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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0日星期五

不能忘怀

摄影:朱瑞

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我与这些出家人不期而遇,无常孤单的人生,在那一刻,尽是宁静和愉悦,永怀感激。——朱瑞


她是达兰萨拉加央却林佛学院的阿尼。她说,“出家是我自己的选择。从有记忆起,我就渴望成为阿尼。”

今年二月底,我初到达兰萨拉,正赶上尊者讲经,天南海北的人都来了,走遍大街小巷,也没有一个空房间,后来,我想起去年住过的尼姑寺,就去了那里。“如果你不嫌弃,就睡在颂经室的地板上吧,和阿尼们挤在一起。

我同意了。晚上,大家听经回来时,看见我,先是一楞,后来,就都坐在了我的身边,这位阿尼,就是其中的一个。再后来,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离开达兰萨拉时,我特别去了加央却林佛学院看望她们。


与我住在一起的另外几位阿尼。


色拉寺杰札仓的僧人在辨经


下密院的僧人在颂经


那是一个黄昏,偶然的,我看到班旺加措,《雪山下的火焰》的作者,站在祖拉康的窗前,对着释迦牟尼佛祈祷。三十多年的牢狱之灾,更坚定了他的信仰。


太阳落山以后,仍然在阅读佛经的格尔登寺的僧人们。

格尔登寺作为母寺院,在阿坝州有十八个子寺院。2008年遍布藏区的大起义中,格尔登寺是最为激烈,也是受清洗最惨重的寺院之一。

我曾在达兰萨拉的格尔登寺旅馆,居住了近六个月,每天都在经声中睡去和醒来。


格尔登寺的小僧人在辨经。


色拉寺杰札仓初级学校的小僧人。


大门里,是色拉寺杰扎仓初级学校的教学楼。


赶去上早课的色拉寺杰扎仓的小僧人。

2010年8月22日星期日

韩修君:北京商人在拉萨经商略记

8月1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劉雲山要求《人民日报》深入西藏各寺廟在內的藏區各個角落,搶佔宣傳輿論制高點。中宣部副部長蔡名照要求《人民日报》擴大發行覆蓋面,確保在西藏和四省藏區進機關、進社區、進學校、進企業、進村鎮、進寺廟......

这种流氓式的挑衅,必将导致一场比2008年更大的起义,迫使更多的人加入"藏独"行例!然而,历史上大多数时期,藏汉之间的关系都是正常的、友好的,尊重他人也必然得到他人的尊重。以下文章,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朱瑞




1941年,也就是我17岁那年,跟随掌柜叶茂青从北京来到拉萨,在“文发隆”商店当小伙计。叶早年跟随“德茂永”商店掌柜张福田来藏,原是“德茂永”商店的小伙计,后来自己开张,成了“文发隆”商店的掌柜。

“文发隆”商店是1935年前后开市的,第一任掌柜就是叶茂青。这个商店所以叫“文发隆”,是因为东家叫解文会,而掌声柜叶茂青的原名叫叶增隆。为使这个座落在八角东街的小商店开市大吉,所以取了东家和掌柜名字中含“文明”、“兴隆”的字义吉性而来的。当时,和“文发隆”商号挨间的有“兴记”、“义生昌”。八角街南街有“喜马伦公司”、“裕盛永”。而“喜马伦公司”则是从“兴记”号分出去的,东家是邦达昌,掌柜是梁子质,因为他们在印度颇有名声,所以自己开了“喜马伦”这个号。“裕盛永”掌柜叫刘万荣。他早年到过西藏,后来一直住在北京。在八角街“果芒康沙”的楼下是“德茂永”,东家和掌柜都是张福田一人。后来,因为他的儿子张奇英也在号上掌权,所以别人不再继续和他合伙,只好独自经营。往东有个“玉记”号,东家和掌柜都是张春台。所有的北京商号加在一起,其人员也不很多,除二十多人常住拉萨外,还有一部分人住在印度的加尔格达和噶伦堡及帕里等地,具体负责转运货物。

北京和西藏地区的贸易关系源远流长。但是,在拉萨设立商号则是近百年的事。起初是由北京的“外管”,即走外蒙大库伦的商人转过来的。据说,最早的一个人就是解文会。他来西藏后,开始也是做生意。后来给西藏政府的札萨•柳霞•土丹塔巴当管家,积累了钱,于是,给“文发隆”、“兴记”商号出钱,当了东家。他和一位藏族妇女结了婚,并有儿女,他的儿子也当过柳霞的大管家。“兴盛合”、“广益兴”两家也是在外蒙独立后,转到拉萨来的。在拉萨的北京商人,实际上没有一个是北京城里的,都是北京效区的乡下人,来自京都的香河、武清等县,但绝大多数是京南一带的深县、束鹿、冀县、枣强、景县、饶阳等地的人,从前走“外管”的也多为这几个县的人。

各家掌柜大都住在北京办货,其伙计在拉萨坐庄营业。货从天津上船,经香港、加尔哥答,到噶伦堡后再用骡马、牦牛、毛驴等驮运到拉萨,一年大致进两、三次货,约三百多驮,价值大洋六万余元。冬货夏天办,夏货冬天办。货物由天津运到拉萨大概需要三个月左右。

最初,北京商人并没有开设铺面,各家商号合在一起,也只有十来个小伙计,不管哪那家的,吃、住都在“果芒康沙”楼上。大家在一起做些小手工活,如铜器、丝线辫绳等,货源也很少,而且多为零碎商品,并且大都批发给街上的小摊贩和回民商人出售。

因为东家和掌柜都是有房产、地产的人,生活富裕,自己住在北京城里,派伙计出来跑生意,不过是想捞点外抉而已,不敢放手让伙计做大生意。后来,经验丰富了,觉得有利可图,才开始大干,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才陆续在八角街开了六七家商号。

1945年前后,“兴记”和“文发隆”两家商店生意最为兴隆,因为柳霞作东家,本钱大约都在一万品藏银(每品为50两)。其他北京商店也各有本钱五六千品左右,本钱不够时,可以通过关系向西藏政府借款。拉恰列空、孜恰列空、扎基列空等放帐;大商人根拉敏、邦达昌和贵族等也放帐。每品藏银年息在六、七两左右。调换印度卢比,则大多通过康巴商人之手进行,因为当时没有银行和钱庄,而康巴商人,如邦达昌、桑多昌、恩珠昌等,都是做羊毛生意的,羊毛价钱好就低,羊毛价钱不好就高,一卢比兑换藏银三两多,直到解放时,才定为五两。此外就是在本地买土特产发往内地,如麝香、熊胆、狐皮、豹皮、水獭皮等;虫草、贝母等贵重药材,大都集中在康定、玉树等地交换。一些康巴商人在那里换茶叶运进来,并把虫草、贝母等运往广州。

各北京商号经营货物主要是绸缎、瓷器、玉器以及铜器、丝线、小手工艺品等杂货。绸缎虽是大宗商品,但是,我们也都是从北京“正源兴”绸缎庄买的苏、杭绸缎,丝线也是在北京办货,买的是山东邹县的产品。只有瓷器才是我们亲自派人到江西景德镇办货。我自己在1950年元月到7月间,也曾到景德镇办过一次货。其中花绸缎销路最广,因寺庙里做“佛衣”、“供品”、“神伞”、“画轴”、“顶棚”等均需此物。记得十四世达赖喇嘛13岁那年,僧俗民众为使达赖喇嘛过好“本命年”,各寺院都为佛像涂金面、换新佛衣,所以市面上的好绸缎竟销售一空。铜器自然也是佛事用的占多数,如唢呐、曼遮、净水壶、提炉等。不过,丝线的销路特别广,因为,藏族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留辫子,扎辫结,所以买丝线的人也多。大宗货物,如绸缎等可得利润20%左右,瓷器在40%左右,其他商品的利润也在20-40%之间。

北京商号的人事规矩是很严格的。“三爷”,即姑爷、少爷、舅爷不许同在一个商店,这是因为怕裾带关系排挤他人。此外,为了商号的荣誉不能欺老骗幼,除了必要的人情往来外,商品价格都是一样的。各商号之间没有什么大的竞争,行情、货价等基本相同,只是办来了什么货,各自保密。

我们与上层中作官兼经商的人,如邦达昌、噶雪巴、贵桑子、柳霞、帕拉等有密切的经济关系,这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要依靠他们。同时,大家都经商,谈起来也投机,他们从我们这里拿走一些好东西,如瓷器、手饰等等,有的是送给他们,有的是便宜地卖给他们,反正互相利用。每逢年节或有红白喜事,大家都请客送礼,我们一般送他们的是绸缎,他们送我们的是鸡蛋、氆氇、油炸果子等。我们与那些仅仅做官而不经商的人,几乎没有交往。太太、小姐、少爷们是我们各个商店的常客,人们聚在一起听唱片、打麻将等,有什么新鲜东西先让他们看看。由于受佛教影响,很多人认为我们抛家舍业,远离亲朋来到拉萨,对我们有一种同情感。我们在办货时,对沿途旅店和歇宿处也多给一些钱,同时,对乞丐也肯施舍。这样做,除同情心理外,更重要的是为自己来往过路开方便。我们各商店与下层群众打交道虽然少,但是他们对我们也很好,从未发生过争吵、打架或商店被盗之事。人们亲切地称我们为“色古学”(少爷、公子);称尼泊尔商人“索达拉”(商品的主人);称回族商人“百衣拉”(白帽人)。

当时,拉萨除了有本地商人,北京商人外,还有来自云南、青海、四川等地的商人以及尼泊尔商人。云南商人有二十来人,都是经营茶叶的,以陀茶数量最多。最老的是夏洛土丹的爷爷马世元,记得1944年,在他97岁时,办过一次百年大寿,相当阔气。青海商人一般一年来往两次,来的货主要是骡马、枪支、杂货,如酒、醋等。走时则买氆氇、青平绒和布匹。四川商人数目最多,据说都是清朝衙门里的人,或是清末赵尔丰、钟颖的部下,他们大都住在河坝林和鲁布一带,一般是种茶、做豆腐、理发、开烟馆和甜菜茶馆等,在日喀则、下司马等地也有。抗日战争后期,从云南来了很多的商人,这些人大都是些伙友,一般都会抽大烟,嫖、赌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他们什么坏事都干,所以来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有两个人被杀死,这种事以前没有,后来也没有。他们在走时,很是狼狈,甚至借钱做路费。我们与尼泊尔商人的关系还可以,过年时,他们送给我们一盘名为“桑岗帕列”的油炸点心,我们回赠一条哈达。

与国民党办事处不存在什么关系,只是与其中的人员,由于乡土观念,往来较频繁。

1945年,“8•15”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国民党驻藏办事处立即活跃起来,各个商店和在拉萨的汉人也都提灯游行,热烈庆祝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大家凑钱,借用邦达昌的院子演了两天节目,其中有京剧《乌龙院》、《打面缸》,滇剧《三娘教子》和一些小魔术。服装、道具等都是大家出钱现做的,演员都是自己客串。国民党驻藏办事处,还邀请了噶厦政府官员前来观赏节目。司伦朗顿和噶伦然巴、索康、噶雪巴和绕西彭康等都在楼上搭的帐篷里就座;高级官员和三、四品官员及他们的家属在二楼就座。整个院内挤满了人,大家尽兴地玩耍欢笑,吃茶点。

1949年7月8日,西藏噶厦政府突然搞了一个“驱汉事件”,弄得我们人心惶惶,特别是我们这些在西藏安了家的人,更是提心吊胆。后来,“驱逐”的仅仅是国民党驻西藏办事处、电台和拉萨小学的工作人员,以及国民党在拉萨搞特工的人。我们没有受影响,不过是关了几天铺门,事情结束后,又照常营业,直到解放。

(1983年元月 郭翠琴整理)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2010年1月1日星期五

阿沛·阿旺晋美:一位历史人物的离去




文/唯色

在2009年的年首,多卫康的藏人们为去年的遇难同胞,以供灯燃烛、放弃节日的方式寄托哀思。到了年底,传来了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去世的消息。这位百岁老人的生命,用中共创造的术语来表达,一半属于“旧西藏”,一半属于“新西藏”,而新旧显然不共天。

我曾经写过,在外来强权的控制、遮蔽和曲改下,西藏的传统社会制度被定义为“封建农奴制”,藏人不是“三大领主”就是“百万农奴”。以1959年为界,西藏被划成了“旧西藏”和“新西藏”;生活在这一转型期的西藏人也就有了新旧之分。旧是必须摒弃的,新是值得追求的,那么从旧人变成新人,需要付出多大的心血去改造、改装甚至改节呢?其中又饱含着怎样的撕心裂肺和分崩离析呢?

回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西藏有过可以改变命运的机遇,但都自我丧失了,正如尊者达赖喇嘛曾对媒体剖析:“西藏是完全地忘了要自我建设……”因此,当巨变来临,西藏上层中既有主张在政治上采取权宜之计的,也有相信中共关于民族政策的无数许诺的,还有主张改革西藏固有制度的,但没有一个人想到过中共真的会毁灭西藏。

历史学家茨仁夏加在关于西藏当代史的著作中写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西藏的僧俗统治阶层中流传着这样的舆论——佛教西藏与共产党中国能够共处,因而他们就完全与中国人携手共进。而且当时西藏有许多人把中国人当作是一种现代化的因素来迎进西藏。”

最著名的合作者当然是阿沛•阿旺晋美,但他的合作,公正地说,在今天看来还是比较克制的。从一件轶事可以看到他的内心:当年与北京谈判时,他原本带去了昌都总管的官印,但签署十七条协议时谎称未带,所以协议上的藏方官印是中国方面仿刻的,他回去后对达赖喇嘛说,这样做是为尊者可以不承认协议而留的后路;达赖喇嘛披露此事时说,现在应该对阿沛不会有影响了。

在阿沛去世当日,Twitter上有汉人议论阿沛相信谈判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昌都失守后与中方将领王其梅一席谈之后说“人不会轻易落泪,王将军也许是真诚的”,可见藏人到底是天真,活该被我党欺。

事实上,在紧要关头,人都面临两难,——在两难中如何抉择自己的立场?在两难中如何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过,这样的疑问只能是一闪而逝,往往是,在两难中只能选择随大流以保全自己,扮演的也就是“合谋”的角色,毕竟没有人能够从生活中剔除得了对强权的恐惧。也有不少合作者纯属出卖良心,换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尤在今日的政治舞台上比比皆是,因此遭人尤其是本族人唾弃,而历史也会有其公正的裁决。

必须要说的是,去年3月西藏事件之后,当局最无耻的行为,是利用久卧病榻、已不能言语的阿沛先生的名义,以所谓“约见新华社记者,就近日发生在拉萨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表谈话”的方式,进行欺世盗名的宣传,这实际上是知情者都明白的事实。

当这位历史老人带着无数秘密踏上轮回之路时,他仍未被那个纠缠他后半生的强权放过,从规模隆重的具有中共特色的追悼会,从官方媒体到乔装网民的“五毛党”,均对他竭尽溢美之词,盛赞他是“中华民族的有功之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而这些陈词滥调实则最后一次羞辱了他。不过他已经听不见了,他已经被党允许,可以在2009年的岁末,在远离故土的北京,长眠不醒了。

2009-12-23初稿,12-29定稿。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转自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01/blog-post.html

2009年3月3日星期二

前政治犯洛俄登巴



我和洛俄登巴(左二)在恒河之岸

文/朱瑞

1

开始,我根本没有注意到洛俄登巴的存在,尽管他的块头很大,尽管他穿着耀眼的僧服,尽管我们几乎睡在一起,我还是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一定有人吃惊了,为什么一个女子和僧人几乎睡在一起?

说来话长。那是法王将启程瓦拉纳西讲经的时刻,一位早已说好负责我在瓦拉纳西食宿的台湾阿尼突然告诉我,她预定的旅馆出了问题。显然,到了我自己解决住宿的时候了。就立刻向朋友们求援,回答也几乎是立刻的:“事到如今,连瓦拉纳西的牛棚也预定空了啊!”

走投无路中,想起“九十三前政治犯运动组织”的负责人阿旺维巴曾提出帮助我买去瓦拉纳西的火车票。或许他也有办法找到住处吧?这么想着,就打了电话。阿旺维巴先生爽快地答应了,甚至说,他预定了两个房间呢!

在瓦拉纳西,我奇妙地发现阿旺维巴先生预定的两个房间,一间是废弃的厨房,诺大的灶眼和不时掉下的泥土是房里唯一的可见物;另一间,除了四张席地而放的垫子以外,更是一无所有,连电灯的开关都没有,任其自亮自灭。常常地,在需要光亮的时候,电没了。在不需要光亮的深夜里,电足足的,光芒四射,害得我即睡不着,又醒不来。

第一个晚上,当我和阿旺维巴先生同行的六位前政治犯中的四位睡在一起(另外两个睡在那个厨房)时,曾发誓:一定另找住处!

天一亮,我就出门了。一位苗条美丽的新加坡女子迎面而来。她说,她刚下火车,可否推荐一个可以住的地方?她说,她找了一个早晨了,只发现一间挨着牛棚的房子。“可是,那牛叫个不停。”她说。

2

就死心塌地和前政治犯们呆在了一起。洛俄登巴是住在厨房的两人中的一个。一天晚上,我正在打字,洛俄登巴进来了,尽管我始终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可是,他走近了我,还递来一张CD。我的电脑屏幕上就出现了西藏的大山大川。洛俄登巴指着两座藏式的平顶房子说:“这是我姐姐的家,那是我的家……”

他盘坐在我的身边,习惯性地左腿落在右腿的上面,食指和拇指中间捏着鼻烟。

“这是哪里?”我问。

“甘孜。”他轻声地说着家乡的名字,“这个山里有金子,”他伸开了双腿,换了一个姿势,往电脑前挪了挪,吸完了最后的鼻烟,指着一座西藏特有的浅褐色山脉的另一半,那里,被剥去了皮的山峦,怪异地裸着灰色的岩石,似乎每个细胞都在痉挛地疼痛着。

“他来了。”他说。

“谁来了?”我问。

“挖金子的,都是汉人,藏人一个也没有。”他的眼睛在这时,很像窗外那些失去了阳光的植物,无精打采的。

3

洛俄登巴分不清汉语中你、我、他。不管什么,一头牛,一条狗,一只猫,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走来,都说:“他来了!”甚至饭熟了,也说,“他来了!”

“他熟了。”我纠正道。

“他熟了。”他重复着,拿起刚刚在路边的摊床上买来的小镜子,照了起来,照他那两撇上翘的胡须,还有下唇中间,一撮精心削剪的山羊胡子。我笑弯了腰:“你呀,简直比我这个俗人还俗!”

只有我这个女人不照镜子,都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鬼了。知道我的脸上尽是蚊子叮咬的坑坑洼洼,还是从照片上发现的。开始,我以为相机出了毛病,认真地擦了好一会儿镜头。可新照片还是老样子。因此,一见到熟人,我就跑;不跑,怕人家先跑。

终于见到了那位英国记者,我没跑,因为我们约好了在瓦拉纳西相互帮助。现在,她说,她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尽管到西藏大学的讲经中心有三十多里的路程,可是,值,有热水,有卫生间。是的,她清洁得一如女王。她请我和她住在一起,并说,我们两人平分的话,每人每晚不到四美元。我立刻表示今晚就和阿旺维巴商量,还把她带到了我居住的房间,取了洗头和洗澡的一切用品,去了她的旅馆。

当我清清爽爽地回来时,天已黑了,没有斧头的天空,月亮弯成了一把廉刀,天地清澈如洗,柔软而美丽。前政治犯们正坐在门前吸着鼻烟呢,见到我,都站了起来。“他熟了。”洛俄登巴说。

尽管我已吃过了,可大家劝我尝尝。就尝了尝。啊,清淡而香味时足的素“天图”!

“谁做的?”我问。

“我做的。”洛俄登巴说。

“我做的。”索巴说。

“我做的。” 达瓦索朗说。

索巴和达瓦索朗都是因为高喊“西藏独立”而入狱的。两人被判了五年徒刑,曾关押在同一座监狱里。他们自嘲是同班同学。同班同学,有着同样的爱好,都满足于整天喊我:“朱瑞,你唱个歌吧!”“朱瑞,你洗碗吧!”“朱瑞,你做饭吧!”现在,他们又说,“朱瑞,你不信吗?”

“到底是谁做的?”我看着一声不响的洛俄登巴。

“明天,你好好地看,你看吗……”洛俄登巴认真起来了。

就终于没敢说出搬家的计划,尽管我知道那位英国女记者会有几分失望。

4

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洛俄登巴进入了前政治犯阵营。我问过阿旺维巴,问过索巴,问过达瓦索朗,问过扎巴丹培,问过列夏达钦,大家都赖得回答。洛俄登巴就更不会告诉我了,这会儿,他又拿起了那个小镜子,左照右照。

“胡子全部刮掉算了!”我说。

“这不能。”他捻着两撇上翘的胡须。

“为什么?”我看着他。

“好看。”他从镜子里转过了目光。

在洛俄登巴心中,我除了整天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以外,还是一个女人,当然,不是因为他作为男人,才想到我是女人。女人的代名词,在他的心中,就是弱者,而我已弱得与所有的好时光都无缘了。

“噢,好漂亮,”他看着十年前我在布达拉宫前的照片,“我是说,你的过去。”

“现在呢?”我逗他,“老了?”

他把食指和拇指间的鼻烟悬在了半空,深沉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洛俄登巴果然盘坐在了煤气灶前,先切土豆,又切西红柿,还剥了几粒豌豆。素淡清爽的“天图”,让我这个不喜欢肉的人,吃也吃不够。

“这个,吃多了不行。”他真的担心起来了。

5

“我不该叫你名字。”有一次,洛俄登巴听到达瓦索朗直呼我的名字时,说话了,“叫你阿佳吧!”

“阿佳,我帮你洗碗。”

“阿佳,你的包我背。”

“阿佳,你的眼镜!”

当我打开书或电脑的时候,他总是拽出袈裟里面揉软的衣服的一角,擦一擦我的眼镜,再递过来,像守护着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

6

“朱瑞,走!”大家异口同声,没有人解释要去哪里;更没有人问我愿意还是不愿意。我趿拉着鞋子,赶紧跟上了他们。这是法王讲经结束那天。

就到了恒河边,还坐上了一条开往对岸的木船。列夏达钦买了三个塑料袋的脆米条,大家一边吃,一边喂鸽子。“咚嗵”一声,震得每个人都回过头,是洛俄登巴,已在恒河里飞一样地向岸边游去。“哪里像个僧人!”我又一次想。

岸上,一匹披挂鲜花的白马,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除了我,都轮翻骑着马照相。到了洛俄登巴时,他偌大的块头,一拽住缰绳,那马就连踢带蹬,可是,几个趔趄后,还是被他征服了。

又到了一个花花绿绿的市场,大大小小的摊位,耀眼地摆着涤纶裤子布料,合成革鞋子,塑料手镯……时髦而又廉价的东西,亮丽得我一次又一次地闭上了眼睛。我梦想着那个传统的、古老的德里市场,货真价实手工制作的柔软的皮鞋,纯棉布衣!啊,一个很窄的胡同里,终于出现了各种裙子,短上衣,纯粹的棉布,纯粹的色彩,五十卢比一件,差不多仅仅一美元!我又买衣服,又买裙子,出来时,同伙们早已没有了踪影。天渐渐地黑了,黄昏的灯光一盏又一盏地亮了起来,无奈中,我自己租了一辆回程的三轮电车。刚到西藏大学的讲经中心,一位早已说好了采访我的美国人,迎面而来。

“您有时间吗,现在?”

“有。”

“我们做了一个节目:‘2059年时,西藏会什么样?’是留给孩子们的,你的声音也会留下。可以自由地谈。”

“没有一个王朝是永恒的,中共政权,也许等不到2059年……,当独裁结束,民主到来时,新闻自由,信息透明,是中国人首先享受的权力。那时候,中国人会清晰地看到一个以共产主义政权为首的时代,在西藏犯下了怎样灭绝人性的罪行,每一个有良心,有反省能力的中国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向藏人请罪,同时,奉还属于藏人的一切……”

“你在这里!”洛俄登巴狮子一般钳住了我的胳膊。

“找了你好长时间啊!”从不生气的阿旺维巴先生,也双眉紧锁了。

“那就明……明天,接着采访吧?”美国人看傻了。

7

我们是从瓦拉纳西坐火车回来的,先到了一个叫巴唐廓的印度小镇,又转乘三个小时的汽车,才看见达兰萨拉的群山。路上,大家不停地唱歌,唱仓央嘉措,唱日月心……。在一处河水湍急的地方,还唱着歌下了车。

“朱瑞,走。”又是那句话。

两个扛着梯子的尼姑,立刻出现在车前。越过一些正在修建大桥的沙土和钢筋,我们贴近了河边,向更深处走去。在横七竖八地裸露着大石头的水面,都脱了鞋子。

“去哪里?”我问。

“过河。”大家异口同声。

达瓦索朗首先卷起裤脚,跳了下去。河水一下子没过了他的腰,衣服全湿了,而他高高的身材,显得可怜巴巴的。

“阿佳,我来扶你!”洛俄登巴说着,跳进了河里。

不仅水凉彻骨,我的脚,踩到任何一个细小的石块,都如同针扎一样。那有力的肩膀贴着一块大石头,靠了过来,手臂也向我伸开。我的身子,立时轻盈如飞。

五彩经幡出现了,在一座细细的瀑布之旁,山洞之上。原来,是一个噶玛噶举派法师曾经修行的地方,藏人每每经过,都前来表达崇敬。现在,大家把两位尼姑的梯子连在了一起,又用螺钉扣紧,洛俄登巴扛起来,首先进入了瀑布下的深潭,又把梯子竖向高处的修行洞口。而后是达瓦索朗,索巴……

挪威之声曾报道“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1月7日,对藏人索朗次旦指控,接受西藏前政治犯九•十•三运动组织指派的任务……判处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

而九十三运动组织,在我看来,和政治几乎没有什么瓜葛,倒像一个慈善机构。更让我迷惑的是,那些西藏境内的罪犯,在印度,却是安分守己,令人尊敬的一心利他的善人。

“我的家里,你来嘛!”分手时,洛俄登巴一手提着一个旅行袋,站在达兰萨拉的路边朝我喊着。

“你的电话?”我也朝他喊着,在渐渐开动的车上。

“她有了。”洛俄登巴转向路边一个买菜包子的妇人。

8

洛俄登巴的家很整洁,煤气灶擦得雪亮。电视里播着甘牧的风景和那些他喜欢唱的西藏歌曲。

“你的寺院在哪里?”我看着他这有如普通人的世界。

“南面有了,色拉贡巴。”越过玻璃窗,他指着南方,像是南方就在他的窗外。

“为什么你不在寺院?”我追问着。

“英语,这里有了。” 说着,洛俄登巴拿过一个核桃篮子,又挑出两只核桃,放在手心里,一攥,就碎了一个,而后,一粒粒地检起核桃仁,递给我:“今天,吃饭有了。”

“吃饭?”我看了看表,“怕是没有时间了。”

“饭吃了走。”他执著起来。

“古修(藏人对僧人的尊称)都为你准备好了。”邻居经过时,伸头解释了一句。

“为什么你当了僧人?”我吃起了核桃仁。

“我看到他们的衣服很好,我也是喇嘛了。”他指着自己的红色袈裟。

“怎么又变成为政治犯?”越是走近他,这个问题就越强烈地撞击着我。是什么导致了这个温和周到的人,做出了那么激烈的事情?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拿出了一叠材料,放在我的腿上,去做饭了。我看到了其中三张写着汉文的十六开纸,那是释放证。但是,没有说明他犯罪的原因。

“天图”很快地上来了。嫩绿的油菜和乳白色的面合在一起,像诗。

饭后,他陪我走到达兰萨拉的主街上,几个买菜包子的老妇人和他打着招呼,我开玩笑:“所有卖包子的人都是你的亲戚啊?”

“还有买凉粉的。他是我的老乡,从甘孜来的。”他说着,又朝路边的凉粉棚笑笑。

清风吹过,天凉了。他看了看我穿着不算太厚的裙子和上衣,说话了,“好好穿衣服,这个少了不行,你看人家,你看看。”

几个迎面而来的穿牛仔裤的人们成了我的榜样。

“房子好好的住,不干净不行。人家不让了。”他又嘱咐着。

是从我在瓦拉纳西不照镜子的细节中,他猜到了我拉里拉踏的习惯?我笑了起来,并转了话题:“为什么叫我阿佳?”

“对了,对了,你是达赖喇嘛的徒弟,我也是,所以,我叫你阿佳。”

9

达兰萨拉辨经院的高材生,藏、汉文极好的阿旺年札,帮助我终于弄清了洛俄登巴的情况:

洛俄登巴,俗名普冲伍登。九八年时,在寺院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中,因为被强行揭批达赖喇嘛,和另外四人联合起来,张贴“迎请达赖喇嘛回家”,“西藏独立”等标语。后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据说,释放后,仍然被监视和不允返回寺院。很长一段时间为了不连累家人,他和疯子,乞丐们住在一起,后翻越雪山来到达兰萨拉,在色拉寺继续出家。在每年一次的政治犯抽签中,洛俄登巴得到了成为澳大利亚公民的机会。因此,离开寺院,正在达兰萨拉学习英语。

到了澳大亚利,环境变了,他会不会变,变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与人为善的邻居,还有我一时想不起来的很多很多的角色?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唯独不会成为政治犯。

完稿于2009年2月达兰萨拉

2009年1月26日星期一

我的另一个栖身之所


——达兰萨拉尼蒙电脑中心(NYIMON COMPUTER CENTRE)印象

文/朱瑞

[国际西藏邮报2009年1月26日首发]人们不得不承认,高高的喜马拉雅,并没有挡住所有的阴云。我是说,有些时候,达兰萨拉的环境并不单纯。然而,尼蒙电脑中心是单纯的,单纯而又安全,如同一片纯蓝的天空。

和其它的网吧不一样,这里没有常见的混乱和喧哗,是秩序的,也是宁静的,甚至带着扑面而来的书卷气息。

也许是达兰萨拉的大多数旅馆里,没有上网设施吧,相应地,这里的大街小巷,尽是网吧。我的旅馆附近,就排列了好几家,举步即到。可是,我还是每天带上自己的手提电脑,爬上一个高坡,再下到一个低处,到并不算近的尼蒙电脑中心查看信件和寻找资料。

最初,尼蒙电脑中心吸引我的原因是网速快。举目可见的墙上,悬挂着一张我最喜爱的达赖喇嘛尊者年轻时的照片,照片的下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永远不要放弃

不论发生了什么
永远不要放弃
在你的国家
过多的精力是用来发展精神
来替代内心
把仁慈
给予每一个人
不仅仅是你的朋友
仁慈地
在这个世界和你的心中
为和平而工作
无论发生了什么
无论在你的周围发生了什么
永远不要放弃

——神圣的十四世达赖喇嘛

我已习惯于早晨八点钟左右查看信件。而这个时候,尼蒙电脑中心的那扇铁网门,更多的是紧紧地关着,因为九点钟开门。而我,是不可以等的,这是八年的北美生活留下的后遗症。的确,对于大多数生活在西方的人来说,时间,比金子还要宝贵。有几次,我硬是敲响了尼蒙电脑中心的铁门。

“早晨好!”老板尼玛顿珠微笑着立刻出现在门前。

“对不起,这么早打拢您!”我说。

“没关系。”尼玛顿珠一边说着,一边退到门边,为我让开了路。迅速地帮我上网后,通常,还要端来一杯甜茶。太好喝了,即不清淡,也不油腻,是所有的甜茶中,我最喜欢的。

有一次,实在太早了,我不好意思敲门,就到了对面的网吧。“朱瑞!”刚坐下,就听到有人喊我。原来,是在尼蒙电脑中心工作的达瓦,他正在站在门外的雨里看着我呢。他是偶然经过时发现我的。如同见了救命恩人似的,我立刻跟着他回到了尼蒙电脑中心。站在门前,达瓦指给了我门楣上方的门铃,说,“敲门的声音有时太小,任何时候,只要你来,就拉铃。”

我和尼蒙电脑中心所有的人都熟悉了,而最熟悉的当然还是老板尼玛顿珠。他是在母亲的流亡途中出生的,那是尼泊尔和西藏的边境。后来,他在西藏儿童村学习了十二年,再后来,在印度南部的郭里嘎难民社区的宗萨寺工作了八年,既当秘书,又教僧人们学习英文,最后回到达兰萨拉,在辩经学院,一呆又是八年。

那时,辩经院办了一个电脑培训班,作为工作人员,尼玛顿珠既负责管理,又要教授电脑知识,同时自己也要不断的学习和补充。他说,“在教学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正像嘉瓦仁波切说的那样,‘为人谋利的同时,自己也获利’。我的感受太大了,在这方面。”

但是,辩经院的收入太低,不足以抵挡一家老小的开支,这样,尼玛顿珠自己开起了电脑培训班。不仅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可以继续传授电脑知识。其实,只靠电脑培训和网吧,甚至不够支付房租,为了增加一些收入,尼玛顿珠还搞设计,录相,音乐等其它工作。2005年,他自费出版了自己编写的“COMPUTER COURSE FOR BEGINNERS”,做为初学者学习电脑的入门教材,并在寺院和学校,进行了免费增送。

目前为止,尼蒙电脑中心已培训了四百多学生,加上辩经学院的学生,尼玛顿珠为流亡社会共培养了一千多名学生,都是他亲自教授和指导。尊敬出家人,是西藏社会自古以来的传统。在尼玛顿珠的教学中,也显而易见地体现了出来。尽管僧人和尼姑在收费上一律平等,但是他总是给他们比俗人更多的时间学习,比如普通人是一个小时,而出家人,就是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

针对僧人和尼姑将回到寺院从事电脑工作的实际情况,尼玛更多地教他们修理电脑的技术,同时他还举行一些培训会。但是,很多僧尼提出建议,说,尼玛顿珠编写的这本电脑书尽管很好,不过,由于是英语编写的,有些人读不懂,尼玛就又着手翻译成藏文。

“教出了这么多的学生,我很骄傲,社会上需要更多的电脑培训者。”说着,尼玛顿珠憨厚地笑了。

《Unlocking Tibet》是唯色和王力雄合著并被译成英文的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好书,其封面,就是尼玛顿珠设计的。“为什么把王力雄和唯色两人设计成了背对着背呢?”我问。

“一个是汉人,一个是藏人,他们的观点有时也不一样,但是,在介绍西藏真实情况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毫不畏惧地站立在危险的中国,坚守正义。”

尼玛顿珠设计过很多封面,但是,从没有用过自己的名字,“这一次为《Unlocking Tibet》设计封面,是不得不用自己的名字,是人家要求的。”

很偶然的,我在达兰萨拉的大街上遇到了一位十多年前,在拉萨时的老朋友,我们就一起去了附近的一家网吧,那以后,我的电脑莫名其妙地出现了病毒。这样一来,就更不敢去其它网吧了。

这位多年前我在拉萨老相识,有一次复印东西的时候,带着我到了尼蒙电脑中心。我说,“你为什么专门到这里呢?”“这里最便宜。”他说。的确,尼玛顿珠不仅没有生意人唯利是图的特点,倒像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修行人。

有一次,达瓦看到了我的电脑上,我和尊者站在一起的照片,就说,“给我吧?”我毫不犹豫地COPE进了他的U盘。并说,“这是永远的纪念,我不想发表。”他点点头。在环境格外复杂的达兰萨拉,我对尼蒙电脑中心,有着甚至超越老相识的信任。而这种信任从何而来呢?

静静的电脑室里,尼玛一丝不苟,耐心而清晰地指导孩子们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们学习电脑,这种认真和负责的态度,还有对待他的工作人员的信任和友善,都让我不自主地一次在一次地在心中赞叹着。

离开达兰萨拉前往瓦拉纳西倾听尊者讲座时,尼玛给了我一个红色的纸包,说,“这是一点心意。”我说,“可以打开吗?”他笑了,点点头。原来,是一个银色的项链,还点缀着纯银色的圆形装饰物。我说了声“谢谢”,就放在了桌子上。尼玛却反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

“项链啊。”我说。

“仅仅是项链吗?”

“还有别的意思吗?”

“再看一看。”尼玛拿起了那个银色的圆形装饰物。

我说,“这是一个装饰物啊!”

“仅仅是装饰物吗?”

我再次拿起来,按照尼玛的指点,细看那个圆形的银盘,“啊,原来,原来那上面印制着照片!是我送给达瓦的我和尊者站在一起的那张照片啊!

“当初,向你要那张照片时,我就想到了今天。”达瓦走来了。

那天晚上,尼玛顿珠让达瓦提着我所有的沉重的行李,到了汽车站,而后,达瓦又上了车,坐在了我的身边:“我要和你一起到德里,直到把你送上去往瓦拉纳西的火车。”我说,“这是在太浪费你的时间啊!”“不,我也是到德里去买一些电脑用品,真的,不完全是为你。”停了一会儿,达瓦又忍不住说,“我的老板说了,你那么善良,那么理解为我们这些离乡背景的藏人,应该为你做一点事。”

其实,我并没有为藏民族做什么,不过是说了真话而已,这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素质。

完稿于2009年1月21日达兰萨拉


My Second Home

——My opinion of Nyimon Computer Centre at Dharamsala


By Zhu Rui - Translated by Dekyi

Dharamshala: TibetPost-26January-2009-People have to admit, the high Himalaya Mountains don't block all the dark clouds. The environment in Dharamsala is not uncontaminated. However, the Nyimon Computer Centre is pure, simple and safe as a clear blue sky.

Unlike the other Internet cafes, there is no common chaos and noise: everything is in order and quiet, and the air carries the smell of books.

Most of the hotels in Dharamsala don't have Internet facilities; therefore, the streets are full of Internet cafes. Just a few steps away from my hotel there are several cafes side by side. But, I take my laptop every day, climb up a high-slope, and then down to Nyimon Computer Centre, which is not so nearby, to check my email and read the news.

From the start, the Nyimon Computer Centre has attracted me for two reasons: one is its fast speed, and second is in spite of all the other Internet cafes' high prices, since the charges are lower here. There is also one of my favorite pictures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t a young age, hanging on the wall. Under the photo is written:

"Never give up

No matter what is going on

Never give up

Develop the heart

Too much energy in your country

Is spent developing the mind

Instead of the heart

Be compassionate

Not just to your friends

But to everyone

Be compassionate

Work for peace

In your heart and in the world

Work for peace

And I say again

Never give up

No matter what is going on around you

Never give up.

His Holiness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I am usually accustomed to checking my email around 8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at early, the iron gate of the Nyimon Computer Centre was locked, because they don't open until 9 o'clock. But I am impatient, which becomes a habit after eight years living in North America. Indeed, for most people living in the West, time is valuable as gold. However, in the other Internet cafes, I am never comfortable, especially when they charge higher prices. Those few Rupees take away my desire to ever go back again. A few times, I've just knocked the iron door of the Nyimon Computer Centre.

"Good morning!" says Nyima Dhundup, the director of the Nyimon Computer Centre, immediately appearing at the door with smile.

"Sorry to disturb you so early!" I say.

"It doesn't matter." Nyima Dhundup says. He quickly helps me connect to the Internet and offers me a cup of sweet tea, as usual. The tea tastes very good, not too light, not too greasy, just the way I prefer the most.

Once, I came very early. I was too embarrassed to knock on the door, so I went to a café opposite the Nyimon Computer Centre. Just as I was sitting down, "Zhu Rui!" I heard someone call to me. It was Dawa, who works for the Nyimon Computer Centre, standing outside in the rain. He saw me when I passed by and I felt rescued. He took me into Nyimon Computer Centre and stood in font of the door and pointed to the doorbell, and said, "The sound of knocking is too quiet to hear sometimes. When you come at anytime, just ring the doorbell."

I and all the other regular customers of the Nyimon Computer Centre are very familiar with Nyima Dhundup,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re. He was born in the border of Nepal and Tibet when his mother was escaping Tibet into exile. Later, he studied at the 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 school (TCV) in Dharamsala until class twelve. Later, he went to Colegal Tibetan refugee community in South India and worked for Dzongsar monastery for eight years. He was a secretary and taught English to the monks. He finally returned to Dharamsala and stayed another eight years at Institution of Buddhists Dialectics.

At that time, the Institution of Buddhists Dialectics started a computer training course. As a staff member, Nyima Dhundup was responsible for both the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computer science.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had to continue learning computers. He said, "During teaching, I learned many things, as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says, 'well-profit for others, at the same time, oneself is also profit.' I feel too much, in this respect. "

However, the pay at the Institution of Buddhists Dialectics was too low to cover his family's expenses. So, Nyima Dhundup started his own computer training courses. He was not only able to make a living, but also could continue to teach computer literacy. Nyima Dhundup also engaged in design, video, and music. In 2005, out of his own pocket, he wrote and published the "COMPUTER COURSE FOR BEGINNERS", as a teaching manual for beginners to learn the computer science, and was sent to monasteries and schools, free of charge.

So far, he has trained more than 400 students at the Nyimon Computer Centre, and even more at the Institution of Buddhists Dialectics. Nyima Dhundup has taught a total of more than a thousand students in the exile community.

Respect for monks and nuns is a convention in Tibetan society since ancient times. Nyima Dhundup's teachings also reflect this moral spirit: although the monks and nuns pay the same as others, he always gives them the extra time to learn. For example, class is customarily an hour for most students, but monks and nuns are given two or even three hours.

To help monks and nuns continue utilizing their computer skills after returning to the monasteries and nunneries, Nyima spends more time in training workshops, teaching them how to repair computers. However, many monks and nuns have said that although Nyima Dhundup's computer manual is very good, it isn't easy to read because it's written in English. Nyima then embarked on translating it into Tibetan.

"Teaching so many students, I feel very proud and society needs more people to teach computer courses," said Nyima Dhundup, smiling.

"Unlocking Tibet "is a book co-written by the Tibetan writer, Woeser, and her husband, Wang Li Xiong, the Chinese writer who translated the book into English, which was welcomed by many readers. The cover of this book was designed by Nyima Dhundup. "Why is your design Wang Li Xiong and Woeser standing back-to-back?" I asked.

"One is a Han Chinese and the other is a Tibetan: they sometimes are not in the same point of view, but, on the poin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al situation, they are the same. Both of them are not afraid to face the danger of the repercussions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y for the services of justice."

Nyima Dhundup has designed many book covers, but never used his name before he was requested to for "Unlocking Tibet".

I occasionally run into an old friend in the streets of Dharamsala, who I knew in Lhasa ten years ago. We went to a nearby Internet café where my computer was inexplicably attacked by a virus. After that, I was afraid to go to any Internet cafes.

One day my old friend took me to the Nyimon Computer Centre to make a copy. I asked, "Why do you especially come here?" "Here, it is the cheapest," he said. Indeed, Nyima Dhundup is not motivated by profit, unlike the character of many businessmen; he appears more like a charitable person.

On one occasion, Dawa, another working in the Internet café, saw the photo on my computer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me, and then said, "Give it to me, right?" I did not hesitate to copy into his U disk. And said, "This is an eternal commemoration that I do not want it published." He nodded. Particularly in Dharamsala, with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I trust Nyimon Computer Centre more than my old friend. And where does this trust come from?

In the quiet cyber room, Nyima gives clear and patient guidance to children and elderly people to learn computers. Such a conscientious and responsible attitude, as well as the treatment of his staff, is always out of trust and friendship. I always admired his attitude.

Before leaving Dharamsala to go to Varanasi for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s teaching, Nyima had given me a red paper and said, "This is a small gift." I said, "Can I open?" He smiled and nodded. It turned out that was a silver necklace, dotted with pure silver round ornaments. I said "Thank you", and placed it on the table. Nyima asked me, "You know what this is?"

"Necklace!" I said.

"Is it just a necklace?"

"Are there other meanings?" "Let us take a look." Nyima picked up the silver round ornament.

I said, "Oh, this is a charm!"

"Is it only a charm?"

I picked it up again, following Nyman's hints, I looked carefully at that silver round charm. There was actually a portrait printed on the charm. It was my special treasure, the picture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me! That was the photo I gave to Dawa as a gift.

As Dawa walked by, he said "At first, I asked you for the photo because I thought of this gift for you today."

That night, Nyima Dhundup let Dawa take all my heavy baggage to the bus station, then Dawa also got on a vehicle, sitting on my side: "I want to come to Delhi with you until you get on the train to Varanasi," he said. I said," This is too much to waste your time! "" No, I am also going to Delhi to buy some computer supplies, really, is not entirely a matter for you." Dawa stopped for a while before saying, "My boss said you are very kind and always understanding of Tibetans in Exile, we should do something for you."

In fact, I did not do anything for the Tibetan people, but in my morals I tell the truth: this is the most basic quality in a person.

Finalized in January 21, 2009 Dharamsala

2008年10月5日星期日

回忆塔泽仁波切


在达赖喇嘛讲经座的前面,鲜花环绕着火葬塔泽仁波切法体的地方

——我的布鲁明顿之行

1、

黄昏的阳光里,我和塔泽仁波切夫人坐了下来。话题,就从刚刚圆寂的塔泽仁波切开始了。夫人首先谈到了塔泽仁波切的书——《西藏是我的国家》。我说,“我对塔泽仁波切的认识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那是立体的西藏。也是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见到塔泽仁波切的照片:他和海因里希• 哈勒(Heinrich Harrer)站在一起,看着远方。那是一位英俊的安多男子,他的面容,也像那些文字一样,尽是和谐与善良。”

“就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面容也是端正的。”塔泽仁波切夫人接过了我的话,“到现在,我还记得与他初相识的情景,那是在西雅图,我哥哥的家里。对我来说,他更像一位师长,没有想到,我们会建立家庭,并一起生活了四十七年。

“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六十年代早期,在美国,那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西藏。他提着简易的放像机去各处讲演,告诉人们,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尼克松访华后,他不得不把争取政治权力转为文化传播。”说到这里,夫人停下了,一眨不眨地看了我一会儿,“如果他在这里就好了,他能说流利的汉语,你们可以交流,很好地交流。他还精通英语、蒙语、藏语、日语,还会说一些德语。他的蒙语比藏语还好。

“他活着,就是为了西藏。

“他和那些政治家不一样,从不随波逐流,他的观点,几十年来没有改变。

“1979年,他在布鲁明顿建立了藏蒙佛教文化中心。开始了他的许多关于西藏的梦想和计划。可是,九十年代末,随着他生病,我一方面照顾这个餐馆,另一方面还要照顾他,你知道,医生和护士并不都是天使。所以,文化中心那边,我就不能花费那么多的时间了,就出现了资金危急,我们向衮顿(对尊者达赖喇嘛的尊称)汇报了情况,他派来了阿嘉仁波切,解决了危机。

“我不得不说,他后来身体状况的恶化,和80年代回西藏有直接的关系,当他看到西藏的现状时,非常难过,回来后,常常睡不着觉,心脏也渐渐地有了问题,就像他的弟弟洛桑桑丹一样。

“我并不担心他的灵魂走向,我了解他。人生就是一个圆,现在,我只是期待着他的转世降生。不过,我还是要尊重西藏的风俗,后天,我将和我的三个儿子一起去印度,先拜见衮顿,然后,到印度南方的各寺院布施,尤其哲蚌寺果芒扎仓,那是仁波切的寺院……”

塔泽仁波切夫人贡觉央吉罗布,生于后藏萨迦,九岁时,开始了流亡。她的家族可以追溯五十代,直到八思巴,也就是说,她是萨迦王室的后代。她说,她很想去塔泽仁波切的故乡和萨迦两个地方,特别为仁波切布施。只是目前西藏的形势和八十年代相比,又有了太多的不同,更加恶化了。她说,“我知道我的想法,不过是一场梦。”

“中国政府应当给予您这个方便,甚至邀请您一家回西藏为塔泽仁波切做最后的送别。这也是中国缓解西藏问题的好机会。一个政府,如果连这点气度都没有,离倒塌也就不远了。”我劝慰着,却力不从心。

2、

1997年,去西藏的路上,我曾在塔尔寺稍作停留。那时,阿嘉仁波切头顶的光环,让我感到遥远。

“命运莫测,”我看着阿嘉仁波切,“现在,我就站在我曾经排斥的一位活佛面前,并渴望着向他请教。”

阿嘉仁波切笑了,“尽管说吧。”

可是,我不敢占用阿嘉仁波切太多的时间,他刚开完寺务会,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处理。我只能简单地说明来意。

“关于葬礼,”阿嘉仁波切说,“我建议你采访帕日仁波切。”

“那么,可以谈一谈您对塔泽仁波切的印象吗?”

“我和塔泽仁波切在年龄上差别很大,隔了两代人,接触的不多。不过,八十年代初,我在塔尔寺见过塔泽仁波切。那时,塔泽仁波切的做法就和一般人不一样。举个例子,当时,很多人去朝拜他,他却反对这样做,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人不需要朝拜人。’

“塔泽仁波切的一个经师,名字是慈诚乐善,也是我的经师,和我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直到圆寂。见到塔泽仁波切的时候,我把老师的灵骨舍利分给了他一部分。他带回美国后,藏于藏蒙佛教文化中心修建的菩提塔中。”

“您是说,他是一个谦逊而尊重上师的人?”

“他还是一位诚挚的人。在塔尔寺,作为仁波切,尤其主持,都有自己的府邸。而塔泽仁波切的府邸,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无情地拆了。八十年代,塔泽仁波切回去的时候,问县里的一位领导,‘我没有见到我的房子呀,我的房子怎么了?’县里的领导不好意思说拆了,一时语无伦次,就回头问加央仁波切,‘哎,塔泽仁波切的房子怎么了?’加央仁波切不敢说真话,怕领导难堪,尤其那时,他还是一个没有摘掉帽子的人,就说,‘这个,这个,这个吗,因为长时间没有人住,可能下雨浇塌了。’塔泽仁波切说,‘是拆了吧?不要不敢说嘛。’大家笑了起来。

“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塔泽仁波切很失望。四十年代在塔尔寺,塔泽仁波切跟随很有学问的老师,学了很多东西。后来,又到拉萨继续学习佛法。他的知识非常丰富。他清楚地知道西藏传统文化对人类的价值。越是这样,他就越忧虑西藏文化的未来,就越想好好地保护……从微观角度,我理解他提出西藏独立的方向。但是,尊者达赖喇嘛不得不从宏观的角度考虑西藏的未来。尼克松访华后,塔泽仁波切开始从学术角度向西方介绍西藏,促进了各教派之间的来往。尤其是徒步行走,让西方人更多地了解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和她艰难的处境,引起了世界对西藏的广泛关注。而藏蒙佛教文化中心的建立,为西方提供了一个能够呼吸的、活的西藏。塔泽仁波切希望,就是有一天西藏消失了,这里也不会消失。”

“塔泽仁波切夫人说,这里出现过资金危机?”

“继续这么大的一项事业不容易,美国也有经济危机的时候,何况那时仁波切还在病中。不过,一切都过去了。我的目的是圆满地完成仁波切的意愿,让这里继续传播西藏文化,和其他的蒙古区域更好地取得联系,促进各教派之间的和谐往来,祈祷世界和平。我想,塔泽仁波切在天之灵,也会得到慰藉。”

3、

帕日仁波切是阿嘉活佛仁波切请到强孜林寺专门讲经的。不想,塔泽仁波切在这时圆寂。他尽其所能地和阿嘉仁波切一起,按照西藏的传统,安排了葬礼。

“我们用藏红花等几种不同的药材制作的圣水,清洗了法体。塔泽仁波切病了很长时间,只能用圣水轻轻地浇。”

“是您自己清洗的法体吗?”

“不,是我和阿嘉仁波切,还有塔泽仁波切的三个儿子一起清洗的。

“后来,我们为仁波切穿上了法衣,把铃和杵放进塔泽仁波切的手里,使法体成为一座坛城。对着这尊坛城,我们每天念经修法。祈祷仁波切的魂识,沿着经声和酥油灯的光明,抵达佛的净土。

“第七天,在嘉瓦仁波切讲经法座的前面,我们搭了一个简单的塔,进行了火供仪式的葬礼。

“而后,我们收起灵骨舍利,举行了清洗仪式,把灵骨舍利装进了宝瓶,放在仁波切的卧室里。又用鲜花,围起了火葬法体的地方。

“火葬那天,从美国各地自愿来了二十多位僧人,为塔泽仁波切念经。

“在四十九天的中阴里,我们五位僧人,每天都要对着塔泽仁波切的灵骨舍利修法。四十九天之后,准备建立一个灵塔,把灵骨舍利放进去,但是,建立什么样的灵塔,还没有最后商定。

“过两天,塔泽仁波切的夫人和三个儿子,还要到印度各寺院烧香、祈祷、布施。

“现在,我们经常修的是文殊菩萨的法,还有《色如》等,都是让灵魂顺利转世的经。”

后来,帕日仁波切还为我讲解了,挂在强孜林寺走廊里的塔泽仁波切几次步行的照片;以及尊者达赖喇嘛莅临时,休息的房间,坐过的椅子。

4、

建立藏蒙佛教文化中心时,因为取土,形成了一个水塘,就像建立布达拉宫形成了宗角禄康一样。水塘就在塔泽仁波切的房前。塔泽仁波切在水塘里种了莲,现在,深禄色的莲叶苍茫地覆盖着清水,莲花正在鲜艳地盛开。还有塔泽仁波切从其他国家带回来的金色鱼种,正在一簇又一簇地长大。听说,塔泽仁波切还很疼爱小动物,凡是无家可归的猫,流落到中心,他都会收养起来,给它们一个栖身之处。他还爱狗。那五只忠诚于他的狗,随着塔泽仁波切的生病,也相继地死去了。

显尔易见,塔泽仁波切是一位平和的,尤其是同情弱者的人,是一位知识深厚的西藏学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塔泽仁波切是西藏民族的象征和信心,也是尧西家族(达赖喇嘛家族)的骄傲。他的西藏独立的主张,让后来人,尤其是我这个汉人,不得不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本质,产生怀疑。

塔泽仁波切,愿您早日乘愿再来!

完稿于Calgary 2008年10月2日

(此文首发于唯色博客)

2008年9月6日星期六

写给已故西藏诗人加央西热




好朋友唯色来信的标题只有两个字:噩耗。我的手就不自主地颤抖起来,终于打开了信箱:“加央于今日(2004年月10月30日)在拉萨家中突然去世……”

我甚至不再想上班,不再想上学,也看不见了窗外湛蓝的天空,听不见了那河水是怎么从落基山经过我的门前流向远方,还有河边依然绿色的秋天的草地,飘着落叶的大树……什么都不存在了,加央,你带走了一切。

我坐在家里,坐在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家里,静静地打开你的来信。最后一封是2004年2月14日,你写着:“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因为又病了,现在没有大事,正在恢复,会有一段安全时期,只是报个平安……”

是的,加央,我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写信了,听说你做了手术,我就打电话,想听到你沉稳悠缓地说一句,“我的身体正在好转……”可是,那电话的一端总是占线。唯色说,你的电话在换号,得等一等。没有想到,我等到的却是一场噩耗。

加拿大的寒夜,冻得我麻木,我简直看不见了我自己。而你,却让我重新知道了疼痛,让我有血有肉,让我放声地大哭。可是,我的双手却紧紧地捂着嘴,紧紧地,我怕这哭声惊动了你的魂灵啊,加央,你放心地走吧,沿着那些为你照明的熏香的酥油灯……

还记得吗,那个阳光明媚的1999年夏天的早晨,我们偶然地相识了—— 一起去了乃琼和哲蚌。站在一尊尊佛前,我泪水流淌,没完没了。而你沉默着,像大多数初相识的人一样,你并没有和我说太多的话,但是,和大多数初相识的人不一样的是,我信任你。虽然我并不知道这信任从何而来,但是,这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当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利益和慌言的今天。

又是一个夏天,我们不期而遇,在文联院里的石头路上,在那个清凉的拉萨的早晨。

“什么时候回来的?”你说。

“没有几天,高原反应还没有过去呢。”我说。

“你,怎么会有高原反应呢,这里是你的家呀?!”你看着我。

我笑了,而后,像老朋友一样,我们谈到了你正在写的书,谈到了一些我想去而又没有去过的埋藏着西藏历史的几乎被人遗忘了的地方。

你说,“我带你去,都在拉萨附近。”

可是,你并没有真的带我去看那些我梦寐的地方,你病了,病得很重,还去了北京。当我回到哈尔滨时,你才出院。

我们的见面实在屈指可数,可是,你却信任我,寄来了你那部书的初稿,我仔细地读着,我的眼前,出现了连绵的唐古拉,出现了神秘的盐队,以及藏民族最平常的喜怒哀乐。可是,她是这个世界最不平常的东西,是珍宝。我居然抑制不住地想写一篇小说,选取其中的一个片断。可这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在窃取你的智慧!我打电话说给了你。你说,“怎能叫窃取呢,这叫资源共享。”我又一次泪如泉涌,不是在佛前,而是在佛的子民面前。我采用你家乡那眼泉的名字,为那篇小说定了标题:《小牛犊泪泉》。当我把稿子寄给你时,你笑了,说,“这是藏北民俗大杂烩。”可是,你还是认真地改动了几处我没有把握好的藏北民俗。当这篇小说在《中国作家》发表出来时,你问我,为什么把你的名字放在了前面,你说,“我又不是你的上司?!”我说,“我并没有想到这篇小说会成功,只想让你陪着我一起丢人!”其实,没有你的故事,哪能有这篇小说呀?加央,为什么没有想到,你才是名符其实的作者!

“我们要再次合作,加央,不是写一个中篇,而是一部长篇,你要好好地保重,等着我,等回到西藏,我们一起去藏北草原。”

你笑了,“连拉萨我还没有指给你呢,唉,藏北……”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加央,好好地爱护身体呀,珍重自己。”

加央,我让你珍重,不仅仅希望我们有第二次合作的机会,更希望着你这支藏北的歌,唱得悠远和深长,直到它穿透那些本不该有的政治屏障,让世人看见一个怎样纯朴而伟岸的民族屹立在高高的高原。

加央,我的电子邮箱里还保留着你的来信,你的EMAIL 地址清清楚楚地印在那里,我忍不住要给你写信,忍不住要说,加央,好好地保重啊,等我回到西藏,我们一起去藏北,看那些天空中亮晶晶的星星和那些从不吃人的狼,听那些你答应讲给我的纵横在你心间的苍凉的“盗匪”故事。

可是,纵使你讲给我,我也写不出来了,我这支笔已经钝了,加拿大的岁月,让我忘记了许多往事,有时,连“八廓”都叫不出来了。可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些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却依然在我的记忆中闪烁,并温暖着我,尤其在这北美寒冷的夜晚。

2005年春天写于加拿大卡尔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