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劉雲山要求《人民日报》深入西藏各寺廟在內的藏區各個角落，搶佔宣傳輿論制高點。中宣部副部長蔡名照要求《人民日报》擴大發行覆蓋面，確保在西藏和四省藏區進機關、進社區、進學校、進企業、進村鎮、進寺廟......
这种流氓式的挑衅，必将导致一场比２００８年更大的起义，迫使更多的人加入＂藏独＂行例！然而，历史上大多数时期，藏汉之间的关系都是正常的、友好的，尊重他人也必然得到他人的尊重。以下文章，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朱瑞
１９４１年，也就是我１７岁那年，跟随掌柜叶茂青从北京来到拉萨，在“文发隆”商店当小伙计。叶早年跟随“德茂永”商店掌柜张福田来藏，原是“德茂永”商店的小伙计，后来自己开张，成了“文发隆”商店的掌柜。
“文发隆”商店是１９３５年前后开市的，第一任掌柜就是叶茂青。这个商店所以叫“文发隆”，是因为东家叫解文会，而掌声柜叶茂青的原名叫叶增隆。为使这个座落在八角东街的小商店开市大吉，所以取了东家和掌柜名字中含“文明”、“兴隆”的字义吉性而来的。当时，和“文发隆”商号挨间的有“兴记”、“义生昌”。八角街南街有“喜马伦公司”、“裕盛永”。而“喜马伦公司”则是从“兴记”号分出去的，东家是邦达昌，掌柜是梁子质，因为他们在印度颇有名声，所以自己开了“喜马伦”这个号。“裕盛永”掌柜叫刘万荣。他早年到过西藏，后来一直住在北京。在八角街“果芒康沙”的楼下是“德茂永”，东家和掌柜都是张福田一人。后来，因为他的儿子张奇英也在号上掌权，所以别人不再继续和他合伙，只好独自经营。往东有个“玉记”号，东家和掌柜都是张春台。所有的北京商号加在一起，其人员也不很多，除二十多人常住拉萨外，还有一部分人住在印度的加尔格达和噶伦堡及帕里等地，具体负责转运货物。
北京和西藏地区的贸易关系源远流长。但是，在拉萨设立商号则是近百年的事。起初是由北京的“外管”，即走外蒙大库伦的商人转过来的。据说，最早的一个人就是解文会。他来西藏后，开始也是做生意。后来给西藏政府的札萨•柳霞•土丹塔巴当管家，积累了钱，于是，给“文发隆”、“兴记”商号出钱，当了东家。他和一位藏族妇女结了婚，并有儿女，他的儿子也当过柳霞的大管家。“兴盛合”、“广益兴”两家也是在外蒙独立后，转到拉萨来的。在拉萨的北京商人，实际上没有一个是北京城里的，都是北京效区的乡下人，来自京都的香河、武清等县，但绝大多数是京南一带的深县、束鹿、冀县、枣强、景县、饶阳等地的人，从前走“外管”的也多为这几个县的人。
各家掌柜大都住在北京办货，其伙计在拉萨坐庄营业。货从天津上船，经香港、加尔哥答，到噶伦堡后再用骡马、牦牛、毛驴等驮运到拉萨，一年大致进两、三次货，约三百多驮，价值大洋六万余元。冬货夏天办，夏货冬天办。货物由天津运到拉萨大概需要三个月左右。
最初，北京商人并没有开设铺面，各家商号合在一起，也只有十来个小伙计，不管哪那家的，吃、住都在“果芒康沙”楼上。大家在一起做些小手工活，如铜器、丝线辫绳等，货源也很少，而且多为零碎商品，并且大都批发给街上的小摊贩和回民商人出售。
因为东家和掌柜都是有房产、地产的人，生活富裕，自己住在北京城里，派伙计出来跑生意，不过是想捞点外抉而已，不敢放手让伙计做大生意。后来，经验丰富了，觉得有利可图，才开始大干，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才陆续在八角街开了六七家商号。
１９４５年前后，“兴记”和“文发隆”两家商店生意最为兴隆，因为柳霞作东家，本钱大约都在一万品藏银（每品为５０两）。其他北京商店也各有本钱五六千品左右，本钱不够时，可以通过关系向西藏政府借款。拉恰列空、孜恰列空、扎基列空等放帐；大商人根拉敏、邦达昌和贵族等也放帐。每品藏银年息在六、七两左右。调换印度卢比，则大多通过康巴商人之手进行，因为当时没有银行和钱庄，而康巴商人，如邦达昌、桑多昌、恩珠昌等，都是做羊毛生意的，羊毛价钱好就低，羊毛价钱不好就高，一卢比兑换藏银三两多，直到解放时，才定为五两。此外就是在本地买土特产发往内地，如麝香、熊胆、狐皮、豹皮、水獭皮等；虫草、贝母等贵重药材，大都集中在康定、玉树等地交换。一些康巴商人在那里换茶叶运进来，并把虫草、贝母等运往广州。
各北京商号经营货物主要是绸缎、瓷器、玉器以及铜器、丝线、小手工艺品等杂货。绸缎虽是大宗商品，但是，我们也都是从北京“正源兴”绸缎庄买的苏、杭绸缎，丝线也是在北京办货，买的是山东邹县的产品。只有瓷器才是我们亲自派人到江西景德镇办货。我自己在１９５０年元月到７月间，也曾到景德镇办过一次货。其中花绸缎销路最广，因寺庙里做“佛衣”、“供品”、“神伞”、“画轴”、“顶棚”等均需此物。记得十四世达赖喇嘛１３岁那年，僧俗民众为使达赖喇嘛过好“本命年”，各寺院都为佛像涂金面、换新佛衣，所以市面上的好绸缎竟销售一空。铜器自然也是佛事用的占多数，如唢呐、曼遮、净水壶、提炉等。不过，丝线的销路特别广，因为，藏族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留辫子，扎辫结，所以买丝线的人也多。大宗货物，如绸缎等可得利润２０％左右，瓷器在４０％左右，其他商品的利润也在２０－４０％之间。
北京商号的人事规矩是很严格的。“三爷”，即姑爷、少爷、舅爷不许同在一个商店，这是因为怕裾带关系排挤他人。此外，为了商号的荣誉不能欺老骗幼，除了必要的人情往来外，商品价格都是一样的。各商号之间没有什么大的竞争，行情、货价等基本相同，只是办来了什么货，各自保密。
我们与上层中作官兼经商的人，如邦达昌、噶雪巴、贵桑子、柳霞、帕拉等有密切的经济关系，这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要依靠他们。同时，大家都经商，谈起来也投机，他们从我们这里拿走一些好东西，如瓷器、手饰等等，有的是送给他们，有的是便宜地卖给他们，反正互相利用。每逢年节或有红白喜事，大家都请客送礼，我们一般送他们的是绸缎，他们送我们的是鸡蛋、氆氇、油炸果子等。我们与那些仅仅做官而不经商的人，几乎没有交往。太太、小姐、少爷们是我们各个商店的常客，人们聚在一起听唱片、打麻将等，有什么新鲜东西先让他们看看。由于受佛教影响，很多人认为我们抛家舍业，远离亲朋来到拉萨，对我们有一种同情感。我们在办货时，对沿途旅店和歇宿处也多给一些钱，同时，对乞丐也肯施舍。这样做，除同情心理外，更重要的是为自己来往过路开方便。我们各商店与下层群众打交道虽然少，但是他们对我们也很好，从未发生过争吵、打架或商店被盗之事。人们亲切地称我们为“色古学”（少爷、公子）；称尼泊尔商人“索达拉”（商品的主人）；称回族商人“百衣拉”（白帽人）。
当时，拉萨除了有本地商人，北京商人外，还有来自云南、青海、四川等地的商人以及尼泊尔商人。云南商人有二十来人，都是经营茶叶的，以陀茶数量最多。最老的是夏洛土丹的爷爷马世元，记得１９４４年，在他９７岁时，办过一次百年大寿，相当阔气。青海商人一般一年来往两次，来的货主要是骡马、枪支、杂货，如酒、醋等。走时则买氆氇、青平绒和布匹。四川商人数目最多，据说都是清朝衙门里的人，或是清末赵尔丰、钟颖的部下，他们大都住在河坝林和鲁布一带，一般是种茶、做豆腐、理发、开烟馆和甜菜茶馆等，在日喀则、下司马等地也有。抗日战争后期，从云南来了很多的商人，这些人大都是些伙友，一般都会抽大烟，嫖、赌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他们什么坏事都干，所以来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有两个人被杀死，这种事以前没有，后来也没有。他们在走时，很是狼狈，甚至借钱做路费。我们与尼泊尔商人的关系还可以，过年时，他们送给我们一盘名为“桑岗帕列”的油炸点心，我们回赠一条哈达。
与国民党办事处不存在什么关系，只是与其中的人员，由于乡土观念，往来较频繁。
１９４５年，“８•１５”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国民党驻藏办事处立即活跃起来，各个商店和在拉萨的汉人也都提灯游行，热烈庆祝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大家凑钱，借用邦达昌的院子演了两天节目，其中有京剧《乌龙院》、《打面缸》，滇剧《三娘教子》和一些小魔术。服装、道具等都是大家出钱现做的，演员都是自己客串。国民党驻藏办事处，还邀请了噶厦政府官员前来观赏节目。司伦朗顿和噶伦然巴、索康、噶雪巴和绕西彭康等都在楼上搭的帐篷里就座；高级官员和三、四品官员及他们的家属在二楼就座。整个院内挤满了人，大家尽兴地玩耍欢笑，吃茶点。
１９４９年７月８日，西藏噶厦政府突然搞了一个“驱汉事件”，弄得我们人心惶惶，特别是我们这些在西藏安了家的人，更是提心吊胆。后来，“驱逐”的仅仅是国民党驻西藏办事处、电台和拉萨小学的工作人员，以及国民党在拉萨搞特工的人。我们没有受影响，不过是关了几天铺门，事情结束后，又照常营业，直到解放。
（１９８３年元月 郭翠琴整理）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