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8日星期三

桑杰嘉:从南蒙古到西藏——中共的蒙骗和要挟




杨海英教授著的《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对南蒙古(内蒙古)在争取民族自由道路上的艰难挣扎历程有所阐述。如蒙古人为了建立自己的家园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等——但又由于国际上各大国间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了南蒙古、中共欺骗蒙古菁英,清除蒙古菁英、中共的一切承诺变为虚无,最终,成立所谓的内蒙古自治区这个名存实亡的“自治”,南蒙古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还有当下的残酷镇压、掠夺和民族灭绝政策使蒙古人“奴隶”般生活等等——对藏人今天的抗争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南蒙古人民为了实现南北蒙古的民族统一努力奋斗,并且看到希望的1945年,美国、英国和苏联处于本国私利相互交易背着蒙古人民,在没有一个蒙古人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雅尔达协议》——做出“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予以保持”的决定,从此,虽然蒙古菁英不断的尝试各种方法争取独立、自治等,但是,南蒙古被中共死死缠住了,所以,蒙古菁英的理想至今未能实现。

读到这段历史,不由想起英国、中国、俄国等曾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没有西藏人民同意,更没有西藏政府参与的情况下肆意签订有关西藏的条约,任其摆布西藏,上演了“五族共和”等被“合法”吞并的丑戏。当然,还有中共更滑稽的“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等。西藏被中共非法入侵面对生死存亡之际又被“英国、美国和印度耍了”(嘉乐顿珠话)。西藏问题是否在联合国讨论的问题上英国再次作出违背事实的立场,印度等国随其后对西藏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

中共诱骗蒙古人大概如下:1935年12月20日中共以毛泽东之名向南蒙古公开发表宣言既《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其中“我们认为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他的一切权利。同时,内蒙古民族可以随心所欲地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1当时,让很多蒙古人激动不已,他们看到了民族自由的希望,奔赴“圣地”延安。

1936年5月,毛泽东向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发出电报,表明支持蒙古人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立场。2

1946年1月,中共的施压下东蒙古民族独立自治政府解散。中共实际上掌控了内蒙古民族独立自治运动。——蒙古人的民族独立武装被腕骨剔筋。3

1947年3月3日,蒙古菁英再次向中共提出高度自治要求,遭到中共断然拒绝。4

1947年5月1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

1948年1月1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暴力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标志着,南蒙古人民失去自由,被中共任意宰割、进行奴役的时代开始了。

中共就在为蒙古人民发表《宣言》不久在西藏成立了两个藏人"共和国",格勒得沙共和国和波巴人民共和国。当时对藏人的“宣言”也非常吸引人:“番人(藏人)独立,建立博巴依得瓦独立政府,博巴坐自己的江山; 建立博巴独立军,保卫博巴独立; 土地分给博巴依得瓦,分给谁种的就归谁所有,可以自由买卖,出租典当,奖励用大地修水道; 废除等级制度,博巴依得瓦人人平等自由,特别要保护妇女和青年;信教自由,还俗自由,喇嘛庙的土地财产不没收;——”虽然,红军一路抢、杀、摧毁寺院并与藏人多次激战。但还有藏人被宣言迷惑,追随红军。

中共为了躲避国民党追杀逃亡时对西藏边远地区有所涉足,但那只是为了逃命跨入西藏国境,也为了填饱肚子欺骗或者抢劫藏人外,根本顾不上入侵占领,两个藏人共和国也只是为了征粮解决吃饭的燃眉之急。然后,匆匆逃离而去。

中共对西藏入侵开始与1949年,是从西藏安多和康区开始的。对西藏中部地区的入侵是从1950年发起的, 10月7日,中共军队向西藏驻守军队发起进攻,西藏军民奋起抵抗经过12天的战斗后西藏政府总督被俘。1951年5月23日被迫西藏政府签订了非法的条约《十七条》,1951年中共部队进入西藏首都拉萨。

《十七条》第四条、“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是中共蒙骗西藏代表的重点,而且加上藏人共产党平汪(担任翻译和游说的重要任务)的“达赖喇嘛仍然是那个骑马的人——”5等功劳不小。藏人代表最后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不变更西藏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地位及职权。“——西藏代表喜欢这个协议的地方在于,在他们的理解中,此协议仍然允许达赖喇嘛的传统政府继续在西藏内部运作。”6 。很明显中共有自己的“解释”。但是,从南蒙古一路阴谋、欺骗成性的中共在《十七条》的前言中已经表明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而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这一条也就自然废除的。另外,中共一而再,再而三的向西藏谈判代表威胁要“武力解放西藏”,其实,此时中共已经武力入侵了西藏中部地区,打垮了西藏政府唯一布置防守的前线,之后根本没有进行武装反击的计划部署。据西藏其他地方当时的经验西藏民众抵抗中共军队可能性很小,而且,当时西藏政府已经流亡到亚东。所以,威胁要武力“解放”也如同“和平解放西藏”一样荒唐。

虽然,六年后达赖喇嘛特使苏康旺钦参加内蒙古区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看到了所谓“自治”的真是面目——“-苏康旺钦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如果西藏承认了中共的统治,自己的民族的未来也会同蒙古人一样悲惨。”7

但是,已经晚了,这时中共基本上已经在西藏站稳了脚跟,虎视眈眈等待一个美丽的借口完全消灭西藏政府以及全面非法占领西藏,中共终于在1959年3月找到了这个等了很久的“机会”。最终“解散”西藏政府,完全控制了西藏全境。更可恶的是中共借刀杀人,之前已经派遣蒙古骑兵前往西藏安多等地区屠杀藏人,而且惨烈程度超乎人们想象。

虽然有乌兰夫先生倾注心血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做出了努力,但是在事实上,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如同“内蒙古自治区”一样没有任何的自治,所以,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继续要求“名符其实的自治”。但中共统治者仍然狡辩否认其统治下的自治名存实亡的事实。

再看藏、蒙菁英代表人物共产主义者乌兰夫和藏人平措汪杰(平汪),中共为了打击乌兰夫经过多年的阴谋设计后在1966年“前门饭店会议”被打倒了,1973年获得自由。“他一生追求苏联式的联邦自治”,最终未能实现。蒙古人民的评价:“乌兰夫仍然是我们草原上尊敬的人。”8

平措汪杰1958年被关入监狱,而且一关18年,在监狱中暴虐至极。他对牢狱之灾说:“这不是党的责任和过错,更不是我的过错,而是我的不幸。”,生前多次向中共最高领导人呼吁解决西藏问题。而且,还间接参与了西藏流亡政府《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的确定。平措汪杰先生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没有实现他一生的追求的自由西藏。达赖喇嘛尊者吊唁平措汪杰的逝世:“他的逝世,让我们失去了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9

回顾历史,藏人和蒙古人没有切记[特勒碑]警世文:“——唐人的话语甜蜜,实物华丽(原文:柔软)。他们用甜蜜的话语、华丽的实物诱惑。使得远处的人民靠近(他们)。当住近了以后,他们就心怀恶意。他们不让真正英明的人,真正勇敢的人有所作为。——”10



注释:

1、《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杨海英著,2014年,台湾八旗文化出版出版,第530页。

2、同上,第550页。

3、同上,第551页。

4、同上,第174页。

5、《一位藏族革命家》梅戈尔斯坦等,2011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2-143。

6、同上,第141页。

7、《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杨海英著,2014年,台湾八旗文化出版出版,第126页。

8、同上,第520页。

9、达赖喇嘛官方网站:http://www.dalailamaworld.com/topic.php?t=837

10、《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杨海英著,2014年,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第453页。

2015年1月1日星期四

Franz Michael: 《西藏的地位》序言


在這本書裡,邁克爾.C.范沃爾特.范普拉赫對一個在西藏文獻中未曾加以充分闡明的問題進行了研究,這就是:西藏過去和現在的法律地位。對北京而言,西藏只不過是中國的一部分,官方稱之為「中國的西藏地區」:一種在想像上存在於整個歷史中的關係。西藏人則堅持認為西藏一直是完全獨立並與中國相分離的。現在是對史料加以 系統整理,並依據詳實可靠的文獻資料,對西藏過去和現在的法律地位進行立論嚴謹、論據充分的客觀論述的時候了。此書正是一本這樣的研究成果。

據七至九世紀的早期歷史記載,當時,由強有力的國王松贊干布及其繼承人所統治,他們統一了西藏,並將其勢力範圍擴展到中亞的大 部,其中包括中國領土。在此時期,西藏國王當然擁有和亞洲任何一位統治者平等的權力。歲月流逝,在西藏的統治者失去其軍事優勢後,同鄰邦統治者們之間的關係是經常變化的,有時也建立親密友好的關係。爭論主要在西藏統治者與中國歷代皇帝之間的關係上。

作為西藏的轉世活佛,先是十三世紀西藏佛教的薩迦派,而後是格魯派的諸世達賴喇嘛,曾分別和蒙古可汗元朝皇帝,明、清兩代漢、滿族皇帝建立了個人之間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可汗及皇帝為從十七世紀起統治西藏的達賴喇嘛的宗教及政權機構提供保護及援助,作為交換條件,西藏承擔從宗教方面為他們祈福禳災之責;這種關係,正如歐洲中世紀時教皇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們之間的關係一樣,並不是一種依附關係。

為說明歐洲的情況,史學家們提出「雙劍」理論(Two Swor theory)。在西藏問題上,則以供施關係(Cho-yon)說明達賴喇嘛和歷朝皇帝之間的交往。然而無論是用「雙劍」說還是以因勢而變的「供施」 關係,都難以對現代意義的主權國家的概念加以界定。

滿洲皇帝在西藏的勢力於 1788 年至 1792 年間清軍保衛西藏、抵禦 尼泊爾侵略、而被稱之為廓爾喀戰爭時期達到巔峰。邁克爾 ‧C‧ 范沃 爾特 ‧ 范普拉赫在本書中評述了滿洲代表 – 兩位駐藏大臣以及從十八世紀起就駐守西藏的滿洲衛戍部隊的作用。有些學者將這種狀態下的西藏稱為滿洲的保護國,或稱之為滿洲對西藏(享有)的宗主權,這些都是模糊不清的概念,因為正如范沃爾特.范普拉赫所指出的那樣,用表 述現代國家關係的用語是無法說明當時的情況的。實際上,在清朝皇帝和西藏統治者之間無任何條約表明在他們的關係中有什麼具有法律意義 的變化。而且在過去兩個世紀內被誇大了的滿洲對西藏的影響在十九世紀末業已消融,並隨著 1911 年的中國革命而終止,繼之滿洲人被逐出西藏。

接著發生了西藏人民為爭取現代意義的獨立所進行的奮鬥,各國也都為實現其戰略目標而進行策劃,並將其通過當時的一個個條約,從法律上加以表述,最後是 1949 年共產黨的入侵及其後果。上述這些佔范 沃爾特 ‧ 范普拉赫這一研究成果的大部分篇幅,並以對西藏人所要求的自決以及對一些可供選擇的解決方法的討論作結束。

對歷史的回顧表明,中國共產黨聲稱有史以來西藏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本上是以對古代政教合一的掌權者和世俗統治者之間關係的一種曲解為基礎的。然而中國人對歷史的解釋還不僅如此,由於他忽視了中華帝國同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根本差別,也就曲解了「中華帝國」的意識形態基礎。從概念上講,「中華帝國」意為它是一個世界性國家;的確,它包涵「普天之下」均受「中央王國」支配的思想,在這個「中央王國」裡,皇帝「受天之命」的統治人類,並設想其地位高於世上各國的國王及統治者,甚至其他地方的皇帝們也都像乾隆皇帝給英王喬治三世的信中所言,自願地渴望「來朝共享吾恩」。這至少說明,用現代意義的「民族結合」這一概念去解釋過去存在於中國的皇帝和中國本土之外其它政治首腦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與時代不相容的錯誤。中國人用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重新解釋中世紀的帝國關係,其目的是想有助於宣稱西藏人雖然從來不是漢族人的一部分,可是無論過去或是今天, 他們一向是中華「民族」內的一個少數民族,而實際上,這不過是企圖 為一種新形式的中國帝國主義作辯護罷了。

中國共產黨領袖們還以要把西藏人民從他們的宣傳中所描述的「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和「奴隸制度」中解放出來為藉口,為他們入侵西藏 辯解。因此,全部宣傳文獻都旨在極力渲染西藏被佔領之前的、過去的黑暗情景。但范沃爾特.范普拉赫未著重論述這個問題,因為這與 西藏的法律地位無直接關係。然而應當提出的是,傳統的西藏並不是政治分析家和歷史分析家們通常所說的那種「封建」社會。統治西藏的是轉世繼承的達賴喇嘛以及主要由平民 – 通常是農民出身的僧侶所組成的宗教官僚集團。這種體制為人們社會地位的升遷變化提供了很大的 可能性。作為古代遺留下來的現象,西藏的貴族乃是一種服務性的貴族階層,每家貴族要推出一個兒子擔任數額不多的被指定給俗人的政府職務,而大量平民近乎是第三等級,他們是生活在城鎮中的商人或私人企業的經營者,他們屬於中產階級。在農村地區,土地分屬於國家的、寺院的和貴族的莊園,但農民和牧民並不是封建制度下的農奴。被迫在莊 園土地勞動的人或牧工大約占農村人口的一半稍多,他們擁有其自己的非世襲性土地和牲畜,他們過著小康生活,他們是「上層」群體的組成部分,地方頭目或領袖即由他們當中產生。大量的勞動者可以自由地出 賣他們的勞動力,把他們自己的私有企業遷往城鎮或像許多人所做的那 樣遷往農村居民區。

無論這種傳統體制的長處或短處是什麼,值得注意的是,在 1950 年中國接管以前,西藏既未經歷饑荒,也沒出現過農民造反的事;沒有 警察,也沒有多少軍隊(軍隊的存在完全是為了抵抗外部的進攻)。與 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自從中國佔領西藏並在那裏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 之後,西藏一再出現饑荒和民眾反抗,而軍隊則到處駐防。此外,由西 藏人自己在西藏內部發起的使西藏傳統制度現代化的努力遭到扼殺,而 被中國對西藏的社會主義改造所代替。但在散居於印度的西藏難民社區中,傳統制度的現代化在流亡中的達賴喇嘛領導下卻獲得了高度成功。

1950 年以來,中國人在向社會主義烏托邦前進的名義下,試圖摧毀西藏文化,其結果是,在總共六百萬人中就有一百萬以上的人喪失了生命;原有的六千多座廟宇和寺院,只有不到二十四座逃過劫難。可悲的是,在國際討論中,這一切卻被忽視了。所以,范沃爾特 ‧ 范普拉赫以詳盡的學術研究成果所提供的確切的法律依據就愈加重要了,西藏未來的自決將建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Franz Michael(弗朗茲 邁克爾), 乔治华盛顿大学中苏关系研究院名誉教授。

(跋热. 达瓦才仁 根据西藏译本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