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herine Porter 女士:
2019年4月1日,你以《纽约时报》记者身份发表调查报道《裸照、流言与内讧:中国海外异见人士遭抹黑攻击》(Chinese Dissidents Feel Heat of Beijing’s Wrath. Even in Canada)。该报道引起读者及相关人士的强烈质疑。
同月,你又发表后续文章《时报记者如何在加拿大报道中国异见者》(A Chinese Activist and the Smear Campaign That Followed Her to Canada),解释你的报道涉及一个“复杂的亚文化”,并称 Twitter 上的回应“激烈而喧嚣”,反映出海外持不同政见者群体的“好斗”。
你对批评者作出了群体性概括,却没有回应具体的事实质疑。这种以群体标签代替事实回应的做法,再次引起批评。
身在中国、长期受到中共监视和跟踪的西藏作家唯色女士,当天连续发推,公开质疑你将理性、基于事实的问责与批评污名化为“好斗”和“攻击”。著名诗人、作家唐丹鸿女士也指出,你作为记者掌握强大的话语权,却以不真实、不公正的报道伤害相关人士,面对批评又将自己置于“亚文化”受害者的位置。曾因在1989年“六四”期间公开谴责镇压而被判刑三年的茉莉女士,也发表专文《针对盛雪的,“诽谤”还是揭露真相?》,指出报道存在失实和不公正之处。
我认为,你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盛雪作为单方面受害者的形象,使针对她的具体质疑更容易被置于攻击受害者的框架之下。此后,面对越来越多的事实质疑,盛雪多次以辱骂和人身攻击回应,而非解释相关问题。
我并不认为一篇报道能够决定一个人的行为,也无意将盛雪后来所有言行归咎于你。但新闻报道具有公共影响力,尤其涉及具有政治指向的攻击叙事时,记者更有责任严格区分事实、推断与未经证实的归因。因此,我决定写这封公开信,希望那些被报道叙事遮蔽、被不公正呈现的事实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并请你和《纽约时报》正面回应相关问题,承担应有的新闻责任。
一、证据缺失的结论:匿名骚扰与实名批评之间有什么关联?
你的报道将匿名骚扰与公开实名批评盛雪的行为放在中共打压海外异议人士的大背景下,并援引专家意见,称相关攻击“具有中共协调行动的特征”。
匿名骚扰可能涉及色情照片、网络恐吓等行为;实名批评则是批评者以真实身份提出具体质疑,其内容应接受事实检验。两者性质不同,不能仅因针对同一个人,就被归入同一场有组织的攻击。
你在报道中称:
“她一直是博客、群发邮件、电子书和社交媒体无情诋毁的受害者。专家表示,这些媒体带有中共协调攻击的痕迹。”
你还写道:“她的许多攻击者都是从前的朋友和同事”,并特别提及朱瑞撰写批评盛雪的博客文章及两本电子书。
这些叙述将匿名网络攻击与实名批评者放在同一框架之中,却没有向读者说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事实联系。
请回答: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朱瑞等人的实名批评与中共协调行动有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你在后续文章中承认,一些匿名内容的制作者始终未能查明。既然如此,你又依据什么将这些内容归因于中共协调行动?
我不否认中共可能利用匿名网络攻击、虚假信息和跨境骚扰打击海外异议人士。但这种可能性不能代替对具体事件的调查,更不能成为将所有批评者纳入中共打压叙事的理由。
如果你掌握证据,就应说明具体关联;如果没有,就应明确区分匿名骚扰与实名批评,而不是通过暗示性叙述,让读者误以为所有批评盛雪的人都参与了中共的有组织行动。
这种缺乏明确证据的关联,不仅损害批评者的名誉,也使对海外民运内部问题的正当监督受到压制。
二、关于大赦国际报告:盛雪是否参与材料提交?报告究竟核实了什么?
你的报道写道: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加拿大分部一份泄露的机密报告详细描述了17名当地活动人士令人不安的经历,其中被提及最多的是盛雪。”
这份报告是你调查盛雪事件的重要来源。但公开资料显示,该报告由加拿大国际特赦组织与加拿大中国人权联盟(Canadian Coalition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及其成员组织合作完成,其中包括加拿大民主中国阵线。
盛雪当时担任民阵主席。她本人曾于2015年10月3日发表文章,介绍自己代表民阵参加9月21日加拿大中国人权联盟成员组织与加拿大外交部的会谈。会谈地点就在加拿大国际特赦组织办公室,她还介绍了自己在会上陈述遭受网络攻击、骚扰和恐吓的经历。
我并不据此断定盛雪主导了这份报告,但她是否参与材料收集、受访者推荐或资料提交,显然是值得澄清的问题。
我希望你和大赦国际回答:盛雪是否是这17名受访者之一?
她是否以个人或民阵代表身份,直接提交过有关自身遭受骚扰、诽谤或网络攻击的材料?她是否参与报告的资料收集、受访者推荐或其他研究环节?
她提交的材料是否经过独立核实?报告是否区分当事人陈述与已核实事实?
你称盛雪是报告中被提及最多的人,这一说法是否准确?具体依据什么统计标准?
一个人向人权组织陈述自己遭受骚扰,与人权组织独立核实其每一项陈述,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报告将某人列为骚扰事件的当事人,也不等于认定所有攻击都来自中共,更不意味着所有批评者都是中共代理人。
报告本身也承认,许多具体事件无法直接归因于中国当局。对相关现象的总体判断,不能被扩大为对每一事件及每一位批评者的定性。
我希望你解释:你是否将报告对海外骚扰现象的总体判断,直接转化为对盛雪个人遭遇的判断,并进一步延伸到对实名批评者的定性?
三、Andy Ellis 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你的报道引用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行动助理局长 Andy Ellis 的话:
“我认为她是一名受害者。”
他还表示:
“我真的这样认为。我想中国政府正试图玷污她的声誉,以推进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想知道,他关于盛雪是中共抹黑行动受害者的判断,究竟依据什么证据?
是他掌握并核实了与盛雪有关的具体事件,还是基于对中共跨境影响和渗透策略的专业判断?两者有本质区别。安全情报专家可以根据专业经验判断某种攻击符合国家行为模式,但这种判断不能自动证明某一具体事件的实施者是谁,更不能证明所有批评盛雪的人都与中共有关。
我已分别致信加拿大国际特赦组织和 Andy Ellis,请求他们就报告来源、盛雪是否参与材料提交、核实程序及相关判断依据作出说明。截至目前,我尚未收到回复。我会继续跟进,并如实公开相关通信情况。
我希望得到的不是对某一方的支持,而是对具体事实和信息来源的说明。
四、采访过批评者,不等于公平呈现其经历和证据
你在后续文章中表示,为报道投入近一年时间,采访了盛雪的批评者,并制作了长达25页的电子表格。然而,采访过不同立场的人,与最终是否公正呈现他们的主张,是两回事。
我至今保留着你2018年4月19日发来的第一封邮件。你当时介绍的采访主题是研究在加拿大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及其公开表达反共意见后遭遇的攻击,并表示你看过我关于西藏及批评中共的文章,希望采访我。邮件中并没有说明采访将围绕盛雪的问题展开。
但在面对面采访中,每当话题涉及盛雪,你都表现出明显兴趣,并不断围绕盛雪遭受中共“抹黑”的框架追问。我当时告诉你,批评盛雪需要付出代价。例如:
第一,2016年2月24日。 盛雪的支持者陈用林在电邮群组中悬赏一万美元,扬言割掉我的舌头。陈用林正是你后来报道中提到的、曾叛逃澳大利亚的中国外交官。
第二,2016年9月13日。 盛雪的支持者温云超向多个电邮群组散发针对我的色情合成照片。他将我与达赖喇嘛尊者的头像剪裁下来,与性工作者下半身照片合成并传播。你在采访中看过这张照片,却仅表示:“盛雪的照片也被人PS了。”
我并不否认盛雪可能遭遇过类似攻击。我质疑的是:面对我的具体遭遇,你为什么没有给予同样认真、审慎的关注?
唐丹鸿女士曾批评你的报道无充分证据地伤害处于弱势的人,并指出朱瑞同样遭受冒名邮件和色情P图攻击,却在报道中被含沙射影地呈现为“加害者”。
你也采访了费良勇先生和刘劭夫先生等批评者,他们认真回答了你的问题并提供材料。然而,最终报道将盛雪呈现为“无情诋毁的受害者”,批评者自身遭受的攻击、威胁及其提供的证据,却没有得到相称的呈现。
如果你认为我提供的材料不真实,完全可以调查、核实并提出质疑。但你不能一方面将盛雪的遭遇作为判断中共协调攻击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忽略我提供的具体证据,甚至使我处于被怀疑为攻击者的位置。这不仅是信息选择的问题,更涉及新闻报道是否公平呈现被采访者的真实处境。
五、报道发表前已经出现的重大事实问题:盛雪传播不实消息
你的报道发表于2019年4月1日。此前,盛雪传播了一则涉及达赖喇嘛尊者提名王炳章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随后被公开澄清。
2019年3月11日,自由亚洲电台刊发相关报道;3月14日,杨建利先生与薛伟先生发表事实澄清声明,说明达赖喇嘛尊者当时只是原则上支持王炳章获奖,并未明确答应亲自提名。两人还表示,曾提醒盛雪不应发布不准确的信息。3月16日,盛雪本人公开道歉。
因此,在你的报道发表之前,相关事实澄清已经公开。
这是一项与盛雪公开言论及其信息可信度直接相关的事实,却没有在你的报道中得到交代。
你是否核查过盛雪传播的消息?是否采访过杨建利、薛伟或其他现场知情者?是否了解《西藏之声》与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核实后作出的澄清?
如果你的报道旨在调查针对盛雪的“抹黑运动”,为什么没有交代报道发表前已经公开的重大事实问题?
新闻报道不应只调查一个人声称自己遭遇了什么,也应调查其公开言论是否准确,以及针对她的批评是否有事实依据。
六、新闻责任:请回答具体事实,不要再给批评者贴标签
我承认中共长期对海外异议人士实施监视、恐吓、骚扰和跨境镇压,这些行为应当受到揭露和谴责。但这一事实与针对盛雪的具体批评有什么必然联系?
质疑公开言论、追问捐款去向、调查政治庇护活动,或者要求公众人物解释其行为,都不等于替中共工作。实名批评者同样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但记者有义务调查双方证据,而不是让政治标签取代事实核查。
你可以报道盛雪遭受的匿名骚扰,也可以调查中共是否参与其中;但不能仅凭专家对中共渗透策略的总体判断,就把实名批评者放进中共协调攻击的叙事框架。真正的新闻客观性,不是替某一方塑造完整的受害者形象,而是将不同性质的行为分开,把每一项主张放回证据之中。
我希望你和《纽约时报》正面回答以下问题:
你是否掌握证据证明,这些实名批评者与中共协调行动有关?
你所称盛雪是大赦国际报告中被提及最多的人,具体依据是什么?
Andy Ellis 关于盛雪是中共抹黑行动受害者的判断,依据哪些经过核实的具体事实?
为什么报道没有充分呈现朱瑞、费良勇、刘劭夫等批评者提供的事实、证据及他们自身遭受攻击的经历?
为什么没有调查和交代2019年3月达赖喇嘛提名王炳章事件中已经公开的事实澄清?
我希望这些问题得到具体、明确的回答,而不是再次被概括为海外异见人士之间的“好斗”。
我也希望《纽约时报》重新审视这篇报道,对其中存在的事实缺失、证据不足和不公正呈现作出必要解释与更正。
对于 Catherine Porter 女士,我不要求你支持我,也不要求你认同我对盛雪的所有判断。我要求的只有一件事:请以同样的事实标准对待每一个当事人,并对报道涉及的具体事实和推论负责。
新闻的权威不应成为事实质疑的屏障,记者的专业身份也不应成为免于问责的理由。
Catherine Porter 女士,请正面回答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