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8日星期六

唐丹鸿:西藏问题:“民主转型”与新“筹藏策” ——一份旁观者手记

布达拉宫。(唯色摄影)

心理学研究证明,政治体制环境影响和塑造因应的社会人格。社会人格反过来又延续相应的政治体制。

一.为了版图

在1992年《魏京生就西藏问题给邓小平的信》中,民运先驱魏京生先生明确认为西藏“主权归属不明确”,他也明确表示诸种要点来看,西藏无疑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十七条协议》城下之盟,按国际法是无效的

但是,魏京生的这封信,并不是谴责中共侵略吞并西藏,也不是要尊重西藏人民自决权。相反,他在信中表示,邓小平和毛泽东等“商定的和平解放的抉择非常正确,虽然和平解放办法颇有城下之盟和缓兵之计之嫌”。他指责邓小平的是,中共没有遵守这城下之盟,没能成功地“弄假成真变为既成事实”。他担心西藏问题导致分裂,“引起多米诺反应还将波及远不止12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沉浸在“振兴中华”爱国情怀中的魏京生先生是坦率的,他毫不掩饰中共吞并西藏“非常正确”,而且为了“使西藏能够保留在中国版图之中,这位当时陷身监狱的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先驱,向剥夺他自由的专制统治者提了一系列如何继续将西藏人关在中国大监狱的统战计策。

2008年3.14从拉萨漫延全藏大规模抗暴事件后,在流亡西藏,批评政府中间道路,主张恢复西藏独立的声音日益增多。

二.“共藏问题”

2009年自由亚洲电台对民运圈西藏问题研究者李江琳女士做了一个专访,题目就叫《西藏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专访中记者北明这样问:“国际舆论一般认为,西藏的厄运是从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兵西藏、藏人被迫签署《十七条协议》开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迟至1959年之后,藏人才开始逃离他们的故土?”;李江琳女士在答问中也设问:“为什么达赖喇嘛在1959年出走,而不是51年或者56年?” 当然,重点在自答:“要理解1959年的拉萨事件,必须从1956年的四川藏区开始……”在随后出版的书中,李女士也致力于引导读者关注她所阐释的“藏人为何暴动”、“达赖喇嘛为何出走”。

李江琳女士试图构建的逻辑是:如果西藏问题是1951年(即《十七条协议》签署)产生的,那为什么1951年藏人没有暴动,达赖喇嘛没有出走?而由于中共1956年开始在康区行施民主改革政策,导致了藏人暴动,最终导致达赖喇嘛流亡,因此西藏问题产生的时间点是1956年,由于“民主改革”严酷政策。

以“没有暴动、没有出走”,暗示“没有问题”;以“暴动出走”推导出西藏问题是“官逼民反”——那么此前西藏政府向联合国提起申诉、昌都战役和《十七条》等是什么呢?李江琳女士分别于2010年、2012年出版的《1959拉萨》和《当铁鸟飞过天空》两本书,都“省略”了不可缺失的背景:中国入侵和城下之盟《十七条》,而明确代之以“历史上边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的非事实的政治框架,将西藏人的国家认同“博”,改成了“高度自治”的“中国”认同。

李江琳强调她的书是“学术的、中立的”,既然如此,那么至少应以藏中双边的历史叙述作为背景,才谈得上“中立”。李女士也的确引用藏方资料,比如从《血祭雪域》、《我故乡的悲惨史》等书中,摘取各种暴动和屠杀案例。然而,奇怪的是,同样是这些藏人当代史书,其中藏人的历史观、主权观、国家认同以及相应的抵抗史等部分,都没能在李的书中成为参照——在领土、主权、国家认同等这些西藏问题的核心问题上,《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以中式政治地域的“中国西南西北四省藏区”(仅几十年历史),替换藏人政治地理叙事的康和安多(千年历史);以“四省藏区不属西藏政府管辖”,遮改了康和安多在西藏政府管辖下的高度自治;以赵尔丰“改土归流”、“设置州县”、“民国建西康省”这类单边的中式政治权力宣示消隐了藏东康区被晚清政权血腥侵略、以及民国为霸占藏东边疆进行数次战争才得以 “西康建省”等背景。

从清末“筹藏”到1951年城下之盟《十七条》,百年来血腥的吞并史,百年来藏人抵抗异邦扩张、抗拒异族统治的历史,最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被精心切割剔除,将图伯特沦亡前最后的抵抗,写成了:“历史上高度自治的藏族,在中共‘民主改革’政策下,暴动、出走,产生了西藏问题。‘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起始点和本质,西藏问题其实是‘共藏问题’”。

李江琳女士自述受过专门史学研究训练。除了以上提到的框架性遮蔽,全书还多处用细节性扭曲,微妙传达“自古以来”,筛选性个案以示藏人有“中国认同”,以及过滤背景从而改变事件性质的写法。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从藏方史料摘取屠杀案例,用中共资料印证屠杀的真实不虚,加上对藏人苦难充满同情的笔调,彰显着作者的道德信誉。遗憾的是,过滤部分真相来写历史,以得出预先设定的政治化结论,却丧失了对史实的尊重——这两本以中共“政策问题”取代主权问题的书,在中国境内外民运、泛民运和自由派人士中赢得了广泛读者,民运理论家胡平老师撰写了书评郑重推荐。

通过继后的观察,恕我难忍不做这样的批评:中共用“农奴”的假血涂抹“大救星”的胭脂,民主转型知识份子们则用藏人的真血操作西藏问题的起点与本质。这是二十一世纪版的“筹藏策”——将西藏问题“民主转型”到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策略

三.“友谊之桥”

2010年3月,在“中国青年基金会”主席、留学生孔灵犀的组织下,50多名汉人学生和40多名藏人学生,在纽约召开第一届“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据组织者称,“会议得到中国及汉藏两族各界支持。受邀并确认出席的专家有若干位在美国各大学的学者,数位来自中国的著名学者和官员”。《北京之春》的报道说:“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数位领事以及西藏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对本次交流活动给予了鼓励、建议和帮助。”

李江琳女士的发大意1956年以来‘民主改革’、‘宗教改革’对藏民族造成了极大痛苦,‘治愈国家的创伤’首先需要汉人了解历史,她认为藏民族会接受汉人的道歉,并在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来”。

民主宪政学者王天成,向藏汉青年学生作了题为《以民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演讲。在报道的语境中,这一“民主方式”是未来的联邦制的中国王天成先生“赞赏达赖喇嘛寻求自治而绝不谋求独立的中间道路”,他认为汉人必须理解和尊重藏民族自由支配自己生活的愿望”同时指出,“藏人也应该理解汉人必须保持国家统一幅员辽阔的大国情感……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这位宪政学者也称,西藏流亡政府中间道路政策提出的“将西藏三区的所有藏族都置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中……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藏区,即所谓‘大藏区’是行不通的,“会使民主转型复杂化”,“增加汉人对西藏独立的担忧”。

由此看来,“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大藏区行不通”,这两点不但是中共立场,也是“既要民主,又要大国统一”的汉人的立场兼容“民主”和“大一统”的汉人,是民主转型精英们的最大支持者,同时也是“中间道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不谋求独立”,反对“西藏三区统一”。既尊重和理解自由愿望,又不惜一切代价反自由——如果自由意味着独立。

但是,如果要理解“既要民主自由、又要大国统一”的汉人,似乎也该回溯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变法的时代:设计满清帝国转型的知识精英们,在为“十八省中国”与“多民族中国”争论不休,梁启超在抱怨支那人不爱国、“瓜分危言”在炮制、主权与疆域在想象、“中华民族”在发明、“筹藏策”在纷纭、利益集团入侵康区开发和同化“藏蛮”、“衣带诏”(体制内健康力量?)在集资、话语权在集结、军阀们在成长、民族主义在养成、奴役之路在铺展……


两个月后,“中国青年基金会”在纽约举行了第二届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达赖喇嘛应邀出席与中国学生与学者就西藏问题展开对话。据博的报道“与会发言的专家包括国内高校的著名藏学专家,体制内官员……在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就西藏的发展、建设和未来发表演讲”。另据会议组织者孔灵犀“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我们与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几位领事有过若干次建设性对话


“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当时的“天下公言文化传媒”研究员李伟东发,“若达赖喇嘛去世﹐其转世的问题将会为藏汉的关系‘带来很大的隐患’”——不,实际上,绝大多数汉人,对达赖喇嘛转世问题根本不懂、也不在意。达赖喇嘛转世第14世了,从来不是“藏汉关系”的隐患,而是中共以及将来中国人统治西藏合法性的重大忧患。因为,对西藏人民来说,达赖喇嘛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是至高无上的,人民认受,这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权力合法性的真正来源,已经三百多年了。换言之,这也是中国统治图伯特不具有合法性的明证。

会上以“民族问题评论家”身份发言的李伟东先生既是学者、也有“体制内官员”身份。李伟东建议达赖喇嘛去政治化﹐“回归纯粹宗教领袖的角色来与中共妥协并重新开展谈判……宣布完全与达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务切断关系﹐然后寻求恢复自己在藏区的宗教领袖的地位﹐然后一心一意的重新专心管理佛教宗教事务﹐可能对解开这个死结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宗教领袖对藏人社会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特点,从占领图伯特开始,中共就利用各地高僧大德做政治操作。对中共而言,达赖喇嘛如果放弃政治权力,藏人认受的最高统治者就虚空了,而作为最高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又能稳定和整合藏人民心。在中共中央批准的统战部《取达赖集团和外逃藏人回归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报告意见是:“……根据目前国内外的情况和斗争的需要,争取达赖集团返回祖国,对我们是有利的……对达赖的工作,我们要特别重视。只要他愿意返回祖国,我们可以作为宗教领袖对待……这对于稳定西藏,巩固西南边防,巩固祖国统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上,达赖喇嘛说:只有在中国政府真诚的、实际的落实藏人自治尊重藏人文化的前提下﹐才会考虑返回西藏。

让我们回顾一下,两次“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海外民运学者们耐人寻味的措辞:“在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来”,“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大藏区’行不通”、“宣布完全与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务切断关系”、“寻求恢复自己在藏区的宗教领袖的地位”。李江琳是民运圈的西藏问题专家。宪政学者王天成,目前是海“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的所长。「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目前是海外“聚焦研究中国民主转型”的“中战略分杂志”社长

早在1962年出版的自传《吾土吾民》中,尊者就写到:“我明白,中国人在想办法削弱我的政治责任,而我反对暴力的态度,正帮了中国人来摧毁人民对我的信任。然而,即使人民失去了对我作为政治领袖的信仰,但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人民对我的信心是不会消失的,这是最主要的。世俗权力可以放下,或者说政治领袖可以让别人担任,但是作为宗教领袖无法卸责,这是我个人无法考虑的。因此,为了西藏的最高利益,也许我可以从世俗的权力中引退……”

达赖喇嘛相信,政教应该分开,西藏人民可以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达兰萨拉西藏和平抗暴52周年纪念集会上,达赖喇嘛正式宣布,将以达赖喇嘛名号所承担的所有政治权责交予民众直选产生的领导人。达赖喇嘛签署的最后一项政治法案,是宪法修订案,正式放弃他的政治职位,为了加强西藏运动的民主结构,如此,即使在他身后,该运动仍能继续向前

.“民主转型”

2014年,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宪政学者张博树先生,由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出版了《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主要内容也在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网刊《民主中国》连载。该书的主要框架是,历史上“西藏臣属中国”,因此以分裂固有领土完整为目的的民族自决,中国不承认。在未来“民主转型”后的新中国,专制已终结,民族自决不必要。中国民主转型的合法性建立在“不能失掉西藏和新疆”的基础上。

作者开篇设定了西藏问题的框架:一,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是中共的政策以及对宗教自由的压制;二,是制度问题;三,是汉藏对“过去数百年北京-拉萨关系的不同理解”;四,西藏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未来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民族关系的整合和国家结构的重构。”

一、二基于“人权”和“制度”问题,“共藏问题”学者李江琳女士的《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作为权威依据,强调“1959年藏人叛乱的真实原因在于中共的意识形态、政策和党国制度导向的“结论”是“中国的民主转型在体制内外温和力量的主导下成功……民族自决将不再必要,因为专制已经被终结,少民族的公民(包括个人权和集体权)开始获得新的宪政体制的制性保障”【《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十二.关于民族自决/民族自决与中国转型】

关于第三张博树先生大量引用中共版的“中国西藏地方史”宣传材料,“论述”了:西藏自元朝起就“臣属”于中国(中土政权),辛亥后西藏宣布独立没有得到中华民国承认,1949年中共建政后占领图伯特,不是侵略而是“行使主权”——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后,根据联大1514决议中有一条限制,即“凡以局部破坏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为目的之企图,均与联合国宪章之宗旨及原则不相容”,因此藏人没有民族自决权。

张博树先生认为西藏问题的这一层面,是汉藏对北京-拉萨关系的“不同理解”——但是,张先生不该以“理解”代替事实。“理解”是可以改变的,而中国在1949年以前从未统治过西藏、图伯特人没有中国认同这一事实无法改变。如果我们认同“理解”应基于事实,唯基于事实的理解才最接近本质的话,那么《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所阐释的“西藏臣属中国史”,就是一个在非事实基础上“理解”的伪相,是对事实和本质的蔑视。

关于第四,《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表示,“中国民主转型的战略家”要“重构”的,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新中国。依据是土地和“大一统”的汉人——张先生列举了: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稀少,东部人口压力巨大;西部土地下的自然资源;西部是战略后方基地;最主要的“西藏独立不会是单独事件,它会引发新疆独立甚至内蒙独立”,“任何正在台上或准备上台的人,无论他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管谁上台,担当起国土丢失一半的‘罪名’,也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未来民主体制转型新政权必须考虑汉人,最大选民群体的支持失掉了西藏,或失掉了新疆,民主转型的合法性就丧失了大半”【详见《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十二.关于民族自决】

在此我想比较一下魏京生在监狱中就西问题给邓小平的信。这封信对西藏历史主权的叙述是诚实的魏京生指责中共的治藏政策导致版图崩解将被国人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权力的主体是中共,魏京生向权力者进言怀柔同化策,更像是源自为子孙后代振兴中华的中华帝国意识形态局限。

在张博树书中,历史叙述受政治操作支配。他反对“独立”的理由,是民主转型的战略家”“必须考虑最大选民群体汉人的支持,显示出更多的是“新政权”对权力的需要,“既民主又大一统”的汉人大众,是转型新政权权力的源。正因如此,在充满民主转型的话语中,你看不到对大一统的反思,对“既民主又大一统”的怀疑。相反,用中共的历史宣传,论证西藏臣属中国中共军队入藏是行使主权,更像在为转型新政权储备权力资源——“既民主又大一统”的大众民意

张先生书中所说的“行动者”“民主转型战略家”是谁或谁们?他们似乎在民主自由的世界,掌握言论自由的平台,说着民主宪政的话语,带一些学术、一些谋略、一些仁慈、一些颂圣……以及一点胁迫的味道:只有以“留在中国之内”为基础的谈判,才是“对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最好支持”。与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相似的是,战略家们为未来民主新中国做着完美的设计,他们排开了藏维蒙等其他民族的战略家,假装房间里没有大象。

五.“民主中国”


2016年8月,正在进行“中国民主转型”专题研讨的民运网刊《民主中国》,在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中,删去了关于达赖喇嘛权力来源及合法性的一段“1909年11月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时,西藏人民献给他一方新印,上面刻有‘圣地佛陀敕言之统辖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观世音金刚持达赖喇嘛如意佛王之印’。这方印玺是西藏人民拒绝满洲或中国人干涉的标志,是人民承认达赖喇嘛的明证,达赖喇嘛和甘丹颇章(西藏政府)的合法性就在于此——


不得不说,《民主中国》的这位编辑真专业:由于中国宣称拥有西藏主权,依据是中国皇帝的册封,即达赖喇嘛的权力来源于中国皇权。而西藏人民赠给尊者的这方印玺,却宣示达赖喇嘛的权力来自佛陀出于对被治者同意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的认同和特别提醒,我文中例举了这一证据,却被《民主中国》精准地剔除了显然有人不想让读者知道这一证据,因为如果让人知道了,就会让他们设定的“西藏问题本质”显出漏洞,正因如此,《民主中国》不但删除了西藏人没有“中国”认同的证据,还给文章加上偏离事实、也偏离作者原意的导读,诱引读者将主权问题理解为“统治者政策”问题。

《民主中国》拒绝恢复这段原文的理由是虑在如此严酷时期,保留这块探讨中国民主转型阵地,实属不易。编辑为长远计,有些对来文的修改删节,应属正常——编辑甚至为此表达了个人苦衷,显示“删除”来自某种更大的压力。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逻辑呢:正在进行“中国民主转型”专题研讨的“民主中国”,以“保留民主转型阵地”之名,删去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民主中国》的删改与中共的立场是异曲同工的《朱维群:望达赖能转变立场在有生之年作出正确选择》中说“达赖极力给自己的小集团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坚持称‘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合法代表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置疑的'……对此我们严肃指出,代表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国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政府”。更具讽刺的是,《民主中国》用抹去既往来自证: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在“控制过去”的同期,《民主中国》刊发了几涉及“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的文章,藉着宏大叙事的溢美辞令表达:西藏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和藏人1959年的流亡,是“宗教性大迁徙”和“宗教与文化流亡”,是“中国内部”的“文明出轨”殃及了“藏族地区”;“藏区……将来民主宪政后,‘藏区’、‘新疆区都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分子

.“战略家们”

根据互联网信息:

「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作者张博树在美国成立了一个“中国战略分析智库”。李伟东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的社长,张博树是执行主编张博先生透露:“据我所等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即北京把达赖喇嘛请回来主持藏区宗教事务,实行宗教自治,党不再干预,但达赖喇嘛也不再过问西藏的政治……而如果习能打开和达赖喇嘛的重新对话之门,西藏问题有缓,对新疆乃至全国的‘维稳’都会有帮助……”。

显然中国官方并没有出任何回答。张博树先生又向尊者提出“分解中间道路”“先找北京方面容易接受的拿出来谈。比如,可以先争取尊者回去,到五台山朝圣亦可,举行一些宗教性的交流、活动亦可。这样,对习中央而言,可表现党国的大度,符合变‘压’为‘柔’的新治理思路;而对藏人方面言,也可以就此争取宗教环境方面的某种改善……尊者听了这个建议后笑道:这是中间道路的中间道路哇!”

2017年初,由王天成、胡平和滕彪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王天成是所长,他在2010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上,《以民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为题演讲。胡平是董事和名誉所长,李伟东、张博树、陈奎德、夏明等出席了成立会议。胡平、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人士支持中间道路的文章,多在陈奎德先生主编的《纵览中国》发表。


2018年4月,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专家们,在博文社视频节目做《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的系列专题讨论

2018年5月,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发起“华人声援‘中道路’声明签名活动。

2018年6月29日,张博树、夏明、李江琳、丁一夫等,以专家权威身份在明镜直播“中国研究院”做了《习近平与达赖喇嘛会相见?西藏问题的希望在哪里》研讨会。综合这次研讨会的印象:

专家们就“西藏是一个多大程度上的独立国家”、“中国”、“中国人”等作了圆滑的调整。张博树保留了他书中的观点。丁一夫认同张博树“从元代到满清西藏臣属中国”之说,丁先生似乎忘记了他在《达赖喇嘛不是您的敌人》等文中的“技巧性”笔法,转而“强调”不能淡化民国时西藏的事实独立。纪硕鸣则提醒这事实独立没有国际承认。

李江琳强调不能淡化她所研究的西藏当代史“否则汉人不能理解藏人为何要反抗,反抗的立足点和位置在哪里但李女士心里一定知道,如果她的书中不设定历史上边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如果不遮蔽昌都战役和《十七条协议》的性质,那么,“藏人为何反抗、反抗的立足点”会不会与她的版本不同

夏明教授指出“必须承认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西藏新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56个民族在中国已经煮成了一锅汤,萝卜、牛肉是不能分开的,民族撕裂可能出现种族屠杀”——看出来了吗?观点似乎是多元的,但最终还是“统一”的。

专家们提出“淡化历史问题,注重现实问题,淡化民族问题,注重制度问题”专家们认为“中间道路”能带动中国民主化,希望习近平与达赖喇嘛见面

西藏流亡政府表示: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间道路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流亡政府阐释中间道路的要点,除了众所周知的不寻求独立,要求三区统一实现中国宪法内名符其实的自治,还有尊重“三个坚持”,不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挑战社会主义制度。


民主转型战略家们,其实清楚中共绝不接受中间道路,正如胡老师所说:“只因为中共已经在西藏建立起一党专制,如果让藏人自治,中共对西藏的一党专制就保不住了……,但战略家们仍然好像是中间道路最坚实的拥趸和最恳切的呼声,因为中间道路承诺了“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民主转型新政权预定的“合法性”。

政治体制环境会影响和塑造相应的社会人格。大一统专制国家制造了相应的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生成了社会的专制人格,反过来又加固政治体制,成为“大一统”续命的力量。这类社会人格的个体或大众,往往公开显示他们反统治者的立场,抨击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声称自己是民主自由派,但他们既向往民主人权,又为了大一统不惜借助极权者的相同手段:既书写历史,又扭曲历史真相;既言论自由,又言论审查;既探讨民主转型,又必须转型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在民主大一统的新中国,转型新政权合法性来源是汉人其他民族既有“名符其实的自治”,又“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指令”;在这统一的美丽新世界,所有公民都有人权,但不包括民族自决权;分裂会导致种族屠杀,因为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反分裂”——“教育转化中心”集中营已经关押了逾百万人。

实际上,我们创造了并还在创造、经历了并要继续经历极黑的时代。

达赖喇嘛签署的最后一个政府法案,是修宪放弃他的政治权力。他在等待一位刚刚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权力者与他见面。

尊者也曾说过:西藏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最终的解决权在于全体西藏人民。

2018.7 特拉维夫

 (本文首发于【思想坦克】


2018年7月4日星期三

道德的力量——朱瑞專訪達賴喇嘛尊者



時間:2018年6月4日
地點:印度達蘭薩拉達賴喇嘛尊者寢宮


前幾天,您接見達蘭薩拉的各國旅人時,我看到一位俄羅斯女士,特別送您一塊懷錶。當時,您回憶起留在夏宮羅布林卡的幾塊錶,其中的一塊是沙皇的禮物,還印有皇家徽章……不過,我不得不告訴您,那留在羅布林卡的錶,還在五十年代,您出走印度後,就只剩下了錶盒。這是我在拉薩時,恰巴.格桑旺堆
1先生告訴我的。

當時,中國方面炮擊羅布林卡,其中有一門大炮,直接打到噶廈辦公室,很準,首席噶倫
2的寶座上面,出現了一個大洞,警衛喇嘛在屋裡被打死,他來自圖伯特3東部的康地。後來,中國方面成立了軍事管制委員會,羅布林卡那邊叫接管會,由恰巴.格桑旺堆先生負責整理您的臥室和頗章 4裡的東西。他看到您的一塊手錶的錶盒雖然還在,但裡面是空的。恰巴先生就把您的這些東西收拾好,貼上了封條。可是,早晨貼的封條,下午就開了,當時的守門人都是藏人,告訴恰巴先生,是解放軍軍官來了,打開了封條,阻止也沒有用,人家不聽……

達賴喇嘛尊者並不吃驚。稍略停了一會兒,便問我有什麼問題,於是,我開始了專訪:

問:歷史上,圖伯特各教派之間也有紛爭,但在流亡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和睦,像達蘭薩拉的辯經院,就彙集了各傳承的精髓,還有瓦拉那西的西藏大學,聽說設有寧瑪系、薩迦系、噶舉系、格魯系
5等……那麼,為什麼過去會有紛爭,今天又如此和平共處,甚至相互學習?

答:到了印度後,各教派的領袖常聚在一起交流,這是以前少有過的。另外,無論我走到哪裡,都提倡宗教和諧,也更應該關注內部各教派之間的利美
6,就是我們都沒有分別,都來自那蘭陀傳承,根是一個,雖然修持方法不同。

過去,圖伯特的各佛教宗派之間,不同的法帽之間,比如黃帽、紅帽、黑帽
7等,發生過一些衝突。但是,今天我們要好好協調、團結。以我個人來說,我的修持是不分宗派的,接受了不同法脈的口授傳承。從歷代達賴喇嘛的傳記來看,我們知道,像第一世達賴喇嘛,雖然是宗喀巴大師的主要弟子,但他個人的修持是不分宗派的。第二世達賴喇嘛,雖然他的父親是一位噶舉巴的咒師,但他自己的修持也是不分宗派的。而第三世達賴喇嘛,在薩迦巴的歌集裡,說他與薩迦巴有著不共的淵源。第五世達賴喇嘛也是不分宗派修持的一位大修行者、大學者……總之,在圖伯特的大成就者裡,很多人的修持都是不分宗派的。

當然,在他們的著作裡,會根據自己的觀點和思維,提出與其他宗派不同的理論,也會辯論,這是有的。不只在圖伯特,就是在印度,那些大學者們也會在作品裡反駁與其不同的觀點,但他們不會因此發生衝突。

我們來到印度後,各宗派之間的這種和睦現象,也對圖伯特境內有很好的影響。使那裡的寧瑪、薩迦、噶舉、格魯、覺囊
8、苯波9等傳承之間,都比以前更加和睦了。

促進各宗教之間的和諧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也要區分敬與信的不同,對其他宗教,要保持尊敬態度,對自己選定的宗教要保持信仰,要把敬和信分開。

像承認造物主存在的這一教派,透過其教義,讓很多人都獲得了利益,因此,值得我們尊敬,雖然我們之間的教義和思維很不同。就是在那蘭陀
10的傳承裡,當時,也出現了承認造物主和否認造物主之別,兩者在基本思維上也都有很大的不同,即便如此,都傳遞了慈悲、忍辱、滿足、自律等內在價值,都可以給人們帶來道德的力量。

問:圖伯特各傳承之間的和諧有一個基礎,就是以相似的文化為背景,都來自那蘭陀傳承,那麼,世界各主要宗教之間,沒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在這種情況下,能否達到真正和諧?

答:以印度來講,在佛教產生之前有勝論派
11、數論派12、耆那派13、吠陀派14,後來出現了佛教。再以數論派為例,又分為有神數論派和無神數論派;有神數論派認為造物主是存在的,無神數論派認為沒有造物主,雖然他們基本的教義不同,但都能允許彼此的存在。

再以佛教為例,又分為聲聞乘、獨覺乘、菩薩乘,而菩薩乘又分為顯教、波羅乘、密咒金剛乘等;再以宗義而言,又分為有部、經部、唯識、中觀等,而在中觀的內部,又有不同的解讀……雖然觀點不同,甚至出現過很激烈、尖銳的辯論,但大家可以和睦共存。像清辯論師
15,在《中觀心論》的自釋——思擇焰論16裡,就毫不客氣地質問無著17兄弟,說:「你們倆不去主張龍樹菩薩18的究竟思維,你們的見解,簡直無慚無愧!」而在克珠仁波切19的著作裡,在反駁對方時,引用了一些過去西藏大師的觀點時,甚至揚言把持有謬論者送去火化!但是,他們不會因為彼此觀點的不同而大打出手。所以,印度幾千年的宗教發展史,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事實:世界各宗教之間的和諧是可以實現的。

問:我記得早在七十年代時,您就提出了宇宙責任。那麼,與現在您提倡的人類一體性是否相同?

答:1973年我去歐洲時,提出的宇宙責任的問題。因為每個人都是人類的一份子,都想離苦得樂,而我們就要承擔這個責任。

從佛教的角度講,我們每天早晨發菩提心時,都要祈願一切有情眾生離苦得樂。這裡的眾生是指一切生命。但大千世界,有的生命離我們太遙遠,像鳥類、昆蟲類、魚類等,這些眾生是我們很難幫助的,最多只能為它們祈願和做回向。沒有錯,只能祈願,很難給予他們實質的幫助。而跟我們有直接關係的眾生,就是這個世界上的一切有情——人類,是我們真正能夠給予幫助的,因為他們聽得懂、能表達,儘管大家的語言不同,但通過語言工具,還是可以交流的。所以,真正發願,能夠得到幫助的就是這世界上的七十億人類。

每個國家都應該負起責任,這一點,我們有共同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消除人類的苦難和增進福祉。但是,給眾生帶來最大傷害的,恰恰就是聽得懂,能表達的人類。我曾去過印度的海德拉巴(Hyderabad)省,訪問當地的博物館。那博物館前面有一個花園,一邊是野鹿,另一邊是老虎。於是,我問:「你們這樣安排,虎不會吃鹿嗎?」他們說:「不會,我們只要定時餵食老虎,讓它不餓,就不會傷害鹿。」

這就是動物的世界。但我們人類不同,因為「我們」與「你們」的鴻溝,去造成諸多的傷害和殺戮。在眾多不同的物種裡,真正造成極大傷害就是我們人類,我們要認知人類的一體性這個真相,要有宇宙的責任感,阻止人類之間的相互殺戮。

我們人類有不同的感官覺識,通常叫五根識。其實,動物也有同樣的五根識,有些動物的聽覺和視覺,比人類還要敏銳。但是,人類有一個不共的特點就是能夠思維,有識別善惡的能力,這是我們人腦的一個特徵。因為我們的思維能力非常強大,導致人們製造了許多的災難。比起其他物種,給這個世界造成最大傷害的,就是我們人類自己。

解決這些問題,就要認知我們人類的一體性,也就是我們都有離苦得樂的願望,而實現這一願望,是我們人類應該共同承擔的責任。我們人類有如此傑出的人腦和智慧,卻變成了貪、嗔的工具,也就是被貪嗔控制了,實在太可惜、太遺憾了。因此,透過對人類一體性這個真相的認識,從而承擔解除人類苦痛、災難的責任,即便沒有辦法幫助所有的有情,至少可以減少我們內部的互相傷害。

總之,和諧是很重要的。我一直強調這一點,就是防止人類內部之間的互相傷害,無論你有沒有宗教信仰,都需要這麼做。是,人類的一體性與宇宙責任的內涵是一樣的。

問:聽說,過去噶廈政府,每年都要派一僧一俗兩位官員,到山南地區參加鳥兒的集會,還要為鳥兒帶去一些吃的,比如卡普塞等,真有這樣的事情嗎?

答:這個我想不起來了,但楚西仁波切說過,在後藏的一個地方,有一片湖,每到繁殖時期,有些鵝會過來產蛋。當地的宗本就會派一個人,特別去照看這些蛋,說不定他會偷吃一些啊(笑)。

以前,在西藏,的確有這種的傳統,非常普遍,就是我們不去獵物,拉薩政府浪子夏
20,還有一個「封山禁魚」的禁令,就是包括捕魚,也是不允許的。但是,廓爾喀 21會去捕魚,因為他們是外國人,我們沒有辦法阻止。不過,在默朗欽波期間,因為權力交給了哲蚌寺的糾察師,他們的權力很大,不管是誰,只要違法都會管的。

問:三十多年來,您一直堅持與當代國際科學家對話,有哪些重要意義?

答:主要有兩個意義。

第一,科學家研究的是物質、色法等可以看得到的事物。但是,通過佛學與科學的對話,希望他們能透過看得見的物質,達到更深層的對心靈的研究。現在,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在研究人腦,如果真正深入瞭解的話,就要接觸心識,所以,我希望當代科學家們的研究範圍能擴大到心識範疇。

第二,慈悲心是很重要的,可以改善免疫系統、說明人腦的發展,這是有宗教仰的人都知道的。但是,如果沒有宗教信仰,或者有宗教信仰,但不是打心眼裡認同,這就要科學的佐證。如果有科學家試驗的支持,對大家也將是很大的鼓舞,有助於推動普世道德。

無論唯識派的觀點,還是中觀應成派的觀點,都承認我們對某些事物的看法,與其事物本身,往往是不能對應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以中觀應成派的觀點而言,我們看事物時,會覺得事物是自象有,但事際上,事實並非自象有或自性有。同樣,以唯識派的觀點看,我們看事物時,事物是外境有,但實際上,事實並非外境有;所以,出現了一個與看法不同的存在的真相。我們的看法與事物存在的真相,往往是背道而馳的。這與量子物理所說的,我們看事物的時候,會有針對這個事物的看法,但分析之後,沒有任何例子,可以證明它有立足點。所以,我在觀想空性的時候,會引用量子物理的觀點來思維空性。以佛教的觀點來說,產生貪嗔的原因,是有非理作用,是添增境上的好或壞的非理作用。原因是,非理作用完全相信它的看法是對的,這種說法跟我最近看到的龍樹菩薩談的煩惱產生的流程的觀點一樣。

一位美國的科學家學者也這麼說,當我們生氣的時候,我們對這個物件會有一個討厭的看法,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添造出來的假像。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學者會說,佛教的思維非常附和科學,佛學並非宗教,是心理學。

注釋:

1,恰巴.格桑旺堆:前西藏噶廈政府金融總管,後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工商處辦公室副主任,中國人民銀行西藏分行副行長,拉薩市副市長,中國工商聯常委,西藏自治區第四、五屆政協副主席,第五至七屆中國政協委員等職。

2,噶倫:也稱噶布倫,為噶廈政府,即西藏政府中的三品官。

3,圖伯特:蒙語。即「卻喀松」——藏語的多衛康統稱。多是指安多,衛,是指衛藏,康是康區。包括了今甘肅省、青海省、四川省、雲南省的藏地和西藏自治區。

4,頗章:藏語,為宮殿之意。

5,寧瑪系、薩迦系、噶舉系、格魯系:在圖伯特佛教中,寧瑪、薩迦、噶舉、格魯,為四大主要教派,或者說四大主要傳承或法脈。都來自印度那蘭陀大學,屬於中觀應成派。只是修持方法各不相同。

6,利美:藏語,意為圖伯特各教派之間是沒有分派的,根是一個:都來自那蘭陀。

7,黃帽、紅帽、黑帽:黃帽意為格魯教派,是格魯巴喇嘛的法帽顏色。紅帽意為寧瑪派,是的甯瑪巴喇嘛的法帽顏色。黑帽意為噶瑪噶舉教派,是噶舉巴喇嘛的法帽顏色。但圖伯特方面,不鼓勵僅僅以法帽的顏色來稱呼其教派。

8,覺囊:圖伯特佛教中的一個教派,因為其傳教中心在日喀則拉孜寺方的覺囊,被稱為覺囊派,或覺囊傳承。

9,苯波:圖伯特歷史上最早的宗教,也是本土宗教。創史人為象雄王子辛饒米沃,主張萬物有靈。

10,那蘭陀:古代中印度摩揭陀國首都王舍城附近的大寺院,也是當時佛教最高學府,即大乘佛學中心。研究因明、聲明、醫學、天文曆算、工巧學、農學等。十二世紀,被突厥人燒毀,成為廢墟。

11,勝論派:古印度宗教哲學派別之一。在六派哲學中影響較大,曾和數論派一起被佛教認為「外道」的代表,受批判最多。

12,數論派:古印度宗教哲學派別之一。佛教稱其為「迦毗羅論」或「雨眾外道」等。早期數論的思想被薄伽梵歌大量引用,而薄伽梵歌是迄今最具影響力的印度哲學著作之一。

13,耆那派:古印度的古老宗教之一,起源於西元前6世紀,早於佛教的始創人釋迦牟尼出生。有其獨立的信仰和哲學。

14,吠陀派:印度河流域的人們的原始信仰,英國人稱為婆羅門教。

15,清辯論師:那蘭陀著名的十七位班智達之一,著有《中觀心論》。

16,「自釋——思擇焰論」:清辯論師的著作《中觀心論》注釋。

17,無著:印度瑜伽行派的創始人。曾任那蘭陀主持。著有《金剛般若經論》《攝大乘論》等。

18,龍樹菩薩:曾任那蘭陀主持。為圖伯特佛教顯密共同之祖。著有《十萬頌大般若經》等。

19,克珠仁波切:格魯巴的創史人宗喀巴大師的主要弟子。也是第一世班禪喇嘛。

20,浪子廈:過去拉薩市政府,位於拉薩祖拉康附近。

21,廓爾喀:尼泊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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