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深谙人性的弱点，也深谙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群体心理，更深知如何利用这种心理打击异己。他最擅长的，并不是与不同意见者辩论，而是发动群众去围攻异己，让一个人与一群人对立，使其失去名誉、朋友、社会关系，乃至做人的尊严。
文化大革命正是这种政治逻辑发挥到极致的一场运动。凡是被视为异己或潜在异己的人，都可能一夜之间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公开批斗；不仅本人受到侮辱和迫害，连亲友、同事也被迫与其划清界限。真正遭到摧毁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生活，更是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
文化大革命时，我还很小，却亲眼见过这一切。
一天，我跟着爷爷到街上转悠。忽然，前面传来阵阵喊叫声。走近一看，一群人正围着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他头上扣着一顶用纸糊成的高帽，人们一边高喊口号，一边挥舞拳头，有人踢打他，有人朝他吐口水。
“啊，爸爸！”我失声喊了出来。
爷爷立刻把我抱起来，紧紧捂住我的嘴。
父亲是一名医生，会英语，业余还翻译医学论文。母亲常把刊登父亲译文的医学杂志拿给我们姐妹看。虽然我看不懂那些内容，却知道父亲是个受人尊敬的人。至少，在母亲眼里，他值得尊重，因此从来舍不得让他下厨做饭。
然而，就在那一天，我亲眼看见父亲的尊严被一群人肆意践踏。而他遭受这一切，仅仅因为祖辈曾留下一片果园。那并不是父亲创造的财富，更不是他的罪过，而且那片果园很快也被国家没收了。
多年以后，我才真正明白，那一天受到践踏的，并不仅仅是父亲，而是一个人的人格尊严。
也正因为如此，稍大一点后，每当看到同学之间拉帮结派、排斥他人，我都会本能地反感。我常常主动接近那些被孤立的同学，甚至帮她们写作文。我并不是喜欢标新立异，而是不愿看到任何人再次经历我童年时所看到的那种羞辱。
后来，仿佛命运安排一般，我走进了西藏。
第一次走进帕廓街，我便被那里深深吸引。我喜欢那里的一切，从服饰到首饰，总觉得每一样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气息。而真正让我感动的，是我接触到的藏人。他们待人宽厚，很少拉帮结派，不刻意孤立他人，不欺负弱者，对乞丐怀有怜悯之心。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民族，却长期承受着来自中国的压迫。
于是，我开始写西藏，写他们的服饰、首饰，写他们的文化，也写他们的善良与尊严。后来，我调入《西藏文学》工作；再后来，我移民加拿大。但无论身在何处，我始终关注着西藏，持续记录他们正在经历的苦难。
2009年，应藏方邀请，我参加了温哥华汉藏会议。会议期间，盛雪向我募捐，被我拒绝。2010年，我又在达兰萨拉与她相遇。她的朋友阿海（后来的桂民海）邀请我加入盛雪筹备成立的“国际汉藏作家协会”，我依然拒绝了。坦率地说，我没有想到，拒绝加入一个圈子，竟会招来持续多年的围攻。
随后，盛雪发表公开信，给我扣上“破坏汉藏关系”的帽子。紧接着，她圈子中的一些人——有的使用真名，有的使用化名，还有人匿名——开始不断对我进行攻击、诽谤和污名化。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童年街头看到父亲被批斗的一幕。当然，我知道，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本身，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但是，它所采用的方法却如此熟悉：先给一个人贴上标签，再组织舆论围攻，把一个人塑造成人人可以攻击的对象。不同意见不再通过事实讨论，而是通过人格羞辱和群体施压来消灭。
那些口口声声谈论民主、自由、人权的人，在面对不同意见时，却熟练地运用了他们曾经批判过的那一套方式。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我并不害怕孤独。我甚至喜欢独处。有时一个人在家，为了隔绝外面的喧嚣，我会把窗帘拉上，静静写作。但他们试图制造的，并不是孤独，而是孤立。
他们希望把一个人拖进舆论的泥潭，再用源源不断的谣言、辱骂和攻击摧毁他的名誉。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各种辱骂邮件，浊浪滔天。
就在这个时候，西藏著名作家唯色、尊贵的阿嘉仁波切，以及来自西藏三区的许多藏人，都公开表达了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他们没有让这股恶意继续蔓延，而是用事实和人格挡住了迎面而来的污水。
这显然出乎盛雪那个圈子的意料。过去，他们似乎习惯于依靠群体压力打倒一个又一个目标，以为这种方式无往而不胜。我的一位朋友曾提醒我：“盛雪就是一团包着屎的马蜂窝，连巨人都斗不过，谁捅它，粪水就会溅得到处都是。”
后来，我越来越意识到，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仅仅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只要有一点利益、关系或现实考量，总会有人愿意放弃独立判断，加入围攻他人的行列。参与者中，不乏学者、作家、律师等本应珍惜理性与良知的人。
这些年来，这个小圈子究竟毁掉了多少人的名誉，又伤害了多少无辜的人，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如今，越来越多的境内外藏人开始公开发声，为事实说话。我不知道，那些曾经盲目追随、昧着良心站队的人，是否会有一天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
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平静的写作生活几乎完全被打乱：匿名侮辱信、冒用我姓名和邮箱发送邮件、各种造谣中伤，一波接着一波。直到盛雪先后被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解聘，又受到加拿大警方调查之后，这种持续不断的骚扰才逐渐平息。
平静重新回来，也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一切。
我越来越确信，我要记录的，并不仅仅是我与盛雪之间发生的事情，而是一种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面对不同意见，不是讲事实、讲道理，而是贴标签、搞围攻、制造孤立，用群体压力迫使他人沉默。
因此，我决定把这些经历写下来，曝光这个所谓的“民运”小圈子，或者说，一个“民运江湖”。
有人或许会说，这是报复。
不是。
报复不能说明真相，而真相比报复更重要。
说明真相，需要耐心，需要平静，更需要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事实。我愿意把自己的经历、第一手材料以及当年的原始文字整理出来，呈现事情的来龙去脉，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而是为了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
因为只有事实，才能让后来的人知道，这种伤害是怎样发生的；也只有事实，才能提醒人们，不要让文革式的群体暴力，换一种面貌，在新的时代继续上演。
最后修改于2026年7月4日清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