常,使你几乎难以逼视
“这光是在你的中阴陷入危险的隘道之时来摄护你的恩光
此光是毗卢遮那世尊的慈光”
《度亡经》里如是说。

我不是第一个抵达你心灵的人
可我永远在你的手心
于是在我的心灵上呈现一代江山,摇摇晃晃的旗帜下
我们坐视一生。现在,痛击目光失色的你
多么恩情,多么迅暂
眼望两手空空的远方,谁能告知
死亡的背后是什么
亲爱的父亲,和我相遇在美丽的雪域
无拘无束为了生活。此刻,灵息吹动
像珍贵的你在招手
在我痛苦的脊梁上,长久地……

2008-2-15

“此刻的绝句……”(外一首)

作者:嘎代才让


为什么你的眼神携带忧伤
使我无法走神儿——

……丧失记忆,之后
依旧无法穿越
被一滴泪水淹没的故乡
痛苦早已沉淀
每一次呼吸
都让我想到浩渺的静。
月光黯淡;
大地内心的创伤,虚空与
独自燃烧的火苗
一切无边的美——
在我的吟唱中消失。

(为什么,总有许多问题
让我久久不能忘却。)

我抿嘴一笑
牵着你的手儿往西走
谁也无需描述那个晨早的隐痛
你说好吗,亲爱的?

2009-10-8


《祷词:诞生的迹象》

我知道这灿烂的日光。知道这闪电
如何劈开历代的
悲痛之处。比一切原先的爱恨
更加猛烈。此刻,你的躯体抵达这
美妙的瞬间,哭声连绵,众神颂唱的小孩缄默不语;
——直至最后破门而入。那么清脆的声音
必定直入了我的心脏:
“你诞生了。”——天空不爱你
大地一定会爱上你!

雨夜,伤怀。不至于埋下
损毁的理念。顺便记录:这错误的一代
马不停蹄,你又赶至——
一册经卷中的故乡,我知道你又一去不返
“爱人在天上。
你还在追随,繁复的怀念使你
引入菩提树下,念经……

“西藏的地界,不知今生能否回到这里……
车子经过,卷起一阵尘土,
你流下了两行热泪!”
“谁在草原淘金?谁在高处念及那拨人的
思想。你转身的刹那,草木皆兵,前仆后继。
为的是那黝黑的土壤吗?
并不是我孤身一人便去凝视。我知道,
朝觐的路上,我一样会碰见给我
留下真身的人儿。

“……幽暗而荒凉。不过,请你千万别
说出这沦陷的秩序!”
悄悄从你的哭声中,挪开身子,显得异常兴奋。
此刻,阳光斜射出温暖。
离的远一些的肉体和伤口;
——终于惨不忍睹。比暗夜的尸体更加腐烂。譬如:
内心的肮脏。世上的斑点
掩埋祸心。也许你是这个时代的小罪人
——谁将拆开你的心脏?

2009-10-16

2009年10月16日星期五

气候危机逼近青藏高原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被称为“亚洲水塔”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牵动着世界的神经,这里的一点细微变化都可能波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生态环境。而研究显示,青藏高原已成为对气候变化最敏感、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说,青藏高原海拔高,升温效应比其它地区更为显着。西藏是全球气候变暖下最典型的受害地区。资料显示,2008年之前的47年间,西藏年平均气温大约以每10年0.32℃的速率升高,相当于全国增温率的4倍以上。冰川消退是气候变化的另一个显见证据,喜马拉雅山脉已成为全球冰川退缩最快的地区之一。

神秘而圣洁的青藏高原被称为“亚洲水塔”和“万河之源”,仅发源于此的黄河、长江、恒河、湄公河、印度河、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等7条亚洲重要河流,流域总人口就达13亿,其生态之重要不难想象。

中科院院士秦大河说:“随着气候变暖,青藏高原冰川退缩,短期内可以增加几大河流的水量,长期来看会威胁亚洲水资源安全。”

我国境内冰川储存的静态水资源约相当于5条长江,每年提供的融水量相当于一条黄河,而我国冰川总面积的80%以上在青藏高原。仅喜马拉雅冰川融水径流量,就占全国冰川融水径流总量的12.7%。特别在西北内陆干旱区,冰川融水更是绿洲地区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保护的命脉。

多位专家指出,一旦青藏高原冰川融水枯竭,我国及东南亚部分地区将进一步陷入水资源困境,生态环境和人类生产生活可能遭受的损失难以估量。

气候变暖造成青藏高原冻土退化,同样令人忧虑。秦大河院士认为,一旦冻土退化破坏植被,减少地面吸收的太阳辐射,青藏高原热源作用减弱,会引起亚洲夏季风强度变化,造成印度北方干旱,加剧中国夏季降水“南旱北涝”分布。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来,青藏高原本身就是影响地球气候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表明,青藏高原热岛作用的辐射气流可以影响到中东与北美地区。如果青藏高原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它可能成为全球远程传输最高效的沙尘源地之一。

尼泊尔国际山地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希尔德说,气候变暖会加剧青藏高原水汽蒸发,从而进一步加速全球变暖,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保护“地球触角”的任务已迫在眉睫。

http://www.ipcc.cma.gov.cn/Website/index.php?ChannelID=72&NewsID=1039

爱心永恒
http://hi.baidu.com/%B9%E3%CB%D8%CF%E3/blog/item/9e75b22a8de60df0e7cd403d.html

转自《民间藏事》

2009年10月11日星期日

曹长青:"奥巴马获诺奖,'棒极了'!"

近年美国的两个左疯——前总统卡特和前副总统戈尔——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美国左派一片欢呼,右翼媒体则一片痛骂。但这次奥巴马得奖可不同了,星期五早晨的广播节目(主要是右翼)简直可以说是“乐懵了” 。本来星期五最无聊,没什么好讨论的。奥巴马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可解放了所有节目主持人。

广播里听到最多的是:“哇!棒极了!真精彩!”(Wow! Wonderful! Fantastic!)。还有观众给节目主持人打电话说,“祝贺你得了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主持人说:“我还没有拍过故事片呵,当然我是打算拍的。” “现在是有良好意愿就给奖鼓励。” “哇!这真太棒了!”连奥巴马的新闻发言人都感叹:“哇!”

把电台调来调去,发现很多右派节目都一反抨击奥巴马的严肃常态,而是嘻嘻呵呵地逗乐,玩上了:“他促进了什么和平呢?”“跟希拉里和平共处呵。”我们下一步就要有“塔利班代表进入白宫了。”“这有什么奇怪的,阿拉法特不也赢了这个奖吗?我们的总统难道不如阿拉法特吗?”“下次这个奖就是伊朗总统的了”……

每年的诺贝尔奖,最受大众瞩目的是“文学奖”和“和平奖”。因为科学、医学等奖,大家都不懂,给谁都崇拜五分钟。只有对“文学”和“和平”,每个人都可以判断一下,所以最受大众关注。虽然这两个奖越来越政治化,左倾化,被越来越多的人不屑一顾,但还不至于闹到像今年这么“好玩”:文学奖又给了一个谁都没听说过的作家,更别说读过;于是文坛一片静悄悄,没人评;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评呵。和平奖呢,则给了被称为这个地球上最著名的人物——奥巴马,奖励他有推动人类和平的“良好愿望。”

全世界有良好愿望的人起码六十亿,但很遗憾,大家都没有得诺贝尔奖的幸运,因为他们都无缘当上美国总统。

世界各国领导人,大概心里都酸溜溜的。所以在不得不“政治正确”地祝贺时,都实在忍不住提醒人们:奥巴马得的是“良好愿望奖”,而不是“实际成就奖”:

欧盟主席赞美奥巴马提出了“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承诺和远见”。

阿富汗总统赞美奥巴马对全球的“新设想”和“良好愿望”。

法国总统萨科齐赞美奥巴马 “在和平方面,有和诺贝尔本人一样的坚定决心”。

日本首相鸠山说,奥巴马在布拉格“号召”无核世界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举动。”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奥巴马“承诺”与联合国共同努力,带给世界人民新希望及新前景。

这个地球上最著名人物的“良好愿望和承诺”可谓人所共知,可就是没人知道他干了些什么。有趣的是,连奥巴马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所以他一大早出来表态:“这个奖不是给我个人的成就…我不配…。”奥巴马站在演讲台上,从来都是自信满满,俨然一副列宁复活的劲头。这是第一次见到他这么谦恭、可怜,颇有些令人同情。

难怪有广播听众说,“天哪,诺奖委员会也不至于用这种办法羞辱我们美国总统吧?”最著名的右派广播节目主持人林博(Rush Limbaugh)更忿忿不平地说:“这简直比芝加哥第一个被奥运涮掉还更羞辱奥巴马。我们的总统成了全世界的笑料了。每个人都在嘲笑他。”更妙的是: “我们美国人这次居然和塔利班有共识了:奥巴马不配得这个奖。”

一路给奥巴马竞选总统做啦啦队、对奥巴马上台欢天喜地的全世界左派媒体,这回都受不了了,首次一反常态地修理奥巴马:

欧洲比美国早知道消息,BBC、路透社都一连发好几篇,有报道,有评论,借采访美国人转达不满:82岁老人:“如果我能想出来他为什么得奖,那就太好了。”33岁的年轻人:“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68岁老人:“即使用最宽容的心态来看,他也还什么都没做呢。”

美联社采访:“那么多人做那么多事还没得奖呢。”“大概是奖给那些他在幕后做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吧。”奥巴马承诺“变化就要来,但你不能因为将来要做的事而得诺贝尔奖吧?”

纽约时报:诺奖委员会花了七个月,从205个候选人中,选出了这个地球上最著名的人物:奥巴马。它提醒我们在承诺和兑现之间的距离。

《华盛顿邮报》:他除了能左右媒体,什么都还没做呢。引用共和党智囊哈里斯(Todd Harris)的话说:“诺奖委员会好像以为,奥巴马的漂亮言辞就完全代表他实际上已经做到了那些。如果只靠漂亮词句就能领导世界,我们为什么不把总统的位置和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海明威的小说?”

《洛杉矶时报》社论:把和平奖给这么一个刚当上总统的人,是羞辱他,也是贬低这个荣誉。

比丹拉瑟时代还左的CBS晚间新闻女主播,也请了该台评论员,指奥巴马不配得奖,此奖有损奥巴马。

CNN:这是发给“抱负奖,意愿奖”,而不是“成就奖”。评论员说:从卡特,到戈尔,到今天奥巴马,全是民主党的人得奖,这就是个“反布什奖”。

最左的网络报《哈芬登邮报》(Huffington Post)发了一大堆博客文章:奥巴马得奖,简直是超现实,是“反布什奖”。“那家伙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就得奖了?下次我们如果不选他连任,我们看起来就是傻瓜了。因为全世界都给他加冕了。”“这是给奥巴马的安慰奖,因为他上个月亲自去哥本哈根为芝加哥争取奥运而游说,结果芝加哥是第一个被涮掉的。”

疯狂反战的左派们说,“起码得等奥巴马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结束了,再给这个奖吧。”“他还没把关塔那摩监狱关上呢。”由于奥巴马得奖后几个小时就开会讨论往阿富汗增兵的问题,于是左派反战人士嘲讽:上午和平,下午战争。

连那个最左疯的纪录片导演摩尔(Michael Moore),都用给奥巴马的一封信表示:总统先生,做点事去赢得这个奖吧。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让奥巴马的拥戴者们不满到如此地步,美国右翼当然觉得,这实在是太好玩了。《标准周刊》主编克瑞斯托(Bill Kristol)说:这种荒唐可笑,简直超过任何编辑可以编织出的东西。感谢诺贝尔评委,你们使我的工作容易多了。

另一位保守派评论家的博客逗乐说,“我以前还真不知道诺贝尔和平奖也有种族分配名额呵。”

《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诺贝尔希望奖。这大概是“世界第一个外交未来奖”。虽然美国前总统布什早已离开公众视野,但欧洲人告诉美国人,他们绝不想再见到一个布什的同类。所以在继卡特和戈尔之后,挪威这是二千年以来第三次给“诺贝尔-没有布什-和平奖”、 “未来和平奖”。

奥巴马刚当总统12天就被提名了。有提名资格的都是前诺奖获得者,或者有资历的学者、教授等。这个提名很代表前诺奖得主们的水平,更表现学者教授们为意识形态而无视常识到何等地步。

但诺贝尔奖委员会为什么不顾常识,甚至不顾这可能会羞辱奥巴马呢?就因为他们实在太欣赏奥巴马的社会主义理念、太想给他了。这实在是不能等的。因为再过两年,哪怕到了明年这时候,奥巴马的无能就会很清晰地被看出来,他什么也没干成。那些漂亮的承诺一样也兑现不了。那时候再给,就是“没有兑现承诺奖”“没有成就奖”,就比现在的“有良好愿望奖”更难拿出手了。

过去这些年来,很多人批评越来越左倾的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和经济学奖。但由于左翼媒体的哄抬,迷惑了无数大众,所以诺贝尔奖依然令很多人崇拜。这次奥巴马获奖,实在是给很多人上了很好的一课:诺贝尔奖是个什么东西———诺贝尔炸药般威力的左派意识形态宣传工具。

2009年10月10日

(原载《纵览中国》)

2009年10月10日星期六

王力雄在“真理之光”授奖仪式上的致谢词

尊敬的达赖喇嘛,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感谢ICT将真理之光奖授予我们这个群体。

在这荣幸的时刻,我更为挂念参与起草“处理西藏局势十二点意见”的刘晓波先生,此时他正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关在中国的监狱。

我要在这里补充,公布的签名者有308人,因为当时负责接收签名的志愿者受警方威胁,被迫停止工作,签名邮箱也遭黑客攻击,导致未统计的签名被毁,以及后续签名无法收到,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再知道那些名字,但是今天的授奖无疑也应包括他们。

308位签名人中大部分是中国大陆人,也有海外华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大部分是汉人,也有其他民族人士;有很多知识分子,也有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这个来自各方的群体,如果用一个共同特征概括,那就是民间。

这个群体绝非中国警方或大汉族主义者们宣称的,是反对中国的。相反,我们热爱中国。但是爱中国不等于爱政府,敢于对政府提出批评,才是对中国真好。而一个不接受批评的政府,一定有害于中国。

这个群体也不像有些评论所说,是站在藏人一边。我们的表态并非出于选择阵营,而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如同在黑夜怒海中航行,不追求灯塔之光是不可思议那样。“真理之光”奖的名字,正是传达了这种含义。

专制权力的虚假宣传和信息封锁,使得多数中国民众对西藏真相难以了解,也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无法知晓。这是西藏问题长期无法解决的主要障碍。消除这种障碍,应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因为最大的知识不是别的,正是真相。

西藏的反抗尚未平息,新疆的动荡又震动中国。乌鲁木齐维汉冲突之暴烈,凸显了最令人担忧的一面——民族矛盾在中国已经变成种族对立。这是专制造成的恶果,然而却可能在民主转型时全面爆发。因为专制有镇压,民主却使镇压失效。

这强烈地提醒我们——解决民族问题不能仅靠官方变化,也不能以为静待民主到来一切自然解决。如果不能提前消弭民族仇恨,实现人民和平,即使政府更换,即使民主降临,民间敌对仍在,内战和屠杀一样可能。

专制造成的民族仇恨,反过来成为专制者拒绝民主的理由,而且得到受大汉族主义蛊惑的国民支持。这种绑架者与人质共生死的逻辑,是中国走向民主的一个难解之结。

超越这种困境,必须从推动民族间的民间对话开始。只有各族人民化解仇恨,实现团结,才能驳倒专制者以民族冲突而拒绝中国民主的理由。

这里说的民间需要具备足够的人群规模,有充分的随机性与覆盖面,还得以民主的机制运转、表达和获得合法性。这可以算是一个罕见的吊诡——为了防止民主来临时呈现专制恶果,首先要在专制之下形成民主的群体和沟通。这虽然是对勇气与智慧的巨大挑战,我们却只有挺身迎接,因为除此没有他途。

面对专制权力的封杀,民间的民族沟通要凭借互联网等新型技术,要发现前所未有的民主形式,还要创建更高超的组织机制……对此我们正在着手,难度很大,要做的工作很多。幸运的是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正义事业可以从整个世界寻求支持。我们今天齐聚一堂,正是这一精彩时代的写照。

感谢达赖喇嘛,您始终不懈地与中国人民寻求共识,争取汉藏民族双赢的未来;感谢在座的诸位,为你们以往已经给予的支持,也为你们在未来即将给予的支持。

谢谢。

王力雄

2009年10月7日,华盛顿

*****************************

附:“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十二点意见 ”联署签名书

1.当前中国官方媒体的单方面宣传方式,具有煽动民族仇恨和加剧局势紧张的效果,对维护国家统一的长远目标非常有害,我们呼吁停止这种宣传。

2.我们支持达赖喇嘛的和平呼吁,希望遵循善意、和平与非暴力的原则妥善处理民族争端;我们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行为,强烈敦促中国政府停止暴力镇压,呼吁藏族民众也不进行暴力活动。

3.中国政府宣称“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事件,我们希望政府出示证据,并建议政府邀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证据和事件过程、伤亡人数等进行独立调查,以改变国际社会的相反看法和不信任心态;

4. 我们认为类似西藏地区中共领导人所说“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那类文革语言无助于事态的平息,也不利于中国政府的形象。我们认为致力于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政府,应该展示出符合现代文明的执政风貌。

5. 我们注意到,拉萨发生暴力行为的当天(3月14日),西藏自治区负责人就宣布“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这说明西藏当局早知道暴乱即将发生,然而却没有有效阻止事态发生和扩大,这其中是否存在渎职,应该进行严肃的调查处置。

6. 如果最终不能证明此次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而是一场被激起的“民变”,则应该追究激起民变并且捏造虚假情报蒙骗中央和国民的责任者,认真反省教训,总结经验,避免今后重蹈覆辙。

7. 我们强烈要求不对藏族民众搞人人过关和秋后算账,对被逮捕者的审判必须遵循公开、公正、透明的司法程序,以达到各方面心服口服的效果。

8. 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允许有公信力的国内外媒体进入藏区进行独立的采访报道。我们认为,目前的这种新闻封锁,无法取信于国民和国际社会,也有损中国政府的诚信。如果政府掌握真相,就不怕百般挑剔。只有采取开放姿态,才能扭转目前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的不信任。

9. 我们呼吁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保持冷静和宽容,进行深入的思考。激烈的民族主义姿态只能招致国际社会的反感,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形象。

10. 1980年代的西藏动荡局限于拉萨,这次却扩大到藏区各地,这种情况的恶化反应出对藏工作存在严重失误,有关部门必须痛加反省,从根本上改变失败的民族政策。

11. 为了避免今后发生类似事件,政府必须遵守中国宪法中明列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让藏族民众充分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希望,让各民族国民自由地表达对政府民族政策的批评和建议。

12. 我们认为,必须消除民族仇恨,实现民族和解,而不是继续扩大民族之间的分裂。一个国家避免领土分裂,首先在于避免民族之间的分裂。故而,我们呼吁国家领导人直接与达赖喇嘛对话。我们希望汉藏人民消除误解,开展交流,实现团结,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民间组织和宗教人士,都应该为此做出努力。

2008年3月22日

(首批)签名人:

王力雄(北京 作家)
刘晓波(北京 自由撰稿人)
张祖桦(北京 宪政学者)
沙叶新(上海 作家 回族)
于浩成(北京 法学家)
丁子霖(北京 教授)
蒋培坤(北京 教授)
余 杰(北京 作家)
孙文广(山东 教授)
冉云飞(四川 编辑 土家族)
浦志强(北京 律师)
滕 彪(北京 律师 学者)
廖亦武(四川 作家)
江棋生(北京 学者)
张先玲(北京 工程师)
徐 珏(北京 研究员)
李 骏(甘肃 摄影师)
高 瑜(北京 记者)
王德邦(北京 自由撰稿人)
赵达功(深圳 自由撰稿人)
蒋亶文(上海 作家)
刘 毅(甘肃 画家)
许 晖(北京 作家)
王天成(北京 学者)
温克坚(杭州 自由职业)
李 海(北京 自由撰稿人)
田永德(内蒙古 民间维权人士)
昝爱宗(杭州 记者)
刘逸明(湖北 自由撰稿人)
刘荻 (北京 自由职业)


后续签名

任志红(山西长治,工人)
苗 健(北京,外汇操盘手)
黄晓京(上海,业余学者)
Tseringdhondrup(比利时布鲁塞尔,西藏作曲家)
李 冬(新西兰,原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车宏年(山东,自由撰稿人)
白 丁(北京,多媒介艺术家)
王哲楠(加拿大多伦多,学生)
张鉴康(陕西,律师)
戚钦宏(广西钦州,干部)
张铭山(山东,自由撰稿人)
武博晗(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生)
陆 文(江苏,作家)
江 峰(上海,IT工作者)
铁 流(北京,新闻人)
雷跃辉(江西,自由撰稿人)
野 火(广东佛山,自由撰稿人)
陶海明(浙江余姚,建筑业)
张显扬(北京,学者)
欧阳淑玲(广州,大学在校生)
小平头(丹麦,自由撰稿人)
张三一言(香港,自由撰稿人)
朱 瑞(加拿大,作家)
康正果(美国,教师)
浩 岭(杭州,作家、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教授)
金晓炎(英国,华侨)
苏哲安(Jon Solomon)(台湾 Asst.Prof.,Tamkang University淡江大学助理教授)
仵爱斌(辽宁,民政部门工作人员)
马兴龙(新疆,自由维权人士 回族)
王江雁(美国,工程师)
李明晖(吉林,学生)
王新俊(海南海口,律师)
张 华(上海,在读博士生)
李建伟(美国纽约,自由职业)
王果燊(广西,工程师、佛教弟子 壮族)
徐文立(美国,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
舒 侠(江苏涟水,编辑、独立撰稿人)
刘 宁(美国芝加哥,工程师)
季 丹(北京,独立制片人)
未立三(上海,书生)
力比多(四川,诗人)
沈子俊(甘肃兰州,自由职业)
毕时圆(澳大利亚,学者)
刘志强(江苏昆山,网吧网管)
张 裕(瑞典,学者)
张 涛(北京,软件工程师)
吴 伟(广州,维权人士)
陈亚罕(美国加州,家庭教会传道人)
陈侍宗(美国,博士生)
吕京花(美国,人权工作者)
荆 楚(广西,作家)
杨一鸥(美国加州,重型卡车司机)
张鹤慈(澳大利亚,自由撰稿人)
全黄懋(英国,工程师)
夏 明(美国纽约,博士、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陈 影(河南,教授)
邵正祥(云南,教师)
叶⒏眨ㄕ憬淌冢?
俞梅荪(北京,自由职业者)
李昌玉(济南,教师)
史若平(济南,编辑)
贺承业(四川,教授)
严家伟(四川,自由职业)
阿 森(澳大利亚,自由撰稿人)
刘京生(北京,自由职业)
梁联发(美国旧金山,退休教师)
熊若盘(美国旧金山,退休教师)
魏 碑(美国,经理)
张 勇(青海西宁,评估师)
万延海(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靳尚功(山西,退休教师)
谭坚民(广西桂林,职员)
王 飞(北京,自由职业)
何仁勇(重庆,新闻工作者)
周拥平(北京,副教授)
常 坤(北京,艾滋病活动者)
张 慈(美国,作家)
刘少坤(吉林,自由撰稿人)
张 菁(美国纽约,编辑)
陈 雷(河北唐山,学生)
沈小芳(江苏,医生)
老戴维(澳大利亚,自由撰稿人)
齐家贞(澳大利亚,自由撰稿人)
鲁 扬(浙江,自由诗人)
王 宁(新西兰惠灵顿,华文报总编)
徐向刚(美国,自由职业)
陈 锋(黑龙江,自由职业)
王小山(北京,记者)
蒋文扬(北京,记者)
简昭惠(澳大利亚墨尔本,作家)
王 嵩(山东,IT民工)
陈仕强(香港 教育工作者)
胡 平(美国,学者)
康秋星(巴黎,自由职业者)
一 梦(浙江,工人)
欧阳懿(四川,人权民运人士、自由撰稿人)
自 风(河南 自由职业)
白 夏(Jean-Philippe Béja)(法国,汉学家)
秦 耕(海南,作家)
阿 木(澳大利亚,自由撰稿人)
马育忠(西安,公民)
余志坚(湖南,自由撰稿人)
姚立法(湖北,基层选举活动家)
宗政探(香港,自由职业)
林树坤(瑞士,科技出版人)
杨仲侠(南京,教师)
孙 丰(法国巴黎,维权人士)
李彦修(北京,自由职业)
王中陵(西安,教师)
赵云江(黑龙江,职员)
黄 飞(上海,公司职员)
唐芝云(南非,前《南非华人报》总编辑)
黄晓敏(成都,自由职业)
章立凡(北京,学者)
李 新(北京,退休)
limingtian(河南,教师)
黄燕明(贵州贵阳,自由撰稿人)
赵景洲(黑龙江,司法难民)
陈慧娟(黑龙江,无业)
Etienne Oliveau(北京,摄影师)
张小锋(上海,程序员)
张津郡(深圳,职业经理人)
翔 思(法国,自由译者)
杨 帆(北京,建筑师)
廖双元(贵州贵阳 维权人士)
吴玉琴(贵州贵阳 自由撰稿人)
黄燕明(贵州贵阳 自由撰稿人)
陈德富(贵州贵阳 维权人士)
陈 西(贵州贵阳 自由撰稿人)
张重发(贵州贵阳 维权人士)
莫建刚(贵州贵阳 自由撰稿人)
申有连(贵州贵阳 自由撰稿人)
吴 郁(贵州贵阳 自由撰稿人)
张明珍(贵州贵阳 维权人士)
穆家峪(重庆 自由撰稿人)
丁贵雄(内蒙古 农民)
岳天祥(甘肃 无业)
陈晓昶(宁夏 自由职业者)
王凤山(甘肃 自由职业者)
程 凡(温州 教育)
艾斯瓦尔兹(阿市 蜗客)
朱利全(江苏南京 自由职业)
勇士心(江西,自由职业)
麻 凡(河北 教师)
徐少为(台湾桃园 德汉/英汉/西汉翻译者、自由撰稿人)
唐 琪(四川 公司职员)
邹光旭(山东 IT)
郭 艳(广州 教师、被冻结注册律师)
郭小林(北京 退休者)
武宜三(香港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香港五七社社员)
麒 麟(青岛 高级技师)
谭天然(美国加州 医学研究)
方家华(贵阳 自由撰稿人)
影 云(美国 电子行业)
孙显忠(中非班吉 土建工程师)
高源(巴黎 摄影家. 画家.)
Yichun Wang(美国 统计学家)
陈 龙(北京 前藏人文化网总经理、媒体策划人、独立出版人)
沙 凛(扬州 独立知识分子)
刘 凌(湖北 医生)
孙治淮(南京 退休干部)
吴不谈(北京 IT)
唐荆陵(广东 法律顾问)
科保郎加 (美国 密西根大学教师)

2009年10月8日星期四

图片报道:“真理之光”颁奖现场记

(转自唯色博客)

张晶、yidaL 、卓嘎现场拍摄

2009 年10月7日,星期三,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首府华盛顿,代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向中国作家王力雄颁发2009年度“真理之光”奖。此奖是为了表彰在2008年3月西藏事件中,向中共当局联署签名提出“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十二点意见”的308名人士。其中,首批签名的30名中国境内知识分子,有身陷囹圄的刘晓波先生、“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以及随后联署签名愿意为被捕藏人提供法律援助的维权律师。


尊者达赖喇嘛步入会场向与会者致意。


尊者、王力雄以及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美国前负责公共外交副国务卿波拉·多布扬斯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名誉主席理查·基尔等人士,共同出席了这一颁奖仪式。另一位获得“真理之光”的人士是美国国务院前任西藏事务协调员朱利亚·塔夫特女士,由其丈夫代领。






前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波拉·多布扬斯基致词。




尊者达赖喇嘛向王力雄授予“真理之光”西藏灯盏。


尊者向王力雄行碰额头的礼节。




王力雄致答谢词。据介绍,他的讲话非常好,是所有讲话中内容最独特的。听众多次鼓掌,讲完后亦长时间鼓掌。


王力雄讲完后,多布扬斯基迎上前握手。她的旁边是另一位获奖者朱利亚·塔夫特女士的丈夫威廉·塔夫脱四世,是塔夫脱总统的曾孙,国务院法律总顾问。








尊者与王力雄拥抱。这是至为感人的场景。


王力雄与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握手。


王力雄与洛德握手




王力雄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名誉主席理查·基尔拥抱。理查·基尔说:“我当然知道你的妻子是谁,并且我有她的(英文)诗集……”(^_^)




理查·基尔讲话。讲到王力雄以及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说我们的总统也应该这么勇敢……




理查·基尔的这席话让大家鼓掌,王力雄站起来致意。


南希·佩洛西讲话。




尊者达赖喇嘛最后讲话。先是回忆了他和另一位获奖者朱利亚·塔夫脱的交往。接着评论了王力雄的穿着,说这件衣服太好了,太有中国味道了,不太摩登,不过那是中国人穿了很久的衣服。尊者又说王力雄“娶了一位西藏姑娘……”,然后就笑起来,说这很好。然后开始说起文成公主的故事。说松赞干布娶了尼泊尔的公主觉得还不够,就娶了中国皇帝的公主。尊者说汉族和藏族很亲,历史上关系很密切。




王力雄听到尊者的评价也笑了。



尊者赠予王力雄洁白的哈达。




授奖会场。与会者约500多名,包括路透社等国际媒体。听说有新华社记者和中国青年报记者也去了。


银色的奖杯真好看,应该供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每天点燃酥油供佛……

2009年10月7日星期三

廖志峰:镜花水月,谈和是空

二OO九年八月初,我从台湾飞抵德国法兰克福,准备转机到日内瓦参加八月六日假瑞士日内瓦洲际饭店召开的汉藏会议,在法兰克福稍做停留,看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演讲海报在法兰克福的街道到处张贴,原来尊者刚离开法兰克福不久。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汉藏会议,前一次是二OO七年三月,在纽约的法拉盛举行,但是规模远比不上这次的盛大隆重。这次盛会邀请的名单多达一百余位,与会者多是长期关注汉藏议题的中国民运精英,学者,作家,当然也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参加,对西藏问题并不那么了解。不过,这仍然是一个表达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心声的机会。

只是透过海外民运人士,学者,作家的发声,对实质的「汉藏和谈」助益有多少,需要时日证明;会谈能否顺利成功,关键点仍在中国。中国官方的态度强硬,做为官方传声筒的传媒,以及沛然莫之能御的强大网民,充满民族主义和愤青式的喧嚣,「汉藏和谈」的前景并不乐观。再说,已历经八次的汉藏和谈,能否开出和解新局,令人高度怀疑,外围的友藏团体仅能提供一个纾解的平台,靠外部声音向内部发送,放送效果能有多大,会不会造成反效果,或激起更大的愤青意识围剿,而不形成理性讨论空间,时间将会证明。这次汉藏会议中,明显尴尬的是台湾的发言位置和角色,真正信奉自由民主人权价值的台湾人,关注图博的命运,真心支持图博人的选择,没有疑义,只是在「汉藏和谈」中并不具任何可以使力的支点,在整个汉藏会议进行中,所谓「台湾观点」或建言,也未必真的获得共鸣和采用。那么,从台湾的角度出发,做为一个外部的人,台湾人对图博朋友的支持和对西藏流亡政府的建言是什么?

镜花水月,谈和是空。

其实眼下对西藏流亡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时间。时间是「汉藏和谈」的译码或反译码关键;一个后达赖喇嘛的时代开始计时,流亡政府正与时间赛跑,如此,会谈,正是最大的烟幕弹,诱敌的陷阱,虚耗所有流亡政府的精力,拖垮达赖喇嘛尊者宝贵的时间,让流亡政府花费巨大的时间金钱,一再举行先期讨论会,广邀群贤,但与会者中,有真心关切图博命运者,也有别有他图、动机不纯者,最后,终将徒劳。台湾过去曾有「国建会」,政府花了许多金钱精力招待海外学人及其眷属,一场政治大法会之后,彷若水月无痕。此非空谈。以国共两党缠斗,既联合又斗争的历史观之,历史告诉我们,与共产党谈判最有经验的国民党如何在掌有军队,政权及国际关注的优势下,一次一次流失处理共产党茁壮的黄金时机,终而尾大不掉,转为腹心之患,沦落至先以长江为界,终以台湾海峡为界的处境。但在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并未记取历史教训,这海峡中线也即将失守。这种「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手法,在汉藏和谈的历史中,相信西藏流亡政府记忆深刻,殷鉴历历:中国共产党只有在位居劣势,或不占绝对优势下,才会和谈,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理论上当保持和谈的管道,但不要抱期望,一分力和谈,九分力发展。

西藏流亡政府应该争取时间,深度建设流亡藏人社区,以为宗教生活及教育的据点,在世界仍持续关注图博的时刻,向全世界推广藏传佛教,和图博文化,让世人暸解图博自古既有的历史传承。这个历史性存有的国家,如何在新崛起的中国帝国主义迫害下,面临亡国灭族,宗教法统断裂的彻底毁灭危机。在西方世界中,这样的历史教训并不陌生,从中世纪的教皇国衰退至今日罗马城内的梵蒂冈,史实斑斑;今日图博,正是再现中世纪西方宗教政权战争的缩影,只是图博的命运会如何,仍有赖众人捍卫和书写。

最后,一个大西藏的思考不应只局限在中国国境之内,一如天主的国度,也不仅在耶路撒冷,所以如何让图博文化在世界开花结蒂,让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传承在世界各地产生,一如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出自波兰,这样,转世传承法统将不受中共政权控制,让达兰萨拉成为流亡的终点,一个新国度的起点,也许是目前西藏流亡政府该努力经营和和可以思索的方向,进而让藏传佛教的活佛,成为世界众生共有的心灵导师,成为普世众追寻的宗教归依,让达兰撒拉成为全世界藏传佛教圣地,让世人一起护卫,香火不灭,这样或许能重启平等和谈之机。

2009年10月6日星期二

从雨果《九三年》看大革命

文/曹长青

中共建政六十年,引起人们总结这场革命给中国的创伤,进而也探讨近代人类的一切“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列宁的十月革命,到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这一路以建造“新社会”为目标的乌托邦,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麽?

探讨大革命的理论书很多,但文学家通过讲故事和塑造人物,往往能把作家对革命的理解表达得更生动、更准确。十九世纪的四位最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虽然他们的经历大相径庭,所写的故事各有千秋,但他们不约而同都对无视生命本身、践踏人道情怀的“革命”持负面看法。雨果和狄更斯的作品,明显表现出对法国大革命的厌恶和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则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到来之前,就有预感和恐惧。他们之所以能对 “革命”有更准确的把握,是因为他们衡量对错的标准是人、人性、人道;而不是政治家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必须让位於人道情怀,人道主义的光芒高於一切。雨果的《九三年》就是把人道主义精神推向极致的精品。

●人道情怀高於一切

《九三年》的主角有三个∶忠於国王、要挽救君主制的老伯爵,残忍的革命军政委,有人道情怀的青年将领。但关键的角色,却是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这三个孩子开篇就出现,结尾时更被瞩目。三个弱小的生命,支撑起几个高大的、闪烁著人道主义情怀的形象。最後人道主义战胜一切,赢得最後的胜利。

《九三年》开篇最精彩的部分是一个革命军和一个村妇的对话。军人问∶“你是什麽政见?你是和蓝军在一起?还是和白军在一起?”回答∶“我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村妇告诉军人她丈夫三天前被杀害了。“谁杀了他?是蓝军还是白军?”“是子弹杀了他。”

《九三年》里最高大英雄的最伟大壮举,是救了这个什麽政治也不懂的村妇的三个孩子。在书的结尾,这三个孩子被大火包围,本已逃脱革命军包围的老伯爵毅然返回,救了那三个孩子,宁可自己被捕、上断头台;那个有人道情怀的青年将领认为,老伯爵的行为代表人道,代表无辜,所以把他放了,结果他自己被革命政委(也是养育他成长的老师)送上了断头台;而为了遵守自己的理念把自己最心爱的弟子送上断头台之後,革命政委自己举枪自尽。

●衡量“革命”的尺子

这本书实在是非常地“雨果”,他在把人道主义的旗帜高扬到高於一切意识形态之上的同时,把人性的潜能提高到近乎耶稣才能企及的高度。其人道情怀和理想主义的光芒,使几百年来任何国家为了种种意识形态——均贫富、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等等——而践踏具体生命的革命者们,卑微到无法理喻的程度。

雨果提出了至今仍是人类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孩子和革命哪个重要?生命和政治哪个宝贵?雨果的结论是∶人道高於革命,仁慈重於意识形态。人,人性,人道,这些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它是衡量一切“革命”的尺子。在三个无辜的生命面前,没有蓝军、白军,没有保皇和革命。

《九三年》思考酝酿了十年,也是雨果的最後一部长篇小说,可谓他一生思想的结晶。书名《九三年》是指大革命进入第四个年头、也是红色恐怖进入高潮的一七九三年。这是革命关键的一年,因路易十六国王手下的将军“老伯爵”在法国旺代地区率众起义,罗比斯庇尔的革命党派共和军去“平乱”。

●把整个过去集体屠杀

围绕描写起义与平乱,雨果提出对革命的总体看法。首先,他认为,大革命是对国王制度的反抗。路易国王和老伯爵庄园的“塔楼”代表法国十几个世纪的君主政治,是君权,特权,神权的结合。这种土地上,洒过太多的鲜血和眼瓷A埋有太多的尸骨和罪恶;於是“凶险的树在这不祥的土地上萌芽”,复仇者最後冒出来,暴怒地对“塔楼”说,“我是你的女儿”——它就是“断头台”!

其次,在雨果看来,君主制虽有严重问题,甚至罪恶,但是,罗伯斯庇尔的大革命更可怕,因为它更暴烈、更凶残、更血腥。如果说国王政治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瘤”,那麽大革命就是“一把斧头”,它乱杀乱砍,溅出一片血腥和恐怖。雨果盖棺论定说,“大革命就是断头台”,对其痛恨至极!

雨果在书中用老伯爵的口痛斥革命的罪恶∶“你们杀掉国王,杀掉贵族,杀掉教士,踢倒圣坛,粉碎上帝;你们只会破坏、粉碎、摧残、毁灭,心安理得地充当残暴的野兽。┅┅你们把整个过去集体屠杀!”

●人类发明的最丑之物

这种革命是高举“善”的大旗、以人民的名义、用最残酷的手段进行的。曾在巴黎街头看过断头台斩首场面的托尔斯泰说,这是人类发明的最丑陋、凶残、令人作呕的机器。雨果则在《九三年》中写道,“这个怪物这麽丑陋,卑劣和渺小,┅┅这个丑怪的东西就是断头台。”在大革命发生的几年之内,就有六万个头颅,在断头台落地。最具嘲讽意义,最表明其残暴本质的是∶其中246人是曾判过别人上断头台的革命法庭的法官。

残忍的断头台,为後来斯大林的红色屠杀,毛泽东的共产暴政,波尔布特的滥杀无辜,提供了样板。美国版《九三年》的英文序说,斯大林最欣赏的就是《九三年》中那个冷酷、残忍、极端忠於革命价值观的原为教士的共和军政委西莫尔登,他在乔治亚当学生时看了这本书,後来把名字改为“斯大林”(意为钢铁),开始革命。

●从法国大革命获灵感

斯大林、毛泽东们戕害异己的党内斗争和清洗,也是从法国大革命获得灵感。雨果在书中描绘了革命领袖的倾轧、阴险、刻毒和残忍。在巴黎的革命议会里,“大家互相辱駡∶阴谋家!杀人犯!叛徒!互相检举、殴打、诅咒、挑战;彼此怒目而视;挥舞著拳头,微露出手枪,半抽出匕首。”罗伯斯庇尔眼睛盯著丹东,“瞄准物件就发动闪电式的攻击,很愤慨地爆发出一大堆充满不祥字眼的话∶我们认识那些阴谋家,那些卖国贼,他们就在这个议会里。”丹东则叫喊,“该隐(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因妒忌而杀死自己的弟弟)隐藏在仇恨里,现在跳出来了,混在人们中间,那就是马拉。”而马拉则威胁他俩说,“你们耸耸肩膀,脑袋就可能掉下来的。”

雨果感叹说,“在他们判决路易十六上断头台时,罗伯斯庇尔只有18个月可活,丹东15个月,马拉5个月3星期,圣法叶只有一天。”

一百年後,托洛斯基被斯大林暗杀,刘少奇被毛泽东害死,邓小平把两个选定的接班人废黜,江泽民和胡锦涛联手把赵紫阳软禁关到死,都是这种模式。在这种革命中,没有规矩,没有法律,更没有慈悲,只有弱肉强食,野蛮的丛林部落法则∶赢者为王,败者下地狱;谁拿到权力,就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它必须靠暴力统治,必然产生血腥,必然带来恐怖和死亡。

●用白骨堆起的中共革命

雨果对国王政治是批判的,对大革命是否定的,那麽他要怎样的政治?他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政治。他明确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更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雨果的小说世界,都是人道情怀赢得最後的胜利。从《悲惨世界》中警长的投河,到《九三年》中军政委的自尽,一腔理想主义光芒的雨果,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塑造自始至终汹涌著人道情怀的高大英雄,同时让被法律教条和意识形态毒化的“魔鬼”都无法承受内心深处的“人性”光芒。

回首中国六十年的革命,正是一部典型的,把雨果高扬的人道主义踩在脚下、灭到深渊的、用白骨堆起的杰作。

2009年9月15日於美国

——原载《开放》2009年10月号

2009-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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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杰嘉:台湾,你怎麽了!

《纵览中国》首发

送走藏汉历史上又一最悲惨一幕---零八年後,达赖喇嘛与中国境内外有识之士开始从仇恨和欺骗的废墟中艰难地重建尊重、理解、信任。努力医治藏汉民族间那道流血的伤痕。同时,揭露中共政府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煽动藏汉民族敌视事实。零八年西藏事件之後,中国境内外近六百名知识份子撰写文章表达关注西藏问题。达赖喇嘛每次访问东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尽量地接见华人,加强交流。西藏流亡政府也公开宣布加强对华人的接触和交流政策---

这一切都是为了修复被集权政府破坏了的藏汉民族之友谊和信任。这一艰难的重建过程是坎坷不平的,因为,中共宣传机器劈头盖脸的“杂音",加上华人本身对西藏以及西藏问题认识并不多。但是,很多人在默默地为此工作,而且,收获也并非使人失望,真乃功夫不负有心人。特别是今年8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寻找共同点---藏汉国际会议]所达成的共识是非常可贵的起点,藏汉民族的和谐共存并不是很遥远的。

对於西藏流亡社区来说,接触最多的华人是台湾人。在印度的流亡社区只要有人说华语,不管他们能否听得懂华语,都会问你是台湾来的吗?而且,开始表露出纯朴的微笑与信任。因此,很多从大陆来的华人当问及from时总会说出“台湾"。包括中国媒体人员也会这样撒谎。因为,他们知道流亡藏人对台湾人更加友善。

回顾历史

回眸流亡西藏与台湾的接触历史,最初台湾并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名字。1959年西藏遭到中共全面洗劫,迫使藏人流亡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国家。开始最艰难的流亡生涯时,台湾政府也开始插手流亡社会分化流亡藏人。从破坏西藏游击队根据地---木斯塘到设立噶伦办公室。还有在各难民定居点的分化活动等等造成了藏人认为“红汉人,黑汉人都是敌人"。(红汉人,指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的汉人。黑汉人是指台湾的汉人。)而且,迫使西藏流亡政府以及国会通过决议决定不与台湾政府接触的方式杜绝来自台湾的破坏。而且,这种“红汉人,黑汉人都是敌人"的立场持续了很多年。直到 1997年达赖喇嘛首度访问台湾彻底改变了这一看法。从台湾民众对达赖喇嘛的敬仰与尊重,深深地打动了藏人的心。对於藏人来说谁尊敬他们的达赖喇嘛,谁就等於尊敬了西藏。同样,谁污蔑圣尊达赖喇嘛谁就是他们的敌人。

自从达赖喇嘛踏上台湾岛开始信徒的虔诚感动了西藏人民,之前的所有不快都被达赖喇嘛的慈悲与大爱化为乌有。台湾的佛教、中国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以及民主体制和信众的虔诚深深地感动了达赖喇嘛和西藏人。而且,从台湾民主体制的运作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因此,2001年达赖喇嘛再度踏上了台湾岛。台湾的西藏佛教信众蓬勃发展,西藏的高僧大德们高举法幢,大转法轮---

随著达赖喇嘛对台湾的访问,在台湾设立了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台湾政府也认可西藏流亡政府不经过台湾蒙藏委员会直接与外交部接触。更加拓展了西藏与台湾民众的接触渠道。而且,台湾政府设立台湾西藏基金会等部门更加使双方的接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赖喇嘛二度访问台湾之後,虽然由於种种原因没能访问台湾,但是,每年在达兰萨拉为台湾信众专门举行法会,近千名信徒参加法会。虽然,这些台湾的信众以“我是宗教人士,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为由对西藏问题漠不关心,看都不看一眼有关西藏境内悲惨的状况。更甚者在听法期间饭店宣传栏上张贴的随想中大骂西藏人不排队,西藏人不--- 流亡藏人仍然很信任,很尊敬台湾人。因为,藏人看来台湾人尊敬达赖喇嘛,这就足够了。这种影响不仅仅在流亡社会中广泛的蔓延,而且,甚至影响到了西藏境内的藏人,不管台湾人在西藏旅游或出差相对中国大陆的汉人,台湾人是比较受欢迎和信任的。

台湾信众的苦苦哀求

在台湾信众的苦苦哀求下,达赖喇嘛答应再次访问台湾。但後来由於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的谈判,达赖喇嘛一直没能访问台湾。台湾的信众一次又一次的祈求,而且,含著泪说“法王,难道您忘了我们台湾的信众吗?"达赖喇嘛的慈悲不会忘掉任何人的,包括伤害他的人和所有众生---

8月6日,在瑞士召开[寻找共同点---藏汉国际会议]华语记者会上台湾立委田秋堇:“我今天代表台湾环保团体。台湾有12个环保团体,想要邀请达赖喇嘛先生到台湾来。因为台湾政府在那边放了核能的废料,核子发电的废料。我知道在西藏,中国共产党也把核废料放在西藏。所以,这些环保团体写了一封信,请我带来这边,等一下我要送给达赖喇嘛尊者。希望您到台湾来的时候,特地到蓝屿去看一看。"这是台湾发生灾难前两天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我们等了您八年!"----这是台湾人的心灵呼唤。

8月8日,台湾发生罕见的水灾,五百多人丧生,七千多人无家可归。发生水灾後,驻台湾的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举行祈愿法会,为受难者祈福,为受难者亲人进行精神上的安慰。8月12日,远在拉达克高原的达赖喇嘛致函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在这个伤心难过的时刻,我们感同身受,我的心与您和你的人民同在。"接著是台湾南部七个县的邀请,在这危难关头为了数百计的受难者,为了心灵遭到创伤的数千计的民众,达赖喇嘛冒著中共以此为由加大打击西藏人民的极大风险。达赖喇嘛慈悲为怀从拉达克高原经德里飞到台湾开始了---[关怀人道之旅]。

台湾,你真让人失望

达赖喇嘛展开第三次的台湾[关怀人道之旅]。这是一件台湾人高兴的事,首先,可以为灾区人民祈福,重建那些被摧毁心灵的民众之精神世界。同时,以可以满足多年祈愿达赖喇嘛访问台湾的信徒们的心愿。其次,还可以加强台湾和西藏之间的友好往来。但是,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台湾第二天开始媒体上就有很多评论文出现,其中林保华的《政治畜生 VS.达赖喇嘛》,邓蔚伟的《达赖喇嘛是一面照妖镜》,曹长青的《国民党有没有人性?》等等。最近,还有朱瑞女士的《促统会能代表台湾民众吗?》。当然,这些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他们的观点。但是,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政治畜生,也不能定论《国民党有没有人性》,更不知“达赖喇嘛亲抵台湾,为民众祈福,更照映出台湾政府官员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蓝皮红骨」原形。"当然,我非常清楚台湾的促统会是绝对不代表台湾民众,这与蒙藏委员会的组织下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台湾之前举行的所谓四大宗教“祈愿法会"不代表西藏的事实一样。

朱瑞女士在她的文章中称:“这种如醉如痴于西藏文化和虔敬达赖喇嘛尊者的行为,是许多中国人难以理解的。因为台湾人的精神从来也没有被红色的政权玷污过。在那片生长信仰、自由、和民主的土地上,人们承继著真正的中华文明,比如礼仪忠信、谦逊知足、同情弱者……然而,这一次达赖喇嘛尊者赴台的关怀之旅,却遭到了促统会的抗议,那种疯狂、粗暴,和对中共话语体系的运用,不仅和台湾人的习性完全相悖,简直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再现。"

对当时的抗议事件,藏人膛目结舌。对於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来说各种抗议是正常的事情。但是,抗议是有一定的分寸。非常让人失望的是具有中华优良文明,“礼仪忠信"的台湾居然对达赖喇嘛[人道关怀之旅]如同中共滥施淫威似的破口大骂,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挑起宗教争端---

这不仅仅与民主社会理念相违背,而且,与中华文明格格不入。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这种人身攻击和挑衅宗教争端是要担负法律责任的。也许你会说:“这是我们台湾民主发展到高水准的标志",那麽,你真的忘了,你的十三亿同胞在对岸因说了一句话或者写了一篇文章而打入了黑牢。你真有良心,不应该污骂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到灾区为受灾的民众祈愿。更不该把对岸同胞遭受痛苦当戏看。所以,达赖喇嘛尊者对抗议者说:“你们真正的享用了言论自由,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请你们到中国,让他们也同样享用言论自由。"

真如朱瑞小姐说的“在佛的世界里,从来都没有敌人。"如果抗议者想让尊者生气或难过,真乃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慈大悲的达赖喇嘛是没有敌人的,如果你认为一定有敌人,那麽,尊者也永远会拥抱“敌人"的。

在西藏由於很多藏人因不愿意批评、攻击达赖喇嘛尊者而坐牢,甚至失去生命。可是,民主的台湾,很多人期望这个“民主"登陆对岸的----台湾,你怎麽了?你的民主真的被中共的独裁绑架了吗?

达兰萨拉2009/09/17

日内瓦日记

文/朱瑞

2009-8-4
昨晚,老是醒来醒去的。当电子钟显示3点时,再也睡不着了,打开电脑,才发现,已是4点20分了,原来,电子钟出了毛病,还好,正是我该起床的时间。

到机场时5点20分,还有两个小时,我乘坐的飞机才能起飞,有足够的时间寄行李、办理登机牌。

美国的盐湖城是第一站。担心晕机,我要了一杯姜汁饮料,可拿出折叠桌时,不小心,把饮料弄洒了,溅到了我的身上,也溅到了坐在我身边的老外的身上,他立刻把手里的餐巾纸献了出来,一再说对不起,像是他把饮料洒到了我的身上似的,加拿大的公德,让我口服心服。

盐湖城不远,只飞行了近两个小时,就看见了机窗外一片湖泊,边缘呈白色,湖岸是一片又一片若隐若现的绿草,很矮,矮得像深深浅浅的绿缎子,像西藏高原搬到了这里。

我坐的是小型飞机,只有几个旋梯,似乎一下子就到了地面。热风扑面而来,吹去了飞机上彻骨的冷。沿着一个长长的走廊,我进了候机厅。漫漫地走着,不是我穿着高跟鞋走不快,而是我不想快走,在这里,我要等六个小时,才能坐上开往巴黎的飞机。九个小时后,才能到达巴黎,而后,在巴黎我还要等五个小时,才能坐上去日内瓦的飞机。

其实,我可以买一张直达日内瓦的机票,不过,我没有那么做。我在盐湖城候机厅的商店和书店之间进进出出。商店里最流行的还是印第安人的手工艺品,项链,戒指、帽子……当然都是些仿制品。如今,人们正在想方设法地恢复被毁灭了印第安文明,看得出,全世界,尤其是北美正在痛心疾首呢。但是,失去的永远失去了,人类应该从这里吸取教训,阻止类似的事情在今天发生。也许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西藏问题,得到了全世界的支持。然而,中国的五毛们,却在胡搅蛮缠地,抓住白人屠杀印第安人的历史,为他们今天灭绝西藏文明寻找借口,如同看到别人杀人,自己不去杀死几个,就亏歉了祖宗似的,而不是以别人的杀人行为,警醒自己不再犯类似的罪恶。

一家快餐店里传出了米饭的香味,在这片远离亚洲的地方,居然可以轻易地吃上亚洲的饭菜!我买了一碗米饭和一盘肉炒豆角。一般来说,我是不喜欢吃肉的,但是,这里没有素餐。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对桌的几个老外在上网,就拿出了电脑,美国和加拿大的电源没有任何不同,真好。

“请问,几点了?”还是怕耽搁了时间,就问身边一个刚坐下吃饭的女人。她看一下表,乐了:“我刚从亚特兰大过来,还没把时间调过来呢。”于是,我们同时问一边休息的服务员。

“11点56分”回答。

还有五个小时左右,去巴黎的飞机才会检票。在北美,时间,总是显得紧巴巴的不够用,而现在,我有五个小时间的剩余,多好。

前几天罗锦发来EMAIL, 邀我去德国。说,“由洋儿(罗锦的丈夫海曼)开车, 慢慢开, 慢慢逛, 中途任何地方都可停下来, 好好看看瑞士的美景. 也许去看‘海迪家乡’ 也许会沿着尼采(NIZA)那条最美的路线回德国. 若是天黑了, 大家住一屋或二屋(为了省钱)的旅店. 这样逛到德国. 在我家, 看看本市二天, 我们再去布拉格, 早出晚归……”可是,我对罗锦说,去日内瓦能顺路看一看巴黎的机场,于我,已算奢侈了。“下一次吧,下一次我向你保证。”可罗锦回答:“别这么说,下一次,我们都老了。”其实,我何尝不想和罗锦夫妇一起游欧洲呢?二十年前,初读《冬天的童话》时,就对罗锦充满了想象,尤其是她最近出版的《一个大童话》和将要出版的《一地书》,更是喜欢,能深入地和罗锦夫妇相处,的确求之不得,可是,我没有时间。

而现在,我却有五个小时的剩余!我打开电脑,打开那些从前我在西藏时的照片。时间就是这么快,一转眼不是一年,而是十年。十年前,我在西藏的日子就在眼前,而如今,什么都不一样了,不仅我的容貌,还有西藏的容貌,西藏的牧场、矿山、湖泊、江河……都在变形。

(写于美国盐湖城,中午12点)

2009-8-5

飞行了十个小时,才到达巴黎。下了飞机乘两次电梯,才看到路标——日内瓦:GATE F36。问了几个人,才找到GATE F。我是下午4点起飞,要等五个小时左右。就到DELTA航空公司服务部(因为我的机票是在这家航空公司买的),寻问是否可提前走,回答说,不可以。这个DELTA,真教条。我喜欢AIR CANADA,只要同一天的机票,早走晚走都可以,那才是替顾客着想呢。

本来我是不怕等的,电脑在手,五个小时,不过是一瞬间!然而,此刻,我急于去日内瓦了,恨不得长上翅膀。也许因为巴黎的候机厅看起来太平庸了吧?

其实,大多数人都会喜欢这里的。琳琅满目的香水、时装、还有书……我居然看到了茨维格的法文版作品。还有几本书,封面设计很简单,只有黑白两色。还有几个封面仅仅人物头像,都是些饱经风霜的面孔,可能是纯文学作品吧,不过,更多的都是些时髦的杂志,奥巴马的头像出现在好几家杂志的封面上。不知为什么,我更愿意看布什,尽管他已下台。

终于找到了F36。可是,我的时间多得是。就又接着转,看到一个露天餐馆的门前,摆了许多报纸,没有标价,可能都是免费的,不过,印刷质量比中国的人民日报还好。头条新闻上印着金正日和克林顿的照片,一个像巨人,另一个像侏儒,当然我指的仅仅是身材的大小,是物理感觉。两个人都不笑,尤其金正日,没有笑容的脸上,尽是自信。有趣。也不知道这些文字写的都是些什么,法语,我是一个字也不识。不过,我断定,决不会写这种身材的对比。

候机厅真热,我穿着背心还在流汗。而刚刚在飞机上,就是盖着薄毯,还冷得直抖呢。上一次我去达兰萨拉时,飞机上每人发了一双袜子,这一次没有,我穿着丝袜,就跟光着脚似的,透心地凉。

有些头昏,可能飞机上的时间太长了,这是晕机的征兆,尽管我已不在飞机上了。

和巴黎机场相比,我更喜欢小小的盐湖城机场。坐在盐湖城候机厅里,比坐在这里舒服多了。这一生,我就是不喜欢人群,不喜欢闹市。可是,人家毛泽东就不怕这个,专门坐在闹市里看书,磨练自己的意志。我不行,我一点毅力也没有。如果把我放在闹市里,别说看书,仅仅看人,我就得疯。这一生,我最喜欢小村庄,喜欢独自呆在一个角落,喜欢默默无闻。

(于巴黎机场)

2009-8-5

从巴黎到日内瓦,只飞行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国家太近了,也可以说,两个国家都太小了。我喜欢小国,小家庭,清净、简单,易管理,这是欧洲给世界的启示。

一出机场,就看到一位穿藏装的女士,打着一张写有汉英两种文字的牌子。我立刻停下,女子上前,用流利的英语,问我的名字,她说,“你是今天最后一个到达的,其他人都到齐了。”

女子告诉我,她是藏人,在巴黎一所大学读法国文学。“你的法语一定很好了?”我问。“比英语好。我喜欢法语胜过英语。”她说。我真羡慕她,能那么深地掌握三种语言,也就是,法语,英语,还有她的母语——藏语。尽管她一句藏语也没有说,但我知道,境外藏人都会藏语,不会说自己的母语,在他们看来,是耻辱。

宾馆的一楼大厅里,达瓦啦迎面而来:深灰色衬衫,笔挺的西裤,一丝不苟的领带,英俊潇洒,气宇轩昂。“啊,达瓦啦,早知道你在这里,我就提前来了。”我开起了玩笑,可达瓦啦一点也不上当,像是昨天还和我见过面一样。

我的房间在十四楼。我赶紧洗了热水澡,而后,分别给罗锦和茉莉打了电话。两人立刻到了我的房间,还有茉莉的丈夫傅正明先生,以及与我住在同层的陈破空先生,也来了。

除了破空,我和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尽管我们在文章中和电话里,早已熟悉。

晚饭时间到了。餐厅里,一位看上去似曾相识的男人,迎面而来。破空说,“朱瑞,我得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曹长青,你们兄妹失散了三十年,现在终于见面了。”曹长青只是笑,不知破空这话是有来历的。

还是在达兰萨拉,与破空初相识的瞬间,听我张口说话,破空笑了:“你怎么和曹长青一模一样呢?”我说,“我是女人,曹长青是男人,说我这个女人和男人一模一样,你这是表扬还是批评?”破空并不回答,只管说,“我一定介绍你和曹长青认识,你们两人太像了……”

破空介绍完了,还在不停地唠叨:“你们兄妹失散了三十年,这回如愿了吧?”

可曹长青并没有把我看成他的同乡,尽管我不停地解释,我也出生在黑龙江。长青却感慨:“对了,朱瑞,你是东北人,你看,我总把你当成西藏人。”

曹长青的名字,于我,早已如雷贯耳。和那些得了软骨症的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我的心中,长青立体得如一座山。

吃过晚饭,大家一起向日内瓦湖走去。天渐渐地暗了,灯火阑珊,湿润的微风拂面。那个世界上最高的人工喷泉后面,一轮明月不动声色地看着我们,显得格外地圆满和皎洁。

(写于日内瓦洲际宾馆)

2009-8-6

也许是时差关系,我几乎一夜没有合眼,尽管已经有两个晚上没睡好了。曾经飞快旋转的时间,此刻缓慢的像一辆疲倦的牛车。

早晨7点钟,我准时去了餐厅。稀稀落落的几个用餐的人中,我发现了傅正明先生,就端着早餐朝他走去。几乎立刻,他就和我谈起了正在撰写的有关西藏大师创古仁波切的故事。茉莉曾告诉过我,傅先生已写出二十多万字了,也不知下了多少功夫,写一部他从没有见过的土地,实在不容易,我惊叹他对西藏文化的如醉如痴。

9点多,洲际酒店的门外,出现许多举着哈达的藏人,因为10点钟,尊者将在这里举行记者会。我和大家在门里站成两排,喜悦和盼望,在每个人的脸上闪烁。

啊,来了!那黑暗中的明灯,人类精神的峰巅,被众人围着,走近、走近……“你也在这里,HOW ARE YOU?”居然认出了我,跟我握手!

“你得到了佛爷的加持啊!”有人羡慕地看着我。

下午2点,会议正式开幕。尊者出现时,大家不由自主地都站了起来,向前移去。尊者讲话很少用稿子,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像对老朋友,家人一样。长青说,“这就是掏出心来给你看。”然而,这些家常话,却有着让人惊叹的严谨的逻辑和佛理。

很快就到了咖啡时间。台湾的允晨出版社,把带来的书摆了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书展。大部分书,都是关于西藏的,印刷得很好,封面设计也很有质量。仅唯色的书就有好几种。

咖啡时间结束后,首相桑东仁波切回答与会代表提问。问题很多,关于自治,关于独立,关于民主、关于教育……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问题,桑东仁波切都是那样平静而与世无争地一一道来,平和,谦逊,真挚,充满了善意。

结束时,罗锦感慨:“这就是我一生渴望听到的讲话,可是,我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泪水涌出她的眼睛,“这位首相,是大智者啊!我可以和这位大智者照相吗?”我就对桑东仁波切说了罗锦的愿望,于是,桑东仁波切欣然地和罗锦站在了一起,我举起了相机。

(写于日内瓦洲际宾馆)

2009年8月7日

才嘉啦坐在一位僧人对面,开始了他的早餐。我向他们走去,才嘉啦为我介绍那位僧人,说,“这是尊者的英文翻译,他的英文非常好。”正说着,又来了一位俗家人,坐在了我的身边,才嘉啦又介绍:“这是桑东仁波切的秘书。”两人看上去极为质朴,教养深厚,让我想起察尔斯?贝尔写过的一句话:如果受过同样教育的藏人和汉人站在一起的话,藏人看上去总是更有教养,更文明。

早餐后,开始了小组讨论,每个小组都有一个主持人和一个记录员,我在第一组,主持人由台湾来的翁仕杰先生担任,我担任记录员。我们这一组包括傅正明先生,严加祺先生,杨建利博士,洛桑桑盖博士,苏嘉宏教授(《流亡中的民主》一书作者)、作家遇罗锦等。尽管时间有限,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五分钟表达自己观点。显然,流亡社会的民主,已带到了日内瓦的汉藏会议上。不论是谁,超时就敲瓶子提醒。因为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有两瓶矿泉水。

我们这一组讨论的题目是如何从华人角度,改善汉藏关系?

翁仕杰认为,汉藏关系问题,主要是两种文化,两个世界观的冲突。汉人总想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给藏人,这就是殖民心态,如果不能站在西藏人的文化层面和世界观上,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两样东西是一样的,因为有差异,才有光彩。尊重差异,是改善汉藏关系的重要前提。

傅正明认为,应该让中共把写在纸上的人权承诺,在现实中得到兑现。突破专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对话。要以对话来解决汉藏关系。所谓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其实都是野蛮的,应该对中国的人性失落进行思索。只有人文主义,才是共同点。

遇罗锦说:英语世界有多少国家?法语,德语世界, 有多少国家?为什么汉语世界只能一个国家?我所看到的小国,如布丹,卢森堡,比利时,克力新斯坦……就连法国和瑞士,也不大,他们的生活,比大国人民幸福一千倍!我们的大国历史,从古至今,有什么好?好在何处?藏族的文化,语言,习惯,和汉人毫无共同之处,为什么非要受汉人的管辖?我认为,任何地区,只要民意票数通过大半,谁想独立,谁就应当独立。汉语世界,也绝对不 必非得一个国家不可。

洛桑桑盖说:冲突中的双方都是受害者。我们受很多汉人的欺服,常常不能感到他们也是受害者。帮助中国人认识到自己也是受害者,可以使他们从某种程度上,理解藏人。

苏嘉宏:中间道路是达赖喇嘛尊者提出来的,并在去年11月,经由宪法,高度的民主程序确定的。我们应该帮助北京与达兰萨拉的对话顺利进行,对话与接触,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严加祺:这次会议,大家到一起进行交流,知道彼此的愿意,有一个共识, 是一次很重要的对话。而北京与达兰萨拉的对话更重要。另外,实现藏区的真正自治,是解决各种藏汉问题的前提。

JOHANNA ZHANG(汉人、学生):我先用英语表达我的观点,为了尊重在座的藏人。我认为我们不是受害者,而是加害者。应该承担的是耻辱。

少数民族的提法不对,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

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好过中国的宪法。

藏人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

杨建利:除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对话以外,达赖喇嘛可否有第三种选择,和汉民族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宪政体制?

贝岭:召开藏汉两族文学研讨会,寻找共同点。

小组会议结束后,我和翁仕杰先生,及达兰萨拉来的一位藏人,共同整理出了我们这个小组的共识。接下来,在综合大会上,每一个小组的主持人都宣读了自己小组的共识。

晚上,我没有和大家一起去日内瓦湖边散步。在一楼的休息厅,我看见了次仁旺久,也就是《心向自由》的作者。在那本书里,他描写了一位叫罗桑札西的汉人,投奔四水六岗的事迹。在达兰萨拉时,我就和次仁旺久是好朋友了,这一次见面,我不由分说,把所有的民俗问题,都拿了出来,硬是逼他回答。直到一位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前来采访,他才算从我的难题中解脱出来。可怜的次仁旺久。

(此篇日记在我的另一个博客上发出几个小时后,被被删)

(谢谢《民间藏事》转发了这些日记,使之得以保存.)

2009年10月4日星期日

净空法师开示:西藏密宗是佛教的一个正规宗派

問:不少汉地居士对西藏密宗的非议很大,他们引用《楞严经》,对四皈依、喇嘛喝酒吃肉、或打着双修旗号骗色的行为,直接斥为邪魔歪道,全盘否定了西藏密宗。

答:西藏佛教是从印度传过去的。佛法,诸位一定要知道,佛没有定法可说。佛法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古印度跟这个西藏土着,他本土有这些神道教。所以佛教这个教学非常高明,他不排斥,他不否定别人,他能够把他圆融贯通,所以称之为密。这个密,神密。佛教学本身讲密是深密,这个道理太深了,不是一般人能懂的,所以称深密。那么在西藏的时候,确实深密之外他还有神密。为什么?古印度这些神教,像婆罗门教这些教,统统融汇在一起,而佛给他作新的解释、新的教义,真的把他们都变成佛教了。这很高明,不排斥他,教他觉悟。所以佛是觉的意思,觉、不迷,就是佛教;迷、不觉,那就是迷信的一种神道教了,土着的宗教。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清楚、要明瞭。

那么西藏教是佛传的,这个密宗是佛教正规的一个宗派,而且是属于高级宗教。为什么?你看《华严经》讲到四种无碍,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最高的是讲到事事无碍,如果他没有这个境界,他要想跟着学,全都堕地狱。

我的老师是密宗的上师,跟藏密是一家,章嘉大师。藏密的承传是四个喇嘛,那么现在大家熟知的,只是晓得西藏的嘉瓦班禅,另外两个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在从前都知道,只是最近的时候忽略了,以前统统知道。内蒙、外蒙,内蒙章嘉大师,外蒙哲布尊丹巴,他们这四个四兄弟,都是宗喀巴大师的学生,传人。那么章嘉大师尤其是贡献大。你看在清朝,四大喇嘛只有章嘉大师住在北京,常住在朝廷,跟这个帝王接触的机会最多,国师嘛,你看看清朝历史你就晓得了。所以我跟大师三年,我认识他跟他学的时候,他老人家六十五岁,他是六十八岁过世的。我的佛学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的,这是个真正善知识。他告诉我我才晓得,密法在佛法里面就像学校里面的博士班一样,他是最高的博士班。那么你就晓得,博士班要什么人才能修?要硕士才能学博士。你要不是硕士,你是随便一个人学密,哪有这个道理!好象我什么基础都没有,我一下念博士班,这是不可能的,那怎么会不堕地狱?所以先要学显教十年。他们定的是十年,十年显教,经过考试及格,及格他有个学位,叫格西。拿到格西的学位才能够学密,这个是藏传密教的学习的次第,不是什么人都能学的。

那在真正大乘佛法里面讲,这个学密(注:这里讲的学密是指学那些密宗禁行,比如说一般人很难理解的双修法门等,事实上,绝大部分的密宗弟子终身都没有资格修这类法门,也不会去修;如果把这里的学密解释为学习藏传佛教的一般显宗法门和基础密宗修法,这与事实显然不符合,也与下文意思有出入)是什么时候?我们讲很开放的,这个一般的标准,初住菩萨。也就是说,他已经证得法身了,他已经超越十法界了,他才有资格。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他才事事无碍,才有这个能力。你还有烦恼习气没有放下,你去修双身。修双身,他还有淫欲的念头,他就堕地狱。修双身,没有淫欲的念头。淫欲从哪里来断?从淫欲里头没有念头,淫欲真断了。这是什么人!你能不能做到?你做不到,你的淫欲要堕地狱。你做到了,你超越十法界了。所以密宗只有实报庄严土跟阿鼻地狱,当中都没有。你上不去,你就堕下来了。这是老师告诉我的,所以我们对于密宗是非常尊重,但是不敢学,真有烦恼习气。你吃肉,他真有贪心,真觉得很好吃,那这就堕落。真有这个功夫的人,吃那个跟没吃一样。他能够吃肉,你盛一大碗的狗粪给他吃,他照样吃,他没有分别,这个是真正的密。如果肉吃得很香,摆一碗大粪给他,他就不敢吃了,他就是假的。你说这个多么不容易!在过去,这是《高僧传》里面有一个故事,也是有个得道之后的高僧,他的行迹也是不大讲究的,但是教学生教得很严,持戒很严,督促很严。他自己也喝酒、也吃肉,也到外面去应酬。学生不服,不服,他笑笑,好,明天我请你吃肉,你跟我一道去。到第二天叫大家准备畚箕、锄头,到山上去挖死人的死尸。挖出来的时候,你们大家我请你们吃。没有一个人敢吃,他在那里一块一块津津有味,大家呆了。他说,你能像我这样子,可以。你不能像我这样子,乖乖持戒,你不要学我。学生服了。所以这个不容易,所以密是不学密就不能成佛,密是最后一关,你全部要通过。真正是不起心、不动念,不但是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分别、执着是低层的,最高的是不起心、不动念,你才圆满成就了。

那么现在密宗里头这些大德,我们看他的行迹,我们不敢非议。因为什么?不知道他的境界多深。我们只有讚歎,绝对不批评。但是我们自己晓得,我们到不了这个功夫。他是真的是假的,不要去管他。这个里头有真的,当然假的也不少。我不知道,有假的,龙蛇溷杂,可是我们对他有恭敬心,这自己的德行不亏失!

得法居士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0e6249dc0100evgu.html

转自《民间藏事》

2009年10月3日星期六

西藏的慈悲

文/摩罗

我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一直感到很神秘,常常希望有机会深入了解。我认识的第一个蒙族朋友是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我以为可以向她请教一些蒙族问题,可是很快就发现她不会蒙语,不识蒙文,她只会像北京姑娘一样说普通话,像上海姑娘一样唱流行歌曲。不久以后我认识了第一个藏族朋友,她是《西藏文学》的编辑唯色。她虽然会说藏语,但不认识藏文。她用汉语交流,用中文写作。

这两位朋友让我感到疑惑,难道他们除了平时所云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之外,就没有独属于自己民族的那份感情、那种归属感、那种文化认同需求吗?或者,难道他们已经没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对他们产生吸引力,让他们为之迷醉和倾倒,让他们感到神魂安宁吗?

近日读到唯色这部名叫《拉萨?拉萨!》的书稿,我的疑惑才算解除,我甚至因为自己错解她们而觉得抱歉。我从文章中了解到,唯色并不是纯粹的藏族人,她具有四分之一汉族血统,四分之三藏族血统,可她写简历和口头介绍时只说自己是藏族人。在《我的孪生姐姐不丹》一文中,不丹有时也为自己血统不纯而不知所措,可当别人劝她将自己理解为一个新诞生的混血民族时,她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是藏人。”从这里不难看出唯色对藏族的感情比她所应该具有的还更加纯粹更加丰厚。

弄清她的血统是在书稿快读完的时候,感受到她这份强烈的民族感情却是刚刚开始阅读不久。本书打头那两篇文章可以说气象不凡。“我想要说的并不是我呀。我只想说一说拉萨。”当我从《拉萨?拉萨!》中读到这样的句子,心里不由得微微一震。在我所写的几百万字中,从来没有说过只想说一说北京、上海或者家乡的某座城市某个村庄。我仅仅只在文末注明写作地点的时候才会想起这些地名,所有的地名都是为我的文章而存在。唯色却让她的文章为一座具体的城市而诞生。除了将此理解为圣洁的民族感情,你找不到更合适的解释。

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是两百多个僧尼在拉萨的转经路上磕长头行大礼的壮观情景。作者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拿着相机追逐在他们身前身后,但她是真正被一种东西所吸引,所以细心观察他们,体会他们。“他们在闹市中匍匐而行,神态里有着一种抑止不住的幸福,仿佛此刻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他们一直微微地笑着,而这种微笑却与尘世无关。”作者特别留意这些连续磕头十几天的僧尼经过一个农贸市场时的情状。“当他们挨肩接踵地穿过布达拉宫下面的菜市场(那是拉萨最大的菜市场),穿过堆满鲜红肉块而且肉渣正被砍得四溅的肉案,穿过盛满游弋着‘拉萨鱼’或‘内地鱼’的大盆小桶,先是不禁驻足,摇头咂舌,又似有些无措,这样愣了一会儿,他们突然放开了喉咙,近乎呐喊一般朗诵起经文来。他们一边热烈地朗诵,一边大步向前(菜市场又挤又脏,无法磕长头),声音和动作中洋溢着强烈的情感,使菜市场里所有的人目瞪口呆。我向其中的一位喇嘛打听,他说这里面充满了杀生的气味,所以要为那些被杀的众生祈祷。”

对于磕头的介绍为什么到这里才告一段落?我猜测是因为通过这些祈祷,作者与磕头的僧尼们接通了一种东西。这是一个神性充沛的拉萨,这是一个慈悲为怀的藏地。不是吗?谁都说西藏是圣地,拉萨作为圣地的中心,当然格外神圣。圣地之所以神圣,首先是因为那里居住着神灵,有神才有圣,才有这种超凡脱俗的魅力。从汉地回到藏地的唯色被喇嘛的祷告所打动,其实是被佛的召唤所打动。作者没有直说,她引用一位汉族朋友的话说:“怀中没有信仰,颂着六字真言也是枉然。”反过来也一样,心中有信仰,不磕头不念六字真言也能与圣灵默默对语。在唯色的文字中,对信仰的虔敬与对民族的虔敬是合一的。民族感情与宗教感情如此融为一体,也许只有在犹太人和藏人那里才能找到。

无论是民族感情还是宗教感情,总是十分具体的,它不仅具体到一座城市,还必定具体到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或者一句吆喝,一种气味。读《帕廓街:喧哗的孤岛》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一个女孩爱不释手地细心抚摸着一条刚刚买来的漂亮纱巾。帕廓街是大昭寺周围一条可以转经礼佛的环状街道。作者说,高高的布达拉居住着观世音的化身,帕廓街才是形形色色的凡夫俗子聚集之处,这里坦然地洋溢着一种世俗的快乐。所以她把帕廓街看作整个西藏社会全貌的一个缩影。当一位女性将一个民族的缩影像绢纱一样放在手里抚爱有加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邀请每一位朋友跟她一起、像她一样热爱这条街道、这个民族。她不厌其烦地介绍这里的大街、小巷、寺院、店铺、商人、僧尼、游客,甚至细心地罗列店铺里具有藏族特色的各色商品,还痴痴迷迷地捕捉那里的各种色彩、各种声响、各种气味。说实话,我从来不喜欢阅读那些罗列的文字,甚至想批评作者太不收敛,过于放纵自己的感觉。可是,我同时又不敢跳过文中的任何一个字,我完全被这些几近琐碎的文字所征服。渐渐地,我反而对这位放纵而又铺张的作者肃然起敬,因为我从她捕捉帕廓街的色彩、声响、气味的努力中,捕捉到了她对于藏族文化、宗教、哲学、建筑、民人、人文氛围的细腻而又真挚的感情。她不像一个初恋的情人那样天天念叨着我爱你,可是她的挚爱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到了泥土和根须的深处,很自然就像水分一样流遍每一片树叶,像空气一样亲近每一个鼻孔。对于她来说,即使为店铺的货架列一个清单也不觉琐碎,因为罗列的过程就是她的爱心展现的过程,就像花儿开放、流萤闪光、画眉歌唱一样自然而又舒心。

的确,这是一本主观的书,甚至是一本热恋中诞生的书,全书都被一种强烈的爱心所笼罩,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觉醒者情窦初开般的热肠和柔情。西藏“穷人节”上的布施和乞讨,寺庙顶上迎风飘扬的经幡,虔诚僧人手中的转经筒,围绕冈仁波钦山峰转经的各族朝圣者,到河边给一桶一桶鱼放生的善男信女,坚贞地守望圣洁爱情的知识女性,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西藏探险或者研究的外国人,流亡海外的藏人,被迫还俗在国家机关颠簸起伏的活佛,在“文革”和其他苦难中被砸毁炸毁的寺庙和圣像,饱含民族感情从海外归来却在历次运动中饱受迫害和磨难的苍老的学者……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所有的物,所有的景,都通过文字在唯色笔下次第呈现,作者的深情厚爱则像一缕氤氲之气在文字之上神秘地游荡飘袅。

藏族民人的精神、气质、魂灵在这本主观的书中才得到了最好的传达和表现。而且,一个虔敬而又深刻的写作者,她(他)的写作不只是对民族文化的传达和表现,而是必定会给民族文化注入自己的灵魂和血肉,增添一些信息、能量和养料,促进民族生命的生长和发育,用文字,用纸张,用自己献身式的签名给民族精神赋予形体、声音、色彩和重量,使得自己的民族文化通过自己的写作成为一个可感可触的实体,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唯色的著作正在成为这样的著作,唯色正在成为这样的写作者。

所有那些出自外国人笔下的关于西藏的书,无论怎样誉满全球,可是它们不是来自西藏的泥土,也不是来自西藏的天空,更不是来自西藏的魂灵。它们只是旁人的打量和研究,只是建设“西藏学”的材料。唯色的书却像达赖的摩顶、班禅的闭关、噶玛巴的袈裟、比丘尼的辩经、朝圣者的大礼、天葬师的仪式、寺院教育制度、转经者的布施、穷人的乞讨、仓央嘉措的爱情吟唱、更敦群培的哲学著述、牧民的奶油和哈达一样,参与着“西藏魂”的生产与塑造。西藏被认为是释迦牟尼的土地、观世音的道场,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在神灵的陪伴之下走过或者苦难或者欢乐的人生历程。从口耳相传的民族经典《格萨尔王传》到莲华生大师的《西藏度亡经》,再到扎西次仁《西藏是我家—一个西藏人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以及唯色的《拉萨?拉萨!》,都是这些神子神孙们向善向美的祈祷和祝福,是他们为超度苦难亡灵奏响的法号和铙钹,是他们来自雪山顶峰和心灵底部的歌哭和吟唱。

这是真正的藏族的声音、藏族的表达,正如唯色说的:“关于西藏的真实话语应该由西藏人自己来表达。”唯色的条件得天独厚,她出生于藏地而成长于汉地,既有诗人的气质和才华,又有学者的眼光和文化修养。所以她的写作也与众不同。她不像仓央嘉措只能悄悄地为自己吟唱,也不像更敦群培只能用藏文为藏族同胞写作。她可以为汉语文化圈的所有读者写作。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些汉语读者来说尤其重要。长期以来,藏族、蒙族、维族同胞学着孔子和鲁迅的口型说话,踩着崔健和罗大佑的鼓点唱歌,可是我们对于他们的文化却好像视而不见。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公平。我们对于西藏的了解甚至远远不如对于非洲和南美洲的了解。我们能够及时知道南非的种族和解、图图的和平演说,知道中非的干旱和饥荒,我们还知道危地马拉的政变、阿根廷的民主选举,知道聂鲁达的诗歌和马尔克斯的小说,可是对于国境线之内的西藏,我们除了常常听见一句“翻身农奴把歌唱”之外,其他就几乎一无所知。在读这部书之前,我只知道西藏的两个地名,那就是拉萨和昌都。其中昌都还是因为我先在小说里虚构了这个地名,一位朋友告诉我西藏有个昌都,这才记住的。我们对于自己的这种无知的确应该感到惭愧。

我多么希望唯色是一个最出色的歌手,将那个神秘的民族背在背上,在红尘滚滚的世俗大道上边走边唱,神采奕奕地走进古老的中原大地,给这里带来雪山的白帽和草原的袈裟、活佛的生命哲学和像雪山雄鹰一样辽远的生命视野。正如唯色说的,西藏蕴藏着丰富的精神食粮,那里有我们的文化资源,有我们的精神营养。中华民族被解释为诸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中华文化理应也是各个民族携带着自己的精神信息共同建设的融合式的文化。如果在人口上和文化传播上占绝对优势的汉族对其他各族的文化一无所知,这种融合如何产生?我们在中国思想史中写进孔孟老庄,在外国思想史中写进希腊人罗马人法国人美国人等等,有的人还可能会把神秘失踪的玛雅文化列为专章,可是关于藏族、蒙族、维族,他们的哲学与文学,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生命态度,甚至他们的愿望和命运,常常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这不只是“他们”的损失,而是“我们”的共同损失。因为了解他们不是为了满足求知欲,而是为了引为资源,创造一种人性神性俱足的博大文化。

《拉萨?拉萨!》满足了我的这种期待,所以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这本书本身。我对作者的期待无疑更多。她曾经多次作过这样的表述:“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够将我这样一个西藏人的声音传达出来,虽然这声音是微弱的,但我希望我能够呈现一个真实的西藏,而这样的西藏除了旅行指南上的西藏,还应该是一个血肉丰满的西藏,一个不是被当做扶贫对象,而是蕴藏精神食粮的西藏,一个同样经历着命运起伏、生死轮回的西藏。”我把这些话看作是她对读者的承诺。当她学会了藏语和藏文,将那些历史典籍伴随着现实感受予以消化,她就不仅奔涌着藏族的血液,还奔涌着藏族的历史文化。

那里不但有敬神礼佛的虔诚、乐天知命的透彻和洒脱,还有生存的苦难、屈辱与感伤。那是一片需要仁爱而且生产着仁爱的土地,那是一个需要慈悲而且确实具有慈悲的能力的民族。唯色描述磕长头行大礼的朝圣者时,没有交待他们的眼神如何,但我感到落在他们背上的作者的眼神是那么仁爱,正好体现了那个民族的慈悲心肠。慈悲的禀赋不仅来源于内在的善良,而且来源于对于存在之虚无的透彻洞察、人生苦难的深刻领悟以及与世界患难与共的情感态度。一个人对于民族的最深切热爱,就是充分意识到民族的苦难并将自己融入民族苦难之中。对于一个敬神的民族来说,苦难的深度与她得救的希望是成正比的。

唯色作为一个最有条件融汇汉藏、打通僧俗的写作者,她很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所缺乏、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是如此世俗、冷漠,如此疲惫不堪,一旦兴奋起来又常常显得过于残忍。我们太需要一点新的补给和滋养,需要一点同体共悲的同情和善良。这既是个体生命的需要,也是一种文化的需要。不仅我们一个一个读者可以从她的写作中受惠,还有藏族文化和中华文化也可能受惠于她的写作。一个人的写作跟民族文化的命运具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在现代世界已经很少有人具有这样的幸运,唯色显然是这样的幸运者之一。

神说,天堂的歌声近了,与那些痛哭一起,你们要聆听。

2002年12月10日,写于北京黄村。言不及意,甚感遗憾。

转自:http://www.zmw.cn/bbs/tag-%25CE%25F7%25B2%25D8.html

人性深處有慈悲——唐丹鴻專訪達賴喇嘛

採訪時間、地點:2009年9月18日 印度達蘭薩拉
採訪、整理:唐丹鴻
現場翻譯:才嘉

唐丹鴻: 請允許我按藏人的習俗,稱您嘉瓦仁波切 。

有一天我在特拉維夫看了一部紀錄片,內容是世界各界人士與您探討心靈。其中一些金融家談到去年西藏3.14事件,激憤地說,他們願意動員金融界各方對中國經濟制裁。您卻說:“可是要知道,中國很多民眾也在受苦,中國工人需要工作。我反對經濟制裁,因為這會傷害到中國人民的利益。”這個細節給了我很多感觸。

在西藏,自從有了達賴喇嘛傳承以來,達賴喇嘛就被藏人視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一次次轉世人間以智慧和慈悲幫助人們超越痛苦。而第14世達賴喇嘛您,也是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在中國之外的世界,通過您的講演、訪談以及宗教活動,人們瞭解您的博大悲憫心不僅限於對藏人,還包括對廣大漢人以及全人類,並為此感動。我今天的問題,即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

嘉瓦仁波切,您一定知道,去年四川大地震中,數千名的孩子死去了。為此,不僅僅孩子們的父母,千千萬萬的人都陷入了深切的悲傷。人們普遍認為,如果不是因為學校教學樓的品質問題,有很多孩子是本可倖免於難的。對此,民眾要求政府進行公平真實的調查並追究有關方面的責任。而當局卻掩蓋真相,打壓、關押包括死難孩子的父母在內的民間自願調查者。另外,去年中國也爆出三聚氰胺奶粉的事件。毒奶粉事件造成大批兒童身體受到摧殘甚至死亡。同樣的,當局掩蓋真相並打壓受害者的維權活動。

地震死難孩子和毒奶粉受害兒童的親人的痛苦都是現實的、劇烈和久長的。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假如這些痛徹心肺的父母就在您座前,您要對他們說什麼?

達賴喇嘛: 去年四川大地震發生後,我聽說死了很多人,特別是有很多學生。我非常震驚和難過,很想去災區超度死難者,為活著的人們祈福,分擔你們的痛苦,就像我前幾天去了臺灣,為八八水災受害者祈福一樣。我非常想去,可是沒有機會。我向中國駐印度大使館捐了五萬美元,被大使館退回了。稍後在倫敦有一次機會,當時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在倫敦舉行汶川地震遇難者弔唁活動,我希望親自去,但是我......不太方便。後來我們駐倫敦辦公室的人去了那個活動,在弔唁簿上留言表達了我們的同情。

我想對災民說,發生了災難,活著的人們不要沉浸於痛苦中,要努力鼓起勇氣,開始新的生活。如果你是一個信仰佛法的人,就應該多做善事,把功德迴向給逝去的人們。如果你不信佛教,那麼就要面對現實,既然災難已經發生,沉浸在痛苦中是沒用的,只能給自己增添更多痛苦,不如對生活有一個新的思考。勇氣,這樣更好。

建築品質和毒奶粉的問題,給人們造成了巨大的傷痛,而這種傷痛又求告無門,人們毫無辦法,無可奈何,就會更加悲哀.......西藏人也有這種經歷,不是自然界的地震,而是政治地震。我們面對巨大的困境,同樣毫無辦法。

唐丹鴻: 那些應該為豆腐渣校舍承擔責任的各方面責任人、應該為製造三聚氰胺奶粉被追究的各方面責任人,以及致力於掩蓋真相、打壓民眾維權問責的各級權力機構的執行者,從整體上來說是一個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是由每一個具體的人、每一顆心靈組成。您作為一位佛教上師,怎麼看待這些人?我們假設這些具體的參與者能夠讀到這篇訪談,那麼,嘉瓦仁波切,您要對他們說什麼呢?

達賴喇嘛: 人性本能中有趨向正直、排斥謊言的一面。貪污腐敗得到了一點錢,或者對那些投訴問責的無辜人們阻止打壓,做這種事的人大多內心深處會感到不安:我做了對不起良心的事……而且這種負疚會伴隨至死。

一個人犯了錯而能夠認錯,則另當別論。蘇聯解體後,我有機會去了俄羅斯和蒙古,好些人來見我,他們說:以前他們為共產政府做事,做過員警,曾經欺壓過人,現在很後悔,覺得很對不起被欺壓過的人。他們是來懺悔的。這種事情將來在中國肯定會發生。

目前在中國境內,你上面提到的那些豆腐渣工程、三聚氰胺毒奶粉等造成的嚴重損害,一方面是由於某些人貪污腐敗胡作非為直接造成的;另一方面,你提到的那些對申述維權的受害者實施阻止、打壓的具體執行人員,對他們中的有些人來說,堵住受害者的嘴可能也不是他們的本意,他們也是受制於人,沒有自由,因為真正的問題是牽涉到上層的。

社會透明度非常重要。如果一個社會沒有透明度,受損害的總是弱者。如果社會有了透明度,無論執法的人還是貪污腐敗者,做任何事就不會無所顧忌。

我希望在中國共產黨執政期間,能夠慢慢推進這種社會透明度,在共產黨體制內推動民主改革。去年,在中國知識界,反映出民間的這種訴求呼聲很高。比如有律師組成的維權團體,這表明有民眾在推動民主化,但在政府體制內沒有任何作為。我不是說要改變共產黨的權力。我認為,先在共產體制內進行民主改革,然後帶動整個社會的改變,這樣更好。

國民黨時期也沒有什麼民主,雖然孫中山努力了,但他的兩個弟子,毛澤東跟蔣介石,都是極權專制。中國沒有民主經驗,如果政府政權突然沒有了,中國發生大亂,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我希望中國能有一個平穩的過渡。我擔心像前蘇聯劇變後,獨聯體國家的一些情況:政治上雖然取得了獨立,經濟上卻遭遇了非常大的困難,工廠倒閉、工人失業。我曾經遇到那些國家的人,他們說蘇聯沒有解體前,這些工廠由於是統一化管理,工廠的效益還不錯。獨立以後,整個大的體制突然崩潰,經濟上遇上了很多困難。

共產黨自己啟動,平穩地過渡,民眾也歡迎,然後共產黨再慢慢退休。

唐丹鴻: 我聽說您某次到訪以色列時,在一次講演中談及超度。有人問您:希特勒殺害了6百多萬猶太人,這樣的魔鬼您會不會超度他?您回答說他將是您第一個超度的人。如果真有這回事,您能不能講一講為什麼?

達賴喇嘛: 我不記得原話是否那樣,但我曾經說過,希特勒這樣的人,並非生來如此,他跟所有人一樣也吃過母奶,也愛過母親。他的本性深處也有慈悲。我認為應該是這樣。這樣的話我說過。

唐丹鴻:從上個世紀到這個世紀的中國,也經歷了許多劫難。比如毛澤東治下,餓死與被迫害致死的人數有幾千萬,包括近百萬的藏人,遠遠超過了希特勒;89.6.4在北京屠殺學生和市民的鄧小平,以及被看成手上沾著藏人鮮血的當今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您會超度他們嗎?

達賴喇嘛:我認為,比如對藏人來說,痛苦的製造者是共產黨,那我們就應該對這些痛苦製造者更加發慈悲心。在佛教徒看來,雖然受難者是由於自己的業力遭受痛苦,但是痛苦製造者又在製造新的業,將來造業者就會承受更大的痛苦,所以對他應該發更大的慈悲心。希特勒是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禍首,承擔著屠殺六百萬人的惡業,他的痛苦也將是相應的,所以我們把他作為發更大慈悲心的物件。對於你上面提到的人,當然也是一樣。

唐丹鴻: 嘉瓦仁波切,當今中國的大部分人,包括我都是無神論者。針對這一點,您怎樣讓無神論者理解慈悲心?

達賴喇嘛:佛教有今生來世以及因果輪回的理論。對於不信仰佛教的人來講,讓其對敵人發慈悲心可能是不可想像的。我是一個宗教人士,一個佛教徒,依我個人的看法,慈悲心對佛教徒來說非常重要。舉一個例子,我們南捷寺有一位僧人,在中國勞改農場關了18年以後,到了印度。我跟他敘舊的時候,他說:“在勞改農場,我最擔心的是,我怕對漢人產生嗔恨,而失去對他們的慈悲心。”他用升起慈悲心來防止產生嗔恨心,這樣他的心就安詳平靜了。

佛教中有一種“自他交換”修煉法,就是“承擔你的痛苦,並把我的安寧迴向給你”。我經常修這個法,所以去年西藏發生那些事件後,我觀想把作出那些決策的中共領導人的惱怒、仇恨等負面情緒接收過來,然後將慈悲、忍辱給與他們。我這樣做,雖然對他們不能有立竿見影的幫助,但是這種修煉很好地幫助了我的心靈平靜。

我們在與科學家們交流中也談到過,在西藏經歷過牢獄磨難的藏人,很多人仍然保持心理平和,很少有精神分裂的狀況。後來科學家們專門對這些前犯人們進行過調查測試,其中一部分人雖然經歷了難以想像的折磨,但心理非常穩定。這也許跟佛教的修煉有關。

如果我生氣,生氣不但對解決問題本身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使我心緒不好,身體不適。這種思考方式是經過學習獲得的,哪怕你沒有宗教信仰也能獲得這種能力。

唐丹鴻: 一篇德國報紙對您的訪談中,您提到“我為中國人祈禱,為了他們的領導人,也會為那些手上染血的人祈禱。”對於無神論者,這祈禱有什麼意義呢?

達賴喇嘛:以佛教觀念來講是有意義的。我們為之祈禱的物件是無神論者,雖然無神論者不承認今生來世,但佛教徒認為有今生來世。幾個世紀之前,我們誰都不知道原子能的存在,但原子能是存在的;所以無神論者不相信今生來世,可是今生來世並非不存在,更何況他們不能證明今生來世不存在。從佛教徒的角度來說,今生來世並不是一種想像,而是事實存在的。作為佛教徒,為那些無神論者祈禱,對他們的今生也許沒有太大的作用,但是對他的來世一定有用。

當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打仗的時候,我在這裡舉行了一場祈願法會。我對在場的印度官員說:今天我們在此為死去的印度士兵祈禱,同時也為戰死的巴基斯坦士兵祈禱。如果不這樣做,是不公正的。這種“人我之分”就是佛教裡的“分別心”。我在世界各地都說,“我們”跟“他們”,這種思想是錯的,全世界都應該是“我們 ”。也許太陽和月亮不是“我們”(笑)......可是,從更廣闊的角度講,也可以說“我們的太陽,我們的月亮”,因為我們依靠太陽和月亮,我們全人類都是相互依賴的。

中國也是依賴全世界的。美國經濟衰退也影響中國,世界只有一個,如果中國人能認可“我們這個世界”,能夠產生這種胸懷的話,就會幸福和快樂。今天罵日本,明天損印度,這樣很麻煩。不信任任何人,對任何人充滿疑慮,一定不會快樂。

我聽說在中國建國六十周年大慶前夕,政府充滿疑慮不安,各方面監控很嚴。慶典,本應該是大家快樂、輕鬆的狀態,可是官員們非常恐懼,民眾也非常緊張,那就沒有多少慶祝的快樂。 “十.一”結束的晚上,官員們會說“今天虧得沒出亂子”,民眾也說“今天沒出麻煩”,這也許就是國慶那天唯一值得高興的(笑),而不會有“我們今天看了精彩表演”這一類的快樂。想到這個我覺得很好笑,太遺憾了。

唐丹鴻: 在去年的西藏3.14事件中、不久前的烏魯木齊7.5事件中,都有很多手上染血的人。這裡我指的是具體的人,比如去年3.14事件中燒毀漢人商店、導致幾名服務員死亡的藏人,在廣東韶關打死維吾爾工人的漢人,在烏魯木齊街頭砍殺漢人的維吾爾人……假設他們與您面對面,您會對他們說什麼呢?

達賴喇嘛: 就像我剛才講到的,人都是一樣的,每個人自然都珍惜自己的生命,沒有民族之分,無論有沒有信仰。殺生,剝奪他人的生命,無論什麼民族,這種事情都令人痛心。

唐丹鴻: 另外,對於那些執行政府命令的具體的人,比如那些向學生、市民、僧侶等和平示威人群開槍的軍警;對政治異見人士、上訪維權人士、和平抗議的公民等實施毆打和酷刑的員警;對那些枉法辦案踐踏法律的法官等等,假設他們與您面對面,您對他們說什麼呢?

達賴喇嘛:佛教徒在講“業”的時候認為,業有幾種,其中一種是“所造不累積”;有一種是“所造累積”。對於那些執行政府命令的具體的人,他們所造的業是“所造不累積 ”的。他們雖然執行了命令,但不是自願的,沒有很強的殺人動機,屬於“所造不累積”業。在業的分類裡,這種業比較輕。雖然這種業不是他們刻意去造的,但並非說“所造不累積”的業是沒有造孽。

唐丹鴻: 去年西藏3.14事件爆發後,互聯網上,以及奧運火炬的傳遞中,數量眾多憤怒的漢人,猛地展示了一片巨幅的“愛國/反分裂/反獨立”的圖景。同時,也有很多人從中看見了沙文主義的傲慢暴戾,和種族主義的優越感。

由於人數懸殊、話語權資源上的絕對優勢,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除了這個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族群的轟響,我們很難聽到“少數民族”的聲音。關於此,我的問題 是: 您覺得是否有漢人沙文主義的存在?您能否以藏人或“少數民族”的角度,具體談談都有些什麼感受?

達賴喇嘛:從長遠來說,大漢族主義是沒有基礎的,只是一種傲慢,沒有任何的前景。在毛澤東時代,反對大漢族主義,同時也反對地方民族主義,保持著一種表面的平衡。當前,只反對地方民族主義,不提大漢族主義,甚至引導縱容大漢族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傲慢自大的情緒被提升後,就看不到真相和事實,反而會導致困境。但世界並不會因為你的沙文主義而覺得你了不起,不會因此而贏得世界的尊重。妄自尊大只會被人笑話。民族都是平等的。猶太人認為他們是上帝的選民,藏人認為自己是生在觀世音菩薩道場的人,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唐丹鴻: 我在西藏同藏人朋友交流時,瞭解到藏人對文成公主入藏、對西藏與元朝的關係、與清朝的關係等,都與漢人有不同的理解。大多漢人對“藏人怎樣理解這些歷史關係”可以說是置若罔聞。在此,請您為我們大致介紹一下:藏人怎樣理解這些歷史關係?

達賴喇嘛:我經常講我不是歷史學家,歷史應該由歷史學家去研究和定論。在中國,有中國政府對歷史的解釋,也有中國學者個人的解讀,同樣臺灣也有官方對歷史的表述,也有個體的認識,都有很多不同;藏人有藏人的歷史觀,西方國家的法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觀點,都有自己的角度。

唐丹鴻: 從爭取獨立到放棄獨立只求自治,在中國當前的政體下,這種轉變對藏人來說可能非常痛苦。您覺得我的理解對嗎?

達賴喇嘛: 我們在開會討論的時候,也搜集了境內藏人的意見,多數藏人支持不尋求獨立。

唐丹鴻: 您認為中國政府不能就西藏問題進行誠意談判的癥結在哪裡?

達賴喇嘛:這要去問北京。我們誠心誠意!(笑)


(转自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