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0日星期三

朱瑞:自由亚洲电台的假新闻和单一信息源

 

    


自由亚洲电台的假新闻和单一信息源

假新闻的发布和被质疑


可能中文世界的推友都看到了王炳武先生于2019年3月10日发出的推文:“今天,盛雪,杨建利、薛伟、秦晋四人,代表王炳章家人,请求达赖喇嘛尊者提名王炳章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尊者接受了请求。”

盛雪于3月11日回复:“……非常幸运得到尊者达赖喇主的支持……能够为炳章做些什么始终是我的心愿……感恩薛伟、建利、秦晋。”

同天,3月11日,自由亚洲电台发表题目为《达赖喇嘛将提名王炳章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之文。同时被其他网站转载。

3月13日,西藏之声发出题为《达赖喇嘛支持关心中国民主人权,但并末提出过任何诺贝尔奖候选人名单》的新闻,同时附有推文澄清:

“中国民主阵线成员近日在达兰萨拉参加西藏抗暴日纪念活动,与其他民运团体一同觐见达赖喇嘛尊者,见面会后却传出达赖喇嘛答允该团体要求,将提名王炳章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经本台查证,消息不属实。达赖喇嘛虽长期关注中国自由民主维权者,但从未提名或答允提名任何人。”

有推友指出:为什么自由亚洲电台只采用单一信息源,而没有向达赖喇嘛办公室求证? 作为一个受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新闻媒体,为什么如此不专业不遵守新闻原则?这单一的信息源究竟来自哪里?

3月14日,杨建利和薛伟发出“敬告”,说明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包括他们团队的成员也从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同时,他们提到在晋见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后,特别提醒了盛雪,达赖喇嘛尊者只是表达了支持中国的民主自由,没有接受提名请求。

3月16日盛雪发出说明:1、承认她请求了达赖喇嘛尊者为王炳章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2、承认自由亚洲电台首先联络并采访了她。而她根据自己的理解告诉了自由亚洲这个新闻。3、承认“电台负责人”跟他微信联络,说新闻已“叫停”,“偏了”。4、承认3月12日,她跟尊者办公室“求证”,明确被告知,尊者没有接受她的请求。5、公众的质疑批评是“小题大做”“蛇鼠蟑狸”“撕咬”,“中共势力在背后推波助澜”“中共再次出手想一箭多雕”。

推友继续质疑:1、盛雪是单一信息源,措辞斟酌具有诱导性。问题仍然是:记者能联系盛雪采访,为什么不能向达赖喇嘛办公室求证?发稿要责任編辑认可,两个责編为什么没要求向达赖喇嘛办公室核实,就发表了不实报道?2、一个“民运领袖”是否与掌握公共媒介话语权之人,利用该传媒“天然的”公信力撒谎?为什么自由亚洲电台的相关当事人不能向公众加以说明?

制造假新闻先例和向达赖喇嘛尊者提出要求之因

盛雪是单一信息源。但早在2014年4月,在其他民运人士无法进入香港之时,盛雪就可以自由出入香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为了掩人耳目,张晓刚于4月28日发出新闻:香港支联主席“李卓人邀宠请盛雪出席今日将在香港立法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介绍全球性六四纪念活动及网络大会”……

但是,4月28日当天,香港支联会发文澄清:“不存在支联会如开记者招待会,全述全球“六四”25周年活动…….”

张晓刚发出的这个假新闻,被网友批评了很长一段时间,今天,网友再次提起,并追问自由亚洲电台,为什么采纳这种已基本没有任何公信力之人提供的信息,并且作为单一信息源?

人们还追究出盛雪作为自由亚洲电台特邀记者时,常报道“锡红”采访盛雪的新闻。而盛雪的真名是“藏锡红”,也就是说,盛雪在自己采访自己,这是新闻界天大的笑话。人们还追究竟出盛雪以往撒谎造谣的丑闻、募捐的丑闻,贪污民运会议经费的丑闻等等。尤其是最近推特上出现的一个段子,就是盛雪主张:为了反共可以“造”点什么。

那么,为什么盛雪向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为王炳章申请诺奖提名的要求?推友总结出:

1、配合中共搅局美国议员提名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获诺贝尔和平奖。
2、成为王炳章家的代言人,代表王炳章说话,开始一个新亮点。
3、以道德绑架的方式,给达赖喇嘛尊者贴上“支持暴力革命”的标签。
4、表明她与达赖喇嘛关系密切,借达赖喇嘛尊者之名,招摇撞骗。

由假新闻制造者飙升为道德楷模

盛雪推出“说明”后,有些匿名人士立刻转推点赞,并在盛雪推文下留言:“盛雪没有错”,“盛雪高风亮节”等等,当然也有以真名实姓留言的,如:

吴建民:“盛雪你没有做错。受炳章家人所托,为王炳章先生争取诺贝尔奖,是海外民运应该挑起的一份责任。既然海外民运做事招致攻击,不做事也招致攻击,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丁一夫:“盛雪这个表态不错!承认失误,承担责任。”

周封锁:“……盛雪诚心可见。一心做事,肯定会有差错,冲在前面的人,背后也会有伤。”

李一平:“盛雪不要自责,即使有错也只是理解语言上有小错,但高调张扬此事的人暴露了人格上的卑劣!”

李洪宽:“这个《西藏之声》里面有共匪渗透的人,他们很快响应五毛特务的鼓噪,把盛雪的一点表达上的瑕疵,严肃华处理,让小事变大,配合共特的恶意炒作”

秦晋:“盛雪的过失是无意的,而西藏之声的否定报道则把一个本来不引人注意的事情放大了。如果盛雪有错在先,西藏之声的纠错方式是很不明智的。各方不做声,此事就过去了,哪怕将错就错也无妨。”

陈军:“达赖先生作为公众人物和政治领袖,一开始就应该做好被别人利用和折腾的可能性,否则就别进入这个领域。”
……

这种情况下,盛雪悲壮地强调:“事情失誤在我,我把自己的理解私下告訴了炳武兄,又沒有讓他不要公開。所以應該我承擔責任,別人要撇清也可以理解⋯⋯不必苛責。”

于是乎,众多匿名
揭竿而起赞扬盛雪敢于“承担责任”……短短几个小时之间,盛雪已由一个假新闻制造者飙升为道德楷模。由一个撒谎者魔幻般成为勇于“承担责任”、“背后也会有伤”的英雄”。有推友讽刺这一现象是:“盛雪佯装碰瓷,深入虎穴,引出特务,是功臣”。

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和评选程序

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是个严肃的事情,一般来说有五个程序,第一,提名时间,第二,资格确认,第三,初步遴选,第四,产生得主,第五,颁奖。这五个程序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是一件非常繁复的事情。仅以前两个程序为例:

1、提名时间,限制在9月1日-1月31日。显然,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期已过。2、资格确认,自我提名者,一律被清理。那么,按盛雪的说法,是王炳章的弟弟王炳武主动向盛雪提出,这种由家人提出,私人之间的操作,是否允许?另外,一个匆匆制作的小册子,是否包含了足够的获奖理由?目前,王炳章正在中国监狱服刑,有刘晓波的前车之鉴,是否会涉及王炳章的生命安全?还有,王炳章主张暴力革命,是否与诺贝尔和平奖宗旨相符?

达赖喇嘛尊者的三大使命

西藏之声纠正了不属实信息之后,有盛雪的支持者说,不要再折腾达赖喇嘛了,人家达赖喇嘛只为藏人发声等等。坦率地说,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达赖喇嘛尊者一直都在为中国民主自由发声,作为中国人(汉人)是不该忘记的。比如八九六四后,达赖喇嘛尊者不仅为六四死难者祈祷,还多次发表公开声明支持中国民主自由运动,在2009年和2017年还分别为刘晓波的判刑和身体状况发出公开声明。另外,达赖喇嘛尊者不管多么繁忙,都抽出时间,在世界各地接见中国民主运动人士。

不仅为中国人,达赖喇嘛尊者也为世界各地需要帮助的个人或组织提供帮助。比如,2009年的台湾水灾,尊者一次捐款就是新台币165万;为英国约翰邓普敦基金会(印度救助儿童基金会),一次捐款就是90万英磅;为印度的一家研究机构,一次捐款是五千万卢比……

达赖喇嘛尊者的三大使命中,第一使命就是提升人类的价值,第二使命是促进世界各宗教间的和谐,最后才是承担为西藏人民争取公义的代言人。


自由亚洲电台还在沉默

经核实,西藏之声指出自由亚洲电台的不属实报道后,网友们纷纷要求自由亚洲电台解释和道歉,尤其是这个假新闻已被其他网站转载,有的至今还没有撤下来。那么,作为自由亚洲电台,是不是应该向公众做出说明?但是,无论公众如何千呼万唤,自由亚洲电台始终保持沉默,这种弃新闻的真实性于不顾,毫无职业操守的非专业反应,让公众十分震惊。


有推友公开写道:“自由亚洲电台是美国政府资助的正规、专业、非营利性媒体,对'达赖喇嘛将提名…诺奖'这样的新闻,记者写稿不向尊者办求证,责编审稿也没要求求证,仅盛雪单一信源,而叙述方式在关键事实部分字斟句酌地含混,带明显诱导性。这一切更像盛雪与某些握有公共媒介话语权的人的寻租操作。”






2019年3月14日星期四

朱瑞:拉薩甲波日藏醫學院是怎樣被消失的?


圖片來自唯色推特:https://twitter.com/degewa這幅畫是一位叫洛桑曲丹的藏人在1961年畫的。描繪了19593月的拉薩屠城。右上方那幢矗立在甲波日(藥王山)的藏醫學院毀於解放軍的炮火中。


甲波日是位於布達拉宮西北面的一座山的名字,漢語稱藥王山。曾經,那山上座落著西藏醫學史上著名的曼巴札倉。曼巴在藏語中是醫生的意思,札倉是經院或學院的意思,合起來為醫學院;漢語稱藥王山利眾醫學院。

遠在十七世紀,五世達賴喇嘛期望建立一個集醫學院和醫院於一體的藏醫學中心。為了尋找一處理想之地,當時西藏政教事的具體執行人第悉桑結嘉措圍繞拉薩開始了勘察。第悉桑傑嘉措對建築和醫學都很有經驗,他指導擴建了布達拉宮,還對《四部醫典》進行了整理、校對、修訂和注釋;編著了《醫學廣論藥師佛意莊嚴四續光明藍琉璃》等,是西藏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學者。

在勘察中,第悉桑傑嘉措來到甲波日,這時,他已疲憊,便停下休息。他看著眼前的甲波日,越看越像帝釋天山城,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兆頭,就向五世達賴喇嘛稟奏,甲波日是建立醫學院的完美之地。五世達賴喇嘛聽後,很是高興,批准了在甲波日上建立一個醫療中心:曼巴札倉。

曼巴札倉建成後,第悉⋅ 桑傑嘉措發佈告示,要求拉薩附近的每個宗(縣)、寺都選派合適之人到甲波日醫學院學習。在第悉桑傑嘉措的親自主持下,甲波日的曼巴札倉開設了多門醫學課程,除了學習書本上的醫學知識外,還要求學生臨床實踐和到外地學習(1),培養了無數著名的藏醫學人才。比如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著名的醫學家欽繞羅布,就畢業於這所醫學院,後來,欽繞羅布又在大昭寺附近建立了門孜康,也就是天文歷算館。 

經過幾百年的建設,甲波日藏醫學院成為藏醫學的精華儲存庫,集中了幾個世紀以來的藏醫藥和天文歷算等醫學珍寶,還供有藍寶石裝飾的藥師佛像、用珊瑚綴成的無量壽佛、綠松石綴成的綠度母、海螺綴成的觀世音等,以及無以計數的珍貴的藏醫藏藥唐卡掛圖等等。

但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共入侵西藏後,不擇手段地欺辱壓榨西藏人民。達賴喇嘛尊者自傳《吾土吾民》和《流亡中的自在》中都有細節描述。比如,達賴喇嘛尊者逃亡之前,中國方面邀請他到中國軍區所在地觀看演出:

「……中國官員要求見我,他們是軍官譚冠三派來的。他們,中國軍營里正在準備一個演出活動,請我把時間定下來。關於這件事,前些天有過日常討論,但默朗欽莫期間,我沒有時間去想其他事情。因此,我告訴那兩位官員,一旦這十天的慶典結束,我即安排日期。他們對此並不滿意,執意要求我馬上決定日期。我再次告訴他們,只能在儀式結束後決定。最終,他們才同意把這一回答帶給譚冠三。」

「……這就是中國政權控制下的痛苦經歷:我沒有選擇的權利,甚至不能拒一個對我不合適的民間邀請。否則,就有引起中國人不滿的危險,而他們的怒火總可以在任何方面找到突破口……」

當時,對達賴喇嘛尊者的這個邀請,中國方面要求藏方保密,而這更讓西藏人民懷疑是綁架達賴喇嘛尊者的一種手段,於是,在三月十日達賴喇嘛尊者前往中國軍營觀看演出這天,拉萨人民紛紛趕往羅布林卡,保護達賴喇嘛尊者,阻止他前往中國軍營。人們嚴格把守羅布林卡大門,包括進出的車輛也要仔細檢。在這種情況下,達賴喇嘛尊者派三位噶倫去見當時的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解釋無法前往中國軍營觀看演出的原因。

達賴喇嘛尊者在自傳中,也描述了噶倫們與譚冠三見面的情形:

「噶倫們告訴我,譚冠三進來時,似乎很生氣,顯得暴躁。噶倫們站起來,以示對他的尊敬,但他對噶倫們連禮貌性的招呼都沒有,氣得喘息都很困難,似乎在幾分鐘之講不出話來。索康打開話題說,『我們是來解釋達賴喇嘛今天沒能來觀看演出的原因,並表示抱歉。達賴喇嘛很想來,因為人們的阻止,不得不取消。』另兩位噶倫也幫忙解釋。這些談話,在翻譯快要結束時,那軍官已氣得青筋暴露,臉色通紅。他站起來,在房間里來回踱步。經過一番掙扎後,他好不容易控制了自己的情緒,這才坐下來。然後,慢慢地開始對噶倫們和西藏的『反動分子』謾罵。儘管他試圖控制自己的脾氣,但是,心中沸騰的怒火,使得他講話的聲音越來越大,用詞越來越粗魯。他使用那些在任何有教養的中國社會都不曾使用的很臟的中國詞語。謾罵的大致內容是,西藏政府在背後建立人民組織對抗中國,並協助康巴反動分子;西藏官員藐視中國指令,沒有解除在拉薩的康巴武裝,所以,這些人現在開始採取措施,反抗中國統治,等等。

「另外兩位軍官也發表了類似的講話。其中一個已經到了消滅反動分子的時候!我們的政府已經忍無可忍!這次的行為就是叛亂,我們會採取行動,你們就等著吧!

事實上,西藏人民對中國人的不滿,完全是自發的。因為中國入侵西藏後,西藏物價膨脹,人们面歷史上從沒有過的挨餓的威脅,並且,中國人還在西藏東部強行民主改革,調動正規軍鎮壓人們的不滿行為,現在又以邀請達賴喇嘛到中國軍營觀看演出之名,進行綁架(這是西藏人當時相信的)……羅布林卡周圍聚集的藏人越來越多,浩浩蕩蕩,但是,他們沒有武器,更沒有受過任何軍事訓練,達賴喇嘛尊者在自傳中也進行了描述:

「多數人拿著刀和棍棒等任何別的可以找到的武器來武裝自己。他們中的一些藏軍和康巴人手裡倒是有幾支槍,還有十四、五門迫擊炮。但是,面對裝備精良的強大的中國軍事力量,他們猶如斷臂勇士。實際上,他們除了有一顆保護我的摯心以外,什麼都沒有。」

而中國解放軍卻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戰),戰鬥經驗豐富,握有各種現代化武器,並且,為了對付西藏人民,他們進行了充分的準備,達賴喇嘛尊者也在自傳中進行了描述:

316日,消息,中國人正在準備摧毀這和平之地。人們又報告噶廈和我:中國的大炮正在描准拉薩市,特別是羅布林卡。一位在拉薩東部大約8英里的水電廠工作的人報告,平常放在那裡的四門過山炮和28挺重機槍,在14日晚上,就被大批軍人,用大卡車秘密運往拉薩。拉薩東部邦堆地區一位官員也告訴我們,20門重炮被送到拉薩。13日和14日晚上,分別坐著3名士兵的中國兩輛大卡車,帶著測量儀器,來到羅布林卡北門附近,當他們發現人們在觀察時,便匆匆忙忙地離去。民眾認為,他們正為安排重型炮轟擊頗章作測量。夜間看見100輛嶄新的中國卡車慢慢地朝布達拉宮駛來,並從那裡進入中國營地。第二天上午,看見1520名穿便衣的中國人攀在電線桿上,顯然在維修電線,但人們結論,他們在為射擊目標標數……」

經過精心準備,西藏軍區在1959319日召開緊急會議,譚冠三宣佈攻打拉薩方案,部署首先攻佔藥王山,佔領制高點,切斷那裡與羅布林卡的聯繫。並制定了攻佔藥王山的具體辦法是:以猛烈的炮火進行轟炸。

第二天,1959320105分,炮兵第308團突然對準藥王山,發瘋般火力襲擊。當時第308炮兵團團長是陳月芳、政委是宋盛祥、副團長兼參謀長是陳幫太。中國方面承認,三發試射的炮彈,「個個準確地落在藥王山頂的圓形堡上,瞬間把這個叛軍指揮所炸飛。隨後的一小時,千余發炮彈呼嘯著落到山上,所有堡戰壕幾乎都未及開火即被摧毀。」(2)

在密集地炮擊了一個小時後,中國解放軍第159團(團長郭志顯)向藥王山發起猛烈衝鋒。「副班長傅祿明負傷後,端著一挺輕機槍,一路掃射……」「未遇抵抗即登上山頂,發現藏軍除被炸斃外已全部作烏獸散。」(3)

從中國方面報道「未及開火即被摧毀」「未遇抵抗即登上山頂」,可以知道,是中國解放軍首先向西藏方面開火的,甚至可以說是突襲。那麼,到底有多少無辜生命死在這凶殘的炮火之中?據,那珍貴藍寶石繪制的藥師佛像,那用珊瑚綴成的無量壽佛像,那綠松石綴成的綠度母,那海螺綴成的觀世音等,都被炸成了碎片,而積聚了数百年西藏醫學精華的曼巴札倉,瞬息之間成為廢虛。

但是,中國方面一直把這次屠殺稱為「平叛」,意為先有「叛」,後有「平」。中國方面的宣傳文章口徑一致,無論是當事人的回憶錄還是官方的宣傳文,都把責任全推給藏人。甚至煽情地寫道:「拉薩武裝叛亂的槍聲打響了,叛匪們用不義的炮聲褻瀆了這個佛教聖地」(4)「早有預謀挑起叛亂」(5)……而都對曼巴札倉的藏醫學貢獻和寶貴的收藏,諱莫如深,極力遮蔽中國的炮火對藏醫學的毀滅。

關於血洗拉薩之罪惡,中國方面有時也稱「拉薩戰役」,並對劊子手譚冠三歌頌有加,還有美國的漢人民主人士出書稱《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顯然,這既不是「戰役」也不是「戰爭」,因為對方毫無軍事,只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與中國方面現代化正規軍很不對等。事实上,这就是種族災的屠殺,在這場屠殺中,毀滅了西藏千百年來發展起來的偉大文明,包括藏醫學文明。




1)參仁波且.甲拜桑編著的《西藏醫學》(蔡景峰翻)。
3詳見:拉平叛中的解放159
http://www.miss81.com/life_informationView.aspx?id=117
4)同上
5詳見1959年,冠三西藏拉平叛始末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10290879.html


完稿于2019年3月14日

2018年12月12日星期三

朱瑞:放不下的诗集:《一个孩子在天上》

惊闻诗人孟浪病逝,想起十二年前为他的诗集写下的文字......



孟浪的诗是不同的。收到孟浪诗集的那一天,我几乎放下了一切,一口气读完了所有的诗。读完了,还不肯放下,看着那一望无际的朴素的蓝色封面,和蓝色上面的几个字――《一个孩子在天上》,就想写点什么。

最为吸引我的,应该说,是孟浪诗的语言艺术。

冷峻,精确,在理性与感性中保持了一种平衡,是孟浪诗的一大特点。孟浪说,“我一直在读John Donne,他与莎士比亚在文学上有着同等的贡献。”显然,这位生活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的英国诗人,给孟浪的影响是深刻的, 尤其在玄学方面。但是,孟浪的阅读相当广泛,应该说,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挑战,或者说是一次打破。在感受文化多元性的同时,孟浪建立了自己的语言秩序,确切地说,是他在对美学的认知中,找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汉语语言的表述。

简洁而乐感强烈的文字中,矗立着深思熟虑的意象,是孟浪诗的另一特点。有时,那些意象与原物有着恰恰相反的暗示。比如《伟大的迷途者》中的迷途者,暗示着一位明晰的、先锋的、悲剧式的人。也许,孟浪受到了保尔.策兰(Paul Celan)的《死亡赋格曲》中的“黑奶”的启示――把对立的东西放在一起,提供读者一个崭新的思考空间。

伟大的迷途者,他正在创造他的道路
失群的恰是众人,多得无以计数
……

我想起一则西藏故事,“从前的从前,西藏有座村庄,住着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什么都知道,还能和天气说话。有一天,他发现要下雨了,下的是毒雨,他就告诉大家把井盖好。可是,没有一个人听他的。后来毒雨掉进了那些井里,人们喝了有毒的水,都疯了,就他一个人没疯,大家却说他疯了。”这个故事应该是对孟浪这首诗最好的注释吧?

其次,孟浪诗的精神品质。

中国作家,尤其是中国主流作家,具有精神品质的作品,实在凤毛麟角。也许儒家中的“礼、义、廉、耻、仁、爱、忠、孝”对人们的影响太长久了,人的自身价值一直被压制着;也许二十世纪的几场战争,比如,义和团运动、抗日战争,还有后来的所谓的解放战争,使人们增加了强烈的救国救民的英雄主义意识,个体的存在,似乎仅仅是为了壮烈牺牲前的一两声口号;还有文化大革命,特别强化了这种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荒诞到连女人梳辫子也成了违法乱纪。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学生的课本里,出现了那么多的“颂”和“赞”了。因为大多数主流作家们,都是聪明人,明白做人比做工具难多了。

直到八十年代朦胧诗的出现,病入膏亡的中国文学,才有了生机。早在后朦胧诗时期,孟浪的诗就显露出了独特的个性。施蟄存先生曾给孟浪写道:“……对于你们这一群青年诗人,我同情你们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枷锁,使中国新诗走向广阔的空间。”(选自《施蟄存先生给孟浪的六封信》)《中国探索诗鉴赏词典》(河北人民出版社)中也写道,孟浪的诗“体现了现代人生命的觉悟和对命运的把握”。

孟浪以一个诗人敏锐的洞察力,向世界揭示了一个畸形的生存环境和深层的社会危机,并言示,将会给一个民族甚至人类带来的灾难。他召唤着有良知的诗人为这个悲剧探索原因,寻找出路:

蓝墨水,也让我蓝
让我蓝过大海
让所有的人都来到大海边
寻找生命的源泉
或者就是生命的航船

黑墨水,也让我黑
让我黑过长夜
让所有的人都堵在长夜的尽头
等着读到我写下的诗篇
那无尽的生命航迹。

红墨水,也让我红
让我红过鲜血
在大海中的,在长夜里的
在所有的人面前流淌的--
让所有的人摘下他的笔帽吧!

――《向诗人致敬》


孟浪的诗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诗人的反传统和创新意识,直接冲击中国的社会结构,渗入人的精神深层。孟浪崇敬别尔嘉耶夫,这位流亡国外的俄罗斯哲学家视思想独立如生命,认为人的精神自由是至高无尚的本质存在,政治革命要为精神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否则,就是倒退。同样,孟浪也在诗中呼唤着人的自身的精神性,使个体觉醒。同时,还因为他感受到了人类的生存前景,他的诗,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比如他的《简单的悲歌》 

…… 
但是,为丰收准备掠夺吧
但是,为打谷场准备空旷吧
但是,为农夫准备牺牲吧
但是,为土地准备荒凉吧!

但是,播种的时节农夫冒烟了啊
耕耘的时节燃烧了啊
收获的时节农夫变成灰烬了啊!  

有人评论,孟浪兼容了诗人和政治家两种身份。而我认为,孟浪仅仅是一个诗人,一个纯粹的诗人。政治之于孟浪,不过是在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下,诗人那本能的对美的呼唤,不可抗拒地变成了逾越传统和对专制的质疑。并对置身在那个政治之中的人们的命运,产生了忧虑和越来越深切的关注。

孟浪客居美国多年,风雨飘泊,但是,他情感的重心始终在中国,并坚守着汉语创作。近两年来,甚至移居香港。从这一点出发,也就不难理解孟浪为什么经常以祖国为主题,展开诗卷了。比如《怀抱中的祖国》、《祖国》、《千年一九九七》、《在战书与降书之间,是祖国辽阔的国土》……当然,孟浪笔下的祖国,已不是仅指一个狭窄的国家,而是一片土地,一片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就是从那里,汉语语言开始环绕着他,滋养着他,并将伴随他一生。因而他希望那一片土地健康,至少正常,他愿意为她付出一切。这是一个诗人良知的体现,也是人类良知的体现。

孟浪的诗是多种的,不仅有短诗,也有长诗。因为不可替代的语言艺术和显尔易见的精神品质,使这些诗有了立体感,读者甚至能听到它走近时的声音,那么清晰,钻石般的坚硬和纯美,让人读下去,不由自主地读下去。因为这些诗,正是读者自己应该发出的声音,是大家的声音,也是这个时代的声音。

完稿2006年2月

2018年11月25日星期日

达赖喇嘛尊者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申诉信(1960年9月29日)


下:

我向联合国和阁下表达我对在联合国主持下在刚果所做的伟大工作的热情感佩。


2我写于195999日的信,您曾并注释为2033号,以及我于196092日致下的信。

3很高得知西藏问题已被列入合国大会今年的和泰国程,此,我深希望所有好和平的国家,都能听我的人民的声音,并在他们经历被征服和被迫的黑夜里,提供一线光明。

4很高地注意到,1960924日,赫鲁晓夫在大会所有殖民地人民呼吁自由。而我的国家,正不幸地沦为了殖民地。我希望苏联也将利用其强有力的声音,与其他国家一道,支持恢复我国的自由。

5我声明,早于1911 - 12年之前,中国在西藏没有丝毫主权象征。然而,我无需为此申诉而详述有关历史事实。

6西藏在1911——12年之前的地位如何,从第十三世达喇嘛昭告西藏独立起,即入侵的中国军队被赶出西藏之后,西藏不在事上,就是在法理上也是独立的。

71913年,西藏政府与蒙古政府签订了条是在达喇嘛的授行的。宣布,西藏和蒙古相互承认其为独立国家。

8而未决的问题,西藏同意参加1913年在西姆拉召开的三国讨论与会的有英国政府、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每位全代表都代表其政府。这缔约方代表的条[1]草案中,清楚地呈现了出来

9,在印度政府布的第11号白皮(第38)中,也强调一事:“注:19599月至11月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之和信函”。1960212日,在印度政府布的第III号白皮(第94,95)中,一步强调一点。。

10然中国政府的代表在条[2]草案上了字,但中国政府最终于191473日退出,在条约上签字的是英国全权代表和西藏国家元首喇嘛的代表。同于中国政府拒签字,英国和西藏的全代表共同署了以下声明:

11,“英国和西藏政府的全代表,特此作出以下声明,英国政府和西藏政府承束力生效,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在条上正式字,因此,条于中国政府所有优惠一律无效。我以英文和藏文一式两份声明上字盖章。

12此,我们签署并盖章了份声明,英文和藏文,各一两份。

13191473日在西姆拉签定,相当于西藏历木虎年第五个月的第十天。

英国全代表享利麦克马洪 (盖章)

英国全权代表(盖章)
达赖喇嘛(盖章)
伦钦夏札(盖章)
哲蚌寺(盖章)
色拉寺(盖章)
甘丹寺(盖章)
西藏国民大会(盖章)”

14,中国政府从未遵守[3]定,也从未在得过任何惠。

151926年,西藏作为边境委员会成员国之一,出席了由英国和特赫里(Tehri)以及西藏三方代表在尼朗(Nilang)的会晤[4]

161912年—1950年,中国在西藏甚至连象征性的权力都没有。 1934年,一个对达赖喇嘛圆寂表示哀悼的中国代表团抵达西藏,请求允许像尼泊尔和印度政府的代表一样,继续留在西藏。

171936年以后,中国驻拉萨代表团的官员曾多次经印度前往西藏,无论批准或拒绝这个过境签证,印度政府都首先咨询了西藏政府的意见。

18,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代表团,也于1949年被驱逐西藏。

19,西藏没有参与中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藏坚持了中立,甚至没有允许将战争物资从印度经由西藏运往中国。

20,中国人声称西藏代表参加了1946年的立宪会议,并且,还在1948年参加了中国国民议会。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当时前往中国的代表团团长札萨凯墨.索朗旺堆说:“1946年,西藏政府派出一个由札萨绒伯伦土登桑培和我自己带着助手组成的慰问团,前去问候获胜的英国、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我们经加尔各答前往新德里,并通过其大使向英国和美国致以问候,从那里,我们乘飞机前往南京问候。

由于染病和需要医疗的原因,我们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月。而后参观了几个省份,返回南京时,那里正在召开一个大会。我们参加那个大会的目的,是想了解都有哪些康巴和西藏人,伪装西藏代表前去参加大会,但是我们没有承认或签署当时制定的新宪法。

至于1948年,我们在南京的使命是Khandon Losum,虽然也出席了中国的大会,但并不是作为拉萨的特别代表而是以访客的身份出席,与前次一样,我们并没有承认或签署大会的决议。

21,1947年印度独立后,在与西藏政府联络时,印度政府答复如下:

“在没有签属新的条约之前,印度政府欢迎,任何问题,只要西藏政府没有异议,双方即可保持现有的关系,并接受英印政府时期所签属的各项条约。”

22,从1912年—1951523日《十七条协议》签定之前,西藏一直在没有任何外部权力的干涉下,自己处理外交事物。在1946年和1948年,西藏代表团访问了不少国家,拿的是西藏护照。

23,负责英国,后来又负责印度驻拉萨代表团的休·理查森(Mr. H. E. Richardson)先生,向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组成的西藏法律调查委员会表示......“1936年以后,负责英国,后来又负责印度驻拉萨的的官员的主要职责是,处理他们的政府与西藏政府之间的外交事物。”(摘自《西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报告第146页)。

24, 上述事实足以表明西藏是完全独立的。 但是,去年对我的国家的地位提出了疑问,因此以下事实,可以说明(西藏的国家地位):

25, 埃里克·泰克曼爵士[5]在关于“中国事务”中写道:“自从(1912年)以来,在拉萨[6]统治西藏时,根本没有幸存的中国权力的痕迹。二十多年来,他[7]作为无可争议的独立西藏的统治者,维护了国内的和平与秩序,并与印度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

26,1928年,查尔斯·贝尔爵士[8]在《西藏人民》中指出,中国权力在西藏已经停止。

271947年驻西藏的Amaury de Riencourt[9]先生说,“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在方方面面管理着自己。”并且,他说:“政府的指令随处可见”。

28,中国驻拉萨使团成员沈宗濂和柳升祺[10]说:“自从1911年以来,拉萨所有现实的目的就是享受完全的独立。” 为了支持这一点,他们提到西藏有自己的货币和习俗,自己的电报和邮政服务,以及不同于中国的政行管理机构和自己的军队。

291950年,在审议萨尔瓦多关于将西藏被入侵之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的建议时,印度纳瓦那加尔省的省长,也是当时的印度代表表示,他的政府已经仔细研究了萨尔瓦多提议的将中国入侵西藏问题列入联合国的议程。这对中国和印度都至关重要。 委员会意识到,印度作为中国和西藏的邻国,与两国都有友好关系,因此,也是最有兴趣解决这个问题的国家。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政府特别担心是否能够得到和平解决。 (A / BUR / SR.73,第19页)

30,关于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说法,基于1907年的《英俄条约》。 但需要指出的是,西藏不是该条约的缔约国,也不该受这个条约的约束。

31,作为西藏政府的首脑,我宣布,1950107日发生的事件,是中国对我国的公然侵略行为。

32,西藏政府呼吁联合国提供帮助。 因为西藏军队的失败,还有西藏政府努力寻求联合国帮助的失败,我们不得不派出代表团去北京。 而这个代表团被迫于1951523日签署了所谓的《十七条协议》。

33,从那时起,直到19593月我离开西藏,所发生的众所周知的事件,已无需任何详细叙述。 即使现在,几乎每天都有(西藏)难民进入尼泊尔、不丹、锡金和印度。 难民人数已达43,500人。从这些难民的诉说看,我在去年和今年给你的信中提到的压迫和大规模的恐怖行动,绝不会减少。

34,在这方面,我可以提请联合国关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出版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出色报告。在他们的第二份报告中,这个密切审查西藏问题的杰出的委员会得出结论,除其他外,中国当局在《灭绝种族罪公约》[11]的部分意义上,犯有种族灭绝罪。 我相信联合国将仔细审查这一结论所依据的事实,并将采取适当措施。种族灭绝,也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

35,由于全面破坏了《十七条协议》的重要条款[12],大会[13](由官员和公众,主要是公众组成)于1959310,以其应有的权力,否定了这个《十七条协议》,并重申了西藏的独立性。

36,反对侵略者和压迫者的战斗仍在西藏继续着。 去年,我向联合国提出申诉,现在,我再次提出申诉,希望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使中国撤出侵略。否则,在我看来,对我的国家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强大的共产主义势力,每一天都在摧毁我的人民的自由。

37,请阁下将这个申诉提交联合国。

达赖喇嘛


 注释 (由译者編加)

[1]指《西姆拉条》。
[2]同上。
[3]同上。
[4]Claude Prpi :History of the dispute between Tehri State and Tibet A Himalayan Case(特赫里州与西藏之间争端的历史——喜马拉雅史例)

[5]埃里克·泰克曼爵士:英文名:Sir Eric Teichmann, 英国外交官、东方学家,曾介入1918年《中藏绒布岔协议》的签定,著有《领事官员在西藏东部的旅行》等。
指噶厦政府

[6]指噶厦政府

[7]指十三世达喇嘛。

[8]查尔斯·贝尔爵士:英文名:Sir Charles Bell, 为不丹、锡金和西藏的英国政治官员。英属印度驻西藏大使。著有《十三世达赖喇嘛转》(Portrait of a Dalai Lama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Great Thirteenth), 《西藏人民》(The People of Tibet).

[9]Amaury de Riencour:法国历史学家,东南亚专家,汉学家,藏学家,印度学家。1947年访问西藏,并留驻在拉萨五个月。

[10]沈宗濂和柳升祺,沈宗濂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处长,于1953年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出版了与柳升祺合著的《西藏与西藏人》一柳升,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办事处英文秘书。

[11]《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12]指中国方面破坏了《十七条协议》。
[13]指西藏民众大会,藏语为春都杰措,成立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


(翻译:朱瑞)


原英文:

Your Excellency:

May I convey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o your excellency my warm appreciation of the great work which ha been and is being done in Congo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U.N

2, Kindly refer to my letter of September 9, 1959,circulted by you as Note No,2033, and also to my letter to Your Excellency of September 2, 1960.

3, I am happy to learn that the Question of Tibet has been inscribed on the agenda of the U.N. Assembly for this year at the instance of Malaya and Thailand to whom i am deeply grateful. I do hope that all the peaceloving countries will take heed of the voice of my people and provide for them a ray of light in the night of subjugation and oppression through which they are passing.

4, I am happy to note that in his speech in the Assembly on September 24, 1964, H.E.N.Khrushchev called for the freedom of all colonial peoples. Unfortunately my country has been reduced to the status of a colonial country, and i hope that along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 USSR will also raise its powerful voice in support of the restoration of freedom to my country.

5, I assert that long before 1911-12 there was no vestige of Chinese authority in Tibet, but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me to examine the historical aspect of this ques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ppeal.

6, Whatever the position of Tibet may have been prior to 1911-12, in any event, from the day that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Proclaimed the independence of Tibet, after the invading Chinese armies had been driven out of Tibet, Tibet was not only independent de facto but de jure.

7, In 1913 the Tibetan Government entered into a treaty with the Government of Mongolia. This entreaty was entered into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Dalai Lama. By this treaty Tibet and Mongolia declared that they recognized each other as independent countries.

8, With a view to settle some outstanding agreed to enter into tripartite discussions which commenced in 1913, at Simla. The parties to the discussion wer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ibetan Government. The representative of each government being a plenipotentiary on behalf of his government. This appears clearly from the text of the Convention which was initialed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ll the parties.

9, This fact is also emphasized by the White Paper No.11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page 38) entitled "Notes, Memoranda, and Letters Exchang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India and China, September-November, 1959." This has been further emphasized in the note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dated February 12, 1960(pp.94, 95) in the White Paper No. III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10, Although the text of the Convention was initiated by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acked out and ultimately on the third of July, 1914, the signatures on behalf of the Dalai Lama, in his capacity as the head of the Tibetan State, and the British plenipotentiary were appended. At the same time the plenipotentiaries of Great Britain and Tibet, in view of the refusal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gned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

11, "We the plenipotentiaries of Great Britain and Tibet, hereby record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 to the effect that we acknowledge the annexed Convention as initialed to be binding on the governments of Great Britain and Tibet, and we agree that so long as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withholds signature to the aforesaid Convention, she will be debarred from the enjoyment of all privileges accruing therefrom.

12, “In token whereof we have signed and sealed this declaration, two copies in English and two in Tibetan.

13, “Done at Simla this third day of July, A.D 1914, corresponding with the Tibetan date- the ten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of the Wood Tiger Year.  

A. Henry McMahon
British Plenipotentiary

(Seal of the British Plenipotentiary)
(Seal of the Dalai Lama)
(Seal of the Lonchen Shatra) (Signature of the Lonchen Shatra)
(Seal of the Drepung Monastery)
(Seal of the Sera Monastery)
(Seal of the Gaden Monastery)
(Seal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14,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ver having adhered to terms of the Convention, never become entitled to any of the advantages which they may have derived from the terms of the Convention.

15, In 1926 Tibet was represented at a Boundary Commission consisting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ibet, Tehri, and Great Britain which met at Nilang.

16, Between 1912 and 1950 there was not even a semblance of Chinese authority in Tibet. There was a Chinese mission in Tibet which arrived in 1934 to offer condolences on the death of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This Mission was permitted to continue to stay in Tibet on the same footing as the missions from Nepal and from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17, On numerous occasions after 1936 the officers of the Chinese mission to Lhasa used to travel via India to Tibet. On every occasion the Indian Government granted or refused transit visas after consulting the wish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18, In 1949 even this mission was expelled from Tibet.

19, Tibet was not a part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eve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ibet insisted on its position as a neutral and did not permit the transport of war material from India to China.

20, The Chinese claim that Tibetan delegates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in 1946 and that they also sat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Assembly in 1948. This claim is absolutely false. Dzasak Khemey Sonam Wangdo, who was the leader of Delegation which went to China says, "In 1946 the Tibetan Government had sent a good will Mission headed by Dzasak Rongpel-Ihun, Thubten Samphel and myself Dzasak Khemey Sonam Wangdo with assistants to offer victorious greetings to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we traveled via Calcutta to New Delhi, and offered the greetings to Britain and America through their Ambassadors; from there we went by air to Nanking and offered greetings. Due to illness and medical treatment we remained there for a few months. Then we toured several provinces and on our return to Nanking they were having their big assembly. We attended the assembly in order to study the behavior of the Khamba and other Tibetan emigrants who attended the assembly as pretended Tibetan representatives. But we did not recognize or sign the new constitutional law (shenfa) which  was then make.

As for 1948, our mission in Nanking, namely the Khandon Losum, also attended the Chinese Assembly as visitors but no special representative was deputed from Lhasa, and they similarly did not recognize or sign the resolutions of the assembly.

21, In 1947 after India became independent, in reply to a communication from the Tibetan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replied as follows: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would be glad to have an assurance that it is the intention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to continue relations on the existing basis until new agreements are reached on matters that either party may wish to take up. This is the procedure adopted by all other countries with which India has inherited treaty relations from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22, Between 1912 and till 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was signed on May 23, 1951, Tibet continued to conduct its foreign affairs without reference to any outside authority. Tibetan delegations in 1946 and 1948 traveled extensively on Tibetan passports.

23, Mr. H. E. Richardson, who in charge of the British and later Indian Mission at Lhasa, stated to the Legal Inquiry Committee on Tibet, constitu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that, ..."the duties of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British and later Indian Mission at Lhasa after 1936 were principally to conduct the diplomatic business of his Government with the Tibetan Government"(page 146 of the report entitled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24, The foregoing facts should suffice to show that Tibet was completely independent. Since, however, doubts were raised last year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my country, the following facts may be usefully stated:

25, Sir Eric Teichmann in Affairs of China wrote: "Since (1912) no vestige of Chinese authority has survived or reappeared in Lhasa-ruled Tibet. In more than twenty years he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 ruled as undisputed master of autonomous Tibet, preserving internal peace and order and maintaining close and intimate relations with the Indian Government."

26, In 1928 Sir Charles Bell in The people of Tibet pointed out that Chinese authority in Tibet had ceased.

27, M. Amaury de Riencourt who was in Tibet in 1947, states, "Tibet ruled itself in all respects as an independent nation. " He goes on to say that "Government's writ ran everywhere."

28, Tsung lien-shen and Shen Chi-liu who were both members of the Chinese Mission in Lhasa, say, "Since 1911 Lhasa has to all practical purposes enjoyed full independence." In support of this they mention that Tibet had its own currency and customs, its own telegraph and postal service, and its own civil servic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China, and its own army.

29, In 1950 when the proposal of EI Salvador to place the question of the invasion of Tibet on the agenda of General Assembly was being considered, the Jam Saheb of Nawanagar, the representative of India said his government had given careful study to the problems raised by the proposal of EI Salvador to place the question of the invasion of Tibet by foreign forces on the General Assembly agenda. That was a matter of vital interest to both China and India. The Committee was aware that India, as a neighbor of both China and Tibet, with both of which it had friendly relations, was the country most interested in a settlement of the problem. That was why the Indian government was particularly anxious that it should be settled peacefully. (A/BUR/SR. 73, page 19)

30, The claim of the Chinese to suzerainty over Tibet is based on the 1907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It may be pointed out that Tibet was not a party to that Convention and was in no way bound by that Convention.

31As the head of the Tibet Government I say that what happened on October 7, 1950, was a flagrant act of aggression on the part of China against my country.

32, The Tibetan government appeal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for help. As a result of the defeat of the Tibetan army, and after the efforts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to get the help of the United Nations had failed, we were compelled to send a delegation of Peking. The delegation was compelled to sign what is known as 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on May 23, 1951.

33, The events since then and till my departure from Tibet in March, 1959, are too well known to require any detailed recounting. Even now refugees are coming into Nepal, Bhutan, Sikkim, and India practically every day. The number of the refugees is 43, 500. From the accounts of these refugees, the oppression and wholesale terror, to which I referred in my letter to you last year and also this year, have in no way lessened.

34, In this connection may I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the excellent reports on the question of Tibet publis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In the second report, the distinguished Committee that closely examined the question came to the conclusion, inter alia,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had been guilty of genocide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Genocide Convention. I trust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carefully examine the facts on which this conclusion is based and will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deal with this matter. Genocide, even apart from the Genocide Convention,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crime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35,As a result of a wholesale breach of all the important terms of 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the General Assembly (consisting of officials and public, mainly the public) repudiated that Agreement, as it was well entitled to do, and reasserted the independence of Tibet on March10, 1959.

36,The fighting in Tibet against the occupiers and the oppressors is still going on. I appeal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last year, and I am making this appeal again in the hope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get China to vacate its aggression. In my opinion, any measure short of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of much help to my country where the Communist steamroller is every day crushing out the freedom of my people.

37,May I request Your Excellency to place this Appeal before the United Nations.

The Dalai La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