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6日星期二

日内瓦日记

文/朱瑞

2009-8-4
昨晚,老是醒来醒去的。当电子钟显示3点时,再也睡不着了,打开电脑,才发现,已是4点20分了,原来,电子钟出了毛病,还好,正是我该起床的时间。

到机场时5点20分,还有两个小时,我乘坐的飞机才能起飞,有足够的时间寄行李、办理登机牌。

美国的盐湖城是第一站。担心晕机,我要了一杯姜汁饮料,可拿出折叠桌时,不小心,把饮料弄洒了,溅到了我的身上,也溅到了坐在我身边的老外的身上,他立刻把手里的餐巾纸献了出来,一再说对不起,像是他把饮料洒到了我的身上似的,加拿大的公德,让我口服心服。

盐湖城不远,只飞行了近两个小时,就看见了机窗外一片湖泊,边缘呈白色,湖岸是一片又一片若隐若现的绿草,很矮,矮得像深深浅浅的绿缎子,像西藏高原搬到了这里。

我坐的是小型飞机,只有几个旋梯,似乎一下子就到了地面。热风扑面而来,吹去了飞机上彻骨的冷。沿着一个长长的走廊,我进了候机厅。漫漫地走着,不是我穿着高跟鞋走不快,而是我不想快走,在这里,我要等六个小时,才能坐上开往巴黎的飞机。九个小时后,才能到达巴黎,而后,在巴黎我还要等五个小时,才能坐上去日内瓦的飞机。

其实,我可以买一张直达日内瓦的机票,不过,我没有那么做。我在盐湖城候机厅的商店和书店之间进进出出。商店里最流行的还是印第安人的手工艺品,项链,戒指、帽子……当然都是些仿制品。如今,人们正在想方设法地恢复被毁灭了印第安文明,看得出,全世界,尤其是北美正在痛心疾首呢。但是,失去的永远失去了,人类应该从这里吸取教训,阻止类似的事情在今天发生。也许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西藏问题,得到了全世界的支持。然而,中国的五毛们,却在胡搅蛮缠地,抓住白人屠杀印第安人的历史,为他们今天灭绝西藏文明寻找借口,如同看到别人杀人,自己不去杀死几个,就亏歉了祖宗似的,而不是以别人的杀人行为,警醒自己不再犯类似的罪恶。

一家快餐店里传出了米饭的香味,在这片远离亚洲的地方,居然可以轻易地吃上亚洲的饭菜!我买了一碗米饭和一盘肉炒豆角。一般来说,我是不喜欢吃肉的,但是,这里没有素餐。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对桌的几个老外在上网,就拿出了电脑,美国和加拿大的电源没有任何不同,真好。

“请问,几点了?”还是怕耽搁了时间,就问身边一个刚坐下吃饭的女人。她看一下表,乐了:“我刚从亚特兰大过来,还没把时间调过来呢。”于是,我们同时问一边休息的服务员。

“11点56分”回答。

还有五个小时左右,去巴黎的飞机才会检票。在北美,时间,总是显得紧巴巴的不够用,而现在,我有五个小时间的剩余,多好。

前几天罗锦发来EMAIL, 邀我去德国。说,“由洋儿(罗锦的丈夫海曼)开车, 慢慢开, 慢慢逛, 中途任何地方都可停下来, 好好看看瑞士的美景. 也许去看‘海迪家乡’ 也许会沿着尼采(NIZA)那条最美的路线回德国. 若是天黑了, 大家住一屋或二屋(为了省钱)的旅店. 这样逛到德国. 在我家, 看看本市二天, 我们再去布拉格, 早出晚归……”可是,我对罗锦说,去日内瓦能顺路看一看巴黎的机场,于我,已算奢侈了。“下一次吧,下一次我向你保证。”可罗锦回答:“别这么说,下一次,我们都老了。”其实,我何尝不想和罗锦夫妇一起游欧洲呢?二十年前,初读《冬天的童话》时,就对罗锦充满了想象,尤其是她最近出版的《一个大童话》和将要出版的《一地书》,更是喜欢,能深入地和罗锦夫妇相处,的确求之不得,可是,我没有时间。

而现在,我却有五个小时的剩余!我打开电脑,打开那些从前我在西藏时的照片。时间就是这么快,一转眼不是一年,而是十年。十年前,我在西藏的日子就在眼前,而如今,什么都不一样了,不仅我的容貌,还有西藏的容貌,西藏的牧场、矿山、湖泊、江河……都在变形。

(写于美国盐湖城,中午12点)

2009-8-5

飞行了十个小时,才到达巴黎。下了飞机乘两次电梯,才看到路标——日内瓦:GATE F36。问了几个人,才找到GATE F。我是下午4点起飞,要等五个小时左右。就到DELTA航空公司服务部(因为我的机票是在这家航空公司买的),寻问是否可提前走,回答说,不可以。这个DELTA,真教条。我喜欢AIR CANADA,只要同一天的机票,早走晚走都可以,那才是替顾客着想呢。

本来我是不怕等的,电脑在手,五个小时,不过是一瞬间!然而,此刻,我急于去日内瓦了,恨不得长上翅膀。也许因为巴黎的候机厅看起来太平庸了吧?

其实,大多数人都会喜欢这里的。琳琅满目的香水、时装、还有书……我居然看到了茨维格的法文版作品。还有几本书,封面设计很简单,只有黑白两色。还有几个封面仅仅人物头像,都是些饱经风霜的面孔,可能是纯文学作品吧,不过,更多的都是些时髦的杂志,奥巴马的头像出现在好几家杂志的封面上。不知为什么,我更愿意看布什,尽管他已下台。

终于找到了F36。可是,我的时间多得是。就又接着转,看到一个露天餐馆的门前,摆了许多报纸,没有标价,可能都是免费的,不过,印刷质量比中国的人民日报还好。头条新闻上印着金正日和克林顿的照片,一个像巨人,另一个像侏儒,当然我指的仅仅是身材的大小,是物理感觉。两个人都不笑,尤其金正日,没有笑容的脸上,尽是自信。有趣。也不知道这些文字写的都是些什么,法语,我是一个字也不识。不过,我断定,决不会写这种身材的对比。

候机厅真热,我穿着背心还在流汗。而刚刚在飞机上,就是盖着薄毯,还冷得直抖呢。上一次我去达兰萨拉时,飞机上每人发了一双袜子,这一次没有,我穿着丝袜,就跟光着脚似的,透心地凉。

有些头昏,可能飞机上的时间太长了,这是晕机的征兆,尽管我已不在飞机上了。

和巴黎机场相比,我更喜欢小小的盐湖城机场。坐在盐湖城候机厅里,比坐在这里舒服多了。这一生,我就是不喜欢人群,不喜欢闹市。可是,人家毛泽东就不怕这个,专门坐在闹市里看书,磨练自己的意志。我不行,我一点毅力也没有。如果把我放在闹市里,别说看书,仅仅看人,我就得疯。这一生,我最喜欢小村庄,喜欢独自呆在一个角落,喜欢默默无闻。

(于巴黎机场)

2009-8-5

从巴黎到日内瓦,只飞行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国家太近了,也可以说,两个国家都太小了。我喜欢小国,小家庭,清净、简单,易管理,这是欧洲给世界的启示。

一出机场,就看到一位穿藏装的女士,打着一张写有汉英两种文字的牌子。我立刻停下,女子上前,用流利的英语,问我的名字,她说,“你是今天最后一个到达的,其他人都到齐了。”

女子告诉我,她是藏人,在巴黎一所大学读法国文学。“你的法语一定很好了?”我问。“比英语好。我喜欢法语胜过英语。”她说。我真羡慕她,能那么深地掌握三种语言,也就是,法语,英语,还有她的母语——藏语。尽管她一句藏语也没有说,但我知道,境外藏人都会藏语,不会说自己的母语,在他们看来,是耻辱。

宾馆的一楼大厅里,达瓦啦迎面而来:深灰色衬衫,笔挺的西裤,一丝不苟的领带,英俊潇洒,气宇轩昂。“啊,达瓦啦,早知道你在这里,我就提前来了。”我开起了玩笑,可达瓦啦一点也不上当,像是昨天还和我见过面一样。

我的房间在十四楼。我赶紧洗了热水澡,而后,分别给罗锦和茉莉打了电话。两人立刻到了我的房间,还有茉莉的丈夫傅正明先生,以及与我住在同层的陈破空先生,也来了。

除了破空,我和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尽管我们在文章中和电话里,早已熟悉。

晚饭时间到了。餐厅里,一位看上去似曾相识的男人,迎面而来。破空说,“朱瑞,我得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曹长青,你们兄妹失散了三十年,现在终于见面了。”曹长青只是笑,不知破空这话是有来历的。

还是在达兰萨拉,与破空初相识的瞬间,听我张口说话,破空笑了:“你怎么和曹长青一模一样呢?”我说,“我是女人,曹长青是男人,说我这个女人和男人一模一样,你这是表扬还是批评?”破空并不回答,只管说,“我一定介绍你和曹长青认识,你们两人太像了……”

破空介绍完了,还在不停地唠叨:“你们兄妹失散了三十年,这回如愿了吧?”

可曹长青并没有把我看成他的同乡,尽管我不停地解释,我也出生在黑龙江。长青却感慨:“对了,朱瑞,你是东北人,你看,我总把你当成西藏人。”

曹长青的名字,于我,早已如雷贯耳。和那些得了软骨症的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我的心中,长青立体得如一座山。

吃过晚饭,大家一起向日内瓦湖走去。天渐渐地暗了,灯火阑珊,湿润的微风拂面。那个世界上最高的人工喷泉后面,一轮明月不动声色地看着我们,显得格外地圆满和皎洁。

(写于日内瓦洲际宾馆)

2009-8-6

也许是时差关系,我几乎一夜没有合眼,尽管已经有两个晚上没睡好了。曾经飞快旋转的时间,此刻缓慢的像一辆疲倦的牛车。

早晨7点钟,我准时去了餐厅。稀稀落落的几个用餐的人中,我发现了傅正明先生,就端着早餐朝他走去。几乎立刻,他就和我谈起了正在撰写的有关西藏大师创古仁波切的故事。茉莉曾告诉过我,傅先生已写出二十多万字了,也不知下了多少功夫,写一部他从没有见过的土地,实在不容易,我惊叹他对西藏文化的如醉如痴。

9点多,洲际酒店的门外,出现许多举着哈达的藏人,因为10点钟,尊者将在这里举行记者会。我和大家在门里站成两排,喜悦和盼望,在每个人的脸上闪烁。

啊,来了!那黑暗中的明灯,人类精神的峰巅,被众人围着,走近、走近……“你也在这里,HOW ARE YOU?”居然认出了我,跟我握手!

“你得到了佛爷的加持啊!”有人羡慕地看着我。

下午2点,会议正式开幕。尊者出现时,大家不由自主地都站了起来,向前移去。尊者讲话很少用稿子,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像对老朋友,家人一样。长青说,“这就是掏出心来给你看。”然而,这些家常话,却有着让人惊叹的严谨的逻辑和佛理。

很快就到了咖啡时间。台湾的允晨出版社,把带来的书摆了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书展。大部分书,都是关于西藏的,印刷得很好,封面设计也很有质量。仅唯色的书就有好几种。

咖啡时间结束后,首相桑东仁波切回答与会代表提问。问题很多,关于自治,关于独立,关于民主、关于教育……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问题,桑东仁波切都是那样平静而与世无争地一一道来,平和,谦逊,真挚,充满了善意。

结束时,罗锦感慨:“这就是我一生渴望听到的讲话,可是,我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泪水涌出她的眼睛,“这位首相,是大智者啊!我可以和这位大智者照相吗?”我就对桑东仁波切说了罗锦的愿望,于是,桑东仁波切欣然地和罗锦站在了一起,我举起了相机。

(写于日内瓦洲际宾馆)

2009年8月7日

才嘉啦坐在一位僧人对面,开始了他的早餐。我向他们走去,才嘉啦为我介绍那位僧人,说,“这是尊者的英文翻译,他的英文非常好。”正说着,又来了一位俗家人,坐在了我的身边,才嘉啦又介绍:“这是桑东仁波切的秘书。”两人看上去极为质朴,教养深厚,让我想起察尔斯?贝尔写过的一句话:如果受过同样教育的藏人和汉人站在一起的话,藏人看上去总是更有教养,更文明。

早餐后,开始了小组讨论,每个小组都有一个主持人和一个记录员,我在第一组,主持人由台湾来的翁仕杰先生担任,我担任记录员。我们这一组包括傅正明先生,严加祺先生,杨建利博士,洛桑桑盖博士,苏嘉宏教授(《流亡中的民主》一书作者)、作家遇罗锦等。尽管时间有限,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五分钟表达自己观点。显然,流亡社会的民主,已带到了日内瓦的汉藏会议上。不论是谁,超时就敲瓶子提醒。因为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有两瓶矿泉水。

我们这一组讨论的题目是如何从华人角度,改善汉藏关系?

翁仕杰认为,汉藏关系问题,主要是两种文化,两个世界观的冲突。汉人总想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给藏人,这就是殖民心态,如果不能站在西藏人的文化层面和世界观上,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两样东西是一样的,因为有差异,才有光彩。尊重差异,是改善汉藏关系的重要前提。

傅正明认为,应该让中共把写在纸上的人权承诺,在现实中得到兑现。突破专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对话。要以对话来解决汉藏关系。所谓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其实都是野蛮的,应该对中国的人性失落进行思索。只有人文主义,才是共同点。

遇罗锦说:英语世界有多少国家?法语,德语世界, 有多少国家?为什么汉语世界只能一个国家?我所看到的小国,如布丹,卢森堡,比利时,克力新斯坦……就连法国和瑞士,也不大,他们的生活,比大国人民幸福一千倍!我们的大国历史,从古至今,有什么好?好在何处?藏族的文化,语言,习惯,和汉人毫无共同之处,为什么非要受汉人的管辖?我认为,任何地区,只要民意票数通过大半,谁想独立,谁就应当独立。汉语世界,也绝对不 必非得一个国家不可。

洛桑桑盖说:冲突中的双方都是受害者。我们受很多汉人的欺服,常常不能感到他们也是受害者。帮助中国人认识到自己也是受害者,可以使他们从某种程度上,理解藏人。

苏嘉宏:中间道路是达赖喇嘛尊者提出来的,并在去年11月,经由宪法,高度的民主程序确定的。我们应该帮助北京与达兰萨拉的对话顺利进行,对话与接触,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严加祺:这次会议,大家到一起进行交流,知道彼此的愿意,有一个共识, 是一次很重要的对话。而北京与达兰萨拉的对话更重要。另外,实现藏区的真正自治,是解决各种藏汉问题的前提。

JOHANNA ZHANG(汉人、学生):我先用英语表达我的观点,为了尊重在座的藏人。我认为我们不是受害者,而是加害者。应该承担的是耻辱。

少数民族的提法不对,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

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好过中国的宪法。

藏人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

杨建利:除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对话以外,达赖喇嘛可否有第三种选择,和汉民族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宪政体制?

贝岭:召开藏汉两族文学研讨会,寻找共同点。

小组会议结束后,我和翁仕杰先生,及达兰萨拉来的一位藏人,共同整理出了我们这个小组的共识。接下来,在综合大会上,每一个小组的主持人都宣读了自己小组的共识。

晚上,我没有和大家一起去日内瓦湖边散步。在一楼的休息厅,我看见了次仁旺久,也就是《心向自由》的作者。在那本书里,他描写了一位叫罗桑札西的汉人,投奔四水六岗的事迹。在达兰萨拉时,我就和次仁旺久是好朋友了,这一次见面,我不由分说,把所有的民俗问题,都拿了出来,硬是逼他回答。直到一位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前来采访,他才算从我的难题中解脱出来。可怜的次仁旺久。

(此篇日记在我的另一个博客上发出几个小时后,被被删)

(谢谢《民间藏事》转发了这些日记,使之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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