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社会和独裁专制统治，其管制社会的手段，与民主自由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是显性的强硬管理，由军人、武装警察包括秘密警察乃至基层民兵等组 成的高压态势，通过随时制造敌人，到处发展线人广及边僻基层（村委和居委会），对个体进行原子化切割和包围，让你时刻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中。另一方面则是不 停地、反复地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极强的信息管制，以便通过谎言来骗取民众的信任，使民众变得愚蠢而懦弱，对其百依百顺。概言之，恐惧加上谎言，就成了极权 制度下管理社会的不二法门。而流水线式地制造谎言和信息的大规模屏蔽，是通过各级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局）、广电局（厅）、国新办、网监处、网管办等与 新闻传播相关的部门来实施和运作的。六十年来，共产党对新闻无所不用其极的管制，有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要道尽其间的细节和每个阶段的不同，不是 一篇小文所能完成的。但我可以就手中所掌握的史料以及对现实——比如长平、殷玉生、龙灿等的被开除、宋繁银、彭晓芸被停职事件——的了解，给大家说清他们 对新闻管制的历史和现实，为什么堪称一脉相承、其来有自。
一
我手中有一册1949年9月由西南服务团办公室出版印行的《北平市军管会人民政府政策法令汇编》，涉及到共产党新得鼎后许多方面的做法——如《关于 西南邮件检查的规定》（1950年6月27日）明确限制通信自由，更有华中军管会下令收缴民众自己写的日记——其中当然少不了新闻管制。而一则《北平市军 事管制委员会公布北平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就非常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新近得鼎后，与国民党对传媒极不相同的管制办法，给那些认为共产党比国民 党更讲新闻自由的人，抽了一大耳刮子。西南服务团办公室印行的时候，是1949年9月——北平军管会这则新闻管制暂行办法，应该是在北京“解放”的 1949年1月31日之后不久就实施的，这说明中共官方对新闻管制猴急马急的嘴脸——全国都还没“解放”，说明北平军管会这个“暂行办法”已成为后来“解 放”城市对新闻管制的通行办法。这则“暂行办法”一共九条，让我们摘录其中最重要的几条，来说明他们在六十年前给新闻管制奠定的基础。
虽然不像后来对报刊杂志实行严酷的刊号管制，但就是在报纸杂志的登记证制度之下，对杂志报纸登记要求非常严，必须填写“主要编辑与经理人员的姓名、 住所、过去和现在的职业、过去和现在的政治主张、政治经历及其与各党派和团体的关系”。对政治主张、政治经历、党派和团体关系的苛酷要求，“纯洁”了新闻 从业人员，已使伤害新闻自由成为一种必然。尤其这个暂行办法的第五条，更近乎肆无忌惮地扼杀言论及新闻自由：“五、凡经本会允许登记在本市出版或营业的报 纸、杂志和通讯社，均须遵守下列各项：甲、不得有违反本会及人民政府法令的行动。乙、不得进行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宣传。丙、不得泄漏国家机密与军事机密。 丁、不得进行捏造谣言与蓄意诽谤的宣传。”“人民政府的法令”其程序和实质合法与否，暂且不说，后面三条可以说任何一条都是对新闻自由的高压管制和极度蔑 视。
换言之，蔑视和扼杀新闻自由是共产党久有的传统，不仅偏安延安一隅时是如此，得了天下后亦然，没有任何改观，还变本加厉，在新闻管制上更透出“魔鬼 的精致”。虽然如今的新闻管制上越来越“精致”（自然有时也难免狗急跳墙），管制细化到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但观察这个“暂行办法”第五条下面的这几款， 与今天惩处新闻从业者的办法依然大同小异。比如最近中宣部领导号召、中国记者协会实施的“打击假新闻运动”，就是通过打击所谓的假新闻，来实施高压管制， 从而将报道敏感新闻的人开除，《成都商报》记者龙灿被开除就是此中典型。更为可耻的是，中国记者协会党组书记翟惠生对虚假新闻的判别标准：“虚假报道，虚 假很可能局部是真实的，全局是虚假的，或者具体情节可能是真实的，但放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中考虑就是不合适的。”换言之，符合官方的要求哪怕是报道不 实，也不算假新闻；不符合官方的要求，即使是真新闻也是假新闻。此种利用强权来颠倒黑白的伎俩可谓常胜不衰，这说明六十年来官方的新闻管制，虽然在具体办 法上各时代容有不同，但其对真相的掩盖、对新闻自由的扼杀，却是一脉相承的。
二
除了管制无所不在、愈来愈精致上今胜昔外，今与昔还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最主要的不同是如此漫长而彻底的新闻管制，已由公开化、半公开化到如今的基 本地下化。按理讲，独裁政府的新闻管制，为了威慑民众，应该尽量公开。但尽量公开后，在信息传播比较快的时代，独裁管制的神秘感就会有所丧失，同时也会让 更多的人看透独裁统治的本质，并据此拿来批评独裁统治者。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玩“神龙见着不见尾”，即你知道是上面发出来的管制通知，但你并不 知道具体是哪个部门、更不知是哪个具体的个人所发出的。不让你知道是哪个部门哪个具体人所发出的管制通知，是害怕有人拿到手后，不小心将其公布出来。同时 许多个人若不是害怕将来遭受清算——自然是不愿为独裁制度公开承担风险——也害怕今天沸腾的半残废（GWF屏敝掉了许多真相）中国网络，对其人肉搜索且大 加挞伐，让其作恶无处隐匿。
我手上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新闻管制史料，但所藏的一本中宣部出版局编辑出版的《出版工作文献选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版），其中就 有“关于对参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者的作品的处理问题”，在这大项下面，有《新闻出版署发出对两种人的作品应及时处理的通知》（1989年6月29日）、 《新闻出版署通知十个人的著作停售》（1989年7月4日）、《新闻出版署关于禁止出版、发表王丹等人著作、文章的通知》（1989年8月1日）、《新闻 出版署关于十人作品原则上不准出境或进境事的函》（1990年3月31日）。从出版方面的管制情形来看，下达这样正式的新闻管制通知也一定不少，而且有案 可查。但如今的新闻管制，较直接的是口头传达，不发文件、不立字据、不准录音；有的则是远程电话传达，但也不准录音、不准记录，让这件事秘密进行，从而让 新闻管制彻底变成“无录音”、“无记录”、“无留底”的“三无产品”。但也有较一般的、具体的管制通知是通过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和报社之间的内网送达的， 让编辑记者遵守，什么是不能报的，什么只能用通稿等。这方面或许留下了一些新闻管制史料，但目前很少见到有人公开。要言之，管制精致而繁琐，但一些重要的 管制，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比如网传开除长平的是中宣部的副部长蔡名照，但长平说他无法证实，否则会起诉他。这说明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新闻管 制，可以让受惩戒者找不到出气口、找不到投诉地、找不到惩罚者，从而让此事在恶性事件频发的中国，于短期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今年的新闻管制针对个人的处罚，越来越频密，如开除《成都商报》的殷玉生、龙灿，开除南都集团的长平，同时停止《时代周报》总编宋繁银、评论部主任 彭晓芸的工作，都是将惩罚具体量化到个人身上的恶行。官方想通过惩罚的具体化，达到惩一儆百的效果。因为这些人被开除后，生计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有 的甚至无法再在这个行当做事。即便只是暂停工作，其在奖金等方面的收入也大受影响，这对传媒人现实利益的损失的确不可小看。这和以前那种“只打雷不下雨” 或者少下雨的惩戒，要凶残得多。其实新闻管制的地下化，惩戒的具体化，都表明官方把所能运用的新闻管制办法用到了极致，这是官方内在虚弱的回光返照。从更 长远的角度来看，随着网络媒体的勃兴，官方的新闻管制必有溃堤的一天，当然这仰赖我们所有追求真相者的共同努力。
2011年1月31日至2月2日凌晨1：30分于成都
转自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anyunfei/archives/375268.aspx
一
我手中有一册1949年9月由西南服务团办公室出版印行的《北平市军管会人民政府政策法令汇编》，涉及到共产党新得鼎后许多方面的做法——如《关于 西南邮件检查的规定》（1950年6月27日）明确限制通信自由，更有华中军管会下令收缴民众自己写的日记——其中当然少不了新闻管制。而一则《北平市军 事管制委员会公布北平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就非常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新近得鼎后，与国民党对传媒极不相同的管制办法，给那些认为共产党比国民 党更讲新闻自由的人，抽了一大耳刮子。西南服务团办公室印行的时候，是1949年9月——北平军管会这则新闻管制暂行办法，应该是在北京“解放”的 1949年1月31日之后不久就实施的，这说明中共官方对新闻管制猴急马急的嘴脸——全国都还没“解放”，说明北平军管会这个“暂行办法”已成为后来“解 放”城市对新闻管制的通行办法。这则“暂行办法”一共九条，让我们摘录其中最重要的几条，来说明他们在六十年前给新闻管制奠定的基础。
虽然不像后来对报刊杂志实行严酷的刊号管制，但就是在报纸杂志的登记证制度之下，对杂志报纸登记要求非常严，必须填写“主要编辑与经理人员的姓名、 住所、过去和现在的职业、过去和现在的政治主张、政治经历及其与各党派和团体的关系”。对政治主张、政治经历、党派和团体关系的苛酷要求，“纯洁”了新闻 从业人员，已使伤害新闻自由成为一种必然。尤其这个暂行办法的第五条，更近乎肆无忌惮地扼杀言论及新闻自由：“五、凡经本会允许登记在本市出版或营业的报 纸、杂志和通讯社，均须遵守下列各项：甲、不得有违反本会及人民政府法令的行动。乙、不得进行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宣传。丙、不得泄漏国家机密与军事机密。 丁、不得进行捏造谣言与蓄意诽谤的宣传。”“人民政府的法令”其程序和实质合法与否，暂且不说，后面三条可以说任何一条都是对新闻自由的高压管制和极度蔑 视。
换言之，蔑视和扼杀新闻自由是共产党久有的传统，不仅偏安延安一隅时是如此，得了天下后亦然，没有任何改观，还变本加厉，在新闻管制上更透出“魔鬼 的精致”。虽然如今的新闻管制上越来越“精致”（自然有时也难免狗急跳墙），管制细化到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但观察这个“暂行办法”第五条下面的这几款， 与今天惩处新闻从业者的办法依然大同小异。比如最近中宣部领导号召、中国记者协会实施的“打击假新闻运动”，就是通过打击所谓的假新闻，来实施高压管制， 从而将报道敏感新闻的人开除，《成都商报》记者龙灿被开除就是此中典型。更为可耻的是，中国记者协会党组书记翟惠生对虚假新闻的判别标准：“虚假报道，虚 假很可能局部是真实的，全局是虚假的，或者具体情节可能是真实的，但放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中考虑就是不合适的。”换言之，符合官方的要求哪怕是报道不 实，也不算假新闻；不符合官方的要求，即使是真新闻也是假新闻。此种利用强权来颠倒黑白的伎俩可谓常胜不衰，这说明六十年来官方的新闻管制，虽然在具体办 法上各时代容有不同，但其对真相的掩盖、对新闻自由的扼杀，却是一脉相承的。
二
除了管制无所不在、愈来愈精致上今胜昔外，今与昔还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最主要的不同是如此漫长而彻底的新闻管制，已由公开化、半公开化到如今的基 本地下化。按理讲，独裁政府的新闻管制，为了威慑民众，应该尽量公开。但尽量公开后，在信息传播比较快的时代，独裁管制的神秘感就会有所丧失，同时也会让 更多的人看透独裁统治的本质，并据此拿来批评独裁统治者。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玩“神龙见着不见尾”，即你知道是上面发出来的管制通知，但你并不 知道具体是哪个部门、更不知是哪个具体的个人所发出的。不让你知道是哪个部门哪个具体人所发出的管制通知，是害怕有人拿到手后，不小心将其公布出来。同时 许多个人若不是害怕将来遭受清算——自然是不愿为独裁制度公开承担风险——也害怕今天沸腾的半残废（GWF屏敝掉了许多真相）中国网络，对其人肉搜索且大 加挞伐，让其作恶无处隐匿。
我手上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新闻管制史料，但所藏的一本中宣部出版局编辑出版的《出版工作文献选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版），其中就 有“关于对参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者的作品的处理问题”，在这大项下面，有《新闻出版署发出对两种人的作品应及时处理的通知》（1989年6月29日）、 《新闻出版署通知十个人的著作停售》（1989年7月4日）、《新闻出版署关于禁止出版、发表王丹等人著作、文章的通知》（1989年8月1日）、《新闻 出版署关于十人作品原则上不准出境或进境事的函》（1990年3月31日）。从出版方面的管制情形来看，下达这样正式的新闻管制通知也一定不少，而且有案 可查。但如今的新闻管制，较直接的是口头传达，不发文件、不立字据、不准录音；有的则是远程电话传达，但也不准录音、不准记录，让这件事秘密进行，从而让 新闻管制彻底变成“无录音”、“无记录”、“无留底”的“三无产品”。但也有较一般的、具体的管制通知是通过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和报社之间的内网送达的， 让编辑记者遵守，什么是不能报的，什么只能用通稿等。这方面或许留下了一些新闻管制史料，但目前很少见到有人公开。要言之，管制精致而繁琐，但一些重要的 管制，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比如网传开除长平的是中宣部的副部长蔡名照，但长平说他无法证实，否则会起诉他。这说明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新闻管 制，可以让受惩戒者找不到出气口、找不到投诉地、找不到惩罚者，从而让此事在恶性事件频发的中国，于短期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今年的新闻管制针对个人的处罚，越来越频密，如开除《成都商报》的殷玉生、龙灿，开除南都集团的长平，同时停止《时代周报》总编宋繁银、评论部主任 彭晓芸的工作，都是将惩罚具体量化到个人身上的恶行。官方想通过惩罚的具体化，达到惩一儆百的效果。因为这些人被开除后，生计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有 的甚至无法再在这个行当做事。即便只是暂停工作，其在奖金等方面的收入也大受影响，这对传媒人现实利益的损失的确不可小看。这和以前那种“只打雷不下雨” 或者少下雨的惩戒，要凶残得多。其实新闻管制的地下化，惩戒的具体化，都表明官方把所能运用的新闻管制办法用到了极致，这是官方内在虚弱的回光返照。从更 长远的角度来看，随着网络媒体的勃兴，官方的新闻管制必有溃堤的一天，当然这仰赖我们所有追求真相者的共同努力。
2011年1月31日至2月2日凌晨1：30分于成都
转自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anyunfei/archives/37526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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