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4日星期四

茨仁夏加:间谍喇嘛



原文发表于《印度瞭望》2011年2月11日http://www.outlookindia.com/article.aspx?270404,此为截图。中文译文为首发。

茨仁夏加:间谍喇嘛

译者:台湾悬钩子

长 久以来,侦探小说作家喜爱在书中把藏传佛教的上师幻想成间谍与特务的角色,周旋在惊险而诡谲的局势里。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小说《基姆》(Kim)中的扎西喇嘛,本人虽非间谍,却糊里糊涂地被卷入了英俄“大博羿”的尔虞我诈之中。近年,两位英国国会议员在他们 的小说里面也描写了类似的人物:工党国会议员克里斯•穆林(Chris Mullin)的《藏历绕迥火猴年》(The Year of the Fire Monkey),描写美国中情局招募了一位名为阿里的年轻喇嘛,并且派他到西藏的中国共产党内工作,他的任务是在跟伟大的舵手见面的时候,图穷匕见地谋刺 他。(此情节当然太过异想天开,从印度回到中国的藏人是不可能在党内取得这样高的位置。)第二本类似的小说,是英国政治人物、曾担任(保守党)撒切尔夫人 演讲撰稿人的麦可•多布斯(Michael Dobbs)所写的《布鲁尔街的佛陀》(The Buddha of the Brewer Street),他的小说描写中国与英国的情报单位竞相在伦敦城里寻找达赖喇嘛的转世化身。在穆林所杜撰的情节中,坏蛋是中情局与西方国家;而多布斯的小 说里,坏人乃是中国,西藏喇嘛是受某国利用的不幸棋子。这些小说与现实无关,真正反映的,是作者本人的政治倾向。

同样与现实无关,却反映政治立场的,是印度媒体最近对藏传佛教备受尊崇的一位高僧噶玛巴所作的指控:它们所报导的情节彷佛直接抄袭廉价的间谍小说,如果不是这些指控罪名严重,其来源又是来自印度政界的高层的话,我们应该可以置之不理。

当 全世界目不转睛地注意着“阿拉伯之春”以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的新闻时,藏人却无奈地被卷入了印度警方搜查噶玛巴的住所,紧跟着印度媒体又竞相报导在他的办公室找到许多不同国家的钞票的戏剧化事件。藏 人在网路上表达他们的愤怒不平,并且为噶玛巴举行守夜活动,指控印度媒体夸张耸动,报导不实。藏人的种种行迳与其他信仰的追随者发现自己的领袖被媒体批评 时候的表现毫无二致。藏人的反射动作似乎是牵怒于报导坏消息的印度媒体,而不是面对噶玛巴罪名的严重性,也未正视此事所影射的涵义,也就是西藏人寄居在印 度的相关问题。

这一次,我们不能把印度警方采取的行动视为是地方官员消息来源有误,或者是因为他们贪赃枉法牵连无辜的结果。印度媒体以及 政论家所做的两大指控中,最严重的是西藏人搞情资,意图破坏印度政府,而最令他们坚信不移的指控,是西藏人涉嫌洗钱。这两项指控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远 远超过噶玛巴一人的问题。西藏流亡社区虽然住在印度已经五十多年,却不能了解他们在这里居住本身就具有高度敏感性,也不能领悟藏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跟印度 社会的角度大相迳庭。对印度而言,这些议题攸关国家安全以及金融交易的合法性。对于藏人来说,噶玛巴宝座属于哪一位喇嘛的争议,只不过是家门不幸,属宗教 事务而已。然而对印度政府来说,这个议题就像多吉凶天的争议一样,是一个攸关边界地区能否维持稳定的敏感议题,也就是说,这些为了宗教而起的宿怨与纷争, 他们都是用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放大镜来看的。宗教纠纷引起糟糕的结果,印度曾有过刻骨铭心的惨痛教训,而现在藏人难民之间又出现宗教的纷扰,更让他们感觉似 曾相识,认为实在是印度领土上无法消受的烦恼之源。

阴谋:德高望重的间谍

对噶玛巴的 指控并不只来自媒体,也来自资深有影响力的政论家。印度政府的前内阁副总理,如拉曼(B. Raman)写到他怀疑噶玛巴“之所以逃到印度,可能为的是执行中国情报单位的长期卧底任务,目的是影响达赖喇嘛圆寂后的西藏事务”。类似的说法,也由印 度政府的前国安副顾问里拉•波纳帕(Leela Ponappa)接受电视专访的时候提出。不管藏人信徒或支持者发出多少悲愤的不平之鸣,这些怀疑都不太可能因为藏人情绪性的表达就烟消云散。

印 度人居然会认为中国情报单位精心培植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到印度去做秘密的情报工作,乍听之下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虽然如此,印度官员的忧虑其实远超过噶玛 巴的个人身份:印度政府最高层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社会贤达所表达的,是对于西藏人住在印度领土的根本怀疑,以及西藏人对于印度国安所造成的长期负面作用。 这种怀疑围绕着一点:假如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人受到噶玛巴的影响,逐渐变成颠覆印度政府的特洛伊木马,不但放弃他们的政治奋斗,还转而投入中国的怀抱之 中;或者,他们可能会被中国所分化利用,并且用其他的方式来伤害印度的利益。印度人会有这样的看法,代表西藏政治运动在印度还有许多应该努力的地方,然而 对于实事求是的印度分析家来说,上述并非匪夷所思的情节──他们认为西藏人都是宗教领袖的盲目支持者,他们把喇嘛的判断与决定奉为真理,对于其中的是非对 错毫不质疑,特别是政治性的议题。西藏人最近这一次对于印度媒体报导噶玛巴事件的情绪化反应,更强化了西藏人就是耿耿忠心于他们的宗教领袖的印象。在外界 看起来,西藏人与其他允许宗教人物成为政治领袖的基本教义派也没有什么区别。

印度目前对于噶玛巴所采取的动作,也反映出印度对于中国的计 划愈来愈感到忧心,以及中印关系正在恶化。印度媒体一向勇于表达印度人对于被中国包围的恐惧,而印度东北部最近逮捕了多名中国籍人士,更强化了北京意图阴 谋颠覆印度国家的印象。而这个印象,又与印度数十年来在边界上饱受巴基斯坦密探在边界地区煽动社会动乱、阴谋制造纠纷的伎俩有关。因此印度官员假设中国也 会运用类似的黔驴故伎,却不察中国可能以更成熟的政治策略来达成同样的效果。

印度官员的观点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关于藏传佛教领袖在 喜马拉雅山麓地区的影响力。政策研究中心的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教授注意到佛教噶举学派在这些敏感地区的影响力很大。印度的官员很早就知道印度的流亡西藏寺院大部份都是收容来自拉达克、史比提、锡 金、北印度的僧侣,特别是噶举与宁玛的寺院。印度当局担心的是社会稳定的问题,而这种议题对于任何政府而言都是自然应该忧心的问题。

然 而,印度官员认为边界地方的人会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转而反对印度政府,这种看法委实是不了解藏人对于中国的反感是刻骨铭心的。另外,在喜马拉雅地区依止 藏传佛教上师的当地人,近来也愈亦感到浓厚的桑梓之情,与流亡藏人还是有所区别。在这些地区,对于上师的依止尊奉从来没有转化为政治上的偏好。这些地方的 人很清楚能够保障他们的国家是印度。更何况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徒人数属于少数──即使是在锡金,也是噶玛巴流亡主寺之所在地,当地的佛教徒算是少数人。这 些边界地区的所有佛教徒加起来,甚至不及印度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佛教徒对于印度国防造成重大威胁的能力微乎极微。因此印度认为于西藏喇嘛可能会在这些边 地成为特洛伊木马的想法,显然是杞人忧天。

第二个恐惧──也就是一位高僧可能是中国派来的间谍,其任务在影响藏人,让他们投靠中国──意 谓着印度的高层官员对于中印之争中,西藏人的存在是否能有益于印度的战略利益相当感到怀疑。印度的国安部门认为西藏人效忠的是他们的上师,而不是西藏本 身,因此认为一个变节的噶玛巴很容易就可以让藏人转而背叛印度。当然,事实刚好相反,印度境内与全球性的西藏运动已经转变为一个大体上世俗的运动:它对中 国统治的反对已是根深蒂固,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喇嘛可以凭着一己之力就逆转这样的情形。流亡藏人支持达赖喇嘛,因为他代表着藏人的这种观点,并不是因为他是 一位宗教的领袖。

引起印度政论家另外一个怀疑的理由是噶玛巴似乎没有表达对中国政权的反对之意,而中国政府也一直节制并没有对他如对达赖 喇嘛那样猛烈攻击。然而所有的西藏上师们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位会经常性地发表与中国针锋相对的演讲,也并未在海外号召政治运动,因为这份工作一直都是达赖 喇嘛的工作,他数世纪以来不但是西藏的宗教领袖,还是政治领袖,这点与其他喇嘛不同。因此中共就把他当作主要的敌人与攻击目标,而对其他西藏高僧高抬贵 手,毕竟中共攻击他们的话,他们的信徒可能会因此群起反对中国,让中共得不偿失。无论如何,如果噶玛巴是中国政府派到印度卧底的人的话,中共应该要让他伪 装成一个善于煽动群众、经常为政治奔走号召的运动人士。如果中共真有利用一位德高望重的人长期卧底以便颠覆印度的阴谋,为什么要起用一位几乎没有能力影响 印度社会与其国安措施的人呢?要达成上述目标,中国不如跟印度境内好几个暴乱团体狼狈为奸,效果会更为立竿见影。

自从一九五九年以来,中 国在西藏最大的失策并不是导致各地抗议蜂起,而是噶玛巴的叛逃。他在公元两千年离开西藏,逃到印度,这对中国治藏政策造成最大打击。他的转世灵童身份不但 得到达赖喇嘛的认可,也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对中国而言,他最好用的地方应该是留在西藏境内,当个爱国的喇嘛,说服西藏人听从中共中央的指令。一九九二 年,噶玛巴的灵童在住锡的楚布寺坐床的时候,就是中国统战部的一大宣传胜利。现在他不但已经逃走,而且西藏境内再也没有让藏人心悦诚服的高僧,所有的人都 用脚投票跑到印度去了。对中国来说,西藏的高僧喇嘛反而才是印度或者其他国家派来的间谍,因为绝大多数有威望的高僧都长期待在国外。这让人不禁想到美国总 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直爽的粗话:“我宁可他待在帐篷内朝外洒尿,也不希望他从帐篷外向里洒尿。”噶玛巴待在西藏境内,绝对比他到国外去,对北京更有好处,因 为中国统治西藏数十年,从未赢得西藏人的心悦诚服,如果没有喇嘛的道德权威来帮忙,此事更是难如登天。噶玛巴当年是中共最大的资产,他们一定巴不得他继续 留在西藏,为他们的治藏政策背书,散播中国稳定又团结的讯息。

当然,印度政府关心边界地方的稳定,此事本身无可厚非,而他们认为西藏流亡 社区内宗教纠纷迭起有损边界稳定的看法也是正确的。然而这些纷争并不是起源于外国的操弄,也不是印度的警方没办法克制的议题。这些纷争是西藏人自己所造 成,也是几个互不相让的喇嘛所造成的,并非中国的阴谋。更何况这些纠纷目前已有平息之势,各个派系各自回到自己的寺院以巩固取得的权力与资源,未来他们是 否有可能解决彼此的歧见,也只能留待以后才能知道。

至于藏人也应该反躬自省,了解到他们内部的纠纷对于外界也会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已经对 他们的政治目标造成了损害──如果西藏流亡社区还是继续拥抱宗教人物也是政治领袖的系统,那么无可避免地,宗教一定会冲击到他们的政治愿景以及理想。举例 来说,凶天派的西藏喇嘛已经把凶天教派的纠纷输出到蒙古去了,还强迫蒙古的佛教徒选边站。蒙古政府对于处理这个争议已经感到十分厌烦,并且努力与所有的藏 传佛教徒划清界线,保持距离。最近有一位高阶的蒙古官员告诉我:蒙古不需要藏人把宗教纠纷带到他们的国家。藏人就此失去了一个本来可以作为西藏盟友的国 家。

不透明的千万卢比
在现代,任何牵涉到大笔金钱的新闻都会变成耸动的故事:在一个 金融机构与信用卡充斥的世界里,我们往往把大笔现金与非法行为联想在一起。然而对藏人来说,他们往往对于寺院以及喇嘛住宅里面所累积的大笔现金其实应该向 信徒与公众交待其来龙去脉没有感觉,因为他们每天都看到虔诚的信徒在每一家寺院与佛殿里敬献现金,对他们来说这根本是稀松平常的事。假如印度警方搜查印度 教的庙宇的话,可能也会搜出信徒捐献的大量卢比。然而,政府机构检查任何大笔金钱的来源,澄清款项的收受与支出之来龙去脉,也属于合理的作为。说明这些款 项是信徒的捐献,不啻只是一种解释,并非没有从事不法洗钱工作的确凿铁证。而在印度境内寄人篱下的西藏人应该了解到,我们对于印度公众也是有责任的,不只 是对我们的社区负责就算了。

对于印度媒体来说,噶玛巴办公室里找到许多现金都是外国货币,真是雪上加霜,因为印度长期以来对于外国货币有 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毫无疑问,假如今天是凶天教──通常被藏人认为是专门与达赖喇嘛作对的人──的喇嘛被查出持有大量的中国人民币,藏人将会是第一个出 来指控他就是中国间谍的人。我们也应该明白,今日印度的藏人倚赖外国的捐款,又因为越来越多藏人住在西方并把钱寄回印度,所以难民社区已经变成了全球汇兑 经济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印度的藏人难民少有人成为印度公民,因此面临从外国转帐到印度的种种复杂规定,往往别无选择只能使用现金,无法利用银行。此事行 之有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印度当局也非常清楚,其实印度的许多商业交易有时候也面临类似的困扰。达塔雷(Sunanda K. Datta-Ray)在《电邮报》中所指出的:

“没有人提到,信徒主动捐赠的款项,本来都存入噶玛巴的妙音佛母慈善信托 (Saraswati Charitable Trust)里面,然而这个帐户的存款金额超过十万美金,所以银行拒绝再收受信徒的捐款。他只好又再登记了噶玛噶千信托(Karma Garchen Trust),然而他申请遵照《外国献金法》的规定收受外国捐款的申请书,从2002年到今天都一直还卡在公务单位里面,尚未得到核准。噶玛巴的寺院别无 选择,只能收取信徒拿出来的现金捐款,并且努力确保寺院‘巨细靡遗地纪录’每一毛、每一分、每一元(虽然媒体因警方查获中国人民币而哗然,然而实际的金额 不到总数的百分之十)的捐款。即使贫穷藏人所捐的一元人民币也都有纪录。”

噶玛巴办公室对于拥有中国货币的解释相当合理:这些现金是西藏 或中国的信徒所捐赠的,因为对于信徒来说,捐款给喇嘛代表他们的虔诚。即使这些货币的数额很大,也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不但因为噶玛巴的信徒成千上万, 也因为西藏与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丕变,不可同日而语了。一九八○年代,西藏比印度穷上许多,因此信徒的捐款往往被流亡喇嘛与印度藏人送回西藏境内以重建被 毁坏的寺院。今日,这个平衡杆已经改变。西藏地区在某些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成长,因此今天的西藏的藏人比印度的藏人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而且有多余的金钱 可以寄到印度的喇嘛与亲戚之处。因为境内对于宗教重重限制,他们不太能够把钱捐给西藏境内的喇嘛或用作为兴建寺院之用,因此他们把印度看成可以安全兴建佛 殿与寺院的替代性地点。然而中国与印度两国都对于西藏境内与境外这种联系抱持着怀疑的态度。而住在印度的喇嘛往往夹在中间,被两边指控为对方派来的卧底。

经 济问题是一个让印度战略家感到忧心的问题,因为边界这一侧的印度国内,跟喜马拉雅另外一头快速的经济发展与基础建设相比,还是属于穷困落后的地方。印度政 府已经渐渐不再把金钱从彼方流入此方,视为对方在进行间谍活动的症兆,而是愈来愈能体认到边界两边经济发展天渊之别,实对印度造成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去年 新德里拨了一笔巨款,要发展阿鲁那恰尔邦的道路以及其他设施。对印度来说,信徒对喇嘛的现金捐款,比起印度应该尽速发展边界地区的基础建设的当务之急,应 该只是一件小事。

印度媒体所提起的问题,对于西藏人来说,应视为一个重大的教训。一方面,喇嘛与寺院的资金一定要详加记帐,并且维持透 明。印度的藏人显然是印度国内得到最多外国捐款的人,然而这些捐款的数目有多少、被用到什么地方,印度公众不得而知,甚至捐款的佛教徒也不清楚。藏人的定 居点与寺院常常位在印度的穷乡僻壤,而他们的财政往往造成地方经济的重大冲击。坎格拉(Kangra)和喜马偕尔邦的其他地方近年地价暴涨,就是藏人社区 得到外来资金挹注所造成的,而这种不平衡已经引起当地人的眼红,也形成藏人与当地人不公平的竞争。印度人怀疑藏人的资金来源,假如藏人的财务还是不透明的 话,这样的猜忌肯定不会烟消云散。然而假如没有印度法律明文保障,印度官僚没有意愿让藏人能够在印度的金融系统之中运作,那么财务的透明还是没有办法达成 的。

不论噶玛巴是中国派来印度当卧底的指控是多么疯狂,印度高层所表达的怀疑,应该是西藏人应该关切的问题,而且应该体认到这对于西藏人 住在印度具有重大的影响。印度内部目前正就它对中国的政策进行认真的辩论,对于那些认为应该与中国和解的人来说,藏人住在印度国内本身就是中印关系的最大 绊脚石;另一派则是对中国较不信任的一派,他们一度认为藏人有利于印度,现在渐渐开始怀疑藏人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印度媒体对于噶玛巴的指控,已经让印度 大众认为藏人不利于印度的国家安全。印度语的网站Janokti描写噶玛巴是“aasteen ka saap”,这个词影射的是一条藏在暗处的蛇。这些议题,着实需要藏人冷静、彻底地加以处理,而不是表达自己感情受到伤害,并对印度的媒体口诛笔伐,须知 媒体的天职就是要询问难以回答、触犯忌讳的问题。没有人会喜欢接受众媒体巨细靡遗的检视,然而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媒体的职责就是问问题,而不是逢迎信徒 的宗教感情。西藏人应该主动扛起向外界解释的重担,让大家不再怀疑他们的宗教纠纷以及资金往来并不会对印度的国安以及稳定造成威胁。

【茨仁夏加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西藏历史学的教授,也是《龙在雪域》的作者。】


Portrait of A Lama As A Spy
[http://www.outlookindia.com/article.aspx?270404]

By Tsering Shakya

The idea of a Tibetan lama as a spy or agent involved in high-level intrigue has long been a popular theme for thriller writers and novelists. The Teshoo Lama in Rudyard Kipling’s Kim was not himself portrayed as a spy, but unwittingly becomes a part of the skulduggery of the Great Game. In recent years, two British Members of Parliament have written novels with similar figures: in the Labour MP Chris Mullin’s The Year of the Fire Monkey, the CIA recruits a young Lama named Ari and dispatches him to Tibet to work in the rank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ere he is tasked to secure a meeting with the Great Helmsman himself and assassinate him (it was of course fantastical to envisage any Tibetan returning from India ever rising to such heights in the Chinese system). The second novel by a British politician wasThe Buddha of Brewer Street, by Michael Dobbs, a former speech writer for Mrs Thatcher, in which the Chinese intelligence services and the British compete in scouring the streets of London to find the next incarnation of the Dalai Lama. In Mullins’ yarn, the baddies are the CIA and the West, while in Dobbs’ novel the villains are the Chinese and the Tibetan lama is the hapless tool of a foreign power: the stories reflect the authors’ political leanings.

And so it is with recent accusations levelled against the Karmapa, one of the most senior and important figures in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Indian media: these too could have come from the pages of a cheap spy novel, were it not for the seriousness of the charges and the high rank of those who are encouraging such suspicions.

While the world is riveted by the news of an early Arab Spring and the drama of Tahrir Square, Tibetans are caught up in the drama of the Indian police raid on the residence of the Karmapa and the subsequent media frenzy about the recovery of foreign currency from various countries in his office. The Tibetans expressed their outrage on the internet and held vigils in support of their religious leader, accusing the Indian media of sensationalising the story, much like any religious followers who find their leaders criticized by the media. The initial response seems to have been to blame the messenger rather than address the seriousness of the charges against the Karmapa and, by implication, against all the Tibetans in India.

In this case, the action taken by the police cannot be viewed as the work of ill-informed local officials or of a shady business deal gone wrong. Of the two central accusations made in the media and by Indian commentators, the most serious is that the Tibetans are engaged in espionag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GOI) and the most tenacious is that they are involved in money-laundering. These accusations have serious implications that go beyond the issue of the Karmapa. Even after living in India for over 50 years, the Tibetan diaspora community fails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sensitivity of its presence to
India, where these matters are seen very differently from how they are perceived within the Tibetan community. For India, the issues concern the security of the nation and the legality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For Tibetans, the feud over rival claimants to the Karmapa’s title seems like a religious matter internal to the refugees, but like the Shugden issue it represents for India an issue of stability in a sensitive border region: for the GOI and Indian commentators these feuds are seen not as matters of faith but through the lens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dia knows from painful experience the consequences of religious feuds, and the continuance of these conflicts among the Tibetan refugees is an unwelcome intrusion on Indian soil

The Agent of Influence Conspiracy

The charges against the Karmapa have not just come from the media, but from senior and influential commentators as well. B. Raman, a former Cabinet Sectary of the GOI, wrote of his suspicion that the Karmapa's “escape to India was probably under a long-term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 to use him to influence events relating to Tibet after the death of the Dalai Lama”. Similar concerns were raised in a TV interview by Leela Ponappa, the former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to the GOI. No amount of emotional denial by Tibetan devotees and supporters is going to dissipate these doubts.

The assumption that a teenage boy was groomed by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ves to go to India as a covert agent seems utterly fantastical. However, the concerns of the officials go much beyond the identity of the Karmapa: what is being expressed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the GOI and among other influential figures in India is an underlying doubt about the role of Tibetans in India and their liability to India’s long-term security. This doubt coheres around the fear that after the death of the Dalai Lam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Karmapa, the Tibetans could become a Trojan horse, abandon their political struggle and run into the open arms of China; or, that they will be fragmented and in some other way be used against Indian interests. This assumption does not speak well of the Tibetan political movement but for hard-nosed India analysts it is not a farfetched scenario – they view Tibetans as blind followers of religious leaders who will not question their Lama’s ruling on what is right or wrong, including in political affairs. The emotional response by Tibetans to the latest Indian media coverage confirms their piety and faith in their religious leaders, and they, as a result, for outsiders, seem no different from any other religious fundamentalists who allow religious leaders to obtain political influence.

The current moves against the Karmapa also reflect growing anxiety in India about China’s plans and a worsening in the Sino-Indian relationship. The Indian media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voicing fears of Chinese encirclement and the recent arrest of Chinese nationals in India’s Northeast has further exacerbated the perception of intrigue by Beijing against India. This perception has been shaped by decades of dealings with Pakistan, where Indian security officials have experienced the use of agent provocateurs to sow social unrest and discord within India’s borders. Officials assume China operates in similarly old-fashioned ways, not aware of much more developed forms of political strategy.

There are two aspects to the assumptions found amongst Indian officials. One concerns the influence of Tibetan Buddhist leaders among their followers in the foothills of the Himalayas. Brahma Chellaney, professor at the Centre of Policy Research, no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Kagyu schools of Buddhism in these sensitive regions. Indian officials have long known that the Tibetan exile monasteries in India are mostly populated by monks from Ladakh, Spiti, Sikkim and Northeast India, and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Kagyu and Nyingma monasteries. The Indian authorities are concerned about social stability and such an issue is legitimate for any government.

However, the assumption that this influence could induce people in the border regions to turn against India because of their religion fails to appreciate the deeply-felt Tibetan opposition to China. In addition, among the peoples in the Himalayas who follow Tibetan Buddhist lamas, there is a growing resurgence of local identity and increasing 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Tibetan diaspora. In all these areas, devotion to Lamas has never translated into politics. The people in the regions know too well where their interests lie: with India. And the Buddhist populations of the Himalayas constitute a tiny minority – even in Sikkim, where the Karmapa’s main monastery in exile is located, the Buddhist population is a minority. The entire Buddhist population of the border regions does not even make up the size of a mid-sized urban area in India. The ability of the Buddhist population to pose a major threat to India’s security is at best negligible. The festering perception in India that Tibetan Lamas could be a Trojan horse among the peoples in the border regions is thus clearly a misplaced apprehension.

The second fear – that one of the senior most lamas could be a Chinese agent and woo the Tibetans into siding with China – implies that senior Indian officials have serious doubt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ibetans as a strategic asset for India in its dealings with China. The Indian security establishment sees Tibetans as loyal to their Lama rather than to the idea of Tibet itself, and so assumes that the influence of a turncoat Karmapa could turn the Tibetans easily against them. But in fact the Tibetan political movement in India and worldwide has matured towards a largely secular movement: its opposition to China’s rule is deep-rooted and it is unlikely that any Lama could counter that. The community supports the Dalai Lama because he represents that view, not just because he is a religious leader.

Another reason for suspicion among Indian commentators has been the Karmapa’s supposed lack of vocal opposition to the Chinese regime and the reluctan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lambaste him as they have done repeatedly with the Dalai Lama. But this is true of all senior Tibetan Lamas: none of them make frequent anti-Chinese speeches or lead political campaigns abroad, since this has always been a task delegated to the Dalai Lama, who for centuries has had a formal political role as well as a religious one, unlike the other lamas. Inevitably, the Chinese attack him primarily as their main enemy, rather than other Tibetan lamas, whose followers would turn against them if needlessly attacked. In any case it seems likely that if the Karmapa were a planted agent, the Chinese would have encouraged him to camouflage himself as a firebrand activist. And if they had a long-term plot to undermine India through an agent of influence, why would they use a Tibetan whose ability to affect Indian society and its security concerns is almost non-existent? China would do far better in establishing alliances with a host of other insurgent groups in India.

Since 1959,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failure for China in Tibet has not been the protests but the defection of the Karmapa. His flight to India in 2000 was a major setback for China’s policy in Tibet. Endorsed by the Dalai Lama as well as by the Chinese state, he would have been far better used for their purposes as a means of subduing the Tibetans inside Tibet. When the boy was installed in Tsurphu monastery, the traditional abode of the Karmapas, in 1992, it was a major propaganda coup for China’s United Front Department. Now that he has fled, not a single senior Tibetan Lama remains under their control – all have voted with their feet to come to India. For China, Tibetan Lamas are seen typically as agents of India and other foreign powers, since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famous ones reside abroad. One is reminded of the farmyard bluntness of the Lyndon Johnson, who is supposed to have said: “I'd rather have him inside the tent, pissing out, than outside, pissing in”: the Karmapa was infinitely more valuable to Beijing inside China than outside, because the Chinese have never succeeded in 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cannot do so without the moral authority of the Lamas. The Karmapa was the greatest asset the Chinese had, and they would have dearly loved for him to have stayed in Tibet and to have endorsed their rule and their message of stability and unity.

Of course, it is right for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to be concerned about stability in the border regions, and they are also right that the ongoing religious feuds within the Tibetan community have not helped. But these disputes are not an issue of international manipulation or something that the Indian security services cannot contain. They are conflicts created by Tibetans and by competing lamas, not designed by China. Those conflicts are now subsiding, with the respective factions burrowing themselves into their holes to consolidate such power and resources as they have been able to gain, and only history will show how these groups will reconcile their differences.

As for the Tibetans, they need to recognise that their internal feuds have implications beyond their own community and have served them badly in their political struggle – if they continue to have a system which integrates religious figures within political leadership, then religion will inevitably impact on their political aspirations and ideals. For example, Tibetan lamas from the Shugden group have already exported the feud over that issue to Mongolia and forced Mongolian Buddhists to take sides. The government of Mongolia is now wearied of this feud and maintains a distance from all the Tibetan Buddhists. As a senior Mongolian official told me recently: Mongolia does not want Tibetan religious conflicts exported to its country, and the Tibetans have now lost a potentially sympathetic nation as an ally.

Unaccounted Crores

Any story involving huge sum of money makes for a sensation: in a world of banks and credit cards, we associate cash with criminality. But among Tibetans, there is no sense of public accountability for the vast sums often accumulated by monasteries and their lamas, because they witness cash being donated every day by faithful followers in almost every monastery and temple. There is nothing mysterious or unexpected about it to any Tibetan, and probably if the Indian police were to raid any mandir, they would also find large bundles of rupees given by devotees. Equally, it is a legitimate concern of government agencies to check the source of any large sum of money and to ascertain how that money is accounted for and used. Just saying it is a donation is an explanation but not a defence, and the Tibetans, enjoying hospitality on Indian soil, have to be cognisant that we are accountable to the Indian public, not just to our community.

For the press, the fact that much of the currency in the Karmapa’s office was in foreign denominations only added to the long-held suspicion in India regarding foreign money and currencies. No doubt, Tibetans would likewise be the first to accuse a lama from the Shugden cult – usually seen as being opposed to the Dalai Lama – of being a Chinese agent if he were found with bundles of Chinese currency.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the Tibetans in India today are dependent on foreign donations and increasingly on Tibetans living in the West, and our refugee community has become a part of the global remittance economy. But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can rarely become Indian citizens and so face complex regulations regarding fund transfers from abroad, and often have no choice but to resort to cash dealings rather than bank deposits. This has been an open secret and the Indian authorities are fully aware of this, as is the case with many business deals in India. As Sunanda K. Datta-Ray points out in theTelegraph:

No one mentions the Karmapa’s Saraswati Charitable Trust into which all unsolicited cash donations would have been paid if permission to do so had not been withdrawn after the first $100,000. He then registered the Karma Garchen Trust but the application to receive foreign donations under the Foreign Contribution (Regulation) Act has been pending since 2002. Forced to retain donations as they come, the monastery ensures that every penny, cent or yuan (under 10 per cent of the total despite the hullabaloo over Chinese currency) is “diligently recorded”. Even one-yuan notes from humble Tibetans without access to any other currency are recorded

The explanation given for the Chinese currency by the Karmapa’s office is plausible: this cash came as donations from followers from Tibet or China, for whom the offering of donations to a lama is an expression of their devotion. The quantities involved should not surprise us either, not just because the Karmapa has tens of thousands of followers, but because the economy in Tibet and China has changed drastically. In the 1980s, Tibet was far poorer than India and donations flowed exile lamas and Tibetans in India into Tibe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nasteries there. Today, this balance has changed. The Tibetan region has been benefited in some ways from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oday, the people in Tibet enjoy a much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India, and have disposable wealth to send to lamas and to relatives living in India. They can rarely donate to lamas or build monasteries inside Tibet because of heavy restrictions on religion there, and so see India as an alternative base for their temples and monasteries. Both China and India look to these ties with suspicion. The lamas in India are caught in the middle, accused by both sides as agents of the other.

The economic question is one that worries Indian strategists, for the Indian side of the border remains poor and neglected relative to the rapid economic and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malayas. But rather than seeing the flow of money as an index of espionage, Indian leaders increasingly recognise that dispar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either side of the border poses a great danger to India. That is why last year vast sums were allocated by New Delhi for development of roads and other facilities in Arunachal Pradesh and other northern border areas. For India's security, cash donations to lamas in India are insignificant compared to India’s all-important task of speeding up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and growth in the border regions.

The questions raised in the Indian press have serious implications for the Tibetans. On one level, the Lamas and monasteries must be accountable and maintain transparency over their funding. It is clear that the Tibetans in India are among the largest recipients of foreign donations, yet there is very little accountability to the larger public in India, or indeed to their own followers. The Tibetan settlements and monasteries are often located in poorer parts of India and their finances have a large impact on the local economy. The huge increase in land prices in Kangra and other parts of Himachal are driven by the flow of money into the Tibetan community, an imbalance that has created resentment and unfair competition for some of the local community. Without transparency, lingering doubts will remain about the sources of Tibetan funding and donations. However, such transparency cannot be maintained without clear-cut legal protec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will to enable Tibetans to operate within India’s financial systems.

However ludicrous the claim that the Karmapa is a Chinese agent may be, the doubts expressed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Indian society are a matter of concern with serious repercussions for the Tibetan community in India. India is engaged in a hard debate regarding its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those who argue for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view the presence of the Tibetans as an obstacle and those who are suspicious of China, and once saw the Tibetans as an asset, are now beginning to doubt their reliability. The media accusations against the Karmapa have galvanised the public perception in India that the Tibetans are a liability to India’s security. The Hindi-language website Janokti described the Karmapa as “aasteen ka saap”, a phrase invoking a hidden snake. These are issues that Tibetans must address calmly and in depth rather than speaking of hurt feelings and attacking the Indian media whose job is to ask hard, unthinkable questions. Nobody likes being in the media spotlight, but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the duty of the press is to raise questions and not to pander to religious sentiment. The onus is on the Tibetans to demonstrate beyond doubt that their religious feuds and financial activities do not pose a threat to India'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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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ring Shakya is professor of Tibetan History at the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and the author of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转自唯色博客:
http://woeser.middle-way.net/

2011年2月23日星期三

大悲咒




唵嘛呢叭咪吽 大悲咒,西藏人念:OM MANI PADMEHUM,它象征一切诸菩萨的慈悲和加持,特别启请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加持。观世音是佛的报身,他的咒被认为是佛陀对一切众生慈悲的精髓。正如莲花生大士是西藏人最重要的上师,观世音菩萨则是他们最重要的佛和消业本尊。西藏有一句名言说,大悲观世音菩萨已经深深烙在西藏人的意识里,因此任何小孩只要会叫“妈”,就会念“唵嘛呢叭咪吽”。 

据说,在无量劫以前,有一千位王子誓愿成佛;其中一位如愿成佛,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释迦牟尼;但观世音却发愿在其他王子未成佛之前绝不成佛。在他的无尽慈悲中,他也发愿要把一切众生从六道轮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在十方诸佛的面前祈祷:“我发愿帮助一切众生,如果我对这项伟大的工作有所厌倦,我的身体将碎成千片。”据说,他首先下降到地狱道,然后逐渐上升到饿鬼道,最后是天道。他从天道往下看,吓了一跳,虽然他已经从地狱道救出无数众生,却仍有无数众生不断投入。这种景象令他十分悲恸,片刻之间,他对自己所发的神圣誓愿失去信心,于是身体爆炸成千片。他在绝望之中,向一切诸佛呼喊求救,一切诸佛从四面八方来帮助他,诚如某一本书所说的,像温柔的雪花飘然而至。诸佛以他们的大威力让他复合,从那时候起,观世音便有十一个头和一千只手,每一个手掌上都有一只眼睛,象征智慧和善巧的结合,这是真慈悲的标记。他的这个法相比以前要灿烂亮丽和威武有力,可以帮助一切众生,当他在诸佛前发愿时,他的慈悲就越来越大,他发的愿是:“一切众生未觉悟,誓不成佛。”

据说,在他为轮回之苦而感到忧伤时,两滴泪珠从眼睛掉了下来,透过诸佛的加持,变成两尊度母。一尊现绿色,是慈悲的活动力量;另一尊现白色,是慈悲的母性层面。“度母”的意思是“解脱者”:她载着众生渡过轮回的大海。

大乘经典记载,观世音把他的咒献给佛陀本人,佛陀则反过来赋予他特别而神圣的工作:帮助宇宙间一切众生成佛。在这个时刻,一切天神把鲜花如雨般地洒落在他们身上,大地震动,天空响起唵嘛呢叭咪吽哩(OM MANI PADMEHUM HRIH)。

把这些字写成诗歌就是:
    
观世音如同月亮,
他清凉的光熄灭轮回的熊熊烈火,
慈悲的莲花,
在它的光芒中绽放。

佛法说明“唵嘛呢叭咪吽”六字大明咒,在我们生命的各个层次,具有特别而强大的力量可以转化我们。六个种子字可以完全净化六种有毒的烦恼,这些烦恼都是无明的显现,会使我们造身口意恶业,因而形成六道轮回,让我们在其中受苦。透过六字大明咒,贪、瞋、痴、慢、嫉、爱,被转化成它们的真性,六部佛的智慧在觉悟心中展现。

因此,当我们念六字大明咒时,六道轮回中的六种烦恼无形中就被净化了。因此,诵念六字大明咒可以防止再生于六道之中,也可以驱除六道本具的痛苦。同时,诵念六字大明咒可以完全净化五蕴,圆满智慧心的修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字大明咒也可以强力保护我们免受伤害和各种疾病。

观世音菩萨的“种子字”,通常被加在六字大明咒的后面,变成唵嘛呢叭咪吽哩。“哩”是一切诸佛慈悲的精要,是发动诸佛的慈悲心,把我们的烦恼转化成他们的智慧性的催化剂。

卡卢仁波切写到:

另一个诠释六字大明咒的方法是:唵是觉悟身的精要;中间四个字母嘛呢叭代表觉悟的语;最后一个字母吽代表觉悟的意。一切诸佛菩萨的身语意都含摄在这个咒的音上。它可以净化身语意的业障,带领众生进入证悟的境界。当它跟我们的信心、禅修和诵念相结合时,六字大明咒的转化力量就生起和发展。它确实可以如此净化人心。

对于那些熟悉六字大明咒,并且已经在一切世热忱和信心诵念它的人,《中阴闻教得度》祈祷,在中阴境界:“当法性的声音像千雷响起时,愿它变成六字大明咒的声音。”同样情形,我们也在《首楞严经》读到: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
救世悉安宁,出世获常住。
                                

摘自《西藏生死之书》
                                                    
2011.2.12    如我一般

转自:http://damtin.tibetcul.com/121207.html

金刚上师咒“唵阿吽班杂咕噜叭嘛悉地吽”的意义


西藏最有名的咒有两种:第一种是莲花生大士咒,称为金刚上师咒,唵阿吽班杂咕噜叭嘛悉地吽。第二种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咒,唵嘛呢叭弥吽。像大多数的咒一样,它们是以印度古老神圣的语言——梵文写的。


         



金刚上师咒“唵阿吽班杂咕噜叭嘛悉地吽”的意义
唵 阿 吽

唵阿吽(OMAHHUM有外、内、“密”三义。不过,在这三个层次上代表身,代表语,代表意。它们代表一切诸佛的身语意转化功能的加持。

就外在意义而言,唵净化一切身恶业。阿净化一切语恶业,吽净化一切意恶业。由于净化你的身、语、意,唵阿吽提供诸佛的身语意加持。

唵也是形色的精华,阿是声音是精华,吽是心的精华。念这个咒,你就是在净化环境、你自己和其他一切众生。唵净化一切认知,阿净化一切声音,吽净化心及其思想、情绪。

就内在意义而言,唵净化脉,阿净化气,吽净化明点。

在较深的层次里唵阿吽代表莲花部诸佛的三身。吽是法身,阿弥陀佛;阿是报身,大悲观世音菩萨;吽是化身,莲花生大士。这个咒象征三身体现于莲花生大士。

就秘密的意义而言,唵阿吽带来心性三个层面的证悟:唵带来它源源不断的能量和慈悲的证悟,阿带来它光辉的自性证悟,吽带来它虚空般的明点的证悟。

班杂 咕噜 叭嘛

班杂(VAJRA)比喻为金刚钻,这是石头中最坚硬和最珍贵的。就好像金刚钻能够切割万物,本身却不容易被摧毁;同理诸佛的永恒不二,绝对不会受到无明的伤害或摧毁,反而能够斩断一切愚痴和业障。诸佛身、语和智慧心的圣性和作为,有如金刚钻般能够穿透万物而不受阻碍的力量,可以利益众生。像金刚钻一般,班杂没有瑕疵;它的巨大力量来自证悟实相的法身性、阿弥陀佛的自性。

咕噜(GURU的意思是“有力的”,指具有非常殊胜德行的人,他象征智慧、知识、慈悲和方便。就好像黄金是最重最贵的金属一般,咕噜(上师)具有不可思议、毫无瑕疵的品质,使他变成无可超越,殊胜无比。咕噜比喻报身和大悲观世音菩萨。同时,因为莲花生大士教导密绩之道(以“班杂”为象征),而且透过密绩的修行得到最高证悟,所以他被称为“班杂咕噜”(金刚上师)。

叭嘛(PADMA)的意思是莲花,象征莲花部诸佛,特别是他们觉悟的话语。莲花部是人类所属的佛部。阿弥陀佛是莲花部的本初佛,莲花生大士则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因为他被称为“叭嘛”。事实上,“莲花生”是指他在盛开的莲花中出生的故事。

当“班杂咕噜叭嘛”七个字母在一起时,也象征见、定、行的本性和加持,“班杂”义为不变的真理、金刚钻般、不可摧毁的本性,我们祈求在“见”中证悟它。“咕噜”代表觉悟的光明本性和神圣品质,我们祈求在我们的“行”中成就它。

因此,透过诵念这个咒,我们可以获得莲花生大士和一切佛的智慧心、神圣品质和慈悲的加持。

悉 地 吽

悉地(SIDDHI)的意思是“真正成就”、“证得”、“加持”和“证悟”。悉地有两种:一般的和无上的。透过接受一般悉地的加持,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障碍(如健康不佳)可以全部清除,我们的一切愿望可以满足,诸如财富、地位、长寿自然会增加,生命中的各种环境也会变得吉祥,并有助于修行和觉悟。

无上悉地的成就可以产生觉悟,这是莲花生大士的圆满证悟境界,能利益自己和一切众生。因此,忆想和祈求莲花生大士的身、口、意、圣性和作为,可以让我们证得一般和无上悉地。

悉地吽可以如磁铁吸引铁屑般地吸进一切悉地。

代表诸佛的智慧心,是咒的神圣催化剂。它好像是在宣布它的力量和真理:“它就是了。”

这个咒的重要意义是:“我启请你,金刚上师,莲花生大士,以你的加持力赐给我们一般和无上的成就。”

顶果钦哲仁波切解释:
  
  
据说,唵阿吽班杂咕噜叭嘛悉地吽,这十二个字母带着佛陀说法十二部(八万四千法门的精华)的整个加持,因此念金刚上师咒就等于念诵或修持佛陀全部教法的加持。十二部教法是解药,可以让我们从“十二因缘”解脱出来,而使得我们轮回六道的正是这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十二因缘是轮回的机制,让轮回不断进行。透过念诵金刚上师咒的十二个字母,十二因缘就被净化,你就可以完全驱除和净化烦恼,从轮回中获得解脱。

虽然我们无法看到莲花生大士本人,但他的智慧心已经显现在咒的形式上,这十二个字母事实上是他的智慧心的发射,具有他的加持。金刚上师咒是莲花生大士的声音显现。因此当你以念诵十二个字母来启请他时,你将获得巨大的加持和功德。在当前的困难时代里,我们所能启请与皈依的,以莲花生大士最殊胜,所以,金刚上师咒最适合这个时代。



转自:http://damtin.tibetcul.com/121206.html

2011年2月22日星期二

诚烈嘉措:思念阿嘉仁波切




阿嘉仁波切,
今晚的夜里,
我还会梦见您吗?

阿嘉仁波切,

昨夜的仁波切,
是今天的太阳;
昨夜的祈祷,
是今天的祈爱;
昨夜的佛音,
是今天的经灯。

可是、、、

阿嘉仁波切,

今天诚烈想跟您说:
今天的塔尔寺要变了,
无数的庙庙宇宇要变了。

阿嘉仁波切,

今天的塔尔寺在刮风,
无数的经幡一日吹落,
今天的大金瓦在下雪,
无数的佛徒感到日夜冰冷。

阿嘉仁波切,

今天的菩提树在哭泣,
无数的心在滴血,
今天的五明佛学院在怀念您,
无数的学生挂念您流着泪。

阿嘉仁波切,

今天的护法神在呼唤着您,
无数的神明在陪伴着您,
今天的地宝八塔在冷风中迎着您,
无数的众生在怀念着您。

阿嘉仁波切,

看见今天的塔尔寺,
想念今生的阿嘉仁波切,
心里充满着苦辣。

阿嘉仁波切,
我今生的双眼,
是您指引我。

阿嘉仁波切,
今天是元月初五,
对我来说,
是永远难忘的日子,
也是觉悟成长的一日。

思念仁波切,
祈祷仁波切。

仁波切万岁,世界和平。

2011年1月6日


延伸阅读:

阿嘉仁波切英文自传《SURVIVING THE DRAGON》在美国出版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03/sruviving-dragon.html

专访阿嘉活佛:“我有义务澄清事实,促使汉、藏两族和解。”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08/blog-post_31.html

转自: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1/blog-post_08.html

2011年2月21日星期一

冉云飞:社会严控下的新闻打压

极权社会和独裁专制统治,其管制社会的手段,与民主自由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是显性的强硬管理,由军人、武装警察包括秘密警察乃至基层民兵等组 成的高压态势,通过随时制造敌人,到处发展线人广及边僻基层(村委和居委会),对个体进行原子化切割和包围,让你时刻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中。另一方面则是不 停地、反复地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极强的信息管制,以便通过谎言来骗取民众的信任,使民众变得愚蠢而懦弱,对其百依百顺。概言之,恐惧加上谎言,就成了极权 制度下管理社会的不二法门。而流水线式地制造谎言和信息的大规模屏蔽,是通过各级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局)、广电局(厅)、国新办、网监处、网管办等与 新闻传播相关的部门来实施和运作的。六十年来,共产党对新闻无所不用其极的管制,有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要道尽其间的细节和每个阶段的不同,不是 一篇小文所能完成的。但我可以就手中所掌握的史料以及对现实——比如长平、殷玉生、龙灿等的被开除、宋繁银、彭晓芸被停职事件——的了解,给大家说清他们 对新闻管制的历史和现实,为什么堪称一脉相承、其来有自。

                          

我手中有一册1949年9月由西南服务团办公室出版印行的《北平市军管会人民政府政策法令汇编》,涉及到共产党新得鼎后许多方面的做法——如《关于 西南邮件检查的规定》(1950年6月27日)明确限制通信自由,更有华中军管会下令收缴民众自己写的日记——其中当然少不了新闻管制。而一则《北平市军 事管制委员会公布北平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就非常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新近得鼎后,与国民党对传媒极不相同的管制办法,给那些认为共产党比国民 党更讲新闻自由的人,抽了一大耳刮子。西南服务团办公室印行的时候,是1949年9月——北平军管会这则新闻管制暂行办法,应该是在北京“解放”的 1949年1月31日之后不久就实施的,这说明中共官方对新闻管制猴急马急的嘴脸——全国都还没“解放”,说明北平军管会这个“暂行办法”已成为后来“解 放”城市对新闻管制的通行办法。这则“暂行办法”一共九条,让我们摘录其中最重要的几条,来说明他们在六十年前给新闻管制奠定的基础。

虽然不像后来对报刊杂志实行严酷的刊号管制,但就是在报纸杂志的登记证制度之下,对杂志报纸登记要求非常严,必须填写“主要编辑与经理人员的姓名、 住所、过去和现在的职业、过去和现在的政治主张、政治经历及其与各党派和团体的关系”。对政治主张、政治经历、党派和团体关系的苛酷要求,“纯洁”了新闻 从业人员,已使伤害新闻自由成为一种必然。尤其这个暂行办法的第五条,更近乎肆无忌惮地扼杀言论及新闻自由:“五、凡经本会允许登记在本市出版或营业的报 纸、杂志和通讯社,均须遵守下列各项:甲、不得有违反本会及人民政府法令的行动。乙、不得进行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宣传。丙、不得泄漏国家机密与军事机密。 丁、不得进行捏造谣言与蓄意诽谤的宣传。”“人民政府的法令”其程序和实质合法与否,暂且不说,后面三条可以说任何一条都是对新闻自由的高压管制和极度蔑 视。

换言之,蔑视和扼杀新闻自由是共产党久有的传统,不仅偏安延安一隅时是如此,得了天下后亦然,没有任何改观,还变本加厉,在新闻管制上更透出“魔鬼 的精致”。虽然如今的新闻管制上越来越“精致”(自然有时也难免狗急跳墙),管制细化到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但观察这个“暂行办法”第五条下面的这几款, 与今天惩处新闻从业者的办法依然大同小异。比如最近中宣部领导号召、中国记者协会实施的“打击假新闻运动”,就是通过打击所谓的假新闻,来实施高压管制, 从而将报道敏感新闻的人开除,《成都商报》记者龙灿被开除就是此中典型。更为可耻的是,中国记者协会党组书记翟惠生对虚假新闻的判别标准:“虚假报道,虚 假很可能局部是真实的,全局是虚假的,或者具体情节可能是真实的,但放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中考虑就是不合适的。”换言之,符合官方的要求哪怕是报道不 实,也不算假新闻;不符合官方的要求,即使是真新闻也是假新闻。此种利用强权来颠倒黑白的伎俩可谓常胜不衰,这说明六十年来官方的新闻管制,虽然在具体办 法上各时代容有不同,但其对真相的掩盖、对新闻自由的扼杀,却是一脉相承的。

                           二

除了管制无所不在、愈来愈精致上今胜昔外,今与昔还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最主要的不同是如此漫长而彻底的新闻管制,已由公开化、半公开化到如今的基 本地下化。按理讲,独裁政府的新闻管制,为了威慑民众,应该尽量公开。但尽量公开后,在信息传播比较快的时代,独裁管制的神秘感就会有所丧失,同时也会让 更多的人看透独裁统治的本质,并据此拿来批评独裁统治者。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玩“神龙见着不见尾”,即你知道是上面发出来的管制通知,但你并不 知道具体是哪个部门、更不知是哪个具体的个人所发出的。不让你知道是哪个部门哪个具体人所发出的管制通知,是害怕有人拿到手后,不小心将其公布出来。同时 许多个人若不是害怕将来遭受清算——自然是不愿为独裁制度公开承担风险——也害怕今天沸腾的半残废(GWF屏敝掉了许多真相)中国网络,对其人肉搜索且大 加挞伐,让其作恶无处隐匿。

我手上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新闻管制史料,但所藏的一本中宣部出版局编辑出版的《出版工作文献选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版),其中就 有“关于对参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者的作品的处理问题”,在这大项下面,有《新闻出版署发出对两种人的作品应及时处理的通知》(1989年6月29日)、 《新闻出版署通知十个人的著作停售》(1989年7月4日)、《新闻出版署关于禁止出版、发表王丹等人著作、文章的通知》(1989年8月1日)、《新闻 出版署关于十人作品原则上不准出境或进境事的函》(1990年3月31日)。从出版方面的管制情形来看,下达这样正式的新闻管制通知也一定不少,而且有案 可查。但如今的新闻管制,较直接的是口头传达,不发文件、不立字据、不准录音;有的则是远程电话传达,但也不准录音、不准记录,让这件事秘密进行,从而让 新闻管制彻底变成“无录音”、“无记录”、“无留底”的“三无产品”。但也有较一般的、具体的管制通知是通过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和报社之间的内网送达的, 让编辑记者遵守,什么是不能报的,什么只能用通稿等。这方面或许留下了一些新闻管制史料,但目前很少见到有人公开。要言之,管制精致而繁琐,但一些重要的 管制,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比如网传开除长平的是中宣部的副部长蔡名照,但长平说他无法证实,否则会起诉他。这说明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新闻管 制,可以让受惩戒者找不到出气口、找不到投诉地、找不到惩罚者,从而让此事在恶性事件频发的中国,于短期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今年的新闻管制针对个人的处罚,越来越频密,如开除《成都商报》的殷玉生、龙灿,开除南都集团的长平,同时停止《时代周报》总编宋繁银、评论部主任 彭晓芸的工作,都是将惩罚具体量化到个人身上的恶行。官方想通过惩罚的具体化,达到惩一儆百的效果。因为这些人被开除后,生计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有 的甚至无法再在这个行当做事。即便只是暂停工作,其在奖金等方面的收入也大受影响,这对传媒人现实利益的损失的确不可小看。这和以前那种“只打雷不下雨” 或者少下雨的惩戒,要凶残得多。其实新闻管制的地下化,惩戒的具体化,都表明官方把所能运用的新闻管制办法用到了极致,这是官方内在虚弱的回光返照。从更 长远的角度来看,随着网络媒体的勃兴,官方的新闻管制必有溃堤的一天,当然这仰赖我们所有追求真相者的共同努力。

2011年1月31日至2月2日凌晨1:30分于成都


转自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anyunfei/archives/375268.aspx

2011年2月20日星期日

2011年塔尔寺酥油花简介



2011年果芒增札(下花院)酥油花










2011年果芒增札(下花院)酥油花简介

《神猴哈努曼陀罗和罗刹岩魔女的故事》的简介 

今年的酥油花主尊为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其两边为神猴哈努曼陀罗和罗刹岩魔女的故事。主尊右边是以《俱舍记》所讲的宇宙起源图,以及在藏族史料中记载着藏族的祖先是观世音菩萨所化现的猴子与罗刹魔女所生下的后代。宇宙形成,雪域大地生起之初,西藏地方并没有人类,充满了各种非人的精灵。观世音菩萨得到阿弥陀佛和释迦摩尼佛的点化和加持,并邀请文殊菩萨和普贤金刚手菩萨一同来到雪域地区,并由观世音菩萨化现一只名叫哈努曼陀罗猕猴力士,观音菩萨授以根本五戒,得到观音菩萨的应允,与此处长年居住的罗刹魔女结合,生下由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等六道轮回中投生而来的六个儿子,他们嬉游玩耍,逐渐长大,与森林中的众猴群相结合,生下后代,繁衍了藏民族,起初它们摘吃野果,逐林而居,但后来由于繁衍过多,无果而吃。神猴哈努曼陀罗祈求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赐以五谷种子,播种耕作,繁衍后代,过上了幸福安康的圆满生活。

主尊右边是由于耕作勤劳多少,自然条件的好坏,所以发生了谷类收成好坏的区别,也因此产生了人们贪嗔痴的因缘,所以也就产生了不可缺少的领导者第一任国王,由天而降的聂赤赞普,他在泽当河谷地区的灼当贡保山上修建了藏族历史上的第一座藏王宫殿——雍布拉康。从此开始,先后经过了临终前都是由会发出光明的“登天之绳”上升虚空,如彩虹一般而消逝的“天降气赤王”和“止贡赞布”、“波德贡甲”、以及“地上六勤王”、“八得王”、“五赞王”等的二十七代王朝,一直到公元七世纪中,藏王松赞干布在观音菩萨加持并驻赐的拉萨红山上面修建了藏族历史上的第三座藏王宫殿——布达拉宫,后经第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八桑结嘉措的扩建,才有现在的这个规模,这就是藏族历史的形成即神猴哈努曼陀罗和罗刹岩魔女的故事。
       
2011年杰尊增札(上花院)酥油花
        
《极乐净土》简介




2011年杰尊增札(上花院)酥油花

《极乐净土》简介


今年杰尊增札(上花院)酥油花主尊为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左边为佛陀传法超度六道众生——十八层地狱的众生得到佛的加持,以自己的愿力,踏着五彩的光芒,以变化生往生极乐净土。右边为以愿力和变化生来到极乐净土的众生,在自己的愿力的阿弥陀佛座前聆听佛法,修行正果。对极乐净土三届法王遍知一切宗喀巴大师云:由此婆娑往西方,经过十亿万佛土,名曰西方极乐境;其境大地诸宝饰,美妙平坦为掌心;山岳纯是珠宝成,遍地竟无黑恶山;赏心惬意清净土,四边七宝多罗树,七重行树绕周围,如同群星绕明月。以即是说:由此婆娑世界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净土,其大地均由种种珠宝自然形成,宽敞广大,平如掌心,能使心情欢喜,极为舒畅;有沉浮四指许的重重宝山,齐重行树;有清凉池沼,有种种奇妙的变化之鸟,争相唱鸣,悦耳动听;遍地布满各种鲜花,美妙香洁;有无数千重楼阁;琼玉宫殿庄严其上;充满熏香、念珠、涂香、伞盖、胜橦等稀有器物。其众生为天人二道,皆有愿力宝莲化生、永世不堕恶趣;享受等同天趣他化自在天,具无数声闻与菩萨眷众;中间菩提树王前,世尊如来应供三藐三佛陀无量光阿弥陀佛清净无染,会众如海,于无量俱胝劫永生常住,宣说深广妙法,凡是闻阿弥陀佛佛号,对其生虔诚心,闻极乐净土殊胜公德者,彼等定生神圣佛土极乐净土。如是说故,我于汝顶观想三皈总体自性上师阿弥陀佛,将汝之灵识入佛陀心中,为所缘境,汝当随我句义勤奋观修切为重要。风调雨顺,六时吉祥。
                                  ..........塔尔寺公保老师









 转自:http://tenli.tibetcul.com/121123.html




























2011年2月19日星期六

何清涟: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



近两天,最让人吃惊的新闻莫过于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广播电视节目可能将被裁撤的消息。考虑到这一行动正好发生于中国为争夺国际 话语权而花费巨款推行“大外宣计划”之时,我觉得有必要谈谈自己在中国人权(纽约)做的一项研究课题中的一部分,以让人们了解今天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 图。

中国官方一直认为,“世界上话语权的分配很不平衡,80%的信息被西方媒体垄断”。自从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积聚了财力之后,就开始通过 资助或者直接出资创办貌似独立的华文媒体、华文学校,并鼓励开办各种华人社团,作为统战工作的主要工具,并将这三者合称为中国政府的“三宝”。从三年前大 张旗鼓地全力推行“大外宣计划”。这一计划分为中、英文(含其它语种)两大部分,正以雄厚的金钱做后盾稳步推进。

香港台湾两地的华文媒体是群体生态,中国政府各有不同方式控制。本文略陈中国政府如何控制港台之外的世界华文媒体。

北 京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渗透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开始。2001年11月21日,美国詹姆斯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在其会刊《中国简讯》(China Brief)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政府是如何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的文章,该文章指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政府花费了巨大努力介入海外的中文媒体, 其主要策略有:投资控股、给予媒体在大陆的商业利益、安插人员等等。不少中文媒体被收买,或因不敢得罪中共,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上越来越接近中国大陆媒体, 所使用的语言也日益接近中国的官式语言。该文披露,当时美国主要的四种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侨报》,发行总量约七十万份, 但都受着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因为中国政府“金钱统战”的结果,海外华文媒体已经有不少日益偏离新闻自由的轨道,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与西方主流媒体 的价值判断相反。

自本世纪零年代中期开始,北京政府又采用了更成熟的控制与渗透策略。除了采取前述手法继续渗透并加强控制之外,还为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提供了各种交流与聚合的平台。这种平台分为两类:

一 是为世界华文媒体从业者提供交流平台。2002年北京大学成立 了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其目的是“聚合海内外研究资源”,该中心与中国专事对外传播的政府管理部门及新闻媒体,还有海外华文媒体及其合作组织——世界华 人报业协会等有着密切联系与合作关系,组织各种交流活动,为海内外华文媒体的合作及业务拓展提供“对策研究”,共同编纂《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等。国外华文 媒体的负责人在这个平台上发表一些什么研究成果呢?大都是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国(即中国政府)的声音,还有世界各国华文媒体的工作心得,如美国华文杂志《彼 岸》的副总编所写的“华文媒体在美国的作为以及与中国大陆传媒之间的互动”,有些文章的标题就是“宣传和推动反独促统是海外华文媒体的光荣使命”。

二、 定期举办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与各种研修班,对海外华文媒体从业者进行规训。从2001年9月举办第一届世界华文传播论坛以来,至2009年共举办五届,每次 与会的都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数百家。按中新社社长郭招金的说法,办这论坛的目的就是“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会者心中也明白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 色,据一位与会者事后感想,这种“有吃有喝有玩乐有鼓掌有照相有发言有总结有资料有礼物有欢迎有道别,一种典型的中国庙会式的‘大会’”,对于移民海外者 确实有吸引力。举办者意在“招安”,而参加者更是希望自己表现好,在众多受招安者当中鹤立鸡群,备受中国当局重视与关注,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此同时, 由中国国务院侨办出面,从2006年开始,经常举办各种海外华文媒体研修班,截止2010年共举办6期,来自法国、英国、美国、巴西、南非、澳大利亚、菲 律宾等世界五大洲近百个国家的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参加了这种所谓“集体研修活动”。中国政府的目的很明确,是让海外华文传媒负责人到北京“充电”。每次会 上都有负责新闻宣传的官员到会讲课。

除传统的媒体报纸外,中共还广泛涉足电台,电视业,操纵美国一些当地的华语电台,电视。 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英语节目(CCTV-9)24小时不间断通过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有线电视网在美国纽约、洛杉矶和休斯顿三城市播放,这是中央电视台 与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达成的协议。自从开始这项合作之后,时代华纳旗下的CNN对中共的态度马上转了180度的大弯。

应该说,中国政府 统战海外华文媒体很有效果,每逢中国有大型活动,海外华文媒体非常自觉地配合中国政府的宣传。比如奥运前夕,北京奥组委于2007 年11月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召开华文媒体见面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在会上对华文媒体的宣传做了原则性的指导。十七大 召开,许多华文媒体争相配合,受到国新办称赞。

可以说,世界华文媒体的版图已呈红色与粉红色。港台两地媒体已被北京采用种种手法渗透控 制,自由度连年下降。世界各地的中文媒体也早就被中共采取上述各种手法收归己用。还能够坚持独立立场且有规模效应的中文媒体只有美国之音、BBC、自由亚 洲电台等少数几家。其他少数异议中文网站由于其内容的限制,与其说是公共媒体,勿宁说更象是同仁讨论圈。在中国正以咄咄逼人之势,意图垄断华文媒体话语权 时,裁撤美国之音、BBC等媒体的中文广播电视节目上,无异于主动放弃中文世界中最后一块未被北京掌控的言论空间。这一不明智的决策,既对推进全球民主化 事业有损,也是对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放弃。


来源:何清涟博客
转自《西藏论坛》
http://www.tibetalk.com/bbs/index.php?all=337

2011年2月16日星期三

十善飘扬的国度


文/朱瑞


那迎面而来的磅礴和雍容,即使在无法抗拒的潦倒中,仍然征服了我。我的腿不听使唤了,竟忘记了去帕廓街的目的,径直进了那个大门。这是我初见夏札家族的主宅——夏札平措康萨时的不能自已。那天,我还打听到了这个家族的继承人夏札先生1 和夫人2 的去向。


在“政协”大院一间狭窄的小屋里,夏札先生正盘坐在床上读着经书呢。


“还习惯吗,被迫离开那个祖传的房子搬到这里?”我看着夏札夫人。


“已经很好了。他(指夏札先生)在监狱里一呆就是二十多年,文化大革命时,连暖瓶都被没收了,买一个,他们就没收一个。”夏札夫人一边为我倒着甜茶一边回答。


夏札夫妇的平静、敬佛,包括对我,一个突然闯入的汉人的真情,使那间简陋的小屋,在我的眼里,成了一座桃花源。后来,我成了夏札家的常客。话题,自然地多了起来,也就涉及了夏札家族的女儿——拉鲁夫人央宗茨仁的一些往事。


那个冬天,朗顿夫人南杰拉孜3 ,还请我为她的父亲恰巴•格桑旺堆4 先生写回忆录,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恰巴先生的家,就座落在拉萨河边的林卡里,那是拉鲁夫人央宗茨仁还俗前静修的地方,尽管面目皆非,但,那座石头老屋还在,还可以想像从前的美景。


那个冬天的很多午后,我都是和恰巴先生一起度过的。守着甜茶和卡普塞5 ,还有拉萨的日光,我们沉浸在很深的往事里。偶尔,恰巴夫人索南卓玛也会和我们一起坐上几分钟。有一次,她甚至提起了拉鲁夫人央宗茨仁,那温婉的声音,更加温婉了:“她是在读经中盘坐着去世的。”


就这样,从不同的源头,拉鲁夫人央宗茨仁的故事,汇入了我心。


那 时,我在拉萨西郊的《西藏文学》杂志社工作,却住在东郊的文化厅院里。尽管文联有班车,我还是常常选择走路回家,就为了绕经拉鲁庄园时好好地停一会儿。当 时的拉鲁庄园,只剩下半壁老屋和暗红色的边玛墙了。像随时都会被一阵风儿吹倒似的,显得格外单薄。还有达姆热,沙化得非常严重,风“呜呜”地吹着,每次经 过时,我的脸上都会挂一层细沙。眼看着往日的辉煌一点点地消失,就要了无痕迹了,我就蒙生了写这部小说的想法。


可是,我不敢轻易下笔,毕竟,我是一个中国人。怎么才能无误地把握我的主人公呢?


拉 鲁夫人央宗茨仁的第一位情人和丈夫,以及仅有的孩子,都不幸病逝。按中国传统,该叫克夫,都会避之唯恐不及。另外,她的生命中,有过不少男人,甚至垂暮之 年,还和义子,也就是她的情人龙夏的儿子结婚。按照中国的伦理,也是走不通的。中国社会提倡守节。男人死后,女人要么殉葬,要么枯守空房,才可以被社会接 受,立个牌坊。


然而,拉鲁夫人央宗茨仁在西藏社会享有显而易见的声誉。这说明,西藏和中国,在风俗、伦理等方方面面, 都截然不同。是的,藏人珍视生命,心性自由,真诚守信,同情弱者,没有那么多的精神栅栏,很接近西方的理念;而我们,更习惯于屈服传统,扼杀个性,崇尚强 者,甚至背信弃义……所以,藏人的精神甚至包括物质,在中国“解放”西藏以前,已走在这个世界的前面,更不要说中国人的前面了。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批判 的,其实,正是我们应该学习和尊重的。穿越中共的谎言,不消说,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十善6 飘扬的国度。


中共定性的“三大领主”,正是西藏的文化主体。他们中的大多数(当然不是全部),血脉中流淌着千百年来从先祖那里承继的慈悲和智慧。他们是优雅的、光明的、善良的,他们的行为操守和对佛教的忠诚,壮大着西藏世界的文明,尤其是利他精神。


一 个国家是不是独立的,不仅体现在地理上,还体现在历史上,以及风俗习惯等诸多内容上。不管你承认与否,西藏,这个高原佛国,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独立的。然 而,如果不是走进西藏,就永远也发现不了这些。就是走进西藏,仍然狭隘地以中国的陈规陋习为标准,也是无论如何,不会理解、发现西藏的。


带着这些思索,我尝试着写一些比较小的场景,表达对西藏的认知。就诞生了我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比如:《嘎玛堆巴》、《苍姑寺阿尼》、《巫师的女儿》、《玛吉温泉》、《第三次生命》等等。


反 馈的意见给了我信心。2001初春,我为这部酝酿已久的长篇提笔了。开始,我虚构了一连串的名字。可是,写作的时候,那些名字,一次又一次地刺痛着我的眼 睛,心,也如同一块平展展的绸缎,突然皱巴巴起来。后来,我决定了选用小说中出现的大多数人物的真名。这也是这部长篇,和以往我的作品的不同之处。


选 用地名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开始,我把达姆热称作芦苇林;谿卡称作庄园等等,也是因为无法逾越精神的障碍,最后,我还是选用藏语译音;有的被更改的地 名,我也尽力恢复原貌。比如山南、亚东等地,我就写为洛嘎、卓木等。另外,西藏的货币单位和度量衡,也和中国不一样。比如,我在书中提到的“克”,和我们 平常所说的一公斤等于一千克,不是一个概念。举个例子,这里的400克,实为2800市斤……总之,我尽力保持原貌:地名、人名、律制、货币单位、度量衡 等等。


遗憾的是,写作的时候我接到了移民加拿大的通知。从此,停笔八年。


2008年西藏抗暴传来,看到中共官媒,甚至某些中国人,再次以救世主自居,毫无顾及地对一个并不了解的西藏社会,进行方方面面的曲解和臆想,就有一种被扼住了喉咙似的难过,于是,我开始续写这部小说。


感谢挚友唯色的耐心阅读和推荐;感谢无数的藏人朋友,尤其是民俗学家仲次仁(Chungtse)和格桑坚赞先生的帮助;感谢允晨文化,继《倾听西藏》之后,使我又一次有机会向中文读者,尽可能地还原一个被共产主义的炮火和官媒,藏匿了半个多世纪的西藏文明。

2010年12月 完稿于加拿大卡尔加里


(此文为长篇历史小说《拉萨好时光》后记 )


注释:
1、夏札先生:指夏札•甘丹班觉。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首相夏札•班觉多吉的孙子。中共“解放”西藏后,因参加“叛乱”,曾在中国的监狱里,度过二十多个春秋。2、夏札夫人:救过十三世达赖喇嘛性命的擦绒•达桑占堆的女儿贡桑拉吉。
3、朗顿夫人南杰拉孜 :西藏首相夏札•班觉多吉的小女儿拉云卓玛的后代,后嫁给司伦朗顿•贡噶望秋的长子朗顿•班觉。4、恰巴•格桑旺堆:拉云卓玛的女儿索南卓玛的丈夫。历任多种中共官职,文化大革命期间,饱受劫难。5、卡普塞:藏语,油炸果子。6、十善:图博社会的法律规范.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心、不邪念、不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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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February 1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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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3日星期日

唯色:赠与朱瑞,这雪域的雪……



读着《拉萨好时光》,就像是看见清澈湖水的倒影,呈现出深爱拉萨的朱瑞。于是我想起,多年前,我们都在拉萨的时候,每每与朱瑞在一起,总是见她拿着一个小小的本子,只要听到拉萨的典故、歌谣、谚语,或者一个陌生的藏语词汇,她都会着急地一边追问,一边匆匆地记录。我见过那记得密密麻麻的小本子,不过我不知道像那样的本子,朱瑞她在拉萨的时候积攒了多少个。

读着《拉萨好时光》,其实只是最开头的引子,已经让我的眼睛湿润。也许别人会以为朱瑞在虚构昔日的拉萨,因为她写的达姆热正是今日所说的拉鲁湿地,而拉鲁湿地哪里有半点过去达姆热的影子?可是前不久我回到拉萨,与一位写作古典诗歌的老人谈起消失的拉萨,他说甚至到了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夕,还可以看见流沙河一带有黑颈鹤在飞翔,这让他想起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句“白羽之仙鹤,请借我双翅;不飞往远处,到理塘就回”,这表明当年仓央嘉措从宗角鲁康眺望远方,常常目睹那样的美妙情景,故而写下对来世的预言。当然,流沙河被填没也有三十多年了,如今密布着汽车修理厂、水果批发市场和无数的商铺、饭肆,以及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

读着《拉萨好时光》,想起在老诗人的家里,众人对朱瑞由衷的称赞,虽然一别已过十年,还都记得她是那么喜欢听拉萨的老故事,知书达礼的她、温文尔雅的她、善解人意的她,至今让认识她的藏人们深觉与印象中的汉人很不一样。我其实写过当年离别前夕的情景:

一个过去的贵族用已经衰老的声音真诚地说,我们之间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狼与狼,也不是狼与羊,所以我们是朋友,这跟民族无关。

于是那个将要告别西藏的人儿不禁落泪。

哈达。敬酒歌。流动的盛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有一首敬酒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在雪域下了很多的雪,像一朵朵花儿盛开,簇拥着一座金子一般的塔。啊,我的精神,我的欢乐,我的梦。

我还写过朱瑞的,在另一篇散文中,我们一起去哲蚌寺。朱瑞说,有本书上讲,我每次去哲蚌寺,都觉得回到了一千年以前。

朱瑞突然生起一念。她要从昌都搭车去德格。然后是甘孜。炉霍。道孚。康定。二郎山。那是我走过的路线。一路的无法形容的美啊。这个担心再不走一回就老了的汉族女人。她很想赶在从此一别之前这么走一回。哈尔滨,她的家。往后就是加拿大了。她难过地说,可我很想住在这里啊。为什么天文历算所的卦说我不适宜留下呢?她几乎要哭了。

也许会有人在读到朱瑞的《拉萨好时光》时像我一样,想起一部名为《The Lost World of Tibet》的纪录片。我看过三四遍了,昨晚又看了一遍,但我依然不认为它是凭吊者的挽歌,虽然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现实理由在为挽歌注解,就像影片中有个镜头虽一闪即逝,却可以瞥见图伯特的辉煌,但已是最后的辉煌,如夕阳西下,或如回光返照。

那是1958年的秋天,为通过最高学位的考试,尊者达赖喇嘛先是去哲蚌寺和色拉寺,与最出色的佛教学者辩论,而后又去了甘丹寺。彼时形势越发危艰,入侵者已经露出狰狞之色,只剩下几个月,不及24岁的尊者将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然而那天,阳光下,尊者他脚步轻盈,且微笑着,自如地展开绛红色的袈裟,这一瞬间,完全铺满整整一座山的甘丹寺出现了:从旺波日的这头到另一头,绵延而宽阔,重重又叠叠,刚刚刷白的墙体,火红的殿堂,闪光夺目的金顶,被飘飘欲飞的袈裟辉映着,示现了一个绛红色的佛之邦土。

如果此时有歌声响起,应该是《拉萨好时光》里,从藏戏《朗萨雯波》中摘录的歌谣:

知道生的末尾是死
不敢贪恋人生
知道聚的末尾是散
不敢贪恋友情……

或者,是宗喀巴大师在亲自建立了毁于文化大革命的甘丹寺后,向万千信众开示:

一切有为法,都呈无常相,
积聚皆销散,崇高必坠落,
合会终别离,有命咸归死。

且容我将这些文字赠与挚友朱瑞,这是她前生、来世之故乡的雪……


2010/12/29,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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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February 13, 2011 



2011年2月10日星期四

王力雄:中国政府的自说自话


刚从西藏主席转任人大主任的向巴平措,在今年的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把达赖喇嘛转世标准归纳了四点:“一是必须按照宗教仪轨;二是历史定制;三是大活佛必须在释伽牟尼像前金瓶挚签;四是必须取得中央政府的批准,否则是非法的、无效的。”

对于这种有了权力就以为可以命令一切的专横,网络上有人这样讽刺:“真奇怪,达赖转世,自己做不了主,竟然要由中共说了算?达赖转世系统已经存在四百多年,又不是中共发明的,也不看看自己执政才多少年,以及,还有多少年……”

向巴平措、白玛赤林等藏人官员是北京政府任命的,因此他们也就认为达赖喇嘛和所有的活佛也得由北京任命;他们自己必须向北京效忠,也就认为所有藏人 包括达赖喇嘛都得向北京效忠——如果这不仅仅是一种表演给北京上司的政治姿态,而是他们真心这样想,只能说明他们尽管长着藏人的面孔,灵魂已经完全不是藏 人。

只要是藏人,就应该了解,政府是世俗的,活佛属于另一个世界。佛教追求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是成佛,去极乐净土永享安乐。藏传佛教中的活佛是指那些 自身已修成佛者,却为了普度众生,自愿放弃在佛界享受安乐,屡返人世忍受往复转生之苦,来充当信众与佛界之间的桥梁,引导众生获得解脱。他们和世俗的政治 权力没有从属关系。

作为信奉无神论的当权者,尽管可以有不同的世界观,但是从其担负的管理职责出发,至少应该有这种自知之明,权力能管的只是有形事物,达赖喇嘛的根基 在宗教。尤其是政教分离的今天,达赖喇嘛只是一种权威,跟权力完全无关;他的权威是在信众心里,而不是靠政府法令或任免才能存在。恰恰对于宗教,政治权力 是最无能为力的。回首人类历史,各种政权走马灯般地轮换,个个都是短命的,只有宗教经受千年风雨而屹立不倒。

中国统治者必须搞明白这一点,身在此岸的政权去说彼岸的达赖喇嘛是否合法、是否有效,只能是自说自话,不但没有实际意义,效果只能相反。中国花那么大力气捧抬的汉班禅,一直得不到藏人的认可,只能作为一个外表华贵却内心可怜的花瓶,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2010/3/11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本文已被和谐,通过国外网代理搜寻而成,编者加)


王力雄文库
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401

转自
http://tibet.woeser.com/?p=25259

2011年2月9日星期三

丹增尊珠诗三首(重发)



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

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生于印度,获孟买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著有英文诗集《穿越边界》,散文诗《转圣地:一个故事和11首诗》,杂文集《Semshook》等。

丹增尊珠诗三首

朱瑞译

背叛

我的父亲死了
为了保卫我们的家
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图博特

我太想制造战争
但是,我们是信奉佛的人
上师说,我们应该和平,还有非暴力

我就原谅了我的敌人
只是,有些时候,我感到
我在背叛我的父亲

2009-2-11译


地平线

从家里出发
抵达了地平线
走啊
从这里到那里

从那里到下一个那里
从下一个那里再到下一个那里
从地平线到地平线
每一步都是地平线

数着这些脚步
然后记住这个数字

拾起白色的小卵石
还有古怪而陌生的树叶
标出
走过的曲线和峭壁
你可能需要
沿着它,有一天
踏上归途

2009-2-18译


达兰萨拉下雨的时候

达兰萨拉下雨的时候
戴着拳击手套的雨滴
成千上万地
降落
捶打着我的房间
在铁皮房顶的下面
我的房间
哭了
我的床湿了
还有我的那些稿子

灵动的雨
有时从我房间的背后抄袭
不可信赖的墙壁抬起
允许一股细流
从墙根涌入

坐在我岛国的床上
观看着我的国家被淹没
包括为了自由而写的纸条
对监狱日子的回忆
来自学院朋友们的书信
面包的碎稍
蓬勃地鼓涨着浮在表层的方便面
像是所有忘却的记忆
突然复原了

受尽折磨的三个月
针叶松在雨中的季节
喜玛拉雅被洗得纯净
落日闪亮

直到雨镇静下来
停止捶打我的房间
我才去安慰
我的那个
自英国殖民时期
就履行义务的铁皮房顶
房顶之下
从那时起
就成了许多无家人的
避难所

现在除了被鹅,鼠,蜥蜴和蜘蛛占领以外
还有一部分被我租下了
一个租来的家
简陋的生存

我的克什米尔女房东
80岁了,无法皈依故乡
我们常常争论
克什米尔和西藏
那个更美

每一个黄昏
回到我租来的房间
我都在想,我不能就这样死去
必须有一个出路
我不能像我的房间一样
哭泣
我已经哭得太多了
在监狱里
还有一个又一个短暂的绝望

这里必须有一个出路
我不能哭
我的房间已经太湿了

2009年2月19日译

Dibyesh Anand:佛不笑了




2011 年2月2日,嘉瓦噶玛巴在他的驻锡之地——达兰萨拉上密院中接见来自印度各地的数千名流亡藏人、喜马拉雅民众和外国信徒时,就所谓的“巨款”+“中国间 谍”风波,强调印度与中共的法制有天壤之别,信众可完全放心,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图1为当时情景,图2为信众支持嘉瓦噶玛巴的情景,皆来自网络。


佛不笑了

印度斯坦时报
2011年2月1日

作者:Dibyesh Anand(迪毕石·阿南德 )
译者:卜花儿 ( @Buxoro)

“噶 玛巴是中国间谍?”“达赖喇嘛可能的继任者是中国的奸细?”“这是中国为控制边境地区使用的新花招?”媒体对噶玛巴喇嘛的猜疑令人发指。可悲的是,这种新 闻报道没有以任何实情调查为依据,这不仅暴露了印度媒体的工作方式,也打击了藏人对印度民主的信任,进而危害了印度在西藏的长远利益。

警 方在搜查中发现了价值几千万卢比的现金,最多也可能只是噶玛巴寺院管理者处理金钱不够规则,或不太透明,他们当然要为此负责。但是指责一个人为另一个国家 的间谍,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不应随便提出,因为会损害他或她的名誉。这种新闻报道扑风捉影,也显示了对生活在印度的西藏人缺乏了解。

第 十七世噶玛巴伍金•赤烈多吉是噶玛噶举派的教主,具有藏传佛教中最悠久的转世传承。他是同时被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承认的为数不多的喇嘛之一。这并没有什么 阴谋可言,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中国对西藏境内的宗教人士还比较通融,对喇嘛转世的选择也能与达赖喇嘛及其他流亡中的喇嘛咨询、协调。到 1995年,在班禅喇嘛转世发生危机之后,这种宽容不复存在。

第十六世噶玛巴圆寂后转世的选择本身也一直有争议,另一位是听列泰耶多杰, 由噶玛噶举派的重要人物夏玛巴认证为噶玛巴。很多人都说夏玛巴与印度安全机构及政府机构由密切联系。但是,大多数藏人已接受达赖喇嘛的选择。在中国控制的 西藏,实际上对噶玛巴的崇拜已仅次于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在西藏格鲁派寺院(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教派),都能看到噶玛巴的照片。对普通藏人来说,噶玛巴与 达赖喇嘛相距不远也增加了他的神圣性。

噶玛巴确实避免做反对中国的政治声明,北京也因此没有对他有所指责。同样,这也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在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时,中国也没有公开批评他,直到他发表公开声明之后。北京并不想因为谴责噶玛巴,而帮助制造出另一个全球公认的人物,成为自由西 藏运动动员的象征。此外,在历史上,历代噶玛巴也一直避免政治,因为在西藏传统政府中,格鲁派一直起主导作用。专注纯粹宗教事务,第十七世噶玛巴是在保持 前世的传统。

不幸的是,在了解藏传佛教派系之间及中藏关系中的微妙之处之前,印度媒体就对噶玛巴的非政治立场起疑。对噶玛巴1999年逃 离西藏的一直不断的揣测,使我想起了一部日本阴谋论电影,编导认为他是被“派”到锡金取回在隆德寺保存的“黑帽”。有趣的是,我是在北京得到的这部电影!

几 十年的文化革命一直未能动摇藏人对他们喇嘛的信念。印度媒体对噶玛巴的攻击只会增强藏人对他的尊重,但对印度肯定会适得其反。因为作为藏传佛教信徒,无论 是在流亡之中,还是居住在边境地区,西藏和世界其他地区,都会因这种对宗教人士的羞辱而愤愤不平。试想,如果这个宗教人物是夏希伊玛目(Shahi Imam)或兰德福(Baba Ramdev),媒体会这么随便地编派这种未经证实的故事吗?

中国强硬派官员一定会对印度媒体的这场闹剧 笑翻天了,他们知道,这将不仅会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会中产生疑惑,也会使生活在中国境内的藏人对印度失去好感。1940年代末以来,印度已多次让藏人失 望,包括在提出独立要求时需要的帮助与支持,以及在1954年,与中国签署关于旧西藏国家的协议( Panchsheel agreement,中国译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名为《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印度是为十多万流亡藏人提供了庇护, 但我们不要忘记,流亡的喇嘛是安稳的基石,对边民的抚慰比印度军队更为有效。藏人对他们的印度主人的感激也异常慷慨,不愿提起这个不大但令人尴尬的真相: 直到1951年,那些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印度的,而是西藏的。作为回报,印度人最起码可以做的是,如果没有证据,不要恶性中伤藏人宗教 领袖。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原文:

Buddha’s not smiling

Hindustan Times
February 01, 2011

Dibyesh Anand

‘Is the Karmapa a Chinese spy?’ ‘Is the possible successor to the Dalai Lama a Chinese mole?’ ‘Is this another clever ploy of China to take control of the border regions?’ The media have gone berserk with speculations about the Karmapa Lama. Sadly, the coverage has failed to do any groundwork research. This episode not only exposes the way the Indian media works but also jolts the Tibetan faith in Indian democracy and harms India’s long-term interests in Tibet.

The police raid found a few crore rupees worth of cash. At most, this may be a case of financial irregularity or non-transparent dealings by the managers of the Karmapa’s monastery for which they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a person being a spy for another country is a serious matter. It destroys his or her reputation. The news stories reflect a witch-hunt and betray the lack of an understanding of Tibetan life in India.

Ogyen Trinley Dorje is the 17th Karmapa, the oldest lineage in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head of the Karma Kagyu sect. He is one of the rare lamas recognised by both the Dalai Lama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re is nothing conspiratorial about it. Throughout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China was more accommodative of Tibet-based religious figures, consult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choice of reincarn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and other lamas in exile. This accommodativeness came to an end with the crisis over the Panchen Lama’s reincarnation in 1995.

The Karmapa’s selection after the demise of the 16th Karmapa was not without its own controversy as there is a rival candidate, Trinley Thaye Dorje, who had the backing of a senior Karma Kagyu figure, the Shamarpa. The Shamarpa is reputed to have close connections within the Indian security establishment and bureaucracy. But most Tibetans have accepted the Dalai Lama’s choice. In fact, within China-controlled Tibet, veneration for the Karmapa is next only to that of the Dalai Lama. Even within the Gelug (the sect of the Dalai Lama and Panchen Lama) monasteries in Tibet, one comes across the Karmapa’s picture and it is clear that for ordinary Tibetans, the Karmapa’s proximity to the Dalai Lama adds to his sacredness.

It is true that the Karmapa has avoided making anti-China political statements and Beijing has therefore not denounced him. Again, there is nothing suspicious about this. The Chinese had refused to openly criticise even the Dalai Lama in 1959 until he made a public statement after his exile. Beijing does not want to denounce the Karmapa and thus contribute to the creation of another globally recognised figurehead around which the Free Tibet movement will mobilise. Moreover, in recent history, Karmapas have avoided overly political positions since in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State, the Gelug sect was dominant. By focusing solely on religious affairs, the present 17th Karmapa is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his previous reincarnation.

It is unfortunate that without appreciating the nuances of sectarian politics within Tibetan Buddhism and Sino-Tibetan relations, the Indian media portrayed the Karmapa’s apolitical stance as suspicious. Continuing speculation about the Karmapa’s escape from Tibet in 1999 reminds me of a Japanese conspiracy theory film where the filmmaker argued that he was ‘sent’ to Sikkim to get control over the ‘Black Hat’ kept in Rumtek monastery in Sikkim. Interestingly, this film was given to me in Beijing!

Decades of repress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s not been able to shake the belief that Tibetans have in their lamas. The Indian media’s onslaught on the Karmapa will only reaffirm Tibetan respect for the Karmapa. But it will certainly backfire for India as followers of Tibetan Buddhism in exile, in the border regions, in Tibet and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resent this humiliation of the religious figure. Had it been the Shahi Imam or Baba Ramdev, would the media have taken such liberties in going to town with such an unconfirmed story?

Hardline officials in China must be laughing their heads off at the Indian media circus. They know that this will not only create confusion in the exiled Tibetan community in India, but will also create a disenchantment about India among Tibetans inside China. India has let the Tibetans down on many occasions since the late 1940s when the latter sought help and support in making their claims for independence internationally and in 1954 when the Panchsheel agreement was signed with China over the old Tibetan State. India has provided refuge to more than 100,000 Tibetan exiles. But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the exiled lamas provide a stability and keep the people in the borderlands pacified in a manner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Indian military. Tibetans are over-generous with their gratitude to their Indian hosts and are hesitant in reminding India of a small inconvenient truth: until 1951, the disputed border regions were neither Chinese nor Indian but Tibetan. In return, the very least Indians could do is not malign Tibetan religious leaders before they are even proved guilty of their misdemeanour. Is that too much to ask?
 
 
转自唯色博客《看不见的西藏》:http://woeser.middle-w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