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31日星期二

蒙族人为什么要生气?




五月中旬内蒙古西旗一名名叫莫日根的牧民因抗运煤穿而被驾驶的卡蓄意碾死。此事近日在内蒙古引起蒙古族人持不断的抗和示威。海外中文网站有评论人士就此以“内蒙古人什么要生气“为题评论,莫日根被碾死是蒙古族人抗示威的直接火索,蒙古人以生存的草原被持破坏才是内蒙古人生气的根本原因。

情况果真如此?目前流亡德国的保内蒙古人同盟主席席海明自由者表示,内蒙古人近日的抗和示威深次的原因的确是因们赖以生存的草原被人开采的煤等破坏太重,“已被逼到了走无路的境地”

“真的,我也是得,不是在外面宣蒙独浮出水面来跟蒙独没有什么关系。老百姓要自己的日子,他跟蒙独没什么关系。表面上一个开工中生的冲突,实际上更深的原因是蒙古人的生存、蒙古人的文化危机。达喇嘛少数民族行的文化上的种族灭绝。我蒙古是游民族、草原民族。你把我草原破坏了,把草原剥了,我放牛、放羊放不成了,你整个是在挖我的根儿呢,刨我的祖呢。”

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蒙古族人目前在内蒙古人口比例中所占不到20%。那内蒙古的染究竟重到像以上席海明所, 威到蒙古人以生存的根的地步?在内蒙古拍摄许境照片、拍《中国的染》专题得国的中国独立广自由者表示,在地广人稀的内蒙古,很多煤开采的地方, 境已破坏到人“惨不忍睹”的程度:

在内蒙古煤挖煤不像山西、西些地方挖煤,它是打洞的,要挖井。在他不挖井,直接露天,露天就把整个草原破坏了。”

者:“就内蒙草原的生态问题和以往相比您是怎么看的?”

广:“如果挖煤的地方,有矿产的地方确破坏相当重。当然如果是没有煤,那地方是没有问题的。比如有些地区整个煤,一个煤是50公里。整个煤的50公里当中全部全面的开,无的开采致了整个重的破坏。很多内蒙有煤的地方,几乎境破坏的是根本没法看的一个景。”

广以自己在内蒙古的经历表示,牧民抗议矿山或油井破坏境和草原的事生。了防止内蒙古的抗和示威升失控,中国政府已内蒙古, 特是呼和浩特的戒然如此, 席海明表示,事不会就此平息下去:

这东西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不是一个死人的问题,而是一个蒙古草原、蒙古命根的问题。你在刨我的草原,要我的命啊。我是个游民民族,民族,我没了,我的游牧的草原被你破坏了,牧没了,你你想人怎么着? 我个事情并不是你死了一个人,该赔多少该赔一千万,一万万,这对不感趣。我趣的是我蒙古草原、我蒙古人的命运。”

当本台席海明先生, 假如中国政府征他的意, 他会如何言。 席海明先生表示, 他将要求明确相关法律法,切行,破坏境和草原者要; 保草原境不是蒙古族人与族人之的矛盾,草原被破坏,被沙漠化后引起沙暴,到全国各地对汉族人也不好 。席先生, 如果问题解决好了,蒙古人就不生气了。


以上是自由闻剑的采访道。

转自:http://www.tibetalk.com/bbs/index.php?all=1305430873

2011年5月29日星期日

王力雄:独派力量在崛起


 这次对话,中国网友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达赖喇嘛能否控制住藏青会等主张藏独的激进势力。对此,达赖喇嘛这样回答:“藏青会等一些团体发出批评我的中间道路,寻求西藏完全独立的呼声,而且这种声音近来有所扩大。他们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我们为互利所作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正面的成果,使得他们的意见越趋尖锐。然而,总体来讲,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信赖非暴力的和平路线,这是非常清楚的,不用担心。”

这个回答一是承认流亡社会存在对达赖喇嘛的批评,而且正在扩大;二是认为情有可原,责任是在中国政府;三是认为流亡藏人会坚持和平方式,不会使用暴力。

采访达兰萨拉的亚洲周刊记者有这样的报道:反对中间道路、争取西藏独立的力量已不再限于言词,而是积极付诸行动。他们目前瞄准了议会道路。在流亡西藏议会的四十三个议员中,上一届有七个议员公开支持西藏独立,这一届的四十二个议员中,有十四个议员公开表明支持西藏独立,独派人士正在部署明年的议员选举,目标是让主张西藏独立的议员在议会过半。那时就可以通过控制议会,从立法上完成路线转变,实现他们所说的“颜色革命”。

亚洲周刊记者还得知,独派力量的下一个目标是争取选出支持西藏独立的噶伦赤巴,彻底实现对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颠覆。目前独派人士已经成立了联合组织,召开联合会议,如果不能通过选举改变流亡政府,便以有宪法、有纲领的联合组织取代流亡政府。可以说,改变西藏流亡政府控制权的争夺战已经开始。

虽然真实情况不一定如亚洲周刊采访的那样严重,但的确主张独立的力量不但增强,且有变成主流的趋势。如独派作家加央诺布当年因为对达赖喇嘛的路线有质疑而受流亡社会的排斥,出走定居美国。去年我在达兰萨拉时见他再次归来,已变得广受欢迎,演讲时座无虚席,尤其为青年一代崇拜。

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的确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所导致,当达赖喇嘛的温和姿态一再遭到无理拒绝甚至羞辱时,如何还能让藏人相信他的中间道路有前途?这时,情况正如亚洲周刊在达兰萨拉采访流亡社区主要报纸《西藏时报》的总编辑龙热嘉所说:“对达赖喇嘛,过去是绝对拥护,但他的晚年,到了成为一种选项的时代。”

2010-7-31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转自: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419

2011年5月27日星期五

阿嘉仁波切为蒙古人莫日根超渡

今天,在美国印第安那州布鲁明顿的蒙藏文化中心,阿嘉仁波切为蒙古牧人莫日根举行了百灯供超渡法会。他说,在为莫日根超渡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警惕所谓的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清楚一切侵犯我们合法权益的行为,应该为我们后代的正常生存创造条件。同时,阿嘉仁波切呼吁中国政府,依法处理这一重大事件,重视目前普遍存在的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和对各种资源的疯狂掠夺。








2011年5月26日星期四

郭小荷 :川西天然林遭砍伐


环保草根行动者在试图保护中国西部天然林遭砍伐的同时,也揭露其中所隐藏的多方利益冲突。

今年3月,绿色和平组织赴川西调查发现,当地天然林正遭到大面积砍伐,引起护林志愿者、NGO与国家林业局有关官员广泛关注——为什么在相关部门声称大力保护天然林之时,出现与政策精神明显相悖的大规模砍伐?

被砍伐的天然林

去年底,志愿者王五之反映,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和白玉县天然林遭大面积砍伐。

2011年3月18日,绿色和平“森林犯罪调查小组”来到砍伐现场,发现的毁林事发地有:德格县的八邦沟、麦曲沟以及德格县和白玉县交界处的登曲沟。“沿途一路都能看到‘天然林保护区’的牌子,”易兰说,“这张照片上正是保护区的标识牌,面积有数千公顷,牌子后面被砍成这个样子。”

易兰说:“被采伐的大部分是直径达40—80厘米的云杉和冷杉,直径达到100厘米、高达20米以上的树也不在少数。”

调查小组发现,被砍伐的高大树木,有的已有百年树龄,且由于生长在高海拔寒温带地区,所在坡度陡峭、土层很薄,难以进行补植。易兰说:“在八邦沟,我们看到很多新植的杉树苗。但砍伐发生在陡坡,补植却仅在平地。”

除了“保护天然林”牌子后一棵棵还没来得及运送出去的高大树木,山体上已开辟出的“滑木沟”也随处可见。易兰说:“几公里的山路就有好几十处这样的滑木道,数不过来了。当地人也非常担忧,树都被砍了,极易引起山体滑坡。”

绿色和平介绍,四川西部地区的森林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天然林之一,栖息着熊、豹、白唇鹿、白马鸡等珍稀和濒危动物。砍伐森林破坏了它们的栖息地。在当地人的保护下,白马鸡数量近年来刚得到恢复,支离破碎的森林再次威胁其生存。

砍伐起因

绿色和平“森林犯罪调查小组”初步调查认为,天然林被毁,起因是当地正处于攻坚阶段的“牧民定居工程”。

据《经济日报》2010年7月报道,2009年四川省决定实施“改善藏族群众生产生活”三大行动。其中,藏区牧民定居计划决定在2009至2012年的4年内投资180亿元,在29个牧区县规划建设1409个定居点,改变10万户、48万未定居和半定居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家家有固定房、户户有新帐篷、村村有活动中心”。

对此易兰说:“政府帮牧民修房子定居下来,多部门配合。林业局作为配合的单位提供木材。”
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发起人冯永锋也参与了此次毁林调查,他说:“在牧民定居工程中已建成和在建的房子,很少使用全木结构。在相关通告中,也鼓励少用木材。”他认为,以牧民定居工程为由违反天然林保护禁令,是“为了某一政治任务置重大法律于不顾”。

绿色和平保护森林项目经理刘兵在其新浪微博上表示,支持民族地区的安居工程,但建议“严格规划用量,规范管理采伐运输,杜绝这种混乱不堪、对生态不利的破坏性采伐”。国家林业局巡视员杨百瑾在微博中回复:“问题可能还在基层林业部门。”

2010年5月中旬,四川省林业局在官方网站上公布:2009年,甘孜州德格县林业局与该县各乡党委、政府协商,确定建立6个牧民定居工程木材采伐供料点。“总共有4个点正在紧张有序进行采伐供料”。但具体到采伐点位于哪些林区、计划的采伐量是多少等信息,目前尚未公布。绿色和平已联系四川省林业局,希望可以公开更多信息,以监督在工程实施中,是否有借“牧民定居工程”之名乱砍滥伐、偷拉盗运天然林等情况。

是否违法

国家林业局于2001年5月8日发布实行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在距大江大河干流和一、二级支流第一层山脊两侧500米的范围内不得从事可能对林下植被造成破坏的一切经营活动。《四川省天然林保护条例》中也提到,禁止对天然林进行商品性采伐。
调查小组照片显示,此次很多天然林砍伐正是发生于江河两侧的山坡上。

易兰说,四川全省都在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区’范围内,在甘孜州白玉县等地的破坏性采伐,与国家‘天然林保护政策’的精神相悖。

2011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森林年”,也是中国天然林保护工程二期实施的第一年。今年1月,中国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在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说,与一期工程相比,二期工程“大幅度提高了森林管护标准”,“上半年要专门召开总结表彰大会,全面部署天保二期工程建设”。

民间护林行动

王五之是此次调查的线索提供者。去年10月,她随另一个NGO走访甘孜州当地的小学,发现路边到处都是还没有来得及清理的散落木材,感到非常震惊。她说,在和当地村民聊起此事时,村民的反应也很激烈。

有村民对调查小组说,曾见到每天有十几到二十几辆运木头的货车出入,其中有一些开出了甘孜州。村民们怀疑,这些被砍伐的林木不仅用于牧民定居工程,可能还存在偷拉盗运的商品性采伐。于是,村民们自发建起了检查站,3人一组,轮流看守,拦着不让砍。

“没有了森林,就没有了草原,没有了草原,就没有了牦牛,没有了牦牛,就没有了我们……”王五之在微博中写道,麦曲沟上游的藏族人,之所以愿意用生命捍卫家乡的森林,源于这首流传自远古的歌谣。她说,当时自发轮流守卫山林的村民中,有一位叫卓玛的学生,在青海读书时最自豪的就是告诉同学:我的家乡有山林。没想到这次回家,家里的山林都没有了。

国家林业局及相关部门的回应

绿色和平向国家林业局提交了这次调查的报告,目前林业局驻成都办事员已赴现场调查。同时,森林犯罪调查小组向国家林业局建议:一、调查结果出来前,至少在德格、白玉两县叫停天然林采伐;二、希望国家林业局对当地采伐量、采伐方式、采伐范围等情况深入调查,出台相关细则,以确保这些木材是被可持续砍伐的。

针对绿色和平要求公开牧民定居工程木材采伐信息,四川省林业厅答复称“我厅无您申请公开的信息,建议向当地林业主管部门了解相关情况”。随后,绿色和平向甘孜州德格、白玉两县申请信息公开。甘孜州林业局称“牧民定居计划的建房木材采伐量属国家秘密,不公开”。又称有文件规定, “林木采伐实行公示制度”,所涉部门“要将林木采伐许可证明确的采伐地点、面积、方式等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和舆论的监督”。

4月14日,国家林业局巡视员杨百瑾在微博上回复“森林犯罪调查小组”:“分配方案肯定是林业厅做的,怎么会没有信息。就是省政府给各地市下达也必须抄送林业厅,不然怎么监督。”
4月29日,“中外对话”记者联系了中国国家林业局监督办工作人员,询问林业局驻成都办事员赴川西天然林区的调查结果。工作人员说,目前调查结果还没出来,等出来后要请示领导,再按程序公开信息。

(来源:中外对话网;2011年5月25日)

转自:http://www.liaowangxizang.net/drupal-6.3/zh-hans/content/郭小荷

藏漢廣泛交流 中共驚慌大罵

作者:桑傑嘉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由於近幾年境內外藏漢之間不斷的對話,很多中國人已經比較理性的看待西藏問題。當然也少不了很多中國作家、學者們闡述和介紹西藏真相的功勞,這是一個非常可喜可賀的發展趨勢。當然,對這種開放、面對面的藏中交流感到最爲恐慌的就是中共獨裁統治者們。因爲,他們這麽多年對中國民衆進行的蒙蔽、欺騙、歪曲西藏曆史和醜化達賴喇嘛尊者等的垃圾一夜之間被真相的激流所衝垮了。

特別欣慰的是最近達賴喇嘛尊者訪問美國時,很多中國留學生出席討論會或者聆聽達賴喇嘛尊者的演講等等,更能說明中國民衆避開中共的謊言,渴望瞭解真相,以及表現出尊重事實的精神。

因爲藏漢民間越來越多的交流使中國民衆對集權政府對有關西藏問題、西藏宗教和西藏文化等的“說法”越來越懷疑,而且 開始主動瞭解真相、傾聽藏人的心聲——這樣的例子很多。有一位香港的華人在朋友的幫助下訪問了達蘭薩拉後,深深地愛上了西藏。而且,又因爲他的影響女兒第一次去西藏旅行。回來後他問女兒:“你對西藏感覺如何?”女兒想都沒想便說:“讓西藏獨立算了,因爲西藏確實不是我們中國的。”父親聽到後非常震驚,因爲 父親還是一個比較“大中國主義者”。

甚至還有人把自己的親朋好友當時加入中共軍隊入侵西藏時的記錄,包括私人信件等公開於衆。這一積極的藏中交流使中共更加緊張,因爲,“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知道真相之時,就是中共六十多年來苦苦編造的謊言揭穿之日,也是集權獨裁政權終結之辰。

達賴喇嘛多次與中國境內知識份子的對話,使藏漢民族之間有了一個良好的交流趨勢。這對於中共來說是件非常頭痛的事,當然唯一的辦法是進行大量抓捕、關押以及變本加厲的封鎖境外消息。

大家還記得之前像地溝油、毒奶粉和豆腐渣工程一樣,中國出了一個叫益多的寫手(其實根本沒有這個人),大開嗓門高論西藏問題,向中國社會銷售大量的“毒” 文章、“毒”觀點、“毒”結論。害得中國讀者對西藏問題越看越糊塗,越看越找不到邊。以次來欺騙中國民衆,醜化民主等普世價值,更不會放過對達賴喇嘛的大批特批。當然這個“益多”們是地地道道中共製造的有關西藏問題的“地溝油”了。

最近,我們又注意到新型“地溝油”,臭氣沖天。不用說了肯定是“中共産”的,而且,和“益多”一樣挂羊頭賣狗肉的,所以起名“紮西”。朋友開玩笑說:“益多”好像被炒魷魚了,這個紮西匆匆上陣——很難紮西(吉祥)了,畢竟是“地溝油”麽!”

總之,紮西“中國西藏網特約評論員”,接替“益多”高談闊論“西藏文化滅絕論”炮製的政治邏輯,說說十四世達賴們的“受益論”,西藏的“問題”是什麽,說說十四世達賴離譜的“政治改革觀”等等。其實以上這些問題被中共的寫手們說了無數次,是一些老得掉了牙的標題。但是,大家知道中國的“地溝油”的危害是很大的。所以,我也在這裏揭露一下“西藏問題地溝油”的“毒”性。

首先,我們看看紮西“大作”——“西藏文化滅絕論”炮製的政治邏輯,文章標題就是一個“中國特産”,因爲在中國任何問題中如有“政治”兩字,絕對會是非常嚴重的。如:某人有政治問題、這篇文章有政治問題——所以,紮西先生爲了體現問題的嚴重性特意強調了“政治”。

該文章的內容還是中共幾十年的陳腔濫調,以文化沙文主義者的角度大談西藏文化“佛教文化阻礙了西藏文化的全面的、健 康的發展,甚至最終使西藏傳統文化的發展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緊接著以大殖民主義者姿態說:“西藏和平解放特別是1959年實行的民主改革……西藏文化的 科學發展才掀開了新的一頁。”

最後的結論是:舊西藏怎麽怎麽落後,我共產黨“解放”後的今天多麽美好。這是中共“西藏問題地溝油”一大亮點點。很 可笑的是,他們似乎不知道這個世界一直在發展,如果你中共不到我們西藏來,我們照樣會活著,照樣會發展的,而且發展的絕對比現在更好。如果你不信看看我們西藏孿生弟弟—不丹,別瞧不起這個小王國。醫療費由國家承擔,教育由國家資助;環境保護的全球最好,更主要的是全球國民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而且,已經實 事民主制度,是全球唯一沒有流血而實現民主制度的國家。

不妨我們再退一步說,六十年前中國是什麽樣?六十年後,剛解決了溫飽問題就了不起了?別忘了西藏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吃不飽的問題。

另外,紮西先生只字不提中共入侵西藏後對西藏文化進行兩次毀滅性破壞的情況。如:“1958年之前,四川藏區共有 727座寺院,其中甘孜有540座(1959年4月19日《新華社內參》)。“民改”後甘孜只剩7座寺院,其他的被關閉或拆毀,有一些在戰爭中損壞。 ”(李江琳博客“文革:摧毀藏文化的第二波”)這七座寺院能躲避人類歷史上最殘暴的中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劫難嗎?回答是肯定的——無法躲避!

因此,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第十世班禪喇嘛在一九八八年"中國藏學 "第一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這樣說:“我們藏族地區的五千餘座寺院中 ,全部或絕大都分被完全摧毀 ,若論被破壞的,則是百分之百。被摧毀的寺院占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八 ,將近百分之九十九。剩下的七、八座寺院 ,其中沒有受到破壞的連一座也沒有 ,真是不可思議。在剩餘的寺院中,最完整的是布達拉宮,布達拉宮內部也受到衰敗,我說百分之百的寺院遭到破壞的原因也就在與此。在如此嚴重的毀滅中,西藏 的歷史、西藏的文明、西藏勞動人民千百年來奮鬥的果實全都毀於一旦。”

對了,還得說明一下西藏寺院並不是單純拜佛敬香的地方,西藏的每一座寺院是學校,數千計的西藏知識精英在那裏繼承西 藏傳統文化。而且,寺院也是博物館,收藏著數千年的無數西藏珍寶文物。另外,寺院也扮演者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角色。西藏的寺院遭到如此毀滅性的打擊,對西藏文化的打擊一目了然。這不是文化滅絕?不要拿“四人幫”之類的東西忽悠我們!

再看看如今中共殖民統治的狀況。一個自治區和二十個自治州、兩個自治縣和自治鄉什麽時候徹底實施了你自己的“自治法 ”?再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欺騙手段:第十七條自治區主席、自治州州長、自治縣縣長由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擔任。天下人知道,在共產黨的最高權力不在這些戴“長”的人手中,而是“書記”獨攬大權 的。不然那個“總書記”還要元老們隔代“指定”麽?

我不想說很多,我們只從語言文字的使用方面看:1987年通過的[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 行)] 第三條自治區各級各類學校的藏族學生,必須把藏語文列爲主課,其他課程原則上以使用藏語文教學爲主;積極創造條件,在招生考試時,做到以藏語文授課的課程用藏語文答卷。這一條又在2002年5月修改爲:“自治區各級國家機關在執行職務時,藏語文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歸根結底,中共拿所謂的《語言文字法》抹殺了西藏人在《民族區域自治法》下享受的有限之保護語言文字條款。因爲當今的集權統治下,地方是無條件服從中央的,所以《民族區域自治法》絕對不是《語言文字法》的對手。

“語言是一個民族的精髓,也是民族精神表達的一個重要方面;語言既是民族認同的一個重要內容;語言是文化的重要方 面,是文化的靈魂;民族語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載體,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語言是文化的資源;民族的語言與文字不僅表現民族智慧,且常常成爲民族的圖騰般的象徵。而且,80%的文化是通過口語和文字流傳下來的。”

西藏民族的“精髓”、“靈魂”、智慧”、語言文字都給閹割了——這難道不是文化滅絕?我們村子裏和我同齡人中沒有一個人會說一句完整的藏語,更何況他們已經爲人父母,他們的孩子還有希望麽?這難道不是文化滅絕?是什麽?

紮西先生的另外一個主題是:說說十四世達賴們的“受益論”。我們從標題可以看出所謂的“受益論”中的“受益”指的是 漢人受益。漢人在那裏受益?當然是在西藏受益。紮西先生可有意思,他想證明漢人在西藏沒有受益,這是“十四世達賴”們“推銷的觀點”,而且,“美國等也襲用了論調”。

不愧爲中共“寫手”,事實明明擺在全世界人眼前置之不顧而說瞎話。誰不知道中國在西藏的利益是巨大的,從霸佔疆土到資源的掠奪,從戰略地位到經濟戰略,那方面中國不受益?中國受益,漢人不受益麽?再說,既然紮西先生覺得在西藏沒有利益可以請自己的“主子”回去。因爲,西藏從來沒有請任何漢人,我們非常歡迎這些“不受益”的漢人離開西藏。不要在不受益的情況下“苦守”西藏,不要在高原症的痛苦中戀戀不捨西藏。藏人祖祖輩輩活下來了,而且,在沒有漢人的情況下。所以,謝謝!別擔心!藏人會活下來,走吧!殺殺燒燒來西藏,輕輕悄悄走回去,如想帶走一片雲,我們不會有一絲吝嗇之心……

當然,紮西先生也會感染了“主子”的無賴、狡辯之習,所以,我們再看看漢人是怎麽受益的:“早在2008年 3月的抗 議爆發之前,西藏實行戶籍改革的措施之一,是爲了鼓勵內地人在西藏紮根落戶,而給其辦理西藏戶口。從四川、河南、陝西、甘肅等各省來的打工者,蓋房子的、開餐館的、修車的、種菜的,等等,擁有“雙戶口”、甚至改族籍的移民數量不少。許多移民都是舉家入藏,爲此專門辦的有農民工學校;而其他學校如實驗小學、拉薩中學等,非藏族學生的比例很高。至於“高考移民”也是年年都有,北京某重點大學60多名藏族學生,其中近一半是以藏族族籍爲名而入校的非藏族。

同時,以需要開發和發展、引進人才和投資爲名,出臺了諸多優惠政策,如2000年拉薩市《關於引進人才的暫行規定》中,就聲明“將在職稱、科研資金、工資、獎金、住房、戶籍等方面享受特殊優惠政策。”青藏鐵路通車之後,據《鳳凰周刊》專題文章《炮聲驚動布達拉宮》報道:“2006年,西藏自治區制定了一系列鼓勵國內外客商參與礦產資源開發的優惠政策和措施,在稅收、征地、金融、辦理各種手續上給予特殊的扶持。”到了 2009年,出臺的《拉薩經濟技術開發區各項優惠政策匯總》,強調“結合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針對西藏實行的優惠政策及開發區實際”,從土地、財稅、金融、外經貿、工商行政管理等方面,給予相當誘人的優惠政策,並在戶籍方面,承諾10萬元以上的投資者,“本人、配偶及子女”,非農業戶口的可以落戶,農業戶口的可以解決“西藏自治區藍印戶口,在藏工作或居住滿 3年後轉爲非農業常住戶口。”——唯色文章《入藏移民與政府政策是否無關?》

漢人不受益?再看看沒到西藏照樣受益于西藏的漢人。從西藏安多到康區,再到衛藏有多少個水電站?僅僅黃河上游有多少水電站?西藏人二十四小時開足所有的電器去消耗也用不了這麽多電。相反,事實上藏人還鬧“電荒”著呢!這些電站的電是誰用?不會是“達賴集團”用吧?

不用我多說,就在西藏的漢人也無法忍受而感言道:青海的石油運走了,青海的天然氣運走了,青海的蟲草運走了,青海的鉀鹽運走了,青海的黃金運走了,青海的昆侖玉運走了……原子彈卻降臨在青海了……總之,西藏養著中國,漢人豈能不受益?

我們再看看紮西的大作《西藏的“問題”是什麽》,他的觀點是:西藏問題是達賴喇嘛“經典”說辭。所以,紮西看來沒有“西藏問題”,而且,如有問題那就是“主子”說的:“西藏自治區還存在著一個問題,那就是各族人民同達賴集團爲代表的分裂勢力之間的特殊矛盾。”

紮西先生是新手,難怪不知他的“前輩”們每天叫嚷“西藏問題”國際化事。西藏如真沒有問題,怎麽能“國際化”?中共養的寫手們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呀!

真的沒有西藏問題麽?08年之前平均每年2500到3000藏人流亡印度,而且,百分之七十是來求學的,十幾萬的藏人流亡國外。中國政府在西藏踐踏人權記錄每年“金榜題名”,有多少政治犯關押在黑牢裏?這不算“問題”嗎?

再請看中國民間組織“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藏區3.14事件社會、經濟成因調查報告》,該報告說“一場巨大的社會矛 盾不可能單單依靠外部因素就能形成,必然有其內部成因—”。該報告最後提出的建議第一條:“認真傾聽普通藏人的聲音,在尊重和保護藏人各項權益的基礎上,調整藏區政策思路,制定適合藏區特點、符合藏人意願的發展政策。”。說明中共至今在西藏每一個政策從來沒有聽藏人的聲音,沒有尊重和保護各項藏人權益,不 符合藏人的意願。藏人不反抗才怪。

再說紮西的另外一個說法是,“達賴集團在1959年出逃之後,一直在不斷策劃在國內藏區製造各種事件”。紮西先生這 話不給“主子”面子,當心被炒。中國自稱是當今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國防等實力世界前茅。區區達蘭薩拉和達賴喇嘛能製造什麽呢?實在是藐視中國和國寶們了,他們准不會是喝西北風的吧?

所以,西藏問題不僅存在,而且,問題非常嚴重。只是中共不敢面對而已,不面對,不等於沒有問題。紮西先生這樣說,確實對不起西藏三區荷槍實彈駐守的“金珠瑪米”們了,讓他們回家吧。

紮西先生的另外一個問題:“達賴集團今年搞“西藏問題”國際化又有了新的花樣——一邊搞十四世達賴的所謂“退休”,一邊又“強烈呼籲”“中國急需政治改革”。這事有點滑稽。”這是來自《說說十四世達賴離譜的“政治改革”觀》中的觀點。
首先,紮西先生在這裏否定了自己在之前說沒有西藏問題的觀點,又像他的前輩們一樣高呼“西藏問題國際化”新花樣是達賴喇嘛“退休”。什麽邏輯?毒奶粉吃多了?

達賴喇嘛的政治改革觀:衆所周知達賴喇嘛從親政開始對西藏社會進行改革,成立了改革委員會,並實施改革。但是,當時遭到中共軍方處處嚴重干擾,沒能徹底改革。

1959年流亡印度後,第一個就是進行政治改革,權力下放建立民主體制,推動和完善民主體制。成爲上世紀權力下放推動民主制度的表率,不久,不丹國王學習達賴喇嘛下放權力,推動民主制度而聞名世界,成爲世界上沒有流血轉型爲民主制度的國家。

特別是今年,達賴喇嘛做出更大的改革——達賴喇嘛體系退出西藏政壇的決定。只擔任宗教領袖,如第一世之四世達賴喇嘛,把所有的政治權力交給了流亡藏人選舉的首席噶倫。

達賴喇嘛順應普世價值,尊重人權、民主。並在沒有國土,沒有家園的流亡小區努力推廣民主制度,按人類社會發展與價值 趨向進行改革,有問題嗎?當然對於一個極權獨裁者肯定是恨之入骨,不過要切記:順者昌而逆者亡。所以,達賴喇嘛呼籲中國政治改革可把紮西們給嚇壞了,只有用大罵特罵來欺騙國內民衆。

其實,達賴喇嘛只是表達了中國人民的願望而已,如“六四”數以百萬計的民衆抗議運動、還有最近中共恐慌萬分的“茉莉 花革命”都表現了中國人民渴望改革,民主和自由。更何況,溫家寶總理也不是以“政治改革”口號處處作秀?達賴喇嘛呼籲一下有何不對?當然說到了獨裁者的致命點了,所以,紮西們的驚慌失措和憤怒就不難理解了。

2011/5/18于達蘭薩拉



转自:http://sangjey.blogspot.com/2011/05/blog-post_25.html

2011年5月25日星期三

中国内蒙爆发30年最大规模抗议活动


中国内蒙锡林浩特爆发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2000多名蒙古族学生和牧民在当地政府所在地示威,要求惩罚碾死牧民莫日根的肇事者,保护蒙古族人民的权益和他们赖以生存的牧场和家园。

设在美国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媒体负责人霍特拉(Dugarjab Hotala)对美国之音说,5月25日,2000多名蒙古族学生在内蒙锡林浩特政府大楼前举行抗议示威,要求政府尊重蒙古族牧民的权益和尊严,惩罚被煤车碾死的牧民莫日根的肇事者。

这位负责人说,这是内蒙30年来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当局面对如此多蒙古族学生和牧民的抗议,没有采取强制的措施,在对学生和牧民代表做出三项承诺后,抗议和平结束。

霍特拉说:“第一是处理莫日根被碾死的事件;第二是其它的冲突要合理的解决;第三是以后要尊重牧民的权利,类似的事情要在当地的媒体上曝光。”
阿嘉仁波切(活佛)在美国为牧民莫日根念经祈祷
阿嘉仁波切
阿嘉仁波切(活佛)在美国为牧民莫日根念经祈祷
不过,两天前由上百名的牧民和部分学生参加的示威,却遭到了当局的镇压,至少5人被捕,其中包括一名蒙族学生。这位人权观察人士说,当地蒙族人对汉人肇事者说,轧死一个蒙古族人最多赔40万元,感到特别愤慨,才激起民愤,引发抗议。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说,当局承诺这次事件的受害者家人将获得房子和60万元的赔偿。两名肇事者逃逸后已经被缉拿归案,将受到审判。

面 对一些商人唯利是图,不顾环境保护和牧民的利益,肆意开采当地的煤矿,一些牧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维权。今年5月10日晚,莫日根和一些牧民在浩勒图高 勒镇其家附近的公路旁,阻止破坏牧场的运煤卡车经过。在拦截过程中与酒后驾车的司机李某和卢某发生争执。莫日根在车前阻挡,却被卡车从身上碾过,拖出 150多米,当场死亡。

牧民莫日根被运煤车碾死的事件,随着各方事态的发展、陈情抗议等方式的不断升级,最后演变成内蒙30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有着其深层的原因。
蒙古族学生和牧民在政府楼前抗议
smhric
蒙古族学生和牧民在政府楼前抗议
*阿嘉活佛:蒙古族人权被践踏家园被侵蚀*
在美国的前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的原藏传佛教六大寺院之一的青海塔尔寺住持阿嘉仁波切(活佛)说,他对莫日根因捍卫蒙古牧民权益和家园被活活碾死感到非常痛心和震惊,为莫日根的死亡,念经祷告。

他说:“在内蒙,有大量的内地人的移民,近期对内蒙资源的大量开发,对环境保护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侵蚀,非常厉害。当地蒙族人忍无可忍时,只能‘官逼民反’,起来捍卫自己的权益。”


他说,蒙古族是中国经济发展中被遗忘的弱势群体,不仅他们的文化和民族权益被侵蚀,而且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家园被无情的侵占和践踏。阿嘉仁波切说,这不仅暂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将来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更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转自美国之音: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525-Mongolian-122601904.html

锡盟蒙古族学生示威游行,抗议随意残杀蒙古人的行为 -- 图片报道

















转自:http://smglnc.blogspot.com/2011/05/blog-post_5611.html

2011年5月24日星期二

王力雄:如何看待十七条协议



对半个世纪前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者的看法完全不同。中国政府目前正在举行规模宏大的纪念活动,西藏流亡者则普遍认为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没有合法性。对此应该怎么看?

我认为,虽然十七条协议的确是在军事威胁下签订的,但不能因此断定不合法,因为历史上和国际上很多重要协议同样是战争的结果,都在得到执行。但是十七条协议的合法性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作为一个由双方签订的协议,需要对协议进行完整的实施,而不能只实施部份条款,不实施另外的条款。十七条协议中关于西藏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不强迫西藏改革、维护西藏宗教等条款,从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后就不再实施,而这种改变没有得到签署协议的另一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十七条协议应该被认为已经终止。

然而十七条协议对中国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在中国与西藏改变原本以“礼”维系的东方式关系、接受以“法”建构的主权关系之后,西藏方面第一次正式承认西藏属于中国,是唯一的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如果十七条协议终止,其中的西藏属于中国的承诺也就随之变为无效。

这一点是“西藏问题”之所以存在的基础,国际社会对流亡西藏的支持,根源也可以追溯到这里。因此,解决西藏问题,最佳途径莫过于中国与西藏重新签订一个确定西藏归属中国的协议。

目前,能够被绝大多数藏人共同听从的唯有达赖喇嘛,除此没有人可以整合已被严重分化的藏民族,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达赖喇嘛是藏民族的代表,因此他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同时有利的因素在于,达赖喇嘛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如果能够达成一份达赖喇嘛签署的法律文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那么无论藏人还是国际社会,从此对西藏属于中国的事实就无从质疑,西藏独立的诉求也就失去根据,占中国四分之一面积的领土从此也将不再有合法性方面的争执。

中国政府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健在的时候签下这样一个协议,达赖喇嘛一旦去世,机会就可能失不再来。因为在西藏是否归属中国的问题上,除了达赖喇嘛,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整个藏民族。

目前中国政府之所以拒绝与达赖喇嘛谈判,原因在于达赖喇嘛不是无条件地同意西藏留在中国。作为交换,他要求中国方面给整个藏区以高度自治。其实,只要西藏主权能够保证,藏区怎样划分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西藏高度自治则可以减轻中央政府的负担。邓小平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说法是“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达赖喇嘛则明确表示了不寻求独立,因此,双方在根本立场上已经是一致的,那么现在该做的就是开始谈判。因为只有谈,分歧才能开始接近,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是符合中国人民和西藏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2001年5月26日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26


十七条协议是否还有效

王力雄


有人对《我和平汪先生的共同心愿》一文提出质疑,认为1951年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已经解决了西藏归属问题,因此中国政府不需要和达赖喇嘛再达成协议。

的确,当年的“十七条协议”有西藏谈判代表签字,也有达赖喇嘛正式批准协议的电报,虽然是在中国军事威胁下签订,但国际上很多重要协议同样是战争结果,都在得到执行。“十七条协议”是否有效,并非从这个角度论。

从法理而言,一个由双方签订的协议,只有在协议得到完整实施时,才能被认为协议成立并且合法。如果实施不完整,只实施协议的部份条款,不实施协议的另外条款,协议便等于是无效的。

把“十七条协议”的每一条用一句话概括,分别如下:
一、西藏属于中国;
二、西藏同意解放军进藏;
三、西藏自治;
四、西藏现行制度、达赖和各级官员的地位不变;
五和六、恢复班禅地位;
七、维护西藏宗教;
八、藏军改编为解放军;
九、发展西藏教育;
十、改善西藏人民生活;
十一、中国不强迫西藏改革;
十二、对西藏官员不究既往;
十三、进藏解放军遵守军纪;
十四、中国掌管西藏外交;
十五、中国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
十六、中国担负其在西藏所需的经费;
十七、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从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之后,以上协议中有关西藏自治、西藏制度不变、维护西藏宗教、不强迫西藏改革、对西藏官员不究既往等条款就停止实施,甚至反其道而行,那种改变却没有得到签署协议的另一方──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因此从法理角度,“十七条协议”相当于被废止。

“十七条协议”是历史上西藏方面正式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的唯一文本。随着“十七条协议”废止,其中西藏属于中国的条款也同时废止,那么在西藏归属中国的问题上,就面临了合法性方面的空白。

“西藏问题”之所以存在,这一点是根源,国际社会对流亡西藏的支持,基础也在这里。因此我才提出,解决西藏问题,最佳途径莫过于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重新签订协议,确定西藏归属中国的法律根据。

那种认为西藏已在中国之手,是否有法律根据并不重要的看法是短视的,因为西藏问题的考验不在平时,而是在历史关头。身为世界两霸之一的前苏联比今天中国更强,却能在一夜间四分五裂。至今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中国,未来难以避免转型的震荡,如果那时西藏归属仍然没有法律根据,当年蒙古独立的历史就并非没有可能重演。

2005-5-19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53



How Should We View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Written by Wang Lixiong

Translated by Ogy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ibetan exiles hold different views on 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signed half a century ag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currently holding large-scale celebrations while the Tibetan exiles repudiate the agreement for its being illegitimate. Then how should we view the agreement?

According to me, though the agreement was signed under threat and force, illegitimacy cannot be established just because of this as many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signed and implemented in the history were also consequences of wars. However, legitimacy of 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also needs to be looked at from another angle --- being an agreement signed by both the sides, there had to be comple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tire agreement but not just parts of it. Terms like no change to the earlier Tibetan systems, Dalai Lama retaining his position, no forced reforms in Tibet, protection of Tibet's religion etc, in the agreement were no more implemented since the Lhasa Uprising in March 1959, and these violations did not get consent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agreement --- the Dalai Lama and local Tibetan government. Therefore, 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should, just because of this, be considered terminated ever sinc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greement to China is that the agreement,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accepting China’s sovereign relation with Tibet bound by "law" from the earlier eastern type of relation based on “courtesy”, Tibet officially agreed to be a part of China, which became the only document with legal effect. With the termination of the agreement, terms of Tibet belonging to China in the agreement also cease to be valid.

This is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Tibet Issue” and where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he exile Tibet can be traced to. So the best way to resolve the Tibet issue is to sign a new agreement with Tibet that confirms Tibet belonging to China.

So far, Dalai Lama is the only person majority of Tibetans can comply with and nobody can integrate the seriously divided Tibetan people apart from him.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enerally recognizes the Dalai Lama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so he has sufficient authority. Meanwhile, the beneficial factor is that the Dalai Lama expressed many times his willingness to be a part of China. If a legal document accepting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Tibet can be signed with the Dalai Lama, since then there would be no doubt over Tibet belonging to China by the Tibeta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us there would be no ground for the pursuit of Tibetan independence that would finally end the legal dispute over one-fourth of China’s territor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embrace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to sign such an agreement while the Dalai Lama is still alive, such opportunities will be lost forever after the Dalai Lama since only he can convince the entire Tibetan people over the issue of whether Tibet belonging to China or not.

China’s rejecting negoti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is because the Dalai Lama does not agree Tibet to stay under China without conditions but demands genuine autonomy for the entire Tibetan regions in exchange. Actually when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Tibet is guaranteed, how to divide Tibet would just be a technical issue and this genuine autonomy would reduce administrative burden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ng Xiaoping said of the Tibetan issue, "Anything can be discussed except independence", and the Dalai Lama clearly said that he would not pursue independence, thus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s of both the sides are already consistent and so what should be done now is to start sincere negotiations. Because only through dialogues, differences can be minimized and problems can be resolved.

On May 23, 2011


转自:唯色博客 http://woeser.middle-way.net/

2011年5月23日星期一

西藏六十年:变迁与人权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1,05,21) *5月23日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六十周年* 今年5月23日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六十周年。六十年来西藏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现在西藏的人权状况如何?我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几位关注者。

*朱瑞:从完整到破碎,抓人多,监狱多,海外藏人绝食抗议,应引起每个人关注*

台湾允晨文化公司新近出版的《拉萨好时光》一书的作者、现在居住在加拿大的作家朱瑞女士回顾西藏六十年来的变化。她认为:“西藏这六十年的改变,简直就是一个从完整到破碎的过程。在我这部历史小说里,描写的都是些真实的事情。

西藏的从前,不能说是丰衣足食,起码是很平静的一个世界。尤其是达赖喇嘛执政的这天,他把所有犯人都释放,监狱都空了。现在西藏每个地方,监狱我不知道有多少了,每天都能听到有人被抓起来。

不久前的3月16日格尔登寺一位僧人无法忍受中共的残酷,他自焚了。3月17日到4月17日之间,中共当局就抓起一百多僧人。4月21日,又抓了三百多僧人。至今不仅没有被释放,现在还不断抓人。

又听到有一位作家,一位非常优秀的僧人,人们叫他‘小根顿群培’,根顿群培是西藏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学者,被叫作‘小根顿群培’的僧人作家,就在从青海到阿坝的路上被抓起来。他已经被抓好几次了。

自焚的那位僧人的邻居现在也被抓起来,隔壁邻居的爸爸、妹妹和这邻居的孩子都被抓起来。所以现在西藏境内,人权就不说了,就是人们生存的权利都在面临威胁。中国还在谈‘解放西藏’,它的‘解放’其实就是把一个正常社会,变成一个地狱。这应该引起每个中国人,甚至是每个人的关注。”

主持人:“在最近这几天,从格尔登寺方面有没有传来什么新的消息?新的情况?”

朱瑞:“最近阿坝格尔登寺那边不停传来僧人被逮捕的信息。现在引起世界的关注,在不同国家的藏人进行绝食抗议,包括我们加拿大的多伦多。西藏青年会发出一个信息‘绝食绝不停止,直到西藏阿坝地区的人权有所改善’”。

*格桑坚赞:当局为“和平解放西藏六十周年”大搞庆典,近期多位藏人因言论被判刑*

接下来我采访了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西藏问题研究员、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先生。

主持人:“近期有一位28岁的僧人作家卓日次成仅仅因为写作被判刑四年半,能不能请您就您所了解的,作些介绍?”

格桑坚赞:“不仅仅是这位28岁的作家被判刑,最近有很多个案。我知道的,有作家从北京返回阿坝被判了刑;西藏自治区江达县一个寺院里,有两位僧人被判了刑;四川省的阿坝州有教师被判了刑。。。所有都是在最近几天发生的。由于言论方面原因,有很多人被判刑。

中国当局现在要搞一个大型活动,5月23日是中共所谓‘和平解放西藏六十周年’,大搞庆典。7月1日是中共建立九十周年,当局把所有稍微跟政府有一点不同的声音,就用打压对待。现在整个西藏形势就是这样。”

*格桑坚赞:军警包围阿坝格尔登寺两月余,二人被打死,多人受伤,抓走三百多人下落不明

主持人:“前些时候中共当局有关方面派武装力量包围了阿坝格尔登寺,寺院里据说有两千多人,这数字对吗?”

格桑坚赞:“阿坝州有六十多万藏人,阿坝州的格尔登母寺是阿坝地区最大的寺,格鲁派寺院,它的分寺都有七十多座。

中共原来的文章里,就是2008年格尔登寺曾经反抗中共的活动,中共文件中曾经用过‘一千五百多名僧人’。但现在被包围的阿坝格尔登寺里所有僧人是两千五,这个数字是正确的。”

主持人:“这次事件以来,有多少人被抓走?”

格桑坚赞:“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3月16日洛桑平措这位僧人自焚去世以后,阿坝县的格尔登寺完全在被武警包围中。21日,阿坝州州长,包括阿坝州州委书记有个讲话,把这个事件定性为‘国际反华势力,包括达赖分裂集团在藏区搞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已经被抓走三百多人,把这些人带到什么地方或者关在什么地方,现在都无法知道。”

主持人:“有没有放回来的?”

格桑坚赞:“一个都没有放出来。在阿坝县格尔登寺母寺,有六十多岁的一位老夫和一位老妇人,两人被打死。”

主持人:“是僧人吗?”

格桑坚赞:“不是僧人。军警包围以后,外面的群众声援寺院。军队把僧人与民众隔开。军警进入寺院进行抓捕的时候,很多当地民众阻拦军队抓走僧人。两位年纪大的民众被打死,很多人受伤。”

主持人:“分寺也有人被打死吗?”

格桑坚赞:“壤塘县分寺里声援母寺发生过请愿活动,有人被打死。在网络上可以查到。”

*格桑坚赞:2008“拉萨事件”至今,至少280人被打死,500多判刑,约3000仍下落不明*

主持人:“三年前‘拉萨事件’中有些人到现在仍没有下落,您有没有收集这方面情况?”

格桑坚赞:“2008年3月10日开始有僧人进行抗议活动,蔓延到西藏整个地区以后,当时我们掌握的数据就有九千多人失踪,现在我们掌握的有名有姓的就有二百八十多人被打死,五百多人被判刑。

现在就我们所知道的,失踪的这五千多里面,陆陆续续遣返回原地的大概两千左右。此外大概三千左右我们现在也无法知道到底被关在什么地方,或已经被打死,或已死去。

我们现在知道的,整个拉萨地区所有寺院里,中共很多军队进入,包括进各个僧舍里搜查。一般民众去朝圣,都管得非常严。不仅是阿坝州情况严峻,整个西藏都被控制得非常严。

甘肃有个拉卜楞寺,2008年大概4月份,国际新闻媒体到达拉卜楞寺,当时很多僧人、民众跑出来控诉当地局势,当时被抓捕的僧人遭到严刑拷打以后,有两个僧人,一个是今年2月份去世的,另一个叫嘉央金巴是今年4月3日去世的。

这些西藏民众参加抗议活动的,被抓走后经过严刑拷打,许多放出来的在家里由于得不到治疗死去。

从2008年3月16日,阿坝格尔登寺发生最大的抗议活动,当时中共报道讲是‘一千五百多名僧人里,有三百多人参加’他们所说的‘打砸抢烧活动’。光是我们知道有名有姓的仅仅阿坝县就有二十三人被打死。

所以,现在每年3月16日阿坝县都会发生僧人抗议活动。这种活动从2008年到现在,今年3月16日藏人洛桑平措自焚。去年也有一位藏人自焚,前边还有三位僧人,包括七十多岁的老人自杀,向全世界说明对当地中共对藏人的一些做法,包括对现在中共政策的不满,他们以死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全世界应该关注中共现在对西藏人的这种作法。”

*一僧人:千多军警寺内僧房前站岗,说是“要爱国教育,要活动”,取消僧人年度假期*

我又采访问了现在住在印度达兰萨拉的一位年轻的西藏僧人,他了解目前阿坝格尔登寺的一些最新情况。他说:“现在格尔登寺的情况是,每个僧房的门前都有军警站岗。”

主持人:“一共有多少僧房呢?”

僧人:“差不多有一千多。”

主持人:“也就是说,进驻格尔登寺的军警人员有千人以上吗?寺庙外围可能还有,人数会更多?”

僧人:“对,对。”

主持人:“被带走的那些人回来了没有?”

僧人:“还没有回来。带到哪里去了我们都不知道。民众也进不去,僧人也出不去这个寺院。”

主持人:“那生活上怎么办?从三月中旬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

僧人:“生活方面上个月特别难,因为寺院和上街的地方很近,我们僧人都不准备大米等等,

最困难就是现在食物方面,军警出去然后带过来给总管。”

主持人:“对目前格尔登寺发生的事情,您个人怎么看?”

僧人:“我个人看法就是,不是平措自焚的时候,他们(当局)闯过来的,他们早已有准备。因为这个格尔登寺2008年有抗议,他们就有想法要这个寺庙毁灭,平措自焚以后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冲过来。”

主持人:“您认为现在封锁要把这寺庙毁灭,看守这些僧房是要干什么呢?”

僧人:“他们说八月之前都要这么做,说是‘要爱国教育,要活动’。本来六、七月份到八月为止,我们有两个月假。”

主持人:“两个月假期,正常情况下僧人可以外出到别的地方去吗?”

僧人:“对。有些牧民专门夏天在这个时期要去老家。但这个假当局已经取消了。”

*作家朱瑞RFA总部接受专访录音剪辑(详细版)*

今年三月,台湾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拉萨好时光》。4月1日作者朱瑞女士应邀在自由亚洲电台总部接受了我的采访,视频部分当天已上网。因视频篇幅有限,以下请听专访详细版录音剪辑——

朱瑞:六十年前西藏人真实生活场景被中共官媒和炮火埋藏得太深太深

主持人:“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写这样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朱瑞:“我是在拉萨工作期间,那是十年前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到现在为止已经十年。”

主持人:“书名叫《拉萨好时光》,怎样得名?”

朱瑞:“因为我所写的是1880年到1960年之间的拉萨,那段时间主要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世的时候,西藏是完全独立的那么一种现实。我所描写的是当时西藏各阶层藏人真实生活场景。”

主持人:“能简要讲讲这部长篇小说的梗概、主要人物、历史线索吗?”

朱瑞:“这书主要是通过一个西藏贵族夫人一生的喜怒哀乐来展现一个时代。而那个时代,这五十多年来被中共的官媒和炮火已经藏匿了太深太深,我们很多人都不了解。”

主持人:“当代中国人读小学、中学的时候,都会接受到宣传和教科书所给予的一些定论,说‘拉萨。。西藏在1959年之前或说1949年之前是处于一种非常黑暗的制度中,那个制度很落后很残酷。1959年发生了叛乱,平叛之后开始有更多汉人进入西藏,使得西藏社会慢慢进步了’。那么,您通过采访和写作这本书,对官方这个说法,个人的考察感受是怎样的?”

朱瑞:“应该说恰恰相反,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因为我到西藏后看到的,恰恰和中共官方宣传截然不同。宣传中说西藏是最黑暗、最落后、最残酷、最野蛮的,三大领主对西藏的普通人是怎样压榨。。。我到西藏后接触了个各阶层,尤其是西藏的贵族阶层。尽管现在贵族阶层基本上完全消失,但他们的精神还在。那种善良、优雅。。。甚至他们过去居住的那些古老的房子,尽管今天已变成几乎是一片废墟,可是通过这些残迹,我仍然能够感受到过去的辉煌,我决定把它展现出来。”

主持人:“您写这部小说为什么会花这么长时间?”

朱瑞:“应该说中间我还是停了八年的时间。。”

主持人:“(笑)说十年是从开始动笔到出书。。。我以为。。。”

朱瑞:“(笑)对,对。因为从西藏拉萨,我移民到加拿大,这期间有八年时间停止(写这书)了。2008年我看到中共再次谈西藏是最黑暗、最落后、最野蛮、最残酷,我觉得和现实完全不同,它决定我把这小说写完。”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小说是可以虚构的,您写这部小说到底有多大成分是虚构的?哪些部分来源于真实?”

朱瑞:“其实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原因就是它主要是真实的,基本都是真实的。当然可能有些细节是我有一点点虚构,所以这小说和我以往关于西藏的小说不同之处也在于主人公和所涉及到的主要人物都用真实名字,通过一个贵妇人。。。这个主人公也是真实的。”

主持人:“用他们真实的名字,主人公、这些原型他们还在世吗?”

朱瑞:“有的还在。”

主持人:“您说是以这位贵妇人、贵族表现他们的文明和优雅,那么在这书中,有没有其它阶层的人物呢?”

朱瑞:“有啊,我就是通过她个人的喜怒哀乐,展现西藏各个阶层。。。牧人、农人、僧人,以及西藏的知识分子。。。因为对她生活所涉及到的各个阶层的人物,我都进行了描绘。

这里还有个问题,我出生在中国,我们从来就没有贵族。几千年来,就是官民之间的矛盾导致平民起义不断发生,甚至是世界历史之最。我们的社会是动荡的,从来没有贵族,只有暴发户。西藏就不是这样,西藏贵族的产生说明它那个社会是稳定的也是合理的。”

朱瑞:我看到“用人头骨做成碗”,真实与宣传截然不同

主持人:“一提到西藏的历史和贵族,人们往往就会想到‘农奴主’阶层,而且会想到在中国大陆六、七十年代,在北京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上,有民族文化宫,里面有个特别的展览会,就是表现西藏的农奴主是怎样残酷对待农奴,把他们的人头骨做成灯、做成碗。。。日用品,这就给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人留下一个印象,来诠释1949年或者说1959年前的西藏。在您的小说中,有没有涉及到与此相关的?您在采访中有没有看到像我刚才讲的展览会所展览的内容,哪怕是一点点?”

朱瑞:“首先我认为在西藏根本就不存在农奴主和农奴,那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定性,事实上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西藏社会有贵族、平民、农人、牧人、僧人、阿尼等等阶层,您刚才说的什么头盖骨啊,我从小也接受那种。。。什么剥人皮呀。。。甚至人皮就在那里摆着,让你不能不信,说用人的腿骨啊。。。等等,说起来是非常残忍的。

事实上,这些事情也不是没有,可完全是另外一种。。。我们对西藏文化的无知导致了。。。或者是统治阶层是别有用心的一种宣传。

我在西藏,天葬的时候我去了,在一个比较有名的天葬台叫‘直贡提天葬台’,恰好看到一个人在做把人的头盖骨做一个酒碗,它是要供奉护法神的,也告诉我,有人也用人的腿骨做一种法器。

这并不是说要把活人的什么东西取下来,而往往是去世的人在生前有一个愿望,如果能够把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用作法器,他觉得那是他生生世世的福报,同宣传是截然不同的。”

朱瑞:我觉得文化只有相同和不同,不存在落后与进步之分

主持人:“大陆宣传中常常会讲,西藏很落后,文化也是很落后的。由于汉人的进住和汉人比例的增加,提升了这个社会的文化的先进程度。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朱瑞:“我觉得文化只有相同和不同,不存在落后与进步之分。从来在中国就没有真正的人类学,我们不懂怎样尊重其它民族的文化。在西藏,如果你深入进去的话,那是和我们的文化、伦理、习俗都截然不同。就像我们从亚洲来到北美一样,就觉得不适应,甚至有的人在这里多少年,就是一生也无法适应北美的文化。那不能说你中国的文化就是进步的,北美的文化就是落后的。

西藏也是一样,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它都是独立的。因为你从走进去就发现,没有一样和我们是一样的,甚至唱的歌声的旋律都和我们不一样。且不说服装不一样,语言不一样,历史不一样。。。但是,不知道我们是哪儿来的财大气粗,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是先进的,人家是落后的。”

朱瑞:我已出版的四本关于西藏的书

主持人:“现在拿出这样一本新书来,您觉得对今天的这个社会或者关注西藏问题的读者来说,您希望有些什么作用、 启发?”

朱瑞:“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西藏。”

主持人:“您是怎样介入关于西藏问题的研究和关注?因为我们知道这部书是您的第四部关于西藏的书。”

朱瑞:“我的第一本书原来叫《住在日志卡村》,那是我初到西藏的时候写的对西藏的一些很表面的认识。但已经表现出给我的一些惊讶。”

主持人:“那是那一年?”

朱瑞:“这书是2002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时为了吸引读者,书名改成《撩开西藏神秘的面纱》。出版时还有一个不理想之处,就是把我描写的初对西藏佛教的一些认识、感受都给删除了,删除了很多。”

主持人:“您初到西藏是什么时候?”

朱瑞:“1997年。第二本书是去年由台湾允晨出版社给我出版的《倾听西藏》,是由达赖喇嘛写的序,这本书没有任何删减。第三本书就是为了反驳中共所发表的《保护西藏文化的白皮书》,谈到很多它对西藏文化的保护,事实上像它一贯的文件那样都是一种谎言。我就写了《略述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这是长篇论文,是我的第三本书。这第四本就是长篇历史小说。”

朱瑞:西藏不同的个性、美妙与这地方的痛苦、苦难。

主持人:“您在进入西藏之前,对于西藏文化有过留意吗?”

朱瑞:“略微看了一些。因为那是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版了几本外国人写的书,有法国人古伯察写的《鞑靼西藏行》,还有瑞典斯文.赫定写的《亚洲腹地旅行记》。我看了这些,觉得西藏是那样的不同,特别想看西藏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是当我到了西藏的时候,才发现这些书所给予我的概念还是很生硬的,西藏远比这一切更有个性、更美妙,但也是很痛苦、很苦难的一个地方。”

主持人:“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您觉得有什么事件什么人物给您印象特别深?”

朱瑞:“就觉得藏人和我们最大的差别就是对一切都怜悯。一次一位僧人作为我的向导带我去铂邦卡,是土尼桑巴札。。。西藏的创始人曾经修行的地方,他在这里创制了藏文。去的路上,一些坑坑洼洼的小水坑里,有一个苍蝇落在那里。这位僧人立刻就停下来,把正在扑腾(挣扎)的苍蝇捞上来了。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他说‘牠会死的’。我们怎么会在意一只苍蝇的死或不死呢?”

朱瑞:藏传佛教感召藏人精神,汉人进住对藏文化破坏同化太大

主持人:“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障碍,或者与您过去的一些想法完全冲突的地方?”

朱瑞:“这个太多了!尤其是西藏的风俗。甚至我怕自己把握不好,之前我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就是为了把握西藏的风俗。就像我们中国人到北美后,可以写我们的移民心态,但我们不敢真正写北美人(中国人以外人)的生活,因为我们离得太遥远。去西藏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时时都要请教,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主持人:“根据我们所了解,知道西藏文化很大的不同是来源于信仰,传统信仰是藏传佛教,您在整个接触和采访写作过程中,怎么看信仰对一个民族意义在什么地方?”

朱瑞:“你看现在,包括今天很少有藏人杀人、抢劫,流亡藏人有十四万将近十五万人,很少有因为这些事情进监狱,或者被抓起来。佛教对他们的精神有着一种感召。

我在达兰萨拉,经常碰到印度的乞丐,但我总能看到藏人经过的时候,不管是富有还是贫穷,觉得布施对他义不容辞,怜悯在他们的精神深处根深蒂固。过去的西藏社会非常稳定,也缘于佛教对他们的感召吧。”

主持人:“您觉得自从汉人进入西藏之后,对西藏的文化和藏人的信仰冲淡到什么程度?”

朱瑞:“破坏太大了,同化太大了!”

主持人:“我还是用了一个比较中性的词,我把它叫作‘冲淡’了。”

朱瑞:“有很多藏人,甚至西藏的知识分子都不会说藏语。在西藏,藏语作为像外语一样有外语课,不是用藏语来教学。

我有一次和一位西藏医生在街上走,就是要看那些标牌有多少藏文错别字。轻而易举就能发现很多,那医生总是指给我‘你看,那个地方又错了’。因为在很多人心里造成学习藏文是落后的,只有说汉语才是进步的,这完全是对另一种文化的践踏,甚至是蹂躏的结果。”

朱瑞:认识西藏,走进藏人精神世界影响了我的人生,既具颠覆性又潜移默化

主持人:“您觉得在对西藏的了解和写作过程中对您本人的人生有没有什么影响?”

朱瑞:“应该是颠覆性的影响。其实这也是潜移默化的,我自己有时候都感受不到。每次我从西藏回来。。。我当时住在哈尔滨,连我的家人都说‘变得宽容多了’,看到什么事情都觉得没有可以不原谅的事。但是我一旦在哈尔滨待的时间长了,又开始(笑)回到我从前的状态,也是一种物质状态。我觉得藏人主要生活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而我们主要生活在物质世界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藏人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边。”

主持人:“您的故乡是黑龙江哈尔滨,从东北一直要往西南走,每一次进藏,路途还是很遥远的。”

朱瑞:“(笑),是啊。但是西藏文联邀请我到那里去工作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是那么想去西藏!因为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有一个镜头,对我来说让我是那样难忘。汽车在一个叫安多的小镇停下时,我看到很遥远有一个塔,藏人拿着经筒,有的人拿着念珠,他们穿的衣服很旧,甚至是破旧。我从前只是在舞台上看到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这些藏人非常生动,和舞台布景完全不同。我第一次感到西藏在我所阅读的所有文字的后面。。。我那么想要走进它,想要知道它的精神世界。”

朱瑞:藏人努力保护藏文化,但自费建藏文学校多被当局禁止,办刊物者被判刑或抓捕

主持人:“那您刚才谈到很多藏人连藏语都不会讲了,他们有没有什么别的途径去保持自己的信仰?因为经书好多都是藏文的(原文是梵文),这方面您有没有跟他们交流、了解?”

朱瑞:“现在藏人在积极保护他们的文化,尤其是在达赖喇嘛影响下,因为印度这边保留得很好。西藏一些偏远地区只有汉文教学,没有用藏文教学,阿坝地区有自己出资建藏文教学的学校,但是往往到最后都被中共禁止了。

再有,最近我刚刚知道,一位创办藏文杂志的西藏知识分子藏人达瓦,创办了《时代与我》杂志,非常受欢迎,就是在探讨怎样使西藏能够正常发展而不丢失它的文化等等。但是现在这个杂志四位编辑,有两人已经判刑了,一个创办人被抓起来六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明确的下落。”

主持人:“根据近年西藏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中共当局采取的一些对策、政策,您还有什么特别想讲的吗?”

朱瑞:“2008年,西藏的全民抗暴那就是说对中共这六十年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已忍无可忍,他们喊出‘西藏是藏人的’,强烈呼唤达赖喇嘛回家。但我们从现在对藏政策来看,中共当局并没有吸取教训或是反省,而是在变本加厉。从最近藏人知识分子持续被抓,就很明显。整个藏区,不仅没有放松,而且遍地是警察、军人,简直成了一所大监狱。”

主持人:“您未来还有没有进一步写作计划?”

朱瑞:“我想肯定是持续写西藏了。西藏,只要提笔,它都有那么多要写,因为这六十年它被共产党官媒和炮火埋藏得太深了,关于西藏的真相是写不完的。”

主持人:“感谢您远道而来,我们能有这样的一段访谈。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只能到这里。谢谢!”

朱瑞:“也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2011年5月21日星期六

许晖: 她说着永恒

——唯色《绛红色的地图》
    
人的转变有时是奇妙的。我在《风雪青藏线》一文中如此记述1995年冬天我在拉萨和唯色的初遇:“那天下午,二毛隔壁房间来了一个女子,戴眼镜,着长靴,长得粗犷坚硬。她来敲门,说是二毛的邻居,问二毛在不在。我们说不在,又问她是谁。她说叫唯色。我吃了一惊:原来她就是唯色啊!二毛说起过她,而且有一年我和她同时在西安一家杂志举办的诗歌大赛上获过奖,她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我邀请她坐下,递给她一根最便宜的芙蓉烟,聊了一会儿。后来在北京,我回忆起那次的见面,说她那时给我的感觉是‘粗犷坚硬’,她笑着说不会吧,而且坚决否认我从二毛那儿听来的传闻:唯色嗜烟嗜酒如命,有一次深夜在外面喝多了,长卧不起,她的一个崇拜者硬是把她扛回了文联。”



在北京,重新接续上友谊的时候,我发现,起码在我的眼中,唯色变了。如今我对她感情复杂:有时觉得她像温厚的姐姐,女人味儿十足,会唠叨家长里短和烦琐细事;有时又觉得她像家里最小的那个小女儿,心地善良,因得宠而单纯快乐,说话带着藏人特有的口音,会在SARS肆虐的时候临时抱佛脚念经,会对一切大惊小怪地瞪大眼:“真的?”


然而读她的书和文章,却是另一番感受—她关心着,描摹着永恒不变的事物。


在这本叫《绛红色的地图》的新书里,她像往常一样,仍然不怕重复地、一枝一叶地讲着她身在其中的文明。这个文明,就是貌似蔚为时尚的藏传佛教文明。说它永恒不变,是因为起码一千五百年来,不仅信仰的核心未改,甚至连信仰的形式也未改。在缺乏宗教体验的汉文明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无法索解的。因此时尚流行的背后就掩藏着不求甚解的危险,掩藏着简单化、符号化的倾向。现实中我们听够了“雪山,青草,美丽的喇嘛庙”似的肤浅咏叹,甚至有流行歌手凭着若干时日的“采风”,就自居为西藏音乐的传承,代表着西藏音乐走向了世界。


起码在大多数普通人心目中,所谓“少数民族”,久已由一个客观描述的中性词,变成了一个文化贬词—不是贬低,而是忽视。与此相对的,就是“大汉族主义”:文化上的优越感,导致现实中有意无意的忽略甚至欺压。


因此,谁有权利做文明的阐释者,换言之,关于文明解说和代言资格的问题,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是尊重,还是忽视?是学习,还是猎奇?与这个命题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作家张承志提出的方法论—“文明内部的发言”:“把对文明的描写和阐释权,交给本地、本族、本国的著述者。”


在我看来,唯色恰是对藏传佛教文明最合适的阐释者。她不仅是族内的“文明内部的发言”,而且信仰虔诚;她不仅热爱历史,谙熟经典,而且博览群书。最重要的是—她具备信仰和生活的常识;而常识,是真知的基础,是解开死结的关钥。
唯色在《半个莲花,灿如西藏》中写道:
  
我知道,只要回到拉萨,就会健康的。哪怕机舱里,道路上,最后是家的周围,有很多很多的异族人。哪怕在路上被30辆军车挤到一边。哪怕所谓的西郊遍地是垃圾和垃圾一样的人。哪怕。但拉萨终究是拉萨。我们的拉萨。
  
还有一句:

只有佛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即使穿上了藏装也常常被错认的血统混杂的人,内心是多么地纯藏!如果说这是一种狭隘,那就算是狭隘吧,但我的狭隘里面没有暴力。
  
还有一句:

一个过去的贵族用已经衰老的声音真诚地说,我们之间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狼与狼,也不是狼与羊,所以我们是朋友,这跟民族无关。
  
读着这样平淡无奇的句子,我感受复杂。已经不仅仅牵涉知识,而且是人与人相处、异质文明与异质文明共存的真知灼见—当然,也是今日视而不见的常识。虽然她也时时感慨“我的雪山是往昔的雪山”,“我的莲花是往昔的莲花”,进而喟叹“但今天,众神已远去,众神已远去”;虽然她也忧心忡忡地目睹“铁鸟掠过魂湖”,目睹帕廓街变成了“喧哗的孤岛”……但是字里行间,掩不住她对本族文明的深情和骄傲,对信仰本义的深刻理解,甚至对宗教体验的切肤感受。
  
我读过唯色近年来的大部分文章,我发现,从个人心灵形式上看,她是在“追忆”。知识,游历,身世,采访,故事……都是以回溯的方式“追忆”,几乎没有对当下的直接描述。她好像把自己封闭在与往昔的联系之中,心灵只向过去的历史敞开;往昔,是一个唯色喜爱的词。

唯色在《帕廓街:喧哗的孤岛》中写道:
  
是什么样的景象在一张张被这药水浸泡着的底片上渐渐显现出来?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将其一一描述。
  
“底片”,这是唯色所喜欢的;“渐渐显现出来”,这是唯色的现实观;“总有一天”,这是唯色所意欲的。



唯色在北京,几乎每天都呆在家里写作,看碟,或许还做做家务,很少出门,至今她对北京的地理仍不熟悉。现实于她是“渐渐显现出来”的东西,显然并不具备当下意义。她所喜爱,所埋首的往昔,就这样奇妙地延伸到现实之中,也延伸到了未来。


唯色出生于1966年,是我所谓的“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当然也有这一代人的某些共同特征:幻想,漫游,感伤,怀旧,耽于内心。而追忆,是这些特征最好的表达载体。所以唯色也写诗,写大量的抒情性的散文。可是,能把“追忆”这种特质带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唯色是其中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追忆即永恒。


在这本《绛红色的地图》中,难道不也是如此吗?唯色说:“只有进了寺院才会重新快乐起来。”寺院是传统和记忆的贮藏地,是永恒和生死轮回的象征,无论现实喧哗到了何种程度,世间如何遽变,寺院都永恒地矗立在莲花宝地上,或者,永恒地矗立在人的心中。


今年我原计划编一本《成长于八十年代》的书,向唯色约稿时,她寄来了一篇文章:《似乎美化的时代》。题目掩映着矛盾的心情,也体现着怀疑和反思的两难。但至少她还有心情,也有余裕“追忆往昔”。而别的朋友,恰恰不是没有心情,就是没有余裕,所以书最终没能编成。“世界突然开始加速度了”,这种加速度终于汇合上了这一代人。李皖在上个世纪末宣称:“你们过去的理想不是理想,只是理想的幻觉。你们早都变质了,早都换了一个人,所以你们要追忆……看来时代真的是要转季了。那喜剧式的结尾表明经历的痛苦已然抚平,过渡的时代终于要走到结束的关口。嘿21世纪,请等一等,我们马上要脱壳了。”(《罗大佑是一种什么病》)我不知道李皖说的“变质”是实指某人还是一网打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经历的痛苦”都“已然抚平”,我更不知道“脱壳”出来的,是不是他们今天的样子和状态,我只是感到了寂寞,然后,又从唯色的文字里找到了安慰。


我对唯色还有更大的期待。连续数年,唯色一直在藏区采访各式各样的人,用录音机录下各人的口述,现在正在做后期的整理工作。她要做一本类似于印度布塔利亚·乌瓦什采访整理,记录印巴分治(印度和巴基斯坦)时普通人命运的《沉默的另一面》那样的书。她要记录历史,追究苦难,恰如一生致力于用“记忆”对抗“遗忘”的犹太作家埃利·威塞尔所言:“让我们来讲故事。那是我们的首要责任。评注将不得不迟到,否则它们就会取代或遮蔽它们意在揭示的事物。”


我丝毫不愿在这篇小小的书评中避讳我和唯色的友谊,丝毫不愿掩饰我对唯色和她的文字的喜爱,也丝毫不愿说一句“作者也有不足之处”之类貌似公允的话;我只愿意无尽地赞美她,这个藏文明优秀的守护者,这个蒙恩的女子。
  
转自: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40165.shtml

2011年5月20日星期五

宗角禄康

文/朱瑞

我们主仆一行三人都停下了。怎么能不停下呢?这杨柳树之间清澈见底的湖水,实在太美啦!这是当年第悉桑结嘉措(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西藏首相)修建布达拉宫时,取土而成的湖泊。湖底尽是泥土,湖水本该是混沌的,可偏偏是清的,清清地划出一圈又一圈的波纹,波纹散开时,现出了各种各样的鱼儿。有金色的,红色的,浅灰色的,还有白色的呢。噶厦的官员们工作结束以后,常在这里划起牛皮船,对诗作画,享受政务以外的优雅。而现在,湖里、湖岸都是静悄悄的,连那些鱼儿,也一动不动,进入了冥想似的。

我们都下了马,丹增放下酒篮子,拿出青稞酒陶罐,拨出木头塞,闻了闻,又摘下黑毡帽,刚要倒酒,突然想起了什么,又插回木塞,直起身,朝格卓走去。格卓正从羊皮褡裢里拿出酥油茶壶,丹增呢,就帮她,在另一边褡裢里,拿出干牛肉和卡普塞。我在一个杨柳树下,刚坐稳,格卓就过来了,拿出了两只碗,一个是她自己的木碗,另一个是我的。那是一个带着高脚金座和金盖子的紫花瓷碗,格卓先为我斟满了酥油茶:“吉尊古修啦,趁热喝吧。”

话音未落,只听“咕噜”一声,丹增咽下了毡帽里所有的青稞酒,又把帽子往脸上一扣,一条腿伸开,另一条腿弯曲着,十指交叉地胸前,靠着另一棵杨柳树,睡了。

“咕叽咕叽(藏语,求求你),丹增啦!”一个脆脆的声音,引得我和格卓都转过了身子。

“你这普(藏语,对男孩的称呼),哪里闻到的酒香?”丹增松开交叉的十指,一翻身,把毡帽扔进了草里,瞪起红肿的双眼,“是不是在祖拉康的煨桑炉那边?”

说时迟那时快,丹增两只粗壮的胳膊往草地上一支,“忽”地站了起来,向小乞丐猛扑过去。小乞丐不但没跑,还上前一步,捡起毡帽,双手端到了丹增眼前。丹增的两只手立时攥成了拳头,用力砸去,平顶毡帽无声地塌出一个不深也不浅的坑,丹增呢,抓起陶酒罐的两只耳朵,不动了,看了看小乞丐。那普舔着舌头,咧着两片薄嘴唇,“嘻嘻”地笑了。

“你这普……”丹增嘟囔着,慢慢地提起青稞酒罐的两只耳朵,往毡帽里倒了一口,而后,闭上右眼,左眼贴着酒罐嘴,往里看了又看,摇了又摇,一跺脚,又倒了一口:“再也不能倒了,再倒,我就哭啦。”

小乞丐直起腰,对着毡帽,一口倒个底朝天,抹了抹嘴巴,一歪身子,翘起一支胳膊,把毡帽撇进草地,吹起口哨,走了。

“呸、呸”,丹增往草里空吐了两口。

“后悔啦?”我和格卓异口同声,都笑得倒在了草地上。笑够了,又转过身,看着眼前的布达拉。几乎从吉曲河谷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是帕廓的深巷,还是流沙河边,只要抬头,眼前总是布达拉宫。即使在远处的深谷里,甚至乡下,远远地,也可以看见布达拉宫光芒四射的金顶。现在,我们就坐在布达拉脚下,新鲜的深红色,像一片燃烧的祥云,而衮顿、我们的嘉瓦仁波切、益西诺布,就在这片祥云之间,有时用肉眼,有时用望远镜,有时用观世音菩萨的眼睛,护佑着我们。

几片肥硕的叶子,在微风中懒洋洋的碰撞着,发出“簌簌”的声音。这些杨柳树实在太老了,即使我们三个人加在一起,也围不过来,总有五、六百年了吧?那树根,个个佝偻着冒出了地面,像藤萝一样,从这棵树下,又爬到了那棵树下,交织在一起,夸张着湖边的安静。一只挺着白肚皮的黑野狗走了过来,嗅着几片去年的干树叶。格卓拿出一只无油饼子,撕了一片,扔向天空,那野狗立刻抬起头,两条前腿腾起,向上一串,接住了。立时卷起尾巴,跑开了,是小跑,不紧也不慢。

几只画眉“吱吱”地叫了起来,还有燕子。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雨雀的声音,真是太好了,“啾啾,啾啾”……。远处,烧茶的炊烟,笔直地上升着,我甚至想象得出茶锅下面那三块灶石,这会儿准熏得漆黑,散着牛粪饼烧糊的好闻气味。

牧人的笛声响起。树木,草,还有湖水,都竖起了耳朵,连雨雀也不叫了。那是喜和悲合二为一的声音,比风吹过寺院时,房檐上掀起的铃声还要好听:

人的行为,有黑有白
人的心啊,有浊有净
心灵混浊时,天地混浊
心灵洁净时,天地洁净
我的心啊,是我的主宰


选自我的长篇小说《拉萨好时光》(台湾允晨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