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嘎代才让
寒冬，青海湖畔的一个清晨
十三个诗人在洗脸。
我的脚步从何处起始早已忘却
只看见两条鱼
在凄凉的冰块下，谈情说爱
有雪飘落，如果此时有人悟出
两只鱼的心思
我会赞许这有助于记忆的
揣度。两条鱼的惊现
使人感到悲伤。
“生命将如何转移？”
设想在这样的清晨
这应该是需要铭记的字母
我的体内
埋藏着更多的鱼儿：
逃亡的、生活的、发霉的……
犹如几尺高的天空突然燃烧
落下灰烬。
一粒，两粒，三粒，四粒
千万不能把
这些生灵腌制成亡灵
送入地狱。
清晨，十三个诗人在洗脸
我对着青海湖窃语：
“亲爱的，愿你一切平安！
让我的念诵或
无辞的歌谣
延续到西藏的所有山峦、天空
河流。直至你的周围
Charlottesville的每个角落”
青海湖的清晨
大地无恙。牛羊满地打滚
只剩下挽歌
一位诗人怀揣一把刀子
将把她的名字刻在湖面上
隔着桑烟和祝颂
她会看见吗？
（我的内心犹如众神离聚的高原
总是这样醉意沉沉。）
这天清晨，我在湖边洗脸
碰见了佛陀
清晨的太阳犹如一盏酥油灯
忽明忽暗
发现：佛在流泪。
也许跟我有关，跟我的祈祷有关
跟两条鱼有关。
相互搀扶，坐在青海湖畔
哦不，措翁波的旁边
远处的雪山放射
刺眼的光芒；眼前浮现：
一个民族的背影踽踽而行
显得锈迹缠身
难以动身——
佛陀说：“一地亡灵终于复活”
我们也就看见，今夜迎娶的队伍
越来越壮大……
2009-12-3
《过了一百年后》
过了一百年后
也许不是更多的随意和重复
我会想起
一种形体和声音
来打量生锈的灵魂
对，这之前
我们蒙受了多大的羞辱
隐隐含泪，无辜
叹息。
过了一百年后
世界充满暗示
除了恐惧，没有剩下什么
回家的路
泥淖而坎坷
可以感觉一种忧伤
穿过我泪迹斑斑的脸颊
渗透大地；
不能再炫耀什么
面目已发青。
过了一百年后
魔鬼的吟唱
渐渐平息，没有声响
心头的隐痛
来世的自由
我何时才能做出决定：
来表述我的爱？
来表述我的家？
过了一百年后
仿佛在做梦，无法回避
那一刻才清晰地听见
“你又降生了！”
那么不可理喻
也许，我就是这样出生的
只是一种感觉
欲哭无泪！
2009-12-2
《我对西藏的描述》
“体内的石头
突然开花
无数赤脚仙子
从天而降”
“今晚，我把冬天的
最后一场雪，当作一件外衣
来取暖。”
2009-12-5
《那边》
——写给Y
那边的夜
是我的白昼。但愿在错失的因缘中
听到一声嘶叫
夜的马，已将我带到
异乡的黄昏
马背上有你，有我
像闪电，带起尘土
告诫全人类
我们已复生，安静度日。
告诫自己：
“你很幸福！”
那边的夜
一片漆黑。面对最心爱的人
这寂静仿佛是故意的
我羞于说出内心的
苦痛。黑暗一刻，大量的眼泪滑落
服从了这种
细细吹拂我脸颊的晚风
也就，细细吹拂
这颤抖的声音。
那边的夜，早已黑了
我遇见了一个姑娘
热爱家乡。
那边的夜
允许我用一年的时间来解读
拂去灰尘；
剩下不会生锈的爱情
——心跳，不要说我短命
不要说我不谙世事
不要说我的悲苦、欢乐
埋在其中。
我知道你
已经走远了，黑暗中传来
越来越轻的声音
我不会对任何人描述
那封天亮前的口信：
“我的心愿
带有黑夜的思念。带有黑夜的
念诵。更有我
白昼的祈祷！”
2009-11-25
《Charlottesville's Wind》
1，
我突然想起
某个美丽的瞬间。突然想起
你暗中的眼神；
想起，你。
2，
周围的灯火
一一熄灭
我并未要挤进你这暖暖的房屋
即使仅仅靠近
也要有神灵的
牵引。
3，
夏洛茨威尔
黄昏，凄凉的夜晚
你更加孤独
即便你不想家
即便你没法说出自己的母语
但，那一刻
你是虔诚的。
4，
“你的声音
像是一幅虚构的画
推开了窗户
显得更加清晰”
5，
“失散已久的爱人
终于相逢”
忧伤的眼神里
一颗泪珠在
滚动。
6，
“知道了，有空调，暖暖的
你也别感冒了！”
7，
一群孩子在雪地上奔跑
两个老人在
互相埋怨。
黄昏时分，你红色的围巾
被风吹拂
还有你那冻得
红润的脸、散发的
芳香。芳香被吹走，你美丽而快乐
你的日常
有着迷人的光泽。
我爱，这一切
都是我熟悉的！
8，
“我一遍又一遍地
想窃听你的心灵”
9，
“看不见的夜里
延续着我们的夙愿。被一种声音感动
被一种形象感动
有了牵挂
你舍得丢下一切吗？
10，
“我会等你回来
彼此至诚无欺，忠贞不渝
我必然会具备
应有的气度
因为你在我心中！”
2009-12-7
注：Charlottesville，美国中部一城市，中文为“夏洛茨威尔”，属于弗吉尼亚州。
2009年12月7日星期一
孔 捷 生 ︰ 一 個 給 自 己 下 毒 的 民 族
日 本 的 「 毒 大 米 」 老 板 自 杀 了 ， 那 批 毒 米 来 自 中 国 ， 是 2003 年 进 口 的 ， 那 阵 日 本 尚 未 检 验 甲 胺 磷 ， 故 而 这 批 中 国 米 质 量 合 格 。 ○ 六 年 开 始 实 行 新 规 定 ， 这 才 发 现 此 前 那 批 货 甲 胺 磷 超 标 五 倍 ！ 于 是 日 本 农 林 水 产 省 把 这 批 大 米 限 为 「 非 食 用 」 工 业 用 途 。 日 本 「 三 笠 公 司 」 老 板 却 用 这 批 毒 大 米 牟 利 ， 实 系 咎 由 自 取 。
中 国 毒 奶 粉 连 环 大 案 尚 未 有 人 自 杀 ， 也 不 会 有 。 好 死 不 如 赖 活 ， 以 死 谢 罪 这 套 早 就 不 时 兴 了 。 三 鹿 董 事 长 田 文 华 被 刑 事 拘 留 ， 她 女 儿 在 博 客 抒 发 心 声 ， 称 其 母 「冤枉 」 ， 「 各 家 奶 粉 厂 都 在 用 同 样 的 配 方 做 奶 粉 ， 三 鹿 只 不 过 是 撞 在 了 枪 口 上 。 」 她 又 揭 破 ： 「 卫 生 厅 、 卫 生 部 经 常 来 人 ， 吃 吃 喝 喝 ， 还 拿 红 包 ， 就 是 不 干 活 ， 来 一 次 就 相 当 于 敲 诈 一 次 ， 从 来 不 检 查 … … 」 看 来 田 文 华 和 其 他 投 毒 厂 商 都 不 该 死 ， 而 有 些 人 更 该 死 ─ ─ 但 他 们 一 个 都 没 死 ！
只 不 过 ， 比 起 别 的 民 族 ， 应 该 说 中 国 人 更 能 视 死 如 归 ， 更 勇 于 自 残 和 自 杀 。 给 自 己 下 毒 ， 就 是 集 体 慢 性 自 杀 之 一 种 方 式 。
自 作 孽 不 可 活 。 且 看 三 鹿 企 业 已 停 工 ， 焦 虑 的 河 北 奶 农 每 天 打 探 何 日 复 工 。 却 见 工 人 到 厂 便 列 队 集 合 ， 高 唱 一 轮 革 命 歌 曲 ， 然 后 解 散 回 家 ， 他 们 都 忐 忑 不 安 地 等 待 命 运 的 安 排 。 农 民 更 是 彷 徨 ， 三 鹿 停 收 牛 奶 ， 附 近 伊 利 集 团 收 奶 站 也 停 收 了 。 蒙 牛 集 团 借 机 广 贴 广 告 ， 以 低 价 收 购 牛 奶 ， 可 是 不 几 日 蒙 牛 也 查 出 含 毒 ， 奶 站 彻 底 关 闭 。 适 逢 玉 米 青 秸 秆 收 获 季 节 ， 目 下 正 是 牛 奶 产 量 高 峰 期 。 然 而 奶 农 的 牛 奶 只 能 拿 去 喂 猪 ， 乳 牛 专 业 户 一 家 至 少 养 几 十 只 牛 ， 猪 根 本 喝 不 了 那 么 多 奶 ， 于 是 只 好 拿 去 浇 地 和 倾 倒 。 内 蒙 古 情 况 更 严 重 。 伊 利 和 蒙 牛 都 在 「 整 顿 」 ， 每 日 收 奶 量 剧 降 。 又 遇 「 加 强 监 管 」 ， 每 桶 奶 都 要 检 验 。 于 是 排 不 上 号 的 奶 农 只 好 就 地 倾 倒 ， 致 使 那 里的 河 沟 都 白 茫 茫 一 片 ， 全 是 牛 奶 … …
中 国 乳 制 品 基 本 被 毁 了 ， 国 产 食 品 的 信 誉 一 蹶 不 振 。 只 要 政 府 以 谎 言 为 荣 ， 民 间 就 不 以 造 假 为 耻 ， 这 样 的 国 家 在 全 世 界 都 是 输 家 。 三 鹿 案 发 后 ， 众 多 在 乳 制 品 、 养 殖 、 屠 宰 、 食 品 加 工 等 行 业 工 作 的 网 民 发 帖 披 露 黑 幕 ， 都 说 从 不 购 买 自 家 产 品 。 你 不 吃 此 物 总 要 吃 彼 物 ， 这 是 一 个 交 叉 下 毒 的 社 会 。 奶 农 确 乎 掺 水 投 毒 ， 但 他 们 受 骗 还 少 吗 ？ 听 听 这 个 拍 案 惊 奇 的 故 事 ─ ─ 内 蒙 某 专 业 户 买 入 一 头 荷 兰 种 奶 牛 ， 十 天 半 月 后 ， 乳 牛 毛 色 开 始 转 换 ， 原 来 是 浑 身 用 染 发 剂 上 过 色 的 土 种 黄 牛 ！
三 鹿 出 事 ， 其 他 集 团 噤 若 寒 蝉 ， 独 有 一 家 出 来 振 振 有 辞 ， 称 其 产 品 是 给 中 央 首 长 「 特 供 」 的 ！ 再 看 李 长 江 丢 官 前 的 最 后 一 次 讲 话 ， 居 然 用 了 三 番 五 次 使 用 「 仅 」 、 「 仅 仅 」 、 「 仅 为 」 ， 即 「 仅 」 多 少 产 品 不 合 格 ； 含 毒 「 仅 为 」 多 少 毫 克 。 这 样 的 政 府 还 有 救 吗 ？ 即 便 那 些 牟 取 暴 利 的 奸 商 ， 生 活 在 如 此 社 会 有 幸 福 感 和 安 全 感 吗 ？ 田 文 华 身 陷 拘 留 所 ， 还 紧 急 安 排 女 儿 出 国 。 就 算 不 对 她 进 行 道 德 鞭 挞 ， 原 来 她 内 心 深 处 早 就 对 这 个 国 家 绝 望 了 。
一 个 给 自 己 下 毒 的 民 族 ， 罕 有 以 自 杀 谢 罪 的 个 人 。 因 为 民 族 的 精 神 已 经 死 了 ， 是 被 这 个 伤 天 害 理 的 制 度 所 鸩 杀 。 要 等 中 华 民 族 的 灵 魂 复 活 ， 还 不 知 要 等 到 何 年 何 月 ！
来源：http://www.bullogger.com/blogs/cute/archives/187531.aspx
中 国 毒 奶 粉 连 环 大 案 尚 未 有 人 自 杀 ， 也 不 会 有 。 好 死 不 如 赖 活 ， 以 死 谢 罪 这 套 早 就 不 时 兴 了 。 三 鹿 董 事 长 田 文 华 被 刑 事 拘 留 ， 她 女 儿 在 博 客 抒 发 心 声 ， 称 其 母 「冤枉 」 ， 「 各 家 奶 粉 厂 都 在 用 同 样 的 配 方 做 奶 粉 ， 三 鹿 只 不 过 是 撞 在 了 枪 口 上 。 」 她 又 揭 破 ： 「 卫 生 厅 、 卫 生 部 经 常 来 人 ， 吃 吃 喝 喝 ， 还 拿 红 包 ， 就 是 不 干 活 ， 来 一 次 就 相 当 于 敲 诈 一 次 ， 从 来 不 检 查 … … 」 看 来 田 文 华 和 其 他 投 毒 厂 商 都 不 该 死 ， 而 有 些 人 更 该 死 ─ ─ 但 他 们 一 个 都 没 死 ！
只 不 过 ， 比 起 别 的 民 族 ， 应 该 说 中 国 人 更 能 视 死 如 归 ， 更 勇 于 自 残 和 自 杀 。 给 自 己 下 毒 ， 就 是 集 体 慢 性 自 杀 之 一 种 方 式 。
自 作 孽 不 可 活 。 且 看 三 鹿 企 业 已 停 工 ， 焦 虑 的 河 北 奶 农 每 天 打 探 何 日 复 工 。 却 见 工 人 到 厂 便 列 队 集 合 ， 高 唱 一 轮 革 命 歌 曲 ， 然 后 解 散 回 家 ， 他 们 都 忐 忑 不 安 地 等 待 命 运 的 安 排 。 农 民 更 是 彷 徨 ， 三 鹿 停 收 牛 奶 ， 附 近 伊 利 集 团 收 奶 站 也 停 收 了 。 蒙 牛 集 团 借 机 广 贴 广 告 ， 以 低 价 收 购 牛 奶 ， 可 是 不 几 日 蒙 牛 也 查 出 含 毒 ， 奶 站 彻 底 关 闭 。 适 逢 玉 米 青 秸 秆 收 获 季 节 ， 目 下 正 是 牛 奶 产 量 高 峰 期 。 然 而 奶 农 的 牛 奶 只 能 拿 去 喂 猪 ， 乳 牛 专 业 户 一 家 至 少 养 几 十 只 牛 ， 猪 根 本 喝 不 了 那 么 多 奶 ， 于 是 只 好 拿 去 浇 地 和 倾 倒 。 内 蒙 古 情 况 更 严 重 。 伊 利 和 蒙 牛 都 在 「 整 顿 」 ， 每 日 收 奶 量 剧 降 。 又 遇 「 加 强 监 管 」 ， 每 桶 奶 都 要 检 验 。 于 是 排 不 上 号 的 奶 农 只 好 就 地 倾 倒 ， 致 使 那 里的 河 沟 都 白 茫 茫 一 片 ， 全 是 牛 奶 … …
中 国 乳 制 品 基 本 被 毁 了 ， 国 产 食 品 的 信 誉 一 蹶 不 振 。 只 要 政 府 以 谎 言 为 荣 ， 民 间 就 不 以 造 假 为 耻 ， 这 样 的 国 家 在 全 世 界 都 是 输 家 。 三 鹿 案 发 后 ， 众 多 在 乳 制 品 、 养 殖 、 屠 宰 、 食 品 加 工 等 行 业 工 作 的 网 民 发 帖 披 露 黑 幕 ， 都 说 从 不 购 买 自 家 产 品 。 你 不 吃 此 物 总 要 吃 彼 物 ， 这 是 一 个 交 叉 下 毒 的 社 会 。 奶 农 确 乎 掺 水 投 毒 ， 但 他 们 受 骗 还 少 吗 ？ 听 听 这 个 拍 案 惊 奇 的 故 事 ─ ─ 内 蒙 某 专 业 户 买 入 一 头 荷 兰 种 奶 牛 ， 十 天 半 月 后 ， 乳 牛 毛 色 开 始 转 换 ， 原 来 是 浑 身 用 染 发 剂 上 过 色 的 土 种 黄 牛 ！
三 鹿 出 事 ， 其 他 集 团 噤 若 寒 蝉 ， 独 有 一 家 出 来 振 振 有 辞 ， 称 其 产 品 是 给 中 央 首 长 「 特 供 」 的 ！ 再 看 李 长 江 丢 官 前 的 最 后 一 次 讲 话 ， 居 然 用 了 三 番 五 次 使 用 「 仅 」 、 「 仅 仅 」 、 「 仅 为 」 ， 即 「 仅 」 多 少 产 品 不 合 格 ； 含 毒 「 仅 为 」 多 少 毫 克 。 这 样 的 政 府 还 有 救 吗 ？ 即 便 那 些 牟 取 暴 利 的 奸 商 ， 生 活 在 如 此 社 会 有 幸 福 感 和 安 全 感 吗 ？ 田 文 华 身 陷 拘 留 所 ， 还 紧 急 安 排 女 儿 出 国 。 就 算 不 对 她 进 行 道 德 鞭 挞 ， 原 来 她 内 心 深 处 早 就 对 这 个 国 家 绝 望 了 。
一 个 给 自 己 下 毒 的 民 族 ， 罕 有 以 自 杀 谢 罪 的 个 人 。 因 为 民 族 的 精 神 已 经 死 了 ， 是 被 这 个 伤 天 害 理 的 制 度 所 鸩 杀 。 要 等 中 华 民 族 的 灵 魂 复 活 ， 还 不 知 要 等 到 何 年 何 月 ！
来源：http://www.bullogger.com/blogs/cute/archives/187531.aspx
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逾800万
根据官方数据统计，中国每年8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80%应该属于责任事故。
800万，到底占全世界非正常死亡的多大比例？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问题学创始人胡星斗说：“中国人各种非正常死亡均占世界的70%以上。”然而，中国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20%。
是谁给我们中国人带来这样悲惨命运呢？胡星斗教授说：“没有宪政，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悲惨命运的根源吧！
单项统计：
1.每年因自杀死亡者高达28.7万。
2.中国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来源：中国新闻网—每年20万人死于合格药品人大代表呼吁救济赔偿）。
3.每年医疗事故死亡20万人（保守估算，实际可能远高于此）。https*://bg.kathleenandreg.com/
4.中国每年死于尘肺病约5,000人（估算。来源：宁波市海曙区妇女联合会）。
5.中国每年有25万人死于结核病（来源：中国健康世界网—中国每年有二十五万人死于结核病）。
6.2008年全国共报告甲、乙类传染病发病354万余例，死亡1.2万余人。（来源：新华网—2008年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死亡率较上年下降）。
7.中国每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约10万（来源：海口市***局交巡警支队—我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超10万人居世界第一）。
8.中国目前每年工伤事故死亡约13万多人，现在还远高于这个数字（来源：摘自倍可亲网讯—中央党校研究室周天勇博士：中国经济的危机）。
9.每年触电死亡约3,000人（来源：飞华健康网—家用怎么用更安全）。
10.我国火灾年平均损失近200亿元，并有2300多民众伤亡。
11.全国每年1.6万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来源：钦州教育信息网—全国每年1.6万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8成可避免）；3,000大学生非正常死亡（圣彼得堡华人协会—每年3千大学生非正常死亡）。
12.中国每年死刑执行近万宗。
13.各类刑事案件死亡年均近7万人。
14.广州每年产生约1,200具无主尸体。
15.中国每年因使用不当导致农药中毒的死亡人数达上万人（也按1万计算）。
16.每年食物中毒死亡数万（按1万计算）。
17.1986年因酒精中毒死亡9,830人。
18.我国每年过劳死人数达60万（飞华健康网—《韩国经济》：中国过劳死一年60万）。
19.经由不安全注射传播的肝炎和爱滋病，已导致39万中国人提早死亡，并造成六百八十九万寿命年的损失（来源：人民网—卫生部：不安全注射导致39万中国人提前死亡）。
20.中国每年癌症新发病例为22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160万人。（来源：公众健康—中国肺癌死亡率居癌症之首癌症发病率上升）。
21.中国因食品污染导致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应在200万以上。
22.我国每年由室内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高达11.1万人（来源：新浪网—我国每年由室内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高达11.1万）。
23.全国每年因装修污染引发呼吸道感染而死亡的儿童高达210万；其中100多万5岁以下儿童的死因与室内空气污染有关。（来源：光明网—每年杀死210万儿童！凶手何以逍遥）。
24.每年因空气污染死亡65万人！。
——合计：877万以上，扣除可能存在重复部分，同时考虑统计不全部分，每年非正常死亡远超800万！其中80%应该属于责任事故。作者：李忠民
来源：http://ido.thethirdmedia.com/article/frame.aspx?turl=http%3a//ido.3mt.com.cn/article/200904/show1379055c14p1.ibod&rurl=&title=%u4E2D%u56FD%u6BCF%u5E74%u975E%u6B63%u5E38%u6B7B%u4EA1%u4EBA%u6570%u903E800%u4E07_%u70FD%u706B%u4E4B%u5FD7%20%u4E2D%u56FD%u5411%u5DE6%u770B%20---%20ido.3mt.com.cn
800万，到底占全世界非正常死亡的多大比例？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问题学创始人胡星斗说：“中国人各种非正常死亡均占世界的70%以上。”然而，中国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20%。
是谁给我们中国人带来这样悲惨命运呢？胡星斗教授说：“没有宪政，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悲惨命运的根源吧！
单项统计：
1.每年因自杀死亡者高达28.7万。
2.中国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来源：中国新闻网—每年20万人死于合格药品人大代表呼吁救济赔偿）。
3.每年医疗事故死亡20万人（保守估算，实际可能远高于此）。https*://bg.kathleenandreg.com/
4.中国每年死于尘肺病约5,000人（估算。来源：宁波市海曙区妇女联合会）。
5.中国每年有25万人死于结核病（来源：中国健康世界网—中国每年有二十五万人死于结核病）。
6.2008年全国共报告甲、乙类传染病发病354万余例，死亡1.2万余人。（来源：新华网—2008年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死亡率较上年下降）。
7.中国每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约10万（来源：海口市***局交巡警支队—我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超10万人居世界第一）。
8.中国目前每年工伤事故死亡约13万多人，现在还远高于这个数字（来源：摘自倍可亲网讯—中央党校研究室周天勇博士：中国经济的危机）。
9.每年触电死亡约3,000人（来源：飞华健康网—家用怎么用更安全）。
10.我国火灾年平均损失近200亿元，并有2300多民众伤亡。
11.全国每年1.6万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来源：钦州教育信息网—全国每年1.6万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8成可避免）；3,000大学生非正常死亡（圣彼得堡华人协会—每年3千大学生非正常死亡）。
12.中国每年死刑执行近万宗。
13.各类刑事案件死亡年均近7万人。
14.广州每年产生约1,200具无主尸体。
15.中国每年因使用不当导致农药中毒的死亡人数达上万人（也按1万计算）。
16.每年食物中毒死亡数万（按1万计算）。
17.1986年因酒精中毒死亡9,830人。
18.我国每年过劳死人数达60万（飞华健康网—《韩国经济》：中国过劳死一年60万）。
19.经由不安全注射传播的肝炎和爱滋病，已导致39万中国人提早死亡，并造成六百八十九万寿命年的损失（来源：人民网—卫生部：不安全注射导致39万中国人提前死亡）。
20.中国每年癌症新发病例为22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160万人。（来源：公众健康—中国肺癌死亡率居癌症之首癌症发病率上升）。
21.中国因食品污染导致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应在200万以上。
22.我国每年由室内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高达11.1万人（来源：新浪网—我国每年由室内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高达11.1万）。
23.全国每年因装修污染引发呼吸道感染而死亡的儿童高达210万；其中100多万5岁以下儿童的死因与室内空气污染有关。（来源：光明网—每年杀死210万儿童！凶手何以逍遥）。
24.每年因空气污染死亡65万人！。
——合计：877万以上，扣除可能存在重复部分，同时考虑统计不全部分，每年非正常死亡远超800万！其中80%应该属于责任事故。作者：李忠民
来源：http://ido.thethirdmedia.com/article/frame.aspx?turl=http%3a//ido.3mt.com.cn/article/200904/show1379055c14p1.ibod&rurl=&title=%u4E2D%u56FD%u6BCF%u5E74%u975E%u6B63%u5E38%u6B7B%u4EA1%u4EBA%u6570%u903E800%u4E07_%u70FD%u706B%u4E4B%u5FD7%20%u4E2D%u56FD%u5411%u5DE6%u770B%20---%20ido.3mt.com.cn
2009年12月5日星期六
记忆中的唯色和一些罗哩罗嗦的往事
我和唯色在哲蚌寺 摄于2000年末
文/朱瑞
1
我那多年筑起的对准文人的防御大坝，在唯色出现的一瞬间，决堤了。她穿着黛绿色的布上衣、宽筒黑色棉布长裤，戴着真言项链、镶嵌着珊瑚的银戒，背着画了一双慧眼和问号形鼻子的黑色布包，随身听耳机还插在耳里……
我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说她大胆地选择色彩，看上去卓越、绚烂；说她超越陈规陋习，让传统和现代和谐为一……
唯色就笑，说，“你真会夸人。”
“可是，人家都说我会挑剔，不仅挑剔人，还挑剔衣服。”我说，“为了买一件衣服，我常常走遍哈尔滨我家乡的大街小巷，也找不到一件满意的。”
唯色就告诉我，这个是在帕廓街买的，那个也是在帕廓街买的。帕廓街，简直成了阿里巴巴的芝麻开门。
“走，转帕廓去！”这是后来我见到唯色时，常说的一句话。
这可不是说，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经过了“平息叛乱”、“民主改革”，“文化大革命”等系列运动后，帕廓街还保持着1959年以前的繁华。不，从前的帕廓，可以买到欧洲最流行的杂志、英国的老牌巴波利香水、印度的上等甜点、二战的枪支……真是应有尽有。而现在，不仅进口货绝迹，连藏人的手工制品也在萎缩。同时，中国内地的假冒劣质货，正如雨后春笋般膨胀。单说毗邻帕廓街的冲赛康，还出现了卖活鱼的稀罕事！当然，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再说帕廓街的心脏祖拉康，尽管一千三百多年来，也遇到过劫难，但最大的动难还不是钟颖部下那些残兵败将蓄谋已久的抢掠，而是落在中共手里的洗劫一空！连那些环绕着帕廓街的美丽而磅礴的石头老屋，也在消失。比如赤江仁波切的拉章（大活佛居室）、邦达仓的主宅、竹布诺巴（不丹国王的别墅）……早已摇摇欲坠。但是，我们依然喜欢帕廓街。
天长日久，我知道了帕廓街上哪一家店铺是藏人开的，哪一家店铺是藏回穆斯林开的，哪一家店铺是尼泊尔人开的，哪一家的店铺价钱最公道，哪一家店铺的衣服质量最好……然而如今，已是从中国内地来的汉族与回族，基本上占据了帕廓街的店面，尽管今天，在我移居加拿大十年的时候，仍然穿着帕廓街买来的衣服。其中，两条黑底红色条纹的布裤子，就是当年，皱皱巴巴堆在一家藏人店铺的紧里面，被唯色发现的：“那裤子多好看！”
“你啊，总是对美一目了然！”我感慨着。
转帕廓街，就必然进祖拉康。进祖拉康，就必然去觉康。觉康，对唯色来说，非同寻常。那年，经过了长时间的康区生活后，唯色一回到拉萨，就去了祖拉康。
“一进祖拉康，向觉仁波切顶礼走去的时候，我就哭了起来，是放声地哭。”“藏历新年的晚上，只要我在拉萨，总是在觉康呆个通宵。”唯色告诉我。
是的，觉仁波切是不可抗拒的。每次进入强巴拉康，向觉康走去的时候，我的心，都如羊毛般柔软。尤其在觉仁波切膝前许愿的时候，我常泪流满面。这永远是一个迷。
2
除了帕廓，我和唯色还常去拉萨西郊的哲蚌寺。我们在那些古老的石头小巷之间，默默地徘徊着。有一次，我俩还悄悄地打开了一扇破旧的木门，里面静静的，连苍蝇声都没有。石板地之间，横七竖八地长满了青草。一座三层的老旧的石头房子，孤伶伶地立着，黑色的窗棂上，颤动的祥布，已千疮百孔，放眼望去，尽是凋零。不敢想象，这就是哲蚌寺，曾吸引过成千上万的僧人、外籍佛学大师的西藏高等学府，有名的雪域智者摇篮！
“那口锅，多好看！”唯色先说话了。我这才发现，在那个三层的石头房子的拐角处，放着一口砸花的紫铜大锅，很大，怕是七、八个人也围不起来。我和唯色走近了那口大锅，朝里面看去，锅底除了暴雨洗刷过后留下一些渗着泥土的细沙外，空荡荡的。但是，它让我很真实地看到了，这里曾经繁华似锦。
“你啊，总是对美一目了然！”可是，这句话，这一次一涌到嗓子眼，就噎住了。
从哲蚌寺下来时，一群要饭的孩子，出其不意地抱住了我的腿，好不容易，唯色才帮我冲出了包围。没有去过西藏的人，是想象不出，在中共“解放”了西藏四十多年以后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几乎每个寺院、天葬台，还有藏人的饭店门前，都徘徊着数不完的乞丐。
3
当唯色把她的诗集《西藏在上》送我时，我几乎一口气读完了。那本书里，一点也没有中国诗人的自爱自怜、矫情、狂妄，也没有时髦地追求晦涩、独特的意象。带着那与生俱来的灵性和藏民族特有的丰富的精神体验，自始而终地，唯色在她的诗里，表达着中国人早已泯灭的虔敬和对自由的渴望，是真正的诗，是被压抑的真感实情，迸发出的花朵。后来，我在唯色屋里的矮茶几上，还看到了一首更让我难以忘怀的诗，看一眼，再也没有忘记：
在路上
我热泪盈眶
怀抱人世间从不生长的花朵
赶在凋零之前
只为献给一个绛红色的老人
一缕微笑
将生生世世系得很紧
不仅诗，唯色的其它文字也是不同凡俗的。有一次，她从德中温泉回来的路上，看到几个西藏高官的儿子，在射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鸭，就写下了《记一次杀生之行》。当她把此文拿给我时，我的感受是难于言表的。和那些蹲在金丝笼子里挖空心思哗众取宠、画地为牢的中国作家不同，唯色从没有为了既得利益，绕过西藏民族的苦难，蜗居在某些文学流派、主义里，游刃有余地玩弄文字游戏。她一丝不苟地以一个藏人和作家的良心，诚实地写她看见的一切，她是她这个时代的见证人。其实，唯色对文字之美，也如同对服装一样，把握得准确无误。她的文字自然、蓬勃、个性、灵动，成熟而内涵丰满，是不可多得的优秀文学作品，必将有着广阔的前景。
“你要是王力雄多好……”每当我赞扬那些文字的时候，唯色就这么说。
“他希望你写得更好。”我说。
“他总批评我呢！”唯色又说。
“他希望你这块玉，不带有任何瑕疵。”我又说。
“你也写下去，别停下来，写吧。”唯色也这样劝我。这样劝我时，我们正横穿拉萨西郊的马路，向文联院里，她那间简朴的小屋走去。那时，阳光闪亮，天空像蓝宝石一样清澈。
4
出一本与西藏有关的书，不容易。可机会似乎来了，《西藏文学》副主编闫振中为一家出版社组稿，说是要出一套西藏丛书。他选了我和唯色，还有他自己各出一本书。当他读罢唯色的书稿时，又犹豫了，就找到了我，说，“你和唯色谈谈，她这部书稿需要修改，比如对佛教，对僧侣，她尽是歌颂。”我就说给了唯色，“我宁愿不出书，也不会修改。”唯色说。 后来，唯色的这部书稿，由中国花城出版社出版，名为《西藏笔记》。
5
我跟唯色抱怨，我在《西藏旅游》发表的稿子，被贺中改得面目皆非，只保留了我的名字。唯色笑了起来：“我还好，稿子不改，只是稿费迟迟拿不着。”
“何不找贺中要稿费去？”我建议。
唯色立刻点头。
贺中，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当然，这大名鼎鼎可不是因为他那《西藏旅游》主编的头衔，更不是因为他那著名诗人的桂冠。他的大名鼎鼎，怎么说呢，源于那多情风流的品质。
“你啊，到内地出差，一定没有陌生感？”我看着贺中。
“为什么？”贺中瞪着我。
“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家呀。”
贺中就笑了，捻起两撇上翘的胡须。
贺中有个特点，只要和女人一起吃饭，永远乐得付账。席间，还会接纳一些素不相识的过路天琴师、行吟诗人，好不热闹！那天，很晚了，我和唯色才离开贺中的饭桌。照例，我要睡在唯色的家里，为了第二天上班方便，因为我的房子在文化厅院里，我懒得一大早从东郊跑到西郊。很晚的晚上，我和唯色在睡意朦胧中，还不停地夸贺中，欠稿费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6
当唯色住在成都武侯词那边的西藏招待所时，总有一些男人，从对面的甘孜州招待所，横穿马路，去找她。那些人啊，简直是桀骜不驯的野牦牛，长发披肩，珊瑚串成的项链，夸张的松石戒指……一见他们走来，四周的人们就远远地站开了。可是，娇小的唯色，如同米粒大小的唯色，一点也不怕，还笑呵呵地迎上去。“他们是她的朋友？！”那些看客的眼睛，都鼓胀成了金鱼。他们其实都是康巴，给她讲过西藏东部康地许多风起云涌的故事。
7
我离开西藏准备前往加拿大时，唯色更多地和我在一起了。尤其离开拉萨的前一天，一大早，唯色就陪我转帕廓。在一家黑漆漆的藏人店铺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羊毛手工挂毯，那编织在浅灰色背景上的彩色六字真言，稚气而执著，真好！我俩不约而同地停下了。唯色问过价后，甚至没有讨价还价，就买了下来，买下以后，送给了我。
那天，我们是在帕廓街的玛吉阿妈（藏餐馆）吃的午饭。又一起到了为我送行的朋友（一位从前的贵族）家，吃了晚饭。直到夜里一点多钟，我和唯色才分手。
后来，唯色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又一个朋友要走了。最后一次去帕廓街，渴望留在西藏却又不得不离开的朋友喃喃地说，我在拉萨很寂寞。
寂寞？这个词我不愿意听。
幸好我的家在这里。我在心里说。那是一个绛红色的家。只要感到寂寞，就会去那里。心里温暖了。我是多么幸运。昨天晚上，一个过去的贵族用已经衰老的声音真诚地说，我们之间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狼与狼，也不是狼与羊，所以我们是朋友，这跟民族无关。
于是那个将要告别西藏的人儿不禁落泪。
8
我初到加拿大时，隔着太平洋，唯色在电话的那一头喊着：“我见到了贺中……“
“啊，太好了！”我也喊着，在太平洋的这一头。
“我对他说，‘知道吗，朱瑞喜欢你呀！’”
“你——”
“‘不会吧？’贺中说，‘我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呢？’” 唯色不理会我的抗议，继续学着她和贺中的对话，“‘她真的喜欢你呀！’我又说，贺中就低下了头，沉思起来。这时，我才告诉他，‘啊，贺中，我是和你开玩笑呀！’你说贺中怎么了，脸，红了……”
我笑得咳嗽起来，末了，又对着太平洋狂喊：“唯色呀，我真是和你惹不起那个气！”
9
生气归生气，去年11月，一到达兰萨拉，我就想起了唯色。因为，那些琳琅满目的西藏手工制品，不能不让我想起拉萨的帕廓街。衰落的帕廓街，事实上，正在达兰萨拉繁荣！有几次，我甚至停下脚步，以为那迎面而来的西藏女子，正是唯色！
唯色是来不了的，因为天竺印度和雪域西藏之间，隔着柏林墙，因为，她没有护照，尽管她被中共认为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中国公民。
“人生，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小时候，常听大人这么说。如今，也在我的身上应验了。我的意思是，在我和唯色分开的那个夜里，一点也没有想到，再见面，竟成了天方夜谈。不过，我仍然期待，期待着地球会有一天，正常地自西向东运转，太阳回归西藏高原。
完稿于2009-12-1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December 05, 2009
2009年12月4日星期五
著名藏人歌手扎西东知昨日被捕 《泰晤士报》跟进报道
著名藏人歌手扎西东知，于昨日（12月3日）下午7时许，在青海省首府西宁市被捕，目前下落不明。
扎西东知，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赛尔龙乡人，原为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艺术团专职歌手，以弹唱民歌、原创歌曲在安多藏地甚为知名。父母都是当地牧民，有一个妹妹。他刚结婚两个月，今年30岁。
去年，扎西东知弹唱的原创歌曲《1958-2008的恐惧》，在民间和网络广为流传，影响甚广，他曾被拘禁数日。歌中唱到：“在公元1958年，黑色的敌人来到藏地；/喇嘛被关进狱中，那个年代我们深感恐惧。//在公元2008年，藏人遭到无端殴打；/地球上的平民被屠杀，那个年代我们深感恐惧。”
今年11月，他的个人弹唱专辑/VCD《没有伤痕的酷刑》在西宁发行，收录歌曲13首，内容为思念达赖喇嘛及高僧大德、感慨藏地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反思2008年西藏抗议事件，一共制作5000张，反响强烈，在许多地方争抢一空，很快被当局查禁。
以演唱、传播“反动歌曲”为名，河南县当地公安准备抓捕他，扎西东知弃家而逃，流落在外，但终究还是被捕。目前无法预料这位因歌获罪的歌手，将会以何种罪名，遭遇当局怎样的惩罚，为此吁求各界的关注和声援。
这张专辑的歌曲，已经发表在网络上。其中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这样的：“我没有见过达赖喇嘛，/想到这，我是一个苦命的藏人。//我没有参加2008年的抗议/想到这，我是一个无用的藏人。//我没有举起雪山狮子旗，/想到这，我是一个无用的男人……”
《泰晤士报》已于今日下午报道此事件。
From Times Online
December 4, 2009
Tibetan singer Tashi Dondrup arrested over 'subversive' CD
Jane Macartney in Beijing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arrested a popular young Tibetan singer, accusing him of composing subversive songs.
Tashi Dondrup was detained yesterday afternoon while in hiding in the western city of Xining, capital of Qinghai province, where he had taken refuge after the authorities banned his music.
The 30-year-old professional singer released an album titled Torture without Trace last month, sources told The Times. It comprises 13 songs expressing nostalgia for the exiled Dalai Lama and remembering the crackdown that followed an anti-Chinese riot in the Tibetan capital, Lhasa, in March last year.
The 5,000 CDs sold out quickly among Tibetans in the Amdo region of eastern Tibet, where Tashi Dondrup is a local star. Authorities at once banned the album.
Officials in central Henan province, where the singer is a member of the Henan Mongolian Autonomous Region Arts Troupe, issued a warrant for his arrest. The musician, the son of Tibetan farmers who was married two months ago, fled into hiding.
转自唯色博客
2009年12月3日星期四
达赖喇嘛尊者在雪梨 2009年12月3日
3日是達賴喇嘛尊者在雪梨的最後一天，這天上午尊者在雪梨國際會議中心， 參加了「心靈與LTS潛力」研討會，並與四位神經與心理學家進行了兩個多小的對談。
當天下午，達賴喇嘛尊者在雪梨娛樂中心表演場，發表「我們的未來，由誰負責？」的演講，近一萬名聽眾聆聽了尊者的講演。
演講結束後，尊者與澳洲反對黨自由黨黨魁艾伯特(Tony Abbott)先生舉行了會晤
转自：http://www.dalailamaworld.com/topic.php?t=487
中国青年认为美是最大潜在威胁
美国之音
澳大利亚一个研究国际政治的智囊机构对中国民众进行的一次最新抽样民意调查表明，半数以上的中国人把美国看作是中国安全的威胁。这种反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引起海外观察家的关注。
澳大利亚罗维国际政策研究所进行的这次最新民调，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二十一世纪地缘政治最重要的一项进展。
这次调查通过随机抽样在中国城乡选出一千多个样本，然后询问他们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这次民调得到了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支持。
*反美人数占半数以上*
根据今天公布的这份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在涉及到外部威胁因素的时候，一半以上接受调查的中国成年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近三分之一以上的受访者在对中国安全形成潜在威胁的五个国家中，认为美国对中国构成最大的威胁。相比之下，只有14%的中国成年人分别认为日本和印度是中国最大的威胁。
对美国的反感也殃及美国的盟国。几乎一半的中国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
*宣传奏效*
有专家分析说，中国人当中的反美情绪和官方媒体和右派网站大肆宣扬民族主义情绪密不可分。
今年春天，中国出版了一本所谓，名字叫《中国不高兴》，呼吁中国要“英雄崛起”，打破西方围堵，做超强国家，全民要Happy，回顾大盛唐。这本书上市一个月的销量就突破60万册。有些观察家指出，这本书和它的前身《中国可以说不》一样，主旋律都是反美和宣扬极端民主主义情绪。
著名中国保守派网站《乌有之乡》11月26日刊登一篇《西方是无赖，美国是流氓：评价奥巴马访华》的文章，公开鼓吹中国唯一的出路是富国强兵。文章说：“对待一些流氓、无赖国家，软弱、妥协、退让是远远不能满足其贪婪的欲望的；我们唯一的政策就是走富国强军之路，稳定社会治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真正使我们强大起来！”
*排外的风险*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把她的新书命名为《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 Fragile Superpower）。谢淑丽曾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她认为，外部世界许多人将中国视为将来可能带来威胁的超级大国，但实际上了解中国的人都会发现，中国内部其实存在许多挑战和问题，包括控制腐败，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全、独立的法律体系，真正做到法治等。谢淑丽认为，需要担心的不是中国力量的壮大，而是中国国内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发对于国内和国际的不幸结果。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美国是不是中国最大的威胁？什么是中国崛起最大的风险？谢淑丽表示：在外交层面，反外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将是最大的风险之一。因为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担心他们获得的民众政治支持度下降，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反应，采取比较有风险的国际行为。
*不信任的断层线*
《澳大利亚人》在报道有关罗维研究中心的中国与世界舆论和外交政策民调结果的时候说，中国的崛起引起关注主要是中国军事快速走向现代化，重商主义政策，以及专制政治制度和神秘的战略文化。毫不奇怪，穿越太平洋存在着一条不信任中国的断层线。这也反映在西方国家的民意调查中。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去年的一份的调查，占百分之五十一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罗维研究所今年早些时候的调查结果也发现，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热情开始消退。占百分之四十的澳洲人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对澳大利亚的核心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百分之四十一地澳大利亚人认为在未来20年，中国很可能对澳大利亚构成军事威胁。
*爱恨交加*
《澳大利亚人》还对中国的年轻一代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似乎更倾向于民族主义表示关注，认为他们比年纪大的中国人更有一种不安定感。《澳大利亚人》对这一现象感到困惑。邓小平1978年带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之后，这段时间已经已经成长了一代青年，他们本来应该对更融入西方的价值，但是在18岁到24岁的中国青年中，几乎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威胁，而相比55岁以上的人持这种观点的还不到三分之一。
不过，<<北京青年报>>先前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参加调查得北京青年最喜欢的国家和最讨厌的国家都是美国。据媒体报道，有些中国大学生头一天在美国大使馆前义愤填膺的呼喊口号，抗议北约飞机炸毁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大楼，第二天便连夜到美国大使馆外排队申请到美国留学。观察家指出，在很多中国青年当中，存在这种对美国又恨又爱的情绪。
澳大利亚一个研究国际政治的智囊机构对中国民众进行的一次最新抽样民意调查表明，半数以上的中国人把美国看作是中国安全的威胁。这种反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引起海外观察家的关注。
澳大利亚罗维国际政策研究所进行的这次最新民调，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二十一世纪地缘政治最重要的一项进展。
这次调查通过随机抽样在中国城乡选出一千多个样本，然后询问他们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这次民调得到了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支持。
*反美人数占半数以上*
根据今天公布的这份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在涉及到外部威胁因素的时候，一半以上接受调查的中国成年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近三分之一以上的受访者在对中国安全形成潜在威胁的五个国家中，认为美国对中国构成最大的威胁。相比之下，只有14%的中国成年人分别认为日本和印度是中国最大的威胁。
对美国的反感也殃及美国的盟国。几乎一半的中国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
*宣传奏效*
有专家分析说，中国人当中的反美情绪和官方媒体和右派网站大肆宣扬民族主义情绪密不可分。
今年春天，中国出版了一本所谓，名字叫《中国不高兴》，呼吁中国要“英雄崛起”，打破西方围堵，做超强国家，全民要Happy，回顾大盛唐。这本书上市一个月的销量就突破60万册。有些观察家指出，这本书和它的前身《中国可以说不》一样，主旋律都是反美和宣扬极端民主主义情绪。
著名中国保守派网站《乌有之乡》11月26日刊登一篇《西方是无赖，美国是流氓：评价奥巴马访华》的文章，公开鼓吹中国唯一的出路是富国强兵。文章说：“对待一些流氓、无赖国家，软弱、妥协、退让是远远不能满足其贪婪的欲望的；我们唯一的政策就是走富国强军之路，稳定社会治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真正使我们强大起来！”
*排外的风险*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把她的新书命名为《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 Fragile Superpower）。谢淑丽曾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她认为，外部世界许多人将中国视为将来可能带来威胁的超级大国，但实际上了解中国的人都会发现，中国内部其实存在许多挑战和问题，包括控制腐败，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全、独立的法律体系，真正做到法治等。谢淑丽认为，需要担心的不是中国力量的壮大，而是中国国内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发对于国内和国际的不幸结果。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美国是不是中国最大的威胁？什么是中国崛起最大的风险？谢淑丽表示：在外交层面，反外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将是最大的风险之一。因为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担心他们获得的民众政治支持度下降，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反应，采取比较有风险的国际行为。
*不信任的断层线*
《澳大利亚人》在报道有关罗维研究中心的中国与世界舆论和外交政策民调结果的时候说，中国的崛起引起关注主要是中国军事快速走向现代化，重商主义政策，以及专制政治制度和神秘的战略文化。毫不奇怪，穿越太平洋存在着一条不信任中国的断层线。这也反映在西方国家的民意调查中。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去年的一份的调查，占百分之五十一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罗维研究所今年早些时候的调查结果也发现，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热情开始消退。占百分之四十的澳洲人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对澳大利亚的核心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百分之四十一地澳大利亚人认为在未来20年，中国很可能对澳大利亚构成军事威胁。
*爱恨交加*
《澳大利亚人》还对中国的年轻一代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似乎更倾向于民族主义表示关注，认为他们比年纪大的中国人更有一种不安定感。《澳大利亚人》对这一现象感到困惑。邓小平1978年带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之后，这段时间已经已经成长了一代青年，他们本来应该对更融入西方的价值，但是在18岁到24岁的中国青年中，几乎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威胁，而相比55岁以上的人持这种观点的还不到三分之一。
不过，<<北京青年报>>先前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参加调查得北京青年最喜欢的国家和最讨厌的国家都是美国。据媒体报道，有些中国大学生头一天在美国大使馆前义愤填膺的呼喊口号，抗议北约飞机炸毁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大楼，第二天便连夜到美国大使馆外排队申请到美国留学。观察家指出，在很多中国青年当中，存在这种对美国又恨又爱的情绪。
2009年11月29日星期日
哈维尔：难以预知的历史
当年我还是一位异议人士时，我曾经接待过一些来自西方媒体的记者，他们在提问中流露出对我们这些在人口总数中占极少数的异见人士居然公开致力于彻底改变社会感到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翻天。而且，恰恰相反，我们的努力似乎只会招来新的迫害。没有任何国家权力机构可以依赖，也无来自某个社会阶层的明确支持，我们的愿望是如此的徒劳。当初记者们提得最多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无论是工人阶层、知识界，或是反叛运动、合法政党，或者其他重要的社会力量，你们能够走多远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总是同样的回答。
当时对我们的行为感到惊讶的人认为他们对历史的运行规则了如指掌，能够预测哪些事业可能成功，哪些则希望渺茫；哪些是理性的、现实的要求，哪些则纯属狂想。在当年的谈话中，我多次强调，在极权体制下，社会看上去铁板一块，忠于政权，实际状况却难以窥测。
事实上，这一由于害怕而形成的单一社会实际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这种想法虽然并不是我们当初行为的唯一动力，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永远不要自以为对历史演变的规律了如指掌，自以为可以预测未来。
二十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受到无情的镇压，这一事件就像一个小雪球引发了雪崩，极权体制动摇，旋即土崩瓦解。当然，导致政权倒塌的原因很多：体制自身内部的深层危机，周边国家政局的演变以及有利的国际大气候，等等。
无论如何，我们对极权政权如此轻易崩溃感到惊讶。我们异议人士对此同西方的记者以及政治学专家一样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也一样，无法预测事态的发展，对事变的后果不知所措。我们过去所追求的是要成为一个自由人，说真话，为国家的实际状况作证，我们并没有想到接管政权。
由于别无选择，我们只好勉为其难，接手权力。然而，就在那时，那些多年来认为我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人们，又反过来谴责我们对接受政权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对我们的过去指指点点：认为许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也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些事后诸葛亮谴责我们没有预测到事件发生的趋势，而我们当初曾经向这些疑虑重重的观察家们指出我们并不能够洞察历史、预测未来。但他们却依然谴责我们在梦想成为现实的一天却又难于接受现实。
在当初我们这些异议人士中间，有的是教授，画家，作家，暖气专家，但却没有政治人物。同时，在一个极权国家我们又如何能够平地而生找到政治人物呢？我们当初必须要处理的事务之多实在难以想象。
回想起来，或许在没有准备的状态下承担历史的责任也并非坏事，尤其是当历史车轮加速之时。一般来说，我并不信任有充分准备的人。在和平革命，群情高涨，无私奉献的气氛中，民主政治体制的恢复和经济体制的非国有化看似指日可待。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事实证明，在几个小时之内，甚至在几天内酝酿，准备以及实施所有必要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我曾经多少次因为事情进展艰难、处处碰壁而心烦意乱。对我来说，最为令人惊异的——这应该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历史，但却不能强暴历史。
正如其他前苏联东欧体制国家成员国一样，捷克从一开始就极力推开西方一些机构的大门，尤其是北约和欧盟。加入上述组织的过程十分漫长，期间曾经经历重重困难。我们今天终于稳稳地立足于欧洲，而我们曾经被迫与欧洲分离。然而，我有时怀疑，西方某些老牌民主国家是否后悔接受了欧盟的扩大。如果应该在今天作出决定的话，我不能肯定他们会同当初一样接受我们。
如果果真如此的话，我不会感到意外。这也就是我所要表达的观点，耐心可以得到回报。我们无论是在从事异议活动时还是在建立民主政权国家的漫长过程中都可体会到这一点，拔苗是不可助长的。
事情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尽管这有时十分令人恼火。说欧盟将永远处于分裂的状态之类的观点是有害的，只会加强我们所在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狂热信奉者，所有局势不稳地区的情况皆证明了这一趋势。而这一趋势只会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增添更多的磨难，况且，从目前看来，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正在日益蔓延。
从这个意义上讲，耐心是至关重要的。急躁引发傲慢，而傲慢又反过来滋长急躁。我所指的傲慢是自以为是世界上唯一全知全觉的人，是唯一掌握了历史的人，所以有资格对历史发号施令。如果历史的发展超出了自己的预测，就不惜干预。必要的时候，甚至动用武力。共产主义制度就是如此。
在这种傲慢与自信的推动之下，共产主义理论家和设计师们走向了古拉格。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确信他们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奥秘，他们知道怎样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解释呢？对这些知道如何立即为人类谋幸福的人们来说，普通人如何思想是不屑一顾的。对话只是浪费时间，煎鸡蛋必须打破鸡蛋。
东西之间铁幕的倒塌以及被指责为万恶之源的两极世界的结束，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意味着一种奴役世界的暴力形式的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烟消云散。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人类从此进入一个历史之外的美好时代。
此类想法也是对历史的奥秘缺乏谦卑或者缺乏想象力的表现。事实上，历史远没有终结。尽管不少严重威胁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随着东西格局的打破，一些表面上似乎不太严重的威胁开始浮上水面。在全球化的今天，什么样的威胁可以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呢？曾经长期被视为文明世界中心的欧洲，却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们肯定欧洲会永远如此吗？
今天，任何一个独裁者都可以设法获取一枚原子弹，地区性冲突难道不可能演变成全球性冲突？恐怖分子难道不是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攻击方式？欧洲这一历史上首个世俗文明，并不认为自己拥有永恒。然而，欧洲难道不会正是因为缺乏远见而引发各种严重威胁吗？那些充满仇恨、狂热偏执、为仇恨所支配的人难道不是仍在不断地产生吗？而我们的全球化社会又为他们提供了空前的破坏空间。难道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作出对我们星球产生致命的，无可挽回的后果的各种行动吗？
我个人最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使我坚信，今天最重要的即是要谦卑地看待世界，尊重我们所不理解的，接受世界上有许多奥秘我们永远也不会了解。在承认我们并不是全知全能、尤其是承认我们并不知道事物的结局的前提下承担我们的责任。其实我们是无知的。但是，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的希望。同时，没有惊讶的生活也是乏味的。
瓦克拉夫．哈维尔： 1936年出生于布拉格，哲学家、剧作家。《七七宪章》撰写者之一，曾被监禁多年。1989年“丝绒革命”后，1993年到2003年期间任捷克总统。此文原载2009年10月31日《世界报》。
转自：https://ranyunfei.com/
当时对我们的行为感到惊讶的人认为他们对历史的运行规则了如指掌，能够预测哪些事业可能成功，哪些则希望渺茫；哪些是理性的、现实的要求，哪些则纯属狂想。在当年的谈话中，我多次强调，在极权体制下，社会看上去铁板一块，忠于政权，实际状况却难以窥测。
事实上，这一由于害怕而形成的单一社会实际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这种想法虽然并不是我们当初行为的唯一动力，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永远不要自以为对历史演变的规律了如指掌，自以为可以预测未来。
二十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受到无情的镇压，这一事件就像一个小雪球引发了雪崩，极权体制动摇，旋即土崩瓦解。当然，导致政权倒塌的原因很多：体制自身内部的深层危机，周边国家政局的演变以及有利的国际大气候，等等。
无论如何，我们对极权政权如此轻易崩溃感到惊讶。我们异议人士对此同西方的记者以及政治学专家一样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也一样，无法预测事态的发展，对事变的后果不知所措。我们过去所追求的是要成为一个自由人，说真话，为国家的实际状况作证，我们并没有想到接管政权。
由于别无选择，我们只好勉为其难，接手权力。然而，就在那时，那些多年来认为我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人们，又反过来谴责我们对接受政权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对我们的过去指指点点：认为许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也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些事后诸葛亮谴责我们没有预测到事件发生的趋势，而我们当初曾经向这些疑虑重重的观察家们指出我们并不能够洞察历史、预测未来。但他们却依然谴责我们在梦想成为现实的一天却又难于接受现实。
在当初我们这些异议人士中间，有的是教授，画家，作家，暖气专家，但却没有政治人物。同时，在一个极权国家我们又如何能够平地而生找到政治人物呢？我们当初必须要处理的事务之多实在难以想象。
回想起来，或许在没有准备的状态下承担历史的责任也并非坏事，尤其是当历史车轮加速之时。一般来说，我并不信任有充分准备的人。在和平革命，群情高涨，无私奉献的气氛中，民主政治体制的恢复和经济体制的非国有化看似指日可待。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事实证明，在几个小时之内，甚至在几天内酝酿，准备以及实施所有必要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我曾经多少次因为事情进展艰难、处处碰壁而心烦意乱。对我来说，最为令人惊异的——这应该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历史，但却不能强暴历史。
正如其他前苏联东欧体制国家成员国一样，捷克从一开始就极力推开西方一些机构的大门，尤其是北约和欧盟。加入上述组织的过程十分漫长，期间曾经经历重重困难。我们今天终于稳稳地立足于欧洲，而我们曾经被迫与欧洲分离。然而，我有时怀疑，西方某些老牌民主国家是否后悔接受了欧盟的扩大。如果应该在今天作出决定的话，我不能肯定他们会同当初一样接受我们。
如果果真如此的话，我不会感到意外。这也就是我所要表达的观点，耐心可以得到回报。我们无论是在从事异议活动时还是在建立民主政权国家的漫长过程中都可体会到这一点，拔苗是不可助长的。
事情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尽管这有时十分令人恼火。说欧盟将永远处于分裂的状态之类的观点是有害的，只会加强我们所在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狂热信奉者，所有局势不稳地区的情况皆证明了这一趋势。而这一趋势只会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增添更多的磨难，况且，从目前看来，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正在日益蔓延。
从这个意义上讲，耐心是至关重要的。急躁引发傲慢，而傲慢又反过来滋长急躁。我所指的傲慢是自以为是世界上唯一全知全觉的人，是唯一掌握了历史的人，所以有资格对历史发号施令。如果历史的发展超出了自己的预测，就不惜干预。必要的时候，甚至动用武力。共产主义制度就是如此。
在这种傲慢与自信的推动之下，共产主义理论家和设计师们走向了古拉格。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确信他们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奥秘，他们知道怎样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解释呢？对这些知道如何立即为人类谋幸福的人们来说，普通人如何思想是不屑一顾的。对话只是浪费时间，煎鸡蛋必须打破鸡蛋。
东西之间铁幕的倒塌以及被指责为万恶之源的两极世界的结束，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意味着一种奴役世界的暴力形式的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烟消云散。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人类从此进入一个历史之外的美好时代。
此类想法也是对历史的奥秘缺乏谦卑或者缺乏想象力的表现。事实上，历史远没有终结。尽管不少严重威胁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随着东西格局的打破，一些表面上似乎不太严重的威胁开始浮上水面。在全球化的今天，什么样的威胁可以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呢？曾经长期被视为文明世界中心的欧洲，却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们肯定欧洲会永远如此吗？
今天，任何一个独裁者都可以设法获取一枚原子弹，地区性冲突难道不可能演变成全球性冲突？恐怖分子难道不是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攻击方式？欧洲这一历史上首个世俗文明，并不认为自己拥有永恒。然而，欧洲难道不会正是因为缺乏远见而引发各种严重威胁吗？那些充满仇恨、狂热偏执、为仇恨所支配的人难道不是仍在不断地产生吗？而我们的全球化社会又为他们提供了空前的破坏空间。难道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作出对我们星球产生致命的，无可挽回的后果的各种行动吗？
我个人最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使我坚信，今天最重要的即是要谦卑地看待世界，尊重我们所不理解的，接受世界上有许多奥秘我们永远也不会了解。在承认我们并不是全知全能、尤其是承认我们并不知道事物的结局的前提下承担我们的责任。其实我们是无知的。但是，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的希望。同时，没有惊讶的生活也是乏味的。
瓦克拉夫．哈维尔： 1936年出生于布拉格，哲学家、剧作家。《七七宪章》撰写者之一，曾被监禁多年。1989年“丝绒革命”后，1993年到2003年期间任捷克总统。此文原载2009年10月31日《世界报》。
转自：https://ranyunfei.com/
2009年11月28日星期六
台湾感叹：美国满意、大陆高兴 台湾与西藏被牺牲了！
美国总统奥巴马虽已离开北京，但是他与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所签署的联合声明，在美中台三地所引发的动荡，依旧余波未息。这项联合声明或许是继美中三个公报之后，规范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文件，称它为第四公报，也许有人认为言过其实，但这项联合声明绝对会是奥巴马执政期间，中美关系的指导纲领。
中国时报社论指出，中美两国过去也曾签署过公报与协议，但胡奥联合声明中的台湾部分，却与过去所有文件，有几点明显不同：
首先，是核心利益的提出与确认。声明中特别强调，中美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是确保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此，美国的核心利益并不是重点，重点在确立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主权与领土完整原则。尽管所指为何没有明讲，但胡锦涛在记者会上进一步表示，「在台湾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奥巴马表示尊重「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都明确化了核心利益，指的就是台湾与西藏事务，而美国必须尊重，无权干预。
其次是，没有提台湾安全。过去任何关于两岸的声明或谈话中，美国向来把《台湾关系法》、或「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与美中三公报并提，可是竟然在这个正式文件中没有，虽然也许美方会在稍后重申，但是效力总不及两国元首的联合声明。
前一天奥巴马与上海学生见面时，未提《台湾关系法》，已经是个警讯，联合声明签署后，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补提，似想求得平衡，但马上被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驳斥，他表示「联合声明」才是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文件，中国坚决反对《台湾关系法》，以及反对售台军备，「这一点没什么好含糊的」。
其三是，美国对政治谈判的期待，与中国的态度逐步趋同。过去美方期待两岸对话云云，只是希望降低紧张，但在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它领域的对话与互动」，正符合大陆对台的最新政策。
近日，无论是连战在新加坡与胡锦涛见面，或是郑必坚所率领的来台访问团，大陆都提出政治对话或谈判，但是马政府向来坚持先经后政，与国安单位有密切关系的学者提出启动政治对话三条件说，其中之一就有「国际社会接受」的前提，可是现在美国态度如果与大陆一致，将有违华盛顿过去六项对台保证中「不会促谈」的承诺。
奥巴马会倾斜到这个程度，其实有迹可循；《金融时报》比喻此行有如负债人上债主家拜访，态度不可能硬得起来，除了中国手中持有六千亿美国政府公债之外，从气候变化、经济危机、甚至全球安全等等议题，美国都必须与中国合作，承认中国的崛起，接受共治全球的事实。
另一方面，虽然美国独霸已不可能，但不甘被中国推出亚太，相反的，更想要积极参与，奥巴马在东京演讲时公开宣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驻日美军坚持要留在冲绳，美国开始成为东协对话伙伴，亚太自由贸易新机制更不会缺席。
在这些因素交错之下，美国以退让出中国核心利益，来交换中国不反对美国继续留在亚太，在全球事务上与美国积极配合，这算是个合算的交易，美国满意、大陆高兴、亚太各国安心，唯一被牺牲的，恐怕就只有台湾与西藏了。
联合声明是美中台关系的重大变化，虽然有国际结构的因素，但马政府的「国安」团队有责任了解造成此情势的前因后果，首先，如果美国事先通报内容，而「国安」决策单位没有慎重以对、严正反应，显有失职之嫌，如果美国事先连招呼都没有打，或是台湾方面没有听到风声，那就更令人担心了。
据说下周美国要派人来台说明，台湾方面应该借机向美国表达不同意的立场，让美方经由高层公开发言，或如军售等实际行动，确认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以逐步修正联合声明的方向。同时在联合声明之后，大陆要求和平谈判的压力将接踵而来，可以想见北京一定会把ＥＣＦＡ与谈判挂勾，处理的不好，不是让ＥＣＦＡ触礁，就是将会引发朝野对立，小则影响选情，大则造成岛内分裂，当政者不可不审慎因应。
娄行健进入我的空间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7674f50100gptx.html
转自《民间藏事》
中国时报社论指出，中美两国过去也曾签署过公报与协议，但胡奥联合声明中的台湾部分，却与过去所有文件，有几点明显不同：
首先，是核心利益的提出与确认。声明中特别强调，中美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是确保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此，美国的核心利益并不是重点，重点在确立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主权与领土完整原则。尽管所指为何没有明讲，但胡锦涛在记者会上进一步表示，「在台湾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奥巴马表示尊重「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都明确化了核心利益，指的就是台湾与西藏事务，而美国必须尊重，无权干预。
其次是，没有提台湾安全。过去任何关于两岸的声明或谈话中，美国向来把《台湾关系法》、或「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与美中三公报并提，可是竟然在这个正式文件中没有，虽然也许美方会在稍后重申，但是效力总不及两国元首的联合声明。
前一天奥巴马与上海学生见面时，未提《台湾关系法》，已经是个警讯，联合声明签署后，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补提，似想求得平衡，但马上被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驳斥，他表示「联合声明」才是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文件，中国坚决反对《台湾关系法》，以及反对售台军备，「这一点没什么好含糊的」。
其三是，美国对政治谈判的期待，与中国的态度逐步趋同。过去美方期待两岸对话云云，只是希望降低紧张，但在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它领域的对话与互动」，正符合大陆对台的最新政策。
近日，无论是连战在新加坡与胡锦涛见面，或是郑必坚所率领的来台访问团，大陆都提出政治对话或谈判，但是马政府向来坚持先经后政，与国安单位有密切关系的学者提出启动政治对话三条件说，其中之一就有「国际社会接受」的前提，可是现在美国态度如果与大陆一致，将有违华盛顿过去六项对台保证中「不会促谈」的承诺。
奥巴马会倾斜到这个程度，其实有迹可循；《金融时报》比喻此行有如负债人上债主家拜访，态度不可能硬得起来，除了中国手中持有六千亿美国政府公债之外，从气候变化、经济危机、甚至全球安全等等议题，美国都必须与中国合作，承认中国的崛起，接受共治全球的事实。
另一方面，虽然美国独霸已不可能，但不甘被中国推出亚太，相反的，更想要积极参与，奥巴马在东京演讲时公开宣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驻日美军坚持要留在冲绳，美国开始成为东协对话伙伴，亚太自由贸易新机制更不会缺席。
在这些因素交错之下，美国以退让出中国核心利益，来交换中国不反对美国继续留在亚太，在全球事务上与美国积极配合，这算是个合算的交易，美国满意、大陆高兴、亚太各国安心，唯一被牺牲的，恐怕就只有台湾与西藏了。
联合声明是美中台关系的重大变化，虽然有国际结构的因素，但马政府的「国安」团队有责任了解造成此情势的前因后果，首先，如果美国事先通报内容，而「国安」决策单位没有慎重以对、严正反应，显有失职之嫌，如果美国事先连招呼都没有打，或是台湾方面没有听到风声，那就更令人担心了。
据说下周美国要派人来台说明，台湾方面应该借机向美国表达不同意的立场，让美方经由高层公开发言，或如军售等实际行动，确认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以逐步修正联合声明的方向。同时在联合声明之后，大陆要求和平谈判的压力将接踵而来，可以想见北京一定会把ＥＣＦＡ与谈判挂勾，处理的不好，不是让ＥＣＦＡ触礁，就是将会引发朝野对立，小则影响选情，大则造成岛内分裂，当政者不可不审慎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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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民间藏事》
2009年11月26日星期四
在奥巴马总统提及“某些根本权利”的时候
文/唯色
11月17日，对于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新闻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到北京了。全世界都在注目他阳光般的微笑，注目他与面无表情的中共元首胡锦涛向全球重要媒体讲话，也注目他终于提到了“所有的男女拥有某些根本的权利……是普世的权利，应该是所有的人民、所有的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少数群体都应该可以得到”。是的，他还提到了中共统战部官员朱维群最近声称的总是“让中共不快”的达赖喇嘛。之前的一天，他在上海向一些精挑细选且被集中培训过的中国男女青年演讲时，还提到了言论自由，说“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信息自由和政治上的参与自由是普世权利。”
但与此同时，在这个极其寒冷的冬天，还有一些相当少数的人，人微言轻的人，无力回天的人，深感震惊地获悉了在严密禁锢中的藏地，两位年轻的藏人作家贡却才培和更嘎仓央，因言获罪，被判重刑，失去了“所有的男女拥有某些根本的权利”。
几位外媒记者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即怎么看待奥巴马的访华？他有没有符合你的期待？我的答复是，应该说，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从去年希拉里访华避谈人权，直至奥巴马抵达中国，虽然声称人权议题将会是话题，然而风度潇洒地犹如明星登场的奥巴马总统，依然显得过于地轻描淡写了。对此，虽然不能说大失所望，甚至因为有所预料而基本上可以淡定地看待，然而，当奥巴马总统能够面对世界上最大的极权制度的首脑，说出“所有的男女拥有某些根本的权利”，我还是感动了。尽管我不理解，为何奥巴马总统就不能清晰地说出这“某些根本的权利”是什么？难道“人权”这个词是这么拗口吗？也许奥巴马总统更有文学家的情怀，需要用修饰的、婉转的方式来指代人权，而直截了当地说出“人权”，或许会显得比较粗鲁吧。
贡却才培和更嘎仓央都是用藏语写作的知名作家，在去年西藏事件中，亲眼目睹家乡的父老乡亲不顾一切走上街头，发出抗议的声音，为此在网络上披露心声，讨论真相，而这竟然就成了获罪的理由，被认为是危害了“国家安全”，泄露了“国家机密”，也即是说，国家利用权力镇压反抗民众的暴力行为，属于做得而说不得的“秘密”，谁敢说出去，那就成了国家的敌人，将遭到国家毫不留情的制裁。
贡却才培于今年2月26日被捕，最近被当地政府判处有期徒刑15年；更嘎仓央于今年3月17日被捕，最近被当地政府判处有期徒刑5年，而在判决之前，他们的家人谁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类似状况实际上在藏地非常普遍，许多家庭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失踪的亲人是被捕了，还是遇到更大的不测了，甚至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找他们。法律成了一纸空文，黑箱操作的结果毫无公正可言。令人担忧的是，从已经获悉的情况来看，不久的将来恐将有更多的藏人，亦可能面临或已经面临因司法不公正、黑箱操作而构成的牢狱重刑，这也意味着，将有或者已经有更多的藏人失去奥巴马总统所说的“所有的男女拥有某些根本的权利”。
有增无减的镇压，这才是西藏的现实。但说实话，我们已经很难寄望那些说不出人权两个字的世界政要们，秉持坚定的人道立场了。
2009-11-19，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2009年11月24日星期二
声援艾未未的网络呼吁
现在，艺术家艾未未的命运正被黑暗笼罩，他正在遭受种种威胁和不公正的对待。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关注艾未未的人身安全和他所从事的正义事业的人们，参加此封公开信的签署。
长期以来,艾未未一直依照一个中国公民的良知和正义感合理合法地做事。去年汶川地震之后，由于有超过五千名中小学生在地震中遇难，艾未未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对学生遇难名单进行公民调查，推动兑现温家宝总理对人民的承诺，查明校舍大面积毁灭性倒塌的原因。今年8月，艾未未赴四川成都，为另一位被逮捕的死难学生调查人员谭作人出庭作证。但就在出庭的前一天夜里，艾未未在旅馆里遭到成都警方的非法拘禁和殴打，致使他第二天无法出庭作证。为此，艾未未向成都市公安局提出申诉。不久，在德国举办展览时，艾未未被查出颅骨内侧因受到重挫而大面积出血。幸好手术及时，否则艾未未会有生命危险。回国后，由于申诉规定的答复期已过，艾未未多次致电成都市公安局要求给予答复，均遭到拖延。11月16日，艾未未终于收到成都市警方的答复：“——民警在处警过程中，严格依法履职，不存在非法拘禁等问题。”也就是说，成都警方彻底否认了警察打人和非法拘禁公民的违法行为。接着，公安部于11月19日派人到中国银行调查艾未未的银行账户情况，理由是艾未未“涉嫌诈骗”。
事到如今，我们不得不对艾未未的人身安全表示公开的关注。我们不知道今后艾未未还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他的名誉将会受到何种损害。因此，我们呼吁一切支持他的行动并钦佩他的人格和良知的人们，在他遭受威胁的时候和他站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声援！
同时，我们呼吁停止一切对艾未未的威胁与迫害，强烈要求警方遵守宪法和法律，保护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正义诉求。
请愿意签名者按如下格式发邮件到shengyuanaiweiwei@gmail.com
姓名，居住城市，从事职业
感谢您的支持！
第一批签名者如下:
刘县书，北京，自由职业。请未未多保重，我相信他，敬佩他，支持他。
石涛，北京，出版策划人
罗亚旗，北京，编辑
严勇，北京，自由职业
张松，北京，非职业者
高岭，北京，企划
李兵，北京，个体业主
许知远，北京，作家
辛虹，纽约，自由职业
杨倩, 英国, 医学科研
杜阿古，北京，IT经理人
秦汉哲，北京，出版业
狗子（贾新栩），北京，编辑/话剧演员
田怀信，北京，自由职业
晏礼中，北京，杂志记者
高远，北京，摄影师
胡晋尼玛，北京，编辑
尤洋，北京，专栏作家/艺术活动策划人
史建，北京，策划人
查建英，北京，作家
栗宪庭，北京，艺术评论家，策展人
刘苏里，北京，书店总经理，书评人
郝军，北京，律师
李艳，北京，编辑
丁颖，北京，编辑
毕为民，北京，自由职业
覃里雯，广州，自由职业
老虎庙（张世和）， 北京， 人
路佳瑄 作者，独立出版人
黄继新，北京，编辑
陶白 江苏南京 诗人
陈家坪 北京 诗人
周濂 北京 学者
长期以来,艾未未一直依照一个中国公民的良知和正义感合理合法地做事。去年汶川地震之后，由于有超过五千名中小学生在地震中遇难，艾未未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对学生遇难名单进行公民调查，推动兑现温家宝总理对人民的承诺，查明校舍大面积毁灭性倒塌的原因。今年8月，艾未未赴四川成都，为另一位被逮捕的死难学生调查人员谭作人出庭作证。但就在出庭的前一天夜里，艾未未在旅馆里遭到成都警方的非法拘禁和殴打，致使他第二天无法出庭作证。为此，艾未未向成都市公安局提出申诉。不久，在德国举办展览时，艾未未被查出颅骨内侧因受到重挫而大面积出血。幸好手术及时，否则艾未未会有生命危险。回国后，由于申诉规定的答复期已过，艾未未多次致电成都市公安局要求给予答复，均遭到拖延。11月16日，艾未未终于收到成都市警方的答复：“——民警在处警过程中，严格依法履职，不存在非法拘禁等问题。”也就是说，成都警方彻底否认了警察打人和非法拘禁公民的违法行为。接着，公安部于11月19日派人到中国银行调查艾未未的银行账户情况，理由是艾未未“涉嫌诈骗”。
事到如今，我们不得不对艾未未的人身安全表示公开的关注。我们不知道今后艾未未还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他的名誉将会受到何种损害。因此，我们呼吁一切支持他的行动并钦佩他的人格和良知的人们，在他遭受威胁的时候和他站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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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援藏人士呼吁世人拯救西藏
【挪威西藏之声11月24日报导】正在印度全国展开“百日声援西藏”行动的印度支持西藏人士玛海希·雅戴夫博士呼吁世人为全球安宁，共同拯救西藏。
设立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的全球爱德基金会（Global Amity Foundation）负责人、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印度知名学者玛海希·雅戴夫博士于今天（24日）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从今年10月24日「联合国日」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展开的“百日声援西藏”行动，目前已结束对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和古吉拉特邦的活动项目。
玛海希·雅戴夫表示，（录音）他于昨天（23日）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索拉特城市中，用鲜血绘画了美国总统欧巴马和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的肖像，呼吁当地民众共同关注和支持西藏自由斗争。玛海希·雅戴夫博士还批评爱好和平的欧巴马总统竟然公开宣称西藏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他说，今天（周二）前往印度中央邦休息两天后，将赴印度南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继续展开活动，这一百日声援西藏行动预计在明年3月10日「西藏三·十自由抗暴纪念日」当天将在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恰尔邦达旺县宣告结束。
玛海希·雅戴夫还介绍说，（录音）展开这一百日声援西藏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呼吁联合国100个发达国家加大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同时要求印度为首的全球民众，为了印度的国防安全及全球和平，共同拯救西藏民族。玛海希·雅戴夫说，他的这一活动先后收到了印度各大媒体和民众的支持和关注。
玛海希博士每年定期周游印度全国展开「血写请愿信声援西藏活动」，受到印度高层至民间的极大关注。他之前也向印度总理呈交用自身献血书写的请愿信，要求印度政府关注西藏当前局势，给予政治上的全力支持。玛海希·雅戴夫博士也曾要求印度总统和美国总统把中国列为“恐怖国家”的名单中，并撤销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位。
设立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的全球爱德基金会（Global Amity Foundation）负责人、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印度知名学者玛海希·雅戴夫博士于今天（24日）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从今年10月24日「联合国日」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展开的“百日声援西藏”行动，目前已结束对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和古吉拉特邦的活动项目。
玛海希·雅戴夫表示，（录音）他于昨天（23日）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索拉特城市中，用鲜血绘画了美国总统欧巴马和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的肖像，呼吁当地民众共同关注和支持西藏自由斗争。玛海希·雅戴夫博士还批评爱好和平的欧巴马总统竟然公开宣称西藏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他说，今天（周二）前往印度中央邦休息两天后，将赴印度南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继续展开活动，这一百日声援西藏行动预计在明年3月10日「西藏三·十自由抗暴纪念日」当天将在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恰尔邦达旺县宣告结束。
玛海希·雅戴夫还介绍说，（录音）展开这一百日声援西藏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呼吁联合国100个发达国家加大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同时要求印度为首的全球民众，为了印度的国防安全及全球和平，共同拯救西藏民族。玛海希·雅戴夫说，他的这一活动先后收到了印度各大媒体和民众的支持和关注。
玛海希博士每年定期周游印度全国展开「血写请愿信声援西藏活动」，受到印度高层至民间的极大关注。他之前也向印度总理呈交用自身献血书写的请愿信，要求印度政府关注西藏当前局势，给予政治上的全力支持。玛海希·雅戴夫博士也曾要求印度总统和美国总统把中国列为“恐怖国家”的名单中，并撤销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位。
2009年11月22日星期日
曹长青：奥巴马胡锦涛，分辨不出谁是谁
对奥巴马的首次中国行，我在他行前曾撰文预测，不会有实效。结果却是更糟：奥巴马没在任何问题上挑战中国独裁者，全方位妥协。美国媒体对此一片批评之声。最尖锐、幽默的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米尔班克（Dana Milbank），他说，“听这俩人讲话，你很难分辨哪个是奥巴马，哪个是胡锦涛。”因他俩调子太像了。奥巴马的首次中国行，还创了多项第一：
第一，奥巴马是美国首位任期第一年就到共产中国访问的总统。前任的布什父子，克林顿等，都没这样做。奥巴马给足北京独裁者面子。
第二，奥巴马是过去18年来首位美国总统，拒绝会见来美访问的达赖喇嘛，目的也是为了讨好北京。
第三，中美联合声明，首次只是强调北京官方的一个中国和三个公报，只字没提《台湾关系法》；同时奥巴马还有两个新提法：一是美国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美国欢迎中国强大。连在去年总统大选时力挺他的《华盛顿邮报》都看不下去，发表社论批评奥巴马，说中国仍是专制国家，奥巴马“使用‘欢迎’这个词是错误的”。难道欢迎专制的力量崛起强大，挑战自由世界？
第四，奥巴马的中国之行，完全没提到对台军售，保卫台湾安全。在跟上海大学生对谈时，有人提出对台军售问题，奥巴马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这个问题。明显也是为了讨好中共。
第五，奥巴马在上海演讲和回答问题，洋洋洒洒上万字，竟连“人权”这两个字都没提及，更别说谴责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德国总理默克尔访中时，在北京特意会见了中国异议人士；布什总统两次访中，都到北京的教堂做礼拜，以示支持宗教自由。但奥巴马却什么姿态都没有做。
但奥巴马却热衷跟中共安排的所谓学生“对谈”。经网上人肉搜索，四个提问的学生，三个是冒牌，都是中共团委干部；那个学生，也是班级党支部副书记和辅导员。《纽约时报》采访到一个会场学生，她说事先被当局培训四天，被要求不得提西藏和人权问题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也对香港《南华早报》证实，当局对这些学生进行了背景审查。
这些中国大学生如此被官方操控，无法不让人想到马政府最近宣布的承认中国学历。中国这些被当局控制、意识形态洗脑的学生们，在学历被台湾承认之后，如果大量涌入台湾，拿到教职，或进入学术界等，对台湾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前景是可怕的。
奥巴马从新加坡抵达上海那个夜晚，自己打着黑伞走出飞机。随后中国网络上就有一条流行语非常爆红：“一个黑人总统，穿一件黑衣，在一个黑夜，撑一把黑伞，走進了一个黑暗的国家。”
但遗憾的是，应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既没有向这种黑暗挑战，也没有向处于黑暗之中、渴望自由的中国人传递出光明的信号，更没有发出保卫民主台湾安全的声音；他的首次中国之行，是向独裁中国的妥协之行。他虽创造了多项第一，但都是耻辱的记录。
——原载《自由时报》2009年11月23日
第一，奥巴马是美国首位任期第一年就到共产中国访问的总统。前任的布什父子，克林顿等，都没这样做。奥巴马给足北京独裁者面子。
第二，奥巴马是过去18年来首位美国总统，拒绝会见来美访问的达赖喇嘛，目的也是为了讨好北京。
第三，中美联合声明，首次只是强调北京官方的一个中国和三个公报，只字没提《台湾关系法》；同时奥巴马还有两个新提法：一是美国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美国欢迎中国强大。连在去年总统大选时力挺他的《华盛顿邮报》都看不下去，发表社论批评奥巴马，说中国仍是专制国家，奥巴马“使用‘欢迎’这个词是错误的”。难道欢迎专制的力量崛起强大，挑战自由世界？
第四，奥巴马的中国之行，完全没提到对台军售，保卫台湾安全。在跟上海大学生对谈时，有人提出对台军售问题，奥巴马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这个问题。明显也是为了讨好中共。
第五，奥巴马在上海演讲和回答问题，洋洋洒洒上万字，竟连“人权”这两个字都没提及，更别说谴责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德国总理默克尔访中时，在北京特意会见了中国异议人士；布什总统两次访中，都到北京的教堂做礼拜，以示支持宗教自由。但奥巴马却什么姿态都没有做。
但奥巴马却热衷跟中共安排的所谓学生“对谈”。经网上人肉搜索，四个提问的学生，三个是冒牌，都是中共团委干部；那个学生，也是班级党支部副书记和辅导员。《纽约时报》采访到一个会场学生，她说事先被当局培训四天，被要求不得提西藏和人权问题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也对香港《南华早报》证实，当局对这些学生进行了背景审查。
这些中国大学生如此被官方操控，无法不让人想到马政府最近宣布的承认中国学历。中国这些被当局控制、意识形态洗脑的学生们，在学历被台湾承认之后，如果大量涌入台湾，拿到教职，或进入学术界等，对台湾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前景是可怕的。
奥巴马从新加坡抵达上海那个夜晚，自己打着黑伞走出飞机。随后中国网络上就有一条流行语非常爆红：“一个黑人总统，穿一件黑衣，在一个黑夜，撑一把黑伞，走進了一个黑暗的国家。”
但遗憾的是，应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既没有向这种黑暗挑战，也没有向处于黑暗之中、渴望自由的中国人传递出光明的信号，更没有发出保卫民主台湾安全的声音；他的首次中国之行，是向独裁中国的妥协之行。他虽创造了多项第一，但都是耻辱的记录。
——原载《自由时报》2009年11月23日
2009年11月20日星期五
我们的文化谁做主
我们的文化谁做主–读宗喀教授《复活的记忆》有感
今天读书，在《民族研究》上翻到一篇宗喀•漾正冈布教授写的《复活的记忆–却西德哇传统村运会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在这篇文章中，宗喀教授向我们描述了却西德哇传统运动流失的外缘内因。
他写到：“首先，以贡本(塔尔寺) 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寺院的衰落，使与之相关的节日民俗逐渐淡化，传统民俗游戏的文化场域发生了变化。传统寺院教育的中断也使当地藏人的文化传承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其次，却西德哇不是官方确认的民族自治单位，当地小学和中学教育中缺少藏语文等民族教育内容。再次，在20世纪50 年代以前，村里只有一条勉强可以走马车的季节性土路通往外界，随着交通和通讯方式的改善，却西德哇与外界的联系加强。在现代文化大量进入却西德哇后，传统的民俗文化逐渐处于边缘地位。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却西德哇传统的民俗文化逐渐淡出了村民的视野。”然后如何在却西德哇举办村运会以图逐步恢复这些传统民俗，以及近年的恢复现状。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切都相当的成功，“传统村运会经过连续三届的举办，受到了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广大村民的欢迎。首先“冈多”(脚石) 、“呜多”(抛尔石) 、“江塔”(高杆秋千)、 “撅添”(蹬棍儿) 、“九”(藏棋) 、“阿米惹阿”(撕羊羔) 等一批曾给却西德哇老年人带来生活乐趣的游戏，现在也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从第二届开始，年轻人不再要求将篮球也列入传统村运会。在第三届村运会上，在村民的要求下，富有游牧特色的游戏“夏绰”(意即“马上抢帽子”) 也得到恢复。其次，村运会的参观和参与人数不断增加，第一届是3 万人左右，到了第三届已达到7 万多人。传统村运会受到当地和附近各族、各界的广泛关注，可容纳6 万人的场地也已爆满。更重要的是，调查者在2004 年夏天就已发现，村中的一些年轻女孩开始缝制传统服饰，为下一届村运会作做准备，可见传统村运会已对年轻人发生了影响。却西德哇村委会在村运会的组织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赢得了村民的尊敬，村民们认为村干部为村里做了件有意义的事。这也进一步融洽了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之间的关系。”这些成功让这个传统民俗文化的再现成为“却西德哇模式”被其他地方接受效仿。
从文中读到却西德哇的传统民俗在得以逐渐恢复并且开始有年轻人学习，继承，我是欣慰的，然而如果不是却西德哇这样因为地缘或者其他原因而被“边缘化”的村子，有谁来关心过自己身上的民俗记忆正在被涂抹擦去？
记得在西南一个小城，那里生活这的许多少数族群，在“赶场”（一种在特定的日子举办的民间集市，进行几个村庄间的钱物或者物物交换，并且在特别的日子会有男女对歌恋爱，赛马，斗牛等社交活动）对山歌时，年轻男子多能用“木叶”–一种特别的植物叶子，不大不小，不厚不薄–放在唇间来吹奏特别的调子，据说，知道歌曲越多越完整，吹奏的越流顺的小伙子倍受姑娘亲睐。然而随着十四、五岁乃至十二、三岁就得进城求学，或者到更远的地方去打工，城市里面的居民，尤其不是那个文化圈中的民族的居民，受不了木叶尖锐的哨音，也不再理解他们歌中的意思，对于他们，那是不能忍受的噪音或者没有意义的音节，于是在公共场合吹木叶一度被认为是“乡下的”、“没有教养”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会吹木叶，就好象很多年轻人不再会使用那些没有文字的古老语言一样。
我的一位没有学过藏文的挚友这样说过，因为没有学过自己的文字，所以对自己的文化的每个细节都特别重视，特别的珍惜，尽管这其中道路坎坷与无数的无可奈何，可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过对本族文化的认同以及追求。可是就是这样，她依然在某些场合受到排挤–仅仅是因为她没有学过藏文！可是回头来看看，有些学习了藏文的孩子又怎样呢？一样喜欢hip-hop，一样喜欢在酒吧喝酒打牌，一样喜欢所谓的非主流；有几人能完整的说篇祭辞？又有几人能完整的唱段民歌？真正是否拿过时间好好省视过自己，就是因为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觉得无所谓，因此而从自己的身上流失掉了很多民族记忆？！
再有一种情况，我想，它跟旅游经济的发展与政府的宣传策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傣族的“泼水节”。在旅游经济的发展下，在政府的营销策略上开展了著如“天天泼水节”、“泼水节•印象”等项目，使之成为西双版纳乃至云南的旅游符号，成为了商业包装和产品推广的手段，真可谓是“人来就过泼水节”。那么原来傣族关于泼水节的古老传说和宗教信仰体系赋予泼水节的民俗文化意义便荡然无存。天天泼水节的现在，谁还记得该是何时何日举行此盛大节日？谁还在节日的过程辛勤准备神圣祭祀？谁还在节日之中为云云众生唱一首吉祥的泼水歌？政府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我们的文化是被摧毁了还是得到发展保留了？在我看来，文化中的一切的一切都被一种现世的，金钱利益的东西取而代之。好好思考一下，我们身边有多少“泼水节”正在被举办着？
我特别赞同文章中引用的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在讨论社会记忆如何保持和传播时，将社会记忆、纪念仪式、身体实践三者结合起来，认为社会记忆催生了纪念仪式，又在纪念仪式中得以体现，并在仪式中影响到个人，使得民俗得以在体化实践中操演。他认为，身体力行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记忆系统，沉淀在身体上的社会实践可以很好地保存过去。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以及文化背后的一套生存系统，如何在世界一体化的大浪潮中求得我们弱小文化的生存是摆在我们–尤其是当代社会下年轻人的一道艰巨命题！
藏地五色
http://dechendrolma.tibetcul.com/69272.html
转自民间藏事
今天读书，在《民族研究》上翻到一篇宗喀•漾正冈布教授写的《复活的记忆–却西德哇传统村运会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在这篇文章中，宗喀教授向我们描述了却西德哇传统运动流失的外缘内因。
他写到：“首先，以贡本(塔尔寺) 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寺院的衰落，使与之相关的节日民俗逐渐淡化，传统民俗游戏的文化场域发生了变化。传统寺院教育的中断也使当地藏人的文化传承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其次，却西德哇不是官方确认的民族自治单位，当地小学和中学教育中缺少藏语文等民族教育内容。再次，在20世纪50 年代以前，村里只有一条勉强可以走马车的季节性土路通往外界，随着交通和通讯方式的改善，却西德哇与外界的联系加强。在现代文化大量进入却西德哇后，传统的民俗文化逐渐处于边缘地位。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却西德哇传统的民俗文化逐渐淡出了村民的视野。”然后如何在却西德哇举办村运会以图逐步恢复这些传统民俗，以及近年的恢复现状。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切都相当的成功，“传统村运会经过连续三届的举办，受到了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广大村民的欢迎。首先“冈多”(脚石) 、“呜多”(抛尔石) 、“江塔”(高杆秋千)、 “撅添”(蹬棍儿) 、“九”(藏棋) 、“阿米惹阿”(撕羊羔) 等一批曾给却西德哇老年人带来生活乐趣的游戏，现在也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从第二届开始，年轻人不再要求将篮球也列入传统村运会。在第三届村运会上，在村民的要求下，富有游牧特色的游戏“夏绰”(意即“马上抢帽子”) 也得到恢复。其次，村运会的参观和参与人数不断增加，第一届是3 万人左右，到了第三届已达到7 万多人。传统村运会受到当地和附近各族、各界的广泛关注，可容纳6 万人的场地也已爆满。更重要的是，调查者在2004 年夏天就已发现，村中的一些年轻女孩开始缝制传统服饰，为下一届村运会作做准备，可见传统村运会已对年轻人发生了影响。却西德哇村委会在村运会的组织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赢得了村民的尊敬，村民们认为村干部为村里做了件有意义的事。这也进一步融洽了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之间的关系。”这些成功让这个传统民俗文化的再现成为“却西德哇模式”被其他地方接受效仿。
从文中读到却西德哇的传统民俗在得以逐渐恢复并且开始有年轻人学习，继承，我是欣慰的，然而如果不是却西德哇这样因为地缘或者其他原因而被“边缘化”的村子，有谁来关心过自己身上的民俗记忆正在被涂抹擦去？
记得在西南一个小城，那里生活这的许多少数族群，在“赶场”（一种在特定的日子举办的民间集市，进行几个村庄间的钱物或者物物交换，并且在特别的日子会有男女对歌恋爱，赛马，斗牛等社交活动）对山歌时，年轻男子多能用“木叶”–一种特别的植物叶子，不大不小，不厚不薄–放在唇间来吹奏特别的调子，据说，知道歌曲越多越完整，吹奏的越流顺的小伙子倍受姑娘亲睐。然而随着十四、五岁乃至十二、三岁就得进城求学，或者到更远的地方去打工，城市里面的居民，尤其不是那个文化圈中的民族的居民，受不了木叶尖锐的哨音，也不再理解他们歌中的意思，对于他们，那是不能忍受的噪音或者没有意义的音节，于是在公共场合吹木叶一度被认为是“乡下的”、“没有教养”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会吹木叶，就好象很多年轻人不再会使用那些没有文字的古老语言一样。
我的一位没有学过藏文的挚友这样说过，因为没有学过自己的文字，所以对自己的文化的每个细节都特别重视，特别的珍惜，尽管这其中道路坎坷与无数的无可奈何，可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过对本族文化的认同以及追求。可是就是这样，她依然在某些场合受到排挤–仅仅是因为她没有学过藏文！可是回头来看看，有些学习了藏文的孩子又怎样呢？一样喜欢hip-hop，一样喜欢在酒吧喝酒打牌，一样喜欢所谓的非主流；有几人能完整的说篇祭辞？又有几人能完整的唱段民歌？真正是否拿过时间好好省视过自己，就是因为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觉得无所谓，因此而从自己的身上流失掉了很多民族记忆？！
再有一种情况，我想，它跟旅游经济的发展与政府的宣传策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傣族的“泼水节”。在旅游经济的发展下，在政府的营销策略上开展了著如“天天泼水节”、“泼水节•印象”等项目，使之成为西双版纳乃至云南的旅游符号，成为了商业包装和产品推广的手段，真可谓是“人来就过泼水节”。那么原来傣族关于泼水节的古老传说和宗教信仰体系赋予泼水节的民俗文化意义便荡然无存。天天泼水节的现在，谁还记得该是何时何日举行此盛大节日？谁还在节日的过程辛勤准备神圣祭祀？谁还在节日之中为云云众生唱一首吉祥的泼水歌？政府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我们的文化是被摧毁了还是得到发展保留了？在我看来，文化中的一切的一切都被一种现世的，金钱利益的东西取而代之。好好思考一下，我们身边有多少“泼水节”正在被举办着？
我特别赞同文章中引用的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在讨论社会记忆如何保持和传播时，将社会记忆、纪念仪式、身体实践三者结合起来，认为社会记忆催生了纪念仪式，又在纪念仪式中得以体现，并在仪式中影响到个人，使得民俗得以在体化实践中操演。他认为，身体力行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记忆系统，沉淀在身体上的社会实践可以很好地保存过去。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以及文化背后的一套生存系统，如何在世界一体化的大浪潮中求得我们弱小文化的生存是摆在我们–尤其是当代社会下年轻人的一道艰巨命题！
藏地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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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民间藏事
有谁问过藏传佛教鎏金佛像的来历？
文/丁一夫
2009年1月，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举办的大型电视节目“寻宝”播出了“走进无锡”，参与总人数突破2000，参选物件近万件，由专家鉴定，真品率达到了 15％，大大高于全国5％的水平。在入围民间“国宝”的珍品中，出现了一件藏传佛教的明代双手托宝无量寿铜鎏金佛像。专家宣布，此尊无量寿佛，跏趺坐于双层莲花之上，双手托寿瓶，面相庄重慈祥。此佛像高73厘米，质地非常滋润，做工精细，生动，优美，从材质，造型，工艺分析判断，此佛应为宫廷和大寺庙所造，时代特征明显，十分罕见。于是，这尊佛像在青铜组里战胜了春秋时期和西周时期的铜鼎而入围国宝候选。据此佛像的民间藏家说，这是几年前在海外的拍卖会上用20万美元拍来的。专家一听，立即说，这20万美元花得值。这是一件无价之宝。
藏传佛教的鎏金佛像怎么会流落海外的呢？
六百万藏人世代生活的藏地，包括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川，甘肃，青海，云南的藏族自治州，是全民信仰佛教的地方，这就是藏传佛教。对于藏人来说，佛，法，僧三宝，是他们生命意义的来源。在长达千百年的时间里，一般藏人家庭都会送一个男孩到寺庙为僧，喇嘛是藏人社会受人尊敬的精英。藏人经常把自家生产的多余产品，粮食或酥油，奉献给寺庙，把积攒的钱财也捐献给寺庙。寺庙日积月累而积攒了大量的粮食和财富。藏地由于气候原因，粮食可以存放仓库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坏。当遇到灾年，粮食不足的时候，寺庙也是一般藏人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对于藏人和藏人家庭来说，他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家乡所在的寺庙。寺庙对于藏人社会来说，不仅是精神需求的支柱，也是稳定社会和生活的一个制度性因素。在广袤而自然环境条件独特的藏地，寺庙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化设施，而是为他们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的一种依靠。这是藏人全民信教的原因。
正是藏人世世代代把他们最好的东西奉献给寺庙，使得藏地的几千所寺庙成为藏地物质和文化精华的集中地方。藏人社会最好的东西就在寺庙里。对于藏人来说，破坏寺庙，伤害僧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一切宝物，保存在寺庙里最安全。
由于高原的自然屏障，藏地千年来与世隔绝，很少受到外来的侵犯和掠夺。自从信仰佛教以后，藏人珍视一切生灵，不再厉兵秣马，以武力立国，在无法抵挡邻国侵犯的时候，只能请求其他国家相助。但是，无论是侵犯者还是相助者，在进入藏地以后，都还知道尊重寺庙和喇嘛。自从郎达玛灭佛的动乱以后，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到现在约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藏地的佛教寺庙一直受到藏人的珍视和保护。
历史上，清朝军队曾几次发兵进藏，以逐出入侵藏地的廓尔喀人等邻国人，但是都没有寺庙受到大规模骚扰或掠夺的记载。近百年来，西方探险者和邻国的商人都曾经到过藏地，但是不曾有过如敦煌盗窃那样的事件发生。那是因为，藏地的寺庙都是“活”的，那里不仅生活着在藏人社会备受敬重的喇嘛，而且每个寺庙都是当地藏人精神和物质生活的依靠，藏人是围绕着寺庙活动而生活着的，把寺庙看得像生命一样宝贵。在藏人的看护下，外人想偷寺庙珍宝也无从下手。
1904年，荣赫鹏率领英军从印度入侵西藏，到达了拉萨。这是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侵藏事件。英军占领拉萨时期，不敢侵犯寺庙，没有发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那样的事件。
那么，这尊明代双手托宝无量寿铜鎏金佛像，被视为国宝的藏传佛教的佛像，是怎么会流失的呢？
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专家和观众们惊叹这尊佛像的精湛美妙，内心里是不是问过这尊佛像的身世？
藏传佛教和寺庙，从公元九世纪末郎达玛死后到现在的一千多年里，发生的唯一一次毁灭性的灾难，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民主改革和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把内地的文革破四旧活动，带到了藏地高原。那个时代还没有定期的班车通拉萨，内地进入西藏必须搭乘军车和运输卡车，沿途在公路道班或军队营地过夜。所以，所有进入西藏的人，其实都是军队和政府部门批准和协助下才能成行的。藏地发生的毁灭宗教的破四旧活动，都是在党政军部门的默许和怂恿下才发生的。
就在破四旧运动中，藏地的几千所寺庙，无一幸存全部被毁。有近万名喇嘛的哲蚌寺，曾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大学城，沦为一片废墟。最宝贵的拉萨大昭寺，佛像被捣毁，佛经被烧毁，积攒了近千年的珠宝文物要么毁坏，要么流失。红卫兵公开斗争侮辱出家僧尼，强迫他们还俗。很多不愿破戒的僧尼，被强迫劳改，甚至投入监狱。
这是高原藏地千年来遇到的最大一次灾难。被毁和流失的藏地文物到底有多少，大概再也无法统计了。这尊双手托宝无量寿铜鎏金佛像是“时代特征明显的明代佛像”，不大可能来自近代同样流失惨重的清代宫廷，而更可能是来自藏地那几千所寺庙。如今，通过海外的拍卖会，这尊佛像从这双手传到那双手上，最后流传到无锡民间藏家手里，实在只是沧海一粟。
于是，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播出的节目里，人们在赞美这尊佛像的精美绝伦。如果电视画面上出现的是巴黎的文物鉴赏会，要是拿出来的是一尊圆明园的清代佛像，我们又会怎么想呢？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11/200911200002.shtml
转自唯色博客
2009年1月，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举办的大型电视节目“寻宝”播出了“走进无锡”，参与总人数突破2000，参选物件近万件，由专家鉴定，真品率达到了 15％，大大高于全国5％的水平。在入围民间“国宝”的珍品中，出现了一件藏传佛教的明代双手托宝无量寿铜鎏金佛像。专家宣布，此尊无量寿佛，跏趺坐于双层莲花之上，双手托寿瓶，面相庄重慈祥。此佛像高73厘米，质地非常滋润，做工精细，生动，优美，从材质，造型，工艺分析判断，此佛应为宫廷和大寺庙所造，时代特征明显，十分罕见。于是，这尊佛像在青铜组里战胜了春秋时期和西周时期的铜鼎而入围国宝候选。据此佛像的民间藏家说，这是几年前在海外的拍卖会上用20万美元拍来的。专家一听，立即说，这20万美元花得值。这是一件无价之宝。
藏传佛教的鎏金佛像怎么会流落海外的呢？
六百万藏人世代生活的藏地，包括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川，甘肃，青海，云南的藏族自治州，是全民信仰佛教的地方，这就是藏传佛教。对于藏人来说，佛，法，僧三宝，是他们生命意义的来源。在长达千百年的时间里，一般藏人家庭都会送一个男孩到寺庙为僧，喇嘛是藏人社会受人尊敬的精英。藏人经常把自家生产的多余产品，粮食或酥油，奉献给寺庙，把积攒的钱财也捐献给寺庙。寺庙日积月累而积攒了大量的粮食和财富。藏地由于气候原因，粮食可以存放仓库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坏。当遇到灾年，粮食不足的时候，寺庙也是一般藏人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对于藏人和藏人家庭来说，他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家乡所在的寺庙。寺庙对于藏人社会来说，不仅是精神需求的支柱，也是稳定社会和生活的一个制度性因素。在广袤而自然环境条件独特的藏地，寺庙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化设施，而是为他们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的一种依靠。这是藏人全民信教的原因。
正是藏人世世代代把他们最好的东西奉献给寺庙，使得藏地的几千所寺庙成为藏地物质和文化精华的集中地方。藏人社会最好的东西就在寺庙里。对于藏人来说，破坏寺庙，伤害僧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一切宝物，保存在寺庙里最安全。
由于高原的自然屏障，藏地千年来与世隔绝，很少受到外来的侵犯和掠夺。自从信仰佛教以后，藏人珍视一切生灵，不再厉兵秣马，以武力立国，在无法抵挡邻国侵犯的时候，只能请求其他国家相助。但是，无论是侵犯者还是相助者，在进入藏地以后，都还知道尊重寺庙和喇嘛。自从郎达玛灭佛的动乱以后，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到现在约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藏地的佛教寺庙一直受到藏人的珍视和保护。
历史上，清朝军队曾几次发兵进藏，以逐出入侵藏地的廓尔喀人等邻国人，但是都没有寺庙受到大规模骚扰或掠夺的记载。近百年来，西方探险者和邻国的商人都曾经到过藏地，但是不曾有过如敦煌盗窃那样的事件发生。那是因为，藏地的寺庙都是“活”的，那里不仅生活着在藏人社会备受敬重的喇嘛，而且每个寺庙都是当地藏人精神和物质生活的依靠，藏人是围绕着寺庙活动而生活着的，把寺庙看得像生命一样宝贵。在藏人的看护下，外人想偷寺庙珍宝也无从下手。
1904年，荣赫鹏率领英军从印度入侵西藏，到达了拉萨。这是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侵藏事件。英军占领拉萨时期，不敢侵犯寺庙，没有发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那样的事件。
那么，这尊明代双手托宝无量寿铜鎏金佛像，被视为国宝的藏传佛教的佛像，是怎么会流失的呢？
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专家和观众们惊叹这尊佛像的精湛美妙，内心里是不是问过这尊佛像的身世？
藏传佛教和寺庙，从公元九世纪末郎达玛死后到现在的一千多年里，发生的唯一一次毁灭性的灾难，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民主改革和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把内地的文革破四旧活动，带到了藏地高原。那个时代还没有定期的班车通拉萨，内地进入西藏必须搭乘军车和运输卡车，沿途在公路道班或军队营地过夜。所以，所有进入西藏的人，其实都是军队和政府部门批准和协助下才能成行的。藏地发生的毁灭宗教的破四旧活动，都是在党政军部门的默许和怂恿下才发生的。
就在破四旧运动中，藏地的几千所寺庙，无一幸存全部被毁。有近万名喇嘛的哲蚌寺，曾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大学城，沦为一片废墟。最宝贵的拉萨大昭寺，佛像被捣毁，佛经被烧毁，积攒了近千年的珠宝文物要么毁坏，要么流失。红卫兵公开斗争侮辱出家僧尼，强迫他们还俗。很多不愿破戒的僧尼，被强迫劳改，甚至投入监狱。
这是高原藏地千年来遇到的最大一次灾难。被毁和流失的藏地文物到底有多少，大概再也无法统计了。这尊双手托宝无量寿铜鎏金佛像是“时代特征明显的明代佛像”，不大可能来自近代同样流失惨重的清代宫廷，而更可能是来自藏地那几千所寺庙。如今，通过海外的拍卖会，这尊佛像从这双手传到那双手上，最后流传到无锡民间藏家手里，实在只是沧海一粟。
于是，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播出的节目里，人们在赞美这尊佛像的精美绝伦。如果电视画面上出现的是巴黎的文物鉴赏会，要是拿出来的是一尊圆明园的清代佛像，我们又会怎么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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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8日星期三
任不寐：中国的大屠杀
二零零二年以来，我一直在搜集和整理中国“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案例。但遗憾的是，我一直未能为此提供一个相对准确的数据。直到今天我看到下面这条消息：
二零零四年中新社广州十月九日电：中国每年发生伤害七千万人，死亡八十万人，占总死亡数的百分之十一。“伤害”已成为中国一至三十岁年龄段人群的第一死因。这条消息来自“第三届中国伤害预防与控制学术会议”，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官员和各方专家与会。
中国每天都发生着“大屠杀”
该报导说，伤害可分为：非故意伤害，如道路交通伤、空难、海难、溺水、中毒等；故意伤害，如自杀，谋杀、暴力、恐怖袭击、虐待等。这篇文章还说，近年来，中国每年发生多起突发伤害事件，伤害每年使二百万中国人遗留功能障碍，一百九十万人终生残疾；每年伤害的医疗费高达三百四十亿至一千一百七十亿元人民币，社会代价达一千三百六十亿至四千六百八十亿元人民币。
专家介绍说，自杀是首位伤害死因，每年有二十五至三十五万中国人死于自杀；其次是车祸和淹死。据世界银行估计，到二零一零年，中国每年将有一百四十万人因伤害而夭折。
上文所列举的“伤害”显然并不包括执行死刑的数字，也不包括未能统计上来的死亡数字。我在相关文章中曾提出过，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犯人大约在一万人左右。
而上述统计所覆盖的案例大约只占实际案例的85％：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案例没有进入媒体视野，而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严重的隐瞒死亡事故的情况。如果上述分析成立，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九十五万左右。
八十万人是什么概念呢？它意味着中国每年发生两百次九一一恐怖袭击，接近三次“南京大屠杀”，或者七～八年就完成一次纳粹大屠杀。今天，至少在江泽民“十五年盛世”中，中国每天至少有两千两百二十二人因“伤害”而死亡。
当你正坐在办公室里与朋友聊天，或者正在海滨浴场，或者正在网络上与他人争吵──与此同时，中国有两千多人正血肉模糊地离开这个世界。无论你有怎样“理性” 的心灵，你无法否认，中国每天都发生着一种特殊形式的大屠杀。
让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是，世界对这静悄悄的大屠杀听之任之，而中国精神几乎完全缺乏这种概念，没有兴趣把邻居的大量死亡对象化。这种悲剧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社会秩序彻底崩溃的结果，而这种状况正是“稳定压倒一切”政策下发生的。
显然，对这个社会负有管理责任的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那些负有、特别是自认为负有“代表”资格的各类精英，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中国大屠杀”是整个文明时代的羞耻
一些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总是反对任何关于中国精神状况的赞美之言。
事实上我当然理解对黑暗中的“半吊子自由”进行某种鼓励的正面意义。但总的来说，“半吊子自由”无法改变“我们是有罪”的这一基本真相。
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国思想”在三大事件上都是有罪的：第一是在“六四”问题上，中国精英基本上保持了沉默。第二是在法轮功事件上，中国精英再度沉默。第三就是“非正常死亡事件”，每年至少八十万人的鲜血，却没有激起任何像样的抗议和伤痛。
在如此灰暗的背景下，我们如何接受赞美和奖品呢？当悲剧正在上演的时候，“公共良知”怎么可能有心情不去抗议反而“按英雄排座次”呢？如果我们缺乏抵抗的勇气，至少也把这种互相抚慰的精力节省下来用于忏悔吧。
大屠杀的在场者，十字下的旁观者，已经丧失了尊严。而对这种丧失缺乏清醒意识，就是第二次丧失尊严。这是不可救药的堕落。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凯尔泰斯·伊姆雷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
瑞典文学院在宣布凯尔泰斯获奖理由时说，他的写作“支撑起了个体对抗历史野蛮的独断专横的脆弱经历”。文学院高度评价了他的处女作《无法选择的命运》，认为对作者而言“奥斯威辛并不是一个例外事件，而是现代历史中有关人类堕落的最后的真实。”遗憾的是，“奥斯威辛”不是“人类堕落的最后的真实”，我们仍然生活在大屠杀之中。我们解脱的唯一办法是，身在其中的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们身在其中。
我们没有理由说每年八十万人的死亡是例外事件，“中国的大屠杀”是整个文明时代的羞耻。中国的大屠杀没有造成一点悲剧气氛，它没有死难者也没有幸存者，但它确确实实拥有着死亡。这个死亡拥抱下的浮华时代，“智子”取代“安妮”成为唯一的文字记录者。
为中国大屠杀死难者哀！◇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45期“自由评论”栏目（2009/10/29出刊）
转自大纪元
二零零四年中新社广州十月九日电：中国每年发生伤害七千万人，死亡八十万人，占总死亡数的百分之十一。“伤害”已成为中国一至三十岁年龄段人群的第一死因。这条消息来自“第三届中国伤害预防与控制学术会议”，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官员和各方专家与会。
中国每天都发生着“大屠杀”
该报导说，伤害可分为：非故意伤害，如道路交通伤、空难、海难、溺水、中毒等；故意伤害，如自杀，谋杀、暴力、恐怖袭击、虐待等。这篇文章还说，近年来，中国每年发生多起突发伤害事件，伤害每年使二百万中国人遗留功能障碍，一百九十万人终生残疾；每年伤害的医疗费高达三百四十亿至一千一百七十亿元人民币，社会代价达一千三百六十亿至四千六百八十亿元人民币。
专家介绍说，自杀是首位伤害死因，每年有二十五至三十五万中国人死于自杀；其次是车祸和淹死。据世界银行估计，到二零一零年，中国每年将有一百四十万人因伤害而夭折。
上文所列举的“伤害”显然并不包括执行死刑的数字，也不包括未能统计上来的死亡数字。我在相关文章中曾提出过，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犯人大约在一万人左右。
而上述统计所覆盖的案例大约只占实际案例的85％：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案例没有进入媒体视野，而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严重的隐瞒死亡事故的情况。如果上述分析成立，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九十五万左右。
八十万人是什么概念呢？它意味着中国每年发生两百次九一一恐怖袭击，接近三次“南京大屠杀”，或者七～八年就完成一次纳粹大屠杀。今天，至少在江泽民“十五年盛世”中，中国每天至少有两千两百二十二人因“伤害”而死亡。
当你正坐在办公室里与朋友聊天，或者正在海滨浴场，或者正在网络上与他人争吵──与此同时，中国有两千多人正血肉模糊地离开这个世界。无论你有怎样“理性” 的心灵，你无法否认，中国每天都发生着一种特殊形式的大屠杀。
让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是，世界对这静悄悄的大屠杀听之任之，而中国精神几乎完全缺乏这种概念，没有兴趣把邻居的大量死亡对象化。这种悲剧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社会秩序彻底崩溃的结果，而这种状况正是“稳定压倒一切”政策下发生的。
显然，对这个社会负有管理责任的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那些负有、特别是自认为负有“代表”资格的各类精英，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中国大屠杀”是整个文明时代的羞耻
一些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总是反对任何关于中国精神状况的赞美之言。
事实上我当然理解对黑暗中的“半吊子自由”进行某种鼓励的正面意义。但总的来说，“半吊子自由”无法改变“我们是有罪”的这一基本真相。
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国思想”在三大事件上都是有罪的：第一是在“六四”问题上，中国精英基本上保持了沉默。第二是在法轮功事件上，中国精英再度沉默。第三就是“非正常死亡事件”，每年至少八十万人的鲜血，却没有激起任何像样的抗议和伤痛。
在如此灰暗的背景下，我们如何接受赞美和奖品呢？当悲剧正在上演的时候，“公共良知”怎么可能有心情不去抗议反而“按英雄排座次”呢？如果我们缺乏抵抗的勇气，至少也把这种互相抚慰的精力节省下来用于忏悔吧。
大屠杀的在场者，十字下的旁观者，已经丧失了尊严。而对这种丧失缺乏清醒意识，就是第二次丧失尊严。这是不可救药的堕落。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凯尔泰斯·伊姆雷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
瑞典文学院在宣布凯尔泰斯获奖理由时说，他的写作“支撑起了个体对抗历史野蛮的独断专横的脆弱经历”。文学院高度评价了他的处女作《无法选择的命运》，认为对作者而言“奥斯威辛并不是一个例外事件，而是现代历史中有关人类堕落的最后的真实。”遗憾的是，“奥斯威辛”不是“人类堕落的最后的真实”，我们仍然生活在大屠杀之中。我们解脱的唯一办法是，身在其中的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们身在其中。
我们没有理由说每年八十万人的死亡是例外事件，“中国的大屠杀”是整个文明时代的羞耻。中国的大屠杀没有造成一点悲剧气氛，它没有死难者也没有幸存者，但它确确实实拥有着死亡。这个死亡拥抱下的浮华时代，“智子”取代“安妮”成为唯一的文字记录者。
为中国大屠杀死难者哀！◇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45期“自由评论”栏目（2009/10/29出刊）
转自大纪元
2009年11月17日星期二
朱瑞：达赖喇嘛尊者在卡尔加里
摄影：朱瑞
无以计数的志愿者
像往常一样，回到家里，我首先打开电话留言：“您需要的入场证，出席神圣的达赖喇嘛在卡尔加里的记者会，请于明天早晨6点30分以后，到Convention center领取……”
第二天，在最早的时间里，也就是6点30分，我到了位于市中心的Convention center。停车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又忘了戴眼镜，看不清收款机的选项。恰好一位西装打扮的女人也在停车，就过来帮助了我：“这么早，您来这里做义工？”
“您是义工？”我反问道。
“是呀，明天，神圣的达赖喇嘛，将在这里接见年轻人，能见到神圣的达赖喇嘛啊！”
“您见过神圣的达赖喇嘛？”我又问。
“没有。30年前（神圣的达赖喇嘛第一次到这里时），我还没有出生。”我们并肩走着，女人意犹未尽，“一会儿我就去冰球体育馆，我等不到明天。”
冰球体育馆，是达赖喇嘛尊者在卡尔加里的第一个公开活动的地方。不仅建筑独特，还因为宏大和先进的设施，成了卡尔加里的特殊风景。然而，除了冰球比赛和牛仔节，在人口稀少的卡尔加里，冰球体育馆差不多仅仅是个摆设。
一些穿着深色制服的安全人员，已在Convention center 的大楼内外走来走去了，对讲机不时地发出声音。穿着浅绿色T恤，印着‘义工’字样的人们，也在一个个办公桌前开始了工作。办公桌上，整齐地放着印刷精制的达赖喇嘛尊者行程表和个人小传。我观察着每个迎面而来的义工的表情，他们多数是白人，微笑着，友好而又耐心，还有一种知足。
说起来，全世界范围内，无以计数的人们，都在为流亡中的尊者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就说目前正在卡尔加里修建中的“西藏文化中心”，其实，就是一位私人的捐赠。还有美国布鲁明顿蒙藏文化中心，那片有如塔尔寺一般大小的美丽的林野，也是一位私人的礼物……人们希望，西藏文化在藏地消失的时候，在境外，至少可以继续利益人类。
就联想到一个有趣的对比：为中共工作的都是拿钱者，即使在网上仅写一句话，也不能少于五毛。还有，那些为中共极左政策叫好的，都是匿名者，尽管他们没有任何危险，不会受到任何迫害。而为尊者呼吁的，一直都是真名实姓的人们，尽管大家面临着各种精神的和物质的威胁。
在指定的办公桌前，我报过姓名后，那位长发披肩，戴着眼镜的美丽的义工，找了几个抽屉，都没有发现我的入场证。
“别着急，我再打电话问一问，会有办法的。”她安慰着我。其实，我一点也没有着急，在这里，答应过的事，绝不会有变化，和中共治下不一样。
人群淹没的地方
到达冰球体育场时，离达赖喇嘛尊者的正式讲演，还有四个半小时。每个入口处，都站着安检人员和穿着淡绿色T 恤的义工。看来，每一扇门，都准备开放了！
“11点开始检票。”那位安检人员把票还给了我。我又拿出了刚刚在Convention Center 领取的入场证。还是那位安检人员，笑了，指了指一个专为记者开放的小门。
一些早来的藏人，正把传统的西藏服装、背包、项链等，摆上一些临时搭起来的木台。所有的快餐店，冰淇淋店，比萨店，都开门了，玉米花的香味在空气中变得浓郁。
一个人带来了一个世界的繁荣！就想到麦迪逊，那个美国维斯康辛州的小镇，因为尊者的到来，寂寞的街道，起伏起人群，商店、饭店，瞬间忙碌起来了；就想到瓦拉那西，那座印度古老的镇子，佛祖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圣地，因为尊者的到来，不仅所有的旅馆爆满，连路边的牛棚，都住进了人；还有达兰萨拉，这座曾经的荒山野嶺、名不经传的印北小村庄，因为尊者的迁居，如今已是楼房、店辅林立，汇聚着地球上四面八方的信徒、游客、以及各种传媒……
啊，笛声！我停下脚步，不远处一个印第安男子，正在吹奏自己制作的彩笛呢。我停在了他的身边，目不转睛。
人们陆续地多了起来，有的衣冠楚楚、不苟言笑；有的穿着牛仔裤，嚼着玉米花，随意自在；有的坐在轮椅上，还有的被掺扶着，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层、不同体质的（健康的，不健康的）人们，都来了！
“达赖喇嘛尊者已抵达卡尔加里，市长Dave Bronconnier亲自到机场迎接，并赠送一顶白色的牛仔帽！”牛仔帽，这是卡尔加里接待尊贵的客人的最高礼遇，象征着被授予卡尔加里的荣誉市民！“印第安部落酋长，也在机场赠送了神圣的达赖喇嘛最珍贵的鹰的羽毛，大学校长韦嘉顿博士（Harvey P. Weingarten）在机场向神圣的达赖喇嘛敬献了洁白的哈达，并表示：有机会分享神圣的达赖喇嘛的和平与慈悲的理念，对今天的学生们及广大社区将具有非凡的意义……”
巨大的屏幕上、广播里，都开始了报道。
现在，冰球馆内，差不多坐满了观众，尽管还不到12点，离尊者进入会场早两个半小时呢！一向惜时如金，不会提前的卡尔加里人，今天，真正打破了记录。
西藏社区的人们，在每个座椅的靠背上，都放了一条哈达，那是对前来倾听尊者讲演，尊重西藏文化的人们，表达着感激之情！现在，观众们都注意到了哈达，并戴在了脖子上，放眼望去，会场上下，成了白色的海洋。
走廊里，仍然流动着不尽的人群。不仅藏人的摊床前，就是快餐店、冷饮店的柜台前，也排着长长的队伍。每一扇敞开的大门外面，还在延伸着望不到尾的长队。空旷的停车场，早已水泄不通。
音乐响起，加拿大奥运会游泳金牌得主特克斯布雷和好莱坞著名韩裔女演员吴珊卓，出现在台前，讲述起对和平与慈悲的理解，以及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崇敬。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阵掌声、笑声、喊声，还有口哨声。
交响乐团走上前台，开始了纯音乐演奏；孩子们还表演了赞颂和平的舞蹈；有三位女歌唱家，唱起了慈悲的歌！暗红色的灯光，盘旋在歌者身上，成了立体的苦难的西藏……印第安黑脚部落的酋长开始了致辞，颂赞神圣的达赖喇嘛为这个世界带来的光荣与和平，同时，献上了印第安独特的传统歌曲，歌里似乎有一切生灵和谐为一的声音，有魂，那魂是忧伤的，美妙的！当然，这一切，都是给达赖喇嘛尊者的，尽管此刻，尊者还没有到来。
我从没有见过卡尔加里的市民如此兴奋。近一个月以来，所有的公共场所，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达赖喇嘛尊者。而报刊、广播、电视里，报道最多的也是达赖喇嘛尊者。对了，今天是周三，本该是工作日，是卡尔加里人最为古板、循规蹈矩的一天，可现在，成了最放松、欢乐的一天。
几个巨大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主持人拿着尊者的照片，蹲在孩子面前：“认识照片上这位老人吗？”
“一位圣人。”孩子说。
“你想对神圣的达赖喇嘛说一点什么吗？”主持人又问另一个孩子。
“为什么，达赖喇嘛，您不管到哪里，人群就会淹没到哪里？”
得到了全世界
主持人不再说话，观众不再呼喊，一万八千人屏住呼吸！屏住呼吸的一万八千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在卡尔加里大学校长韦嘉顿博士（Harvey P. Weingarten）等人的陪同下，一位并不高大的老人，一位为了解脱众生的苦难而来到人类世界的圣人，穿着西方社会里罕见的红色袈裟，走进会场，那微微弯曲的身子，如此谦和，闪烁着人性的所有优点。
“……他把自己看做一个普通的僧人，然而，他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是那样不同寻常，他促进宗教间的和谐、社会的公正、宽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通过慈悲；通过慈悲，鼓励人们走向和平！他就是，雪域西藏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掌声，热烈的掌声中，卡尔加里大学校长韦嘉顿博士（Harvey P. Weingarten）接着说：
“是的，一个普通的僧人，他六岁的时候开始学习藏语文、接受寺院教育，研究逻辑、佛教哲学……1950年，还在15岁的时候，就承担起了历史上达赖喇嘛的职责，他的影响力，从那时开始，平静地波及全世界……”
在一万八千名观众的注目下，卡尔加里大学授予了尊者所能授予的最高荣誉——法学荣誉博士！
尊者讲演了！讲演的题目是《通过慈悲建立和平》。因为尊者是站着讲演的，所有的听众，都拒绝坐下，直到尊者打着手势，一再说：“请坐，请坐！”白色的哈达，在站立的观众席中，像一面面崇敬的旗帜，表达着对这位被中共妖魔化了五十年的世界和平导师的同情、理解、还有支持！讲演台上，那面与加拿大的红枫叶国旗并列的西藏雪山狮子旗，更表达了加拿大民间，甚至全世界民间，那坚不可摧的对西藏佛国的认知！
“有的人叫我佛或者上帝的国王，还有的人说我是恶魔或者分裂者……这些，都不过是标签。我只是另一个人……本质上，我们是相同的：都渴望离苦得乐。以此为起点，我们可以沟通……”
“我们都是这个星球上的旅行者，可能的话，住上90年，最多 100年。在有限的生命中，我们应该努力做一些好的事情，为其他生命留下一些有益的东西。也就是说，给予别人幸福，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和生命的意义。
“如今国与国之间相依为命，这是现实。‘我们’、‘他们’的概念已不复存在，必须将整个世界视为我们的一部份，破坏你的邻居就是破坏你自己。
“战争的概念已经过时……只有心怀慈悲才能获得内在与外在的平和……当然，人类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是，暴力无法解决问题，暴力的方法只能带来更加暴力的后果。真正的和平不仅仅是不使用暴力，还是对自我的约束。只有慈悲与对话才能解决纷争。长久的外在平和必须依靠内在的平和来实现。”
尊者还注意到了听众席上的哈达，说，“你们佩戴的哈达，白色表示吉祥，纯洁，一条哈达，代表一个人的诚心、诚信和善心。哈达源于印度，其材料来自中国，但是，由藏人使用，这一点不是体现了中印藏的相互依存？”
……
观众提问了。一个孩子说，“您的一生都穿着这样不同寻常的衣服吗？”
尊者笑了：“大部分时间，我都穿着这样的衣服。只有一段时间，我到中国访问，还有，那是1959年，我化装逃出西藏时，就没有穿着这身衣服……”
是的，一位王，不得不化装翻越大雪山，离开自己的家园，奔向邻国，他的子民，至今，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成年累月地化装逃走，冒着被冻死或枪杀的危险，跟随着他，到处流浪。
不过，尊者得到了全世界。我这样想着，泪水竟不知不觉地滴了下来。
中国大阅兵的时刻
天刚蒙蒙亮，就看见三三两两的人们向着Convention Center 所在的第八大道集聚。远远地，现出了黑压压的长队。
“几点了？”我回头问站在身后的人
“7点整。”
“不是9点才开始接见吗？”
“人太多了，当然要早来。”
尽管今天尊者接见的是年轻人，仍有一些不算太年轻的已出现了白发的人，混在队伍里。更有趣的是，不少人还围着白色的哈达，我前面的一个男人，还别具一格地围着黄色的带有吉祥图案的哈达呢。
“那围巾，从哪里买的？”有人问我。
“是昨天在冰球馆倾听达赖喇嘛讲演时得到的吧？不过，那个黄色的哈达，可能是他自己买的？”我说。
“哪里能买到呢？”
“哪里能买到呢？”
人们相互寻问着。哈达，在这个远离喜马拉雅的地方，成了最受欢迎的饰物。其实，在藏人的传统中，哈达，总是别人为你戴上的。当我们献给别人哈达时，如果对方是亲人、朋友或地位与自己相同的人，就可以戴在脖子上，表示尊敬和吉祥之意。但，如果对方是高僧大德、达官贵人，应献与其手。否则，有不敬之意。
不过，在这远离西藏的地方，人们对哈达的理解，已失去了原义，更多的基于对西藏文化的尊重。我身后的年轻的女人，还哼起了歌。我说：“你真高兴啊！”
“能不高兴吗，可以见到神圣的达赖喇嘛！”
“天气也这么好，一切都这么完美。”后面的人也说话了。
安全检查格外仔细，尽管我出示了那个特别的通行证，对我手里的相机，安检人员还是犹豫了，电话了几个人，最后，总算放行。
还不到八点，会场里，已架起了录相机，照相机，专供记者的那一排紧里面的特殊桌椅，也陆续坐满了人。
屏幕上，出现了达赖喇嘛尊者今天的讲演题目：《调服心灵》
加拿大奥运会游泳金牌得主特克斯布雷，又出现了：“昨天，有谁听到了神圣的达赖喇嘛在冰球体育馆的讲演？”
人们差不多都立刻举起了手。
“感受如何？”
经久的掌声，抒发着对尊者讲演的喜爱。
卡尔加里大学校长韦嘉顿博士(Harvey P. Weingarten)也走上了讲台：“神圣的达赖喇嘛虽然讲的是平朴的道理，但蕴含巨大的力量，我将终生铭记。尽管神圣的达赖喇嘛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僧人。”
一边的侧门打开了，人们不自主地起立，掌声，还是掌声。
尊者走来了，向大家合十致意。身后，是并列的加拿大国旗和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这面旗帜，此刻，正在西藏饱受怎样的蹂躏啊！而这面旗所代表的民族，却从没有间断地，向这个世界播种善良。
尊者讲到佛教的“无我”，讲到烦恼产生的根源，是“我执”，只有消除这种“我执”，才能发起菩提心;讲到给予人们善的时候，心情是何等舒畅……尊者还希望人们，坚守自己的信仰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信仰，进而，谈到宗教之间的和谐，以及自己对人类的责任。
接下来的观众提问，其实是分享尊者的智慧。人们把自己的苦恼、迷惑、疼痛，说给尊者，渴求尊者的指引。像对一位亲人、朋友、师长，当然，更像对一位圣人，人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尊者，努力记下每一句话。有一位观众，因为坐在轮椅上向尊者请教，声音很弱，尊者就示意他上前，再上前，那位残疾人因为可以近距离地看着尊者，显得十分激动，再次爆发出久久的掌声。
下一个程序，是记者会。当我和另外两位摄影记者赶到会场时，记者会已经开始了，我只得留在隔壁的房间。这里尽是穿着传统服装的西藏人和蒙古人，还有越南人、及部分白人，也在等待着尊者，说是记者会一结束，尊者就会过来。
早在六、七十年代迁移加拿大的老人们激动地站在门的一边，捧着哈达，沉浸在等待尊者的紧张和喜悦中。五十年来，他们就这样忧伤而幸福地跟随着尊者。
演讲台上，悬挂着巨幅布大拉宫的布画，一边是释迦佛祖唐卡，另一边是莲花生大师的唐卡，前面的藏式桌上放着红色的护身结和玛尼日布，以及洁白的蓝花。
尊者来了，是伴着笑声进来的。甚至没有进来之前，我就听到了从隔壁房间传来的笑声。人们磕起了长头。那是世代相续的虔敬。尊者为那些举着哈达深深地弯下身子的老人们，一一摩顶，时而，还摸摸有的老人的脸和手。
在北美大陆出生，远离喜马拉雅的西藏孩子们，也磕起了长头，并向尊者献上了传统的西藏歌曲。
尊者讲话了！面对自己的子民时，尊者总是用藏语讲话。温和、宽阔的声音中，自始而终地流动着父亲般的循循善诱和关怀。因为拍照，有时，我会移到离尊者较近的地方，坐在那些唱歌的孩子们和尊者中间，这时，竟有种在自己家里的安全和温馨。这是尊者和西藏佛教升起的磁场，是历代达赖喇嘛尊者那如同甘露飘落的讲经情景的延续……。五百多年来，达赖喇嘛尊者的大慈大悲，就这样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藏人。如今，见不到尊者面容，闻不到尊者法语的西藏，是怎样陷入苦海、思念之中？在藏人的意识里，只有为尊者工作，才是神圣的，即使最平凡的工作。而那些为中共工作的藏人，地位越高，自卑心也就越是强烈。我的一位藏人朋友，他在中共政府里，一直飞黄腾达。然而，不久前，突然问我，“听说，你到了圣山，两次看见我们的太阳？！”那是在电话里，我惊讶于他的资讯之快，更惊讶于，他的崇敬隐藏得如此之深。
这就是西藏社会的特点：尊者达赖喇嘛，是如意珍宝、救度者、保护神！因此，自甘丹颇章政权建立，到如今，就是在中共政权的威逼和收买中，也从没有人反抗尊者，示威，就更不存在了。倒是人们宁愿坐牢，甚至献出生命，也不愿亵渎自己的领袖。可中共的统治仅仅六十年，不仅殖民地，就是自己民众的反抗，也早已揭竿而起！
因此，中共该做的，不是自欺欺人地把过去的西藏，定性为“比欧洲的中世纪还要黑暗”，而应现实地面对在尊者的护佑下，藏人比当代先进的国家的公民还幸福的现实，把达赖喇嘛尊者请到北京，好好地向尊者学习，怎样才能使水不至于覆舟的道理，并把藏地还给藏人！
下午的活动是不开放的。主要是加拿大的十一所著名的大学校长、教务长等三十多人，向尊者，这位在中共的眼里，代表落后文化的人，请教怎样完善大学教育，并把慈悲精神，融入现代教学之中。
得到了尊者的加持
早早地，尊者下榻的宾馆，一楼的大厅里，几百名印度人排着长队，等待安全检查。大家都是来参加卡尔加里西藏社区举办的“感谢印度”活动的。今天，是圣雄甘地的诞辰日，也是尊者将离开卡尔加里的时刻。
我径直上了八楼。尊者正在和安全人员照相留念，才嘉先生说，得略等一会儿：“略等一会儿，你可以得到尊者的加持！”
其实，昨晚我就知道了将得到尊者加持的好消息，所以，我特别穿着传统的西藏“丘巴”来到这里，表达我对西藏文化的尊敬，还有热爱。
现在，不仅走廊里走动着安全人员，尊者的门前，也站着许多安全人员。看来，合照已经结束了。才嘉先生首先进入了尊者的客厅，很快地，又转了回来，示意我进去。
尊者一下子就认出了我，慈祥地笑了。尽管我知道此刻尊者的时间非常紧张，还是情不自禁地磕了三个等身长头。当尊者接过我敬上的哈达时，居然用汉语说话了：
“温哥华汉藏论坛开得怎么样？有没有不同意见？”
尊者是那样看重不同意见，无论在今年8月的日内瓦汉藏会议上，还是这一次的温哥华汉藏论坛中，尊者在讲话时，都特别地提到，“希望大家提出建议，甚至欢迎批评的意见。”
接过哈达后，尊者没有像以往那样，为我戴上，而是在哈达上系了一个金刚结，又放进双手，默念了几秒钟，才给我，并且，没有立刻松开，而是和我一起，握着这个哈达，照了相。这条普通而纯洁的哈达，从此，神圣地融入了尊者的精神和祝福，生生世世不仅护佑着我，还告诫我：无条件地与人为善。
相濡以沫的邻居
再次到一楼时，那些排着长队的印度人，已进入了早餐厅，此刻，正期盼地看着门口。一位西藏女人拦住了我，说：“没有特别的允许，不得进入餐厅。”
我就拿出了那个在Convention Center 得到的通行证。然而，女人还是摇着头，拒绝了。我求救般地看着前后左右。
啊，那神圣的红色袈裟，那真挚而圣洁的微笑！瞬息之间，偌大的一楼大厅，不仅藏人，所有的人，都弯下了身子。是达赖喇嘛尊者走出了电梯！尊者向餐厅这边走来，把手伸给那位拒绝我进入餐厅的西藏女人，而后看着我笑了，又握起了我的手，直到向前走了好几步，还在握着我的手。这个亲切的、小小的动作，毫无疑问，成了一张特别的通行证。
餐厅里的人们立刻站了起来，最前面的一些印度人，幸福地环绕着尊者，都渴望和尊者握手，即使触到那红色的袈裟的一角。
两位印度艺术家，一老一小，早已在餐桌和讲台之间的地毯上坐好，待尊者入座，两人对着尊者，磕起了头。
是怎样的乐声啊！是圣者，在经历了人间的苦难后，发出的声音，不激动，不愤怒，也不绝望，每个旋律，都迂回着怜悯和同情，还有温婉的忧伤，那是一种含义无尽的静謐，是佛教发源地的印度之美、东方之美……
尊者的身子略微前倾，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演奏者。末了，用英语问道：
“多大了？”
“八岁。”演奏者回答。
“是父子吗？”尊者又转向演奏者身边的老人。
“是老师和学生。”坐在尊者一边的印度人，回答着。
两位印度艺术家，走上演讲台，再次匍伏尊者的脚前。
分别为两位艺术家戴上吉祥的哈达后，尊者开始了讲话。讲到西藏佛教，无论显宗还是密宗，都由佛祖释迦亲口传授的。西藏的学经僧人曾多次前往印度，求取正法和口头流传下来的教义，历尽了千辛万苦；印度的高僧大德，也多次不辞艰辛，到西藏弘扬佛法，这种往来，犹如两国之间的河水，流淌不息。
尊者还谈到，印度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非常宝贵的，应该好好地继承，并献给世界。还讲到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着自己的个性，比如让马丁·路德·金穿上甘地的衣服，会显得不伦不类……大家笑了起来。
尊者接着谈到，非暴力对人类的重要性，尤其在今天，圣雄甘地诞辰这个特别的日子……
印度人和西藏人，这样相濡以沫地坐在一起，并不让人特别吃惊。这种友谊，已经延续了千年。事实上，从前的西藏，和所有的邻国，不丹、尼泊尔、蒙古……在漫长的历史中，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和睦的，非常和睦，甚至两边的人们可以自由地放牧、婚丧嫁娶，没有国界的争议，真是一片人间的和平美景。
“感谢印度”的早餐结束了，推开门时，映入我眼前的，是那么多穿着传统节日服装的藏人，那么多啊！个个捧着纯洁的哈达和燃香，“一”字形地躬身站在一 楼的大厅里，为尊者依依送行。
曾经，这座宾馆，在江泽民到来时，被和平抗议的人群围成了一座火药库，而现在，却是香霭缭绕的佛堂。
完稿于2009年11月 首发
曹长青：西方学者对马政府再表失望
31名西方学者，上周五在英文《台北时报》发表给马英九总统的公开信，对马政府要跟中国签经济协议走向一国两制、对陈水扁案的司法不公等“台湾今日的司法倒退，政治制衡力退化，民主和新闻自由受损”，表示“深感失望”。
这些远在美国、加拿大、亚洲、欧洲、澳洲的学者，三番五次（已是第五封公开信）写信，关心台湾前途，关注台湾人命运。那份对台湾的爱，那份对民主价值的捍卫，那份对台湾要被中国吞并的担忧，浸透在字里行间。
马英九刚上台一年多，就引起西方学者如此关注和不安，这麽多次发表公开联名信，说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台湾现状的危机性。而且这些学者多是懂中文，都是研究台海问题的专家。仅举我在会议上有过交往的几位，就强烈感觉到，他们对台湾的鼎力支持和担忧，缘於他们对台湾的深刻了解∶
叶望辉曾是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亚洲安全顾问，不仅能讲流利的中文，还会些台语。因他早年曾在台湾南部传道。正因为在南部，使他更了解台湾人的历史和情感。多年来，他一直为台湾仗义执言，以至他被中国列入黑名单。
谭慎格曾任职美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处，也是能讲流利中文。能在美国大报就台海问题发表长篇大论的学者相当有限，谭慎格是重要一员。他那种鼎力支持民主台湾的声音，实在很难得。
巴黎里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高格孚，也是知名的台湾问题专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台湾外省人的国家认同转变，中译本（《风和日暖》）经台湾允晨出版後，很畅销。他也会讲中文，多年来一直关注台湾从独裁国家走向民主的进程。
迈阿密大学政治系主任金德芳教授，是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专家。她一向支持台湾，不久前在美国奥兰多台湾人夏令营上，她分析马政府全面倾中，对台湾的处境非常担忧。
章家敦的专著《即将崩溃的中国》曾在学界引起热烈讨论。多次在美国著名的保守派杂《评论》看到他的大块文章，深入分析台海两岸政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林蔚，也是经常在《评论》上撰文，分析海峡两岸，对台湾支持不遗馀力。章家敦和林蔚的妻子都是中国人，这大概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
这次公开信中，新名字有林培瑞（Perry Link）。他在中国异议知识份子中可谓鼎鼎大名。这位前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早在1972年中国代表团访美，展开乒乓外交时，就被美政府选做中文翻译。他的中文好到可以“用字正腔圆的京腔登台讲中国相声”。他的妻子童屹，是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後逃亡美国。
这种“中国通”对台湾的担忧不是无的放矢。这些学者明白表示，“我们不偏袒岛内任何一方的政治争议，而是完全著眼於台湾的国际形象及信誉。”“因为我们强力支援台湾的民主，并深深关切、在意、并希望看到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得以持续茁长。”
对西方这些学者的警钟，马政府很可能一如既往地装聋作哑。但愿它能唤起更多台湾人心中的危机意识，奋起捍卫台湾这来之不易的民主自由。我只是用这篇专栏，再一次提醒大家，这是西方学者就台湾的民主法治倒退，陈水扁案的司法不公，发表的第五封公开信。这是一个很罕见的现象，它应该促使岛内反对党真正有所行动。
——原载《自由时报》2009年11月16日
附录∶
给马总统的公开信
马总统钧鉴∶
在过去一年来，来自美国、加拿大、亚洲、欧洲、澳洲等一群包括我们在内的国际学者，几度公开向贵政府表达我们对台湾目前的一些发展和走向的顾虑及关心。2008年11月6日及12月2日，在致贵法务部长王清峰的信件中，我们特别指出有关台湾司法倒退、制度上的瑕疵、以及行之于在野党成员的司法追究之滥权。
今年1月21日和5月21日，我们特撰两封公开信给您马总统，明确表达我们对司法公正、新闻自由及民主制衡的关切。新闻局长苏俊宾给我们的回复没有针对问题核心；我们也未见到贵政府拿出具体行动解决问题，令人深感遗憾。
此後的一些後续发展—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再次激励我们向您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必须重申∶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意见，是因为我们强力支援台湾的民主，并深深关切、在意并希望看到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得以持续茁长。我们也强调，我们不偏袒岛内任何一方的政治争议，而是完全著眼於台湾的国际形象及信誉。
有赖於台湾人民的努力和坚持，台湾在二十年前开始转型成为一个民主社会。这项成就值得肯定，我们也坚信「民主」是台湾在建立并强化其国际关系上，以及阻止外权干涉，最大的王牌。
我们相信您和我们有共识—台湾的民主幼苗能够成长茁壮，只有靠自由民主正义及人权的基本原则来培育，建立权责分明，公开透明的政治制度。此认知亦符合您今年签署，经立法院核准的两项联合国人权条款的内容和精神，希望能更进一步依照国际法律协会的建议制定为法律，在台湾实行。
在过去二十年，台湾在这些方面有相当的进步；也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对台湾今日的司法倒退、政治制衡力退化及民主、新闻自由受损而深感失望。在国际人权组织，如自由之家及无国界记者等，所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台湾的排名退步，恰恰反映了上述种种的负面发展。
同样的，这些负面发展也受到其他国际学者及友台人士的关注，尤其是有关针对陈前总统司法案件的处理，包括审理过程中的瑕疵、办案人员明显缺乏中立、无数的侦查延期、以及对前朝政府官员弹劾的手段。为此我们再次诉请您确保司法公正、公平、公义。
今天当您的政府正把台湾带向与中国更密切的经济合作路上，建立在自由民主正义及人权基本原则上的权责分明、公开透明的政治制度更形重要。我们肯定降低台海的紧张关系，但也要强调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及人权不容因此而被牺牲。
与对岸强邻关系改善的过程必须是公开的、审慎的、并遵循民主的过程，与立法院及在野党有完全沟通，对人民完全公开。我们欣闻贵政府官员公开表示∶与中国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得到国内的共识，以及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我们深信与中国对话的过程应会是公开的，谘询性的，并尊重台湾近二十年发展的民主传统为前提而进行。
我们在此强调，一个国家的成长及繁荣，其经济及政治关系必须保持国际多元化。但是与单一的邻国过度亲密，将迫使该国面临此单一邻国的不安稳所带来的风险，尤其当此邻国是一个藐视台湾民主成就的极权国家，此威胁更形严重。
马总统，我们以国际学者的身分观察台湾多年，支持并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深信台湾有资格更加被国际社会接纳为平等的一员。要达到此目标，唯一的方式是台湾本身确保其民主成果，其主权、人权及基本自由有保障，社会民主更加巩固，台湾才有能力面对未来的挑战。
顺颂 钧安
2009年11月6日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白乐崎等31人
1.Nat Bellocchi 白乐崎［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2.Coen Blaauw 昆布劳〔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
3.Gordon G. Chang 章家敦〔「即将崩溃的中国」作者〕
4.Peter Chow 周巨原〔美国纽约市立学院经济学教授〕
5.Stephane Corcuff 高格孚〔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和台湾研究」政治学副教授〕
6.Michael Danielsen〔丹麦哥本哈根「台湾一角」主席 〕
7.June Teufel Dreyer金德芳〔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
8.Edward Friedman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和东亚研究教授〕
9.Michael Rand Hoare〔英国伦敦大学退休副教授〕
10.Christopher R. Hughes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教授 〕
11.Thomas G. Hughes 〔美国前参议员斐尔国会办公室主任〕
12.Terri Giles贾泰丽〔美国福尔摩莎基金会执行长〕
13.Bruce Jacobs家柏 〔澳洲蒙纳许大学亚洲语言和研究教授〕
14.Richard C. Kagan柯耕义〔美国翰林大学教授历史系荣誉教授〕
15.Jerome F. Keating祈润夫〔国立台北大学副教授（已退休）〕
16.David Kilgour〔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亚太国务卿〕
17.Andre Laliberte〔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副教授〕
18.Perry Link 林培瑞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退休教授〕
19.Daniel Lynch 〔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
20.Liu Shih-Chung刘世忠〔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21.Victor H. Mair〔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系教授〕
22.Donald Rodgers〔美国德州奥斯丁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23.Christian Schafferer〔侨光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奥地利东亚研究协会主任，「当代东亚」主编〕
24.Scott Simon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副教授〕
25.Michael Stainton〔加拿大多伦多York Center for Asia Research〕
26.Peter Tague〔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系教授〕
27.John Tkacik 谭慎格〔前美国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及前美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处官员〕
28.Arthur Waldron林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29.Vincent Wei-cheng Wang王维正〔美国里奇蒙大学政治学教授〕
30.Gerrit van der Wees韦杰理〔台湾公报编辑〕
31.Stephen Yates叶望辉 〔 DC Asia谘询顾问团主席，前美国副总统国家安全政策顾问〕
原载∶《Taipei Times》，《自由时报》翻译并转载 2009-11-13
◇◇◇◇◇◇◇◇◇
An open letter to Taiwan’s president
Friday, Nov 13, 2009,
Dear President Ma Ying-jeou (马英九),During the past year, we, the undersigned — scholars and writers from the US, Canada, Asia, Europe and Australia — have publicly expressed to your government our concerns about a number of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Taiwan. On Nov. 6, 2008, and again on Dec. 2 in letters to Minister of Justice Wang Ching-feng (王清峰), we focused on the issues of erosion of justice, significant flaws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judicial abuses against members of 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
On Jan. 21, 2009, and again on May 21, we addressed two open letters to you, Mr. President,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the fairness of the judicial system, as well as erosion of press freedom and democratic checks and balances.
We regret to say that the responses received from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GIO) Minister Su Jun-pin (苏俊宾) did not adequately address the issues raised, nor have we seen any substantive ameliorative steps taken to correct the problems.
Since then, a number of developments have taken place — some positive and some negative — which prompted us to write to you again to express our views on these issues. We wish to reiterate that we raise these points as strong international supporters of Taiwan’s democracy who care deeply about the country and its future as a free and democratic nation.
We also emphasize that we do not take sides in internal political debates, but do have Taiwan’s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credibility as an international partner in mind. Because of the hard work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Taiwan was able to make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wo decades ago.
We applaud this achievement and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is basic fact, democracy, is the strongest card Taiwan can play in building and strengthening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strongest protection against outside interference in Taiwan’s internal affairs.
We are sure that you would agree with us that Taiwan’s young democracy can only grow and prosper if it is nurtured through good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freedom, democracy,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This would also adhere to both the letter and spirit of the two UN human rights covenants signed by you and ratified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be enhanc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covenants into national la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v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Taiwan has made major progress in each of these areas. It thus has been a dis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an erosion of justice, a weakening of checks and balances in the democratic system and a decline in press freedom in Taiwan.
These trends are reflected in the significantly downward ratings Taiwan received in the annual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Freedom House and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They a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expressions of concern by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friends of Taiwan related to the flaws in the judicial proceedings against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陈水扁) and the apparent lack of neutrality in the continuing “investigations” and indictments of other prominent members of the former DPP government. We thus appeal to you again to ensure that measures are taken to ensure the impartiality and fairness of the judiciary.
Good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freedom, democracy,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are all the more essential now that your government is moving Taiwan on a path of closer economic ties with China. We believe that a decrease of tens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ould indeed be welcome, but emphasize that this should not be done at the expense of the hard-wo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aiwan itself.
Thus,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relations with your large neighbor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needs to be an open, deliberative and democratic process, in full consultation with both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 and fully transparent to the general public.
We are thus pleased to hear that officials of your government have stated that any agreement with China would need to have both a domestic consensus, including approval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acceptance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trust this process will be open and consultative in ways that respect the democratic traditions begun so promisingly two decades ago. Indeed, we emphasize that a country can only grow and prosper if it has diversified ties —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 to other countries.
Too close an embrace with one neighbor will expose that country to the risks of volatility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y, in particular if that neighbor remains authoritarian and openly disrespectful of Taiwan’s democratic achievements.
Mr. President, we wish to emphasize again that, as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writers who have followed, supported and applauded Taiwan’s impressiv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we feel strongly that Taiwan should be more fully acce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full and equal partner.
This can only be achieved if Taiwan ensures that its democratic achievements are safeguarded, that its sovereignty,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re protected, and that the democratic fabric of society is strengthened so the country is ready to meet the challenges ahead.
Respectfully yours,
NAT BELLOCCHI
Former chairman,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COEN BLAAUW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Washington
GORDON CHANG
Author,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EDWARD FRIEDMAN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ETER CHOW
Professor of economics,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STEPHANE CORCUFF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a and Taiw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yon
MICHAEL DANIELSEN
Chairman, Taiwan Corner, Copenhagen
JUNE TEUFEL DREYER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iami
JOHN TKACIK
Former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former officer at the Taiwan Coordination Desk,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TERRI GILES
Executive director, Formosa Foundation, Los Angeles
MICHAEL RAND HOARE
Emeritus reader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CHRISTOPHER HUGHE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OMAS HUGHES
Former chief of staff to the late senator Claiborne Pell, Washington
BRUCE JACOBS
Professor of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RICHARD KAGAN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Hamline University
JEROME KEA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retired).
David Kilgour
Former member of parliament and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sia-Pacific (2002-2003), Canada
ANDRE LALIBERT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Ottawa
DANIEL LYNCH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IU SHIH-CHUNG
Visiting fellow,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VICTOR MAIR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ONALD RODGER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ustin College
CHRISTIAN SCHAFFERER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verseas Chine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ir of Austrian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Studies
SCOTT SIMON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MICHAEL STAINTON
York Center for Asia Research, Toronto
PERRY LINK
Professor emeritus of East Asian Stud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ETER TAGUE
Professor of law,Georgetown University
ARTHUR WALDRON
Lauder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VINCENT WEI-CHENG WANG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Richmond
GERRIT VAN DER WEES
Editor of “Taiwan Communique,” Washington
STEPHEN YATES
President of DC Asia Advisory and former deputy assistant to the US vic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Taipei Times 2009-11-13
2009-11-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这些远在美国、加拿大、亚洲、欧洲、澳洲的学者，三番五次（已是第五封公开信）写信，关心台湾前途，关注台湾人命运。那份对台湾的爱，那份对民主价值的捍卫，那份对台湾要被中国吞并的担忧，浸透在字里行间。
马英九刚上台一年多，就引起西方学者如此关注和不安，这麽多次发表公开联名信，说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台湾现状的危机性。而且这些学者多是懂中文，都是研究台海问题的专家。仅举我在会议上有过交往的几位，就强烈感觉到，他们对台湾的鼎力支持和担忧，缘於他们对台湾的深刻了解∶
叶望辉曾是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亚洲安全顾问，不仅能讲流利的中文，还会些台语。因他早年曾在台湾南部传道。正因为在南部，使他更了解台湾人的历史和情感。多年来，他一直为台湾仗义执言，以至他被中国列入黑名单。
谭慎格曾任职美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处，也是能讲流利中文。能在美国大报就台海问题发表长篇大论的学者相当有限，谭慎格是重要一员。他那种鼎力支持民主台湾的声音，实在很难得。
巴黎里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高格孚，也是知名的台湾问题专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台湾外省人的国家认同转变，中译本（《风和日暖》）经台湾允晨出版後，很畅销。他也会讲中文，多年来一直关注台湾从独裁国家走向民主的进程。
迈阿密大学政治系主任金德芳教授，是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专家。她一向支持台湾，不久前在美国奥兰多台湾人夏令营上，她分析马政府全面倾中，对台湾的处境非常担忧。
章家敦的专著《即将崩溃的中国》曾在学界引起热烈讨论。多次在美国著名的保守派杂《评论》看到他的大块文章，深入分析台海两岸政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林蔚，也是经常在《评论》上撰文，分析海峡两岸，对台湾支持不遗馀力。章家敦和林蔚的妻子都是中国人，这大概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
这次公开信中，新名字有林培瑞（Perry Link）。他在中国异议知识份子中可谓鼎鼎大名。这位前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早在1972年中国代表团访美，展开乒乓外交时，就被美政府选做中文翻译。他的中文好到可以“用字正腔圆的京腔登台讲中国相声”。他的妻子童屹，是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後逃亡美国。
这种“中国通”对台湾的担忧不是无的放矢。这些学者明白表示，“我们不偏袒岛内任何一方的政治争议，而是完全著眼於台湾的国际形象及信誉。”“因为我们强力支援台湾的民主，并深深关切、在意、并希望看到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得以持续茁长。”
对西方这些学者的警钟，马政府很可能一如既往地装聋作哑。但愿它能唤起更多台湾人心中的危机意识，奋起捍卫台湾这来之不易的民主自由。我只是用这篇专栏，再一次提醒大家，这是西方学者就台湾的民主法治倒退，陈水扁案的司法不公，发表的第五封公开信。这是一个很罕见的现象，它应该促使岛内反对党真正有所行动。
——原载《自由时报》2009年11月16日
附录∶
给马总统的公开信
马总统钧鉴∶
在过去一年来，来自美国、加拿大、亚洲、欧洲、澳洲等一群包括我们在内的国际学者，几度公开向贵政府表达我们对台湾目前的一些发展和走向的顾虑及关心。2008年11月6日及12月2日，在致贵法务部长王清峰的信件中，我们特别指出有关台湾司法倒退、制度上的瑕疵、以及行之于在野党成员的司法追究之滥权。
今年1月21日和5月21日，我们特撰两封公开信给您马总统，明确表达我们对司法公正、新闻自由及民主制衡的关切。新闻局长苏俊宾给我们的回复没有针对问题核心；我们也未见到贵政府拿出具体行动解决问题，令人深感遗憾。
此後的一些後续发展—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再次激励我们向您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必须重申∶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意见，是因为我们强力支援台湾的民主，并深深关切、在意并希望看到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得以持续茁长。我们也强调，我们不偏袒岛内任何一方的政治争议，而是完全著眼於台湾的国际形象及信誉。
有赖於台湾人民的努力和坚持，台湾在二十年前开始转型成为一个民主社会。这项成就值得肯定，我们也坚信「民主」是台湾在建立并强化其国际关系上，以及阻止外权干涉，最大的王牌。
我们相信您和我们有共识—台湾的民主幼苗能够成长茁壮，只有靠自由民主正义及人权的基本原则来培育，建立权责分明，公开透明的政治制度。此认知亦符合您今年签署，经立法院核准的两项联合国人权条款的内容和精神，希望能更进一步依照国际法律协会的建议制定为法律，在台湾实行。
在过去二十年，台湾在这些方面有相当的进步；也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对台湾今日的司法倒退、政治制衡力退化及民主、新闻自由受损而深感失望。在国际人权组织，如自由之家及无国界记者等，所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台湾的排名退步，恰恰反映了上述种种的负面发展。
同样的，这些负面发展也受到其他国际学者及友台人士的关注，尤其是有关针对陈前总统司法案件的处理，包括审理过程中的瑕疵、办案人员明显缺乏中立、无数的侦查延期、以及对前朝政府官员弹劾的手段。为此我们再次诉请您确保司法公正、公平、公义。
今天当您的政府正把台湾带向与中国更密切的经济合作路上，建立在自由民主正义及人权基本原则上的权责分明、公开透明的政治制度更形重要。我们肯定降低台海的紧张关系，但也要强调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及人权不容因此而被牺牲。
与对岸强邻关系改善的过程必须是公开的、审慎的、并遵循民主的过程，与立法院及在野党有完全沟通，对人民完全公开。我们欣闻贵政府官员公开表示∶与中国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得到国内的共识，以及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我们深信与中国对话的过程应会是公开的，谘询性的，并尊重台湾近二十年发展的民主传统为前提而进行。
我们在此强调，一个国家的成长及繁荣，其经济及政治关系必须保持国际多元化。但是与单一的邻国过度亲密，将迫使该国面临此单一邻国的不安稳所带来的风险，尤其当此邻国是一个藐视台湾民主成就的极权国家，此威胁更形严重。
马总统，我们以国际学者的身分观察台湾多年，支持并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深信台湾有资格更加被国际社会接纳为平等的一员。要达到此目标，唯一的方式是台湾本身确保其民主成果，其主权、人权及基本自由有保障，社会民主更加巩固，台湾才有能力面对未来的挑战。
顺颂 钧安
2009年11月6日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白乐崎等31人
1.Nat Bellocchi 白乐崎［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2.Coen Blaauw 昆布劳〔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
3.Gordon G. Chang 章家敦〔「即将崩溃的中国」作者〕
4.Peter Chow 周巨原〔美国纽约市立学院经济学教授〕
5.Stephane Corcuff 高格孚〔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和台湾研究」政治学副教授〕
6.Michael Danielsen〔丹麦哥本哈根「台湾一角」主席 〕
7.June Teufel Dreyer金德芳〔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
8.Edward Friedman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和东亚研究教授〕
9.Michael Rand Hoare〔英国伦敦大学退休副教授〕
10.Christopher R. Hughes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教授 〕
11.Thomas G. Hughes 〔美国前参议员斐尔国会办公室主任〕
12.Terri Giles贾泰丽〔美国福尔摩莎基金会执行长〕
13.Bruce Jacobs家柏 〔澳洲蒙纳许大学亚洲语言和研究教授〕
14.Richard C. Kagan柯耕义〔美国翰林大学教授历史系荣誉教授〕
15.Jerome F. Keating祈润夫〔国立台北大学副教授（已退休）〕
16.David Kilgour〔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亚太国务卿〕
17.Andre Laliberte〔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副教授〕
18.Perry Link 林培瑞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退休教授〕
19.Daniel Lynch 〔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
20.Liu Shih-Chung刘世忠〔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21.Victor H. Mair〔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系教授〕
22.Donald Rodgers〔美国德州奥斯丁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23.Christian Schafferer〔侨光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奥地利东亚研究协会主任，「当代东亚」主编〕
24.Scott Simon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副教授〕
25.Michael Stainton〔加拿大多伦多York Center for Asia Research〕
26.Peter Tague〔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系教授〕
27.John Tkacik 谭慎格〔前美国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及前美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处官员〕
28.Arthur Waldron林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29.Vincent Wei-cheng Wang王维正〔美国里奇蒙大学政治学教授〕
30.Gerrit van der Wees韦杰理〔台湾公报编辑〕
31.Stephen Yates叶望辉 〔 DC Asia谘询顾问团主席，前美国副总统国家安全政策顾问〕
原载∶《Taipei Times》，《自由时报》翻译并转载 2009-11-13
◇◇◇◇◇◇◇◇◇
An open letter to Taiwan’s president
Friday, Nov 13, 2009,
Dear President Ma Ying-jeou (马英九),During the past year, we, the undersigned — scholars and writers from the US, Canada, Asia, Europe and Australia — have publicly expressed to your government our concerns about a number of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Taiwan. On Nov. 6, 2008, and again on Dec. 2 in letters to Minister of Justice Wang Ching-feng (王清峰), we focused on the issues of erosion of justice, significant flaws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judicial abuses against members of 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
On Jan. 21, 2009, and again on May 21, we addressed two open letters to you, Mr. President,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the fairness of the judicial system, as well as erosion of press freedom and democratic checks and balances.
We regret to say that the responses received from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GIO) Minister Su Jun-pin (苏俊宾) did not adequately address the issues raised, nor have we seen any substantive ameliorative steps taken to correct the problems.
Since then, a number of developments have taken place — some positive and some negative — which prompted us to write to you again to express our views on these issues. We wish to reiterate that we raise these points as strong international supporters of Taiwan’s democracy who care deeply about the country and its future as a free and democratic nation.
We also emphasize that we do not take sides in internal political debates, but do have Taiwan’s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credibility as an international partner in mind. Because of the hard work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Taiwan was able to make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wo decades ago.
We applaud this achievement and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is basic fact, democracy, is the strongest card Taiwan can play in building and strengthening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strongest protection against outside interference in Taiwan’s internal affairs.
We are sure that you would agree with us that Taiwan’s young democracy can only grow and prosper if it is nurtured through good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freedom, democracy,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This would also adhere to both the letter and spirit of the two UN human rights covenants signed by you and ratified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be enhanc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covenants into national la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v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Taiwan has made major progress in each of these areas. It thus has been a dis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an erosion of justice, a weakening of checks and balances in the democratic system and a decline in press freedom in Taiwan.
These trends are reflected in the significantly downward ratings Taiwan received in the annual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Freedom House and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They a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expressions of concern by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friends of Taiwan related to the flaws in the judicial proceedings against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陈水扁) and the apparent lack of neutrality in the continuing “investigations” and indictments of other prominent members of the former DPP government. We thus appeal to you again to ensure that measures are taken to ensure the impartiality and fairness of the judiciary.
Good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freedom, democracy,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are all the more essential now that your government is moving Taiwan on a path of closer economic ties with China. We believe that a decrease of tens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ould indeed be welcome, but emphasize that this should not be done at the expense of the hard-wo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aiwan itself.
Thus,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relations with your large neighbor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needs to be an open, deliberative and democratic process, in full consultation with both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 and fully transparent to the general public.
We are thus pleased to hear that officials of your government have stated that any agreement with China would need to have both a domestic consensus, including approval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acceptance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trust this process will be open and consultative in ways that respect the democratic traditions begun so promisingly two decades ago. Indeed, we emphasize that a country can only grow and prosper if it has diversified ties —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 to other countries.
Too close an embrace with one neighbor will expose that country to the risks of volatility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y, in particular if that neighbor remains authoritarian and openly disrespectful of Taiwan’s democratic achievements.
Mr. President, we wish to emphasize again that, as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writers who have followed, supported and applauded Taiwan’s impressiv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we feel strongly that Taiwan should be more fully acce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full and equal partner.
This can only be achieved if Taiwan ensures that its democratic achievements are safeguarded, that its sovereignty,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re protected, and that the democratic fabric of society is strengthened so the country is ready to meet the challenges ahead.
Respectfully yours,
NAT BELLOCCHI
Former chairman,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COEN BLAAUW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Washington
GORDON CHANG
Author,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EDWARD FRIEDMAN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ETER CHOW
Professor of economics,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STEPHANE CORCUFF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a and Taiw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yon
MICHAEL DANIELSEN
Chairman, Taiwan Corner, Copenhagen
JUNE TEUFEL DREYER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iami
JOHN TKACIK
Former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former officer at the Taiwan Coordination Desk,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TERRI GILES
Executive director, Formosa Foundation, Los Angeles
MICHAEL RAND HOARE
Emeritus reader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CHRISTOPHER HUGHE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OMAS HUGHES
Former chief of staff to the late senator Claiborne Pell, Washington
BRUCE JACOBS
Professor of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RICHARD KAGAN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Hamline University
JEROME KEA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retired).
David Kilgour
Former member of parliament and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sia-Pacific (2002-2003), Canada
ANDRE LALIBERT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Ottawa
DANIEL LYNCH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IU SHIH-CHUNG
Visiting fellow,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VICTOR MAIR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ONALD RODGER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ustin College
CHRISTIAN SCHAFFERER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verseas Chine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ir of Austrian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Studies
SCOTT SIMON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MICHAEL STAINTON
York Center for Asia Research, Toronto
PERRY LINK
Professor emeritus of East Asian Stud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ETER TAGUE
Professor of law,Georgetown University
ARTHUR WALDRON
Lauder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VINCENT WEI-CHENG WANG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Richmond
GERRIT VAN DER WEES
Editor of “Taiwan Communique,” Washington
STEPHEN YATES
President of DC Asia Advisory and former deputy assistant to the US vic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Taipei Times 2009-11-13
2009-11-1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2009年11月14日星期六
朱维群的发飙耍泼与何方先生对民族政策的看法
文/朱瑞
朱维群：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何方:前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根据北京要求，达然萨拉方面递交了《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中国政府称《备忘录》）。《建议》中，详尽而诚恳地表达了西藏民族对现任政权的期望和对自己未来的需求。几乎立刻，北京就召开了中外新闻发布会，朱维群副部长给《建议》下了定论：
“《备忘录》尽管借用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个别词句，进行了包装、点缀，但是，从标题到内容还是‘大藏区’‘高度自治’那一套，这就是我们早就指出的‘半独立’‘变相独立’，实质还是‘西藏独立’那一套……”
“我们严正指出……‘西藏流亡政府’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逃亡外国的产物，搞了几十年分裂破坏活动，它的存在就是非法的……”
“说得客气一点，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合适宜的。说的直白一点，你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资格。”
但同时，朱维群副部长也肯定了第八轮会谈（北京方面称第九轮）：“总的气氛是坦城的”“……这次能够由杜青林部长第二次接见他们，这可是我们国家领导级干部，这难道不是一个进展吗？”
朱副部长这段强硬而逻辑混乱的讲话，为世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北京方面在彻底否定《建议》的同时，并没有拿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任何方案！《建议》，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所有藏区真正实施宪法赋予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
接下来，中国传媒纷纷撇开《建议》，集中曲解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记者会上的个别词句，并展开了文化大革命式的、几乎丧失理性的围攻。
为什么北京方面毫不掩饰地左顾右盼，诱导人们进入西藏问题的误区？2009年6月16日朱维群副部长在会见中东欧记者团时，再次露出端倪：“把这样一个已经被我们中央政府完全否定、已经顶回去的东西（指《建议》），作为今后接触商谈的前提和基础，这里有一点接谈的诚意吗？”显然，朱维群所有的表演，就为了一个目的：回避藏中接谈！
不言而喻，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如同《水浒传》孟州道十字坡孙二娘的酒店一样，不过是个幌子。当然，我不是说中共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专门以杀人为目的，这仅仅是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但是，老共产党员、曾在张闻天身边工作多年，前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先生在今年4月出版的《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中撰写的《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一文，分析得恰如其分：
“60年来，我们一直宣告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但这只是表面的和对外宣传用的，实际情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所谓自治，就得允许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但我们实行的则是‘党管一切，汉人当政’。”
法国的古伯察先生在《鞑靼西藏行》中写道，“当列强入侵中国的时候，中国是那么让人同情，可是，当中国入侵周边的小国时，比那些列强还要残忍！”事实上，中共治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就是对少数民族区域，尤其是西藏、新彊的毫不掩饰的掠夺。
然而，朱维群的发飙耍泼，还是着实让藏人尤其是尊者的特使嘉日洛珠坚参吃了一惊：“中共官员的言行犹如疯子？！”
中国已经没有了胡耀邦那样敢于承认和纠正错误，并愿意承担责任的领导人。目前的当政者，操心的是自己如何平稳地在独裁的椅子上，上演大国“崛起”的游戏。至于治藏的极左政策，那是没有必要担心的，只要枪杆子还握在手里，就可以遮蔽一切。因而，信息封锁，几乎成了现任中共领导人的宗教。这也是朱维群副部长为什么在藏人持续被抓、严重判刑（甚至死刑）的今天，仍然脸不红，心不跳地告诉世人：“当前西藏的形势很好，社会政治局势持续稳定。”“ 中央政府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西藏的广大群众是站在我们党和政府一边的，西藏的各族干部是能够经受严峻斗争考验的、是忠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藏传佛教绝大多数寺庙和僧尼是爱国爱教的。”
所以，不管流亡政府怎样声明做好与北京接谈的准备，希望北京方面拿出一个可以替代《建议》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而北京方面就是执著于上演贼喊捉贼，嫁祸于人的老戏。这次朱维群回答德国《焦点》杂志的问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说：
“重新建立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才是他（达赖喇嘛）所追求的‘自治’。”（事实上，西藏流亡社区，早已建立了著名的民主政体，作为统战部副部长的朱维群，怕是比任何人都清楚。）
“单就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而言，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动乱的一个根源。”（既然这个政府是非法的，为什么还说谈判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并且已经与这个非法组织进行所谓的九轮会谈？）
“中国人民在60年前就已经当家作主了，历史事实也证明，我们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历史事实也证明，举世瞩目的西藏3月事件和新彊的7·5事件，就是面对中共的 枪杆子，甚至搬出死刑，两个民族也没有屈服！）
朱维群副部长，在西藏问题上无理取闹、胡搅蛮缠，让我们清楚了中共政权是认准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理，也就是在否定《建议》的同时，决不想拿出任何可以替代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然而，何方先生适时地在《胡耀帮与民族区域自治》中，指出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途径，简而言之，真正的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
首先，何先生认为，应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落实胡耀邦关于西藏问题的著名的三十一号文件；改正从列宁斯大林那里继承来的专政理论；改正从共产国际那里搬来的组织上的狭隘宗派主义思想；还有中国特色的历朝对待异民族的“以夏变夷”的传统。他写道：
“我们不仅在干部政策上不相信少数民族出身的人，更严重的是对整个少数民族不信任，实行明显的歧视，用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标准视察和处理问题。例如，为什么同一民族的香港就可以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对台湾还会更加放宽标准），不同民族的藏区就不允许‘藏人治藏，高度自治’呢？为什么港、澳、台可以实行‘一国两制’，而地处大陆的少数民族就只能和汉族‘一刀切’……要说对港、澳、台是由于情况不同，不得不做出让步，那不是有点‘欺软怕硬’，拿原则做交易吗？”
何方先生提供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不仅可以解决西藏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中印关系紧张问题，新疆问题，内蒙古问题等极左政策下出现的系列民族问题。也是树立中国在世界中的威望不可缺少的要素。
当然，不管以什么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藏中接谈，都是不可逾越的步骤，而直接同达赖喇嘛尊者会谈，借着尊者的慈悲、宽容的力量和深远的巨大影响，是解决西藏问题可遇而不可求的捷径。任何回避和施延，只能使中国在民族问题上，越来越被动，并堕落为历史的罪人。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Saturday, November 14, 2009
朱维群：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何方:前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根据北京要求，达然萨拉方面递交了《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中国政府称《备忘录》）。《建议》中，详尽而诚恳地表达了西藏民族对现任政权的期望和对自己未来的需求。几乎立刻，北京就召开了中外新闻发布会，朱维群副部长给《建议》下了定论：
“《备忘录》尽管借用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个别词句，进行了包装、点缀，但是，从标题到内容还是‘大藏区’‘高度自治’那一套，这就是我们早就指出的‘半独立’‘变相独立’，实质还是‘西藏独立’那一套……”
“我们严正指出……‘西藏流亡政府’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逃亡外国的产物，搞了几十年分裂破坏活动，它的存在就是非法的……”
“说得客气一点，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合适宜的。说的直白一点，你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资格。”
但同时，朱维群副部长也肯定了第八轮会谈（北京方面称第九轮）：“总的气氛是坦城的”“……这次能够由杜青林部长第二次接见他们，这可是我们国家领导级干部，这难道不是一个进展吗？”
朱副部长这段强硬而逻辑混乱的讲话，为世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北京方面在彻底否定《建议》的同时，并没有拿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任何方案！《建议》，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所有藏区真正实施宪法赋予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
接下来，中国传媒纷纷撇开《建议》，集中曲解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记者会上的个别词句，并展开了文化大革命式的、几乎丧失理性的围攻。
为什么北京方面毫不掩饰地左顾右盼，诱导人们进入西藏问题的误区？2009年6月16日朱维群副部长在会见中东欧记者团时，再次露出端倪：“把这样一个已经被我们中央政府完全否定、已经顶回去的东西（指《建议》），作为今后接触商谈的前提和基础，这里有一点接谈的诚意吗？”显然，朱维群所有的表演，就为了一个目的：回避藏中接谈！
不言而喻，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如同《水浒传》孟州道十字坡孙二娘的酒店一样，不过是个幌子。当然，我不是说中共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专门以杀人为目的，这仅仅是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但是，老共产党员、曾在张闻天身边工作多年，前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先生在今年4月出版的《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中撰写的《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一文，分析得恰如其分：
“60年来，我们一直宣告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但这只是表面的和对外宣传用的，实际情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所谓自治，就得允许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但我们实行的则是‘党管一切，汉人当政’。”
法国的古伯察先生在《鞑靼西藏行》中写道，“当列强入侵中国的时候，中国是那么让人同情，可是，当中国入侵周边的小国时，比那些列强还要残忍！”事实上，中共治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就是对少数民族区域，尤其是西藏、新彊的毫不掩饰的掠夺。
然而，朱维群的发飙耍泼，还是着实让藏人尤其是尊者的特使嘉日洛珠坚参吃了一惊：“中共官员的言行犹如疯子？！”
中国已经没有了胡耀邦那样敢于承认和纠正错误，并愿意承担责任的领导人。目前的当政者，操心的是自己如何平稳地在独裁的椅子上，上演大国“崛起”的游戏。至于治藏的极左政策，那是没有必要担心的，只要枪杆子还握在手里，就可以遮蔽一切。因而，信息封锁，几乎成了现任中共领导人的宗教。这也是朱维群副部长为什么在藏人持续被抓、严重判刑（甚至死刑）的今天，仍然脸不红，心不跳地告诉世人：“当前西藏的形势很好，社会政治局势持续稳定。”“ 中央政府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西藏的广大群众是站在我们党和政府一边的，西藏的各族干部是能够经受严峻斗争考验的、是忠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藏传佛教绝大多数寺庙和僧尼是爱国爱教的。”
所以，不管流亡政府怎样声明做好与北京接谈的准备，希望北京方面拿出一个可以替代《建议》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而北京方面就是执著于上演贼喊捉贼，嫁祸于人的老戏。这次朱维群回答德国《焦点》杂志的问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说：
“重新建立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才是他（达赖喇嘛）所追求的‘自治’。”（事实上，西藏流亡社区，早已建立了著名的民主政体，作为统战部副部长的朱维群，怕是比任何人都清楚。）
“单就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而言，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动乱的一个根源。”（既然这个政府是非法的，为什么还说谈判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并且已经与这个非法组织进行所谓的九轮会谈？）
“中国人民在60年前就已经当家作主了，历史事实也证明，我们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历史事实也证明，举世瞩目的西藏3月事件和新彊的7·5事件，就是面对中共的 枪杆子，甚至搬出死刑，两个民族也没有屈服！）
朱维群副部长，在西藏问题上无理取闹、胡搅蛮缠，让我们清楚了中共政权是认准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理，也就是在否定《建议》的同时，决不想拿出任何可以替代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然而，何方先生适时地在《胡耀帮与民族区域自治》中，指出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途径，简而言之，真正的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
首先，何先生认为，应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落实胡耀邦关于西藏问题的著名的三十一号文件；改正从列宁斯大林那里继承来的专政理论；改正从共产国际那里搬来的组织上的狭隘宗派主义思想；还有中国特色的历朝对待异民族的“以夏变夷”的传统。他写道：
“我们不仅在干部政策上不相信少数民族出身的人，更严重的是对整个少数民族不信任，实行明显的歧视，用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标准视察和处理问题。例如，为什么同一民族的香港就可以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对台湾还会更加放宽标准），不同民族的藏区就不允许‘藏人治藏，高度自治’呢？为什么港、澳、台可以实行‘一国两制’，而地处大陆的少数民族就只能和汉族‘一刀切’……要说对港、澳、台是由于情况不同，不得不做出让步，那不是有点‘欺软怕硬’，拿原则做交易吗？”
何方先生提供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不仅可以解决西藏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中印关系紧张问题，新疆问题，内蒙古问题等极左政策下出现的系列民族问题。也是树立中国在世界中的威望不可缺少的要素。
当然，不管以什么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藏中接谈，都是不可逾越的步骤，而直接同达赖喇嘛尊者会谈，借着尊者的慈悲、宽容的力量和深远的巨大影响，是解决西藏问题可遇而不可求的捷径。任何回避和施延，只能使中国在民族问题上，越来越被动，并堕落为历史的罪人。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Saturday, November 14, 2009
2009年11月13日星期五
中国法律：抹不去的阶级性
文/杨莉藜
数十年前的中国，按照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观点，法律被定义为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阶级性是其本质属性。强调法的阶级性必然会否定法的全民性和社会性，实践中造成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不公正。因此，随着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至少在理论上，法的阶级性这个曾经无可置疑的“真理”，已经回归其谬论本原，除了极少数毛左外，没有人相信法律是统治阶级惩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然而，理论上的长进往往和实践并不同步。仔细考究中国法律的执行情况，我们会失望地发现，现今的中国法律仍然没有抹去阶级性的烙印，中国的法律依然姓“共”。唯一的变化是三十多年前，统治者们处心积虑对付的是以地富反坏右为主体的敌对阶级，如今他们铁腕处治的则是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
量刑：轻重如天壤
从量刑上看，对异议人士的判决是就重不就轻，往往因为写了一两篇当局看不上眼的文章，或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动辄被判十数年、数十年。而为害一方的贪官污吏，偶有被抓到者，也都是从轻发落，走走过场而已。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共官员即使重判也很快找到些莫名其妙的借口减刑，实际刑期都相对较短。烟草巨贪褚时健，1999年被判无期，很快减刑为17年。“五毒书记”张二江2002年被判18年，入狱后撰写并出版了数本评注类书籍，2006年减刑一年，2007年又减刑两年半。按照这个速度，要不了多久，张书记就可以载誉归来了。
附加刑之一的剥夺政治权利，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对于中共的圈内人，除了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等极刑外，剥夺政治权利这一附加刑十分鲜见。这些年不少中共贪官还没有出监狱，都差不多著作等身了。他们之所以能边服刑边出书，说明量刑中并没有剥夺政治权利这一款——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之一就是“剥夺出版、言论、示威、结社等权利。”反观中共对异议人士的判决，主刑之外的剥夺政治权利简直概无例外。显然，中共内心坚信让贪官污吏说话，比让异议人士说话更值得放心。那些中共的圈内人也算没有辜负主子的美意，河南贪官李剑华在狱中出版了数本小说，主题当然都是“弘扬主旋律”的。戴枷舐痂，主子定会投桃报李的。
刑罚：宽严若云泥
从刑罚上看，中共的监狱系统对于异议人士的惩罚之狠之重，远远甚于贪官。贪官们可以由死缓而无期而减刑而监外执行，不消数年功夫，又是一条“好汉”。而异议人士，如能按期出狱已经是奇迹。即使在狱中，官员们也可以吃喝玩乐，甚至宿花眠柳，逍遥不输活神仙。近年，先后锒铛入狱的大小贪官们，如曲德臣、张二江、王晓方、李剑华、邱晓华、周久耕……等等在狱中都在悠哉游哉地著书立说，有的，如上面提到的张二江，还因此获得多次减刑。
相对于中共的这些“自己人”，被视为敌对力量的异议人士处境十分悲惨。湖南三勇士之一的喻东岳承受了种种酷刑，最终被折磨成精神失常，至今生活无法自理。新青年学会的徐伟、靳海科在狱中罹病，至今得不到有效治疗，还要拖着病体从事各种强制劳动。
当然，中共对付他们的“敌人”，也经常用法外刑罚。比如用牢头狱霸、地痞流氓来对付文弱的异议人士。这些下三滥的手法并不在中共的法律之中，但却是中共监狱里无处不在的潜规则。
人道：予夺分敌我
现代国家的刑罚，即使再严酷，也有其人道的考量。中国立法中当然也考虑到了罪嫌的人道待遇问题，尽管他们叠床架屋地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是，中共当局对于罪嫌人道待遇的予夺，往往是以其长久不变的敌我思维来论定。比如监外执行，就很少给予系狱的异议人士。较早点儿的喻东岳、郭起真、陈光诚、力虹、郭飞雄、严正学和最近的王荣清、胡佳、范燕琼等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都因种种疾病申请过保外就医，但毫无例外地遭到当局的断然拒绝。与此相反，中共官员陈希同判刑16年，刚坐满一半就获保外就医，过起逍遥自在的日子来。朱小华判刑15年，入狱四年之后也获保外就医。按照法律，保外就医只是监外执行，疾病治愈之后，应该继续回监狱服刑。而对于中共的圈内人来说，保外就医几乎等于无罪释放，彻底告别监狱。前面提到的烟草巨贪褚时健，1999年判无期，后又减刑为17年，入狱三年就以糖尿病为由获得保外就医，从此开始“二次创业”，水果种植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至少现在还没有听说要结束监外执行重回监狱服刑。
广东当局回复郭飞雄家人的保外就医申请时说：郭飞雄的情况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和《监狱法》第二十五条的条件，因此不予批准。不知道广东当局为什么只提《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而不提更为直接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事实上，《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才是处理保外就医问题的更直接规约。
《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对累犯、惯犯、反革命犯的保外就医，从严控制……”。《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颁布于1990年底，当时的“反革命犯”就是现在的“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政治罪犯。由此可以看出，人道待遇的予夺，中共的立法中已明确要按敌我定夺，而不是按罪嫌的实际需要。
从量刑、刑罚、人道待遇诸方面看，虽然中共的立法和司法经过了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其阶级斗争的遗存依旧赫然在目。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这类陈词滥调在中共官员的脑袋里头仍然是执法的准则——贪官虽贪，仍是他们的社会基础，要辣手惩治自己的手足，中共目前还下不了这个狠心。异议人士虽然只是纸笔唇舌获罪，但在中共的眼里他们才是政权的最大敌人，而体现着统治者意志的法律势必会以最恶毒的敌意对其加以惩处。
一个一党营私的国家，法律的公正只能是镜花水月。
──《观察》首发
Friday, November 13, 2009
数十年前的中国，按照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观点，法律被定义为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阶级性是其本质属性。强调法的阶级性必然会否定法的全民性和社会性，实践中造成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不公正。因此，随着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至少在理论上，法的阶级性这个曾经无可置疑的“真理”，已经回归其谬论本原，除了极少数毛左外，没有人相信法律是统治阶级惩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然而，理论上的长进往往和实践并不同步。仔细考究中国法律的执行情况，我们会失望地发现，现今的中国法律仍然没有抹去阶级性的烙印，中国的法律依然姓“共”。唯一的变化是三十多年前，统治者们处心积虑对付的是以地富反坏右为主体的敌对阶级，如今他们铁腕处治的则是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
量刑：轻重如天壤
从量刑上看，对异议人士的判决是就重不就轻，往往因为写了一两篇当局看不上眼的文章，或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动辄被判十数年、数十年。而为害一方的贪官污吏，偶有被抓到者，也都是从轻发落，走走过场而已。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共官员即使重判也很快找到些莫名其妙的借口减刑，实际刑期都相对较短。烟草巨贪褚时健，1999年被判无期，很快减刑为17年。“五毒书记”张二江2002年被判18年，入狱后撰写并出版了数本评注类书籍，2006年减刑一年，2007年又减刑两年半。按照这个速度，要不了多久，张书记就可以载誉归来了。
附加刑之一的剥夺政治权利，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对于中共的圈内人，除了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等极刑外，剥夺政治权利这一附加刑十分鲜见。这些年不少中共贪官还没有出监狱，都差不多著作等身了。他们之所以能边服刑边出书，说明量刑中并没有剥夺政治权利这一款——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之一就是“剥夺出版、言论、示威、结社等权利。”反观中共对异议人士的判决，主刑之外的剥夺政治权利简直概无例外。显然，中共内心坚信让贪官污吏说话，比让异议人士说话更值得放心。那些中共的圈内人也算没有辜负主子的美意，河南贪官李剑华在狱中出版了数本小说，主题当然都是“弘扬主旋律”的。戴枷舐痂，主子定会投桃报李的。
刑罚：宽严若云泥
从刑罚上看，中共的监狱系统对于异议人士的惩罚之狠之重，远远甚于贪官。贪官们可以由死缓而无期而减刑而监外执行，不消数年功夫，又是一条“好汉”。而异议人士，如能按期出狱已经是奇迹。即使在狱中，官员们也可以吃喝玩乐，甚至宿花眠柳，逍遥不输活神仙。近年，先后锒铛入狱的大小贪官们，如曲德臣、张二江、王晓方、李剑华、邱晓华、周久耕……等等在狱中都在悠哉游哉地著书立说，有的，如上面提到的张二江，还因此获得多次减刑。
相对于中共的这些“自己人”，被视为敌对力量的异议人士处境十分悲惨。湖南三勇士之一的喻东岳承受了种种酷刑，最终被折磨成精神失常，至今生活无法自理。新青年学会的徐伟、靳海科在狱中罹病，至今得不到有效治疗，还要拖着病体从事各种强制劳动。
当然，中共对付他们的“敌人”，也经常用法外刑罚。比如用牢头狱霸、地痞流氓来对付文弱的异议人士。这些下三滥的手法并不在中共的法律之中，但却是中共监狱里无处不在的潜规则。
人道：予夺分敌我
现代国家的刑罚，即使再严酷，也有其人道的考量。中国立法中当然也考虑到了罪嫌的人道待遇问题，尽管他们叠床架屋地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是，中共当局对于罪嫌人道待遇的予夺，往往是以其长久不变的敌我思维来论定。比如监外执行，就很少给予系狱的异议人士。较早点儿的喻东岳、郭起真、陈光诚、力虹、郭飞雄、严正学和最近的王荣清、胡佳、范燕琼等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都因种种疾病申请过保外就医，但毫无例外地遭到当局的断然拒绝。与此相反，中共官员陈希同判刑16年，刚坐满一半就获保外就医，过起逍遥自在的日子来。朱小华判刑15年，入狱四年之后也获保外就医。按照法律，保外就医只是监外执行，疾病治愈之后，应该继续回监狱服刑。而对于中共的圈内人来说，保外就医几乎等于无罪释放，彻底告别监狱。前面提到的烟草巨贪褚时健，1999年判无期，后又减刑为17年，入狱三年就以糖尿病为由获得保外就医，从此开始“二次创业”，水果种植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至少现在还没有听说要结束监外执行重回监狱服刑。
广东当局回复郭飞雄家人的保外就医申请时说：郭飞雄的情况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和《监狱法》第二十五条的条件，因此不予批准。不知道广东当局为什么只提《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而不提更为直接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事实上，《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才是处理保外就医问题的更直接规约。
《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对累犯、惯犯、反革命犯的保外就医，从严控制……”。《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颁布于1990年底，当时的“反革命犯”就是现在的“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政治罪犯。由此可以看出，人道待遇的予夺，中共的立法中已明确要按敌我定夺，而不是按罪嫌的实际需要。
从量刑、刑罚、人道待遇诸方面看，虽然中共的立法和司法经过了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其阶级斗争的遗存依旧赫然在目。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这类陈词滥调在中共官员的脑袋里头仍然是执法的准则——贪官虽贪，仍是他们的社会基础，要辣手惩治自己的手足，中共目前还下不了这个狠心。异议人士虽然只是纸笔唇舌获罪，但在中共的眼里他们才是政权的最大敌人，而体现着统治者意志的法律势必会以最恶毒的敌意对其加以惩处。
一个一党营私的国家，法律的公正只能是镜花水月。
──《观察》首发
Friday, November 1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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