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拉萨

（这是去年拉萨事件后，我帮一家港媒写的一篇稿子。这几天想去新疆，报社不让。就把这稿子贴这儿吧。）
4月13日至5月2日，记者（一位年轻的中国内地汉族女性）以游客身份在拉萨市区及其附近游历，在拉萨3.14事件过去一段时间后，试图通过实地调查，尽量了解整个事件的真相及对当地造成的冲击。

初步正常

4月13日下午两点，记者从重庆飞抵拉萨贡嘎机场。

此前定机票时，服务员特意询问是否境外游客，表示境外旅客必须办理入藏证方可登机，得知记者用境内身份证登机，表示没有任何限制。不过，安检时格外严格。记者后来从拉萨市一位涉外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以前一般境外旅游人员的入藏证办理很方便，基本上是他们帮客户统一办理就可以了，而3.14事件过后，基本批不下来。（目前西藏当局表示，西藏旅游将于6月中下旬重新接待海外游客，应是奥运火炬在拉萨传递之后。有消息称，即使对外宾开放，在国籍、行程等方面依然会限制很多，主要偏重于接待东南亚游客。）

下午四点左右（拉萨虽然使用北京时间，事实上与内地有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差，此时是约下午九点天才黑。），记者乘机场大巴到达拉萨市区布达拉宫附近。路口隔不远有持警棍的武警站岗。或着藏服或着西服的转经者，或独自或三三两两的绕着拉萨那标志性的布达拉宫行走着，虔诚而从容。

记者下车后，在布达拉宫正面转了半圈。正门侧面一棵大树下，十多个男女老少皆有的藏民正围在一起唱歌喝啤酒。看到记者走过来，都很开心，极力地劝酒。这些藏民穿着普通，喝的是没有下酒物的空口酒。几位中老年男性汉语较好，与记者交谈起来。其余人皆不太懂汉语。他们说彼此原来并不认识，有的来自附近县的牧区，有的来自拉萨近郊，都是来拜佛的，聚在一起就喝起酒来了。

交谈中，他们特意提醒记者不要害怕，上次发生的事只是少部分人干的。现在拉萨很安全。得知记者老家是湖南人，一位老人马上说，那是毛主席的故乡啊，并唱起了一首歌颂毛的歌曲。周围的藏民都热情地和唱。

坐了一会，记者坐三轮车从布达拉宫广场转入拉萨的商业主街北京路。比起布达拉宫附近，这里人流众多，汉藏夹杂。除几家被烧毁得面目全非的门面外，商店都开着。路边还摆满了卖各种日用商品、服饰和各种小吃的摊子，光临的顾客不少。生活仿佛一切照常。

官方媒体中反复提及的五位年轻姑娘身亡其中的以纯服装店，正是在这一排商店的中间。它被烧得焦黑，几十平米的空间空洞洞地像一个等着吞噬什么的大嘴。人群来来往往地从它面前经过，卖各种吃的穿的用的，买各种吃的穿的用的，似乎没有人多看它一眼。

隔着几家商铺还有一家被烧得焦黑的店面，从残存的招牌可以发现，这是另一个大陆内地颇为知名的服装品牌ONLY的专卖店。它们斜对面，还另一家被烧得焦黑的商店，从残存的招牌可以看出原来是达芙妮专卖，一个在内地流行的时尚女鞋品牌。

据官方报道，放火烧以纯店的是三位年青的藏族姑娘。而据记者后来了解到，3月14号下午，在这一带闹事的有许多是年青的藏族姑娘。一群青年藏族姑娘何以对几家卖青春时尚服装的商店有这么大的仇恨？这是一种颇值得研究的心理。

有一种民间说法，将拉萨城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是已被严重汉化的区域，因四川人占的比例非常高，被称为小成都；西部是藏民居住集中的老城区，是尚存的老拉萨。离以纯店没多远，便是北京路与朵森格路交界的十字路口，过了路口，就进入了西部拉萨。这里气氛明显发生变化。

还是同一条大街，街两边的店铺门却大多紧闭，只偶尔有一两家开着。各个路口、以及被烧得严重的店铺前面都有几个持枪的武警站着。路上时而可见排成两队、持警棍和盾牌走过的巡逻武警。路上行人明显减少，进出各个路口都需出示身份证件。

三轮车夫是个四十多岁的四川人，据他说，来西藏两三年了。没出事以前，他每天能挣60~70块钱，现在只能挣30~40块。为了安全，这一段时间下午五六点钟就早早回家了。

得知记者要住到老城区八角街附近一家藏族宾馆，他极力劝说记者住到东边去。并说民间流传前两天哲蚌寺的喇嘛还想冲出来闹事，现在还不安全。后来记者证实，4月11日哲蚌寺的喇嘛确实又与武警发生了冲突，只是具体情况如何，众说纷纭。

此时，布达拉宫已对外开放，而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大小昭寺这些拉萨市及近郊最重要的几大寺院，也可以说是全西藏最重要的几大寺院，都还被大量着武警制服的人员把着路口和大门，不能接近。

记者入住的是八角街附近一家老字号的藏族涉外宾馆。它声名在外，旅游旺季时，房间经常供不应求。这附近也是3月14号受打砸抢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虽然这家门口挂着白色哈达的藏人开的宾馆并没有受到直接冲击。

服务员是一个中年藏族男子，满脸纯真灿烂的笑容，基本不会说也听不懂汉语，但能让人感觉到他的热心。中年老板娘会说汉语，但面带抑郁，很客气，明显不愿意跟记者多交谈。

记者是3.14事件客人离开后，该宾馆的第一位客人。

记者此后待在拉萨的多日里，市区商铺的营业进一步恢复，武警戒备渐趋缓和（除有两天奥运火炬相关的某中央官员到达时，晚上出去看到武警岗哨明显增多）。4月27日，色拉寺对外开放。从4月28日起，原来在八角街附近着武警制服站岗者绝大部分都换上各式便衣，其中不少打扮成内地户外背包客模样。4月30日，小昭寺对外开放（大昭寺于5月16日恢复开放，哲蚌寺和甘丹寺目前仍被关闭）。至5月1日，八角街内的商铺仍未开放，老城区周围的酒吧咖啡馆等娱乐场所也只有少数几家开门，市区受损严重地带的一些铺面仍面带焦黑未被整修。宾馆里仍只有少数几个入住者。街上只能偶见外来游客。但整个城市从外表上看，已基本恢复了正常。

而气氛依然紧张。经朋友介绍的当地藏族朋友，许多表示不愿在此时见陌生人。经朋友介绍的在当地工作的汉族人，见面后也多半拒绝谈论这一敏感事件。西藏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中明确公告：各单位工作人员要做到不造谣不传谣。

谎言与真相

中国政府称3.14事件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地策划的暴力事件。而西藏流亡政府在其宣传中则称，此次事件为藏人的和平示威，但遭到中国军警的残酷镇压，造成众多藏人死亡。出于对中共政府宣传的不信任，许多西方媒体和国民接受了西藏流亡政府的说法。

藏族女作家唯色是藏族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据说许多年青的藏族知识分子喜欢读她的文章。此次西藏事件爆发后，她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了多篇政府血腥镇压藏人的文章，并每天持续更新各方藏人抵制政府以及遭政府镇压的信息，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在她位于北京通州的家中，记者近日见到了这位40出头的藏族女作家。据她告诉记者，3.14事件后，她并没有被软禁，只是有两次外出被跟踪，一次当地派出所一位工作人员上门告诉她外面很危险，不要出去，语气并不严重。她表示，虽然她不在现场，但是所有发布的信息都是在现场的朋友告诉她的，是可信的。

唯色在博客上提到采访一位当时在现场的藏人，对方表示亲眼看到3月14日下午有特警在八角街的巷子里枪杀一个年轻的藏族姑娘，并将尸体扔在特制车上带走了。在与记者谈及此事时，她坚称提供信息者是她值得信赖的。

记者走访了多位亲历过拉萨3.14事件的汉藏回人，可以证实，那天在拉萨城里的好几个区域都发生了藏人主要针对汉回民众的严重打砸抢烧，而关键区域是在八角街附近。

多位一直在现场的目击者表示，当天和接下来几天圴没有军警开枪。事实上，3月14日时，原来在现场维持秩序的武警仅手持盾牌自卫，在不还手的情况下，被手持大刀、石块和铁棍的骚乱藏人从宇拓路逼出八角街地带后，就完全撤离了这一区域，直到约三个小时后才带着催泪弹返回。但也仅在各个路口打散骚乱人群，并分批救出一些被困在八角街内的汉回民众。完全控制住局面则要到15号早晨。

也就是说，整个八角街在14号晚上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一群群的骚乱藏人到处砸烧抢夺。里面众多的金店、卡垫店、食品店被抢砸烧空。受损的多数是汉回人的商铺，也有一些藏族人的。据未证实的消息，有一家回族人三口被杀死在巷子里。

一些当地汉回生意人抱怨政府反应迟缓，不顾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一位没有参加此次平暴活动的解放军某部上校私下向记者报怨：藏独有什么？不就几片大刀，还收拾不了？政府不该置老百姓不顾。

一位一直在附近楼上观察的四川商人告诉记者，开始时只是砸店，抢的也有，但不多，军警撤退后，抢劫的才越来越多，而到大约三点钟后，火才烧起来，且越烧越大。

关于军警为什么会撤退，流传有几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比较传奇的是引蛇出洞，即政府看到藏人骚乱，故意撤退，让事态恶化，使藏独分子暴露出暴徒的原形，以掌握道德高点。但是，分析可知，当时奥运热情正在世界传递，中国正力图保持和谐安定的大国形象，很难想象中共领导人会有这样出奇致胜的动力。

另一种说法是，由于自3月10号以来，拉萨的各大寺院皆不稳定，当时拉萨的大部分军力都用来戒备几大寺院了，尤其是前几天闹得比较厉害的哲蚌寺、甘丹寺和色拉寺，而这三大寺院都在离城较远的郊区。又兼当时城区事发多处，政府一时不明情况，抽不出有效的军力进行全面防护，于是把军警撤离以保卫最紧要的单位。何况，事发时在城区防卫的军警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即使为了有效自卫，他们也不得不回驻地取拿还击工具。

对于唯色的提到的例子，作为拉萨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事发当时的3月14日下午八角街商铺如云，中外游客如织，即使政府有意杀害藏人，很也难想像会让特警特意穿上制服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之。

多位拉萨当地藏民在与记者谈及此事时，都表示暴乱只是一少部分流民所干，与大部分藏人无关，也认为事件本身不可能没有预先的计划和组织。最明显的是，几乎同一时刻在市区的不同地点发生了骚乱。而在现场的人士还看到，许多藏族妇女是用布袋背着当武器使用的石头，石头的质地大小也较均匀。现在的拉萨是一个市容整洁的现代化都市，市区根本不可能随手捡到大量这样的石块。

达赖及其流亡政府举的一些例证，记者虽未能一一进行核实，但一些最简单的是可以查证的，比如，达赖提到被毁的都是卖淫场所，事实上，记者在现场看到的受损遭破坏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商铺。

政府对西藏宗教的限制也并没有一些海外流亡藏人传的那么严重。在拉萨期间，记者每次经过布达拉宫，都会看到有虔诚的藏人自顾自地在转经或磕拜。记者每天围着大小昭寺周围走一趟，发现即使在气氛极为紧张的大昭寺，前门的广场附近不许走近，在后门附近仍然允许藏人在离得不远的地方朝拜。

一天上午，记者看到一位中年藏族妇女在离大昭寺后门一二十米远的地方磕长头，于是走近去看了看。她起来后回头冲记者笑了笑，继续她的磕头礼。

至于全城挨家挨户搜人，更是没有的事。记者接触的多位藏人就并没有被搜过。即使在事态最严重的八角街，两位住在里面的藏人向记者证实，他们所住的院子都并没有被搜过。

记者多次在八角街看到，在中午或傍晚路过的人少时，几岁十几岁的当地小男孩在跟拿着枪站岗的解放军玩耍。有两次几个穿着校服的当地男孩还用手摸士兵端着的枪支，年轻的士兵宽容地笑着。如果这是一群刚刚屠杀过他们家人朋友的恶魔，很难想像这些孩子那么亲善地围着他们。

不过，一些3月15日在街上走动的藏人，的确有可能无辜被抓。一位从青海来拉萨做生意的藏人说，他的一个同乡因15日在街上看热闹被抓，至4月初才放出来，被打得很厉害，出来后好几天还走不了路。一些在3.14后回青海老家的同乡，目前也被阻止返回拉萨。

从现实来看，政府在此次事件中为人诟病之处在于放任，而非严酷血腥。反政府的藏人列举的反对信息与现实离得如此远，令人怀疑他们到底是根本不知道实情，只根据自己一贯的想法构想出的事实，还是事先设定好了统一的宣传口径。

我们是一家人

毫无疑问的是，绝大多数藏民仍然对达赖有着不同程度的信仰。记者接触的所有藏人几乎都不相信这次暴力事件与达赖有直接关系，背后有他的授意。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媒体上和学校等单位进行的揭、批达赖集团反动面目的宣传，最亲善的说法，也不过是将信将疑。比较多的人认为，这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达赖是他们最为尊崇的精神领袖，政府在媒体上怒气冲冲地对他进行不停地批判，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据一直在八角街附近开饭店的一位四川店主说，周围的藏人对寺庙的喇嘛确实很尊敬，节假日时，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从早晨三、四点钟时就排队等着寺庙开门进去朝拜。喇嘛在他店里吃东西，不认识的藏人也经常会替他们付钱。

据了解，现在每年仍有大量的藏人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去到印度。由于政治的敏感性，许多人都称是去做生意。但事实上，相当多的人是希望能去见一见他们心中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我们是一家人，长久地被分开了。中共政府习惯称西藏流亡政府为分裂分子，是西藏动乱的总根源，而很多藏人从情感上显然不是这样认为的。

现在，头脑清醒的藏人都认为应该闹，才可能为自己争取更多政治和宗教空间。但是在关于是否暴力的问题中，存在很大分歧，主张暴力的只是极少数。一位自认属于温和派的藏族知识分子告诉记者。

而据一位当地的藏人说，在甘孜一带，康巴汉子的反抗心理很强，不少人有闹一闹的心理，不少农牧民甚至记得民主改革以前，属于他们的土地。而在拉萨市，一位朋友告诉记者，也有不少藏人不忘1959年平叛时，中共军队对藏人大规模镇压。

据说，更大自治权和让我们的达赖喇嘛回来是大多数藏人的心愿。

在跟记者聊天时，一些藏族知识分子拒绝讨论现实政治，要让我们在这个国家内生活，就要尊重我们。否则就只会造成对抗。中国这么强大，从现实政治的角度不难用武力控制住西藏的形势，但是会在藏人的心里造成长久的巨大心理伤害。

与之相对的是，在内地各大论坛中，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提起西藏骚乱时，都认为达赖应该停止分裂活动，藏人多年来得到中央政府的巨额补贴，还不知好歹地进行叛乱，应该严厉镇压。对藏人的心理缺乏真正的了解和理解。

一位藏族知识分子在3.14事件后，正在内地出差，所到之处，被投以怀疑和戒备的目光，甚至有人在附近对他指指点点，使他备感歧视。他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对藏人的大规模的清算和区别对待，可能引起民族感情的分裂。

然而，令反政府藏人失望而令政府欣慰的一个现实是，就大多数藏人而言，对达赖的虔诚信仰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汉人的排斥，更不意味着他们中的多数会行动起来暴力反对政府或者驱逐汉人。

3.14事件过后，政府在媒体上有不少关于汉藏一家亲、藏人搭救汉人于危难之中的报道。记者碰到的许多汉回民众确实在3.14事件中得到藏人的很大帮助。一个记者认识的藏族青年当天下午三四点时正好路过情况混乱的青年路口，碰到一个头部被打出血伤势严重的汉人，将他送到了医院的急救中心。不少汉回族人当天是在藏族朋友，甚至是不认识的藏族好心人的陪伴下通过可能有危险的地段的。

作为一个态度友好的汉人游客，记者在拉萨市和附近的牧区受到藏民的排斥很少，不少素不相识的藏民对记者热情接待。总体的感觉是绝大部分藏民并无明显地排斥汉人情绪。

另外，记者在采访中接触的不同阶层藏人，从颇有影响的藏族知识分子，到普遍的市民，都会特别提及地方政府的异常腐败，这种腐败既表现在中饱私囊，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巨大私利，也表现在对于社会问题缺乏有效的处理上。

许多藏人表示，打砸不应针对普通汉人，他们也是无辜的。有本事就冲政府机关去，这样我们没意见，还会赞同。

选择了最好的时机

在拉萨市穿行，很容易发现，这个城市已经汉化得非常明显。东部的成都且不用说，许多商店都是一些全国连锁的品牌店，在与全国所有小商品城并无多大区别的太阳岛，几乎到处听到的都是四川话。

即使在被人称为拉萨的西部老城区，许多卖传统藏族手工艺品的也是汉族和回族人。八角街一带，更是密布各种供大城市来的游客消费藏族风情的酒吧和咖啡馆。这些供现代城市中产阶级消费的场所，与北京上海或丽江凤凰等地类似场所并没有大区别。记者在现场发现，多处类似场所被砸烧得厉害。内地小资们津津乐道的玛吉阿米餐吧也未能幸免，二楼的玻璃被砸得支离破碎。

许多在拉萨的汉族人都说，从2002年开始，拉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道路进行了翻修，兴建了许多新的房子，整个城市面貌一新。开始有了更多的商业机会。而此前，城里到处都是土路，一起风，灰尘满天，根本不像个现代化的城市。正是在2001年6月，中央政府召开的第四次西藏会议提出西藏的跨跃式发展，对西藏的资金投入大大增加，加快了拉萨商品经济的发展。2006年青藏铁路的开通，更飞快地加速了这一进程。

而在某些怀念旧西藏的藏人眼里，汉人正如美国电影《飘》中获得南北战争胜利的北方人，得意洋洋地哼着小调，带着小商人的势利与狡诈来到拉萨，污染了这片淳朴美好的土地。

唯色说，去年九月她回拉萨时，许多藏族朋友都悲哀地告诉她：拉萨完了。

关于西藏、尤其是以拉萨等为主的城市地区的汉化现象，是藏族民族主义者经常提及的汉人企图消灭藏文化的证据。中共政府则总是列举自己花了多少人力物力保护藏文化予以反驳。

事实上，这个完，并不是如西藏流亡政府经常宣传地那样，政府在藏地全方位地镇压藏人，使藏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心存邪恶地要故意消灭西藏文明。

更合理的解释也许是，中央政府对这种与商业文明相差甚远的古老文明进行了一定的保护，只是没有竭尽全力，有点半心半意而已。而对藏民在教育、医疗和社保方面的优惠政策，也不足以使藏人应对来自汉地的客观上更善于市场经济规则的外来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竞争。

勤劳耐苦的主流汉族中国人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已经有了很强的商品意识，知识文化也有很大提高，相对于藏人而言，有明显的竞争力。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逻辑下，一个以宗教为核心的少数文明，怎么可能敌过强势商业文明的冲击？

在拉萨和另一个藏人生活较集中的城市成都，记者接触的众多汉人对藏人有明显的歧视心理。主要可以概括为：藏人懒惰，不爱干活，喜欢喝酒、泡茶馆，跳舞唱歌娱乐；野蛮，没有什么文化，有些一时不对就动手打人；脏，不爱洗澡换衣，这主要是针对来自牧区的藏民而言。

在拉萨八角街附近一家四川人开的旅游品商店中，记者正与店主闲聊，进来了两位牧民打扮中年藏民，看了一会就出去了。店主笑着对记者说：闻到没？身上一股味儿吧？

网上留传一张拉萨市某职介中心门口急聘藏汉民工10名招牌的照片，上写工资藏族每天30元，汉族每天50元。记者在当地也听到类似的说法：藏人哪怕做同样的工作，也只有汉人一半的工资。原因是汉人能吃苦，而且技术能力也强，做的更好。即使是一些藏族老板，也更愿意雇佣汉人。

在一些需要一定文化的单位，藏族人更不占优势。因为大部分这样的单位都是跟内地有业务来往的，这就需要良好的汉语能力。而许多藏族青年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从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到受过中等教育的城市居民，拉萨有大量的各阶层失业藏人。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在这个越来越繁华的现代化都市里，生活动荡不定。

记者去过一位因14号在小昭寺门前向军警扔石头被逮逋的中年藏人的家。那很难说是一个家。在拉萨底层藏人聚居的嘎玛贡桑社区，来自昌都的他们租住了一间五六平米的小平房。房间里乱作一团，摆了一些又脏又破的日用品，一张床上躺着他瞎眼的妻，十二岁的儿子看起来只有八九岁大。一家三口都是乞丐。

记者在拉萨至少还看到过两次一家三四口大人小孩坐在街头乞讨的情形。拉萨给乞丐流行的是一角两角的钱。偶尔有人给了一块面值的，一家人快乐地抢上去拿到手中。

而拉萨的消费非常高，自去年全国通货膨胀以来，更是物价飞涨。当地人常吃的牛肉已经涨到二十三四元一斤两，藏人常喝的甜茶，已经由原来的两三角涨到五角一杯，一碗份量并不多的牛肉面八元一碗。记者在当地吃饭理发时，均发现有藏人因为嫌七八元钱一碗的面条和五元一次的理发费太贵，坐下来问过价格又走了的。

同时，藏人显然不排斥来自汉地的各种新鲜商品，各种汉族店铺随处可见藏人身影。一家被砸关门的店铺前用三轮车摆着大堆汉式衣服，大约因为便宜，围了一大堆身着藏服的妇女。

记者去大昭寺对面小巷的一家理发店里剪留海。年轻的理发师来自温州，因为害怕，3月16号跑了回去，听说没事了，前两天又回来开门了。记者在她店里待的半个多小时，四五个客人多半都是藏人。她很职业地忙碌着，洗头时问水温好不好，剪发时问朝这边梳还是朝那边梳。

记者接触的多位内地商人都与这位姑娘类似，在3.14后回去避了一段时间，发现没事后，又坐了火车飞机回到拉萨。一时的骚乱似乎不可能阻挡住商业大潮的滚滚洪流。

整个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居住面积占中国四分之一的藏民却只有六百多万。与之交界的四川省，又正好是有一亿多人口、大量移民外流的人口大省。只要政府不设阻碍，有生活和发财机会的拉萨，必然将有越来越多的内地汉人进入。一部分适应的藏人融入了这一进程，一部分不能适应者自然而然地会被边缘化。古老的藏文明也不得不逐渐消融于商业文化的大潮中。

市场经济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底层藏人生活困苦，对地方政府腐败的不满，被点燃的民族主义情绪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一位普通的拉萨青年对记者说：组织这次骚乱的人选择了最好的时机。

amigowxixo
http://amigowxixo.blog.sohu.com/134710825.html

转自《民间藏事》

西藏的转世

通达业的法则和达到证悟的人，可以选择生生世世回到人间帮助别人。在西藏，认出这种转世者或土库(Tulku)的传统，开始于十三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当一位证悟的上师圆寂时，他也许会留下正确的指示，说出他将转世的地方。他的一位入室弟子或道友，就会有景象或梦，预告他即将来到的转世。在某些例子中，他以前的弟子，也许会请教有能力认出土库而闻名的上师，这位上师也许会有梦或景象，让他能够指导土库的寻找。当这个孩子被找到时，就由这位上师来加以认可。

这个传统的真正目的，是要保障已经证悟的上师的智慧记忆不会丧失。转世者生命中最重要的特色是在训练过程中，他的本性–转世得自遗传的智慧记忆–觉醒了，这也是他的真实性的真正表征。譬如，Guru喇嘛承认他在幼年时，就可以不太费力地了解那些难以掌握、而通常需要许多年工夫才能精通的佛教哲学。

养育土库必须十分小心。即使在接受训练之前，他们的父母就被要求必须特别照顾他们，他们的训练，比起一般僧侣的训练，要严格和扎实得多，因为大家对他们的期待特别多。

有时候，他们会记得他们的过去世，或展示惊人的能力。诚如Guru喇嘛所说：“转世灵童能够记得前世的人事物，这是很平常的事。有些人虽然还没有学过经典，也能背诵。”有些转世者不需要像别人花那么多的时间去修持或做研究。我的上师蒋扬钦哲就是一个例子。

在我的上师还年轻时，他有一位要求很严格的老师。他必须跟老师住在山中的茅篷里。有一天早晨，他的老师到邻近村子，为一位刚刚过世的人主持法会。老师在出门前给我的上师一本书，名叫《文殊师利圣号诵》（Chanting the Names of Manjushri），这是一本很难读的书，文长约五十页，通常要花几个月才能背下来。老师在离开时说：“今晚之前把这本书背好。”

年轻的蒋扬钦哲就像其他孩子一样，老师一离开，就开始玩。他玩得连邻居都为他感到焦急，恳求他：“你最好要开始读书了，否则会挨打。”他们都知道那位老师是多么严格和容易动气。即使如此，我的上师还是一点也不在乎，继续玩他的。最后就在日落之前，他知道老师快回来了，就把整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当他的老师回来后，测验他，他竟然可以一字不漏地把全书背出来。

在一般情况下，心智正常的老师，绝不会要求小孩子做这种事。但在他心中知道蒋扬钦哲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他似乎要引诱蒋扬钦哲来“证明”自己，这个孩子毫不抗议地就接受如此艰难的工作，也是技巧地默认他就是文殊师利的化身，后来，蒋扬钦哲在他的自传中写道，虽然老师并未承认这件事，私底下却十分佩服。

在各世的土库之间，到底承继了什么？土库确实与他所转世的人完全相同吗？他们帮助一切众生的动机和奉献是相同的，但他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人。一世传一世的是福报（blessing），基督教徒称为“恩宠”（grace）。这种福报和恩宠的传递，与每一个未来的年代要完全配合和相应，转世者要适应当代人们的业，以便全力救度他们。

Guru喇嘛可能是最动人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转世系统的丰富、有效和微妙。他被佛教徒尊为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Guru喇嘛生长在西藏，接受过一切传统的训练和一切传承的主要教法，成为西藏传统中最伟大的一位当代大师。全世界的人也都知道，他是一位和蔼可亲、脚踏实地的人。Guru喇嘛对于当代物理学、神经生物学和政治学都深感兴趣；他对于世界责任所发表的观点和讯息，不仅为佛教徒所奉行，也为全世界宗教徒所认同。他的典范，已经对全球各地争取自由的人们产生启示作用。Guru喇嘛也是世界环保运动的主要发言人，不辞辛劳地唤醒人们认清自私的.危险性。他也受世界各地知识分子和领袖所尊敬；不过，我认识几百位非常平凡的人，他们来自各种背景和不同国家，在会晤Guru喇嘛时，都深受他的优美、幽默和喜悦所感动，因而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我相信，Guru喇嘛正是大悲观世音菩萨，面对危机重重的人类，他不仅是西藏人和佛教徒的观世音化身，也是全世界的观世音化身，在人类历史上，贡献出当代最需要具有治疗作用的慈悲心，以及他全力奉献和平的典型。

西方人也许会惊奇地发现西藏有这么多的转世者，而他们大多数是伟大的上师、学者、作家、神秘家和圣贤，对于佛法和社会都有杰出的贡献。他们在西藏历史上，扮演着中心的角色。我相信这种转世的过程不只限于西藏，也发生在一些国家一些时代中，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艺术天才、精神领袖和人道主义者，他们帮助人类前进。例如甘地、爱因斯坦、林肯、德蕾莎修女、莎士比亚、圣法兰西斯、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当西藏人一听到这些名字时，会立刻称他们是菩萨。每当我听到他们的名字、工作和远见时，我就深受诸佛和历代大师宏大的演化过程的庄严所感动，他们示现于世，为着解脱众生的苦难来改善这个世界。

菩提子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40381b0100fuoy.html
转自《民间藏事》

吐蕃往事，1950

毛泽东对西藏的战略，从来都是武力征服。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二日他跟斯大林会晤时，要求苏联派飞机帮他运部队进攻西藏。斯大林答道：“你们准备进攻，很好，是该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还建议毛向西藏和其它边疆地区移民，说：“新疆的汉族人还不到百分之五，应当增加到百分之三十……所有的边疆地区都应当多迁移些汉族人去”。这成了中共的政策。

一九五零到一九五一年，两万中共部队进逼西藏。但是毛意识到他不可能派进足以占领全西藏的大批军队，因为没有公路运兵运粮草，士兵不习惯高原气候，当地武装也不可小视。毛决定搞谈判，装作他将给西藏自治权。他上演了一出戏，承认达赖喇嘛在西藏的领袖地位，送给达赖喇嘛电影放映机之类的礼物。但同时，两条通向西藏的公路紧锣密鼓地修了起来。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九岁的达赖喇嘛到北京去出席橡皮图章式的人民代表大会。他在北京待了半年，毛跟他至少见了十几次面，每次都和蔼可亲，要让他没有戒心。毛作了调查研究，知道达赖对科学感兴趣，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喜欢新东西的，我也喜欢。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毛还跟他讨论教育改革。

一九五六年初，公路通车，毛开始变脸。他首先在康巴藏区搞“改革”，斗争上层，收缴枪支，实行征税，破坏宗教。那里的五十万藏民立刻反了，到三月底已经拉起一支六万人的队伍，有五万杆枪。其它藏区的“武装叛乱”也如野火一般燃烧蔓延。毛只得动用军队，靠围剿、重炮，甚至空中轰炸，才把反抗镇压下去。

这样的几乎全民性的参与造反，以及藏军的强悍善战，使毛得出结论：在西藏“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我们已经等了好几年，现在还必须等待。”

到1958年大跃进中，当饥荒出现时，藏民又揭竿而起，在他们聚居的几个省，都发生了武装反抗。藏民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靠游牧为生，有马，有枪支。他们还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宗教，能秘密组织起来而不为中共所知。

在青海，武装起义遍及全省。毛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批示严厉镇压，同时说：“西藏要准备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次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再次批示，在西藏，“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有“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人风闻达赖喇嘛可能被劫持去北京，在拉萨暴动了。数千人上街游行，高呼：“汉人滚回去！，第二天，毛电令中共驻西藏部队，放达赖喇嘛逃走。如果达赖喇嘛在中共军队镇压中被打死，世界舆论将对毛很不利，特别是在毛想搞好关系的中国周边的佛教国家和印度。十七日夜晚，达赖喇嘛逃出拉萨，奔向印度。他的逃离一经证实，毛就下达作战方针：“全力抓住敌人在拉萨市区，勿使逃走，以便主力到达，然后聚歼。”

随着战争而来的是宣传战。四月二十九日，媒体宣传运动揭幕，把西藏描绘成人间地狱，抽人筋、剥人皮、挖人眼睛。毛的军队是正义之师，是去拯救西藏人民的。本来汉人对西藏就有偏见，毛的宣传更是在人们脑子里种下了西藏野蛮落后的根深蒂固的印象。当然，西藏过去的神权统治有黑暗的一面。但毛管辖下的西藏要黑暗得多。地位仅次于达赖的班禅喇嘛一九六二年写给周恩来的七万言书中，淋漓尽致地说明了这一点。班禅喇嘛曾支持中共“解放西藏”，甚至在一九五九年拉萨暴动后还拥护中共“平叛”。他描写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在西藏发生的事，周恩来本人和管理西藏事务的利瓦伊汉，都承认是事实。这使七万言书格外有分量。

班禅喇嘛写道：“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为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两年中，农牧业产品“收购过头，甚至连香袋内的粮食和糌粑也收了，对翻出隐藏几升粮食和糌粑的人家，也进行斗争……对大多数家户，进行了搜查，把居民自己库存的粮食、肉类、酥油等，差不多都挖光了。-”不少居民的口粮很紧，有的断粮，肉类、酥油、清油等极缺，连灯油也没有。甚至买不到烧柴。人们恐慌着急，叫苦连天。“

“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别说稍微能吃的一切草类，就连不能吃的树皮、树叶、草根、草籽也采集了许多，加工后和那点粮食掺合起来作为猪食一样的稀糊糊给人们吃，就是这也很有限，不能果腹。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抵抗不住这种残酷地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一些小小的传染病就会使达到百分之数的人轻易地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因此有些地方，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

班禅喇嘛写七万言书的时候，到藏区各地视察。在青海，他看到“许多百姓连吃饭的碗都没有”。他掏钱买碗送给老百姓，并对中共官员愤怒地说：“过去只有俗人向僧人布施，群众向活佛奉献，没有听说过活佛买碗给群众。旧社会要饭的手里还有个破碗。蒋介石、马步芳统治青海十几年，藏族老百姓也没有穷到连个碗都买不起的地步。”

西藏人民还受到毛式的残酷批斗，班禅喇嘛的家里“从我父亲开始一个个都挨斗了”。“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等，不仅毫无根据，一个比一个更尖锐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夸过火地肆意进行诬陷”。“斗争一开始，大喊、怒吼几下，同时拔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掀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时，当场丧命。”不少人被迫“投河或以武器自杀”。

由于西藏武装起义的全民性，青壮年男子被大批逮捕关押，班禅喇嘛说“可以断言，藏族中我们的亲人除了妇女、老头、小孩和极少数的青壮年外，就所剩无几了。”

在监狱里，看守不把藏民当人看：“残酷无情地恶言恫吓，恣意毒打；并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的劳动，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班旦加措喇嘛曾在监狱里度过多年，他告诉我们，他和别的囚犯被用鞭子抽打着拉犁。

对战场上被打死的藏民的处理也令人发指。班禅喇嘛在毛死后的一次会议上讲到：“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坑埋在里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跳舞。”“

与对西藏人民的暴虐同时发生的，是对西藏文化的摧残。当时有个”三大“运动，第一”大“就是”大破坏“。西藏的一切生活方式都被认为是，落后的、肮脏的和无用的，要”破坏“。毛最致力于消灭的是宗教，早在与达赖喇嘛见面时，他就讲西藏喇嘛太多，不利于增加劳动力发展生产。如今在西藏的寺院里，班禅喇嘛说：“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配偶)。”“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中把没有宗教的地方称为黑地方]等而哀号。”

破坏后的西藏，班禅喇嘛说，就像“炮弹摧毁，战争刚结束的样子，目不忍睹。”“西藏有大、中、小寺庙两干五百余座，而民政（中共的”民主改革“)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七十多座，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僧尼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从十一万多人下降到七干人。

使西藏人民最为痛苦的还有死人不准超度：“按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后若不进行超度，就被看成是对亡人不孝敬、残酷无情而极为恶劣的。因而一段时间人们说：“我们死的太迟了，如果早死一点，还能得到超度，现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

在藏区视察时，班禅喇嘛见到以下场景：“不少越过基层干部的各种阻挠之难而来朝拜的藏族群众，不论男女老幼，一见我就想起了一个时期来的痛苦，情不自禁流出眼泪，他们中的一些大瞻的人，流泪哀呼：“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绝！为祝为祷！”“

在这些伤心事的激励下，班禅喇嘛勇敢地写了”七万言书“。到了毛泽束手里，毛大怒。不久，班禅喇嘛就被批判斗争，身陷囹圄近十年，直到毛死后才重见天日。

輝太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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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民间藏事》

处理民族问题时 要警惕大汉族主义

大汉主义者常常不能面对实质问题，所以永远也无法找到令少数民族感到满意的问题解决方法。大汉主义者只会重复一些定好的老调，我们汉人在西藏投入了多少多少钱。这些人为什么老不明白一个基本的问题呢？你投那么钱，藏人为什么不领情？

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基本的事实：

1.1950年，汉人（解放军的形式）进入西藏之前，西藏地区的汉人寥寥无几。所以西藏不管是不是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至少，那里是完全自治的。（我个人读史料后觉得西藏并不是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

2.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条约规定尊重西藏人的传统和固有的制度与传统。

3.1951年10月，西藏人民盛情迎接中央政府的官员抵达拉萨。

4.1956年9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指出“西藏的民主改革，必须在充分做好准备工作，上层真正愿意改革的时候再去改，并且在改革中要坚决做到少出乱子和不出乱子，否则宁可暂缓进行，而不要勉强进行。”同时，中央作出西藏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

如果当时的中央政府能尊重西藏的领袖达赖喇嘛、尊重西藏文化、社会传统，不去搞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话，我相信就不会有什么西藏问题。但是，中央政府当时在取得胜利后，一方面是头脑发热，另一方面更是本性使然，在内地发动土改，杀了200万汉人地主，一看，也没有人反对，于是把这激进的做法也用到了西藏，强迫藏人改革，帮助农奴翻身。达赖喇嘛及西藏政府官员一看不好，这农奴翻身的野火很快就会要把他们给烧尽，他们当然只有一条路，就是与中央政府决裂。

有很多被洗脑了的汉人老是说，我们帮助了藏人翻了身呀，对他们那么好呀。读者想一想，改革开放前，中共领导人发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反胡风，反右，四清，文革等等，这些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地狱般的毁灭，你想想，如果当时的那些领导给我们汉人带来的只是地狱，又如何可能给藏人带去天堂？我们汉人在那里发动的农奴翻身运动，同样给藏人带去的只是灾难与地狱。

又有汉人说，西藏人那些年固然吃了些苦头，但我们不同样也吃了文革等一系列的苦头吗？他们为什么不能向前看？这些人不明白这样一个问题，文革等运动，是我们汉人内部狗咬狗的问题，中共与国民党，中共与右派等等，都是属于这类的问题，但是你去整西藏人，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是民族矛盾。

好了，现在的人说，改革开放后不一样了，我们给藏人钱，给他们办学校，给他们铁路，让他们一家可以生好些小孩，而我们只能生一个小孩，我们还要如何对藏人好？

我们对藏人好的所谓优惠政策都是一些自言自语的宣传。有些优惠政策本来就是很好笑的，你说你让他能多生子女，他们本来就是自由自在地生育，是政府把汉人的生育权给剥夺了，然后对藏人说，好，我不剥夺你的生育权，你看，我对你多么好！这是什么鬼优惠政策？你修了条铁路到西藏，首先是为了中国自身的战略目标而修，又不是专门为藏人而修。

藏人为什么不满意，你要问藏人，不要在那里自言自语。

张文祖君、利民君在那里一味替中央政府的错误政策辩护，但你得回答一个基本问题，那里为什么会有动乱，为什么现在那里那么不自由？为什么要用武装力量把他们的寺庙团团围住？拜托你，不要什么事都往别人身上推，好不好？文革是四人帮的错，6+4的天安门是美帝国主义的错，瓮安是黑社会的错。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的人，就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在那里靠宣传工具自欺欺人。

信天优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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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民间藏事》

曹长青：铁凝和大江健三郎的“调情”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最近访问台湾，引起争议，因为他拒绝批评中共用千枚导弹威胁台湾，更不为民主台湾说句公道话。台湾媒体对大江健三郎的言行表示不解，甚至批评、“透视大江健三郎”。

但如果台湾人熟悉这位日本作家的左倾历史，尤其是他跟中共官方的来往，不用“透视”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虽然日本跟台湾近在咫尺，又都是民主国家，但74岁的大江健三郎却是第一次到台湾；他热衷访问的是红色中国，不仅当年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今天更跟中共“全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等官员打得火热。

大江年轻时就左倾，六十年代在北京见到周恩来，就成为“周迷”，至今仍把周恩来，甚至杀害了无数中国人的恶魔毛泽东等，捧为“伟人”，视为心中“眺望”的“参天大树”。如果说大江当年20多岁，不懂得共产中国，还有情可原；但今天，距他第一次见周恩来已40多年，在信息自由的日本，他当然会知道，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但他在日本，对当年美国为结束二战、终结日本军国主义，不得已投下原子弹，骂个没完；却对共产党在中国（还是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造成可能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从不谴责；还把主要罪魁毛泽东、周恩来至今捧为“伟人”。这就不是信息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魏巍和大江“心是相通的”

左倾的大江，当然受北京欢迎，尤其是戴上诺贝尔奖“桂冠”之后，他的身价更高，利用价值似乎更大。中国的极左派作家魏巍曾发表公开信（2006年）说，“我们的心是相通的”，称赞大江批评“日本紧紧追随美国”的反美立场。

大江健三郎虽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的书并不畅销，而且对他获奖，在日本内部颇有争议。大江的书不仅在本国卖不动，在中国也不畅销，没有多少读者有兴趣，在美国就更乏人问津，即使他得诺贝尔奖之后，也没几个人知道他是谁。在这种寂寞的情况下，2006年中国官方作协在北京举办大江作品研讨会，大江当然欣然前往。据北京娱乐信报，当时在会上听到中国作家的歌颂之后， “大江健三郎表现得非常激动，甚至主动请求发言，打破了之前制定的发言议程”，称“我想早点把我的激动传递给大家”。在中国之外的自由世界，他实在听不到这样的恭维、赞美。

●相互谄媚的恶心剧

中国官方摸准了大江的“脉搏”，于是今年初再次邀请，还给大江发了个“21世纪最佳外国小说奖”。按常理，大江已获诺贝尔奖，再发什么最佳外国小说奖，实在是滑稽。但中共当局明显要拉拢他；而在本国和美国等图书市场受冷遇的大江，不仅高兴，更颇感受宠若惊，甚至还刻意跟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拉关系、套近乎，他们的“对话”在官方杂志刊出，简直是相互谄媚、“调情”的恶心剧。

据在场的中国作家莫言描绘，在下午的会议上，大江就在纸上写了几个女性的名字，莫言以为是晚上餐会时，大江可能要请几个中国女孩。结果却是铁凝的小说《大浴女》中的女性人物。大江是要记住这些名字，以便晚上见到铁凝对谈时，能背出这些名字，以巧妙地传递出，他对铁凝的书多么重视，看得多么认真。这确实令铁凝“感动”，她说“我很吃惊，没想到大江健三郎先生读得这么仔细。”

●铁凝最早表态支持六四屠杀

铁凝虽然官至全国作协主席，但她只是个二、三流作家。在中共六四屠杀后，她是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武力镇压天安门运动的省文联主席（当时是河北文联主席）。靠忠诚共产党，还不到50岁，更无重要文学成就和资历的铁凝，居然接任巴金，出任了“全国作协”主席。当然，圈内人知道，直到50岁都单身的铁凝，是那种长袖善舞的女人，在那个老男人成堆的作家和文化官僚圈中，她的得宠，可想而知。

铁凝近年的“名著”大概是那本被中国评论家批为庸俗不堪、其描写的露骨与淫秽堪与《废都》媲丑的《大浴女》。不说别的，仅仅这个书名，就可看出作者的粗俗，它可与莫言的《丰乳肥臀》媲俗。这种书名，在西方红灯区的色情书摊上都罕见。但对这样一本不入流的作品，堂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居然“高度评价”到这种地步：“这种写作的手法在日本的作家里不曾出现过，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甚至讨好地说，“如果让我在世界文学范围内选出这十年间的十部作品的话，我一定会把《大浴女》列入其中。”

读过《大浴女》的人，都会立刻明白：要么大江毫无文学鉴赏能力，要么他过去十年没读过书，要么就是他为了恭维、溜须中国作协主席，而到了自贱的地步。

●铁凝的色情超过村上春树？

大江为了显得对《大浴女》读得仔细，对铁凝的厚爱，还特意指出小说中有个错误，说不该在谈戒指的价钱时，用几个法郎，而应该用多少人民币。还强调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事实上，这实在是无聊透顶；即使书中真用错了一个货币说法，也是一个小到不足挂齿的事！作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总得谈点小说的整体思想性、艺术性等。拿这么个芝麻细节“说事”，就是要显示对铁凝小说已重视到旁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可能当时连铁凝本人也不好意思了，承认说，“我的中国同行中也很少有人如此细致地阅读《大浴女》，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太多了。”铁凝也提到，“围绕这部作品，当时有过一些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作品的所谓性描写。”但早期也热衷性描写的大江健三郎，恰恰欣赏的是这一点，他说，“在铁凝女士的这部小说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关性的场景，是迄今为止谁都不曾写过的场景，包括男作家也不曾写过的性的场景”，“是那种含有情欲意味的性场面”。他为了恭维这位中共作协主席，甚至故意忘了自己早期的性小说，还有日本那位更有名气的“色情读物”作家村上春树；他们自己的性描写，事实上远比铁凝的《大浴女》更色欲十足。

晚餐对谈结束时，大江兴致勃勃地一定要给铁凝题词，说“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最为活跃且最有实力的中国当代女作家，正是铁凝女士。”然后题词是：铁凝女士，谨向你表示最大的、深深的敬意！在题词中，大江再次提到《大浴女》，说“我认为，《大浴女》完美体现了尚塞（法国印象派画家）的风格。”

●他们离文学多么遥远

大江不仅歌颂铁凝，对中国的另一官方作家莫言，也是恭维到下贱的地步；他居然当着莫言的面说，“我在想，莫言先生还在写新的小说，很长的小说，他是否会是超越鲁迅的那个人呢？”铁凝接替巴金成了全国作协主席，已是中国文坛的笑料，而莫言还要超越鲁迅，大江的想象力和歌颂力，真是如同大江大海般没边没沿了。莫言还超过鲁迅呢，就在不久前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官方作家学者代表团，竟然用集体退场，来抗议主办部门邀请了中国异议作家。而当时退场的人中，就有莫言（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就没有退场，一直坐在台上）。连最基本言论自由意识都没有的、可怜的、颇有中共官方水平的莫言，竟是大江眼中的、他自称最崇拜的鲁迅。我还没看过有外国人把鲁迅糟蹋到这种地步！

在几万字的对谈中，这些所谓“名家”，居然大谈长相、脸型，穿什么衣服才能被女性注意，怎样不“土”，而且“酷”。一个中国作协主席、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个中国著名作家，这么几个人在一起，没有谈文学、艺术、人生，或社会、政治等任何严肃问题。几个小时的谈话，除了“秀”相互谄媚、调情的恶心，就是展示他们离文学多么遥远。

作家们当然可以在一起调情作乐，相互吹捧。但对那些应该发泄在酒吧里的琐碎无聊，中国作协却逐字逐句地全文译出，并登到官方网页上。不仅不知耻辱，大概还觉得这是在歌颂他们的“铁主席”。这实在是该被痛斥的。

2009年10月15日于美国

——原载《开放》2009年11月号

我们不需要“道德维护者”

——中国西藏问题斡旋负责人朱维群不容许国际干预中国内政

焦点：达赖喇嘛指责北京政府，称藏人没有决定自身发展的权利，很多所谓的权利都只是形式上的。

朱：这不符合事实。在区级机构的干部官员构成中，藏族干部的比例为70%。他们并非傀儡！达赖喇嘛的污蔑代表的是旧西藏的势力，对他而言，重新建立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才是他所追求的“自治”。

焦点：双方的互不信任源自何处？您刚才说，达赖喇嘛策动了2008年西藏的动乱，有相关的证据吗？

朱：这是显而易见的。单就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而言，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动乱的一个根源。另外，“3•14”事件后达赖也曾公开表示支持类似的活动。

焦点：为什么不让国际调停者介入西藏问题谈判？

朱：我们不容许外国组织作为所谓的调停者或者“道德维护者”来干预我们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民在60年前就已经当家作主了，历史事实也证明，我们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务。

焦点：在什么情况下，和达赖代表的谈判可以重新开始？

朱：谈判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然而，所谓的“西藏半独立”问题我们是不予考虑的。如果达赖喇嘛真的有诚意，那么他首先应该创造一个有利的谈话气氛。

本文来源:噜噜网
http://www.luluw.com/a/4925/

摘自《民间藏事》：德国杂志：朱维群不允许国际干预中国内政

佛理能让地球退烧

<摘>

人类是地球环境的产物，人类的生活、生产和发展一时一刻都离不开地球这个特殊环境。几千年来，人类以勤劳和智慧在地球上创造了高度文明。但由于认识水平、科学技术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在我们的建设发展中往往出现损坏环境的情况，当我们为日新月异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而发出赞叹时，却又惊异地发现，我们的生存空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空气、水源污染，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大量增加，耕地日益减少；森林大片消失，沙漠面积扩大；许多动物植物灭绝，废气、废水、废渣剧增、以及目前的全人来关注的全球变暖（温室效应）……人类的生存环境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面对现实，对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明智抉择。环境污染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保护环境得人类自己去做，必须教育、引导人们从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保护自然资源，促进生态平衡。这方面佛教经典、教义、教规、戒律及伦理道德中有许多有益思想，历代高僧也曾为我们做出过榜样，佛教可以为保护环境做许多工作。

首先，佛教的善恶观，有利于引导人们扬善抑恶，关爱自然，关心他人，寻求人与人、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相处，建造美好家园，共创和平世界。

佛教认为，修善能破恶，念善则罪消；积善致福，积恶遭祸：祸福有根，善恶有报。佛教谴责十恶，弘扬十善。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教化天下，唯善而已。佛教中流传最广的“七佛道戒偈”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增一阿含经》解释此偈说：“诸恶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诸善奉行，心意清净；自净其意，除邪颠倒：是诸佛教，去愚惑想。”这些论述所阐明的观点充分体现了整个佛教伦理道德的根本精神。为了使人们修善止恶，劝善警恶，佛教还提出“自利利他”原则，明确划分出善恶标准。将对己对他都有利规定为“善”；不利己而利他为“善”；对己对他都不利为“恶”；利己而不利他为“大恶”。这实际上就是舍己为人的精神，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

污染环境是一种“恶”，而有意排放废气、废液、废料污染环境则是“大恶"。有的人心怀极端利己主义，以为废弃之物抛到家门、厂门外或居住地外就行，只管于己无害，那管他害何人。殊不知，在污染面前人人平等。自行恶，自受报。一个空域，一条水系受污染，作为居住其他的污染制造者，能逃脱废气、废液之害吗？二十世纪30至60年代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日本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例证。中国的儒家有句名言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古到今曾教育和影响了不少人。而佛教则强调对于利他人的事即使不利于自己也要去做。目标更高远，内涵更深刻。有了这样的思想境界，就可以克服唯利是图、斤斤计较的利已主义；防止口是心非、弄虚作假的错误行为。人类的恶念，导致污染环境的恶行，进而造成生态严重破坏的恶果。今天，在世界一些地方，环境污染已十分严重，“黑色悲哀”正时时伴随，天空高鸟尽，河中鱼虾亡。在环境问题上，人类已经到了该警醒的时候了。从人类根本利益出发，爱护众生、搞好环保，是当今最大的善举。我们应唯善是从，尽力去做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社会，有利众生的事。

其次，佛教的慈悲观要求人们慈爱众生，乐他人之所乐而与其乐，苦他人之所苦而去其苦，怀抱慈悲仁爱，平等对待万物，有利于唤起人们的同情心，感同身受，立大志拔除一切苦难，让众生获得真正的快乐，共创利益众生的优美环境。

东晋政治家郗超《奉法要》指出“何谓为慈？愍伤众生，等一物我，推己恕彼，愿令普安，爱及昆虫，情无同异。何谓为悲？博爱兼拯，雨泪恻心，要令实功潜着，不直有心而已。”佛教最关注人类社会，为人们揭示了自我完善的本质，指明了自我完善的道路。佛教认为一切生命都在六道中轮回，承受着同样的痛苦，必须寻求一条彻底解脱的道路。因此佛教慈悲观要求“等一物我”，强调众生平等，视一切有情如父母眷属般之亲缘而行慈悲对待。认为众生皆有佛性，都有成佛之可能。佛教慈悲观破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思想，否认人是宇宙万物之主宰，强调一切有情的平等性，主张爱护众生，尊重生命。一项环保研究资料揭示了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每年由商船和鱼船抛弃到海洋中的垃圾达660万吨、塑料鱼网达15万吨，这些污染物被海洋生物及鸟类误食，导致大量生物死亡。在普里比洛群岛，每年至少有5万只海狗因误食海洋中漂浮的塑料袋而死亡；在夏威夷群岛的一个海岛上，曾栖息着1400万只海鸟，但现在却所剩无几。在查找原因时，人们惊愕地发现，原来许多海鸟已倒毙于塑料垃圾堆中……因环境污染致死人命者更不胜枚举，如，1972年，伊拉克的汞中毒事件，就有7000人受害，500人死亡；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爆炸，当场死31人，伤273人，受害人达30万，此后10年共有5000多人因受核辐射患病死亡。这些无辜受害甚至失去生命的人和动物令我们感到了强烈的震撼，使我们更加感到佛教慈悲观在教育人们深切关怀生命，将仁慈之心广施于一切有情，保护环境，维护地球家园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应以众生之苦为己苦，同体大悲，努力保护环境，尽自己所能保护一切众生，并积极主动地解救处于危难之中的生命。以模范行动去影响带动人们，共同推进环保事业。
第三，佛教“不杀生"戒，要求慈悲护生，尊重生命，使一切有情和谐相处，有利于保护大自然，保护动物，进而保护人类，实现生态平衡。

不杀生戒包括不杀人、不杀动物，不损害植物。不仅自己不杀，而且不教他杀和不见杀随喜。对不杀动物，郗超《奉法要》说：“何谓不杀？常当矜愍一切蠕动之类，虽在困急，终不害彼利己。凡众生危难，皆当尽心营救，随其水陆，各令得所。疑有为己杀者，皆不当受。”不杀生就是尊重和保护众生；只有不杀生，才能真正实现众生平等。可是，当今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已到了无所不杀，无所不吃的程度。在少数“美食家"的餐桌上，龟蛇蛹虫应有尽有。一些食客，恨不得将珍禽异兽全部填于腹中，方能满足；大量国家一二类保护动物遭偷猎，有的车站、码头一次截获的野生保护动物就达数千只(条)，这无疑是对生命的戕害，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有人为了捕捉河中得鱼虾、天上珍禽，已从网捕、枪击发展到用药毒。从电视报道中，我们看到一只只野鸭、天鹅、大雁，中毒而倒毙湖边，真是令人震怒，令人心寒。人贪生怕死，难道动物就恶生趣死？宋代高僧契嵩在《辅教篇》中指出：“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恶死，有血气之属皆然也，圣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杀，夫生杀有因果，善恶有感应。其因善其果善，其因恶其果恶。夫好生之心善，好杀之心恶，善恶之感可不慎乎？”佛经也说：“不应该杀生，不应该指使他人杀生，不应该赞同他人杀生，不向一切生灵施暴，无论这些生灵在世上是强者还是弱者。”好生恶死是一切生灵的本性，不杀生正是为了促进生命的完善。完生而不杀生，戒杀而能放生，善莫大焉。从佛教伦理道德上看，任何一种生命都没有理由和权力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杀害其他生命，人类杀生以求生，害命以养命，不仅不道德，而且最终会毁了人类自己。专家研究表明：人与动物有许多共患疾病，其中仅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共患疾病就达100多种，艾滋病毒最早就来自非洲灵长类动物，此外，狂犬病、结核、鼠疫、甲肝等都是野生动物与人类共患性疾病。偷猎来的野生保护动物，未经防疫检验便入了人之口，潜在危险很大。食用野生动物染病后不仅诊断不易，而且治疗也很困难。可见，为满足口腹之欲而杀生，实为趋小利而处实祸。

佛教的善恶观、慈悲观和不杀生戒，表现了对众生命运的深切关怀，展示了博大的仁慈之心，为了众生利益，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正是有了这种精神鼓舞，佛教徒才将扬善抑恶，拨苦与乐，舍己为人，普渡众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作为奋斗目标。这与环境保护的目标：“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健康，防止生态破坏”别无二至。我们要以历代高僧大德为榜样，关爱众生，保护环境，用自己的行动去感召人们，共同关心环保，致力环保。

转自：http://stadorjee.tibetcul.com/67464.html

“自古至今，佛教倡导的是无神论，追求的是众生个体生命的自由、解放和修为。记得一位诗人说过，自由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指尊严，能够有尊严的活着就是自由。对于我们西藏人来说，每个生命（不仅仅指人类）都有自己的尊严。可以说佛教的学说是对生命充满敬意的学说，是一种更关注个体内心并开发慈悲、怜悯、爱与智慧的实践的学说。”（才旺瑙乳）

我读《智慧的窗扉》

1997年，很偶然地，在拉萨，有人送我一本《智慧的窗扉》。当我看到作者为“十四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时，惊住了。作者名字的下边，还有一行括号：内部资料。看来，这本书在书店里是买不到的。打开编印前言，照例是中共的风格——破口大骂，骂查尔斯•贝尔、黎吉生的著述“臭名昭著”，骂夏格巴“篡改历史”，“数典忘祖”。还好，对作者达赖喇嘛，只字未提。最后一段，说他们马克思主义水平有限，对国外藏学研究情况了解不够，欠妥之处请指正。我又看出版时间：1985年。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

这是一本指导人们如何进行精神修习的著述。文字平实且有灵性。我一边读一边摘录。一种从未有过的清净，环绕着我：

当一个人确实渐渐地明白了取得欢乐要付出多少代价，而这种欢乐又多么不牢靠、如何产生于变化多端的环境时，就会领悟到佛经教义的真谛，因而，对欲望、仇恨、魅力的迷恋，就变成了对佛理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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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道了修持解脱之路，并把心灵完全建立在其上时，人们就有能力借助容忍、自治和精神辩别力，而经受住那些精神瑕疵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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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心中不可控制的精神污点：欲望、仇恨、欺骗、愤怒、贪婪、自负、残忍和狂妄等巨大洪流开始全力倾泻而出，犹如大江河海狂涛呼啸、势不可挡时，那些无避难之所的人，就会被迫违反自己的意愿，置身于痛苦的深渊，但是，一旦人们理解了佛学的真谛，所有的痛苦，都将自消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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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念的力量，可以使心灵中现存的缺点与瑕疵失去效力，也只有这些善念（假如是有意培养的），才能把一个人从自己的错误之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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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错把烦恼认为愉快；把非永恒性认为永恒，把有我看成无我，最后，把丑看成美。在这种错误的观点之下，他们还进而把道德行为的错误标准当作正确标准，实际上是把非善的行为看成善行。……那种‘唯此为真，其余都是谬误’的教条主义观点，就在这些错误观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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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布阿毗达磨藏能消灭这种错误，而确保释迦修养途径的高洁。

噶伦赤巴桑东仁波切教授在新德里“大西藏”圆桌讨论会上的主题演讲

Yeshe Choesang 拍摄

自1979年以来，达赖喇嘛采用了中间道路，不谋求西藏分裂而留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达赖喇嘛一再要求对整个藏族居住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相关规定，以保存并提升西藏的文化和精神遗产及身份。
1951年17条协议谈判期间，西藏方面曾经要求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整个藏民族。从那时起，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始终是一致的。 (博讯 boxun.com)

2002年，达兰萨拉和北京之间恢复直接接触后，达赖喇嘛的特使和中方有关官员举行了8个正式对话和1轮非正式磋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进一步澄清了整个藏族纳入一个自治机构是符合宪法和自治法的规定，并说明了这样做的好处。
不幸的是，中方官员扭曲我们的论点说，达赖喇嘛的诉求是“大西藏”。虽然我们从来就没有使用过所谓“大西藏”这个 词组，但这种宣传可能对不充分理解这个问题的人们产生混淆或误解。
我赞赏你们西藏研究组安排这次圆桌讨论会，给我详细阐述现实的机会。

1. 定义和使用“大西藏”
古印度学者用“大西藏”来表达从印度到西藏地区的地理距离。毗邻印度或接近它的藏区称西藏(Bhota)，与印度很远的藏区叫作大西藏(Mahābhota)。 在梵文惯用语法中，通常用大字表述地域偏远的地方。例如，关于森林，在城镇附近的被称为丛林（Arañya），远离城镇的就称为大森林（Mahārañya）。事实上，这句话并非指大小和质量，它意味着距离。
在古代，中国人和西藏人偶尔用大唐和大蕃等表示互相尊敬。但是，这 些被用来指的是整个中国和整个西藏，而非部分领土。公元821-822年间的唐蕃会盟也以大蕃和大唐相称。后来，中国改变了高敬西藏的这个大字，继而用表 示高原的高字来代替。在明，清时期，他们还创造了不同的字来表示藏族地区，如用生番、熟番来区分与中国接壤或远离的不同藏区。
然而，西藏人从未用“大西藏”这个词归类西藏的任何一部分。传统方式上把西藏区分为上（阿里）、中（卫藏）、下（多康）或卫藏、康区和安多三个区域（ Cholkas）。
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官方用语以内外蒙古来确认蒙古那样，用内藏和外藏来区分西藏的不同地区。内藏是指那个时候在中国治下的地区，外藏是指独立或自治的西藏。这些用语引用自西姆拉三方会议（1913年至1914年）的文件。

2.“大西藏”的宣传
在近代（197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新的术语——“大西藏”，是指目前被划分为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族自治州、县的藏民族居住区的总面积。
实际上，西藏就是西藏。没有大西藏或小西藏之别。所有的西藏人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55个少数民族的其中一分子。
北京试图误导国际社会，达赖喇嘛要求的“大藏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四分之一。这种宣传是为了让人们相信，达赖喇嘛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他要把未列入到自治区的占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分之一的某些领域作为藏族自治区分离出去。
在现实中，达赖喇嘛从未在口头或书面文件中使用“大西藏”这个词。如果有人调查自1979年以来的整个书信、声明、文件和西藏的其他任何书面档案，一定会找不到使用“大西藏”的这个词的一个实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用词，他们正在设法把它说成是达赖喇嘛尊者的立场。
3. 达赖喇嘛的要求是什么？
达赖喇嘛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　所有藏族自治区域要有一个行政机构
•　真正实施宪法赋予的民族区域自治权
达赖喇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自治法的精神提出这些要求。

a）宪法第4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b）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序言中说，
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
c）同样自治法第二条规定，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
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d）分裂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做法是直接违反上述宪法内容。这种类似“分而治之”的政策过去被帝国主义采用过。作为一个整体的少数民族本身都无法统一，一个人怎么可以指望各民族的统一呢。
事实上，资深党员平措汪杰说，“…也是“分而治之”的所谓的“治藏方针”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历史的惨痛教训。…祇要放弃大民族的霸权主义思想，尤其是在政治上对异族实行“分而治之”的传统偏见，在行政区划上就不存在任何不能变动和调整的问题。”
e）宪法序言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为了让您有一个更清晰的画面，我想提出一些地图。这些地图是来自不同渠道，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行政区划。其国际边界不一定准确，不反映作者的意见。

i）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

ii）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自治地方

iii）西藏高原地形图

iv）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西藏行政区划及其创建年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对与西藏的立场，
现在我想从我们的角度来回应中共的反对。

a）面积
中共当局说，西藏的民族自治地方不能置于一个行政机构之下，因为该地区如此之大，它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四分之一。
诚然，西藏的面积的确占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四分之一，但它不是由我们创造。事实上，这是自远古以来存在的自然进程，任何人无法改变这个时间点。西藏人并非最近才迁入这些区域，西藏人类文明的开始起他们就居住在这些区域，历史上西藏人是这些地区的原住民。

b）大小并不碍事
西藏的地域也许看上去相当大，但我们不寻求分离，并愿意继续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不管它的大或小，西藏将保持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内。也有其他地域广大的自治区，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新疆和内蒙古大约分别占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六分之一和八分之一。因此，疆土的大小不应该是同一个民族建立一个自治区的障碍。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64.3％属于55个少数民族的155个自治区域，尽管这是事实，但这些少数民族人口只占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人口的8.46％。
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不曾犹豫国土的64.3%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区，因为这些区域依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之内，宪法第4条宣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藏民族自治区域内无论安排一个或几个行政机构，将不会改变藏人自治区域的大小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自治区域的总规模。
不把整个藏族自治地区置于一个行政机构之下，也并不会缩小藏族自治地方的规模。总之，藏族自治地方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因此，区域的规模大小与一个或几个行政机构管理西藏之间没有相关性。
c）并非基于历史，而是民族

中共当局说，西藏人从未有过一个行政机构之下的历史，但事实并非如此。
1）直到9世纪中叶，西藏人都在一个行政机构之下，后来藏族于1260年重新整合在八思巴的统一行政机构下。这是忽必烈汗供奉给他的，而且还明确划分了三个省区（Cholka）及其边界，这种统一管理延续了1730年代。西藏的卫和藏之间发生内战后，被邀请的满族人在雍正皇帝统治期间，把西藏部分地区合并到四川，甘肃，云南等省份。
2）此外，我们不会提出历史作为根据的任何要求。众所周知，历史并非是静态的。纵观历史，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一成不变地延续了与现在同等的地位。例如，在1949年前，没有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历史，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共产党在过去60年来统治中国。
我们的需求是基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曾提出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款的规定，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本身不是基于历史，而是源自革命的原则。

d）重新调整边界并不是一个障碍
中共当局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无法重新绘制边界。

1）但我们觉的是可行的，因为民族区域自治法有这样的规定。
自治法第十四条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区域界线的划分、名称的组成，由上级国家机关会同有关地方的国家机关，和有关民族的代表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报请批准。
民族自治地方一经建立，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或者合并；民族自治地方的区域界线一经确定，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变动；确实需要撤销、合并或者变动的，由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法定程序报请批准。
2）此外，我们不寻求将附加的区域列入藏族自治地区，成立一个自治行政机构取代几个自治行政机构，只是管理的改变。它既不影响其他国家与中国的边界或其国内边界，也不影响中国国家领土的完整。更没有必要重新划分藏族自治地区和其他省份或自治区地区的边界。

e）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调整边界的先例
举几个重新调整自治地区和省份的边界的例子：

1）内蒙古自治区
中国共产党根据苏联的民族政策，于1947年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最初，只包括呼伦贝尔地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十年中，内蒙古被向西扩展至六个原始盟旗中的五个并入其中，竟把蒙古人口聚集的所有区域被合并了到该地区，形成当今内蒙古的规模和特色。文革爆发后的1969年，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被纳入附近省份。但在1979年，这些地区再次划归了内蒙古自治区。

2）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于1958年，是从广西省改变成一个自治区。然而，壮族形成了广西人口的少数。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壮族只占广西壮族自治区总人口的32％。
在1952年广东海岸的一小部分作为出海口划给了广西，但在1955年归了广东， 1965年再度划入广西。
3）海南省
1988年，海南岛脱离广东成为新的省份。

4）重庆市
1997年，四川省的部分地区合并成立了重庆直辖市。

5. 并非新的要求，而是早就提过
整个西藏建立一个自治机构并不是一个事后的想法或新的要求。

a）这个问题是1951年17条协议谈判期间，由西藏代表团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提出来的。当时周恩来总理口头回应说，藏民族统一的想法是适当的，但时机尚未成熟。

b）在1951年9月29日，西藏政府噶厦向张经武（中央政府的代表）提出三点建议，其中第一点是所有的西藏人实行一个行政实体。

c）在1953年，昌都解放委员会副主席德格格桑旺堆以及其他人也曾要求整个藏民族置于一个行政实体内。

d）1956年，在拉萨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中国政府的其他代表说，可以向中央建议，以拉萨作为首府，分属在青、 甘、川、滇各邻省的东部各藏区和西藏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自治区，这对整个藏族的进步、发展，藏、汉的友好团结，整个国家的统一和巩固都是有利的。
后来，中央领导指定一名资深共产党党员——桑杰益西（天保），负责组成小组，就五省藏区统一的问题做详细计划。然而，因西藏的极左分子的缘故，这项工作未能取得进展。
e) 同样，在1980年， 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几个藏族干部提交了一份联名请愿信给中国中央政府，要求所有藏区设立单一的行政机构。
f）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喇嘛在援藏基金会落成典礼上说：“要求成立统一的藏族自治区的愿望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也是符合 广大藏人的心愿的。祇是条件是否具备和成熟的问题，而不存在任何所谓的‘倒退和反动’的问题。”
g）中共资深党员平措汪杰也承认中央领导集体原则上接受藏区统一自治，他说：“对藏区统一自治的愿望，早在50年代,中央及有关领导在原则上也表示过赞同。”

6. 一个单一的行政机构造福所有藏族

对于中央政府
• 将有助于实现各民族间建立平等，团结的宪法目标 。
• 将促进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善意。
• 将有助于遏制地方民族主义 。
• 将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和稳定 。
• 将确保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间的和平共处与和谐。
• 将有助于实现和谐社会和中国和平崛起 。

对于西藏人民

• 将有助于保护和保存可为整个人类提供可贵服务的西藏独特的文化和特征。
• 将有助于保护西藏民族免遭同化和消失。
• 将有助于保护西藏脆弱的环境，它攸关整个亚洲大陆的环境。
• 将有助于提高社会经济发展 。

对于自治政府

• 将更容易管理 。
• 将减少行政开支 。
• 将有助于做出综合发展计划和整个社会对自然资源的使用。
• 将有助于制定统一的教育，卫生，环境和社会习俗等政策。
• 将有助于促进与中央政府，各省和其他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和谐关系 。
• 将有助于有效落实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指示到所有西藏人民
7. 结论

所有西藏人民的基本愿望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有一个统一的政策，使他们能够保存和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法规赋予他们的独特身份的权利。鉴于上述事实，把所有藏族自治地区置于一个自治机构之下是适当可取的，也容易实现。做到这一点，根本不需要修改宪法，也不必改变政策或政治制度，它仅仅取决于领导层的政治意愿。

理性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接触、了解、对话

贡噶扎西先生在温哥华“汉藏讨论会”上

我代表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向所有与会代表、本次论坛的主办单位加拿大价值守护者联盟、加拿大中国人权网络，表示深切的问候！感谢你们对藏人的困境及其合法、合理愿望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在温哥华，举办这样百人规模的汉藏论坛，必将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意义。

去年三月以来，中共媒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失去理性地封锁西藏的真实资讯，制造民族矛盾，使汉藏两个民族之间，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疑虑和误解。此次会议的召开，为汉藏两个民族的接触、了解、对话，理性地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一个平台。

五十年来，尽管达赖喇嘛尊者和十三万流亡藏人，饱受失去家园之苦，但境内的藏人更是苦中之苦，他们没有说真话的自由、没有信仰的自由、没有欢度宗教节日的自由、没有出国的自由、甚至没有运用自己语言的自由。几乎每一天，他们都被恐惧折磨着，精神饱受摧残。然而，达赖喇嘛尊者明确表示：“这一苦业的制造者，不是汉民族，是少数中共当权者，在藏区实施了极左的民族政策。”

我们深受鼓舞的是越来越多的汉族同胞，突破中共的封锁，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理解达赖喇嘛尊者为社会的公允、和平，以及藏、汉两个民族的和睦相处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去年三月以后，很多境内、外的汉人作家，写出了许多客观地反映西藏现状的文章，表明了中国民众的真实态度。比如，中国境内的民间组织公盟法律研究中心的成员，去年用一个月的时间，走访了藏区的学者、专家、僧侣、农民、牧民、艺术家、商人和移民之后，撰写的调研报告《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中，指出西藏三月抗暴的起因：并不像北京当局和中国媒体一面倒地指责的那样，是达赖喇嘛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的结果。所谓的“境外势力、藏独问题”不过是很多地方官员用以掩盖执政失误、压制社会不满情绪的遮羞布。同时，公盟的研究结果，也颠覆了“整个藏族人民从奴隶社会得到了解放，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对政府充满了信心，制造矛盾的只是一小撮‘达赖分裂集团’”的虚假的宣传。

达赖喇嘛尊者多次表明：“如今我对中国领导人的信心越来越弱，但是，对中国人民的信心却从未改变过。”

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选举制度，决定了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是六百万藏人的自由代言人。尊者不仅多次向中国提出“未来西藏问题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之内，本着互利双赢的中间道路，进行解决”的主张，而且，在藏中第八轮会谈时，我们还向北京方面提交了《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

在和中国民众接触、了解的同时，我们仍然等待着，在去年呈交的《建议书》的基础上，继续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对话。总之，接触、了解、对话，是理性解决西藏题的方法。我们相信，达赖喇嘛尊者为藏汉两个民族的和谐相处做出的努力，终会结出果实。

中国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如果不能按照宪法的规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民族，认识到弱势群体的合法、合理的呼声，从根本上调整失败的民族政策，这种不同规模的抗暴政行为，不仅从前发生，现在发生，以后还会发生。所以，为了实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友好相处，请每一位与会代表和贵宾们，将达赖喇嘛尊者及其西藏流亡政府，也就是整个西藏民族的真实想法和立场，如实地传递给中国民众，同时，也希望大家为了促进和巩固藏汉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未来的方针提出宝贵的意见。

祝愿我们加拿大温哥华的首次汉藏论坛圆满，祝愿所有与会者身心健康，事事如意！

(此文为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联络官贡噶扎西先生在加拿大温哥华首届汉藏讨论会上的发言）

(转自博讯)

达赖喇嘛尊者的回答

以下为2009年9月28日，在温哥华“汉藏讨论会”上，达赖喇嘛尊者对与会代表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因篇幅有限，对于提出的问题，只保留了大意，敬请包涵。——朱瑞

西藏高原，包括喜马拉雅流域，自然环境极为脆弱，可否运用您的影响力，推动环境保护？

关于西藏高原及喜马拉雅气候变化问题，我见过一位中国学者，他提出了世界除了南极和北极以外，还有第三极，就是西藏高原。他认为全球的温室效应，每年的增长率为0.1，而西藏高原是0.3！如果这种暖化状况继续恶化，可能导致15年或者20年以后，从西藏高原下来的河流都会干涸，所以，我很重视环境保护，也参加一些有关全球环境保护的峰会。比如，在荷兰召开的一个环境保护的会议中，一位华人学者，就谈到了西藏高原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不过，我没有办法直接参与西藏境内的环境保护，不管我做什么，都会给我一个“分裂者”的称号。就是今天，我们能在这里见面，他们可能也会说，这是“分裂者”的聚会。（笑）

中共夺取权力后，从没有停止过对中国人的迫害，而迫害最厉害的又是对有信仰的团体，包括对西藏和法轮功信众。请问尊者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种迫害，来自于集权政府的权力欲望，仅仅批评是无法改变的，要想办法，使之从这种权力的欲望中解脱出来。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应该是国家的军队，只有中国的军队，虽然称作人民解放军，却是党的解放军。

慈悲和尊重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议题，如果中共政权垮台，首先要做的，就是拯救中国人心，尊者可否帮助我们，以佛教的崇高而实际的理论，救度中国的堕落？

很多中国学者都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自由的空间，也就是信仰完全自由的话，可能中国人的精神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现在，虽然中国是一个高压集权的环境，还是有一些人有信仰的，甚至包括一些军官。历史上，中国可以说是个佛教国家。我常跟华人朋友说，对于佛教徒来讲，我们都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之前，先传入中国。所以，华人教友们是学长，我们是学弟；从学弟的角度，应该尊重学长，但是，从知识的程度来看，学弟的程度不比学长差。（笑）

如果中国有一个真正的自由的空间，恢复信仰和佛教文化，不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六•四天安门事件时，我曾祈愿，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佛教时轮金刚法会。作为释加牟尼佛的弟子，我该服务于一切生命，不分民族。所以，我经常提到，我的一生有两个发愿：第一，提升人类本来就有的慈悲心；第二，致力于各宗教之间的和谐，都是我该承担的责任。

如果您所代表的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方面，可以达成一个协议的话，在未来，您希望以邦联制，还是以现在港奥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在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央统战部官员的多次接触中，我们已很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想法和立场，特别是第八次会谈中，还把具体的要求、立场，非常详细、直接地以文字的形式，递交了统战部的官员。总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但是中国政府把这个说成是“独立” 、“半独立”、 “变相独立”和“大西藏”。

为什么有人在伤害您的时候，您还能一样地爱他们，您的慈悲心是怎样产生的？

慈悲心，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自然的慈心和悲心，不仅仅人类有，就是鸟类和其它动物类也有。比如，母亲对自己孩子的慈心，但这种自然的慈悲心，没有办法给予敌人；第二个层次的慈悲心，不会在意那些伤害我们的敌人的具体行为，只把他们，也就是我们的敌人看作生命、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作为一个生命，或者一个人，都希望离苦得乐，从这种心态上，产生慈悲心，但是，这种慈悲心需要修行和思维的训练，才能获得。也就是在修行和训练自己的思维过程中，主动地寻找它的原因。而第一层面的慈悲心，跟贪心、欲望是有关联的，会因为偶然事件的发生，出现变化。

我问过很多的朋友，都不能给我答案，就是，您现在的国籍？

我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流亡者。

中国政府说，您要在中国建立大西藏，请您谈谈不能成功的主要障碍？

所谓的“大西藏”并不是障碍，只是借口，关键的障碍是不信任、持怀疑的心态。你提到的“大西藏”，在藏语里没有这个词。我们要求的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藏人的名副其实的自治的权利。另外，中央在资源的分配上，这样下去，也是不平等的。比如，对西藏自治区的某些支援，在青海，云南，四川的藏区，就没有。藏语里，我们称西藏为“博”，是指西藏三区，否则，我来自青海，我身边的才嘉来自四川，应该说我们都不是来自西藏。1956年时，陈毅到拉萨时曾提出，以拉萨带头，把所有的藏区，未来变成一个自治区，是非常好的方式。陈毅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也是一位元帅。

您提到，到台湾时遇到了抗议，其抗议的理由是您的访问影响了台湾和中国的关系，这个说法合理吗？如果您有机会见到马英九总统，会对他说什么？

海峡两岸的关系，在我第一次，1997年访问台湾时就和一些当时的民进党领导谈过，当时我很清楚地表示，我们西藏方面绝没有寻求独立、分裂中国的想法。台湾应该和大陆之间，建立一种非常特殊的、重要的关系。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以后，跟海峡两岸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使台湾人消除了原有的恐惧，这是好的方面。这次我去台湾的目的，是为了台湾南部的灾区，为在灾难中丧生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人进行祈福，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政治的事情，有媒体问到时，我说，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请到印度来。这次我去台湾，能够到灾区和灾民见面，为大家做一些佛教上祈福的事，我自己感觉是很圆满的。

四川大地震时，我也非常悲伤，希望有机会能去那里，做一些我自己能做的祈福的事，但是，没有办法。为了表示我的心意，我捐了五万美金，但是，中国大使馆没有接受，后来，我捐给了瑞士的红十字会，让他们带到灾区。这次在台湾，我也捐了五万美金，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1958年，中国共产党党魁毛泽东发动大炼钢铁，高喊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导致了四千万人无辜地饿死。有没有可能，有朝一日，您也为这四千万活活饿死的怨魂，作一次法会？

我跟台湾的佛教长老道海法师，在十几年前见面时相约，未来有朝一日，能到中国时，希望和他一起去五台山祈祷，道海长老用中文念诵龙树菩萨的《中观根本论》，我用藏语念诵，如果机缘成熟，再找一个印度人，用梵文念诵。我们已经发过这个愿。

如果西藏三区真正实现自治，其宗教领袖，也可以说最高长官怎么产生，可否接受中央政府的任命？

关于达赖喇嘛的体系和体制，我在69年就公开声明，由藏人自己决定；如果他们认为不需要，就可以废除。92年，我公开声明，未来有朝一日，我们回到西藏，享受自由的时候，达赖喇嘛在历史上的所有的行政和政治上的权力，当天会放弃。2001年，我们在流亡社会中，就直接选出了最高行政首长。我刚刚讲到，我已在半退休状态。宗教领袖，应该是人民自己的信仰，人民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上面的安排。对我们来讲，最珍贵的应该是佛祖释迦牟尼，他不是上面的安排，而是以自己修行的成就征服了信众。龙树菩萨也是一样的。你刚刚提到，如果中共政权存在的话，一定会安排一个当地的首长或领袖，关键是人民是否愿意和接受？现在，中共选定了一个班禅，很多人都说他是假的，叫假班禅，包括中国的一些官员，有的也说是假班禅。有时候，中国政府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如果中国能够解决达赖喇嘛您个人及流亡政府的官员返藏问题，您是否会接受？您是否担心西藏宗教袖未来的继续人问题？

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个人问题，也不是少数流亡政府的几个官员的问题，更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是六百万西藏人的重大问题。1980年，胡耀帮提出了解决达赖喇嘛问题的五条方针政策。其中，也提到了达赖喇嘛的待遇问题。当时，我就很清楚的回应中国说，“西藏问题不是我个人的待遇问题，是六百万藏人的问题。”如果西藏问题是我个人的问题，1980年时，我会答应他们。刚刚我提到，行政首长，是经过民选产生，宗教领袖方面，西藏宗教里不同的传承都有自己的领袖，比如萨迦，宁玛，格鲁，噶举，笨波教等，新一代的宗教领袖，包括二十到三十岁的，现在，都已成长起来了。所以，我对这个没有任何担心。

十七世噶玛巴是否会成为西藏宗教领袖将来成为您的接班人？

噶玛巴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宗教领袖，行政的领袖，我刚刚讲了，是以民选的方式产生。所以，在各自的传承里，都有不同的宗教领袖，都有非常优秀的宗教领袖。

西藏流亡政府跟中共尽管已进行了八轮会谈，但没有往前迈出即使一步，其原因，很多人猜测是大藏区，今天我知道了，大藏区并不是问题，最关键的是没有任信，那么，中共最根本的不信任在哪里？

我们关于不寻求西藏独立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透明的。可以这样讲，这个世界上只要了解达赖喇嘛的人，就都知道达赖喇嘛是不寻求独立的；因为这个原因，在藏人中，批评达赖喇嘛的声音不断出现。但是，中国政府继续讲达赖喇嘛是“分裂者”，这也是对西藏进行特别管制的理由。如果达赖喇嘛不是一个分裂者，中国政府就没有理由对西藏进行高压管制了。另一个方面，中国政府一直讲达赖喇嘛是魔鬼，所以，跟魔鬼也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我在美国的时候，今年年初，与一位美国朋友见面时，他很诚恳地问我，“中国政府一直非常怕您，到底怕您什么？”我说，“他们怕我头上的两只角。”（笑）

（根据录音整理：朱瑞）

首发

达赖喇嘛尊者在温哥华首届“汉藏讨论会”上的讲话

达赖喇嘛尊者在温哥华汉藏会议上 照片拍摄：朱瑞

2009年9月28日，加拿大首次汉藏讨论会在温哥华召开。达赖喇嘛尊者微笑着，合十躬身，走进温哥华四季酒店二楼会场，对一百多名起立热烈欢迎的与会代表，用汉语说：“你好！请坐，请坐！” 并用藏语发表了讲话：

与这么多的华人朋友在这里见面，首先向你们问好！

作为流亡者，虽然我离开了家园，但是获得了自由，五十年了。你们也在温哥华享受着自由。然而，我们的血、肉、身躯，这三方面，源于家园。所以，我是藏人，你们是华人，不管在哪里，这一点，有生之年，是不会变化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忘记自己的家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口最多、历史悠久，有五千多年文化历史的国家。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重要的，将来，也会很重要。把这个强国变成真正缔造和平、利益世界，而不是让世界恐惧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

再过两三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那一边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庆典和非常严厉的管制。

最近，我与一位汉人见面时谈到，每逢庆典，都是人们特别欢喜，高兴的时刻。我在印度生活了五十年，不管那里举行什么样的庆典，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就是兴高采烈。没有人这么不安。比如，印度东西南北各个地区的语言不同，文化也相对不同，都说自己的语言是最好的、最丰富的，但彼此团结和谐、平静安定，所以没有必要担心印度会分裂。虽然有点儿克什米尔的问题，但这是由于巴基斯坦而引起的。中国境内，为什么会那么紧张和恐惧？

把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一个真正和平的、让民众快乐的国家，是我们共同的工作。我经常对华人朋友说，如果有一天，人们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超级大国，内心就充满了喜悦时，我们西藏留在中华人们共和国，才会感到自豪。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使人恐惧和不安时，不仅说明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在遭遇苦难，你们这些海外的华人朋友以及中国境内的汉人同胞也同样在遭遇苦难，所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

有关西藏问题，一会儿提问时我们可以讨论。首先我想说的是，中国一定要变化，但这个变化有必要循序渐进。比如前苏联发生的突发性变化，就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我希望，由共产党自己带头，首先在党内进行民主改革，然后带领社会改革，这是我的希望。

逐渐地走向民主化以后，共产党也可以光荣地退休，这是非常好的。比如我自己，处于半退休状态，已经十年了，这很好。有的人，自己快要死了，还在紧紧地握着权力不放，心胸过于狭窄了。

令我们失望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大量歪曲的宣传，造成汉、藏民族之间，不必要的误解和隔阂。比如奥运会，当初讨论主办权应给予哪一个国家的时候，我就支持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历史悠久……后来，奥委会的一位成员也说，“因为达赖喇嘛的支持，使中国在最后得到奥运主办权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如此，中国政府一再说我们反对奥运。当时在巴黎和伦敦发生奥运火炬事件后，我还特别向藏人呼吁：“不要反对奥运，那是中国人的自豪。”

不久前我去台湾时，大概有五、六十人在抗议，说我是分裂者。我就讲，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享受言论自由，真的很高兴，我还说：“如果你们能把在台湾享受的这种言论自由，带到中国大陆，是非常好的。”

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关键是不了解真实情况。因此，去年3•10事件发生后，我呼吁：藏人与汉人应当接触、了解，凡是有汉人和藏人的地方，就要成立汉藏友好协会，进行讨论、对话。

在过去一年多里，我在很多国家，都努力与当地的华人，特别是学者、学生们进行接触，大概会见了几百人。今天，有机会和大家见面，我非常高兴。也感谢你们这些筹办讨论会的成员。

有什么问题、建议，都可以提出来，甚至批评也可以提出来。毛泽东说，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共产党中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同游鱼离开了水一样，所以，我们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笑）。

（根据录音整理：朱瑞）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西藏佛教教义的真伪

西藏萨迦寺经书墙一角（图片来自《人民网》）

构成西藏佛教教义基础的所有宗规显教和密教是由佛祖释迦亲口传授的。而且印度的学者们进行了三方面的详查，以便确定显、密二宗的含意和真伪。伟大的尊者和瑜珈者们也都是通过修习这些深奥的教义而得到启发的。最后，像菩萨一样慈悲的藏王、杰出的大臣，以及富有同情心的译师们，为了获得佛学的真谛，甚至从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就更不用说金钱与财富了。

西藏的学经僧人曾多次前往印度、尼泊尔求取真经和口头流传下来的教谕。尽管在往返途中历尽了千辛万苦，但是，这种往来犹如两国之间长流的河水，川流不息。他们在高僧名师的指导下研习和修炼。并通过各种方式满足这些大师，听取大师宣讲佛经，再将佛经译成藏文。

西藏佛教徒聆听佛理，在这个基础上，思考教义，修习佛法。除了这种真实的教义之外，西藏喇嘛从不传播任何专横武断的教义。

如果西藏的尊者对某一教谕产生疑点，或对某一出处必须在教义讨论中进行探讨时，他们总是想到：“这是否是佛主释迦所言？”或“这教义是否由印度大师所传？”我们总是这样对教义进行详查的。只有在确信某一陈述，为佛主释迦所言或由印度佛教大师所传的情况下，教义才得以确立，并作为真谛而接受。

——选自《智慧的窗扉》 作者：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

朱瑞：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1652年，顺治皇帝与五世达赖喇嘛相见的情景。人物众多，场面宏大，在中国历史上，哪一位郡长、省长，有过如此殊荣？

不得不远嫁图博赞普赤松祖赞的唐中宗养女金城公主，正在观看可以映现中原双亲的宝镜，以慰藉她不尽的思念。

1252年八思巴与怱必烈相见，1259年，八思巴被封为国师。1269年八思巴创造了“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忽必烈下诏颁行，次年封八思巴为帝师。


浩瀚的西藏历史，如同印度、朝鲜、日本、蒙古、俄罗斯等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样，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因为与中国毗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中国历史碰撞的刹那。然而，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以武力占领西藏以后，为了宣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到冠冕堂皇地殖民西藏的目的，这段历史被不断地分解和改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下几个时期：


西藏图博赞普王统时期（中国唐朝）


二十世纪末，中国的中学历史课本中最醒目的彩图，莫过于松赞干布和文城公主了。似乎，西藏历史，除了这一页，就是一片空白了；似乎从一千三百年前的唐朝开始，因为公主的出嫁，西藏的一切，包括疆土，都归属中国了，却只字不提，在文城公主之前，松赞干布已有了四位王妃（西藏王妃、象雄公主、党项公主、尼泊尔赤尊公主）。


中国的文科考生，也把这段唐蕃“和亲”历史，背得滚瓜烂熟。因为，历年高考最有把握的拿分题，莫过于此了。至此，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今天，在西藏历史上，表现出的无知和偏执，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西藏，曾是一个威胁着中国的强大国家，特别是赞普王统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唐朝，西藏的面积，不仅包括安多、卫藏和康，还有拉达克、锡金，以及甘肃敦煌一带，这一点，我们仅从敦煌壁画中，就可见一般。所以，即使文城公主的眼泪都流成了倒淌河，滴滴回向长安，也不敢回头。


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清晰地记载：


“藏、中二国，各守目前所辖疆域，边界以东全部为大中国之地，以西，全部为大西藏之地……彼此不为寇散，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封境……如今政治如一,行此大盟誓约……”


随着唐蕃会盟碑的真实内容公诸于世，中共又把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神话，改写到了元朝。


萨迦王朝（元朝——蒙古帝国）


在蒙古入侵，中国王朝覆灭之时，西藏却作为蒙古的盟国，更加富裕和强大了。其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等，被尊为蒙古的国师，萨迦，从此成为西藏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达一百多年之久，萨迦王朝，在西藏历史上，光彩夺目。


蒙古王子额沁阔端就致函萨迦班智达：“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上师，在选择时，选中了你……我会将西方的僧众让你知照（让你管理西方的僧众）。”（摘自《西藏通史》恰白·次旦平措主编）


如果说蒙古帝国统治西藏，还不如说供养西藏更为合适。今天，拉萨的古懂商人，仍把萨迦看作一块宝地，常以低廉的价格，买到货真价实的久远的蒙古珍宝。


蒙古帝国时期，西藏人的地位之高，在达赖喇嘛尊者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一书中，可见一般：


“忽必烈入侵中国时，发生了一桩有趣的历史事件。忽必烈皈依佛教，并且有一位西藏上师，这位喇嘛劝这位蒙古领袖，不要为了控制中国人口，而将无数中国人丢入海中。这位西藏喇嘛救了无数的中国人的性命。”


帕木竹巴时期（明朝）


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共体制内史学家们的契而不舍，就又把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推到了明朝。理由是明朝沿袭了元朝治理国家的方式，并且，明朝永乐皇帝对西藏不同教派的佛教领袖进行了册封。


所谓的册封，实为相互赠送美名。另外，我们必须更正的是，西藏部分地沿袭了蒙古帝国，而不是中国的治理国家的方式。同时，蒙古民众，也沿袭了西藏的宗教，至到今天。


与中国明朝相对应的，在西藏，是帕木竹巴统治时期。两国往来并不多，只因永乐皇帝笃信佛教，于藏历第七绕迥的火猪年（1407年）迎请噶玛巴五世到南京。永乐皇帝和皇后向噶玛巴五世请求了诸佛教诫、金刚法界灌顶等教法。藏历水蛇年（1413年），迎请萨迦派的大乘法王贡噶扎西到中国，同年，又邀请格鲁教派的创史人，宗喀巴大师进京，不过，宗喀巴大师未能亲自前往，派弟子释迦也失进京，皇帝和皇后不仅亲自接见，还举行了盛大的接风宴会，并多次进行供养。（摘自《西藏通史》恰白·次旦平措主编）


在帕木竹巴统治时期，也就是中国的明朝，中国和西藏（图博）两国之间，基本上礼上往来，友好相处。正如尊者达赖喇嘛在日内瓦汉藏会议讲话中提到的：“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汉藏两个民族除了偶尔发生冲突以外，大部分时间，都以睦邻同胞之情相处，并在宗教、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交流和共同发展中，成为世代相续的朋友。”


甘丹颇章王朝（清朝）


与清朝历史相对应的，在西藏，正是甘丹颇章王朝政权时期，达赖喇嘛作为法王，成为西藏教、政的最高领袖。


不说顺治皇帝接见五世达赖喇嘛的规格，也不说慈禧和光绪，怎样向十三世达赖喇嘛保证和供养，但说中共坚持的驻藏大臣说，也不过是个象征，最多，西藏和中国之间，算是“番属”关系。


驻藏大臣多为在中国犯了法的皇亲国戚。《刺刀指向拉萨》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驻藏大臣有泰，为了满足私囊，以欺骗中国和西藏噶厦两政府为主要事业，甚至在英人入侵之时，火上烧油，犒劳英人，引起藏人的不满和轻蔑，把驻藏大臣称作“装谎言的口袋。”后来，有泰在西藏，差不多沦为了只能靠借贷度日的乞丐。


最后一位驻藏大臣联豫，上书朝廷，建议把西藏变为中国的一个行省，甚至谎报资讯，请求出兵西藏。因此，赵尔丰、钟颖共率不足二千人，一路烧杀掠夺打进西藏（赵尔丰本人没有到过拉萨），公然违背慈禧和光绪的诺言。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


但是，清兵偷窃抢劫、自相残杀，为藏人所不耻。因而，藏历水鼠年（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西藏僧俗驱逐了清朝的残兵败将，并于当年的12月14日签订《藏中协议》，所有在藏的中国官兵及家属不得不离开西藏。1913年藏历的水牛年1月8日，十三世达赖喇嘛诏示西藏独立：


……几年前，四川和云南的中国当局努力殖民化我们，借口保卫商埠，派潜大批军队（1800人）来到中部西藏。因此，我和我的大臣们离开拉萨，到了印藏边界………我现在正准备把剩余的东部西藏多喀木的中国兵赶走。现在，中国人想把西藏殖民化的意图，正像天空的彩虹一样消失了……（摘自《西藏政治史》作者：夏格巴）


甘丹颇章王朝（中华民国）


藏历水鼠年（1912年）12月29日，西藏与蒙古签订《乌兰巴托条约》，主要内容为：“西藏和蒙古摆脱满清皇帝的权威，而与中国分离并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第一条：黄帽教法之主哲布尊当巴于铁猪年11月9日宣布成为蒙古国之君主，西藏领袖达赖喇嘛对此予以承认和接受；第二条：蒙古国君主哲布尊当巴接受和承认神圣的达赖喇嘛为自主独立的西藏国之君主……”（摘自《西藏的地位》作者：Michael C.Van Walt Van Praag）


藏历木虎年（1914年）7月3日，西藏与英国在印度西姆拉，签订了《西姆拉条约》，规定：“接受外西藏为自由独立之国，并尊重该国疆域之完整……不干涉外西藏的行政事物（其中包括达赖喇嘛的认定和坐床）……”


藏历火猴年(1917年)，藏军与川军之间爆发战争。藏历土马年(1918年)，藏军攻占昌都，并收回了马尔康、察雅、桑也、贡觉与德格等地。同年8月3日，刘赞廷与台克满、噶伦喇嘛强巴丹达正式在昌都展开议和，签订了《停战条约》，共十三款，以中、英、藏三种语文缮写，主要内容：


“自立此合同之后，类乌齐、恩迭、昌都、察雅、宁静、贡觉、武城、同普、邓科、石渠、德格、 白玉等县与该处迤西之地方，归藏官管辖，汉军文武官员不得驻扎该处境内。 驻扎南路之汉军，不得过金沙江之西；驻扎北路之汉军，不得过雅砻江之西。”


西藏与周边国家独立地签订条约的事实，可以上朔到1684年，西藏与拉达克之间签订的条约，1842年，西藏与克什米尔之间签订的条约，1856年，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签订的条约，1904年西藏与英国之间签订的条约等。不仅如此，1959年以前，西藏还有自己的政府、国旗、国歌、军队、法律（十善法）、度量衡、货币、历法、语言、文字，以及自成一格的教育体系……甚至西藏人出国，拿着西藏的护照！而这些资讯，是我们无法从中共的媒体和教课书里完整得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热振与达札两位摄政王之间发生冲突，一心夺回政权的热振，曾派人带着给蒋介石的信函和礼物到中国，向国民党请求援助，表达了一旦帮助取得了政权，将改变达札政权与英国的亲密关系，听命于中国政府，但是，国民党无力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沈崇濂，这位国民党驻藏办事处处长在位期间，亲历西藏噶厦政府与尼泊尔驻西藏大使馆和印度驻西藏大使馆的关系，远胜于中国，便提出改变西藏与中国之间的现状，致电蒋介石，提出从整顿西康开始：“……西康 所处地位及历史关系，对西藏最为密切，影响亦最大。现在西康到西藏邮路不通，寄封信都须通过印度，别的事更谈不到。中央应该彻底整顿西康，更换大员，并选拔人才，充实机构，对西藏方能有所作为。”“蒋介石交戴传贤和陈布雷两人出面回沈宗濂一电，主张维持现状，不宜多事更张。电文中有‘以无事为大事，无功为大功’之语”（《西藏从政纪略》作者：陈锡璋）。


但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个狂妄的独裁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入侵，使西藏丧失了独立地位，不仅如此，也使西藏的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亚洲，陷于紧张状态。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不是野心膨胀的梦魇、不是一厢情愿的演说，更不是一次晋见和一张地图就可以改变的。我们中国绘制的世界政区图上，直到上个世纪末，锡金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在喜马拉雅之间，却改变不了它早已成为印度的一部分的事实。还有，在中华民国的地图上，蒙古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其结果，显而易见，不过是愚弄自己罢了。

完稿于2009年10月25日

参考书
《西藏的地位》作者：Michael C.Van Walt Van Praag
《西藏通史》恰白•次旦平措主编
《流王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
《The Ful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Tibet in 1904》作者：Peter Fleming
《第五世热振•土登江白益西•丹贝坚赞传略》作者：热振•江白降村
《执振事件中我奔赴祖国内地求援的经过》作者：热振•益西楚臣
《西藏从政纪略》作者：陈锡璋
《黑色年鉴：高史坦与图博历史的否定》作者：嘉央诺布
《喇嘛王国的覆灭》作者：Melvyn C. Goldstein
《西藏政治史》作者：夏格巴
《我的国土和我的子民》 达赖喇嘛 著
《流亡中的自在》 达赖喇嘛自传
《西藏七年》 Heinrich Harrer 著
《西藏是我的国家》 Heinrich Harrer 著
《十三世达赖喇嘛传》 查尔斯•贝尔著
《鞑靼西藏旅行记》 古伯察 著
《西藏笔记》 唯色 著
《天葬》 王力雄 著
《我的探险生涯》 斯文•赫定 著
《雪域境外流亡记》 约翰. F.艾夫唐 著
《西藏的神灵和鬼怪》 勒内•内贝斯基•活杰科维茨
《康藏轺征》 刘曼卿著
《藏传佛教》 才让著

推荐阅读：

《西藏王统记》 五世达赖喇嘛著
《智慧的窗扉》 十四世达赖喇嘛著
《西藏政治史》 夏格巴 著
《更敦群培文集》 更敦群培 著
《朗氏家族史》 大司徒•绛求坚赞 著
《颇罗鼐传》 多卡夏仲•策仁旺杰 著
《土观宗派源流》 土观•罗桑却季尼玛
《青史》 廓诺•迅鲁伯 著
《红史》 蔡巴•贡噶多吉 著
《新红史》 班钦•索南查巴 著
《西藏度亡经》 莲华生 著
《噶伦传》 多喀尔•策仁旺杰 著
《勋努达美》 朵噶•次仁旺杰 著
《多仁班智达传》 丹津班珠尔 著
《西藏佛教密宗》 约翰•布洛菲尔德 著

听西藏活佛开示禅定的意义和方法

禅坐是为了唤醒我们自己像天空般的心性，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真面目–不变的、构成整体生死根本的纯净觉性。

由于忙碌和散乱的心，长久以来我们就已经看不见内心深处的自性了，然而在禅坐的寂静中，我们却可以瞥见它，而且回归自性。我们的心，竟然无法保持片刻的宁静；我们心，竟是如此焦虑不安，充满成见，以致于有时候，我会认为自己活在现代世界的城市中，就像死后的中阴身似的颠沛流离，备受煎熬。根据一些资料说，多达百分之十三的美国人心理不正常，这个数字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说明了些什么呢？

我们被分割成许多不同的部分，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不知道应该认同或相信自己的哪一部分。这么多矛盾的声音、指挥和感觉争相控制我们的内心生活，让我们觉得自己散置各处，没有人留在家里。

而禅坐，就是要把心带会家。

禅定可以把心带回家，但首先要修习正念。

从前有一位老妇人来到佛陀面前，请问禅坐的方法，佛陀告诉她在从井里汲水的时候，手的每一个动作要了了分明，做到这一点，她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处在清醒和旷达的宁静中，那就是禅定。

当我在教禅坐的时候，我经常开头就说：“把你的心带回家，然后放下，然后放松。”整个禅坐过程可以简化成这三个重点：把你的心带回家、放下、放松，每句话重点都包含着许多层面的意义。

把你的心带回家，意思是透过正念的修习，把心带进安住的境界。其深义是把你的心转向内在，安息在心性之中。这本身就是最高的禅定。

放下就是把心从执著的牢狱中解放出来，因为你认识到一切痛苦、恐惧和挫折都来自执著心的贪欲。在比较深的层次里，由于你越来越了解心性而产生的体悟和信心，可以启发深广而自然的宽容心，让你解脱心里的一切执著，让心自在无碍，在禅定的启发中溶化掉。

最后，所谓放松就是心要宽广，放松心情。更深入一点来说，放松你自己，进入真正的心性，也就是本觉之中。这种启发的过程，在西藏文的意思是在本觉上放松。这就好象把一撮沙倒在平面上；每一粒沙都自动安顿下来。这就是你在真性中放松的方式，让一切思想和情绪自然地平息融入心性的状态中。

当我禅坐的时候，纽舒堪布的这首诗常常带给我很多灵感：在自然的大安详中休息吧！这个精疲力竭的心，被业力和妄念打击得束手无策，在惊涛骇浪的无情愤怒中，在轮回的无边大海中，在自然的大安详中休息吧！

最重要的是要轻松，尽可能保持自然和旷达。静静地从你习惯性的焦虑自我中溜出，放下一切执著，放松地进入你的真性里。把你平常的、情绪的、被思想驾驭的自我，想象成太阳底下的冰块或牛油。如果你正感到僵硬寒冷，就让这种侵扰在禅定的阳光下溶掉。让安详对你产生作用，以便将你的散乱心集中到安住的正念中，并在你的内心唤醒明见(clearseeing)的觉醒和观慧。你将发现你的一切负面心态全缴械了，你的侵扰溶解了，你的混乱慢慢蒸发了，如浓雾溶进你那广大无瑕、绝对自性的天空中一般。

静静坐着，躯干挺直不动，禁语，心情平静，让一切思想和情绪来了又走，什么都不要执著。

这种境界感觉起来像什么呢？敦珠仁波切经常说，就像一个人在野外做了一整天的苦工回到家，一骨碌坐到火炉前心爱的椅子里。他已经工作一整天，知道自己已经做完了想做的事；没有什么还要担忧的，也没有什么还未完成的，他可以完全放下一切牵挂，满足，自在。因此，当你禅坐时，重要的是创造正确的内心环境。一切挣扎和奋斗都来自狭隘的心境，所以创造那种正确的环境，有助于你达到真正的禅定。当幽默和旷达呈现时，禅定不费吹灰之力就生起了。

有时候当我禅坐时，我并不使用任何特定的方法。我只是让心安定下来，尤其在受到启示时，我发现很快就能够把心带回家和放松。我静静坐着，歇息在心性中；我不去怀疑是否处在“正确的”境界中。一点也不用力，只有充分的了解、清醒和不可动摇的笃定。当我在心性之中时，凡夫心就消失了。没有必要去维系或肯定自己的存在；我只是当下的我。一种基本的信赖就呈现了，不必特别去做什么。

王建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a58ffe0100grxi.html
转自《民间藏事》

西藏流亡官方强烈谴责中共秘密枪决藏人

【挪威西藏之声10月23日报导】中共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周二（20日）对4名参与去年3月西藏抗议活动的藏人秘密执行枪决，引起西藏人民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强烈抗议。

今年4月8日，中共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纵火为罪名，对参与去年三月拉萨抗议活动的现年28岁藏人洛桑坚才和30岁的落牙判处死刑。境内消息证实，本周二上午10点钟，当局在拉萨秘密枪决了洛桑坚才、洛牙和据称一名拉萨尼木县妇女彭吉，以及另一名来自安多、暂未获知名字的藏人男子。消息说，当局已把洛桑坚才的遗体交给了他的家人，此外洛牙已被火化的骨灰也交给了他的亲属。

西藏人民议会昨天（22日）发布声明，对当局枪决四名藏人表达强烈悲痛和遗憾，并祈愿他们的亡灵超度到和平境地。

声明强烈谴责中共的这一非法行为。声明说，自去年三月事件后，中共当局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下，对那些就中共治藏政策表达抗议的藏人进行非法逮捕、监禁、虐待和判刑。

西藏人民议会呼吁中共停止非法行径，实现藏人合法的诉求，并呼吁支持西藏问题的国际各界对境内藏人当前苦难给予关注和发声。

西藏流亡政府也对中共枪决四名藏人表达强烈遗憾和抗议。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图登桑佩今天（23日）向本台表示，（录音）自由发表观点、和平展开示威是每个人的权利，而在西藏，藏人为了民族利益和特性表达抗议，却遭到监禁，甚至被枪决，这是过度严厉的惩罚。

图登桑佩表示，对于四名藏人的枪决，中共媒体却只字未提。中共在国内民众间隐藏自己犯下的罪行，反之通过白皮书大肆宣传藏人在西藏享有幸福及各项权利。事实上，仅白皮书是无法掩盖中共的罪行，以及在藏实施对藏人毫无任何利益的错误政策。

达赖喇嘛：民主价值远胜经济利益

自由时报

（特派记者谢文华／印度达兰萨拉专访)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八八水灾后，应南部七县市首长邀请，远从印度赶赴台湾，为死者与生者祈福。短短四天单纯祈福行，却引爆国共联手打压争议，当时在小林村法会，面对中外记者提出诸多麻辣议题，达赖喇嘛乾脆地说：「要问政治问题，到印度来找我吧！」此次专访中，他强调，民主自由价值，远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也透露自己曾多次呼吁：「保护台湾的民主与自由，是自由国家的共同义务」。以下是记者十八日在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办公室进行的专访：

谈来台遇抗议人士

高兴他们享受台湾自由

记者问：与前两次（一九九九、二○○一年）相较，您今年第三次来台，是否感觉台湾有什麼不同和变化？

达赖喇嘛：这次是应灾区的邀请前往祈福，所以感受比较不一样，我个人觉得，到了灾区，心情比较感伤。另外我能够到台湾，跟很多同修、法师们一起祈福，从这个角度讲，我也相当高兴。

刚开始，我到台湾，有一些媒体对我比较犹豫不决、负面报导也有，也出现一些人抗议。一方面关於这些抗议的人啊，我觉得比较好笑，但是一方面，也觉得比较高兴，因为他们可以享受台湾的自由；后来我也跟他们讲过，他们可以把这个自由的环境，传送到中国去更好。

我到台湾后几天，媒体的报导愈来愈正面，可能是因为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我回到印度以后，台湾的陆委会在一个公开的讲话裡面说，「达赖喇嘛的访问，没有造成海峡两岸关係的影响」，我听到这个消息，也觉得比较欣慰。

问：对过去政治人物抢著要见您，这次却避而不见，您的看法？有感觉台湾社会氛围和过去有什麼不同？

答：我没有觉得任何的惊奇、没有觉得任何的惊讶，因为最近以来，海峡两岸的关係逐渐加强，因此使得台湾也获得一些实质性的利益，除了经济上的利益以外，民眾对中共恐惧的心，也比原来减少了一些。

当然我们也知道，政治人物为了保护他的一些相关的发展，跟加强双方的发展，他们要有些顾虑，这是我可以理解的。

论马政府与中交流

首要应先保护台湾民主

问：但是台湾有另一部份的人反而对现况更加恐惧，感觉中国加速想併吞台湾，因为马政府一面倒讲中共好的部份；对於台湾政府跟中共合作、交流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提醒？

答：我之前就一直在讲，未来台湾的前途问题，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所以你刚刚讲的，因为这样的交流而觉得更恐惧、更害怕的这些台湾人，在社会当中应该发出声音，当然在一些公开讨论裡面，也应提出来，社会必须多些讨论，这是很重要的。

我跟很多外国朋友见面时，不管是政府的或非政府的，在美国、在欧洲，我一再地跟他们讲，台湾跟中国之间，要建立一个特殊的关係，是很重要的，但在建立特殊的关係当中，必须保护台湾的民主，有这个必要！而且我跟这些自由国家人士讲，「保护台湾的民主跟自由，是这些国家的义务」，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呼吁。

问：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经济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考量下，採取「选择式的民主」，譬如在某种时刻，对达赖喇嘛就保持一个距离，简单来说，世界各国都要看中共脸色，这时要不要见达赖喇嘛？能不能见热比婭？您是否会觉得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民主大倒退？是否会为这种现象忧心？

答：世界上的很多事物，是相互连繫、相互有关的。佛法当中有讲一个道理，即因缘的关係，就是说，一件事情也好、一个事物也好，他是连繫到很多很多的事物跟事件，然而，这些问题是「复杂、复杂的（中文）」（呵呵呵）。我认为，这应该是由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作一些公开的讨论，透过发表文章的方式、透过对谈，透过各方面的讨论，这是很重要的。

经济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很实际性的问题，但从根本的利益上来讲的话，「经济的利益」与「民主的利益」相较，我觉得「民主的利益」更重要。「如果没有民主，就是有经济也没有用！」有了民主，应该会有更重要的发展；若没有民主，可能会失去更多创新的空间，当没有这种创新的空间、创意的空间的时候，经济跟文化的发展，可能会面对更多瓶颈，因为没有民主的国家和地方，权力都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

与中和谈西藏问题

中国民主化不是不可能

问：您来到台湾，谈及希望台湾去影响中国的民主，但连美国面对中共都不得不低头，而您与中共亦和谈了十七次，去年却仍发生西藏人民遭中共武警血腥镇压惨剧，您是否还相信中共？您是基於什麼样的信念与理由，认为中共的极权是可能被鬆动的？

答：共產党专制体制下，不是不可能解决西藏问题，可以找出双方都有利益的事，我们在努力；然而中国若能民主化，西藏问题，可能迎刃而解。近来我也见了中国知识份子、学者、专家，他们都有开明的想法，理性看待西藏问题，目前空间满大的，这在三、四十年前是不可能的事。三、四十年前，没有一个人敢见我，如果来了一个，回去可能就要被「劳改」（哈哈哈）。所以「（局势）一直在变化」。

西藏事件发生一年多来，三百多名海内外中国学者、作家、知识份子，在欧洲、美国、达兰萨拉，单独与我见面，他们都支持我主张「西藏自治」的正义中道路线。而去年三月至今一年多，支持西藏的中文文章将近七百多篇，有些人甚至支持西藏独立。

问：比您的要求更多？

答：哈哈哈，对啊，超出我所诉求的范围。

问：您从出生以来，从来没有机会选择您的人生，如果您此世不被认定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您曾想过希望当一个什麼样的人吗？

答：既然我是达赖喇嘛，就是达赖喇嘛，没有想过其他。我这一生有三个工作，一是提升人类的善性；一是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这两件事情，在我有生之年，都会尽力去推动。第三项工作，因为我是西藏人、是「达赖喇嘛」，所以我有义务与责任，为西藏人代言，不过，因为在二○○一年，流亡政府的总理已改为全民直选，所以现在我可以说，在这方面，处於半退休的状态。

── 原载 自由时报

法广中文部专访达赖喇嘛尊者

自2008年三月西藏危机发生以来，隐藏在中国崛起背后的政治诉求冲突、族群矛盾以及宗教信仰分歧等问题日益凸显。作为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追寻民主、自治和独立的象征，是中国与西方外交纠纷中的“争议性”人物，而在很多人眼里，他更是解决西藏危机的希望。

刚刚结束访美行程的达赖喇嘛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 印度达兰萨拉接受了本台中文部记者雅尼克的专访。
21/10/2009 10:01 TU

记者：2008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同西藏前途紧密相关的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即国际舆论所称的08年三月直到五月的西藏危机，第二件事是今年七月以来的新疆危机。新疆危机虽然同西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均显示中国汉民族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问题已经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您如何看待这两件事，藏民族是否应该寻求同维吾尔民族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争取更大的空间，无论是独立还是自治？

达赖喇嘛：关于新疆的这个问题， 我在1954年作为全国人民大会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见到一些新疆当地的官员。我当时就感受到这些官员他们内心中的痛苦，就是说对当局不满的痛苦。1959年，我离开西藏到印度以后，我们与新疆一些人也有接触，接触的次数也比较多，大家相互关心，同食同寝。大家一起叫苦，因为都有压力，都面临一样的状况。这些新疆人中，部分人一直认为应该寻求新疆的独立，而且就独立的手段上说，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所以我们之间的接触愈来愈少了，几乎没有很密切的接触。热比娅女士从中国出来后，我在美国与她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我们并没有详细地谈论问题。后来，在德国与其见面时，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讨论一些问题。当时，我把我的一些理念、想法非常详细地解释给她听。她非常清楚地对我说，支持达赖喇嘛所寻求的西藏自治方式。她认为新疆也应该寻求自治，就方式来说，她觉得应该是用非暴力的方式。她完全支持我的非暴力方式，觉得新疆的自治问题应该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新疆的“七·五”事件发生后，我在捷克布拉克参加诺贝尔获奖者的高峰会时再次与热比娅会面。那时，我们也谈到一些问题。当然，她充分肯定了我寻求自治的非暴力方式，她本人也觉得应该走这一方向。最近，热比娅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会议上，公开表示新疆的未来是要寻求真正、高度的自治。他们完全支持非暴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愈来愈走到一起了。

记者：请问您与热比娅在德国见面是哪一年的？

达赖喇嘛：2007年，在汉堡。

记者：也就是说，在不使用暴力这点上，热比娅夫人与您的观点一致？

达赖喇嘛：完全一样。

记者：自治问题上呢？

达赖喇嘛：也是一样的。有些人批评我与热比娅见面。他们批评说，热比娅在中国政府那形象很不好，特别是中国政府认为热比娅是恐怖主义的头目，认为达赖喇嘛不应该见她。很多中国朋友对我这样说。我告诉这些中国朋友，我见热比娅，其实帮助了她，使她赞成我的自治和非暴力（的立场），使她结束了那种理念和斗争的方式，我其实帮了她。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记者：热比娅并没有你在西藏人民当中的影响，她可能并不具备如此大的影响力使得新疆其他人也走非暴力的道路。

达赖喇嘛：阿图坎（音译名）曾是新疆独立时期政府的部长，如今已经过世，但他的儿子还活着。我对热比娅说：你现在可以说是新疆的一名领导人，你应该有责任让全世界的新疆异议分子、流亡人士统一起来，这是你的一个责任。在（八九）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许多民主运动人士去了美国、欧洲、澳洲及其它国家。那时，见到他们，我也呼吁他们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力量。我说，这很重要。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统一的力量一直没有形成。

记者：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你们尚未见面。这次在美国您没有与他会面是否与中国外交上的主动出击有关？此外，您什么时候与奥巴马见面？就此，有何安排？

达赖喇嘛：关于这个问题，（首先），中共的外交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奥巴马本身的想法是希望在访问中国时，把对西藏人民最有利的、能够帮助西藏的一些问题与中共相关的领导人交流，因此他希望在交流前，不要激怒中国，不要让中国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我觉着这也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西藏的问题。第二点，透过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也接到一些中共相关领导人希望我不要在这一时间与奥巴马见面这样的讯息。这是通过朋友提的一些建议，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同意。基于这两个原因，在上一次去美国时，我同意不见奥巴马。当然，达成的协议是，奥巴马从中国回去后，什么时候都可以与我见面。但我要按照我的行程安排，并不能随时去（美国）。我到世界其它国家的行程可能是一年两年前定好的，（如果）因为见奥巴马，我要取消这些行程，我在道义上对不起它们，所以我不能立刻去。我想，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我可能会见到奥巴马。

您提到这个问题，我在美国接受CNN采访时也谈到了，我的回答大概一样。同时，我对他们开玩笑地说道，去年，我见了德国的总理和法国的总统，使得他们面对中国的惩罚。如果我见了奥巴马，中共想惩罚奥巴马不行，不惩罚也不行，这可能很微妙。您也知道，我见了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后，中共非常不高兴。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共认为我是一个魔鬼，法国总统与一个魔鬼见面的话，他们当然不高兴。

我去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我去这些国家的目的其实不是要见政治人物 。我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我的责任，我的发言是为了提升人类的善心。人类的道德操守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作为六十亿当中的一个人，人类的一份子，我有这个责任与义务去提升人类内心既有的善根。这与宗教没有关系，任何人都具有内心的善根，我们要发现它，提升它，使得人类成为和谐的群体。 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至于第二个目标，作为一个宗教人物，我一直在全世界各地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与和睦。我觉着这很重要。这两个目标，我认为是我的责任。所以，到每一个国家，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对大众的演讲和与人民的见面，还有对话和论坛等。见到国家的领导人，我觉得很高兴，但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同时我也不想给他们造成困扰。

记者：您见过萨科齐及其夫人，您的印象如何？

在法国南部，我先与萨科齐夫人见面，她见到我很激动，直来直爽的，我觉得很好。

与萨科齐总统见面是在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获诺贝尔奖纪念会上，（编者案：2008年12月7日，达赖喇嘛与萨科齐在出席“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庆祝仪式”的间隙中举行会谈。）总统这个人直来直去的，没有任何做作，我觉得非常好。

记者：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为一个有世界声誉的精神领袖，您对西藏的观点固然重要，但您对中国整体甚至世界整体走势的看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国发展的前景？

达赖喇嘛：通过这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采访，我想说的是，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国家，未来，中国将成为很重要的国家。中国这个大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时，其关键问题在于应该利于这个世界、帮助这个世界、服务于这个世界，这样她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现在，中国为何不能做这些呢？关键在于世界不信任中国。为什么不信任呢？因为中国没有媒体的透明化，整个国家的透明化尚有待于改善。比如说，现在中国政府一再提国家机密，国家机密在战争时期、在革命时期、在内战时期，例如说朝鲜战争时期，那时当然有国家机密，但现在是一个和平时期。和平时期不透明，这是一种可悲的状况，令人感到惋惜。所以，未来，中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大国，成为利于世界的一个大国的话，关键的一点就是透明化。（现在），由于不透明，使得周边国家，很多人对中国产生怀疑与猜忌。新闻的垄断、新闻的封锁和新闻的歪曲这不仅仅是个不透明的问题，对中国本身的形象是有损害的，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一个障碍。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都会犯错误，犯错了就应该面对，对世界说对不起。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18/article_16918.asp

嘎代才让：天边的哭声（组诗）

—献给那些一边受苦受难，一边自得其乐的人们！


《守望还是离开，我的黑帐篷》

“我很爱你。和你不同，我热爱的还有这
接踵而来的袭击”
——眼里打滚的泪珠，不，千秋万代无动于衷的
身子，还没来得及
主动上前，一个拳脚
滚入一侧。
不，我又做梦了？

“我很爱你，在酒吧闲坐
醉酒的嘴唇微微颤抖，想问我
‘假如回到故乡，你还会想起我们互相询问的
这些词儿吗？’”
其实开口也不难；你只不过突然对
这片土地，产生了恐惧和厌恶，
我早已看穿。
什么都不必说。

“慢慢地，若干年后
大雪纷飞，淹没了大半个草原，我的祖父祖母
一声赶一声地咳嗽
直至喉咙出了血”
——这封信读得我浑身不适
感觉不能忽视的还有：
战争，瘟疫，逼迫等等
有毒的字眼。

“这个冬天，我提前进入了
一个不算熟识的空间
这与机缘无关。”
只是，这季节来势凶猛，没有任何预兆
“我只剩下这破旧的帐篷
还有一幅尊者的画像……”

“如果这个时候你对我表白爱意
我希望这是一个开始：
脸红。接吻。做爱。生儿育女——
成就一个家
——哦，美好的家。”
草原上，这是春天。我一开始就
说出一个真理：

“我的领土，是被热爱的
我心凄然眷顾……”

2009-10-22

《天边的哭声》

“彻夜不眠——
基于绝望。既是肉体，又是灵魂”
两种肤色的人在聊天
融入生活。

“如果一定要我掉眼泪
请你吻我吧！
你的嘴唇带有故乡的气息”

“一个怕冷的人
在高处生活，忍耐着空无一物
没有终点”

“试图拉近距离
但悲壮的爱情无法抵挡
眼前的隔阂……”

2009-10-22

《穿行，归属于大地》

“不需要任何理由来
打乱这轮回的秩序！”

“母亲和情人因挥别而冻伤的手
追随他们
就像青海湖追随着
两个女人的
恳求和泪水” ①

绕过这座山，你和我
就要各奔东西了。

注释：①引自诗人古马诗句。

2009-10-22

《回到自己的西藏》

“万籁寂静，精神的光芒慈悲而温暖
一张沉痛的地图上
我找见了西藏……”

“清晨细雨，讴歌着
闪光的母语
此刻，我终止了抒写——
我看见了
核心：经卷在燃烧
哭泣的僧人背起了即将断裂的使命
比远方更近。
其实是一座山抵挡了你的视线
犹如一地亡灵在缠绕
怀揣一把刀子的牧民
——我的同胞。

火焰巨大。你刺骨的
疼痛还在延续：

“双手合十，歌颂上师
这该是神示之上的引领，只为同胞听取！”
如果你投入高原
请和我一起叙述宫殿的寂静

“当万物归于寂静
梦见自己在怀念那颗奶桶中丢下的泪水
那是谁的眼泪？”
——我的西藏只剩下桑烟与祝颂：
十万经轮，不分昼夜地
旋转。貌似与神作舞。

“失散的亲人，在阳光中微笑不语
我是西藏最美的人儿！”

2009-10-22

长平：中国知识分子的畸变

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当局对他们的迫害，而是对他们的改造。或者说，改造乃是最大的迫害。如今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都是经过改造后的知识怪胎。

“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定下这个准则的孟子，开出的条件其实很低：“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或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维护尊严，并不需要呐喊抗争，只要三缄其口就行了。如此卑微的要求，在古代社会基本都得到了满足。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就从此处着手：任何人都没有沉默的权利，否则就被冠以“死不改悔”的罪名。最厉害的是，迫你开口，又并不是让你分析辩解，而是自我羞辱。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本身就是以自辱的方式开始的。且不说政权未立之时，毛泽东等人对知识分子尊敬有加，百般诓哄，政权初立，就立即翻脸，六亲不认，单说这个运动过程，分明是上面大计早定，却要让知识分子负荆请罪，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配合唱双簧。

1951年9月，周恩来授意马寅初给他写了一封信，以十二位教授的名义，“敦请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董（必武）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教育部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9月29日，经毛泽东批示，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京津地区20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做报告，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拉开了运动的序幕。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定下了这场大型手术的方案：“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随后，在威逼利诱之下，知识分子们开始写检查。很多人以为，蒙混一下就能过关，但是人性的弱点一旦发动，就会自我繁殖，不知所终。那些学贯中西、性情孤傲的知识分子，很快展开了一场自我羞辱的竞赛。

八十年代以后，在主流舆论中重获尊敬，甚至被奉为德高望重的大师们，如剧作家曹禺、社会学家费孝通、哲学家冯友兰、法学家雷洁琼、漫画家丰子恺、作曲家贺绿汀、美学家朱光潜、建筑学家梁思成、文学批评家吴宓等等，在那场运动中都纷纷自我丑化，或痛挖“思想上的脓疮”，或发现自己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或认为自己是“压榨劳动人民血汗的剥削者”。桥梁专家茅以升一口气给自己戴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温情主义等十三顶大帽子。物理学家周培源，则在《光明日报》上说自己“无耻地向美国物理界的学阀密立根请求工作机会，……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我愿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给我的余毒，下了决心重新做人”。

何以自轻自贱若此？乃缘于中共收拾他们的手法高妙。西方人说“洗脑”，听起来已经很形象很恐怖了，但是在中国还不够，全身上下都不留死角，谓之“洗澡”。作家杨绛以《洗澡》为题写了一部小说，借其中人物说：“难听着呢！叫什么‘脱裤子，割尾巴！’女教师也叫她们脱裤子！？”并描述“洗澡胜状”：职位高的，校长院长之类，洗“大盆”，职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全体大会是最大的“大盆”，人多就是水多，就是“澡盆”大，一般教授，只要洗个“小盆澡”，在本系洗。

设计精微但是言辞粗鄙，就是为了撕下知识分子的斯文面纱，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什么东西，然后自己打自己耳光。除此之外，还要迫你去“帮助”那些不肯对自己下重手的同行。比如被毛泽东斥为“从此我再不要见他”的哲学教授张东荪，多次检讨都未能过关，于是翦伯赞、雷洁琼、贾淑英和一干学生都被安排轮番上场，“揭穿投机政客张东荪的反动本质”。

民国时期忧国忧民的谦谦君子，到了新中国都被注射了政治狂犬病毒，先疯狂咬自己，再疯狂咬别人，经过随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的人格尊严，已经荡然无存。接踵而来的“反右”和“文革”的惨烈斗争，则为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在这两场炼狱中，以知识分子身份和灵魂坚持抗争者已不多见，大批文人学者，跟其他任何人一样，不过是在身体的存亡之间进行挣扎。曾经抄录过英国政治理论家柯亨语录“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之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枪毙与绞刑”的张东荪，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曾经说过“自由在国民党是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是有无的问题”的储安平失踪了，“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的傅雷夫妇自杀了，质问“谁给了他们权力”的老舍跳湖了……，被抄家、捆绑、戴高帽、游街、吐唾沫、挨打，这些动摇基本人性的侮辱与损害，不仅让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知识分子彻底丧失了开启民智、担当良知的功能，而且和未被开化的民众一起，成为掌握生死予夺大权的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学校教材中对于历史的篡改，八个样板戏对于文艺的垄断，“两报一刊”对于舆论的控制，都是知识分子听话合谋的结果。其中有不少人，还患上了“斯德哥尔摹综合症”，对迫害产生了依赖。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结束，思想或者身体的牢笼才刚刚打开一条缝隙，就听见皇恩浩荡、感激涕零的声音响彻神州。被成功改造的知识分子，以及被这些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虽然有深刻反思“文革”的冲动，但是既没有闯入思想禁区的勇气，也算闯入也无所建树了。“伤痕文学”也好，巴金的《随想录》也，尽管不乏揭示历史真相、唤醒麻木良知的价值，但是也未免沦为当局新政的脂粉。

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希望重现，然而跟改造前的知识分子思想相比，不过是一丝稀薄的微光而已，立即被“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黑云冲散。“六，四”镇压之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已成惊弓之鸟，或投笔从商，蝇营狗苟于物质世界；或埋首故纸堆中，美其名曰“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在此种境况中，学问大家钱锺书、季羡林等人获得至高荣誉，甚至成为道德楷模，不亦悲乎。

新一代知识分子不再需要被改造，而是从小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洗礼，畸变成为基因，被期待长大以后又红又专。无奈时移世易，颜色迅速变得模糊。左顾右盼之后，他们中有不少人想要认祖归宗。然而回头的路布满荆棘，畸变的灵魂首鼠两端。早在五四时期都已经坦坦荡荡地谈过的民主自由，如今还在中国媒体上欲说还休。

—— 原载: 作者博客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October 20, 2009

转自《纵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