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5日星期一

朱瑞:西藏民众没有政治参与意识吗?——再与丁一夫先生商榷





丁一夫先生在他的《政教分离和达赖喇嘛的转世》一文中强调:“旧时西藏的民众,没有政治参与的意识,根本不知道选举为何物,无法想象底层民众可以质疑高层权力,甚至质疑达赖喇嘛本人。达赖喇嘛必须运用自己在藏人中的威望,一点一滴地把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和观念灌输到民众中。”

这种靠虚构藏人的愚昧来歌颂达赖喇嘛尊者的民主,实质是割裂西藏的民主,把尊者与他的人民孤立起来,很不符合西藏的历史与现实。

白拉姆歌与西藏民主

别的不说,仅看西藏过去的白拉姆歌,很多都是针砭时弊的,包括对噶伦、摄政王,甚至班禅喇嘛的讥讽。但是,没有人想到禁止,因为这些歌,赋予了神圣的意义,被认为是白拉姆借用人的口表达心意。而白拉姆是达赖喇嘛尊者和拉萨的守护神,以及格鲁巴的重要护法,这种现象,如果用一句现代名词解释,就是尊重不同的声音,就是民主。

很多学者,包括那些宗教大师,都承认佛教中包含着深厚的民主理念。像桑东仁波切,就​​曾与我谈过二千五百多年前,佛住世时代,印度就有一些小国,实行了民主管理。他说:“在西方还没有出现民主制度之前,印度等地的一些佛教国家,已经在实施民主了。”

这可能就是西藏诞生了白拉姆歌原因吧。不过,中国入侵西藏后,禁止了白拉姆歌,也禁止了藏人张贴各种海报,因为当时很多白拉姆歌和海报都是讽刺中国入侵者的。

达赖喇嘛尊者的民主理念来自佛教文化

深受佛教影响的达赖喇嘛尊者,自然有着强烈的民主理念。还在五世达赖喇嘛尊者时,就建立了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春都杰措”,汉译为“民众代表大会”。当时,西藏各阶层,贵族、商人、农民、牧人等,都有一定的比例参与。遇到国家大事,如是否进入战争等状态等,要由“春都杰措”决定。而这个政治制度,在当时(17世纪)来说,已经走在了亚洲其它国家的前面。

到了十四世达赖喇嘛时期,从1952年起,就成立了“列居列空”,即改革委员会。主要讨论如何在西藏实行宪政民主制度、免去百姓的债务,以及减少或减免乌拉和赋税等。但中国入侵西藏后,一切改革计划,都被迫停了下来。

不过,十四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后,即1960年,就由民众选举产生了议会,9月2日,议会代表宣布就职, 后来,这一天被确立为“西藏民主日”。

另外,从今天的噶伦赤巴(司政)和人民议会的议员选举中,也可以看出藏人的参与意识。 2011年3月20日,西藏民主选举那一天,我恰好在达兰萨拉,当时国际选举监督机构的观察员也到了那里。经过全面考核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流亡社区的选举是公正的、自由的。

这个结果,当然与十四世达赖喇尊者的民主理念和奋斗分不开,但仅靠半个世纪的流亡,是很难如此彻底的。佛教文化的基石不能否定。回看中国,尽管有些民主人士一直在高喊民主,但他们自身的很多行为,与民主理念完全相悖。当然,我不排除他们中有些人确实身份复杂,但更多的人,还在被大一统文化束缚着,只要一遇到具体问题,就无法超越思维惯性。

被改写的西藏史

再看丁一夫先生的错误,不止靠虚构藏人的愚昧,来赞颂达赖喇嘛尊者的民主,还靠虚构西藏史,来赞颂达赖喇嘛尊者的权威。也是在《政教分离和达赖喇嘛的转世》中,丁一夫先生写道:“从达赖喇嘛世系建立开始,历代达赖喇嘛就掌握了西藏的最高政治权力,这就是噶丹颇章政权。 ”

这句话至少包含了两个错误。第一,甘丹颇章政权,并不是从达赖喇嘛世系建立开始。达赖喇嘛世系的建立是14世纪,而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是17世纪。第二,并不是历代达赖喇嘛都掌握了西藏的最高政治权力。

这种低级错误,说实话,就是对西藏历史略知一二的汉人都不会犯。然而,在丁一夫的另一篇文章《中央统战小组与西藏问题僵局》中,再次出现。不仅如此,丁一夫先生还一口咬定,“中土朝廷只要求西藏保持对朝廷的藩属国或朝贡国的名分”,并充当自焚藏人的代言人,说自焚藏人要求的“仅仅是藏区的政策有所改变”。

“西藏问题”不是儿戏,关涉西藏被入侵、被殖民的现实,关涉境内外藏人的幸福与痛苦,关涉整个亚洲的稳定与和平。所以,中国也积极创办“藏学中心”“藏学出版社”,培养“藏学家”,甚至不断地召开“藏学研讨会”,但是,这在国际上仍然是个笑话。原因是,中国的“藏学”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缺少最起码历史依据的说辞之上的。

而丁先生身在美国,近年多次自由来往中国和达兰萨拉,持民主、政治异议姿态,时时赞颂达赖喇嘛尊者,与那些御用学者不同的是,还多了一层“道德”保护色。

完稿于2016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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