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二）

2、难民社区贡献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定居下来，延续传统文化，至于未来：真理，正义和勇气，将引领我们走向胜利，西藏将重获自由。”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1959年，始终是一把刀子，割裂着藏人的心。那一年，他们开始了背井离乡。很多人倒下了，老人、孩子、壮年男女……。剩下的人仍然走着，朝着陌生的国度：那里没有房屋可以居住，没有工作可以赚钱，甚至没有食物可以填饱肚子。但是，那里是西藏佛教的源头，那里，有他们精神的峰巅，流浪中的法王，只要和他在一起，生命才有了质量。

“6月底时，几乎二万藏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这是数批大量出逃的第一批难民，最后达到了十万人。一方面，那些紧靠边界的人们被迫去翻越那些世界上海拔最高、荒无人烟的山口。另一方面，从康区和安多来的其它人，则一路上艰苦作战，历时三四个月，才能杀出一条生路。这些人当中死去的甚多，有一批幸存者共一百二十五人，他们于6月份抵达阿萨姆邦，而他们出发时共有四千人。”3

1960年第一个藏人定居点，在麦索尔建立起来了。后来，陆续在印度建立了39个定居点，不丹建立了7个，尼泊尔建立12个。五十年来，共安排了近十三万西藏难民。

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帮助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定居点，噶厦政府内政部分别设立了四十多个办公室，划分为以农业，手工编织，和商业为主的三大区域。

在从事农业的定居点，政府负责组织合和社，提供必要的机械，比如，牵引机（施拉机、耕地机、脱谷机、测量仪、收获机，及焊接等机器。同时，内政部还提供合作项目，进行技术培训等。比如，教授人们利用自然土壤和水源，播种没有化学污染的植物；调整不同品种的种子进行播种；配给或者筹划急需的资金……目前，内政部还计划建立精练工厂，进行粮食再加工，更多地解决藏人就业问题和改善生活质量。

在从事手工编织的难民点，政府负责提供厂房、原材料，甚至种子资金。因而，仅在印度地区，就出现了著名的西姆拉地毯厂、达拉号西地毯厂、拉几布地毯厂，还有达兰萨拉手工中心。印度北部的阿龙那卡帮的迷奥和地族地毯厂也很成功。在尼泊尔境内，西藏手工制作的发展更为迅速。享誉世界的尼泊尔地毯，最初的原料和工艺都源于西藏，现在，在政府的帮助下，藏人建起了自己的四大地毯厂，即昭拉克地毯厂、却丹佛塔地毯厂、帕巴香根地毯厂、堡哥拉地毯厂。其中昭拉克地毯厂，由于工艺独特，赢得了世人的格外喜爱，还建起了分工厂。

政府还定期对难民点的年轻人进行农业、手工、信息等方面的技术培训，仅从1997年到2008年，在手工方面，就培训了824人，毕业后，政府又负责贷款，为他们创造发挥特长的机会，学有所用。

对无力照顾自己的孤寡老人，即无人监护不能自立者，流亡政府还专门设立了老人之家。目前，流亡社区（包括尼泊尔、不丹等地）共有十四处老人之家。同时，政府还设立了社会福利办公室，对年老和贫穷又不想到老人之家的人们，提供食物、衣服等生活必须品。目前，由政府提供帮助的老人，有2071人。对生活困难、收入低的家庭，政府也提供相应的帮助，这样的情况，目前有1808户。年轻人生病，政府提供帮助的有719人。

65岁以上的老人，流亡社区提供全额医疗补助；85岁以上的老人，由达赖喇嘛办公室直接照顾，每月发给固定的资金补助。100岁以上的老人，则更为优惠。

在松赞干布时代，西藏社会靠十善法维持秩序，现在，是靠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精神，束缚着人们的恶念，使流亡社区秩序井然。五十年来，基本没有杀人、抢劫等严重犯罪现象。

流亡政府作家协会副会长更特东珠先生说，“从前在西藏时，我是个打仗好手。可是，自从到了达兰萨拉，我不敢说别人打我左脸时，也要把右脸送上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有人伤害我，我会转身离开。以牙还牙，毫无疑问，是人类精神的污点。”

更特先生还说，“尽管有些藏人怀念松赞干布以前西藏的强大，认为佛教的慈悲，使藏人失去了强悍和往日的辉煌。但是，强大，如果仅仅体现在霸权和地域的辽阔上，对人类有什么好处呢？今天，法王的慈悲精神，已播种到了世界，给人们生活的另一个层面带来了慰藉，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朝一日，实现法王的期望，把西藏建成和平区域，提供世人一个精神休息的地方，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也是对人类的又一贡献。”他说，“呆在法王身边，对我来说，就是在佛的身边。”

3、宗教贡献

“另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保存和延续我们的宗教。没有宗教，我们的文化泉源就会枯竭。”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今天，如果你行在西藏境内，数不完的残垣断壁，常常出其不意地横在你的眼前，有时在山顶，有时在半山，有时在谷底，那种被蹂躏过后的破碎，让人震惊和心酸。仅以拉萨附近旺古尔山上的甘丹寺为例，那是藏人在500年间累建的山城，是格鲁教派财富的集锦地。可是，1997年，我千山万水地抵达那里的时候，看到的居然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废墟！人做到了魔鬼做不到的事情。事实上，西藏境内原有的六千多座寺庙，几十年前被毁得寥寥无几。失去的永远逝去了……

原西藏自治区主席多杰次丹，曾上书中央政治局常委，谈到援藏干部的素质问题，大藏区的真正来历，藏语语言的退化，尤其强调从前西藏完整的宗教体系，多年来遭到极大的破坏，密宗上师在西藏境内几乎绝迹。

怎样才能延续西藏佛教？

“尊者达赖喇嘛采取紧急措施，让僧侣们先于那些普通藏人摆脱致命的筑路劳动。到1960年，重新命名的布克萨喇嘛修道所的营房里，已居住着将近一千五百名喇嘛。他们早上五点起床，然后集中在中间的院落里念经，接着按扎仓分开活动，诵经、辩经和接受高级学者以及活佛的个别指导。这些喇嘛四处到筑路营中搜寻，凡是能找到的经书他们全搜集起来，从中开始用石墨写下了二百多卷主要著作。但这仅仅只是西藏一千二百年以来的哲学著述中的一小部分。在印度，格鲁派的信徒占绝对多数，其他三个教派的信徒大都在锡金、不丹和尼泊尔的寺院里找到了庇护所。格西学位的考试仅仅停了一年，又恢复了。”4

上师和学生之间，活佛和普通的僧人之间，没有分别，也就是说，只有责任的不同，没有地位的高低。就这样，僧人们自己动手，半天劳作，半天修行，在巴萨，建起了第一座寺院。后来，在南方的卡纳塔卡省又建立了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等，挽救渐进枯竭的西藏佛教。目前，流亡社区共建有寺院二百余座。每一座寺院不仅从名字上，也从内容上再现了藏传佛教往日的辉煌。

寺院不仅恢复还发展了教育职能，即分别设立了初级学校和高级学校。初级学校，一般为12年制，如色拉寺的色拉切，是一座印度政府承认的初级学校，其课程不仅包括佛学，还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毕业后，如果僧人们还俗，可以直接到社会工作，也可以到印度的其他大学直接深造。高级佛学院，一般为九年。除了必须完成《摄类学》、《心类学》、《因明学》、《四部宗义》等基础课，及五部大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俱舍论》、《释量论》、《戒律》）等传统佛学课程以外，还加入了梵文、英文等内容。同时，达赖喇嘛尊者改变了五百年来，各教派只学习自己传承的特点，把格鲁派的菩提道次、宁玛派的大圆满、嘎举派的大手印、萨迦派的基道果，作为共同的财富，在各教派之间交流和学习，拓宽了僧人们的修行视野，完整地领略了西藏佛教智慧。

五十年来，多让巴、措让巴5，已普及到流亡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就是拉让巴格西，也达到二千多人。与西藏境内佛教人才尤其是密宗佛教人才几乎绝迹的情况相比，南亚次大陆具备了显、密各方面的优秀人才。

流亡社区的寺院教育享誉世界。如罗布林卡高级佛学院、度母院、达兰萨拉的辨经院和瓦拉纳西的西藏佛学院等，吸引了来自蒙古、不丹、拉达克，甚至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地的学生，向全世界输送了无以计数的佛教优秀人才。现在，世界各地重要的佛教寺庙的堪布和其他的管理人员，几乎都毕业于流亡政府的高级佛学院。藏传佛教，正以西藏流亡社区为中心，向全世界辐射，使印度，再次成为世界佛教中心。

4、教育贡献

“我也想在教育方面着力。当时，尚无全民教育制度，只有几所学校在拉萨，乡村地区也有一些。但大多数的寺院也是学习中心。不过，他们提供的教育只开放给僧侣。因此，我指示噶厦提出前瞻的建议，发展一个良好的教育计划。”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1959年以前的西藏教育

1959年以前，西藏学校分为两大体系：私垫和寺院。仅拉萨就有十几家私塾。一位在塔布林（私塾之一）读过书的前噶厦官员（后投靠中国政府）回忆：“学校里，贵族家的小孩坐在一间小屋里，房间靠东，有窗子、有地板。其他一百多名学生，在一个大屋子里，不分年级，由藏文字母区分每个孩子的文化程度。”

西藏的教育按照自己的传统方式，向各阶层辐射，不仅贵族，就是平民百姓的子女到学校读书，也是显而易见的常识。另外，寺院也是学校，尤其哲蚌寺，学术气氛十分浓郁，吸引了蒙古、拉达克、俄罗斯等地远道而来的众多的求学的人们。

在西藏，著名的大学者，往往是出家人。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出身于普通的农民、牧人家里，但是倍受全社会包括贵族阶层的尊敬。很多在“旧西藏”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僧，不仅知识结构完整，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在了今天科学的前面，跻身于世界学者之林，如邱陽‧創巴仁波切, 根敦群培, 喜饶嘉措, 拉毛次成, 华锐•罗追嘉措……

流亡社区的教育

流亡社区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他们不仅以现代文化知识立足于世界各地，同时，还以传统的文化知识，立足于自己的民族之间，延续着西藏文化的精华。正如尊者达赖喇嘛强调的 ：“我们教育体系的建立，不是为了对抗哪一个政权和国家，更不是我胜你败的问题，我们教育的全部奋斗目标仅仅是为了保护西藏传统文化，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对自己，对民族，对国际都有用的优秀人才。”

多年来，从西藏境内逃到印度西藏流亡社区的学生源源不断，有的只有三、四岁，父母便把他们交给亲人或者朋友，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荒无人烟的漫漫长路，穿过陡峭的雪山，小心翼翼地躲过中共的枪口，来到达赖喇嘛尊者身边求学。“从2003年到2006年，由西藏出逃到印度经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学生，就有3342，占出逃总人数11140的30%，比1992年到2003年增加了9% 。”

针对这一情况，中国政府多次发布告示，最近一次为2008年7月17日，《西藏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凡共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将子女送到境外达赖集团所办学校上学（所建寺庙入寺或学经）的，一律给予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 已经在“境外达赖集团所办学校上学”或者进入寺庙学经的，限期两个月内劝返，“期限内返回的，视情节可以减轻或免于处分；对隐瞒不报或限期内没有返回的，一律给予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

1）、西藏儿童村

西藏儿童村最初由51名孤贫儿童组成，目前已发展为一万多名学生。五十年来，该校毕业的学生有10811名，其中2000多名学生已从大学毕业。

根据印度1860年社团注册法，西藏儿童村正式作了登记，并于1972年1月10日作为全权代表加入了维尔纳国际儿童紧急救助会。

由于大多数在西藏儿童村就读的学生，父母在西藏境内，为了使学生们依然享受家庭的温暖，达兰萨拉儿童村大部分是以家庭为单位，一对父母管理近30到40名学生。

儿童村在流亡社区各藏人聚居区设有分支机构，分布在印度各地的西藏儿童村所属的学校如：

寄宿制：下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巴底沟西藏儿童村学校、布热索佳西藏儿童村学校（大）、拉达克杭里西藏儿童村学校、.拉达克森多西藏儿童村学校、拉达克尼玛西藏儿童村学校。

全日制：达兰萨拉莫罗甘吉走读学校、库芦山沟西藏难民走读学校、喜马偕尔邦曼迪走读学校、拉达克曼拉走读学校、拉达克觉拉姆走读学校、拉达克额岭走读学校和拉达克北图走读学校等。

以上各学校中凡是十年级毕业的学生，经过印度全国统一考试后，根据学生志愿选修以后的两年课程，选择范围有历史文学艺术、自然科学、财经贸易或职业课程。两年学习结束后，如果通过了全印度高中毕业考试可以进入印度各大专院校继续学习大学或专科课程。

2）、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

1961年5月，在尊者的请求下，成立了由四名印度官员和代表尊者的三名藏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即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为直属印度政府教育部的独立单位。几乎全部藏人儿童开始了正常学习本民族文化、历史和现代科学知识。

中央西藏学校，设立在儿童村覆盖不到的地方，并对所有藏人实行免费教育。

中央藏校寄宿制学校中的九所重点学校包括：

穆索日中央藏人学校；
达吉岭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达拉胡赛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西姆拉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印度南方贝拉库佩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蒙戈德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噶伦堡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卡纳塔克邦洪苏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喜马偕尔邦蚌扎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加上各流亡社区的其他寄宿制学校分校和各聚居区内的学校，西藏教育管理委员会管理的三十多所学校，共有学生约13000左右。另外，西藏教育部单设的十六所学校和其他部门设立的学校，共有学生达5000，再加上一些流亡藏人的私立学校的学生八百余名。流亡社区共八十多所学校中正在就读的学生总数约三万余名。

3）、流亡社区学校的主要学习内容

“流亡社区的学校6年级以下是完全藏语教学，6年级以上开始藏英文双语教学，为学生们未来报考印度和欧美高等学校做准备。”

6年级以下课程：数学、藏文、西藏历史、英文、自然、基础社会科学、印度文。6年级以上课程：英文、藏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经济。十一年级后，分为文、理和商科。

4）、师范学校和成人学校

师范学校

1964年，流亡政府招收三十名僧人，针对他们中多数在藏文、民族文学、宗教等方面的较深造诣，进行了英语和现代教学方法的培训，为期一年，结业时由教育委员会颁发了证书，分配到各学校教学。

接著，又培训了第二批学员，共有二十六人，并于1967年7月结业。1976年，三十名青年藏人在喜马偕尔大学读完了两年毕业的教学课程后，又在达兰萨拉师范学校集中接受了藏语文知识和西藏历史等方面的培训，进一步壮大了流亡社区的师资力量。

目前，该师范学校所属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达兰萨拉因明佛学院和流亡政府教育部联合主办和管理。经该校培训的年轻藏人教师正在日益增多。

成人学校

专为没有受过教育的西藏境内青年扫盲和进行生存机能的培训而设立的学校。主要以藏文和英文为主，同时还设有电工、木匠、绘画、裁缝、手工训练和电脑等课程。为十二年级，包括衣食住行等全部免费，考入大学后，根据分数的高低，流亡政府负责提供奖学金。

5）、留学生

流亡初年，首批西藏学生由一名藏人教师兼养父陪伴，被送到瑞士特罗干的佩斯塔罗兹村学习。不久，流亡政府又向瑞士输送去了一批学生。1968年以前，在国外学习的流亡藏人学生达600人之多。

后来，政府又派送了经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藏人学生到世界各地学习。仅1987年到2001年，就有281名藏人学生，分布在美国、法国、英国、丹麦、台湾、挪威、泰国、以色列、意大利等高等学府就读。

近年来又选送了一千多名藏人学生到国外高等学校留学。藏人留学生如今已遍及欧洲、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等世界各地。大多数藏人学生在国外的高等学府毕业后，回到流亡社区工作，他们即有传统的西藏文化，又拥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在教育、医疗卫生、会计、政务、法律研究等各行业中发挥着优势，使今日的流亡社区和高度发达的西方管理体制完全接轨。

对印度政府的特别感激

每一个帮助了流亡社会的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名字，都被清晰地记载着。尤其是印度政府在教育上的帮助。《西藏之页》里，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是当初藏人一无所有的时候，印度政府率先资助了第一笔钱。这对流亡藏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全体西藏人民将会永远铭记印度政府和人民在西藏人民最困难时给予的援助。”

尊者达赖喇嘛在自传《流亡中的自在》里，也有这样一段话：

“从许多年来到今天，印度人民和政府已经给予我们西藏难民非常多的帮助，包括经济上的援助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帮助——尽管印度自己在经济上有极大的困难。我怀疑是否有其他的难民会被其居停国如此地善待。这种情谊我永远铭感心中。当西藏难民不得不要求更多的金钱援助时，成千上万的印度儿童甚至无法接受基本的教育。”

然而，我们惊奇的是印度政府从来也没有标榜过自己对西藏文化的贡献。

5、藏医藏药的贡献

1961年3月23日，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重建门孜康，即西藏医学历算院。目前流亡社区已由从前的一名藏医和一名天文历算师，发展到38所藏医院和8所较大的西医院以及67所小型医院等共计113所医院。有179名年轻人完成藏医历算学业，在世界各地服务。藏医院所属各医院有358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110名医生、16名历算专家和232名医护人员。
在现代式的西医院中，有11名藏人医生、11名护士长和23名护士、11名检验员、2名眼科医生、8名牙医、 108名社会卫生工作员、83名医院工作人员等总计263名工作人员。藏医和西医医护工作人员总计621人。
藏医院还附设配药厂、藏医历算研究室、药物研究所、编辑出版社等机构。
藏医疗效显著。甚至一些现代医学棘手难愈的疾病，通过藏医治疗而痊愈，得到世界，尤其是南亚次大陆各民族的偏爱。藏医诊所如今遍布南亚次大陆四十多处。从1996年开始，门孜康在世界各地，如日本、美国、法国、英国等地，前后八次举办了西藏医算展览会，出版了有关西藏医算十九种藏文版和七种英文的书籍，如《门孜康简讯》、《藏医历算杂志》、《岗日朗措》等，使世界各民族真正地受益于西藏医学成就，为人类的健康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1981年西藏流亡政府成立了卫生部。除了管理上述医院还负责对群众进行卫生教育、饮食卫生、防止肺结核、对病残贫弱者安装假肢、对新近流亡藏人中遭受中国军警严重伤害、摧残者提供医疗服务和技术培训以及就各项医疗建设或设备寻求资助等等。

8、新闻、出版，建筑，绘画，藏戏，歌舞的贡献

新闻出版

流亡之初，世界上少有国家了解中共入侵、殖民西藏的真相，尤其是藏民族在被迫大迁徙中，经历的折磨和屈辱。就是到了六、七十年代，也少有西方人知道西藏的具体方位，更不要说历史和苦难了。然而，今天全世界都在支持西藏的正义事业，尤其是今年三月西藏境内和平抗暴发生后，西藏境内、外发生的一切，成了这个世界的焦虑，这一切，和尊者达赖喇嘛的世界和平导师地位紧密相联，也和流亡政府的宣传工作密不可分。

目前，除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官方国际华文网站，详尽地介绍了尊者的生平、著述、言论、讲法、行程等以外，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站也从西藏历史、流亡社区的分布、境内外大事记等各方面介绍西藏，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华文读者。另外，西藏流亡政府每一个住外办事处也都设有自己的对外宣传网站，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外交新闻部就拥有自己的中英文网站、杂志和出版社。如：

英文和中文版双月刊《西藏通讯》；
藏文月刊《知识》；
藏文周报《自由西藏》；
不定期发行《政治简报》；
中文网站“西藏之页”；
纳塘出版社；
……

流亡藏人作家协会办有：《社会镜报》月刊、《时报》周刊和《通讯》周刊等杂志。前政治犯“九、十、三”运动织组有：《西藏使节》等，世界各地的民间团体都有自己的网站、杂志。

建筑

具有西藏特色的建筑，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俯拾即是。除了西藏的各寺院佛学院建筑保留西藏古老而独特的建筑风格以外，西藏博物馆、外交部、图书馆等建筑，也不同程度地展现了西藏的建筑特色。

艺术，歌舞

流亡社区的学校都开设了绘画班；在罗布林卡西藏文化研究中心，不仅设有绘画班，还有雕刻班，使西藏的唐卡、雕塑，雕刻等艺术，得到了传承。

流亡政府还有自己的剧院，各社区有自己的戏剧团，学校里有戏剧老师。学生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学习各种西藏乐器，比如六弦琴、笛子等。每个学校也都有自己的艺术团，不仅经常调换和补充成员，并且各班级之间进行的频繁演出比赛，尤其在萨嘎达瓦节、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日展佛节等民俗节日，流亡藏人便从各地聚集而来，唱歌、跳舞、拉琴，同时，不同地区的人们还要演示家乡歌舞，如巴塘的弦子、安多的山歌、拉萨的朗玛等等，使西藏歌舞传承自然地得到了继承。

略述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 （一）

（首发国际西藏邮报）

文/朱瑞

目录

序言

一、文化贡献

1、民主贡献

2、难民社区贡献

3、宗教贡献

4、教育贡献

5、藏医藏药的贡献

8、新闻、出版，建筑，绘画，藏戏，歌舞的贡献


二、人类贡献

1、藏人的幸运

2、汉人的幸运

4、著作和荣誉

写在后面





序言

拥挤在白皮书1里的陈旧信息，牵强附会的对比和空洞的数字，都淋漓尽致地暴露了中共官僚们对西藏文化的无知认识和错位理解。更让人贻笑大方的是他们竟自喻为西藏文化的保护者！

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在今天的中国，都出现了断层。不说宗教，哲学，教育，艺术，新闻……怎样被蹂躏成了远离世界文化的一种孤立和丑陋的存在，单说政治，已完全堕落成了对人类和平的威胁：对外，支持所有的独裁政权；对内，在承诺改善人权的2008年，枪杀、追捕三月和平抗暴的藏人，掩饰瓮安事件真相，刑罚无辜……，尤其是对《零八宪章》异议人士的抓捕和传讯……显而易见地暴露了中共政权末日般的疯狂和反文化的本质。

中国纵然如此，中共控制下的西藏文化，怎能被保护？1959年以后，西藏文化出现了比中国更加严重的断层：深如海洋、独一无二的西藏文明，被看做是落后的，黑暗的，甚至必须划清界线；珍宝一样衔接着历史与未来的西藏学者被监禁；重要的节日和风俗被取缔；古老的寺庙建筑被拆毁，佛像被砸碎，经书被焚烧，僧人、尼姑被毒打，甚至枪杀；尤其是今天对西藏寺院的军管，开始了公开地与西藏文化之魂对峙。同时，胡锦涛执政以来，在西藏变本加厉地破山挖矿，开湖建坝，残酷地制造了第二次藏民族大迁徙，有目的、有计划地破坏西藏文化的物质依赖，毫不顾及西藏高原是亚洲诸大河流的发源地，保护那里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整个亚洲福祉的事实，把西藏沦为玩弄权术、施展强权的试验基地。

“1959年以来，藏人从没有中断过逃亡，即使在文革最惨烈时期，也有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出走印度。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从1993年以来，平均每年有2500到3000名难民到达联合国难民署设立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 2

他们背着糌粑、佛像、经书，爬过一座又一座大雪山，有的冻掉了脚趾、手指、割断了双腿，有的死在中共的枪下。可是，囊帕拉的枪声清晰地证明了，这条延续自己文化、寻求达赖喇嘛尊者庇护的苦难之路，从来都没有中断。

各族群之间的文化，没有进步和落后之分，也没有阻碍和发展之分，只有相同和不同之分。“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这是享誉世界的英国浪漫主义先驱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著名诗句。是的，我们的社会模式不是绝对的。古老的西藏文明，提醒和引导着人类，去凝视另外的生存方式，思考人和大自然的亲缘关系，为人类拓开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然而，从上一代和自身的经验中，今天的藏人不仅清晰地看见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正在被迫走向衰亡，同时，也看见了汉地的堕落正在毫无遮拦地向西藏高原蔓延。未来是可怕的，他们思念自己的文化。“我也许就是像你一样的一只苍蝇？你也许就是像我一样的一个人？”远在英格兰的布莱克，神秘地道出了西藏文化中尊重一切生命，与万物和谐共存的境界。可是，那个文化在哪里？

“让达赖喇嘛回家！”这声音有如海啸，在西藏史，中国史，和世界史中起伏。然而，中共官僚集团充耳不闻这绵延千里、跌宕而来的思念，居然在《白皮书》里写道：

“达赖集团和一些西方反华势力自己享受着现代文明和文化的成果，却以‘保护西藏文化’为名，要求藏民族和西藏文化永远停留在中世纪状态，成为活化石，这显然是别有用心，是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不会答应的。”

早在《流亡中的自在》里，达赖喇嘛尊者就说过，“我尤其感到兴趣的是日本达到极大的物质成就，却没有丧失历史文化与价值的视野。”这句话，一方面赞美科学的发展带来了物质文明，另一方面，赞美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发展，滋养了人们的精神。尊者始终如一地对科学有着强烈的兴趣，甚至探索了次原子物理、宇宙论和生物学（包括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等方面。他鼓励展开佛学和科学之间的对话，甚至多次创造条件，使世界上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们和精进的佛教领袖，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交流，努力地使物质和精神和谐地并存在一个层面。

否定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文化的贡献，就否定了一个时代。事实上，在白皮书宣称达赖喇嘛尊者“……从未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出过一点力、作过一点贡献……”的时候，在南亚次大陆，西藏文化的长链，已融入二十一世纪，并被喻为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文化贡献

1、民主贡献

“我力劝政府排除古老的，无生产力的作为，决心把西藏推进二十世纪。”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始于久远的聂赤赞普时代，尽管在松赞干布和赤热巴巾时期都得到了发展，但是，她的果实应该是伴随着甘丹颇章王朝而来的“春都杰措”即民众大会。因此，在少年达赖喇嘛的精神里，孕育的许多适于西藏现实的发展计划中，都以民主政体的建立为基础。一九五二年执政不久的尊者，就成立了列居列空，即改革委员会，详细地讨论了如何在西藏建立民主制，减免赋税和债务等等。然而，中共的入侵，使西藏失去了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良机。

被迫流亡途中，中共解散了西藏噶厦政府，于是，尊者在山南隆子宗，宣告成立了临时政府，山穷水尽之时，延续了甘丹颇章王朝政权。1959年4月，到达印度默苏里后，正式成立噶厦政府，为后来实现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制，筑起了立足之地。

1960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藏人抗暴周年纪念声明时，正式宣布西藏流亡社会实施民主制。9月2日，成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民众议会，即“藏人代表委员会”。议会制定了平等地选拔使用干部制度，取缔了旧西藏的世袭制，并收回旧西藏的所有封爵。

尊者达赖喇嘛首先从自己做起。为了正式脱离神权统治，1961年，在《西藏宪法草案》中，坚持加入了一项崭新的规定：国民大会三分之二票数，可以解除达赖喇嘛的职权。

1963年，西藏民众议会颁布了民主宪法——《流亡藏人宪章》。宪章规定：人们拥有言论、信仰、及集会的自由，并在宪章里详述了流亡政府的工作指导方针。

1990年5月，由达赖喇嘛尊者任命的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和第十届议会同时辞职。分布在印度次大陆和其他33个国家的流亡藏人，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程序，选举产生了扩大的第十一届议会，并产生了由政府部长组成的新内阁。

2001年9月，在尊者的主张下，流亡藏人直接选举产生了流亡政府首相——噶伦赤巴，并有权向议会提出内阁候选名单，由议会通过后正式任命。

西藏流亡政府由最高司法机构、人民议会、最高行政机构（噶厦）三权分离的方式组成。另设有审计总署、公务员考核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等独立机构。最高行政机构噶厦之下分设七个部：宗教与文化事物部，内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卫生部，安全部，外交与新闻部。各部门主管，由民主选举产生，并采取轮换制。

流亡社区里，不同思想和背景的人们，还可以自由地组织不同性质的团体。比如西藏青年会，前政治犯“九• 十三”运动组织，西藏全国民主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西藏妇女会等，都可以直接挑战政府的观点、政策，甚至达赖喇嘛尊者的主张。

五十年来，达赖喇嘛尊者坚实地建立了一个民主政体，使流亡政府的管理工作，臻于完善和成熟，经得起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和批评，代表着境内、外藏人的心愿。这一政治贡献，将随着时间的积累，不仅越来越利益一代又一代藏人，也先驱般地提醒着同在中共治下的中国民众，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了！

Chinese writer refutes Beijing's White Paper on Tibetan culture

Phayul[Tuesday, March 03, 2009 00:09]

Something worse than cultural genocide is taking place in Tibet under China, says Canada-based Chinese writer who once worked in Tibet as an editor of a Chinese language magazine

By Phurbu Thinley

Dharamsala, March 3: Not only cultural genocide is taking place in Tibet, what China is doing there is causing rampant and irreparable damage to Tibet’s delicate environment that holds Tibetan people’s unique way of life, according to a Canada-based Han Chinese writer.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ot only destroyed thousands of centuries-old 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interfered in their practices; it is now causing rampant destruction to Tibet’s fragile eco-system thereby endangering the very setup of the Tibetan people’s traditional and cultural way of life,” said Ms Zhu Rui, who at one time worked in Tibet as an editor of a Chinese language magazine for Beijing Government.

“Thousands of Tibetan nomadic tribes are already being forced to resettle into permanent houses under state-sponsored program to make way for China’s ambitions and self-fulfilling interests,” she said.

“China’s irresponsible actions in Tibet are silently but fast eroding Tibetan people’s rich cultural values,” Zhu added.

Zhu was speaking at a press conference on Saturday where she launched a book titled - “Response to White Paper.”

On September 25, 2008, months after massive unrest broke out in Tibet, China issued a white paper o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Culture”. China maintained that the white paper was launched to “acquaint the world with its efforts o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culture” and to refute “the charge of Cultural genocide in Tibet.”

The exiled Tibetan leader the Dalai Lama has in recent time occasionally raised strong concerns about a cultural genocide taking place in his Himalayan homeland.

The white paper,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Chinese State news agency Xinhua, refuted the charge of ‘cultural genocide’ in Tibet as a lie “fabricated by the 14th Dalai Lama and his cohorts,” and exposed the “deceptive nature of the cultural autonomy they clamour for”.

“The 14th Dalai Lama and his clique fled abroad nearly half a century ago, and have never made any efforts for or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culture," the white paper said.

Published by the 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 (TWA), Zhu’s book is writte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onsists of two parts. While the first part, according to TWA, speaks on the preservation of Tibetan cult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democracy, the development of its system of education, the renaissance of Tibetan medicine, Tibetan architecture and the arts in the exile Tibetan community;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ibet’s contribution to human society, including its classical texts and their commentaries.

“Zhu’s ‘Response to the White Paper’ is essentially a humble dedication to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to all the Tibetans in suffering,” said Dr B Tser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women’s association based in Dharamsala.

“The author hopes that in writing about these things, the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Han) people will understand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s contribution to both Tibetan culture and the world at large,” Tsering added.

Describing the book as an unprecedented and much ground-working research work of a Chinese writer, TWA hopes it could set the “benchmark to the Chinese people’s penitence to the Tibetan National.” The book contains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he miracles achieved in exile under the indomitable leadership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sering remarked.

Zhu Rui was born in northeastern China and is now based in Canada. Prior to that she lived and worked in Tibet from 1998 to 2001. While in Tibet she worked as the editor of the official Chinese language magazine “Tibetan Literature”.

In Tibet, Zhu also worked sided by side in the same office with eminent Tibetan writer activist Woeser, who is now self-exiled in Beijing after authorities found that her works contained sympathetic references to the Dalai Lama.

In her recent article, Zhu, who once used to zealously vilify the Dalai Lama as "a flayer of human skin, a demon who picked flesh from human bones", said her whole attitude towards Tibetan people and their exiled leader the Dalai Lama changed after she chanced upon an opportunity to travel to Tibet and came across a seemingly serene and peaceful looking image of the Dalai Lama.

Coming to Dharamsala to work on her latest book, Zhu said, she was overwhelmingly impressed after she observed the incredible efforts made by Dalai Lama in preserving and developing Tibetan cultural values and at the same time successfully introducing and promoting vibrant democracy, including the freedom of the media in the exile Tibetan community.

The exile community has not only set up educational, monastic and cultural centres to preserve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which is endangered in their homeland, but is effectively promoted around the world, Zhu said.

According to h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inspired by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Dalai Lama and Tibetan people to the world in promoting human values. “Numerous international honour and awards conferred on the Dalai Lama are natural testimony to this,” Zhu said.

Such progresses are entirely contrary to what China is accusing the Dalai Lama and his groups of doing otherwise in the so-called white paper, Zhu said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When she first learnt of the white paper last year, Zhu said she at first felt relieved thinking that China had finally realized the need to preserve and sincerely promote Tibetan culture from its side.

But looking into the paper in more detail, Zhu said, she found that the document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mere propaganda work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fulfill its own ulterior motive as usual.

Hence, she said, she had wanted to file a fitting and timely response to the white paper. The mission brought her to India. Over a period of Time, Zhu says she interacted extensively with numerous prominent and common Tibetan exiles, and those who are newly arrived in India after escaping from Tibet.

Zhu says her ‘Response to the White Paper’ is the result of her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working in Tibet for Chinese government accompanied with matching response she received from her Tibetan interviewees in exile.

Zhu now says she remains fully convinced when she said, “what China is doing in Tibet is far worse than the severe accusations and defamations that it has labeled against the Dalai Lama and exile Tibetans in the white paper.”

She says her book is an effort to reach out to her Chinese brethrens, who, she says, largely remain ignorant of the truths about Tibet.

In doing so, Zhu says she is not bothered by numerous online attacks posted against her by Chinese bloggers, often calling her a “traitor”.

“Many of these bloggers are either who are one-sidedly follow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official line or others who are not aware of the real issue of Tibet,” Zhu said.

Meanwhile, Zhu hopes Tibetans will remain intact with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further continue to strengthen ways to preserve it and make greater strid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is, she feels, will prove productive for Tibetans in their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the long run.

“And all I can do is to keep on writing more and more to help Chinese to learn and better understand about Tibet and its rich and valuable cultural traditions,” Zhu said.

After the March 2008 unrest in Tibet, Zhu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on the internet, which, among others, include: "Why Tibetans want to protest", "The Army, Machine Guns and Bullet, not control the Hearts of Tibetans", "Invite the Dalai Lama", "Write to Chinese", "Hope of Tibet" and "Hope the One in Power Doesn't Miss the Opportunity".

转载：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23983&article=Chinese+writer+refutes+Beijing's+White+Paper+on+Tibetan+culture

Tibet's Unlikely Defender: A Chinese Journalist's Change of Mind

By Rebecca Novick, Contributo

Photo by Lhakpa Kyizom

It's standing room only in the modest hall of the Dharamsala Welfare Office. People are sitting cross-legged on the floor, so tightly they're almost in each others' laps. The over-flow has spilled out onto the street. Monks peer in through the windows. Tibetan exil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this rustic mountain community have come to hear a talk by a Chinese journalist. Sitting at a table next to her Tibetan translator is a soft-spoken Chinese woman with an easy smile with the look of someone quietly sure of her truth. She begins to talk about her time spent in Tibet, her appreciation of its culture and her affection for its people. A youthful 48, Zhu Rui seems perfectly at ease before her first Tibetan audience.

The expressions on the faces in the room begin to change from guarded skepticism to rapt attention as the audience hears words that none of them ever expected from a Chinese national. During the Q & A, the questions come thick and fast -- "How can we improve Tibetan-Chinese friendship?"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China's historical claim to Tibet?" One Tibetan man asks about Zhu Rui's impressions from meeting the Dalai Lama. She describes how the room in which they met was uncomfortably cold because the air conditioner was set too high. Instead of asking his attendant, the Dalai Lama had gone over and turned it down by himself. A simple act, that to Zhu Rui, spoke volumes about him as a person and a leader. "If Hu Jintao did this instead of delegating the task to a subordinate, Chinese people would be totally shocked!" she joked, evoking an enthusiastic round of applause. Zhu Rui (pronounced too ree) has met the Dalai Lama twice now. "He has such simplicity," she says, "which is why many Chinese leaders don't understand him. They are much too complicated.”

In China, the media is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Journalists working for Chinese media who want to visit Dharamsala in any official capacity have to apply for a permit. Rarely, if ever, is it granted. One Chinese journalist said, "I have applied many times for a permit to Dharamsala but it's always denied. They say it's for my own security." Although she had felt very at home in Tibet, Zhu Ru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in Dharamsala; the stronghold of the so-called Dalai Clique. All she had heard was that there were Tibetan terrorist groups operating there, and about one of their most notorious ringleaders -- the red headband-wearing "radical" Tenzin Tsundue. 

But Zhu Rui found the town to be quite different from its reputation in the Chinese media. "Anybody you run into on the street immediately becomes your friend as soon as you start talking with them," she says. When she finally met Tenzin Tsundue, she admitted that she thought she might be taking her life into her hands. But instead of a terrorist, she found a poet and community organizer with a Gandhian commitment to non-violence. 

While the Tibetan community seems to have embraced Zhu Rui with open arms, she has been less warmly received by some of her fellow countrymen. A Canadian citizen based in Calgary, Alberta, Zhu Rui has been advised by her close friends not to return to China for her own safety. Some of the strongest reactions she has received have come in response to a letter she wrote to the Dalai Lama that she posted on her blog. The letter begins: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my impression of you in my childhood and youth was that you were a flayer of human skin, a demon who picked flesh from human bones. From this point alone, you have probably guessed that I am Han Chinese.

Zhu Rui continues the letter with a declaration of her respect for Tibetan culture and her concern about what she views as China's colonial presence in Tibet. She speaks of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people demanding a resolution of the Tibet problem by means of respect, tolerance, consultation and dialog, and ends: From a Han who sympathizes with the suffering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who has limitless respect for you: Zhu Rui.

Some of the comments she received to this posting were so vilifying that she can't bring herself to describe them. "Traitor" is one of the milder names she's been called. Yet Zhu Rui is convinced that her detractors do not represent the majority, and that there is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who admire the Dalai Lama and are sympathetic to the aspirations of Tibetan people.

In the grounds of Shungtsep Nunnery, she talks about her journey from critic of Tibetan society to one of its most passionate advocates. "I have been through such a transformation," she says, "I want to tell every one what I saw and what I heard, even if it's just to a single Chinese person." She has come to Dharamsala to complete a book called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Dalai Lama to Tibetan Culture and Humanity. The book is a respons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White Paper on Tibet that was published in June 2008. (China recently published another White Paper on Tibet.) In the foreword to her book, she writes that she was "astonished to see that the White Paper on Tibet was filled with hackneyed phrases, far-fetched comparisons and shrewd lies." 

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northeast China, Zhu Rui used to attend meetings called recalling the bitterness and thinking about the sweetness. "In the meetings, we used criticize the Dalai Lama as the symbol of serfdom and we had to eat a kind of food that we were told was eaten by the serfs in old Tibet. It tasted awfully bitter. I used to really pity those poor Tibetans." She laughs at the memory.

In the late 1980s she read some books that aroused her curiosity, such as Seven Years in Tibet by Heinrich Harrer. She found herself desperately wanting to visit Tibet, and to see what it was like for herself. In 1997, she traveled there as a tourist. On her way east, she arrived at Kumbum Monastery where she saw pilgrims performing full-body prostrations on big flat wooden boards. "I was really amazed that there were still people with such devotion in this world," she recalls, "because there are no longer such things in China."

Before this, Zhu Rui had never even seen a photo of the Dalai Lama. "When I saw his picture for the first time, I couldn't believe my eyes -- that this was the man who we'd criticized for the last 50 years, the man who in my imagination was a monster. It was astonishing for me to see his face, so full of kindness." 

While she was in Lhasa, she asked a Chinese restaurant owner for directions to the Tibetan quarter. He warned her that it was too dangerous to got there because it was "full of Tibetans". Zhu Rui didn't heed his advice, and she found herself drawn again and again to the Tibetan neighborhoods of the city. "I just felt at ease there," she says. Zhu Rui didn't know it, but she had arrived in the capital towards the end of a decade of sporadic popular unrest. One day in March, she saw a man shouting "Free Tibet!" in the street. She remembers the question rising in her mind: I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liberated Tibet, why is this man shouting for freedom? Many years later she would explore this question more deeply in her article published after the 2008 demonstrations in Tibet called Why Tibetans Protest.

In 1999, Zhu Rui accepted an offer to work as a writer and editor for a magazine of the Tibet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 in Lhasa. She began to meet Tibetan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became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the life storie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who remembered what life was like before the Chinese takeover. At first, they were reluctant to speak with her, but she eventually began to win their trust. "When they were telling me their stories, they were very sincere and genuine," she says. "I just felt very close to them."

She came to befriend a number of people who had formerly been members of the aristocracy. "It was such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me to listen to their stories; those Tibetans who in earlier times were criticized for being serf-owners. I had been taught that they were the exploiting class, but their personal histories we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what I'd learned. It was from them that I came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kindness." 

While Zhu Rui was vacationing at some hot springs, she met some local people and was shocked at the poverty she saw. "Their houses were near to collapse," she recalls. But what surprised her even more was what they told her about life in Tibet before the Chinese takeover in 1959. "They said that in earlier times, even ordinary farmers used to live in three-story buildings -- the kind made from stone with the top floor used as a family prayer hall, the family house on the middle floor and the ground floor for the livestock. They never ran short of food, they had plenty of yaks and sheep. They were really pretty satisfied with their lives back then. Thi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what we read in text-books and what we're told."

Zhu Rui sees Beijing's announcement of March 28th 2008 as Serf Liberation Day, commemo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dissolution of the Tibetan parliament, as a provocative move. "I think that it's a well-planned scheme aimed at escalating the resentment and anger. When this resentment reaches a boiling point, then they have an excuse for responding with force." When the March 2008 demonstrations erupted in Tibet, Zhu Rui was not surprised. "I understood what it was all about--the pain in the hearts of the Tibetans. I found it so absurd when the Communist Party accused the Dalai Lama of inciting the protests."

Zhu Rui believes that China's government is less robust than it appears. "People are becoming desperate under this kind of rule. They are protesting all over China, not just inside Tibet." When asked what she thinks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present leadership, Zhu Rui doesn't hesitate. "The will of the people," she says.

Though not a practicing Buddhist, she wonders if she has a karmic connection with Tibet from a previous life. "As a writer, I feel that Tibet is my home. I miss it all the time. Whenever I hold a pen, it is all about Tibet. I won't write about anything else but Tibet until the end of my life." 

It was dark by the time Zhu Rui finished her talk at the Welfare Office hall. Her route back to the nunnery took her down a small path that winds for ten minutes through the woods. The man who made sure that she returned safely, lighting her way with his flashlight? The feared terrorist of her imaginings -- Tenzin Tsundue. 

Interview translation by Tenzin Losel. Rebecca Novick is a writer and the founding producer of The Tibet Connection radio program. She is currently based in Dharamsala, India.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tibets-unlikely-defender_b_169372

https://beta.prx.org/stories/61055

前政治犯洛俄登巴

我和洛俄登巴（左二）在恒河之岸

文/朱瑞

1

开始，我根本没有注意到洛俄登巴的存在，尽管他的块头很大，尽管他穿着耀眼的僧服，尽管我们几乎睡在一起，我还是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一定有人吃惊了，为什么一个女子和僧人几乎睡在一起？

说来话长。那是法王将启程瓦拉纳西讲经的时刻，一位早已说好负责我在瓦拉纳西食宿的台湾阿尼突然告诉我，她预定的旅馆出了问题。显然，到了我自己解决住宿的时候了。就立刻向朋友们求援，回答也几乎是立刻的：“事到如今，连瓦拉纳西的牛棚也预定空了啊！”

走投无路中，想起“九十三前政治犯运动组织”的负责人阿旺维巴曾提出帮助我买去瓦拉纳西的火车票。或许他也有办法找到住处吧？这么想着，就打了电话。阿旺维巴先生爽快地答应了，甚至说，他预定了两个房间呢！

在瓦拉纳西，我奇妙地发现阿旺维巴先生预定的两个房间，一间是废弃的厨房，诺大的灶眼和不时掉下的泥土是房里唯一的可见物；另一间，除了四张席地而放的垫子以外，更是一无所有，连电灯的开关都没有，任其自亮自灭。常常地，在需要光亮的时候，电没了。在不需要光亮的深夜里，电足足的，光芒四射，害得我即睡不着，又醒不来。

第一个晚上，当我和阿旺维巴先生同行的六位前政治犯中的四位睡在一起（另外两个睡在那个厨房）时，曾发誓：一定另找住处！

天一亮，我就出门了。一位苗条美丽的新加坡女子迎面而来。她说，她刚下火车，可否推荐一个可以住的地方？她说，她找了一个早晨了，只发现一间挨着牛棚的房子。“可是，那牛叫个不停。”她说。

2

就死心塌地和前政治犯们呆在了一起。洛俄登巴是住在厨房的两人中的一个。一天晚上，我正在打字，洛俄登巴进来了，尽管我始终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可是，他走近了我，还递来一张CD。我的电脑屏幕上就出现了西藏的大山大川。洛俄登巴指着两座藏式的平顶房子说：“这是我姐姐的家，那是我的家……”

他盘坐在我的身边，习惯性地左腿落在右腿的上面，食指和拇指中间捏着鼻烟。

“这是哪里？”我问。

“甘孜。”他轻声地说着家乡的名字，“这个山里有金子，”他伸开了双腿，换了一个姿势，往电脑前挪了挪，吸完了最后的鼻烟，指着一座西藏特有的浅褐色山脉的另一半，那里，被剥去了皮的山峦，怪异地裸着灰色的岩石，似乎每个细胞都在痉挛地疼痛着。

“他来了。”他说。

“谁来了？”我问。

“挖金子的，都是汉人，藏人一个也没有。”他的眼睛在这时，很像窗外那些失去了阳光的植物，无精打采的。

3

洛俄登巴分不清汉语中你、我、他。不管什么，一头牛，一条狗，一只猫，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走来，都说：“他来了！”甚至饭熟了，也说，“他来了！”

“他熟了。”我纠正道。

“他熟了。”他重复着，拿起刚刚在路边的摊床上买来的小镜子，照了起来，照他那两撇上翘的胡须，还有下唇中间，一撮精心削剪的山羊胡子。我笑弯了腰：“你呀，简直比我这个俗人还俗！”

只有我这个女人不照镜子，都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鬼了。知道我的脸上尽是蚊子叮咬的坑坑洼洼，还是从照片上发现的。开始，我以为相机出了毛病，认真地擦了好一会儿镜头。可新照片还是老样子。因此，一见到熟人，我就跑；不跑，怕人家先跑。

终于见到了那位英国记者，我没跑，因为我们约好了在瓦拉纳西相互帮助。现在，她说，她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尽管到西藏大学的讲经中心有三十多里的路程，可是，值，有热水，有卫生间。是的，她清洁得一如女王。她请我和她住在一起，并说，我们两人平分的话，每人每晚不到四美元。我立刻表示今晚就和阿旺维巴商量，还把她带到了我居住的房间，取了洗头和洗澡的一切用品，去了她的旅馆。

当我清清爽爽地回来时，天已黑了，没有斧头的天空，月亮弯成了一把廉刀，天地清澈如洗，柔软而美丽。前政治犯们正坐在门前吸着鼻烟呢，见到我，都站了起来。“他熟了。”洛俄登巴说。

尽管我已吃过了，可大家劝我尝尝。就尝了尝。啊，清淡而香味时足的素“天图”！

“谁做的？”我问。

“我做的。”洛俄登巴说。

“我做的。”索巴说。

“我做的。” 达瓦索朗说。

索巴和达瓦索朗都是因为高喊“西藏独立”而入狱的。两人被判了五年徒刑，曾关押在同一座监狱里。他们自嘲是同班同学。同班同学，有着同样的爱好，都满足于整天喊我：“朱瑞，你唱个歌吧！”“朱瑞，你洗碗吧！”“朱瑞，你做饭吧！”现在，他们又说，“朱瑞，你不信吗？”

“到底是谁做的？”我看着一声不响的洛俄登巴。

“明天，你好好地看，你看吗……”洛俄登巴认真起来了。

就终于没敢说出搬家的计划，尽管我知道那位英国女记者会有几分失望。

4

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洛俄登巴进入了前政治犯阵营。我问过阿旺维巴，问过索巴，问过达瓦索朗，问过扎巴丹培，问过列夏达钦，大家都赖得回答。洛俄登巴就更不会告诉我了，这会儿，他又拿起了那个小镜子，左照右照。

“胡子全部刮掉算了！”我说。

“这不能。”他捻着两撇上翘的胡须。

“为什么？”我看着他。

“好看。”他从镜子里转过了目光。

在洛俄登巴心中，我除了整天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以外，还是一个女人，当然，不是因为他作为男人，才想到我是女人。女人的代名词，在他的心中，就是弱者，而我已弱得与所有的好时光都无缘了。

“噢，好漂亮，”他看着十年前我在布达拉宫前的照片，“我是说，你的过去。”

“现在呢？”我逗他，“老了？”

他把食指和拇指间的鼻烟悬在了半空，深沉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洛俄登巴果然盘坐在了煤气灶前，先切土豆，又切西红柿，还剥了几粒豌豆。素淡清爽的“天图”，让我这个不喜欢肉的人，吃也吃不够。

“这个，吃多了不行。”他真的担心起来了。

5

“我不该叫你名字。”有一次，洛俄登巴听到达瓦索朗直呼我的名字时，说话了，“叫你阿佳吧！”

“阿佳，我帮你洗碗。”

“阿佳，你的包我背。”

“阿佳，你的眼镜！”

当我打开书或电脑的时候，他总是拽出袈裟里面揉软的衣服的一角，擦一擦我的眼镜，再递过来，像守护着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

6

“朱瑞，走！”大家异口同声，没有人解释要去哪里；更没有人问我愿意还是不愿意。我趿拉着鞋子，赶紧跟上了他们。这是法王讲经结束那天。

就到了恒河边，还坐上了一条开往对岸的木船。列夏达钦买了三个塑料袋的脆米条，大家一边吃，一边喂鸽子。“咚嗵”一声，震得每个人都回过头，是洛俄登巴，已在恒河里飞一样地向岸边游去。“哪里像个僧人！”我又一次想。

岸上，一匹披挂鲜花的白马，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除了我，都轮翻骑着马照相。到了洛俄登巴时，他偌大的块头，一拽住缰绳，那马就连踢带蹬，可是，几个趔趄后，还是被他征服了。

又到了一个花花绿绿的市场，大大小小的摊位，耀眼地摆着涤纶裤子布料，合成革鞋子，塑料手镯……时髦而又廉价的东西，亮丽得我一次又一次地闭上了眼睛。我梦想着那个传统的、古老的德里市场，货真价实手工制作的柔软的皮鞋，纯棉布衣！啊，一个很窄的胡同里，终于出现了各种裙子，短上衣，纯粹的棉布，纯粹的色彩，五十卢比一件，差不多仅仅一美元！我又买衣服，又买裙子，出来时，同伙们早已没有了踪影。天渐渐地黑了，黄昏的灯光一盏又一盏地亮了起来，无奈中，我自己租了一辆回程的三轮电车。刚到西藏大学的讲经中心，一位早已说好了采访我的美国人，迎面而来。

“您有时间吗，现在？”

“有。”

“我们做了一个节目：‘2059年时，西藏会什么样？’是留给孩子们的，你的声音也会留下。可以自由地谈。”

“没有一个王朝是永恒的，中共政权，也许等不到2059年……，当独裁结束，民主到来时，新闻自由，信息透明，是中国人首先享受的权力。那时候，中国人会清晰地看到一个以共产主义政权为首的时代，在西藏犯下了怎样灭绝人性的罪行，每一个有良心，有反省能力的中国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向藏人请罪，同时，奉还属于藏人的一切……”

“你在这里！”洛俄登巴狮子一般钳住了我的胳膊。

“找了你好长时间啊！”从不生气的阿旺维巴先生，也双眉紧锁了。

“那就明……明天，接着采访吧？”美国人看傻了。

7

我们是从瓦拉纳西坐火车回来的，先到了一个叫巴唐廓的印度小镇，又转乘三个小时的汽车，才看见达兰萨拉的群山。路上，大家不停地唱歌，唱仓央嘉措，唱日月心……。在一处河水湍急的地方，还唱着歌下了车。

“朱瑞，走。”又是那句话。

两个扛着梯子的尼姑，立刻出现在车前。越过一些正在修建大桥的沙土和钢筋，我们贴近了河边，向更深处走去。在横七竖八地裸露着大石头的水面，都脱了鞋子。

“去哪里？”我问。

“过河。”大家异口同声。

达瓦索朗首先卷起裤脚，跳了下去。河水一下子没过了他的腰，衣服全湿了，而他高高的身材，显得可怜巴巴的。

“阿佳，我来扶你！”洛俄登巴说着，跳进了河里。

不仅水凉彻骨，我的脚，踩到任何一个细小的石块，都如同针扎一样。那有力的肩膀贴着一块大石头，靠了过来，手臂也向我伸开。我的身子，立时轻盈如飞。

五彩经幡出现了，在一座细细的瀑布之旁，山洞之上。原来，是一个噶玛噶举派法师曾经修行的地方，藏人每每经过，都前来表达崇敬。现在，大家把两位尼姑的梯子连在了一起，又用螺钉扣紧，洛俄登巴扛起来，首先进入了瀑布下的深潭，又把梯子竖向高处的修行洞口。而后是达瓦索朗，索巴……

挪威之声曾报道“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1月7日，对藏人索朗次旦指控，接受西藏前政治犯九•十•三运动组织指派的任务……判处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

而九十三运动组织，在我看来，和政治几乎没有什么瓜葛，倒像一个慈善机构。更让我迷惑的是，那些西藏境内的罪犯，在印度，却是安分守己，令人尊敬的一心利他的善人。

“我的家里，你来嘛！”分手时，洛俄登巴一手提着一个旅行袋，站在达兰萨拉的路边朝我喊着。

“你的电话？”我也朝他喊着，在渐渐开动的车上。

“她有了。”洛俄登巴转向路边一个买菜包子的妇人。

8

洛俄登巴的家很整洁，煤气灶擦得雪亮。电视里播着甘牧的风景和那些他喜欢唱的西藏歌曲。

“你的寺院在哪里？”我看着他这有如普通人的世界。

“南面有了，色拉贡巴。”越过玻璃窗，他指着南方，像是南方就在他的窗外。

“为什么你不在寺院？”我追问着。

“英语，这里有了。” 说着，洛俄登巴拿过一个核桃篮子，又挑出两只核桃，放在手心里，一攥，就碎了一个，而后，一粒粒地检起核桃仁，递给我：“今天，吃饭有了。”

“吃饭？”我看了看表，“怕是没有时间了。”

“饭吃了走。”他执著起来。

“古修（藏人对僧人的尊称）都为你准备好了。”邻居经过时，伸头解释了一句。

“为什么你当了僧人？”我吃起了核桃仁。

“我看到他们的衣服很好，我也是喇嘛了。”他指着自己的红色袈裟。

“怎么又变成为政治犯？”越是走近他，这个问题就越强烈地撞击着我。是什么导致了这个温和周到的人，做出了那么激烈的事情？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拿出了一叠材料，放在我的腿上，去做饭了。我看到了其中三张写着汉文的十六开纸，那是释放证。但是，没有说明他犯罪的原因。

“天图”很快地上来了。嫩绿的油菜和乳白色的面合在一起，像诗。

饭后，他陪我走到达兰萨拉的主街上，几个买菜包子的老妇人和他打着招呼，我开玩笑：“所有卖包子的人都是你的亲戚啊？”

“还有买凉粉的。他是我的老乡，从甘孜来的。”他说着，又朝路边的凉粉棚笑笑。

清风吹过，天凉了。他看了看我穿着不算太厚的裙子和上衣，说话了，“好好穿衣服，这个少了不行，你看人家，你看看。”

几个迎面而来的穿牛仔裤的人们成了我的榜样。

“房子好好的住，不干净不行。人家不让了。”他又嘱咐着。

是从我在瓦拉纳西不照镜子的细节中，他猜到了我拉里拉踏的习惯？我笑了起来，并转了话题：“为什么叫我阿佳？”

“对了，对了，你是达赖喇嘛的徒弟，我也是，所以，我叫你阿佳。”

9

达兰萨拉辨经院的高材生，藏、汉文极好的阿旺年札，帮助我终于弄清了洛俄登巴的情况：

洛俄登巴，俗名普冲伍登。九八年时，在寺院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中，因为被强行揭批达赖喇嘛，和另外四人联合起来，张贴“迎请达赖喇嘛回家”，“西藏独立”等标语。后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据说，释放后，仍然被监视和不允返回寺院。很长一段时间为了不连累家人，他和疯子，乞丐们住在一起，后翻越雪山来到达兰萨拉，在色拉寺继续出家。在每年一次的政治犯抽签中，洛俄登巴得到了成为澳大利亚公民的机会。因此，离开寺院，正在达兰萨拉学习英语。

到了澳大亚利，环境变了，他会不会变，变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与人为善的邻居，还有我一时想不起来的很多很多的角色？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唯独不会成为政治犯。

完稿于2009年2月达兰萨拉

TWA presents the insights of a Chinese Writer on Exile Tibetans

Dharamshala: [TibetPost-01-March-09]A new Chinese book written by a Chinese woman writer, Ms. Zhu Rui titled "Descriptions of the miracles achieved in exile under the indomitable leadership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published by 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 and released on 28 February at a press conference in Dharamshala, that was convened by Ms. B. Tsering, the president of Tibetan Women Association.

In September 25, 2008, the Press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Council released the ‘White Paper on Protection of Tibetan Culture’ and five months thereafter 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 deems it an honor to present Zhu Rui’s book, which is a ‘Response to the White Paper.’ This book is a result of much ground-working research and sets the benchmark to the Chinese people's penitence to the Tibetan Nation, which is hitherto unheralded. Zhu’s ‘Response to the White Paper’ is essentially a humble dedication to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to all the Tibetans in suffering.

Published by 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 Zhu’s book, written in Chinese language is in two parts and contains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he miracles achieved in exile under the indomitable leadership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While the first part is about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democracy, the development of its system of education, the renaissances of Tibetan medicine, Tibetan architecture, and the art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book is about Tibet’s contribution to human society, including its classical texts and their commentaries. The author hopes that in writing about these things, the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understand H.H. the Dalai Lama's contribution to both Tibetan culture and the world at larg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met with Zhu Rui on 30 December 2008, the Chinese writer, to answer questions regarding Tibetan relations with China. This meeting is in line with a policy His Holiness laid out before the EP in December to personally meet and understand bette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popular sentiment in China.

Writer Zhu Rui was born in northeastern China and is now based in Canada, prior to which she lived and worked in Tibet for several years (1998-2001). Zhui previously has authored a book and wrote multiple summaries during her stint as the editor of the magazine ‘Tibetan Literature.’

In March 2008 after the uprising in Tibet, Ms. Zhu Rui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on the Internet, including "Why Tibetans Want to Protest"; "The Army, Machine Guns, and Bullets, Not Control the Hearts of Tibetans"; "Write to Some Chinese"; "Invite The Dalai Lama ";" Extreme Nationalist Sentiment on both Chinese and Tibetan Communities Are Disadvantaged”; "A Letter to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Hope the One in Power Doesn’t Miss This Opportunity”; "Hope of Tibet";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Arjia Rinpoche";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the 17th Karmapa Rinpoche";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Mr. Thupten Lungrig, the Minister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End, Han is Han” and other articles.

TWA recognizes that information is best disseminated through literature and houses umpteen numbers of publications that seek to serve our goal of educating the global community, especially the Chinese nationalities about the situation, struggle and the spirit of Tibet and the Tibetan people.

The 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 (TWA) has 49 regional chapters across the globe and over 15, 000 members outside Tibet. Today, TWA is the second largest Tibetan NGO and the only women’s NGO in exile that advocates human rights for Tibetan women in Tibet, and works to empower Tibetan women in exile, in particular newly arriving refugees from Tibet.

转载：http://www.tibetpost.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016&Itemid=1

略述达赖喇嘛尊者对藏汉两个民族的贡献

朱瑞摄于瓦拉那西(2009年月1月)

文/朱瑞

藏人的幸运

“……我躺在母牦牛背上，因为我还是病得无法骑马。我就是以这么尴尬的姿势,离开了祖国。”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也许尊者早已看透了这个政权的本质，才没有把他的子民送上末路，把藏民族的辉煌文明献祭给中共。他选择了流亡，率领子民，走上了一条前无古人，也许还是后无来者的漫长而艰辛的流亡之路。从此，西藏文明和文化，从烈日炎炎的南亚次大陆流向宇宙，西藏民族因循这条河而源远流长，世界因循这条河，而清凉如缕。

就这样，1959年3月17日，凸现在西藏史上，成为一座碑。

流亡之初，尊者自己还在风雨飘摇之中，就请求印度、，瑞士、英国……请求全世界，接纳那些侥幸逃过中共枪口，已穷困潦倒、奄奄一息的藏人。他站在苦难的最前沿，撑开黄色的大伞，让他的子民尽可能地躲过凄风苦雨，成功地立在这个世界。今天，这些藏人成了工程师、学者、作家、教授、职员……尊者说，“在世界各地，无论美国、加拿大，还是欧洲，藏人都是值得尊敬的群体。尽管我们不是圣人，但我们是有道德、悲心，和值得信任的民族。”6事实上，是尊者的大慈大悲，成长了现代西藏人的利他精神。

生命是不分等级的。“我几乎能与所有生物相处，除了毛毛虫，我不知道为什么能毫不犹豫地捡起蜘蛛和蝎子，也不在意蛇……”7尊者甚至为一只被遗弃的跛足小猫而心痛，他把它抱回了家，看着那只小猫躺在狗的毛茸茸的胸前睡觉，他笑了，为了生命之间的和谐。

从一开始，尊者的慈悲，就平等地分给每一位藏人：贵族、农民、牧人、僧人、尼姑、仆人、乞丐，甚至包括囚犯。他大赦了他们，就在他能够以法王的地位，第一次说话的时候。西藏的监狱空了，每个人都自由了。那一年，他十六岁，公元1950年。

为什么仅仅让一位少年面对邪恶、强大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权？为什么仅仅让一位少年，承担起那奇绝的高原的破碎？是谁认出了他忍辱负重和大慈悲、大智慧的观世音品质？是谁认出了只有这位少年才能使藏民族的精髓在血雨腥风中传播？这是西藏之迷。

有人羡慕不丹王平易近人，有规律地从路边拾起子民留下的便条。有谁了解，尊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消除等级和贫富差别？他亲自了解他的子民的喜怒哀乐。“在不知道我真正身份的情况下，和他们谈了许多话。我得知我的子民生活里所遭遇的不公；因此，只要我能使状况改变，我会尽可能去解决以帮助他们。”8

尽管尊者的日程安排紧张，但是，每次出国访问回来，尊者都会立刻接见从境内来的藏人。他鼓励年轻人接受现代教育，说：西藏的建设，需要年轻的知识分子，不过，你们不要忘记传统的佛学知识，它是西藏文化的珍宝。并且，循循地解释他的非暴力思想和中间道路的可行性，强调西藏民族特有的慈悲和利他精神。

为了安慰和帮助这些不惜生命代价，翻山越岭前来朝拜的藏人，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设立了难民接待中心，同时在尼泊尔的加得满都和印度的德里设立了分支。80年代以来，从西藏逃亡印度的难民络绎不绝，近几年每年多达三、四千人。他们一到尼泊尔首都，就可以得到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的照顾，随后由接待站护送难民到德里，直到安全抵达达兰萨拉，如愿以偿地见到尊者。并且，每个新难民还可以享受为期半年的免费医疗和生活照顾。根据个人的意愿，一般情况下，十四岁以下的孩子送入正规学校，十四岁至十八岁之间的青少年可以接受速成教育。为了学习佛教经典而流亡的僧尼，难民接待中心会根据他们所属的教派安排进入寺院或辨经学院。对其他的流亡藏人，接待中心也给予适当的安置或提供帮助。

遍布印度、尼泊尔等五十多个难民营，都留下了尊者的足迹，有的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几次。他爬山涉水，走在最偏远的乡间。有一次，尊者到南方的屯垦区视察，发现野猪和野象的出没，不仅破坏了庄稼，还毁掉了房舍，甚至死去了几个人。几年以后，当尊者在瑞士参观一处农场时，发现那里有通电的围栅，他立即详细地寻问了具体使用方法，并送给了象灾屯垦区一整套设备。

尊者还把自己的佛学讲座收入、子民的供养，以及版税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贡献了西藏流亡社会。仅在2005年和2006年，在西藏流亡政府的预算中，有尊者1，800，000卢比的个人捐款，2007年到2008年，有尊者50，000，000卢比的捐款……

达赖喇嘛尊者父亲般的关怀和慈悲，使境外的藏人度过了流亡初期的艰难岁月，使境内的藏人，伸延着忍辱的张力，坚守着非暴力的原则。

唯色在《达赖喇嘛让藏人骄傲》一文中写道：“虽然藏人不幸，在于生为藏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但藏人有幸，在于藏人因为有了达赖喇嘛，世人才知道了藏人的苦难和善良。从一个民族的角度来说，达赖喇嘛的伟大，在于他表达了这个民族最深厚的慈悲和坚忍。这是我们共有的因缘赐予我们最大的幸运和恩情，感谢三宝，从未放弃我们！”

汉人的幸运

“在我们面对共产主义这个陌生的体系的时候，如果只是奴性地追随，而不检验马克思、列宁所说的话正确与否，这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当我们处理一个不熟悉的领域时，我们必须恒常保持高度警觉。”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在西藏民众从未间断的抗击中国暴政的起义中，2008年三月及其之后，是最大规模的一次，遍布西藏三区100多处地方。尊者及时地发表了讲话，以辞职为决心要求停止暴力，并向死难的汉人及其家属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慰问，同时也为死难者的亡灵修法祈祷。否则，被压抑了五十年的愤怒的藏人，必定血流成河。而中国政府的恶行，将被丑陋地钉在奥运史上。

为了掩饰五十年殖民西藏的失败，并且嫁祸于人，中国政府再次耍弄一贯的手法，即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地指责达赖喇嘛尊者策划了三月起义。事实上，早在1995年，达赖喇嘛尊者就在波士顿对中国学生的讲话中，真诚地告诫中国政府：“借助武力镇压西藏境内的和平示威者等于在扮演一个压制民主的角色，是对中国自身的和平过度极为不利。还有，如果在西藏继续执行现行的强硬政策，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而更难于解决。甚至还会增加藏人的不满情绪和发生暴力的可能性，这对双方是绝对没有任何益处。” 9

正是中国政府的自恃强大和一意孤行，导致了三月起义。目前，中共政权更加狂妄地以谎言和枪杆子为通行证，肆无忌惮地在西藏三区进行追捕和搜查。很多藏人，仅仅因为不变的虔敬而失去了自由，甚至被终身监禁，剥夺政治权力。而流氓无赖，却在每一条街道上横冲直撞。西藏成了魔鬼的世界。我在达兰萨拉，常看到一些从西藏翻越雪山过来的藏人，大多数都是因为亲人或朋友被抓，眼看着祸及自己，便抛弃家产，甚至儿女，悄悄地翻越雪山，踏上流亡之路。中共在西藏抓人，已到了疯狂的程度。拉萨的一位刻印经书的81岁老人，因为无意和有意之间，印发了一些颂扬达赖喇嘛尊者的书页，便被判刑八年。这一切，都是刚刚发生，并且正在发生。

尊者早在1959年就说过：“我并没有将刚刚残酷无情地镇压了西藏人民的中国政府视为敌人，而是祈祷能够化敌为友，友好相处。”这样的信念，在尊者的一生中都不曾改变。

尊者的世界里，从来没有敌人，他珍视一切生命，不管动物还是人类。“虚空尚存，轮回未尽，愿留世间，普度苦厄”的大慈大悲境界，是一个祭拜物质、金钱和爱憎分明的群体应该尝试领悟的。

尊者在繁忙的讲座、修行和访问中，还尽可能地特别接见一批又一批的汉人学生、学者、信徒。尤其是2008年月12月12日达赖喇嘛尊者的声明，向世界宣告了《零八宪章》的和平价值和不可否定的进步性，使那些正在被抓捕和传讯的真正热爱中国、具有独立思维意识的各阶层人们，在被迫害和污辱的时候，得到了理解和支持，甚至雪中送炭的温暖。

在2008年月11月22日达赖喇嘛尊者对参加特别大会的全体藏人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并没有对中国民众失去信心，只是对中国政府的信心目前正变得越来越淡薄。”

这是尊者捧给中国人的一个和藏民族共同争取民主的机会，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追求快乐、远离痛苦的权力。汉人和藏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受害者。

事实上，对尊者的指责，恰恰暴露了中国政府自己的罪恶，以及对西藏文化的浅薄理解。许多明鉴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清楚中共政权的本质。在2008年3月藏人的和平抗暴中，坚定地表达了对中间道路的理解和感激。那辽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思索路径，使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支离破碎中，看到了西藏文化被蹂躏的现实；从中国全民的堕落中，看到了西藏民族被扭曲的现实；更从中共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反人类哲学中，看到了尊者达赖喇嘛那慈悲、宽容、自律，作为一个世界和平导师的高贵品德。

没有一个朝代是永远的，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也不会例外。西藏问题终会解决，当中国民众从黑暗中走出来时，奉还属于藏人的一切的同时，尤其应当请求尊者那慈悲的光芒，也普照中国大地。

“一时间小小的火焰彷佛将要熄灭，但它支持住了。人群挤在我四周，我合掌祈祷，慈悲与关怀的光明充满全世界，驱逐恐惧与压迫的黑暗。”这是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德国，站在柏林墙的感受。

——选自《略述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

阿坝僧人扎白当街自焚被枪杀

朱瑞摄于达兰萨拉（2009年2月26日藏历年初一）

阿坝僧人扎白当街自焚被枪杀
·唯色·

公历2月25日下午，在北京繁华的王府井，有三人自焚于新疆牌照的车里，至今不详三名自焚者的身份。外媒记者曾怀疑是否藏人，因为是藏历新年洛萨第一天。

但在洛萨第三天，竟有藏人自焚了！

这可能是境内藏人第一次用自焚来表达抗议！

听到这个消息，一时我说不出话也发不出声，心在痉挛，很痛很痛……眼前出现了一团燃烧的火焰，火焰中，是一个年轻的僧人，他高举着一张有雪山狮子旗和尊者达赖喇嘛的照片，他在喊，他在跑；他点燃浇了油的袈裟，他让自己像一团火焰冲在大街上，枪声响了！

我需要用新闻的方式来讲述这件事。

2月27日，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安多著名大寺格尔登寺（藏语发音格底贡巴），约上千僧人聚集佛殿，欲举行祈愿法会，被阻止。寺管会要求僧人取消法会，以免遭到当局惩罚。僧众不得已返回僧舍。不久，下午1时40分，一位年轻僧人离开寺院，向寺院附近的县城中心走去。并且，突然高举一张有雪山狮子旗和尊者达赖喇嘛的照片，点燃浇了油的袈裟，一边呐喊一边奔跑。布满县城的军警立即向他开枪，据悉开了三枪。这位自焚的僧人中枪倒地，军警扑上来灭火之后，抬走了中弹的僧人。

这位年轻的僧人名叫扎白，年纪在25-30岁之间，家在格尔登寺院附近的村庄。

无法知道僧人扎白是否已经身亡。下午，有数百名僧人去僧人扎白家里，为僧人扎白举行超度法会。

而在去年，2008年3月27日，格尔登寺32岁的僧人洛桑金巴留下遗书后，在僧舍用绳子上吊自杀。他在遗书上说当局指控格尔登寺的罪名（领导和组织抗议活动；保存被中国军警枪杀者的尸体；对外界透露消息）都由他一人承担，与寺院和其他僧人无关；并且声明是他率领了抗议行动，他为此负责。遗书最后写到：“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压迫下，不要说一天，甚至一分钟也不愿意”，然后是他的签名。

去年，2008年4月16日晚上，格尔登寺29岁的僧人图松自杀。图松是一位盲人，自杀前他对家人说：“这样的日子不要说有眼睛的你们受不了，连我这个瞎了眼的人也受不了。”

2009年2月27日记录
来源：唯色博客

多维专访桑东仁波切：09年北京与藏人交手不同寻常

2009年2月11日11:0:22(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记者万毅忠报导/“2月25日是藏历土牛年，我们知道西藏境内的藏人不愿意过传统藏历新年，除非被当局强迫。据我们了解，很多藏人已经关门闭户，举家赴远方朝圣，以避免被强制过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接受多维访问时说。

09年一开年，北京中央政府和流亡藏人之间便有了不同寻常的交手：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人大将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十天之后，“藏青会”宣布“2009年是黑色之年”，以纪念“中国侵略和占据西藏50周年”；藏青会在宣布不举行藏历新年庆祝活动之外，更准备在2月23日起组织系列抗议活动，如组织签名并将签名交给联合国和欧盟，进行静坐绝食示威和烛光纪念活动等。

针对这些事态发展，多维记者通过达赖喇嘛驻美代表处，书面采访了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

多维：藏青会将今年定为“黑色之年”，并进行绝食及示威活动，流亡政府会怎样纪念即将到来的达赖喇嘛流亡五十周年？

桑东仁波切：流亡政府不能强行阻止包括藏青会等民间组织在内的任何活动，因为真理、非暴力和民主是西藏流亡政府一切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但是我们一向不支持任何暴力行动。从今年三月十日到明年三月十日，流亡政府将会在世界各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宗教、文化和政治性的纪念活动，其中有些活动已确定，有些还正在筹备中。

多维：流亡政府如何看待中国设立的“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桑东仁波切：“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设立缘由及真正目的，除了中国当局知晓外，我们无法解释。不过，在1959年之前，西藏的状况与中国其他省份有所不同，西藏工农牧民的生活水准虽然不高，但也不至于贫困无助。

如果“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名符其实，值得纪念，就意味着这些翻身农奴目前的生活水准应该与那些在西藏的非藏人移民相同，可事实明摆着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只有少数藏人从西藏的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好处，在广大乡村，基层农牧民的生活没有改善，他们被高压政策所苦，忍受着没有思想和行动自由的痛苦。

时间过去了整整五十年，中国政府决定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就像是往藏人的旧伤痕上加了新盐巴。08年，西藏三区各地发生了反政府示威游行，参与者都出身于普通农奴家庭的老百姓，不见一个来自于所谓的领主阶级家庭。如果农奴们在1959年就获得了解放，为什么在五十年后，他们会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去示威抗议，真相不言自明。所以，流亡政府认为中国政府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是当权者对藏人的再一次欺侮和骚扰，中国政府在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

多维：流亡政府是否担心藏人被分化？

桑东仁波切：中国政府一直都在想方设法分化藏人。在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西藏流亡政府积极设法防止藏人在思想上的分裂，保障了藏人的团结。我们的事业是基于公平、平等、非暴力和双赢的原则，因此我们视敌为友，而非我胜你败。我们的途径是非暴力、忍耐、对话和真心诚意。所以，藏人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思想上团结一致，丝毫不会动摇。

多维：你们是否留意到国际社会对此有何反应？

桑东仁波切：首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到来之际，西藏境内的藏人因为身处高压之下，将不得不进行某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但就在几天前，西藏拉萨开始了“严打”活动，藏人在同一个地方和同一个时间内，被“纪念”又被“严打”，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活动，不正是令人震撼的矛盾和对立吗？设想如果西藏农奴真正获得了翻身解放，纪念活动必定会在自愿状态下进行，根本不需要以强制的方式来纪念。中国官方定下节日强制藏人纪念，必定会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从经济和军事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正迈向强国，但如果继续坚持不合世界潮流的极权主义，维持一个没有自由、平等、正义、开放和透明的社会，只会令中国在国际上进一步失去他人的尊敬和喜爱，激发人们更多的不满。

十四世達賴喇嘛對境內外藏人的新年賀詞 2009/02/25

朱瑞摄于瓦拉那西

在藏歷2136年第十七饒迥土牛新年來臨之際，我向西藏境內外所有藏人同胞說一聲扎西德勒！並祈請三寶加持吉祥圓滿，逐步實現我們的願望。

以日月星辰的運轉出現的時間變化，實際上不分新舊之別，然而一年結束之後舉行各式慶賀的風俗，還是流行於世界各地。在雪域西藏，同樣有藏曆一月一日舉行盛大教政慶祝活動的習俗。不過，去年整個西藏三區，因為對中共治藏政策的不滿而引起大規模的和平抗議，使數百名藏人失去了寶貴的生命；數以千計的人被逮捕並遭受殘酷虐待。鑑於如此悲境，境內外全體藏人同時表示在新的一年來臨之際，不宜像往常一樣舉行慶賀活動，我對他們的善舉深表理解。

在此，我們要努力去惡集善，累積資糧，祈願那些在去年的事件，以及過去50年為西藏教政事業獻出生命的同胞早日獲得佛的果位；祈願正在遭受蹂躪的同胞早日獲得自由，並且在增進西藏民族共同福德資糧的同時，為西藏問題早日獲得解決而奮鬥。

最近在西藏實行的「嚴打」中，武警和軍隊遍布了西藏三區，而藏人以和平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卻慘遭毒打、逮捕，特別是對寺院進行騷擾與監控；在西藏各地實施所謂「愛國愛教」運動；強行藏人慶祝藏曆新年；禁止外地遊客進入藏區等等。

中共對藏人進行種種挑釁和欺壓，使忍無可忍的藏人最終起來反抗，從而實現再次暴力鎮壓的預期目標。在此關鍵時刻，我鄭重呼籲所有藏人忍辱負重，珍惜寶貴的生命，儘可能避免遭受暴力虐待。

毫無疑問，境內同胞的勇氣、決心，以及奉獻精神是值得鼓勵與讚揚，但此時此刻獻出生命難以得到深孚眾望的預期結果。請保護自身的安全，並始終堅持非暴力的原則，這是我們無可捨棄的承諾。

再一次祈願在新的一年中，所有藏人能夠擺脫強權欺壓，獲得自由幸福！祈願眾生快樂！

釋迦比丘 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西元2009年2月25日 藏曆土牛年1月1日

转自：http://www.dalailamaworld.com/topic.php?p=431#431

雪域上的血迹----关于中国边境藏民被射杀 （转载）

雪域上的血迹----关于中国边境藏民被射杀
作者:一平

来源：民主中国

一

这个消息已经好几天了，今天看到了录像，终于证实了，那是几位外国登山者偶然的记录--第三者的目击。雪山，矮小成串的人影，枪声，打头的人倒下，另一山脊中国士兵在射击，之后他们在雪地上拖拽尸体……。中国政府说，越境的藏人攻击边防军，军人是自卫。但是藏人并没有武器，而且士兵是在一公里外开枪。显然，受难的藏民是无辜的。

这一事件让人痛楚，而在此之外我还有愧疚。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属于射击者的一边。我为我的民族愧疚；为高山雪域间那一弱小、忍耐、趋于消失的民族而悲哀，为他们的不幸而沉痛。那些越境的藏民手无寸铁，为了他们的信仰、自由、尊严和民族古远的文化而逃离家乡。是的，他们是去投奔达赖，达赖是他们的信仰，他们古 老的历史、文明，他们的希望和寄托。但这有什么错吗？当他们的家乡被占领，他们不再是主人，他们不能逃亡吗？他们不是抵抗，而仅仅是逃亡啊。逃亡也是罪吗？他们也是人，也是一个民族。他们有他们的神祗、言语、生活、传说和荣誉。他们的逃亡是悲惨的事，不幸的事，却也是悲壮、让人敬意的事。

我知道，每年都有上千藏民逃离家园，穿越绵绵雪山，投奔达赖，男人、女人、老人、僧侣、孩子。他们中有的被抓捕，有的冻死病死，有的致残，那是朝圣之路、殉道之路。一位友人曾经访问达兰萨拉，那里有许多孩子是在逃亡中被冻掉了手脚，她都没敢去看望他们，因为不忍目睹。这些孩子们千辛万苦舍生忘死，为了什么？为了读书--他们的语言和教育。四十多年前，我还是小学生，看过一部电影"五彩路"，是讲几个藏族孩子穿越雪山寻找解放军的故事。我至今记得那雪山上绚丽的彩虹。现在我们清楚，这些贫苦的藏族儿童，穿越茫茫雪域是走向哪里，哪里有彩虹。

我们知道以色列出埃及的故事，却没有看到眼下我们身边的事。当整个世界扑向权力、军火、财富、欲望的时候，那一队"愚昧"的"土"人，缺衣少食，顶冒风雪、饥寒、生死，背向家园，寻找他们的精神、信仰、尊严、古远的文明和神。想想吧，他们在穿越什么，走向哪里？到底什么是文明？

二

我教过几十个藏族学生，的确，他们没我们"精明"、有"知识"，远不如我们"先进"；但是他们的质朴善良，一直感动着我。我几次去西藏，反复地想，到底谁更文明？我们，还是"落后"的藏民？中国也曾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但半个世纪以来，一切"人"的东西都破坏了，看看我们的身边，简单的礼貌也成了陌生的 事，而那些人类须臾不可缺的重要词语"道德"、"善良"、"诚实"、"高尚"、 "信义"、"信仰"等，也无不反意地使用。一个民族、社会需要格守的文明的常识被颠覆了。汉人已成为牛二民族，牛二精神是我们今天的民族精神。

在拉萨、日喀则、那曲、萨迦，藏民安祥谦和的目光让我羞愧，他们有信奉，有持守，有礼仪，善恶对他们像昼夜一样重要而分明。那些比邻的寺庙，冉冉香火，朝奉的藏民络绎不绝，他们的虔诚和谦卑感动世人；联想大跃进，万众狂呼和漫布全国的暴力，以及今日肆虐的腐败，到底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呢？谁又属于文明？ 居藏多年的朋友告诉我，藏民纯朴老实，当地坑蒙拐骗的坏事多是汉人干的，我不怀疑。

我不奢求，文明像人性一样有限，人性的边界就是它的边界。人有黑暗，文明亦然。每种文明都有它的暗影，就像昼夜相依。就是基督教也有它的火刑、异端审判和战争。布达拉宫下的野狗、乞丐、牢狱、污臭的泥泞，不是五十年代后才有的；神权并非不专制，农奴也并非幸福；有关西藏的酷刑也不全是虚构。西藏不是乐园，我们不必神话它。但是应该看到，西藏是一支文明，有自己的语言、宗教、民族、传统、文化，它是完整的，古老的，也是现今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原态古老文明。它罕有而珍贵。对文明，我们需要谨慎，不夸张，但更不能随意否定，我们不能用今天衡量过去，也不能用此文明要求彼文明，如此是危险的。

文明不怕它有黑暗，而在它的另一面--挺立的躯干，迎向阳光的塔顶，还有那纷纷扬扬的花叶，那些无数年代所积累的：向善、肯定、道义、信仰、礼仪、勇气、宽容、尊重等等。如果我们把一种文明的正值全都颠覆了，那文明也就不再是文明，人也就会沦落到比动物更糟糕的地步。想一想，砸碎了仁义道德，中国还有什么？问一问自己，今天我们还相信什么？什么是我们的格守和信念？这是每个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一部文明被摧毁了，脚下是泥水和瓦砾，它昨天的狂乱杀戮和今天的糜烂是必然的。与之相比，"愚昧""落后"的藏族倒是在文明中，他们幸运地保有着他们的宗教、文化、礼仪、传统，甚至是服装。他们有达赖，达赖是西藏文明的象征，不能仅仅把他当为政治。

三

国家、种族的冲突，长久以往，贯穿人类全部历史，即使是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其后也还是国家和种族之争。东欧解体，中国也在变革，而潜伏的各种族、国家、宗教矛盾又烽烟突起，911是个象征。我对之哑口，明白那不会有好结局。

西藏，辽阔的疆域，那一支小小的民族，"落后"而微弱，艰困而渺茫，古老而遥远。印第安消失了，仅仅几个世纪前，他们还漫布美洲；澳洲、非洲的土著也无时不在消失；就是中国，一个多世纪来，也是受害者。文明犹如物种，有它自身的生命和特质。文明彼此交融，却也彼此侵蚀和吞噬。我的一个藏族学生，曾向我表示对 汉族的恐慌，"唉，挨着那么一个大家伙！"的确，没有什么能阻止那十几亿人的移动和渗透，汉人进藏像水漫向低地。

如果没有公路、汽车，茫茫戈壁和雪域是西藏天然的保护屏障，但如果有了，那就是灭顶之灾，就像近代航海和火兵器对于印第安人；而没这两样，中国也不会有鸦片战争。科技推动人类的进步，但也不全是益处。在这个星球，它在这一方面是好，在另一方面却是坏；它对某些物种是福音，对某些则是灾难。在人类的聪智创造之后，是大自然神秘的平衡法则。近代人类飞跃发展，而其脚下正是由海洋到森林，由昆虫到飞鸟的毁坏。科技进步是好事，关键是如何用？人是否走出黑暗，自觉地不将之用于侵犯和破坏，而用于文明的维护和建设？ 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做到？

我需要提及，西藏五十年代的那场灾难本是不该发生的；即使种族冲突是自然的神秘法则，但是那场灾难还是可以避免的。对于中国军队的进入，弱小的藏族屈从忍耐地接受了，甚至同意了"自动改革"，他们毕竟太弱小了。虽然如此，但毛还是背信弃义。那场所谓的民主改革，是内地土改在西藏的翻版，它是残酷的，是对西藏社会、传统、文化和宗教的暴力摧毁。藏人的反抗是正义的，中国的镇压造成十万藏民丧生、十万藏民和达赖一起出逃。对此，汉族欠下藏族一笔永久的债务，其需要怀有歉意和忏悔。

该提醒，发生在西藏的暴行也同样发生于内地。毛以同样的方式，甚至更残酷，摧毁了中国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这里我不必例举那些运动了。总之他们相信，他们是开创人类的新纪元新世界。在此，汉藏两族又是同样的受害者，汉人的命运绝不比藏人更好。这个权力本不属于中国，他们到底来与哪里？他们的虚妄与残暴远远超 过了种族间惯常的冲突。我们看到，当权力解脱了传统的制约，借助于"进步"--科技与武器，会多么地虚妄和疯狂，会怎样地毁坏和残酷。

四

在今天，世界每种保留下来的文明都是珍贵的。现代不是坏事，但是如果我们将人类的命运都赌在科技与经济，而漠视"人"，那我们就是在重复上个世纪那些可怕的事情。在人类技能增长的同时，"人"的精神需要更多的重视，与物性达致平衡。由此人类以往所积蓄的人文文化，也就更加宝贵了。在人类突飞猛进的发明创造中，我们更加需要看看什么正趋于消失。达赖悲哀地看到了西藏未来的命运，他没有奢求，只是想保存西藏民族和文化。保护西藏不仅是藏族的责任，也是汉族的责任，也是全世界的责任。一部文明需要上千年时间的孕育成长，消失就不会复原，犹如这个星球上的物种。在此，那一小队逃亡的藏人是我们的榜样，在强权、争夺、利益、武器、艰困之下，他们指出另一文明的向度。

感谢印度，给予十万流亡的藏人一片小小的领地，使他们能以生存。这一队逃亡的人，有幸免除了六十年代那一场更大的灾难。在达兰萨拉，而不是在拉萨和日喀则，藏民完整地保存了他们的宗教和传统，达赖是象征。这是文明的一点幸运。请我们的同胞不要把逃亡的藏民视为偷渡者，这是对他们的亵渎。每个国家都有法律，可是在法律之上的是我们心中的善恶，是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尊重，是对勇气、道义、文明之光的敬慕。无论是谁，如果你遇到逃亡的藏人，请给他们以帮助，把他们作为兄弟，如果你无力帮助，那么请给他们以祝愿。我恳请我们的士兵，敬重逃亡的藏人，同情他们，如果你遇到他们，请转身，不要对他们举枪，如果你受令必须开枪，那么请将枪口举向空中。我也恳请中国政府，善待流亡与逃亡的藏人，

他们是受难者，是无辜的，他们有他们的尊严和心中的神祗，就算有政治、种族之对抗，那么也请给他们以人道。

我祝愿达赖喇嘛和流亡的藏人终能回到故乡，回到他们梦魂牵绕的西藏。这个希望是渺茫的，但我祝愿。西藏，是这个星球最后一支遗留的原态古老文明，保护西藏是全人类的责任。

我的那种流亡

作者：丹增尊珠
翻译：单增罗塞


“除了我典型的西藏人的像貌之外, 我更象一个印度人”

如果问我从哪里来, 我将永远找不到答案 ,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觉的我真正的属于过什么地方, 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家. 我出生在Manali, 但我父母却住在Karnataka. 在Himachal省的不同的两个学校完成我的学业后, 为了继续我的学习, 我来到了Madras, Ladakh,和Dharamsala. 我姐姐们在Varanasi, 但我哥哥们却住在Dharamsala. 我的登记证上清楚的说明了我是一个住在印度的外国人, 而我的居民身份却是藏族. 但是西藏作为一个国家在世界地图上却永远找不到. 我喜欢说藏语, 但我更喜欢用英语写作, 我喜欢唱印度歌曲, 但我的音调和发音却总是错的. 每次总有那么些时候当有人靠近我要求知道我从哪里来时, 我具有防御性的回答-TIBET-总是抬的高高的, 我被各种提问, 各式说明, 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同情攻击着, 但这一切却永远不能强调一个最简单的事实, 那就是我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真正的我可以称作家的地方, 在这世界上我从来只是一个 “政治难民”.

当我们小时候在Himachal省的西藏流亡学校时, 我们的老师总是给我们讲很多西藏人在西藏受难的故事. 我们经常被说到我们是难民, 在我们的额头上深深烙印着一个大大的R字(英文中Refugee即难民以R字开头). 但这一切对于当时还是年少的我们来说似乎并不意味着什么, 我们仅仅希望老师能够快点结束他的演讲不要让我们长时间的站在这火辣辣的太阳下暴晒我们抹满头油的头发.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确实相信我们是一群特殊的额头上印有R字的人群, 而且我们看上去的确与学校周围居住的印度人有所不同, 与每天早上杀掉21只山羊的屠夫那一户不同, 与其他仅有的五户拥有果园的, 看上去似乎每天以不同的形式只吃苹果的本地居民不同! 在学校除了及少数拜访学校的老外, 我们每天见到的除了自己就是自己. 也许在学校我所学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是难民, 我们不属于这个国家.

我还要试着读懂Jhumpa Lahiri的Interpreter of Maladies. 当她在一本杂志上谈到她的书时, 她说她的流亡与她同生, 这似乎也正发生在我身上. 从一大擂印度电影中, 我却在迫不亟待的等待一部由JP Dutta出品并导演的电影叫难民. 这部电影里有一部镜头生动地再现了我们现在的遭遇 --- 一位父亲带着他的家人逃到邻国. 他们在邻国的生活远远不是很舒坦的, 但至少他们还算是幸存者. 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在这位父亲与他的家人身上. 其中有一段镜头是这为父亲被当局抓捕, 在当局审问他的身份时这位父亲回答到: 我们在那里已经无法生活了,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而现在这里也如此……难道作为难民是一种罪吗? 询问他的官员全都愣住无语了.

几个月前一帮在纽约的藏族人, 多数是年轻人, 发现他们处在一个很困难的处境中. 一位年轻藏人在纽约死了, 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懂得葬礼仪式. 他们相互对视, 此时他们突然间感到离家太远了.

来到西方国家的西藏难民也同很多从亚洲来的移民一样在西方这个高度机械化和非常竞争的环境中为生活而挣扎着. 一位老人得到了一份工作, 他因此非常高兴, 因为这份工作付给他足够的酬劳使他不用在成为他家人微薄收入的负担了. 他的工作是当他没次听到嘀的声音的时候就按一次扭. 整天做这份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工作老人却觉得却挺有意思. 因此, 一手拿着佛珠, 嘴里不停的念着佛经, 老人就整天做在那儿在他听到嘀的时候不时的按着扭. (请饶恕他佛祖, 因为他并不清楚他在作什么). 几天过后, 处于好奇老人问他的同时那扭是做什么用的. 老人被告知他每按一次扭, 一只鸡的 脖子就会被割掉. 老人当时就离开了他的工作.

2000年10月, 全世界都在瞩目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学校的宿舍里我们都挤在电视前观看奥林匹克开幕式的演出. 看到半场我突然觉的我在也看不清什么了, 我的脸湿润了, 我在流泪. 不, 那不是因为我希望我也能在悉尼, 或被现场的气愤, 或体育的精神所感染. 我尝试着向我周围的人解释, 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理解, 或试着去理解….他们怎么能这样? 他们属于一个国家, 他们永远不需要为自己失去了什么而多想, 他们永远不需要为他们的国家哭泣, 他们属于并拥有过他们自己的一片空间, 并不只是世界地图, 而且在奥林匹克运会上. 他们国家的国民能够骄傲的在那儿游行, 对他们自己的民族充满信心, 穿着他们自己民族的服装, 高高的举着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旗. 我为他们而高兴.

“夜幕降临, 但天空中属于你那颗星却找不到”---Neruda

当我保持着沉默, 沉浸在泪水中, Neruda 为我说了话.

静静的看完剩下的节目, 我整个人很沉重, 无法呼吸. 他们在谈论无国界, 在谈论以体育的精神构造兄弟情感. 从他们舒适的房屋里他们在谈论走到一起来建设一个共同的人类, 共同的国界. 但是, 我, 作为一个难民, 除了抱有一个回家的愿望外又能做什么呢?

家对我来说是真实的, 是旨在近尺的, 但我却离他很远. 那是个我的祖父母们, 我的父母们留在西藏的家. 那是个坐落在山谷中间的家, 那里我的爷爷, 我的奶奶曾经拥有他们的农田还有很多的牦牛, 那里是我的父母在他们儿童时玩耍的地方. 现在我的父母住在Karnataka的难民居点, 他们被分给了房子, 一块耕种的土地. 他们每年耕种玉米, 那是他们一年下来的收成. 每几年一次我会在放假时短暂的拜访他们. 每次当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我都向他们问起我们在西藏的家. 他们总是会提起命中住定的那天, 当他们在姜塘绿悠悠的草原上边玩耍边放牧时, 他们是如何简单的收拾行李逃离村庄的. 每个人都在逃离他们的村庄, 甚至有人说中国士兵在他们进军的路上正在枪杀所有的人. 寺院正在被炮轰, 盗窃猖獗, 所有的一切都在一片混乱当中. 在远处的村庄里可以看到黑黑的浓烟升起, 山谷中可以听到有人在尖叫. 当他们真正离开村庄时, 他们要翻越万丛叠丈的喜玛拉亚山然后到印度. 当时他们还是孩子, 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既兴奋又胆战的逃亡之路.

在印度我父母那一代主要在Masumari, Bir, Kullu和Manali以修路为生的. 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从Manali 到Ladakh全长约几百公里的公路网是由藏族人建设的. 我父母告诉我很多藏族人在来到印度的头几个月里死掉了, 因为他们承受不了印度炎热的夏天, 而且每次雨季的来临使他们的身体变得很虚弱. 但是修路的队伍却继续生存着, 而且随着公路的延伸而移动着. 就是在这漫长的修路旅程中, 我出生在路边一个简单搭起的帐篷里. 当我问起母亲我的出生日期时, 她总是回说：＂当每个人都很肌饿疲乏的时候, 谁还有时间记录新生儿的出生日期.” 那是我在入学的第一天我才被给了一个出生日期. 此后又在不同的单位的登记记录上我又有了不同的出生日期. 现在我有三个不同的出生日期, 但我从来没有庆祝过我的生日.

雨季对我们的农田来说是受欢迎的, 但对于我们的房子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每次雨季来临是, 我们那有40年屋龄的瓦片屋顶总是漏雨.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是, 一家人就开始忙碌着将家里的锅腕瓢盆之类的全都那出来接雨水. 当我父亲爬到房顶上试着去填补漏洞和调换破碎的瓦片时, 父亲从来没有想到过用一些好一点的材料把整个房顶重修一下, 因为他总是说: “不久我们将会回到西藏, 那里才有我真正的家.” 因此 除了我们家的牛棚被稍微的修补了, 院子里的茅草屋顶每年都会被换一次, 被虫咬的到处是洞的木梁搁年也回被修理一下外, 一切依然如故.

当西藏人第一次来到Karnataka定居时, 他们决定只种玉米和一点蔬菜, 因为他们说靠达赖喇嘛的恩惠, 不出10年他们就可以回家了. 然而现在番石榴树都已经老了, 枯萎了; 他们种在后院的芒果种子现在都开始长出果实了; 屋子旁边的椰子树现在已经肩并肩的长成了仓天大树了. 当老人们手了拿着转经桶坐在太阳下, 一边喝着青稞酒或酥油茶一边谈论着过去在西藏那一段曾经有过的美好的岁月时, 几乎所有年轻的一代却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为学习, 为工作忙碌着. 这种无尽的等待似乎在重新解释永恒的含义……

前些时候我在Dharamsala见到我一位叫达瓦的朋友,他是几十年前从中国的监狱放出后逃到印度的. 他对我谈起他在监狱的感受. 他说他的一个和尚兄弟因张贴 “西藏自由”的传单而被捕. 在被严刑拷打时, 他的那为和尚兄弟把达瓦说漏了嘴, 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 达瓦被监禁了422天, 当时他才26岁. 达瓦曾经在中共官僚体系中工作过一段时间. 他还曾被带到北京接受正式的教育. 可如今达瓦笑谈中共以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对共产主义的崇拜, 以试图改变西藏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徒劳. 幸运的是在达瓦身上中共的努力并没有接出果实

两年前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收到了一封使他处于生命中最困难处境的来信. 这封信是他舅写给他的. 信中说他在西藏的父母得到了来尼泊尔的两个月签证. 因此扎西从Dharamsala的学校接走他在那儿上学的兄弟然后到尼泊尔去见他们两自从20年前逃离印度以来从未见面的父母. 在出发前扎西给我来了封信, 信中他说到：尊珠，我不知道我应该为终于能见到我父母而高兴，　还是应该哭泣，　因为我现在已经都记不起他们长的什么样了．．．当时我舅送我到印度的时候我仅仅是个孩子. 最近他又从他在尼伯尔的舅收到的另外封信, 信中说他的母亲一个月前在西藏去世了.

当我看到在倒塌的柏林墙上德国人在为他们破碎以久的家庭能够再次相见并拥抱而挥撒高兴的热泪时, 当我看到朝鲜人在为分割了南北朝鲜多年的边境线的融化而流出喜悦的泪水时, 我很害怕, 我害怕我们西藏破碎的家庭能否有团聚的一天. 我祖父们的兄弟姐妹被流在了西藏, 我的爷爷几年前以过世了, 将来的有一天我奶奶是否能够在见到她在西藏的兄弟姐妹们? 将来是否能有那么一天我能和我奶奶回家, 让她再带着我去看我们在那儿的家, 我们的那儿的农田?


作者简介 :

一位永不休息的年轻人, 在印度南方Madras大学毕业后, 打破所有的界限与管制, 独身一人冒着喜玛拉亚刺骨的风雪, 徒步穿越边境来到了西藏. 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亲眼看看中共统治下西藏的情况, 去寻找一个为西藏独立奋斗而能祝他一臂之力的途径. 他被中共边境警察抓住后, 整整3个月被关在拉萨的某个监狱里, 之后被遣送回了印度.

1970年早期, 那一段藏人流亡历史中最艰苦的时期, 单增尊珠出生于一个在Manali 和印度南方一带以修路为生的难民家庭中. 单赠尊珠前后转换过三次学校, 从Kollegal和Karnataka的西藏流亡政府学校到在Pathlikhul的西藏儿童村, 最后转到离达赖喇嘛居住地Dharamsala很近的另一所西藏流亡学校. 在Madras的Loyola 大学完成学士后, 在Mumbai大学继续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

单增尊珠是一位作家, 活动家, 是一位藏人流亡社区中难得的精英. 他的第一本书<穿越边境>是他在Madras上学时用他从朋友和同学那里要来和借来的钱出版的. 他对文学创作的精堪技艺使他的 既<我的那种流亡>获得由全印度900多人参加的 “Outlook-Picador”非幻想小说一等奖. 此外他的其他作品也相继在International Pen <国际笔会>, The Indian Pen<印度笔会>, The Times of India <印度时报>, The Hindustan Express<印度邮报> 等很多国际各大报纸和杂志上出版过.

转载：http://bar.hexun.com/d/B17_6366_1848195.html

丹增尊珠诗三首

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

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生于印度，获孟买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著有英文诗集《穿越边界》,散文诗《转圣地：一个故事和11首诗》，杂文集《Semshook》等。

丹增尊珠诗三首

朱瑞译

背叛

我的父亲死了
为了保卫我们的家
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图博特

我太想制造战争
但是，我们是信奉佛的人
上师说，我们应该和平，还有非暴力

我就原谅了我的敌人
只是，有些时候，我感到
我在背叛我的父亲

2009-2-11译


地平线

从家里出发
抵达了地平线
走啊
从这里到那里

从那里到下一个那里
从下一个那里再到下一个那里
从地平线到地平线
每一步都是地平线

数着这些脚步
然后记住这个数字

拾起白色的小卵石
还有古怪而陌生的树叶
标出
走过的曲线和峭壁
你可能需要
沿着它，有一天
踏上归途

2009-2-18译


达兰萨拉下雨的时候

达兰萨拉下雨的时候
戴着拳击手套的雨滴
成千上万地
降落
捶打着我的房间
在铁皮房顶的下面
我的房间
哭了
我的床湿了
还有我的那些稿子

机灵的雨
有时从我房间的背后抄袭
不可信赖的墙壁抬起
允许一股细流
从墙根涌入

坐在我岛国的床上
观看着我的国家被淹没
包括为了自由而写的纸条
对监狱日子的回忆
来自学院朋友们的书信
面包的碎稍
蓬勃地鼓涨着浮在表层的方便面
像是所有忘却的记忆
突然复原了

受尽折磨的三个月
针叶松在雨中的季节
喜玛拉雅被洗得纯净
落日闪亮

直到雨镇静下来
停止捶打我的房间
我才去安慰
我的那个
自英国殖民时期
就履行义务的铁皮房顶
房顶之下
从那时起
就成了许多无家人的
避难所

现在除了被鹅，鼠，蜥蜴和蜘蛛占领以外
还有一部分被我租下了
一个租来的家
简陋的生存

我的克什米尔女房东
80岁了，无法皈依故乡
我们常常争论
克什米尔和西藏
那个更美

每一个黄昏
回到我租来的房间
我都在想，我不能就这样死去
必须有一个出路
我不能像我的房间一样
哭泣
我已经哭得太多了
在监狱里
还有一个又一个短暂的绝望

这里必须有一个出路
我不能哭
我的房间已经太湿了

2009年2月19日译

“我有信心”——朱瑞专访达赖喇嘛尊者*

多维新闻网首发

采访：2008年12月30日；完稿：2009年1月27日

尊者：这次来达兰萨拉有什么感受？

朱瑞：人们听说我出生在中国大陆，都觉得新鲜，也很友善，甚至在这里我不怕没有钱，也不怕衰老和死亡。这里，是世界上唯一让我没有恐惧的地方。但同时，我也很难过地想到一些问题。

尊者：什么问题？

朱瑞：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质，不过是瓜分了一切可以瓜分的东西。面对饥饿的中国，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越来越显得重要。据说，西藏除了丰富的水源，还储藏了大量的石油，金矿，银矿，甚至铀矿等，在这种情况下，您还有信心争取到真正的自治吗？

尊者：我有信心。我一直认为，汉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只是在中国，到目前，仍然没有一个透明的信息来源，中国民众，只能得到一半的信息，也就是一方面的信息，这样，一些人就产生了盲目的民族自尊，尤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尊。如果真正地热爱这个国家，就应该要求有一个平等地对待所有民族的领导人。这个共和国里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是一个大家庭，优秀的文化传统都应该体现出来，所以，在信息透明时，也就是能够对外界的状况全面、完整的了解时，汉民族应该首先想到，让这个大家庭自治，发展民族文化，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人们能够得到的信息，仅仅是政府对西藏的大量投资和帮助。但是，2008年出现的问题，说明了再多的投资也没有办法满足藏人的心。认为只要让藏人在物质上富裕，就会实现对西藏的成功控制，我看，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同样，作为流亡者，当我们的物质有了明显改善，吃、穿都没有任何忧虑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已经满足了。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重视西藏文化和宗教的传承。同样，境内的藏人，在需求物质的同时，一定还会思念自己的文化和宗教。

援藏方面，表面看起来投了很多的钱，但实际情况和宣传的，也就是外表看到的不一样。就像上次你们来的时候我说的那个例子（1），他的幸福仅仅是表面的。所以，在中国，尤其需要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比如，你作为个体，在西藏看到了一些问题，却没有办法讲出来。有一天，当中国人知道了西藏的完整情况，就会理解藏人，希望能够在西藏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

朱瑞：第八轮会谈后，您提倡的中间道路，目前被中国政府蛮横地攻击为“变相独立”，在这种情况下，藏中会谈还会继续吗？

尊者：最后的决定权应该在民众选举出的噶伦赤巴，首相那里。我个人认为，这次我们的建议，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奇怪的是这样具体的、诚恳的建议，却被说成计谋、独立和变相独立，遭到蛮横无理的拒绝，我也无奈。

强要我们承认由中共官方认定的历史，是困难的。历史就是历史，它是不可以按照个人的意愿改写的。我一直在讲，过去的历史不管怎么样，不要纠缠，关键是未来，我们愿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之内，发展西藏，同时，如果能够实现真正的自治，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欧洲是个很好的例子，即使独立的国家，都可以组成一个联盟。

朱瑞：尽管中国政府指责您把西藏问题国际化，但是，奥运之后，特别是藏中第八轮会谈结束，中共刻意地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特别派遣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以及斯塔等人率团进入澳洲、英国、法国、美国等，宣传会谈结果及中共对藏政策，对此，您有何看法？

尊者：媒体对我到国外访问的关心程度越来越高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政府的抗议。抗议越大，关心的程度也就越高。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和当地大使馆的压力，我到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是很平常的事。我讲过，中国政府是在帮助西藏做宣传工作（笑），并且，对于中共官方的话，在国外，人们是带着疑问的。

朱瑞：尽管台湾民众，尤其是佛教徒，长久以来，强烈地期盼您莅临台湾，可是，自马英九先生执政以来，台、中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您还会顺利地前往台湾弘扬佛法吗？

尊者：目前，很多大陆游客都可以顺利地到台湾访问，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前两次我到台湾，都是以完全的宗教身份。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和民进党的有关负责人讲过，西藏不争取独立，另外，我也希望台湾和大陆之间，建立特殊的关系，这样，即可以使台湾保持现有的经济繁荣，也可以保证国防安全。我是以完全的宗教身份访问那里的，根本不存在台独、藏独合谋之说。

两次去台湾，我都跟马英九先生见过面。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刚好是台北市市长，我们之间有着很好的友情。目前，他成为总统，和以往比较，地位更加敏感，我理解他的困难，但是，我个人觉得，以完全的宗教身份前去台湾，应该可以实现。

朱瑞：您提到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越来越小，希望和中国民众展开对话，那么，三月西藏抗暴以后，恰恰是中国民众表现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对藏民族苦难的熟视无睹，您是否有信心看到中国民众，有一天真的会认识到，汉民族其实和藏民族一样，都是中共暴政的受害者，并且藏民族在争取民主和自治的漫长的岁月中，事实上，为中国民众开辟了一条血路，从而理解和支持藏民族的事业？

尊者：对西藏的真实情况不了解，就没有办法理解西藏的三月事件。中共一直宣传废除了农奴制，把藏人从过去的苦难中解救出来，解放了西藏，以及他们在建设西藏的过程中，牺牲了多少人等，尤其是大量宣传对西藏的金钱援助，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中国人，产生了“我们对西藏这么好，他们不仅没有任何报答，还要反抗？”的想法，情有可原。同样的，中国民众得到的来自境内其它地区的信息，也是不完整的。争取民主和自治，不仅仅是藏人，应该是所有的人，包括广大的中国人在内的共同事业。我相信中国人有一天会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能不能实现民主，关键在于中国人。十三亿人口中，少数民族还不到一亿。不过，有些汉人有这样一种习惯，上面一下令，就说“拉索，拉索。”这是藏语，和过去中国皇帝一说话，下面的人就喊“喳、喳”是一个道理（笑）。可能这和孔夫子文化有些联系。比如，孔夫子教导人们孝敬父母，但没有说怎么孝敬，所以，不管父母说什么，都盲目地遵从。然而，在佛教里，释尊说，我们要敬仰上师，不过，上师说出的话，如果是不如法的，一定要批驳。我经常和别人讲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没有这两个批评，就如同鱼脱离水一样。

在胡锦涛领导之下，应该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很重要，最后不要把自己的花都砍掉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有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中国会有很大的帮助。中国的一些基层乡村，是有一点点的民主选举的。胡锦涛也一直在讲民主、民主。“十七大”的时候，听说他讲的“民主”是最多的一次。不该在口头上，还应该实践它，试一试它。中国的改变，最好是共产党带头。只想发展经济，不想改革政治，那是错误的。

这个龙在云的上面，所以我们的话，龙听不见（笑）。如果能拉一下它的尾巴，再拉一下……

朱瑞：《08宪章》就是在拉它的尾巴！

尊者：海外民运人士，应该联合起来声援《08宪章》，还有海外的华人，也应该起来支持。如果中国能真正地成为一个法制的共和国，那是太好了。你觉得怎么样？

朱瑞：在中国，所谓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是独裁者们把中国贫穷的劳动者廉价地卖给国际商人，从中渔利；另一方面，就是瓜分了一切可以瓜分的资源。因此，当人类资源和物质资源疲乏或者消耗殆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必然会出现危机，甚至是亘古未有的危机。目前，中国社会的政治矛盾已十分尖锐，仅仅2008年，就出现了多起抗议中共暴政的事件，我个人认为，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会发生变化或者出现一场比八九年更成熟的民主运动。

尊者：你出生在哪里？

朱瑞：中国东北。

尊者：是不是跟满族有关系？

朱瑞：我的父母都是汉族，就算我是满族的话，我也是汉族，因为真正的满族已经消失了。

尊者：你们把满族吃掉了啊！

朱瑞：这是汉民族的悲哀。一个以同化其它民族为目的的民族，不是宽容的和有着广阔前景的民族。

尊者：毛泽东讲的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是很好的，这也是中间道路（笑），是符合哲理的。在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里，这很重要。特别在中国境内，刚刚我们讲的，在十二亿汉人的状况下，少数民族的存在，应该是很严肃的问题。之前，满族存在的时候，也就是清政府时期，满族人口是多少？

朱瑞：准确的数字我说不好，但是，整个东北，差不多都是满族。

尊者：在孙中山的思想里，满族算是外国人哪……还有什么问题？

朱瑞：请您谈一谈对《08宪章》的看法。

尊者：听到《08宪章》的消息时，我正在波兰，立刻就表示了支持，并公开发表了声明（注2），同时，我也呼吁释放胡佳。

多年来，为了实施民主，我做了很大的努力，自己也觉得有一些成果。我尊重民主的普世价值，因此，不管哪个地方，包括中国，只要有民主运动，我都会支持，这是我自己的理念。1950年，我开始担负西藏政治事务的那年年底，到了亚东；51年，我回到拉萨；52年，我就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西藏开始走向民主。当时，对发展民主，继续建立学校等，我很有信心；54年到中国，55年夏天回到拉萨；然后56年开始，整个西藏的局势，尤其在康区，就动荡起来了；同时，56我到了印度一次，57年从印度回到西藏时，动荡越来越激烈，基本上没有了实施民主的空间，也没有办法想到民主，想到的就是这种动荡动会发展成什么。然后，59年就发生了那场大事件（注3）。

57年我回到西藏后，因为要参加拉让巴格西学位的考试，看书的时间也很紧。从57年春天我从印度回到拉萨直到58年，近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在看各种经典（注4），花了很大的时间。虽然过去也在看经典，但没有那么努力（笑）。现在，阅读五部大论，每年完成一部，就很了不起了。

朱瑞：听说，一个很努力的学生，要花九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五部大论。三大寺的那些格西，有的要花15年，20年，甚至30年，才能完成五部大论！

尊者：为了应付考试，我抓住时间是两年多。那两年是真正的看，真正的思考，真正的很努力。之前，是没有那么努力了（笑）。从印度回来后，我就没有停止看这些经典。包括现在，只要有时间，我就看这些经典。刚刚这个话题来自我们的民主。我是说，从我小的时候，就觉得民主很有价值，一直都在想，如何在西藏建立民主制。经济、社会的观点，我比较倾向马克思主义。如果有经济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制度上的民主就太好了。

朱瑞﹕您剛剛提到的改革委員會﹐藏語該怎麼說﹖

尊者﹕列居列空。當時改革委員會的組長是阿沛﹐因為他的思想比較新。這個委員會成立以後﹐我們減免了許多舊的債務。

朱瑞﹕這些信息﹐是我在中共的宣傳裡永遠聽不到的﹐體現了1959年以前﹐西藏噶廈政府的真正性質。我將寫一篇文章﹐介紹流亡社區民主政體的建立過程。

尊者﹕最關鍵是公正﹐要真正地反映事實。除此﹐對我來說﹐不論見什麼人﹐都沒有區別。不管是當官的﹐有錢的﹐還是乞丐﹐都一樣﹐都是人﹐關鍵一點﹐要有愛心﹐信賴﹐這是最好的。每個人的狀況都是臨時的﹐這沒有什麼價值﹐所以﹐我對一個人談話﹐和對幾千人談話都是一樣的。別人對我的尊敬和喜歡﹐可能來自于我對人類的這個看法。真正的講﹐漢人﹑藏人﹑印度人﹐在我看來﹐都是人﹐沒有任何區別。有什麼對我批評的﹐你講﹖毛澤東說﹐要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笑）。

朱瑞﹕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齊（注5）把人的生命分為三個層面﹐一為自然層﹐二為社會層﹐三為文化層。西藏歷史上有著近兩千多年的相對穩定時期﹐盡管也出現過動蕩﹐但沒有像中國那樣﹐平民起義（中共的課本裡稱為農民起義）居世界之首﹐皇帝更換無以計數。

相對穩定的西藏社會﹐使藏人的物質和精神﹐都得到了相應的發展﹐也使大多數藏人的生命﹐進入了裴斯泰洛齊所說的第三個層面﹐即文化層面。

和藏人比較﹐大多數中國人﹐甚至在今天﹐還處于整日為肉體忙碌的自然層﹐最多在為社會和國家掙扎。基于這一點﹐在我看來﹐1959年以前的西藏社會﹐不僅不是黑暗的﹐落後的﹐恰恰相反﹐是和諧和幸福的﹐光明和進步的。藏人的精神世界﹐早已十分豐滿﹐這也許是近一個世紀以來﹐全世界各種膚色的人們對西藏文化產生濃厚興趣的原因吧﹐因為大家在這裡找到了共同的精神皈依。

尊者﹕在西藏歷史上﹐松贊干布時代﹐阿裡地區和贊普之間也發生過戰爭﹐後來﹐松贊干布統一了整個西藏。朗達瑪時期﹐贊普分裂後﹐西藏社會也有過一些動蕩（注6）。但是﹐在佛法哲學的研究方面﹐藏人一直沒有間斷。千百年來﹐西藏出現了很多智者。有人說﹐西藏有智慧的人﹐甚至超過了那蘭多大學﹔在知識的水平上﹐他們也可以和那蘭多的學者媲美。總之﹐盡管西藏在歷史上﹐也有過動蕩不安的時候﹐但是﹐整個西藏社會﹐對佛教的研究﹐始終在延續和深入。比如﹐佛教傳入中國比西藏早幾百年﹐中國的人口也比西藏多很多﹐但是﹐在佛法哲理方面﹐可能西藏學者們的著述﹐多于中國。西藏人在宗教文化方面一直很努力。六百年前﹐宗喀巴（注7）大師著述的《辨了不了義論》﹐這是一部解釋佛陀思想的關鍵著作﹐已由一位印度的佛學家和藏人的佛學家﹐在二十年前﹐共同翻譯了出來。有一回﹐我問那位印度譯者﹕“宗喀巴大師的學問﹐可不可以跟那蘭多大學的佛教大師相比﹖”他立刻回答﹐“不僅可以比得上那蘭多大學的學者﹐還是他們中第一流的﹗”

六十年代﹐有一批西藏的學生到瓦拉納西學習﹐當時﹐印度的老師說﹐這些學生看起來像是一個人﹐不過﹐我要把他們培養成真正的人。後來﹐這些藏人度過了語言的難關﹐變成了非常好的學者和老師。比如梵文裡的佛經﹐印度的很多人﹐沒有辦法解釋﹐要靠這些西藏大師。盡管當初他們覺得這些藏人﹐只是有著人的身子﹐但是實現語言勾通以後﹐就不一樣了。當時這些西藏學者中﹐有些人連簽名也不會﹐蓋印的時候﹐只能用手。可一旦讓他們坐下來﹐問他們佛學問題的時候﹐他們根本不需要看書﹐幾乎所有的經典都能倒背如流。這是他們花了30多年學習經﹑律得到的果位。他們的智慧﹐是西藏文化的真正傳承。

一些西方學者認為﹐西藏佛教大師﹐對大乘佛法做了最准確﹐最詳盡的解釋﹔藏語﹐也是解釋大乘佛法中最好的語言﹐任何概念在藏語裡都可以得到最恰當的闡述。當中國人了解這些事實後﹐漢﹑藏兩個民族﹐一定會和睦﹐友愛。中文裡的很多論著﹐還沒有翻譯成藏文﹐同樣﹐在藏文裡有很多的經論﹐有些也還沒有翻譯成中文﹐能夠相互彌補﹐多好。臺灣一直在做這些事。

很早以前﹐西藏也發生過文化大革命。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破壞﹐這個不是﹐是文化上的改革。比如﹐早期西藏的宗教是苯波教﹐後來佛教傳到了西藏﹐對苯波教有了很大的革新。所以你剛剛提到的瑞士的這位教育家﹐他講的有道理。西藏文化傳承是自古而來的﹐是一種延續。你看﹐在西藏東部的康區和安多﹐很多人對政治是不管的﹐不管誰在統治我﹐中國也好﹐西藏也好﹐我關鍵就是學佛﹐一心延續佛法的傳承。

朱瑞﹕所以我認為﹐在中共軍隊攻入西藏以前﹐藏人的生活是在一種文化境界裡﹐也是人類最有質量的生存方式。

尊者﹕從大乘佛法的角度講﹐有些藏人確是在實修的時候﹐得到了這個果位。就是一般修行的時候﹐所有的藏人﹐不管他修行的深﹐還是淺﹐嘴裡講的和心裡想的﹐一定都是為了一切如母的有情眾生。眾生這個詞﹐在我的修行和工作上﹐都有很大的幫助。當我想到為了眾生的時候﹐我沒有想到他﹐你﹐或者我。眾生﹐是沒有分別的。大約一百年前﹐有一位西藏仁波切﹐德絨喇嘛﹐他寫了一本論著﹐在西藏﹐高僧大德寫論著的時候﹐最後都有一個回向文。德絨喇嘛的回向文是﹕“讓我把寫此書的善果﹐獻給所有的眾生﹕願他們脫離輪回﹐早日成佛﹐我自己寧願下到地獄﹐世世代代承受痛苦。”這不是口頭說的﹐他發了這個願﹐就要實際做（停頓）。有些時候﹐我也這樣想﹐如果能夠真正地幫助痛苦中的眾生﹐我一個人到地獄裡﹐也沒有關系﹐這是佛陀的教誨。


注释：

1，指2008年11月22日我和十位民运人士一起晋见达赖时，达赖讲到：一位境外藏人回到藏区，全体村民都去看望他，当着大家的面，一个人说，共产党来了，给了他幸福，他很感激。可是，夜里，同是一个人，又到了这位境外藏人面前，哭着说，他的内心，其实非常痛苦。“为什么你还要说那样的话呢？”境外藏人问。“我是说给别人听的，不得不说啊……”

2，指2008年12月12日达赖喇嘛达赖发表的《08宪章》声明，详细内容请查看达赖喇嘛官网站：http://www.dalailamaworld.com/

3，指1959年，四水六岗起义。

4，指五部大论：即《因明論》、《般若論》、《中觀論》、《俱舍論》、《律論》。为西藏佛教教学中，考取拉让巴格西的必修课。

5﹐裴斯泰洛齊﹕即Jon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瑞士著名的教育理論家和實踐家。著有《隱士的黃昏》﹑《林哈德與葛篤德》﹑《葛篤德怎樣教育她的子女》和《天鵝之歌》等。

6﹐指869年﹐藏歷土牛年﹐君主威宋二十八歲時﹐發生的平民起義﹐是西藏歷史上僅有的一次平民起義。

7﹐宗喀巴﹕西藏佛教格魯教派的創始人。于藏歷第六繞迥之火雞年（1357年）10月25日誕生“宗喀”地方（今青海省湟中縣塔爾寺所在地）﹐因而﹐稱為宗喀巴。著有《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菩提道次第略論》《菩提道次第心論》《菩提道次第攝受求加持頌》《大乘修心七義論貫注》《緣起贊五十八頌》《入中論善解密意疏》《辨了不了義論》等。


*说明：我在这里更正了多维首发此稿时，在称呼上的改动。

達賴喇嘛接見漢人作家

『國際西藏郵報2008年12月30日達蘭薩拉報導』達賴喇嘛尊者在今天接見了漢人作家朱瑞，並回答了有關中國和西藏之間部分引人關注的問題。此次會面，完全符合達賴喇嘛尊者在12月4日歐洲議會上所說的，應該增進對漢人的友誼和瞭解。

歷史上，探索民心的歸向是一項重要課題。達賴喇嘛尊者多次表示，“雖然對中國政府沒有足夠的信心，但對中國人民卻信心十足”。儘管一些媒體報導，中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們，支援包括西藏在內的一個中國，但是，由中國知識分子、藝術家，農民，學生等起草和簽名的“ 08憲章”，卻呼籲在中國實施聯幫制，人權，法制，和自由，並結束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為此，達賴喇嘛尊者在12月12日發表聲明，給予稱讚和鼓勵。

此次會面，達賴喇嘛尊者回答的問題包括：在臺北與北京的關係日益改變的情況下，是否仍有可能滿足廣大臺灣僧眾的意願，親臨弘法？面對饑餓的中國，西藏豐富的自然資源，顯得越來越重要，這種情況下，可否有信心繼續爭取西藏真正的自治？怎樣看待中國政府在指責達賴喇嘛尊者把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同時，他們自己卻派出統戰部官員，專門到世界各地宣傳西藏問題？等等。

國際西藏郵報已然期待著朱瑞即將完成的有關與達賴喇嘛尊者第二次會面的詳細內容的文章。

朱瑞女士小傳：漢人，曾在拉薩《西藏文學》雜誌社擔任編輯和記者。現居加拿大。出版過散文集，詩集，中短篇小說等。大部分作品以西藏為內容。2008年3月以後，在互聯網上發表了大量的文章，揭露西藏現存問題，展示藏民族的苦難。奧運期間，發表了《致達賴喇嘛尊者的公開信》。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reaching out to Chinese people

(Dharamshala: TibetPost-30-12-2008) -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met with Zhu Rui today, a Chinese writer, to answer questions regarding Tibetan relations with China. This meeting is in line with a policy His Holiness laid out before the EP in December to personally meet and understand bette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popular sentiment in China.

Measuring popular sentiment is an important exercise at this point in history. His Holiness has said on many occasions that he has “no 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t lots of 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 people”.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of some Chinese nationalists that seem to be coming out in favor of a China which includes Tibet. This stands in contrast against the recent “Chinese Charter 2008”, a proposal put forth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tists, and other prominent Chinese figures that makes the argument for provincial autonomy, human rights ,an independent legal system, 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ending the monopoly of China’s one party rule. It is a call for reform that H.H. the Dalai Lama referred to as “admirable.”

The discussion included talks of the possibility of H.H the Dalai Lama. Visiting Taiwan in light of a renewed warming of relations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also discussed the increasing value of Tibetan natural resources to a China quickly running short of its own. The discussion moved on to talks of the ongoing probability of Tibetan autonomy in the face of negative attitude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se are exemplified by official Chinese delegations being sent to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o teach a uniquely Chinese version of Tibetan history and current Tibetan issues. Ironical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ways faulted H.H. the Dalai Lama for exporting local issues to the world stage.

The Tibet Post International eagerly awaits the up-coming article by Zhu Rui in which she describes in greater detail what has been her second meeting with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Chinese writer, Ms Zhu Rui had worked in Tibet as a journalist and editor, but is now based in Canada. Most of her articles focus on Tibet. She recently sent an ‘Open Letter’ To H.H. the Dalai Lama, available on this site. Zhu Rui keeps a blog, (http://zhu-ruiblog.blogspot.com) and has written some novels, short stories, poetry, and essays, all published in Chinese, some of which have been translated in English.

Article compiled by John Uyeno, contributing writer to Tibet Post International

modified 31 December

首相桑东仁波切谈西藏流亡社会民主政体的建立

首相桑东仁波切 Yeshe Choesang 拍摄

我与桑东仁波切   旺贞拉姆拍摄 

翻译：贡噶扎西
采访：朱瑞

桑东仁波切‧罗桑丹增：现任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首相）。1959年流亡印度，同年，在菩提伽耶达赖喇嘛座前受比丘戒。1968年获得拉让巴格西学位，1969年获得密乘格西学位。曾任印度瓦拉纳斯西藏文化学院院长，议员，议长等职。

朱瑞：您是第一位由流亡藏人投票选举的噶伦赤巴（首相），听说您当时的选票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之多；应该说，您是流亡社会民主制的成果，也是绝大多数藏人，尤其是流亡社会藏人的代言人。因此，特别想听您谈一谈您所经历的西藏流亡社会民主政体的建立过程。

桑东仁波切：详细地谈西藏流亡社会的整个民主进程，会很长，我只能概括地说一下。十七、八世纪开始，西方社会出现了民主制。从那时起到现在，在人类社会经历的政治体制中，普遍认为最好的就是民主制。不过，二千五百多年前，在印度，有五、六个没有国王的小国，实行的就是民主管理。可以说，在西方还没有出现民主制度之前，印度等地的一些佛教国家，已经在实施民主了。

以西藏为例，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的甘丹颇章王朝政权，和当时的中国及其他国家比较，西藏实行的就是民主制度。支撑着达赖喇嘛的是一个转世制度，和世袭的国王不一样。并且，在甘丹颇章王朝建立的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春都杰措”，就是西藏大会，由各寺院代表，商人，农民，牧人等不同阶层的民众组成。寺院代表一般来说是堪布（主持），堪布换了以后，代表也跟着换，但是，其他的，比如商人代表，牧人代表，农民代表，都是世袭的。尽管构成不是那么理想，但在当时来说，仅仅西藏有这样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

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十三世达赖喇嘛一直希望实行像英国那样的民主制度。还派出了一些学生到国外学习英文，技术等。但是，由于一部分贵族和其他势力的阻碍，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想法没有完全实现。

十四世达赖喇嘛小的时候，就希望在西藏建立一个有宪法的民主制度。当他年仅十六岁开始执政时，西藏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问题，比如：是否签订十七条协议等。从那时候起，西藏基本上就失去了一个自由的建立尊者所希望的民主制度的环境。不过，一九五二年，尊者还是成立了列居列空，就是改革委员会。主要讨论了如何在西藏实行有宪法的民主制度、免去百姓的债务，以及减少或减免乌拉和赋税等。后来，由于中国军队的进入，除了解决一部分债务问题以外，改革委员会的很多想法，比如，为没有土地的人提供土地等，都无法实现了。

1959年，我们开始了被迫流亡，四月底，到达默苏里时，才有了一个自由的环境，尊者立刻着手建立有宪法的民主制度：成立了各个机关，比如以前没有的宗教部，教育部，安全部，经济部等。同时，尊者还指示成立国会，要求议员必须由民众选举产生。当年的十二月，达赖喇嘛尊者到菩提伽耶朝圣时，汇集了一千多藏人。尊者在菩提伽耶停留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59年12月到60年1月）里，我的记忆中，召开了许多会议。后来，又决定成立西藏三区的议会：每个区有两位代表，各教派也有一名代表。

朱瑞：有笨波教的代表吗？

桑东仁波切：没有，当时笨教的人数很少。由于藏人很分散，选举出来的代表没办法集中在一起，直到1960年的9月，才有可能聚集在达兰萨拉。因此9月2日，我们成立了第一届西藏流亡政府的国会。这一天，就被定为流亡藏人民主节，这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次投票。

回顾当时的投票方式，并不完美。好像每届定为三年，后来是五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笨波教的代表，是从第四届或者第五届时出现的。

1961年，我们起草了《未来西藏宪法》的简写部分。1963年完成了《未来宪法》的完整部分。不过，到1990年，还没有完全实现达赖喇嘛尊者所希望的一个有宪法的纯粹的民主制度。比如，当时看来，与行政机构的权力相比，立法机构的权力比较小。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实行了民主制度，但并不完善。我的感觉是，尊者等不及了，因此，1990年，召开了一个特别大会，解散了当时的国会和噶厦政府，选举产生了临时政府。当时的要求是，选票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才能当选噶伦。选举产生的三位噶伦，就组成了临时政府，期限是一年。当时还成立了《流亡藏人宪法》起草小组，因为尊者认为，《未来西藏宪法》不能执行，因为是未来宪法，还必须要有一个流亡藏人的宪法。那时，宪法起草小组的组长是解散中噶厦的首席噶伦土丹朗杰，我也是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1991年开始，选举了新的国会，由原来的十六、七人，扩大到四十六人。

那是十一届国会，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起草的《流亡藏人宪章》，当时国会的四十六人中，有三人是尊者指派的，我就是他指派的三人中的一个。他觉得需要一个熟悉讨论背景的人，也就是曾在流亡藏人宪法起草小组工作的人。我们的民主制度，就这样，从1991年开始，向前迈了一大步。现在的三权分立，其最高的决定权在国会。国会的立法由噶厦（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噶伦（部长）在执行过程中，必须负责民众选举的国会。

在不违背当地宪法的情况下，我们有自己的最高法院，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这三个机构的各自义务，责任都非常清楚。同时十一届议会还制定了各个机关的条例等。

在一个民主的制度里，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是很重要的，而且，最高的权力是立法机关。不过，行政机关里同时也有几个是非常重要的机构，比如我们成立了独立的审计署，监督各行政机关的运作模式，预算，支出等业务方面的问题；另外，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主要是选举问题，我们成立了干部选举委员会，以及提拔委员会等，在挑选和提拔中，都不受行政机构的影响。干部选举委员会，提拔委员会，以及审计署，是三个独立的机构，向立法机关负责，但是，不需要向噶厦负责，因为它是独立的，否则，就是不干净的民主。

《流亡藏人宪章》通过之后，由国会议员选出噶厦时，其中的一个条件是，票数要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个标准太高了，当时的噶厦只有两、三个嘎伦，这是我们面临的困难，后来就修改了宪法，把百分比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由于有七个行政部门，需要七位噶伦。当时由尊者提出十四位候选人，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就可以当选噶伦。

这样的情况连续几年以后，尊者觉得由他提名，然后国会选举通过，虽然是民主，但不是完全的民主；而且流亡政府的政治领袖，仅仅由四十六位国会议员选举，也不算是彻底的民主。因此，2001年，尊者提议，流亡政府的政治领袖，不要局限于由国会的四十六人投票，应该由全体藏人自己选举产生。选举产生的噶伦赤巴，有权提出组阁名单，而后，上报国会通过。

2001年，流亡社会的民主，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现在，除了没有国家和土地以外，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已达到了一个高度。当初《流亡藏人宪法》制定的时候，有一个规定，即对重大的紧急事件，不局限于国会，必须征求全体民众的意见，所以，今年召开了全体藏人的特别大会。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朱瑞：谢谢仁波切耐心的回答。在特别大会期间，我看到来自世界14个国家的560名代表聚集在达兰萨拉，听说，一万七千多人，对西藏未来的走向，提出了意见，包括西藏和中国各地的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政府各行各业的干部、职员、退休人员、各藏区寺院的仁波切、格西、堪布，农人，牧人，商人等，显而易见，一个真正的高度的民主，在流亡社区又有了雄厚的基础。

采访时间：2008年月12月26日
完稿于2009年1月26日 达兰萨拉

[首发民主中国：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902/2009020307360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