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藏独”的汉人，成了温哥华汉藏会议的座上宾

应贡嘎扎西之邀，我参加了温哥华汉藏会议。

随后，盛雪打来电话，正式邀请我出席会议，还征求我的意见：“你看，让万毅忠担任一个时段的主持人合适吗？”

我表示赞成，因为贡嘎扎西曾称赞过他。

会议筹备期间，盛雪寄来一份会议议程，请我帮忙修改。那份议程制作得十分粗糙，英文部分没有译完，已译出的内容也错误不少。虽然我的英文并不算好，但还是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将中英文重新整理、校订和翻译后寄还给她。

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盛雪，而是因为这次会议涉及达赖喇嘛尊者。我曾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参加过尊者的法会，会议议程十分严谨，从细节中都能感受到主办方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崇敬。我不希望这样一场汉藏会议，在这些基本工作上显得敷衍。

然而，这次会议真正让我难忘的，并不是这些。

会议开始前一天晚上，盛雪要求每位与会者必须到一家中餐馆聚餐。这汉餐馆门前，特别放了一个大桌子，一位女士坐在桌旁，专门向来宾收取不薄的餐费。

那天，盛雪宣布有二百多人参加。但这笔募捐（餐费）一直没有公开。任何质疑，都被说成是“破坏汉藏关系”，甚至侮辱质疑人是“脑神经搞坏了”“吃饱了撑的，说白了就是欠抽”等等。

话再说回来。刚走进餐厅，我便看见盛雪正与一位年轻汉人交谈。经过他们身边时，我清楚听见盛雪问他：

“听说你还参加过反‘藏独’示威游行？”

那人立即打断她：“别说了……”

盛雪却笑出了声：“那有啥。”

这段对话让我有些意外，但当时并没有多想。

第二天，我才意识到，这并不是一句无关紧要的闲谈。

这位曾参加过反“藏独”示威游行的汉人，被安排成为第一个向达赖喇嘛尊者提问的人，而且还获得了两次提问机会。与此同时，不少与会者一直举手，甚至站起来希望提问，却始终没有得到机会。

活动结束时，与达赖喇嘛尊者合影，这位反“藏独”的汉人又被安排站在紧挨尊者的位置。

这一连串安排，让我始终无法理解。而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此人在会议期间态度十分强横。

有一次，我正举起相机拍照，他突然一把夺过我的相机，说：“你的闪光灯没关。”说完便擅自摆弄起来。

等相机回到我手中时，闪光灯已经无法正常使用。此后拍摄的照片几乎全部模糊，其中包括我与西藏著名历史学家茨仁夏加先生唯一的一张合影。

会议结束时，茨仁夏加先生还特意叮嘱我，希望把照片寄给他。遗憾的是，那些照片已经无法使用，这也成了我一直未能弥补的遗憾。

除了上述情形，还有一件事让我一直存有疑问。

会议期间，主办方以支持达赖喇嘛和藏人为名进行募捐。

一天早餐时，盛雪坐到我身边，对我说：“为了支持达赖喇嘛和藏人，这次大家都捐了钱。”

我知道，她是在向我募捐。

后来，一位来自多伦多的王春华女士告诉我，仅她个人就捐出了1000加元。

然而，这笔募捐后来从未公开说明具体金额和最终去向。更令人费解的是，王春华亲口告诉我的1000加元，后来被黄河边说成了800元，被盛雪说成了500元。数字不断变化，却始终没有公开解释。

我与境内外藏人交往已有二十多年，从未有人以达赖喇嘛尊者的名义向我募捐。据我了解，在流亡藏人社会，也一直有个不成文的共识：无论多么困难，都不以尊者的名义向外界募款。

因此，我至今仍然有两个疑问。

第一，一个曾参加过反“藏独”示威游行的人，为什么会在这场汉藏会议中获得如此特殊的礼遇？

第二，以支持达赖喇嘛和藏人为名募集的款项，最终是否交给了达赖喇嘛办公室或藏人行政中央？如果没有，又流向了哪里？

多年以后，盛雪又宣称，我是“死乞白赖”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甚至造谣说机票也是她出的。

需要补充的是，后来我请教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相关人士，得知，西藏方面根本没有收到盛雪以达赖喇嘛尊者之名的募捐。

朱瑞编著：见识江湖——回忆与文存 连载

初识贡嘎扎西

2008年7月，为了倾听达赖喇嘛尊者讲法，我与加拿大卡尔加里的几位藏人朋友，一起来到美国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

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云集于此，不仅停车场停满了车，包括远处的草地上也停满了车。每天讲法结束后，还会举行讨论西藏局势、表演西藏歌舞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参加。对藏人而言，这并不奇怪。长期以来，欧美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西藏文化研究，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等十多个国家都设有藏学研究机构，因此，外国人的身影在这样的场合十分常见。

真正让人意外的，反而是我——一个出生于中国的汉人。我的出现，引起了周围藏人的好奇。事实上，海外关注西藏问题的汉人民主人士并不少见。但他们更多是与流亡政府高层建立联系，或希望见达赖喇嘛尊者。而我只是坐在数以万计的信众中，场场不落地聆听讲法，不主动结识官员，也没有提出任何求见请求。

不久，我的藏人朋友告诉我："流亡政府这边有位会说汉语的人，在明天中午见你。"

我欣然答应。

第二天中午，讲法结束后，朋友把我带到休息厅，叮嘱我："就在这里等，不要走，他马上就来。"

然而，这个"马上"却让我一直等到了午饭时间，肚子早已饿得咕咕作响。正准备离开时，一位戴着眼镜、身穿西装的男子才终于走来。

"我叫贡嘎扎西，是达赖喇嘛驻纽约办事处西藏问题分析员。"

我也作了自我介绍。四下望去，窗边正好空着两把折叠椅，我提议："我们到那边坐着聊吧。"

他点点头，我们便坐下来交谈。

由于中国长期严密封锁来自达兰萨拉的信息，对我而言，流亡政府一直带着几分神秘色彩。而眼前坐着的，正是一位流亡政府官员。我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贡嘎扎西始终耐心细致地回答。

临别时，他不仅留下了办公室电话，还把手机号码写给我，笑着说："以后有什么问题，哪怕再小，也随时可以打电话。"

那次见面，成为我们交往的开始。

后来，我在著名西藏作家唯色的博客发表了对贡嘎扎西的采访《军队、机枪和子弹，控制不了藏人的心》。采访发表后不久，贡嘎扎西打来电话，邀请我赴美国波士顿参加杨建利组织的"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但我婉言谢绝了。

同年10月，贡嘎扎西再次来电，邀请我前往印度达兰萨拉。这一次，我没有犹豫。

2008年11月，我来到达兰萨拉。贡嘎扎西也从美国返回，参加藏人特别代表大会，并专门为我安排了一系列采访。不仅如此，在采访过程中，他还亲自担任翻译。短短一段时间的相处，他的热情与细致，让我十分感动。后来，我专门写下了一篇文章《一个特别的西藏人》，记录这段经历。

回到加拿大后，我们的联系逐渐频繁起来。他常常在上班后先给我打电话。有时请我协助整理日内瓦会议文集；有时把一些汉人撰写的西藏问题文章发给我，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有一天，他转来一封陈一咨写给他的私人电子邮件，说打开后全是乱码，以为只是Word软件不兼容，请我帮忙看看。我打开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能够辨认。邮件中，陈一咨提醒贡嘎扎西：在西藏问题上，不要相信盛雪。

2009年9月，贡嘎扎西再次来电，希望我担任温哥华汉藏会议的主持人。

他说："这次会议的场地和午餐，都由温哥华藏人社团承担，不需要再花钱。"

但我拒绝了。我只是一个写作者，不是政治活动家，很不喜欢热闹。

但贡嘎扎西没有放弃。

"如果改由盛雪主持，你来参加，总可以吧？"

我仍然推辞："达赖喇嘛尊者下一站就要访问卡尔加里，我已经接到卡尔加里大学通知，要去领取特别通行证，还有很多准备工作。"

然而，贡嘎扎西没有接我的话，只是一再说：

"你一定要支持盛雪。不仅要来，还要发言。"

见我沉默，他又补充了一句：

"你参加温哥华会议，就是支持我的工作。"

面对他一再坚持，我终于答应了。


现在回头看，我才意识到，第一次与贡嘎扎西见面时，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毫无背景的汉人，因此，即使约好了见面，我仍在休息厅等了很久。而当他发现，我能够写作、采访，并与汉人社会建立沟通之后，他对我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联系越来越主动，也越来越频繁。

我一直以为，这是因为彼此建立了信任。直到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才逐渐明白，这种变化并不仅仅源于友谊，也与工作的需要和现实的考量有关。

更令我意外的是，后来在盛雪对我的一系列攻击中，贡嘎扎西始终不择手段地支持盛雪。当然，在有些人眼里，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她）是不是诚实的，而取决于他（她）能带来什么。




朱瑞编著 《见识江湖》——回忆与文存 连载

朱瑞编著：见识江湖——第一章 首批攻击电邮

镁光灯下的“希望”

2009年5月5日上午，我和一些华人站在纽约曼哈顿华尔道夫酒店门前，等待晋见达赖喇嘛尊者。

远远地，我看到一个女人夹在阿海（如今在中国监狱的桂民海）等几位男士中间，朝我们这边走来。

“她叫盛雪，也住在加拿大。”有人轻声向我介绍。

走到近前，盛雪没有与大家打招呼，而是转身走向路边的餐车，买了一只热狗。随后，她面朝众人，撒娇地大口吃了起来。

这本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后来我渐渐发现，在许多公开场合，盛雪似乎总是十分在意自己是否处于众人的目光之中。这种印象，也在随后发生的几件事情中不断得到强化。

当天晋见达赖喇嘛尊者时，盛雪坐在我的前排。

由于现场配有汉语翻译，不少能够使用英语的人，为了方便交流，都改用汉语提问。然而，当盛雪接过麦克风后，却坚持使用英语发言。只是，她的英语表达并不流畅，讲到一半便停顿下来，一边寻找词汇，一边不断用手势辅助表达。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明白她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她在现场众多媒体记者的镜头前，对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了一个“希望”：

“希望你们以后游行时，不要再喊‘中国滚出西藏’这样的口号……当我听到你们喊‘中国滚出西藏’时，尽管我支持西藏，但我感到非常不舒服……”

对于一个长期声称“支持西藏”的人来说，这样的建议是否妥当，自然可以讨论。但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在这样一个备受媒体关注的公开场合，她似乎更希望展示自己的立场，而不是认真倾听藏人的声音。换句话说，她更在意讨好中国人，而不是问问藏人为什么会喊这样的口号？

就在同一天，《北京之春》又邀请嘉乐顿珠先生来到法拉盛，向北美华人介绍藏中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也到场，并录下了嘉乐顿珠先生的讲授，后来整理发表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捷径》。

当天的主持人是陈破空先生。

然而，在演讲过程中，盛雪突然从听众席走到台前，从陈破空先生手里拿过话筒，在没有主持人安排的情况下，突兀地讲了一两分钟“汉藏一家亲”。

四年后的2013年9月25日，网上出现了一篇关于这次活动的宣传，其中配发了一张盛雪讲话时的照片，并写道：

“盛主席即兴演讲，四海归心，藏汉一家。其后垂首静聆且赞叹微笑者，为达赖喇嘛尊者兄长嘉乐顿珠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

这样的文字，让我十分诧异。

嘉乐顿珠先生坐在台上听发言，是正常的现场状态；照片中的神情，无法证明他是对讲话内容表示“赞叹”。然而，这段宣传却把嘉乐顿珠先生的正常神情，解释为对盛雪讲话的认可，甚至赋予了“静聆”“赞叹”等明显带有评价色彩的词语。

这种宣传方式，与其说是在介绍活动，不如说是在借助他人的身份，为自己的讲话增加分量。后来，我发现类似的情况并非个案。

2014年4月，盛雪为了解释在其他民运人士无法进入香港时，她却顺利地进入了香港一事，特别由澳洲张晓刚发布了一则消息，称盛雪是应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先生邀请赴港。但是，李卓人先生立刻发表声明，澄清并未邀请盛雪。

             此截图来自脸书：为香港李卓人先生的澄清和澳洲张小刚的新闻稿

2016年2月至3月间，盛雪又多次把 Michael Craig——一位大赦国际义工——介绍为“大赦国际中国观察员”，以此增强相关活动的公信力。

后来，我专门向大赦国际真正负责中国事务的观察员 Gloria Nafziger 女士求证。她明确告诉我，Michael Craig 只是大赦国际的一名义工，他的言行仅代表个人，并不代表大赦国际。

把普通义工描述为机构观察员，把自己主动出席活动或者说不请自到描述为受邀嘉宾，把他人的自然反应解读为“赞叹”和“垂首静聆”，这些事情虽然发生在不同时间，却呈现出一种相似的模式：不断借助他人的身份、机构或声望，为自己的形象增添分量。

这些经历，也让我开始重新审视盛雪在公众场合一贯展现出来的形象，以及这种形象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2026年7月4日最后修改

朱瑞编著：见识江湖——导言

毛泽东深谙人性的弱点，也深谙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群体心理，更深知如何利用这种心理打击异己。他最擅长的，并不是与不同意见者辩论，而是发动群众去围攻异己，让一个人与一群人对立，使其失去名誉、朋友、社会关系，乃至做人的尊严。

文化大革命正是这种政治逻辑发挥到极致的一场运动。凡是被视为异己或潜在异己的人，都可能一夜之间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公开批斗；不仅本人受到侮辱和迫害，连亲友、同事也被迫与其划清界限。真正遭到摧毁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生活，更是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

文化大革命时，我还很小，却亲眼见过这一切。

一天，我跟着爷爷到街上转悠。忽然，前面传来阵阵喊叫声。走近一看，一群人正围着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他头上扣着一顶用纸糊成的高帽，人们一边高喊口号，一边挥舞拳头，有人踢打他，有人朝他吐口水。

“啊，爸爸！”我失声喊了出来。

爷爷立刻把我抱起来，紧紧捂住我的嘴。

父亲是一名医生，会英语，业余还翻译医学论文。母亲常把刊登父亲译文的医学杂志拿给我们姐妹看。虽然我看不懂那些内容，却知道父亲是个受人尊敬的人。至少，在母亲眼里，他值得尊重，因此从来舍不得让他下厨做饭。

然而，就在那一天，我亲眼看见父亲的尊严被一群人肆意践踏。而他遭受这一切，仅仅因为祖辈曾留下一片果园。那并不是父亲创造的财富，更不是他的罪过，而且那片果园很快也被国家没收了。

多年以后，我才真正明白，那一天受到践踏的，并不仅仅是父亲，而是一个人的人格尊严。

也正因为如此，稍大一点后，每当看到同学之间拉帮结派、排斥他人，我都会本能地反感。我常常主动接近那些被孤立的同学，甚至帮她们写作文。我并不是喜欢标新立异，而是不愿看到任何人再次经历我童年时所看到的那种羞辱。

后来，仿佛命运安排一般，我走进了西藏。

第一次走进帕廓街，我便被那里深深吸引。我喜欢那里的一切，从服饰到首饰，总觉得每一样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气息。而真正让我感动的，是我接触到的藏人。他们待人宽厚，很少拉帮结派，不刻意孤立他人，不欺负弱者，对乞丐怀有怜悯之心。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民族，却长期承受着来自中国的压迫。

于是，我开始写西藏，写他们的服饰、首饰，写他们的文化，也写他们的善良与尊严。后来，我调入《西藏文学》工作；再后来，我移民加拿大。但无论身在何处，我始终关注着西藏，持续记录他们正在经历的苦难。

2009年，应藏方邀请，我参加了温哥华汉藏会议。会议期间，盛雪向我募捐，被我拒绝。2010年，我又在达兰萨拉与她相遇。她的朋友阿海（现在中国监狱的桂民海）邀请我加入盛雪筹备成立的“国际汉藏作家协会”，我依然拒绝了。坦率地说，我没有想到，拒绝加入一个圈子，竟会招来持续多年的围攻。

随后，盛雪发表公开信，给我扣上“破坏汉藏关系”的帽子。紧接着，她圈子中的一些人——有的使用真名，有的使用化名，还有人匿名——开始不断对我进行攻击、诽谤和污名化。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童年街头看到父亲被批斗的一幕。当然，我知道，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本身，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但是，它所采用的方法却如此熟悉：先给一个人贴上标签，再组织舆论围攻，把一个人塑造成人人可以攻击的对象。不同意见不再通过事实讨论，而是通过人格羞辱和群体施压来消灭。

那些口口声声谈论民主、自由、人权的人，在面对不同意见时，却熟练地运用了他们曾经批判过的那一套方式。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我并不害怕孤独。我甚至喜欢独处。有时一个人在家，为了隔绝外面的喧嚣，我会把窗帘拉上，静静写作。但他们试图制造的，并不是孤独，而是孤立。

他们希望把一个人拖进舆论的泥潭，再用源源不断的谣言、辱骂和攻击摧毁他的名誉。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各种辱骂邮件，浊浪滔天。

就在这个时候，西藏著名作家唯色、尊贵的阿嘉仁波切，以及来自西藏三区的许多藏人，都公开表达了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他们没有让这股恶意继续蔓延，而是用事实和人格挡住了迎面而来的污水。

这显然出乎盛雪那个圈子的意料。过去，他们似乎习惯于依靠群体压力打倒一个又一个目标，以为这种方式无往而不胜。我的一位朋友曾提醒我：“盛雪就是一团包着屎的马蜂窝，连巨人都斗不过，谁捅它，粪水就会溅得到处都是。”

后来，我越来越意识到，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仅仅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只要有一点利益、关系或现实考量，总会有人愿意放弃独立判断，加入围攻他人的行列。参与者中，不乏学者、作家、律师等本应珍惜理性与良知的人。

这些年来，这个小圈子究竟毁掉了多少人的名誉，又伤害了多少无辜的人，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如今，越来越多的境内外藏人开始公开发声，为事实说话。我不知道，那些曾经盲目追随、昧着良心站队的人，是否会有一天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

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平静的写作生活几乎完全被打乱：匿名侮辱信、冒用我姓名和邮箱发送邮件、各种造谣中伤，一波接着一波。直到盛雪先后被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解聘，又受到加拿大警方调查之后，这种持续不断的骚扰才逐渐平息。

平静重新回来，也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一切。

我越来越确信，我要记录的，并不仅仅是我与盛雪之间发生的事情，而是一种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面对不同意见，不是讲事实、讲道理，而是贴标签、搞围攻、制造孤立，用群体压力迫使他人沉默。

因此，我决定把这些经历写下来，曝光这个所谓的“民运”小圈子，或者说，一个“民运江湖”。

有人或许会说，这是报复。

不是。

报复不能说明真相，而真相比报复更重要。

说明真相，需要耐心，需要平静，更需要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事实。我愿意把自己的经历、第一手材料以及当年的原始文字整理出来，呈现事情的来龙去脉，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而是为了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

因为只有事实，才能让后来的人知道，这种伤害是怎样发生的；也只有事实，才能提醒人们，不要让文革式的群体暴力，换一种面貌，在新的时代继续上演。

最后修改于2026年7月4日清晨

朱瑞 编著：见识江湖——回忆与文存

 

目录

导言

第一章：首批攻击电邮

镁光灯下的“希望”

初识贡嘎扎西

反“藏独”的汉人，成了温哥华汉藏会议的座上宾

“北美华文媒体参访团”

拒绝参加“国际汉藏作家协会”之后

首批攻击电邮

泼来的矿泉水

多伦多汉藏交流前后

第二章：第二批攻击电邮

给贡嘎扎西的半公开信

匿名侮辱信

上下华盛顿会议

1、贡嘎扎西急歪了

2、特邀嘉宾杨恒均

2、禁止拍照

3、过滤剪裁不同声音

4、苦肉计

5、盗用徐水良之名

盗用我的名义

第二批攻击电邮

1、郭国汀来信

2、李江琳来信

3、万延海来信

4、我的声明

5、韩连潮来信

6、匿名信（丁一夫来信）

7、曾大军来信

8、H.L.Chang 来信

9、曾大军来信

10、黄河边来信

11、曾大军来信

12、盛雪来信

13、黄河边来信

14、黄河清来信

15、盛雪来信

16、朱学渊来信

17、陈立群来信

18、朱学渊来信

19、韩连潮来信

20、寇天力来信

21、盛雪来信

22、盛雪来信

23、贡嘎扎西来信

24、抛出《回应朱瑞以正视听》

《回应朱瑞以正视听》中的谎言

《回应朱瑞以正视听》和匿名侮辱信之间的秘密

落井下石的张菁

谁是作案人

献忠心的男士们

第三章：我与图伯特

我出生的果园

前世的家

抵达达兰萨拉

我为什么被攻击

第四章：图伯特的航船

来自推特的支持

来自博客的支持

第五章：第三批攻击电邮

侧翼包抄

第三批攻击电邮

1、张晓刚发言 

2、杨建利发言

3、陈用林发言

4、刘淇昆发言

5、孙立勇发言

6、盛雪发言

7、丁一夫发言

8、黄河边发言

去向不明的募捐

第六章：谣言滚滚

“抄袭”

“空降”

“特务”

“小平兴”大闹共舞台

贡嘎扎西的双簧

第七章：站在强者立场上的“学者”

定论的史实被变成疑问

化名“达兰萨拉”和“裘珍

谁在撒谎

虚构的权威

贡嘎扎西的利益圈

后记

朱瑞：由“挺藏”想到“援藏”

作为一个深爱西藏文化、并为今日西藏苦难而难过的人，我每每看到那些国际藏学家的作品，都会一遍遍地读。而见到他们本人时，有时会强忍着不让感动的泪水流出。比如，我在达兰萨拉见到荷兰藏学家范普拉赫先生、美国藏学家史伯岭先生时，都有这种感受。尽管他们的观点我并非百分之百同意，但他们诚实的学术研究，以及向世界提供的关于西藏的准确信息，让人无法不铭记。

海外也有汉人举起了“挺藏”大旗，我本该高兴，并为之额手称庆；但我举不起这只手臂，甚至连看一眼他们的文字，都会有一种生理上的不适。因为在这里，我看到的是口号、私利和虚假。

先说我见到“挺藏”人士盛雪的感觉。那是2009年，在纽约华道夫酒店晋见达赖喇嘛尊者时，盛雪当着媒体的镜头，向达赖喇嘛尊者提出她的“希望”：“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游行时喊‘中国滚出西藏’的口号！……当我听到你们喊‘让中国滚出西藏’时，尽管我也支持西藏，但是，我非常不舒服……”

我个人认为，作为汉人，既然支持西藏，思考的就不该是你自己是否舒服，而是为什么藏人会喊出这样的口号？

第二次见到盛雪，还是2009年，在温哥华汉藏会上。盛雪以达赖喇嘛尊者的名义向我募捐。当然，她没有直接要钱，只是说其他与会者都捐了钱……2019年，盛雪又利用达赖喇嘛尊者的信誉制造假新闻，并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但很快被西藏流亡媒体指出，也被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中文秘书长指出。这些事例都不能不让我想到，中国当局一方面喊“援藏”，一方面在西藏“开发”神山圣河，抢掠资源。二者有什么区别呢？都是来吃西藏这碗饭的。

近两年，推特上又出现了一个“华语青年挺藏会”。他们从多个角度赞美盛雪，并向推友提供了不少关于西藏文化的知识性错误，以及对藏人活动家的简单粗糙断言。在被西藏著名作家唯色多次纠正后，他们不仅不改，还在背后放冷枪。

这个放冷枪的账号是：@TibetansX。

我依然记得，此人最初回复唯色的纠正时说：都是挺藏的，不要找我们的麻烦，云云。似乎只要扯上“挺藏”大旗，别人就不能纠正错误了。

最近，唯色再次指出“华语青年挺藏会”发表的关于刚刚去世的西藏活动家拉桑次仁先生的错误断言。唯色纠正如下：

“还是不要用‘对达赖喇嘛说不的男人’这种简中圈流行语，来解释拉桑次仁先生的政治选择。这种说法太轻浮，也太粗糙。就在几个月前，坐在轮椅上的拉桑次仁先生此生最后一次朝见尊者达赖喇嘛，他眼中的虔信与百感交集令人动容。他说不出话来，一直望着尊者。尊者把他的头拥向自己，为他摩顶祝福。”

然而，这个“华语青年挺藏会”不仅不感谢更正，反而把他们的错误断言放在推文首位，十分傲慢。与此同时，这个 @TibetansX 继续放冷枪，甚至俨然要代表藏人。

这个 @TibetansX 也曾清清楚楚地要求我提供盛雪贪污捐款的证据。我耐心地提供了证据，但此人无视这些证据，继续要证据；我又提供了证据，他仍然视而不见，同时设立假靶子，说我指控盛雪“犯罪”……这才引起我的注意。唯色也建议：翻翻这位“挺藏”人士的推，就知道他 @TibetansX 为何挺盛雪。因此，我反复看了他的推文，原来这个人根本就不是藏人，只是穿了一件藏服。这跟中共军人穿上僧衣行恶有什么不同？

我曾在文章《前往拉姆拉措》中，写过我在西藏山南地区见到的“援藏”干部。他们对西藏文化一窍不通，除了打麻将什么也不懂，却还要指手画脚，摆出一副“援藏”的救世主架势。而你们这些“挺藏”人士，与那些“援藏”干部实在太相似了。对了，有一点区别：“援藏”干部至少没有穿上藏装，就以为自己可以代表藏人。仅此一点，你们比“援藏”干部还奇葩。

了解另一种文化并不容易，尤其是被谎言层层包裹的西藏文化。如果你热爱西藏，如果你真的挺藏，你会很乐意帮助藏人剥去层层谎言，尊重藏人自己的声音，尤其尊重为了向世界展现西藏真实情况而长期承担代价的藏人。

但是，这个“挺藏会”，却与告诉他们真相的藏人作对，还居高临下地让人家去做功课。

这一生，我最大的幸运，是与唯色相交相知。我与唯色相识时，西藏，包括青海文联的很多人，甚至包括那些作家，都在歌颂殖民者。如果唯色也像那些人一样，她所能得到的物质好处难以想象。但我却在她的家里，看到了她为达赖喇嘛尊者写的诗《在路上》。我当时受到的震撼，直到今天也难以说清。后来我又读了唯色的《楚布雅羌，普天同庆》等作品，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对上师和自己族人的情怀。

唯色之于西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认为，AI 比我说得更准确。以下文字经我稍作整理：

唯色之于西藏的意义是多层次的。

一、作为一位用中文写作的藏人，她为被主流叙事边缘化或沉默的西藏，提供了罕见的“内部声音”和见证，成为连接藏人身份、文化记忆与外部世界的桥梁。或者说，她提供了一种不依附于官方话语的藏人视角。

二、她是历史档案的整理者、文化身份的重构者、沉默者的代言人和跨文化桥梁。在一个信息流动受限、主流叙事单一的环境中，她的坚持——“写作即流亡、即祈祷、即见证”——让西藏的复杂性、创伤与韧性得以被记录和传播，使她成为当代西藏文学与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存在。

三、她重建被有意淡化或抹除的历史记忆，对抗遗忘，也对抗商业化、旅游化对西藏景观的改造。她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来自西藏或中国境内的第一手独立记录。

一句话，唯色是了解西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可替代的窗口。正因为如此，唯色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护照，无法自由旅行，并长期被监控……可以想象，唯色每次指出你们的错误，事实上都是对她所处境遇的一次雪上加霜，她必须承担新的风险。。因为她在剥开假象，让人们看到真实的西藏；这也是中共并不愿意看见的。

而这个“挺藏会”不仅无视唯色的更正，还要让唯色“做功课”。他们到底是挺藏，还是“吃藏”？与中共的“援藏”相比，又有什么不同？

朱瑞： 献给尊者达赖喇嘛九十寿诞

九十年前的今天，1935年7月6日，一位满载慈悲与智慧的上师，乘愿而来。藏人尊之为衮顿，意为应需而来；尊之为益西诺布，意为如意珍宝；尊之为达赖喇嘛，意为智慧深如大海；还尊之为贡萨确，意为伟大的至高无上的陛下…..是的，您使向善的人们有了福报和精神依怙。因此，今天不仅是藏人，也是全世界所有向善的人们的共同节日。

但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正是西藏千百年独立史中艰难时期：与邻居中国的供施关系已告终结。往日的施主，正虎视眈眈于上师这片广袤而矿藏丰富的大地。早在二十世纪初，清廷就派遣赵尔丰入侵西藏。而赵尔丰又助钟颖汉军（川军）进入拉萨。但藏军战胜汉军，于1912年签署《藏中协议》，汉军被缴械武器撤离西藏，钟颖返回中国后，被袁世凯处决。接下来的几十年，藏汉双方在边界多次发生冲突，都有败有胜，至1932年《康藏岗托停战协议》签署，中方霸占了金沙江以东西藏安多和康的大片土地，不过，西藏的主权地位无法撼动。

1949年，共产政权控制中国后，又以“和平解放”为名，武力入侵西藏。正是在西藏国家主权遭受严重威胁之际，1950年11月，十四岁的您，承担起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教责任。

您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改革：释放囚犯；成立宗教供施基金会，以资助贫困僧人学习；设立列居列空，即改革委员会，减轻百姓税额，甚至免除贫民债务…..坦率地说，西藏本可以发展为胜过东南亚或喜马拉雅诸佛国的和平典范。

然而，中国的入侵，破坏和阻断了这条改革之路。中国殖民者把西藏的高僧大德关进监狱，没收了贵族的私有财产，甚至剥夺了农牧民的牛羊……全面破坏了西藏的政治经济结构。

对您，中共当局则软硬兼施，包括一九五一年的《十七条协议》中，保证对您“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甚至邀您前往北京，当选为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但您洞悉了中国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其实是佛教的敌人。

1959年3月17日夜晚，您选择了艰辛的流亡之路。

如今，大约十五万西藏人跟随您流亡。您关爱西藏流亡社区儿童教育，建立了著名的西藏儿童村，不仅使境外藏人的后代得到良好的教育，还有境内藏人，也冒着生命危险，悄悄翻越雪山，把孩子送到儿童村就读。而西藏流亡社区坚实的民主制度，也是在您的倡导和推动下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世界上极少数由流亡政府实行民主制度的典范，体现了您对“自由、责任与现代政治文明”的深刻洞察，也为世界展示了一种在苦难中坚持非暴力、自由与责任的治理范式。

您毕生致力于四大使命：

第一，弘扬人类的一体性。您认为人类是个大家庭，不论种族、宗教、国界，本质是相同的，即都希望幸福、远离痛苦，您主张以慈悲心对待彼此，即以普世价值为人类共同的道德基础。

第二， 促进宗教间的和谐与尊重。您自己也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耆那教、道教等宗教领袖保持深入交流；您说：“尽管各宗教哲学不同，但核心教义都是慈悲、爱、宽容和自律。” 您始终提倡宗教对话，致力于消除宗教之间的误解与冲突。

第三，保护西藏文化，宗教和自然环境。您常告诉藏人：“我们不要仇恨侵略者，而是要珍惜祖先传下来的智慧。” 您强调保护藏语、藏医、艺术、建筑、宗教等重要性。因为您深知：西藏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是喜马拉雅地区乃至全人类的精神瑰宝；您关心西藏生态环境，呼吁世界关注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和水资源问题。提倡以非暴力、对话与中间道路方式争取藏人权益。

第四，复兴古印度智慧。您认为，古印度那兰陀传统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体系，对现代人理解心灵与情绪极有帮助。推广那兰陀传承所包含的佛教哲理与科学精神。并与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等长期合作，开启了历史性的“心智与生命对话”。

总之，您以流亡者身份，肩负起世界和平与精神觉醒的责任。超越民族、宗教与政治界限，展现了作为一位精神导师的人格光辉和宏远视野。

当我远在西藏境内旅行和工作时，身为汉人，每次在藏人家中或寺院里，秘密地看到您的法像时，都忍不住泪水流淌….. 我曾多次问自己：原因何在？后来，我在达兰萨拉有幸晋见您时，找到了答案：是您慈悲的面容，唤醒了我身上被压抑的善。

我把您的签名，纹刻在我的左胸——心之上，以示敬仰，愿您永久驻世，愿所有向善的人们，永远淋浴您慈悲与智慧之光。

转自藏人行政中央网站：西藏之页 https://tibet.com/献给尊者达赖喇嘛九十寿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