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31日星期四

敏一鸿:我与母校女附中

敏一鸿(张敏)


*母校校庆一百年,学生出发半世纪*

2017年9月3日是我的母校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百周年校庆日。远在大洋彼岸的我,无法回母校与师生校友共襄盛典,但心思意念一再重回昔日校园。

东楼前那片绿荫荫的桃园还在吗?当年,那是我们“早读”背外语单词的地方。冬天,天还没大亮,远处舢板队、排球队,或同学临时组队晨练前的呼号是校园新一天的开始曲:领队呼“为革命!”大家应“刻苦锻炼!”领队呼“为祖国!”大家应“健康工作五十年!”……

从那里出发,走过山南海北,求知与健身的习惯一直伴随着我。而今,“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包括我在美国从事国际广播逾二十年,至今仍以普通话为海内外中文听众服务)的五十周年日已近在咫尺。

1967年12月9日那个严冬的早晨,我和初三的八位学姐在校门口集合,我们一行九人是 “文革”期间女附中最早自愿报名赴“北大荒”的学生。学姐们叫我“初二小孩儿”,我是“老初二四班”(初1967届)学生张鸿敏。

我们九人清一色穿着政府新发的蓝色棉袄棉裤,在棉布紧缺的年代,这就是迎战“北大荒”冰雪严寒的全副铠甲。

一辆大公共汽车专车开到女附中门口,上车再看一眼校门,与母校告别。从这里出发走上社会,至今五十年。专车陆续载上附近几个学校的同学,绕天安门广场一圈之后把我们送到北京火车站,与各校更多赴“北大荒”的同学汇合。

等着上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说是因沿途城市有“武斗”,列车不能正常运行。下午,站台上送行的亲友和同学越聚越多。

瘦小的我在同学全力助推下拨开人群,挤上火车。和我同样瘦小的数学老师马成瑞帮我提着那只褐色旧皮箱。因为人太多,她提着东西上不了车,只好把箱子从车窗递进去。

灰蒙蒙阴冷的天空下,万头攒动。一声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启动。松开伸出窗外与马老师握着的手,16岁的我挥别送行的人们,告别北京,乘专列奔向冰天雪地不可知的未来。

车过山海关后,又给每人发了一顶军绿色羊剪绒护耳棉帽,顿觉更增加几分出征的雄壮。


*马成瑞老师:您好!*

近半个世纪以后,我用Google搜索母校信息,看到“特级教师榜”上数学老师马成瑞的照片,惊喜万分,遥致问候——马老师,您好!五十三年前,我这个13岁的准新生在女附中门前与您相识,促膝聊天。转眼五十多年过去,老校门早已不在,桃李满天下的您,笑得那么开心!

我上小学时,只知道当时北京实验中学是取分最高的最好的女校,就把她当成自己冲刺的目标。到我考中学1964那年,校名改回早前的校名北京师大女附中,我一直不知道学校在哪儿。直到1964年8月收到《录取通知》,才知道学校地址。正值暑假,好奇心胜,我在炎炎夏日一口气走了五站(公共汽车)路,拐弯抹角找到新学校。太阳西斜,红色大门紧闭,只开着一扇小门。值班的田大爷看了我手里的《录取通知》,准许我往里多走几步,瞭望一下校园。

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走来,瘦瘦的,南方口音。得知我是来看学校的新生,说“我叫马成瑞,去年从师大数学系毕业来咱们学校的……”我们促膝坐在校门前的水泥地上,竟聊了好一会儿。

马老师后来并没有教过我们班的课,却成了我的朋友,是我终身难忘的老师之一,这是后话。


*伯力——最早认识的同学,我与伯力有缘*

能考进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女生的骄傲。戴着“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徽走在街上,会引来赞许或羡慕的眼光。

开学的日子,异常兴奋。初一教室在北楼,迎门是一面一人多高的方镜子,镶在古香古色有敦实底座的紫檀木框子里,照着门厅里一群寻找自己班级的新生往来的身影。

一位穿着淡绿色丝绸短袖衫的同学笑盈盈走过来,月白色半圆形发卡拢住稍稍过耳的头发,“我叫初伯力,伯力是地名,就是哈巴罗夫斯克。我爸是空军,我弟弟名字也是地名,叫初白令,白令海峡……”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她的名字,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同班同学。此后许多年,每每在地图上看到伯力和白令海峡,我还会想到初伯力向我通报姓名的时刻。更想不到的是,很多年以后伯力这座城市竟是我走向世界的第一站。


*陌生的语言系统,不同的小学生活*

母校女附中百年校史与“十月革命”百年实验正好同步。这一百年里,学校和师生们的经历也都深深刻下共产实验的年轮。

据校史记载:女附中的前身是成立于1917年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924年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31年,随北师大和北女师大合并,改为“师大附中女部”。1937年改为“北师大女附中”。中共建政后,与解放区的华北育才学校女部合并。1955年改为“北京实验中学”。1964年回复为“北京师大女附中”。

因为1949年母校有来自红色根据地华北育才学校女部汇入,我们入校时,教职员工中有一部分骨干是来自解放区的革命干部,学生中更是高干子女云集。

我刚进女附中,就发现有些新同学互相早就熟识,她们来自“空军大院”、“海军大院”“总参大院”“总后大院”……“育英”、“育才”、“育鸿”、“八一”……“你爸是几 级?”、“我爸是X级”……这是我完全陌生的语言系统。她们聊着自己原来的小学:全日制上课、住校、一星期回家一次、谁与谁是好朋友……

报到的有些手续要到东楼去办。东楼是办公楼,大会议室、校医室、各科教研组办公室都在东楼。

一进门正面是长方形木质屏风,鲜红油漆底色上的金字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手书题字,行书繁体字不太好辨认:“同学们应当立大志,攀高峰。这不只是为了个人,而首先是为了大家,为了社会”。

我们知道当时最高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已先后从我校毕业,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正在本校上学。我入学后第二年,刘少奇主席的女儿刘亭亭入校就读……渐渐知道更多国家领导人、各级干部、各界著名人士之女是我校同学。

故此,来自平民学校的学生难免会有“边缘”感。

我1958年上小学,那年“大跃进”,事事改弦更张——小学划片就近入学、课本一律改为简体字,注音字母改为汉语拼音……家里给予我的“学前教育”顿时事倍功半。

我在名不见经传的西城区石碑胡同小学读书六年,全校共有六个教室,每年级两个班分别在上、下午上课,叫“二部制”。不上课的那半天,就近组成“学习小组”在同学家做作业……在这样的小学,孤陋寡闻。比方说,从没听说过有“音乐教室”这回事,上音乐课时,一台沉重的风琴从来都是由几个大个子同学抬着搬来搬去……

不同类别的小学,有着大不相同的小学生活和童年记忆。


*师大女附中第一课: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良师郑锦章开发我的潜能*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这些出身于非高干家庭的学生能凭分数进入女附中,都属于幸运儿。同年级就有分数不够而被“照顾”进来的。例如初二某班“老革命”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姐姐成绩好,据说录取时够分数;妹妹成绩差,是“照顾生”,学习一直跟不上,“照顾生”的名头也就如影相随。

得知我校有“照顾生”,想想后怕,多一个“照顾生”,就挤掉一个“合格生”,有谁知道被挤掉的优等生姓甚名谁哪!

再后来知道,我进校后的第二年1965年,随着全社会“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录取新生更加重视“阶级路线”。因此到1966年“文革”血统论猖獗之时“查三代”,1968届初一和高一的“黑五类”比别的年级少得多。

由此看,我是特定时段部分“择优录取”的受益者,如果晚一年,我可能根本进不了女附中。我的幸运,仅仅靠着哪怕多少能有一小点儿的局部“平等”,就成了我的一线天。

小学六年成绩一路领先的我,在师大女附中学到的第一课就是懂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来自各校的优秀生汇集,更有早早赢在起跑线上的同龄人。

同学中书法好的、外语好的、会拉手风琴的,会画广告画的……个个令我惊讶,自叹弗如。我略有的优势在语文,初一和初二第一学期都是语文科代表。在朗诵和作文方面,很得语文老师郑锦章的鼓励。记得观摩教学,教室后面坐满外校老师,郑老师让我朗读《哈密瓜的故乡》:在政治空气越来越浓的1965年,郑老师领我到初中不同年级几个班巡回朗读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片段:“起风了,满山的枫树抖动着身子,鲜红的枫叶飘落下来,一片又一片……”。

初二教室在南楼,门厅左首东墙上,大半面墙的木板墙报是全校作文展览园地,刊头“学园”两个特大号墨笔字饱满而富于美感。各年级语文老师推荐的作文定期在这里更新,每篇几页稿纸叠着钉起来,再用按钉钉在木板上,便于翻看。“学园”总能保持有二、三十篇“范文”。课间与各年级同学聚在这儿,仰着头欣赏不同风格的新作文,是我一大享受。作文能上“学园”,意味着一种肯定,我也几次入选。

印象最深是郑锦章老师在课上申明“命题作文不准许写诗歌体”。一次课上,我写完作文,看看时间还多,就以同样题目多写了一篇诗歌体附后,后者居然上了“学园”!那份意外的惊喜与得意,至今没忘。更谢恩师早年栽培!人生后三十年得以采访播音、记述写作为业,深受其益。


*俄语老师马新云与裴静英*

初一共六个班,学校规定前三班学英语,后三班学俄,我在四班。母亲知道后,刚开学就陪我去过学校,希望把我调到英语班。学校答复:所有学生都不能调班。

初一的俄语老师是马新云,圆脸,大眼睛,以浑厚的女中音读出每个单词。最特别的是她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突突突突”来上班……她是学生心目中的传奇——鲁迅的儿媳,在苏联买的摩托车……

初二的俄语老师是裴静英。初二那年,课程改革,取消了原来初二的几何和化学课,安排到初三再学;而数学课内容与外语课课时在初二学年加强。

离开女附中十三年后,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公共俄语班,开学测试班里学生程度,以决定教学起点。老师采用的办法是,他读出中文单词,同学抢答俄语怎么讲;或者老师读出俄语单词,学生抢答中文。想不到当过十年“知青”学业荒废的我,竟然能抢答出不少,“十几年不复习居然没忘!” 连自己都惊奇,唯有感谢女附中二位俄语老师教练的“童子功”。

离开女附中十八年后,我以俄语通过了全国研究生公共外语统考,进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离开女附中二十五年后,我有机会在俄国莫斯科生活了二十个月。每有当地人夸奖我这个外国人俄语发音还不错时,都是对早期教我俄语的女附中老师们的夸奖。谁都知道,学习外语,发音先入为主。

离开女附中三十年以后,我在美国西部一个城市意外遇到初二时的俄语老师裴静英,她已退休定居美国享受天伦之乐。欢聚畅谈之后,我与她的女儿、孙辈们合影,记录下这人生难得的巧遇。

离开女附中三十四年以后,我在美国通过越洋电话在母校老师的帮助下得到了马新云老师家的电话号码,再次听到中学记忆中马老师那亲切浑厚的女中音。随后我采访了她的先生、我们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人物——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之后制作播出了上、下两集专题节目《<鲁迅与我七十年>与作者周海婴》。


*当年关于理想的激烈辩论和后来始料不及的残酷现实*


走进女附中的学生,谁没有美丽的梦想!清楚记得有一次在大操场边锅炉房背后的高台(那里常常作为集会的讲台)上,同学们演讲的题目是“女附中学生的理想”。有同学说要当女作家、有同学说要当中国的居里夫人,还有人说要当中国的女总理、女部长、女大使(倒是没人敢说要当女主席)……后来激烈辩论起来——做什么对中国贡献更大?……

无论如何,走进女附中的学生,潜意识里觉得咱学校直通着大学校门,虽然知道中间还要经过一次高中统考,也有被淘汰到低分学校的可能,但自信那种可能不会属于一直努力着的自己。所以,大家只是集中纠结于从这里毕业后该进哪所大学的校门?该学哪个专业为好?

我们初二四班教室在南楼正门左转右侧第四间。全班同学走进这间教室的时候,万万不会想到我们今生今世只有初二,没有初三,这是我们中学时代最后一间教室、最后一站。我们将在这里告别中学时代,其中大部分同学,今生再没有重新走进学校的机会,再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


*社会与校内政治空气紧张,“阶级斗争”之弦绷紧的1965-1966年之交*

1964年入校后不久,开始“学习教育方针”,政治空气渐浓。教育方针的主要内容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社会上正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往农村派工作队搞“四清”。舞台上在演《箭杆河边》,银幕上在放《千万不要忘记》(意思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政治课枯燥的内容被日益提升到高于重于其它一切课程的高度,乖乖牌好好学习的女生头脑,被越来越拧紧“阶级斗争”的发条。

1965年底1966年初,社会上阶级斗争气氛更浓。报纸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字样已经在报刊上越来越高频率出现。

班里气氛有明显变化,升入初二开始有人申请入团,高二四“姐姐班”派来的李辅导员开始跟同学 “一对一”谈入团、谈出身……听话听音,我听出虽然她肯定我的优点,但我恍恍惚惚觉得,自己好像属于必须被特别严肃对待的一类。

入团,原本在我看来,意味着优秀与成熟。女附中校徽上加一枚团徽,可称当年北京女中学生最完美、最令人艳羡的“标配”。

我的同桌于同学最早入团。她年龄稍大,少年老成,很少说话,即使老师提问叫到她,她站起来半晌不说话,老师只好让她坐下。看她佩戴上大家羡慕的团徽,团员标准在我心里突然变成一团迷雾。

大约同一时期,我们班的“干部”和“班务”有一次较大“驿动”。我稳稳地当了一年多的语文科代表,不知怎的就换成由外号“学儒”的同学担任。“学儒”语文成绩确实不错,但我也还算领先,而且我并没有失职啊。不久,“学儒”也入团了。

她们的共同点是父辈都有非同一般的红色革命资历。

一些同学的手里开始有红色塑料封套的《毛主席语录》,都是红色家庭从“内部”得到的,不时在同学眼前晃一晃,显示着一种优越。

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正一步步向我们逼近。


*校园突现大字报,学业嘎然终止,人生从此被改写*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2日中午,我们初中几个班从西南郊苗圃劳动归来。与以往一样,女附中学生队列所到之处,歌声整齐嘹亮,只要有同学起头儿,大家立即跟上,好像没有不会唱的革命歌曲。劳动既已结束,疲劳得到放松,歌声分外高亢。

初二二班的高红十同学在领唱“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大家立即跟上“作革命的接班人!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斗争!……”歌声与强有力打着拍子的整齐步伐声在街道两旁的大楼间回响,学校已经很近了。

唱着歌儿凯旋般走进校园的我们,瞬间惊呆——礼堂外、锅炉房高台、宿舍楼墙上贴了很多大字报,“文化大革命……”、“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最醒目的一张署名是“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她们是全校知名的凤毛麟角的高中学生党员。

从此全校停课,继而全北京大、中、小学停课。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非战争时期全国所有在校学生无课可上、无学可升的时代被我们在中国赶上了!我们“老”在了自己此时此刻的“年级”,因而后来有了共同的称号,中国有前所未有的专有名词——中学“老三届”和大学“老五届”。


*师大女附中的1966年8月4日*

1966年7月底8月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贴在礼堂、南楼和宿舍楼门口。“拼爹时代”的肃煞与恐怖气氛充斥校园。

我的父亲1937年至1946年在国军服务,是全程参加抗战的军人,我的“家庭出身”在“文革”“血统论”的归类中属于“黑五类”中“最黑”的。

1966年8月3日晚,几个同学到我家通知“明早一定要到校,否则格杀勿论”。

第二天一进教室,见课桌紧靠着三面墙摆放,中间的凹形空地摆着几排椅子。班里四十多名同学一夜间被分成三类:20个“红五类”同学(父母至少有一方1945年以前加入中共)坐在椅子上;10个“黑五类”同学一字排开,被一根长绳拴住,站在放讲桌的水泥台前,背向黑板,面朝大家;其余十几个出身“不红不黑”(例如医生、教师……)的同学坐在地上观看,不能动手,但要参与揭发批判。“红五类”有充分的“革命”权力,对“黑五类”尽可打骂斗争。

我有生以来初次领教世事的险恶,从13岁到15岁不足两年的中学生活里,我说的很多话被同学记住、忆起、提交,有原话也有断章取义。可聊以自慰的是,10个“黑五类”无一例外被凑足了“材料”,殴打与批判一再交替。

同班同学,女孩子打女孩子,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的糨糊和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要我们揭发父母,承认自己是“狗崽子”。面对朝夕相处的同学,女孩子最珍爱的自尊所遭受的践踏,言语难表。

当天,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了这样的“批斗会”。中午,高中的黄同学开门通知我们班“红五类”头头“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

班头头要求我们明天上午必须到校。


*师大女附中的1966年8月5日*

1966年8月5日,我和许多“黑五类”同学一起被押到操场看校领导挨批斗,说是“斗黑帮”。八月烈日下那幅画面,永远定格在我记忆中。

锅炉房高台北侧大操场边上,尘土飞扬。卞仲耘校长被同学团团围住,你推我搡,拳脚相加,棍棒挥动。一向倔犟的胡志涛副校长头发被揪乱,有同学往她头上浇紫墨汁、扣字纸篓,她嘟囔着,哭丧的脸上仍透着不服。

我们这些被押着来看的,因拥挤推搡,渐渐乱了队形。只见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象中的鲜血淋漓。

在大操场上被批斗殴打之后,卞校长和其他校领导们被带到另外的地方,有人跟去,有人走散,原来押着我们的“红五类”们不见了。我和同班“黑五类”魏同学、崔同学和孙同学赶快像往常一样,躲到后院堆放生物课用的人体和动物骨骼模型的小屋,捧着《毛选》“避难”去了。

根据几位校友的文字回忆,后来卞校长被押到后边小操场干重活,再后来她又被押到宿舍楼里受到各种折磨,因为楼道狭窄,从旁目击者不多。
8月6日,高中学生党员刘进通过校内各教室喇叭广播,告知卞校長前一天被送进邮电醫院,宣告死亡。

后来又得知,其实送进醫院前已经去世。

卞校长是“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

卞校长是“老革命”,她是红色革命的参加者,也是被红色革命吞噬的受难者。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宋彬彬——“红八月”——拼爹时代*

13天之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宋彬彬”。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泽东说“要武嘛!” 这是“最高统帅”对暴力殴打和杀戮表示的认可。这段著名的对话通过广播、电视和报刊迅速传遍中国。

此后,在北京、在中国各地,又有许多教育工作者死在自己学生的棍棒拳脚之下。”文革“红八月”是暴力杀戮的高潮,据官方统计,仅仅这一个月内,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就打死1,772人。

从6月2日全校停课到8月4日同学群殴斗争同学,5日学生群殴斗争校领导,(详忆见敏一鸿:《卞仲耘之死案钩沉与省思》一文),再到全社会“红八月”的恐怖杀戮……我亲见红色中国在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文火慢功”之后,短短两个月怎样燃成熊熊烈焰,将学生们……包括文弱女生变成行凶暴徒的全过程。

女附中与众学校不同,学生来源“通天”是特点之一,这使她成为中国政治生态大版图的一个小缩影。

随着“文革”愈演愈烈,一些“红五类”同学的“老革命”父母被打成“走资派”、“黑帮”,于是一夜间就变成了“黑五类”。本来就“血统”而言,其类型和颜色具有与生俱来、生而不变的固定性,但在荒唐诡异的政治游戏中,血液也可以一夜“变色”。

“文革”最早期,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批判。“老革命”笔杆子邓拓于1966年5月17日夜里自杀,成为最早以死相抗者,女附中同学们注意到邓拓的女儿初二二班文弱的邓小虹同学在校园里一直表情凝重、一脸茫然,她最早不再佩戴红领巾。

后来,国家主席刘少奇、副总理邓小平分别成了“中国第一、二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女儿、女附中初一二班的刘亭亭同学和邓小平的女儿、女附中高一一班的邓榕同学从最活跃、最红的“红五类”,一下子变成沉默的、最黑的“黑五类”。

她们人生的大起大落,为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残酷荒诞的“血统论拼爹时代”作了最经典的注脚。


*在“文革”冷酷的铁血年代,感受老师们真情关爱的人间温暖*

学生群体施暴,殴打斗争校长、老师和同学,人间正常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被疯狂践踏。登峰造极的邪恶,假“革命”之名,美其名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资产阶级的反”。这是古今未有的邪恶一页,先行发生在师大女附中校园里,进而写在全中国1966年的历史上。

然而,即使在最残酷无情的“文革”铁血年代,在师生关系对立、人人自危、不敢“沾黑”的“阶级斗争”险风恶浪之中,仍有一些老师凭着自己的良知和恻隐之心,关爱被压制迫害的学生。包括从未教过我们班课的老师,成了我们的良师益友,我非常珍惜这份记忆。

1966年,先是我母亲自杀,后是我在班里挨斗,紧接着卞校长被群殴致死……我越来越恐惧自危,我知道了“说话”和“写日记”何其危险……我烧掉了自己自小学三年级以后连续五年的日记,我以沉默不语应对凶险的环境。

体育老师张婉蓉个子不高,宽宽的额头,满脸慈祥,她主动接近我说“看你这活泼开朗的孩子,一下子变得这麽孤僻”。“孤僻”这词,从小学到初二,八年里在所有老师给我的评语中从来没出现过。张老师常常到教室来,坐在我身边跟我聊天,让我感受到母亲般的爱怜。

数学老师金元没教过我们班,在师生关系紧张的日子,她那乐观爽朗的笑声,总让我感到她是可以信赖的,是随时能帮助我的大朋友。

生物老师白正衡负责帮助准备上山下乡的同学与外界联系,有问必答,辛苦耐心……

我在女附中认识的第一位老师马成瑞,一直没有教过我们班的课,马老师在“文革”中对我关心最多,时常一起聊天,有时还让我到附近教工宿舍她的住处坐坐……直到把我送上奔向“北大荒”的列车。

在下乡后十年里不多的按日掐算的“探亲假”回北京时,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去看望马老师,也看望过其他几位老师,一次次唤起我在腥风血雨年代里那不多的温暖记忆。


*装甲兵进校军训:女附中历史上怪诞的一幕*

1967年春,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进校军训,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些稻草和麦秸铺在教室里,秸秆通铺中间留出一小条下脚的地方。全班同学都住进教室,人挨人以各自窄窄的褥子为界,划出每人的“领地”。

个头很高皮肤黝黑的装甲兵排长冯天发自我介绍,特别把装甲兵说成“庄稼兵”,说自己来自农村,是庄稼人。他常常队前训话,或盘腿正坐在秸秆上跟大家促膝谈心。

中国当时的领袖毛泽东说“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当时学生崇拜毛泽东,也就崇拜解放军,专心听冯排长讲话。目不转睛看着他,很快记住他的特点,包括他那显然一说话就太过频繁眨动着的不大的眼睛……

如今我已年过花甲,重温旧事,想像着当年驾驭装甲车的二十多岁的庄稼兵,忽然被派到四十几个清一色十六岁花季女学生中间担负教导责任,坐在她们的铺位旁循循善诱,会是怎样的心情?有着怎样的怪诞?……

写到这里,还是忍俊不禁。

但当时没一个人敢觉得可笑,严肃是绝对的主旋律。无论如何,冯天发排长是个尽职尽责的客串儿老师。

显然,他也清楚知道每个人的家庭背景。他们来执行军训的内容之一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括否定“血统论”的对联。“血统论”并没有使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学蒙着一丝一毫的恩惠而幸免于迫害,为什么说“血统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这么明显的不能自圆其说,我当时被整傻了没看出来。

冯排长苦口婆心给我们指出唯一的光明大路——听毛主席的话“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

尽管冯排长给我和同学们的印象是质朴可信,我还是清楚地知道,因为我的家庭情况,自己仍被锁定在“黑色”一族,无可逃遁。


*九位女附中同学人生新一站——“北大荒”,黑龙江省宝清县八五二农场三分场*

“黑帮”、“黑五类”……黑色在我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但我心里从来不认为自己属于“黑暗”世界,我愿意将自己的生命附丽于光明和进步的事业。

内心简单的推理是:工人和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建设祖国,与他们相结合没有什么不好,只要用吃苦受累能“洗清”自己,我会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属于黑色营垒。

于是,1967年12月,16岁初二的我,找到17岁初三的八位报名去“北大荒”的学姐,结伴去了黑龙江八五二农场。

到三分场场部当晚,我们住在一个能睡几十人的长长的帐篷里,两旁铺位间通道上,几个废弃的铁质大油桶作炉子,烟筒横着走一大段,再向上伸出帐篷外。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女附中九位同学一起爬上场部背后白雪覆盖的尖山子,登顶看日出。

同列车分在三分场的有北京各校很多男女学生。女附中初三四班的胡全瑜、周晓红、钱德琳、朱新青四位学姐被分到一队,初三二班的刘仲文、忻明智、谭琏、沈新四位学姐和我被分到四队。我的十年“北大荒”生活开始了。

在以后的十年里,白雪皑皑与绿树森森周而复始的尖山子,见证我们如何将青春岁月、真诚与汗水注入这片黑土地,化作小麦、大豆、玉米一车车原粮,上交国家,运往四方。


*“北大荒”:向往光明,历练十年;渴望上学,一梦难圆*

我在“北大荒”十年,干过田间各样农活,也当过保育员、饲养员、粮食化验员、晒场保管员,还当过副连长和连队指导员。扛着一百六十斤的出口大豆麻袋装汽车,扛着几十斤原粮的麻袋上两节跳板入囤,是基本功。受灾的涝年,拖拉机下不了地,在齐腰深的水里捞麦子、在雪地里挥镰刀割大豆、手指戴着铁抓钩掰苞米、摄氏零下42度在排水工地上夜班……

尽管体力劳动繁重,因为与四位女附中学姐和北京八中等校同学在一个连队, 读书好学的“知青”多,带着字典和书籍的多、有书传着看的多。大家几度办夜校、开诗歌会,写墙报黑板报更是从未间断。

大宿舍里,来自北京、天津、哈尔滨的“知青”同居一室,有时为了确定一个字的正确读音,吵到非翻字典不可……旁边也有人不解地喊“叫什么真儿啊?念什么不行呀?还是没累着。”

殊不知,在文化百无一用的年代,没人会想到,写黑板报成为若干年后当教师的必要准备;正音正字成为若干年后当播音主持的一分积累……

母校女附中“文革”前对学生好学求知精神的肯定与鼓励,让学生在无可指望的年代,勤学不止,终身受益。

我在农场从事各种行当,干什么,就学什么。当晒场保管员,就自学气象学,观云识天气;当养猪班长,就学习饲养和兽医知识……

1971年深秋,看到《兵团战士报》上刊登八五二农场二分场13连养猪班“牛胃液发酵饲料”试制成功,养猪班长北京知青杨XX功不可没——竟是女附中我同班的杨同学!

我们连队派我去学习先进经验。那天下午我到达13连时,夕阳西下,杨同学在地里放猪还没回来。老职工听说我是她的同学,围着我讲她多么能干,讲她的很多趣事……

见面的一刻百感交集:1966年8月4日班级批斗会,她是可以坐椅子的,我是站在台前被绳子拴住的……时隔五年,她红扑扑的圆脸,好像更胖了点儿。

做梦也想不到,如今同是两个养猪班长的我们在这样一个地方重逢!我俩大笑着,周围人跟着笑,但只有我俩明白这大笑的全部意味。百感交集的我们,开口说的都是“发酵饲料”和养猪的事儿……

人们渐渐散去,屋外的秋夜分外静谧,皓月当空,飘着零星的清雪,我俩在月光里并肩慢慢走着。

她说“我是投奔我姐来的,前些时候,家里已经把我姐办回城了,过不了多久也会把我办回去。”我说“以后又难得再见面了”。她诚恳地说“真的,很对不起。”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没什么,那时我们都小”我说。我有一点儿知足地想“现在扯平了,我们平等了”,马上又想“其实没有,她们想回城就能回去,我不能。”

1970年代初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我虽然连年被高票推荐,都因政审通不过,上不成学。每次被推荐,都有回北京探亲的“知青”把好消息告诉我父亲,之后因政审通不过而落选,对父亲的打击更甚于我。

1975年因邓小平复出“落实政策”,我被破天荒“重用”派到另一连队当副连长。这年推选工农兵学员,20个小单位投票,初来乍到的我得19票,随后被告知不能去上大学,要提拔我到另一个连队当正指导员。眼睁睁看着得1票的上海陈姓女“知青”收拾行李去复旦大学读无机化学专业……我与大学失之交臂,我与化学无缘,我与复旦无缘,我有我的定命。

与我同车去“北大荒”分在另一个生产队的四位初三四班学姐中有三位先后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我们同队的五个女附中学生无一人当上“工农兵学员”。

对于城里长大的女孩来说,“北大荒”严寒的气候,过重的劳动,可谓严峻挑战,甚至会威胁健康。有女附中体育锻炼习惯的我,只要有机会,都不忘体育运动。当晒场管理员时,我每天围着晒场跑步、作俯卧撑……在女附中晨练时的呼号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五十年来无数次回响在我耳边。

每年参加农场运动会,我的短跑、中长跑常拿名次。


*阴差阳错:无奈错过“老三届”高考头班车*

1976年9月9日“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去世,“文革”随之结束 。一个人的生与死,能决定和影响几亿人的命运,而且不仅仅在当时。

1977年,是千百万“知青”命运的转折点。

1977年6月,我在“北大荒”收到北京电报,父亲食道癌晚期已不能手术,医生说生命不会超过六个月,需人照顾。母亲11年前自杀身亡,父亲没有再婚,我只有一个小我5岁的妹妹。我赶回北京,和妹妹轮流在医院陪床。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统考定于冬季举行。

因为我的户口在黑龙江,只能在黑龙江报名考试。重病的父亲让我赶快回“北大荒”报名高考。我说“以后年年都可以考,等您病好了我再考。”

11月18日父亲病逝。七七级全国高考报名已经结束。22天后的12月10日是“文革”后恢复首次全国高考统考的第一天,之前一天恰是我下乡十周年的日子,我被命运再次甩在大学门外。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又回到“北大荒”。


*返城回到北京:罪己错过“老三届”高考末班车*

1978年2月父亲单位以父母双亡的条件帮我办“困退”回到北京待业。我的先生朱晓明是当年与我同车去“北大荒”分在同一生产队的北京八中初三学生。他早我半年返城,回到他父母“文革”中从北京下放地点承德。

1978年我们正预备一起参加高考时,我发现怀孕了。我先生去参加高考,我决定推迟一年。不但为了顺利把孩子生下来,也为了保住我和孩子的北京户口,这样的权衡,当今年轻的校友们一定听不明白,也无法理解。

待业的日子在街上偶遇女附中同年级初二一班同学、乒乓高手孙晓华。她讲自己怎样在1978年秋挺着快要临产的大肚子进考场,赶上了高考末班车,正在读大学……

我受到沉重的一击,从此知道,我没能进大学是自己的错,也许一生无法挽回。


*后半辈子怎么过?是天天看着别人上学,还是绝地奋发求学*

次年,1979年高考简章贴出来,很多科目都降低了报名年龄上限,显然渐渐不再收容“老三届”。先生考到省会上学,我一人在北京带着孩子,无法脱身。

待业将近两年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一五六中学(原北京女六中)传达室看大门。

进传达室第一天,正在等待我接替的一位老妈妈面无表情地打量着我,问“认字吗?”我差点没哭出来,忍住泪点了一下头。她交了班走出去。

领我来“上岗”的总务主任告诉我,刚刚交班的这位老师原来任课,她女儿也是下乡“知青”,因为返城手续办不成,探亲时一气之下在自家院里大树上上吊自尽。这位老师受刺激,不能正常上课,临时到传达室替班……我才知道她和她女儿无可挽回的不幸。

此后,我每天分发报纸、信件,停电时电铃不能用,我绕着操场摇着上课下课的铜铃铛。

教职员工来来往往,我这28岁的女勤杂工,马上成了学校一景。老师们很快就知道了“传达室新来的看门人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老师们又告诉我“咱们这学校(北京女六中)的优等生李XX同学下乡回来现在在不远的西四中学当清扫工!”。不知道他们是在安慰我,还是一并惋惜?

我坐在传达室里,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常想:命运为什么要和我开这麽尖刻的玩笑?!我以满分考进师大女附中,只上到初二。响应党和领袖的号召,十度春秋汗洒边疆,难道就为了后半辈子坐在这里天天看着别人上学,终老此生?我绝不甘心!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第二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夜大学招收在职学生,凭本单位介绍信报名考试。

教导处不给我开证明,“你工作不对口。”“我想上学,哪个专业对我的口?”

“反正你不行”。

我去求校长帮助。校长很忙,比我下班还晚。我不敢打扰,下班后就等在校长室门口。

校长方幼玲非常和善慈祥,她听了我的事由,说“教导处掌握条件,我帮不上忙”。

我想不通,也不甘心:“就请学校如实介绍我是这个学校勤杂工行不行?师大如果不让我参加考试,或我考不上,我也就死心了,不后悔了。”我婉言央求。每天下班后,继续在校长室门前等候,不停地变换着恳求的说辞……足有二十多天吧,眼看快到报名截止日期,我的恳求也更加急切。

报名截止日前两、三天,方校长看见我,长叹了一声“唉!——”她找到教导主任说“给她开个介绍信吧,不就是报个名考个试嘛,也不是保送,谁知道她能不能考上呢!”教导主任马上就给开了介绍信。

我去向方校长道谢,她只说了一句话“我女儿也是下乡回来的。”


*从告别师大女附中校园到登上二龙路中学讲台,跨过这条窄马路,我花了15年时间*

1980年秋天,我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夜大学学生。上课时间是晚上和周末。這是中国重点大学最早開辦的夜大學,是有识之士们出手第二轮挽救“文革”失学“老三届”们的“安慰号”收容列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任课教师与全日制本科接近。二百多同学在文史楼大阶梯教室上课,同学大都在与文史有关的单位上班,夜里放学时的自行车流颇有几分壮观。

我在北京只身带着蹒跚学步的儿子,边工作,边上学。无论严寒酷暑,下班后,自行车轮飞转,风雨无阻。那是刻苦而疯狂的岁月。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为这列收容车的开出和高效运行尽心竭力、待我们与全日制同学全无二致的老师们。这些践行“有教无类”教书救人的好教授,其中不乏名教授:马家骏、刘宗绪、刘乃和、章景琪,还有一位负责教务的郝老师……是我们生命中的恩人。

那是把历史年表用毛笔抄成大字报贴在家里墙上,抱着孩子也能记的日子;

那是把外语单词贴在厨房锅台边时常更换,做着饭也能背的年月……

三年後,我拿到大專毕业文憑,成爲北京二龙路中學的歷史教師,同时继续修读历史系本科。

站在二龙路中学教室的讲台上,我能看见与母校女附中仅隔一條窄路的我读初一时的北楼。母校已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1982、1983年间,北京市教育系统开展“分析文革成因、反思文革教训”的活动。暑假里,各校教师返校,与附近学校就近组成大组,再按学科分成小组,回忆文革经历,学习、反思、讨论。二龙路中学和实验中学被划为一个大组。

我跟着历史教研组长杨群荣老师走进南楼指定的教室,实验中学的历史教师们已经等在那里,其中有我当年的历史老师张绍勋先生。

我们每人依次先简短回忆自己的“文革”经历……环顾教室,我突然觉得这个教室就是当年初二四班教室,我不敢相信真会有这样的巧合。

会间休息,我赶快跑到门厅,仔细数着右首的教室“一、二、三、四”,再数一遍,千真万确是当年初二四班教室!此刻对“文革”的回忆,在我成为旧地重游、实地追忆。此后,我还向张绍勋老师多次讨教若干历史教学法……

这次重回母校、往事重提,真是一桩奇事!历史的因果与人生各种因缘际会竟是如此不可思议的奇妙神秘!

女附中百年校庆前夕,我在网上更多留意母校的消息,才知道北京二龙路中学现名为北师大实验二龙路中学,同属北师大实验教育集团。这是否意味着,我有了作为曾经的教师与曾经的学生双重的校友身份?莫非是又种一奇缘?


*曾经有幸考进女附中,一生珍惜并且力争公平竞争*

在二龙路中学作历史教师,当学生低头答题时,我常有意无意看一眼自己上初一时的北楼,亲身体会着公平考试获得文凭带给我的命运转变,也看到更多的机会与可能。

在北京一五六中学和二龙路中学工作期间,我听到很多中学教师的个人故事和他们对普通教育现状的看法,自己也有很多亲身体会。

我特别希望能把自己和同时代人所经历的一切,把各种见闻、重大社会问题记录下来,于是萌生報考中文或新聞专业、修读更高學位的想法,遂报考了新闻系研究生。当时年龄已达允许报考的上限,胜败在此一举。

从教两年多以后,我应聘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权益部录用,作调研员,更多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和社会问题 涌进我的视野。

我在北京師范大学历史系夜大學修完五年课程,获得本科毕业文憑。就在参加毕业典礼临出家门时,收到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采编专业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夜大学首届二百多名学生中当时唯一考取全日制大学研究生者。

我是幸运的,回顾中国近六十多年的历史,升学不看家庭出身、不大规模拼爹“递条子”、能够大体“公平考试、择优录取”的年份屈指可数。我毕竟赶上过一年,赶上过一次,只一次就完全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

因此,我时刻不敢忘记那些像我过去一样得不到公平机会的人们,我知道只要没有确保平等公平的机制,就会有无数被屈枉和埋没的人!

我感谢一路上数不清的给过我各种帮助的师友,我也知道强大的学习动力来自各方合力,其中不乏母校女附中给我的底气。

在人生路上第一次统考中,能凭成绩进入北京取分最高女子中学母校女附中,它所给予人的自信会一生受用。更难忘曾在女附中经历过的疯狂岁月,遭遇过甚于别校的不平等、歧视与虐待,深知践踏自由平等人权的“血统论”怎样残害人的身心,使加害者和受害者都不会有正常的人生。

因为有过这样的曾经,我终生不会放弃追问: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我终生不会忘记,要为还没得到平等公平权利的人们作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人类的良知与女附中曾赋予我和我校友们的求知好学精神与社会责任感,是我们心中不灭的火种。我相信,百年来女附中校友已经用自己的年华在我们所生活的特殊年代,写就出无数顽强与命运抗争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人生路上公平竞争的优胜者,一辈子对争取和维护平等与公平情有独钟。


*再回母校时,何以报师恩*

带着人生三十几年收获的各种各样的真实故事,我走进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因自己的命运随着国运变化,我不能不关心国运、关注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一九八零年代,深切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普通教育的发展、人心灵的健康等方面都直接关系中国命运。

在广播学院读研期间,我曾花一、两年课余时间继续调查走访多所中小学、几十位教师,以及精神病院医生、病人 …… 我与报告文学课老师、作家苏晓康先生合著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和《活狱——关于我们心灵的报告》。

作家冰心老人读到《神圣忧思录》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我请求》,请求每一个知书识字的中国人都读读我们这篇报告文学。赵紫阳总理因而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给全国中小学教师提高工资百分之十。

1987年夏天我从广播学院新闻系畢業,后获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我先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总编室作编辑,后在“午间半小时”节目作记者、编辑。

与苏晓康先生合作两篇报告文学之后,我与他谈起“文革”中女附中校长卞仲耘之死,我们又投入相关的采访(后因突发重大事件,有关卞仲耘校长之死的采访中断)。

回想当时几次重回母校,也到北京四中去采访过“文革”时的女附中教导主任刘秀莹,她已是四中的校长。

去实验中学采访,接待我们的当时的副校长张锦斋老师(后来多年担任实验中学校长)正是我们初二四班当年的班主任。突然间时空倒错,不禁想起当年调皮的我们爱学张老师的山东口音,他在黑板上演示对数题,刚开口说“Log……”大家就齐声学着他的山东腔“零点零零零零……”恶作剧故意把“零”念很多,拖着长声不肯停。年轻英俊而又和善的张老师回头看看我们,只是一笑,有时有点脸红……

实验中学高中学生告诉我,语文老师刘超尘把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列入课外必读篇目。

1987年七十周年校庆时,终于见到多年想念的语文老师郑锦章,老师还记得我,能叫出我的名字。想到当年的“第一推动力”,我对恩师有道不尽的感谢。


*登上领奖台:我是平等竞争的受益者,有责任为争取更大范围的自由平等人权而工作*

1996年2月,我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UBC校园内的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作了半年访问学者,提交了关于《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与婚姻家庭关系新特点》的研究报告。9月进入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台福神学院,后获基督教研究硕士。

上学期间开始兼作国际广播普通话节目特约记者。1998年7月毕业后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全职主持访谈节目,记录口述历史,关注中国现实,已经进入第二十年。

二十年来,多次获各种新闻专业奖。在美国纽约,我两度登上美国妇女广播电视基金会“Gracie Allen”奖领奖台。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专业评奖中,成为为数不多的亚裔获奖者。

当我站在台上发表获奖感言,面对众多世界各国广播电视界女同行,举起沉重的奖座,当我站在各种领奖台上……最深的感受莫过于——此时,我是平等竞争的再次受益者;过去,我曾是不平等侵权的受害者,我有责任继续为争取更大范围的自由平等人权而努力工作。

我的多卷本(六卷)访谈录《穿墙的短波》近年已在香港出版第一卷《记录红色中国》和第二卷《红潮沉浮录》。另在香港出版了《走向开端——一个中国人的寻找与仰望》,记录了我接受基督信仰的心路历程。以上三本书均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一些大学图书馆收藏。

在以上每本书中,都有关于卞仲耘校长之死和“红八月”的记述与思考。

1994年,我第一次通读《圣经》之后,一个从未有过的自问在心中盘桓:“1966年8月4日我成为被打的学生,是因为别人让我打人我不打,结果成了被打的,还是也想加入打人的一伙去‘革命’,人家说我不够资格,而注定成为被打的?”
我凭良心如实回答:“我被打,不是在打人与不打人之间自觉选择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十五岁的我,如果出生在‘红五类’家庭,所做的与我的‘红五类’同学不会有什么两样。”
是谁把女附中学生变成了打手?是谁把美丽的青春之花,撕碎在“文革‘红八月’”,浸泡在卞仲耘校长的血案里?
1966年8月4日和5日两天我在女附中亲历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铸成了我的人生道路。卞仲耘校长以她的死,留给我一个必须追问的“为什么?”留下一份需要以一生完成的作业。


*百年校庆:回忆的温馨与痛苦,记录的义务与责任*

我在美国主持中文广播节目的早期,即把“卞仲耘校长之死”与“红八月”列入报道选题,采访过多位事件当事人和“文革”研究者。多次采访卞仲耘校长的先生王晶垚,采访女附中学姐王友琴,也采访女附中当年的老师和学生。每次采访,我的心思意念都在当下与当年之间、在大洋彼岸与女附中校园之间往返穿行。

卞仲耘校长遇难四十一年后,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王晶垚先生,他保存着卞校长遇难后的照片、血衣和其它遗物至今,他多次讲述卞校长离家前后的细节,多年执着追究卞仲耘之死案真相与真凶……

从1999年到现在,几乎每年8月在我主持的节目中都有关于卞仲耘校长遇难事件回顾反思与研究专题访谈。例如:《八月的纪念》、《再谈卞仲耘之死:聚焦“六六‘八五’”、《卞仲耘校长和她的学生们》……

女附中“文革”时高一三班王友琴学姐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王友琴博士以历史义工身份,用三十多年业余时间采访调查关于“文革”受难者,2004年出版了《文革受难者》一书,其中记录了包括卞仲耘校长在内的中国六百五十九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丧生经过。对王友琴学姐所做的工作,我深怀钦敬。五十一年来,王友琴和一切如实回忆记述“文革”经历和史实的校友,为1966年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挽回荣誉。

当我为百年校庆赶些这篇文章时,王友琴带着她的美国学生去北京进行暑期教学项目刚刚返回美国。她告诉我,现年96岁的王晶垚先生现在医院里,已经辨认不清亲友了。老人家为寻求命案真相努力了半个世纪,真相与公平仍未求得。

百年校庆临近,而王晶垚老人已经没有机会到爱妻殒命之地作一次真相大白、沉冤昭雪后的祭奠与回忆!

百年校庆临近,卞仲耘校长在天之灵是否会来看看她曾经付出心血的工作之地?看看当年被“阶级斗争”挑动起来作了杀手的学生们五十年后重回校园是否有了些长进?

近日母校校园里百年庆典活动彩排的照片传到我的手机上,喜庆气氛扑面而来,看着学弟学妹们年轻的笑脸,想到当初我这女附中年龄最小的“知青”而今已年过花甲,怎能不百感交集!

百年名校,走出无数杰出的校友。桃李满天下的母校,送出的每一位学子,无论人生经历如何,生命形态怎样,都是这百年中国历史的一颗活化石。

我们生在中国,生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空前绝后的进行共产实验的这一百年里。我想,我们有责任记录下自己的人生故事,记录下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见闻。如同拿出一小块“帕则” (puzzle)拼版,为最大限度拼出历史全景贡献我们的微薄之力,无愧历史,无愧人生。

尚未退休的我,空余时间不多。在百年校庆日9月3日之前紧赶慢赶,希望这篇来不及精雕细刻的文字,能带着我的心意、回忆和对母校与老师们无尽的感谢,飞越大洋,飞往百年校庆日欢乐的母校校园。

记忆中东楼前面桃园早读之地浓密的绿荫,在我心里仍是那么清新;操场上晨练的呼号“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又再次迴响耳边。

眼前浮现1967年12月9日早晨与八位初三学姐一起在女附中校门口登上大汽车告别学校那终身难忘的一刻,八位学姐们,现在你们在哪里?校庆日返校了吗?我们曾在同一时刻辞别母校,风雨半世纪,五十周年即将届满。

南楼展览学生作文的“学园”还在吗?尽管我明知时过境迁、关山阻隔,障碍重重……还是执着地梦想着——这篇为百年校庆、也为我1964年9月1日开学入读女附中的53周年特意赶写的几页朴拙的文字,能被老师批准贴到意念中南楼门厅东墙的“学园”上(笑),能与同学校友的百年校庆之作并肩摆在一起,也许现在,也许将来,或许只能放在未来的某本《轶文集》中……

母校北师大实验中学百年校庆的鼓号响起。此时此刻,遥遥祝福母校!向新老校友、各位老师和同学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2017年9月1日 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2017年8月17日星期四

桑杰嘉:戰爭?種族滅絕的屠殺?

注:原文小标题只有“战争?屠杀?和“事實、闡釋與反思”,其他均有《民报》编辑改加。

中國對西藏的武力入侵,絕非「戰爭」而是屠殺。












1949年,中共入侵圖伯特(西藏)安多大部分地區和康的部分地區後,開始為進一步入侵圖伯全境做準備,1950年10月開始對圖伯特政府軍防守的珠曲(金沙江)一線軍事入侵。中共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打敗圖伯特政府軍隊並侵佔了重鎮昌都後脅迫談判,在北京簽訂了所謂的《十七條協議》。中共向世界宣稱圖伯特從此「和平解放」,並按設計好的《十七條協議》數萬大部隊浩浩蕩蕩開進圖伯特拉薩為主的衛藏各重鎮要地,政治攻勢咄咄逼人,全面展開剝奪圖伯特政府政治權力和控制圖伯特人民的行動。因此,1956年始,在圖伯特康區和安多陸續爆發反抗,中共為了控制這些地區的人民開展了軍事鎮壓,中共稱為 「平叛」。

1950年代中共「血洗西藏」的真相

1959年3月底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流亡印度,中共完全奪得了在圖伯特的政治權力,不過權力到手不等於就能控制了人民。為了全面控制圖伯特人民,中共繼而對衛藏為主的圖伯特其它地區展開了三年前在安多和康區推行的軍事鎮壓運動。中共投入的兵力從人數、軍種、武器等遠遠超過了入侵圖伯特時投入的武裝力量,緊急調遣抗美援朝的軍隊、南蒙古騎兵(中共稱三十一部隊和四十一部隊)、原軍閥馬步芳騎兵整編的騎兵、空軍,甚至防化部隊等,此次時間跨度為六年半之久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導致圖伯特很多措瓦(圖伯特語,傳統社群名)從地球上徹底消失、出現大量的寡婦社會、近百萬人遭殺害。

這段圖伯特國家淪亡、生靈塗炭的歷史,流亡的圖伯特親歷者們有較多證詞,並有藏、中、英等語種的出版物,二十世紀末中共官方也出版了部分資料,還有中共軍方當事人的回憶錄。另外,最近幾年也有海外華人和蒙古學者先後出版了相關著作,兩位非圖伯特人的研究者分別是:華人作家李江琳女士,蒙古學者楊海英先生。

李江琳,中國江西南昌人,解放軍家庭出生。畢業於復旦大學外語系,1988年留學美國,現居美國。李江琳女士于2012年在台灣出版了《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研究的是1956年至1962年中共的這場軍事行動。

楊海英,南蒙古(中國人稱內蒙古)人,蒙古騎兵家庭出生(父親至1957年末為騎兵第十四團士兵)。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語系畢業。1989年留日,現居日本。楊海英先生于2014年出版了《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日語版),2017年4月在臺灣出版中文版。楊海英先生研究的是中共派遣蒙古騎兵在圖伯特參加這場軍事行動的情況,時間段為1958年8月至1961年12月。

但是,兩本書對發生在圖伯特的同一歷史事件即中共所謂的「平叛」,得出的研究結論完全不同:李江琳女士稱是發生在「中國西南西北地方」的「秘密戰爭」,而楊海英先生指出是中國對圖伯特國家的侵略,中共對圖伯特民族進行的「一場種族滅絕行動。」

那麼到底是「戰爭」?還是種族滅絕的屠殺?

世界屋脊上的種族大屠殺

《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後文簡稱《鐵鳥》)從書名不難看出,作者明確認定中共這場大規模軍事行動為「戰爭」。該書前言中說:「零散在大量資料中的描述、資料和各方參與者的會議漸漸歸攏,指向一個驚心動魄的關鍵字:戰爭。」(1)

《鐵鳥》在交代這場所謂「戰爭」的雙方時陳述:「交戰雙方一邊是擁有現代武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野戰和地方軍隊,以及受過軍事訓練的武裝民兵,另一方是以土槍步槍刀劍為主的藏區農牧民、僧侶、少數政府官員和部分藏軍」,「當時的解放軍十二軍區中,有八個不同程度參與。作戰過程中,解放軍動用了步兵、砲兵、騎兵、空軍、裝甲部隊、摩托部隊、防化部隊等兵種,戰爭物資調自九個省市。參與決策和指揮的,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些關鍵人物: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楊尚昆、彭德懷、粟裕等等。」(2)

筆者在此需要說明:其一,相對于毛、周、鄧等中方最高層決策和指揮者,圖伯特政府最高領導人等沒有策劃和指揮圖伯特人「交戰」。其二,圖伯特政府軍主力在1950年已被中共消滅,《鐵鳥》中提到的「少數政府官員和部分藏軍」,其實是1959年之後才加入的,而且,僅僅在圖伯特衛藏的極少部分地區。康區和安多地區根本沒有藏軍和政府官員,也就是說,從1956年到1962年,中國正規軍在康和安多的軍事行動,「交戰」的另一方就是農牧民和僧侶。

還須說明,即使是李江琳女士所說的「土槍步槍刀劍」也極為匱乏,因為在鎮壓前,中共開展「民主改革」運動,首先就收繳了圖伯特農牧民傳統的私有財產——槍支。筆者與華人作家唐丹鴻女士一起搜集的口述史中,多人指明「空著手就上山了」——「上山」總的來說包括兩種情況:因不願接受中國人的統治,社群的人攜全家老幼集體逃亡,去尋找一個沒有中國人的地方繼續生活,為了突破圍堵的中共軍隊,家族男丁通過伏擊中共軍車獲取槍支;也有起義,襲擊中共幹部,通過伏擊軍車搶獲槍支。但搶獲的槍支數量很少,彈藥更是稀缺。

那麼,參照李江琳女士在《鐵鳥》中所統計的:「解放軍動用了步兵、砲兵、騎兵、空軍、裝甲部隊、摩托部隊、防化部隊等兵種」、「解放軍在各地參戰部隊兵力累計23萬5千左右」,「民兵、民警」等71000餘人(3),共30多萬軍人直接參與軍事行動。在青海的不完全統計:「參戰機組三十四個,參戰飛機30架,主要戰鬥出動224次,飛行時間近700小時,對敵實施轟炸33架次,射擊53架次,照相偵察33次,目視偵察123次;轟炸23師三年間在西藏(指西藏自治區)共出動16架,飛行61架次」(4)……兩相比較,即便形容「交戰」雙方「力量懸殊」,但是,用戰爭形式進行的屠殺更是屠殺,而不是「戰爭」。

而且,另一方面,李江琳在《鐵鳥》中用中共的記載,印證了圖伯特人先已出版了的證詞:中共軍隊使用當時最先進的飛機轟炸寺院、空軍不分男女老少地轟炸和掃射民眾。騎兵追殺、步兵圍剿、空軍轟炸濫殺的情況普遍。李也指出:圖伯特人「逃亡之路也是生死之路,一旦被打死,他們就是『叛匪』;如果被捕獲,他們就是『被解救的群眾』,成批塞進卡車,押解遣返家鄉。他們中的成年男子被逐一挑出,或關進監獄,或送去集訓,大多數男子從此下落不明」(5),「戰鬥中濫殺投降人員和俘虜是普遍的情況」。李江琳女士在《鐵鳥》中還提到:「1959年之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戰爭目標之一是『練兵』,即鍛鍊解放軍高原作戰能力」,也就是把圖伯特人當成中共各軍種的活靶子——這一切難道能謂之『戰爭』?

蒙古學者楊海英先生,以蒙古人騎兵遠征圖伯特、協同中共在圖伯特「平叛」的歷史為主線,經過研究大量的珍貴資料和田野考察,著寫了《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他明確指出,中共所謂的「『對叛亂分子的和平鎮壓』事實上是一場種族滅絕行動」,這場大屠殺使圖伯特國家被徹底「亡國」。

以蒙制藏,屠殺俘虜,殺害僧侶

《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首次披露了很多當時整編在解放軍中的證人的證詞,並與中共軍方當事人的回憶錄相佐證。這些證人包括:南蒙古騎兵、圖伯特蒙古騎兵、圖伯特蒙古人幹部、嚮導和圖伯特人嚮導。他們是「平叛」參與者,不但對中共軍方如何部署、如何實施追殺、圍剿、轟炸的情況作了具體說明,而且親身見證了:蒙古騎兵屠殺圖伯特人;中共空軍、步兵和蒙古騎兵聯合屠殺;中共空軍轟炸無辜等等。還有當事人指出,一些屠殺事件是在「從未發生過叛亂」(6)的情況下,中共先自導自演然後對圖伯特人大開殺戒的。(部分事例請參閱筆者發表在民主中國網上的〈屠殺圖伯特人的又一鐵證〉一文)。

楊海英先生記錄的證言中還有很多屠殺俘虜的情況:「我們俘虜了二百人左右的女人和孩子,交給了後來的支那人步兵部隊。但是,幾天後聽說他們把那二百多人全部屠殺了」(7);「中國軍隊將那些俘虜排成一排,用機關槍掃射了他們」(8);「中國軍隊首先將被俘的西藏人分成男人、女人和孩子,然後一個不剩地處決所有男俘虜,再將女人和孩子關進果洛的監獄」(9);「1960年8月1日,騎兵第十四團一個班的八名士兵被藏人殺害。得到消息的吉爾嘎朗團長勃然大怒,屠殺了藏人俘虜,並且攻陷寺院,殺害了僧侶們」(10);「中國人的步兵總是會馬上說:『這些人妨礙行軍,收拾掉』。他們不會留下俘虜,全部殺掉」(11);「朋斯克曾數次目睹,中國軍的步兵把俘虜的耳朵割下來,也因覺得護送藏人麻煩而將他們屠殺了事」(12)……

楊海英先生認為,當時中共 「試圖創造一個沒有藏人的『世界屋脊』」。

事實、闡釋與反思

兩位原研究者的書顯示了以下事實:

1. 絕大多數「亂份子」是試圖逃避中國統治的圖伯特平民,中共以所謂的「叛亂」為藉口屠殺他們。
2. 現代化的中國正規軍隊解放軍對戰持刀劍、長矛和獵槍的圖伯特人。
3. 大量手無寸鐵的男女老少,僧俗大眾,以及所謂的「俘虜」遭到中共軍隊屠殺。
4. 中共最高層指示:「練兵,即鍛鍊解放軍高原作戰能力」,把圖伯特人當作練兵工具。
5. 這一屠殺行動實施了6年半。
6. 中共對所謂「平叛」中的圖伯特人死亡數字嚴格保密。

這些事實充分展示了一幅血腥屠殺的輪廓,而非「戰爭」。因為人們通常理解的「戰爭」,必須包括一定程度的對抗,需借由軍隊使用武器及其他軍事技術與裝備,配合軍事戰術、軍事戰略以及後勤,通過多次大規模對決,使敵方失去抵抗。而顯然,無論是華人李江琳女士書中內容,還是南蒙古學者楊海英先生的研究,都清楚顯示圖伯特方面根本不具備「戰爭」的條件,既沒有軍隊武器,更沒有軍事技術和後勤,更遑論多次大規模對決;相反地,倒證明了中國現代化武裝的正規軍在圖伯特實施的軍事行動,恰恰不是 「戰爭」而是屠殺。

然而,兩位非圖伯特作者對這段被中共稱為「平叛」的歷史,有著耐人尋味的不同闡釋:

華人作者李江琳在她的書中,引用了很多達蘭沙拉出版的圖伯特學者和親歷者的資料與證詞,這些資料和證言都論證了圖伯特1949年之前的獨立和主權,從而展示了中共所謂的「平叛」是在侵略和佔領的背景中。而李江琳女士對她所引用摘錄的資料中這重大的一環視而不見。她沒有出示任何證據、也沒有哪怕是簡單論證,但卻刻意地將圖伯特置於「中國的非漢民族地區」、「歷史上一直是高度自治」、「邊疆民族」的框架下(13),從而「推導」出是由於中共「民主改革」錯誤的「治藏」政策摧毀原有的「自治」,由於詆毀宗教迫害僧人,以及「稅收太高」、中共「地方幹部」的「大漢族主義」等,導致了「官逼民反」,並稱「1956-1958年,中共出動野戰軍在中國西南、西北鎮壓藏民暴動……事實上是一場相當規模的內戰」(14)。

而南蒙古學者楊海英在他的著作《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中,明確指出:「康巴和安多,以及羌塘和衛藏郡都是西藏的固有領土」(15),「名為『和平的民主改革』」是中國對圖伯特人民的掠奪,中共所謂的「對叛亂份子的和平鎮壓」事實上是一場種族滅絕的大屠殺,使圖伯特國家完全「亡國」。

南蒙古與圖伯特一樣,同是共產中國佔領和奴役的受害者,但楊海英先生說:「我作為蒙古人,基於必須對藏人道歉的心理,背著沉重的民族的懺悔而寫」。圖伯特著名作家唯色評價《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是悼亡之書,是悲懺之書」,還有無數蒙古人——從知識份子到僧侶、到一般民眾,對蒙古騎兵屠殺圖伯特人深感悲懺。筆者和華人作家唐丹鴻在採訪流亡圖伯特人時,也有很多老人懺悔當年逃亡中打死了中共士兵,雖然,他們一生流亡他國,至死無法返回自己的家園。

相比之下,李女士作為中國人,解放軍的後代,在以圖伯特人遭受中共最慘烈屠殺的創痛為主題的書中,展示了另類「解放者」姿態:「我已經將你們的苦難告訴了世界,你們,不再會被遺忘了」(16),不單沒有隻言片語就政府和前輩對圖伯特人造成的傷害道歉和懺悔之意,而且表示西藏問題是「共藏問題」,漢人圖伯特人都是共產黨的受害者,將佔領國國民的政治與道德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證據確鑿、事實明確的共產中國侵略者對圖伯特人的大屠殺,被精心巧妙地以「戰爭」含混和淡化。

我在此並非單單針對李江琳女士,不承認圖伯特1949年前的國家主權,將西藏問題歸於「共藏問題」的中國知識份子和「民主」人士大有人在;而真誠反思、道歉或者懺悔的屈指可數。我個人作為圖伯特人,不強求西藏問題研究者一定支持圖伯特主權獨立,但希望研究者實事求是,論證有據。因為,以歷史研究者乃至「專家」身份的塗改事實、模糊真相,是在傷口上撒鹽,也是將創痛延展到未來。圖伯特人和中國人面對的不僅是共產獨裁政權,如果不能誠實面對災難歷史和真誠反思,西藏問題不可能妥善解決。


注釋:
1,《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以下簡稱《鐵鳥》)作者李江琳、2012年台灣聯經出版社,第9頁。
2,《鐵鳥》第9頁。
3,《鐵鳥》第441-442頁。
4,《鐵鳥》第443頁。
5,《鐵鳥》第315頁。
6,《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以下簡稱《蒙藏悲劇》)作者楊海英,2017年臺灣大塊文化出版社,第354頁。
7,《蒙藏悲劇》第311頁。
8,《蒙藏悲劇》第342頁。
9,《蒙藏悲劇》第351頁。
10,《蒙藏悲劇》第327頁。
11,《蒙藏悲劇》第374頁。
12,《蒙藏悲劇》第304頁。
13,《鐵鳥》第29頁。
14, 《1959拉薩》作者李江琳2010年7月聯經出版社出版,前言ix。
15,《蒙藏悲劇》第225頁。
16,《鐵鳥》第473頁。
http://www.peoplenews.tw/news/cc5a4a39-66cf-4769-85cd-96cd24151e4e

2017年8月5日星期六

唐丹鸿专访艾未未:文明的定义,取决于在黑暗中失去声音的人

艾未未在以色列博物馆布展工作照。
艾未未和在加沙上学的大学生们。


【2017-07-26 端传媒首发。】

唐丹鸿按:我在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外的空地上等艾未未从机场过来。对面是以色列国防部,大厦圆形顶部是直升机停机坪,旁边一座装置了各种雷达天线的尖塔高耸。艾未未从一辆有点古怪的黑色大巴下来,和他正在拍摄的难民纪录片的一名导演一起。他们形色略显疲惫,皮肤黝黑,应是钻那些难民营时晒的。两年前加沙战争时,他在推特转推了不少我关于战争的推文,我就指给他看国防部,说每次战争时,以军的总指挥就在这里。他举起相机边按边说那要拍张照……选择在这里与他会面,因为艺术博物馆花园旁的露天餐厅优雅安静适宜谈话。 
艾未未说,以色列军方拒绝发给他去加沙的通行证,他问我有没有办法。我噗嗤笑出来:“你觉得我,一个在大学教中文的外国教书匠,有这种神通吗?”我问他是不是在搞怪,他严肃地否认了,说一定要去加沙,为此会尝试任何可能性。
散漫交谈中,我习惯性给初来乍到的人略充“导游”,说我们正在吃饭的花园旁边,是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艾未未说,就是这个美术馆,取消了他与一位以色列艺术家的联展。这位以色列艺术家的摄影作品以巴勒斯坦难民为题材……然后艾未未上了一辆出租车去了耶路撒冷。他走后一个月,对面的以色列国防部附近,两名巴勒斯坦枪手向露天餐座扫射,四人死亡。这两名枪手来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希伯伦,他们装束成侵占了希伯伦的犹太教定居者的模样。这一年,暗合着艺术馆取消展览的理由,“时间表不合适”:耶路撒冷、希伯伦以及这片“局部民主自由”的多处,“恐怖枪手”、“恐怖刀袭”此伏彼起,“恐怖”之说洗刷着“无审判死刑”、“定居点”和“占领”。 
一年后,耶路撒冷市中心吉瓦特拉姆山丘上的以色列国家博物馆,举行了艾未未的个展《或是或非》(201762-1028日)。 
在博物馆的第三层,我和家人走过上亿的《葵花子》,走过艾未未打破汉代陶罐的乐高拼图,走过齐整贴满借据的展墙,走过枯枝汇聚的《树》,枯枝像移民来自不同的远方,我们踩在了《软地》上。这块依照第三帝国艺术圣殿大厅地面复制的地毯,覆盖了以色列博物馆展厅的地面,簇集的犹太人和稀少的巴勒斯坦族站在上面,壁纸《Odyssey》上奴役、炮火、杀戮、难民和流散,像镜子映照着他们,旁侧影像中的加沙老虎奄奄一息,成都警察和被警察打致脑血肿的反对者,犹如穿越时空将镜头朝向这里,两个孩子在意义多重交织的《软地》上嬉戏,他们身上有死在达豪集中营的人以及死在土地改革中的人的基因,也是三次中东战争的战士和中共党员的晚辈。孩子欢笑,还不知身处怎样的世界中…… 
以下是20177月我与艾未未的访谈纪要

艾未未与唐丹鸿在特拉维夫艺术馆花园餐厅。
唐丹鸿(以下简称):近两年柏林定居后,在推特上你似乎更多转推外媒信息。对大多数翻墙上推的中文关注者来说,看不懂,很多也不是他们关注的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呢?

艾未未(以下简称):我生长在一个人权理念受压制的社会环境中。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我是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成员之一,直到2005年当我开始尝试使用互联网。之后我一直保持着全方位的政治参与,在任何可能的情形下,我都会不自觉的卷入维护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事件。可以说,强权之下的经验和反抗构成了我生活的主体。我认为,维护权利,维护言论自由是一个艺术家无法推卸的责任。如果放弃自我表达,弱化自我的声音,那样就是把一切交由强权来操控,那会是很讽刺的事。我时时有必要平衡和抉择如何介入,并排除空泛的姿态。

2015年出国在柏林定居后,我的关注面主要是国外,但我并不只是转国外的报道,对国内发生的比较重要的议题,我都会发表一些看法,只是和从前相比要少很多。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以前我在中国,我几乎只关心中国的事儿,不在那儿了,关注的可信性和真实性就差了。身在海外而只关心中国问题,缺少真实和诚实性,是因为不在那个境遇中,不受那个境遇的条件约束,很多谈法都不真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可疑的。不在危险的境地中的反抗,其真实度会有问题。反抗的正当性来自直接或是间接地承受痛苦,以及承担因反抗带来的伤害,承担其责。

其次来到国外生活后,我从前没有遇到的问题凸显出来,比如西方政治环境中的民主与自由,诸如此类是我在中国并不需要考虑的。来到欧洲直接面临的就是难民的问题,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了几十个难民营,采访了几百人,相关的官员、联合国救援组织、非政府组织还有志愿者。从希腊开始,土耳其、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加沙和西岸地区,黎巴嫩和约旦,然后有摄制组去了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孟加拉和非洲的肯尼亚,加上墨西哥,走了不少地方,见了一些人,拍摄了近一千个小时,我们制作完成了一部纪录片 “Human Flow”《人流》。这个纪录片将会在全球公映。整个过程中,我使用较多的是社交媒体,把我每天的工作情况直接放在推特和Instagram上,一天百条的情形常有。

我认为,人权是一个通行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域性或阶段性的概念。这属于今天的理解,可是这个理解是极为重要的。在中国,你经常会看到哪个地方拆迁了,一些人关心自己村里的房屋拆迁,对临村的道路改变、房屋拆迁是不管的。这种局域性的反抗,无论是从理念还是效果上都不太好。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人关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和其他宗教的侵权的问题,少数民族或是同性恋问题。常常是权益的受害者自己出来呐喊,然而,这些受害者通常并不关心其他方面的权益受损,这说明了中国人对人权、对人的价值的理解是狭隘甚至无知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关心的人权是一个整体,我不在意他们关不关心我,或说他们是否看得懂,这根本不是我的问题。

我不存在转变,我是遇到河流的时候才会想到架桥梁,要我背着一座美丽的桥在旱地上行走,这是不可能的。

唐:你拍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多数中国观众心领神会并产生了强烈共鸣;而当你转向拍摄难民后,Twitter中国粉丝的共鸣不再,甚至负面联想很多。可以说说你拍难民纪录片的缘起想法吗?你对相应转向了的中国粉丝怎么看?

艾:我基本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策略,我说了我只是面对我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也分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在中国的网络上和在国外的互联网上,我面对的观众显然不同,在国内的比较具体,而国外相对宽泛。拍难民的纪录片和我拍中国纪录片出于相同的目的。当我遇到了问题,我觉得需要通过记录才能够形成认识,形成一个可以供讨论的平台。

至于中国粉丝,我从不在乎,他们的联想跟我无关,有联想那还不错,转向了就让它去死吧。

唐:2016年你来了一趟以色列,然后去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在以色列你主要做了什么?以色列军方开始为什么不愿给你去加沙的通行证,后来怎么又给了?你在巴勒斯坦做了什么呢?

艾:我去加沙,是为了拍摄一部关于全球难民问题的纪录片。以色列对要去加沙的人都加以限制,他们最初没有给我许可证。我回答说,那很简单,我会等在以色列,直到他们给我许可证。这是我通常的做法,我也只会这一种做法。后来因为他们不愿意我等在那里,他们了解到这个事情可能演变为不仅仅是不给我许可证那么简单,所以当天改了主意,突然就给了。

在加沙,我看到了很多我没法想象的事情,这一段在我的电影里表述较多,总体说,你很难想象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里,怎么可能允许一个地区成为一座现代监狱,将近两百万人群强制性地禁锢和隔离在一个困境中。我看到了国际社会的无力,以色列的强硬态度是很难让人理解的。

我有意采访巴以双边的政要,我们付出的努力收效甚微,以色列方的政要们说不想见。简单地说,以方没有一人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还好我们与巴勒斯坦方面实现了沟通。当傲慢与敌视视沟通为恶时,人性的可能也就会所剩无几。

唐:2016年,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Tel Aviv Museum of Art取消了你与以色列摄影家Miki Kratsman的联展。取消的理由是什么?你本计划在此联展中展出哪些作品?那位以色列摄影家计划展出的是什么?你怎么看待展览被取消这事?

艾:据我的朋友Miki说,取消我们的联展是对他的审查的结果,算是以色列存在的审查制度的明证吧,我相信他的话是有根据的。我当时还没有交出我的方案,也就不可能是因为我的存在。Miki Kratsman是一个好艺术家,一个优秀摄影师,他投入到了揭露以色列军方对巴勒斯坦的迫害的活动中。他是一位令我尊敬的朋友。

唐:20176月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举办了你的个展《或是或非》,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这个展览的策划和实现,与之前特拉维夫当代艺术博物馆取消展览,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你有很多作品,那么以色列博物馆和你,怎样议定哪些作品入展呢?是否存在对敏感性的审查或自我审查

艾:关于这个展览,《或是或非》实际上是我对以色列地区政治的一个想象,展览的名字取自我和博物馆馆长在纽约的一次谈话,在他的谈话中经常出现类似的用语,一种不确定性,我告诉他,他的说法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很相像。人们都想知道以色列的政治现状,它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可能,它的十分不清晰和充满矛盾,也促成了整个地区的不安定和焦虑。

《或是或非》是一个速成的展览,准备时间不足半年,没有更多时间为这个展览创作新作品。展品部分来自从未在这块土地上展出过的现成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有维护言论自由和社会正义,在不同的程度上,呈现出挑战专制统治的特质及那一段历史,所谈价值是普世的,对它所展示之地的现实显得尤其合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力为这个展览做了几件新的作品,它们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特征。在作品的入展过程中,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审查迹象。

唐:在许多人眼中,以色列是中东民主、文明之窗。以色列也身处中东硝烟地带,犹太人背井离乡、难民、流散、在海上漂泊被拒绝靠岸、大屠杀的历史背景,以巴冲突、与两河古文明地区当今的悲惨景象两相映照……这一切你在耶路撒冷的展览中也有回响:从慕尼黑艺术之家美术馆的地砖复制的地毯《软地》《Soft Ground》,以古埃及古希腊绘画图式展现的当代奴役、杀戮和大流散的墙纸,加沙皮包骨头的老虎影像——想请你比较一下,在慕尼黑艺术之家Haus der Kunst的地面铺展《软地》,与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的地面铺展《软地》。另外,除了墙纸,关于难民你还有甚至更具震撼力和令人心碎的作品,比如《自助洗衣店》、《法道》等。可这次在耶路撒冷的展览,为什么没有展出这些作品?你为什么展示加沙的老虎影像呢?

艾:我09年在慕尼黑的《So Sorry 》展览中的作品《Soft Ground》,一张地毯,它是对德国纳粹时期为希特勒建造的艺术馆Haus der Kunst主厅地板的复制,在慕尼黑的Haus der Kunst展出过,第三帝国时期,希特勒称这座艺术馆要展出“最纯正的德意志意志的精髓”。这件作品能够在以色列展出,是我在制作这件作品时不曾想象的,从德国纳粹时期元首的艺术圣殿到现今耶路撒冷艺术馆展览场馆的语境变迁,时间和地点的挪位,历史与现实的覆盖和重置,赋予了这件作品新的关联性解读,使它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再生含义。

除了壁纸《The Animal That Looks Like a Llama but is Really an Alpaca》,我们还展出了另外一件新的壁纸,它是一件与当下难民问题相关的作品《Odyssey》,这是它第一次在博物馆展出。这件作品的参照是自古希腊时期至今的叙利亚的难民现实,它描绘了逃离战区,城市残骸,跨越海洋与边境,生存于炼狱般的难民营,面对欧洲多重暴力的文明图示,这不过是中东和欧洲陷入的愈演愈烈的悲剧的轻描淡写。难民跟以色列的现实有很大关系,巴勒斯坦人失去土地和家园以后,属于最大的难民群。

还有一件作品,是我去年在加沙拍摄的一只频临死亡的老虎的视频。由于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强制封锁,阻断了对该地区的物资供应,隔绝同时造成了加沙Khan Younis动物园中的很多动物死亡。在仅存的几只动物中有一只老虎,它叫“Laziz”。我们拍摄了关于它的20分钟视频,讲诉了生命在牢狱的封闭状态下的绝境。它成为加沙地带政治现实的象征,一个在整个世界的注视下,苦苦挣扎、濒临死亡的边缘的对人性的酷刑。

这只老虎,后来在一个国际组织的救助下回到了非洲。 

唐:在耶路撒冷举办这个展览,你受到了一些人权组织的批评。主要批评你什么?你对这类批评怎么看?

艾:Instagram评论上有一些批评,人权组织的批评没有看到,如果有最好能发给我。在Instagram收到的一些相关批评令我有点吃惊,它们显得短暂、单薄、且不容讨论的情绪化。我乐意更深地公开探讨这些严重的问题,但似乎不太可能,争论的双方都已形成了僵化的观点,人们在维护一种观点和态度时,忘却了观点和态度是属于生命的,是应由无数的生命来决定的。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没有太多的可选性,如果我决定不在以色列做展览的理由是因为以色列的种族主义和对巴勒斯坦的入侵,那么采用同样姿态,以我的政治态度,我同样不应该在中国做展览,也不应该在美国或是其它地区展览。无论历史还是现实,这样那样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我认为,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主动参与的一个单元,相对的说,这胜过简单的寻找一个道德优势的出口,如果坚持某种道德优势”,实际上什么都不用做了。艺术家不仅仅是在抵抗,他首先在抵抗不失去抵抗的权利,这个权利应是超脱世俗标准的,同样才是我所看重的属于艺术的那一部分,艺术家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表达观点,表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才是艺术的生存之道,也是它的力量所在。

任何一个展示行为,或者说任何类型的美学表达,都是政治的。就我而言,这个展览之地和它的现实是一件现成品,它正适于我的思考和提出问题,并检验当代艺术的功能以及可产生影响的诸多可能性。

拍摄纪录片《人流》拓宽了我对巴以冲突的认识。我的以色列的朋友们,大多并不苟同他们的政府的立场,我看到在今天是他们困难地捍卫人的基本尊严。讨论人权问题时,不能把政府和它的人民混为一谈,因为他们的立场截然不同。带着同样的想法,我坦诚地接受了去以色列做展览的邀请,尽管我对去年的特拉维夫的展览不能成型而心有余悸。我相信展览能激活对话,引发矛盾和争议,主动地参与思辨和汲取现实的教诲,帮助我实现对这片陌生土地的认知。

我也愿意在任何一个巴勒斯坦的文化机构做展览,但还没有收到邀请。我邀请了一些加沙和西岸的艺术家和活动家朋友来看展览,不幸的是,没有一个人可能通过封锁进入耶路撒冷的博物馆……

唐:2016年初,你模仿3岁的叙利亚难民儿童艾兰倒伏地中海岸边的尸体姿态,倒卧在希腊莱斯弗斯岛海滩上。20175月底,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你的个展《或是或非》开展的前两天,你再次以同样姿势倒伏在《葵花籽》上。这一行为是即兴的还是预谋的?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艾:海滩的姿势是即兴而为,当一个印度摄影师提议我这样做,我说可以。这次也是一样,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以预谋的内容。就这件事自身来说,它简单到跟做任何其他事没有什么差别。这是一个关于存在于现代生活中的悲剧的模仿,艺术家提出警示,而不是一个虚假的道德的倡导者,那是牧师的职守吧。同样的悲剧每天都在发生,发生在每一个人面前,大家都详作不知,这也好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现实。我总是会不小心地触碰到一些文明人的极其脆弱的神经。

唐:你感觉,以色列媒体和公众对你哪方面的作品更感兴趣,或者更理解,亦或更冲突?在以色列的短促经历,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艾:我根本看不懂任何以色列与我相关展览的希伯来文报道,所以展览与我几乎跟没做是一样的。

我和以色列朋友Miki Kratsman,和我的儿子一起,我们去了介于耶路撒冷和西岸之间的Qalandiya检查站,在车上,Miki忿忿地告诉我,因为他对当前的以色列政治局面发声,而被认为是一个叛徒。我听了有些吃惊,并不能不为他担忧。我有太多这样的友人,无论在世界的任何一处,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因为坚持说出真相,继而受到威胁,有些至今还在狱中,或是消失”的状态。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忧,听着Miki断断续续的诉说,车窗外是连绵的可恶的隔离带,在水泥墙的另一边,越过那些铁丝网,是一个几百万人的、比世界很多民族都小的族群,他们生来就是被隔离的,包括他们的下一代,而且不知将被隔离多少代,他们没有可能知道墙这边的事,更不要谈去看一个展览了,我已没有心情与任何其他的来自双边的艺术家有任何接触。我对耶路撒冷和周边地区印象深刻,导游在介绍时不断提到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提到48年和67年的战争,之后的版图,提到三个或是更多的宗教,还提到定居点。那一天和每一天,阳光强烈,我几乎全身裸露,步履实在地走向死海,据说我走了不近的一段路程。我们探视了死海,以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以及以色列现行边境沿线……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耶路撒冷这样的地理位置,它的强烈的宗教文化氛围,以及无尽的政治冲突是独一无二的。我头一次意识到历史和现实的,物质的,可触的,甚至无法逃脱的困厄,像可恶的梦境,这种不安存在于空气里,在阳光和影子里,在人们的表情里,在他们最放松的欢愉和最深的痛苦中。

我遇到了许多的普通人,有教师、学生、旅游者,或是知名作家,他们的言谈聪明、着装有品味,流露出良好教养,优越的处境和丰厚的文化,在很多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我发现了一个我不能忽视的特质,这种特质在其它之处很难遇到,我不得不怀疑也许是因为我的某种心理在作怪,那就是,即使是在最欢乐的时刻,也能感到一丝的沮丧,一丝的无常,不确定,不妥或是不安。这是荒诞的,没有人会享受这样的特质,更不要说生活在其中,像是生活在极度的不正当之中,扮演生活而不是生活,这不可能,但是它很微妙的存在着,你知道你的存在与不公正有关连,你不想正视它,是因为你不能没有了它而依然存在,这其实是一种恐惧。我说的这种特质,可以感受存在于每一次握手时,存在于微笑和问候的时候。这样的不真诚之感,使我处在深深地不适应之中,即便我时时提醒自己只是路过了历史上最长久冲突的一个局外人。

地中海优美的海滩,戈壁沙漠中的宗教文化遗迹令人陶醉忘我,可是另一方面,焦虑和不安又无处不在,随处感受得到缺失和压抑。加沙呈现的失落并不相同,那是一片空白,犹如氧气的缺失,所有一切都会频临稀薄。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享有相同的地理位置,一边享有强势优渥的生存,另一边却是彻底的没落和无望,如此不对等关系,集中表现在巴勒斯坦和其人民的无关紧要,这种趋势是明显的。
文明,以及我们对人性的定义,并不来自那些个体的繁荣或进步,却是取决于那些遭受不幸,承受不公正待遇,被遗忘在黑暗中的没有声音的人,这些命运无关紧要的人,同样说出我们的人性是如何的无关紧要。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人们或许意识到,片段的局部的自由,它只可能是禁锢的另一种形式。无论是,最终的评价还是对或是错。

唐:举行开幕式的博物馆雕塑园区有你的装置作品《铁树》,听说这两棵铁树一模一样,在你的意图中,隐喻的正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请你说说你心目中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说得比这两棵树更具象一些。

艾:我再说些什么也不可能比这两棵树更具象了。两棵树的原型,是由在中国南方的山脉上的不同种类的枯枝干的组合,它们是两棵,但同时也是一棵。

唐:前面你提到在中国,很少人关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你也谈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几百万人被强制性的禁锢和隔离在一座现代监狱。那么,能否简单谈谈你对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的观点?如果把中国对西藏和新疆的做法,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做法并置,你看见了什么?

艾:西藏和新疆,是两个被称为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占中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人口分别为650万和1000万。在专制政权统治下,我们看到两个地区都失去了基本的自治权利,宗教,文化,语言和历史断裂和消亡,这些民族的政治权利和文化特征的消亡,是专制之下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拒绝平等的政治权利,平等的对话和文化尊重,种族隔离的政策从来是构成种族仇恨和暴力之源。

在耶路撒冷地区和加沙地区,随处可见以色列政府的傲慢和蛮横之处,与中国不同之处,是巴勒斯坦仍具有一定的政治和历史的生存空间,仍有地缘政治的同情和国际社会的关注,虽然举步维艰,以色利的社会形态允许存在不同的舆论。中国的情形不然,它是铁板一块,涉及民族问题的讨论是绝对禁忌,少数民族在寂静中丧失了基本政治和文化权利。

前面你的回答西藏和新疆是两个被称为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占中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人口分别为650万和1000”, 这使我想到了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的、也许是最敏感的神经:藏人、新疆各族原民比如维吾尔人,他们有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历史叙述和国家认同,比如认为在1949年以前,西藏并非中国的一部分,新疆各族在满清和民国军阀的殖民控制下,持续抵抗和独立运动中。我的问题是,对藏人以及维吾尔人的历史观和国家认同,你是否有所了解?

对于西藏和新疆的历史我知道的很少,尽管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新疆的一个兵团中度过的。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统治者永远在努力的切断和抹去历史,因为他们可以占领和统治的只是土地,而不是人们心中的记忆,他们想要抹去人对自己的过去的思恋,这个思恋强大到足以让江河倒流。没有历史和记忆的民族是没有自尊的,而没有自尊的民族则没有了认同的可能,没有了存在感。如果少数民族,西藏或是新疆有自己的历史观和不同的国家认同,有如巴勒斯坦一样,那就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同化他们,因为他们具有历史性的合法性地位。

唐:这几天在中国监狱里的政治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肝癌、离世引致的反响中,你的中文Twitter发出了与主流极不和谐的声音。你为什么这么做?

艾:我不关心主流。我不希望看到刘晓波的价值,他的政治遗产被他的友人们曲解,无论以怎样的面貌,有意或是无意,这样做对刚刚失去生命特征的一个理想主义者都是残忍的。闭口不谈刘晓波失去自由的政治初衷,而是以亲情和西方势力的介入来替代他的个人理想和政治理念,消解个体意志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掩饰存在于全球政治中的政治虚伪性和实用性。它暴露出中国社会进程中的瓶颈,在一个垃圾堆上剩下的是一群毫无理想的乌合之众。

2017-6-7

附:除特别注明外,图片皆由艾未未提供。

艾未未入境以色列签证。
以色列国防部。
巴勒斯坦被占城市希伯伦:原来闹市,如今“鬼城”1。
巴勒斯坦被占城市希伯伦:原来闹市,如今“鬼城”2。
以色列博物馆布展《或是或非》,艾未未作品《葵花子》。
《或是或非》布展期间,川普参观以色列博物馆,旁边是艾未未的作品《树》。
以色列博物馆艾未未个展《或是或非》开幕式(唐丹鸿供)。

关闭85天后重开的加沙拉法口岸。
加沙的市场因为战争变得荒废。
加沙的一座清真寺。
加沙的海产市场里捡小鱼的小孩子。
加沙动物园饿死的动物。
加沙濒死的老虎Laziz。
艾未未作品《软地》1。
艾未未作品《软地》2(唐丹鸿供)。
以色列博物馆展出的艾未未新作品,壁纸《奥德赛》1(唐丹鸿供)。
以色列博物馆展出的艾未未新作品,壁纸《奥德赛》2(唐丹鸿供)。
隔离墙1。
隔离墙2。
隔离墙3。
艾未未与摄制组在隔离墙。
利用废物做小模型的巴勒斯坦艺术家EidHathaleen。
艾作品《铁树》以色列博物馆1。
艾作品《铁树》以色列博物馆2(唐丹鸿供)。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7/07/blog-post_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