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日星期三

唐丹鸿:2014年对美国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的访谈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博客首发  图片来自唯色博客


采访者、整理者:唐丹鸿
访谈时间:2014年7月27日
地点:纽约
2014年10月根据录像记录,2017年2月初整理。

【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又写艾略特·史伯岭),生于1951年1月4日,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中亚研究系教授、图伯特研究计划主任。他不但是研究西藏历史和藏中关系史的世界顶尖学者,而且对西藏问题、中国人权问题非常关注,他基于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对西藏问题和中国人权问题勇敢发声,为因言获罪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奔走呼吁,引致中国当局不满,2014年7月被北京拒绝入境。史伯岭教授出版过《西藏-中国冲突:历史与争论》、《西藏的地位》等历史专著。 2017年1月下旬在纽约家中,史伯岭教授与世长辞。】



2014年夏天,作家唐丹鸿在纽约采访著名藏/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教授。

唐丹鸿按:我从唯色写他的文章和他本人的著述认识了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并从他的研究里获得教益。2014年夏天,为了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和做一个访谈,我去美国访亲时特意途经纽约,拜访了这位我敬重已久的智者,尽管他希望我称他埃利亚特,但我固执地叫他“格啦”(藏语,先生)。


他亲切、风趣、本真,在曼哈顿一家咖啡馆里,他请我喝了两“碗”咖啡,因为那咖啡杯有汤碗那么大。在格啦的建议下,我们还去了不远处的公园谈话,因为他想指给我看世贸双塔的空白位置。除了回答我一些西藏历史地位方面的问题,格啦也谈了他成为西藏学家的缘起;我们还聊了我们共同的友人、图伯特作家唯色,就在我拜访前不久,由于为被捕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声援呼吁,格啦赴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在北京机场被拒入境。谈到唯色、王力雄夫妇,格啦出神了一会儿:“啊,这么说不知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他们了,我进不了中国,他们出不来……”格啦也谈了伊力哈木:“他的情况很糟糕,被粗暴地对待,我当然对他的人权状况很担忧。我和伊力哈木常常交谈,我知道他不支持东突独立,他主张对话……可你看中国政府怎么处理他?说他是分裂主义者,说他赞扬了恐怖活动等等。中国政府如此对待愿意对话和妥协的人物,使维吾尔人完全绝望了。……我是这样看的,图伯特和新疆1949年以来的历史,流了那么多血,遭受了那么残酷的统治,经历了这样的历史之后,他们的未来必须由他们自己决定。……图伯特的历史是一个大悲剧,凭这一点,图伯特人就有权说,他们要什么样的未来。新疆也是一样,经过了这样残酷的统治,肯定必须应该由这些人自己,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愿了,在没有专制制度的压力下,他们应自由地说话,这是他们的权利。”

格啦是犹太人,我居住在特拉维夫,我先生既是以色列犹太人也是美国人。当时以色列在轰炸加沙,哈马斯的火箭弹不时飞到特拉维夫,格啦说看到我在推特和脸书上发出的关于战争的信息,“感到很难过,希望孩子会快快地超过这个可怕的时间!”他说:“巴以问题是一个大悲剧,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两个民族都有权利建国。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与巴以冲突却有截然不同的方面。中国不占领图伯特、不占领东突厥斯坦,并不存在汉民族的存亡问题;而巴以问题涉及的是两个民族的存亡,当然应该相互妥协,也应承认两方面各有过错……”


因为战争,我从特拉维夫飞纽约的航班延误了近一周,使原本希望跟格啦多谈几天的计划缩短到了两碗咖啡和一条公园长椅的光阴,我全然忘了咖啡的味道,但记得那奇异的一刻:他环顾公园的游人,说“周围这些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都是美国人,这是历史和人创造的美国认同……”就在这一刻,格啦指着一位经过我们面前的手牵小女孩的亚裔路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博巴(藏语,藏人),”格啦问:“博巴热贝(藏语,是藏人吗)?”那人说:“热,热(藏语,是)!”过来与格啦攀谈起来。那人带着他的女儿,一个混血小女孩,年龄跟我女儿差不多大,他的妻子也是一名犹太人。


虽然只是两碗咖啡和一条公园长椅的光阴,但我终生难忘这位渊博、率真、稀有的人。由于太过繁忙,他还没来得及阅读这篇我根据录像整理的访谈,做出补充和校正。就在去年10月5日,他赴布鲁塞尔欧洲议会为伊力哈木申请萨哈罗夫自由思想奖前夜,他还在网上对我说:“你知道我还没看你2014年发我的那章。真不好意思!将来有一天一定要做,内容更敏感,更主要。”我也一如既往地表示,知道他很忙,不用介意,不着急,我可以等,我们还有时间——但是,却如他的挚友唯色所哀叹:“失去比悲痛更迅捷!”——这位杰出的藏学家和汉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他的渊博、诚实、勇气和良善已成永恒!

为此,我将格啦他未来得及补充、校正的访谈发表于此,献给爱戴他、也是他所热爱的人们!【1】

* * *
唐丹鸿:格啦,我们从您的起点谈起,您为什么选择了藏学和汉学这样的研究领域?


埃利亚特·史伯岭在1970年代初。

史伯岭:我起初对西藏的兴趣不是学术上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有“垮掉的一代”,六十年代有“嬉皮运动”,六七十年代我17岁上下,成长在纽约,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中。纽约是一个国际城市,这样的时代潮流无处不在,那是一种对抗文化(contra culture),我们创造新的音乐形式,我们的思想,乃至穿着等等,都贯注了这种对抗。也有很多人抽大麻,服用LSD,我们以为这可以给我们的意识带来大的变化,就像一种宗教一样。年轻的我们非常天真,期望我们的意识来一个大的改变。我看了很多“垮掉一代”的书籍,金斯伯格、凯鲁亚克等等,心理学方面,比如卡尔·荣格的理论对我也很有吸引力,由此我也开始认识东方,对东方文化、东方哲学等发生了兴趣,东方成为了一个令我越来越有兴趣的世界,对我来说是一个新世界。


到了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不知道要学什么。尽管我对东方很感兴趣,但还没想到选择这个专业。一年级毕业时,我效仿凯鲁亚克这些“垮掉一代”,和一个朋友一起,搭便车从纽约到加州,路上有好几个星期,我觉得这是非常“垮掉一代”的,哈哈……大学二年级毕业时,我又干了同样的事,但这次到的是欧洲。我先坐飞机到伦敦,再从伦敦搭便车去希腊。有时我也考虑要学什么专业。旅行对我有好处,在新环境中我的思想比较开放,能更好地考虑我到底要做什么?到希腊后,有人说:你知道,路桥不止于希腊,你还可以继续,去土耳其、亚洲、印度……我对自己说:哇,我怎么没想到这个?


虽然那次我回到了美国,但我决定也要这么走一趟。我父母当然不怎么高兴。我白天在大学上课,晚上开出租车挣钱。一学期后,挣的钱够了,我就离开了美国,飞往欧洲,很快到了希腊。到希腊后我了解到,在亚洲不用搭便车,因为当地交通非常便宜,而且搭便车可能有点危险。于是,我就先搭便车从希腊到伊斯坦布尔,从土耳其我乘火车和公共汽车到了德黑兰,又从德黑兰坐公共汽车到了Mashhad,从那里我进入了阿富汗。在阿富汗,我什么车都坐了,还坐了马车,我到了Heart,到了坎大哈,然后又到了坎布尔,从坎布尔我乘一辆公共汽车到了巴基斯坦的白沙瓦。


阿富汗和白沙瓦现在被很多人看成很可怕的地方,但是那时候的伊朗和阿富汗,人们非常有礼貌。对女性是否有礼貌我不知道,但如果是你是一个男性,他们对男性非常客气有礼貌,也很友好。我只在巴基斯坦呆了一天,就从白沙瓦到了印巴边境Lahore,过了边界,我开始了在印度的旅行。


在北印度我先到了新德里。要打听旅行的事情,比如哪家旅馆便宜什么的,就需要去问那些像我一样的嬉皮游荡者,那时有很多像宿舍一样的旅馆,一个房间好几张床。在德里我找到了一家价廉物美的旅馆,不到50美分一个晚上,房间里有一个人,他正准备回美国,就给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人传授一些旅行攻略,他说德里有个地方你肯定会感兴趣,叫Tibet House。我就去了那里,在那里我初次见到了图伯特人【2】。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命运和我的未来,会跟他们的国家有什么关系。




埃利亚特·史伯岭初到达兰萨拉。

然后我离开了德里,去了瓦纳纳西,又去了加德满都。在加德满都有很多博巴(藏语,藏人),我开始受到了他们的吸引。那时我对东方思想已有了一些兴趣,读了这样那样的一些书,也读了很多佛教方面的书,还去过一个日本的禅宗中心。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藏传佛教,在加德满都我还去了一些佛教寺庙。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没有了笃信宗教的倾向,我对图伯特宗教的兴趣减弱了,而对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社会产生了兴趣,越来越关注图伯特人的命运,而非他们的宗教形象。


离开加德满都后,我去了大吉岭、去了甘托克……游历了两三个月后,我到了达兰萨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达兰萨拉是印度之旅的一个理想之地,游客很少,没有什么外国人,麦克劳甘吉的印度人都很少,差不多都是博巴。达兰萨拉安静,绿郁,树木葱茏,只有一两家宾馆。外国人多住在冈底斯宾馆。冈底斯现在还在,但如今麦克劳甘吉已是宾馆客栈林立,设备齐全,与往日大不相同。以前每天到达兰萨拉的班车只有五趟,私人车子根本看不到。可能那时最多也就达赖喇嘛办公室有车吧。如果我不是在七十年代就到了达兰萨拉,而是现在才去,我绝不会想象到以前的达兰萨拉那么理想安宁。所以我一到达兰萨拉,噢!这个地方太好了!这些博巴太好了!那时,我意识到了,对图伯特的历史和人,我真正产生了兴趣。


那时,我了解一点印度悠久的历史,也了解一点中国悠久的历史。但是,图伯特,却好像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大问题:他们是哪里来的?他们的历史是怎样的?我一无所知。我开始看书,与人交谈……


然后我回到了美国,决定专攻藏学。我就读的皇后学院没有藏学,但是有东亚学。而那时所谓的东亚学也就是汉学,连日本学都没有。但我们的汉学老师非常好。我的第一个中文老师,他还健在,已经九十多岁了,就住在纽约。前一两个月我还去看望了他。我开始了学汉学,学了两年普通话,一年古汉语,还选修了东方思想、中国哲学、东亚经济、历史等等。


那时还不可能去大陆。中国还在文革期间,尼克松已访华,但中美关系还没正常化,美国可能设了办事处,但没有大使馆。毕业后,我决定去台湾,强化我的中文。到台湾之前,我先去了印度和达兰萨拉。在台湾我呆了一年半左右,然后又去了印度,在印度学藏文。就在达兰萨拉的麦克劳甘吉,我结识了嘉央诺布【3】。



我还想读硕士和博士。我已经清楚知道,我虽然对宗教还有兴趣,但不是学术性的兴趣。我不会是一个佛教徒,也不会是佛学研究家。第一次在印度旅行时,我就知道了自己不会成为佛教徒。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以为自己信佛什么的,但是我不敢这么说。信仰会有一种宗教式的经验,那是一种心理体验,可我是用头脑在了解这一宗教,二者不同。但是,我对西藏历史、西藏社会和文化非常感兴趣。那时美国哪里有深造藏学的地方呢?如果要研究西藏历史的话,那时美国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华盛顿大学,在西雅图;一个是印第安纳大学。最后我决定去印第安纳大学。


唐丹鸿:达赖喇嘛的长兄塔泽仁波切,也是印地安纳大学的藏学教授,您是他的学生吗?您可不可以谈一点关于他的事情?


埃利亚特·史伯岭与导师塔泽仁波切



史伯岭:在印第安纳大学我们有几位老师,包括塔泽仁波切,就是图登晋美诺布教授【4】。图登晋美诺布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做人相当好。那时当然有很多学生想选他的课,这样他们就可以吹嘘“哦,我是图登晋美诺布的学生”什么的。有的人学习其实并不用功,也没什么成就,图登晋美诺布对这些都无所谓。他只是说,如果选他的课,也想用功学习的话,他就会尽力帮助。所以有的人在他那里并不认真学习,他也不管,他说这是他们的事。可是如果有学生愿意多读藏文资料,无论多少资料,或者愿意学普通话等等,他都尽心尽力帮忙。因此我师从了塔泽仁波切和另一位导师【5】。



四年半后我通过了博士考试,但论文还没写。我开始着手博士论文的研究,认为应该回印度去准备我的论文。我在达兰萨拉的图伯特文献档案图书馆呆了一年多。我有一个好朋友贡桑彭措,他英语不是太好,但因为五、六十年代(即1950-1960年代),他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呆过几年,所以他的中文很好。那时在达兰萨拉,会汉语的博巴非常稀少,可能最多三、四个人吧。而我的藏文差不多都忘了,所以我和贡桑彭措用中文说话。在麦克劳甘吉,我又见到了嘉央诺布,我们成了好朋友,友谊持续至今。


唐丹鸿:那时您的研究题目是什么?您主要从事过哪些方面的研究?


史伯岭: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明代的汉藏关系。我想研究,这汉藏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而这关系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我知道,满清的版图上有图伯特,蒙元的版图上也有。可是越学越发现,那种关系跟中国政府所说的很不一样。现在对中国人似乎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中国人以为什么都是他们的,这与中国的新历史观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认为,元代是蒙古帝国的政权,清代是满清帝国的政权,我们认为这是两个“征服政权”。如果西藏真是属于“中国”,那应该看看明代。明代并非征服政权。而且明代对蒙古人的看法很有意思,并不以为蒙古人是他们的“兄弟民族”。


在研究中我发现,明代汉藏关系差不多就是没有关系。中国人认为明代是元代的承继,改朝换代;可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元世祖忽必烈,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是中国的皇帝,他们认为他们是世界大帝。怎么就能简单地认为明代承继了元代呢?



在印地安纳大学时,我研究了一些明代的汉文资料和藏文资料,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第五世噶玛巴,他受到过明成祖的邀请去了南京。我读了五世嘉瓦噶玛巴的藏文传记,也读了中文资料,根本找不到中国控制图伯特的证据,找不到明代控制图伯特的第一手资料,没有。在达兰萨拉文献档案馆,我做了一年多的研究,也找不到。有意思的是,我又研究中国民国时期的说法,发现民国时期还没有人说什么明代时西藏已属于中国,民国充其量说的是“清代时西藏被纳入我国版图”。现在中国说明代时西藏属于中国,这是一个空虚的说法。

已成为藏/汉学家的埃利亚特·史伯岭。



然后我回到了美国,在印地安纳大学用了两年左右时间完成我的博士论文。论文内容就是明代汉藏关系,题目是:《明代是否对西藏实施了“分而治之”政策》【6】,我的结论是:没有。明代时,图伯特境内政权分裂割据,分裂持续到第五世达赖喇嘛时。但这些与明朝的政策没有关系,而是图伯特国内的自身情况。明代皇帝与图伯特的关系,最多也就是宗教性的,施主与喇嘛的关系。我学术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历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西藏-中国冲突:历史与争论》【7】,和在一些学术期刊上的学术文章,比如:《西藏与中国:1950年以来的历史解释》【8】。我也写文章,翻译成中文的文章有《进逆耳忠言,盼公民社会》、《死亡统计》等等。


唐丹鸿:中国的官方话语认为,元朝的时候,中国就对西藏行使了主权。现在的中国人把满清也看成中国政权,并根据满清对西藏的政治控制,坚持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那么从学术的角度,您怎么判断这个问题?西方研究这个领域的学术界一般怎么认为?


史伯岭:在西方历史学者通常的认知中,有一个蒙古大帝国,也有一个满清大帝国。在蒙古大帝国时期,图伯特和中国都是蒙古大帝国的一部分。中国说西藏是在元代进入中国版图的,但如果你问中国学者“在元代什么时候?”他们的回答却不一致,因为就没有一个文献、包括皇帝御令诏书什么的,能说明“西藏属于中国了”,没有。西藏臣属于蒙古人,藏文资料充满了证据,却没有一条证明属于中国,他们臣服的是蒙古帝国。既然蒙古帝国已经控制了图伯特,为什么会把图伯特放进“中国”的版图?这说不过去。所以,我写了文章【9】,论西藏何时“属于”中国的?根据我的研究,我的看法是:历史文献证明了,“西藏在元代并入了中国版图”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没有逻辑的,理由也很明显。


满清也是一个征服王朝。满清大帝国并不等于中国,中国只是满清大帝国的一部分。满清直到末年时的图伯特政策,使用的也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语言。比如二十世纪初期,满清官员赵尔丰,他提出满清应该模仿英国在澳大利亚、模仿法国在越南、模仿美国在菲律宾那样处理西藏。这样的说法本身,已经证明是百分之百的殖民主义。赵尔丰的这些资料都是汉文的,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中也能看到,中国学者一看这样的资料,就能明白这是一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思维。现代人的观念里,“帝国”是一种坏的事物,但在赵尔丰的那个时代,“帝国”不是一个贬义词,而体现的是“我们征服了你们,你们败给了我们,你们应该服从我们”这种观念。那时“帝国”代表伟业,所以不用骗人的把戏,说什么“我们是一个中华民族”、“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等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人、法国人是航海从太平洋到中国的。他们在太平洋沿岸打交道的那些满清官员已经汉化,到处是中文写的“大清”,所以外国人不了解“满清”和“中国”有什么区别。但是在亚洲内陆,满清大帝国一如既往,俄国人就知道满清帝国和中国的区别。因为满清处理俄国事务的机构理藩院,也处理蒙古和西藏事务,可见理藩院是一个帝国性质的机构。而英国人、法国人却搞不清楚,写文书、与满清签条约之类,就写什么Chinese Empire,满清皇帝也认可了这一表述。



但是,满清帝国不是中国,这在西方学术界已无可争议。中国以外有很多学者,包括一些汉学家,他们的学术潮流叫“新清史”(New Qing Studies),“新清史”的基本特点是,承认“清代”是一个“帝国”,满清帝国。而中国学术界却不愿意接受这一点,这就否认了历史,是伪史。


唐丹鸿:您跟中国境内的西藏学研究者交流过西藏和满清这个问题吗?您觉得中国学者的史学研究方法,跟西方的学术方法有什么不同?


1980年代,北京,埃利亚特·史伯岭与阿沛·阿旺晋美握手。



史伯岭:由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学术界不仅不能说“满清不等于中国”,还得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统一国家”、“都是中华民族”等等。大概四年前,中国恢复了八十年代的一种理论,就是谭其骧的理论。谭其骧编辑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他可能被官方视为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他写了一篇文章,谈历史上的中国版图是什么【10】,认为中国的历史地图,应该依清朝最强盛时期的版图而定。这意思就是说,要把十八世纪满清疆域最大的地图作为自古以来的中国。


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英国也可以说英国版图应该包括印度、澳大利亚什么的?西方学者一般承认历史版图是变化的,过去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但中国却是这样,要把清代最强盛时的版图算成自古以来的版图。谭其骧还解释了西藏何时进入中国版图的,他说“自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以来,西藏就是中国的了”。他对西藏不属于元朝中国,而是归顺了蒙古帝国的事实也有解释,他的大意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要说朝代,比如唐朝是否控制吐蕃,我们而是要说:吐蕃和唐代都是中国的!我们要说南北朝、唐朝和吐蕃、五代十国、宋朝、金朝、辽朝……都是中国的!所以他已经歪曲了正常的历史观。这太可笑了!中国之外的学术界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这个,我在英语世界里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主张。但中国却宣扬这种主张,这样吹牛,自我陶醉呵呵……我批驳了这个理论。


而且,西方学术界也认为,民族认同不是固定的,民族认同也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法国人是什么民族?美国人也如此。民族认同既是历史创造的,也是人创造的。我们现在在中央公园,在我眼中,周围这些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都是美国人,这是历史和人创造的美国认同。可是,如果你说两百年前来到美国的东方人也是美国人,没人会承认的。而中国,却是根据现在的政治需要,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新认同,然后将中华民族认同附着于历史背景中,那就是歪曲历史。在中国学界,如果有人怀疑藏族的民族认同并非官方描述的那样,那就脱离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而这非常严重。2001年我在中国时,一个比较有名的中国学者,他针对民族认同说:“外国人可以那样说,我们不行,我们不接受。” 中国学术界在其他学术方面,例如比较文学、哲学之类的领域,还是比较进步也比较开放的,可以有各种讨论和争议,但在藏学方面不行。西藏历史地位这一点不可争议,因为这是极度敏感的、不准辩论的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中国学者公开否认“中华民族”这一认同。


中国藏学研究也有很大成就,有的学者相当棒,但是如果你谈西藏问题,他们的用词就是“恢复中国大家庭”什么的。谈民族认同,或历史认同,那中国方面就会有诸多歪曲,还是中国五十年代的水平。而这些五十年代的学术都还没有固定西藏历史的说辞。五十年代也有人说,唐代时西藏就并入了中国版图,从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起,西藏就是中国的了。当然中国五十年代那些学者的学问都不高,藏文水平也不行。“元代西藏并入中国版图”是后来的说法。去年我在中国时还有学者说,西藏是清代并入中国版图的。


2011年我去中国参加了一个非公开会议,主题是“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的形象”,你可能看过我的讲演《与北京谈西藏问题》。讲完之后,会上反应很激烈,他们说:我同意史伯岭讲的部分观点,但是不同意他说的这个、那个……我想了想他们所说的,嗯,可能他们同意我说的“大家好!我叫史伯岭”,还有我说的“谢谢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这可能他们也同意,除此之外可能就没什么同意的了。当时有一两个小时他们都在问问题,但……不是真正厉害的问题,实际上可以说是批斗,比如有个人说“我不接受你把达赖喇嘛比作甘地”,诸如此类的反应。


中国当然有非常高明的学者,我所掌握的藏文资料、中文资料他们也读了,我写的关于赵尔丰、关于西藏历史地位的书,中国当然不会公开出版,但我知道已经译成了中文内部资料,他们一定也读了,但我并没有见到有谁在学术期刊上,针对我的观点进行辩论或否认。


在文章里我也谈到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按理说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大陆学者喜欢用“东方主义”来应对西方批评,将西方对中国的批评归咎为一种东方主义视觉。萨义德的《东方学》在中国是公开出版的。中国大陆学者也用唐纳德·洛佩兹的《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指责西方学者在西藏问题上充满了“香格里拉观”,可是《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这本书并不能在中国公开出版,也是内部资料。为什么呢?因为唐纳德·洛佩兹在这本书里,同时也批评了中国的西藏观,他认为中国在西藏的统治是残酷的。


专制制度不容异见者的看法,而且动用警察和法院控制异见思想。中国体制内的学者在西藏问题上不能随便发言,它太敏感了。不同的声音,像伊力哈木、唯色、王力雄等这些异见学者和作家的看法,会把改写的历史、把中国构建的历史理论大厦给推翻了。


唐丹鸿:您在台湾学了中文。后来您和台湾西藏学方面的学者有没有过交流?他们怎么看待西藏的地位问题?


史伯岭: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去台湾。在我的印象中,台湾研究西藏学的人中,有一些人藏文还可以,但他们多集中在宗教研究方面。研究西藏历史和西藏问题的人,他们多数使用的是汉文资料。八十年代我在台湾时,还是国民党专制统治,国民党对西藏问题的看法,跟中共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是一样的。国民党的政策和处理西藏的方式跟共产党不同,但对西藏历史地位的看法,跟共产党是一样的。台湾的历史书一般说,“西藏在清朝并入了中国版图”,这是国民党官方的陈述,仍然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国民党仍然有蒙藏委员会,还没有注销,因为继续保留蒙藏委员会,才能证明“一个中国”。如果注销了,假如西藏要独立什么的,那这就不关台湾的事了。我想中国大陆也不希望国民党注销蒙藏委员会,不然就更进一步接近“台独”了。以前蒋介石被中国大陆称为蒋匪,可现在改成赞扬蒋介石了。中国大陆官方宁愿国民党保留“统一”政策。


唐丹鸿:能不能谈谈您在达兰萨拉和流亡藏人社区从事的活动,流亡政府对您的研究有没有限制,或提供帮助?


埃利亚特·史伯岭与印第安纳大学的师生拜见尊者达赖喇嘛。



史伯岭:我也反对流亡社会的一些观点。他们说满清没有控制西藏、蒙古没有控制西藏,仅仅是宗教的供施关系等。供施关系我承认,但这个供施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很多藏人说,皇帝认为佛教非常好,修身养心,他们把皇帝看成像普通人学佛教一样。其实并非如此,皇帝懂得运用巧妙的策略可以控制战略、战争,运用“神”来击败敌人等政治手段。我从这方面研究了皇帝何以尊崇佛教。蒙元时期,忽必烈对佛教的兴趣就是如此,这是一个征服者对佛教的兴趣,他当然认为可以用佛教来征服,而且佛教当时已经传入了他所占领的国家。我开始研究西夏,因为蒙古人是从西夏获得的这个经验。西夏灭亡之前,皇城里有来自图伯特的喇嘛,藏文资料里记载了他们的活动,我读了那些藏文资料。西夏皇帝请喇嘛做了玛哈嘎拉(大黑天)的佛教仪轨,用玛哈嘎拉来抵抗蒙古侵略者,而且还起了作用,修完玛哈嘎拉护法仪轨后的第一场仗,西夏打败了蒙古人。藏文、中文资料都有记载,藏文更详细。这在我的关于汉藏关系来源的学术文章里写到过。



而像我发表在 Wrongs and alliance网站的《进逆耳忠言,盼公民社会》这些文章,不是学术文章,而是“好公民”文章。一个好公民应该对社会有批评精神。我对流亡政府和中共都有批评,但后果是不一样的。在达兰萨拉批评流亡政府,没有人会被虐待、被打死这种事情。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没有可比性,二者完全不同,但流亡政府还是有值得批评之处。也有藏人说“他怎么老是批评流亡政府?他怎么不批评中国?”其实我两边都批评,但批评方法不一样。流亡政府对我也没有任何限制。它是一个流亡政府,在印度没有主权,不能限制我。我一到达兰萨拉就可以使用西藏文献档案图书馆,还有西藏高等研究中心阿尼玛卿研究所,那是私立的,非政府的。我在达兰萨拉,流亡政府没给我任何麻烦;我在达兰萨拉和德里藏人流亡社区也做过讲演,流亡政府没有限制我,只要有人请我讲演都是可以的。两三年前,我还在达兰萨拉文献档案图书馆做了讲演,挺有意思,图书馆的馆长向听众介绍我时说:“他上次就骂了我们,真骂!哈哈……”


埃利亚特·史伯岭在达兰萨拉与嘉央诺布、李科先等



我也批评达赖喇嘛。我批评达赖喇嘛有藏人不高兴。我想,如果我是流亡藏人,批评达赖喇嘛可能就有点问题,但在流亡藏人眼里我是一个外国学者。不过的确有藏人不喜欢我,但他们没有阻止我,不像中国政府阻止我入境,他们没有阻止我去达兰萨拉。他们知道,我不会永久住在那里,几个星期、一两个月后我就会回美国。我不能说我是达兰萨拉的“元老级”外国人,但是从七十年代到现在,还跟藏人流亡社会保持接触的外国人很少,我算其中之一吧……总之,我批评中国政府他们很高兴,我批评流亡政府他们不高兴,差不多就是这样呵呵。我是就事论事,但他们有很多人对此不满意,他们觉得……嗯其实你可以委婉一点说,嗯其实你可以说得客气一点什么的,他们觉得这儿可以改个说法,那儿可以修正一下……可是长此以往,你会连你自己在想什么都不知道了,连自己的思想都不认识了。


唐丹鸿:您怎么看“中间道路”政策?

史伯岭:达赖喇嘛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他毕竟是人,像所有的人一样可能判断错误。在“中间道路”这方面,我真的认为他错了,只是很多人不愿意说出来。我认为,因为实行“中间道路”政策,藏人流亡社会很多人就绝望了,他们不会公开说出这种绝望,于是就放弃抗争去谋求个人幸福,比如设法获得美国绿卡、设法移民到西方国家,现在很多流亡藏人就是这样的。他们说,“现在的中国是流亡领导层幻想的中国,未来的西藏是流亡领导层幻想的西藏”,就是说,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人权的、共产主义统治之下的、自由的西藏。他们都了解这一点,而且我认为流亡领导层内心也知道如此……西藏自由本是一场正义的斗争,而现在的流亡领导层,太可怜了……


唐丹鸿:2008年以来,在海外的汉藏交流中,也有很多华人支持“中间道路”。您怎么看中国人支持“中间道路”?


史伯岭:我想很多中国人支持“中间道路”的因素,跟博巴支持“中间道路”的因素一样,是因为“中间道路”是达赖喇嘛提出的。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达赖喇嘛是谁,政治上中国指责他,但许多人从佛教意义上还是把他看成一个“活佛”,我不喜欢“活佛”这种称呼,中国人中有很多迷信的信徒,他们说达赖喇嘛主张“中间道路”,所以他们就支持“中间道路”,但他们不去思考“中间道路”的非逻辑性。如果仔细思考,就应该明白,“中间道路”在中国是不可能实行的,不可行。中国当局很希望达赖喇嘛坚持幻想的、没有希望的、不可能实行的“中间道路”,乐见达赖喇嘛就这样跟国际社会、跟各方人士反复讲“中间道路”,因为这对中国当局来说,是浪费达赖喇嘛时间的理想方法,他们就这样等着达赖喇嘛逝世。即使有这些天真的支持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中国人,他们也不是大多数。大多数中国人对西藏问题根本不关心。有些海外中国人支持“中间道路”,他们不是面对境内西藏,而是面对达赖喇嘛,像一些境外的藏人,像一些外国人一样,他们支持的不是图伯特,他们支持的是达赖喇嘛,附和达赖喇嘛。他们愿意把他看成神。而有些人支持达赖喇嘛则是为了自己的某种虚荣,利用达赖喇嘛的名字光耀他们自己。这样的人不仅境外中国人里有,西方人也有,流亡藏人领导层里也有。要利用达赖喇嘛的名字,当然要“支持”达赖喇嘛。所以这样的情况很可悲。


达赖喇嘛和一些流亡藏人说:“我们在中国有很多朋友,中国人越来越了解我们的立场……”,我认为这完全不对。有些人问我“中国人对西藏问题有什么看法?”我说:一般的中国人想都不想西藏问题,他们根本不管。可是如果西藏发生了大事的时候,他们就听政府的说辞。他们就说“我们不是把西藏解放了吗?他们还要背叛我们?他们还不感谢……”,还有很多人说“西藏人很落后,很野蛮,他们没有发展……”。一般的中国人,当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政府有冲突的时候,他们才生政府的气。他们没有公民意识,只要与他们自身无关的事,他们不管,或者害怕干涉。他们不会去想:这些少数民族和政府发生冲突,是怎么回事?也许这些少数民族的想法也是有道理的?2008年,很多境内的博巴都有这种经历:一些在北京的藏人,他们受到了各种侮辱,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知道他们是藏族后,就拒载,甚至骂他们,有宾馆拒绝接待他们,说“你们辜负了党和国家的大恩”等等。普通中国人心里虽然知道这是一个专制政权,但他们不愿意听、也不愿意想。新疆的情况也是一样的,维吾尔人的境况是一样的。


唐丹鸿:每一次巴以冲突,国际反应都很大,对以色列的批评也很严厉。但是,对于中国在图伯特和新疆的政策,好像并没有很尖锐的批评,您觉得是这样吗?


史伯岭:对,没有那么严厉。我认为至少有这样的原因,达赖喇嘛总是说“我们不寻求独立,我们追求自治”什么的,西方人就迷糊了,失去了支持的方向或焦点。


唐丹鸿:中国异议人士里有一种观点:认为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人权问题。中国无民主,西藏无自由;中国民主了,人权问题没有了,西藏就不必独立了。您怎么看?


史伯岭:我认为这还是“大中国”思想。如果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为什么十三世达赖喇嘛不承认图伯特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他根本就不接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后来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但归根结底不是共藏问题,是“大中国”的问题,是中藏问题。满清大帝国覆灭以后,革命党和民国想保留大帝国,只不过改了一套说法:我们不是帝国,我们是多民族国家……这是大中国主义,是中国“天下”观,“中”国控制着“天下”的思想。


再说,强调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达赖喇嘛也不会满意吧?达赖喇嘛常常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喜欢共产主义,那把西藏问题说成“共藏问题”,这就有矛盾啦。不过,达赖喇嘛并不真的了解马克思主义。你听达赖喇嘛形容马克思主义,听起来就好像是一次基督教运动,帮助穷人之类的。他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不了解专政、不了解阶级斗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有区别的,马克思的理论很有意思,但在行政中有大问题。世界上号称马克思主义的行政制度,都是专制制度,都没有人权。现在达赖喇嘛说他不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洛桑森格甚至说过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共产党的统治。如果不反对共产党的统治,那就是说你接受人权限制?如果没有人权限制,那就不是共产党了。



唐丹鸿:您认为,中国人否认西藏主权,跟图伯特和东突厥斯坦的自然资源有没有关系?


史伯岭:我认为最初是历史观的原因,辛亥革命时候的中国人还没有想到资源问题,他们就是认为那是属于中国的。虽然他们常常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如何如何,自己却追求最大的殖民主义版图。印度不是半殖民地,是一个正宗的殖民地,但他们承认自己的历史,承认印度历史版图的改变。而中国所说的殖民“创伤”,是世界上别的国家控制了中国的领土,比如英国控制了香港、日本占领了满洲等等,所以中国要恢复以前帝国时期最大的版图!


唐丹鸿:我以前对您的了解是,您是一位藏学家和汉学家。最近我注意到,您为了营救伊力哈木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那么,您也研究“新疆”问题吗?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在“新疆”问题方面的工作?


2012年,北京,王力雄、伊力哈木、埃利亚特·史伯岭、唯色



史伯岭:我对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的状况感兴趣,但我不愿意说自己是新疆问题的专家。伊力哈木·土赫提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你看伊力哈木办的网站“维吾尔在线”,是很重要的,有很多关于维吾尔的信息、新疆的信息,就登在这个网站上。我最早关注他是在2009年,他被公安控制了,大家都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我因此在一封呼吁释放伊力哈木的公开信上签了名。但我是在2012年才面对面地认识他,非常高兴的会面,就这样成了朋友。我就请他来美国,到印地安纳大学做访问学者,安排的是2013到2014年,一年。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在机场被抓了,不准他出境。他还经历了好几次软禁。今年一月他被抓捕了。从那时到现在【11】,只有他的律师见到他,只见到一次。他的情况很糟糕,被粗暴地对待,我当然对他的人权状况很担忧。我和伊力哈木常常交谈,我知道他不支持东突独立,再说他的文章是用汉语写的,他的维吾尔文非常棒,但是他用汉语写作,他希望中国的汉人能够通过他的网站和他的文章,了解在新疆发生了什么,中国政府做了什么。他主张对话。正如王力雄说的,伊力哈木并不支持东突独立,在维吾尔知识分子里,他可能是少数不主张独立的。他主张对话,可你看中国政府怎么处理他?说他是分裂主义者,说他赞扬了恐怖活动等等。中国政府如此对待愿意对话和妥协的人物,使维吾尔人完全绝望了。


唐丹鸿:虽然您说您不是新疆问题专家,但我还是想问一问,根据您的常识,您怎么看待中国说“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


史伯岭:首先,我是这样看的:图伯特和新疆1949年以来的历史,流了那么多血,遭受了那么残酷的统治,经历了这样的历史之后,他们的未来必须由他们自己决定。


有的人问我认为图伯特是否应该独立?我说,这不是我的事,这是图伯特人的事。当然我还是想像过,如果图伯特独立了,我最大的愿望是,图伯特与中国是平等的、友好的。我希望双方都是民主制国家,我还希望中国人继续到图伯特,当然不是控制经济,而是来旅游,学习佛法,帮助发展。我也希望博巴去中国学习,希望民族学院还继续存在,双方平等互利,两个国家都在联合国有位置。我不愿意看到双方留下仇恨……这是我由衷的希望。我认为,图伯特的未来,应该通过民族自决权来决定。图伯特的历史是一个大悲剧,凭这一点,图伯特人就有权说,他们要什么样的未来。


新疆也是一样,经过了这样残酷的统治,肯定必须应该由这些人自己,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愿了,在没有专制制度的压力下,他们应自由地说话,这是他们的权利。至于说新疆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当然是歪曲历史。中国说在新疆发现了汉代的文物,这就证明新疆属于中国了。但是,丝绸之路上,每公里你都可以发现什么。在罗马,也发现了中国的古钱币,那就能说欧洲属于中国了吗?这是没有道理的。中国这样的说法,跟宣称在南太平洋的权利是一样的性质,但是在新疆的说法更疯狂。近几个世纪以来,新疆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政治背景等,跟中亚有最接近的关系,跟中国却没有什么关系。中央亚细亚民族,他们被并入沙俄帝国的版图,然后是苏联的版图,而现在,他们不再在俄国版图内了……新疆历史是复杂的,不能说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是谭其骧的“历史方法”。历史总是变化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一定是下个世纪版图的形状。


中国以历史上曾经几年、几十年统治过这些地区,就把他们当作中国的“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这样的认同也是一个大问题,“少数民族”是中国独创的,不是一个自然的种类。什么是“少数民族”?有什么特点?事实上每个民族都是不一样的,可是你看中国八十年代的资料,关于“少数民族”,只有“能歌善舞”、“色彩缤纷”什么的,除此之外,比如藏族、壮族、彝族,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共同特点?语言、文学、历史……都没有共同点。


按照维吾尔人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他们应该是属于中央亚细亚,中国根据他们的当代史,把维吾尔归于东亚文化圈,然而从历史观的角度看,维吾尔是属于中央亚细亚文化圈的。中国官方表述西藏古代壁画的年代、寺庙建造年代、图伯特历史文物什么的,不用公元多少多少年,而是用中国历法,什么唐代的、宋代的等等。对新疆也是这样,很明显。我们都知道在新疆的原住民,他们的祖先有印欧的、中亚的、突厥的等等,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的语言也是印欧的语言、突厥语等,但是中国的理由却是:自从有一个中国汉人进入了那里,那里就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对南洋的领土主张也是一样的,只要郑和到过那个地方,那里就是中国的了,这当然要和别的国家发生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毫无逻辑。


唐丹鸿:有人把西藏问题、新疆问题跟巴以问题对照,您怎么看?


史伯岭:有些人说这几个问题一样,其实很不一样。或者说存在这种相似性:有些西方人虽然说支持西藏,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西藏问题的很多方面。中东问题也是如此,许多人说支持巴勒斯坦,或支持以色列,却并不是基于了解了这个问题的多方面之后。


中东问题错综复杂。穆斯林世界也有反犹太传统,虽然并非每个人如此。过去很多穆斯林社会没有对个人的认同,都是认同族群或团体,的确存在过排犹问题。西方世界也是这样,历史上经常发生针对犹太人的骚乱和排犹事件。德国历史上,中世纪的时候就有了“犹太人要发财了,要屠犹,不能让他们发达”的说法。我不是说要原谅以色列现在的政策,我很不喜欢内塔尼亚胡,也不认同利库德的政策。我的意思是,阿拉伯世界的确存在反犹势力,巴以冲突不是单方面的问题。我必须说,我是反对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殖民政策的,而且我认为以色列是可以和阿巴斯对话的,他作了很多妥协,这方面他比阿拉法特还好,但是他却没有获得机会,这是以色列的大过错。


可是有些人没有看见问题的多方面,对哈马斯抱一种幻想的看法。比如在加沙,以色列撤出了八个月后,边界都没有关闭的,哈马斯从加沙攻击以色列,大家对此好像视而不见,可是以色列打了哈马斯,大家就都看见了。这说明外界支持西藏的、或者支持巴勒斯坦的,很多属于一种心态上的因素,跟人和文化有关,却忘记了问题的本性。我还是要强调,说这个,并非要原谅以色列的政策。在西藏问题上也类似,有些人并不真正了解问题的复杂性,比如像我批评达赖喇嘛、批评流亡政府,他们就说“你是反对西藏的,你是反达赖喇嘛的”等等,实质问题是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复杂性。


2012年,埃利亚特·史伯岭在耶路撒冷。



巴以问题是一个大悲剧,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两个民族都有权利建国。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与巴以冲突却有截然不同的方面。中国不占领图伯特,不占领东突厥斯坦,并不存在汉民族的存亡问题。而巴以问题涉及的是两个民族的存亡,当然应该相互妥协,也应承认两方面各有过错。


现在一般人用脸书或推特,看和接受简单的观点,对巴以冲突或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也简单地看待。现在也有人说“维吾尔人都是恐怖分子”,第一,有恐怖活动当然要承认,但不等于他们争取自由的运动是恐怖运动;第二,不能因为他们中有人使用了某些恐怖的手段,就说所以中国的镇压是正当的,正如巴勒斯坦人也使用了恐怖手段,那并不等于内塔尼亚胡和利库德是对的。另一方面,在以色列社会,有的人反对内塔尼亚胡、反对利库德的巴勒斯坦政策,他们可以示威抗议,有些反对占领政策的军人,就拒绝去西岸或加沙服役,在中国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可是如果你问一般的西方人,巴勒斯坦人、西藏人或维吾尔人,他们谁的情况更糟?他们会说是巴勒斯坦人。


在西方和穆斯林世界仍然存在犹太问题。有很多人是反以色列的,我不说他们是反犹主义者,但是他们所说的反以色列的看法是反犹太的。最近看到欧洲有很多反以色列的文字,他们说的却是“杀光犹太人”。可是你看俄国人正在乌克兰干什么,有人说“杀光俄国人”吗?他们唯在反以色列时说这种话,说这是犹太人的问题。这恰恰说明反犹主义在欧洲依旧存在。这些人不承认他们反犹,可他们不知道这些话语反映出,他们受了某种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认为犹太人是特别坏的。当然如果你直接问他们是否这样认为,他们会否认。在过去他们可以公开这样说,因为那时有反犹的社会基础,他们无所顾忌,现在他们虽然不会公开承认,但其实就是受了反犹思想的影响。


我说过,我最讨厌萨义德的《东方学》这本书。我认为这本书是简单的,把西方人笼统地、集体地说成:西方人是如此这般的,他们不得不存有偏见、而且是势利的。他们对东方人必须实行帝国主义,不得不如此,西方人的文学、艺术都受这种势利的影响等等。这是意识形态说,就像中共说“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道德”,所有无产阶级的人都有相同的意识形态。



有意思的是,萨义德却不愿意说,在反对以色列的人里,哪些人、在哪一个方面,受到了穆斯林世界的影响。穆斯林世界里,他们对犹太人的偏见也不怎么样,尽管也有犹太人发了财,正如在欧洲也有发了财的犹太人。穆斯林世界当然有很好的人,但是对犹太人有偏见,我并不是说一个社会有偏见,就是每一个非犹太人都压迫犹太人;在美国南部,也不是每一个白种人都有偏见、都打骂非裔,而且也有黑人像在北方一样发了财,但他们还是处在一个很残酷的有偏见的社会。所以情况不是简单的。萨义德不愿意用这个方法分析穆斯林对犹太人的看法,有的人说犹太人把巴勒斯坦人从他们居住的村庄赶走了,这没错,有的是因为有战争,他们要保护犹太人,有的却没有好的缘由,很复杂;但是,第一次驱逐事件是发生在1929年,在希伯伦,是阿拉伯人驱逐犹太人,杀了很多犹太人,然后全部赶走。这大家就都不提了。这不是要原谅以色列的政策,但犹太人也有权利,这是他们必须考虑的……我的意思是情况非常复杂,可是大家只想看简单的一面。1967年以前,美国人认为以色列是好的,阿拉伯人是坏的,现在又反过来了,很多人喜欢简单看问题。当我跟人解释问题的复杂性时,他们又说“噢,你支持内塔尼亚胡”;在印度也有藏人说,“噢你是支持中共的,你批评我们,不批评中共”;也有人说,“史伯岭每次都能获得中国签证,他肯定是中国的特务”。这就像有一个疯子说“唯色为什么没有被抓?她肯定是中共特务”,伊力哈木被抓以前,也有人这样说他。现在我被中国拒绝入境了,不知那些说我是中国特务的人会怎么想,呵呵。


唐丹鸿:我听说中国有关方面跟你提出过“学术合作”,似乎还想给你研究经费。有这样的事情吗?


2011年夏天,在承德(唯色拍摄)。



史伯岭:有这回事,很可笑的故事。他们想要我做一个间谍,在美国。他们说“你曾经跟美国政府有关系”,这是对的,克林顿当总统时,我是国务院一个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说“史伯岭,你认识美国官员,不是吗?”我说“是啊,我认识几个”,他们问是谁,我装没听懂,没回答。他们说“史伯岭,你了解美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对西藏政策是怎样的?我们想请你给我们一些报告……”我又假装误会,说“我的看法是公开的,网络上都能查到,大家都知道的。”“不不,我们需要你的独家报告。”我说不行,拒绝了。这是2010年我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时的事情。我报告了美国大使馆,我说我是美国人,中国有人请我在美国做他们的间谍。这些人给我的名片来自这个单位:北京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有人告诉我这是假的。他们几个人包括一个负责人,请我在一家饭馆的包间吃饭,你知道中国饭桌上的情况:白酒,喝、喝,干杯、干杯……然后我回了宾馆房间。



第二天我们参加会议的人被带去参观北京附近的几家明代寺庙,并请我和另外两三个外国学者吃晚饭,是一顿大宴会。几个游说我的人中,有个人拥有很多藏传佛教的佛像,非常珍贵,晚宴后邀请我们去看了他收藏的佛像。回宾馆时大概已经十一点了,第二天我就要回美国了,可是电话来了,还是宴会上那几个人中的一个,他说“史伯岭,我们还想跟你商量一下……”我说“对不起,现在很晚了,我想睡觉”,他说“那明天可以见面吗?”我说“明天我就走了”,就把电话挂了。第二天早上七、八点,他们的电话又来了,问我可不可以再见一面。我说“可是我今天就要走了”,挂了电话。过了十分钟,电话又来了:“史伯岭啊,我们可以送你去机场。”可是我已经约好唯色送我去机场,我就拒绝说有朋友会送我。我不想在房间里呆,立刻离开宾馆去了附近星巴克等唯色。

2016年12月21日,埃利亚特·史伯岭在脸书上
发布为江天勇律师呼吁的图片。



我估计是这样的:头一次跟他们吃饭时,他们想让我为他们提供“独家报告”,被我拒绝了,他们当时没提钱,可能以为这是我拒绝的理由,所以第二天继续来找我,可能是想提钱的事吧。2011年,我做过北大的访问学者,那次他们又来找我,还是同样的人请我吃饭,继续请我跟他们合作,还是慢慢地、谨慎地试探,说“我们想请你来我们的办公室,你想好了要来我们办公室的话,提前几天通知我们”。我想:难道他们的办公室不存在吗?还要我提前几天通知,是为了赶紧买办公家具,找几个演员扮演秘书什么的吗?哈哈。2012年,我参加北京藏学中心的一个国际藏学研讨会,提前到了北京。我先带我的女儿四处游览了一下,并没有通知其他学者。但又收到了他们的一封电子邮件,说他们知道我要参加这个会议,要我和他们联络。开会前夕,他们又发来邮件,让我告诉他们手机号码。我回信说我的手机卡在中国有问题,如果你们想见我,可以来会上见我。他们没有来。我想可能是这样,在中国的情报机构,可能有“资本主义式”的竞争,他们想从当局那里拿到经费,可能说了“我们要跟史伯岭合作”什么的,我答不答应无所谓,但他们想通过这个来争取经费。这是我的猜测,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注释:
1】史伯岭教授精通中文,他全程用中文回答了我的问题。
2】史伯岭教授在访谈中始终称西藏为“图伯特”,称藏人为“博巴”。
3】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西藏流亡作家。曾加入在尼泊尔木斯塘为反抗基地的“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他开创了流亡政府的税收系统“绿皮书”,该系统支持了流亡政府自1972年起的财政收入。在达兰萨拉创办并领导了西藏高等研究中心阿尼玛卿研究所。他在印度居住超过四十年,后迁居美国。嘉央诺布追求西藏独立。他用英文藏文出版了多部著作和论文。1989年出版了政论集《Illusion and Reality》(幻想与现实)。2000年,他以《The Mandala of Sherlock Holmes》(夏洛克·福尔摩斯曼荼罗)一书获印度的哈茨纵横字谜图书奖并于2001年又在美国出版,且被译成十几种文字。
4】塔泽仁Taktser Rinpoche全名晋美诺布Thupten Jigme Norbu),著名藏人作家,致力于西藏独立的社会活动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亚研究系藏学教授,也是第十四世尊者达赖喇嘛的长兄。
5】史伯岭教授说了另一位导师的名字,由于该处录像声音不清晰,无法辨识他提及的名字。
6Elliot SperlingEarly Ming Policy toward Tibet: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Early Ming Emperors Adopted a "Divide and Rule" Policy toward Tibet, in 1983.
7Elliot Sperling: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 (PDF). Washington: East-West Center. ISBN 1-932728-13-9. ISSN 1547-1330. (2004).
8Elliot Sperling :"Tibet and China: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Since 1950" 有关史伯岭教授的出版物相对完整列表,请参阅: 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 Papers for Elliot Sperling
9Elliot Sperling :"Tibet and China: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Since 1950" china perspectives.revues.org/pdf/4839
10】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这是谭其骧在19815月下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互联网可见得)。
11】对史伯岭教授的采访时间是2014727日,当时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尚未被判刑,一个半月后,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第一监狱。国际笔会于2014331日授予伊力哈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写作自由奖。包括达赖喇嘛、埃利亚特·史伯岭等国际著名人士以及多个国际组织和团体,提名他获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20161011日,伊力哈木获2016年马丁·恩纳尔斯人权捍卫者奖,一直为伊力哈木奔走呼吁的埃利亚特史伯岭陪同伊力哈木女儿菊尔·伊力哈木在日内瓦领奖。 

唯色补充:
本帖图片,图2-7、图9、图10是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教授生前发给唯色的照片。图8转自FB

转自唐丹鸿博客:http://moments-of-samsara.blogspot.com/2017/04/2014.html

2021年2月21日星期日

唯色:夜深之时,灯光不必明亮.....

 ——致噶雪. 伦珠朗杰


夜深之时,灯光不必明亮,

想起最后与他挽肩合影已过三年半,

想起最初留意在隔壁编辑部当主编的他,

是多年前去广西桂林的笔会旅行中,

(那时我年少眼高, 但也受制于体制变得怯弱)

胖得微微喘气的他,总是握着一束孔雀羽翎,

我以为那是出于净化或避邪, 好奇得很。

但他那时并不愿理睬我,觉得

我像那些被汉化的藏人, 浑身自以为是。

直到后来被他接纳为友我才问题,

他呵呵笑道是为吸引商机, 可一路无人有兴趣,

就又握着斑斓的孔雀羽翎返回拉萨。

(一个奇特的经商未遂的佚事)


想起他那双写诗的手出奇地小,

想起他说敬语的腔调格外温柔,

想起他即便贪杯也自带恭谦让,

想起他跳起华尔兹,啊,那旧式教养的风度,

想起他讲述世事反转之后漫长岁朋的苟活,

那畏惧的眼神,压低的声调......

(一个贵族身份的少年难抵成长中的一劫,

一个女活佛的前夫难抵日常中的一劫。)

见面不易,他总挽留, 良善的妻子送上地道的甜茶。

有次提及幼年时在北边细沙滩见过的白鹤,

他展开双臂,优雅地, 比划着振翅的动作:

“夏天飞来,冬天飞走, 这些起舞,那些落下,

见到的人都心生愉悦......但以后再也见不到。”


他背育起六世尊者的诗,正是那首传世的预言:

“洁白的鹤,请借双翅,飞不多远,理塘即归。”

如临其境地说:“他从高高的颇章望去,

必定常常目睹那样的景象,而他是那么地了然美,

所以在无常的险象中挑选了淙淙嘎波

来传递转世的讯息。”这时就听见急遽的下雨声,

夹杂着雷声阵阵,又滚滚远去,仿佛他,

噶雪. 伦珠朗杰, 对竟然迟至几天前才惊闻

他已离世的我,以这样的方式做了今生的告别。

夜空深邃多变, 月光暗淡下来,犹如宿命一般,

他缓缓现身,以素来谦恭的手势遥指身后,

如同邀我随他重返往昔而不是受苦的轮回,

“再见,格啦......”我喃喃低语。



2021年1月17日星期日

朱瑞: 薩迦

 

「去哪裡?」一個男人的聲音。

 

我抬了起頭,四個康巴正在路邊一家「陝西饅頭店」門前吃著米粥和包子,他們的視線也許早就對準了我——大路上唯一的行人。

 

「薩迦。」我停下了腳步。

 

「一起走吧?」四個人異口同聲。

 

「也好。」我停了下來,「也來碗米粥吧,有饅頭嗎?」

 

「有,有,裡面坐。」陝西老闆娘熱情地招呼著。

 

和四個康巴走在一起,我這個北方女人,也瘦小得如同一隻螞蟻了。就悄悄地打量起他們頭上那耀眼的紅色「扎繡」,還有扛在肩上的幾個翻著毛飄著羶味的牛皮包。怎麼看,這幾個人都有點像西部電影里出沒無常的盜匪。跟著他們,還真有點後悔了,想躲開,又沒有機會。

 

「去薩迦幹什麼?」其中的一個看著我。

 

「朝佛。你們呢?」

 

「買舊貨。薩迦的東西好,都是真的。」寬厚的聲音。

 

八點鐘,車開了。響起了低沈的「嗡嗎呢唄咪哞」。我回頭,那四個男人都閉上了眼睛,也在誦真言呢。我的視線轉向窗外,日喀則的房屋漸漸地隱去了,迎面是後藏的荒野。乾枯的河床里,走著一個穿著咖啡色氆氌丘巴的牽馬人,河床之上是曲曲折折的盤山公路,公路之上是層層迭迭的褐色山巒,山巒之上是這個世界上再難見到的水晶般清澈的天空。

 

三個小時過去了,路邊出現了草地、氂牛、羊群和幾座祥布飄動的石頭房子。 車,停下了,有的人進去吃糌粑,有的坐在草地上喝起了隨身帶的酥油茶和青稞酒。看著那四個康巴進了房裡,我躲在了一邊。這時,有人輕輕地碰我:「一起吃飯吧?」我轉身,是一個不相識的拉薩男人,身邊還站著一個女孩子。「這是我妹妹。我們去薩迦朝佛。」男人解釋道。

 

我們三個坐在了草地上。哥哥和妹妹把他們隨身帶的包子,水果放在我的身邊。我說:「你們吃吧,我不餓。」可妹妹不斷地把糖果放進我的嘴裡,哥哥就在一邊笑。不遠處的一座房子前,有一對男女,那女人站在男人背後,正梳著男人森林般的長髮,而坐在矮木椅上的男人,也在看著我們笑。

 

車又開動了。綠色少了,山上除了石頭還是石頭。瘦弱的羊群在石頭之間苦苦地尋找著食物,風沙裡的牧童乾澀地坐在石頭上向我們招手,向著荒漠里這些難得一見的生命問候。我們的車嗚嗚地吼著爬坡,比走路快不了多少。終於,大家歡呼起來,在山頂,五彩經幡飄動的地方,撒下了雪片似的風馬旗。

 

翻過了這一路最高的山,遠處現出了一片廢墟。可到了近處,才看出這並不是廢墟,而是一幢幢灰色的房子。紅白藍色的竪條在灰色的牆上自上而下。同車的人說,這是佛教里三個菩薩,即觀音,文殊,金剛手的象徵。又有人說,是薩迦教派的象徵。

 

每家每戶的房頂上都堆著褐色的牛糞餅,黑色的窗楣上飄動著白色祥布,門之上竪著牛頭,門前面畫著「卍」符號,據說這是吉祥、永恆和妙善的象徵。但不管怎麼看,這裡都是一片窮困:山脈寸草不生,低谷寸草不生,只有仲曲不聲不響地流著……可是,這裡曾為西藏政教中心,統治整個確喀松達百年之久。

 

夏格巴.旺秋德丹的《十萬明月——西藏高階政治史》說,十三世紀初,藏人得知成吉思汗正在征服唐古特(西夏),便召開會議,指派一個代表團到蒙古汗王帳前表示歸順,建立了朝貢關係。因此,蒙古軍隊沒有入侵西藏。但成吉思汗死後,藏人不再納貢,於是,成吉思汗的孫子闊端開始攻打西藏,焚燒了熱振寺和甲拉康等,闊端還下令找一名西藏喇嘛首領。有人告訴他,止貢提的喇嘛是最富的,達壠的喇嘛是最善交際的,薩迦的喇嘛是最有學問的。闊端就派人帶著信和禮物要求見薩迦班智達。於是,薩班帶著兩位小侄,即十歲的八思巴和六歲的恰那上路了。

 

當薩迦班智達與闊端相見並為他講法後,薩班被授與統治衛藏十三萬戶的權力。後來,八思巴為忽必烈傳法,第一次傳法後,也得到了十三萬戶的政教權力,第二次傳法後,得到了確喀松即整個圖伯特的政教權力,第三次傳法,得到了帝師之位。

 

薩迦政權時期,仲曲兩岸都建寺龐大的寺院,即薩迦北寺和南寺。北寺初建於1073年,後由貢嘎寧波即薩迦五祖中的第一祖,在北岸修建了「拉章夏」作為修法之所,又修建了「古絨」 建築群,包括護法神殿、塑像殿、藏書室。薩迦北寺的主要建築是「烏孜寧瑪」,這也是貢嘎寧波修建的,後經其子索南孜摩、扎巴堅贊等擴建,又加了金頂。而薩迦法王與蒙古王廷結成老師與學生的關係後,在這大殿西側又建起一座八根柱子的配殿稱「烏孜薩瑪殿」。後來歷代薩迦法王都擴建了薩迦北寺,增加不少建築,形成了逶迤重疊的薩迦北寺建築群。當八思巴被忽必烈封為「帝師」後,薩迦北寺就作為西藏政府所在地。

 

再說薩迦南寺的建立,據夏格巴的《十萬明月——高階西藏政治史》載,當年應忽必烈再次邀請,八思巴從薩迦起程前往蒙古、經過拉薩附近的格爾寺ger時,八思巴很是喜歡,嘆道:「有些喇嘛運氣真不錯呀,有這樣的好助手為他修建如此華嚴的寺廟!」當時陪送八思巴的本欽釋迦桑波仔細觀察了格爾寺的建築,畫下了樣圖,回到薩迦後,便開始建寺,但沒有建完,他就去世了;貢噶桑波繼承了其位置,完成了這一建築,因為殿宇的恢宏莊嚴,被稱為拉康欽莫。

 

後來,八思巴返回薩迦寺時,又為自己建立了一座拉章,處理政教事務和他的私人財物等。再後來,薩迦法王的法座由四個拉章即細脫拉章、拉康拉章、仁欽崗拉章、都卻拉章輪流擔任。其中拉康拉章位於薩迦南寺,其他三個拉章位於薩迦北寺。

 

但是,我此刻看到的薩迦,與史書記載完全對不上號,甚至連影子都沒有。北岸望去,只有幾堵破敗的牆體,南岸倒是有一座絳紅色的寺院,像是早就被廢棄了似的,破破爛爛的。我們的車在一片坑坑窪窪的鄉村道路之間穿行,拐進了掛著「薩迦縣招待所」的牌子的院子里。我首先看見的是門前的石頭台階上坐著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他們一見我們這輛蹣跚的汽車,就蹙起了雙眉。三個人都很年輕,二十幾歲吧,穿著世界品牌的旅行服,滿臉的疲倦和風塵使他們顯得無精打彩的。我在他們身旁停下了腳步:「你們,從哪裡來,又往哪裡去?」

 

男人中的一個,從石頭台階上站起來:「我是新加坡人,他倆是日本人。我們從尼泊爾過來,想去日喀則,可到了這裡找不到車了。」

 

「一起走吧。」

 

他又看了看這輛破舊的大客車,沒說什麼。那兩個日本人淡漠地坐著,看也沒看。這時,和我在草地上吃飯的哥哥和妹妹一起來了,妹妹拉起我的手,跟著管理人進了二層最裡面的房間:「住這兒,每宿十五元。」

 

我看看同伴們,除了那哥哥和妹妹,又加進了拉薩來的母女,算上我,一共五個人,五張床。我跟著管理人走出來,問:「男女住在一起嗎?」

 

「是呀,這是薩迦最好的房間了。」

 

回到房間,那拉薩來的母女已拿出糌粑,倒上了酥油茶,哥哥和妹妹正在吃羊排。大家都邀我吃飯,哥哥早已把一大塊風乾的羊排,放在了我的床邊。

 

「你們留著吧,我想吃麵條或米粥,只要不是乾的就行。」

 

「薩迦寺旁有一家飯店,試試吧。」哥哥指點著。

 

走出招待所,來到了薩迦唯一的一條街道上。我看到一家家商鋪只是隨意地在灰色的牆上開了一個小門,不細看,還以為是普通的住家呢。可是,里應有盡有,氆氌, 藏靴 ,烏都(牧羊鞭),毛織的幫典,酥油……我吃力地從一個商店挪到另一個商店, 不得不坐在店門前歇一歇,再歇一歇。據說,這裡海拔四千多米呢。

 

終於到了薩迦寺旁的餐館。低矮的木椅上鋪著鮮艷的卡墊。紅色的木柱中間是一個個長形的藏餐桌。屋裡又溫暖又舒適。剛坐下,一個女孩子就來到了我的身旁,二話沒說,先倒了一杯酥油茶。

 

「有藏面嗎?」

 

她點點頭。看得出,她是這個飯店的廚師,收款員,服務員……跟著她,我來到了廚房,我說,「我不要肉。」她吃驚地看到我:「那你怎麼吃飯?」

 

我看了看四周,發現了幾個差不多風乾了的青椒,說:「把這個切成絲,放進煮好的藏面里,再加上一點鹽巴。」

 

她點點頭,很快就為我端上了我點的藏面。

 

吃過飯,我有了一點勁兒,就一步步向仲曲北岸的山坡挪去,恰好同室的幾個人已走在了我的前面,我就遠遠地跟著大家,可是,越走越累,每邁一步都要休息一會兒。並且,這北岸看上去什麼都沒有,光禿禿的,連甘丹寺那樣的殘垣斷壁都沒有,不,不能說沒有殘垣斷壁,還是有一些殘存的牆體,幾個小小的經堂,就借助這些殘跡,又搭建了起來。不遠處的山岩上,這時出現了一片奇怪的淡淡暗紅色。恰好,那拉薩來的母女在前面回頭等著我。我就問那女兒:「為什麼那些山岩是紅色的?」

 

「那裡原來是一片很大的寺廟,文化大革命時被拆毀了。」她說。

 

「我走不動了,別等我,你們先走吧。」我說。

 

這時,我已走到了一個借助殘破的牆體搭起來的小寺前。我坐在那門前喘息了好一會兒,才勉強站起來,迷迷糊糊地繞拜了這小寺,就獨自下山了。剛走到仲曲岸邊,一群孩子包圍了我。我左右躲閃,也沒有衝出包圍。那一雙雙小手,一會兒指指我的照機,一會兒指指我的錢包。

 

我又來到薩迦南寺前,但殿門緊緊地關著,已近黃昏,我看到同車的幾個人都在外面繞拜南寺,我也跟著繞拜了一圈。

 

回到招待所時,已近黃昏,微弱的燭火照亮了房間,原來同屋的四人都回來了。一看見我,拉薩的女孩子指著那位哥哥:「他給你打來了白開水。看你的嘴唇乾裂的,快喝一點吧。」

 

「謝謝。噢,藏語怎麼說?」

 

「圖潔切。」哥哥笑著。

 

「圖潔切。」妹妹也教我。

 

「圖潔切。」拉薩的母親也教著我。

 

圖潔切,圖潔切……我一遍遍地重復著。屋裡很冷,涼風不停地吹來。八扇玻璃窗,已有三扇破碎了。燭火搖曳。

 

「想家嗎?」拉薩女孩看著我。

 

「家?太遠了,我只想念拉薩。」

 

她點點頭,「薩迦和其它的地方不同,尤其到了晚上,你看,那些房子都是灰的,讓人的心黑黑的,亮不起來。」

 

「但是,薩迦曾經很繁華呀!」我說。

 

大家都不吱聲了。

 

第二天,我起來時,同屋的人還在夢中。我先到了仲曲岸邊,獨自在那裡坐了很久。看著那些背水的女人陸陸續續地走向一個個窮困的灰色房子,看著對面山上那幾處殘存的牆體和那牆體背後淡淡的絳紅色山岩,很想知道,那麼一大片宏偉的古建築,到底是被哪些人拆毀的?誰是領頭人?他們接到了什麼指示?受到了哪些鼓勵?這不是一兩個月就能拆毀的,需要多少時間、多少人力和財力才能毀得這麼徹底?這不是僅僅一句「文化大革命被毀」就可以塘塞的,這是文化滅絕,為什麼不追查?為什麼都在緘默?如果我沒有親眼所見,就不會這樣震驚吧?

 

八點鐘,薩迦南寺的門開了,跟著大家的腳步,我再次來到了這座古寺前。一瞬間,我的身後排出一條長隊。一位老僧人緩步走到法座上,吹起了黃綢布包著的法螺。據說這法螺是薩迦珍品之一,是怱必烈的禮物。只要聽到這法螺的聲音,就可免除一生的罪孽。人們依次把頭埋到老僧人的膝前,請求祝福……

 

這樣破敗的環境,這樣虔誠的人們,構成了一幅淒涼的景向。這顯然就是當年本欽釋迦桑波為八思巴建的拉康欽莫了。這裡的藏書依然不少,直到房頂,但落滿了灰塵。不知那些珍貴的貝葉經,還有用金汁、銀汁和朱砂等寫成的薩迦經書是否還在?漢文介紹薩迦南寺時,口徑一直地稱保存得很好,理由是文化大革命時做了辦公室,但這不是事實,南寺也不會只有這一座孤伶伶的佛殿,應該是一座建築群才對。

 

從大殿出來,一輛豐田車開過我的身邊,那一個新加坡人和兩個日本人都離開了這裡。但我依然為他們捏了一把汗,心想,那車是去日喀則的嗎?據說兩天內只有我們這一趟車!我為他們擔心起來。真的,有多少人因為語言和交通的不便,而陷入困境!我常看見外國女人偎坐在牧人的身邊,身披著他們的氆氌,在解放車上面忍受著風沙和寒冷。

 

過了中午,荒涼的公路上突然出現了行李,接著站起了三個人,藏人司機不由分說停下了車,正是來自新加坡和日本的三個人,新加坡人先上了車,看看擁擠的車箱,搖搖頭,下去了。車又慢慢地開了起來,我探出頭,打著手勢讓他們上來,可是他們淡然地搖搖頭。也許他們不知道,如果不擠上這輛車,就要在曠野里過夜了,他們有足夠的食物嗎?有足夠的鋪蓋嗎?

 

據夏格巴的《高階西藏政治史》介紹,過去藏人都是騎騾子騎馬旅行。行李一般是由馬騾驢氂牛或羊馱運,旅行者習慣在行李上掛上小鈴鐺,牲口項上掛上大鈴鐺,可以減少旅途的寂莫和辛苦,也可以嚇走野獸……過去的藏人是經常在路上的,轉山朝佛、從一個寺院到另一個寺院,都不是問題。現在,西藏的整個社會結構都被破壞了,而又沒有帶來真正的物質改進。


初稿于1997年

修改于2020年

 

 

2020年5月17日星期日

朱瑞:西藏贵族——夏札.甘丹班觉和他的先祖

1997年6月,我在夏札平措康萨门前。


夏札.甘丹班觉和夫人(察绒.达桑占堆的女儿)



初识夏札.甘丹班觉先生

那是一九九七年六月,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在拉萨帕廓的一条小巷里,偶然发现一座气势恢弘而老旧的石头房子:厚厚的石墙,黑色的窗边,层层木雕的门楣,美不可言。我好奇地进去了。院子很大,迎面主房为三层,两边侧房为两层。侧房的顶端是木雕栏杆,但已断裂,摇摇欲坠。院子中间有一口井,不少人站在旁边等着打水,他们似乎都是这座房子的住户,像乞丐,也像小商小贩。门口还坐着一个卖油炸土豆片的人,我问他:“这是谁的房子?”他摇摇头。我又问了一个推着木板车出去卖杂货的人,他也摇头。

我回头观察了一会儿眼前的主房,发现大门已经掉了,好像任何人都可以进去。于是,我进了主房。里面黑漆漆的,似乎有许多木柱。过去,西藏是用木柱计算房间面积的,也不知这里有多少根木柱。一股发霉的气味直刺我的鼻孔。待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便看到木柱之间有个楼梯,我抓住扶手,上了二楼。一道昏暗的光线,从右边虚掩的门逢透了出来。

“有人吗?”我敲了敲门。没有动静。我推开门,看到微弱的油灯下,一个披着袈裟的人,正盘坐在床上抓捏糌粑。他朝我点点头,又指指床。我没有坐。只看了看床对面一个掉了油漆的斑驳的佛龛,里面是宗喀巴师徒三尊。

“这是您的房子吗?”

“夏札的房子,这间屋子是原来的佛殿。我是他家的香灯师。”

“夏札是谁?”

“政协里面有。”

我立即告辞,转身去了政协。我为什么急于见这座房子的主人?到底有什么问题要请教?夏札先生会接待我吗?这一切我都没有想。到了政协院里。打听了好几个人,才找到夏札先生的家,鲁莽地敲了门。开门的是夏札夫人。对了,在西藏,只有四品官以上的太太,才可以称“夫人”的。

这是一间狭窄的小屋,摆设与其他藏人家庭没有区别。一进门,是两张直角摆放的床,两床之间是一张藏式茶桌。夏札先生盘坐在迎面的床上,膝前是个简陋的纸箱,上面放着一迭翻开的长形经书。他穿着一件很是耐看的格呢上衣,腿上围了一条格子毛毯,看上去质量很好,也很旧。夏札先生已满头白发,但不显老,年龄似乎只增加了他的内涵和个性。他从经书里抬起头,看着我,对我的闯入,没有不满,也没有欢迎。

这时,夏札夫人拿起暖瓶,把一只杯子放在茶桌上,为我倒了一杯酥油茶。我看着夏札夫人,她满脸皱纹,梳着两条又干又细的辫子。但是,毛衣外翻出的藏式短上衣的衣领,无论颜色还是质地,都格外好。我的目光跟随着夏札夫人,直到她把暖瓶放回对面的矮柜上。那矮柜的另一边,有张黑白照片,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甘丹寺,铺满了整个旺波日[1],简直是一座巨大的山城。夏札家族的人,穿着各色藏服,戴着首饰,站在那寺院的前面。挨着这张照片的是夏札夫妇的彩照:那时,夏札先生头发漆黑,脸上连一条皱纹都没有,高领的藏装里,是洁白的围巾。他的妻子更是明目皓齿,两条长辫子又粗又黑,尊贵雍容。

我说:“在帕廓那边,有座很古老的房子,有人说是您的房子。”

夏札先生点点头。

“那座房子有多少年历史了?”我问。

夏札先生低头想了一会儿:“汉话我说不好,年龄大了,房子的事情,专门写了材料,政协那边交上了。”他说着写下了管理材料人的名字。

但我还是舍不得离开,就走近那张夏札夫妇的彩照,问道:“我可以拍下来吗?”

夏札先生点点头,指了指夫人:“她是察绒[2]的女儿。”

“您是察绒• 达桑占堆的女儿?”我转身看着夏札夫人。

夫人点点头:“你知道我的父亲?”

“从查尔斯. 贝尔的书里知道的。”我说。

“察绒不是贵族。”夏札先生补充着,“但是他爸爸很聪明。”

于是,我们说起了察绒的往事。末了,我指着夏札先生围在腿上的那个毛毯,感叹:“真好看啊!”

“夏札平措康萨里的东西,只剩下了这一条毛毯。”夏札夫人说着,又加了一句,“不过,现在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多了,那时,我们连暖瓶都没有,买一个,就被没收一个。”

“夏札平措康萨?就是我刚刚在帕廓看到的那座老房子?”我问。

夏札先生点点头。


夏札家族与甘丹寺

后来,我到“政协”去了十几次,才见到夏札先生说的那个人。可那人说,夏札先生写的那份材料早交到“政协”主席手里了,而“政协”主席又刚好在四川某地渡假。无奈,我又来到夏札先生的家。

“找到人了吗?”夏札先生看到我,从经书里抬起头。

我就说了找那份材料的过程。夏札先生挪开经书,轻声地说了一句藏语。可是,我听不懂,就转向夏札夫人,夫人坐在了我的身边,翻译:“他说,别担心,我来帮你写。”

看我不知声,夏札夫人又重复了一句:“他说他帮你写。”

“我们说话不行吧,汉话我不懂,你找个人来。”夏札先生又说。

“什么时间合适?”我问。


“达瓦、米玛、拉巴、普布[3],普布下午来吧,普布下午我不读经。”夏札先生说。

我于是找到了一位翻译,按约定,于周四下午,到了夏札先生的家。但那次见面,夏札先生并没有说什么,远不如没有翻译时的气氛。后来,我再也没有找过翻译。

断断续续地,我知道了夏札家族的一些历史。后来,我还在政协那边发现了“西藏文史资料”,记得是一元钱一本,我买了十几本,其中有一期是夏札先生宝贵的回忆录,但画蛇添足之处也不少,比如开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完全不是夏札先生的语言。

再说夏札家族历史,从宗喀巴大师创立默朗钦波
[4]时,夏札家族已是施主之一。他们的夏俄溪卡(又称夏热霍巴)内,有一座三层楼的房子,最高一层,始终保留着宗喀巴大师的寝室,室内有宗喀巴大师读过的经典、从安多来卫藏时使用过的背物架和法号、念咒后用青稞粒抛撒过的佛像等。这幢房子前面,石板铺垫的院子里,还保留着一个法座,那是宗喀巴大师坐过的。正是在这个法座上,大师声音洪亮地向僧众讲授了《甚深二道次第》经。

因而,居住在夏俄溪卡里的家族被称为下札(夏札),这是比较山上的甘丹寺为“上札”而言,也表明了夏札家族与甘丹寺之间,非同寻常的依存关系。

夏札家族从很早起,就形成了向甘丹法座殿常年敬献供品的规矩。即每年从耕地收入的粮食里,选出纯净、籽粒饱满的一部分,献给甘丹寺法座殿。而每月还要为甘丹寺法王殿献敬神酒。传说,夏札家族的诵经僧所献的敬神酒有非凡效力。因为这个酒的酿制有些特别,要埋藏在洁净的马草、麦秸堆里,草堆上面还要覆盖一面盾牌,不管四季温度如何,都会酿出好酒。

甘丹寺里还专有夏札家族的私宅,就在夏孜扎仓辩经场前的三层楼上,叫“娘不康”,有房屋管理员看管。


夏札家族的噶伦与西藏对外战争

夏札先生能够忆起家族中的第一位噶伦是夏札.贡噶班觉。他曾为协噶尔宗宗本,后为噶厦秘书长。当廓尔克入侵西藏时,西藏政府晋升夏札.贡噶班觉为噶伦,处理藏尼边界军务,帮助褔康安运输军饷及军需物资。多仁. 丹增班觉也在《噶锡家族史》中,记录了当藏军抵达吉隆时,夏札噶伦为他们及时准备了垫子、帐逢等必需物品和食物,还与当时的藏军指挥官宇妥“一起亲临军营,毫无位尊居傲”。

夏札家族的第二位噶伦是夏札.顿珠多吉。他是夏札.贡噶班觉的儿子,为八世达赖喇嘛时期的首席噶伦。廓尔克战争后,满洲人借机在西藏扩大影响,驻藏大臣巧立名目增加噶厦的开支,扰累百姓。于是,首席噶伦夏札.顿珠多吉与其他三位噶伦帕拉、吞巴、多卡尔同时提出辞呈,指出驻藏大臣问题,提出建议111条,要求恢复旧制,因而,阻止了原有西藏制度被进一步废毁。

第三位噶伦是夏札.旺秋杰布。一八一六年桑耶寺火灾,在首席噶伦夏札.顿珠多吉指挥维修时,认识了掌管桑耶寺供灯的拜喜群则。当时,由于遭灾,寄存于各牧民处的牦牛,即桑耶寺供灯酥油的来源,大多死亡,这使拜喜群则欠下大批债务。夏札.顿珠多吉欣赏拜喜群则办事干练,帮他还清了债务,并把他收留家中。后来,夏札.顿珠多吉去世,拜喜群则以夏札家族的名义向噶厦求职,被提升前藏代本[5],改名夏札.旺秋杰布。

一八四一年,西藏与森巴[6]之间发生战争,噶厦派前藏代本夏札.旺秋杰布和后藏代本索康.次丹多吉,以及噶伦巴伦领兵增援。他们趁天气寒冷,森巴军无法抵御之际,全面出击,击毙军官在内的敌军三百余名,俘获七百余名,以及拉达克的两名大臣。返回拉萨后,二位代本夏札.旺秋杰布和索康.次丹多吉都被提升噶伦。

一八五五年,廓尔克再次入侵西藏,占据了聂拉木、吉除、绒朗、宗喀、绒辖、普兰等地,并肆意劫掠。西藏政府从拉萨派出军队和喀木的民兵,任命噶伦哲康为前线指挥,与廓尔克作战,双方都死伤惨重。武力未能解决,西藏政府派出噶伦夏札.旺秋杰布为主的和谈代表,与尼泊尔签定了一八五六年《藏尼和约》。不过,如今的维基百科把这个完全在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签属的和约,变成了“在清朝的介入下”签定的《中尼条约》,并且,没有对这个结论提供任何依据。

当时热振.阿旺益西楚臣任摄政王,有两件事不得人心:

一、在主持寻访第十二世达赖喇嘛时,大家都认为三个后选人中,生于西藏南方娘布地区的孩子最为灵异,劝热振承认这个孩子为十二世达赖喇嘛,不必抽签,否则,不是这个孩子的话,后果严重。但热振执意抽签,好在抽出的签正是这个孩子。

二、热振利用权力,给自己喜欢的人随便封赐官衔和庄园。


因而,当时已为首席噶伦的夏札.旺秋杰布和其他几位噶伦商量后,向热振建言,由专人保管摄政王印章和达赖喇嘛印章。摄政同意了。于是噶厦召开会议,推荐人选。因为夏札是首席噶伦,就推其保管印章。当噶厦把这个决定送交摄政王时,基巧堪布杰旺曲吉对热振谗言:“这是要篡夺您的权位。”于是,热振不仅没有批准噶厦建议,还罢黜了夏札.旺秋杰布,令其返回自己的庄园,安分守己度日。

后来,夏札.旺秋杰布收到尼泊尔王信件,询问为何久未音信。夏札.旺秋杰布在回信中告知了尼王自己的处境。而这封私信的手稿,传到热振摄政王那里,于是,热振以夏札勾结尼泊尔反对西藏为名,派出吞巴代本率兵捉拿,意为就地处决。但吞巴为夏札的一席话[7]所动,于是,只把夏札软禁在杰齐寺[8]

夏札.旺秋杰布反感于摄政王对他的处理,便利用一位卖鼻烟的商人,稍信甘丹寺的僧人巴登顿珠,要他联合甘丹寺和哲蚌寺反抗热振摄政。巴登顿珠与夏札家族早有联系,并对夏札.旺秋杰布十分衷心。于是,巴登顿珠联合了一切可以联合起来的人,成立甘丹寺、哲蚌寺和僧俗官员大会,掀起反对热振摄政王的活动。同时,邀请夏札.旺秋杰布返回拉萨。当时达赖喇嘛身边的人都是夏札的支持者,他们把达赖喇嘛的哈达、茶和点心送给夏札,这是很高级的官员才享有的礼遇,提高了夏札.旺秋杰布在人们中的威信。于是,在甘丹寺和哲蚌寺僧人的欢迎中,夏札.旺秋杰布回到了夏札平措康萨。

接来下,甘丹寺、哲蚌寺和政府三方组织,通知各僧俗官员在大昭寺顶楼开会,夏札.旺秋杰布发表演讲,例举了热振摄政王如何滥用权力,并在认证十二世达赖喇嘛时为讨好满洲人,举行不必要的抽签等,最后宣布自己为第悉。他没有说自己是摄政王,因为摄政王只在达赖喇嘛未成年时执政,而第悉在达赖喇嘛成年以后,仍可随其左右。

热振摄政王逃到满洲,请求帮助,但满洲没有能力,热振后来死于从中国返回西藏的途中。

第悉夏札任职三年后,于罗布林卡的格桑颇章宫去世。而巴登顿珠,因在第悉夏札击败热振的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受到器重,先后升为代理噶伦、基巧堪布。巴登顿珠还负责一次清理账目工作,他将查出的钱财物资除留达赖喇嘛需用外,剩余部分都折合成黄金,存入布达拉宫朗色金库,据夏札.班丹甘觉回忆,这次存入布达拉宫的黄金,是噶厦政府有史以来储存黄金数量最多的一次。而夏格巴在《高阶西藏政治史》中总结,这些黄金“使政府有了大量的盈余,一直用到一九五九年,都没有用完。”

巴登顿珠聪明胆大,但也粗暴残忍。在夏札.旺秋杰布去世后,设计谋取摄政王之职,对不服从他的人,有的投入河里,有的陷害至死。巴登顿珠的行动,被德珠摄政王发觉,于是,派政府军捉拿。因巴登顿珠躲入甘丹寺,政府军与甘丹寺对峙了数月,最后包围了甘丹寺,截粮断水。巴登顿珠看到此情,逃出甘丹寺,到达墨竹工卡的甲玛地方时,发现已走投无路,便对亲信说:“你带着我的首级去政府军自首吧,否则,我们都完了。”但亲信下不了手,于是,巴登顿珠说:“那我们二人同归于尽吧,枪口对准彼此的胸堂,喊一二三,扣动扳机。”但巴登顿珠悄悄卸下了他自己枪里的子弹,就这样,他死在了亲信手里。

巴登顿珠事件,使夏札家族受到连累,大部分财产,包括庄园都被没收。直到十二世达赖喇嘛亲执,才退还了夏札家族的财物,包括庄园。也逐渐修复了政府军对甘丹寺的破坏。但川军入藏,对夏札家族进行了很大的抢劫,并且,那些被抢走的财宝,再也没有收回来。

夏札家族的第四位噶伦是夏札.班觉多吉。一九
O三年英军入侵西藏,西藏民众大会一致同意以武力抗击,即使男尽女绝,也要坚持到底,决不让一个英人入藏,一寸土地丢失。但四位噶伦夏札、雪康、羌勤、霍康一致认为,若以武力抗击,难免失败。便向大会进言,结果是,四位噶伦被撤职,囚在罗布林卡。

后来,十三世达赖喇嘛前往蒙古,让四位噶伦暂回各自庄园,恪守自省。再后来,西藏民众大会又根据夏札.班觉多吉的报告,进行了复审,撤消原告,时至张荫棠在藏,通知夏札.班觉多吉可返拉萨。但夏札.班觉多吉说:“没有达赖喇嘛的恩准,在下不敢擅自返回。”后来,十三达赖喇嘛批准了西藏民众大会的转呈报告,但这时已有了新噶伦,就任命原来的三位噶伦(有一位自杀)为司伦。

一九一三年,夏札.班觉多吉为首席代表,前往西姆拉,于一九一四年签定《西姆拉条约》。但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此条约中把西藏分为内外藏很不满意。查尔斯.贝尔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感慨:“夏札自己是绝对忠于主人的。在西姆拉会上,中国全权代表争辩说,达赖喇嘛是西藏出现许多麻烦的根源。对此,夏札的回答是,这类指责是荒谬的,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和西藏关系的破裂。仅仅是由于法王达赖喇嘛的完美品格和远大眼光,西藏的信仰才完整无损,国家才得以保持独立。因此,对法王达赖喇嘛的任何攻击,都是在撕我们的心。”

除了噶伦以外,夏札家族还诞生过许多转世化身,如夏尔巴仁波切,觉布仁波切等,一五四六年,第十八任甘丹赤巴杰森桑波,也诞生在夏札家族。

因为夏札家族在军事等方面的贡献,国家赐给夏札.贡噶班觉工布地区的俄绒溪卡,赐给夏札.顿珠多吉的乌郁宗丁玛溪卡、赐给夏札.班觉多吉的墨竹工卡宗,再加上夏札家族原来的溪卡,如甘丹夏札俄溪卡,聂木宗恰果溪卡、扎西绕丹溪卡、勒巴林溪卡等,还有许多的牧场、牦牛租凭处和出租的房屋等,其财产十分可观。


敬佛的府邸——夏札平措康萨

夏札平措康萨建于夏札.顿珠多吉执政时期的一八一六年。当时,第六十九任甘丹赤巴强秋群佩(又译蒋曲曲批)亲自加持。强秋群佩是九世和十世达赖喇嘛的经师,还是第一世赤江仁波切。夏札回忆录说,此次为夏札家族府邸加持的详情,已载入《强秋群佩传》。

竣工的夏札平措康萨,设有《甘珠尔》经堂、法王殿、无量寿佛堂、玛尼佛堂等,而各佛堂都有长明不熄的供灯。大厅里还设有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巾祖孙三代法王堂。家族的佛堂里,甚至塑有一人高的三世诸佛;中间的大佛像内装藏着宗喀巴大师用过的一只木碗。其他居室也都有自己的佛龛,加在一起,这所府邸至少有十座佛龛。总之,夏札平措康萨的里里外外,都表达着对佛的虔敬。

并且,每天都要在起居室、甘珠尔经堂,法王殿、无量寿佛堂、玛尼佛堂、司库房、执事房等佛龛前,分别献上手执供灯一盏。

每逢一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忌辰,夏札平措康萨的房顶四周,要点燃二百盏陶制供灯。而每逢燃灯节夜晚,要在房顶点燃五百盏陶制供灯,府邸内至少有四个佛堂和起居室,奉上数套百供。同时,全家人还要聚集在法王堂,奉献酬补供养,并与上下密院[9]的僧侣一起,在起居室奉献“上师供”。

夏札平措康萨最忙的时候,还是藏历每月的初八、十五、三十日。那时,在这座石板铺垫的院内,会集聚很多乞丐。夏札家就向每位乞丐施舍一铁勺糌粑。而在燃灯节时,还要向每位乞丐施舍一铁勺面块汤。

每逢新年、宗教节日等喜庆时刻,也是乞丐们聚集在夏札平措康萨的日子,他们站在那石板铺就的院子里,呼求赏赐,一直呼求到满足为止。得到满足后,他们会用一种特殊的声音高喊三声祝词:“愿善神得胜”。

每逢藏历七月一日雪顿节时,大小藏戏班子也会来夏札平措康萨,在这石板铺垫的院子里,献上他们的唱词。而夏札家会按照戏班子的大小分别赏茶、酒、酥油、粮食等,每位演员也会得到一条哈达。对夏札属地塔仲地方的藏戏班子,还要加赏,因为这个藏戏班子会在夏札家全天演出,不仅如此,还要请外面的客人观看。

每逢吉祥天母节,夏札平措康萨更是吸着拉萨的人们。当僧侣抬着班丹拉姆神像绕转帕廓,抵达夏札平措康萨前面时,所有夏札家族成员都要从房顶往下撒麦发愿,而夏札家的库房,还要负责在班丹拉姆的神像前摆上供桌,供上五谷斗、新酒、神香。夏札家的厨师还要用银茶壶将长脚瓷碗盛满茶后供起,把抬着班丹拉姆神像的僧侣们喝剩的酥油茶倒回银茶壶中,分给主仆,这叫献福力。最后,百姓中的头目也要赶来,在夏札平措康萨前面,向班丹拉姆献上哈达。

每逢藏历十一月初七的十吉祥聚日,夏札平措康萨还要大摆宴席,招待宾客。这时,内部管家和管理员的饭菜要比平时丰盛,近侍的饭菜中也要加上一道火锅。对一般的佣人也要上茶上酒……

据说,
帕廓附近,曾有五百多座如夏札平措康萨似的西藏贵族和商人留下的石头房子。但是,到九十年代末,我在西藏工作时,专门到环保部门进行了调查,得到的结果是,只剩下了九十三座,且都与夏札平措康萨的命运大同小异。不知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些老房子的命运如何?

正常情况下,再过几百年,这些老房子也不该有问题,像布达拉宫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这些贵族或商人的房子没有布达拉宫壮观,也没有布达拉宫那样的意义,但都是十分坚固的。五十年代,中国入侵以前,这些房子都是完好的。那么,为什么短短几十年,这些房子如此潦倒?据说,主要是被中国没收后,没有妥善管理,任其耗损和人为破坏。

不过,我最近在网上检索,发现夏札平措康萨已被装修一新,房顶插着五星红旗, 房前堂而皇之地挂着“夏札大院”的牌子,下面是醒目的“中国唐卡之都”招牌,看来,真品已被赝品淹没,并且,变成了某个献媚者和见利忘义之人的敛财工具。

这不仅仅是一座贵族房子的消失,也不仅仅是与这座房子相关的西藏民俗的消失,这是对西藏宗教的破坏:比如,夏札家族,还与除了甘丹寺以外的许多寺院都有着福田与施主的关系,像次觉林寺、桑顶寺、昌都寺、察雅寺、边坝寺、硕般多寺,甘丹群科寺(后藏)等等。随着夏札家族的消失,这些寺院也少了一份资助。

而几百的来,每逢默朗木钦波,夏札家族都要向所有与会僧众供养斋茶和青稞片粥;平时还要向甘丹寺金塔殿、三大寺的措钦大殿献长明供灯,向大昭寺、小昭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鲁普岩等提供部分供灯酥油,邀请高僧大德讲授佛经,出钱木刻经文等。这些由夏札家族参与并提供资助的佛事活动,都会因为这个家族的消失,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

而夏札家族的命运并不是孤立的。事实上,所有西藏上层人士和文化精英,都被扣上了“三大领主”的帽子,被没收财产,被批斗和改造,使整个西藏宗教文化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质变,折射出中国占领者对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釜底抽薪。


夏札. 甘丹班觉先生与国民党官员吴忠信

我见到的夏札先生,是夏札.班觉多吉的孙子——夏札.甘丹班觉。他的父亲夏札.班觉索朗旺秋在即将封噶伦时病逝。当时,夏札.甘丹班觉先生只有十二岁。但他从七岁起,已在父亲的培养下,开始了藏文字母的启蒙教育,并在医师钦饶罗布跟前受过良好教育。曾跟随父亲前往波密处理政务。

一九三六年,夏札.甘丹班觉以夏札家族继承者之身份,申请噶厦之职,担任夏堆,即最低一级的七品官。当时他的职务是管理厨房及牛羊等工作。一九三九年,西藏政府派夏札.甘丹班觉接待参加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长吴忠信。

后来国民党一直宣传吴忠信主持了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而共产党又仿效国民党,继续宣传。因而,阿沛. 阿旺晋美到南京档案馆查了资料,详细研究之后,指出这是一个不实的说辞。

不过,“西藏文史资料选辑”上有篇文章,标题为《忆吴忠信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片段》,署名夏札.甘丹班觉。我于是请教了夏札.甘丹班觉先生。当我说出这个标题时,他愣住了,看了我好一会儿。我问:“吴忠信是否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他显得很沉重:“汉话我说不好。”

显然那个标题是译者郭翠琴(红卫兵出身)强加的。另外,这篇译文中到底有多少是夏札先生的原话?多少是译者强加的?因为没有原文对照,我们只能从别的与西藏史实相关的译文中得到答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百分之百这方面的文章,都在译为中文时,进行了偷梁换柱。我曾专门指出中国人对夏格巴的《高阶西藏政治史》的改写,对察尔斯.贝尔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的改写,对《青史》的改写.......另外,我还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中,发现了一篇题为《历史不能篡改 成就不可抹熬》的文章,也是署名夏札.甘丹班觉,但这是一个叫“饶元厚”的人记录整理的,这篇文章,几乎每句话,都不是夏札先生的语言。

针对吴忠信是否主持了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后来,我有幸在印度达兰萨拉请教了当事人达赖喇嘛尊者,尊者说:“就我个人来说,虽然那时候年纪小,但记忆力不差,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典礼上,我的法座左边,是德吉林庄园的管家,接下来是尼泊尔代表、中国代表、印度代表,还有其他国家的很多代表,都在我的左边;而我的右边,是西藏的摄政王和高僧大德,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国民党在撒谎,你共产党不需要跟着国民党撒谎。”

再回到夏札. 甘丹班觉先生的生命历程:一九四七年,夏札先生晋升为阿里总管,为西藏政府四品官。接着,一九五
O年中国入侵西藏,中断了他的仕途,使他无法再像祖辈一样,为国家倾尽智慧。夏札先生的回忆录写到此,只交待了一句:“土猪年(一九五九年),由于受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参加了西藏的叛乱,被管制改造了二十年。”那么,究竟怎样参加了“西藏的叛乱”?做了哪些具体事情?在监狱里是怎样熬过了二十年?面对与家族相依的甘丹寺被拆毁,面对祖辈留下的家产被全部没收,他的心情如何?这一切,都成了永远的迷。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二十多年的监禁和如今的一无所有,并没有改变他的价值观和向佛之心。他依然读经,善待生命,包括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突然闯入的汉人,充满善心。这不是一代人的精神成就。

我不是说西藏所有的贵族都是如此。事实正好相反,在中国入侵西藏时,很多西藏贵族都投靠了中共。当然,中共的花言巧语和许诺,也起了不少的作用,不过,他们中有些人,确实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利,就出卖了国家,没有担当。但这些人后来也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落了难,很惨。


西藏贵族的出现与消失

什么是贵族?不是有钱有地位就是贵族。贵族的前提是有世袭爵位和庄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文化精英。贵族的出现,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和较牢固的价值观。像中国社会就没有贵族,只有暴发户或权势者。因为中国社会一直是动荡的,在一个朝代替代另一个朝代的过程中,前者积累的社会财富被抢劫,社会秩序被迫坏,价值观被颠倒,比如共产党代替国民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像“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对乡下有钱人的抢劫;公私合营,是对城里有钱人的抢劫;“破四旧”,就是把前人认为美的,都定性为丑的,批判唾弃不够,还要推倒和砸毁。

而西藏社会基本上是稳定的。从一千多年前佛教传入西藏起,绝大部分时间,佛教都是西藏的国教,除了朗达玛的短暂统治时期。西藏贵族的出现,主要是从十四世纪的帕竹政权开始。帕竹政权废除了萨迦政权的十三万户管理制,建立了宗溪制,对国家功勋奖励溪卡(庄园)。接下来的各政权,都沿袭了宗溪管理制。而甘丹颇章政权发展了宗溪管理制度,从帕竹政权时期的十三个宗,发展为一百四十多个宗
[9]

在甘丹颇章政权管理西藏的三百多年里,除了对外战争和摄政时期的权力之争外,没有平民暴动,社会稳定,佛教传播广泛,各寺院都积累了大量财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在西藏被中国“解放”之前,达赖喇嘛尊者说,没有饿死人的情况,也没有听说饿死人的情况。但是,“一九六一年西藏发生了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大饥荒,这场饥荒持续了三年。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三年,西藏再次发生饥荒。”[10]

中国入侵西藏后,废除了宗溪制度,爵位不再,贵族庄园被没收。同时,贵族、政府官员和寺院里的高僧大德,都被划为“三大领主”,那些乐善好施的人们和受人尊敬的高僧大德,突然之间,成了“剥削”“压榨”他人的典型,整个西藏社会的价值观被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被破坏。从此,西藏贵族被消失。



完稿于2020年5月17日



注释


[1] 旺波日:日,在藏语中为山之意。这里指拉萨可南岸的旺波山。格鲁传承的祖寺甘丹寺建于此山。

[2] 察绒:二十世纪,西藏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西藏外交官,藏军司令,经济学家,土木工程师,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途中,他阻止了中国军队的追击,并于1912年,率藏军驱逐满清军队。察绒努力地在军事上保护西藏。在建立西藏的防御体系和与欧洲的关系以及促进贸易和增强西藏货币的努力中,他对英属印度进行了一系列外交访问。他的外交技巧使他被英国人视为在西藏最有影响力的朋友。1959年3月被中国解放军俘虏,死于狱中。

[3] 默朗钦波:藏语,又译莫朗钦波。汉文称传昭大法会。指1409年,由宗喀巴大师创立的纪念佛祖释加牟尼以神变之法大败外道教徒功德之法会。在藏历正月里举行。地点拉萨祖拉康(大昭寺)前面,数以万计人参加,是西藏最为隆重的宗教节日。这是如今被中国当局禁止众多宗教节日之一。

[4] 达瓦、米玛、拉巴、普布:藏语,周一,周二,周三,周四之意。

[5] 代本,藏语,西藏军队的官衔,相当于团长。

[6] 森巴:藏语对居住在印度北部查谟地区的道格拉人的称呼。

[7] 一席话:根据夏札. 甘丹班觉回忆录,这里指吞巴代本抵达夏札.旺秋杰布当时居住的恰果庄园后,夏札.旺秋杰布对吞巴代本说:“常言道‘杀虱岂用宰牛刀’我等主仆仅此数人,何须如此大动干戈?“而后,心平气和地向吞巴代本讲述了自己如何为国家效命,做过贡献的历史。也说明与廊尔克王之间的通关系:”过去与他协商立约时相识,并通函交往。此次,我在给廓尔克王的回信中,只是说明了原委,并无勾结之事。如果你不信,是杀是割,随你发落。临死之老朽,毫不憾恨于世!“因而,吞巴代本被此话所动。

[8] 杰齐寺:又译甲浅觉巴寺,吞巴代本为此寺的主要施主。

[9] 上下密院:为专门修习金刚剩的两大学院。为格鲁传承的最高学府。上密院,藏语称居堆札仓,位于拉萨的小昭寺内。下密院,藏语称居麦札仓,指拉萨祖拉康(汉语大昭寺)附近的木如寺。

[10] 四十多个宗:粗略统计:阿里地区——日土宗、札让宗、达卡宗、普兰宗、宗噶宗、吉隆宗、协格尔宗、卡达宗等。后藏地区——日喀则宗、江孜宗、江孜班廓曲德和定结二宗、赛仁钦孜宗、帕里宗、白朗宗、仁布宗、南木林宗等。前藏地区——堆龙德庆宗、尼木曼卡宗、麻江、羊巴井宗、澎波林周宗、达孜宗、墨竹工卡宗、曲水宗等。山南地区——贡噶宗、乃东宗、桑耶宗、琼结宗、拉康宗、托宗宗、申隔宗、赤古通门宗、隆子宗、拉纳宗、羊卓林宗、纳孜宗、白第宗等。塔工地区——金东宗、古纳木宗、江达宗、拉里和杰廓溪卡等。藏北地区——申扎宗、纳木茹、三十九族地区巴青、聂荣宗、那雪比如宗、丁青宗等。昌都地区:芒康、三岩、桑阿曲宗、贡觉溪卡、左贡宗、类吾齐寺、杰顿溪卡、洛隆宗、达尔宗、硕般多溪卡、孜托寺、邓玛、廓沃寺、塔寺、波堆琼多宗、波沃却宗、波麦隅工宗等等。

[11] 摘自《西藏的地位》287页(迈克尔. C. 范沃尔特. 范普拉赫 著, 跋热. 达瓦才仁译)。


今天的夏札平措康萨(图片来自网络)

今天的夏札平措康萨(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