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8日，《纵览中国》发表了李江琳女士的《从假烟假酒到假仁波切》一文，对此，我撰写以下论文，阐述不同观点。
中共高层制造了假活佛
几年前，阿嘉仁波切就在BBC和他的自传《逆风顺水》中，揭示了中国在金瓶掣签中的作假，制造了假班禅。而今天出现的张铁林“坐床”丑闻，唯色女士也在她的《像末日，更似地狱打开，雾霾中，饿鬼纷呈……》一文中，揭示了微博上有了解内情的网友透露，是为了统战需要：
继续关注张铁林“坐床”后续。微博上有了解内情的网友透露：“为这事跟XX网负责人理论过，我说你们捧什么人不好，非要捧这么一个一句藏文不会的‘所谓香港藏传佛教领袖’的人。某负责人回复说是统战的需要。无语。为了所谓的统战需要，香港XX办需要亲自出马包装一个‘假法王’？”香港XX办，其实是香港中联办。XX网呢？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凤凰网？(1)
显然，卖佛像的汉人商人吴达镕，被香港中联办包装成“白玛奥色法王”，也是统战的需要了。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才是张铁林“坐床”的后台。
从宗教局掌控发放活佛证的现实，从假法王将“同舟共济”龙舟赠送朱维群的合影，从“作为香港佛教文化产业创会永远荣誉主席的叶小文书记……对香港佛教文化产业主席‘祖古白玛奥色仁波’一直以来推动佛教国际文化交流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从假活佛两度应邀参加云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国庆招待会”，从朱维群在讲话中的包庇和推卸，并借这次事件，要加强活佛管理，输入资料库便于查询，说明不但一切都是中共掌握，而且还要“根据统战需要”，“加强”对西藏佛教的约束与控制。
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是完全握在共产党手里的：谁可以转世，谁可以传法，谁可以坐床等整个局面，都得符合老大哥的意志，符合统治的需要。著名藏人学者降边嘉措撰文，批评中国当局全面控制西藏佛教局面，指出：“谁是真活佛，谁是假活佛，寺院自己不能定，高僧大德不能定，普通的僧尼大众更无权过问。由谁来决定呢？由各级宗教部门来确定。他们审定后，发给'活佛证'。”(2)
其实，五明佛学院以前也被中共多次打压，驱散僧尼，捣毁僧舍。这几年五明佛学院变得“很兴旺”，美图纪录片满世界流传，说到底，也是统战需要，用以“彰显”中共宗教自由，其实一切仍然在老大哥的手心。
然而，最近数年活跃在西藏声援组织的大会和小会、活跃在达兰萨拉和流亡藏人社区、也自述在境内西藏“秘访”、并出版了《藏区秘行》的“西藏近代史学者”李江琳女士，在这次张铁林“坐床”与“白玛奥色活佛”事件爆出后，却撰文《从假烟假酒到假仁波切》，把这个责任归咎为： 文化大革命后“僧侣们重新受到社会的尊重，藏地高僧大德们也开始在汉地传授佛法。……于是，不法之徒就利用信徒或准信徒的无知无明或急功近利，伪装'上师'来敛财，其结果就造成了来历不明的'野生仁波切'现象”。 “'假仁波切'在中国泛滥，是因为真正的高僧大德被逐。” (3)
李江琳女士数度在文章中透露自己搜集了各种公开资料和中共内部资料，还在《从藏僧自焚看中共的“宗教自由”政策》(5) 一文中，具体提到国办发［1991］39号文件规定了活佛“可以转世，不可全转，从严掌握”。根据这份内部文件的指示，青海省规定“活佛转世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转世活佛总量不超过1958年后去世活佛数的三分之一”。至于转世灵童的审批权，则由“内部掌握”。
也就是说，李女士明知活佛认定由政府掌握，中共才是假活佛出台、泛滥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如今又换了口气？难道李女士又掌握了新的内部消息，知道中共不再管制炮制山寨活佛，而假活佛仅仅是“不法之徒”了？
显而易见，作为“西藏当代史研究者”，李女士突然“忘记”了西藏佛教的现实境况：西藏佛教高僧大德的转世传承，被中共以“活佛转世的最高决定权在党中央”所破坏、严控和用来统战。而李女士所称“假仁波切在中国泛滥，是因为真正的高僧大德被逐”，这也不是全部事实：
首先，西藏各教派的高僧大德在1959年前后流亡，是中国侵略占领独立国家西藏、并以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摧毁西藏文化的结果，他们是图伯特人，不是中国人。这是李女士在三本关于西藏的大作里都不承认的，也在《从假烟假酒到假仁波切》这篇文章字里行间模糊含混成了“中国的”。
第二，尽管法王们在流亡，但现在西藏境内也并不缺乏高僧大德。真实的境况是，这些真正的高僧大德特别是格鲁传承的高僧，正在遭受迫害，行动受限，并没有或极少有弘法空间。丹增德勒仁波切被迫害致死的遭遇就是最新一例。
在流亡藏人社会，因脱离境内时间太长，有个别流亡藏人和僧人对境内情况了解不够，听信一些片面的、乃至别有用心的传言，将“假活佛”现象与西藏佛教史上曾经出现过类似情况相提并论，以为这是西藏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的迹象，甚至呼吁西藏高僧“像安曲仁波切那样回藏弘扬正法”，在流亡社会引起了小小的风波。主要的反对声音，就是中国政府严格限制西藏佛教的信仰自由和传播空间，回去只会成为中国统战的“胜利业绩”。
个别境外藏人的幻想情有可原，可是，李江琳女士刚“秘行”了西藏，却为何避开这些关键因素，只泛泛小骂两句50多年前中共把真高僧赶走，就释放出了解决方案：“要改变这样的情况并不难：迎请流亡海外的藏传佛教四大法王返藏，恭请他们到汉地讲经弘法。”
李女士在几年前就提起尊者希望朝拜五台山的愿望，尊者早年并一直抱有的这一希望，在海外民间汉藏交流中一度成为一个时而出现的话题。丁一夫先生更是撰文多篇， 提出“让达赖喇嘛回到藏区向藏族民众喊话”“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让达赖喇嘛回藏区试试呢？”“习近平何妨见见达赖喇嘛”等。有些媒体也释放了林林种种的“五台山朝圣”风声。在《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 中，与中共篡改西藏历史手法如出一辙的张博树先生，还专门去了一趟达兰萨拉，向尊者提议：“适当分解藏人的‘中间道路’诉求，把原来的整体性方案分解为几个部分，先找北京方面容易接受的拿出来谈。比如，可以先争取尊者回去，到五台山朝圣”(5)，被尊者笑称“那是中间道路的中间道路”。请问这些要“促成尊者五台山朝圣”，并给尊者提出“分解中间道路”的海外异议人士，难道你们有能力有渠道做这样的“促成”之事吗？
中国有“讲经弘法”的空间吗？
那么，高僧大德回去后，又真的有讲经说法的空间吗？唯色在《像末日，更似地狱打开，雾霾中，饿鬼纷呈……》中指出：“你若看到当局在藏地寺院开展多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几乎将僧侣们逼疯，所谓'法制教育'不但强迫洗脑，还触及肉体，一些藏人甚至被打成残废；若不愿开口辱骂尊者达赖喇嘛，轻者开除重者下狱；以至于迄今有一百四十多位藏人以身浴火。”
桑杰嘉先生在《寺院党部化，僧侣党员化》(6) 中，公开了2015年9月，西藏那曲地区比如县政府，椐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6号《宗教事务条例》等文件，制定发布的《第224号通知》，摘录整理如下：
上师和高僧大德向僧侣开展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录取热爱共产党和政府以及听从政府指挥的人入寺为僧等，以对相关人士进行严格惩罚的方式强制推行这些政策。如果寺院、庙和日昭（修行地）等没有遵守这些规定，将关闭宗教场所，强制要求全体僧侣进行学习，撤销有关高僧大德的头衔、驱逐出寺院等。
严格禁止寺院或僧人向信众弘法；禁止信众对寺院和高僧大德的供养；禁止寺院和高僧大德、僧人对灾区爱心捐助，禁止对贫困民众借贷资金等社会服务事务；禁止寺院、上师或高僧大德、僧侣们调解民众纠纷的优良传统等；禁止或关闭僧侣们为继承文化传统而创办的学校、学习班等。
《第224号通知》还要求登记寺院建筑、文物、佛像、经典等所有物品及财产，并剥夺寺院建筑、文物等的保存和复修等权力；控制寺院经济来源；剥夺高僧大德的转世灵通寻访、确认的权力等，掌控了寺院的所有权力。
《第224号通知》严格限制僧侣自由行走，僧侣们外出需要向政府申请，需要得到批准，对僧侣实施软禁式的监控。包括交通检查站要加大检查力度，如果发生从检查站出入没有出入证件的僧侣，对检查站的主要领导和值班公安干警进行行政处分。
实际上，“寺院党部化，僧侣党员化”，加上朱维群最近扬言，藏传佛教僧人到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和颂经传法活动“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就是西藏僧侣们讲经弘法的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西藏高僧大德能去汉地传法的到底有多少？达赖喇嘛尊者和其他高僧大德回去后的结局，显然，就是被关进笼子。
中国方面一直企图统战达赖喇嘛尊者，把“西藏问题”变成达赖喇嘛尊者个人问题和对尊者身边人的“妥善安排”上。阅读这份中共中央批准的统战部《关于争取达赖集团和外逃藏人回归问题的请示报告》(7) 便可一目了然：
“我们争取工作的重点，是达赖及其集团的上层人员和武装判匪，目的是要分化瓦解他们，争取他们大部或全部回归祖国。”
“争取达赖集团返回祖国，是一件大事，这对于稳定西藏，巩固西南边防，巩固祖国统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个问题一旦得到解决，就粉碎了国际反动势力”。
“宣传要实事求是，要有针对性。要讲策略，掌握分寸。”
今年九月，中国统战部大肆宣传安曲活佛回国，并且强调“1978年底，中央提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境外藏胞回国探亲访问”(8) 等政策，也证实了这一文件的统战宗旨没有实质变化。末日地狱，饿鬼纷呈，请勿在雾霾中散发“迎请弘法”的虚相。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