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汉人

文/朱瑞

2008年11月22日中午12点，我到了祖拉康前，准备和十位民运人士一起晋见达赖喇嘛尊者。

长长的，没有尽头的队伍，正在缓慢地从祖拉康移向达赖喇嘛尊者的寝宫。我联想到拉萨的冬宫布达拉和夏宫诺布林卡，那亘古无双的精髓，如今在哪里？队伍中的人们，都是刚刚翻越雪山，冒着生命危险，从藏区各地步行而来的逃亡者。他们穿着节日盛装，最小的，还在母亲的怀里吃奶，最老的，拄着拐杖，步履蹒跚。有的看上去满脸沧桑，像露宿风餐的牧羊人、农人；有的看上去保养良好，像养尊处优的城里干部。各个阶层，各个年龄的人都来了。他们向前移动的同时，前额还轻触着手里的哈达，低声祈祷。进入寝宫时，都不约而同地弯下了身子。是的，每一个藏人，在朝见达赖喇嘛尊者时，都不会抬起腰，即使藏传佛教的其他法王也不例外。藏人视尊者为佛法僧三宝中的一宝，如法守戒使他超越凡俗，变得高贵。还有，尊者是登地菩萨，观世音的化身，因世间众多的有情仍然挣扎在烦恼里，他发愿再来，降落人间，普度每一个生命。凡夫们礼敬尊者，希望在自己的成长中，有尊者的指导、加持和庇护，并达到尊者的境界。这其实，是在为自己积累福智的资粮。

十位民运人士在外交与新闻部的旺贞拉姆小姐陪伴下，及时地赶到了。

尊者仍在接见他的子民。三位怀抱着鲜花的印度人，和我们一样，在外间的客厅里等候晋见。带着露珠的鲜花，尽情地盛开着，散着清香。这很像藏人的习惯：拜见尊者的时候，常带着最珍贵的供品。据说，流亡政府图书馆里收藏的金、银汁大藏经，贝叶经，佛像等，都是藏人克服种种困难，小心翼翼地从西藏境内背来，供养尊者的。一位藏人朋友告诉我，她的父亲曾珍藏着一条价值连成的卡垫，买旧货的商人，每次到她的家，都会加上一些钱，而她的父亲说，“就是他们出一百万我也不卖，这是将来有机会时呈献衮顿的。”她说，“我的家里还有一个鸡蛋形黄色瓷杯，杯底印有一条几乎肉眼看不见的龙，有水的时候，龙会自然变大，那是一件稀世珍宝。我的父亲也常说，‘这是献给衮顿的。’”后来，我的朋友的父亲因为收藏流亡社区的书籍，被抓进了监狱，不久，去世了。家里的收藏被抢劫一空。“我最难过的就是父亲一直希望呈献衮顿的东西都丢了。” 朋友自然自语着。

轮到我们晋见了。十位民运人士被安排在前面的沙发里，围着矮茶几。我和旺贞拉姆小姐一起坐在了后面的椅子上。

尊者进来了，大家立刻站起，敬献哈达。尊者认出了其中的一、两个人，很高兴地和他们握手。轮到我展开哈达，走近尊者时，他更深地笑了，“你穿着藏服啊！”为我戴上哈达后，尊者握住了我的手。尊者的手不强壮，也不软弱，这是一只稍微干燥而没有任何欲望的手，清净，慈悲，载满了空性。

尊者在右边的第一个沙发里坐下后，我们相继坐下了。

今天能见到大家非常高兴，由衷地欢迎你们。尊者说话了。

来自澳洲民主阵线的秦晋先生说：……我这次到达兰萨拉的目的，是请求尊者您担任中国民主运动的总领袖，因为您在世界和中国民运人士的心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威望，只有您才能把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这个，我看不太合适。尊者微笑着。

那么，召开联合民运大会时，请您参加可以吗？另一位澳洲来的人士说话了。

这可以。尊者说。

在台湾召开吧？一位台湾人立即接过了话题。

台湾的佛教徒，每次来达兰萨拉见我时，都流着眼泪，说，您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台湾？尊者停下了，又说，不过，是否先考虑在美国？

就有人说到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尊者看着那位台湾人，说，我不反对一个中国。为什么你们不能反过来以台湾的民主解放大陆呢？

又说到了民运。

我给你们民运提个意见。尊者说，你们的力量太分散。有不同的意见不是坏事。在藏人中，也是什么看法都有，甚至有人对我的中间道路批评的很厉害。这不是什么坏事，应该让大家把想法都说出来。现在，我们正在召开的特别会议，就是让大家说出不同的看法。最后还是有一个统一的愿望，就是都希望解决西藏问题。代表们说出的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心愿，也是境内藏人的心愿。因为境内藏人没有说话的自由。我从没有说过我是藏人的领袖，只是说，我是六百万藏人的自由代言人。如果你们也能代表中国境内的民众说话，尤其是代表中国农民，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因为他们在中国境内没有说话的权力。意见不同不是坏事，仍然可以组织起来，轮流负责领导。

两位僧人端来了茶。是纯正的红茶，由我们自己加糖和奶。我和旺贞拉姆小姐等待着尊者，直到他喝了第一口，我们才端起杯子。

谈到藏中会谈时，澳洲来的一位先生说，在这方面，我有一个想法，一般来说，中国的官员们，总是把上层的思路摸索得很准，我想主要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并没有把流亡政府的代表的真实想法反映到上层，而是按照上层的想法汇报了情况。

有人提到五台山，说，尊者，我相信您一定能回到五台山。

尊者说，我曾和一位台湾法师发愿，有朝一日去五台山，我将用藏文念诵《中观根本论》，他用中文念诵，如果因缘具足，再请一位印度人用梵文念诵……

尊者又谈到现在的中国政府已和过去不一样了。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的胡锦涛时代，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从邓小平不管黑猫白猫，抓推老鼠就是好猫起，中国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了。他说，“如果毛泽东能返身回来的话，会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右派，我要统统开除。”

惹得大家一阵笑声。我惊讶于尊者极为准确的汉语发音，比如各族人民大团结，民主，及每一个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名字，甚至尊者能听懂我们用汉语谈话的基本内容。尊者称赞胡耀帮，是一个不同寻常（extraordinary）的中国领导人。

当我们从达兰萨拉这间朴素的会客室里，凝望世界的时候，天地如此真实而层次有致。我理解了藏人为什么把尊者比作太阳，世界为什么把尊者奉为和平的导师。短短的两个小时四十分钟，不自觉中，我们扔掉了一些当代中国人固有的猜忌，虚假，复杂，也变得简单，真挚，甚至虔诚了。可是，半个世纪以来，尊者竟然被指定为残酷剥削藏人的“农奴主的总代表”，“分裂主义头目”！

为什么中国政府的理念，总是和这个世界相悖？为什么那些邪恶的政权，比如缅甸，北韩，苏丹，及前红色高棉的支持者，都是中国？“中国政府，当之无愧地成了地球上黑社会的老大！”这是世人的口头禅。然而，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从那个黑社会里走出来，看见明媚和平的天空和感受到达赖喇嘛尊者那迂回在宇宙之间的菩提心呢？

结束时，有人请求尊者签名留念。尊者提笔，在每一个人的哈达上，用藏文写下了：达赖喇嘛。“啊，图吉且！”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尊者停下了签名的手，抬起头，笑了，“图吉且？你可以说图吉且啊！”

又有人请求和尊者照相。尊者就站在中间，尽量地张开双臂，让每一个人都能进入他的怀里。我把手递给尊者，他攥住了，又一次，那超凡脱俗的怜爱和清净，绵绵而来。

站在我们中间，尊者谈起了他最近在新德里的手术，说，那样的手术，一般人只用十五分钟，而我用了三个小时，休息了一个星期，现在好了。我还可以吧？

的确，尊者看上去健康而又神清气爽。

大家仍然依依不舍地围着尊者。“我和你们一个一个地照相。”尊者说。一位从日本来的中国女士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所感动，拥抱了尊者，而我恰好站在这位女士身边，也拥抱了尊者。

走出尊者的住地，那长长的没有尽头的朝圣队伍已被转经的人们取代。祖拉康之上，经轮转动的声音，由远而近。为什么我要和尊者拥抱？我突然问自己，并想起了西藏古老的关于双肩燃烧着神灯的传说。在遥远的拉萨时，我曾注意到，就是普通的藏人，在背着重量的时候，也尽力地用臂膀承载，以呵护双肩。而尊者，作为观音菩萨的化身，那千手千眼之间，何止仅有照明的神灯？！我想到那些西方元首在接见尊者的时候，都尽量地保持距离，以握手和鞠躬表达他们甚深的尊敬。我知道，我的行为在藏人的眼里，必定怪诞。

为什么不能入乡随俗？从我第一次看见尊者的照片到如今，十一年了。这十一年中，我从藏人那闻所未闻的，甚至毛骨悚然的灾难中，一层又一层地走出中共的红色宣传，像藏人似的，每听到尊者的名字，会泪水流淌。可是，我为什么要毫无顾及地直起腰，抚触那神圣的双肩？

到底是一个汉人。有些史学家分析，中国自秦朝进入了帝王专制时期以来，官僚和民众的矛盾，导致了无数次的大规模起义和朝代的更替。动荡的社会，失去了建筑精神文化的基础，尤其是中共执政六十年，无神论的教育，使汉人丢掉了宝贵的崇敬心，或者说，一切崇敬都围绕着物质，人们生活的轴心，就是私心。那么，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我想到的只是自己一时的情怀，这并不奇怪。

《参与》首发

最近专访17世噶玛巴法王

Yeshe Choesang 拍摄

最近专访17世噶玛巴法王

文/朱瑞

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大宝法王17世噶玛巴将成为达赖喇嘛尊者的继承人，接替西藏政教领袖职务。为此，2008年12月6日星期六，我在达兰萨拉大宝法王17世噶玛巴的驻锡地，采访了尊贵的17世噶玛巴。


朱瑞：十年前，我在楚布寺拜见您时，看到很多的朝圣者。具体地说，我的前后左右，尽是匍匐的声音，我是说，人们都在磕长头，我甚至听到大家由于激动，而急促的呼吸声。显然，在见不到达赖喇嘛尊者的黑暗中，有您在西藏，给藏人，尤其是噶玛噶举的信众带来了稍许安慰。另外，我的直觉中，您在楚布寺的生活似乎很安逸。那么，什么原因使您秘密地翻越雪山，选择了流亡？

17世噶玛巴：在西藏的时候，我个人的物质生活的确不错，但是，身为宗教领袖，我担负着很大的责任。主要是从释迦牟尼佛到我的上师的法脉，必须延传下去。不过，一些聚德的上师，也就是我应该亲近的上师，比如大司徒仁波切、嘉察仁波切、创古仁波切等，都在印度。因为政治原因，他们没有办法到西藏向我传授，我就得想法，尽快地完成身为朱古（转世化身）的责任。本意上，我不想离开西藏，那里是我的家乡，我的信徒，也就是我的亲人。

朱瑞：到达印度后，您如愿以偿了吗？

17世噶玛巴：是的。我见到了很多经论方面的大师，也就是说，我想亲近的大师，都自由地接触到了。在印度，这一点，非常方便，容易。尤其是见到了我们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大师是西藏民族的骄傲，我有幸亲近他，在他的身边学习一些佛教精神，这是很宝贵的。

朱瑞：在这里，我愿意告诉您，原西藏自治区主席多杰才旦，曾上书中央政治局常委，谈到从前西藏完整的宗教体系，多年来，遭到极大的破坏，尤其是密宗上师，在西藏境内几乎绝迹。他特别提醒，噶玛噶举派的传承，也就是您的法脉，主要以密宗为基础，如果不尽快地解决，很可能出现无法挽救的西藏宗教危机。他还善意地告诫，有资格传经授业的密宗上师，都在流亡社区。事实上，是中国政府的一意孤行，使您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体认为，您将作为达赖喇嘛尊者的继承人，承担起西藏政教大业的重任，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17世噶玛巴：身为一个藏人，我有义务关心西藏民族的未来。尊贵的达赖喇嘛，已经做出了榜样。并且，就我个人的宗教位置，成为政治新闻的关注目标，也很正常。不过，历代大宝法王都没有参与政治，我也不擅长政治。你听到的只是传言。流亡政府里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可以承担起这个责任，就我个人来说，政治并非我心所在。

朱瑞：关于西藏的未来，您是怎么看的？

17世噶玛巴：西藏问题，目前看来，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还需要西藏的年轻人能够真正地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把民族精神延续下来。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政府领导人应该非常清楚西藏的真实情况，他们也比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曾寄望于中国政府能有一个新的政策，实际地保护西藏文化，给藏民族一个尊严，不要用他们的权力，而是用仁慈和道德来解决西藏问题。现在是21世纪了，暴力是不会长久的。和过去比，中国政府方面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也许因为经济的原因，不得不变。目前看来，中国民主的实现和中国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对西藏是很重要的。

（唯色博客首发）

尊者达赖喇嘛对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代表们的讲话

尊者达赖喇嘛对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代表们的讲话(首发唯色博客）

整理：朱瑞

时间：2008年11月23 日
地点：达兰萨拉，祖拉康大乘经院
听众：来自世界各地参加全球藏人特别大会的560名藏人代表。

今天在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和印度境内各定居点的藏人。这很像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召开的年终报告大会。因此，我想和各定居点的行政负责人见见面，同时也见见参加特别大会的代表们。来了不少人啊！你们也许会以为嘉瓦仁波切会发表一些和这次大会有关的讲话吧？对此，我倒没什么更多可说的。也许在最后我会说上一、两句，除此没什么可讲的。

我主要想讲的是，明年是我们流亡五十周年。最早，比如就拿我来说吧，在1959年3月17日拉萨时间晚上10点，我离开了罗布林卡。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或者出现了自然灾难，更不是因为罗布林卡发生了地震才逃离的。到现在，已经五十年过去了。当时的九年中，我们面对面地与中国政府努力合作，希望藏民族存在下来，然而，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不得已，才选择了流亡。紧接着，几万藏人跟随而来。我们建立了难民定居点以后，又从藏地陆续过来了许多人，大约从80年代开始，逃亡来的人逐渐增加。显然，迫使我们流亡的原因和困难，依然存在。

因此，仅仅满足于生活稳定和能够让孩子们去学校是不够的。从沦为流亡者开始，我们的肩上，就担负起了一个民族的未来。这个任务，必须要有人完成，你们永远不要忘记。尽管时光流逝，父母的子女，子女的子女，新的一代又一代在成长，雪域精神始终激荡着境内的藏人，他们从没有忘记争取民族权利，这是很清楚的。因为没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们被迫通过和平的方式，向全世界宣泄了内心的沉痛，情况就是如此。我常说，作为生活在自由之地的流亡者，我是境内藏人的代言人，从没有说我是他们的领袖，而你们，也要成为境内藏人的代言人。尤其是，在自由的国度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必须经常思考，非常重要。比如，汉、藏关系，不仅需要我们的努力，还要看中国政府的行为。但是，流亡社区内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无需依赖他人。国际上，支持正义的人很多，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有计划、有成效地工作。

前不久，在西藏儿童村我就说过了，今天，很多藏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聚集在一起，我继续说一说教育问题。从1959年流亡开始，我们最重视的就是教育。当初，在没有任何寺院、民房的时候，我们首先建立了学校。后来，不得不在巴萨（注：在印度东北部）建起一座寺院，那时僧人们都住在那里，之前那是一座战俘营。一开始，我们有三百人，后来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除了这些，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校的建设上。我曾有几次机会与尼赫鲁先生讨论有关西藏问题。我表示，尽管向联合国做了申诉，但西藏问题也许不会很快得到解决。为了让藏民族长久地保存下来，尼赫鲁先生说，最好的方法是让年轻一代藏人接受传统文化和现代知识相结合的教育。我谈了设立藏人学校的愿望，他百分之百地表示支持，并且，提供了当时的一切开支。我征求尼赫鲁先生的意见，我们的教学采用印度语还是英语？他说，英语，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当时，印度的教育部长希里马利（音译）还特别给予了关照。在教育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到处学习、请教。二十年以后，我们有了立足点，成立了几所学校，提高质量变得格外重要。在我们的孩子中，仅有文凭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专业人才。我就这样呼吁着，又过去了三十年，现在看来，效果并不理想。当然，在全世界的流亡者当中，西藏流亡社区的组织和管理是不一样中的不一样。这些好的事情应该让别人去说，我们这些肩负着责任的人，应该听听反面意见，发现失误和不足。这个做法，我们从1957年就开始了。

1956年，我来印度参加佛陀涅磐2500周年纪念日时，和尼赫鲁先生探讨了各方面的问题。他说，返回西藏，加强各项工作是很重要的。当时他手里拿着“十七条协议”，重点部分还划了线，并具体地向我说明，在哪一个条例上应该要强调。因此，抵达亚东后，我与中国的汉人干部会面时，就说了，好的部分由别人讲，我们聚在一起，责任是找出不足。后来，在江孜等地，凡是汉、藏人员聚集的时候，我都谈到了这一点。在江孜，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会讲一、两句藏语的中共官员阴法唐也在场。这也是我一贯的想法，找出自己的不足，吸取教训，不犯同样的错误，是很重要的。中共喜欢把不好的一面，像猫掩藏自己的粪便一样掩藏起来，即不民主，也不诚实。

过去的二十年，在教育方面，我们处在摸索状态。而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出现的不足，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我在西藏儿童村清楚地说过，听说我们的学生，藏语或者英语信写得不合格，这是很糟糕的。如此下去，怎样提高我们的教育水平？像山兔装成石头一样，听不见声音，自以为没有问题是不行的。不能仅仅满足于我们有几万名学生，这么多学校。从流亡那天开始，我们就肩负起了民族未来道路怎么走的责任，要真正地培养出在法律和其他领域的人才，尤其是能够独立研究的专业人才。这样的人有十个，就有十个的作用，有一百个就好了，有一千个就更好了。我们流亡藏人有十多万，希望我们能在各个领域里真正地和其他国家的人并肩同行。我们藏人成为流亡者有五十年的历史了，而中国大陆也有不少流亡者，主要始于89年，现在已有很多人在美国的一些高等院校教学，尽管他们的英语发音不很理想，但是自己很努力地学习，获得很好的成就，有的还担任教授职务。我们藏人有多少？好像不多。

各个定居点也一样，我们的土地是固定的，而人口会增加，仅仅靠种地是不行的，还应该改善经济状况、发展技术、提高质量。早年时候，我很喜欢机械，一听说定居点里有机械培训的事，非常喜欢去，这个机器摸一下，那个机器摸一下，能有机会学习多好，我常这么想。如果我们的定居点有了新的发展，附近的印度百姓及周边所有的人，都可以受益。比如，二十年前我们在卖牛奶，现在还在卖牛奶。能不能在卖牛奶的同时，生产一些奶酪、奶油等奶制品，向其他领域发展？现在，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也几乎没有时间去各个定居点走动，但是，几次经过时，我看见定居点里，只剩下了一些陈旧的机器，甚至有鸽子飞来飞去，这是非常失职的。这不是中国政府造成的，也不是印度政府造成的，是我们自己的错，很可悲。听说，定居点的人少了。当然，读过书的人，不会长久地跟在牛的后面，很多人都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去城里挣钱。所以，为定居点提供现代科学技术，非常重要。尽管自己奋斗也不可忽视，然而，在我们经验不足的时候，必须请教他人。我给你们讲一个例子，开始成立学校的时候，我们的友人，蒲利士•莫瑞斯（polish Moris）女士建议成立儿童村，以家庭的方式，给孩子们分配父母。她的视野很开阔，还跟我说，在west Bengal 附近的那个海，不是很深，如果我们能把水挡在一定的范围内，会出现几千、几万亩的土地，她说，“然后，尊者您制定一个计划，递交印度政府，多好。”

你们中有没有人见过她？她长相平常，走路时，肩膀还是歪歪的，但是，她是一个有独特见解、思想伟大的人。我是说，成立儿童村，不是我们的想法，而是莫瑞斯女士的智慧。

你们中有没有人认识路地（音译）？二十年前的人都认识他。他在瑞士红十字会工作，对我们的事非常热心，也很率直，每天早早地，他把所有的藏人都叫起来劳动，诚挚地以自己的经验指导藏人。从请教别人中，我们获得了很多益处，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尽管如今我们的境况有了改善，但若认为我们这样就可以了，认为我们有了流亡政府、有了议会、有了法院等等，就可以满足了，这是不行的。否则，你的头烂了，鼻子还没有闻出来。所以，必须动起来。你们中很多人在讲，我们相信嘉瓦仁波切，经常这么讲。可是，你们相信的那个人，已经七十三岁了，快七十四岁了。再过十年，就八十三了，过二十年，就九十三了。再就结束了。

刚开始的二十年里，不怪我们，异国它乡，我们熟悉的只有天空和土地，像盲人摸象一样，我们打下了基础。后面的三十年里，我们有一些失误，后悔也晚了。那么，在未来的二十年里，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做出看得见的成绩。否则，将会非常糟糕，非常危险，流亡社区甚至出现严重危机。境内的藏人寄望于我们，心向我们，如果不做出一些事情，我们将成为民族的败类。这是我今天想和你们讲的重要问题。因此，我们知识不足的话，应该请教别人，比如向印度人、其他国家的人，多请教。最近我在新德里治疗期间，住在当地西藏儿童村，看到孩子们晚上做功课，白天到各大学读书。放假的时候，如果儿童村方面的负责人能请来德里的一些退休教授，指导孩子们的学习，一周两、三次，或者几个小时，即使只有在晚上孩子们做功课的时候能够指导一下，解答疑难问题、也会有效果的。这只是一个例子，总之，我们一定要动起来，不动是不行的。

虽然我不了解特别大会的细节，但是，会前，我曾希望所有的雪域之子，能平等地分担民族责任，同心协力地进行讨论。如我希望的那样，讨论的结果似乎不错。主要以藏中关系为主，你们把自己的想法和经验，都说了出来，比如在哪些领域里，我们有成绩？在哪些领域里，我们出现了失误？听说，提出了不少意见。我认为，这样的大会应该定期召开，是一年一次，还是两年一次？应该想一想，这会很好。这次，从西方国家来了不少藏人，你们有什么智慧、意见，应该说出来。尤其是在西方比较有经验的藏人，能抽出几个月，到印度工作一段时间，会非常好。一年中来不了，几年来一次也很好。你们认为这次大会怎么样？像这样常常聚集在一起讨论，你们大家的心里也会有新的感受，对一些问题产生新的关注，以及了解新的情况，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十分有益。

各个定居点，没有经济基础不行。发展定居点的经济是很重要的事，在这方面，大家都要主动地想办法，发挥你们的创造力，不要上面推一推，才动一动。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可行的建议，这是很重要的。上面不可能完全了解不同地区的详细情况。总之，如何发展教育，巩固和改善难民定居点的经济状况，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就这次特别大会，我是中立的。这一点，已讲过，就不多谈了。

而且很快，将在德里召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特别大会，许多支持西藏的组织和团体都会参加，我们应该听听他们的指导和建议。

另外，我想解释一下中间道路。中间道路并没有超越中国宪法和有关民族自治权利的规定，是属于民族自治的权利。据了解，在这次特别大会中，中间道路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我感到高兴，很好。关于这一点，我想说明一下，多卫康三区共同自治的想法，不是在邓小平说的“除了独立之外，什么都可以谈”之后才产生的。早在1974年，我与当时的议长次旺丹增，还有旺多啦、萨迦啦、杰恰拉、尼玛桑波等官员，就讨论过自治问题。次旺丹增与我很好，当时我到瑞士治疗的时候，次旺丹增因为十分担忧而过早去世了，可惜啊……当时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状态，但我们知道迟早要和中国对话，如果寻求独立，是无法实现的。从那时开始，我们的思想里，就已经有了多卫康三区共同自治的思路，只是没有用“中间道路”这个词。1979年，邓小平要见嘉洛顿珠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说：“很好，立刻去。必须听听邓小平都说些什么。”这一点，今天我想向你们说明。在部分文件中，你们说，邓小平说了那些话之后，才有了我们的中间道路，事实不是如此。

所谓对话，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方面，跟中国政府对话，这一点，现在看来，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跟中国民众对话。上次，我在美国的时候就讲了，我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越来越稀少，但是，对于汉民族，我的信心没有失去。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有文化传统的民族，说话算数的民族。对汉族人民我是有信心的。大概去年或者前年，在加拿大，我会见了几个藏、汉年轻人，当时我跟他们讲，“你们成立了汉藏友好小组，非常好，应该支持你们。”这个时候，三月事件还没有发生。三月和平抗暴发生后，成立汉藏友好协会就更加重要了。汉族的知识分子有许多人写了很多文章，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我们的陈述是合理的，真实的。我见了一些这样的汉族学者。昨天我还会见了一些中国民运人士，他们说：请嘉瓦仁波切当中国民主运动的总领袖。我说，“领袖的话，我就 不必了。”他们也许以为嘉瓦仁波切领头的话，会出现如意妙果吧。我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力量，我两手空空（笑）。总之，他们寄希望于我们。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民运学生开始了与我频繁接触。他们中很多人认为，藏人的和平抗议，是在争取民主和自由，和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渴求是一致的。这些话，我们必须记在心里。政府会更替。比如中国政府，在短短的六十年，中国出现了四个不同的时代，即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和今天的胡锦涛时代，这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共产党的形成，其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是，从邓小平谈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时，中国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了。昨天，我见了几个汉族朋友，我对他们说，邓小平之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毛泽东能返身回来的话，一定会大骂后来者，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右派，应该统统开除！”

这是多么惊人的变化！我认识的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我不需要在这里说出他的名字，他是这个世界很有名的人。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能深刻思考，对事情的了解也相当深入，他曾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曾经喜欢社会主义的中国。几个月前，我们见面时，我问他，“中国，现在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他毫不犹豫地答道，“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极权的资本主义。”因为经济困难等现实原因，使中国放下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目前，中国政府抱着极权，如同狗抱着骨头一样不放。

政府是会变化的，人民是不会变化的。因此，我们谈论对话的时候，不要只想到中国政府，还要想到汉民族。他们中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支持我们。因此要拓宽与汉民族的联系，把我们真正的历史、文化以及真实的现状告诉给他们，以及从1974年开始，我们的主张。要让他们知道真实情况，这是很重要的，一定不能歪曲，知道吗？请你们记住我所讲的这些话。除此之外，没什么更多要说的了，扎西德勒！谢谢！

要求中央改变交恶达赖喇嘛的政策/高洪明

要求中央改变交恶达赖喇嘛的政策/高洪明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0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早上阅读[北京晨报]，知道杜青林11月6日接见了达赖喇嘛私人代表一行，代表中央要求达赖喇嘛改正政治主张。我认为中央应当改变这个交恶达赖喇嘛的政策。理由如下：
(博讯 boxun.com)

一，达赖喇嘛至少近20年来，一直在要求中央允许西藏自治，并未提出“西藏独立，半独立或变相独立”的政治主张。

二，达赖喇嘛要求西藏自治并未分裂国家，并未破坏中华民族统一。因为，自治与独立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政治概念和范畴。

三，中共中央从来秉承党是领导一切的理念，因此一直把要求民族自治的言行及其代表人物，看成是分裂国家的敌对势力和某独代表。这是过时的阶级斗争思维的继续，它不利于中华民族真正的团结与统一。

四，请站在藏族同胞的立场上和站在藏传喇嘛教的立场上想一想：一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一个共产党的党委来治理西藏，藏传喇嘛教信仰能自由吗？藏族宗教文化能传承吗？民族自治能落实吗？

五，不言而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正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无法真正落实的症结所在。凡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解决好民族自治问题的。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前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六，现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执政党，无一例外给予本国少数民族充分的自治权，从而保持了自己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中共中央和中国中央政府为什么不能向人家学习呢？

七，中央应当真正看到达赖喇嘛所提出的政治诉求，是真正代表藏族人民当前和长远利益的。否定达赖喇嘛，藏传喇嘛教将不成其为藏传喇嘛教，藏族将不成其为藏族，西藏将不成其为西藏。

八，中央应当改变交恶达赖喇嘛的政策。中央的主张完全否定达赖喇嘛的主张，这是交恶达赖喇嘛的政策，它恰恰说明中央对达赖喇嘛缺少诚意。

九，中央应当善意回应达赖喇嘛，应当善待他，应当把他看做是解决西藏自治问题唯一的金钥匙。切不可口头上说中央与达赖喇嘛对话大门永远是敞开的，但实际上是对话客厅永远是关闭的。那样，西藏问题永远无解；那样，西藏问题永远是中国的创伤。


北京市民：高洪明

手机：86——13522267658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

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Carsten A. Holz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07日 转载)


(博讯 boxun.com)

作者:Carsten A. Holz 翻译:九喻

【本文作者Carsten A. Holz，经济学家，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professor in the social science division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从事中国研究的学术界人士，包括本文作者自己，习惯性的讨好中共，有时自己明确意识到了，有时没有意识到。这么做的动机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我们通过以下方式讨好中共：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或者不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报告某些事实或者忽略某些事实，我们使用的语言，我们讲授什么以及如何讲授。

外国研究人员必须要和中国研究人员合作，以便搜集数据，合写研究论文。调查要以中共接受的方式进行，调查内容限制在政治上可以被中共接受的范围里。对中国研究人员来说，这种选择是与生俱来的。西方研究人员跟从这种选择。

中国研究人员在独自进行学术研究时也要面对同样的限制。一些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在中国有亲属。另外一些人在中国有公寓。那些母语不是汉语的中国研究学者，已经投入多年时间学习语言，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这一巨大而无法转移的投入之上。通过与中国的关系，我们获取信息和观点，从中得到利益，因而我们保护这种关系。如此一来，每个人都满意，西方读者得到学术界的最新观点，我们自己得到工作上的成功，中共得到我们为他们提供的广告宣传。中国是唯一的，全体知识界都选择了同一条路：那就是不要让中共不高兴。

如果我们不合作，很明显后果会是什么。我们没法找到中国的合作伙伴。当在中国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就遇到麻烦了。李少民是香港城市大学市场系副教授（Li Shaomi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marketing department of City University in Hong Kong），美国公民，他在中国监狱里被关了5个月，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按李少民自己的解释，他的罪过包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持批评态度，访问台湾，得到来自台湾的经费进行敏感政治题目的研究，在中国收集研究数据。香港城市大学没有对李少民提供任何支持，获得自由之后，他马上离开那里，来到美国弗吉尼亚Old Dominion大学任教（Old Dominion University in Virginia）。人们会猜测落在中共秘密警察手里5个月对人的心理会有什么影响，中共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来让李少民保持沉默。对香港知识界来说，这个信号被清楚的接收到了。

不同学科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并不是都受到同等的影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比较容易频繁挑战中共的禁忌，有时还很激烈。但甚至社会学家和人种学家也会在进行网络研究或少数族裔文化研究的时候涉足禁区。

我们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有多种形式。我们提出和西方有关的问题，而回避和中国有关的问题。我们努力用基本的经济学指标来解释国有企业的利润，而实际上从其它角度分析可能更说明问题，比如从企业管理质量（由中共组织部任命管理层），或者企业和所有者、雇员、供应商以及顾客打交道所凭借的政治关系。但是如何能收集到反映中共对国有或政府控制的企业的影响的系统化信息呢？企业里根本没人愿意谈论这类事情。

我们谈论中国的经济单位及其发展，好像谈论西方的经济单位一样。中央和地方大量“价格管制”的规章，给了官员们极大的权力来干预价格制定的过程。但是我们接收官方公布的数字，上面说90%的商品的交易价格是市场决定的。我们不对中文词“市场”（shichang）的定义表示疑问，而把它直接翻译成“市场 ”（market），假设它的意思和西方的market是一样的。

与此类似，我们接受中国的公司法（Company Law）表面宣称的、没有提及中国共产党的字面意思，尽管有了公司法，中共仍然会对公司发号施令。只有深入了解，人们才会发现不容置疑的证据：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在2006年发出联合指示，明确要求国有企业（包括公司，companies）的党支部参与一切企业决策，这个指示还要求全省所有国有企业，董事会主席和党支部书记原则上应该是同一个人。在国家一层，最大的50家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这些在世界各地投资的国有企业，它们的最高管理人由中共政治局直接任命。经济学家不去问问：如果美国或者欧洲的执政党中央不断增加对企业的参与，会意味着什么？

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周小川，写了大量关于用“三个代表”“全面促进中央银行工作”的中文文章。他用完全违背西方的逻辑概念的方式，论述三个代表是 “宏观经济的指导原则”。但是我们以对待西方中央银行行长的认真态度对待这个人，好像中国的中央银行真的制定货币政策，好像中国的货币政策的操作渠道，以及对经济的影响，和西方一样。

我们很幼稚吗？或者我们忽略中央银行行长的第二身份－－或者第一身份－－中共党委书记，是合适的？我们下意识的回避了某些我们不理解的事情？或者我们只是因为它们不符合西方经济学概念而假装看不见？

连篇累牍的文章探讨中国收入分化日渐增加的原因。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拥有一亿元（1千3百万美元）或更多个人财产的3,220个人里，2,932人是中共高干的子女。五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开发，大型工程和安全，85%到90%的核心职位控制在中共高干子女手里。

每次改革或调整的项目出台，高干都从中自肥：价格双轨体系，贷款黑洞，国有企业财产剥离，投资公司资金和私人养老资金的滥用。不合规则的农村土地并入城市应该可以被定义为地方官僚发动的“有系统的抢劫”。地方高官有大笔投资在安全没有保证的小煤矿，这些小煤矿理论上说应该关闭，但是没人知道为什么它们依然在运转。

经济信息的普遍匮乏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当前特定课题的统计数字，都是国家统计局按照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的特定指示收集的。这类信息基本不会公布。而那些公布的信息的质量都要打个大问号。官方统计数字之外，各级政府部门都收集并控制内部信息。公布的信息一般往往是宣传，出于某种隐秘的动机才加以发布。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采取的一个办法是，放弃进行精确的调查，而是在方便的假设基础上建立抽象的经济学模型：假设有完美的竞争，新技术带来最大利润，消费和金融限制之下的家计效用最大化（household utility maximization），等等。这种办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的中国还很难说。

其他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公开接受中共的青睐。我们可以运用关系联络政府高官。在做实地考察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地方政府和地方党委的接待，有一次，他们给我提供了一辆车，一名高官和一个地方官。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企业主管，可以想象，他的答案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陪同人员毫无例外都很支持，但我最终完全在他们设计的盒子里工作（这大概是我唯一没有完成的研究项目）。更有甚者，那些采访官员的人可能不仅是无意中作了中共的工具，而且可能作了政府内斗的工具。

我们大量使用符合中共自我包装的形象的语言。难道“对法律和政府充满敌意的秘密社团”，不是对中共行动的隐秘性和置于法律之上的统治方式的准确描述吗？在 Webster“新世界大学字典上”（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这是“黑手党”（mafia）的定义。

我们使用中国“政府”这个名词，却不进一步说明95%的“政府高官”是中共党员，关键决策是这些人在党务工作会议上决定的，政府人事部和党委组织部实际上是同一套人员，监察部和中共纪律委员会实际上是同一套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100%同一套人员。中国政府是在管理中国？还是仅仅作为中共的一个器官执行中共的决定？通过使用“政府”这个词，让中国“政府”等同于其他政府、特别是西方政府是正确的做法吗？把它称为 “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甚至“黑手党的前台代表”，是不是更加准确呢？谁质疑中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以及中共的统治方式呢？

中共的－－或者说黑手党的－－名词充满我们的写作和授课。我们不去问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共产主义者，人民代表大会是不是代表人民，人民解放军是解放还是压迫人民，或者法官们是不是都由中共任命并且服从中共。我们说“天安门事件”，与中共的语言相一致，而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刚发生后，我们称之为“天安门大屠杀”，那时用“事件”来称呼让我们显得对中共太顺从。

有哪一本西方教科书详细论述中国的政治系统呢？哪本教科书解释中共钦定并在事实上任命政府官员和国会代表？哪本教科书指出这些程序和我们西方理解的政党，政府和国会不一样？在中共的带领下，我们通过使用西方政治语汇来称呼中共的冒牌货，从而使中共的伪装合法化。我们甚至不愿用中共自己使用的名字来称呼中共：专政（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工农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指出了系统性的买卖政府官位和中共官位了吗？发生在黑龙江的丑闻告诉了我们官位的标价，从省一级到县一级，你不会从任何一本教科书里找到这个价目表。广为人知的卖官鬻爵没什么机会作其他解释。如果买卖官位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并不感到害怕，黑手党的统治和封口原则一定是超出想象的强大。

不正常的事情在中国被当作正常事情接受了。电脑黑客从香港大学服务器上搜集一个系科教师收到的电子邮件，直到他们不小心删除了邮件，这个事件才被发现。黑客们的地址来自大陆3家网络服务提供商，全部3个IP地址都指向国有通讯公司。在中国，外国学生公寓的工作人员里包括安全官员，他们监视外国学生，记录他们的行动。在属于上海三级教育系统的一个教育部门，使用校园电脑在搜索引擎里输入“江泽民”，连续三次导致整个校园不能连通那个搜索引擎。传言中共要雇用几万名网络警察。电话如果不是被系统的录音，也会被监听。电子邮件被过滤，有时根本不给接收。这种情况下，谁还学不会本能的避开中共不喜欢他们思考或做的事情呢？

中共的宣传深深的扎根于我们的思考中。“社会稳定”和现在所谓“和谐社会”的提法被无条件的接受，认为对中国很重要。可是一个每天发生超过200起社会冲突事件的国家真的社会稳定吗？真的社会和谐吗？或者“社会稳定”仅仅意味着接受黑手党的统治？

“中央是好的，都是地方政府不好”是另外一个宣传俗套，这也被国外研究界不带疑问的接受了，这个说法进而影响研究的问题设定。然而如果把中共看作黑手党的话，就不会有那种美好的感觉，让外面的学术界了解这一看法，就在建议中央隐藏了可怕的另一面，而且毫无疑问是带着某种目的加以隐藏。

我们看到了“结果”（成功的改革），但不去怀疑“动机”。中共的增长宣传被忠实的接受为国家的总体目标和改革成功与否的一个测量指标。没人质疑增长得以实现所依赖的政治制度。黑手党统治中国还算有效率，何必还关心这种效率是如何实现的？何必关心“附带效果”？很明显我们知道存在劳改营，人们未经审判就被关进去，也许就在里面蒸发，我们知道有人遭受国家安全部门的刑讯，我们知道法轮功信徒遭到的处置，但我们选择往前看，继续我们消了毒的研究和教学。我们对中国政治体制导致的3千万人死于大跃进造成的饥荒，75万-150万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谋杀视而不见。什么才能让西方学术界停下来想一想：他们到底在与谁共眠？

如果学术界不去想，还有谁会呢？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也不会，因为他们从与中国打交道中获利。他们的银行关系依赖于中共的紧密合作，他们在研究合作上的事实是，最后的报告和公开声明都必须通过中共的审查。西方投资银行的研究部门也不会，因为银行的其他部门很可能依赖于和中国买卖。

这一切有关系吗？如果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忽略他们所处的中国政治环境，影响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政治限制，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我们向西方呈现一个中共领导层一定喜欢我们呈现的中国，给自我审查后的研究问题提供狭窄的回答，把中国的政治制度描绘出一幅合乎常理的图像，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吗？

从购买力的角度，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08或2009年超过美国。中国是一个与西方经济体越来越相关的国家：1/4的中国工业是国外所有，我们依赖中国工业来制造廉价消费品。最终，我们的养老金投资在跨国公司，而这些跨国公司越来越选择在中国从事生产，我们的养老金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长。然而西方理解拿过国家以及那个国家的统治者吗？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中共领导层的不同的人权观和民权观会影响我们政治组织的选择和西方的政治自由呢（就像已经影响了西方学术研究和教学一样）？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因他们把自己的饭碗置于诚实的思考和教学之上而感觉羞愧呢？

英文原文：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
《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7
by Carsten A. Holz

內地博客陳思：沙龙里关于西藏事件的座谈笔录

內地博客陳思：沙龙里关于西藏事件的座谈笔录
週二, 2008-03-25 21:50 — 葉寶琳

對于這次西藏自治區和其他各省藏區的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和暴動，北京政府信誓旦旦地向中國民衆和全世界説有確鑿的證據顯示是“達賴集團在背後策劃和煽動”的；網上也有很多讀者評論認為，中國政府對西藏的經濟建設的支持力度已經够大了，西藏人民的生活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西藏人應該知足感恩了。但是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自從1959年達賴喇嘛被迫離開西藏至印度避難以後，直至今天，每年還有男女老少數千人，背着乾糧，徒步穿越整個喜馬拉雅山脉，翻過這個世界的屋脊，繞過中國和尼泊爾的邊境防守，最後到達印度，去投奔達賴喇嘛。這其中的很多人都在穿越海拔幾千米高的雪山的過程中冷死或者餓死甚至摔死了，而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達蘭沙拉的醫院裏，每個月都有新的到達者，其中就有很多是因為路途中被嚴重凍傷，而不得不做手或者脚的截除手術。中國人已經習慣了以經濟建設為綱，以為經濟上去了，建設好了，就等于一切了。中國人大多没有過宗教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體驗，再加上政府對宗教的歪曲宣傳和對西藏歷史（譬如所謂的農奴制度）的刻意攥改，漢人在西藏不能理解和尊重西藏人的行為就很自然了。北京政府以為經過了這麽幾十年的宣傳和教育，受到了經濟建設的益處的藏人應該對他們感恩戴德了，而且也應該已經在他們的宣傳下，開始對“達賴集團”産生反感厭惡了。但是北京政府没有處理好的是什麽呢，經濟建設是有了，但是受益的并不是藏民，更多的是蜂擁進去的以四川人為主的漢人，在整個藏區，西藏人被徹底地邊緣化，被歧視，被排擠，無論是從經濟上還是從政治上。我在西藏各地區與很多當地人人聊天，的確有很多人認為，現在的生活水平是普遍提高了，但是社會地位却降低了。政府嚴厲禁止任何藏民藏有達賴喇嘛的任何照片和書籍，但現實情况是幾乎家家户户都私自珍藏着他的照片，哪怕只是一個小頭像挂墜。從這裏可以看出來，西藏人内心深處還是很懷念達賴喇嘛的。

整個拉薩，看起來挺繁華的縱横街道上，有着數不清的大小商鋪，百貨市場，娱樂消遣，但這些基本上都是漢人的，屬于藏人的没多少家。不但如此，基本上是漢人群體的出租車司機看到藏人都會繞着走，盡量不載或直接拒載。他們認為藏人衣着肮贜，身上有難聞的氣味。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被歧視的少數民族和二等公民。他們心裏普遍有着嚴重的被歧視被欺負的耻辱感，這種耻辱和憤怒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就肯定要爆發出來。但藏人所希望的不是像北京所誣蔑的那様，尋求獨立呢？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大多數的西藏人首先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其次才是藏民。所以他們的内心所尋求的，并不是什麽獨立；絶大多數人也其實不清楚“獨立”意味着什麽，他們以為獨立了，就可以過自己的日子，不需要這様受歧視和羞辱了。

那麽印度那邊的情况又如何呢？達賴喇嘛1959年到到達印度後，通過幾次的國外考察之後，這個西藏最高領袖認為民主是好東西，一定要實現民主。于是乎，歷史上就出現了一次由君主强制實行的一次民主，由上至下直接實行的民主。百分之九十的西藏人不理解，并且在投票中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達賴喇嘛的權威不可替代，不能接受其他人擔任他們的領袖。但是達賴喇嘛堅持認為民主是好東西，對人民有好處，還是義無反顧地解散了舊有的噶厦政制，重新重組了議會制的内閣政府。内閣總理和各部長由全體流亡藏民投票選舉，達賴喇嘛自己不是總理或者任何實際職務，但從我的觀察來看，他還是實際上的領袖；和他們的内閣部長等接觸來看，流亡政府的各項政策，基本還是由達賴喇嘛説了算。内閣還是以實行達賴的路綫為主，流亡藏人大多數都支持達賴的和平路綫。

當然也有不支持達賴喇嘛路綫的，他們的比達賴喇嘛要激進得多，其政治訴求就是一個獨立“大藏區”。他們通過成立藏青會（西藏青年國會），舉行集會，向藏人和海外宣傳，來表達他們的獨立訴求和提高他們的影響。藏青會的成員大多數教育背景良好，基本上是學生，學者，商人，很少有普通的藏民。其領袖很多是從歐美留學回來的藏人。

早些時候，譬如説2000年之前，藏青會的成員普遍還比較年輕，他們争取獨立的方式也還是很平和。很多時候只是在支持這流亡政府做一些協助性的工作。那時候，藏青會有幾個特點．第一，他們年輕，以大學生和學者群體為主。第二，他們温和，他們也不主張暴力方式．第三，還是2001年的時候，我與他們的成員聊天，感覺他們還是很尊重達賴，只是他們説達賴太善良了，不懂得政治的醜惡。譬如説，達賴的哥哥與北京政府談判，都已經Ｎ次被北京政府耍了。他在政治上，是不是太善良了和過于理想主義？！達賴喇嘛常常在幾萬人的集會上，與藏民們説：我對與北京的談判很樂觀，估計兩三年之後就有進展。給很多藏民的感覺是，達賴喇嘛是個好的宗教領袖，是個寬厚的人，也因為如此，他把政治想得過于簡單了。後來北京談判又再次破裂，這對藏民來説，有集體羞辱的效果。達賴對藏民説，再等等吧。從七八十年代開始，他都是這様講的，都是説很樂觀，兩三年内就可以回西藏了。進入了21世紀以後，流亡藏民們已經漸漸適應了在印度和海外的流亡生活，也漸漸適應了達賴喇嘛的樂觀了。

大概是2003年的談判失敗，對藏民又是一次重大的集體羞辱，北京方面基本上也不怎麽見達賴喇嘛的的哥哥。達賴喇嘛此前在公開場合表示，希望展開談判，他們只是希望北京政府應尊重我們的宗教生活，尊重我們的風俗，其他的經濟軍事和外交等都可以有北京政府管理。但是達賴喇嘛的哥哥也没怎麽能與北京進行真正的談判，北京就一直堅稱達賴還是有獨立之心，這邊達賴喇嘛剛説完他們不想要獨立，這邊北京政府立馬公布就説達賴喇嘛没有誠意，獨立之心不死。國際社會都看得很明白，就大陸的中國人真的相信達賴喇嘛要獨立了。這様的環境下，就造成了整體的流亡藏人都有一種被羞辱的感覺，對達賴喇嘛的路綫又一次産生了懷疑。有個別的激進的藏青會分子，甚至張貼告示説要和達賴喇嘛决裂，更激進的甚至揚言説要殺死他以掃清通往獨立的大道。
説得難聽一點，達賴像個小孩，天真而且寬厚，這在政治上就南面常常被善于政治手段的北京政府所玩弄。北京政府認為達賴喇嘛現在根本没有談判的籌碼，所以只盼着他死，等他死後，西藏就没有了精神領袖了，那時候就好處理了。

達賴喇嘛也意料到了這一點，十一世班禪喇嘛的事情給他一個極大的教訓與警示。（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活佛傳統？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是宗喀巴大師的兩大弟子，他們誓願要生生世世守護宗喀巴大師的教法。如果達賴喇嘛先去世的話，班禪喇嘛就負責把他的靈童找出來；反之亦然。這兩個人的傳統至今已經有十幾世了。這一世的達賴喇嘛是十四世，班禪喇嘛是十一世。所以按照傳統，在第十世的班禪額爾德尼喇嘛去達之後，西藏的扎什倫布寺根據他的遺言，開始了十一世靈童的尋訪。扎什倫布寺在給北京傳遞尋訪的發展的同時，或者之前，都給印度的達賴喇嘛發去了最新進展的報告。因此，達賴喇嘛得以搶在北京之前，確認了十一世班禪喇嘛。并且在他的授意之下，進行了坐床儀式。北京聞訊大怒，接着下來的事情就是， 只有十嵗大十一世班禪連同他的父母等人突然人間蒸發，至今下落不明。我們在國外，經常會看到在宗教場所：尋找十嵗的十一世班禪。這些事情大陸中國人都不知道。曾經在新聞發布會時，有外國記者問起此事，發言人曾經回答説：你們放心好了，他們活得好好的，不希望受到外界的乾擾。這就間接説明了十一世班禪還没死。現在我們見到的班禪喇嘛，就是真正的班禪喇嘛被人間蒸發之後，由北京政府大張旗鼓地弄出來的，他前兩年一出山，就立刻發表活佛日記，説黨多麽好，恩情多深。説明黨的教育還是很成功的。如果這個十四世的達賴喇嘛死了，按傳統，十五世達賴喇嘛還會到來，那麽北京政府就有可能再次操控靈童的遴選和教育。所以，達賴宣布，十四世的達賴喇嘛可能是最後一世了，這是為了避免類似情况的發生。

那麽達賴喇嘛不再來了的話，西藏的政教領袖會落在誰在身上？我們所知道的，就是十七世的大寶法王。他早已經逃亡到印度，和自己的上師在一起，佛法和政治上已經相當成熟了。從種種迹象上來看，他肯定會是達賴喇嘛的繼承人。十七世大寶法王到印度，就是為了和自己的上師會合，接受更系統的教學。從世俗政體的觀點來看，他二十多嵗，就是内定的接班人了。他在藏族和佛學界的的威望越來越高，并且他在印度的住處也被安排在離達賴喇嘛不遠的地方。

問題就在于，達賴喇嘛的威望，在很長時間内，大寶法王是無法替代的。即使達賴喇嘛十年後才去世，大寶法王也才三十多嵗。在這種情况之下，屢遭失敗的藏青會，會在競争上越來越有技巧，越來越成熟和具有威望。達賴喇嘛是四大佛教至高無上的領袖。四大派的領袖從佛法修養上和人格道德上是忠心欽服達賴的。藏傳佛教有四大教派，達賴即是四大教派的領袖，也是政治上的領袖。按我的觀察，我判斷西藏流亡政府與流亡藏民的趨勢，達賴喇嘛死後，大寶法王會成為精神領袖，而藏青會則會迅速崛起，成為流亡政府的主流政治力量，更加暴力地對付北京政府。藏青會會通過宣傳，選舉而主導政府内閣，建立世俗的政權，他們的政策就肯定不會再是中間路綫，不會是和平的，而是脱離佛教本懷的暴力手段。主導政府之後，他們所訴求的是獨立，因此北京政府的愚昧就在於不能在達賴喇嘛有生之年，妥善處理好這個事情，非要等到藏青會漸漸從温和到暴力，從在野到當政，那時候西藏就烽烟四起，更難收拾了。

我去過西藏大學，專門了解了一下他們的學科人口比例，裏面大致有經管學院，有科學學院，有藏語言文學院。在經管與科學學院裏面，從招生的要求來説，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分配給漢人。藏民要讀西藏大學，大多數人只能去藏語言系。教歷史的話，講到西藏的過去，那就是農奴制，不能講佛法，不能講傳統。在所有的小學裏面一律教漢語，不能教西藏的文字和文化，即便有也是相當淺的層次。我在學生宿舍裏見到一些内地省份的人跑到西藏大學上學，問他們為何選擇那麽偏遠的西藏，他們説這裏讀書包分配，基本上都能進去政府機關。所以西藏的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的人選和格局就這様被准備好了。商業方面，在西藏大多數的人，來自四川與浙江等地，西藏人幾乎没有立足的地方。西藏人有一些行為和我們不同，他們之中往往有些人賺了一些錢就不乾了，够用就好了。或者他們有的人挣錢到一定程度，機緣巧合，接觸到一位活佛，頓悟了人生的道理，馬上就把錢財布施出去，只剩下一些基本的生活條件。因此他們與真正的内地商人無法競争，也因此被迅速地邊緣化。

那麽西藏人所最重視的佛法信仰情况又是怎麽様的呢？2003年的時候，西方有對中國限制西藏的信仰自由的批評。北京立即反駁説此事純屬污蔑，説西藏人們有充分的信仰自由，國務院還拿出大昭寺的門口的相片，展示很多人在門口跪拜的情景。可是大昭寺本來作為西藏最高佛殿的只能已經失去了，現在是有政府找幾個僧人在那裏做一下管理，允許游客進入，但收費是很貴的，大昭寺成為西藏的政府的其中一個主要收入來源。我們去西藏旅游的人，是肯定要去大昭寺的。可是現在大昭寺僅剩軀殻，裏面没有講經説法，没有授業傳道，没有真正的高僧了。格魯派三大寺的領袖都秘密流亡到印度，所以在拉薩的三大寺的教學質量不行。藏人為了保存他們佛法傳承系統，在印度又重建了三大寺，每個寺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在那上學習。每個寺都有人在那負責募捐。

西藏很多小寺廟被焼毁。過去一些很年輕的解放軍戰士們認為，出家當和尚尼姑，不結婚是愚昧的。有些年輕的解放軍在西藏犯下了很多罪行，還有資料顯示有人拿槍逼着和尚和尼姑當衆做愛。80年的時候胡耀邦去那視察之後，實在看不下去，回到北京就將很多領袖撤走。四川色達五明佛學院，作為西藏最大的佛法傳承基地，在最興盛時期，吸引了幾萬漢藏信衆來投奔追隨，在一個山榖中，幾萬個小木屋團團圍着榖底中間的幾個小寺廟，非常壯觀。但是政府突然勒令説要兩三萬的男性信衆减到一千人，女性追隨者被要求减到四百。他們還在當地雇了流氓，據佛學院的人説，對流氓們“包吃包住包嫖”，將他們的木屋大肆拆毁，不准再運木材進去。這様的大批的人被冷死，餓死．有一些尼姑的屍體都被老鷹秃鷲吃掉。這是2002年的事。我親自到過那裏，看到被摧毁的木房。如果你是藏民，你會怎麽想，你會怎麽做？到現在為止，還没有一個國家領導人對那些在西藏的漢人們説，你要理解西藏人的生活習慣，習俗與傳統，要盡量去尊重他們。所以，偷偷地跑到印度去學習的人，有良好的教育，擅長英語，學習完畢之後不斷地回到西藏。他們不能進去政府管理系統和企事業單位，只能教英語和當導游。他們是來自西藏的千家萬户，他們有高學歷，他們在達賴喇嘛身邊待過。這種號召力和影響力是無窮的。這等於歐洲古代時期，在一個邊遠的宗教區域，突然有個年輕人從梵帝岡學習回來了那種效果。他們這群人在西藏，青海，和四川藏區發揮了很大的影響，他們是意見和言論的領袖。除了藏青會之外，還有在三大寺裏的那些喇嘛們。他們從印度學習回來，又繼續在三大寺裏教學。他們一様影響到西藏的宗教團體。

今年發生的從三月十日開始的事情，從以上的分析上看就非常自然了。再加上，三月十日是西藏的起義紀念日，再加上奥運，大家都覺得可能可以借機發泄一下，引起更多的國内外的關注吧。我堅定認為，達賴喇嘛絶不可能在背後主使和煽動此事。他認為，你要相信因果。如果因是暴力，那麽由這様的因得出來的果就絶對不可能是和平。所以他堅决反對通過任何暴力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世界上和歷史上有很多族群已經和正在利用暴力，通過流血來取得他們的政治訴求，而達賴喇嘛却帶領着這個龐大的民族群體，不斷通過溝通與談判來促使這件事的發展，在這一點上，也是非常值得我們敬仰，值得全球人民學習的。他被授予諾貝爾和平奬也是這個原因吧。

为了忘却的记忆

为了忘却的记忆

――谈勒‧克莱齐奥的文学主题

傅正明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他写的记念几个遇害的“左联”青年作家的文字，是为了将时时袭击心灵的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鲁迅在这里表达了一个关于历史记忆和遗忘的悖论。

鲁迅是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 Le Clezio ）喜欢的中国作家之一。我之所以借用鲁迅的文题改动一个字，以探讨克莱齐奥的创作特色，首先是因为，记忆，如瑞典学院认为的，是他的重要的文学主题之一。但是，我还要进一步指出，在克莱齐奥的许多作品中，同样有一个记忆和遗忘的悖论。这是一个似非而是的矛盾命题，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和人生智慧。

童年的创伤记忆

童年记忆，尤其是童年的创伤记忆，对于造就一个作家是异常重要的。克莱齐奥1940年生于法国尼斯，但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法裔毛里求斯人。这个原本属于法属殖民地的岛国，1810年被英军征服，沦为英属殖民地。二战结束后的1948年，8岁的克莱齐奥随母亲移居尼日利亚，与二战期间在那里担任军医的父亲团聚。将近两年后，他们齐奥齐奥1948年，12岁的孩子芬坦跟随他的意大利母亲航海去非洲，在尼日利亚尼格河畔的奥尼查小城与他已经记不清的英国父亲相见。父亲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代理商。三个人重逢之后要互相适应并不那么容易，芬坦与他的父母由此构成典型的“俄狄甫斯情结”中的恋母反父关系。他在旅程中还不断闪回童年患疥疮病的创伤记忆。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对人物做精神分析的描写时，眼光仅仅囿于家庭小圈子，那是没有出息的。克莱齐奥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同时糅合了社会的创伤记忆。他借芬坦这个孩子的视角来看那块殖民地，将残酷的欧洲殖民者与天真善良的本土人作对照。作者笔下的母亲，不但是芬坦的慈母，而且是一个富于社会关怀的人。她看到许多饥渴的囚犯带着锁链被迫去挖一个游泳池，毅然向当局提出了善待囚徒的请求。囚犯的条件因此得到了改善，但母亲却遭到警察的驱逐，只好和失业的父亲带着芬坦移居伦敦，然后到法国落脚，情节继续波澜起伏地发展。

在《寻金者》（1993）、《隔离》（1995）和《革命》（2003）等小说中，作者在久远宏阔的历史背景中追溯了家族的记忆。事实上，法国大革命后，克莱齐奥的一个先祖拒绝参加革命军，因为参军就得被迫剪掉长发，他因此逃到毛里求斯，从此在那里扎根创业。后来，克莱齐奥的祖父曾费力寻找海盗埋藏的黄金，虽然未能如愿，最终却发迹成了当地的甘蔗种植园主――一个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者。他的一个儿子，即克莱齐奥的伯父，因为娶了一个欧亚混血儿为妻，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并被赶出家门。在《寻金者》中，小说的青年主人公是一战的幸存者，漂泊到毛里求斯一个岛上，依照父辈的线索在寻找宝藏时爱上一个少女，她教他如何在“文明”社会之外生活。《隔离》以克莱齐奥的祖父和伯父的故事为素材。小说中的一个甘蔗种植园主残酷剥削印度移民工人。他的儿子被赶出家门后，踏上寻找“自我”的精神之旅。

在《革命》中，带有作者自身影子的青年主人公马洛走出法国看世界，从他祖父的妹妹那里听说了他祖父在毛里求斯的创业史，由此把历史上的几个崇尚暴力的时代衔接在一起：从法国大革命写到二十世纪非洲有色人种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马洛还目击了1968年在墨西哥城“三种文化广场”军警屠杀示威学生的暴行，杂揉著作者自己难于忘却的历史记忆，也可以视为作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人类苦难的历史记忆

上述作品表明，克莱齐奥小说中的记忆超越了个人的、家族的和民族的范围，往往是沉重的社会悲剧的记忆，是人类苦难的历史记忆。

这一点，更鲜明地表现在《沙漠》（1980）、《金鱼》(1996)和《流浪的星星》(1992)等小说中。

《沙漠》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线索是二十世纪初叶撒哈拉沙漠柏柏尔部落的故事，描写他们在法国和西班牙殖民者的迫害下穿越摩洛哥逃亡的悲剧命运。另一条线索是一个美丽、勇敢的摩洛哥姑娘的流浪和爱情故事，她漂泊到西方世界成了有名的摄影模特儿，但她厌恶消费社会商业文明，最后返回故乡寻找身份认同。

《金鱼》中最初没有名字的女主人公，同样是摩洛哥的黑人孤儿，从小就被卖给一个寡妇。寡妇是犹太人，因此把她当做养女善待，叫她莱伊拉。寡妇死后，莱伊拉受到养母家族的虐待。作为非法移民，她在非洲、法国、墨西哥和美国许多城市四处流浪、逃亡。她不断搜索自己童年的记忆，寻找身份认同，最后决定回到完全没有记忆的摩洛哥故乡。莱伊拉在逃亡途中始终带在背包中的“圣经”，是反殖民主义的著名思想家法农(Frants Fanon )的《地球上受苦的人》――“有色人种的革命手册”。像为该书作序的萨特等一代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克莱齐奥对法农极为推崇，甚至被批评家称为“法农的门徒”。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生动地表现了逃亡与革命之间的悖论和审美张力。

出于深厚的人文关怀，克莱齐奥像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一样，始终把人类残酷的历史，尤其是反犹大屠杀，视为现在时态。这一点，最鲜明地表现在克莱齐奥的《流浪的星星》中。小说中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的故事，始于二战中犹太人大逃亡。主人公犹太少女赫勒尼随母亲从故乡尼斯市逃到法国南部的圣马丁─维苏比小镇。这是欧洲各地犹太人的避风港，由于战事逼近，许多犹太人不得不翻越阿尔卑斯山寻找新的避难所，许多人落入纳粹魔掌，被驱赶到奥斯维辛。赫勒尼的父亲是法国共产党人，参加游击队进行抵抗和营救工作。天真的赫勒尼变得成熟起来，父亲借用《圣经》中波斯皇后的名字，改称她为以斯帖，意为“星星”，他把犹太人苦难的历史记忆延伸到两千多年前，同时也寄寓着祈求上帝藉以斯帖施行拯救的希望。以斯帖的父亲和许多难民都遇难了，她的未婚夫也死于战争前线，她要继续逃亡并开始新的生活，必须首先找到父亲和未婚夫遇难的不同地点。换言之，她必须确定纳粹屠杀现场和战乱的地理位置，以保持个人和社群的苦难记忆并充当历史见证。
当以斯帖逃往以色列抵达耶路撒冷时，邂逅另一颗“流浪的星星”――巴勒斯坦女青年涅玛，她是在以色列1948年建国之际被强行送往难民营的。接着，作者以涅玛的视角写到：数千巴勒斯坦人被关押在一个难民营电网墙内，连联合国运送食品的卡车也莫名其妙受阻，井水也枯竭了。涅玛觉得：“……难民营无疑是世界的尽头，在我眼里，尽头之外什么都没有，丝毫希望都没有。”就这样，以斯帖从涅玛那里学到新的一课。此后几十年，痛苦的记忆一直无法抹去，不断在以斯帖的记忆中闪回。她承认自己作为犹太人的一员，对涅玛这样的巴勒斯坦难民的苦难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她自己的记忆，涅玛的记忆，涅玛对她的既怀疑又寄望的凝视的眼光，是激发她写作的灵感。她的写作，像作者本人的写作一样，既是一种“驱魔”仪式――驱逐记忆的梦魇，又是第一次受洗过后的“坚信礼”――坚信上帝的神恩，坚信基督的重临，坚信历史的梦魇终将结束。

“天人合一”审美境界

对于历史的梦魇，如果你时时刻刻铭记，甚至记仇记恨，寻求复仇，那就会背着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甚至会压得你喘不过起来。借用佛教的话来说，你甚至会被这种“我执”击垮。另一方面，如果你压根儿忘却，那就患了历史健忘症，它终究会导致“良心麻痹症”，同样会使得你的“自我”膨胀。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同样如此。因此，我们健全的个体意识与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是分不开的，必须在记忆与遗忘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或平衡。这种平衡，类似于真正的佛教徒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平衡，或道家的“为而不争”与“清静无为”之间的平衡。出世无为之时，文人墨客往往寄情于山水之间。

在克莱齐奥自称的他的“小祖国”毛里求斯，大约有一半居民信奉印度教，也有不少人信奉佛教。克莱齐奥本人于1966至1967年在泰国佛教大学教过法文，难免受到佛教的影响。评论家Maurice Cagnon和 Stephen Smith.以英文合写过《克莱齐奥的道家眼光》一文，载《法国评论》（The French Review）1974年春季号，可惜未能拜读，只知道克莱齐奥读过老子的《道德经》等中国经典。但是，在克莱齐奥的作品中，却不难发现一种道家崇尚的“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在小说《偶遇》（1999）中，一位过气的电影制片人喜爱逍遥，喜欢在他的“船上小宇宙”中，“在金波荡漾中遗忘世事”。倦于世事，在工业社会消费世界中格格不入的作者本人同样崇尚大自然。莎士比亚有句名言：“轻轻一碰大自然，整个世界就亲昵起来”（One touch of nature makes the whole world kin）。著名的《安妮日记》的作者，那个犹太少女在书中写道：那些感到害怕、寂寞或不幸的人，最好的药物是到户外去，在可以静心的地方，独自面向天空，面向大自然和上帝……。

上文论及的《流浪的星星》，笔调是沉重的，但克莱齐奥深谙艺术的张弛之道，不时让他的女主人公以斯帖像安妮一样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得到喘息。以斯帖长途跋涉后，来到一个山谷。作者写道：“以斯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爱的地方。在成堆的原形岩石与铺展地毯的青苔之间，在左边略高的地方有个小沙滩，在那里，一道水流柔和地溅起层层迭迭的浪花……。这个地方，在以斯帖眼里，就像天国的意象一样。”这时，以斯帖问了又问的“上帝为什么要躲起来”的问题，得到了一个暂时的替代性的回答，感到上帝与她同在。

在《奥尼查》中，克莱齐奥对大自然的描绘更富于哲学意味。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人的虐待与尼格河两岸奥尼查的乡村田园之美，往往形成鲜明的对照。芬坦和当地渔夫的儿子波尼交上朋友。波尼教会芬坦如何以一种新的眼光来观照大自然，观赏树木的“生殖器”在附近“神池”中洗涤的景象。当芬坦进入水中，他体验到一种宁静的淡泊境界，减弱了反父的倾向。他第一次感到与父亲的亲近，认为母亲般的水池可以使得他和他的父亲和睦相处。他开始把自己的母亲想象为大地母亲。波尼还带芬坦去偷窥一个聋女沐浴的情形。后来，芬坦把产床上的聋女想象为一位公主，一条河流――在作者笔下，她是无言的河流女神的原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源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两个生态学和美学命题的艺术范例：“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但是，克莱齐奥笔下的“自然的人化”，并不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强行支配、主宰自然，而是教我们尊重自然，并由此提升到尊重人的层次。而这里的“人的自然化”，作为人类实践的双向对象化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则启迪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将一切自然物种的尺度内化为我们内在的尺度，从而回归自然，依照自然的规律对待并利用自然，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当我们把“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统一起来时，才能促进生态平衡，和谐地自由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克莱齐奥认为，写作就得寻求平衡，他在获奖前的一次访谈中说：“这有点像骑自行车，我带着这个观念写作：你必须向前才不会跌下来。”

克莱齐奥的比喻是生动的，但他语焉不详。在我看来，写作需要多种多样的平衡，例如道德文章与审美情趣的平衡，感性描绘与理性思考的平衡，紧张与轻松的平衡，“深入”与“浅出”的平衡，质朴与文采的平衡，等等。克莱齐奥小说中的记忆和遗忘的悖论，是一切有历史眼光和当下关怀的作家在写作中所需要的一种平衡。
《明报月刊》2008年11月号

转自艾未未博客：为什么害怕

08.10.22　为什么害怕 (2008-10-22 14:24:11)
标签：衣冠禽兽 法庭 司法程序 杨佳 分类：杂谈


关于杨佳的事，报社的知情者说真理部已指示，必须使用新华社通搞。如果是这样的，这个世界真是邪了。

多少年来，黑暗的力量总是大于光明，集团利益大于宪法，大于民众的意志，大于事实大于正义呼声。正是由于这样，才清楚地说出了杨佳事件的本质。

杨佳说，凡事都要有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还是他更清醒，看透了这个游戏的本质，没有浪费幻想。明白的人是轻松的，看到他的人说，他带着重刑犯的镣铐，一蹦一跳的走下楼梯的。在法庭上，他比律师更懂得怎样维护自己的权利，他该问的问，该说的说，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要听的，连他的最简单的问题，也是没有人有胆量回答的。轻松，镇静，智慧，透彻，尽管他还有可能是精神分裂。

他蔑视的那些人，已经没有人愿意去想象他们是些什么东西，仅是衣冠禽兽不足以说明他们为什么必然会是虚伪懦弱愚蠢的，他们多少有点特殊之处，那就是他们总是不习惯看见阳光。看看他们的作为吧，吃着喝着拿着人民的，他们可以集体作伪证，在法庭中说谎，扰乱司法程序，遮着掩着事实。加上那些道德沦丧的律师，没有良知的媒体，努力将这块土地涂抹的更加阴暗羞耻肮脏。

直到有一天，杨佳告诉他们还可能有另外的一种玩法。简单地说，杨佳的悲剧是有关于荣誉的，而荣誉总是关于智慧和勇气的。跟你们废这些话，有用吗？

转自艾未未博客：是谁在威胁我们

08.10.24　是谁在威胁我们 (2008-10-24 13:03:47)



今天是十月二十号，杨佳的二审下来，维持一审死刑原判，你有什么感觉？

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因为这里可说的太多了。表面上看上去，一个很简单的案子，得到一个简单的必然的答案。可是造成这个必然性，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层面，是整个社会整个历史经过了很多年，经过了很多可能性，才造成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答案。

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期待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实际上我不认为这个奇迹会存在，但是我还是觉得，人的生存，每个人的行为必须证明自己存在的可能性。这也是我个人生存的一个需求。杨佳只是在这个问题上，使我有可能阐述这件事情。也正是由于这种难度和不可能性，我才写了二十多篇文章，自己也很吃惊，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情这样做过。可能就是因为有这种不可能性吧。我想，如果这个事情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有其它人为这个事情在做努力，那我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去做。

这个事情，跟你以前关注的一些事情有一些内在的关联。它不是偶然的，比如邱兴华被判死刑，萨达姆被判死刑的时候，我记得你当时的一篇文章，你对这两个人异地被几乎同时处死，表示了特殊的愤怒，当时那个情景我印象非常深，你能讲讲这三者之间的关联吗？

这个问题我倒是完全没在杨佳案上谈起，就是死刑的伦理问题，在杨佳案中还没有机会谈到，因为我仍然认为杨佳案是有可能改判的。当然，这个可能性现在越来越小。如果说是他判了死刑，那么就涉及到一个死刑的伦理的问题。

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死刑在世界上最多的国家，曾经是世界死刑总量的一半以上，此前最多的时候是达到三四千人。受到舆论谴责后，做了一定的改善，将死刑的复核权交给了最高院。

首先，死刑本身有悖于伦理。如果说杀人者必被杀，这实际上是说，除了上帝以外，人有权力夺取他人的生命。如果说生命是至高无上的，是有其尊严的，那么原则上是谁也不能碰，一个人杀了他人，你再杀他，等于是说你支持取消他人生命的伦理合法性。

回到杨佳案，死刑之前这一段，甚至说到他犯罪之前这一段，都是含糊其辞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普遍的危险。为什么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在上海借了辆自行车旅游，会被警察扣留，殴打，警察之后不承认，造成他在申诉了很多个月无果之后，再前去进行“报复”，那么这个报复的过程，都没有严格地按法律程序来取证，致使这个案件变成一个非常不清晰的案件。那么是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体制会为了遮掩一个小的漏洞，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大的缺口，暴露了体制的根本问题。这是原则性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你会想到，一个明显的杀了上海的六个警察的案件都会在它的案情上这么不清晰，那么在其他的案件当中，中国公检法的程序问题，清晰度问题，会是个什么状况，这是我有兴趣的地方。它清楚地说明了它缺少独立公正的司法伦理体系。背离了这个伦理体系，法律起到的不是除恶的作用，而是恶本身。这是恐怖的一件事情。

你在关注杨佳案的过程中，曾经想到避免死刑，从法律程序的角度来讲，现在还有 “死刑复核”的程序，你说在这个阶段会产生奇迹吗？

这很让我怀疑。我试图认为，违背法律，或者违背事情发生的逻辑，违背善，只是个人或是局部的行为，这种理解显然是不对的，它更是一个体制一种文化的行为。因为我在想，如果整个案情发展过程中，这七个警察，如果有一个人能站出来说，我打了他，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在侦讯阶段，如果闸北公安局进行侦讯的人，严格的侦讯，这个事情也不会发生。如果在司法鉴定的时候，精神病鉴定如果按程序来，按合法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也不会发生。如果当时他们能够回避，选择异地来审判，异地侦讯的话，这个事情也不会发生。一审的律师，如果有一点律师的贞操，有一点道德的约束，真正地为他的辩护人服务地话，这个事情也不会发生，当然还有一审的法官。二审的律师，所有的这些只要是尽了一点善心；这个事情也不会发生。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群体性的堕落。就是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二审的律师，很明显地，来完成对这个人的死刑。这实际上是很盲目的也是很愚蠢的，你杀了杨佳一个人，但是，实际上付出的代价是整个社会伦理的颠覆和错乱。告诉所有人，在这个社会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个更愚蠢的事情。如果是媒体能够公开的报道，新闻调查能够做一个简单清楚的判断，如果有独立的媒体，或者是独立的司法都不会发生这些问题。这是每一个人把他推向死亡。实际上推向死亡的已经不是杨佳个人，是整个社会的腐朽结构。

我更相信，它是撕开了这个社会结构的某些真相，实际上是在整个社会的运作当中，国家机制还有各种程序之间，习惯性的采取了某些对事实的不尊重，对程序的藐视，而这一程序本身是不需要太大的代价就可以坚守的。这样一个麻木的群体的无意识，你觉得是开始于什么时候？是不是我们大家都有可能是一个共谋呢？

开始于当一个权力，一个结构，它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时候，那么和他相关的所有的细节都会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的合法性的问题。

下面，如果这个事情告一段落，那么它所产生的后遗症里面，有没有积极的因素？

这个事情不可能告一段落，它只是整个社会伦理腐败的一个部分，它像一块伤疤一样永远会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的脸上，留在这个国家的脸上，毁灭是没有阶段的。耻辱也是不可能告一段落的。

有一种说法，杨佳案反映出法庭裁定在逻辑上的一个悖论。如果承认杨佳是报复杀人，那一定有报复的原因。如果没有原因，那他悖于常理的行为只能用精神病来解释。是事出有因与事出无因，两者必居其一。现在看，这是不是在程序上的一个怪圈？

这个逻辑是清楚的。这两个逻辑都不能够成立的话，那只能说这个做判断的人精神上有问题，这个体制有精神病，这是很清楚的。

在二审裁决之前，律师翟建通知杨佳的姨妈很可能维持原判。

这也是很可笑的，原告还没有出现，作为辩护律师的翟建就通知他姨妈说会这么判，很简单，翟建在这里面是有交易的。这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

记得美国有一个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杀妻案”，就是因为检方取证程序上的错误，最后辛普森被宣判无罪。公众看到了“证据”在司法中的严肃性。此案中类似的很多基本证据都没有呈现，这个事情是不是离谱了？

不但基本证据没有，而是公诉人毁坏或者掩盖证据，这更恐怖。比如说杨佳的母亲在哪里？这是任何一个人都要问的一个问题。不是因为任何人都有母亲，而是她是重要的知情人。她如果是同案犯，那么你必须把它抓捕归案，她如果是知情人证人之一，也不应该消失。何况她是重要的证人。杨佳当时在警察局里三次给她打电话，话费花掉两百元。当时警察局发生了什么，她是唯一知道的人。那么把她藏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很明显，这个案子是不用审的，第一秒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审，使法律能给他们的一个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在若干个点上纠错，但是他们没有把握机会。谁都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也能在杨佳案刚发生的时候，把一个在网上写东西的网民抓起来。这显然是违法的。现在拘留一百多天了，这个网民现在哪里，这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程序来完成的？上海他们是非常自以为是的，他们认为他们是万无一失的。但是他们错了，因为这个时代不一样了，人们不需要按照他们这一套程序来鉴别他们是不是违法的。

你受到过威胁吗？

我每秒钟都受到威胁，因为我生活在一个非常有危险性的国度里。

具体讲有没有明显的威胁？

对杨佳的审判就是对我的威胁，这是一样的。不是一把刀子抵着我，才是对我的威胁。只有猪才会这样去想问题。当一个人的尊严，他的生存的理由被动摇的时候，他就是受到了最大的威胁，这毫无疑问。

这个问题是否有转机的可能？

几乎没有。中国的法制在过去的三十年来几乎没有进步，这是让我很吃惊的，它处在了一个冻结状态。虽然经济发展，甚至经济的发展也可能是靠法制不健全来完成的。前两天，哈尔滨的警察打死了一个学生，那么刚开始就传得乱七八糟，播出录像好像是学生在打警察，这是多么可笑的事。全世界没有学生打警察的事。今天播出了后二十分钟的录像，是当初电视台没有播出的，是六个警察踢一个学生五六分钟，一脚就可以把人踢死的。现在承认了是警察施暴。要在这种问题上去争论，人被打死了，仍然要去争论这种问题的话，何况杨佳只是被打伤过。杨佳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凡事要有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必须给你一个说法。这是说，他曾经向这个社会讨公道，但是这个公道他没有讨着，他最后用自己的行为去完成他的认知。

二审的辩护律师翟建说，证人警察是不必出庭的。

胡说八道。辛普森的案子，就是证人出庭才翻了这个案子，要不然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话，你等于说杨佳也不用出庭，那你就完全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吧。这个王八还能做律师，是很奇怪的事情。他还是上海十佳律师的第一名 “东方大律师”。

如果接受了北京的律师，会有什么结果呢？

北京的这个律师好很多。当然，上海必须请自己的律师，为了避免麻烦，让真相不在法庭上呈现出来。

杨佳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没有受到最起码的公正的待遇。那么这是很恐怖的。如果说在公安局里面受到了殴打，是不公正的，那么他在法庭的待遇则是更加的不公正。如果说这个法庭是公正的话，那只能说这个社会是一个完全不公正的社会。如果社会都没有这个认识的话，那我们连审判都不要谈了。

二审的时候，上海在处理媒体的时候跟一审有区别，似乎开放度大了许多，是不是他们也感觉到了一些不妥？

不，他们从最早和最后都想的很清楚，就是把事情掩饰掉，不存在什么不同的感觉，一审是秘密审判的，造成了很大的社会舆论，二审必须要做的公开一些，但是所谓的公开是没有意义的，连同室都不是，在另一个房间看录像，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公开审判。这是中国对司法公正的理解。如果这叫“公开审判”，那就等同于，中央电视台做的动画也跟直播一样。

这个事情在整个世界的舆论里是不是必然有很意想不到的影响？

老实话，没人搭理你，中国人爱死不死，没人搭理你。这个世界也没什么所谓的永恒的公理可以谈。这是件自己折磨自己的事。

越来越悲观了？

没有，既不悲观，也不乐观，这是我们的处境，我们必须了解它。

我很感动，现代艺术在当今社会中，期望艺术家在核心问题上要体现出来独立言论和自由勇气。跟你有相似影响和地位的人，好像集体失声了？

我不知道。我只能从伦理上说，任何一个人，如果是不为正义而战，不为所谓的公平而战，他就是非正义和不公正的一部分。这毫无疑问。

（完）

张华洁根据电话录音整理

艾未未：杨佳的事为什么要死嗑

杨佳的事为什么要死嗑 (2008-10-24 17:26:59)
标签：脏人 邪恶势力 傻逼 杨佳 杂谈 分类：杂谈



新华网上，一下跳出了几个专家学者煞笔教授，来自北大人大北师大,一样的无知，一水的无耻，一惯的恶心。中国的事就是那么的简单，肾虚的很,作亏心事之前,先找几个王八造舆论.中国永远不乏为邪恶势力摇旗呐喊的人，这些垃圾总是来自学院或是协会，分不清是垃圾体制造就了这些脏人，还是这些脏人造就了垃圾体制，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彼此证明，卑鄙无耻是没有止境的。

义正词严的杀人砍头之前，先查一查要砍的人是不是有病，这有那么难么。着急是怕谁清白了不成。草菅人命还不能说？不清不楚的陷害欺负一个人，还不许别人看不惯，你昧着良心，整个世界都得跟着黑不成。边玩边作弊也不怕无耻致死。

网上的留言中还有一种说法，你这不是在用杨佳的事攻击政府，反社会啊，言外之意是政府的是与非是不能探究的，公民的生死是不能谈论的，司法程序是不能质疑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非公平非正义，违法乱纪，都是邪恶政府的专利是傻逼社会的必然，你万万不能借杨佳的事来说政府和社会的不是。

政府是什么，说好听了，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意见不同就是攻击，攻击它怎么了，最差的结果，不就是被它们逼在了角落里，暴捶而亡吗？谁也不要拿政府吓唬谁，我要是说清楚，我是攻击政府了，你就能歇着你的逼吗？更别说傻逼社会了，老子政府都攻击了，还在乎你社会个鸟。

傅正明：克莱齐奥的多种文明交响曲（外一篇）

傅正明简介：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居瑞典。主要出版作品：《古希腊喜剧艺术》《悲剧：秋天的神话》《喜剧：春天的神话》《在波兰的废墟上》《百年桂冠——诺贝尔文学奖世纪评说》《诗从雪域来》《西藏流亡诗选》等。

克莱齐奥的多种文明交响曲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Jean Marie Le Clezio）堪称新起点的、诗意冒险的有感性狂喜的作家，在占统治地位的文明之外和之下人性的探索者"。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贺拉斯.恩格道尔10月9日向全世界公布本届诺奖获奖作家时，给我们的首要信息是：这是一位法国作家！

可是，在获奖前的一次访谈中，克莱齐奥说："我认为我自己是个流亡者，因为我的家人都是毛里求斯人。我们几代人都是毛里求斯的民俗、食量、传说和文化养育出来的。这是一种杂交文化，是印度、非洲和欧洲文化的融合。在法国，我总觉得自己像'局外人'，但法语又是我真正的祖国。"因此，克莱齐奥自称为"法裔毛里求斯人"。就地理概念而言，他生于法国尼斯，就文化乡愁而言，毛里求斯是他的"小祖国"。

更有意味的是，克莱齐奥的散文集《篱笆》（1971）开篇第一句话是："我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可恰好就是这样：我是一个印第安人"。

由此可见，克莱齐奥的"身份"，并不如他所拥有的国籍那么简单！瑞典学院把他的重要文学主题概括为"记忆、流亡、青年人的重新定位和文化冲突"。同样，他的身份似乎是一个需要不断"重新定位"的问题。最后的最恰当的定位，就是"世界公民"，而他多彩的文学创作，好比一部交响曲――欧洲文明、亚洲文明、美洲印第安文明、非洲阿拉伯文明的交响曲。

欧洲文明的血液

在克莱齐奥体内，自然流淌着欧洲文明的血液。其血缘关系，要追溯到现代精神分析学重新解读的希腊文明。在克莱齐以童年记忆为素材的《奥尼查》芬坦跟随母亲航海去尼日利亚，在奥尼查小城与他的父亲相见，由此构成典型的"俄狄甫斯情结"中的恋母反父关系。芬坦喜欢的朋友，一个当地渔民的儿子波尼，仿佛是芬坦的"他我"（alter ego）。在波尼身上，既有性骚扰的野性，又有田园诗的笛韵。在人物三重奏行进的过程中，不协和音终将得到解决。

现代欧洲文明的奠基，是文艺复兴奏响的人文主义主旋律，是法国大革命揭橥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和弦。可是，反讽的是，正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暴力和某种不自由，使得克莱齐奥的一个并非贵族的先祖，从法国逃到毛里求斯，克莱齐奥的祖父因此而发迹而成为这个岛国的甘蔗种植园主。这片一度称为"法兰西岛"的殖民地，后来被英国人强占，恢复了它的原名，并于1968年赢得独立。

在这一过程中，克莱齐奥的祖父的这个"不肖子孙"，无疑以他人道的声音起了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文明，并非单一的旋律。在克莱齐奥的近乎揭发"国丑""家丑"的小说中，例如，在《革命》（2003）中，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暴力，阿尔及利亚从法国铁蹄下争取独立的战争，在《隔离》（1995）和《奥尼查》中，可以看到早期殖民者的残酷。

《流浪的星星》（1992）是克莱齐奥的得意之作，作者不仅揭发了反犹大屠杀的罪恶，也描绘了以色列复国导致的巴勒斯坦人的灾难。主人公是和她母亲一起逃亡的犹太少女以斯帖。她的父亲是法国共产党人。这个热心救助俄罗斯和波兰难民的"自由解放战士"，从他参加游击队那一天起，就意味着他指望枪杆子，而当他以《旧约》中救助犹太人的波斯皇后以斯帖（意为"星星"）的名字给女儿重新取名时，他就在指望上帝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从"革命的人道主义"到宗教人道主义的转变。如果说，这个为革命献身的父亲的声音有小号的激昂，那么，作者以女性视角叙述的以斯帖和巴勒斯坦少女涅玛的流浪故事，就是如泣如诉的弦乐。当以斯帖意识到她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的责任，她成了作者本人精神上的姊妹，超越了民族和宗教界线，表现了普世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如法国圆号一样构成交响曲中最浑厚的声部。

欧洲的自由精神，最鲜明地体现在以斯帖敬爱的钢琴教师费恩先生身上。费恩原本维也纳音乐家，德军入侵奥地利，他的犹太妻子被送入监狱后，他在逃亡中和以斯帖相遇。他住在一个乡村废弃的别墅里，偶然买到一架旧钢琴。一个喜欢音乐的意大利宪兵队长想利用他，费恩先生说：你可以抬走钢琴，但我绝不会为一个征服者演奏。可是，当以斯帖走近菲尼家门，她听到，"乐曲突然从钢琴中跃起，充塞整个房间，弥漫到庭园和街道，以它的力量和秩序充塞了一切，然后柔和地神秘地发展。现在，琴声汹涌起来，喷涌如泉水溪流，直指天空，直上云端，混合着日光，溢满山岗，流向通往两条激流源头的所有道路，像河流一样浑厚有力。"那是洋溢自由精神的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巴赫的音乐。后来，费恩先生和善地接待了以斯帖，并乐于教她钢琴……。这无疑是克莱齐奥交响曲中最动人的乐章之一。
但是，克莱齐奥并不看重欧洲的理性主义传统。瑞典学院指出，他的重要小说《沙漠》（1980），"含有北非沙漠中失落的文化的宏大意象，与不受欢迎的移民眼中的欧洲景观形成对比"。小说的两条情节线索，如对位的二个声部，一个声部是二十世纪初撒哈拉沙漠柏柏尔部落在殖民者的迫害下的流亡，另一个声部是一个流浪的摩洛哥姑娘，她在西方世界成了有名的模特儿，却与商业文明格格不入，最后返回故乡寻根。

东方文明的意象

在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毛里求斯，居民主要为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的移民，因此，印度教盛行岛国，佛教也比较流行。在《隔离》中，主人公因为和一个欧亚混血儿的婚恋，被他的种植园主的父亲赶出家门。他踏上寻找"自我"的精神之旅。寻来寻去，主人公自我诘问道："我是不是在寻找一个幻影?"。这里的"幻影"（英译作
illusion）一词，可能相对于梵文的Maya（空幻），是印度教的重要概念。因此，《隔离》被批评家视为一种"喜马拉雅文学"。小说最后提出的这个问题，像《流浪的星星》中寻找圣地的以斯帖提出的问题一样充满了反讽："也许耶路撒冷并不存在？"

克莱齐奥曾多次访问中国。不久前，他的小说《乌拉尼亚》中译本获得北京一项"最佳外国作家奖"。从他致中国读者的信和其它资料来看，他读过的中国经典，有《道德经》、《红楼梦》，他喜欢的现代中国作家，有鲁迅、巴金，尤其是老舍。这些作家作品以及中国京剧、国画和书法，均对克莱齐奥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克莱齐的道家眼光，有评论家Maurice Cagnon和 Stephen Smith 的专论，载《法国评论》（The French Review）1974年春季号，可惜未能拜读。但是，在克莱齐奥注重生态保护的小说中，在他寄情山水的描绘中，不难发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以斯帖从长辈那里听了"创世纪"的故事，懂得了类似于阴阳两极的"黑暗"与"光明"之分，懂得了"天和地都是人"的道理，这正好说明希伯莱文明与中华文明有相通之处。

克莱齐曾为著名法国电影导演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关于电影摄影师的笔记》作序，他认为布列松的电影往往将音乐与绘画融为一体，有日本画家葛饰北斋的"浮世绘"的禅趣。这也可以视为克莱齐奥本人的文学创作的一个特征。
印第安文明的梦幻

克莱齐奥之所以认同印第安人，是因为从1969年起，他在巴拿马一个印第安部落中扎扎实实生活了四年。他住在以棕榈叶为顶的简陋茅舍中，在热带雨林各种奇特鸟类和野生动物的环绕中。他在河流湖泊轻轻荡起独木舟，与原住民一起载歌载舞，过着哥伦布抵达之前十五世纪的那种古朴生活。他学习那些"高贵的野蛮人"的语言，全身心融入他们的魔幻文化。这个长期的漂泊者，仿佛有了叶落归根的"在家"的感觉。这是他"闭关"静修的一段时期，"出关"以后，近乎脱胎换骨。

此后，克莱齐致力于翻译南美印第安人玛雅文明的经典，并出版了散文集《墨西哥之梦，或美洲印第安人断裂的思想》（1988）。克莱齐奥梦游在前殖民地墨西哥的漫长历史中，陶醉于印第安血祭的"神圣的恐怖"及其歌舞的"可怖的美"。他推测，假如他们思想脉络没有被西班牙征服者打断，那古老的仪式和神话，也许会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哲学，一种类似于道家和佛教的哲学。克莱齐奥相信他们的循环时间观念与佛教的轮回观接近，相信他们的诸神和信仰有一天会重新复苏。

克莱齐奥的创作中的这一梦幻乐章，不是直线向前的进行曲，而是苦中作乐的圆舞曲。作者面对那个失落的世界抒发的哀婉凄美之情，堪称法国浪漫主义的余音。

克莱齐奥，这个世界公民的多种文明的交响曲最终指向的，无疑是"世界文学"应当弘扬的普世文明。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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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犹太诗人的族裔认同
――纪念以色列建国六十周年

◎ 不少知识菁英并不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最佳选择

今年5月14日，以色列人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欢庆以色列建国六十周年。
犹太人返回"应许地"建国，可以说有三大基石：第一，长期惨遭迫害的弱势族裔的幸存及其信仰捍卫的需要; 第二，他们长期积蓄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第三，他们赢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尤其是联合国1947年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

诚然，犹太人复国并把以色列建设成一个民主国家，是值得他们庆贺的。但是，即使是深谙历史苦难的犹太知识精英，也有不少人并不把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视为他们的最佳选择，例如，拉比约耳•泰特鲍姆（Joel Teitelbaum），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依照《犹太法典》应当是被禁止的; 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也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著例。而非犹太裔人文主义者，对此往往只采取道义立场。因此，我想就此以两位杰出的诗人的认同，来纪念以色列建国。

◎ 叶甫图申科以〈娘子谷〉诗表达犹太族裔认同

这两位诗人，第一位是假犹太人叶甫图申科――因为他是一个俄罗斯人，但是，出于对犹太裔苦难的同情，他"似乎是"一个犹太人。另一位是真犹太人艾伦.金斯堡，但他的精神皈依，是看重慈悲和智慧的佛教。

像波兰的奥斯维辛一样，乌克兰娘子谷是二十世纪犹太人苦难的见证。那是1941年，纳粹占领基辅后，把大批犹太人分批驱赶到市郊娘子谷悬崖上，一阵阵疯狂的机枪扫射过后，把尸骨推下峡谷，造成多达十万受难者的万人冢。

不少犹太人曾投身俄国十月革命，但是，革命胜利后，犹太人在苏联和东欧遭到全面排斥。斯大林之后的"解冻"时期，排犹并未结束。赫鲁晓夫1959年发动反宗教运动，主要就是针对犹太人。苏联的教科书还刻意曲解了娘子谷大屠杀的历史。
就在这个时候，诗人叶甫图申科挺身而出，写作了<娘子谷>。诗人的犹太人族裔认同一直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我似乎是一个古老的以色列人./跋涉在古埃及的道路上/我在遭受酷刑，被钉在十字架上/甚至在此刻，忍受着钉子的锈迹。"接着，诗人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法国被诬告的犹太军官德雷弗斯，但同时扮演了为此案呼吁正义的左拉的角色。诗人觉得自己似乎是写《安妮日记》的那个犹太少女，但同时扮演了她的精神医生的角色：

――"他们来了!"
――"不，别怕――那是春天的
脚步声。春神正在赶路
来到你的身边你的唇间!"
――"一声响打破了门!"
――"不，正在打破的是河流的坚冰……"
接着，诗人悲怆沉痛的笔调写到娘子谷：
娘子谷潇潇野草
凄凄寒树，如严酷的法官
这里，所有的呐喊和手中的帽子，静悄悄
一夜之间我愁白了头
我是一声长长的沉寂的尖叫
掠过数万人的尸骨之上
我是这里每一个被处死的老人
我是这里每一个被谋杀的孩子

回眸纳粹大屠杀之后，诗人的批判锋芒直指那些自称为"俄罗斯全民联盟"的排犹分子，那些满怀仇恨盗用了"英特纳雄耐尔"的名义的苏联共产党人。这首诗因此成为诗人的"反苏活动"的罪证。

叶甫图申科的犹太人族裔认同，在苏联并非孤立现象。1962年，另一位俄罗斯人肖斯塔科维奇以<娘子谷>等诗作为歌词，创作了悲怆的第十三交响曲。

◎ 反战是金斯堡始终一贯的主张

犹太人身份是以母亲血缘为准的。金斯堡的母亲是俄罗斯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一度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感染了金斯堡的左翼倾向。作为民主歌手惠特曼的传人，金斯堡是真正的美国人。但是，他很快就转向东方文明踏上精神之旅。1962年底，他在印度朝圣拜见了流亡中的达赖喇嘛之后，从苏联地下出版物中读到了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他尤为感动的是该诗的结尾：

我的血管里没有一滴犹太人的血
可是，在那些狂热的排犹分子眼里
我是一个可恨的犹太人
正因为如此，我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在《印度日志》中，金斯堡把叶甫图申科称为"亲爱的诗人"和"同胞"，并由此联想到西藏人被迫的大流亡，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西藏人。他呼吁："联合国，你应当搬到喜马拉雅山来！明年夏天的联合国会议，应当讨论西藏问题！红色中国要派穿裤子的代表来！达赖喇嘛也要派披袈裟的代表来！"

金斯堡去印度之前，曾先到以色列寻觅乡愁。由于当时旧耶路撒冷和西墙（哭墙）在约旦控制的边界，他无法去朝圣。他承认，以色列是被迫害的犹太人的一个好庇护所，但他发现，以巴冲突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他说："是的，我是一个犹太人，但与此同时，你会看到我不是犹太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所以不能和谐相处，是因为他们都不把对方当作人，而是当作物。"1965年，金斯堡访问苏联，见到他所仰慕的叶甫图申科时，他谈到几个古巴作家被抓进监狱关了一天，叶甫图申科说：那只是"儿童游戏"，苏联的许多无辜者被关押了二十年！这时，金斯堡既是古巴人又是俄罗斯人。在反越战的游行示威活动中，他是一个越南人。在抗议苏军坦克侵入布拉格时，他是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人……。

反战是金斯堡始终一贯的主张。1967年6月，以色列入侵埃及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时，美国一些犹太人和平活动家，感到进退两难，但金斯堡持坚决的反战立场。1973年，叙利亚和埃及率先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斋月战争"或"赎罪日战争"），金斯堡立即写了<耶和华与真主之战>一诗。对于这场饱含文化冲突的战争，诗人首先追究以色列的责任，把犹太人指为"崇拜金牛的以色列部落
/ 打破十戒的摩西"，然后，追究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双方领导人的罪责。

◎ 金斯堡的普世关怀，在犹太人中不是孤立现象

1988年，金斯堡再次访问以色列时，终于到了西墙。他想象着，上帝就是在这里显灵，吩咐亚伯拉罕献祭他的儿子以撒。诗人在这片千百年来的圣地嚎啕痛哭，这时，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个真正的犹太人。然后，他冒险潜入阿拉伯人住宅区，辛酸地看到几个饥饿的孩子靠拣废铜烂铁卖钱为生。他留在那里好几天，每天帮孩子们拣起的，是美国制造以色列发射的炮弹废片。这时，他是一个阿拉伯人。
二十世纪犹太人作为施害者的角色，在建国前实施了代尔亚辛大屠杀，即在耶路撒冷附近代尔亚辛村对阿拉伯村民的屠杀，接着摧毁了数以百计的阿拉伯村庄;
在建国后实施了1982年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

金斯堡的普世关怀，在犹太人中同样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被誉为"以色列文坛教父"的S.伊扎尔（S.Yizhar），在中篇小说《可赫尔贝•柯西泽》（Khirbet Khizeh）中，讲述的是以色列建国那一年巴勒斯坦村民惨遭暴力驱逐的故事。以色列作家奥兹（Amos Oz）指出："伊扎尔之后的每一个（以色列）作家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以色列和平活动家乌里•阿文里(Uri Avnery)在以色列建国六十周年之际用一个悖论阐明了他的人文主义理想：

"真正的犹太复国的愿景(vision)，是无国界的国家愿景"。

我相信，这也是金斯堡在天之灵的愿景。这句话，可以作为以色列建国的最好纪念。
【2008/08/14 联合报】@ http://udn.com/

《白皮书》和一段故事

《白皮书》和一段故事

文/朱瑞

看完《白皮书》，竟一时无语。应该说，那些方块字中散布出来的，泼妇般的飞扬跋扈，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这时，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重读《流亡中的自在》，从尊者达赖喇嘛即使是对苦难的叙述中，感受着一种和平和宁静。

说起来，这本书，来之不易。是一位僧人，首先和我提到了这本书。他说，“你能帮我买到《流亡中的自在》吗？”我先是吃了一惊，继而说，“在这一点上，汉人和藏人的处境相似，很多好书，尤其是那些让思想和精神更为活跃的好书，是读不到的。”

万没有想到，我居然得到了这本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来自一位中国政府的官员。

我与这位官员相识于拉萨。那时，他被几个想拍电影的高干子弟簇拥着，在一个对我来说，避之唯恐不及的党政机关大院里，我们见面了。他们想拍寺院。可能觉得西藏的寺院好看，会逗引一批猎奇的观众，能赚个好价钱。就是这样一个平庸的目的，这几个背景不算太平常的人也担心此片会在审查时受到扣压。只要和西藏文化有联系，不管什么，是不那么容易放行的，除了垃圾。我自己就有过一次经历。我的中篇小说《觉莫》（后改名为《苍古寺阿尼》），寄到《收获》时，很快地，收到了编辑来信，被说成是很好的小好说，只要改一个细节就可以了。接下来，我按照编辑说的，改了那个细节。不久，那位编辑就把定稿寄来了。再不久，我又收到了那位编辑的来信：

朱瑞老师：您好！
您的来信收到，谢谢您的鼓励和信任。
很不好意思，又要麻烦您。我们领导说《觉莫》写得好像是真人真事，涉及到上层人物，在这方面会不会有问题？小说用的是真名还是虚构的名字？谢谢。
此致
敬礼！
***谨书

后来，《收获》给我的退稿理由是，“在请教一些有名的西藏专家中，得到了否定的答复。”也许仅仅是托辞，不过，仍然折射出中国宣传机构对西藏题材的讳莫如深。中国对西藏文化的保护目的，显而易见，不过是让西藏渐渐地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今年三月抗暴发生后，许多中国人表现出的对西藏一无所知和畸形的认识，就是中国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后果之一。

话再说回来。那位官员那天出现的意义，似乎是可以帮助将要开拍的片子，顺利地通过审查。那天他是最受尊敬的人。而我的任务是陪他们参观哲蚌寺。

已记不清我是怎样介绍哲蚌寺的了。只记得，我们一起吃了丰盛的晚饭。他的座位挨着我，分别时，他把别人献给他的哈达，献给了我。并说，从我对哲蚌寺的介绍里，他看到了真实西藏的一部分。

第二次见到他，还是在拉萨。那时，我住在唯色的家里，他就到唯色的家里看望我。我们相对而坐，他成熟而清爽的面容，微微发红。他说，他刚刚喝过一点酒，不喝不行，大家都在喝，趁大家醉成一团的时候，他出来了，“和那些人在一起，是看不到真的西藏的，”他说。而他这次是奉命来了解西藏的某些情况的。他说，“从你这里了解西藏，可能更直接一些。”

“我是一个汉人，你应从藏人那里了解西藏，那才是直接的，比如唯色。”他就站起来，看了看唯色书架上的书，说，“请你把我的电话号码给她。”不过，那一次，我还是告诉了他一些在西藏随处可见的问题，比如拉鲁湿地的严重破坏，林芝一带树木的大肆砍伐，对宗教节日的限制，以热地为首的利益集团是如何腐败和奢华等等。他听得仔细，我也很受鼓舞，就说，我可以把这些问题严谨地写出来，希望能交到江泽民手里。他说，“你写吧。”就这样，我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到拉萨的许多部门进行调查、采访，以确保我的文字没有误差和任何感性的夸大。也许是我的记者证和汉人面孔，使我在调查中，没遇到太多的麻烦。可是，当我把稿子发给他时，他沉默了良久，也许他期等的不是这样的一篇稿子吧？也许他更知道所在政权的本质吧？但他终于说话了，“我试试交给统战部吧。”

至此，那篇稿子就没有音信了，有时连我自己都忘了。后来，我把那篇稿子给了唯色，也没有别的更深的想法，只是一种惯性。那时，我和唯色都经常把自己的稿子拿给彼此，相互评价，或好或坏。没想到，王力雄重视起来了，把它贴到了他自己的网站上。唯色也说，“你使我感到汗颜啊，朱瑞。”我笑了起来，说：“你真能自我检讨。”

又见到了那位官员。是在北京。他说，“我能为你做一点什么呢？”似乎自从那篇稿子没有下落以后，他一直想为我做一点什么。我说，“我想要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可以。”他的声音很轻，我甚至不敢相信他真的说了这句话。

后来，他出国考察，途经香港时，买了《喇嘛杀人》送给了我，这是台湾记者林照真写的一本纪实作品。我读过后，又打电话重申，我仍然想看那另外一本书。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理解你。”

当我最后一次离开拉萨，返回哈尔滨，途经北京时，他送给了我这本达赖喇嘛自传。他说，是前一段时间，亲自在香港买的。看着封面上尊者达赖喇嘛的照片，良久，他说，“和你一样，我十分敬重达赖喇嘛。”

但这本书，始终没有机会交给那位渴望一读达赖喇嘛自传的僧人。不过，在哈尔滨，我推荐给了我的朋友们。一时间，大家排起了长队，等着阅读。

“好书啊！无论在史学，文学和人类学上，都有着极大的价值。”

“原来，达赖喇嘛是样一个人啊，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啊。”

大家感叹着。其中的一位朋友，他是不太爱说话又对读书很挑剔的一位作家，因为某部作品被某位名导拍成了电影（那部作品，在我看来，远不如他的其他作品深厚），一时间，他成了名人，电话、采访应接不暇，他就东躲西藏起来，这样，他到了我的家，看见了《流亡中的自在》，二话没说，就捧走了。

“有什么感想？”还书的时候，我问。

他不吱声，一支又一支地抽烟。

“好书，”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好书，好书啊。”

那以后，他总是和我打听西藏的事，说，“其实，没有达赖喇嘛，西藏就不算是西藏。”还说，“唯色的作品是最有生命力的，其他的作家都是瞎扯。”说到这儿，他还亵渎了几个大红大紫的作家的名字。

他一定会理解，甚至是支持三月抗暴的。每一个对西藏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同情西藏人的苦难。应该说，我并不惊讶于三月抗暴的发生。王力雄先生说出了一个真理：即三月抗暴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我在唯色的博客上发表了我的《藏人为什么抗议》，就是当年我希望那位官员转给江泽民，而后没有任何下落的文章。不过，我略作了一点改动。

三月抗暴后的军管和新近的《白皮书》，都使我更加理解了那位官员。是的，中共不需要我的那篇调查报告，他们只想激化矛盾，掩盖真相，扼杀西藏文化，掠夺自然资源。否则的话，三月抗暴，就不会发生。

再次阅读达赖喇嘛自传时，对那位中共官员，充满了感怀。就给他打了电话，想听听他对三月抗暴和《白皮书》的真实想法。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了，我们从没有过任何联系。就拨了他从前的电话。仍然是他的声音。可是，他早已离开了那个官位，他说，天天说假话，简直是浪费生命。我们甚至没有谈到《白皮书》。突然感到，《白皮书》在我们之间，也像我的那篇报告在中共那里一样，不过是一张废纸。

他的辞职和新近发生的瓮安、杨佳事件，及《白皮书》的谎言，让人们对这个政权已没有任何幻想了。谁都不知道，一个懂得感激，充满了慈悲的民族，会被逼向哪里？


注：《白皮书》，即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8年9月发表的《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白皮书。

（此文初发于唯色博客）

艾未未：杨佳为什么会死

杨佳为什么会死

如果不是生长在工薪家庭，父母没有离异.如果父亲没有在几年前，用净所有积蓄为他买了一台电脑和一辆山地自行车，生活空间和路线变得更加自我孤僻。如果他十一没有一个人去上海旅游。如果在闸北他没有租到一辆没有牌照的自行车，在路口没有被一个名叫薛耀警察盘查。如果警察陈银桥没有硬将杨佳带回所里，杨佳没有据理相抗。如果警察陈银桥高铁军陈红彬吴钰骅没有对他羞辱施加暴力。如果他没有呼救110，没有三次电话他的母亲。如果没有被非法拘押至凌晨二点。如果警方不能销毁录音录像证据而提供伪证。如果杨佳回北京后没有写信电话电邮多次投诉，如果杨佳接受上海警方的赔偿协议，接受交换条件。如果杨佳没有他母亲8年上访讨公道的辛苦经历，如果杨佳不是坚信“凡事都要有一个说法”的朴素道理。如果杨佳没有在山西旅游时被车站的警察殴打成重伤。如果杨佳在冲上闸北大楼时已经被警方击毙。如果不敢出庭作证的七个警察中有一个能良心发现。如果上海公安局尚存一点遵纪守法精神，还是一只干净的队伍。如果精神鉴定中心有一点职业伦理和专业水平。如果公检法讲一点法律程序，有一点法律水平，而不是视党性高于人性。如果律师，中国的律师不是谢有明不是翟建之流尚存良知。如果北京拔刀相助的李劲松刘晓原可能成为杨佳的辩护律师。如果杨佳的母亲没有仍然被失踪一百多天而不能说出唯一的事实真相。如果杨佳父亲和姨妈的苦苦申诉有效。如果新闻媒体不是装聋作哑混淆是非的共谋，白岩松不只是一张没有人智的烂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不是欺人之谈。如果最高法院还是中国法治精神的最高法权代表，如果这基本上还是一个讲理的世界，如果今天的中国与昨天有所不同，杨佳都不会轻易这样的死。

社会不正义是如何实现的呢？社会的不正义来自闸北路口的那个警察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制服帽子上的那颗国徽是个鸟，败类们视集团的利益高于人的生命和荣誉，权力对宪法人权的习惯性蔑视，来自于每一个人的无限的忍受和退让。这是考验人性的制度。在一个恶的体系中，为善可能吗？

一次不公平的审判是悲剧，是谁的不幸，悲剧从来都是关于他人的吗？毁灭人的价值的历史会有善的终结吗？文明是延伸他人的命运。不为他人的困境流泪，是这个社会最后的不幸。

茉莉美文三篇

正是深红出浅黄

一个名叫莱拉的黑人女性，逃亡在非洲、法国、墨西哥和美国等地。她的背包里始终带着一本书，法国著名思想家法农的《地球上苦难的人们》。这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乔小说中的故事。

十六年前，我从中国广东大鹏湾，乘一叶小舟逃往香港，随身携带的，是我在1989年六四后入狱几年的日记。我不知道路在何方。香港郊外的荒山上，一步一回头，心绪茫然的我，就这样凄凉地告别了故国。

幸好，北欧的瑞典向我们慷慨地伸出了援手，给我们一家提供了一块安栖的绿洲。这里，一望无际的森林，星星点点的湖泊，以令人感动得热泪盈眶的自然之美，安慰着心灵痛楚的异乡人。

东欧的流亡作家曾教我们摆脱流亡心态，让自己成为沙漠中的一粒沙，消失在人海之中。我倒是甘心情愿地，化为瑞典森林里的一片树叶。

在阳台上遥望蓝色的波罗的海、白色的船影，我有了一种宁静知足之感。往日的坎坷和苦难，似乎被我收拾停当，搁置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去了。

偶然，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令人刻骨铭心的自问：“我是否配得上我所遭受的苦难”——也会触动过着安宁的教书生活的我，令我的内心不能安宁。于是，我在这些年里为国内人权受害者代言，帮弱小的西藏呼吁，力图揭开中共当局要捂住的伤口，我总是与满腹冤屈的失败者站在一起。

当《瑞典森林散步》一书即将在台湾问世之际（允晨文化），秋色已染上门前的枫树，正是刘禹锡的诗境，“数树深红出浅黄”。在这本书里，满怀感恩之心的我，力图把这个北欧小国的方方面面，描绘得色彩斑斓。

来自一个闭塞的东方专制国家，我充满惊奇地观察这里的一切：

为什么瑞典人有那么长的带薪假期享受森林小木屋的乐趣？为什么瑞典女性要和她们心爱的男人平分帐单？为什么瑞典资本家被称为“人道资本家”？为什么只赞扬一句中国“政治稳定”，瑞典首相就差点被弹劾？瑞典国王为什么不能发表对政治问题的看法？普通瑞典公民为何有权到政府办公室查阅官员的收入和支出？为什么瑞典愿意让附属国挪威和平地独立出去？瑞典的平民王后为何高贵？伯格曼的电影有什么奥秘？影星嘉宝因何息影几十年？……

瑞典在全球民主指数中排名第一，它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瑞典模式”，每年颁发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奖。在追索瑞典民族的理念及其历史背景的同时，我也把目光投向连接斯堪地纳维亚半岛的大陆——欧洲各国，投向中国文坛。

我仍然在流亡。在无可弥补地失去故园之时，命运让我变成一个作家。汉娜．鄂兰曾说，最终能带来拯救的是作家、诗人和讲故事的人。在我的第二故乡，我用我的母语讲故事。母语就是祖国。放逐中的写作，是精神上的回归，是一种自我拯救。

克莱乔笔下的黑人女性在周游各国后，终于决定回到她已经失去记忆了的摩洛哥乡村。我还会继续与瑞典森林为伴，直到那镌刻六四受难者名字的石头发出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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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20081020



德国流亡作家笔会：希望汲取当年BBC被渗透的教训


由张丹红言论引起的有关德国之声的大争论，在德国引起广泛的讨论，进入更深层的思辨阶段。

10月9日，49名德国政治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于发表公开信，为张丹红辩护，反对对德国之声中文部进行新闻审查。 与此针锋相对，德国流亡作家笔会也于近日发表公开信。


◎ 该组织成员特殊的身份


德国流亡作家笔会主要成员，有些是当年为逃避纳粹迫害而流亡的德国作家的后裔，有些是从当年东欧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里，逃到西方民主国家避难的一些作家，如来自捷克的1968年布拉格之春，来自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来自罗马尼亚反抗齐奥萨斯库政权的知识分子，等等。


◎ 他们站在受害人的角度看问题


德国流亡作家笔会针对德国之声事件和一些德国汉学家，政界人士以及社会科学学者发表，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他们的一个令人感动的特点是，站在受到专制政权迫害的受害人的角度看问题。在公开信中，他们追问：一些民主自由国家得到庇护的学者作家，却在自由的国土上，在被认为可以不受迫害地发出声音的民主媒体上，再次遇到了施害者。受害者因此发现，即使在海外，迫害也没有终止，

他们还追问：受害者发现了这些施害者在海外的时候，居然还得到了自由国家中一些据说是力主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的高声赞扬和支持。假如是这样的话，西方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们应该如何看待此等咄咄怪事？


◎ 举例证明历史惊人地相似


该公开信举出例子，证明历史惊人的相似。例如，当年犹太知识分子发现在BBC德语节目中，为纳粹主笔的编辑，居然在这里也还是主笔。

又如，当年捷克一个著名学者逃到英国，发现也是在BBC中，捷共的宣传干将同样把持相应的节目；这位流亡者为了逃避伤害，宁可选择进入一家精神病院，也不愿到BBC来挣点润笔费。

为此，流亡作家笔会致信德国之声台长，德国之声广播委员会和德国媒体，发出呼吁，希望德国之声能够汲取当年BBC被渗透的教训，不要重蹈助纣为虐的覆辙。

(茉莉081019)



无根的流浪者寻找家园

——谈克莱齐获奖


一百多年前，诺贝尔的遗嘱继承人拜访瑞典文学院，希望瑞典文学院按照诺贝尔的遗愿，承担颁发文学奖项的任务。那时，文学院内部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院士反对接受这个额外任务，其理由之一就是，他们担心文学院成为一个世界文学法庭，因为不能胜任从而遭受很多批评，引出许多麻烦。

果然，每年一度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经常引起众声喧哗。今年更是特别，奖项尚未揭晓，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长贺拉斯·英达尔，就和美国人爆发了一场口水战。贺拉斯称“世界文学的中心仍然在欧洲，而不是美国”，并批评“美国人太偏狭太孤立”。

美国人的反击也非常猛烈。他们对常务秘书的智慧表示怀疑，要开一张美国文学书单给瑞典人补课。他们甚至用“秘密团体”一词，促狭地形容只有十几个人的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

一个小时之前我们终于获知，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给戴着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头上。在笔者看来，对激烈叫战的瑞典人和美国人，这个结果应该是可以令双方熄火的。

虽然克莱齐奥是法国的白人作家，但他自八岁起，便随着家庭移居非洲的尼日利亚。此后往返于第三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因此，这位作家自称是一个无根的人，是一个流浪者。他偏爱旅行，在旅行中，他以独特的眼光发现世界。

克莱齐奥的作品充满多元文化，如非洲的、拉美的、欧洲的文化。他用诗意的语言，去描绘他遭遇的黑人、印地人等各种肤色的人民，去关注那些人的命运。虽然他是欧洲作家，但国籍对他已经不重要了，他应该被视为“世界公民”。

“人们不能没有记忆而生活，虽然记忆不一定愉快。”这是克莱齐奥在接受瑞典记者的一个采访中提及的观点。他的作品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记忆和流亡”。他的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写一个孩子回到非洲寻找家园的记忆，写自己年迈的父亲，以及他和父母的感情，从而认证自己的身份。

他被视为一位人文主义者，在他的小说里，充满了对人性的探索，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在与戈达尔的谈话中，他说：“如果作家没有人类高深的思想，如果对世上一切基本的东西、一切不愉快的东西没有一种情感的话，就不可能写出好东西，就无法写东西，无法自我表达。”

将近七十岁的克莱齐奥获得今年的桂冠，他几十年辛勤写作的伟大成果，当然是主要原因。但笔者还是联想到其他的因素，2005年上任的诺奖评委主席维斯特伯，就是关注第三世界的小说家兼文学批评家，他被瑞典媒体喻为一个“进步作家有道德威望的人”。世上会有惺惺相惜的事情。

瑞典文学界普遍认为，这个颁奖名至实归。笔者认为，作为“新小说”之后“新寓言”派的主将，克莱齐奥院不但符合瑞典文学院早就设定了的“道德价值参照系”，也符合“实验性艺术”的要求。
－－－－－－－－－－－－－－－－
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20081015）

失传的咒： 没有人能

没有人能



[ 2008-9-3 15:05:00 | By: 失传的咒 ]

没有人能在无人的山谷见到

同一个湖泊

西藏的湖 彻夜游荡 忧伤不已....

没有人能在三界 路遇一个

西藏的信使

没有人能在神的嘎巴拉碗里

饮到一口没有大嗔怒的血海水



二

我走近人们 象鸟落在广场；

我离开人们 象鸟死在雪地。



一个梦

诸佛在天界挽手游行

云朵里睡着神秘的大手印

一只蝴蝶从地狱的窗口飞出

我爬上岸 长出翅膀

艾未未：剩下的是谎言

08.10.09　剩下的是谎言 (2008-10-09 13:53:49)


远的不说，今年的汶川，瓮安，西藏，杨佳，奥运，周老虎，三鹿等与公众有关的大小事件，从政府的公告媒体报道中,这些事件到底是怎样的，发生了什么，人们无法弄清幻象与真相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如果相信党国家政府，眼前的景色是怎样的呢？地震校舍房屋倒塌，学生死亡，不是由于贪污腐败下的豆腐渣工程，而是大震必倒的倒霉命运。多难兴邦，死者在天之灵对党国应有报恩之心，灾难之后祖国会空前强盛和人民空前团结。

瓮安燃烧的火焰不是为姑娘鸣冤，而是俯卧撑加黑社会。

西藏暴乱是因为藏人愚昧疯狂遇上了汉人的善良和忠厚。

杨佳案不是因为杨佳没有偷自行车，不会撒谎，没有软弱。杨佳也没有精神问题。不是公检法司法程序混乱和腐败，是因为警察文明执法和手无寸铁。

杨家的母亲没有丢失，没有失去自由，只是找不见了。

奥运会是安全的同时也恐怖危险，出门是单双号同时环境优雅没有污染，人文奥运就是拒绝人们的自由，绿色就是花坛盆景平改坡，维护宪法和谐社会就是有游行公园允许申请后收容劳教。百年不遇的奥运梦想最终就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举办了一届月球上的演给外国人看的杂耍。

农民是电脑制作专家也是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专家同时是欺诈国家的恶人。

三鹿牛奶有问题。但是，仅仅是不法个人和企业所为，哪没有不法的个人和企业呢，所以说是正常的，可以理解不可避免的。政府是负责任的，监管可靠可信，通报及时。管理是有效的，媒体是透明的，最终百姓是满意的。

那些为了生长为了健康为了活着不知不觉喝了奶吃了奶制品喂了孩子的永远不关心权力不关心国家安危不关心事实真相的千万百姓还是人么，这些倒霉蛋的权力只剩下爱国了。

事实怎样有那么重要么？当然了，它比国家比党比人民比母亲比孩子，比一切的一切都还要重要，是重中之重。是党几十年来艰苦卓绝斗争的大是大非。这个国家的首要政务，全部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多半的努力，都与改变或掩盖事实的努力有关。豪言壮语或是悲情满怀，不惜代价甚至必要时付出热血生命。这是宣传部文化部文联作协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存在的唯一理由。由此看出要掩盖事实，维持谎言是不易的，要付出代价。

付出了代价就是生产力，谎言是文明的一部分。个人说话与事实不符是欺诈，政府撒谎是生产力，是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一部分。

依靠谎言维系的世界能生存吗，当然。当每一个人都知道是谎言时，谎言是一次错位，一个仪式和象征，一种心照不宣的悲悯的秩序.是坚实的现实。

维持一个欺诈的现实，是中华文明的道德修养和良心庇护,是民族灵魂的栖息之地，同样是国家日常事务的准则，公民的行为规范，社会赖以生存的原则，不能说是不重要。

人类的所有的可歌可泣的努力和牺牲，如果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了知道事情原本是什么样的，一个可信的世界，何必不如随它去了。

在今天，无论是关于这个国家的性质，还是关于2007年10月5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在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关于今天杨佳的母亲在什么地方，依然是没有人关心的事情。

艾未未：维持原判

08.10.17　维持原判 (2008-10-17 23:30:02)

是杨佳的姨妈，而不是他的母亲，也不是他的父亲，今天接到了杨佳二审辩护律师翟建的电话，上海高院已经作出决定，二十号的宣判结果将是“维持原判。”

如果说杨佳案一度曾是不清晰和让人生疑的，现在看来却是从开始就是没有悬念，一切自始至终都是再也清楚不过的事情。

感谢上海市一审地方法院和二审的高院，感谢上海的一审谢大律师和二审的翟大律师，感谢上海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是你们在企图抹去耻辱的同时赞美了愚昧和暴力。告知了世界，什么是与生俱来的黑暗和荒诞，什么是为非作歹背信弃义，什么是真正的谎言和欺凌。人们会再一次记住你们的向全人类展示的胆小和懦弱，象记住一个说谎的窃贼一样记住你们的样子。

不要说没有给你们机会，你们还是最终创造了历史，一部近乎完整的不仁不义的历史。就像是忍耐和宽容并不能为善良的人带来好运和清白一样，诋毁公正的杀戮将同样不能为昏庸和独裁换来一天的平静。

一个大国，二十一世纪大国的公检法，不惜一切代价在众人面前遮掩事实，用尽手段扭曲公平和正当，欺凌一个二十岁的青年。这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又一次，缺少对宪法起码的尊重，蔑视公民的基本权利，背离司法公正的愿望，扰乱正常的法制程序。这样的审判是为了什么，审判了谁，这可会是杨佳所预料到的。



关于翟建律师的若干问题

先说翟建律师在杨佳案中的身份问题.

二审翟建当庭陈述他是杨佳委托的律师,不是上海市高院委托的律师。作为一个在上海混的大红大紫的“东方大律师”，且不提他的辩护水平有失基本职业水平和伦理，他却不只一次，在法庭和其他的公开场合表白自己的身份合法性。

可见此问题是涉及杨佳案公审程序公正的重要部分.也是杨佳案自始自终无法获得公平公正审理的重要构成因素,作为上海的律师,他没有愚蠢到不清楚此行为对他，对此案将带来的严重后果,以至不得不在多处，一再陈述其合法性.

应该说清楚的是，翟律师并不是如他所说那么清白，他的表现清楚表明了他不是在为扬佳辩护,而只是权力在杨佳案二审中巧设的一个木偶而已。可以理解的是，他在上海混事要吃上海这碗饭。在这个问题上他从来没有糊涂过,一分钟也没有。他只是做了他应该作的事。

上海法律援助中心为杨佳二审提供了若干律师,杨佳在限制自由选择权的情形下从中选择了翟建,不做回避的翟律师很清楚这一切是在怎样的前提下完成的。

为了使杨佳案“万无一失”获得满意的结果，权力将杨佳母亲“失踪”，一审谢律师却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即刻寻到杨母，之后将其联系方式封锁。致使至今无人知晓杨佳母亲的生存状态,更不要谈自由意志。

杨佳一审不服提出上诉后,上海司法为了挽回其审判程序违法之举，从表面应许了杨佳的换律师之请，选择范围是在上海法律援助中心的推荐之下，这仍然无法回避政府的影响，只是不是指定一个，而是多个，致使此案无法实现独立公正的审理。这是为什么，来自北京的熊烈锁、刘晓原、李劲松律师，在受到杨佳之父的委托后，均被拒之门外，无法获得为杨佳辩护的权力。多次赴沪，甚至无法见到杨佳一面。

这些是事实，翟律师如果还有一点做律师的道德，就不会再装傻。

再谈翟建的表现。

翟律师二审辩护中回避了杨佳案中的最致命的辩护元素，既案发的诱因。这同样也是上海公检法极力回避的问题。聪明过人的翟律师闭口不谈最让杨佳恼火的，提出二审上诉的最重要理由，既在一审中，法院拒绝接受辩方提出的七个警察出庭作证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法院与翟律师成功的取得了上海式的默契，成功的避免了正面交锋，彻底葬送了杨佳案取得突破的可能，走了一个人性缺失的过场。

其二，翟律师缄口不谈杨佳母亲的问题。杨佳母亲是杨佳案的重要证人，第一知情者。上海法院和翟律师都清楚，必须不择手段的将其排除在审判阶段外，封闭一切关于杨佳母亲的信息。以上二点，翟律师都轻松做到了。

关于做精神病鉴定，翟律师在表面上做了所谓“人格障碍”的辩护。翟律师应该知道，即使法院没有当庭驳回，此辩护如果成立，仍不可能作为杨佳免除刑事责任的依据。不难看出，用心良苦的翟律师本人才是真正具有“人格障碍”的人，不是间歇性，而是永久性的。

杨佳案的结果是清晰的，不是因为公平和正义的天理神圣显而易见。而是由于中国公检法体制和法律处境的绝望，这决不是谋求社会公正的法律。翟律师在此案中只是扮演了一个不道德，不光彩的角色，一个将他人的信任，生命权力，法律的尊严蔑视背叛的角色，这在中国并不鲜见。翟律师只是不必做了婊子，还惦记着牌坊的事。

翟建，又一个与杨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人。一个为了权力利益而不知廉耻丧失道德的垃圾，待在上海混着吧。

最后，翟逼你听清楚，我是艾未未。你若有种告我，因为我用人间最恶毒的字诅咒了你。杨佳的好歹，与你有关，你摆脱不了。我不是杨佳，我还可以等你。


附：



杨佳案将于下周一上午9：30公开宣判

杨佳父亲及姨妈今晚紧急乞求翟建律师



http://www.bj580.com/html/yitongzixun/20081016/213.html


一、杨佳的姨妈王静荣赶赴上海参加13日的庭审返回北京后，曾给翟建律师发了一个内容如下的短信：


翟建律师您好，我已于咋天回北京，我在上海站等车时买了几份报纸，感觉报导与事实有些不符。因此我想请您复印一些材料，一是法官庭上念的所有证人的证言、证据，包括录音录像（光盘）、投诉信、鉴定结论。二是庭审的笔录。希望您能帮助我，复印后帮忙尽快寄过来。寄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东路31号中裕世纪大酒店A512室。再次谢谢您。王静荣


二、10月16日下午5点05分左右，翟建律师给王静荣打来电话，告知王静荣“上海高院通知说杨佳案定于下周一上午9点半还是在第五法庭公开宣判”。王静荣问翟建律师“有没有收到发给他的这个短信”，翟建律师说“短信已经收到了，这个，再说吧”。

王静荣问下周一是不是就是维持原判啊？翟建律师说“基本就是这样，可能吧”。

三、16日晚，王静荣向李劲松律师通报了此事。


王静荣了解到了：

1、周一的宣判结果是裁定维持原判的话，之后肯定就是进入死刑复核阶段。

2、二审宣判后我们另再聘请北京律师在死刑复核阶段给杨佳提供法律帮助时，北京律师也必需见到二审法官在庭上念的所有证人的证言、证据，包括录音录像（光盘）、投诉信、鉴定结论及庭审的笔录等才能真正做到有针对性的准确判断和批评分析进而准确有效地提出相关死刑复核意见供最高人民法院参考。

3、要是翟建律师之前并没有去高院复印复制法官在庭上念的所有证人的证言、证据（包括录音录像光盘、投诉信、鉴定结论）及庭审的笔录等案件分析判断所必需资料的话，他就只有明天一个工作日可以到高院去把它们复印复制出来了。

否则，二审判决书一宣读完，翟建律师作为二审辩护律师的权利就结束了，翟建律师就也没有权利再去高院要求复印复制法官在庭上念的所有证人的证言、证据，包括录音录像（光盘）、投诉信、鉴定结论及庭审的笔录等了。

四、于是，杨佳的姨妈王静荣和杨佳的父亲杨福生分别于16日晚上10点左右赶紧再次给翟建律师发了内容如下的短信：

1、杨佳姨妈发给翟建律师的短信内容

翟建律师您好！

我是杨佳的姨妈王静荣。

真抱歉！

又来劳烦您了！

敬祈您海涵！



因为，



1、下周一的宣判结果是维持原判的话，之后肯定就是进入死刑复核阶段。



2、二审宣判后我们另再请求北京李劲松律师等在死刑复核阶段给杨佳提供法律帮助时，北京律师也确是必需见到二审法官在庭上念的所有证人的证言、证据（包括录音录像光盘、投诉信、鉴定结论）及庭审的笔录等才能真正做到有针对性的准确判断和批评分析进而准确细致地提出相关死刑复核意见供最高人民法院参考。



3、要是您之前并没有去高院复印复制法官在庭上念的所有证人的证言、证据（包括录音录像光盘、投诉信、鉴定结论）及庭审的笔录等案件分析判断所必需资料的话，就只有明天一个工作日可以到高院去把它们复印复制出来了。否则，二审判决书一宣读完，您和吉律师作为杨佳二审辩护律师的权利就结束了，就连您和吉律师也没有权利再去高院要求复印复制了。



因为，

如今也确实是，全中国十三亿人中，唯有您和吉律师才有权去高院复印复制。



所以，我只能在此深深地乞求您：

请您明天一定要帮助从百忙中抽空安排时间到上海高院去复印复制法官在庭上念的所有证人的证言、证据（包括录音录像光盘、投诉信、鉴定结论）及庭审的笔录等。



我并此再次乞求您：

帮助多复印复制一套法官在庭上念的所有证人的证言、证据（包括录音录像光盘、投诉信、鉴定结论）及庭审的笔录给我。

所需复印复制特快专递邮寄费用等我愿随时通过银行卡即刻打给您。



最后，



我先在此跪谢您了！





王静荣

2、杨佳父亲杨福生发给翟建律师的短信内容

翟建律师您好！

我是杨佳的父亲杨福生。

真抱歉！

又来劳烦您了！

敬祈您海涵！



因为，



1、下周一的宣判结果是维持原判的话，之后肯定就是进入死刑复核阶段。



2、二审宣判后我们另再请求北京李劲松律师等在死刑复核阶段给杨佳提供法律帮助时，北京律师也确是必需见到二审法官在庭上念的所有证人的证言、证据（包括录音录像光盘、投诉信、鉴定结论）及庭审的笔录等才能真正做到有针对性的准确判断和批评分析进而准确细致地提出相关死刑复核意见供最高人民法院参考。



3、要是您之前并没有去高院复印复制法官在庭上念的所有证人的证言、证据（包括录音录像光盘、投诉信、鉴定结论）及庭审的笔录等案件分析判断所必需资料的话，就只有明天一个工作日可以到高院去把它们复印复制出来了。否则，二审判决书一宣读完，您和吉律师作为杨佳二审辩护律师的权利就结束了，就连您和吉律师也没有权利再去高院要求复印复制了。



因为，

如今也确实是，全中国十三亿人中，唯有您和吉律师才有权去高院复印复制。



所以，我只能在此深深地乞求您：

请您明天一定要帮助从百忙中抽空安排时间到上海高院去复印复制法官在庭上念的所有证人的证言、证据（包括录音录像光盘、投诉信、鉴定结论）及庭审的笔录等。



我并此再次乞求您：

帮助多复印复制一套法官在庭上念的所有证人的证言、证据（包括录音录像光盘、投诉信、鉴定结论）及庭审的笔录给我。

所需复印复制特快专递邮寄费用等我愿随时通过银行卡即刻打给您。


最后，


我先在此跪谢您了！


杨福生

我对阿来的非学术批判 作者 南加

写在前：我看见有些人隐秘的心犹如浮萍般茫然无向！迷雾般繁杂外衣下罪恶的赤裸裸！狂躁不安地对自我之性的极度扭曲和厌离！

1

《尘埃落定》冠上了“茅盾文学奖”的华丽头衔，想必都有所耳闻。大致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荒淫无耻的土司与原配的黑头发妻生了一个有蛮力而无心的莽汉，而后劫持一位汉地女人，违背道义、伦常和“优生优育”政策，酒后乱性，生得一位表象上看“疯癫呆傻”，实则“睿智通性”的所谓“傻子”，“傻子”不傻，反倒灵光：一次次地探得历史的秘密，一种超前的先见之明，他扼住土司制度和他的命运：不贩毒，种粮食；不淫乱，去爱情；不亲白色汉人，亲红色汉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传得一代佳话，弹指一挥间，五十年后，“傻子”在土司寨前双手合十，老泪纵横，为本书画上完美的句号。除去细枝末节，这是大致情节。

这样的主题架构和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略带宗教的哲学意识以及独特的叙事手法，都让人不能不想起《喧哗与骚动》。此作是美国作家福克纳的最经典绝唱，博大的思想倾向性和纯熟自得的艺术技巧，使其成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的扛鼎之作，当之无愧在1949年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里面有如麦琪土司的没落似的康普生世家的潦倒，有错综的爱与近乎病态的性爱，有傻子，有纯美的爱的化身——黑人女佣迪尔西，有诗化了的语言，有戏剧化的人性描摹。吊坠项链似的结构形式。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尘埃落定》与《喧哗与骚动》似有干系，《喧哗与骚动》生得早，算得上是《尘埃落定》的哥哥，爱好文学的朋友们说了：照这样说，《尘埃落定》是老二？这我可不敢肯定，但我想，为了长幼秩序，朋友们可先行阅读《喧哗与骚动》，再读《尘埃落定》。可能的话再找德国作家格拉斯的《铁皮鼓哈里》作平行阅读。这部作品在一九九九年也获诺贝尔文学奖。同样貌似是《尘埃落定》的血亲。

2

著名作家、评论家柳建伟预言说：“阿来是中国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作家。”柳君虽曾以《英雄时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但这一预言，套句《铁皮鼓哈里》的获奖理由，却只是“其嬉戏之中蕴含悲剧色彩的寓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江南时报》记者彭志强就这一问题采访时，阿来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更多地是出自一种政治倾向。其实任何一种文学奖对某一国家、种族都带有歧视性”。有个网友说阿来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是挺在理。滑稽的是：不知道阿来说的“任何一种文学奖”里是否包括茅盾文学奖？假如肯定阿来说的是真理，就不难理解《尘埃落定》像一个难产的婴儿，为什么书稿最初在十几家出版社之间辗转，不被看好。

3

继《尘埃落定》后，阿来着手《空山》的六卷本谓之“秘史”的大创作。因为对与第一部分机村传说之《随风飘散》标题的兴趣，（先前读过村上春树的《随风而逝》；在大洋彼，还喜欢一个坐乘神驹的叫“随风而逝”印第安英雄。说点题外话：本人总感黑头藏人与印第安人似有一种亲近的神秘，未作研究，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粗略地看了看，这“立体式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算不得不好看，文字迷人、圆润、不撒娇。但对政治的过分张扬和对历史的痛之又痛，使得作品在艺术技法和文意气魄上都与《尘埃落定》有距离。这部作品的最终归宿怕是要：《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实质上，因为对全球首个大型跨国出版项目“重述神话”的热衷和对重述《格萨尔王》的举步维艰，《空山》的后卷“急就章”的痕迹想来必多。所以我就更不期望看。

4

说到“重述神话”，是由英国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发起的跨国出版合作项目，目的就是（个人观点）逼“神话”和“现代意识”杂交，期望生得“焕发出新的意义”的一个杂种，有点不明白的是，历史上文艺的“杂种”谁人喜欢？我们看见满街的纯种狗招摇过市，谁人见得“杂种”的扬眉吐气？（可怜的无后的骡子除外）即时“重述”地任何成功，无外乎以“现代意识”剥去“神话”的“灵”和“神”，让“神话”沦落为非狼非狗的一只“狈”，披着“故事”的外衣去国际化，去招摇撞骗而已。补充一点：各国较为积极响应“重述神话”项目，除“国际化”的热衷外，想来还有一个叫“面子”的东西在作祟。

5

阿来要“重述”《格萨尔王》，天气怕是真的要“晚来秋”了。

“《格萨尔王传》以博大的场面、包罗万象的内容几乎梗概了整个藏族的文明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震撼藏、蒙两大民族的巨著。”（引自本人大学毕业论文《论<格萨尔王传>中的集体无意识》）即使对《格萨尔王》作专门的学术研究，在研究上因剖析解疑的多棱性，内容所指的多元性，衍生出光怪陆离的上层建筑和驳杂的人丈景观。才有冠之以“《格萨尔王》学”的推崇。有学者穷经皓首，尚且顶礼膜拜，不能完全地晓义通达。有多少黑头藏人，从襁褓到生命的归寂，都以“格萨尔”为精神偶像——《格萨尔王》是藏族人民精神的最好诠释。对藏人，从情感上来说，《格萨尔王》容不得肆意地涂改和恶意地中伤。阿来现在要“重述《格萨尔》”，且不说“史诗神话”和“纯粹神话”差异容不得他的“刮骨抽筋”，就说他对这部伟大史诗认识上的一知半解上，还是他对藏文化的极端厌离上，“重述”都不合时宜。加之他的“现代意识”的涂抹和“充分发挥的想象力”的扭曲，免不了让“格萨尔”成为“世俗的君王”，阿来必会以他不求甚解的态度和他贯有的“偷梁换柱”的创作技法，抽取格萨尔的灵与肉，甚至于血。逼格萨尔走下神坛，去民主、去亲善、去食人间烟火、去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代“神君”在他的笔下将会成为一代“明君”。（这里，我并非说格萨尔“不明”）甚至不明诸多善菩萨出于对雄狮大王的神圣的崇拜、对强大膂力的敬仰和天机命运的因缘而对格萨尔的以身相许。将格萨尔超脱于世俗爱情的大爱情愫描摹为“妻妾成群”的“庸爱”。以阿来的历史观的看法，他会让格萨尔显现更多的“人性”，给格萨尔明确的“思想路线”，试想一下，王妃森姜珠牡将会有更多的脂粉气！另外，阿来不能对古代藏族的社会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观念、民风民俗、民间文化作精确的把握，创作时他肯定有诸多无能为力的“淡化”处理或“创造性发挥”。作为对藏文化的诋毁和对世人的诓骗，可怜《格萨尔王》将会穿戴形形色色的“面具”呈现在国际舞台上！

我要向世人郑重声明：阿来的《格萨尔王》不是那部“东方的荷马史诗”，那是“他的”《格萨尔王》。想来他会承认，如他所说“《格萨尔王》这样的深化题材，其想像空间大，是对想象力的考验，重要的是要表达作家对历史文化的看法。”

6

我读《尘埃落定》在知道他这个人之前，后来他因此作春风得意，声誉雀起，财源滚滚。四处演讲，做报告，出国大谈“民族与文化”，那是他的事，我懒得管。但是一个人一旦“公众”，说话办事，谈民论族就要谨严、重是。不能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要知道：“批判是应该的、合理的，但要进行批判，首先要很好的了解你所要批判的对象，之后你才具备了批判的权利。”（阿来语）

7

2004年5月24日阿来在四川大学演讲时说“一个宗教统治一个民族一千多年．是从来没有的．不要给我谈什么藏传佛教的博大精深，连印度都不要的，我们拿来干什么？藏传佛教是藏文化的糟粕．”说来好笑，难道阿来不知婆罗门教、犹太教、萨满教等诸教吗？既然不知，就不可大放厥词，说什么“一个宗教统治一个民族一千多年，是从来没有的。”可能演讲时在学生面前衣冠楚楚，语不惊人死不休，还说“藏传佛教是藏文化的糟粕”。阿来真还唯物地可以，说实话，连最愚笨的藏人都知道藏传佛教对藏人生活影响的深广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的精神活动、信仰模式、心理状态、行为方式、伦理概念、风格习惯中处处可以察见藏传佛教的影响。藏文化的“为道、为学、为器”都闪烁着藏传佛教的智慧，“藏传佛教成为糟粕”我们到哪里寻“藏文化”？“大小五明”从何而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是孔老夫子说的好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现在的世道真是邪乎的很，一旦“作家”，就成为了无所不知的“学者”，奇怪得很！

8

2008年4月央视《面对面》董倩专访阿来，可怜董倩自支持《面对面》来，观众由于对王志的喜爱而备受责难，这次面对面阿来，阿来回答上的矫揉造作和答非所问，让董倩的采访平淡无味，不能出彩。而阿来语言上逻辑的混乱，真让人大跌眼镜。央视在解说上说阿来“用藏语思考，用汉语写作”。犯了知识性的错误，作为半回半藏的“藏人”，阿来不懂藏语的书面语，只懂些许的藏族世俗口语，加之对汉语的较为纯熟。这直接导致了他“藏语思维”转化的不可能。“语言思维学”告诉我们，他无法“用藏语思考，用汉语写作”。这可以从卢森堡人的语言现状得到佐证。他本人也说“主体跟宏观思维的架构，它已经是由汉语来构成”。所以只能说：他的创作和“思维藏语”关系不大，是对藏文化各式素材的汉语转化，包括题材、语言、故事结构、表达技法、文化的杂糅嫁接与切入他信奉的“主旋律”方向的变异而已。并不是什么“藏语的汉语书写。”阿来说的“回到藏语里头用它去想一下”，就是这种创作的基本形式。

9

文学经典所以“经典”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书面语的出神入化的应用和运用。一种语言的最高价值更多地正是体现在它的这种经典中（当然，民间语言也有堪称经典的语段），或者说：脱离了书面语就不能也无权评点一种语言的发达与否。如是我闻，阿来对藏族书面语是不懂的，他也承认“至今我也不能用藏语写作”。说自己“当然，口语是可以的”，看来他是真不懂藏族书面语。

我在曲阜上大学的时候，我很信服导师孔子的教诲，对不知的从不说知之。英语老师提问，我对英语的评价也只有“I an sorry！”，从未对英语进行过诽谤和诋毁。可阿来同志就不乖了，媒体一提到“为什么不用藏语创作？”时，非但不说自己的“不懂”，还极力掩饰，拐着弯转移话题，找台阶下，更可气的是反而装懂，乱说一气。

说什么：“藏语是个宗教语言”，“文化是被僧侣阶层垄断”、“藏语缺乏表现现代生活的词语”。学术上所谓的“宗教语言”实质上指的是一个宗教形成之时所依托和借以传承的具有这一宗教鲜明特点的“语言”，这里的“语言”的概念只是一种“宗教的符号”，比如：研究“佛教”的“宗教语言”理应是梵语。就语言本身来说，本质上并不能说只要是“宗教语言”就是绝对的上层建筑，是脱离了民众的语言。这是他知识上的缺乏。且不说它。

阿来说“藏语是个宗教语言”，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说藏语除“言传宗教”以外的不发达。这种不严谨的说法就象“文化是被僧侣阶层垄断”一样很可怕。说法上概念的独断和不明晰，使人们怀疑藏民众语言和文化的缺乏。彻底否定了藏族历代统治者为使藏语更加规范化、统一化、简便化、大众化，而对藏文字大规模的厘定工作（专门制定“噶介”，用法律的形式来推行统一的文字，其严肃认真可见一斑。）。否定了“僧侣阶层”在宗教、政治、艺术、语言、教育、自然科学上对藏族文化的发展和普及。看不见“僧侣阶层”对民众在文化上的教授和熏陶。看不见那些还俗的“僧侣”在文化上的传教。看不见民众与僧侣在文化上的合作与相互影响。怎可以以“垄断”二字对这么复杂的文化现象，化为简？化为无？

我较为承认阿来说的“藏语缺乏表现现代生活的词语”这一说法，这是世界上所有“当下语言”的特点，语言是活的，旧词消亡，新词派生是规律。汉语里，古人不也没有“可口可乐”喝，没有“博客”写吗？没有汉语中日语外来词“消极”，我怎能说你的论断有对藏语的“消极”看法？说实话，说“藏语缺乏表现现代生活的词语”是对，但问题在于，以这种不是理由的理由去掩饰“不能用藏文创作”的尴尬，就是你的不对了，即使你懂藏文，难道收入的词汇超过２０万个的藏汉词典还不够你用？

“（藏语）表达是有限的”与“藏语方言差异大”可以作横向研究，一种语言 “方言差异的大”可以佐证这一语言具有强的可变性、可塑性和灵活性，或者说是表达的无限性。不懂语言学，阿来先生万不可“自相矛盾”。另外是谁告诉你“藏文比如说以拉萨话为基准的”（且不说这句话的不严谨和混乱逻辑）？藏语现在虽还无科学的“作为普通话的基准”，有待研究和规划，但我们反对藏语各方言的“自持准绳”，反对你的这种武断。

“藏语文不仅没有走向‘灭绝’，它还随着新词汇的不断出现而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西藏编译局 次仁顿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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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阿来对他母语的诋毁，实在是蠢得很——在文人品行上自甘低贱！

对“母语”的尊崇，包含复杂的情结，有对血脉亲情的感念，有对自我性情的反思，有对纯粹文化的膜拜，说得牵强些：她与“语言的优劣”无关。难怪席慕容也如此执拗得推崇她那“无所不能”的语言，为不能说蒙语而暗自神伤：“（不懂蒙语）我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疼痛与欠缺，好像在心底深处纠缠着、撕扯着的东西都浮现出来，我感到空虚而又无奈。”无怪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2月21日确定为“国际母语日”。没听说过那个“不能充分表达意思”的母语被踢出在外。希拉克因为同胞不说法语而起身离席。谁人说他是“偏执狂”？蒋韵说“我们的母语承载了民族最最苦难的一段历史，其伤痕是任何语种都无法相比的。如果我们轻易忘掉它内在深痛的历史，甚或连外在容貌也随意涂鸦，那才是民族的罪人，真正的不肖之子。”这句话同样可以说给那些践踏和伤害，甚至肆意蹂躏以藏语为母语的人听。不懂藏文的所谓“藏族作家”（实则为“藏族汉语作家”）至少可以学学白玛娜珍：“遗忘只是一种沉睡。母语与母亲的乳汁一起，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我的写作并非要完成对母语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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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阿来诸如“藏族没有独立的文学”，“我们可能是这个藏族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的知识分子”等论调，读时，我几乎都哑然失笑，佩服他的“无知者无畏”。真是有胆。一来，因为我对他无视事实的“自诩”的极度愤慨后的哑然失声；二来，其所论问题上错误的显而易见；三来，时间到了，我要去幼儿园接孩子。所以对这些说辞就不作驳难，实在懒得对这一问题对阿来作“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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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 博文所论问题，或有错误、或有纰漏，但读时，对个别词句不可断章取义。

2、 做教师的尽可以将《面对面》董倩专访阿来的采访，作语法、逻辑、心理征象的反面素材，授予学生。

3、 希望我的这篇非学术，纯粹愤慨的博文能让有些人“平常是木的脑子”能“嗡”一下。

4、 本来下午要去看望爸妈的，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的文章上，完成了，却有点惆怅和后悔！

我的布鲁明顿之行 朱瑞拍摄

负责管理蒙藏文化中心的阿嘉仁波切

蒙藏文化中心的菩提塔



至尊达赖喇嘛的讲经座

至尊达赖喇嘛休息过的地方

强孜寺内至尊达赖喇嘛的宝座

强孜寺

蒙藏文化中心

蒙藏文化中心入口

红色渗透与西方价值的自卫 作者 茉莉

　　 ——谈德国“张丹红事件”

2005年5月，我受“德国之声”和波恩中国学会的邀请，在莱茵博物馆参加了一个题为“文革——强制的遗忘”的研讨会。当时做我的德语翻译的，是一位风度良好、待人友善的年轻女性，她，就是最近因发表关于中国的言论被停止播音，从而引起轩然大波的“德国之声”电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

如果把“张丹红事件”放到历史大背景下看，它就如一滴水珠，折射出一个变幻的时代。当中国因其“低人权优势”成为世界工厂，在经济繁荣下产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其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这股红色浪潮正逐步渗透西方，令西方人不得不思考：如何在自己的国土上守卫自己信奉的民主价值观。

◎ 张丹红成为一个政治符号

成长于北京的张丹红，于80年代留学德国，于90年进入《德国之声》中文部，在2004年升为中文部副主任。几年前我认识张丹红时，她正与《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音一起，在该电台增加有关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节目。

最近，费良勇、彭小明等德国民阵的朋友发表了《谈张丹红事件》一文。他们在批评张丹红错误言论的同时，也如实地指出：：“张丹红曾经专注地了解海外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发展，如实地报道2006年柏林支持中国民主化国际大会。她也相当关注国内被打压、被监控的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命运，……。”

然而，在2008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头，这位在西方社会事业顺遂，并关注人权的女性，突然转变为一位“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高度赞赏她是“为中国仗义执言”的勇士，网上“五毛党”（中共雇用的网评员）以及爱国者们群情激奋，纷纷声援敢于反西方的“爱国英雄"张丹红，并痛骂处分张丹红的德国媒体“重现纳粹幽灵”。

而另一方面，一些站在民主、人权立场的海内外中国人，对张丹红的言论进行了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的批判。还有人对张丹红的身份产生怀疑，将她视为中共的“文化特务”和“卧底间谍”。笔者认为，至今为止，张丹红只是发表了一些言论，我们就只能根据她的言论进行分析，不能以猜测来代替理性的分析。

在众说纷纭之中，德国之声发布了?桓觥队泄卣诺ず焯致鄣耐ǜ妗贰Ｍǜ嫠担?“她的一些表述同德国之声所奉承的主导理念不相符合。德国之声主导理念中包括宣扬民主，自由和人权。”“德国之声有义务就此问题展开调查。依照惯例，调查结束前，当事人将不参加面向公众的活动，其中包括播音工作。”

　　 ◎ 张丹红的言论错在哪里？

张丹红到底发表了哪些不符合民主理念的言论，需要调查处分？由于2008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例如西藏骚乱、四川地震和奥运，德国人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因此，张丹红就由一个采访他人的记者，受邀为一个发表自己观点的嘉宾。也许是“爱国情结”作祟，加上知识局限和思维方式等问题，她在一些场合信口开河，其中有一些言论错得离谱。这里略举几例:

第一，在北京奥运开幕前几天，张丹红在德国电台的一次访谈中说，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成功地“使四亿人脱贫”，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

在这里，张丹红犯了认识上的严重错误。尽管中共确实使一些中国人脱贫，但这不意味着它就不侵犯人权了，事实上，中共在发展经济时还在不停地侵犯人权。当年希特勒就曾使德国减少失业率，造成经济发展，我们能说希特勒对人权做出了很大贡献吗？

同时，把几亿中国人的脱贫说成是共产党的“贡献”，这就忽略了在共产党统治下曾饿死几千万人的历史，也无视了当今中国人民抵抗共产党的压迫和剥削，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更何况，中共至今还在制造新的贫困，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目前仍然有两亿五千万人失业，很多人养老无着。

笔者感到很难过，作为一个中文记者，张丹红不会不了解许多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事实，例如被无辜监禁的、被强制坼迁的等等。但他人的苦难似乎并没有在她心里留下印象，她似乎认为，为了中国奥运的荣光，那些被欺凌、被迫害者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第二，当有人指出中国政府封杀互联网时，张丹红说：“德国也有禁止网页的，例如对有害儿童的黄色网页被禁止。”有一般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德国禁止有害儿童的色情网页是为了保护孩子，而中国政府封杀互联网是侵犯基本人权。

第三，在德国电视二台的一次讨论中谈到西藏问题时，张丹红说：中国政府“为保护西藏文化做了很多事情”。这一点表面上看起来没有说错，中共确实给了西藏很多经济资助。但张丹红显然不知道，西藏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是藏传佛教，而喇嘛是藏传佛教徒敬奉的“三宝”之一。今天，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藏传佛教四大教派领袖，全被一个大汉族政权逼得流亡在外，谁能说中共这是在“保护西藏文化”？

　　　 ◎ 海外华人的一个惊人转变

由于张丹红的上述言论，德国《焦点》杂志称她是“向中国共产党献媚”。德国执政党之一的社民党议会党团内政发言人迪特·威弗尔施皮茨称，张丹红的发言是“无与伦比的灾难”。不管张丹红是有意还是无意，她对一个侵犯人权的专制政权的赞颂，客观上是对民主国家人权理念的背叛，是在人权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将此视为“灾难”并不过分。

在笔者看来，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张丹红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她的言论仿佛是中国当局官方言论的翻版，和网上的五毛党同气相求，同时，她的言论还代表了一些新兴爱国的海外华人，甚至代表了国内新富起来的部分知识精英和中产阶级。

九十年代初笔者到欧洲避难，曾到一些国家做人权演讲。当时海外华人或者同情支持八九民运，或者不问政治，共产党的宣传几乎没有市场。但十几年过去，海外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中国开始繁荣强大起来，许多人转而认同一个强行代表祖国的共产党政权。一股巨大而混沌的民族主义浪潮渗透世界的每个角落，裹挟了很多华人。

为什么居住在西方民主社会的华人，会去认同一个专制政权？这里面既有人之常情，例如中国人传统的故土之爱、家国之思，也有国民劣根性中爱面子的弱点，以及崇拜强权的奴性。一些海外华人还有投机爱国、牟利爱国等动机。

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近年来，大量国内新富人以及中产阶级的子女移民、留学海外，大大改变了海外华人的传统结构。这些新华侨大都是一些中共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其中不少是贪官污吏及其子女，与过去从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镇压下逃出来的海外华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不管这些人以什么手段移居海外，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只要中国强大富裕所带来的面子荣光和心理上的自豪感，却不愿承担国内人民在专制统治下所付出的痛苦代价。

　　 ◎ 中产阶级的依附性及其幻觉

网上有报道说，在海外一片红色浪潮中“挺身而出为中国说话”的张丹红，曾于2007年春节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她那7岁的女儿，还在采访时即兴唱了两首歌。可见，作为德国新闻界官员回到祖国，张丹红受到了礼遇，挺风光也挺惬意的。

笔者认识的一位瑞典汉学家L，多年来他为中国人权问题仗义执言，颇受我们尊敬。但近年来，L被中国官方机构频频邀请去中国讲学，给予合作机会及一些殊荣。于是，在瑞典记者报道北京因奥运会驱赶民工等消息时，这位汉学家在电视上皱着眉头，指责瑞典记者不该报道中国的负面消息，并大事赞扬中国的进步。

今天，中共“化敌为友”的统战技巧已日益高明，其统战姿态也变得非常柔软。来自最具民主精神的北欧国家的学者，尚且经不起经济繁荣和中共拉拢的诱惑，又何况一个本来就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张丹红呢？就连曾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的刘再复，也在当局恩准他回国之后，不顾“六四”冤魂未散的现实，高声唱起“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这样强盛过”的赞歌来。

目前在国内，被认为代表中国民间声音并左右舆论的，是迅速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和中产阶级。袁剑在《奇迹的黄昏》中写道：“在90年代中后期，通过多种方式的赎买，在1980年代一度以独立姿态与政府分庭抗礼的知识精英们，终于心甘情愿（甚至是兴高采烈）地认可并回归了体制。”他认为，这个完全泯灭了理想主义的知识精英群体，“很可能是一个盘踞在大众之上的分赃集团”。

人们曾经相信，中产阶级是中国民主的必要条件。然而，在近三十年经济改革中产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并未像西方中产阶级那样反抗权贵，争取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而是依附于当权者而获得利益。因此，他们中很多人（包括笔者过去的朋友和同事）都和张丹红一样，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站在当局立场上说话。

他们曾同情过被政府机构殴打身亡的大学生孙志刚，也知道两亿民工的疾苦。但在萨斯期间，政府一夜之间轰走被视为传染源的几十万民工，中产阶级为了自身安全而默许这样的行为；为了奥运，北京周边水库地区的农民早就被禁止用水，他们饮水困难，庄稼无法播种，而北京的中产阶级却在享受哗哗不尽的自来水。

当那些有钱也有闲的中产阶级在网上，亲亲热热地称呼胡锦涛、温家宝为“胡哥”和“宝宝”的时候，他们显然是产生了极大的幻觉。一群连选举权也没有的可怜虫，随时有被当局抛弃或掠夺的危险，但他们居然以为自己真的很平等地，和“胡哥”们一起代表这个国家了。他们俨然以国家主人的身份说话，不许别人说中国不好，喊打喊杀地支持“胡哥”严厉镇压西藏人。这就令人回忆起希特勒被选为领袖的往事，当时德国中产阶级害怕失去自己的利益而拥戴纳粹，支持希特勒排犹，其结果是自我毁灭。

　 　 ◎ 德国人对红色渗透特别警觉

有人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共对西方国家里中文媒体的渗透已经很普遍了，为什么只有德国人产生警觉，把张丹红的言论当作一个大事来调查？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德国有很沉痛的历史教训。他们的民主和言论自由曾经被滥用，使希特勒能因其煽动性的言论而上台，所以，现在德国在坚持言论自由原则的同时，也非常警惕不让任何人操纵言论。在美国等国被允许的纳粹言论，德国法律却以“言论自由的例外”而加以禁止。

例如，一位著名电视主持人因在节目中说了一句“纳粹对家庭的态度是积极的”，便立即被解雇。即使如此严格地禁止纳粹言论，在“记者无疆界”的各国新闻自由排行榜上，德国仍然名列第20名，而中国则是第163名。

之所以要对张丹红的言论展开调查，这主要是因为张丹红的公职身份。西方国家的公职人员需要效忠于国家宪法，作为《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必须遵守该电台的宗旨，否则就是违约。《德国之声》的宗旨是，“致力于传播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使听众“获悉德国对中国问题的立场，并了解发生在中国，但中国当地媒体不能报导的事情。”

即使张丹红是受邀到其他媒体做嘉宾，她也是带着《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的头衔去的。作为新闻官员，她今年的言论显然是在和德国的民主价值观唱反调。过去张丹红因为遵循民主宗旨而获得提拔，现在也可以因为她违背民主宗旨而遭到调查甚至处分，这是很正常很符合逻辑的处理方式。但无知的新华网和五毛党竭力为张丹红鸣冤叫屈。其实张丹红仍然有自由发表她赞颂中共的言论，只要她不在乎这个公职就行。

在今年发生的大事件中，张丹红领导下的《德国之声》中文部热衷于采访一些亲中的德国汉学家，让他们在节目里赞美中共，而很少报道批评中共的声音。这就误导甚至是欺骗了中国听众，令听众以为德国人都是亲中的。其实这些汉学家未必真的那么热爱中国和中共，只是利益所系罢了。当年鲁迅就曾评价那些前去中国做客的外国人：“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针对《德国之声》的问题，一些德国纳税人质问说：我们交纳的税款，为什么要用来支持一个新华社德国准分社呢？还有德国人怀疑，张丹红的言论不太像是真正的个人观点，而可能有意识形态在背后驱动。这种怀疑不能说毫无依据。奥运之前，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华侨和留学生大规模的红色集会，都闪现出中国大使馆的影子，有的五星红旗是大使馆直接发下去的。

对德国人来说，张丹红事件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中国威胁”，这种中国威胁不是经济上的，而是一种红色渗透，是对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严重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提议要调查处分张丹红的，并不是传统反共的德国右派，而是左派的社民党议员。除了马克思创办的报纸记者等极左派为张丹红抱不平之外，德国的温和左派、中间派和右派，在张丹红事件上的看法大体一致。

今天，西方民间支持西藏组织去北京，只要打出写着“西藏自由”的标语，不出几分钟，他们就被中国警察抓捕缴获，而中国的红色浪潮却可以在西方国家畅通无阻地大肆泛滥。在围绕张丹红事件的这场大讨论中，有德国人说：“我们可以不出口我们的民主理念，但我们自己家里不能被人如此渗透。”那么，西方国家将怎样捍卫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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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十月号

附：张丹红被德国之声降职

中国信息中心报道：据德国《环球时报》和《明镜》的消息，德国之声就张丹红事件作出最后处理决定，免去张丹红的中文部副主任职务，但仍作为普通编辑留任，并将恢复主持广播节目。

此外，“联邦共和国作家圈”59名作家联名向德国联邦议会写公开信，要求不仅对德国之声中文部进行审查，而且对德国之声所有涉及“极权国家”的编辑部门进行审查。作家协会认为“张丹红事件”并非个案，要求对《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报导内容以及中文部的工作人员当中是否有中共党员进行彻查。这封公开信认为，张丹红是个“政治胡涂的记者”，但这不是个案，因此要求“审查中文部过去5年的节目”，而且要求审查德国之声所有“关于极权国家报道及向这些国家发出报道的编辑部门，包括俄罗斯”，也就是说，对俄广播编辑部俄文部也在被要求审查之列。他们还主张为德国之声专门设立一个“独立的观察员”，其职责是审查德国之声的节目是否“对专制政权有免疫力”。

这封公开信的作者“联邦共和国作家圈”是1992年成立的一个松散型组织，只有约60名会员。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的伊姆雷?凯尔泰斯，法兰克福书展“德国图书和平奖”得主、秘鲁的马利奥?巴尔加斯?略萨和一些德国作家及记者。德国之声台长办公室主任安斯加尔?布尔格霍夫不愿公开详细评论这封信，但对其中最重要的指责———是否有中共党员在德国之声工作，或其雇员与中共保持其他不符合记者标准的联系，表示坚决否认。

此前，9月16日，包括王容芬在内的八位旅居德国的华人学者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议会彻查德国之声是否遭中共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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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解放的另类纪念
－－回顾一段灰暗的历史

茉莉


那一天是法国人的嘉华年。八月十五日，巴黎隆重纪念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六十周年。一系列激情四射的活动，如重现当年人民夹道欢迎的入城仪式，大型演出、阅兵授勋、诗歌图片展览以及为死者鸣钟仪式，把人们带回到六十年前重获自由的狂欢时刻。

就在法国人自豪欢庆的时刻，英国和瑞典的一些学者却毫不客气地，撰文揭露巴黎文化界在纳粹时期不光彩的历史，质疑法国人的诚实和道德，指责法国人采用谎言来掩盖真相，只把光环集中在英雄史诗般的时刻－－1945年8月的解放，而使人们忘却真实发生过的一切。


黑暗时期的文化出奇繁荣

瑞典作家劳斯－艾里松在《黑暗时期》一文里，不以为然地说：“法国人有什么可大事庆祝的？”劳斯研究巴黎在纳粹占领的四年历史，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那个被认为是暗无天日的时代，巴黎的文化生活却出乎意料地繁荣起来。这其实是一个令法国人烦恼的老问题：为什么在那黑暗的年代，法国的文化能够继续繁荣？他们的文化界是否进行过抵抗？

劳斯分析说，德国人占领巴黎后，成功地执行了让文化部门一切照常运作、以之为纳粹效劳的政策。凡是承认德国占领当局的文化人，都得到好处。而那些拒绝妥协的人却只有三个选择：流亡、沉默和潜入地下活动。

当时巴黎文化繁荣的盛况，可以从书籍出版、戏剧和音乐等各方面表现出来。一些规模较大的出版社如伽利玛出版社，连同它的一批数量可观的作者，都选择了和纳粹当局合作，因此获得足够的纸张供应。在四年中，其出版数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十。

在占领时期，巴黎有四百多个戏剧在剧院照常上演，其中包括萨特的《苍蝇》《关闭的门》，甚至一批新出道的作家，在德国检查制度的承认下，开始他们的写作前途。有二百多个长影片在电影院上演，观众数目上升。甚至音乐生活也繁荣起来。音乐这种德国人欣赏的文?问剑参朔ü恕５鹿判愕睦侄又富蛹液透璩遥叫吹桨屠瑁侔煲涣囊衾只幔诜ü氖芑队５隆⒎焦奈幕缛耸拷辛擞押媒煌?

早在几年前，英国历史学者尤尼亚－杰克逊就出版了《法国：黑暗年代 1940－1944》一书，指控法国在投降纳粹之后，自己苟且偷安，把战争留给英国及其同盟者。

与纳粹“知识合作”的本质

曾经被纳粹狂轰烂炸仍然坚守不屈的英国人，他们责备法国人的屈膝投降，是可以理解的。在二战时期为中立国的瑞典，曾经让希特勒使用铁路运输军队?谡胶蠖源私辛朔词『妥栽稹Ｋ匀鸬淙瞬幻靼祝裁捶ü瞬豢戏词∽约海?

其实也有反省的法国人。七十年代时，有一位法国作家出版了一本叫做《四千万个维希主义者》的书，指出当时除了极少数抵抗者之外，几乎全部法国人都支持一个投降纳粹的傀儡政府－－维希政权。

这样丧失国家尊严和民族灵魂的不光彩事实，没有那一届法国政府敢于公开承认。多年来，他们惯于用两种方法来掩盖耻辱，一是宣扬只有当时流亡英国的戴高乐才代表法国精神，二是称赞维希政权的屈膝投降给法国带来的好处，并把卖国贼贝当描绘成一个仁慈的、爱国的老人，说他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灾难而采取了独特的方式。

升斗小民主要考虑养家活口，他们随命运沉浮，不太在乎谁统治他们。历届法国政府要考虑民族的团结，他们不能清算与纳粹苟且的大众－－“四千万维希主义者”。那么知识分子呢，作为一个民族的精英，他们怎么能不顾丧权辱国的耻辱，去和占领当局进行“知识合作”，至今仍不肯做深刻反思呢？这是英国和瑞典的学者最不能原谅的。

实际上，极少数正直的法国知识分子如著名作家纪德，早就看透“知识合作”的本质，在他们看来，一个作家，评论家或艺术家，在当时法国沦陷的不正常情况下，如果出力去营造一种一切正常的气氛，那便是为纳粹侵略势力和贝当政权提供道义上的支持，也是对抵抗活动的背叛。这样，德国人就能顺利地遏制或镇压公开的反对活动，使法国变成德国的基地和后方。

从道德上看，如果作家为一个排斥犹太人的杂志写稿，那就强化了占领当局歧视政策的合法性。因此，一些反对纳粹的法国知识分子，不仅很早就拒绝为那些宣扬纳粹意识形态的刊物写稿，而且拒绝给所有屈从于当局检查制度的报刊写稿。于是这些作家艺术家不是逃跑，便是留在巴黎选择沉默。例如，画家毕加索宁肯不开画展，不出画册，不卖作品，也不到德国占领军的文化机关去登记申请，他因此得不到汽油配给和暖气供应。

在那四年里，巴黎文化界既有积极抵抗和慷慨就义，也有羞耻，屈辱，背叛，机会主义，以及与侵略者苟合。从最污秽的到最英勇的行为，所有的因素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研究者认为，对这段复杂的历史，人们的判断不能非黑即白，而要注意到那是一片灰色的阴影。正如西蒙娜－波伏瓦在其回忆录描绘的勒弗洛咖啡馆的群像，那里抵抗分子和法奸混在一起喝酒。

探究历史更是探究人性

对于我，一个持旁观者身份的中国人，在欧洲人探究这一段历史问题时，更有兴趣观察人性在历史中的表现。

在德法战争爆发之初，年轻的加缪就在日记中写道：“野兽统治的时代开始了。”然而，法国打的却是战争史上的一场“奇怪的战争”－－不开火的静坐战。其时，苏联犹太作家爱伦堡正旅居法国，他目击了法国的沦陷，对法国不抵抗的“假战争”感到非常痛苦，他甚至考虑是否自杀。

为什么法国人不愿抵抗？这里有各方面的因素。除了人的贪生怕死本性之外，德、法两国的极右派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也是一个原因。早在1934年，法兰西行动党、火十字团等法西斯组织就挑起过一次暴动，极右派和反犹组织企图夺取政权。当时，法国很有可能追随意大利和德国的榜样、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

法国共产党本来是站在反纳粹前列的，但由于斯大林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亲苏的法共，面对“斯大林的朋友”进军巴黎，除了震惊就是不知所措。因此，在1940年6月德军入侵，法国军队不战而降之时，法共和左派陷入了严重的瘫痪状态，他们被迫咽下斯大林给的这一剂苦药。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者和保守的极右派则欢迎德军到来，他们和德国人一起排犹。从左派、右派各方面的状况，我们可以得知，为什么当时的法国在整体上缺乏战斗意志。

巴黎文化界的男男女女在战时的表现，反映了所有法国人道德上的含糊性。被视为道德主义者的地下抵抗战士、后来的诺奖作家加缪，对占领时期的腐败社会有本质的认识。加缪认为，早在战前，法国的一些报刊就出于对金钱的欲望和对崇高事物的冷漠，“煽起某种轻浮少女的感觉??，随心所欲地平庸而不可一世。享乐主义削弱了法国人的道德，以致使报刊成了卖国求荣的工具。

这种国家沦陷中的道德沦落甚至发展到令人不可理喻的程度。有一段历史资料片展示了这样一个镜头，当盟军从诺曼地登陆去解放法国时，德国人抓了一批被俘虏的盟军战士游街，当地一些法国民众却站在德军一边，肆意谩骂、侮辱和殴打被俘的盟军战士。

这就告诉所有想要为正义事业奋斗的人，人性的卑微和背叛，在历史的任何时期、在任何国家都可以发生。在法国人按照习惯只庆祝历史上光辉时刻之时，这些旧伤疤的揭露，给我们以更深沉的另类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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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开放》杂志2004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