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慈悲

文/摩罗

我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一直感到很神秘，常常希望有机会深入了解。我认识的第一个蒙族朋友是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我以为可以向她请教一些蒙族问题，可是很快就发现她不会蒙语，不识蒙文，她只会像北京姑娘一样说普通话，像上海姑娘一样唱流行歌曲。不久以后我认识了第一个藏族朋友，她是《西藏文学》的编辑唯色。她虽然会说藏语，但不认识藏文。她用汉语交流，用中文写作。

这两位朋友让我感到疑惑，难道他们除了平时所云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之外，就没有独属于自己民族的那份感情、那种归属感、那种文化认同需求吗？或者，难道他们已经没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对他们产生吸引力，让他们为之迷醉和倾倒，让他们感到神魂安宁吗？

近日读到唯色这部名叫《拉萨？拉萨！》的书稿，我的疑惑才算解除，我甚至因为自己错解她们而觉得抱歉。我从文章中了解到，唯色并不是纯粹的藏族人，她具有四分之一汉族血统，四分之三藏族血统，可她写简历和口头介绍时只说自己是藏族人。在《我的孪生姐姐不丹》一文中，不丹有时也为自己血统不纯而不知所措，可当别人劝她将自己理解为一个新诞生的混血民族时，她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是藏人。”从这里不难看出唯色对藏族的感情比她所应该具有的还更加纯粹更加丰厚。

弄清她的血统是在书稿快读完的时候，感受到她这份强烈的民族感情却是刚刚开始阅读不久。本书打头那两篇文章可以说气象不凡。“我想要说的并不是我呀。我只想说一说拉萨。”当我从《拉萨？拉萨！》中读到这样的句子，心里不由得微微一震。在我所写的几百万字中，从来没有说过只想说一说北京、上海或者家乡的某座城市某个村庄。我仅仅只在文末注明写作地点的时候才会想起这些地名，所有的地名都是为我的文章而存在。唯色却让她的文章为一座具体的城市而诞生。除了将此理解为圣洁的民族感情，你找不到更合适的解释。

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是两百多个僧尼在拉萨的转经路上磕长头行大礼的壮观情景。作者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拿着相机追逐在他们身前身后，但她是真正被一种东西所吸引，所以细心观察他们，体会他们。“他们在闹市中匍匐而行，神态里有着一种抑止不住的幸福，仿佛此刻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他们一直微微地笑着，而这种微笑却与尘世无关。”作者特别留意这些连续磕头十几天的僧尼经过一个农贸市场时的情状。“当他们挨肩接踵地穿过布达拉宫下面的菜市场（那是拉萨最大的菜市场），穿过堆满鲜红肉块而且肉渣正被砍得四溅的肉案，穿过盛满游弋着‘拉萨鱼’或‘内地鱼’的大盆小桶，先是不禁驻足，摇头咂舌，又似有些无措，这样愣了一会儿，他们突然放开了喉咙，近乎呐喊一般朗诵起经文来。他们一边热烈地朗诵，一边大步向前（菜市场又挤又脏，无法磕长头），声音和动作中洋溢着强烈的情感，使菜市场里所有的人目瞪口呆。我向其中的一位喇嘛打听，他说这里面充满了杀生的气味，所以要为那些被杀的众生祈祷。”

对于磕头的介绍为什么到这里才告一段落？我猜测是因为通过这些祈祷，作者与磕头的僧尼们接通了一种东西。这是一个神性充沛的拉萨，这是一个慈悲为怀的藏地。不是吗？谁都说西藏是圣地，拉萨作为圣地的中心，当然格外神圣。圣地之所以神圣，首先是因为那里居住着神灵，有神才有圣，才有这种超凡脱俗的魅力。从汉地回到藏地的唯色被喇嘛的祷告所打动，其实是被佛的召唤所打动。作者没有直说，她引用一位汉族朋友的话说：“怀中没有信仰，颂着六字真言也是枉然。”反过来也一样，心中有信仰，不磕头不念六字真言也能与圣灵默默对语。在唯色的文字中，对信仰的虔敬与对民族的虔敬是合一的。民族感情与宗教感情如此融为一体，也许只有在犹太人和藏人那里才能找到。

无论是民族感情还是宗教感情，总是十分具体的，它不仅具体到一座城市，还必定具体到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或者一句吆喝，一种气味。读《帕廓街：喧哗的孤岛》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一个女孩爱不释手地细心抚摸着一条刚刚买来的漂亮纱巾。帕廓街是大昭寺周围一条可以转经礼佛的环状街道。作者说，高高的布达拉居住着观世音的化身，帕廓街才是形形色色的凡夫俗子聚集之处，这里坦然地洋溢着一种世俗的快乐。所以她把帕廓街看作整个西藏社会全貌的一个缩影。当一位女性将一个民族的缩影像绢纱一样放在手里抚爱有加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邀请每一位朋友跟她一起、像她一样热爱这条街道、这个民族。她不厌其烦地介绍这里的大街、小巷、寺院、店铺、商人、僧尼、游客，甚至细心地罗列店铺里具有藏族特色的各色商品，还痴痴迷迷地捕捉那里的各种色彩、各种声响、各种气味。说实话，我从来不喜欢阅读那些罗列的文字，甚至想批评作者太不收敛，过于放纵自己的感觉。可是，我同时又不敢跳过文中的任何一个字，我完全被这些几近琐碎的文字所征服。渐渐地，我反而对这位放纵而又铺张的作者肃然起敬，因为我从她捕捉帕廓街的色彩、声响、气味的努力中，捕捉到了她对于藏族文化、宗教、哲学、建筑、民人、人文氛围的细腻而又真挚的感情。她不像一个初恋的情人那样天天念叨着我爱你，可是她的挚爱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到了泥土和根须的深处，很自然就像水分一样流遍每一片树叶，像空气一样亲近每一个鼻孔。对于她来说，即使为店铺的货架列一个清单也不觉琐碎，因为罗列的过程就是她的爱心展现的过程，就像花儿开放、流萤闪光、画眉歌唱一样自然而又舒心。

的确，这是一本主观的书，甚至是一本热恋中诞生的书，全书都被一种强烈的爱心所笼罩，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觉醒者情窦初开般的热肠和柔情。西藏“穷人节”上的布施和乞讨，寺庙顶上迎风飘扬的经幡，虔诚僧人手中的转经筒，围绕冈仁波钦山峰转经的各族朝圣者，到河边给一桶一桶鱼放生的善男信女，坚贞地守望圣洁爱情的知识女性，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西藏探险或者研究的外国人，流亡海外的藏人，被迫还俗在国家机关颠簸起伏的活佛，在“文革”和其他苦难中被砸毁炸毁的寺庙和圣像，饱含民族感情从海外归来却在历次运动中饱受迫害和磨难的苍老的学者……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所有的物，所有的景，都通过文字在唯色笔下次第呈现，作者的深情厚爱则像一缕氤氲之气在文字之上神秘地游荡飘袅。

藏族民人的精神、气质、魂灵在这本主观的书中才得到了最好的传达和表现。而且，一个虔敬而又深刻的写作者，她（他）的写作不只是对民族文化的传达和表现，而是必定会给民族文化注入自己的灵魂和血肉，增添一些信息、能量和养料，促进民族生命的生长和发育，用文字，用纸张，用自己献身式的签名给民族精神赋予形体、声音、色彩和重量，使得自己的民族文化通过自己的写作成为一个可感可触的实体，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唯色的著作正在成为这样的著作，唯色正在成为这样的写作者。

所有那些出自外国人笔下的关于西藏的书，无论怎样誉满全球，可是它们不是来自西藏的泥土，也不是来自西藏的天空，更不是来自西藏的魂灵。它们只是旁人的打量和研究，只是建设“西藏学”的材料。唯色的书却像达赖的摩顶、班禅的闭关、噶玛巴的袈裟、比丘尼的辩经、朝圣者的大礼、天葬师的仪式、寺院教育制度、转经者的布施、穷人的乞讨、仓央嘉措的爱情吟唱、更敦群培的哲学著述、牧民的奶油和哈达一样，参与着“西藏魂”的生产与塑造。西藏被认为是释迦牟尼的土地、观世音的道场，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在神灵的陪伴之下走过或者苦难或者欢乐的人生历程。从口耳相传的民族经典《格萨尔王传》到莲华生大师的《西藏度亡经》，再到扎西次仁《西藏是我家—一个西藏人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以及唯色的《拉萨？拉萨！》，都是这些神子神孙们向善向美的祈祷和祝福，是他们为超度苦难亡灵奏响的法号和铙钹，是他们来自雪山顶峰和心灵底部的歌哭和吟唱。

这是真正的藏族的声音、藏族的表达，正如唯色说的：“关于西藏的真实话语应该由西藏人自己来表达。”唯色的条件得天独厚，她出生于藏地而成长于汉地，既有诗人的气质和才华，又有学者的眼光和文化修养。所以她的写作也与众不同。她不像仓央嘉措只能悄悄地为自己吟唱，也不像更敦群培只能用藏文为藏族同胞写作。她可以为汉语文化圈的所有读者写作。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些汉语读者来说尤其重要。长期以来，藏族、蒙族、维族同胞学着孔子和鲁迅的口型说话，踩着崔健和罗大佑的鼓点唱歌，可是我们对于他们的文化却好像视而不见。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公平。我们对于西藏的了解甚至远远不如对于非洲和南美洲的了解。我们能够及时知道南非的种族和解、图图的和平演说，知道中非的干旱和饥荒，我们还知道危地马拉的政变、阿根廷的民主选举，知道聂鲁达的诗歌和马尔克斯的小说，可是对于国境线之内的西藏，我们除了常常听见一句“翻身农奴把歌唱”之外，其他就几乎一无所知。在读这部书之前，我只知道西藏的两个地名，那就是拉萨和昌都。其中昌都还是因为我先在小说里虚构了这个地名，一位朋友告诉我西藏有个昌都，这才记住的。我们对于自己的这种无知的确应该感到惭愧。

我多么希望唯色是一个最出色的歌手，将那个神秘的民族背在背上，在红尘滚滚的世俗大道上边走边唱，神采奕奕地走进古老的中原大地，给这里带来雪山的白帽和草原的袈裟、活佛的生命哲学和像雪山雄鹰一样辽远的生命视野。正如唯色说的，西藏蕴藏着丰富的精神食粮，那里有我们的文化资源，有我们的精神营养。中华民族被解释为诸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中华文化理应也是各个民族携带着自己的精神信息共同建设的融合式的文化。如果在人口上和文化传播上占绝对优势的汉族对其他各族的文化一无所知，这种融合如何产生？我们在中国思想史中写进孔孟老庄，在外国思想史中写进希腊人罗马人法国人美国人等等，有的人还可能会把神秘失踪的玛雅文化列为专章，可是关于藏族、蒙族、维族，他们的哲学与文学，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生命态度，甚至他们的愿望和命运，常常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这不只是“他们”的损失，而是“我们”的共同损失。因为了解他们不是为了满足求知欲，而是为了引为资源，创造一种人性神性俱足的博大文化。

《拉萨？拉萨！》满足了我的这种期待，所以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这本书本身。我对作者的期待无疑更多。她曾经多次作过这样的表述：“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够将我这样一个西藏人的声音传达出来，虽然这声音是微弱的，但我希望我能够呈现一个真实的西藏，而这样的西藏除了旅行指南上的西藏，还应该是一个血肉丰满的西藏，一个不是被当做扶贫对象，而是蕴藏精神食粮的西藏，一个同样经历着命运起伏、生死轮回的西藏。”我把这些话看作是她对读者的承诺。当她学会了藏语和藏文，将那些历史典籍伴随着现实感受予以消化，她就不仅奔涌着藏族的血液，还奔涌着藏族的历史文化。

那里不但有敬神礼佛的虔诚、乐天知命的透彻和洒脱，还有生存的苦难、屈辱与感伤。那是一片需要仁爱而且生产着仁爱的土地，那是一个需要慈悲而且确实具有慈悲的能力的民族。唯色描述磕长头行大礼的朝圣者时，没有交待他们的眼神如何，但我感到落在他们背上的作者的眼神是那么仁爱，正好体现了那个民族的慈悲心肠。慈悲的禀赋不仅来源于内在的善良，而且来源于对于存在之虚无的透彻洞察、人生苦难的深刻领悟以及与世界患难与共的情感态度。一个人对于民族的最深切热爱，就是充分意识到民族的苦难并将自己融入民族苦难之中。对于一个敬神的民族来说，苦难的深度与她得救的希望是成正比的。

唯色作为一个最有条件融汇汉藏、打通僧俗的写作者，她很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所缺乏、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是如此世俗、冷漠，如此疲惫不堪，一旦兴奋起来又常常显得过于残忍。我们太需要一点新的补给和滋养，需要一点同体共悲的同情和善良。这既是个体生命的需要，也是一种文化的需要。不仅我们一个一个读者可以从她的写作中受惠，还有藏族文化和中华文化也可能受惠于她的写作。一个人的写作跟民族文化的命运具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在现代世界已经很少有人具有这样的幸运，唯色显然是这样的幸运者之一。

神说，天堂的歌声近了，与那些痛哭一起，你们要聆听。

2002年12月10日，写于北京黄村。言不及意，甚感遗憾。

转自：http://www.zmw.cn/bbs/tag-%25CE%25F7%25B2%25D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