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贡嘎扎西

2008年7月，为了倾听达赖喇嘛尊者讲法，我与加拿大卡尔加里的几位藏人朋友，一起来到美国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

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云集于此，不仅停车场停满了车，包括远处的草地上也停满了车。每天讲法结束后，还会举行讨论西藏局势、表演西藏歌舞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参加。对藏人而言，这并不奇怪。长期以来，欧美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西藏文化研究，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等十多个国家都设有藏学研究机构，因此，外国人的身影在这样的场合十分常见。

真正让人意外的，反而是我——一个出生于中国的汉人。我的出现，引起了周围藏人的好奇。事实上，海外关注西藏问题的汉人民主人士并不少见。但他们更多是与流亡政府高层建立联系，或希望见达赖喇嘛尊者。而我只是坐在数以万计的信众中，场场不落地聆听讲法，不主动结识官员，也没有提出任何求见请求。

不久，我的藏人朋友告诉我："流亡政府这边有位会说汉语的人，在明天中午见你。"

我欣然答应。

第二天中午，讲法结束后，朋友把我带到休息厅，叮嘱我："就在这里等，不要走，他马上就来。"

然而，这个"马上"却让我一直等到了午饭时间，肚子早已饿得咕咕作响。正准备离开时，一位戴着眼镜、身穿西装的男子才终于走来。

"我叫贡嘎扎西，是达赖喇嘛驻纽约办事处西藏问题分析员。"

我也作了自我介绍。四下望去，窗边正好空着两把折叠椅，我提议："我们到那边坐着聊吧。"

他点点头，我们便坐下来交谈。

由于中国长期严密封锁来自达兰萨拉的信息，对我而言，流亡政府一直带着几分神秘色彩。而眼前坐着的，正是一位流亡政府官员。我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贡嘎扎西始终耐心细致地回答。

临别时，他不仅留下了办公室电话，还把手机号码写给我，笑着说："以后有什么问题，哪怕再小，也随时可以打电话。"

那次见面，成为我们交往的开始。

后来，我在著名西藏作家唯色的博客发表了对贡嘎扎西的采访《军队、机枪和子弹，控制不了藏人的心》。采访发表后不久，贡嘎扎西打来电话，邀请我赴美国波士顿参加杨建利组织的"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但我婉言谢绝了。

同年10月，贡嘎扎西再次来电，邀请我前往印度达兰萨拉。这一次，我没有犹豫。

2008年11月，我来到达兰萨拉。贡嘎扎西也从美国返回，参加藏人特别代表大会，并专门为我安排了一系列采访。不仅如此，在采访过程中，他还亲自担任翻译。短短一段时间的相处，他的热情与细致，让我十分感动。后来，我专门写下了一篇文章《一个特别的西藏人》，记录这段经历。

回到加拿大后，我们的联系逐渐频繁起来。他常常在上班后先给我打电话。有时请我协助整理日内瓦会议文集；有时把一些汉人撰写的西藏问题文章发给我，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有一天，他转来一封陈一咨写给他的私人电子邮件，说打开后全是乱码，以为只是Word软件不兼容，请我帮忙看看。我打开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能够辨认。邮件中，陈一咨提醒贡嘎扎西：在西藏问题上，不要相信盛雪。

2009年9月，贡嘎扎西再次来电，希望我担任温哥华汉藏会议的主持人。

他说："这次会议的场地和午餐，都由温哥华藏人社团承担，不需要再花钱。"

但我拒绝了。我只是一个写作者，不是政治活动家，很不喜欢热闹。

但贡嘎扎西没有放弃。

"如果改由盛雪主持，你来参加，总可以吧？"

我仍然推辞："达赖喇嘛尊者下一站就要访问卡尔加里，我已经接到卡尔加里大学通知，要去领取特别通行证，还有很多准备工作。"

然而，贡嘎扎西没有接我的话，只是一再说：

"你一定要支持盛雪。不仅要来，还要发言。"

见我沉默，他又补充了一句：

"你参加温哥华会议，就是支持我的工作。"

面对他一再坚持，我终于答应了。


现在回头看，我才意识到，第一次与贡嘎扎西见面时，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毫无背景的汉人，因此，即使约好了见面，我仍在休息厅等了很久。而当他发现，我能够写作、采访，并与汉人社会建立沟通之后，他对我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联系越来越主动，也越来越频繁。

我一直以为，这是因为彼此建立了信任。直到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才逐渐明白，这种变化并不仅仅源于友谊，也与工作的需要和现实的考量有关。

更令我意外的是，后来在盛雪对我的一系列攻击中，贡嘎扎西始终不择手段地支持盛雪。当然，在有些人眼里，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她）是不是诚实的，而取决于他（她）能带来什么。




朱瑞编著 《见识江湖》——回忆与文存 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