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乐慧
红旗与红衣僧侣（上集）
引言
我，一个汉人，分别在中国和德国度过生命中一半的时光。在这两个国家和两种文明中，我都不感到快乐。年岁越大，我越感到生命是苦，苦海无边。几年前，我接触到藏传佛教并屡次旅行到藏地，在雪域高原上，和藏人在一起，我终於获得了回家的温暖的感觉并充满了离苦得乐的希望。然而，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个民族和它的文化正在被中国政府强硬的殖民政策所吞噬，我非常担忧它还能存活多久。2008年3月14日西藏发生抗议以来，我更加密切地关注著藏族人的命运并日夜为他们祈祷。四月底，我从居住地北京出发，途径成都进入四川藏区甘孜州，访问了我所皈依的甯玛派藏传佛教的故乡康定、甘孜、甘孜某县、德格、白玉等地。
4月28日，成都
堪布
堪布是甘孜某县人，大学毕业後出家修行已有二十多年，现在在成都自费编辑整理和印刷一些行将失传的藏文经书。堪布汉语水平极好，曾译介数本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传记和开示，编撰汉语的藏传佛教学习范本。
一年多没有联系，电话里，堪布的声音一如既往地热情，一听说我要去藏区，他答应立即见我。
一个十几平方的房间，里面有六七台电脑，几个穿藏装的姑娘坐在电脑前工作，萤幕上显示的是藏文，我上次来的时候她们也是这样坐在电脑前的。
我向她们说：“阿弥陀佛＂
她们腼腆地对我笑笑，算是对我打招呼。
屋子中央是一个藏式的沙发和一个玻璃茶几，两个穿红色喇嘛服的八九岁男孩坐在沙发边上就著茶几在本子上写字。我认出那个年龄小一些的眼睛透出聪慧机敏劲儿的是堪布的侄儿，上次我见到他时，他矮小得多，刚刚被甘孜某县家里送到成都来跟随堪布学习，（藏族家庭常常将家中至少一个孩子送到寺庙或交由当喇嘛的长辈教育），当时他还没穿喇嘛服，看来经过这段时间，他已经受戒出家了。
这小喇嘛也还记得我，他站起身迎接我，请我坐下，汉语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上次他还一句汉话都不会说呢。我坐在沙发上，看清楚两个男孩是在作业本上练习写简单的英语单词。我请小喇嘛念一念他写的内容，他大方地念朗读起来，发音居然不错。
堪布来了，穿的是便服，上装是绛红色的。我本该向堪布顶礼，可是堪布随和亲切的寒喧使我免了这套礼节。时间不多，我问堪布可不可以和他单独谈话，他把我带到隔壁的一套公寓，小喇嘛跟在我们身後，轻声请求我把鞋子脱了。
这套房子里地上密集地摆著地铺，红色木地板泛出洁净的光亮，地铺上支起帐篷式的白色尼龙蚊帐，房里显得比摆满电脑的工作室还要拥挤。堪布把我带到房子尽头的一间小屋子，这里只有一个地铺，没放蚊帐，紧挨地铺一头的窗户边有个蒲团，堪布在那上面坐了，看来那是他平时打坐的位置。
我坐在堪布的对面，地铺的另一头，小喇嘛也在我身边的门框下面坐下来。
“堪布，藏区目前情势怎样，我很想知道。现在记者和外国人都无法进入藏区了，外界无法了解在藏区每天都在发生什麽事情。我想进去了解真实情况，向外界报道。您是我想采访的第一个物件。能告诉我，面对这个局面，您都想些什麽吗？我能做笔记吗？＂
“有关藏族人目前的情况，我们就这样口头谈谈不要纪录了吧。我害怕。
我是1960年出生在已经属於中国的大藏区的藏族人，从小共产党让我领受的就是恐惧。我来自一个上师传承的家庭，我的父母亲戚上师被他们关进了监狱，我去看望他们，去给他们送饭，要麽得不到许可，要麽在监狱持枪的汉人和藏人面前吓得发抖。我的亲人们被他们毒打、虐待，有时候连还是小孩子的我也会遭受他们毒打、威胁、侮辱，我给亲人送的饭撒在地上，挨饿的亲人眼看著食物而吃不到。我们的寺庙全都被他们摧毁了。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就在恐惧中度过。後来我上了大学，想在毕业後为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做点事情，可是，毕业後我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分配给我的工作我不想做。他们让我当统战干部，让藏族更听话地接受这个政府的统治，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乾脆就出了家。我想，当和尚最能继承和发扬我们藏族的文化传统，当了和尚也没有人来要求我当政府部门的干部了。
我本是西藏人，可是，今天，如果有人问我是哪国人，我也只能说，我是中国人。已经没有西藏这个国家了。现实就是这样。正因为如此，达赖喇嘛也不会要求独立，更不会为了独立而策划暴力行动，他只是要求中国政府将大藏区作为一个象香港那样的特别行政区来对待，在这个特别行政区中，藏族人管理自己的内政，中国人管理外交和军事。这应该是一个对双方都现实的要求。让他们把西藏完全交还给我们，这是不现实的，他们已经统治我们太长时间了。我们佛教徒可以由於慈悲的缘故而为他人献出自己的手臂，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他们不是佛教徒，他们大部分人也不喜欢佛教，他们只喜欢权力、金钱和自己的利益，象你这样的喜欢藏传佛教的汉人太少了。
他们在媒介竭力丑化达赖喇嘛的形象，说他搞什麽“达赖集团＂，说他在搞藏独和暴力活动。他们这样做，其实对他们自己的形象不利。达赖喇嘛天天在国际上露面，说话，很多国家的领导人物都和他接触过，都听见他是怎麽说的，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有一回，克林顿总统在上海会见江泽民时还对江说，江应该和达赖喇嘛见面、交朋友，因为达赖喇嘛是一个很有人格光辉的人，这个镜头中央台播过一回，就再也没播出了，但是人们毕竟看见了、听见了。
他们应该和达赖喇嘛对话。达赖喇嘛已经七十多岁了，趁他还活著，他们应该和他一起解决这个几十年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西藏问题。现在，新的一代藏族人成长起来了，不论印度还是这里藏区的年轻人，宗教对他们的影响都越来越少，他们看见达赖喇嘛主张的非暴力手段至今没起作用，觉得这不是办法，他们已迫不及待，不想听达赖喇嘛的了。我恐怕，一旦达赖喇嘛圆寂，这些新一代的藏族人就会闹得更凶，冲突会变得更加频繁，更加激烈，结果真是难以想象。
在这个情形下，我能做什麽？我什麽也不能做。我是一个和尚，一方面，我不主张暴力和流血冲突，我不可能去参与同胞们反抗中国政府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也不能走到我的同胞之中，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走达赖喇嘛指引的非暴力道路，他们不可能听我的，他们连达赖喇嘛的话也不听了嘛。作为一个和尚，我只能禅坐并祈祷，我为我们民族的前途祈祷，为那些为了我们民族的自由与权利献出了生命的藏人祈祷，但也为了那些在冲突中死去和受伤的汉人士兵与警察祈祷。我想，双方都一定死了比政府公布数位多得多的人。
我已习惯把自己完全沈浸到工作中去。几年来我一直在做编辑出版经书的工作，还有两三个月，这个工作就结束了，我就可以离开成都回藏地了。我不喜欢生活在城市。回不回我原来修行的寺庙，现在还说不准，反正是一定想回藏地的，到时候再说，谁知道到那时情况怎样呢，到时我们藏族喇嘛能不能自由旅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现在藏族喇嘛旅行已经受限制了。＂
“怎样的限制？＂
“我也是听说的，你进去就会知道了。＂
堪布是一个大忙人，而我也忙於坐车进藏，简短的谈话之後，我匆忙地告别了堪布，临别时堪布叮嘱我不要携带任何可以当作把柄的文字资料与照相机之类，免得惹麻烦。
4月29日雅安－康定
路途军车
头天从堪布那里出来，我去药店买防止高原反应的藏药“红景天＂，药店店员不解地问，这个时候，除了当兵的，怎麽还有人要去藏区？她说，这药这一向都是部队的来买，很少有老百姓买了。
买药後打车去新南门长途汽车站，赶上一班去介於成都与康定中间的雅安市的大巴，夜歇雅安车站旁一旅馆。第二天清晨七时登上一辆雅安至康定的大巴。
大巴座位只坐满一半人就开了，除了我和几个带了大袋物品及一只公鸡、看似去康定做小生意的汉人外，车上坐的都是藏人。这是些汉服穿得乾乾净净、脸上有高原红的女人及一泼穿藏装、头戴珊瑚玛瑙松雀石的康巴汉子和女子，从後者身上发出在藏区总能闻到的酥油味。
司机头顶的电视萤幕上出现了多年来我在藏区旅行总会看见听见的流行藏歌MTV，仍然是我已耳熟能详的《青藏高原》《青海湖》一类的曲目，汉藏歌词交替，画面上是红红绿绿的、模糊的草原与雪山与穿长袖长统靴舞蹈的藏族男女。
山越来越大，因有泥石流挡道，车不得不绕道走了好长一段老公路。
半新的国产车车窗被振动得劈啪作响。窗外是青葱稠密的丛林，春天的新绿鲜艳欲滴。
坐在我斜後面的两位穿得很整洁的藏族姑娘先是小声跟著MTV里哼著歌曲，既而大声唱了起来，她们声音变大後，我才发现她们唱的和MTV里的不一样，不是流行歌曲，而是那种我在藏区的村庄里听到过的简单但调子很悠长的歌儿，一种走在村路上禁不住发出欢叫的朴素民歌。好一会儿，旅客们都象我一样安静地听她们唱，她们一个声音细高一些，一个声音低沈有力些，搭配起来就象两道溪流汇聚到一起，自成一条独立的较为粗壮的河流，动听地汩汩流淌著。
到天全县城前，车又开到了好路上。同时，一批大型军用货车也劈面开了过来，声势浩浩荡荡。“嗖，嗖，嗖＂，军车插窗而过，没完没了，车牌均为成都军区多少多少号。
第一次，传说中的军队出现在视野里，不禁有惊心动魄之感。
藏族姑娘的歌声变得柔弱而模糊起来。
为了给自己和大家壮胆，我向她们投去微笑：“你们唱得太好听了！请唱大声一点吧！＂
那个声音细一些的年轻姑娘脸上飞起红晕，把额头抵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声音低沈、三十多岁的女子则向我点点头，说，等会儿再唱，好不好？
康巴汉子们开始用藏语大声向她俩打趣，是为了让我听懂吧，其中有人用四川话凑和：
“就是，唱吧，唱吧，大声点，大声点！＂
有人甚至为她们起了一首歌的头，但她们并没有接著唱，而是和大家聊起天来。年纪大的那个女的说，她俩是巴塘人，她们那里的人都喜欢唱歌，一天不唱歌，就觉得憋闷。
在闲聊中送走第一批车不一会，又有第二批军用卡车迎面开来了，伫列更长，这一次我看清它们挡风玻璃右上方贴著白底红字的编号，最後一辆车上有“尾车＂字样，编号为70。我也看清了，在挡风玻璃更上方的位置，每辆车都贴有白底红字的标语口号：“坚决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人民武警爱人民，人民武警为人民！＂“……（上联没来得及读），全面稳控局势＂，“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严整社会秩序，确保平安奥运！＂等等。
过二郎山隧道前，车子停下来午休，大家都在一路边餐馆吃午饭。又有军用货车从雅安方向开往康定方向。餐馆的服务员说，这些货车是去“外面＂为军队采购物资的，“里面＂住了那麽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武警，天天要吃饭，天天都有这样的货车开进来开出去。我们大巴的司机在我旁边吃饭，他接著服务员的话说，这几辆货车算得了什麽，三月份“里面＂出事後，开进去的军车那才算多呢，军队自己的车都开完了，不得不租用他们车站的车，把武警送进去。
“估计从这条路进去的军队有多少？＂我问。
“谁知道？五、六位数吧，反正只要你进到里面，就会看见公路上、每个县城、大一点的镇子都守满了武警，还看得见解放军野战部队驻扎在野外，搭著帐篷。＂司机说。
泸定桥
二郎山隧道两公里长。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康定时，这个隧道还没打通，那时，汽车翻越二郎山需半天，盘山公路的道路也很危险。现在，二三分钟即可穿越二郎山隧道。过得二郎山来，就到了属於甘孜州的大渡河边的泸定县。
汽车沿险峻的山路走著，万丈深渊之下就是大渡河，河水呈浑浊的黄红色。就象不一会儿前连续不断的军车挡住了我的视线一样，现在，白雪皑皑的贡嘎山在车窗左前方河谷的尽头向我昭示：啊，贡嘎山，甘孜藏区第一座雪山，7500多米之高，它巍然耸立在蓝天之下，一如既往地美丽，美得冰清玉洁、高不可攀。（登上过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的人已有无数，但据说登上过贡嘎山顶的人还没有，曾有几位日本职业登山家尝试过这项冒险，结果全都遇难了。在云南香格里拉境内的梅里雪山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贡嘎山和梅里雪山都是藏族人膜拜的神山，他们围著神山转经，朝拜，有的甚至磕著等身长头从遥远的地方来转山。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它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藏族人不喜欢有人在神山上进行攀登或采矿一类的活动，所以说，神山“高不可攀＂。）
泸定县城。当年红军长征曾经过此地，“飞跃大渡河＂是一部家喻户晓的歌颂红军从泸定开始摆脱国民党部队追踪长征进入胜利阶段的电影。此刻，我们的公共汽车就从横跨大渡河的著名的泸定桥头开过。那是已被当作博物馆来卖票供游人参观的一座铁索桥，看得见一队队穿校服、打著小幅红旗的学生正在排队等待走上铁索桥。
这一定是学校组织的活动，泸定桥附近学校的学生，想来也每年必来一趟泸定桥受教育吧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学生为本地人民英雄纪念碑扫墓，至今，学校仍还保持著这个革命传统。在经济资本主义化、全社会一味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的今天，学校这样的机构还没有忘记向下一代灌输共产党如何伟大的革命历史，汉语教科书上还充斥著讲述革命烈士丰功伟业的文章，政治学习和党史课仍在继续进行著，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吧。新的一代除了被鼓励往上爬、和整个社会一样追求名誉、金钱和地位的同时，也在继续被培养成不能独立思考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的意识形态产物，这就是中国，我从小就熟悉的“新中国＂：人人都要成为能够被拧进同一个螺母的、规格相同的螺丝钉。
过了二郎山，就离开了汉人居住的地方，在二郎山和康定之间的泸定一带，汉藏杂居，民风已比纯汉人的地方纯朴。路边蹲著许多穿著朴素的当地人，在他们的面前摆著装满樱桃的竹篮，人人以期待的眼神瞅著过路的车辆，但没有一辆车停下来。
吃完中午饭上得车来以後，旅客之间已经有熟人的气氛了，大家互相闲聊著。我的邻座是一位矮小的梳两个辫子的农村妇女，她一直不大开腔，但是一看见樱桃，她变得活跃起来，她对我说她们家的樱桃也熟了，该摘了：“我们那里的樱桃比泸定这边的甜多了。＂她自豪地说。
我本以为她是汉族，交谈之下，才获知她也是藏族，来自康定前面一个镇子姑咱，她说她有两个孩子，竟和我同龄，四十出头，我原以为她起码有五十岁呢。我问她会不会说藏话，她说不会。她的儿女呢？“也不会。＂“你父母呢，会不会？＂“他们只会听。＂“你们村里的人都不会藏语了吗？＂“都不会。我们乡、我们这边方圆好多里的人都不会，只有到康定去才听得见人说藏话。＂她老实地说。“那你们还算藏族吗？＂唱歌的巴塘女的问她，“就是！你们这样的算什麽藏族！＂康巴人里的一些也付和著用开玩笑的口气和她打趣。“我们就是藏族嘛，祖祖辈辈都是！我们身份证上都是这样写的，你们要不要看我身份证？＂可怜的女人急了，一味分辨。“你们就是为了孩子考学校可以少分儿才报的藏族吧？＂还是有人不饶她。
“请你们俩再唱几支歌来听吧，下了车，你们可没我这麽忠实的听众了！＂我扭头对两个巴塘女的说。年龄大一些那位爽快地说：“唱！唱！唱！＂她咳嗽两声，清清嗓子，大方地唱了起来。不久，年轻的那位也吐出了口香糖，跟著唱起来。
她们唱得太好听了，所有人又都安静地听她俩唱，有时候康巴汉子们也跟著唱。这回，司机头上的电视也哑了，不再看得见有MTV画面。
下午二时许，大巴进入康定前，从车窗里老远就看见两个身穿迷彩服、头戴钢盔、手持长长的机关枪的军人笔挺地站在路边。车子减速，停下。
姑娘们的歌唱嘎然而止。
我看清站在两个军人前面的还有一个穿深蓝色便服、样子带点文气的男子。车门打开，便服男子跳上车，例行公事地向司机打招呼後，面向旅客，用机警的眼光一个个扫视我们。我以为他要检查身份证了，可是并没有，打量完我们每个人後，这人跳下车去，戴白色手套的手往康定城方向一挥：“走吧！＂
车子重新启动後，有旅客大声问司机，他们要检查谁？检查什麽东西呀？
“和尚，尼姑，还有外国人。＂司机说。
“为啥子要检查外国人呢？电视里不是说捣蛋的是和尚吗？没有说过外国人呀！＂那位旅客又问。看来这些人只看电视不读报纸，除了“里面＂和尚闹事了，更多的事情他们不知道。
“外国人是支援那些和尚的，为了那些和尚，外国人给奥运会找麻烦，在奥运会上做文章呢！所以现在不让他们进来了，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外国人来管，他们要管，就不许他们进来，懂不懂？＂司机说。
司机明显是汉人，不知道那些藏族旅客听见这些话怎麽想？从他们平淡的表情上，我什麽也看不出。
康定城
上一次我来康定是2004年，这次，康定车站一如四年前，小，旧，黑暗，脏，冷清，作为一个州府的车站，比内地县份的车站它都不如。除了刚下车的我们这车旅客外，车站里也没看见几个人。往常那些兜旅馆和往县份上去的私车生意的人不知道哪里去了，往常，旅客下车後总是会被他们围住，现在，我站在路边，连计程车都难看见，等了好一会儿，才等来了一辆小小的长安奥托计程车。
我有学佛的汉人朋友住在康定，他们是一对医生夫妇，在医院里工作，为了学习藏传佛教的缘故，他俩从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後就主动要求来藏区工作了。四年前，我来康定时，住的是他们家。可是，这次，我知道我最好不要住在他们家了。因为，在电话里，他们已力劝我不要在这个时候进藏，他们说，情势那麽紧张，现在在“里面＂工作和做生意的汉人，能“出去＂的都“出去＂了，连他俩，放五一节假的时候都要多请几天假去成都呆一段时间呢。
我让计程车开到金刚寺招待所去。更早些年我来康定时，就住在那里。招待所就在金刚寺前面，很安静，也有一些寺庙的磁场，住在那很让人安心。在金刚寺也能碰见一些有意思的人，就是在那里，我认识了杜衍，一个修习藏传佛教的江南人，美国加州某大学人类学学者。通过杜衍，我认识了在甘孜州档案局工作的泽仁邓珠，此人是《西藏通史》的作者，是康定首屈一指的知识份子；通过杜衍，我还认识了一些活佛和藏区的高僧大德。
金刚寺位於康定城的北面，与车站各据一头，计程车穿城而过。
康定仍和四年前差不多，不象内地城市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里，全中国猛烈发展的局势突然不见了，给人感觉仿佛时间停滞不前了。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这感觉是不对的，这里已从2004年进入了另一种时间，另一个时代了：到处是穿迷彩服的武警，到处是在街上巡逻的警车，往昔常见的穿红衣的喇嘛和尼姑们几乎看不见了，外国游客更是踪影全无。
金刚寺招待所已面目全非，车还未开上坡去，我已听见大城市酒吧里常放的那种摇滚乐，招待所已改成“背包族之家＂了，接待我的女服务员说自己是从成都来的，我便跟她讲四川话，可她还是和我讲普通话。她说，她们早就承包了这里了，早就按照现代化办店的方针来吸引我这样的背包客了。我说，在安静的寺庙前面，这样喧嚣的流行音乐好象并不能吸引我呵。她生硬地回答，那就没有办法了。
我只好退出来，重新坐上了计程车。时间在康定还是变化的，摇滚乐已然压住了念经和法器的声音，打破了藏区的宁静，全球化的乐曲已然在甯玛派藏传佛教的寺庙前奏响。
计程车路过“武警招待所＂，我灵机一动，让车停下，下车走到宽大的玻璃门前，这才看见门从里面用自行车锁锁上了，一名年轻的武警站在厅里，看见我，向我走过来，从门缝里对我喊：“不对外！＂
“为什麽？＂
“不为什麽，就是不对外！＂
又上得计程车来。司机开始不耐烦地抱怨了，他说，如果我没有目标的话，下车想好了再打别的车吧。
“为啥子？你这样开著我，表不是在走吗？我照付钱就是。＂
“我们康定计程车里程价低，就靠起步价挣钱，今年游客特别少，都到五一节了，还没有游客，生意难做啊！＂
听司机这麽一说，我觉得自己好象欠了他的似的，很快在前面一处有“某某宾馆＂字样的街边下了车。
某某宾馆，标准间打折後100元。
宾馆停车场停了好几辆有部队牌照的车，还有公安的车。噢，也有当兵的住在这个宾馆里！
汉人大夫王，藏传佛教修习者
晚饭与王一起在一富顺豆花餐馆吃。豆花、紫油菜、豌豆尖：我们都是素食者。汉人大夫王，藏传佛教修习者三、四年以後，我和王琳终於不是在电话里而是面对面谈话了。然而，王老谈一些工作和家庭的事情，谈这些事情使我感到无聊，我本不是一个喜欢谈论日常生活的人，我一向认为日常生活太琐碎，光做就行了，不值得浪费时间去说它，往常在电话里，我总是喜欢和王谈修行的事情，现在，她好象不想谈这方面的事了，於是越谈我越没有话说。
吃完饭，我们还是去了她家。她老公已经带著孩子去了成都，她明天也要出去。看见客厅里电脑开著，我问她可以看看电子邮件吗，她说行。我当然没有带电脑。看完电子邮件，我顺便浏览了一下“法兰克福汇报＂，这段时间以来我总是看该报两个驻京记者和那些发自达兰萨拉的关於西藏问题的报道。这次，有一篇有关中共愿意与达赖喇嘛接触的报道，还附有达赖喇嘛的照片，我很高兴获悉这个消息，说给王听了，我还说，她要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翻译给她听。
王并没表示想听我翻译，但我们终於就此谈起西藏的话题来。
“乐慧呀，你没象我们一样在里面生活这麽些年，和藏族人相处可难了，他们中很多蛮不讲理呢，医院的病人常常找医院麻烦，最近我们还被他们勒索了90万元呢，他们宣称，如果不给他们，他们就要围攻医院，要闹事，你还不知道，这次闹得可凶了，州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命令我们把钱给他们，我们医院不得不吃这一大笔钱的亏哩。再说医院里的藏族领导和同事吧，好多也不是好相处的，蛮横得很，裙带关系又严重，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人，说话做事都得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什麽人他们所有人都跟你没完。说真的吧，藏族人，除了那些真正修行好的高僧大德，没什麽人值得敬重的。达赖喇嘛应该是一个修行的大成就者，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可是，我不明白他为什麽要支援那些藏青会的藏独分子搞那些打砸抢的事情……＂
“王，你是修习藏传佛教的，你怎麽也相信中国媒体上宣传的那一套？达赖喇嘛一生都致力於以非暴力形式解决西藏问题，并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自三月十四日以来，我每天看德国媒体的报道和照片，事实上，达赖喇嘛一直在达兰萨拉呼吁和劝说他的藏族同胞冷静，不要使用暴力。德国记者是亲临现场後才发回了这些采访和摄影报道的，要知道，中国的媒介并没有派记者到印度、到达赖喇嘛那里去采访，他们连他一张照片都不登……＂
“我的消息来源不只是中国的媒体，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台湾出版的达赖喇嘛的书，比如他的自传，还有DVD带子，比如他在时轮金刚法会上的讲话，我觉得他有些观点看法就太过分了，有问题，我不明白怎麽作为观世音菩萨化身的他，可以讲那麽极端的话……＂
“哦，我很感兴趣，一直强调走中道的他什麽话讲得过分了？比如说？＂
“……他具体怎麽说的，一时我也想不起了。＂
“他的自传，比如《流亡中的自在》，你看了吗？我是看过的，看得很仔细，我还看了一切能找到的他的书，台湾、香港出的，德语的，我都看了，没有发现一句我不能接受的话，相反，在读他的书时，我觉得他是那样慈悲、理性、智慧，他从来都主张中间道路，主张通过对话来解决冲突，我相信，如果不是作为领袖人物的他这样克制，西藏问题早比现在糟糕了。＂
“乐慧，你受西方媒体的影响太深了！＂
“是吗？有如说是西方的影响，不如说是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的影响，我对达赖喇嘛的人格有足够的信任，你知道，我亲眼见过他，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会不会，是你受中国媒体的影响太深了？我觉得，是相信佛陀和他的化身还是相信共产党政府的宣传，目前这是一个问题，尤其对我们学习藏传佛教的汉人来说。也许，你看达赖喇嘛的书还不够多，当然，我也理解你，你们一直在内地，没有机会接触国际社会，没有我那麽多机会见到他本人和看到他更多的书，这次出来带这些书不方便，不然我一定会带几本给你……＂
“不管如何，藏人目前闹事是毫无意义的。不要说这个民族，就是佛法都要灭亡的，我们已经进入了末法时代，这你也清楚吧？早就有授记表明，藏传佛教有一天要断送在一个样子很象毛泽东的人手里，闹有什麽作用呢？还不如接受，大家过稳定的平常日子……＂
“……＂
谈话的後来，王已经很激动，三月份出事後我从北京给她打电话，我们在电话里吞吞吐吐的交谈已使我估计到见面後她会有诸如此类的言论，所以并不诧异，我只是对她一方面信奉藏传佛教，一方面对达赖喇嘛怀疑并对藏族人的命运如此冷漠感到无话可说。因我和《藏族通史》的作者泽仁邓珠先生约好了八点见面，於是抽身告辞了。
王把我送到宿舍楼外面，我说，我们拥抱一下吧，不知这一别又何时相见？她勉强笑著，接受了我的拥抱，接触到她的瞬间，我感到她身子很是僵硬。
藏族学者泽仁邓珠
情歌酒店，康定最好的酒店之一。白天从那里经过时看见好多辆军车和警车停在外面，一些个军人站在车辆之间，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麽。晚间这些车还停在那里，军人却不见了。
一进酒店门，却看见四五个穿蓝色警服的男女环坐在大堂一处正对著大门的沙发上，紧盯著进出酒店的客人。这时候进出酒店的人并没有几个，和泽仁邓珠约了在大门口见的我就成了他们多次打量的物件。
我穿得很一般，外套甚至是国产的，我没有穿从德国的户外登山店里买来的从头到脚装备得万无一失、足以对付藏区恶劣天气和道路的衣裤鞋袜，我穿得象一个县份上的汉人，到哪里都不可能引人注目，站在他们的视线里，我尽量让自己感到心安。过了不久，他们也觉得我没有什麽看头了，聊天嗑起瓜子来。
泽仁邓珠五十出头，看起来还象2004年见他时一样，精神气色都好，他的汉语普通话很流利，但一听就带了藏族说汉语的特有的口音。这口音堪布也有。
我们去了三楼茶室。相对而坐，我们先聊了一些熟人的事情，我获悉杜衍也回到了中国，而且也是在北京。看来，杜衍和我、和好多所谓的“海归＂一样，有一种“中国情结＂，可是，一回到中国来，事情就多了，复杂了，象现在，作为知识份子和藏传佛教的追随者，不得不考虑良心和立场的问题，杜衍一定和我一样有著同样的问题吧，回北京後一定要和他探讨。
眼前，我面对的却是一个藏族知识份子，在过去，我见过他几次，一起吃过饭，可从来没有和他讨论过这样敏感的话题。
乐：泽仁邓珠先生，藏区现在的情况怎麽样？
泽：除了官方电视报纸上的消息，我在这里得不到更多的消息。电话里人们都不敢谈这事，我的电话肯定是受监听的，自出事後杜衍就没给我来过电话了，我也没给他打，我们都知道通话不方便。这段时间很少有人从康定来来去去，能见到你我非常高兴。我早就认识你，和你谈可以，别的人我就不敢谈了，前段时间接到一个北京的电话，对方说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问我是不是“藏族通史＂的作者，想采访我，我说我看不见他们的记者证，这样推掉了他们的采访。
乐：这段时间你有没有感受到特别的压力，比如说单位呀，安全机构呀，有没有特别向你施加压力？
泽：好象没有，我正在致力於调动单位，我想从档案局转到师专去，这样可以更好地搞研究工作，我在甘孜州还算一个人物，没有人敢轻易动我吧，他们知道我又没有搞什麽政治活动，我只是从事学术研究而已。
乐：您知道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吗？您怎麽评判这些事件？
泽：大概知道吧。就是从拉萨的寺庙里开始的吧，一群喇嘛要求释放去年因庆祝达赖喇嘛被布希接见而抓起来受到非人待遇的喇嘛们，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藏人长期的不满又一次被唤醒，发生了反抗，发展到整个藏区。这样的事件总是隔一些年来一次。他们说是达赖喇嘛策动的什麽“藏独＂，其实都是一些自发性的反抗活动。我知道在印度和国外，搞“藏独＂的人是有的，但他们和达赖喇嘛不是一回事，他们恰恰是反对达赖喇嘛的。至於在国内的藏区，想搞“藏独＂的人很少吧，普遍只是对一些民族政策不满而已，而这些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当然就会时不时地爆发出来。我在1995年自费出版了一本书，叫“我的心愿＂，我太太开的书店里还有这本书，你明天可以去买一本。当时，我把它寄给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我在里面谈到藏区不稳定的8个因素：
1 极少数分裂分子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支援和操纵下，在藏区进行煽动破坏，制造分裂祖国的活动，这是外因；
2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落不到实处；
3 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差距；
4 藏语言文字得不到应有的地位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根源；
5 民族意识增强，关切本民族前途民运所表现出来的愿望和要求得不到解决而引起民族矛盾激化；
6 科技、教育、医药卫生处於困境；
7 官不为民引来离心力的增加；
8 民族歧视现象有所抬头引起民族隔阂。
後面七条是内因，我列举了很多数位来证明我的观点。针对这些不稳定因素，我提出了对策。可是，我的意见从来没有得到上面的答复，没有人要听我的，不过，有些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给我回了信，比如广西的壮族就在信中说，这也是他们的心声啊！
乐：康定的汉人对这个西藏问题怎麽看，比如您那些汉人同事？
泽：年轻的我不知道。你可以想象，人们在单位从不私下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知道，那些在康定生活时间长、了解藏族文化的汉人，比如我的一些老同事，他们的想法肯定跟藏族人一样，因为许多东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只要是公正、正直、有良知的人，心里都明白真相嘛。
乐：记得好象在您的生平上读到过您是党员？
泽：是的。
乐：那，在现在这个时候，作为党员，同时又身为藏族人，您怎麽协调自己的内心？
泽：入党是工作的需要，我的感情却是藏族人的感情。有很多藏族干部都是党员，但他们的感情一定是站在藏族人一边的，包括那些在北京、在中央的藏族领导干部，一定也是这样，有机会你应当采访采访他们。你知道唯色吗？一个藏族女诗人、作家，祖籍德格，是我们藏族的才女，台湾出了她的《西藏笔记》，她为这本书惹了不小的祸。她在北京，通过她你可以接触到一些高层的藏族领导干部。不过，和这些人接触，你有两个障碍，一是你是汉人，他们信不信任你，说不说真话；二是，最能听见真话的场合是藏族在一起讨论的时候，而你不懂藏语。
乐：好，谢谢你，回去後我试试。我很好奇，您既是党员，还信佛吗？
泽：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别人也这样问过我。我说，这麽说吧，我基本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同时也热爱我的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我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就是佛教的传统，所以呢，有时候我也烧香拜佛。
乐：您念经吗？打坐吗？
泽：不，我没有时间，我太忙了，我的研究工作都是在业余时间做的，整本“藏族通史＂都是在档案局白天工作之後，晚上写的。
乐：这是可能的吗？
泽：是呀，我後来写的另一本书也是业余时间写的。要知道，在我写出“藏族通史＂交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付印时，国家刚好也决定出一本“藏族通史＂，他们有一整班人马，拨款上千万元来做这件事呢！後来他们知道一个甘孜的藏族已经单枪匹马完成这个工作了，他们吃了一惊，把我找了去，一起讨论还有没有意义再编一本“藏族通史＂，我的意见是可以再编，因为他们的资料一定更全面，各方面条件比我更好，书一定会写得更完善，可是，他们就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耗资千万，是要再出一本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书呢，还是拿出一本严肃的符合史实的学术著作？据我所知，最终这个专案没有进行下去。
乐：哦，还有这段历史。
泽：但我的“藏族通史＂也只出了初次印刷的那两千册，就不许再印了，所以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有这麽一本书。
乐：什麽原因不能再印呢？
泽：我也不太清楚。西藏的话题总是敏感的，又是因不同的时间而变化的，以前没问题的内容，後来变得有问题，这都是可能的。
乐：记得您好像是不会读写藏语的，对吗？
泽：对，我只会说。我小时候学校里没有藏语课。
乐：那英语课就更没有了……那麽您做研究时，资料来源都是汉语的了？
泽：对。我知道这使我的研究很受限制，可是，为我们藏民族做一些事情总比不做好吧。
泽仁邓珠也问了一些我所知道的资讯，中共要在深圳和达赖喇嘛对话的消息他也已经从中国的媒体上了解到了，说到这，他的眼睛里闪著光，他的言语里对可能发生的改变充满了希望。
当我们走出茶楼，走到酒店大厅时，已是十点过，那几个警察男女还坐在同一个位置上。看见他们，泽仁邓珠条件反射似地小声说：“他们还在这里。＂他的眼睛顿时变得黯淡了，也不再说话。
我们穿过停在酒店前面的警车和军车，走到城市中心的河边，泽仁邓珠一直缄口不言。街上已看不见什麽人，只有穿城而过的康定河奔流的声音。好久不和外界联系，经过这两个小时的强化谈话，这位藏族学者的思绪一定很活跃很复杂吧，他在想什麽呢？我很想知道，但我已经向他提了足够多的问题，我不想再打扰他。
我伸出手去，和他告别：“谢谢你。我们都应该对未来有信心，让我们祈祷。＂
“也谢谢你，有你这样的汉人，我还是看得见一线希望的。一路平安！＂他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声音重新变得中气实足。
4月30日
康定，“黑帐蓬＂旅馆
上午去泽仁邓珠妻子开的康巴书店。每次来康定，我都去这个书店，过去书店有许多汉语的藏族文化方面的书籍，现在汉语书却很少了，大部分是藏语书和经文。买了“我的心愿＂，回旅店在笔记本上记录这两天所见所闻。从书店回来的路上，见“黑帐蓬＂藏式旅馆所处位置在离河不远处，便走过去看了房，木质结构的房子住起来更舒服，旅馆很空，没什麽旅客，也没有警车停在这小小私人旅馆里，清静，於是午饭後搬至该旅馆。
下午三时往南无寺方向散步。沿旅馆後面的小巷上山，经过一单位门口，看见有簇新的鲜艳的红旗高高挂著，仔细看了看大门口字样，是甘孜州民政局。上到山坡上，钢筋水泥的房子少了，代之以藏式木质结构和粘土的小型农舍，这里属於农村了，墙壁上到处贴著标语：“坚决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分裂动乱是祸，团结稳定是福＂，“不造谣、不听谣、不信谣＂。再从高处往下面的城里看，好多大型一点的房屋上方都悬挂著红旗，看来那些都是国家机关了。
从南无寺下来，走到马路上，我吓了一跳：从金刚寺即折多山进城的三叉路口处站著三个手持机关枪的士兵，巨型阳伞下，他们背对背向三个方向站著，周围有我在电影里才看见过的半身高的工事保护著他们，那是用装了沙的生料袋垒起来的工事，工事成90度直角的方形的两边围著士兵们。头天去金刚寺，我也经过这条路，没有看见这一幕，是因为没有往路的左边看。
在离士兵和他们的工事几米远的地方，是街道上普通的店铺，人们很平常地坐在柜台边，顾客寥寥无几，有人头靠著玻璃柜台在打盹，有人在闲聊，女店员在织毛衣。
出於畏惧武器的本能，我不想从持枪的士兵前面的马路上走过，而是靠街边商店溜过了这个关口，走过去後，我才觉得自己有点可笑。我走到一个有公用电话的商店柜台前，往北京给女儿打了个长途。女儿十四岁，从小跟我一起接触藏族人和藏传佛教的上师，她跟我一样同情和关切藏族人的命运。电话里，我很想告诉她，在我的面前就站著持枪的士兵，如何吓人，但是，为了不让她担心和受惊吓，我只问了问她的情况，说了一些我很好之类的话，便放下了电话。
电话旁边的一条长凳上坐满了休闲聊天的的当地人，店铺里面有一桌汉人在打麻将。哦，在机关枪後面，一切都显得正常而和平。
5月1日
甘孜县城，一汉人旅馆
早上五时半起床，天蒙蒙亮，打开门，在阳台上即看见几十米远处的桥上停著一辆车顶上不断闪动著红灯的警车。提起行李出得旅馆来，一个好玩的念头浮起来：如果找不到计程车的话，就问警车能不能把我送到车站吧。不过，还没走到桥头，就有计程车开过来了。
早上六时的车站比我头天来时热闹多了，发往各个方向的车都在这个时候开，小小停车场停了上十辆大巴，是为了给发动机热身吧，车子都启动了发动机，场上一片喧嚣，空气里充满了废气味儿。去甘孜县城的车子已经坐满人了，只有开往甘孜方向的白玉的车还有座位，我用行李在这辆车上占了个座位，便走出车站去吃早餐。
六点半，人差不多坐满了，等在车前的司机让站在车下的我上车，司机随口问我是不是去“里面＂朝佛的，我回答是，他就说，那你坐在前排那个位置吧。我受宠若惊，一面坐上那个他为熟人准备的、全车最好的座位，一面问已坐上驾驶座的司机怎麽看出了我是“朝佛的＂，司机说，他开公共汽车这麽多年了，对哪种人是进里面来干什麽的了如指掌，“一看你的样子就象嘛。＂他说。我暗自吃惊，我身上没有任何标记啊，我连一串念珠都没戴，是因为我的外套是绛红色的、跟喇嘛装一个颜色吗？
车子驶出小小的康定城，破旧的IVECO象老牛拉破车一样翻越著海拔四千多米的折多山。山上还有很多的积雪，昨天下午在康定山上散步我就看见了这五月份还是雪山的折多山，它与跑马山後面一座疑是与贡嘎山一脉的雪山交相辉映，显得十分美丽壮观。翻过折多山，人就是在“里面＂了。
318国道。路矿很差，柏油路破烂不堪，到处是坑坑洼洼，司机不断地以大动作转动著方向盘，小心地避免掉到洞坑里去。近几年我在中国很多地区旅行过，已经很少看见这?烂的路了。汽车的车速大约是每小时三十公里。想起前天王琳抱怨甘孜州干部腐败时说到过修路的钱被贪污的事，我就问司机为啥这条国道竟然这麽差？司机说，修路的钱都落到各级头头们腰包里了，就是没有落到路上来把这些坑填满，就象修康定车站的钱一样，一分也没有花在车站上就没了。
“这是别人说给我听的啊，我可没有亲自看见哪个领导把钱放到腰包里啊。你们不要乱说这是我说的啊！＂司机回头大声向一车旅客说，大家哄笑起来。
来自江孜的统战干部
“嗡嘛呢呗……＂坐在我後面座位上的人在念六字真言，一直在念，象飞行的蜜蜂与生俱来就会发出一种声音，简单的六个字，只有藏人能念出那种好象是属於他身体机能之一部分的味道，只有念过一亿遍这个咒的人才能念出那种味道来吧，反正我迄今念不出那种味道来。
那是一个高大、气宇轩昂长相英俊的藏族男人，年纪可能和我差不多，上车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他，当时我就想，这个人气质不凡，是不是一个穿便服的喇嘛？
我回过头去，和他说话：“嗨，您好象一直在念咒？您很会利用时间嘛！＂
“嘴里念念有词，这对我们藏族人来说很正常。＂他用纯正的普通话回答我。
“您只念观音菩萨心咒，还是也念别的咒？＂我从四川话改成了普通话。“我也念莲花生大士心咒。你知道这个咒吗？Om A Hung Banza guru beima xidi hong。＂
“Om A Hun Banza guru peidma sidi hong。＂
我重复了一遍这个咒，我的发音和他的有点不一样，我是多年前在德国，在“西藏生死书＂的作者索甲仁波切的法会上学会这个咒语的。索甲仁波切来自东藏，康省，即现在的甘孜这一带，看来藏语发音和这个人的有细微的不同。
“您是喇嘛吗？＂我问。
“不！＂他笑了：“我是搞统战的。＂
听见“统战＂两个字，我可笑不起来。一切牛鬼蛇神和有港台、海外关系的人都属於被统战的物件，我这样的人肯定也属於。但见这人样子和善，口气平常，亲切，一点不“左＂的样子，看起来也很高兴和我聊天，我便很快消除了听见“统战＂两个字的瞬间产生的心理障碍，继续和他聊下去：
“您是哪里人？＂
“我是从西藏自治区的江孜来的。＂
“那可是後藏！很远哦！＂
“是有点远。我得坐汽车到拉萨，从拉萨乘火车经兰州到宝鸡，再转车到成都，再从成都乘一天大巴到康定，第二天再赶上这辆车。＂
“您要到哪里去？＂
“白玉县。＂
“出差吗？＂
“是的。我们那里一位觉母在白玉县的寺庙修行，我来把她接回去。＂
“为什麽要接她回去？＂
“你知道亚青寺吧？＂
“知道，和色达的五明佛学院一样出名，听说五明佛学院的法王彭错晋美圆寂後，很多修行人转到了亚青寺来，我这次旅行也有计划要去这个寺庙看看。＂我回答。
“那边修行的人上万，三月份藏区出事後，亚青寺好多人必须疏散，必须回原籍去。＂
“哦。接回去拿她怎麽办呢？会让她还俗吗？＂我知道逼迫喇嘛尼姑还俗的情况很多，所以这样问。
“我们会把他们集中起来政治学习。嘿，尼姑进行政治学习，可笑吧？可是有什麽办法呢？谁叫他们要闹呢？＂
“谁闹什麽了？＂
“就是从拉萨发展到四川、青海、甘肃藏区的事情呀，您不知道吗？＂
“知道一点。你们江孜也闹事了吗？＂
“没有。我们那里一直很安静，很稳定。他们这样一闹，对整个藏区的稳定、对谁都没有好处，大家都不得安生，你看，好多年以来都没有让和尚尼姑政治学习的，现在，好家夥，本该念经修行的时间，得用来受爱国主义教育了。＂
“既然派您来领这位尼姑回去，那您政治上一定很过硬了。您是党员吗？＂
“是的。＂
“那您还念经？信佛？＂
“党员是工作的需要，信佛是精神的需要。＂
“您家祖祖辈辈都信佛吧？＂
“那当然了。除了少数苯教的，所有藏族人祖祖辈辈都信佛，自从莲花生大士把佛教带到藏地来就是如此，已经一两千年了。＂
“您是怎麽成为统战干部的？您上过大学吗？您的普通话说得那麽标准，您一定受过比较高的教育。＂
“我只是中专毕业而已。毕业後做过专业工作，因为表现好，後来被派到统战部工作。我年轻时不信佛，虽然父母都信，但我没当回事儿，可是，过了三十岁以後，不知为什麽，自己就信起来，而且特别虔诚。二十几岁时，我对外面的物质世界很有兴趣，到成都去，很兴奋，到处转，什麽都想看，想知道，想尝试，可是，现在，一去成都，我办完事就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念经，就觉得念经比做什麽都好，可能因为我祖辈都是藏族的缘故吧，反正越来越信佛，不仅希望自己向善，也希望别人都向善，所以，藏区现在发生了这样的动乱，我觉得特别痛心。＂
“你们统战干部，有关这次的动乱，应该知道比外界更多的消息吧？＂
“可能有的消息我们知道得早一些，总的说来与媒体和大家知道的也差不多吧。＂
“您要说，路线是一致的，内容不一定一样，对吧？作为藏族，你相信政府宣传的是真相吗？＂
“当然是真相了。藏族人里就是有人要搞分裂，尤其是那些印度尼泊尔的藏人，他们一点都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就想闹事，想回来重建他们失去的天堂。其实，在国内，大家好好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闹什麽呢？＂＂
“您家庭出身是？＂＂
“我们家以前是农奴，从小我父母就教育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要不是他们，我们祖祖辈辈还在受农奴主的奴役。＂＂
哦，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农奴》里的主人公强巴的後代！《农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宣传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的电影，家喻户晓，中国人对西藏的认识都是从这部电影里来的：共产党使西藏从落後的奴隶制一下就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使西藏省略了其他文化所要经过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西藏人民有福了。＂
“那你祖辈把达赖喇嘛看成自己的精神领袖吗？＂我问。＂
“当然了！我也把他看作是精神领袖，可是，就是这样一位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也有作为人的业力呀，有时候我睡不著觉，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想不明白，为什麽他当初要叛逃，而现在又要策动藏独，我只能解释，这是业力的作用。＂＂
“哦，是这样吗？……我告诉你一些话，你想听就听，不想听就等於没听见，好不好？我想您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愿意信任你，＂
“您完全可以信任我。说吧。＂
“我也信佛。我在欧洲住过很多年，读过达赖喇嘛一些书，见到过他两次。三月中旬以来，我每天在网上用外语查阅关於他的活动与言论的新闻，我了解的都是第一手的资讯，配著很多崭新的照片，而不是政府灌输的、没有根据的宣传。我告诉你，达赖喇嘛并没有策动藏独，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自出事後，他在达兰萨拉一直在向你的同胞们强调非暴力，并向中共呼吁对话。＂
“……哦。可能，我们的资讯来源太少了，我没有机会看他的书，更没有机会见到他，甚至他的影像，我也是这次才在内部资料上看见了一两个录像镜头。你太有福了，你竟然亲自见过他！那麽，你看见的他是什麽样子，可以告诉我吗？＂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差不多二十年前，那时我才二十四、五岁。那是1990年六四运动纪念日，在当时的首都德国波恩哥德斯堡，中国海外民主运动人士把他请去了，和他进行了汉藏对话。民运人士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与中共截然不同，他们承认西藏的文化是独立的，认为中国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尊重西藏人的感情，让他们高度自治。到那时为止，除了在中国上学时被灌输的那些概念以外，我对西藏的真相一点也不了解。第一次，我听见一有中国人对西藏发表与中国政府不同的看法态度，并了解到西藏问题并不象共产党宣传的那样简单，我大吃一惊，深受震动。
但更使我受震动的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形象。当时会场上的人很多，有中国人、西藏人、德国人，上千人挤在一个会议厅，很多人站在门外，我站在离坐在台上的达赖喇嘛有四五十米远的地方吧，达赖喇嘛很放松地、笑眯眯地和民运人士说著话，幽默地回答著观众的提问，会场气氛很活跃，热烈，时不时爆发出笑声。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达赖喇嘛。虽然当时我对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一无所知，但我就是?达赖喇嘛的样子著迷。他当时五十岁出头吧，红色衣服里面露出一只手臂，他的脸熠熠生辉，散发著善良、慈悲，他整个的人既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又有智者的深度和力量，看著他，我就是觉得好，觉得美，我深深地感动。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非常特殊的体验。我唯愿有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把他当成敌人的汉人也能有见到他的机会和体验。记得当时我想过，要是我的父亲有一些他的特质，我会多麽高兴啊！我还想过，比较达赖喇嘛，中共中央的领导一个个形容委琐、丑陋无比，如果此刻他们和达赖喇嘛一起坐在台上，人们一定能自行区分，谁代表了真善美，谁代表了假丑恶。
第二次见到达赖喇嘛，是在去年夏天，在德国，那里举行了为期五天的他的法会，每天有七八千人参加，我只能从几十米远很远的座位上看见他，通过德国翻译听他讲空性和菩提心。每天开会前、散会後，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他进出会场的路上守候著，为的是能够近距离地看他一眼。欧洲人只有对他们的罗马教皇有这样的景仰，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能够赢得人们如此的尊重。＂
“啊，真是太羡慕你了，你太幸运了……我在录像上看见达赖喇嘛的样子，也能多少感受到你说的那种人格魅力。把他说成恐怖分子，我确实不能接受。＂
“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肆无忌惮地编造谎言作为宣传手段，这是共产党一贯的做法。那镜头有没有配他讲的话？＂
“没有。只有画面，都是一闪就过了。＂
“……这里也只有画面，你看！＂我看著窗外，示意给江孜人我们正在经过的一大片军营。
这里是新都桥，公路右侧广大的谷地上，离公路几十米远的山那个方向，停放著成百辆绿色的军用卡车，那後面隐约可见成片的绿色军用帐篷，隐约可见一些军人在车子和帐篷边做他们的事情，在公路与这个区域之间有铁丝网，有戴钢盔帽的荷枪实弹的站岗的卫兵。
江孜统战干部安静地目睹这个画面，先是一言不发，继而又小声念起观世音菩萨心咒来。
我在心里也跟著他默念著。哪一天，当我念过一亿遍後，也许，和平与快乐也会象器官一样生长在我身上了吧，而现在，我不能感到和平与快乐，我还连大圆满前行都没有修习完，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对我仍然是真实不虚的，我仍不能象《金刚经》里所说的，把这一切看得“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车开过新都桥，接著刚才关於达赖喇嘛的话题，我对统战干部说：“你想想，如果他煽动藏独和暴力，就一定会有很多这方面的言论，弄几句来放给大家听还不容易？我觉得我们不用担心达赖喇嘛的业力，藏族文化和整个藏民族正在被同化、正面临灭绝的危险这一点才是值得担心。＂
“藏族会被同化？藏族文化会灭绝？不可能！只有一个弱小的、没有生命力的文化才可能被其他文化同化，而我们藏族文化这样强大，汉文化是无法同化它的。＂统战干部的声音很乐观，他一定把我说的当成笑话在看。
“哦！是吗？请容许我提一个小小的问题：在江孜，你们这代人和你儿子或女儿这一代人掌握藏语的情况怎样？你的汉语普通话这?标准，发音甚至比很多汉人的强，你的藏语呢，也一样好吗？我很想知道，你能读、能写藏语吗？你的儿子或女儿藏语又怎样？＂
“……唔，听你这麽一说，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从小在学校学的只有汉语，我藏文读写都不行，我们干部的工作语言也是汉语，所有文件资料基本上是汉语的，所以，汉语不好的藏族人不可能当干部。到我儿子这代人，学校里开了藏语课，课时和汉语一样多，可是奇怪，孩子们对藏语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都不好，虽然我们在家里是讲藏语的。＂
“您想过这是为什麽吗？＂
“可能和升学与就业有关系吧。大家都知道，要升上更高的学校和将来找工作，汉语比藏文重要，学藏语没有多少实际的用途。＂
“藏族文化的精髓藏传佛教有大量的经书《甘珠尔》《丹珠尔》，有辉煌的文学作品如《格萨尔王传》等等，如果藏族人藏语不好，五十年後，这些经书和史诗恐怕就要成为甲骨文一样的只有少数人研究的古董了，你看，纳西族、白族这样的少数民族，虽然口头还讲自己的语言，但是文字却失传了，藏族如果步他们的後尘，我感到很可惜。＂
“哦，听你这麽一说，我心里还真发凉，这个问题我以前怎麽就没意识到呢？！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回去要好好想想。＂
“我相信，对藏族来讲，物质生活和对其他民族一样重要，可是，众所周知，上千年来，精神生活对你们来讲更重要，大部分汉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你们却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而信仰却不自由，宗教领袖被斥之为恐怖分子，在藏区不许供奉他的像片，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藏族人的权利有保障吗？＂
“我是藏族人，但我的工作是统战干部，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有时确实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我一直相信，只要大家都听政府的，安定团结，就没事儿了。可你说的也有道理，而且是很有道理，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些问题……唔，看来我们那里太闭塞了，除了官方的资讯，其他的消息意见一点听不到……＂
“你不知道的事情可能还很多，国内的媒体都不会报道的，比如，大量向藏区移民，早在十年前，大西藏区汉人已超过藏人，汉人有七百万，藏人才只有六百万；比如，使用各种手段逼迫喇嘛还俗，减少藏区的僧众；比如，铁路修到拉萨，有没有针求当地藏人的意见？在藏区生产核武器、遗弃核能废料，你知道吗？有一个旅行到有核能废料藏区的外国人，告诉当地人那些核能废料有辐射，当即被抓起来，判了两年的徒刑。＂
“……＂
统战干部变得沈默了。我也突然觉得有点累，我们一直压著嗓子说话，我的脖子向後成100多度角已很长时间，有点酸，我扭正脑袋向前，不再说话，闭目养神。
车开到八美镇了，藏式的两层楼的房子错落有致，房子下部是粘土的颜色，第二层的木头墙漆成褚红色，房屋之间有刚发了芽的青黄青黄的树，镇子远处是肃穆多姿的八美雪山，一座神山，在它的映衬下，八美镇子从远处到近处都显得美丽到几近完美的程度。
这时的我，还懵然不知，如果车子直接开到八美神山下的话，就会看见由於历年开采矿产的缘故，山体已经千疮百孔，惨不忍睹了。
生活在书斋中，热衷於学佛的我，此时只是想起，在八美神山的某个山洞里，我所景仰、也和他还有些缘分的多木喇嘛闭关修行了三十多年，直到脊椎骨垮掉才被弟子们?到山下的塔公佛学院。
“不信佛＂的司机
车停在镇子上一家餐馆前吃饭，下车後，看见在我们之前所发的去甘孜和白玉、德格等地的车也都停在这里，看来和其他汉族地方一样，这里的司机也和这些餐馆有约，让旅客们没有选择地在这里的两家餐馆吃价格昂贵的饭，司机可以得到餐馆的回扣。
不知是不是因为我是“朝佛＂的人的缘故，司机对我很友好，邀请我和他一同进餐，我应允了。看见他吃的是肉食，我自己点了一个萝卜汤，一个烧豆腐。开餐馆的当然是内地来的汉人，那萝卜汤是大锅菜，只有很少几片白萝卜在汤里游泳，豆腐也很难吃。
饭间，司机很健谈。他是炉霍人，半个汉人，半个藏人，他说自己不信佛，但是可以说自己还是比那些从内地来的朝佛的人虔诚吧：
“内地学佛的人，好多都自私得不得了，贪生怕死。我不是说你啊，你咋个样，我还不晓得，反正，我遇到过一些北京来的就很让人看不起，他们包我的车去朝山，到了圣山，你想想，就是要做好事累积公德是不是？可是这些汉人，路上看见老弱病残，也不伸手帮一下，只晓得顾自己，我是陪他们去朝山，还不断在帮著掺扶小孩啊，老人啊，汉人朝佛的就只顾自己，有东西也不分给别人吃，到了危险的地方，怕死得要命，都是先要别人走了他们才敢走。更有甚者，那天天黑了，路上看见有个人要搭车，在我们藏区，搭人很正常，在路上跑的车很少，你不搭他他就只好在路上挨冻受饿，你自己心里也不安宁啊，可是这些人说，车是他们包的，不搭就是不搭。後来我听出他们是怕人家身上不乾净，一身酥油味道。我什麽话都没说，心里替他们难受，还学佛呢，差得远！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一个学佛的啊！＂
司机话那麽多，吃饭还很快，吃完後没人收他的菜钱，我的菜连一碗饭他们收了17元，17元在北京那样贵的地方我也会吃得比这好。我听见其他旅客不断抗议这里收费太不合理了。
重新上得车来，我和江孜统战干部互相点了点头。他头仰著，眼皮向下，沈思地坐著，没听见他念咒了。我思量著，要不要把泽仁邓珠的“我的心愿＂给他翻阅，想了想，还是作罢。我不想在车上引起注意。
“你要去哪里？甘孜某县？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去朝拜日巴寺多洛活佛的寺庙，是不是？内地来的汉人去日巴寺的最多了，那里原来有十几个汉人跟著多洛活佛修行，不过听说自从多洛活佛圆寂後，就走得差不多了！我好几年没去日巴寺了，不太清楚现在那边的情况。前些年我知道有个广州的修行的女的，到了日巴寺就住下来不走了，她老公还是广州海关副局长，地位和家境都是很好的，老公带著孩子来劝她回去，她就是不回去，跟多洛活佛不久，就出家了。多洛活佛最能摄受汉族弟子了，他本人就是一半汉人，一半藏人，他是泸定人。我还和多洛活佛有点缘分呢，那年他讲他前世下过地狱去的书还是我偷偷帮著运进来的呢！那个路才叫难走！不过要不是帮他们运了这些书，我还见不到多洛活佛呢！当时他老人家给了我五十块钱，我至今还舍不得用，放在家里呢。帮他们运书那天，我在一个修行的汉族女的那儿吃的饭，她也吃得太可怜了，只有一个素菜，真不明白你们这些大城市来的人怎麽要到这里的山卡卡里吃这个苦……＂
司机大声地和我聊著天，为了盖住发动机的声音，他对我不是说话而是喊话，他的话一车的人都听得见，有的旅客就跟著讲起多洛活佛的传奇来，说这位活佛有什麽什麽神通，怎麽怎麽了不起。
有很多汉人弟子跟随多洛活佛的事情，多年前我就听说过，我也一直很想去日巴寺，可一直没有机缘。现在，有机缘去的时候，活佛却已圆寂了。学习藏传佛教的汉人要找到一个与自己缘分好的上师是不容易的，这位多洛活佛看来特别适合做汉人的上师，我却错过了机缘。无常啊，俗人只想等到机缘成熟了再去学佛，再去走解脱之道，无常却每天都在对我们说，没有时间了，再等就晚了，就完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为什麽我们却还不觉悟呢？为什麽我还要居住在北京那样的烟尘满天、人欲横流的大城市，在俗世的痛苦中轮回呢？一万个理由都说明著人的贪、嗔、痴和对空无自我之执著啊，真是羞愧！
车过通往丹巴县城的岔路口，路边又是扎营的军队，他们的帐篷离路边很近，以致看得见帐篷边的锅碗瓢盆，当然有红旗飘扬在绿色帐篷上方。进入道孚县城之前，一个叫葛卡的美丽小镇左边，也看得见大批军队军车驻扎在一个单位的院墙之内，屋顶上高高升起一面红旗。
在道孚县城口子上，车停下来。既有绿色军队又有蓝色警察把守在岗哨边，旅客们被要求全部下车，手持身份证排队上车。一个蓝色警服的警察站在车子的方向盘旁边检查我们的身份证。一车的人没有一个没带身份证的，看来在里面大家都很有旅行经验了，没有一个人大惊小怪，无论是进来做生意的汉族、出去办事的藏族，大家都平心静气地下车又上车。
车一开，司机说他可是松了一口气，说幸好这车人里没有一个受怀疑的，否则就要等很久才能开车，烦死人。我问他一般谁是受怀疑的物件，他说当然是喇嘛尼姑了，喇嘛尼姑的东西会被翻来复去地检查，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会反复被查问，前後说得对不上的，就遭了，就只好留下来了，那样的话，车子也没法再等他说清楚了再往前走。
我往後面看了看我们这一车人，再次确定没有一个穿喇嘛服的。
“如果他是在康定车站买的票，那我就没法退钱给他了，如果他还没买票呢，我就只收他到这里的钱。物价越来越高，大家都不容易，你说是不是？＂
汽车司机应是“里面＂比较见多识广的比较“油＂的人，可是根据我在藏区旅行的经验，就是这些人，一般也是挺仗义的，没有什麽整人害人趁火打劫的心肠。
道孚县城看来不过是一条主街和几条横街罢了，房子比较稀疏，远没有康定的密集，从车窗里越过一些房屋又看见在房屋与後面的河流之间的谷地中驻扎有大面积的军队：绿色帐篷、绿色军车，重复的风景。
车子开出道浮县城时，又有一个关卡，车又停下来，不过，这一次，只是一个蓝制服警察上到车里，打量了我们一番，就下去了。
过了道孚，午後的烈日使车里温度升高，使人昏昏欲睡，车上旅客都睡著了。再也没有听见後座的统战干部念咒，他也睡著了吗？虽然起得很早，但我无法入睡。那些军队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一旦睡著，我定会马上做噩梦。
收到春梅的短信。春梅是我的金刚道友，汉人，在甘孜某县某寺庙慈善医院工作。自我从成都出来後，她一直翘首盼望著我的到来。看来，她没有收到我发给她的数个短信，不知道是什麽原因。现在，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告知她我已过道孚。
道孚至下一个县城炉霍的路上，老百姓的土木结构传统藏式的房子修得巨大，漂亮，色彩鲜艳，一座比一座风光，和那些军队的帐篷一样冲击人的视觉。真是美丽而富庶的高原国度啊！炉霍这边有好几位高僧大德和一些著名的宁玛派寺庙，佛法历来很兴盛，如果没有这麽多军队给人意识里造成罔罔的威胁，这里简直就谈得上是田园牧歌的天堂了。
沈默很久的统战干部也终於又说话了：“谑，简直跟宫殿一样，这里老百姓怎麽会这麽有钱！＂
“你们那里人的房子没有这麽好吗？＂我问。
“没有！我一路上很少看见藏区有这麽好的地区的！＂
炉霍是司机的家乡，应该问问司机为啥这里人这麽富裕，可他一直在打电话。
炉霍县城。和康定、道孚大同小异的荷枪实弹的武警关卡。到达炉霍县城车站前，已两次停车检查身份证。第二次停车时，我发现走在我们前面那辆去甘孜的车停在关卡前面，看样子已经检查完毕，人们正在上车。由於我们的车今晚要在炉霍歇宿，而我想今天赶到甘孜，下车後我便跑到那辆车前面去和坐在驾驶台前司机说话，得知那辆车已有人下车，有空位，我赶紧回到开往我们的车那边，针得这辆车司机的同意，付了车钱－他果然只收了我至炉霍的80元车钱，而没有收到我原来的目的地甘孜－这样我得以继续向甘孜进发。我想快点到春梅那里。
临上这另一辆车前，我留意到站在远处的统战干部在向我这个方向看，这个同龄人，他会不会也象我一样想过，今晚大家宿炉霍的话，我们还可以交流很多资讯和想法？带点遗憾地，我向他挥了挥手，表示道别。越过众人，他也向我友好地挥了挥手。
便衣武警
这是一辆大型的国产大巴，比前辆车新一些，旅客也比前辆车多了一倍。旅客中汉人比藏人多。甘孜县城是“里面＂最?发达的县城，居住著的汉人也比周围县城的汉人多。发动机上方隆起一个台子，所有国产的公共汽车里都有这?个堡垒，我的行李包被垒在那上面的其他行李上，它因太大、太圆而不断掉落。我坐在右前排一个显然不属於汽车固有设施而是运输公司自己搭起来的长凳上，面向司机和他後面的座位上一位穿著藏装皮肤黝黑一脸皱纹的老藏人，由於没有靠背和扶手，汽车遇到有坑的路面成弧形开行或者抖起来的时候，我就被摇晃得蹭到旁边人身上，也不得不接受坐在我旁边打盹的那个人蹭到我身上来，同时还要拥抱不时往下滑的行李包并把它放回去。
汽车不断向高处走，坡度虽然小，但是一直在向上，海拔越来越高了。去过藏地多次，我有以尽可能多喝水来应对高原反应的经验，现在，虽然不断喝水，我还是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感到头昏脑胀。早上，过海拔5000来米的折多山时，有一小会儿我也曾有过不舒服的感觉，不过下了折多山就慢慢没事儿了。现在，我知道海拔不会低下来了，看见车里有旅客在服用小瓶玻璃装的葡萄糖一类的液体（属於抗高原反应的办法之一），我也拿出“红景天＂胶囊来，吞下了两颗。
开阔的高地。被铁丝网拦起来的草场。已是五月初了，草还没有绿，地还是黄的。在平地上和成弧形起伏的山坡上，星星点点地散落著大多是黑色、也夹杂有白色和黄色的犁牛，它们全都在勤奋地低头寻吃。荒芜的草地上究竟有什麽可吃的呢？我的旅藏知识告诉我，犁牛现在能吃到的东西确实很少，所以，到现在这个时候，犁牛们最瘦了，也没有人要杀犁牛，人也没有犁牛肉可吃了，只能吃糌粑。藏地的冬天长达半年，这麽长的时间，就象其他动物冬眠一样，犁牛们只是在草原上散步，静静地等待著大自然把草变绿，等待大自然赐给它们赖以生存的夏季。唉，犁牛，这些独一无二的高原动物，它们就跟它们那生活在地球上这块最难以生存的地域的主人们一样呵，坚忍而有耐力。
又是雪山。地图上，这座雪山叫卡瓦洛日雪山，海拔将近6000米高。雪山给高原的美境以画龙点睛之笔，雪山使这块土地显得圣洁、神圣，也净化了我这个目击者的眼睛和心灵：一段时间，我在心里念著Oma ni bei mei hum，生起进入禅定状态的美好感觉。
将卡瓦洛日雪山甩到背後，公共汽车便翻上了道路的最高点。山那面的景观给人一个惊喜：嘿，又是一排更美丽更灿烂的雪山！看吧，挡风玻璃正前方，远处，蓝天下，夕阳中，这些雪山群峰荟萃、连绵起伏，象一群我十四岁的女儿那样的侥佻少女，丰姿卓约地相互比美著。在那山和我们所处的这山之间，是广大的谷地，看得见小小的甘孜县城就座落在谷地中央。坐了十个多小时车後，我今天的目的地终於快到了。
然而，汽车没有滑向甘孜县城，而是嘎然停车，发动机也熄火了。又要检查了，这里有一条通往色达县城的岔路。在色达，有著名的五明佛学院，那里有上万喇嘛和修行人－在宣传中最危险的藏人。
两个大约5x8米大的绿色军用帐篷并排搭在路的左边。帐篷上照例支著红旗，只见里面和外面东倒西歪地坐著几个士兵，帐篷边放著一些铝合金和不锈钢的锅碗瓢盆。不知在这样的帐篷里一共能住多少士兵？路的右边，也就是通往色达的窄小公路的岔路口上，停著一辆公安的大众牌轿车和一辆武警部队的丰田山地吉普车。旅客被通知拿好身份证下车，下车後，有个穿军装的持枪的武警组织我们排好队站到丰田吉普车前，那里有个穿蓝色制服的公安人员拿著笔记本和圆珠笔一个个地登记我们身份证上的名字和号码。
迄今的检查还没有严格到这个程度，这样登记後，到甘孜县的人个个都有据可查了，看来甘孜是个重镇了。
我是第一个下车的，第一个被登记，也第一个回到车上来。上得车来，即看见有一名武警正在检查车上的行包。他这个包摸摸，那个包捏捏，没有上锁的包他都打开拉链来看看。看见这个情景，我心里顿时很不是滋味。
我的行李包没有上锁，他已经检查过了我的包了吗？我这行李包是一个Eagle Creek牌挎包，是我在德国的著名户外用品店Glober Trotter买的，它质地讲究，售价不菲。它本来是黑色的，还很新，经过这两天在几辆公共汽车过道里的折腾，眼下已变成了土色，虽然我也爱乾净，但此刻，我对它变成这个样子很满意。这包是我在这趟旅程中唯一显眼的物品，识货的人可能会因此而对它的主人产生兴趣。我的包里有一本弘一法师和一本圣严法师的书，是准备送给春梅的礼物，还有就是泽仁邓珠那本《我的心愿》。此刻，在担心这些书会不会给我引来麻烦的同时，我也深感作为人的尊严被侵犯了。我站在车门口，不知该如何反应。
他至少应该当著旅客的面做这件事！
别激动，这不是在德国，没有人会尊重你的隐私权的，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告诉自己。
武警检查完後面那些留在座位上的行包，就回转身，径直走向门口来。我被动地侧了侧身体，让过他。
武警下车後，看见车箱最後那排座位上坐著一个穿白色背心的小夥子，我走过去，一面问他後面还有没有空位，一面也想和他聊聊他对如此检查旅客行包有什麽感受。
小夥子告诉我还有座位，就不说话了。
我纳闷，他怎麽没有下车接受身份证检查呢？就问他。
小夥子说：“我用不著。＂
我更纳闷了。他是什麽意思？难道他和我一样反感检查这一套，居然敢原地不动抗拒检查吗？……？
抑制不住好奇心，我就再问他为什麽用不著检查。
“我和他们是一夥儿的！明白了吧？＂他不耐烦地掏出一个证件来在我眼前一晃。
哦，原来他也是武警。
我不禁打了个寒战，走回我原来的座位去，坐下，又不安心地下了车，走到很远的荒野上去，最後找了个地方蹲下方便。
我从不知，排泄还有如此这般的排解郁闷的作用。
漫长的登记过程。那个做登记的公安对写字实在不太在行，字写得很慢，很丑。
一辆公安的蓝白相间的警车从色达方向开过来，停在路口，有穿制服的人下车，从後座上取出用塑胶口袋装的一些速食饭盒子，他是来给这些辛勤工作的警察送饭的，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在这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山岭上，他们的速食饭从哪里来的呢？这附近一定有大型的兵营吧。
他们饿了，我也饿了，饥饿使高原反应更加难以忍受。
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车终於重新?动後，我往车箱後面看了看，那个便衣武警还坐在原位。
他每天都在车上上班吗？这一路的公共汽车上有多少这样的便衣？想起我在前一辆车上和统战干部的谈话，我不禁感到後怕。
我告诫自己缄口不言直到甘孜，可是，车开後，坐在我旁边的男子不再打盹，开始和我聊起天来。他问我是不是有高原反应，说我脸色不好。一旦我回答了他，这人就象所有健谈的中国人一样，打开了话匣子。
聊起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这辆车的第二个司机，每天往返于康定和甘孜之间。这人可能五十几岁，对我说话的口气俨然是我的长辈：
“非常时期，你还进来看啥子朋友哟？形势这麽紧张，大家都怕得很哪，你朋友没有告诉你到处有骚乱到处在抓人吗？什麽？放五一节假？今年谁还进来过五一节？只有现在有时间？要是我，就不会进来，哪里不可以去嘛，外面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单独一个女的，你胆子好大哟！你要看的朋友是个男朋友吧？真是色胆包天！什麽，你已经有两个孩子了？真看不出来。有两个孩子也可以有男朋友嘛！不是男朋友？是女朋友？那你是不是同性恋哟？哈哈哈。
对不起，我是开玩笑，你不要生气呵。我可是要警告你，这一路不仅检查得严得很，说话做事也要小心哟！那天在炉霍，墙上发现了藏独反标，有个小夥子，还是汉族的，在一旁说了句“共产党是吃素的＂风凉话，被人检举了，就给公安局抓走了，听说现在还没有放出来。＂
“听你这样说，好象这里面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说。
“哎，就是那个味道哟，人心惶惶的。你没见那麽多军队拿枪比著？进到里面去，军队更多了，光甘孜县城就驻扎了四千五百人。＂司机大声武气地说，从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到这里他这种成天跑在路上的人，全中国，凡是开车的，肚子里都有好多故事，说话也都绘声绘色，一般来说，我喜欢和他们聊天。
“在炉霍，在110（当地警察）工作的藏人与武警部队之间发生了冲突（！），一个18岁的武警士兵被打死了，他的父母从内地来领尸，哭得死去活来。在色达，有汉族士兵被割了耳朵。你说吓不吓人？到处都有事，只有五明佛学院还没有出过事。其实武警部队也开到五明佛学院去了，那里负责的活佛说，你们如果驻扎在这里，出了事你们负责，你们如果撤走呢，出了事情由我负责。武警最後撤走了。五明佛学院有上万的人哩，出事的话可不得了。＂司机讲这些时，经常把头转向他身後的其他旅客，已然是在向全车的人讲段子了。
“武警是对付藏人，保护汉人的吧？汉人不用怕吧？＂我瞅瞅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个老藏民，好象听见过他说汉话。老藏民怀里抱著一长卷用布包好的东西，可能是唐卡。他一直一动不动，我这句话并没引起他特殊的表情。
“难说哟。现在在里面有几类人不受欢迎，第一类当然是和尚尼姑，第二类是其他藏独分子和他们的家属，第三类是记者，第四类，思想落後的汉人。＂
哦，“四类分子＂，这个文革中经常听见的词又复活了，从前那是我出身不好的父母的标记，如今，我也该算在其中了：“思想落後＂，从读中学起，我每学期的通知书上都有这样的评语，在大学里，我也一直被指责为“思想落後＂，由於这个原因，学习成绩很好的我，毕业分配到一个不怎麽样的单位，工作一年後，由於同样的原因而没被转正。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想起来还感到不堪回首。
“现在这个时代，咋个判断哪个人思想落後呢？＂我问这位说他原籍是成都双流的汉人司机。
“你说话或者打电话被人听见，人家不就可以判断，给你定罪了吗？
就象那个炉霍的青佝子娃娃，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不晓得厉害。我跟你说呵，不光跟人说话，就是你打电话可也要小心些啊，尽量不要说那些在里面看见听见的和藏独有关的敏感事情，我们里面的人，哪个都知道，凡是从里面打出去的电话都要被监听的。我看你刚刚进来，一副憨胆大的样子，怕你不小心闯了祸就麻烦了，才跟你说这麽多。我说的是真的呵，不是吓你的呵，千万小心呵！＂
“现在人人有手机，进来做生意的，出去打工的人那?多，每天那麽多电话，他们怎麽监听啊？＂我想知道这个司机的知识究竟有多少，问道。
“哼！那还不容易，卫星电话的时代，一切都用电脑和数位程式控制，电视里面还播放过这方面的科技知识呢！就是你的手机关机，别人也可以通过它听见你说的话哩！只要你有一个手机，就等於为窃听你的人随身带了一个窃听器。这个你不晓得吧？＂
手机关著也能被窃听，这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禁对这个司机肃然起敬起来，心里也开始打鼓，想起前两年描写东德国家安全局特务窃听艺术家的德国电影《他人的生活》来。嗯，迄今我在电话里说了多少可以惹麻烦的话了？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用德语向德国老公和德国朋友说的，国安局有专门的德语人才来分析我的电话录音吗？那可是件耗时耗财的工作呵。他们很难找到德语听力那麽好的中国人吧，我可是花了二十年，德语才说这麽好的呢！一面害怕著，一面我还作如是想。有点幽默感，害怕也少一些。
“如果把电池取掉，卫星就没法了吧？＂我问司机。我的脑筋使劲转，一时连高原反应也没了。
“那没关系，只要你身上有一个电话卡，监测中心就有办法接通你的号码，用卫星监测出你当前所在的位置。＂司机认真地说。
见我愿意听他的，司机开始讲童话了。非专业技术人员的中国人对科技的信仰有时候达到迷信的程度，让人啼笑皆非，这我经常遇见。
我想起後面坐的那个便衣武警，很想问问这司机知不知道有这种人在车上？但想到司机身上的手机和我自己身上的手机，我欲言又止了，转而跟司机开玩笑：
“根据你说的这些话，我觉得你也有点思想落後。＂
“我？良民百姓一个，天天在这路上跑，路上关卡的武警都认得我们。你这种人才值得怀疑哩，你是不是记者哟？只有记者这一类人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人家最不安逸（四川话，意为喜欢）记者进来後出去乱写了 说老实话，不管你是干啥子的，我劝你，是非之地，莫要久留，耍几天就赶快出去了！＂说到最後，司机压低了声音，好象为了保护非记者莫属的我。P ALIGN="justify"> 而我，想象他说这些话已经通过手机传到国安局了，不禁噤若寒蝉，从此闭紧了嘴巴。
甘孜县城
一个形同於牌坊的不伦不类的建筑物 驾於街道两边，代替了古代的城门。“牌坊＂下方的街道上横著一跟铁制栏杆挡住了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关卡。牌坊西边的人行道上，有个象邮局报亭那样的活动房，活动房里里外外站著警察和武警。中国人多，人人需要一碗饭吃，吃警察饭和武警饭看来跟吃其他饭的一样人满为患。
我们的车又一次停下来。一个武警上车来，这次，大家只需把身份证拿在手上给他看看就可以了。
车沿主街穿过几条横街，就驶进在县城较中心位置的车站。这车站倒满新的，规模跟内地的乡镇车站差不多。
又有警车停在那里等待我们。
高原反应，累，饿。我第一个跳下车，扛著挎包，径直往车站外走。
还好，没有警察过来询问我的身份证，他们只是在监察嫌疑人员吧，而我看来不象嫌疑人员。
再走几步，经过与车站拥有同一巷口的一个满高级的宾馆：天哪，里面全是军队！宾馆的铁栅栏大门紧闭，栅栏上空，一根旗杆高高支起一面红旗，大门後面挺立著两位面向外持枪站岗的士兵，他们很象我小时候看见过的一张雷锋的照片的样子，眼神无辜而空虚。士兵後面的庭院里停满绿色军用吉普和越野车，一些穿军服的人站在院子里，一些正在进出宾馆楼门，从打开的窗户看得见士兵在房间里活动，听得见他们说话。
一走出车站，好几位从内地来的女人包围了我，热切地向我递上来她们开的旅馆的照片。我挑了一个面相较值得信任的女人，问了她房间的价格和地点，就跟她走了。
十字路口，靠车站的那边，有一个士兵的岗亭，三个持枪士兵背抵背沿不同方向站著，各自把持120度角，在他们面前有一个类似在德国卖草莓的亭子，上方有个三角形尖顶，当然是绿色的，亭子中部挂著白底红字的横幅，“士兵神圣不容侵犯＂八个汉字醒目耀眼。
帮我为行李包的旅馆服务员领著我若无其事地从那个岗亭前绕过，好象我们无非是绕过一个被围起来的高压电线桩。
一个带卫生间的单间，房间很乾净，明亮，70元一天。我很满意。
第一件事当然是洗澡。电热器里出来的热水很不错。在藏区这是应该值得珍惜的，明天到春梅那里，就没有洗澡的地方了，我长时间地享受热水。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但是没有热水、一个月不能洗澡对我是个问题。在电话里，春梅说她最多一个月从乡下来一次甘孜县城，有时间的话，她才去这里的温泉洗澡。她说，藏区空气很乾净，高原紫外线又强，细菌感染不那麽快，人不用象在内地城市里那麽勤洗澡。她还说，有的长期闭关修行者，从不洗澡，身上还发出香气呢。我愿意相信她说的，但是在还没有达到那一步前，我还是很欢喜能洗澡。
洗完澡回到房间。唉呀，窗户外面三四米远的楼里，有个士兵正在向我房间这边瞅呢！幸好我身上裹著浴巾，我赶紧走到窗户边，把茶色玻璃窗推到原来敞开的一边，那士兵即刻从他站的窗户边消失了。
穿好衣服後，临出门前，我又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伸头看後面那幢楼：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兵站，占地有一个学校那?大，从我的角度只看得见操场的一部分，那里秩序井然地停著一些军车，有士兵三三两两站在一起聊天或休息。
虽然高原上日照时间长，但我走上街时，天色已暗下来了，8点来锺，在内地正是灯火阑珊、人们饭後上街散步和购物的时候，这里街上却已经十分冷清了，没什麽人，除了一辆明显是在街上巡逻的亮著红色信号灯的警车外，没看见什麽车。只有很少一些店铺还开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正在打烊的药店，买了葡萄糖口服液，在店铺里当即服下了，以对治高原反应。
“士兵神圣不可侵犯＂的岗亭那边还是站著三个士兵，这回我看清离他们几米远，往车站走的人行道上还有一个迷彩活动房，里面亮著灯，有几个士兵进进出出。
一个成都平原来的汉人开的餐馆，在一个不起眼的二楼上，宽绰而乾净。就当地水平来讲，是很不错了，也很中我的意。但是太冷清了，一个老板，二个服务员和厨房里不知有几位厨师全都为我一个人服务，而我吃得很简单：我只要了一碗面条和一个蔬菜。
在里面，汉人对汉人总有一种亲切感，至少不象人们在内地除了赚钱以外对其他东西很漠然。听说我是今天才进来的，并且是从成都来，那个比我年轻一些的老板热情地亲自为我服务，可能也是因为他非常需要倾诉的缘故：
“大姐呀，在里面做生意不容易呀，今年特别不容易。去年五一节前前後後，旅游的人，各单位的宴席，忙都忙不过来，今年过年後我们花了好多钱装修餐馆，刚刚整好就发生了动乱，就没有生意了，五一节，单位的人都得把守在岗位上，旅游的一个都没见进来。唉，这世道，怎麽说变就变呢？早知道我们就不装修了，压力也就不会这麽大了，现在连每个月的房租都挣不够。＂
这就是佛教讲的“无常＂呀，可是，跟这些人说这些东西恐怕没用，即使他们生活在佛国，看来离佛法还是很远。我就只好劝慰他耐心等待，说非常时期过去後生意一定会好起来。
“你知道这个非常时期会有多久吗？明年是达赖喇嘛出逃五十周年，藏人一定不会安静的，到里面来的军队得到的命令是驻扎两年哩。两年，对我们做生意的是啥子概念？好多人都没信心熬下去，退了约回内地了，要是没装修，我也想回去了……＂
我不知道再怎样安慰他，看他想说话，就请他在我对面坐下来“摆摆龙门阵＂。然後我获知他来这里已经七年了，开始的时候生意还是好做的，因此他才会开上这里最大最好的餐馆，可近年进来开餐馆的人越来越多，竞争大了。
“餐馆顾客还是汉人多，在单位上工作的藏人也来。藏人大部分都很好处，有些喝酒太多了，有时就有麻烦，不过嘛，在内地，在哪里，人都有好有坏嘛，喝醉酒都一样麻烦。我不觉得藏族有啥不好，在里面大家处得挺好嘛，所以一听说藏人闹事，我还不相信，後来自己亲眼看见拿雪山狮子旗、撒藏独传单的喇嘛，尼姑，才信了。＂
“你知道他们为什麽要闹吗？＂
“谁知道？反正，在中国的地盘上，他们想独立，肯定是不行的，越闹结果越糟糕，就象现在，大家都遭殃，他们头上比著枪，我们生意做不成。＂
三句话不离生意，吃完饭，我得出结论：这个生活在这里面这麽长时间的汉人，对藏人的问题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但他的饭菜质量是很不错的。
转自《西藏之页》
2009年11月12日星期四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转载）
画、文/陈丹青
1976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区“美术摄影办公室”——文革期间各省唯一的美术机构——借去画画，同行者另有南京艺术学院老师陈德曦和王孟奇。9月1日到拉萨，我们落宿幸福东路12号二楼，短暂的高原适应后，天天散在街头画速写。
9月9日午后，我们正收拾画具，负责安排活动的“美影办”主任屠思华上楼进屋，并不看着我们，说：“这样子，下午不出去了。四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旋即离开。
我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那么，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1976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样一种感觉，那是怎样的一年。元月周恩来殁，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准确，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萨阳光猛烈，我记得屋里的静，三个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孪，只怕瘁不及防，笑出来——“那一瞬间，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这样描写阿卡谛维奇偷情后被妻子发现的一瞬。不合时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里接到一封报丧的信，是父亲有位老同学干校瘁死，我先拆看了，递给父亲时，也曾忽然发笑，其时14岁——1976年我满23岁，已知事关重大，然而9月9日下午我们竭力抑制的正是托尔斯泰捕捉的那种笑，虽则理由大异，但何其危险：笑是可怕的证据，门虽关着，三个彼此信赖的人，可是一笑之后怎样收场？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宜。
确凿的经验无法确凿描写，我确凿记得那天下午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时心生恐惧。四点钟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乐、回放，那些年城乡遍布高音喇叭。几天后，拉萨广场庞大的葬礼，万人默哀，所有警报气笛齐声鸣响。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国举丧，我伫立街头，从风中肃然辩听远近四外的机械哀鸣，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后，此刻我斗胆写出当年的真实，就是：我们等待最高领袖逝世的这一天，等很久了。
此后我不再目击千百人颠扑号叫的壮观。葬礼中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十月我画成的大油画便是一组痛哭的脸。这万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忧患、大解脱，或者，仅只因为恐惧，因恐惧而趁势放声一哭。我确知人民哀伤，我同样确信，那时，许多人，包括中南海诸公，都在暗暗等待终结的一刻，只是没人知道此后中国将会上演什么剧情……当我混在挤挤挨挨的葬礼行列中用力低垂头颅，周围数百人的号哭一阵阵如爆炸般轰鸣，怎么办？那些年我为种种理由感伤泣涕，可现在只剩几个人便轮到我上前鞠躬，眼中还是没有泪，怎么办，我绝非无动于衷，但此刻必须痛哭！疯狂搜索悲酸的记忆，忽然想起“美影办”资料中一幅老照片，是当纳粹占领巴黎，有位街头观看的法国绅士被屈辱扭歪胖脸，老泪溢出……一阵眼热，下腭趁势抽搐，几秒种后，我成功地哭起来。
演员罗勃·狄·尼罗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剧的黑帮教父，他的手下潜入剧场悄声通知：警长已被击杀。正为咏叹调感动而泪流满面的狄·尼罗在哭的抽搐中，裂嘴笑了，同时继续痛哭。我又曾读到于是之的自白，他说，每当在《茶馆》第三幕规定情境流下泪来，他就心中默念：“没演砸、没演砸”。我岂是演员，大葬礼那天的急不择泪绝对不是表演、不是假装，当然，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泽东。
这篇文字被指定从1969年到1979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实，1976年9月9日之后，在中国，“七十年代”已告终结。此后数年，全国上下的百般骚动不过是为八十年代开始了种种铺垫和预演。
人忆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实难。记忆是内心的“视像”，封存无为；回想，则近于“思考”，不安分，试图有为了；一旦转成文字，被人读，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爱读各种回忆文字，然而苛求。近年读过的最平实的回忆文字竟是上下卷《吴法宪回忆录》，一五一十，充满细节——那不是在回忆，而是如获罪的共产党人，“老实交代”——譬如他被逮捕的场景若不写出，谁能想象呢：先是他与黄、李、邱几位被带进人民大会堂，一排藤椅，每把藤椅后站一位“彪形大汉”，不久周恩来、叶剑英等老总鱼贯进入，宣布停止各人职务：“给你们每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反省。”此下吴法宪写道：
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啊，会给出路的。”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杀……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和我紧紧握手，让杨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这一幕哪像是现代政治？帮派才如此处理人事，地点在国家殿堂：“紧紧握手”！然后吴法宪开始了不断变更地点的漫长囚禁。
党政人物的回忆，千般机密，牵动亿万人，而亿万人浑然不知。1971林彪事败，我正从江西回沪，赖着，混着，忽一日，与数百名无业青年被居委会叫到静安区体育馆聆听传达。气氛先已蹊跷，文件又短，念完，静默良久，居委会头目带领鼓掌，全场这才渐次响起由疏而密的集体掌声。散场后我们路过街头某处宣传橱窗，群相围看一副未及撤除的图片：那是江青上一年为林副主席拍摄的彩色照片，罕见地露出统帅的秃顶，逆光，神情专注，捧着毛选。
那年月没有任何电影海报或商业广告，所有公开的图片都是党政首脑。众人凑近细看，一声不响，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变，尤甚于几年后毛的死亡：毛总会死的，可谁曾想林彪谋乱，且是这种死法。后来内部传阅飞机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统帅被烧焦的头颅和肉体，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众记忆中的最后图像。
我是依赖“观看”的动物。倘若不给我“看见”，记忆失去依凭。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遗迹几乎消逝尽净，到处变样了。标志性宏大建筑如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都还在，“四五”、“六四”全在这里发生，但周围新楼阻断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观——“祖国大地”也被大肆猥亵、践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户的穷乡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钱，总不至拆毁吧。常听说老知青结队回到曾经流放的省区，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年的山径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脚、村口，这才可能给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那十年有限的电影、图画，无一给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实，直到九十年代初终于看了那部文革中被声讨的意大利记录片《中国》。导演，老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2004年被请到中国，重申自己当年的委曲。我也现在明白，为什么西方左翼尊敬欣赏红色中国，可是他们来过，走了，在中国的生存者，是我们——我盯着看，很久难以接受这就是记忆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对我说，承认吧，你就在这如蚁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处空旷贫瘠，城市，乡村，因为荒败，居然尚称洁净，简直优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镜头所及，村民争相走避，同时回看镜头。我找不到词语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国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习染了他者的目光，凝视这幅员辽阔的前现代国家——我的前半生——片尾，一群乡村小学生在操场上列成方阵玩跑步接力赛，大太阳照着，贫穷而顽强，如我落户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韧。
这一幕，确曾捕捉了整代人的无知与生命力。《中国》是我迄今所见唯一逼真记录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国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观看的大量官方记录片，倒也留存部分真实：毛、林、周，江青，红卫兵，批斗会，誓师大会，还有庞大的党代会……影像比文字无情，无情才能真实：年代久远，这些电影不再能够行使党政宣传而俨然转成历史的证据，而时间改变同一影像，改变人。四十多年前瞧着天安门广场千万人仰望领袖，欢呼雀跃——1966年，中国的七十年代其实从那时开始——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以为理所当然。如今平静目睹这光天白日的疯狂，我们长大了。人需要年龄。现在我瞧着周恩来的脸，这才读出他的表情，明白他虽笑着，心中何其警策而焦虑。黎明曙色中，当身穿军装的毛泽东被团团簇拥走下金水桥，断然步入沸腾的广场人群，这一刻，镜头摇晃模糊，我也能读到这个曾叫做毛润之的人——仅仅作为一个人——正怀抱心中的绝决和庞大阴谋，决定挥霍亿万人性，闯开这历史的弥天大祸。
镜头没有偏见，但当年我们读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记录片，那是七十年代绝无仅有目睹外国人的机会。各国首脑照例被周恩来陪伴着进入那间书房，毛瘫在他的沙发上，困难地转侧脸面，收蓄口水。自幼及长，我们年年月月在所有图像中愈万次看这张脸，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级明星——很久以后，我们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张玉凤——但这类电影一律关闭领袖与宾客的对话，只有配音解说，还有音乐，与七十年代猛烈叫嚣的革命音乐不同，这种配乐亲和、优美，我喜欢听，至今没有文献告诉我音乐作者是谁。
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我总会闪过一念：他还要活多久？
进到那间书房的国家元首都死了：戴高乐、尼克松、铁托、金日成……布托死于绞刑，齐奥赛斯库被好几条枪扫射毙命，马柯斯暗杀政敌后，携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异邦。那年，八亿人民从电影屏幕目击毛在寓所的过道中与客人拍照时，捉起马柯斯夫人的手，俯嘴亲吻。夫人身边的公子典型七十年代西方装扮：蓄长发，穿着腰身紧窄领口夸张的白衬衫，虽然他是亚洲人，但那是我文革记忆中与我同龄的外国少年。
我仍留存着七十年代的中山装，因为件数少，终年穿着，洗到发白。如今男人们学会穿西装了，偶然看见零星来自乡镇的老人、穷汉、乞丐，一身中山装，辗转尘埃，甚至还戴着那时的干部帽，破旧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学听赵元任女儿说，海外华侨最是记得1972年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美国电视播出乔冠华率团走下飞机，一律黑色中山装：“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京城好几处豪华餐馆雇来导引宾客车位的英俊青年，寒夜风中，倒是个个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那已成了仆役和下人的体面。
除非县干部，七十年代的乡民装束大致仍是民国款式的遗风：文革初大串联，上海街头走过成群的北方红卫兵，来自鲁、冀、晋、豫，黑粗布棉袄，圆口棉鞋；江南农夫则如鲁迅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中那样穿着传统短褂，农妇们一身青布衫裤，蓝围裙，入冬，个个裹着绣满彩花的头巾；赣南山民是如清末图画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宝领、盘扣、窄袖，只是溃烂污浊，不成形状——现在成衣批量倾销，电视中瞧见汶川震区乡下孩子的衣装，个个无异于城里人，而九十年代从江西乡下走出的女孩吕燕，早已被法国人捧为著名时装模特了。
那时的成衣业十分有限，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装经已流行“的确凉”，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与混纺织品，冬衣，则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绒衣出现高领——深秋风寒，在坡地或谷场，农家老少围拢来，显然从未见过细密编织的绒衣，他们轮番抚摸，喃喃地说：“多软，多暖和！这么好的东西！”山民们甚至连鞋袜也没有，为了御寒，不过是单衣外再穿一件同样破烂的单衣，拦腰捆着草绳，双手擎一枚小炉，炉中是温热的灰烬。我不记得哪位山民穿过中山装，也不记得在农家见过像样的棉被，多半絮花累累，经年的破烂，不辨颜色。
我所在宁都县是老红区，村中有老农见过项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围剿战事均在县内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猪，”老人们回忆：“大跃进，老树全砍了，现在连个獐子都找不见。”三十年代他们也这般赤贫么？很久后我才读到在苏维埃地区发生什么：数万人被认作“AB”团成员，在我落户的区域被砍杀，被活埋。1934年，成千上万赣南红区的壮丁跟随长征，一路死伤，活着走到延安的人有于都县农民黄永胜，还有兴国县人吴法宪。
贫贱、暴力，已成遗传：从三十年代的苏维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斗，游村，便是毒打。村长张万策那张脸，畜生般野蛮而温顺，对我说，文革时他被公社派来的土红卫兵吊在屋梁上彻夜痛打，不给吃饭，不给喝水。我们惊讶，贫农干部被吊打？张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随即解开腰上的布条，缠绕双手，作出被吊打的姿势，同时朗声暴笑。
歇晌了，也是万策老叔，重重叹一口气，绽开惨笑，狰狞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给地主做，三餐干饭，尽吃，现在谁都吃不饱啊！”他环顾村人，快乐地吼道：是不是啊？！
我在赣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学会吃辣，剧烈的辣。农忙时节，田间的饭菜是每人带一小瓶炝熟的辣椒，拌着粗盐，连同密集的辣椒仔，狼吞虎咽。知青的农事多是失败的，直到我离开那里，仍然只会栽种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会蔓延，饲料是我们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边兑了水，然后撒向菜园——不知是为年轻还是饥饿，我们似乎每时每刻低头觅食，仿佛猪狗。赣南沙土适合种植山芋和花生，收获时，每个人掰断连根带泥的果实，大口啃着，生吃，满嘴辛涩的甘甜。邻家的猫被狗咬断一只耳朵，横在墙角，翌日死了。不记得谁剥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冲洗。溪流清澈湍急，一只剥了皮的猫，脑袋、爪子已被斩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兽尸出没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飞速奔临的草狗叼上溪岸，迟来的狗们，一拥而上。
仲夏抢收与冬末春节，一年两次，村民得以饱餐。呜呼！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还有，清晨宰杀的猪！那猪，没命嘶叫，我亲眼瞧着几条壮汉怎样拦截，怎样对准喉头一刀刺入、退出，鲜血如注。当全猪被滚水冲刷过，昂然倒挂，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温柔体贴，只轻轻一刀，缓缓顺下来，晶莹热烫的心、肝、腰、肠，蒙着如炊烟般青蓝的透明的膜，成堆坠落。当着围观的男女老少，屠夫于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边上。
后来读到文革初年广西大肆杀人的记载：河滩边，死者的心肝、眼珠、脑，也被这样一件件割取，给守候的村民夺了去，回家煮食，以为治病——绍兴城的人血馒头还算斯文的，此事怎样秉告鲁迅？而我在村中听说的往事，是当鲁迅在世的年代：临村有位壮汉的父亲，小地主，红军撤走，他成了寻仇的人。村民在七十年代仍然啧啧惊叹他的体魄与彪焊：怎样喝退左右，徒手杀猪，徒手杀人，那办法，是握紧仇家的双腿，高高拎起，使对方倒悬的脑袋对准山石，频频顿挫，连连撞击，直到死。
他的儿子三十多岁了，没人愿意嫁给他，因他的父亲是被枪毙的反革命。他常在山腰发呆，女人走过他便解开裤档，远远笑着，笑意粗野而妩媚，活像周润发。
在七十年代的幸福记忆中，我看见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场排队行列，春节前夕，彻夜守候。天没亮，每个菜场布满黑压压骚动嘈杂的市民，曙色初露，人声鼎沸。排队！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终年记忆。春节前知青大抵回城，无业，无事，我在队伍中享受无比的温馨，傍晚菜市加班销售，拉出电线，点亮灯，尤其动人。我愿几小时排队，寻看路过的漂亮女孩，欣然绝望，默认自己是户口迁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户户会在春节领到特许的食品票证，人群盯着菜场案板冰冻的整猪、鸡鸭、黄鱼、乌贼……开秤了，队伍纠结形同暴动：鸡鸭总有大小，每户一份，没选择，凶悍的男女奋勇抢夺，声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骂，强者声色俱厉，失败者叫来是悠扬婉转，仿佛哭丧……花生、蜜饯、瓜子、黄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记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钱。自领到票证，家人无数次从抽屉深处取出，清点，商量，然后深藏，当轮到付钱的一刻，四分钱票据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
食品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暗中买卖。人民不远千里万里捎带腊肉、咸鱼、菜干、糖果，和各种土产，火车上，被绑缚的公鸡忽然在人堆里啼叫司晨……我转去江苏插队时，每次回沪背几十斤大米，因江苏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购粮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证已历二十年，亲友赠送粮油票，等于钞票——顺便一说，除了特权阶层，七十年代全中国没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异不是如今的贫富差别：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国资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阶级标签，家产资产一律被没收冻结了。
亿万农民无票无证，口粮仍被严格限定。虽然史书记载历朝历代的灾荒饥馑，口粮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记忆。我每月口粮二十九斤，当被省出版社借去画政治宣传画，必须暂借粮票，然后择时坐长途车一整天回县城，再翻山越岭走到本村，以稻谷秤满数月的口粮。粮库的大锁被榔打开，我记得会计的手与秤陀怎样颤抖，记得村里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后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谷子流泄无声，没入公社粮站的巨大谷堆。挑夫的酬劳是一块钱，农民难见现钞，欢喜接过，浑身大汗陪我到粮管所转换粮票，清点后仔细端详，递给我。我给他叫一斤米饭、一盘猪血、一碗波菜猪肝汤——顷刻尽净。
1975年当我流窜到苏北二度插队，再次面对当地村官的无奈：他们在田里商量，争吵，拖延，用力吐唾，每个脚趾缝涌出江北松软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会计批发口粮。我又被领到粮库，出来时，村民老####成一圈，瞧着这个据说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粮。
上海老家早已拆毁。如今要拍摄石库门弄堂的最后影像，须得撞见临近街区的断墙残壁。我穿行其间，有时一惊，依稀认出这是哪位老同学在七十年代的家。
每间陋室人去楼空，屋顶掀开，一地烂家当。这非人的居所并非命该被毁，只因万千私房从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几代不具产权的住户，繁衍、膨胀、溃烂，丧尽尊严。我在瓦砾堆中几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损蒙尘，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摄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国的爹妈和他们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依隈着，红领巾、红宝书，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于八十年代迄今，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红、烫发，廉价的西装与时装，更其愚昧而幸福。
三五上年纪的人在废墟间踯躅，显然是老住户，看去与我同龄，那么七十年代正当年轻，就近上学玩耍，及长，务工务农，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直到拆迁。平庸的悲剧悲喜莫辨，被驱逐的补偿是他们远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毗，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冷热水，抽水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的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杆，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前现代生活并非地狱，时或简直天堂。没电视，但五十年代全国的小朋友从无线电聆听慈蔼的孙敬修老爷爷（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贫家没有收音机，但隔壁弄堂的板车夫大叔常在家门口给大家讲桃园三结义，声若洪钟（七十年代谁敢当众讲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无边的乘凉人群，人人裎膀露腿，无耻而坦然。不过革命少女当街熟睡，深宵时分被人剪开瀣裤的遭遇，时有所闻，肇事者的下场当然是逮捕枪毙。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屏息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什么故事。记忆是该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我党恩赐的伧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历史在原来发生的地方消失了。我心里时常望见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家户户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六十年代末的暴y已告缓和，七十年代仿佛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减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1971年林彪事变后的莫大事变，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鸡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一走，当夜撤回——今岁京城举办奥运会的全套把戏早在36年前精彩预演，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统治，监管，如今的招数与七十年代相比，各有胜擅。父亲，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节不许出门，于是大年初一将自行车扛到楼上，拆一地，细细擦拭——五类分子总算废除了，现在被各地官员层层扣押者是前仆后继的上访人员，再就是管不胜管的盲流人口，数千万。前几年坐火车北上，尾端两节车厢挤挤挨挨坐满民工，据说没有暂住证，集体遣返，年纪最小的十三四岁，看守的武警也是农村孩子脸——九十年代上海黄蜀芹执导连续剧《孽债》，一开头便是横七竖八挤满乘客的昏暗车厢，几位被知青遗弃的小孩混票上车，北上寻亲，被查出，逮起来。镜头移出窗外，黑夜，车声隆隆，呼啸转弯：这一刻，我猛然撞见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
现在车站送旅人，站台空寂。1992年从纽约初次回国，若有所失：车窗改成封闭式，送者廖廖，每一车门下站着女列车员。这就对了，但于老知青却是记忆的错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启动的刹那，人群轰然暴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电影可能是火车生涯的最佳叙述，除了画面，车轮的密集音响才是记忆的神助：阔别神州十一载，那年回国头一次坐火车，清晨六点我被列车播音吵醒：杂音喧嚣的起始乐“东方红”，接着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势虚张，和过去一样，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调给我近乎刺痛的亲切：不是记忆，而是感官，我发现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质。
七十年代的记忆被火车贯穿：文革十年，亿万人民不准迁徙，没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证明，除非政治或商业性质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国大地”往来南北的群体，是上千万知青：被赋予光荣的革命身份，却没有户口和单位的人。那时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车混票，出得山来，路近省城一眼望见铁轨，思家之念汹涌难抑。筹划票钱是父母的大笔预算，贫家儿数年回不得家。赣州，宁都，地方知青也得下乡，也想回家。与我同村熬着一对赣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什么事故，哥哥暗中筹划离开，没钱，决定一路帮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过村，远远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同时泪流满面——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我久在山中学会长途跋涉，走啊走，人会平静坚毅。荒径草长，蛇！惊人地美丽，瞳仁与我对视刹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声，遗下一窝蠕动的小蛇。
七十年代没有国道，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车，没有任何人拥有私家车，火车、公车、大卡车、拖拉机，全部属于国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车司机还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对象）。军人，囚犯，中南海的人，是七十年代另三类被严格保密的移动群体：多年后，我从境外书刊获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数度出行：忽然起意备车，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车厢逐一招见当地省官——“你们要对我说实话”，这位伟大的谎言家威胁并恳求他的属下——这些属下有吉普专车，不过与今日玩高尔夫球的省官们的进口车，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飞机的故事吗，现在首都机场仍然保留周恩来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机场。那时几乎没有民用航空业，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1976.
辽阔、贫荒、昏沉，七十年代远未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1949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七十年代——
1969年，分送各省农村的大规模遣散，启动了，世称“干校”，名单中囊括当时全国重要的文人和艺术家。上山下乡号令经已发布一年，数百万老三届初高中生以半数比例发配边省，我所属69届的遣送比例，则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定为百分之百。
1970年，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三月注销户口，四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
1971年，当毛主席将他的专列停靠南昌郊外约来省委书记进车厢秘谈时，我在当年他和红军盘据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九月，林彪事败。
1972年初，我从蚊帐收听到美国人来了，局势缓和，五月，由江青作主恢复歌舞表演和全国美展。
1973年，各省出版业渐次恢复，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调绘制连环画，走出山沟，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两位才子：描绘《开国大典》的内控右派董希文，描绘土地改革，来自延安的革命画家王式廓，盛年夭折。
1974年我被告知仍须回乡务农，邓小平被安排去井冈山做革命“怀旧”之旅，意谓复职在即，年底，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斗胆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为观看全国美展。首都空旷宁静，古意苍苍，正是意大利人被允许入境拍摄《中国》期间。
1975年邓小平施政展开，其中包括有限放宽并调整下放人员政策，我的私人变动是转赴江北落户，趋近上海，南京就在长江对岸。
1976年元月周恩来死，三月邓小平下台，四月，南京北京相继爆发庞大骚动——我目击金陵城数十万工人借周恩来之死游行抗议，一路花圈高及树顶，浩浩荡荡——入夏是唐山地震。九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开始的一幕。不久华国锋上台，十月，四人帮就捕。
1977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国恢复高考。四五天安门运动被中央适时正名，历年积欠累累冤案的平凡昭雪，闪现希望：毛终于走了，为文革时期乃至上溯1957年反右运动数百万旧案的一举重议，在是年中央文件中显露契机。
1978年秋，北上就学。深秋，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一份民间政论，并呼吁邓小平复出。冬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宣布告别政治运动。年底，中美正式建交。
1979年春，中越开战，西单墙被封。文革末期临刑时被切断喉管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忽然成为是年被隆重宣扬的人物，中国美术馆为之举办专展，纪念活动随即被抑制，相关连环画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艺术团伙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这是一份被重复无数次的大事记，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无不仰赖国事的松紧与宽严，攸关亿万人的命运：命运就是公章——平反、出狱、回城、复职、退赔私产、准予高考、作品开禁……工人的奖金、农民的集市，终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琐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带辗转录制邓丽君的歌声……离散的人团圆了，到处是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刘少奇平反大会迟至1980年），控诉、涕泣、失态、过度惊喜、卑怯的感激——总之，一切的一切取决于公章和准许盖章的命令。农场朋友曾描述这等传奇：场部抽屉锁着公章，如玉玺，万难启用。1977年允许回城的国家指令下达了，为一拨拨申请人分别盖章，不胜烦，场部用一根长长的橡皮筋栓住图章，吊起来，大门洞开，四乡来人随时进入，一把扯下，自行盖章，盖妥了，命运的皮筋随即弹回原位。
自1976年底到1979年期间，虽然各省旧案的审断仍将案犯执行枪决，其中许多怨鬼稍后便属革命英雄。然而那时国家陶醉其间的总情绪可以概括为获颁大赦令，而党的语言甚至将1976年喻为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若非严厉的讽刺，显然这是全党共识：当年拯救人民的大救星必须陨灭、身死，这才换来二次大解放——“解放后”的成年人个个扬眉吐气，悲从中来。久违的文艺名流陆续出台，苍老、衰败，动辄哭笑，引吭高歌，近于疯颠——我们的好总理啊！你在哪里——扮演白毛女的老区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几度哽咽，收音机长时间录播她的泣不成声，还有超长的不断被自己打断的感言。
1978年，华尔兹舞曲带动第二次解放感带来的集体晕旋，在场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岁上下，我辈不会跳，对这一延安时期和建国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惟贴墙围观。第一学期的课外记忆是终日寻看内部上映的西方电影——凡事略微开禁，中国人的活力火速窜升：文革末期各省已闷着偷看若干“内部电影”——第一次目击全裸女子的彩色电影是墨西哥片，我的裤档登时鼓起；卓别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肠胃抽筋，我强忍绞痛，以全部体能继续狂笑。
那年最庄严的单项记忆是中央电视台首播李德伦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虽然早就偷听古典音乐，但中国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错觉中似乎只为《沙家浜》伴奏——非常好听——此刻这些弓弦在中国奏响原本发自它的语言。不久，傅聪与小泽征尔被郑重请到，以亚洲脸作为视觉过渡，在七十年代初开国门面对西方时，可谓入情入理，我接连三场混在红塔礼堂聆听排练《第九交响乐》，当“四海之内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来，忽然我想起赣南的村民与荒山。
那时，贝多芬已逝世150多年——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太多剧情，很久以后才知道，才了解：当我在山溪冲洗那只无头死猫，巴黎五月W潮、美国嘻皮士运动、伍斯达克露天摇滚乐大会、安迪·沃霍遇刺、毕加索逝世、萨特全瞎……这些人事均在1970年前后发生，柯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斯柯西斯的《出租车司机》、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谭》、彼得·鲁奇的《1900年》等经典电影均摄于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长串的名单，他们，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与知识和艺术的可怜纠缠，当我后来去到域外，总算明白自己几乎是野蛮人。因此1978年上学后的发现值得一说：原来京城文革期间竟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以及早就试图谋反或治国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关传说，最集中，最传奇，几乎获得唯一的叙述与被叙述者，是北京群体。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流传书单，江南闻所未闻：《麦田的守望者》、《二十二条军规》，还包括猫王与约翰·伦农的唱片……首都文艺高干子弟可能是这个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乱世聚散，他们是共和国第一拨青苗，也是头一代忤逆的人，他们和父辈一样，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分，诚哉居江湖之远而思庙堂之高，看来儒与我党的混合基因，不绝如缕——在几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忆中，他们研读内部刊行的西方政治、历史与经济译作，年纪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国务院的眼光思路，在边村油灯下摆弄未知的国家棋局了。
而当时代转亮，有人活着看到以上一切，然而怀抱纯净的绝望，熄灭了：1976年12月，穆旦写出七十年代无可替代的诗作，《冬》，翌年二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该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对坟墓”，还是“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我默念，不像读诗，而是面对死者的遗物：放回1976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极深处的真实，以性命承受这真实感，并非我辈，而是上一代人。
诸位：倘若我们当年不是十七八岁，而是身为父辈或祖父辈的老人，该怎样讲述七十年代？会不会愿意讲述？
在各种文革回忆文字中，我留心受难者的年龄和死去的年份。淹灭的平民算不清，没人说，广西河滩被分食的冤鬼，就有老人在——却说拿天下的一代，1970年前后，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相继恨恨而死，火葬时不具名姓，惟有编号。问题不在寿数，而是：有谁在七十年代进入晚年么？那是老来遭遇的大劫、地狱、没顶之灾，且无可逃遁。穆旦，还有不及活到1976年的顾准，当他们在七十年代写着诗与文，正是我们现在的年龄：现在，七十年代早已退远，我们苦尽甘来，但对于穆旦顾准，那十年是迎面而来的深渊：并非死亡，而是覆灭，“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
冯友兰，梁漱溟、胡风、周扬、沈从文、巴金……不少高寿的人物活下来，经落实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个院子或公寓深处，但看晚岁照片，给很深很深的绝望堵着，吐不出，咽不下，郁结为神色，显然难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恶与毁劫；他们过去各自守护的主义、志业，似乎无助于七十年代给予的大绝望。严厉整人从无笑脸的周扬，晚年词汇总算出现“人道”，这迟来的良知，等同空话，令我厌恶，其实和以上几位曾在他鄙视与掌控范围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坏：秦城监狱蹲了九年。
“这世界会好吗？”在生命终点，梁淑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
如今回来分羹的海龟人士有福了。悬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苏联回来报效祖国的前辈，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老舍，傅雷，即选择自我了断，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现在知道他们在外面黄油面包吃过，回来是什么意思，什么感觉，他们真的爱国家。我辈的品学怎与前代比呢，他们中有人便这样收场了。
穆旦还参加过抗日远征军，并曾留学美国。
比穆旦辈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约四十多岁吧，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严，得享晚年，但我记得1966年文革风动，父亲日常答非所问，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书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岁了，一事无成”说这话时，文革才刚开始——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无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候一民先生，仪表非凡，学生时期即地下党员，文革初被侮辱痛殴时年仅三十多岁，几乎死，而父兄俱死。1978年初见我，他端详片刻，说：你们可没给耽误啊！
是的。1976年后的中年长辈与悲观和时间展开持续博弈，或委身才学之外的去处。但那种奋然豁达，在深处，仍出于七十年代无可挽回的失败感——上一册《八十年代》叫来我辈谈论，这本书的叙述者仍是我们，这是一种权利么？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说，本书不过滴水。要寻求别种辈份的叙述，却也为难：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确，中南海几代主事者则大不情愿，他们苦心给政权换一付面孔，即巴望甩脱七十年代的阴霾——以七十年代揣想毛周一辈，那是无尽凄惨，临了个个不得欢颜：从南昌井冈山一路铁血，那是他们的最后岁月了，幸有邓小平收拾整合，遂有后来。他曾以七十高龄徒步登攀黄山，可是请邓公谈谈七十年代，怕也沉默吧。1973年我听南昌郊区来人说，亲见邓小平整日在被迫蛰居的院子里负手踱步，团团转，小孩跨墙朝他扔石子，他只停下望望，不吱声，继续走。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么？不是说不像，而是如今叙述七十年代的人即当年失学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眼中，四出耍闹的青春戏，竟可以是天堂。
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我们迄今尚未获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识，尤难找到准确的语言——西方反刍历史的思想工具，嫌太丰富：譬如汉娜·艾伦特剖析纳粹文化，头头是道，以赛亚·伯林痛陈民粹主义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广——他对艾伦特不以为然——在海德格尔、马丁·瓦尔泽、君特·格拉斯那里，同一历史公案持续展开强劲的道德纬度，紧张而饱满……然而西方的训诫总难契入我们的痛感，更与中国七十年代的灾相与祸源，大有所隔。我读《古拉格群岛》和奥斯维辛的故事，无话可说，然而劳改营和焚尸工程，毕竟呈现为一种人类罪恶的“行政架构”和“专业景观”，足使后人的指控有根有据，揭示历史脉迹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国人的浑浑噩噩若无其事，简直亿万活神仙。
而纳粹与前苏联的罪孽在西方无论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与锐变的大前提——旧时代的帐目远未结清，簇新的时代改头换面，出发上路了：这伟大的民族真会“向前看”，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寝陵停在首都心脏，供人瞻拜……中国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类似的历史修辞，他们没有。而中国修辞的古老历史，及这修辞所能涵括的人文与道德，自先秦到民国，经五四开裂溃散，也还残破苟延至于五六十年代初，进入七十年代，行至终点。
此后，种种“底线”的大规模丧失过程，于焉开始，直到现在。现在，这民族的万般活力与事功，已令世界瞠目，这倒是幸赖七十年代的大教训，然而，图强求变的活力与国家的元气，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这样的将七十年代匆匆表过，淹在书肆里，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岁月人事，如何打发？那都是历史的坏帐滥帐糊涂帐，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后果的后果，我们活该世代幼稚——实在说，七十年代的人质无分年龄，那十年的癌细胞早经内化为众人的心理与生理结构，深藏而细腻，并抓住每一种理由，对内心说：忘却七十年代。
不是么？有关文革的讲述久已在芸芸多数那里，大悖时宜，我听说近有高端学术论坛中的少壮豪杰，西装领带，当面申斥在场人士省思文革的发言。难怪，这类国家主义逻辑，早经根植于将历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朝露，翠岭，鹧鸪声从深壑间歇传来，灯油尽了，熄灭前，火苗忽然那么一亮，轻轻炸响，还有，雨后暴涨的山溪——在私人记忆中，我从未停止怀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浊纷乱的描述，假如我有过最为优美的内心体验，是在那十年。什么能替代一个人在少年时分的所见所感？村头的溪蜿蜒出山了，汇入两条宁都县境的清流，单是名字就那么好听：琴江与梅江，“秋来江水绿如兰”。
刻划常态时期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说，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总会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时段是在青少年时代，倘若争气，日后赔得起，看得开。回顾七十年代的艰难是在个人经历与政治事件、青春细节与国家剧情，两相重叠，难分难解——这篇长稿的命题不是私人履历，而是“七十年代”。
截止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去赣南或苏北兀自怀旧。好在是十六七岁上遭遇流放，不懂事，仅有命运的触觉。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这题目，是为我辈侥幸，也为那时代无数被吞没的人。
2009年11月9日星期一
廖志峰：因為中國，我遇見索爾孟
經濟學家們總是能夠預測，壞的政策必定會招致災難——索爾孟
從2006年開始，四年中來台灣五次，旋風一樣的到訪，清風一樣的離去，這個足跡遍及歐美亞三大洲，像古典知識貴族的法國重量級學者索爾孟，始終在台灣激不起太多的漣漪和迴響，是因為題材？還是書寫策略——不採簡單的構句，反而著力在文句的深刻，思辨的細膩，以及涵蓋面的範圍太大所致？我經常思索這個問題。雖然我也深深明白，在講究行銷策略的年代，文本是輔，名聲是王。
我總想到在現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咖啡。你可以花35元或40元買一杯美式咖啡，或更便宜的三合一即溶咖啡，足夠讓人醒腦，開始一天的工作，誰有如許寶貴的時間，用酒精燈慢煮一杯虹吸式的咖啡，再細細品嚐？知識的重量、濃度和咖啡當然不能如此類比，突然興起這樣的念頭，多少感覺在這個資訊太過擁擠，小腦臃腫，大腦貧乏的時代，有些更細密的東西被排擠掉了。眾聲喧嘩，這是民主；瓦釜雷鳴，媚俗成王道。但這是讀者受眾的選擇。我曾對索爾孟說，嗯嗯嗯，你寫得有點……難。他不同意。其實，我應該說，你寫的東西太豐厚，要有一整週沉澱的心情細讀和反芻。但現代人寸陰寸金，一天已太多，七天實在太奢侈，誰有時間？
話說回來，一本經過長期思索、深度造訪的計畫性寫作，不該如此用心去品讀嗎？美食家面對精心烹調的飲譔會用同樣虔敬的心情享用，但知識的文本，很少被如此對待。索爾孟的書寫總帶著歷史縱深的反省，沿著他法國前輩托克維爾的腳步，考察美國，伊斯蘭，和來不及造訪的印度。而中國，則延續十七世紀耶穌會教士的探索，但是，不幸地，他看到裾除幻想的真實中國。在完全傾中的歐洲漢學界中很難找到知音，他對中國的感喟，反映在西蒙．雷思（Simon Leys）的一段話：西方一群國家元首及商人，將很快就會絡驛不絕前往北京，再度參加血腥兇手的宴會。其實，加入這個行伍的，還有無數政客和文化人：逶迤千城，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
我和索爾孟的相遇十分偶然。他花了一整年在中國的旅行，之後寫成《謊言帝國——雞年中國紀行》，但在中國無法出版；我想知道更全面的中國，在台灣也渺不可得。就這樣，因為中國，我們相遇，我並不預知我會持續出版他的書，他的書寫淵博迷人，每一本書都開啟我不同的視野，引發不同程度的思索，讓人無法停止追隨這樣的探索。我或許曾說過，讀他的書，像在讀他的法國前輩，著名的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寫的《憂鬱的熱帶》，相同的是高度的人道主義；不同的是，人類學的考察步履，轉換成更俗世的文明思索和關懷。我曾希望他可以寫得少些，和多用些簡單句，但這不是索爾孟的風格。比起他眾所皆知的啟蒙導師雷蒙．阿宏，在廣大的華文讀者中，索爾孟更像是孤獨的歐洲騎士，展示饒富深度廣度的主題探索和書寫樣貌，風采懾人。不管對作者或出版者，某種程度說來，我們都有一座要去挑戰成規，破除迷思的磨坊風車，像……唐吉訶德。
這次，索爾孟的全球經濟旅行，穿梭在嚴酷的全球金融風暴中，沒有托克維爾做伴，只有他的法國理性，和數十年長期浸淫探究的思想中軸做指引，為我們拉開全球化下，不同思維運作的經濟帷幕︰在經濟學的世界裡，到底有沒有經濟的日不落國？敬陪亞洲四小龍之末的台灣，應該仔細探究，也許可以從中得窺台灣明天的機會。經濟不說謊。
转自允晨文化电子报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10日
劫后拉萨
（这是去年拉萨事件后，我帮一家港媒写的一篇稿子。这几天想去新疆，报社不让。就把这稿子贴这儿吧。）
4月13日至5月2日，记者（一位年轻的中国内地汉族女性）以游客身份在拉萨市区及其附近游历，在拉萨3.14事件过去一段时间后，试图通过实地调查，尽量了解整个事件的真相及对当地造成的冲击。
初步正常
4月13日下午两点，记者从重庆飞抵拉萨贡嘎机场。
此前定机票时，服务员特意询问是否境外游客，表示境外旅客必须办理入藏证方可登机，得知记者用境内身份证登机，表示没有任何限制。不过，安检时格外严格。记者后来从拉萨市一位涉外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以前一般境外旅游人员的入藏证办理很方便，基本上是他们帮客户统一办理就可以了，而3.14事件过后，基本批不下来。（目前西藏当局表示，西藏旅游将于6月中下旬重新接待海外游客，应是奥运火炬在拉萨传递之后。有消息称，即使对外宾开放，在国籍、行程等方面依然会限制很多，主要偏重于接待东南亚游客。）
下午四点左右（拉萨虽然使用北京时间，事实上与内地有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差，此时是约下午九点天才黑。），记者乘机场大巴到达拉萨市区布达拉宫附近。路口隔不远有持警棍的武警站岗。或着藏服或着西服的转经者，或独自或三三两两的绕着拉萨那标志性的布达拉宫行走着，虔诚而从容。
记者下车后，在布达拉宫正面转了半圈。正门侧面一棵大树下，十多个男女老少皆有的藏民正围在一起唱歌喝啤酒。看到记者走过来，都很开心，极力地劝酒。这些藏民穿着普通，喝的是没有下酒物的空口酒。几位中老年男性汉语较好，与记者交谈起来。其余人皆不太懂汉语。他们说彼此原来并不认识，有的来自附近县的牧区，有的来自拉萨近郊，都是来拜佛的，聚在一起就喝起酒来了。
交谈中，他们特意提醒记者不要害怕，上次发生的事只是少部分人干的。现在拉萨很安全。得知记者老家是湖南人，一位老人马上说，那是毛主席的故乡啊，并唱起了一首歌颂毛的歌曲。周围的藏民都热情地和唱。
坐了一会，记者坐三轮车从布达拉宫广场转入拉萨的商业主街北京路。比起布达拉宫附近，这里人流众多，汉藏夹杂。除几家被烧毁得面目全非的门面外，商店都开着。路边还摆满了卖各种日用商品、服饰和各种小吃的摊子，光临的顾客不少。生活仿佛一切照常。
官方媒体中反复提及的五位年轻姑娘身亡其中的以纯服装店，正是在这一排商店的中间。它被烧得焦黑，几十平米的空间空洞洞地像一个等着吞噬什么的大嘴。人群来来往往地从它面前经过，卖各种吃的穿的用的，买各种吃的穿的用的，似乎没有人多看它一眼。
隔着几家商铺还有一家被烧得焦黑的店面，从残存的招牌可以发现，这是另一个大陆内地颇为知名的服装品牌ONLY的专卖店。它们斜对面，还另一家被烧得焦黑的商店，从残存的招牌可以看出原来是达芙妮专卖，一个在内地流行的时尚女鞋品牌。
据官方报道，放火烧以纯店的是三位年青的藏族姑娘。而据记者后来了解到，3月14号下午，在这一带闹事的有许多是年青的藏族姑娘。一群青年藏族姑娘何以对几家卖青春时尚服装的商店有这么大的仇恨？这是一种颇值得研究的心理。
有一种民间说法，将拉萨城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是已被严重汉化的区域，因四川人占的比例非常高，被称为小成都；西部是藏民居住集中的老城区，是尚存的老拉萨。离以纯店没多远，便是北京路与朵森格路交界的十字路口，过了路口，就进入了西部拉萨。这里气氛明显发生变化。
还是同一条大街，街两边的店铺门却大多紧闭，只偶尔有一两家开着。各个路口、以及被烧得严重的店铺前面都有几个持枪的武警站着。路上时而可见排成两队、持警棍和盾牌走过的巡逻武警。路上行人明显减少，进出各个路口都需出示身份证件。
三轮车夫是个四十多岁的四川人，据他说，来西藏两三年了。没出事以前，他每天能挣60~70块钱，现在只能挣30~40块。为了安全，这一段时间下午五六点钟就早早回家了。
得知记者要住到老城区八角街附近一家藏族宾馆，他极力劝说记者住到东边去。并说民间流传前两天哲蚌寺的喇嘛还想冲出来闹事，现在还不安全。后来记者证实，4月11日哲蚌寺的喇嘛确实又与武警发生了冲突，只是具体情况如何，众说纷纭。
此时，布达拉宫已对外开放，而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大小昭寺这些拉萨市及近郊最重要的几大寺院，也可以说是全西藏最重要的几大寺院，都还被大量着武警制服的人员把着路口和大门，不能接近。
记者入住的是八角街附近一家老字号的藏族涉外宾馆。它声名在外，旅游旺季时，房间经常供不应求。这附近也是3月14号受打砸抢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虽然这家门口挂着白色哈达的藏人开的宾馆并没有受到直接冲击。
服务员是一个中年藏族男子，满脸纯真灿烂的笑容，基本不会说也听不懂汉语，但能让人感觉到他的热心。中年老板娘会说汉语，但面带抑郁，很客气，明显不愿意跟记者多交谈。
记者是3.14事件客人离开后，该宾馆的第一位客人。
记者此后待在拉萨的多日里，市区商铺的营业进一步恢复，武警戒备渐趋缓和（除有两天奥运火炬相关的某中央官员到达时，晚上出去看到武警岗哨明显增多）。4月27日，色拉寺对外开放。从4月28日起，原来在八角街附近着武警制服站岗者绝大部分都换上各式便衣，其中不少打扮成内地户外背包客模样。4月30日，小昭寺对外开放（大昭寺于5月16日恢复开放，哲蚌寺和甘丹寺目前仍被关闭）。至5月1日，八角街内的商铺仍未开放，老城区周围的酒吧咖啡馆等娱乐场所也只有少数几家开门，市区受损严重地带的一些铺面仍面带焦黑未被整修。宾馆里仍只有少数几个入住者。街上只能偶见外来游客。但整个城市从外表上看，已基本恢复了正常。
而气氛依然紧张。经朋友介绍的当地藏族朋友，许多表示不愿在此时见陌生人。经朋友介绍的在当地工作的汉族人，见面后也多半拒绝谈论这一敏感事件。西藏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中明确公告：各单位工作人员要做到不造谣不传谣。
谎言与真相
中国政府称3.14事件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地策划的暴力事件。而西藏流亡政府在其宣传中则称，此次事件为藏人的和平示威，但遭到中国军警的残酷镇压，造成众多藏人死亡。出于对中共政府宣传的不信任，许多西方媒体和国民接受了西藏流亡政府的说法。
藏族女作家唯色是藏族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据说许多年青的藏族知识分子喜欢读她的文章。此次西藏事件爆发后，她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了多篇政府血腥镇压藏人的文章，并每天持续更新各方藏人抵制政府以及遭政府镇压的信息，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在她位于北京通州的家中，记者近日见到了这位40出头的藏族女作家。据她告诉记者，3.14事件后，她并没有被软禁，只是有两次外出被跟踪，一次当地派出所一位工作人员上门告诉她外面很危险，不要出去，语气并不严重。她表示，虽然她不在现场，但是所有发布的信息都是在现场的朋友告诉她的，是可信的。
唯色在博客上提到采访一位当时在现场的藏人，对方表示亲眼看到3月14日下午有特警在八角街的巷子里枪杀一个年轻的藏族姑娘，并将尸体扔在特制车上带走了。在与记者谈及此事时，她坚称提供信息者是她值得信赖的。
记者走访了多位亲历过拉萨3.14事件的汉藏回人，可以证实，那天在拉萨城里的好几个区域都发生了藏人主要针对汉回民众的严重打砸抢烧，而关键区域是在八角街附近。
多位一直在现场的目击者表示，当天和接下来几天圴没有军警开枪。事实上，3月14日时，原来在现场维持秩序的武警仅手持盾牌自卫，在不还手的情况下，被手持大刀、石块和铁棍的骚乱藏人从宇拓路逼出八角街地带后，就完全撤离了这一区域，直到约三个小时后才带着催泪弹返回。但也仅在各个路口打散骚乱人群，并分批救出一些被困在八角街内的汉回民众。完全控制住局面则要到15号早晨。
也就是说，整个八角街在14号晚上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一群群的骚乱藏人到处砸烧抢夺。里面众多的金店、卡垫店、食品店被抢砸烧空。受损的多数是汉回人的商铺，也有一些藏族人的。据未证实的消息，有一家回族人三口被杀死在巷子里。
一些当地汉回生意人抱怨政府反应迟缓，不顾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一位没有参加此次平暴活动的解放军某部上校私下向记者报怨：藏独有什么？不就几片大刀，还收拾不了？政府不该置老百姓不顾。
一位一直在附近楼上观察的四川商人告诉记者，开始时只是砸店，抢的也有，但不多，军警撤退后，抢劫的才越来越多，而到大约三点钟后，火才烧起来，且越烧越大。
关于军警为什么会撤退，流传有几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比较传奇的是引蛇出洞，即政府看到藏人骚乱，故意撤退，让事态恶化，使藏独分子暴露出暴徒的原形，以掌握道德高点。但是，分析可知，当时奥运热情正在世界传递，中国正力图保持和谐安定的大国形象，很难想象中共领导人会有这样出奇致胜的动力。
另一种说法是，由于自3月10号以来，拉萨的各大寺院皆不稳定，当时拉萨的大部分军力都用来戒备几大寺院了，尤其是前几天闹得比较厉害的哲蚌寺、甘丹寺和色拉寺，而这三大寺院都在离城较远的郊区。又兼当时城区事发多处，政府一时不明情况，抽不出有效的军力进行全面防护，于是把军警撤离以保卫最紧要的单位。何况，事发时在城区防卫的军警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即使为了有效自卫，他们也不得不回驻地取拿还击工具。
对于唯色的提到的例子，作为拉萨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事发当时的3月14日下午八角街商铺如云，中外游客如织，即使政府有意杀害藏人，很也难想像会让特警特意穿上制服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之。
多位拉萨当地藏民在与记者谈及此事时，都表示暴乱只是一少部分流民所干，与大部分藏人无关，也认为事件本身不可能没有预先的计划和组织。最明显的是，几乎同一时刻在市区的不同地点发生了骚乱。而在现场的人士还看到，许多藏族妇女是用布袋背着当武器使用的石头，石头的质地大小也较均匀。现在的拉萨是一个市容整洁的现代化都市，市区根本不可能随手捡到大量这样的石块。
达赖及其流亡政府举的一些例证，记者虽未能一一进行核实，但一些最简单的是可以查证的，比如，达赖提到被毁的都是卖淫场所，事实上，记者在现场看到的受损遭破坏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商铺。
政府对西藏宗教的限制也并没有一些海外流亡藏人传的那么严重。在拉萨期间，记者每次经过布达拉宫，都会看到有虔诚的藏人自顾自地在转经或磕拜。记者每天围着大小昭寺周围走一趟，发现即使在气氛极为紧张的大昭寺，前门的广场附近不许走近，在后门附近仍然允许藏人在离得不远的地方朝拜。
一天上午，记者看到一位中年藏族妇女在离大昭寺后门一二十米远的地方磕长头，于是走近去看了看。她起来后回头冲记者笑了笑，继续她的磕头礼。
至于全城挨家挨户搜人，更是没有的事。记者接触的多位藏人就并没有被搜过。即使在事态最严重的八角街，两位住在里面的藏人向记者证实，他们所住的院子都并没有被搜过。
记者多次在八角街看到，在中午或傍晚路过的人少时，几岁十几岁的当地小男孩在跟拿着枪站岗的解放军玩耍。有两次几个穿着校服的当地男孩还用手摸士兵端着的枪支，年轻的士兵宽容地笑着。如果这是一群刚刚屠杀过他们家人朋友的恶魔，很难想像这些孩子那么亲善地围着他们。
不过，一些3月15日在街上走动的藏人，的确有可能无辜被抓。一位从青海来拉萨做生意的藏人说，他的一个同乡因15日在街上看热闹被抓，至4月初才放出来，被打得很厉害，出来后好几天还走不了路。一些在3.14后回青海老家的同乡，目前也被阻止返回拉萨。
从现实来看，政府在此次事件中为人诟病之处在于放任，而非严酷血腥。反政府的藏人列举的反对信息与现实离得如此远，令人怀疑他们到底是根本不知道实情，只根据自己一贯的想法构想出的事实，还是事先设定好了统一的宣传口径。
我们是一家人
毫无疑问的是，绝大多数藏民仍然对达赖有着不同程度的信仰。记者接触的所有藏人几乎都不相信这次暴力事件与达赖有直接关系，背后有他的授意。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媒体上和学校等单位进行的揭、批达赖集团反动面目的宣传，最亲善的说法，也不过是将信将疑。比较多的人认为，这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达赖是他们最为尊崇的精神领袖，政府在媒体上怒气冲冲地对他进行不停地批判，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据一直在八角街附近开饭店的一位四川店主说，周围的藏人对寺庙的喇嘛确实很尊敬，节假日时，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从早晨三、四点钟时就排队等着寺庙开门进去朝拜。喇嘛在他店里吃东西，不认识的藏人也经常会替他们付钱。
据了解，现在每年仍有大量的藏人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去到印度。由于政治的敏感性，许多人都称是去做生意。但事实上，相当多的人是希望能去见一见他们心中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我们是一家人，长久地被分开了。中共政府习惯称西藏流亡政府为分裂分子，是西藏动乱的总根源，而很多藏人从情感上显然不是这样认为的。
现在，头脑清醒的藏人都认为应该闹，才可能为自己争取更多政治和宗教空间。但是在关于是否暴力的问题中，存在很大分歧，主张暴力的只是极少数。一位自认属于温和派的藏族知识分子告诉记者。
而据一位当地的藏人说，在甘孜一带，康巴汉子的反抗心理很强，不少人有闹一闹的心理，不少农牧民甚至记得民主改革以前，属于他们的土地。而在拉萨市，一位朋友告诉记者，也有不少藏人不忘1959年平叛时，中共军队对藏人大规模镇压。
据说，更大自治权和让我们的达赖喇嘛回来是大多数藏人的心愿。
在跟记者聊天时，一些藏族知识分子拒绝讨论现实政治，要让我们在这个国家内生活，就要尊重我们。否则就只会造成对抗。中国这么强大，从现实政治的角度不难用武力控制住西藏的形势，但是会在藏人的心里造成长久的巨大心理伤害。
与之相对的是，在内地各大论坛中，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提起西藏骚乱时，都认为达赖应该停止分裂活动，藏人多年来得到中央政府的巨额补贴，还不知好歹地进行叛乱，应该严厉镇压。对藏人的心理缺乏真正的了解和理解。
一位藏族知识分子在3.14事件后，正在内地出差，所到之处，被投以怀疑和戒备的目光，甚至有人在附近对他指指点点，使他备感歧视。他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对藏人的大规模的清算和区别对待，可能引起民族感情的分裂。
然而，令反政府藏人失望而令政府欣慰的一个现实是，就大多数藏人而言，对达赖的虔诚信仰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汉人的排斥，更不意味着他们中的多数会行动起来暴力反对政府或者驱逐汉人。
3.14事件过后，政府在媒体上有不少关于汉藏一家亲、藏人搭救汉人于危难之中的报道。记者碰到的许多汉回民众确实在3.14事件中得到藏人的很大帮助。一个记者认识的藏族青年当天下午三四点时正好路过情况混乱的青年路口，碰到一个头部被打出血伤势严重的汉人，将他送到了医院的急救中心。不少汉回族人当天是在藏族朋友，甚至是不认识的藏族好心人的陪伴下通过可能有危险的地段的。
作为一个态度友好的汉人游客，记者在拉萨市和附近的牧区受到藏民的排斥很少，不少素不相识的藏民对记者热情接待。总体的感觉是绝大部分藏民并无明显地排斥汉人情绪。
另外，记者在采访中接触的不同阶层藏人，从颇有影响的藏族知识分子，到普遍的市民，都会特别提及地方政府的异常腐败，这种腐败既表现在中饱私囊，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巨大私利，也表现在对于社会问题缺乏有效的处理上。
许多藏人表示，打砸不应针对普通汉人，他们也是无辜的。有本事就冲政府机关去，这样我们没意见，还会赞同。
选择了最好的时机
在拉萨市穿行，很容易发现，这个城市已经汉化得非常明显。东部的成都且不用说，许多商店都是一些全国连锁的品牌店，在与全国所有小商品城并无多大区别的太阳岛，几乎到处听到的都是四川话。
即使在被人称为拉萨的西部老城区，许多卖传统藏族手工艺品的也是汉族和回族人。八角街一带，更是密布各种供大城市来的游客消费藏族风情的酒吧和咖啡馆。这些供现代城市中产阶级消费的场所，与北京上海或丽江凤凰等地类似场所并没有大区别。记者在现场发现，多处类似场所被砸烧得厉害。内地小资们津津乐道的玛吉阿米餐吧也未能幸免，二楼的玻璃被砸得支离破碎。
许多在拉萨的汉族人都说，从2002年开始，拉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道路进行了翻修，兴建了许多新的房子，整个城市面貌一新。开始有了更多的商业机会。而此前，城里到处都是土路，一起风，灰尘满天，根本不像个现代化的城市。正是在2001年6月，中央政府召开的第四次西藏会议提出西藏的跨跃式发展，对西藏的资金投入大大增加，加快了拉萨商品经济的发展。2006年青藏铁路的开通，更飞快地加速了这一进程。
而在某些怀念旧西藏的藏人眼里，汉人正如美国电影《飘》中获得南北战争胜利的北方人，得意洋洋地哼着小调，带着小商人的势利与狡诈来到拉萨，污染了这片淳朴美好的土地。
唯色说，去年九月她回拉萨时，许多藏族朋友都悲哀地告诉她：拉萨完了。
关于西藏、尤其是以拉萨等为主的城市地区的汉化现象，是藏族民族主义者经常提及的汉人企图消灭藏文化的证据。中共政府则总是列举自己花了多少人力物力保护藏文化予以反驳。
事实上，这个完，并不是如西藏流亡政府经常宣传地那样，政府在藏地全方位地镇压藏人，使藏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心存邪恶地要故意消灭西藏文明。
更合理的解释也许是，中央政府对这种与商业文明相差甚远的古老文明进行了一定的保护，只是没有竭尽全力，有点半心半意而已。而对藏民在教育、医疗和社保方面的优惠政策，也不足以使藏人应对来自汉地的客观上更善于市场经济规则的外来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竞争。
勤劳耐苦的主流汉族中国人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已经有了很强的商品意识，知识文化也有很大提高，相对于藏人而言，有明显的竞争力。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逻辑下，一个以宗教为核心的少数文明，怎么可能敌过强势商业文明的冲击？
在拉萨和另一个藏人生活较集中的城市成都，记者接触的众多汉人对藏人有明显的歧视心理。主要可以概括为：藏人懒惰，不爱干活，喜欢喝酒、泡茶馆，跳舞唱歌娱乐；野蛮，没有什么文化，有些一时不对就动手打人；脏，不爱洗澡换衣，这主要是针对来自牧区的藏民而言。
在拉萨八角街附近一家四川人开的旅游品商店中，记者正与店主闲聊，进来了两位牧民打扮中年藏民，看了一会就出去了。店主笑着对记者说：闻到没？身上一股味儿吧？
网上留传一张拉萨市某职介中心门口急聘藏汉民工10名招牌的照片，上写工资藏族每天30元，汉族每天50元。记者在当地也听到类似的说法：藏人哪怕做同样的工作，也只有汉人一半的工资。原因是汉人能吃苦，而且技术能力也强，做的更好。即使是一些藏族老板，也更愿意雇佣汉人。
在一些需要一定文化的单位，藏族人更不占优势。因为大部分这样的单位都是跟内地有业务来往的，这就需要良好的汉语能力。而许多藏族青年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从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到受过中等教育的城市居民，拉萨有大量的各阶层失业藏人。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在这个越来越繁华的现代化都市里，生活动荡不定。
记者去过一位因14号在小昭寺门前向军警扔石头被逮逋的中年藏人的家。那很难说是一个家。在拉萨底层藏人聚居的嘎玛贡桑社区，来自昌都的他们租住了一间五六平米的小平房。房间里乱作一团，摆了一些又脏又破的日用品，一张床上躺着他瞎眼的妻，十二岁的儿子看起来只有八九岁大。一家三口都是乞丐。
记者在拉萨至少还看到过两次一家三四口大人小孩坐在街头乞讨的情形。拉萨给乞丐流行的是一角两角的钱。偶尔有人给了一块面值的，一家人快乐地抢上去拿到手中。
而拉萨的消费非常高，自去年全国通货膨胀以来，更是物价飞涨。当地人常吃的牛肉已经涨到二十三四元一斤两，藏人常喝的甜茶，已经由原来的两三角涨到五角一杯，一碗份量并不多的牛肉面八元一碗。记者在当地吃饭理发时，均发现有藏人因为嫌七八元钱一碗的面条和五元一次的理发费太贵，坐下来问过价格又走了的。
同时，藏人显然不排斥来自汉地的各种新鲜商品，各种汉族店铺随处可见藏人身影。一家被砸关门的店铺前用三轮车摆着大堆汉式衣服，大约因为便宜，围了一大堆身着藏服的妇女。
记者去大昭寺对面小巷的一家理发店里剪留海。年轻的理发师来自温州，因为害怕，3月16号跑了回去，听说没事了，前两天又回来开门了。记者在她店里待的半个多小时，四五个客人多半都是藏人。她很职业地忙碌着，洗头时问水温好不好，剪发时问朝这边梳还是朝那边梳。
记者接触的多位内地商人都与这位姑娘类似，在3.14后回去避了一段时间，发现没事后，又坐了火车飞机回到拉萨。一时的骚乱似乎不可能阻挡住商业大潮的滚滚洪流。
整个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居住面积占中国四分之一的藏民却只有六百多万。与之交界的四川省，又正好是有一亿多人口、大量移民外流的人口大省。只要政府不设阻碍，有生活和发财机会的拉萨，必然将有越来越多的内地汉人进入。一部分适应的藏人融入了这一进程，一部分不能适应者自然而然地会被边缘化。古老的藏文明也不得不逐渐消融于商业文化的大潮中。
市场经济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底层藏人生活困苦，对地方政府腐败的不满，被点燃的民族主义情绪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一位普通的拉萨青年对记者说：组织这次骚乱的人选择了最好的时机。
amigowxixo
http://amigowxixo.blog.sohu.com/134710825.html
转自《民间藏事》
4月13日至5月2日，记者（一位年轻的中国内地汉族女性）以游客身份在拉萨市区及其附近游历，在拉萨3.14事件过去一段时间后，试图通过实地调查，尽量了解整个事件的真相及对当地造成的冲击。
初步正常
4月13日下午两点，记者从重庆飞抵拉萨贡嘎机场。
此前定机票时，服务员特意询问是否境外游客，表示境外旅客必须办理入藏证方可登机，得知记者用境内身份证登机，表示没有任何限制。不过，安检时格外严格。记者后来从拉萨市一位涉外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以前一般境外旅游人员的入藏证办理很方便，基本上是他们帮客户统一办理就可以了，而3.14事件过后，基本批不下来。（目前西藏当局表示，西藏旅游将于6月中下旬重新接待海外游客，应是奥运火炬在拉萨传递之后。有消息称，即使对外宾开放，在国籍、行程等方面依然会限制很多，主要偏重于接待东南亚游客。）
下午四点左右（拉萨虽然使用北京时间，事实上与内地有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差，此时是约下午九点天才黑。），记者乘机场大巴到达拉萨市区布达拉宫附近。路口隔不远有持警棍的武警站岗。或着藏服或着西服的转经者，或独自或三三两两的绕着拉萨那标志性的布达拉宫行走着，虔诚而从容。
记者下车后，在布达拉宫正面转了半圈。正门侧面一棵大树下，十多个男女老少皆有的藏民正围在一起唱歌喝啤酒。看到记者走过来，都很开心，极力地劝酒。这些藏民穿着普通，喝的是没有下酒物的空口酒。几位中老年男性汉语较好，与记者交谈起来。其余人皆不太懂汉语。他们说彼此原来并不认识，有的来自附近县的牧区，有的来自拉萨近郊，都是来拜佛的，聚在一起就喝起酒来了。
交谈中，他们特意提醒记者不要害怕，上次发生的事只是少部分人干的。现在拉萨很安全。得知记者老家是湖南人，一位老人马上说，那是毛主席的故乡啊，并唱起了一首歌颂毛的歌曲。周围的藏民都热情地和唱。
坐了一会，记者坐三轮车从布达拉宫广场转入拉萨的商业主街北京路。比起布达拉宫附近，这里人流众多，汉藏夹杂。除几家被烧毁得面目全非的门面外，商店都开着。路边还摆满了卖各种日用商品、服饰和各种小吃的摊子，光临的顾客不少。生活仿佛一切照常。
官方媒体中反复提及的五位年轻姑娘身亡其中的以纯服装店，正是在这一排商店的中间。它被烧得焦黑，几十平米的空间空洞洞地像一个等着吞噬什么的大嘴。人群来来往往地从它面前经过，卖各种吃的穿的用的，买各种吃的穿的用的，似乎没有人多看它一眼。
隔着几家商铺还有一家被烧得焦黑的店面，从残存的招牌可以发现，这是另一个大陆内地颇为知名的服装品牌ONLY的专卖店。它们斜对面，还另一家被烧得焦黑的商店，从残存的招牌可以看出原来是达芙妮专卖，一个在内地流行的时尚女鞋品牌。
据官方报道，放火烧以纯店的是三位年青的藏族姑娘。而据记者后来了解到，3月14号下午，在这一带闹事的有许多是年青的藏族姑娘。一群青年藏族姑娘何以对几家卖青春时尚服装的商店有这么大的仇恨？这是一种颇值得研究的心理。
有一种民间说法，将拉萨城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是已被严重汉化的区域，因四川人占的比例非常高，被称为小成都；西部是藏民居住集中的老城区，是尚存的老拉萨。离以纯店没多远，便是北京路与朵森格路交界的十字路口，过了路口，就进入了西部拉萨。这里气氛明显发生变化。
还是同一条大街，街两边的店铺门却大多紧闭，只偶尔有一两家开着。各个路口、以及被烧得严重的店铺前面都有几个持枪的武警站着。路上时而可见排成两队、持警棍和盾牌走过的巡逻武警。路上行人明显减少，进出各个路口都需出示身份证件。
三轮车夫是个四十多岁的四川人，据他说，来西藏两三年了。没出事以前，他每天能挣60~70块钱，现在只能挣30~40块。为了安全，这一段时间下午五六点钟就早早回家了。
得知记者要住到老城区八角街附近一家藏族宾馆，他极力劝说记者住到东边去。并说民间流传前两天哲蚌寺的喇嘛还想冲出来闹事，现在还不安全。后来记者证实，4月11日哲蚌寺的喇嘛确实又与武警发生了冲突，只是具体情况如何，众说纷纭。
此时，布达拉宫已对外开放，而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大小昭寺这些拉萨市及近郊最重要的几大寺院，也可以说是全西藏最重要的几大寺院，都还被大量着武警制服的人员把着路口和大门，不能接近。
记者入住的是八角街附近一家老字号的藏族涉外宾馆。它声名在外，旅游旺季时，房间经常供不应求。这附近也是3月14号受打砸抢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虽然这家门口挂着白色哈达的藏人开的宾馆并没有受到直接冲击。
服务员是一个中年藏族男子，满脸纯真灿烂的笑容，基本不会说也听不懂汉语，但能让人感觉到他的热心。中年老板娘会说汉语，但面带抑郁，很客气，明显不愿意跟记者多交谈。
记者是3.14事件客人离开后，该宾馆的第一位客人。
记者此后待在拉萨的多日里，市区商铺的营业进一步恢复，武警戒备渐趋缓和（除有两天奥运火炬相关的某中央官员到达时，晚上出去看到武警岗哨明显增多）。4月27日，色拉寺对外开放。从4月28日起，原来在八角街附近着武警制服站岗者绝大部分都换上各式便衣，其中不少打扮成内地户外背包客模样。4月30日，小昭寺对外开放（大昭寺于5月16日恢复开放，哲蚌寺和甘丹寺目前仍被关闭）。至5月1日，八角街内的商铺仍未开放，老城区周围的酒吧咖啡馆等娱乐场所也只有少数几家开门，市区受损严重地带的一些铺面仍面带焦黑未被整修。宾馆里仍只有少数几个入住者。街上只能偶见外来游客。但整个城市从外表上看，已基本恢复了正常。
而气氛依然紧张。经朋友介绍的当地藏族朋友，许多表示不愿在此时见陌生人。经朋友介绍的在当地工作的汉族人，见面后也多半拒绝谈论这一敏感事件。西藏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中明确公告：各单位工作人员要做到不造谣不传谣。
谎言与真相
中国政府称3.14事件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地策划的暴力事件。而西藏流亡政府在其宣传中则称，此次事件为藏人的和平示威，但遭到中国军警的残酷镇压，造成众多藏人死亡。出于对中共政府宣传的不信任，许多西方媒体和国民接受了西藏流亡政府的说法。
藏族女作家唯色是藏族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据说许多年青的藏族知识分子喜欢读她的文章。此次西藏事件爆发后，她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了多篇政府血腥镇压藏人的文章，并每天持续更新各方藏人抵制政府以及遭政府镇压的信息，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在她位于北京通州的家中，记者近日见到了这位40出头的藏族女作家。据她告诉记者，3.14事件后，她并没有被软禁，只是有两次外出被跟踪，一次当地派出所一位工作人员上门告诉她外面很危险，不要出去，语气并不严重。她表示，虽然她不在现场，但是所有发布的信息都是在现场的朋友告诉她的，是可信的。
唯色在博客上提到采访一位当时在现场的藏人，对方表示亲眼看到3月14日下午有特警在八角街的巷子里枪杀一个年轻的藏族姑娘，并将尸体扔在特制车上带走了。在与记者谈及此事时，她坚称提供信息者是她值得信赖的。
记者走访了多位亲历过拉萨3.14事件的汉藏回人，可以证实，那天在拉萨城里的好几个区域都发生了藏人主要针对汉回民众的严重打砸抢烧，而关键区域是在八角街附近。
多位一直在现场的目击者表示，当天和接下来几天圴没有军警开枪。事实上，3月14日时，原来在现场维持秩序的武警仅手持盾牌自卫，在不还手的情况下，被手持大刀、石块和铁棍的骚乱藏人从宇拓路逼出八角街地带后，就完全撤离了这一区域，直到约三个小时后才带着催泪弹返回。但也仅在各个路口打散骚乱人群，并分批救出一些被困在八角街内的汉回民众。完全控制住局面则要到15号早晨。
也就是说，整个八角街在14号晚上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一群群的骚乱藏人到处砸烧抢夺。里面众多的金店、卡垫店、食品店被抢砸烧空。受损的多数是汉回人的商铺，也有一些藏族人的。据未证实的消息，有一家回族人三口被杀死在巷子里。
一些当地汉回生意人抱怨政府反应迟缓，不顾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一位没有参加此次平暴活动的解放军某部上校私下向记者报怨：藏独有什么？不就几片大刀，还收拾不了？政府不该置老百姓不顾。
一位一直在附近楼上观察的四川商人告诉记者，开始时只是砸店，抢的也有，但不多，军警撤退后，抢劫的才越来越多，而到大约三点钟后，火才烧起来，且越烧越大。
关于军警为什么会撤退，流传有几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比较传奇的是引蛇出洞，即政府看到藏人骚乱，故意撤退，让事态恶化，使藏独分子暴露出暴徒的原形，以掌握道德高点。但是，分析可知，当时奥运热情正在世界传递，中国正力图保持和谐安定的大国形象，很难想象中共领导人会有这样出奇致胜的动力。
另一种说法是，由于自3月10号以来，拉萨的各大寺院皆不稳定，当时拉萨的大部分军力都用来戒备几大寺院了，尤其是前几天闹得比较厉害的哲蚌寺、甘丹寺和色拉寺，而这三大寺院都在离城较远的郊区。又兼当时城区事发多处，政府一时不明情况，抽不出有效的军力进行全面防护，于是把军警撤离以保卫最紧要的单位。何况，事发时在城区防卫的军警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即使为了有效自卫，他们也不得不回驻地取拿还击工具。
对于唯色的提到的例子，作为拉萨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事发当时的3月14日下午八角街商铺如云，中外游客如织，即使政府有意杀害藏人，很也难想像会让特警特意穿上制服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之。
多位拉萨当地藏民在与记者谈及此事时，都表示暴乱只是一少部分流民所干，与大部分藏人无关，也认为事件本身不可能没有预先的计划和组织。最明显的是，几乎同一时刻在市区的不同地点发生了骚乱。而在现场的人士还看到，许多藏族妇女是用布袋背着当武器使用的石头，石头的质地大小也较均匀。现在的拉萨是一个市容整洁的现代化都市，市区根本不可能随手捡到大量这样的石块。
达赖及其流亡政府举的一些例证，记者虽未能一一进行核实，但一些最简单的是可以查证的，比如，达赖提到被毁的都是卖淫场所，事实上，记者在现场看到的受损遭破坏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商铺。
政府对西藏宗教的限制也并没有一些海外流亡藏人传的那么严重。在拉萨期间，记者每次经过布达拉宫，都会看到有虔诚的藏人自顾自地在转经或磕拜。记者每天围着大小昭寺周围走一趟，发现即使在气氛极为紧张的大昭寺，前门的广场附近不许走近，在后门附近仍然允许藏人在离得不远的地方朝拜。
一天上午，记者看到一位中年藏族妇女在离大昭寺后门一二十米远的地方磕长头，于是走近去看了看。她起来后回头冲记者笑了笑，继续她的磕头礼。
至于全城挨家挨户搜人，更是没有的事。记者接触的多位藏人就并没有被搜过。即使在事态最严重的八角街，两位住在里面的藏人向记者证实，他们所住的院子都并没有被搜过。
记者多次在八角街看到，在中午或傍晚路过的人少时，几岁十几岁的当地小男孩在跟拿着枪站岗的解放军玩耍。有两次几个穿着校服的当地男孩还用手摸士兵端着的枪支，年轻的士兵宽容地笑着。如果这是一群刚刚屠杀过他们家人朋友的恶魔，很难想像这些孩子那么亲善地围着他们。
不过，一些3月15日在街上走动的藏人，的确有可能无辜被抓。一位从青海来拉萨做生意的藏人说，他的一个同乡因15日在街上看热闹被抓，至4月初才放出来，被打得很厉害，出来后好几天还走不了路。一些在3.14后回青海老家的同乡，目前也被阻止返回拉萨。
从现实来看，政府在此次事件中为人诟病之处在于放任，而非严酷血腥。反政府的藏人列举的反对信息与现实离得如此远，令人怀疑他们到底是根本不知道实情，只根据自己一贯的想法构想出的事实，还是事先设定好了统一的宣传口径。
我们是一家人
毫无疑问的是，绝大多数藏民仍然对达赖有着不同程度的信仰。记者接触的所有藏人几乎都不相信这次暴力事件与达赖有直接关系，背后有他的授意。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媒体上和学校等单位进行的揭、批达赖集团反动面目的宣传，最亲善的说法，也不过是将信将疑。比较多的人认为，这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达赖是他们最为尊崇的精神领袖，政府在媒体上怒气冲冲地对他进行不停地批判，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据一直在八角街附近开饭店的一位四川店主说，周围的藏人对寺庙的喇嘛确实很尊敬，节假日时，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从早晨三、四点钟时就排队等着寺庙开门进去朝拜。喇嘛在他店里吃东西，不认识的藏人也经常会替他们付钱。
据了解，现在每年仍有大量的藏人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去到印度。由于政治的敏感性，许多人都称是去做生意。但事实上，相当多的人是希望能去见一见他们心中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我们是一家人，长久地被分开了。中共政府习惯称西藏流亡政府为分裂分子，是西藏动乱的总根源，而很多藏人从情感上显然不是这样认为的。
现在，头脑清醒的藏人都认为应该闹，才可能为自己争取更多政治和宗教空间。但是在关于是否暴力的问题中，存在很大分歧，主张暴力的只是极少数。一位自认属于温和派的藏族知识分子告诉记者。
而据一位当地的藏人说，在甘孜一带，康巴汉子的反抗心理很强，不少人有闹一闹的心理，不少农牧民甚至记得民主改革以前，属于他们的土地。而在拉萨市，一位朋友告诉记者，也有不少藏人不忘1959年平叛时，中共军队对藏人大规模镇压。
据说，更大自治权和让我们的达赖喇嘛回来是大多数藏人的心愿。
在跟记者聊天时，一些藏族知识分子拒绝讨论现实政治，要让我们在这个国家内生活，就要尊重我们。否则就只会造成对抗。中国这么强大，从现实政治的角度不难用武力控制住西藏的形势，但是会在藏人的心里造成长久的巨大心理伤害。
与之相对的是，在内地各大论坛中，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提起西藏骚乱时，都认为达赖应该停止分裂活动，藏人多年来得到中央政府的巨额补贴，还不知好歹地进行叛乱，应该严厉镇压。对藏人的心理缺乏真正的了解和理解。
一位藏族知识分子在3.14事件后，正在内地出差，所到之处，被投以怀疑和戒备的目光，甚至有人在附近对他指指点点，使他备感歧视。他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对藏人的大规模的清算和区别对待，可能引起民族感情的分裂。
然而，令反政府藏人失望而令政府欣慰的一个现实是，就大多数藏人而言，对达赖的虔诚信仰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汉人的排斥，更不意味着他们中的多数会行动起来暴力反对政府或者驱逐汉人。
3.14事件过后，政府在媒体上有不少关于汉藏一家亲、藏人搭救汉人于危难之中的报道。记者碰到的许多汉回民众确实在3.14事件中得到藏人的很大帮助。一个记者认识的藏族青年当天下午三四点时正好路过情况混乱的青年路口，碰到一个头部被打出血伤势严重的汉人，将他送到了医院的急救中心。不少汉回族人当天是在藏族朋友，甚至是不认识的藏族好心人的陪伴下通过可能有危险的地段的。
作为一个态度友好的汉人游客，记者在拉萨市和附近的牧区受到藏民的排斥很少，不少素不相识的藏民对记者热情接待。总体的感觉是绝大部分藏民并无明显地排斥汉人情绪。
另外，记者在采访中接触的不同阶层藏人，从颇有影响的藏族知识分子，到普遍的市民，都会特别提及地方政府的异常腐败，这种腐败既表现在中饱私囊，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巨大私利，也表现在对于社会问题缺乏有效的处理上。
许多藏人表示，打砸不应针对普通汉人，他们也是无辜的。有本事就冲政府机关去，这样我们没意见，还会赞同。
选择了最好的时机
在拉萨市穿行，很容易发现，这个城市已经汉化得非常明显。东部的成都且不用说，许多商店都是一些全国连锁的品牌店，在与全国所有小商品城并无多大区别的太阳岛，几乎到处听到的都是四川话。
即使在被人称为拉萨的西部老城区，许多卖传统藏族手工艺品的也是汉族和回族人。八角街一带，更是密布各种供大城市来的游客消费藏族风情的酒吧和咖啡馆。这些供现代城市中产阶级消费的场所，与北京上海或丽江凤凰等地类似场所并没有大区别。记者在现场发现，多处类似场所被砸烧得厉害。内地小资们津津乐道的玛吉阿米餐吧也未能幸免，二楼的玻璃被砸得支离破碎。
许多在拉萨的汉族人都说，从2002年开始，拉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道路进行了翻修，兴建了许多新的房子，整个城市面貌一新。开始有了更多的商业机会。而此前，城里到处都是土路，一起风，灰尘满天，根本不像个现代化的城市。正是在2001年6月，中央政府召开的第四次西藏会议提出西藏的跨跃式发展，对西藏的资金投入大大增加，加快了拉萨商品经济的发展。2006年青藏铁路的开通，更飞快地加速了这一进程。
而在某些怀念旧西藏的藏人眼里，汉人正如美国电影《飘》中获得南北战争胜利的北方人，得意洋洋地哼着小调，带着小商人的势利与狡诈来到拉萨，污染了这片淳朴美好的土地。
唯色说，去年九月她回拉萨时，许多藏族朋友都悲哀地告诉她：拉萨完了。
关于西藏、尤其是以拉萨等为主的城市地区的汉化现象，是藏族民族主义者经常提及的汉人企图消灭藏文化的证据。中共政府则总是列举自己花了多少人力物力保护藏文化予以反驳。
事实上，这个完，并不是如西藏流亡政府经常宣传地那样，政府在藏地全方位地镇压藏人，使藏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心存邪恶地要故意消灭西藏文明。
更合理的解释也许是，中央政府对这种与商业文明相差甚远的古老文明进行了一定的保护，只是没有竭尽全力，有点半心半意而已。而对藏民在教育、医疗和社保方面的优惠政策，也不足以使藏人应对来自汉地的客观上更善于市场经济规则的外来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竞争。
勤劳耐苦的主流汉族中国人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已经有了很强的商品意识，知识文化也有很大提高，相对于藏人而言，有明显的竞争力。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逻辑下，一个以宗教为核心的少数文明，怎么可能敌过强势商业文明的冲击？
在拉萨和另一个藏人生活较集中的城市成都，记者接触的众多汉人对藏人有明显的歧视心理。主要可以概括为：藏人懒惰，不爱干活，喜欢喝酒、泡茶馆，跳舞唱歌娱乐；野蛮，没有什么文化，有些一时不对就动手打人；脏，不爱洗澡换衣，这主要是针对来自牧区的藏民而言。
在拉萨八角街附近一家四川人开的旅游品商店中，记者正与店主闲聊，进来了两位牧民打扮中年藏民，看了一会就出去了。店主笑着对记者说：闻到没？身上一股味儿吧？
网上留传一张拉萨市某职介中心门口急聘藏汉民工10名招牌的照片，上写工资藏族每天30元，汉族每天50元。记者在当地也听到类似的说法：藏人哪怕做同样的工作，也只有汉人一半的工资。原因是汉人能吃苦，而且技术能力也强，做的更好。即使是一些藏族老板，也更愿意雇佣汉人。
在一些需要一定文化的单位，藏族人更不占优势。因为大部分这样的单位都是跟内地有业务来往的，这就需要良好的汉语能力。而许多藏族青年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从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到受过中等教育的城市居民，拉萨有大量的各阶层失业藏人。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在这个越来越繁华的现代化都市里，生活动荡不定。
记者去过一位因14号在小昭寺门前向军警扔石头被逮逋的中年藏人的家。那很难说是一个家。在拉萨底层藏人聚居的嘎玛贡桑社区，来自昌都的他们租住了一间五六平米的小平房。房间里乱作一团，摆了一些又脏又破的日用品，一张床上躺着他瞎眼的妻，十二岁的儿子看起来只有八九岁大。一家三口都是乞丐。
记者在拉萨至少还看到过两次一家三四口大人小孩坐在街头乞讨的情形。拉萨给乞丐流行的是一角两角的钱。偶尔有人给了一块面值的，一家人快乐地抢上去拿到手中。
而拉萨的消费非常高，自去年全国通货膨胀以来，更是物价飞涨。当地人常吃的牛肉已经涨到二十三四元一斤两，藏人常喝的甜茶，已经由原来的两三角涨到五角一杯，一碗份量并不多的牛肉面八元一碗。记者在当地吃饭理发时，均发现有藏人因为嫌七八元钱一碗的面条和五元一次的理发费太贵，坐下来问过价格又走了的。
同时，藏人显然不排斥来自汉地的各种新鲜商品，各种汉族店铺随处可见藏人身影。一家被砸关门的店铺前用三轮车摆着大堆汉式衣服，大约因为便宜，围了一大堆身着藏服的妇女。
记者去大昭寺对面小巷的一家理发店里剪留海。年轻的理发师来自温州，因为害怕，3月16号跑了回去，听说没事了，前两天又回来开门了。记者在她店里待的半个多小时，四五个客人多半都是藏人。她很职业地忙碌着，洗头时问水温好不好，剪发时问朝这边梳还是朝那边梳。
记者接触的多位内地商人都与这位姑娘类似，在3.14后回去避了一段时间，发现没事后，又坐了火车飞机回到拉萨。一时的骚乱似乎不可能阻挡住商业大潮的滚滚洪流。
整个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居住面积占中国四分之一的藏民却只有六百多万。与之交界的四川省，又正好是有一亿多人口、大量移民外流的人口大省。只要政府不设阻碍，有生活和发财机会的拉萨，必然将有越来越多的内地汉人进入。一部分适应的藏人融入了这一进程，一部分不能适应者自然而然地会被边缘化。古老的藏文明也不得不逐渐消融于商业文化的大潮中。
市场经济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底层藏人生活困苦，对地方政府腐败的不满，被点燃的民族主义情绪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一位普通的拉萨青年对记者说：组织这次骚乱的人选择了最好的时机。
amigowxixo
http://amigowxixo.blog.sohu.com/134710825.html
转自《民间藏事》
2009年11月8日星期日
西藏的转世
通达业的法则和达到证悟的人，可以选择生生世世回到人间帮助别人。在西藏，认出这种转世者或土库(Tulku)的传统，开始于十三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当一位证悟的上师圆寂时，他也许会留下正确的指示，说出他将转世的地方。他的一位入室弟子或道友，就会有景象或梦，预告他即将来到的转世。在某些例子中，他以前的弟子，也许会请教有能力认出土库而闻名的上师，这位上师也许会有梦或景象，让他能够指导土库的寻找。当这个孩子被找到时，就由这位上师来加以认可。
这个传统的真正目的，是要保障已经证悟的上师的智慧记忆不会丧失。转世者生命中最重要的特色是在训练过程中，他的本性–转世得自遗传的智慧记忆–觉醒了，这也是他的真实性的真正表征。譬如，Guru喇嘛承认他在幼年时，就可以不太费力地了解那些难以掌握、而通常需要许多年工夫才能精通的佛教哲学。
养育土库必须十分小心。即使在接受训练之前，他们的父母就被要求必须特别照顾他们，他们的训练，比起一般僧侣的训练，要严格和扎实得多，因为大家对他们的期待特别多。
有时候，他们会记得他们的过去世，或展示惊人的能力。诚如Guru喇嘛所说：“转世灵童能够记得前世的人事物，这是很平常的事。有些人虽然还没有学过经典，也能背诵。”有些转世者不需要像别人花那么多的时间去修持或做研究。我的上师蒋扬钦哲就是一个例子。
在我的上师还年轻时，他有一位要求很严格的老师。他必须跟老师住在山中的茅篷里。有一天早晨，他的老师到邻近村子，为一位刚刚过世的人主持法会。老师在出门前给我的上师一本书，名叫《文殊师利圣号诵》（Chanting the Names of Manjushri），这是一本很难读的书，文长约五十页，通常要花几个月才能背下来。老师在离开时说：“今晚之前把这本书背好。”
年轻的蒋扬钦哲就像其他孩子一样，老师一离开，就开始玩。他玩得连邻居都为他感到焦急，恳求他：“你最好要开始读书了，否则会挨打。”他们都知道那位老师是多么严格和容易动气。即使如此，我的上师还是一点也不在乎，继续玩他的。最后就在日落之前，他知道老师快回来了，就把整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当他的老师回来后，测验他，他竟然可以一字不漏地把全书背出来。
在一般情况下，心智正常的老师，绝不会要求小孩子做这种事。但在他心中知道蒋扬钦哲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他似乎要引诱蒋扬钦哲来“证明”自己，这个孩子毫不抗议地就接受如此艰难的工作，也是技巧地默认他就是文殊师利的化身，后来，蒋扬钦哲在他的自传中写道，虽然老师并未承认这件事，私底下却十分佩服。
在各世的土库之间，到底承继了什么？土库确实与他所转世的人完全相同吗？他们帮助一切众生的动机和奉献是相同的，但他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人。一世传一世的是福报（blessing），基督教徒称为“恩宠”（grace）。这种福报和恩宠的传递，与每一个未来的年代要完全配合和相应，转世者要适应当代人们的业，以便全力救度他们。
Guru喇嘛可能是最动人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转世系统的丰富、有效和微妙。他被佛教徒尊为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Guru喇嘛生长在西藏，接受过一切传统的训练和一切传承的主要教法，成为西藏传统中最伟大的一位当代大师。全世界的人也都知道，他是一位和蔼可亲、脚踏实地的人。Guru喇嘛对于当代物理学、神经生物学和政治学都深感兴趣；他对于世界责任所发表的观点和讯息，不仅为佛教徒所奉行，也为全世界宗教徒所认同。他的典范，已经对全球各地争取自由的人们产生启示作用。Guru喇嘛也是世界环保运动的主要发言人，不辞辛劳地唤醒人们认清自私的.危险性。他也受世界各地知识分子和领袖所尊敬；不过，我认识几百位非常平凡的人，他们来自各种背景和不同国家，在会晤Guru喇嘛时，都深受他的优美、幽默和喜悦所感动，因而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我相信，Guru喇嘛正是大悲观世音菩萨，面对危机重重的人类，他不仅是西藏人和佛教徒的观世音化身，也是全世界的观世音化身，在人类历史上，贡献出当代最需要具有治疗作用的慈悲心，以及他全力奉献和平的典型。
西方人也许会惊奇地发现西藏有这么多的转世者，而他们大多数是伟大的上师、学者、作家、神秘家和圣贤，对于佛法和社会都有杰出的贡献。他们在西藏历史上，扮演着中心的角色。我相信这种转世的过程不只限于西藏，也发生在一些国家一些时代中，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艺术天才、精神领袖和人道主义者，他们帮助人类前进。例如甘地、爱因斯坦、林肯、德蕾莎修女、莎士比亚、圣法兰西斯、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当西藏人一听到这些名字时，会立刻称他们是菩萨。每当我听到他们的名字、工作和远见时，我就深受诸佛和历代大师宏大的演化过程的庄严所感动，他们示现于世，为着解脱众生的苦难来改善这个世界。
菩提子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40381b0100fuoy.html
转自《民间藏事》
这个传统的真正目的，是要保障已经证悟的上师的智慧记忆不会丧失。转世者生命中最重要的特色是在训练过程中，他的本性–转世得自遗传的智慧记忆–觉醒了，这也是他的真实性的真正表征。譬如，Guru喇嘛承认他在幼年时，就可以不太费力地了解那些难以掌握、而通常需要许多年工夫才能精通的佛教哲学。
养育土库必须十分小心。即使在接受训练之前，他们的父母就被要求必须特别照顾他们，他们的训练，比起一般僧侣的训练，要严格和扎实得多，因为大家对他们的期待特别多。
有时候，他们会记得他们的过去世，或展示惊人的能力。诚如Guru喇嘛所说：“转世灵童能够记得前世的人事物，这是很平常的事。有些人虽然还没有学过经典，也能背诵。”有些转世者不需要像别人花那么多的时间去修持或做研究。我的上师蒋扬钦哲就是一个例子。
在我的上师还年轻时，他有一位要求很严格的老师。他必须跟老师住在山中的茅篷里。有一天早晨，他的老师到邻近村子，为一位刚刚过世的人主持法会。老师在出门前给我的上师一本书，名叫《文殊师利圣号诵》（Chanting the Names of Manjushri），这是一本很难读的书，文长约五十页，通常要花几个月才能背下来。老师在离开时说：“今晚之前把这本书背好。”
年轻的蒋扬钦哲就像其他孩子一样，老师一离开，就开始玩。他玩得连邻居都为他感到焦急，恳求他：“你最好要开始读书了，否则会挨打。”他们都知道那位老师是多么严格和容易动气。即使如此，我的上师还是一点也不在乎，继续玩他的。最后就在日落之前，他知道老师快回来了，就把整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当他的老师回来后，测验他，他竟然可以一字不漏地把全书背出来。
在一般情况下，心智正常的老师，绝不会要求小孩子做这种事。但在他心中知道蒋扬钦哲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他似乎要引诱蒋扬钦哲来“证明”自己，这个孩子毫不抗议地就接受如此艰难的工作，也是技巧地默认他就是文殊师利的化身，后来，蒋扬钦哲在他的自传中写道，虽然老师并未承认这件事，私底下却十分佩服。
在各世的土库之间，到底承继了什么？土库确实与他所转世的人完全相同吗？他们帮助一切众生的动机和奉献是相同的，但他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人。一世传一世的是福报（blessing），基督教徒称为“恩宠”（grace）。这种福报和恩宠的传递，与每一个未来的年代要完全配合和相应，转世者要适应当代人们的业，以便全力救度他们。
Guru喇嘛可能是最动人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转世系统的丰富、有效和微妙。他被佛教徒尊为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Guru喇嘛生长在西藏，接受过一切传统的训练和一切传承的主要教法，成为西藏传统中最伟大的一位当代大师。全世界的人也都知道，他是一位和蔼可亲、脚踏实地的人。Guru喇嘛对于当代物理学、神经生物学和政治学都深感兴趣；他对于世界责任所发表的观点和讯息，不仅为佛教徒所奉行，也为全世界宗教徒所认同。他的典范，已经对全球各地争取自由的人们产生启示作用。Guru喇嘛也是世界环保运动的主要发言人，不辞辛劳地唤醒人们认清自私的.危险性。他也受世界各地知识分子和领袖所尊敬；不过，我认识几百位非常平凡的人，他们来自各种背景和不同国家，在会晤Guru喇嘛时，都深受他的优美、幽默和喜悦所感动，因而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我相信，Guru喇嘛正是大悲观世音菩萨，面对危机重重的人类，他不仅是西藏人和佛教徒的观世音化身，也是全世界的观世音化身，在人类历史上，贡献出当代最需要具有治疗作用的慈悲心，以及他全力奉献和平的典型。
西方人也许会惊奇地发现西藏有这么多的转世者，而他们大多数是伟大的上师、学者、作家、神秘家和圣贤，对于佛法和社会都有杰出的贡献。他们在西藏历史上，扮演着中心的角色。我相信这种转世的过程不只限于西藏，也发生在一些国家一些时代中，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艺术天才、精神领袖和人道主义者，他们帮助人类前进。例如甘地、爱因斯坦、林肯、德蕾莎修女、莎士比亚、圣法兰西斯、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当西藏人一听到这些名字时，会立刻称他们是菩萨。每当我听到他们的名字、工作和远见时，我就深受诸佛和历代大师宏大的演化过程的庄严所感动，他们示现于世，为着解脱众生的苦难来改善这个世界。
菩提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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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民间藏事》
2009年11月4日星期三
吐蕃往事，1950
毛泽东对西藏的战略，从来都是武力征服。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二日他跟斯大林会晤时，要求苏联派飞机帮他运部队进攻西藏。斯大林答道：“你们准备进攻，很好，是该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还建议毛向西藏和其它边疆地区移民，说：“新疆的汉族人还不到百分之五，应当增加到百分之三十……所有的边疆地区都应当多迁移些汉族人去”。这成了中共的政策。
一九五零到一九五一年，两万中共部队进逼西藏。但是毛意识到他不可能派进足以占领全西藏的大批军队，因为没有公路运兵运粮草，士兵不习惯高原气候，当地武装也不可小视。毛决定搞谈判，装作他将给西藏自治权。他上演了一出戏，承认达赖喇嘛在西藏的领袖地位，送给达赖喇嘛电影放映机之类的礼物。但同时，两条通向西藏的公路紧锣密鼓地修了起来。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九岁的达赖喇嘛到北京去出席橡皮图章式的人民代表大会。他在北京待了半年，毛跟他至少见了十几次面，每次都和蔼可亲，要让他没有戒心。毛作了调查研究，知道达赖对科学感兴趣，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喜欢新东西的，我也喜欢。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毛还跟他讨论教育改革。
一九五六年初，公路通车，毛开始变脸。他首先在康巴藏区搞“改革”，斗争上层，收缴枪支，实行征税，破坏宗教。那里的五十万藏民立刻反了，到三月底已经拉起一支六万人的队伍，有五万杆枪。其它藏区的“武装叛乱”也如野火一般燃烧蔓延。毛只得动用军队，靠围剿、重炮，甚至空中轰炸，才把反抗镇压下去。
这样的几乎全民性的参与造反，以及藏军的强悍善战，使毛得出结论：在西藏“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我们已经等了好几年，现在还必须等待。”
到1958年大跃进中，当饥荒出现时，藏民又揭竿而起，在他们聚居的几个省，都发生了武装反抗。藏民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靠游牧为生，有马，有枪支。他们还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宗教，能秘密组织起来而不为中共所知。
在青海，武装起义遍及全省。毛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批示严厉镇压，同时说：“西藏要准备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次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再次批示，在西藏，“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有“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人风闻达赖喇嘛可能被劫持去北京，在拉萨暴动了。数千人上街游行，高呼：“汉人滚回去！，第二天，毛电令中共驻西藏部队，放达赖喇嘛逃走。如果达赖喇嘛在中共军队镇压中被打死，世界舆论将对毛很不利，特别是在毛想搞好关系的中国周边的佛教国家和印度。十七日夜晚，达赖喇嘛逃出拉萨，奔向印度。他的逃离一经证实，毛就下达作战方针：“全力抓住敌人在拉萨市区，勿使逃走，以便主力到达，然后聚歼。”
随着战争而来的是宣传战。四月二十九日，媒体宣传运动揭幕，把西藏描绘成人间地狱，抽人筋、剥人皮、挖人眼睛。毛的军队是正义之师，是去拯救西藏人民的。本来汉人对西藏就有偏见，毛的宣传更是在人们脑子里种下了西藏野蛮落后的根深蒂固的印象。当然，西藏过去的神权统治有黑暗的一面。但毛管辖下的西藏要黑暗得多。地位仅次于达赖的班禅喇嘛一九六二年写给周恩来的七万言书中，淋漓尽致地说明了这一点。班禅喇嘛曾支持中共“解放西藏”，甚至在一九五九年拉萨暴动后还拥护中共“平叛”。他描写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在西藏发生的事，周恩来本人和管理西藏事务的利瓦伊汉，都承认是事实。这使七万言书格外有分量。
班禅喇嘛写道：“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为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两年中，农牧业产品“收购过头，甚至连香袋内的粮食和糌粑也收了，对翻出隐藏几升粮食和糌粑的人家，也进行斗争……对大多数家户，进行了搜查，把居民自己库存的粮食、肉类、酥油等，差不多都挖光了。-”不少居民的口粮很紧，有的断粮，肉类、酥油、清油等极缺，连灯油也没有。甚至买不到烧柴。人们恐慌着急，叫苦连天。“
“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别说稍微能吃的一切草类，就连不能吃的树皮、树叶、草根、草籽也采集了许多，加工后和那点粮食掺合起来作为猪食一样的稀糊糊给人们吃，就是这也很有限，不能果腹。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抵抗不住这种残酷地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一些小小的传染病就会使达到百分之数的人轻易地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因此有些地方，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
班禅喇嘛写七万言书的时候，到藏区各地视察。在青海，他看到“许多百姓连吃饭的碗都没有”。他掏钱买碗送给老百姓，并对中共官员愤怒地说：“过去只有俗人向僧人布施，群众向活佛奉献，没有听说过活佛买碗给群众。旧社会要饭的手里还有个破碗。蒋介石、马步芳统治青海十几年，藏族老百姓也没有穷到连个碗都买不起的地步。”
西藏人民还受到毛式的残酷批斗，班禅喇嘛的家里“从我父亲开始一个个都挨斗了”。“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等，不仅毫无根据，一个比一个更尖锐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夸过火地肆意进行诬陷”。“斗争一开始，大喊、怒吼几下，同时拔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掀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时，当场丧命。”不少人被迫“投河或以武器自杀”。
由于西藏武装起义的全民性，青壮年男子被大批逮捕关押，班禅喇嘛说“可以断言，藏族中我们的亲人除了妇女、老头、小孩和极少数的青壮年外，就所剩无几了。”
在监狱里，看守不把藏民当人看：“残酷无情地恶言恫吓，恣意毒打；并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的劳动，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班旦加措喇嘛曾在监狱里度过多年，他告诉我们，他和别的囚犯被用鞭子抽打着拉犁。
对战场上被打死的藏民的处理也令人发指。班禅喇嘛在毛死后的一次会议上讲到：“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坑埋在里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跳舞。”“
与对西藏人民的暴虐同时发生的，是对西藏文化的摧残。当时有个”三大“运动，第一”大“就是”大破坏“。西藏的一切生活方式都被认为是，落后的、肮脏的和无用的，要”破坏“。毛最致力于消灭的是宗教，早在与达赖喇嘛见面时，他就讲西藏喇嘛太多，不利于增加劳动力发展生产。如今在西藏的寺院里，班禅喇嘛说：“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配偶)。”“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中把没有宗教的地方称为黑地方]等而哀号。”
破坏后的西藏，班禅喇嘛说，就像“炮弹摧毁，战争刚结束的样子，目不忍睹。”“西藏有大、中、小寺庙两干五百余座，而民政（中共的”民主改革“)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七十多座，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僧尼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从十一万多人下降到七干人。
使西藏人民最为痛苦的还有死人不准超度：“按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后若不进行超度，就被看成是对亡人不孝敬、残酷无情而极为恶劣的。因而一段时间人们说：“我们死的太迟了，如果早死一点，还能得到超度，现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
在藏区视察时，班禅喇嘛见到以下场景：“不少越过基层干部的各种阻挠之难而来朝拜的藏族群众，不论男女老幼，一见我就想起了一个时期来的痛苦，情不自禁流出眼泪，他们中的一些大瞻的人，流泪哀呼：“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绝！为祝为祷！”“
在这些伤心事的激励下，班禅喇嘛勇敢地写了”七万言书“。到了毛泽束手里，毛大怒。不久，班禅喇嘛就被批判斗争，身陷囹圄近十年，直到毛死后才重见天日。
輝太郎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732ef10100fo8v.html
转自《民间藏事》
一九五零到一九五一年，两万中共部队进逼西藏。但是毛意识到他不可能派进足以占领全西藏的大批军队，因为没有公路运兵运粮草，士兵不习惯高原气候，当地武装也不可小视。毛决定搞谈判，装作他将给西藏自治权。他上演了一出戏，承认达赖喇嘛在西藏的领袖地位，送给达赖喇嘛电影放映机之类的礼物。但同时，两条通向西藏的公路紧锣密鼓地修了起来。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九岁的达赖喇嘛到北京去出席橡皮图章式的人民代表大会。他在北京待了半年，毛跟他至少见了十几次面，每次都和蔼可亲，要让他没有戒心。毛作了调查研究，知道达赖对科学感兴趣，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喜欢新东西的，我也喜欢。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毛还跟他讨论教育改革。
一九五六年初，公路通车，毛开始变脸。他首先在康巴藏区搞“改革”，斗争上层，收缴枪支，实行征税，破坏宗教。那里的五十万藏民立刻反了，到三月底已经拉起一支六万人的队伍，有五万杆枪。其它藏区的“武装叛乱”也如野火一般燃烧蔓延。毛只得动用军队，靠围剿、重炮，甚至空中轰炸，才把反抗镇压下去。
这样的几乎全民性的参与造反，以及藏军的强悍善战，使毛得出结论：在西藏“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我们已经等了好几年，现在还必须等待。”
到1958年大跃进中，当饥荒出现时，藏民又揭竿而起，在他们聚居的几个省，都发生了武装反抗。藏民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靠游牧为生，有马，有枪支。他们还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宗教，能秘密组织起来而不为中共所知。
在青海，武装起义遍及全省。毛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批示严厉镇压，同时说：“西藏要准备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次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再次批示，在西藏，“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有“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人风闻达赖喇嘛可能被劫持去北京，在拉萨暴动了。数千人上街游行，高呼：“汉人滚回去！，第二天，毛电令中共驻西藏部队，放达赖喇嘛逃走。如果达赖喇嘛在中共军队镇压中被打死，世界舆论将对毛很不利，特别是在毛想搞好关系的中国周边的佛教国家和印度。十七日夜晚，达赖喇嘛逃出拉萨，奔向印度。他的逃离一经证实，毛就下达作战方针：“全力抓住敌人在拉萨市区，勿使逃走，以便主力到达，然后聚歼。”
随着战争而来的是宣传战。四月二十九日，媒体宣传运动揭幕，把西藏描绘成人间地狱，抽人筋、剥人皮、挖人眼睛。毛的军队是正义之师，是去拯救西藏人民的。本来汉人对西藏就有偏见，毛的宣传更是在人们脑子里种下了西藏野蛮落后的根深蒂固的印象。当然，西藏过去的神权统治有黑暗的一面。但毛管辖下的西藏要黑暗得多。地位仅次于达赖的班禅喇嘛一九六二年写给周恩来的七万言书中，淋漓尽致地说明了这一点。班禅喇嘛曾支持中共“解放西藏”，甚至在一九五九年拉萨暴动后还拥护中共“平叛”。他描写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在西藏发生的事，周恩来本人和管理西藏事务的利瓦伊汉，都承认是事实。这使七万言书格外有分量。
班禅喇嘛写道：“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为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两年中，农牧业产品“收购过头，甚至连香袋内的粮食和糌粑也收了，对翻出隐藏几升粮食和糌粑的人家，也进行斗争……对大多数家户，进行了搜查，把居民自己库存的粮食、肉类、酥油等，差不多都挖光了。-”不少居民的口粮很紧，有的断粮，肉类、酥油、清油等极缺，连灯油也没有。甚至买不到烧柴。人们恐慌着急，叫苦连天。“
“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别说稍微能吃的一切草类，就连不能吃的树皮、树叶、草根、草籽也采集了许多，加工后和那点粮食掺合起来作为猪食一样的稀糊糊给人们吃，就是这也很有限，不能果腹。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抵抗不住这种残酷地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一些小小的传染病就会使达到百分之数的人轻易地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因此有些地方，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
班禅喇嘛写七万言书的时候，到藏区各地视察。在青海，他看到“许多百姓连吃饭的碗都没有”。他掏钱买碗送给老百姓，并对中共官员愤怒地说：“过去只有俗人向僧人布施，群众向活佛奉献，没有听说过活佛买碗给群众。旧社会要饭的手里还有个破碗。蒋介石、马步芳统治青海十几年，藏族老百姓也没有穷到连个碗都买不起的地步。”
西藏人民还受到毛式的残酷批斗，班禅喇嘛的家里“从我父亲开始一个个都挨斗了”。“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等，不仅毫无根据，一个比一个更尖锐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夸过火地肆意进行诬陷”。“斗争一开始，大喊、怒吼几下，同时拔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掀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时，当场丧命。”不少人被迫“投河或以武器自杀”。
由于西藏武装起义的全民性，青壮年男子被大批逮捕关押，班禅喇嘛说“可以断言，藏族中我们的亲人除了妇女、老头、小孩和极少数的青壮年外，就所剩无几了。”
在监狱里，看守不把藏民当人看：“残酷无情地恶言恫吓，恣意毒打；并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的劳动，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班旦加措喇嘛曾在监狱里度过多年，他告诉我们，他和别的囚犯被用鞭子抽打着拉犁。
对战场上被打死的藏民的处理也令人发指。班禅喇嘛在毛死后的一次会议上讲到：“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坑埋在里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跳舞。”“
与对西藏人民的暴虐同时发生的，是对西藏文化的摧残。当时有个”三大“运动，第一”大“就是”大破坏“。西藏的一切生活方式都被认为是，落后的、肮脏的和无用的，要”破坏“。毛最致力于消灭的是宗教，早在与达赖喇嘛见面时，他就讲西藏喇嘛太多，不利于增加劳动力发展生产。如今在西藏的寺院里，班禅喇嘛说：“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配偶)。”“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中把没有宗教的地方称为黑地方]等而哀号。”
破坏后的西藏，班禅喇嘛说，就像“炮弹摧毁，战争刚结束的样子，目不忍睹。”“西藏有大、中、小寺庙两干五百余座，而民政（中共的”民主改革“)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七十多座，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僧尼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从十一万多人下降到七干人。
使西藏人民最为痛苦的还有死人不准超度：“按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后若不进行超度，就被看成是对亡人不孝敬、残酷无情而极为恶劣的。因而一段时间人们说：“我们死的太迟了，如果早死一点，还能得到超度，现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
在藏区视察时，班禅喇嘛见到以下场景：“不少越过基层干部的各种阻挠之难而来朝拜的藏族群众，不论男女老幼，一见我就想起了一个时期来的痛苦，情不自禁流出眼泪，他们中的一些大瞻的人，流泪哀呼：“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绝！为祝为祷！”“
在这些伤心事的激励下，班禅喇嘛勇敢地写了”七万言书“。到了毛泽束手里，毛大怒。不久，班禅喇嘛就被批判斗争，身陷囹圄近十年，直到毛死后才重见天日。
輝太郎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732ef10100fo8v.html
转自《民间藏事》
处理民族问题时 要警惕大汉族主义
大汉主义者常常不能面对实质问题，所以永远也无法找到令少数民族感到满意的问题解决方法。大汉主义者只会重复一些定好的老调，我们汉人在西藏投入了多少多少钱。这些人为什么老不明白一个基本的问题呢？你投那么钱，藏人为什么不领情？
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基本的事实：
1.1950年，汉人（解放军的形式）进入西藏之前，西藏地区的汉人寥寥无几。所以西藏不管是不是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至少，那里是完全自治的。（我个人读史料后觉得西藏并不是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
2.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条约规定尊重西藏人的传统和固有的制度与传统。
3.1951年10月，西藏人民盛情迎接中央政府的官员抵达拉萨。
4.1956年9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指出“西藏的民主改革，必须在充分做好准备工作，上层真正愿意改革的时候再去改，并且在改革中要坚决做到少出乱子和不出乱子，否则宁可暂缓进行，而不要勉强进行。”同时，中央作出西藏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
如果当时的中央政府能尊重西藏的领袖达赖喇嘛、尊重西藏文化、社会传统，不去搞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话，我相信就不会有什么西藏问题。但是，中央政府当时在取得胜利后，一方面是头脑发热，另一方面更是本性使然，在内地发动土改，杀了200万汉人地主，一看，也没有人反对，于是把这激进的做法也用到了西藏，强迫藏人改革，帮助农奴翻身。达赖喇嘛及西藏政府官员一看不好，这农奴翻身的野火很快就会要把他们给烧尽，他们当然只有一条路，就是与中央政府决裂。
有很多被洗脑了的汉人老是说，我们帮助了藏人翻了身呀，对他们那么好呀。读者想一想，改革开放前，中共领导人发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反胡风，反右，四清，文革等等，这些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地狱般的毁灭，你想想，如果当时的那些领导给我们汉人带来的只是地狱，又如何可能给藏人带去天堂？我们汉人在那里发动的农奴翻身运动，同样给藏人带去的只是灾难与地狱。
又有汉人说，西藏人那些年固然吃了些苦头，但我们不同样也吃了文革等一系列的苦头吗？他们为什么不能向前看？这些人不明白这样一个问题，文革等运动，是我们汉人内部狗咬狗的问题，中共与国民党，中共与右派等等，都是属于这类的问题，但是你去整西藏人，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是民族矛盾。
好了，现在的人说，改革开放后不一样了，我们给藏人钱，给他们办学校，给他们铁路，让他们一家可以生好些小孩，而我们只能生一个小孩，我们还要如何对藏人好？
我们对藏人好的所谓优惠政策都是一些自言自语的宣传。有些优惠政策本来就是很好笑的，你说你让他能多生子女，他们本来就是自由自在地生育，是政府把汉人的生育权给剥夺了，然后对藏人说，好，我不剥夺你的生育权，你看，我对你多么好！这是什么鬼优惠政策？你修了条铁路到西藏，首先是为了中国自身的战略目标而修，又不是专门为藏人而修。
藏人为什么不满意，你要问藏人，不要在那里自言自语。
张文祖君、利民君在那里一味替中央政府的错误政策辩护，但你得回答一个基本问题，那里为什么会有动乱，为什么现在那里那么不自由？为什么要用武装力量把他们的寺庙团团围住？拜托你，不要什么事都往别人身上推，好不好？文革是四人帮的错，6+4的天安门是美帝国主义的错，瓮安是黑社会的错。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的人，就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在那里靠宣传工具自欺欺人。
信天优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681b7d0100fgjo.html
转自《民间藏事》
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基本的事实：
1.1950年，汉人（解放军的形式）进入西藏之前，西藏地区的汉人寥寥无几。所以西藏不管是不是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至少，那里是完全自治的。（我个人读史料后觉得西藏并不是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
2.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条约规定尊重西藏人的传统和固有的制度与传统。
3.1951年10月，西藏人民盛情迎接中央政府的官员抵达拉萨。
4.1956年9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指出“西藏的民主改革，必须在充分做好准备工作，上层真正愿意改革的时候再去改，并且在改革中要坚决做到少出乱子和不出乱子，否则宁可暂缓进行，而不要勉强进行。”同时，中央作出西藏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
如果当时的中央政府能尊重西藏的领袖达赖喇嘛、尊重西藏文化、社会传统，不去搞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话，我相信就不会有什么西藏问题。但是，中央政府当时在取得胜利后，一方面是头脑发热，另一方面更是本性使然，在内地发动土改，杀了200万汉人地主，一看，也没有人反对，于是把这激进的做法也用到了西藏，强迫藏人改革，帮助农奴翻身。达赖喇嘛及西藏政府官员一看不好，这农奴翻身的野火很快就会要把他们给烧尽，他们当然只有一条路，就是与中央政府决裂。
有很多被洗脑了的汉人老是说，我们帮助了藏人翻了身呀，对他们那么好呀。读者想一想，改革开放前，中共领导人发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反胡风，反右，四清，文革等等，这些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地狱般的毁灭，你想想，如果当时的那些领导给我们汉人带来的只是地狱，又如何可能给藏人带去天堂？我们汉人在那里发动的农奴翻身运动，同样给藏人带去的只是灾难与地狱。
又有汉人说，西藏人那些年固然吃了些苦头，但我们不同样也吃了文革等一系列的苦头吗？他们为什么不能向前看？这些人不明白这样一个问题，文革等运动，是我们汉人内部狗咬狗的问题，中共与国民党，中共与右派等等，都是属于这类的问题，但是你去整西藏人，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是民族矛盾。
好了，现在的人说，改革开放后不一样了，我们给藏人钱，给他们办学校，给他们铁路，让他们一家可以生好些小孩，而我们只能生一个小孩，我们还要如何对藏人好？
我们对藏人好的所谓优惠政策都是一些自言自语的宣传。有些优惠政策本来就是很好笑的，你说你让他能多生子女，他们本来就是自由自在地生育，是政府把汉人的生育权给剥夺了，然后对藏人说，好，我不剥夺你的生育权，你看，我对你多么好！这是什么鬼优惠政策？你修了条铁路到西藏，首先是为了中国自身的战略目标而修，又不是专门为藏人而修。
藏人为什么不满意，你要问藏人，不要在那里自言自语。
张文祖君、利民君在那里一味替中央政府的错误政策辩护，但你得回答一个基本问题，那里为什么会有动乱，为什么现在那里那么不自由？为什么要用武装力量把他们的寺庙团团围住？拜托你，不要什么事都往别人身上推，好不好？文革是四人帮的错，6+4的天安门是美帝国主义的错，瓮安是黑社会的错。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的人，就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在那里靠宣传工具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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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民间藏事》
2009年11月3日星期二
曹长青：铁凝和大江健三郎的“调情”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最近访问台湾，引起争议，因为他拒绝批评中共用千枚导弹威胁台湾，更不为民主台湾说句公道话。台湾媒体对大江健三郎的言行表示不解，甚至批评、“透视大江健三郎”。
但如果台湾人熟悉这位日本作家的左倾历史，尤其是他跟中共官方的来往，不用“透视”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虽然日本跟台湾近在咫尺，又都是民主国家，但74岁的大江健三郎却是第一次到台湾；他热衷访问的是红色中国，不仅当年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今天更跟中共“全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等官员打得火热。
大江年轻时就左倾，六十年代在北京见到周恩来，就成为“周迷”，至今仍把周恩来，甚至杀害了无数中国人的恶魔毛泽东等，捧为“伟人”，视为心中“眺望”的“参天大树”。如果说大江当年20多岁，不懂得共产中国，还有情可原；但今天，距他第一次见周恩来已40多年，在信息自由的日本，他当然会知道，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但他在日本，对当年美国为结束二战、终结日本军国主义，不得已投下原子弹，骂个没完；却对共产党在中国（还是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造成可能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从不谴责；还把主要罪魁毛泽东、周恩来至今捧为“伟人”。这就不是信息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魏巍和大江“心是相通的”
左倾的大江，当然受北京欢迎，尤其是戴上诺贝尔奖“桂冠”之后，他的身价更高，利用价值似乎更大。中国的极左派作家魏巍曾发表公开信（2006年）说，“我们的心是相通的”，称赞大江批评“日本紧紧追随美国”的反美立场。
大江健三郎虽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的书并不畅销，而且对他获奖，在日本内部颇有争议。大江的书不仅在本国卖不动，在中国也不畅销，没有多少读者有兴趣，在美国就更乏人问津，即使他得诺贝尔奖之后，也没几个人知道他是谁。在这种寂寞的情况下，2006年中国官方作协在北京举办大江作品研讨会，大江当然欣然前往。据北京娱乐信报，当时在会上听到中国作家的歌颂之后， “大江健三郎表现得非常激动，甚至主动请求发言，打破了之前制定的发言议程”，称“我想早点把我的激动传递给大家”。在中国之外的自由世界，他实在听不到这样的恭维、赞美。
●相互谄媚的恶心剧
中国官方摸准了大江的“脉搏”，于是今年初再次邀请，还给大江发了个“21世纪最佳外国小说奖”。按常理，大江已获诺贝尔奖，再发什么最佳外国小说奖，实在是滑稽。但中共当局明显要拉拢他；而在本国和美国等图书市场受冷遇的大江，不仅高兴，更颇感受宠若惊，甚至还刻意跟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拉关系、套近乎，他们的“对话”在官方杂志刊出，简直是相互谄媚、“调情”的恶心剧。
据在场的中国作家莫言描绘，在下午的会议上，大江就在纸上写了几个女性的名字，莫言以为是晚上餐会时，大江可能要请几个中国女孩。结果却是铁凝的小说《大浴女》中的女性人物。大江是要记住这些名字，以便晚上见到铁凝对谈时，能背出这些名字，以巧妙地传递出，他对铁凝的书多么重视，看得多么认真。这确实令铁凝“感动”，她说“我很吃惊，没想到大江健三郎先生读得这么仔细。”
●铁凝最早表态支持六四屠杀
铁凝虽然官至全国作协主席，但她只是个二、三流作家。在中共六四屠杀后，她是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武力镇压天安门运动的省文联主席（当时是河北文联主席）。靠忠诚共产党，还不到50岁，更无重要文学成就和资历的铁凝，居然接任巴金，出任了“全国作协”主席。当然，圈内人知道，直到50岁都单身的铁凝，是那种长袖善舞的女人，在那个老男人成堆的作家和文化官僚圈中，她的得宠，可想而知。
铁凝近年的“名著”大概是那本被中国评论家批为庸俗不堪、其描写的露骨与淫秽堪与《废都》媲丑的《大浴女》。不说别的，仅仅这个书名，就可看出作者的粗俗，它可与莫言的《丰乳肥臀》媲俗。这种书名，在西方红灯区的色情书摊上都罕见。但对这样一本不入流的作品，堂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居然“高度评价”到这种地步：“这种写作的手法在日本的作家里不曾出现过，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甚至讨好地说，“如果让我在世界文学范围内选出这十年间的十部作品的话，我一定会把《大浴女》列入其中。”
读过《大浴女》的人，都会立刻明白：要么大江毫无文学鉴赏能力，要么他过去十年没读过书，要么就是他为了恭维、溜须中国作协主席，而到了自贱的地步。
●铁凝的色情超过村上春树？
大江为了显得对《大浴女》读得仔细，对铁凝的厚爱，还特意指出小说中有个错误，说不该在谈戒指的价钱时，用几个法郎，而应该用多少人民币。还强调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事实上，这实在是无聊透顶；即使书中真用错了一个货币说法，也是一个小到不足挂齿的事！作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总得谈点小说的整体思想性、艺术性等。拿这么个芝麻细节“说事”，就是要显示对铁凝小说已重视到旁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可能当时连铁凝本人也不好意思了，承认说，“我的中国同行中也很少有人如此细致地阅读《大浴女》，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太多了。”铁凝也提到，“围绕这部作品，当时有过一些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作品的所谓性描写。”但早期也热衷性描写的大江健三郎，恰恰欣赏的是这一点，他说，“在铁凝女士的这部小说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关性的场景，是迄今为止谁都不曾写过的场景，包括男作家也不曾写过的性的场景”，“是那种含有情欲意味的性场面”。他为了恭维这位中共作协主席，甚至故意忘了自己早期的性小说，还有日本那位更有名气的“色情读物”作家村上春树；他们自己的性描写，事实上远比铁凝的《大浴女》更色欲十足。
晚餐对谈结束时，大江兴致勃勃地一定要给铁凝题词，说“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最为活跃且最有实力的中国当代女作家，正是铁凝女士。”然后题词是：铁凝女士，谨向你表示最大的、深深的敬意！在题词中，大江再次提到《大浴女》，说“我认为，《大浴女》完美体现了尚塞（法国印象派画家）的风格。”
●他们离文学多么遥远
大江不仅歌颂铁凝，对中国的另一官方作家莫言，也是恭维到下贱的地步；他居然当着莫言的面说，“我在想，莫言先生还在写新的小说，很长的小说，他是否会是超越鲁迅的那个人呢？”铁凝接替巴金成了全国作协主席，已是中国文坛的笑料，而莫言还要超越鲁迅，大江的想象力和歌颂力，真是如同大江大海般没边没沿了。莫言还超过鲁迅呢，就在不久前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官方作家学者代表团，竟然用集体退场，来抗议主办部门邀请了中国异议作家。而当时退场的人中，就有莫言（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就没有退场，一直坐在台上）。连最基本言论自由意识都没有的、可怜的、颇有中共官方水平的莫言，竟是大江眼中的、他自称最崇拜的鲁迅。我还没看过有外国人把鲁迅糟蹋到这种地步！
在几万字的对谈中，这些所谓“名家”，居然大谈长相、脸型，穿什么衣服才能被女性注意，怎样不“土”，而且“酷”。一个中国作协主席、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个中国著名作家，这么几个人在一起，没有谈文学、艺术、人生，或社会、政治等任何严肃问题。几个小时的谈话，除了“秀”相互谄媚、调情的恶心，就是展示他们离文学多么遥远。
作家们当然可以在一起调情作乐，相互吹捧。但对那些应该发泄在酒吧里的琐碎无聊，中国作协却逐字逐句地全文译出，并登到官方网页上。不仅不知耻辱，大概还觉得这是在歌颂他们的“铁主席”。这实在是该被痛斥的。
2009年10月15日于美国
——原载《开放》2009年11月号
但如果台湾人熟悉这位日本作家的左倾历史，尤其是他跟中共官方的来往，不用“透视”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虽然日本跟台湾近在咫尺，又都是民主国家，但74岁的大江健三郎却是第一次到台湾；他热衷访问的是红色中国，不仅当年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今天更跟中共“全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等官员打得火热。
大江年轻时就左倾，六十年代在北京见到周恩来，就成为“周迷”，至今仍把周恩来，甚至杀害了无数中国人的恶魔毛泽东等，捧为“伟人”，视为心中“眺望”的“参天大树”。如果说大江当年20多岁，不懂得共产中国，还有情可原；但今天，距他第一次见周恩来已40多年，在信息自由的日本，他当然会知道，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但他在日本，对当年美国为结束二战、终结日本军国主义，不得已投下原子弹，骂个没完；却对共产党在中国（还是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造成可能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从不谴责；还把主要罪魁毛泽东、周恩来至今捧为“伟人”。这就不是信息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魏巍和大江“心是相通的”
左倾的大江，当然受北京欢迎，尤其是戴上诺贝尔奖“桂冠”之后，他的身价更高，利用价值似乎更大。中国的极左派作家魏巍曾发表公开信（2006年）说，“我们的心是相通的”，称赞大江批评“日本紧紧追随美国”的反美立场。
大江健三郎虽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的书并不畅销，而且对他获奖，在日本内部颇有争议。大江的书不仅在本国卖不动，在中国也不畅销，没有多少读者有兴趣，在美国就更乏人问津，即使他得诺贝尔奖之后，也没几个人知道他是谁。在这种寂寞的情况下，2006年中国官方作协在北京举办大江作品研讨会，大江当然欣然前往。据北京娱乐信报，当时在会上听到中国作家的歌颂之后， “大江健三郎表现得非常激动，甚至主动请求发言，打破了之前制定的发言议程”，称“我想早点把我的激动传递给大家”。在中国之外的自由世界，他实在听不到这样的恭维、赞美。
●相互谄媚的恶心剧
中国官方摸准了大江的“脉搏”，于是今年初再次邀请，还给大江发了个“21世纪最佳外国小说奖”。按常理，大江已获诺贝尔奖，再发什么最佳外国小说奖，实在是滑稽。但中共当局明显要拉拢他；而在本国和美国等图书市场受冷遇的大江，不仅高兴，更颇感受宠若惊，甚至还刻意跟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拉关系、套近乎，他们的“对话”在官方杂志刊出，简直是相互谄媚、“调情”的恶心剧。
据在场的中国作家莫言描绘，在下午的会议上，大江就在纸上写了几个女性的名字，莫言以为是晚上餐会时，大江可能要请几个中国女孩。结果却是铁凝的小说《大浴女》中的女性人物。大江是要记住这些名字，以便晚上见到铁凝对谈时，能背出这些名字，以巧妙地传递出，他对铁凝的书多么重视，看得多么认真。这确实令铁凝“感动”，她说“我很吃惊，没想到大江健三郎先生读得这么仔细。”
●铁凝最早表态支持六四屠杀
铁凝虽然官至全国作协主席，但她只是个二、三流作家。在中共六四屠杀后，她是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武力镇压天安门运动的省文联主席（当时是河北文联主席）。靠忠诚共产党，还不到50岁，更无重要文学成就和资历的铁凝，居然接任巴金，出任了“全国作协”主席。当然，圈内人知道，直到50岁都单身的铁凝，是那种长袖善舞的女人，在那个老男人成堆的作家和文化官僚圈中，她的得宠，可想而知。
铁凝近年的“名著”大概是那本被中国评论家批为庸俗不堪、其描写的露骨与淫秽堪与《废都》媲丑的《大浴女》。不说别的，仅仅这个书名，就可看出作者的粗俗，它可与莫言的《丰乳肥臀》媲俗。这种书名，在西方红灯区的色情书摊上都罕见。但对这样一本不入流的作品，堂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居然“高度评价”到这种地步：“这种写作的手法在日本的作家里不曾出现过，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甚至讨好地说，“如果让我在世界文学范围内选出这十年间的十部作品的话，我一定会把《大浴女》列入其中。”
读过《大浴女》的人，都会立刻明白：要么大江毫无文学鉴赏能力，要么他过去十年没读过书，要么就是他为了恭维、溜须中国作协主席，而到了自贱的地步。
●铁凝的色情超过村上春树？
大江为了显得对《大浴女》读得仔细，对铁凝的厚爱，还特意指出小说中有个错误，说不该在谈戒指的价钱时，用几个法郎，而应该用多少人民币。还强调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事实上，这实在是无聊透顶；即使书中真用错了一个货币说法，也是一个小到不足挂齿的事！作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总得谈点小说的整体思想性、艺术性等。拿这么个芝麻细节“说事”，就是要显示对铁凝小说已重视到旁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可能当时连铁凝本人也不好意思了，承认说，“我的中国同行中也很少有人如此细致地阅读《大浴女》，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太多了。”铁凝也提到，“围绕这部作品，当时有过一些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作品的所谓性描写。”但早期也热衷性描写的大江健三郎，恰恰欣赏的是这一点，他说，“在铁凝女士的这部小说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关性的场景，是迄今为止谁都不曾写过的场景，包括男作家也不曾写过的性的场景”，“是那种含有情欲意味的性场面”。他为了恭维这位中共作协主席，甚至故意忘了自己早期的性小说，还有日本那位更有名气的“色情读物”作家村上春树；他们自己的性描写，事实上远比铁凝的《大浴女》更色欲十足。
晚餐对谈结束时，大江兴致勃勃地一定要给铁凝题词，说“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最为活跃且最有实力的中国当代女作家，正是铁凝女士。”然后题词是：铁凝女士，谨向你表示最大的、深深的敬意！在题词中，大江再次提到《大浴女》，说“我认为，《大浴女》完美体现了尚塞（法国印象派画家）的风格。”
●他们离文学多么遥远
大江不仅歌颂铁凝，对中国的另一官方作家莫言，也是恭维到下贱的地步；他居然当着莫言的面说，“我在想，莫言先生还在写新的小说，很长的小说，他是否会是超越鲁迅的那个人呢？”铁凝接替巴金成了全国作协主席，已是中国文坛的笑料，而莫言还要超越鲁迅，大江的想象力和歌颂力，真是如同大江大海般没边没沿了。莫言还超过鲁迅呢，就在不久前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官方作家学者代表团，竟然用集体退场，来抗议主办部门邀请了中国异议作家。而当时退场的人中，就有莫言（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就没有退场，一直坐在台上）。连最基本言论自由意识都没有的、可怜的、颇有中共官方水平的莫言，竟是大江眼中的、他自称最崇拜的鲁迅。我还没看过有外国人把鲁迅糟蹋到这种地步！
在几万字的对谈中，这些所谓“名家”，居然大谈长相、脸型，穿什么衣服才能被女性注意，怎样不“土”，而且“酷”。一个中国作协主席、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个中国著名作家，这么几个人在一起，没有谈文学、艺术、人生，或社会、政治等任何严肃问题。几个小时的谈话，除了“秀”相互谄媚、调情的恶心，就是展示他们离文学多么遥远。
作家们当然可以在一起调情作乐，相互吹捧。但对那些应该发泄在酒吧里的琐碎无聊，中国作协却逐字逐句地全文译出，并登到官方网页上。不仅不知耻辱，大概还觉得这是在歌颂他们的“铁主席”。这实在是该被痛斥的。
2009年10月15日于美国
——原载《开放》2009年11月号
我们不需要“道德维护者”
——中国西藏问题斡旋负责人朱维群不容许国际干预中国内政
焦点：达赖喇嘛指责北京政府，称藏人没有决定自身发展的权利，很多所谓的权利都只是形式上的。
朱：这不符合事实。在区级机构的干部官员构成中，藏族干部的比例为70%。他们并非傀儡！达赖喇嘛的污蔑代表的是旧西藏的势力，对他而言，重新建立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才是他所追求的“自治”。
焦点：双方的互不信任源自何处？您刚才说，达赖喇嘛策动了2008年西藏的动乱，有相关的证据吗？
朱：这是显而易见的。单就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而言，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动乱的一个根源。另外，“3•14”事件后达赖也曾公开表示支持类似的活动。
焦点：为什么不让国际调停者介入西藏问题谈判？
朱：我们不容许外国组织作为所谓的调停者或者“道德维护者”来干预我们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民在60年前就已经当家作主了，历史事实也证明，我们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务。
焦点：在什么情况下，和达赖代表的谈判可以重新开始？
朱：谈判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然而，所谓的“西藏半独立”问题我们是不予考虑的。如果达赖喇嘛真的有诚意，那么他首先应该创造一个有利的谈话气氛。
本文来源:噜噜网
http://www.luluw.com/a/4925/
摘自《民间藏事》：德国杂志：朱维群不允许国际干预中国内政
焦点：达赖喇嘛指责北京政府，称藏人没有决定自身发展的权利，很多所谓的权利都只是形式上的。
朱：这不符合事实。在区级机构的干部官员构成中，藏族干部的比例为70%。他们并非傀儡！达赖喇嘛的污蔑代表的是旧西藏的势力，对他而言，重新建立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才是他所追求的“自治”。
焦点：双方的互不信任源自何处？您刚才说，达赖喇嘛策动了2008年西藏的动乱，有相关的证据吗？
朱：这是显而易见的。单就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而言，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动乱的一个根源。另外，“3•14”事件后达赖也曾公开表示支持类似的活动。
焦点：为什么不让国际调停者介入西藏问题谈判？
朱：我们不容许外国组织作为所谓的调停者或者“道德维护者”来干预我们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民在60年前就已经当家作主了，历史事实也证明，我们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务。
焦点：在什么情况下，和达赖代表的谈判可以重新开始？
朱：谈判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然而，所谓的“西藏半独立”问题我们是不予考虑的。如果达赖喇嘛真的有诚意，那么他首先应该创造一个有利的谈话气氛。
本文来源:噜噜网
http://www.luluw.com/a/4925/
摘自《民间藏事》：德国杂志：朱维群不允许国际干预中国内政
佛理能让地球退烧
<摘>
人类是地球环境的产物，人类的生活、生产和发展一时一刻都离不开地球这个特殊环境。几千年来，人类以勤劳和智慧在地球上创造了高度文明。但由于认识水平、科学技术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在我们的建设发展中往往出现损坏环境的情况，当我们为日新月异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而发出赞叹时，却又惊异地发现，我们的生存空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空气、水源污染，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大量增加，耕地日益减少；森林大片消失，沙漠面积扩大；许多动物植物灭绝，废气、废水、废渣剧增、以及目前的全人来关注的全球变暖（温室效应）……人类的生存环境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面对现实，对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明智抉择。环境污染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保护环境得人类自己去做，必须教育、引导人们从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保护自然资源，促进生态平衡。这方面佛教经典、教义、教规、戒律及伦理道德中有许多有益思想，历代高僧也曾为我们做出过榜样，佛教可以为保护环境做许多工作。
首先，佛教的善恶观，有利于引导人们扬善抑恶，关爱自然，关心他人，寻求人与人、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相处，建造美好家园，共创和平世界。
佛教认为，修善能破恶，念善则罪消；积善致福，积恶遭祸：祸福有根，善恶有报。佛教谴责十恶，弘扬十善。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教化天下，唯善而已。佛教中流传最广的“七佛道戒偈”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增一阿含经》解释此偈说：“诸恶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诸善奉行，心意清净；自净其意，除邪颠倒：是诸佛教，去愚惑想。”这些论述所阐明的观点充分体现了整个佛教伦理道德的根本精神。为了使人们修善止恶，劝善警恶，佛教还提出“自利利他”原则，明确划分出善恶标准。将对己对他都有利规定为“善”；不利己而利他为“善”；对己对他都不利为“恶”；利己而不利他为“大恶”。这实际上就是舍己为人的精神，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
污染环境是一种“恶”，而有意排放废气、废液、废料污染环境则是“大恶"。有的人心怀极端利己主义，以为废弃之物抛到家门、厂门外或居住地外就行，只管于己无害，那管他害何人。殊不知，在污染面前人人平等。自行恶，自受报。一个空域，一条水系受污染，作为居住其他的污染制造者，能逃脱废气、废液之害吗？二十世纪30至60年代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日本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例证。中国的儒家有句名言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古到今曾教育和影响了不少人。而佛教则强调对于利他人的事即使不利于自己也要去做。目标更高远，内涵更深刻。有了这样的思想境界，就可以克服唯利是图、斤斤计较的利已主义；防止口是心非、弄虚作假的错误行为。人类的恶念，导致污染环境的恶行，进而造成生态严重破坏的恶果。今天，在世界一些地方，环境污染已十分严重，“黑色悲哀”正时时伴随，天空高鸟尽，河中鱼虾亡。在环境问题上，人类已经到了该警醒的时候了。从人类根本利益出发，爱护众生、搞好环保，是当今最大的善举。我们应唯善是从，尽力去做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社会，有利众生的事。
其次，佛教的慈悲观要求人们慈爱众生，乐他人之所乐而与其乐，苦他人之所苦而去其苦，怀抱慈悲仁爱，平等对待万物，有利于唤起人们的同情心，感同身受，立大志拔除一切苦难，让众生获得真正的快乐，共创利益众生的优美环境。
东晋政治家郗超《奉法要》指出“何谓为慈？愍伤众生，等一物我，推己恕彼，愿令普安，爱及昆虫，情无同异。何谓为悲？博爱兼拯，雨泪恻心，要令实功潜着，不直有心而已。”佛教最关注人类社会，为人们揭示了自我完善的本质，指明了自我完善的道路。佛教认为一切生命都在六道中轮回，承受着同样的痛苦，必须寻求一条彻底解脱的道路。因此佛教慈悲观要求“等一物我”，强调众生平等，视一切有情如父母眷属般之亲缘而行慈悲对待。认为众生皆有佛性，都有成佛之可能。佛教慈悲观破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思想，否认人是宇宙万物之主宰，强调一切有情的平等性，主张爱护众生，尊重生命。一项环保研究资料揭示了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每年由商船和鱼船抛弃到海洋中的垃圾达660万吨、塑料鱼网达15万吨，这些污染物被海洋生物及鸟类误食，导致大量生物死亡。在普里比洛群岛，每年至少有5万只海狗因误食海洋中漂浮的塑料袋而死亡；在夏威夷群岛的一个海岛上，曾栖息着1400万只海鸟，但现在却所剩无几。在查找原因时，人们惊愕地发现，原来许多海鸟已倒毙于塑料垃圾堆中……因环境污染致死人命者更不胜枚举，如，1972年，伊拉克的汞中毒事件，就有7000人受害，500人死亡；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爆炸，当场死31人，伤273人，受害人达30万，此后10年共有5000多人因受核辐射患病死亡。这些无辜受害甚至失去生命的人和动物令我们感到了强烈的震撼，使我们更加感到佛教慈悲观在教育人们深切关怀生命，将仁慈之心广施于一切有情，保护环境，维护地球家园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应以众生之苦为己苦，同体大悲，努力保护环境，尽自己所能保护一切众生，并积极主动地解救处于危难之中的生命。以模范行动去影响带动人们，共同推进环保事业。
第三，佛教“不杀生"戒，要求慈悲护生，尊重生命，使一切有情和谐相处，有利于保护大自然，保护动物，进而保护人类，实现生态平衡。
不杀生戒包括不杀人、不杀动物，不损害植物。不仅自己不杀，而且不教他杀和不见杀随喜。对不杀动物，郗超《奉法要》说：“何谓不杀？常当矜愍一切蠕动之类，虽在困急，终不害彼利己。凡众生危难，皆当尽心营救，随其水陆，各令得所。疑有为己杀者，皆不当受。”不杀生就是尊重和保护众生；只有不杀生，才能真正实现众生平等。可是，当今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已到了无所不杀，无所不吃的程度。在少数“美食家"的餐桌上，龟蛇蛹虫应有尽有。一些食客，恨不得将珍禽异兽全部填于腹中，方能满足；大量国家一二类保护动物遭偷猎，有的车站、码头一次截获的野生保护动物就达数千只(条)，这无疑是对生命的戕害，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有人为了捕捉河中得鱼虾、天上珍禽，已从网捕、枪击发展到用药毒。从电视报道中，我们看到一只只野鸭、天鹅、大雁，中毒而倒毙湖边，真是令人震怒，令人心寒。人贪生怕死，难道动物就恶生趣死？宋代高僧契嵩在《辅教篇》中指出：“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恶死，有血气之属皆然也，圣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杀，夫生杀有因果，善恶有感应。其因善其果善，其因恶其果恶。夫好生之心善，好杀之心恶，善恶之感可不慎乎？”佛经也说：“不应该杀生，不应该指使他人杀生，不应该赞同他人杀生，不向一切生灵施暴，无论这些生灵在世上是强者还是弱者。”好生恶死是一切生灵的本性，不杀生正是为了促进生命的完善。完生而不杀生，戒杀而能放生，善莫大焉。从佛教伦理道德上看，任何一种生命都没有理由和权力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杀害其他生命，人类杀生以求生，害命以养命，不仅不道德，而且最终会毁了人类自己。专家研究表明：人与动物有许多共患疾病，其中仅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共患疾病就达100多种，艾滋病毒最早就来自非洲灵长类动物，此外，狂犬病、结核、鼠疫、甲肝等都是野生动物与人类共患性疾病。偷猎来的野生保护动物，未经防疫检验便入了人之口，潜在危险很大。食用野生动物染病后不仅诊断不易，而且治疗也很困难。可见，为满足口腹之欲而杀生，实为趋小利而处实祸。
佛教的善恶观、慈悲观和不杀生戒，表现了对众生命运的深切关怀，展示了博大的仁慈之心，为了众生利益，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正是有了这种精神鼓舞，佛教徒才将扬善抑恶，拨苦与乐，舍己为人，普渡众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作为奋斗目标。这与环境保护的目标：“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健康，防止生态破坏”别无二至。我们要以历代高僧大德为榜样，关爱众生，保护环境，用自己的行动去感召人们，共同关心环保，致力环保。
转自：http://stadorjee.tibetcul.com/67464.html
“自古至今，佛教倡导的是无神论，追求的是众生个体生命的自由、解放和修为。记得一位诗人说过，自由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指尊严，能够有尊严的活着就是自由。对于我们西藏人来说，每个生命（不仅仅指人类）都有自己的尊严。可以说佛教的学说是对生命充满敬意的学说，是一种更关注个体内心并开发慈悲、怜悯、爱与智慧的实践的学说。”（才旺瑙乳）
2009年11月2日星期一
我读《智慧的窗扉》
1997年，很偶然地，在拉萨，有人送我一本《智慧的窗扉》。当我看到作者为“十四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时，惊住了。作者名字的下边，还有一行括号：内部资料。看来，这本书在书店里是买不到的。打开编印前言，照例是中共的风格——破口大骂，骂查尔斯•贝尔、黎吉生的著述“臭名昭著”，骂夏格巴“篡改历史”，“数典忘祖”。还好，对作者达赖喇嘛，只字未提。最后一段，说他们马克思主义水平有限，对国外藏学研究情况了解不够，欠妥之处请指正。我又看出版时间：1985年。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
这是一本指导人们如何进行精神修习的著述。文字平实且有灵性。我一边读一边摘录。一种从未有过的清净，环绕着我：
当一个人确实渐渐地明白了取得欢乐要付出多少代价，而这种欢乐又多么不牢靠、如何产生于变化多端的环境时，就会领悟到佛经教义的真谛，因而，对欲望、仇恨、魅力的迷恋，就变成了对佛理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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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道了修持解脱之路，并把心灵完全建立在其上时，人们就有能力借助容忍、自治和精神辩别力，而经受住那些精神瑕疵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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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心中不可控制的精神污点：欲望、仇恨、欺骗、愤怒、贪婪、自负、残忍和狂妄等巨大洪流开始全力倾泻而出，犹如大江河海狂涛呼啸、势不可挡时，那些无避难之所的人，就会被迫违反自己的意愿，置身于痛苦的深渊，但是，一旦人们理解了佛学的真谛，所有的痛苦，都将自消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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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念的力量，可以使心灵中现存的缺点与瑕疵失去效力，也只有这些善念（假如是有意培养的），才能把一个人从自己的错误之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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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错把烦恼认为愉快；把非永恒性认为永恒，把有我看成无我，最后，把丑看成美。在这种错误的观点之下，他们还进而把道德行为的错误标准当作正确标准，实际上是把非善的行为看成善行。……那种‘唯此为真，其余都是谬误’的教条主义观点，就在这些错误观点之中。
** ** ** **
传布阿毗达磨藏能消灭这种错误，而确保释迦修养途径的高洁。
噶伦赤巴桑东仁波切教授在新德里“大西藏”圆桌讨论会上的主题演讲
Yeshe Choesang 拍摄
自1979年以来，达赖喇嘛采用了中间道路，不谋求西藏分裂而留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达赖喇嘛一再要求对整个藏族居住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相关规定，以保存并提升西藏的文化和精神遗产及身份。
1951年17条协议谈判期间，西藏方面曾经要求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整个藏民族。从那时起，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始终是一致的。 (博讯 boxun.com)
2002年，达兰萨拉和北京之间恢复直接接触后，达赖喇嘛的特使和中方有关官员举行了8个正式对话和1轮非正式磋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进一步澄清了整个藏族纳入一个自治机构是符合宪法和自治法的规定，并说明了这样做的好处。
不幸的是，中方官员扭曲我们的论点说，达赖喇嘛的诉求是“大西藏”。虽然我们从来就没有使用过所谓“大西藏”这个 词组，但这种宣传可能对不充分理解这个问题的人们产生混淆或误解。
我赞赏你们西藏研究组安排这次圆桌讨论会，给我详细阐述现实的机会。
1. 定义和使用“大西藏”
古印度学者用“大西藏”来表达从印度到西藏地区的地理距离。毗邻印度或接近它的藏区称西藏(Bhota)，与印度很远的藏区叫作大西藏(Mahābhota)。 在梵文惯用语法中，通常用大字表述地域偏远的地方。例如，关于森林，在城镇附近的被称为丛林（Arañya），远离城镇的就称为大森林（Mahārañya）。事实上，这句话并非指大小和质量，它意味着距离。
在古代，中国人和西藏人偶尔用大唐和大蕃等表示互相尊敬。但是，这 些被用来指的是整个中国和整个西藏，而非部分领土。公元821-822年间的唐蕃会盟也以大蕃和大唐相称。后来，中国改变了高敬西藏的这个大字，继而用表 示高原的高字来代替。在明，清时期，他们还创造了不同的字来表示藏族地区，如用生番、熟番来区分与中国接壤或远离的不同藏区。
然而，西藏人从未用“大西藏”这个词归类西藏的任何一部分。传统方式上把西藏区分为上（阿里）、中（卫藏）、下（多康）或卫藏、康区和安多三个区域（ Cholkas）。
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官方用语以内外蒙古来确认蒙古那样，用内藏和外藏来区分西藏的不同地区。内藏是指那个时候在中国治下的地区，外藏是指独立或自治的西藏。这些用语引用自西姆拉三方会议（1913年至1914年）的文件。
2.“大西藏”的宣传
在近代（197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新的术语——“大西藏”，是指目前被划分为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族自治州、县的藏民族居住区的总面积。
实际上，西藏就是西藏。没有大西藏或小西藏之别。所有的西藏人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55个少数民族的其中一分子。
北京试图误导国际社会，达赖喇嘛要求的“大藏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四分之一。这种宣传是为了让人们相信，达赖喇嘛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他要把未列入到自治区的占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分之一的某些领域作为藏族自治区分离出去。
在现实中，达赖喇嘛从未在口头或书面文件中使用“大西藏”这个词。如果有人调查自1979年以来的整个书信、声明、文件和西藏的其他任何书面档案，一定会找不到使用“大西藏”的这个词的一个实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用词，他们正在设法把它说成是达赖喇嘛尊者的立场。
3. 达赖喇嘛的要求是什么？
达赖喇嘛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 所有藏族自治区域要有一个行政机构
• 真正实施宪法赋予的民族区域自治权
达赖喇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自治法的精神提出这些要求。
a）宪法第4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b）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序言中说，
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
c）同样自治法第二条规定，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
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d）分裂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做法是直接违反上述宪法内容。这种类似“分而治之”的政策过去被帝国主义采用过。作为一个整体的少数民族本身都无法统一，一个人怎么可以指望各民族的统一呢。
事实上，资深党员平措汪杰说，“…也是“分而治之”的所谓的“治藏方针”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历史的惨痛教训。…祇要放弃大民族的霸权主义思想，尤其是在政治上对异族实行“分而治之”的传统偏见，在行政区划上就不存在任何不能变动和调整的问题。”
e）宪法序言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为了让您有一个更清晰的画面，我想提出一些地图。这些地图是来自不同渠道，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行政区划。其国际边界不一定准确，不反映作者的意见。
i）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
ii）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自治地方
iii）西藏高原地形图
iv）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西藏行政区划及其创建年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对与西藏的立场，
现在我想从我们的角度来回应中共的反对。
a）面积
中共当局说，西藏的民族自治地方不能置于一个行政机构之下，因为该地区如此之大，它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四分之一。
诚然，西藏的面积的确占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四分之一，但它不是由我们创造。事实上，这是自远古以来存在的自然进程，任何人无法改变这个时间点。西藏人并非最近才迁入这些区域，西藏人类文明的开始起他们就居住在这些区域，历史上西藏人是这些地区的原住民。
b）大小并不碍事
西藏的地域也许看上去相当大，但我们不寻求分离，并愿意继续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不管它的大或小，西藏将保持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内。也有其他地域广大的自治区，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新疆和内蒙古大约分别占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六分之一和八分之一。因此，疆土的大小不应该是同一个民族建立一个自治区的障碍。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64.3％属于55个少数民族的155个自治区域，尽管这是事实，但这些少数民族人口只占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人口的8.46％。
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不曾犹豫国土的64.3%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区，因为这些区域依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之内，宪法第4条宣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藏民族自治区域内无论安排一个或几个行政机构，将不会改变藏人自治区域的大小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自治区域的总规模。
不把整个藏族自治地区置于一个行政机构之下，也并不会缩小藏族自治地方的规模。总之，藏族自治地方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因此，区域的规模大小与一个或几个行政机构管理西藏之间没有相关性。
c）并非基于历史，而是民族
中共当局说，西藏人从未有过一个行政机构之下的历史，但事实并非如此。
1）直到9世纪中叶，西藏人都在一个行政机构之下，后来藏族于1260年重新整合在八思巴的统一行政机构下。这是忽必烈汗供奉给他的，而且还明确划分了三个省区（Cholka）及其边界，这种统一管理延续了1730年代。西藏的卫和藏之间发生内战后，被邀请的满族人在雍正皇帝统治期间，把西藏部分地区合并到四川，甘肃，云南等省份。
2）此外，我们不会提出历史作为根据的任何要求。众所周知，历史并非是静态的。纵观历史，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一成不变地延续了与现在同等的地位。例如，在1949年前，没有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历史，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共产党在过去60年来统治中国。
我们的需求是基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曾提出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款的规定，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本身不是基于历史，而是源自革命的原则。
d）重新调整边界并不是一个障碍
中共当局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无法重新绘制边界。
1）但我们觉的是可行的，因为民族区域自治法有这样的规定。
自治法第十四条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区域界线的划分、名称的组成，由上级国家机关会同有关地方的国家机关，和有关民族的代表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报请批准。
民族自治地方一经建立，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或者合并；民族自治地方的区域界线一经确定，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变动；确实需要撤销、合并或者变动的，由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法定程序报请批准。
2）此外，我们不寻求将附加的区域列入藏族自治地区，成立一个自治行政机构取代几个自治行政机构，只是管理的改变。它既不影响其他国家与中国的边界或其国内边界，也不影响中国国家领土的完整。更没有必要重新划分藏族自治地区和其他省份或自治区地区的边界。
e）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调整边界的先例
举几个重新调整自治地区和省份的边界的例子：
1）内蒙古自治区
中国共产党根据苏联的民族政策，于1947年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最初，只包括呼伦贝尔地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十年中，内蒙古被向西扩展至六个原始盟旗中的五个并入其中，竟把蒙古人口聚集的所有区域被合并了到该地区，形成当今内蒙古的规模和特色。文革爆发后的1969年，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被纳入附近省份。但在1979年，这些地区再次划归了内蒙古自治区。
2）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于1958年，是从广西省改变成一个自治区。然而，壮族形成了广西人口的少数。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壮族只占广西壮族自治区总人口的32％。
在1952年广东海岸的一小部分作为出海口划给了广西，但在1955年归了广东， 1965年再度划入广西。
3）海南省
1988年，海南岛脱离广东成为新的省份。
4）重庆市
1997年，四川省的部分地区合并成立了重庆直辖市。
5. 并非新的要求，而是早就提过
整个西藏建立一个自治机构并不是一个事后的想法或新的要求。
a）这个问题是1951年17条协议谈判期间，由西藏代表团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提出来的。当时周恩来总理口头回应说，藏民族统一的想法是适当的，但时机尚未成熟。
b）在1951年9月29日，西藏政府噶厦向张经武（中央政府的代表）提出三点建议，其中第一点是所有的西藏人实行一个行政实体。
c）在1953年，昌都解放委员会副主席德格格桑旺堆以及其他人也曾要求整个藏民族置于一个行政实体内。
d）1956年，在拉萨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中国政府的其他代表说，可以向中央建议，以拉萨作为首府，分属在青、 甘、川、滇各邻省的东部各藏区和西藏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自治区，这对整个藏族的进步、发展，藏、汉的友好团结，整个国家的统一和巩固都是有利的。
后来，中央领导指定一名资深共产党党员——桑杰益西（天保），负责组成小组，就五省藏区统一的问题做详细计划。然而，因西藏的极左分子的缘故，这项工作未能取得进展。
e) 同样，在1980年， 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几个藏族干部提交了一份联名请愿信给中国中央政府，要求所有藏区设立单一的行政机构。
f）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喇嘛在援藏基金会落成典礼上说：“要求成立统一的藏族自治区的愿望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也是符合 广大藏人的心愿的。祇是条件是否具备和成熟的问题，而不存在任何所谓的‘倒退和反动’的问题。”
g）中共资深党员平措汪杰也承认中央领导集体原则上接受藏区统一自治，他说：“对藏区统一自治的愿望，早在50年代,中央及有关领导在原则上也表示过赞同。”
6. 一个单一的行政机构造福所有藏族
对于中央政府
• 将有助于实现各民族间建立平等，团结的宪法目标 。
• 将促进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善意。
• 将有助于遏制地方民族主义 。
• 将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和稳定 。
• 将确保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间的和平共处与和谐。
• 将有助于实现和谐社会和中国和平崛起 。
对于西藏人民
• 将有助于保护和保存可为整个人类提供可贵服务的西藏独特的文化和特征。
• 将有助于保护西藏民族免遭同化和消失。
• 将有助于保护西藏脆弱的环境，它攸关整个亚洲大陆的环境。
• 将有助于提高社会经济发展 。
对于自治政府
• 将更容易管理 。
• 将减少行政开支 。
• 将有助于做出综合发展计划和整个社会对自然资源的使用。
• 将有助于制定统一的教育，卫生，环境和社会习俗等政策。
• 将有助于促进与中央政府，各省和其他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和谐关系 。
• 将有助于有效落实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指示到所有西藏人民
7. 结论
所有西藏人民的基本愿望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有一个统一的政策，使他们能够保存和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法规赋予他们的独特身份的权利。鉴于上述事实，把所有藏族自治地区置于一个自治机构之下是适当可取的，也容易实现。做到这一点，根本不需要修改宪法，也不必改变政策或政治制度，它仅仅取决于领导层的政治意愿。
理性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接触、了解、对话
贡噶扎西先生在温哥华“汉藏讨论会”上
我代表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向所有与会代表、本次论坛的主办单位加拿大价值守护者联盟、加拿大中国人权网络，表示深切的问候！感谢你们对藏人的困境及其合法、合理愿望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在温哥华，举办这样百人规模的汉藏论坛，必将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意义。
去年三月以来，中共媒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失去理性地封锁西藏的真实资讯，制造民族矛盾，使汉藏两个民族之间，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疑虑和误解。此次会议的召开，为汉藏两个民族的接触、了解、对话，理性地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一个平台。
五十年来，尽管达赖喇嘛尊者和十三万流亡藏人，饱受失去家园之苦，但境内的藏人更是苦中之苦，他们没有说真话的自由、没有信仰的自由、没有欢度宗教节日的自由、没有出国的自由、甚至没有运用自己语言的自由。几乎每一天，他们都被恐惧折磨着，精神饱受摧残。然而，达赖喇嘛尊者明确表示：“这一苦业的制造者，不是汉民族，是少数中共当权者，在藏区实施了极左的民族政策。”
我们深受鼓舞的是越来越多的汉族同胞，突破中共的封锁，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理解达赖喇嘛尊者为社会的公允、和平，以及藏、汉两个民族的和睦相处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去年三月以后，很多境内、外的汉人作家，写出了许多客观地反映西藏现状的文章，表明了中国民众的真实态度。比如，中国境内的民间组织公盟法律研究中心的成员，去年用一个月的时间，走访了藏区的学者、专家、僧侣、农民、牧民、艺术家、商人和移民之后，撰写的调研报告《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中，指出西藏三月抗暴的起因：并不像北京当局和中国媒体一面倒地指责的那样，是达赖喇嘛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的结果。所谓的“境外势力、藏独问题”不过是很多地方官员用以掩盖执政失误、压制社会不满情绪的遮羞布。同时，公盟的研究结果，也颠覆了“整个藏族人民从奴隶社会得到了解放，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对政府充满了信心，制造矛盾的只是一小撮‘达赖分裂集团’”的虚假的宣传。
达赖喇嘛尊者多次表明：“如今我对中国领导人的信心越来越弱，但是，对中国人民的信心却从未改变过。”
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选举制度，决定了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是六百万藏人的自由代言人。尊者不仅多次向中国提出“未来西藏问题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之内，本着互利双赢的中间道路，进行解决”的主张，而且，在藏中第八轮会谈时，我们还向北京方面提交了《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
在和中国民众接触、了解的同时，我们仍然等待着，在去年呈交的《建议书》的基础上，继续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对话。总之，接触、了解、对话，是理性解决西藏题的方法。我们相信，达赖喇嘛尊者为藏汉两个民族的和谐相处做出的努力，终会结出果实。
中国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如果不能按照宪法的规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民族，认识到弱势群体的合法、合理的呼声，从根本上调整失败的民族政策，这种不同规模的抗暴政行为，不仅从前发生，现在发生，以后还会发生。所以，为了实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友好相处，请每一位与会代表和贵宾们，将达赖喇嘛尊者及其西藏流亡政府，也就是整个西藏民族的真实想法和立场，如实地传递给中国民众，同时，也希望大家为了促进和巩固藏汉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未来的方针提出宝贵的意见。
祝愿我们加拿大温哥华的首次汉藏论坛圆满，祝愿所有与会者身心健康，事事如意！
(此文为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联络官贡噶扎西先生在加拿大温哥华首届汉藏讨论会上的发言）
(转自博讯)
2009年11月1日星期日
达赖喇嘛尊者的回答
以下为2009年9月28日，在温哥华“汉藏讨论会”上，达赖喇嘛尊者对与会代表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因篇幅有限，对于提出的问题，只保留了大意，敬请包涵。——朱瑞
西藏高原，包括喜马拉雅流域，自然环境极为脆弱，可否运用您的影响力，推动环境保护？
关于西藏高原及喜马拉雅气候变化问题，我见过一位中国学者，他提出了世界除了南极和北极以外，还有第三极，就是西藏高原。他认为全球的温室效应，每年的增长率为0.1，而西藏高原是0.3！如果这种暖化状况继续恶化，可能导致15年或者20年以后，从西藏高原下来的河流都会干涸，所以，我很重视环境保护，也参加一些有关全球环境保护的峰会。比如，在荷兰召开的一个环境保护的会议中，一位华人学者，就谈到了西藏高原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不过，我没有办法直接参与西藏境内的环境保护，不管我做什么，都会给我一个“分裂者”的称号。就是今天，我们能在这里见面，他们可能也会说，这是“分裂者”的聚会。（笑）
中共夺取权力后，从没有停止过对中国人的迫害，而迫害最厉害的又是对有信仰的团体，包括对西藏和法轮功信众。请问尊者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种迫害，来自于集权政府的权力欲望，仅仅批评是无法改变的，要想办法，使之从这种权力的欲望中解脱出来。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应该是国家的军队，只有中国的军队，虽然称作人民解放军，却是党的解放军。
慈悲和尊重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议题，如果中共政权垮台，首先要做的，就是拯救中国人心，尊者可否帮助我们，以佛教的崇高而实际的理论，救度中国的堕落？
很多中国学者都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自由的空间，也就是信仰完全自由的话，可能中国人的精神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现在，虽然中国是一个高压集权的环境，还是有一些人有信仰的，甚至包括一些军官。历史上，中国可以说是个佛教国家。我常跟华人朋友说，对于佛教徒来讲，我们都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之前，先传入中国。所以，华人教友们是学长，我们是学弟；从学弟的角度，应该尊重学长，但是，从知识的程度来看，学弟的程度不比学长差。（笑）
如果中国有一个真正的自由的空间，恢复信仰和佛教文化，不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六•四天安门事件时，我曾祈愿，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佛教时轮金刚法会。作为释加牟尼佛的弟子，我该服务于一切生命，不分民族。所以，我经常提到，我的一生有两个发愿：第一，提升人类本来就有的慈悲心；第二，致力于各宗教之间的和谐，都是我该承担的责任。
如果您所代表的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方面，可以达成一个协议的话，在未来，您希望以邦联制，还是以现在港奥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在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央统战部官员的多次接触中，我们已很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想法和立场，特别是第八次会谈中，还把具体的要求、立场，非常详细、直接地以文字的形式，递交了统战部的官员。总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但是中国政府把这个说成是“独立” 、“半独立”、 “变相独立”和“大西藏”。
为什么有人在伤害您的时候，您还能一样地爱他们，您的慈悲心是怎样产生的？
慈悲心，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自然的慈心和悲心，不仅仅人类有，就是鸟类和其它动物类也有。比如，母亲对自己孩子的慈心，但这种自然的慈悲心，没有办法给予敌人；第二个层次的慈悲心，不会在意那些伤害我们的敌人的具体行为，只把他们，也就是我们的敌人看作生命、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作为一个生命，或者一个人，都希望离苦得乐，从这种心态上，产生慈悲心，但是，这种慈悲心需要修行和思维的训练，才能获得。也就是在修行和训练自己的思维过程中，主动地寻找它的原因。而第一层面的慈悲心，跟贪心、欲望是有关联的，会因为偶然事件的发生，出现变化。
我问过很多的朋友，都不能给我答案，就是，您现在的国籍？
我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流亡者。
中国政府说，您要在中国建立大西藏，请您谈谈不能成功的主要障碍？
所谓的“大西藏”并不是障碍，只是借口，关键的障碍是不信任、持怀疑的心态。你提到的“大西藏”，在藏语里没有这个词。我们要求的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藏人的名副其实的自治的权利。另外，中央在资源的分配上，这样下去，也是不平等的。比如，对西藏自治区的某些支援，在青海，云南，四川的藏区，就没有。藏语里，我们称西藏为“博”，是指西藏三区，否则，我来自青海，我身边的才嘉来自四川，应该说我们都不是来自西藏。1956年时，陈毅到拉萨时曾提出，以拉萨带头，把所有的藏区，未来变成一个自治区，是非常好的方式。陈毅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也是一位元帅。
您提到，到台湾时遇到了抗议，其抗议的理由是您的访问影响了台湾和中国的关系，这个说法合理吗？如果您有机会见到马英九总统，会对他说什么？
海峡两岸的关系，在我第一次，1997年访问台湾时就和一些当时的民进党领导谈过，当时我很清楚地表示，我们西藏方面绝没有寻求独立、分裂中国的想法。台湾应该和大陆之间，建立一种非常特殊的、重要的关系。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以后，跟海峡两岸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使台湾人消除了原有的恐惧，这是好的方面。这次我去台湾的目的，是为了台湾南部的灾区，为在灾难中丧生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人进行祈福，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政治的事情，有媒体问到时，我说，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请到印度来。这次我去台湾，能够到灾区和灾民见面，为大家做一些佛教上祈福的事，我自己感觉是很圆满的。
四川大地震时，我也非常悲伤，希望有机会能去那里，做一些我自己能做的祈福的事，但是，没有办法。为了表示我的心意，我捐了五万美金，但是，中国大使馆没有接受，后来，我捐给了瑞士的红十字会，让他们带到灾区。这次在台湾，我也捐了五万美金，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1958年，中国共产党党魁毛泽东发动大炼钢铁，高喊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导致了四千万人无辜地饿死。有没有可能，有朝一日，您也为这四千万活活饿死的怨魂，作一次法会？
我跟台湾的佛教长老道海法师，在十几年前见面时相约，未来有朝一日，能到中国时，希望和他一起去五台山祈祷，道海长老用中文念诵龙树菩萨的《中观根本论》，我用藏语念诵，如果机缘成熟，再找一个印度人，用梵文念诵。我们已经发过这个愿。
如果西藏三区真正实现自治，其宗教领袖，也可以说最高长官怎么产生，可否接受中央政府的任命？
关于达赖喇嘛的体系和体制，我在69年就公开声明，由藏人自己决定；如果他们认为不需要，就可以废除。92年，我公开声明，未来有朝一日，我们回到西藏，享受自由的时候，达赖喇嘛在历史上的所有的行政和政治上的权力，当天会放弃。2001年，我们在流亡社会中，就直接选出了最高行政首长。我刚刚讲到，我已在半退休状态。宗教领袖，应该是人民自己的信仰，人民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上面的安排。对我们来讲，最珍贵的应该是佛祖释迦牟尼，他不是上面的安排，而是以自己修行的成就征服了信众。龙树菩萨也是一样的。你刚刚提到，如果中共政权存在的话，一定会安排一个当地的首长或领袖，关键是人民是否愿意和接受？现在，中共选定了一个班禅，很多人都说他是假的，叫假班禅，包括中国的一些官员，有的也说是假班禅。有时候，中国政府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如果中国能够解决达赖喇嘛您个人及流亡政府的官员返藏问题，您是否会接受？您是否担心西藏宗教袖未来的继续人问题？
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个人问题，也不是少数流亡政府的几个官员的问题，更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是六百万西藏人的重大问题。1980年，胡耀帮提出了解决达赖喇嘛问题的五条方针政策。其中，也提到了达赖喇嘛的待遇问题。当时，我就很清楚的回应中国说，“西藏问题不是我个人的待遇问题，是六百万藏人的问题。”如果西藏问题是我个人的问题，1980年时，我会答应他们。刚刚我提到，行政首长，是经过民选产生，宗教领袖方面，西藏宗教里不同的传承都有自己的领袖，比如萨迦，宁玛，格鲁，噶举，笨波教等，新一代的宗教领袖，包括二十到三十岁的，现在，都已成长起来了。所以，我对这个没有任何担心。
十七世噶玛巴是否会成为西藏宗教领袖将来成为您的接班人？
噶玛巴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宗教领袖，行政的领袖，我刚刚讲了，是以民选的方式产生。所以，在各自的传承里，都有不同的宗教领袖，都有非常优秀的宗教领袖。
西藏流亡政府跟中共尽管已进行了八轮会谈，但没有往前迈出即使一步，其原因，很多人猜测是大藏区，今天我知道了，大藏区并不是问题，最关键的是没有任信，那么，中共最根本的不信任在哪里？
我们关于不寻求西藏独立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透明的。可以这样讲，这个世界上只要了解达赖喇嘛的人，就都知道达赖喇嘛是不寻求独立的；因为这个原因，在藏人中，批评达赖喇嘛的声音不断出现。但是，中国政府继续讲达赖喇嘛是“分裂者”，这也是对西藏进行特别管制的理由。如果达赖喇嘛不是一个分裂者，中国政府就没有理由对西藏进行高压管制了。另一个方面，中国政府一直讲达赖喇嘛是魔鬼，所以，跟魔鬼也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我在美国的时候，今年年初，与一位美国朋友见面时，他很诚恳地问我，“中国政府一直非常怕您，到底怕您什么？”我说，“他们怕我头上的两只角。”（笑）
（根据录音整理：朱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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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原，包括喜马拉雅流域，自然环境极为脆弱，可否运用您的影响力，推动环境保护？
关于西藏高原及喜马拉雅气候变化问题，我见过一位中国学者，他提出了世界除了南极和北极以外，还有第三极，就是西藏高原。他认为全球的温室效应，每年的增长率为0.1，而西藏高原是0.3！如果这种暖化状况继续恶化，可能导致15年或者20年以后，从西藏高原下来的河流都会干涸，所以，我很重视环境保护，也参加一些有关全球环境保护的峰会。比如，在荷兰召开的一个环境保护的会议中，一位华人学者，就谈到了西藏高原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不过，我没有办法直接参与西藏境内的环境保护，不管我做什么，都会给我一个“分裂者”的称号。就是今天，我们能在这里见面，他们可能也会说，这是“分裂者”的聚会。（笑）
中共夺取权力后，从没有停止过对中国人的迫害，而迫害最厉害的又是对有信仰的团体，包括对西藏和法轮功信众。请问尊者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种迫害，来自于集权政府的权力欲望，仅仅批评是无法改变的，要想办法，使之从这种权力的欲望中解脱出来。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应该是国家的军队，只有中国的军队，虽然称作人民解放军，却是党的解放军。
慈悲和尊重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议题，如果中共政权垮台，首先要做的，就是拯救中国人心，尊者可否帮助我们，以佛教的崇高而实际的理论，救度中国的堕落？
很多中国学者都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自由的空间，也就是信仰完全自由的话，可能中国人的精神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现在，虽然中国是一个高压集权的环境，还是有一些人有信仰的，甚至包括一些军官。历史上，中国可以说是个佛教国家。我常跟华人朋友说，对于佛教徒来讲，我们都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之前，先传入中国。所以，华人教友们是学长，我们是学弟；从学弟的角度，应该尊重学长，但是，从知识的程度来看，学弟的程度不比学长差。（笑）
如果中国有一个真正的自由的空间，恢复信仰和佛教文化，不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六•四天安门事件时，我曾祈愿，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佛教时轮金刚法会。作为释加牟尼佛的弟子，我该服务于一切生命，不分民族。所以，我经常提到，我的一生有两个发愿：第一，提升人类本来就有的慈悲心；第二，致力于各宗教之间的和谐，都是我该承担的责任。
如果您所代表的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方面，可以达成一个协议的话，在未来，您希望以邦联制，还是以现在港奥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在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央统战部官员的多次接触中，我们已很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想法和立场，特别是第八次会谈中，还把具体的要求、立场，非常详细、直接地以文字的形式，递交了统战部的官员。总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但是中国政府把这个说成是“独立” 、“半独立”、 “变相独立”和“大西藏”。
为什么有人在伤害您的时候，您还能一样地爱他们，您的慈悲心是怎样产生的？
慈悲心，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自然的慈心和悲心，不仅仅人类有，就是鸟类和其它动物类也有。比如，母亲对自己孩子的慈心，但这种自然的慈悲心，没有办法给予敌人；第二个层次的慈悲心，不会在意那些伤害我们的敌人的具体行为，只把他们，也就是我们的敌人看作生命、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作为一个生命，或者一个人，都希望离苦得乐，从这种心态上，产生慈悲心，但是，这种慈悲心需要修行和思维的训练，才能获得。也就是在修行和训练自己的思维过程中，主动地寻找它的原因。而第一层面的慈悲心，跟贪心、欲望是有关联的，会因为偶然事件的发生，出现变化。
我问过很多的朋友，都不能给我答案，就是，您现在的国籍？
我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流亡者。
中国政府说，您要在中国建立大西藏，请您谈谈不能成功的主要障碍？
所谓的“大西藏”并不是障碍，只是借口，关键的障碍是不信任、持怀疑的心态。你提到的“大西藏”，在藏语里没有这个词。我们要求的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藏人的名副其实的自治的权利。另外，中央在资源的分配上，这样下去，也是不平等的。比如，对西藏自治区的某些支援，在青海，云南，四川的藏区，就没有。藏语里，我们称西藏为“博”，是指西藏三区，否则，我来自青海，我身边的才嘉来自四川，应该说我们都不是来自西藏。1956年时，陈毅到拉萨时曾提出，以拉萨带头，把所有的藏区，未来变成一个自治区，是非常好的方式。陈毅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也是一位元帅。
您提到，到台湾时遇到了抗议，其抗议的理由是您的访问影响了台湾和中国的关系，这个说法合理吗？如果您有机会见到马英九总统，会对他说什么？
海峡两岸的关系，在我第一次，1997年访问台湾时就和一些当时的民进党领导谈过，当时我很清楚地表示，我们西藏方面绝没有寻求独立、分裂中国的想法。台湾应该和大陆之间，建立一种非常特殊的、重要的关系。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以后，跟海峡两岸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使台湾人消除了原有的恐惧，这是好的方面。这次我去台湾的目的，是为了台湾南部的灾区，为在灾难中丧生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人进行祈福，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政治的事情，有媒体问到时，我说，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请到印度来。这次我去台湾，能够到灾区和灾民见面，为大家做一些佛教上祈福的事，我自己感觉是很圆满的。
四川大地震时，我也非常悲伤，希望有机会能去那里，做一些我自己能做的祈福的事，但是，没有办法。为了表示我的心意，我捐了五万美金，但是，中国大使馆没有接受，后来，我捐给了瑞士的红十字会，让他们带到灾区。这次在台湾，我也捐了五万美金，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1958年，中国共产党党魁毛泽东发动大炼钢铁，高喊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导致了四千万人无辜地饿死。有没有可能，有朝一日，您也为这四千万活活饿死的怨魂，作一次法会？
我跟台湾的佛教长老道海法师，在十几年前见面时相约，未来有朝一日，能到中国时，希望和他一起去五台山祈祷，道海长老用中文念诵龙树菩萨的《中观根本论》，我用藏语念诵，如果机缘成熟，再找一个印度人，用梵文念诵。我们已经发过这个愿。
如果西藏三区真正实现自治，其宗教领袖，也可以说最高长官怎么产生，可否接受中央政府的任命？
关于达赖喇嘛的体系和体制，我在69年就公开声明，由藏人自己决定；如果他们认为不需要，就可以废除。92年，我公开声明，未来有朝一日，我们回到西藏，享受自由的时候，达赖喇嘛在历史上的所有的行政和政治上的权力，当天会放弃。2001年，我们在流亡社会中，就直接选出了最高行政首长。我刚刚讲到，我已在半退休状态。宗教领袖，应该是人民自己的信仰，人民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上面的安排。对我们来讲，最珍贵的应该是佛祖释迦牟尼，他不是上面的安排，而是以自己修行的成就征服了信众。龙树菩萨也是一样的。你刚刚提到，如果中共政权存在的话，一定会安排一个当地的首长或领袖，关键是人民是否愿意和接受？现在，中共选定了一个班禅，很多人都说他是假的，叫假班禅，包括中国的一些官员，有的也说是假班禅。有时候，中国政府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如果中国能够解决达赖喇嘛您个人及流亡政府的官员返藏问题，您是否会接受？您是否担心西藏宗教袖未来的继续人问题？
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个人问题，也不是少数流亡政府的几个官员的问题，更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是六百万西藏人的重大问题。1980年，胡耀帮提出了解决达赖喇嘛问题的五条方针政策。其中，也提到了达赖喇嘛的待遇问题。当时，我就很清楚的回应中国说，“西藏问题不是我个人的待遇问题，是六百万藏人的问题。”如果西藏问题是我个人的问题，1980年时，我会答应他们。刚刚我提到，行政首长，是经过民选产生，宗教领袖方面，西藏宗教里不同的传承都有自己的领袖，比如萨迦，宁玛，格鲁，噶举，笨波教等，新一代的宗教领袖，包括二十到三十岁的，现在，都已成长起来了。所以，我对这个没有任何担心。
十七世噶玛巴是否会成为西藏宗教领袖将来成为您的接班人？
噶玛巴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宗教领袖，行政的领袖，我刚刚讲了，是以民选的方式产生。所以，在各自的传承里，都有不同的宗教领袖，都有非常优秀的宗教领袖。
西藏流亡政府跟中共尽管已进行了八轮会谈，但没有往前迈出即使一步，其原因，很多人猜测是大藏区，今天我知道了，大藏区并不是问题，最关键的是没有任信，那么，中共最根本的不信任在哪里？
我们关于不寻求西藏独立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透明的。可以这样讲，这个世界上只要了解达赖喇嘛的人，就都知道达赖喇嘛是不寻求独立的；因为这个原因，在藏人中，批评达赖喇嘛的声音不断出现。但是，中国政府继续讲达赖喇嘛是“分裂者”，这也是对西藏进行特别管制的理由。如果达赖喇嘛不是一个分裂者，中国政府就没有理由对西藏进行高压管制了。另一个方面，中国政府一直讲达赖喇嘛是魔鬼，所以，跟魔鬼也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我在美国的时候，今年年初，与一位美国朋友见面时，他很诚恳地问我，“中国政府一直非常怕您，到底怕您什么？”我说，“他们怕我头上的两只角。”（笑）
（根据录音整理：朱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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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30日星期五
达赖喇嘛尊者在温哥华首届“汉藏讨论会”上的讲话
达赖喇嘛尊者在温哥华汉藏会议上 照片拍摄：朱瑞
2009年9月28日，加拿大首次汉藏讨论会在温哥华召开。达赖喇嘛尊者微笑着，合十躬身，走进温哥华四季酒店二楼会场，对一百多名起立热烈欢迎的与会代表，用汉语说：“你好！请坐，请坐！” 并用藏语发表了讲话：
与这么多的华人朋友在这里见面，首先向你们问好！
作为流亡者，虽然我离开了家园，但是获得了自由，五十年了。你们也在温哥华享受着自由。然而，我们的血、肉、身躯，这三方面，源于家园。所以，我是藏人，你们是华人，不管在哪里，这一点，有生之年，是不会变化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忘记自己的家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口最多、历史悠久，有五千多年文化历史的国家。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重要的，将来，也会很重要。把这个强国变成真正缔造和平、利益世界，而不是让世界恐惧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
再过两三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那一边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庆典和非常严厉的管制。
最近，我与一位汉人见面时谈到，每逢庆典，都是人们特别欢喜，高兴的时刻。我在印度生活了五十年，不管那里举行什么样的庆典，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就是兴高采烈。没有人这么不安。比如，印度东西南北各个地区的语言不同，文化也相对不同，都说自己的语言是最好的、最丰富的，但彼此团结和谐、平静安定，所以没有必要担心印度会分裂。虽然有点儿克什米尔的问题，但这是由于巴基斯坦而引起的。中国境内，为什么会那么紧张和恐惧？
把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一个真正和平的、让民众快乐的国家，是我们共同的工作。我经常对华人朋友说，如果有一天，人们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超级大国，内心就充满了喜悦时，我们西藏留在中华人们共和国，才会感到自豪。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使人恐惧和不安时，不仅说明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在遭遇苦难，你们这些海外的华人朋友以及中国境内的汉人同胞也同样在遭遇苦难，所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
有关西藏问题，一会儿提问时我们可以讨论。首先我想说的是，中国一定要变化，但这个变化有必要循序渐进。比如前苏联发生的突发性变化，就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我希望，由共产党自己带头，首先在党内进行民主改革，然后带领社会改革，这是我的希望。
逐渐地走向民主化以后，共产党也可以光荣地退休，这是非常好的。比如我自己，处于半退休状态，已经十年了，这很好。有的人，自己快要死了，还在紧紧地握着权力不放，心胸过于狭窄了。
令我们失望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大量歪曲的宣传，造成汉、藏民族之间，不必要的误解和隔阂。比如奥运会，当初讨论主办权应给予哪一个国家的时候，我就支持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历史悠久……后来，奥委会的一位成员也说，“因为达赖喇嘛的支持，使中国在最后得到奥运主办权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如此，中国政府一再说我们反对奥运。当时在巴黎和伦敦发生奥运火炬事件后，我还特别向藏人呼吁：“不要反对奥运，那是中国人的自豪。”
不久前我去台湾时，大概有五、六十人在抗议，说我是分裂者。我就讲，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享受言论自由，真的很高兴，我还说：“如果你们能把在台湾享受的这种言论自由，带到中国大陆，是非常好的。”
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关键是不了解真实情况。因此，去年3•10事件发生后，我呼吁：藏人与汉人应当接触、了解，凡是有汉人和藏人的地方，就要成立汉藏友好协会，进行讨论、对话。
在过去一年多里，我在很多国家，都努力与当地的华人，特别是学者、学生们进行接触，大概会见了几百人。今天，有机会和大家见面，我非常高兴。也感谢你们这些筹办讨论会的成员。
有什么问题、建议，都可以提出来，甚至批评也可以提出来。毛泽东说，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共产党中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同游鱼离开了水一样，所以，我们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笑）。
（根据录音整理：朱瑞）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2009年10月29日星期四
西藏佛教教义的真伪
西藏萨迦寺经书墙一角（图片来自《人民网》）
构成西藏佛教教义基础的所有宗规显教和密教是由佛祖释迦亲口传授的。而且印度的学者们进行了三方面的详查，以便确定显、密二宗的含意和真伪。伟大的尊者和瑜珈者们也都是通过修习这些深奥的教义而得到启发的。最后，像菩萨一样慈悲的藏王、杰出的大臣，以及富有同情心的译师们，为了获得佛学的真谛，甚至从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就更不用说金钱与财富了。
西藏的学经僧人曾多次前往印度、尼泊尔求取真经和口头流传下来的教谕。尽管在往返途中历尽了千辛万苦，但是，这种往来犹如两国之间长流的河水，川流不息。他们在高僧名师的指导下研习和修炼。并通过各种方式满足这些大师，听取大师宣讲佛经，再将佛经译成藏文。
西藏佛教徒聆听佛理，在这个基础上，思考教义，修习佛法。除了这种真实的教义之外，西藏喇嘛从不传播任何专横武断的教义。
如果西藏的尊者对某一教谕产生疑点，或对某一出处必须在教义讨论中进行探讨时，他们总是想到：“这是否是佛主释迦所言？”或“这教义是否由印度大师所传？”我们总是这样对教义进行详查的。只有在确信某一陈述，为佛主释迦所言或由印度佛教大师所传的情况下，教义才得以确立，并作为真谛而接受。
——选自《智慧的窗扉》 作者：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
2009年10月25日星期日
朱瑞：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1652年，顺治皇帝与五世达赖喇嘛相见的情景。人物众多，场面宏大，在中国历史上，哪一位郡长、省长，有过如此殊荣？
不得不远嫁图博赞普赤松祖赞的唐中宗养女金城公主，正在观看可以映现中原双亲的宝镜，以慰藉她不尽的思念。
1252年八思巴与怱必烈相见，1259年，八思巴被封为国师。1269年八思巴创造了“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忽必烈下诏颁行，次年封八思巴为帝师。
浩瀚的西藏历史，如同印度、朝鲜、日本、蒙古、俄罗斯等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样，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因为与中国毗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中国历史碰撞的刹那。然而，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以武力占领西藏以后，为了宣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到冠冕堂皇地殖民西藏的目的，这段历史被不断地分解和改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下几个时期：
西藏图博赞普王统时期（中国唐朝）
二十世纪末，中国的中学历史课本中最醒目的彩图，莫过于松赞干布和文城公主了。似乎，西藏历史，除了这一页，就是一片空白了；似乎从一千三百年前的唐朝开始，因为公主的出嫁，西藏的一切，包括疆土，都归属中国了，却只字不提，在文城公主之前，松赞干布已有了四位王妃（西藏王妃、象雄公主、党项公主、尼泊尔赤尊公主）。
中国的文科考生，也把这段唐蕃“和亲”历史，背得滚瓜烂熟。因为，历年高考最有把握的拿分题，莫过于此了。至此，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今天，在西藏历史上，表现出的无知和偏执，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西藏，曾是一个威胁着中国的强大国家，特别是赞普王统时期，也就是中国的唐朝，西藏的面积，不仅包括安多、卫藏和康，还有拉达克、锡金，以及甘肃敦煌一带，这一点，我们仅从敦煌壁画中，就可见一般。所以，即使文城公主的眼泪都流成了倒淌河，滴滴回向长安，也不敢回头。
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清晰地记载：
“藏、中二国，各守目前所辖疆域，边界以东全部为大中国之地，以西，全部为大西藏之地……彼此不为寇散，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封境……如今政治如一,行此大盟誓约……”
随着唐蕃会盟碑的真实内容公诸于世，中共又把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神话，改写到了元朝。
萨迦王朝（元朝——蒙古帝国）
在蒙古入侵，中国王朝覆灭之时，西藏却作为蒙古的盟国，更加富裕和强大了。其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等，被尊为蒙古的国师，萨迦，从此成为西藏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达一百多年之久，萨迦王朝，在西藏历史上，光彩夺目。
蒙古王子额沁阔端就致函萨迦班智达：“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上师，在选择时，选中了你……我会将西方的僧众让你知照（让你管理西方的僧众）。”（摘自《西藏通史》恰白·次旦平措主编）
如果说蒙古帝国统治西藏，还不如说供养西藏更为合适。今天，拉萨的古懂商人，仍把萨迦看作一块宝地，常以低廉的价格，买到货真价实的久远的蒙古珍宝。
蒙古帝国时期，西藏人的地位之高，在达赖喇嘛尊者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一书中，可见一般：
“忽必烈入侵中国时，发生了一桩有趣的历史事件。忽必烈皈依佛教，并且有一位西藏上师，这位喇嘛劝这位蒙古领袖，不要为了控制中国人口，而将无数中国人丢入海中。这位西藏喇嘛救了无数的中国人的性命。”
帕木竹巴时期（明朝）
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共体制内史学家们的契而不舍，就又把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推到了明朝。理由是明朝沿袭了元朝治理国家的方式，并且，明朝永乐皇帝对西藏不同教派的佛教领袖进行了册封。
所谓的册封，实为相互赠送美名。另外，我们必须更正的是，西藏部分地沿袭了蒙古帝国，而不是中国的治理国家的方式。同时，蒙古民众，也沿袭了西藏的宗教，至到今天。
与中国明朝相对应的，在西藏，是帕木竹巴统治时期。两国往来并不多，只因永乐皇帝笃信佛教，于藏历第七绕迥的火猪年（1407年）迎请噶玛巴五世到南京。永乐皇帝和皇后向噶玛巴五世请求了诸佛教诫、金刚法界灌顶等教法。藏历水蛇年（1413年），迎请萨迦派的大乘法王贡噶扎西到中国，同年，又邀请格鲁教派的创史人，宗喀巴大师进京，不过，宗喀巴大师未能亲自前往，派弟子释迦也失进京，皇帝和皇后不仅亲自接见，还举行了盛大的接风宴会，并多次进行供养。（摘自《西藏通史》恰白·次旦平措主编）
在帕木竹巴统治时期，也就是中国的明朝，中国和西藏（图博）两国之间，基本上礼上往来，友好相处。正如尊者达赖喇嘛在日内瓦汉藏会议讲话中提到的：“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汉藏两个民族除了偶尔发生冲突以外，大部分时间，都以睦邻同胞之情相处，并在宗教、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交流和共同发展中，成为世代相续的朋友。”
甘丹颇章王朝（清朝）
与清朝历史相对应的，在西藏，正是甘丹颇章王朝政权时期，达赖喇嘛作为法王，成为西藏教、政的最高领袖。
不说顺治皇帝接见五世达赖喇嘛的规格，也不说慈禧和光绪，怎样向十三世达赖喇嘛保证和供养，但说中共坚持的驻藏大臣说，也不过是个象征，最多，西藏和中国之间，算是“番属”关系。
驻藏大臣多为在中国犯了法的皇亲国戚。《刺刀指向拉萨》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驻藏大臣有泰，为了满足私囊，以欺骗中国和西藏噶厦两政府为主要事业，甚至在英人入侵之时，火上烧油，犒劳英人，引起藏人的不满和轻蔑，把驻藏大臣称作“装谎言的口袋。”后来，有泰在西藏，差不多沦为了只能靠借贷度日的乞丐。
最后一位驻藏大臣联豫，上书朝廷，建议把西藏变为中国的一个行省，甚至谎报资讯，请求出兵西藏。因此，赵尔丰、钟颖共率不足二千人，一路烧杀掠夺打进西藏（赵尔丰本人没有到过拉萨），公然违背慈禧和光绪的诺言。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
但是，清兵偷窃抢劫、自相残杀，为藏人所不耻。因而，藏历水鼠年（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西藏僧俗驱逐了清朝的残兵败将，并于当年的12月14日签订《藏中协议》，所有在藏的中国官兵及家属不得不离开西藏。1913年藏历的水牛年1月8日，十三世达赖喇嘛诏示西藏独立：
……几年前，四川和云南的中国当局努力殖民化我们，借口保卫商埠，派潜大批军队（1800人）来到中部西藏。因此，我和我的大臣们离开拉萨，到了印藏边界………我现在正准备把剩余的东部西藏多喀木的中国兵赶走。现在，中国人想把西藏殖民化的意图，正像天空的彩虹一样消失了……（摘自《西藏政治史》作者：夏格巴）
甘丹颇章王朝（中华民国）
藏历水鼠年（1912年）12月29日，西藏与蒙古签订《乌兰巴托条约》，主要内容为：“西藏和蒙古摆脱满清皇帝的权威，而与中国分离并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第一条：黄帽教法之主哲布尊当巴于铁猪年11月9日宣布成为蒙古国之君主，西藏领袖达赖喇嘛对此予以承认和接受；第二条：蒙古国君主哲布尊当巴接受和承认神圣的达赖喇嘛为自主独立的西藏国之君主……”（摘自《西藏的地位》作者：Michael C.Van Walt Van Praag）
藏历木虎年（1914年）7月3日，西藏与英国在印度西姆拉，签订了《西姆拉条约》，规定：“接受外西藏为自由独立之国，并尊重该国疆域之完整……不干涉外西藏的行政事物（其中包括达赖喇嘛的认定和坐床）……”
藏历火猴年(1917年)，藏军与川军之间爆发战争。藏历土马年(1918年)，藏军攻占昌都，并收回了马尔康、察雅、桑也、贡觉与德格等地。同年8月3日，刘赞廷与台克满、噶伦喇嘛强巴丹达正式在昌都展开议和，签订了《停战条约》，共十三款，以中、英、藏三种语文缮写，主要内容：
“自立此合同之后，类乌齐、恩迭、昌都、察雅、宁静、贡觉、武城、同普、邓科、石渠、德格、 白玉等县与该处迤西之地方，归藏官管辖，汉军文武官员不得驻扎该处境内。 驻扎南路之汉军，不得过金沙江之西；驻扎北路之汉军，不得过雅砻江之西。”
西藏与周边国家独立地签订条约的事实，可以上朔到1684年，西藏与拉达克之间签订的条约，1842年，西藏与克什米尔之间签订的条约，1856年，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签订的条约，1904年西藏与英国之间签订的条约等。不仅如此，1959年以前，西藏还有自己的政府、国旗、国歌、军队、法律（十善法）、度量衡、货币、历法、语言、文字，以及自成一格的教育体系……甚至西藏人出国，拿着西藏的护照！而这些资讯，是我们无法从中共的媒体和教课书里完整得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热振与达札两位摄政王之间发生冲突，一心夺回政权的热振，曾派人带着给蒋介石的信函和礼物到中国，向国民党请求援助，表达了一旦帮助取得了政权，将改变达札政权与英国的亲密关系，听命于中国政府，但是，国民党无力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沈崇濂，这位国民党驻藏办事处处长在位期间，亲历西藏噶厦政府与尼泊尔驻西藏大使馆和印度驻西藏大使馆的关系，远胜于中国，便提出改变西藏与中国之间的现状，致电蒋介石，提出从整顿西康开始：“……西康 所处地位及历史关系，对西藏最为密切，影响亦最大。现在西康到西藏邮路不通，寄封信都须通过印度，别的事更谈不到。中央应该彻底整顿西康，更换大员，并选拔人才，充实机构，对西藏方能有所作为。”“蒋介石交戴传贤和陈布雷两人出面回沈宗濂一电，主张维持现状，不宜多事更张。电文中有‘以无事为大事，无功为大功’之语”（《西藏从政纪略》作者：陈锡璋）。
但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个狂妄的独裁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入侵，使西藏丧失了独立地位，不仅如此，也使西藏的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亚洲，陷于紧张状态。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不是野心膨胀的梦魇、不是一厢情愿的演说，更不是一次晋见和一张地图就可以改变的。我们中国绘制的世界政区图上，直到上个世纪末，锡金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在喜马拉雅之间，却改变不了它早已成为印度的一部分的事实。还有，在中华民国的地图上，蒙古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其结果，显而易见，不过是愚弄自己罢了。
完稿于2009年10月25日
参考书
《西藏的地位》作者：Michael C.Van Walt Van Praag
《西藏通史》恰白•次旦平措主编
《流王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
《The Ful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Tibet in 1904》作者：Peter Fleming
《第五世热振•土登江白益西•丹贝坚赞传略》作者：热振•江白降村
《执振事件中我奔赴祖国内地求援的经过》作者：热振•益西楚臣
《西藏从政纪略》作者：陈锡璋
《黑色年鉴：高史坦与图博历史的否定》作者：嘉央诺布
《喇嘛王国的覆灭》作者：Melvyn C. Goldstein
《西藏政治史》作者：夏格巴
《我的国土和我的子民》 达赖喇嘛 著
《流亡中的自在》 达赖喇嘛自传
《西藏七年》 Heinrich Harrer 著
《西藏是我的国家》 Heinrich Harrer 著
《十三世达赖喇嘛传》 查尔斯•贝尔著
《鞑靼西藏旅行记》 古伯察 著
《西藏笔记》 唯色 著
《天葬》 王力雄 著
《我的探险生涯》 斯文•赫定 著
《雪域境外流亡记》 约翰. F.艾夫唐 著
《西藏的神灵和鬼怪》 勒内•内贝斯基•活杰科维茨
《康藏轺征》 刘曼卿著
《藏传佛教》 才让著
推荐阅读：
《西藏王统记》 五世达赖喇嘛著
《智慧的窗扉》 十四世达赖喇嘛著
《西藏政治史》 夏格巴 著
《更敦群培文集》 更敦群培 著
《朗氏家族史》 大司徒•绛求坚赞 著
《颇罗鼐传》 多卡夏仲•策仁旺杰 著
《土观宗派源流》 土观•罗桑却季尼玛
《青史》 廓诺•迅鲁伯 著
《红史》 蔡巴•贡噶多吉 著
《新红史》 班钦•索南查巴 著
《西藏度亡经》 莲华生 著
《噶伦传》 多喀尔•策仁旺杰 著
《勋努达美》 朵噶•次仁旺杰 著
《多仁班智达传》 丹津班珠尔 著
《西藏佛教密宗》 约翰•布洛菲尔德 著
2009年10月24日星期六
听西藏活佛开示禅定的意义和方法
禅坐是为了唤醒我们自己像天空般的心性，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真面目–不变的、构成整体生死根本的纯净觉性。
由于忙碌和散乱的心，长久以来我们就已经看不见内心深处的自性了，然而在禅坐的寂静中，我们却可以瞥见它，而且回归自性。我们的心，竟然无法保持片刻的宁静；我们心，竟是如此焦虑不安，充满成见，以致于有时候，我会认为自己活在现代世界的城市中，就像死后的中阴身似的颠沛流离，备受煎熬。根据一些资料说，多达百分之十三的美国人心理不正常，这个数字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说明了些什么呢？
我们被分割成许多不同的部分，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不知道应该认同或相信自己的哪一部分。这么多矛盾的声音、指挥和感觉争相控制我们的内心生活，让我们觉得自己散置各处，没有人留在家里。
而禅坐，就是要把心带会家。
禅定可以把心带回家，但首先要修习正念。
从前有一位老妇人来到佛陀面前，请问禅坐的方法，佛陀告诉她在从井里汲水的时候，手的每一个动作要了了分明，做到这一点，她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处在清醒和旷达的宁静中，那就是禅定。
当我在教禅坐的时候，我经常开头就说：“把你的心带回家，然后放下，然后放松。”整个禅坐过程可以简化成这三个重点：把你的心带回家、放下、放松，每句话重点都包含着许多层面的意义。
把你的心带回家，意思是透过正念的修习，把心带进安住的境界。其深义是把你的心转向内在，安息在心性之中。这本身就是最高的禅定。
放下就是把心从执著的牢狱中解放出来，因为你认识到一切痛苦、恐惧和挫折都来自执著心的贪欲。在比较深的层次里，由于你越来越了解心性而产生的体悟和信心，可以启发深广而自然的宽容心，让你解脱心里的一切执著，让心自在无碍，在禅定的启发中溶化掉。
最后，所谓放松就是心要宽广，放松心情。更深入一点来说，放松你自己，进入真正的心性，也就是本觉之中。这种启发的过程，在西藏文的意思是在本觉上放松。这就好象把一撮沙倒在平面上；每一粒沙都自动安顿下来。这就是你在真性中放松的方式，让一切思想和情绪自然地平息融入心性的状态中。
当我禅坐的时候，纽舒堪布的这首诗常常带给我很多灵感：在自然的大安详中休息吧！这个精疲力竭的心，被业力和妄念打击得束手无策，在惊涛骇浪的无情愤怒中，在轮回的无边大海中，在自然的大安详中休息吧！
最重要的是要轻松，尽可能保持自然和旷达。静静地从你习惯性的焦虑自我中溜出，放下一切执著，放松地进入你的真性里。把你平常的、情绪的、被思想驾驭的自我，想象成太阳底下的冰块或牛油。如果你正感到僵硬寒冷，就让这种侵扰在禅定的阳光下溶掉。让安详对你产生作用，以便将你的散乱心集中到安住的正念中，并在你的内心唤醒明见(clearseeing)的觉醒和观慧。你将发现你的一切负面心态全缴械了，你的侵扰溶解了，你的混乱慢慢蒸发了，如浓雾溶进你那广大无瑕、绝对自性的天空中一般。
静静坐着，躯干挺直不动，禁语，心情平静，让一切思想和情绪来了又走，什么都不要执著。
这种境界感觉起来像什么呢？敦珠仁波切经常说，就像一个人在野外做了一整天的苦工回到家，一骨碌坐到火炉前心爱的椅子里。他已经工作一整天，知道自己已经做完了想做的事；没有什么还要担忧的，也没有什么还未完成的，他可以完全放下一切牵挂，满足，自在。因此，当你禅坐时，重要的是创造正确的内心环境。一切挣扎和奋斗都来自狭隘的心境，所以创造那种正确的环境，有助于你达到真正的禅定。当幽默和旷达呈现时，禅定不费吹灰之力就生起了。
有时候当我禅坐时，我并不使用任何特定的方法。我只是让心安定下来，尤其在受到启示时，我发现很快就能够把心带回家和放松。我静静坐着，歇息在心性中；我不去怀疑是否处在“正确的”境界中。一点也不用力，只有充分的了解、清醒和不可动摇的笃定。当我在心性之中时，凡夫心就消失了。没有必要去维系或肯定自己的存在；我只是当下的我。一种基本的信赖就呈现了，不必特别去做什么。
王建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a58ffe0100grxi.html
转自《民间藏事》
由于忙碌和散乱的心，长久以来我们就已经看不见内心深处的自性了，然而在禅坐的寂静中，我们却可以瞥见它，而且回归自性。我们的心，竟然无法保持片刻的宁静；我们心，竟是如此焦虑不安，充满成见，以致于有时候，我会认为自己活在现代世界的城市中，就像死后的中阴身似的颠沛流离，备受煎熬。根据一些资料说，多达百分之十三的美国人心理不正常，这个数字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说明了些什么呢？
我们被分割成许多不同的部分，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不知道应该认同或相信自己的哪一部分。这么多矛盾的声音、指挥和感觉争相控制我们的内心生活，让我们觉得自己散置各处，没有人留在家里。
而禅坐，就是要把心带会家。
禅定可以把心带回家，但首先要修习正念。
从前有一位老妇人来到佛陀面前，请问禅坐的方法，佛陀告诉她在从井里汲水的时候，手的每一个动作要了了分明，做到这一点，她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处在清醒和旷达的宁静中，那就是禅定。
当我在教禅坐的时候，我经常开头就说：“把你的心带回家，然后放下，然后放松。”整个禅坐过程可以简化成这三个重点：把你的心带回家、放下、放松，每句话重点都包含着许多层面的意义。
把你的心带回家，意思是透过正念的修习，把心带进安住的境界。其深义是把你的心转向内在，安息在心性之中。这本身就是最高的禅定。
放下就是把心从执著的牢狱中解放出来，因为你认识到一切痛苦、恐惧和挫折都来自执著心的贪欲。在比较深的层次里，由于你越来越了解心性而产生的体悟和信心，可以启发深广而自然的宽容心，让你解脱心里的一切执著，让心自在无碍，在禅定的启发中溶化掉。
最后，所谓放松就是心要宽广，放松心情。更深入一点来说，放松你自己，进入真正的心性，也就是本觉之中。这种启发的过程，在西藏文的意思是在本觉上放松。这就好象把一撮沙倒在平面上；每一粒沙都自动安顿下来。这就是你在真性中放松的方式，让一切思想和情绪自然地平息融入心性的状态中。
当我禅坐的时候，纽舒堪布的这首诗常常带给我很多灵感：在自然的大安详中休息吧！这个精疲力竭的心，被业力和妄念打击得束手无策，在惊涛骇浪的无情愤怒中，在轮回的无边大海中，在自然的大安详中休息吧！
最重要的是要轻松，尽可能保持自然和旷达。静静地从你习惯性的焦虑自我中溜出，放下一切执著，放松地进入你的真性里。把你平常的、情绪的、被思想驾驭的自我，想象成太阳底下的冰块或牛油。如果你正感到僵硬寒冷，就让这种侵扰在禅定的阳光下溶掉。让安详对你产生作用，以便将你的散乱心集中到安住的正念中，并在你的内心唤醒明见(clearseeing)的觉醒和观慧。你将发现你的一切负面心态全缴械了，你的侵扰溶解了，你的混乱慢慢蒸发了，如浓雾溶进你那广大无瑕、绝对自性的天空中一般。
静静坐着，躯干挺直不动，禁语，心情平静，让一切思想和情绪来了又走，什么都不要执著。
这种境界感觉起来像什么呢？敦珠仁波切经常说，就像一个人在野外做了一整天的苦工回到家，一骨碌坐到火炉前心爱的椅子里。他已经工作一整天，知道自己已经做完了想做的事；没有什么还要担忧的，也没有什么还未完成的，他可以完全放下一切牵挂，满足，自在。因此，当你禅坐时，重要的是创造正确的内心环境。一切挣扎和奋斗都来自狭隘的心境，所以创造那种正确的环境，有助于你达到真正的禅定。当幽默和旷达呈现时，禅定不费吹灰之力就生起了。
有时候当我禅坐时，我并不使用任何特定的方法。我只是让心安定下来，尤其在受到启示时，我发现很快就能够把心带回家和放松。我静静坐着，歇息在心性中；我不去怀疑是否处在“正确的”境界中。一点也不用力，只有充分的了解、清醒和不可动摇的笃定。当我在心性之中时，凡夫心就消失了。没有必要去维系或肯定自己的存在；我只是当下的我。一种基本的信赖就呈现了，不必特别去做什么。
王建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a58ffe0100grxi.html
转自《民间藏事》
2009年10月23日星期五
西藏流亡官方强烈谴责中共秘密枪决藏人
【挪威西藏之声10月23日报导】中共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周二（20日）对4名参与去年3月西藏抗议活动的藏人秘密执行枪决，引起西藏人民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强烈抗议。
今年4月8日，中共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纵火为罪名，对参与去年三月拉萨抗议活动的现年28岁藏人洛桑坚才和30岁的落牙判处死刑。境内消息证实，本周二上午10点钟，当局在拉萨秘密枪决了洛桑坚才、洛牙和据称一名拉萨尼木县妇女彭吉，以及另一名来自安多、暂未获知名字的藏人男子。消息说，当局已把洛桑坚才的遗体交给了他的家人，此外洛牙已被火化的骨灰也交给了他的亲属。
西藏人民议会昨天（22日）发布声明，对当局枪决四名藏人表达强烈悲痛和遗憾，并祈愿他们的亡灵超度到和平境地。
声明强烈谴责中共的这一非法行为。声明说，自去年三月事件后，中共当局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下，对那些就中共治藏政策表达抗议的藏人进行非法逮捕、监禁、虐待和判刑。
西藏人民议会呼吁中共停止非法行径，实现藏人合法的诉求，并呼吁支持西藏问题的国际各界对境内藏人当前苦难给予关注和发声。
西藏流亡政府也对中共枪决四名藏人表达强烈遗憾和抗议。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图登桑佩今天（23日）向本台表示，（录音）自由发表观点、和平展开示威是每个人的权利，而在西藏，藏人为了民族利益和特性表达抗议，却遭到监禁，甚至被枪决，这是过度严厉的惩罚。
图登桑佩表示，对于四名藏人的枪决，中共媒体却只字未提。中共在国内民众间隐藏自己犯下的罪行，反之通过白皮书大肆宣传藏人在西藏享有幸福及各项权利。事实上，仅白皮书是无法掩盖中共的罪行，以及在藏实施对藏人毫无任何利益的错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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