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网友在“与达赖喇嘛对话”谷歌汇问上提的问题，达赖喇嘛从2010年7月19日到24日，通过他的中文推特（@DalaiLamaCN）对“按受欢迎程度排序”前十位的问题做了回答。此次的问答全文如下：
问题一（关于藏青会）：
从现在看来，在尊者有生之年 是很难能和中共政府达成和平的方案，在尊者往生之后，比较极端的藏青会是否会没有了尊者的束缚而开展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我知道尊者是爱好和平的，但是怎样 防止藏青会走向极端的恐怖活动，不知是否有对策？
达赖喇嘛：
总体来讲，我往生之后，西藏流亡组织，特别是教育体系依然会继续运作、发展。另一个重要面是佛法的传承，目前各佛法宗派中出现了一批经过二十到三十年的学习、能担当宗教领袖的精英。从行政组织上讲，过去十年我处于半退休状态，所有政治上的重要问题都由经选举产生的领导决定，未来也将继续这种模式。
藏青会等一些团体发出批评我的中间道路，寻求西藏完全独立的呼声，而且这种声音近来有所扩大。他们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我们为互利所作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正面的成果，使得他们的意见越趋尖锐。然而，总体来讲，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信赖非暴力的和平路线，这是非常清楚的，不用担心。以上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希望我的回答能让您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问题二（关于“大西藏”）：
达赖喇嘛尊者，您寻求自治的大藏区与现有中国的省份行政区划有很大重叠部分，请问您建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重叠区域的其他民族中国人是否由“大藏区自 治政府”来管理？这部分非藏人的意愿如何得到保障和贯彻？谢谢！
达赖喇嘛：
我们从未提过“大西藏”这个词，这是中共统战部等反贴在我们头上的。我们的诉求是，语言、文字同一的所有藏人，需要有保护、发扬宗教文化的同等权利；以及经济发展等的平等权利。中共政府似乎承认了这一点，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自治区及其他四省藏区的发展要统一部署的政策，温家宝也在人大工作报告中有同样的宣示。这是符合现实的做法。
平常一提“西藏”，就认为是西藏自治区。然而，自治区只有二百多万藏人，其它近四百万藏人分布在其他四省。我们要求平等、同一的权益。比如我，也不是来自西藏自治区，而是青海。从历史上来讲，现今的四省藏地出现过很多高僧大德；当今在印度的不同宗派的佛寺中，重要教职人员大部分来自这些藏区，而来自自治区的较少。所以，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宗教与文化，因此提出了统一的诉求。如果我们寻求的是分离或独立，那就另当别论，然而，我们提出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中寻求保护发扬自己的文化、宗教、以及语言文字。
相关自治的具体的细节，如有机会详细讨论，应由境内藏人负责，在无恐惧的环境中能进行自由协商，相信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关于西藏的汉人部分，在上次推特对话中我有详细的说明。比如在西藏自治区，五零年代之前就有一些汉人，康和安多地区，特别是我的出生地有不少汉人，这些是很早就居住于此，藏人从未提出除了藏人之外不允许汉人或其他民族居住。重要的是，冠以“藏族自治”的名称之后，应该是藏族为多数，其它民族为少数，如果颠倒了，就失去“自治”的意义。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像历史上汉藏民族千年共处的友好大家庭；也祈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民族抱着平等一家的心态和睦共处。
问题三（关于凶天）：
达赖喇嘛，去年一家法国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记录片《The Dalai Lama’s Demons’》。片子在印度拍摄。片中，信奉Dorje Shugden的藏僧在流亡藏人的社区中被到处驱赶，他们不能进入商店，医院，甚至赖以为生的寺庙.在片中，您发布命令所有信奉Dorje Shugden的僧人必须被驱出寺院。我引用一位被驱赶的藏僧的原话：一方面达赖喇嘛在总是说宗教自由和慈悲，另一方面，他在禁止我们的宗教自由，并把我们驱赶出寺院。他在自相矛盾，我不再相信他的话。达赖喇嘛，请问您是怎么看待他对您的评价？
达赖喇嘛：
关于朵杰或凶天的问题，讲起来比较复杂，因为这牵涉到宗教的信仰问题，没有信仰或不承认宗教的人，很难了解与理解。凶天出现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五世达赖喇嘛是怎样评价凶天的呢？五世著作“11卷”中写道：“邪愿毁戒变此怨鬼”。怎么讲呢？凶天的起因是发邪愿；本性是毁戒的怨鬼；行为是伤害众生。凶天自己也承认是毁戒的怨鬼。
所以，曾经我也供奉过凶天，但看到五世达赖喇嘛的教言之后，经过各种方式进行了观察和分析，得出不宜供奉凶天的结论。因此，我就停止了供奉， 但是，当时藏人中还有少许人在供奉，我并没有禁止。
我们从未将供奉凶天家族的孩子驱除学校，没有这回事。在寺院中，大多数不供奉凶天的僧众与少数供奉者一起进行佛事活动，这不符合宗教誓言上的教诫。不供奉凶天的僧众都从达赖喇嘛这里接受过教法传承，而供奉凶天者置疑达赖喇嘛，这样就产生不和谐。然而，至今从未有人因供奉凶天被驱逐藏人社区。
欢迎你们来印度，到印度南部参访，在那里供奉雄天的的僧众，他们单独建立起寺院，过着跟其他藏人一样的生活，没人去干扰他们。
总而言之，我的立场是：信不信宗教，是个人的自由；信什么样的宗教，是个人的选择，因此，依止或供奉什么样的神、鬼，也是个人的自由。然而，解说供奉凶天的利弊得失，是我的责任，听与不听每个人自己决定。
一个汉族朋友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你是有兴趣，这是你的自由，但希望你认真观察了解。平常我们学佛的人讲：“对人要净观；对法要观察”。因此，对法，必须要进行分析，比如，即使是导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言，也要分析“了义”还是“不了义”，这是龙树菩萨等的传承，所以，有“依法不依人”之说。你们也要观察分析，这很重要。
问题四（关于08年拉萨事件）：
我想问在08年的西藏事件中，为什么那么多的僧侣藏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下手，要知道，政府才是始做俑者
达赖喇嘛：
据我所知，2008年的抗议事件，开始于3月10日，之后11、12、13日陆续发生了抗议，当局还派武警制止前往拉萨市区抗议的哲蚌和色拉寺的僧众。一位现场目击记者告诉我，14日上午在拉萨发生火烧商店等事件时，警察们除了摄影之外，不作任何干预。这很奇怪，中共只提“3.14”，从不提之前发生的事，似乎故意让14日上午发生事情，然后一一摄影“取证”之后，指控藏人骚乱。
之后从拉萨来的藏人告诉我，当时他们看到当局运来了很多外人，14日当天的主事者几乎都是他们。按道理讲，我们需要一个自由、公正的调查机构作客观、彻底地调查，这样真相会大白。另外，当时在康和安多地区，当局把寺院的护法殿中，藏人按照传统习俗献供护法的刀枪子弹撤下来，指控这是寺院僧人准备从事恐怖活动的证据，这些都是不符事实的。
不管怎样，在当时情绪高昂的状况中，有的藏人在愤怒之下变得不理性，如有一些藏人，对汉族同胞进行了骚扰，对此，我深表歉意！当时中共的宣传谎称，这是藏人在反对汉人，但是，绝大多数藏民并非如此。藏人反对的是中共的政策，因为爱护自己的宗教文化，以及信奉自己的喇嘛而遭受到当局的严厉打压，藏人的内心因此而冰冷，反对这种政策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愿你们不认为这是反对汉民族。
据我所闻，08年三月事件之后，很多藏族商人、学生、游客等到内地时，因为是藏族的原因，出现住不到旅馆进不了饭店的状况；而且当中国官方的一个出访团在机场，只有其中的藏人成员受到边检的特别盘问时，怎么能不让藏人感到心寒？
问题五（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共）：
请问尊者：当年和平解放西藏事先就是个阴谋哩还是后来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何而变？您是当事人，也受到中共厚待，请简单说一下好吗？
达赖喇嘛：
这很难讲，当初中国解放军攻打昌都时，七八千藏军被消灭，那时在昌都总管部门任职的官员，门仲·堪穷后来告诉我，当时王其梅将军流着眼泪说，这是我们兄弟民族之间的残杀。因此，他们的初衷也许是真诚的。另外，在修筑川藏、青藏公路时，有的战士用身躯来阻挡洪水土石等，的确付出了代价，这些人也是真诚的。另外一些人，他们当初的想法是什么，我难以定论。
如果政府能将当时的秘密文件解密，提供给历史研究人员做详细的研究，这样会很清楚，才能真相大白。
从总的政策来看，我于1954年前往中国，在内地住了五六个月。那时，我多次与毛泽东相见，特别是前往不同省份去参观时，见了很多中国官员，我感觉到，他们是一批具有革命精神，一心一意为劳动人民和国家服务的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些人毫不利己，专门为公，他们的作风吸引了我。特别是毛泽东，他对我作了很多承诺，但在1956、57年之后变了，整个政策走向了左的极端。
问题六（西藏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请问达赖喇嘛，如果未来内地实际拥有一个符合政治概念的民主政府，您认为西藏与这个政府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包含的主要原则是什么？实现与内地政府这种关系的“西藏”您认为应当是怎样一个疆域范围？
达赖喇嘛：
我认为目前中华人共和国的外交也好，内政也好，很多不必要的纷争是因为没有信任，以及猜忌和疑虑所致。过去五十一年我是住在境外，不管在美国、欧洲，还是在日本、印度等，我有不少朋友，稍微了解一些情况。中国虽然希望建立友好外交关系，但无法如愿以偿的最大原因，是相互没有信任。没有信任的关键，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机制不透明，表面上的呈现与实际状况有很大落差的原因。
不管是西藏问题，还是新疆问题，中国政府的对外宣传，和民众的实际感受相差很大，这是很明显的。因此，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实行一个内外透明、实事求是、公正公平的政策，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关于西藏问题，我们没有寻求独立。虽然西藏有悠久的历史，但我们注重的不是历史，而是未来。因为西藏在物质发展上的落后，我们认为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对西藏的发展有利，所以，我们不求分离。
最重要的是，西藏具有特殊的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字，从宗教上讲，当今世界上很多学者异口同声表示，藏传佛教是佛教中保留最完整，内容最博大深奥的佛教传承。这样博大精深的内容，能够延续发扬，是因为藏文这个优秀的文字所记载，从梵文音译和意译的内容，都是正确无误的。因此，如能保护好我们的宗教和文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是有益的。 总体来讲，中国本身可以说是一个佛教的国度，近来信佛的人也日趋增多，我想我们可以利益双方，是互利双赢的。
问题七（西藏的民主化）：
达赖喇嘛尊者，请问假如争取到西藏高度自治或独立，您是否有计划使西藏的执政制度民主化？如何保持政教分离？
达赖喇嘛：
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作特别回答，如果你有时间，请你到印度来，你会看到在流亡期间我们是怎样实施民主的；五十一年来我们的政治制度，以及我们的未来设想等，您看到后就会明白。
就我个人而言，早在1969年就公开宣示，未来达赖喇嘛的体系延续与否，应由西藏人民决定。因此我个人没有任何担忧。
最关键的是，需要拯救、发扬藏民族特有的宗教与文化；另一方面，是西藏的生态保护，我们希望在建设、开发过程中，不要破坏到西藏的生态环境。西藏高原的生态非常脆弱，如果遭到破坏，这样高海拔与空气稀薄的生态状况，恢复起来需要漫长的时间，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如西藏高原的冰川，是亚洲很多江河的发源地，这就需要特殊的保护。
问题八（达赖喇嘛的权威）：
达赖喇嘛将如何看待死后流亡藏人的权威整合，一旦达赖喇嘛的权威不在，而按照现实又不能实现达赖身份的转世，那么继任者的权威能否压制激进的藏民族主义，而实现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争？
达赖喇嘛：
即使我不在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我在二三十年前就一再告诉流亡藏民，不管你们担任政、教上的任何职务，就当着我不存在的模式来承担责任，他们正是是抱着这种心态，累计经验，步步向前的。
现在是每隔五年产生一个新的领导人，明年就会产生人民直接选举的新领导； 宗教方面，每个宗派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会承担宗教传承方面的责任，我的在与不在，其实没什么区别。
问题九（西藏政治制度的变迁）：
请问达赖喇嘛，您一直提出西藏要民主自治，而在您以及您的前世统治的西藏是否实现过民主统治？如果没有，那么为何您觉得您会比中共更能实现在西藏的民主统治？如果实现了西藏独立自主，那么您又会如何分配现在追随你的那么多僧侣的权利，这种权利分配又将和60年前在西藏统治的僧侣集团的性质有何不同？
达赖喇嘛：
第一世达赖喇嘛到四世达赖喇嘛都从未涉足政治。第五世达赖喇嘛担任了西藏的政教领袖，那时，不管是东方的中国，西边的印度，北部的俄罗斯，都没有什么“民主”可言，同样都是一种封建制度。但是，因为佛教，整个西藏普及了非常强的、给予所有众生的慈悲观念。比如，在1959年之后实行“民主改革”时期，很多被批斗的地主是由他们的仆人救出；后来流亡到印度的不少地主，也是他们的仆人们通风报信之后才得以逃脱而来，因此，虽然是同样的奴役之名，但实质大有区别。
在四川藏区，1955年就开始实行了所谓的“民主改革”，但在藏地不适合实行与中国内地相同的改革方式，所以出现了问题。你们当然不一定要认同的我的观点，但有一点是，我们需要客观、彻底的深入调查和研究，这样的结论很重要的。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他的晚期，思考了民主的施政方式，但未能实现。1952年我在拉萨时，成立了改良委员会，开始进行对税赋和债务制度等的改革，但是未能完全实施。
因为早在西藏就有这种改革的想法，因此我一到印度就建立民主机制，实施改革方案。早在1992年我就公开宣布，未来西藏问题获得圆满解决，境内外西藏同胞共聚一堂之时，我将不担任任何职务；有一天西藏获得真正的自治，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之时，我们将返回家园，那时，我将历史上赋予达赖喇嘛的所有特殊职权，全部交给地方政府。我的想法依然坚定不变，从未想过未来要担当什么职责。
问题十（如何看待藏地汉人居民）：
达赖喇嘛尊者：请问您如何看待目前藏地汉人居民，尤其是居住在藏地的第二代汉人?对他们来说，故乡只意味户籍上的显示，而西藏已是不折不扣的家乡。高度自治有可能使其处境边缘，这就是很多反对您和流亡政府的藏地汉人的担忧。您对他们是否有话要讲。
达赖喇嘛：
西藏作为一个“自治”的地方，藏人不能变为少数，除此之外我们当然不反对汉族朋友的居住，如果汉族朋友能够尊重、关爱西藏的宗教文化，我们一定欢迎他们。
我有时开玩笑说，汉族给藏族好吃的食物，藏族给汉族佛法上的精神食物，因此根本不用操心。当然也有一些汉人会歧视藏人，认为藏人有臭味、很肮脏；信仰宗教是低俗的行为，这样的人，可以离开肮脏之地，回到自己干净的地方为好。
过去，在西藏的寺院中也有学佛的汉僧，但当时从未有过民族之分，佛陀的教法中，本来就没有民族的区分。过去西藏寺院中，有很多蒙古人担任堪布（方丈），虽说是不同民族但从未排斥，未来如有汉人能苦学经典，成为智者的话，也可以担任西藏的堪布，甚至上师。
转自：http://wanglixiong.com/2010/07/38.htm
2010年7月25日星期日
中国：目击者揭露中国国安部队在西藏的侵权行径
人权观察
（纽约）人权观察组织今天发布报告，指出2008年3月10日开始引爆一系列空前的藏人示威抗议活动，目击者证实，抗议期间和之后，中国国安部队过度使用武力并蓄意使用暴力。侵权行至今还在进行，其中包括：人们被强迫失踪，人们被错误定罪后被判处监禁，家庭遭受迫害，涉嫌亲抗议运动的人遭到攻击。
长达73页的报告《我的亲眼所见: 中国国安部队在西藏的侵权行径 》的资料摘自人权观察与200多人做的采访。采访对象包括当年在场的藏族难民和游客，采访是在他们离开中国后即刻进行。另外也有中国官方知情人士提供的新的、从未被报道的信息。该报告透过目击者的陈述，详细记录安全部队在抗议期间和之后进行的种种侵权行为，罪行包括镇压抗议时过度使用暴力，也包括更恶劣的罪行，如进行大规模的任意逮捕活动，拘留犯罪嫌疑人时施行酷刑。
人权观察亚洲倡导促进事务部主任，索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说："数十名目击者的证词和政府亲自提供的信息都清楚展现出官方十分愿意使用致命武力以对付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这份报告彻底反驳中国依国际标准和国内法处理示威抗议活动的声称。"
该报告还建议，中国安全部队不加区别地向示威者开枪的事件至少有4起，包括3月14日拉萨的市中心发生的事件。
中国官方为了避免其安全行动受到外来或独立的审察，封闭了整个西藏高原，并派出大量的军事部队到所有的藏族居住区。中国官方将记者和外国观察员驱逐出境，限制到该地区或在地区内的旅游活动，切断或监测电信通讯和互联网的使用和拘捕任何涉嫌报导镇压的人员。外界呼吁对抗议进行独立调查，都被中国政府完全拒绝了，这包括来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各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的要求。
人权观察谴责藏人以及安全部队双方进行暴力行为。政府颁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3月14 至15日期间，在拉萨就有21人丧生，数百人受伤。国际法律标准限制各国只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为了保护生命或逮捕暴力罪行的肇事者，才使用武力。目击者的陈述表明，中国部队在数多事件中违反了这些标准，违反了国际法。违反的规定包括：禁止过度使用武力、酷刑和任意拘留，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政府的声称却恰恰相反。
抗议活动一开始，中国政府就坚决称其将会公正、"依法"处理因抗议活动源自的案件。该报告描绘的真实情节却迥然不同：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和普通藏人未经正当程序和法律程序被逮捕和拘留；中国政府未提供被拘留者的下落；由中国执政党控制的司法制度已受到政治化，进行诉讼程序时，被告几乎未经应当的法律程序。
人权观察说，该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调查抗议活动和其余波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中国政府也必须即刻开放该地区给媒体和国际监测进入。众多目击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安全部队过度动用武力，蓄意残暴对待和虐待因涉嫌参与动乱事件被拘禁的藏人，剥夺被拘留者法律规定最低的诉讼保障，包括正式发出通知书说明被拘留者拘留于何处和其原因。中国政府必须检讨其安全部队的行为。
理查森说："就西藏局势展开国际调查的需要依然迫切。安全部队的侵权行为不太可能解决平民长期存在的不满情绪而进行抗议活动的根本原因，甚或会加剧问题。 "
背景
在2008年3月初，来自西藏自治区的首都拉萨内和周围地区的各大寺庙的西藏僧侣展开了一系和平抗议活动。中国安全部队镇压抗议的做法导致拉萨的社会治安于3月14日严重遭到破坏。
邻近省份的大量安全增援部队开始进入该地区，中国政府做出威胁，说将严厉打击犯罪者，整个西藏高原卷入空前的抗议活动。据官方报，首两个星期发生了超过150起事件。接下来数个月一直出现零星的抗议报告。
这次西藏骚乱是数十年持续最久的事件，为了应对其，中国政府展开了中国自1989年天安门运动镇压后，中国最大型的安全行动。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未对示威者和警察部队发生数多冲突的引发因素提出解释。中国政府也未解释其安全部队应对示威者时采取的行动，这包括：涉嫌对藏族示威者动用致命武力；在3月14日当天任由示威抗议者和劫掠者占据拉萨的市中心几个小时。抗议时期数百名藏人被逮捕，中国政府仍未揭示他们的下落如何。也没有披露被逮捕的、被判处的、被拘禁而目前等待审判的和被判法律外拘留（如劳动教养）的人数。
摘自《我的亲眼所见 ：中国国安部队在西藏的侵权行径》报告的目击者陈述：
"他们一直向人群开枪。他们从江苏路的方向冲过来，一看到藏人就开枪，杀死了很多人。"
Pema Lhakyi （化名），一名24岁的拉萨居民
"她是被一粒子弹击中了头部。当地人终于把她的遗体带回她住的村庄，那里距离东谷寺院约5公里。"
Sonam Tenzin（化名），来自东谷寺院的27岁僧侣
"军人起初只是站在人群前，开几次枪吓唬他们。群众以为军人不敢向他们开枪，继续涌入小区。军人在这时候开始向群众开枪。"
Tenpa Trinle（化名），色达县的一名26岁僧侣
"我看到的第一场面是一大批士兵和警察用电击电棍殴打人群。士兵成群，每批有四、五个士兵，将人群一个一个逮捕，然后把他们带上一辆卡车。"
Dorje Tso（化名），同仁居民，今年55岁
" 他们冲进寺庙，把学校和宿舍大门和栅栏门砸坏。士兵们全副武装，还带着备斧头、锤子，另外还有手电筒、手 铐和钢丝绳。他们进入僧侣的房间后先要僧侣交出手机，然后有系统性地没收它们。。。被捕的一些僧侣套上手铐，其他则用钢丝绳绑起来。。。他们命令我们动作快一些，要不然会打我们。有几百名僧侣被带走。"
Jampa Lhaga（化名），他曾在拉萨哲蚌寺当过僧侣
"采取的行动没有任何一个凌驾军事的宪法权利或国际法。"
吴双战，当时任职武警部队司令员，于2008年3月16日做出的回应
"我们被殴打至严重受伤。警卫用棍棒打我们。。。大部分时间一直攻击我们的下半身。。。他们这样打了我们两天。之后，我们被带到拉萨的西藏自治区监狱。在那里，警察连续不断审问了我们整整两天两夜。他们一直殴打我们，轮流进行讯问。。。"
- 仁钦朗杰（化名），从甘丹寺33岁的僧人。
"关在拥挤里的牢房多达30人，牢房宽度大概3、4平方米。因为没有空位让人坐下来，被拘留者白天和夜里大部分时间都一直站着。牢房里没厕所，又没有人让被拘留者出去，他们只好在牢房里解决。被拘留者一天只得到一碗粥。很多人遭到殴打。"
Pasang Choepel（化名），他曾在阿坝被拘留过
"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肯定，被告人多吉·康珠撰写小册子，呼吁西藏独立，将册子扔在甘孜县的重要道路，公然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团结，并认为她的行动构成了煽动独立罪化名"
甘孜县的政治和法律委员会发布通知，公布判处多吉·康珠有期徒刑6年
"人民行动党士兵继续在院子里殴打他。他们用了腰带和枪托。。。他躺在地上流着很多血时，他们还一直踢他，直到他动也不动，他们才把他丢在地上就走了。。。这是我亲眼看到。"
Lhundrup Dorje（化名），一名拉萨居民
转自《观察》：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69499
（原载 人权观察）
2010年7月22日星期四
達賴喇嘛再與中國網友交流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再次與中國網民交流，他透過推特中文頻道陸續回答來自網民們經過投票篩選的十個問題，並表達了對中國民眾的人文關懷。
星期一開始，達賴喇嘛透過新媒體渠道再次與中國網友交流對話，再次回答來自中國網友的多個有關西藏命運的關鍵問題。 本台曾經報導，前一次5月21日的對話主要是透過一直關注西藏問題的大陸作家王力雄的推特頻道及其它具影響力的著名推友發布消息。 這次則是達賴喇嘛使用近期創建的中文推特頻道（ @dalailamacn ）回答網友們眾多提問。 此次對話提問過程仍然由王力雄主持發起，透過網絡匯集網友的問題，然後也同樣由網友們投票選定最後的十大問題。 在這次對話之前，共有1543名中國網友提交了326個問題，投下了12771 票。 在7月16日收到問題後，達賴喇嘛辦公室將在2-3天內把藏文回答翻譯成中文推出，預計星期三回答完所有十個問題。
負責中文推特發布的達賴喇嘛辦公室中文秘書長才嘉星期二向本台表示，“讓大陸有興趣的網友要讓他們更進一步了解達賴喇嘛的一些想法，特別是他對解決未來西藏問題的一些互利的中間道路的一些精神，我覺得這很重要，因為我們在7月6日開通達賴喇嘛和中國推特網友的對話推特以後，到目前為止有Follower就是跟隨達賴喇嘛的人已經有將近5000人，然後這些5000人裡面也有很多著名的作家，像王力雄，他的跟隨者就有1萬多人。達賴喇嘛透過推特回答，他的跟隨者以及跟隨者的跟隨者傳遞過去會有很多很多中國人對達賴喇嘛的立場、觀點、想法有進一步的了解，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我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現象”。
在星期二已經回答的問題中，達賴喇嘛首先澄清了有關“西藏自治”的認識。 他認為，“藏族自治的名稱之後，應該是藏族為多數，其它民族為少數，如果顛倒了，就失去自治的意義。我們希望能建立一個像歷史上漢藏民族千年共處的友好大家庭；也祈願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民族抱著平等一家的心態和睦共處”。 他也明確澄清中國宣傳的“大西藏”誤解，他說，“我們從未提過'大西藏'這個詞，這是中共統戰部等反貼在我們頭上的。我們的訴求是，語言、文字同一的所有藏人，需要有保護、發揚宗教文化的同等權利；以及經濟發展等的平等權利”。
達賴喇嘛非常坦誠地回答了網友所詢問的有關他“轉世”的問題，他認為西藏文化的精神並不是在他一人身上，而是有無數的後繼者，他表示，“總體來講，我往生之後，西藏流亡組織，特別是教育體系依然會繼續運作、發展。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佛法的傳承，目前各佛法宗派中出現了一批經過二十到三十年的學習、能擔當宗教領袖的精英”，他也並不擔心西藏流亡政府和藏人的治理問題，“從行政組織上講，過去十年我處於半退休狀態，所有政治上的重要問題都由經選舉產生的領導決定，未來也將繼續這種模式”。
藏族女作家唯色表示，“有很多網友，其實在談論西藏，談論這個話題，也在了解這個話題，不停地進入到網絡當中，不斷地被中國人所了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和官方宣傳的已經不一樣了”。
除了回答有關西藏自治和藏族文化保護等針對性問題，達賴喇嘛還在推特中文頻道上時時表現出人文關懷。 此前他表示，“在人生的開端與結束，我們全然依賴他人的照顧，為何在人生的中途我們卻疏忽了對他人的關懷？”
專家認為，在新一輪與中國網民的對話交流中，達賴喇嘛已經比中國官方更加聰明地利用了新媒體，消除中國官方老套宣傳手段的控制和影響。
北京作家余杰表示，“儘管現在來說，參與對話的可能只是幾萬人，和中國的十幾億人相比只是滄海一粟，但是我相信他的這種方式的影響力和滲透力會越來越大，到某一天甚至會戰勝共產黨所掌握的媒體
包括報紙和電台、電視台、網絡對達賴喇嘛和對西藏的真實情況的歪曲”。
转自：自由亞洲電台
星期一開始，達賴喇嘛透過新媒體渠道再次與中國網友交流對話，再次回答來自中國網友的多個有關西藏命運的關鍵問題。 本台曾經報導，前一次5月21日的對話主要是透過一直關注西藏問題的大陸作家王力雄的推特頻道及其它具影響力的著名推友發布消息。 這次則是達賴喇嘛使用近期創建的中文推特頻道（ @dalailamacn ）回答網友們眾多提問。 此次對話提問過程仍然由王力雄主持發起，透過網絡匯集網友的問題，然後也同樣由網友們投票選定最後的十大問題。 在這次對話之前，共有1543名中國網友提交了326個問題，投下了12771 票。 在7月16日收到問題後，達賴喇嘛辦公室將在2-3天內把藏文回答翻譯成中文推出，預計星期三回答完所有十個問題。
負責中文推特發布的達賴喇嘛辦公室中文秘書長才嘉星期二向本台表示，“讓大陸有興趣的網友要讓他們更進一步了解達賴喇嘛的一些想法，特別是他對解決未來西藏問題的一些互利的中間道路的一些精神，我覺得這很重要，因為我們在7月6日開通達賴喇嘛和中國推特網友的對話推特以後，到目前為止有Follower就是跟隨達賴喇嘛的人已經有將近5000人，然後這些5000人裡面也有很多著名的作家，像王力雄，他的跟隨者就有1萬多人。達賴喇嘛透過推特回答，他的跟隨者以及跟隨者的跟隨者傳遞過去會有很多很多中國人對達賴喇嘛的立場、觀點、想法有進一步的了解，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我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現象”。
在星期二已經回答的問題中，達賴喇嘛首先澄清了有關“西藏自治”的認識。 他認為，“藏族自治的名稱之後，應該是藏族為多數，其它民族為少數，如果顛倒了，就失去自治的意義。我們希望能建立一個像歷史上漢藏民族千年共處的友好大家庭；也祈願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民族抱著平等一家的心態和睦共處”。 他也明確澄清中國宣傳的“大西藏”誤解，他說，“我們從未提過'大西藏'這個詞，這是中共統戰部等反貼在我們頭上的。我們的訴求是，語言、文字同一的所有藏人，需要有保護、發揚宗教文化的同等權利；以及經濟發展等的平等權利”。
達賴喇嘛非常坦誠地回答了網友所詢問的有關他“轉世”的問題，他認為西藏文化的精神並不是在他一人身上，而是有無數的後繼者，他表示，“總體來講，我往生之後，西藏流亡組織，特別是教育體系依然會繼續運作、發展。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佛法的傳承，目前各佛法宗派中出現了一批經過二十到三十年的學習、能擔當宗教領袖的精英”，他也並不擔心西藏流亡政府和藏人的治理問題，“從行政組織上講，過去十年我處於半退休狀態，所有政治上的重要問題都由經選舉產生的領導決定，未來也將繼續這種模式”。
藏族女作家唯色表示，“有很多網友，其實在談論西藏，談論這個話題，也在了解這個話題，不停地進入到網絡當中，不斷地被中國人所了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和官方宣傳的已經不一樣了”。
除了回答有關西藏自治和藏族文化保護等針對性問題，達賴喇嘛還在推特中文頻道上時時表現出人文關懷。 此前他表示，“在人生的開端與結束，我們全然依賴他人的照顧，為何在人生的中途我們卻疏忽了對他人的關懷？”
專家認為，在新一輪與中國網民的對話交流中，達賴喇嘛已經比中國官方更加聰明地利用了新媒體，消除中國官方老套宣傳手段的控制和影響。
北京作家余杰表示，“儘管現在來說，參與對話的可能只是幾萬人，和中國的十幾億人相比只是滄海一粟，但是我相信他的這種方式的影響力和滲透力會越來越大，到某一天甚至會戰勝共產黨所掌握的媒體
包括報紙和電台、電視台、網絡對達賴喇嘛和對西藏的真實情況的歪曲”。
转自：自由亞洲電台
2010年7月20日星期二
2010年7月19日星期一
75岁寿诞，达赖喇嘛尊者关怀中国民生人权
尊者说：“我的法座左边，是德吉林庄园的管家，接下来是尼泊尔代表、中国代表、印度代表，还有其他国家的很多代表。”朱瑞拍摄
７月７日，我与前来达兰萨拉恭贺达赖喇嘛尊者７５岁诞辰的香港、大陆、以及澳大亚利的华人作家、学者，一起晋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尊者谈起了中国的政治、历史诸问题，对中国的民生和人权尤为关心。以下为尊者的谈话：
每一天都该有意义
在我生日之际，你们到这边，我很高兴。就我个人来说，并不看重生日，只作为新的一天。刚刚我和印度媒体见面时也提到，在２０００年前夕，全世界都在沸腾，因为千禧年马上到了。其实，不过是新的一天，生日也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仅仅是新的一天。重要的是，每一天，都应该有意义，这样，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几十年，就过去了，最后，死亡的一天到了，当死亡来临时，你没有遗憾，因为，在你的生命中，你做了有意义的事。
想起张澜
各位有的来自澳洲、香港、还有的来自大陆，都是华人兄弟姐妹。特别是你（指着一位穿着中国传统盘扣上衣的先生），真正代表了中国文化。你很像张澜，知道张澜吗，也是大胡子，他和你一样，穿着中国传统的衣服，张澜不穿中山装。1954年，我在北京时，刚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张澜是常务员委会副委员长。
让中国人了解真相
过去的中国，工人和农民是国家主人，连党旗的标志，也是镰刀和斧头。现在，工人和农民却落到了最底层，非常穷困。我们都知道，一些富人，在享受着特权，道德沦丧。
我没有呼吁中国马上要实行民主化，这么大一个国家，民主该慢慢推行。目前，最重要的、马上可以做的是国家制度和决策的透明化。同时，新闻不再被管制，媒体获得自由，让中国人了解真相，这是我一再呼吁的。
为什么民众之间需要交流
中国政府说，没有西藏问题，只有达赖喇嘛的问题，还称达赖喇嘛为魔鬼。如果只有达赖喇嘛这个魔鬼一个人的问题，就不算什么问题。
总的来讲，是藏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当然，也抱括其他民族，比如，维吾尔。因此，要了解，到底有没有西藏问题？当你承认西藏问题的确存在时，要去寻找存在原因、解决的根本途径在哪里？打压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
目前，中国政府不承认西藏问题，严重地垄断新闻，加大一面之词的宣传。这就使民众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重要了。我们的见面很好，你们要把这些重要的信息传递出去。过去两年来，中国的很多作家、知识分子，写出一千多篇支持解决西藏问题的文章，都是对西藏问题了解之后，从心里发出的声音。
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你们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出来，批评也行。我常跟华人朋友开玩笑，毛泽东提出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说，如果共产党失去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如同鱼离开了水，活不下来。可是，共产党并没有实践这个，毛泽东本人在１９５７年以后，也不实践了，反过来，我在这里实践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不要恐惧民众的意见
三十多年来，我们不寻求独立，全世界都清楚。因为是公开的，而且，非常明确，引起不少西藏年轻人和民间组织的批评。还有国际上一些支持西藏的组织，也提出了批评。
在漫长的和谈中，我们也一再讲，不寻求独立，可统战部还是把我们笼统地定为“半独立”和“变相独立”。我个人认为，定性我们为“分裂者”，目前，比较方便他们推行极左政策。同样，我们都很清楚，天安门六四学生运动，并不是要颠覆国家，像刘小波，也不是要颠覆国家，一个人也颠覆不了国家。
读中国共产党历史，会发现，他们总是用一些漂亮的言词，遮掩问题的本质。你们看到了，西方民主国家，包括英国，几万人、几十万人抗议政府都没有事。所以，不需要对民众表达意见那么恐惧。
共产党不需要跟着国民党撒谎
中国政府常讲，我被认定后，是南京政府专门派吴忠信到拉萨主持了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才使达赖喇嘛合法化。但是，阿沛·阿旺晋美，他是《十七条协议》签订时的西藏代表，也是中国最亲密的朋友，就吴忠信是不是主持了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实地到南京的档案馆查了资料，详细研究后，在西藏自治区“人大”的会议上，还有北京的藏学会议上，以及他的文章中，都公开了史实，阿沛讲得很清楚。
最关健的一点是，在西藏的传统典礼中，根本没有像中国那样，有主持人的习惯，尤其宗教仪式，也不可能有主持人。
就我个人来说，虽然那时候年纪小，但记忆力不差，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典礼上，我的法座左边，是德吉林庄园的管家，接下来是尼泊尔代表、中国代表、印度代表，还有其他国家的很多代表，都在我的左边；而我的右边，是西藏的摄政王和高僧大德，这个，我记得很清楚。这是国民党在撒谎，你共产党不需要跟着国民党撒谎。
周恩来回答：“我们的‘人大’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１９５４、５５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除了个别党员以外，别的人都不讲话，都很严肃，也很谨慎。可是，１９５６年我到了印度，有个机会，去印度的国会里参观。简直天地之别！国会里，每个人都在发言，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纪律，都在说，在讨论。当时，周恩来刚好到印度，我就和周恩来讲：“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跟印度的国会会议完全不一样呀！”周恩来回答：“自从你离开北京以后，我们的人大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现在，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中国官方的电视台，我发现，参加会议的那些人，还是都很严肃、很谨慎，像小学生一样，不停地做笔记。
（朱瑞整理，已由达赖喇嘛办公室审定）
首发《观察》：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69433
2010年7月17日星期六
中文网友对达赖喇嘛的十个排序最高的提问
尊敬的达赖喇嘛，今年5月21日我在纽约与您见面，将 “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谷歌汇问上中文网友提出的问题向您转达，并对您的回答做了现场推特直播。您希望这样的对话能够继续进行，这也是众多中文网友的愿望。这次，我们尝试用新的方法进行对话。
上次与达赖喇嘛对话的那种当面问答、推特直播的方式，需要满足特殊条件，难以随时复制。而持续的对话应该全部通过网络进行，做到不受时空限制，才有长期持续下去的可能。
这回还是由我按“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谷歌汇问上的“受欢迎程度排序”，把排在前十位的问题提交给达赖喇嘛。与上次的区别是不再当面提交，而是通过我的推特提交。达赖喇嘛的中文推特 @DalaiLamaCN可以看到我的发推
因为提交的问题要翻译成藏语，达赖喇嘛用藏语回答，还要根据录音整理，翻译成中文，再由达赖喇嘛的中文推特 @DalaiLamaCN推出，需要一定时间，加上不要一次推出内容太多，因此把达赖喇嘛对十个问题的回答全部推出，可能要持续数天
这样的对话方式不需要见面，一切皆在网络完成，由此不受时空限制。跟随达赖喇嘛中文推特的4千多推友随时可以看到达赖喇嘛的发推，我和其他推友也会随之转推。相互连接的推特群体能够以梯级传递的方式，扩散到整个网络
下面我就把北京时间7月16日中午12时“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谷歌汇问（ http://goo.gl/mod/Eq6K）的“按受欢迎程度排序”前十位的问题逐条推出（问题前面的数字代表排序位次）
1、 请问尊者，从现在看来，在尊者有生之年是很难能和中共政府达成和平的方案，在尊者往生之后，比较极端的藏青会是否会没有了尊者的束缚而开展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我知道尊者是爱好和平的，但是怎样防止藏青会走向极端的恐怖活动，不知道是否有对策？（截止到提问时汇问中对此问题的表决结果：顶72 踩4）
2、 达赖喇嘛尊者，您寻求自治的大藏区与现有中国的省份行政区划有很大重叠部分，请问您建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重叠区域的其他民族中国人是否由“大藏区自治政府”来管理？这部分非藏人的意愿如何得到保障和贯彻？谢谢！（顶120 踩13）
3、 达赖喇嘛，去年一家法国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记录片《The Dalai Lama’s Demons’》。片子在印度拍摄。片中，信奉Dorje Shugden的藏僧在流亡藏人的社区中被到处驱赶，他们不能进入商店，医院，甚至赖以为生的寺庙。在片中，您发布命令所有信奉Dorje Shugden的僧人必须被驱出寺院。我引用一位被驱赶的藏僧的原话：一方面达赖喇嘛在总是说宗教自由和慈悲，另一方面，他在禁止我们的宗教自由，并把我们驱赶出寺院。他在自相矛盾，我不再相信他的话。 达赖喇嘛，请问您是怎么看待他对您的评价（顶62 踩5）
4、 我想问在08年的西藏事件中，为什么那么多的僧侣藏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下手，要知道，政府才是始做俑者（顶310 踩55）
5、 请问尊者：当年和平解放西藏事先就是个阴谋哩还是后来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何而变？您是当事人，也受到中共厚待，请简单说一下好吗？（顶80 踩9）
6、 请问达赖喇嘛，如果未来内地实际拥有一个符合政治概念的民主政府，您认为西藏与这个政府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包含的主要原则是什么？实现与内地政府这种关系的“西藏”您认为应当是怎样一个疆域范围？（顶102 踩15）
7、 达赖喇嘛尊者，请问假如争取到西藏高度自治或独立，您是否有计划使西藏的执政制度民主化？如何保持政教分离？（顶69 踩8）
8、 达赖喇嘛将如何看待死后流亡藏人的权威整合，一旦达赖喇嘛的权威不在，而按照现实又不能实现达赖身份的转世，那么继任者的权威能否压制激进的藏民族主义，而实现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争。（顶100 踩16）
9、 请问达赖喇嘛，您一直提出西藏要民主自治，而在您以及您的前世统治的西藏是否实现过民主统治？如果没有，那么为何您觉得您会比中共更能实现在西藏的民主统治。如果实现了西藏独立自主，那么您又会如何分配现在追随你的那么多僧侣的权利，这种权利分配又将和60年前在西藏统治的僧侣集团的性质有何不同？（顶73 踩11）
10、 达赖喇嘛尊者：请问您如何看待目前藏地的汉人居民，尤其是居住在藏地的第二代汉人?对于他们来说，故乡只意味着户籍上的显示，而西藏却已是不折不扣的家乡。高度自治有可能使其处境边缘，这就是很多反对您和流亡政府的藏地汉人的担忧。您对他们是否有话要讲？谢谢尊者！扎西德勒！（顶56 踩8）
尊敬的达赖喇嘛，这次对话的问题已经全部发送给您，期待您的回答。愿我们通过对话加深相互理解，祝福汉藏人民和平友好，亲如一家
转自王力雄先生的“族群对话与新媒体”：http://wanglixiong.com/2010/07/27.htm
上次与达赖喇嘛对话的那种当面问答、推特直播的方式，需要满足特殊条件，难以随时复制。而持续的对话应该全部通过网络进行，做到不受时空限制，才有长期持续下去的可能。
这回还是由我按“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谷歌汇问上的“受欢迎程度排序”，把排在前十位的问题提交给达赖喇嘛。与上次的区别是不再当面提交，而是通过我的推特提交。达赖喇嘛的中文推特 @DalaiLamaCN可以看到我的发推
因为提交的问题要翻译成藏语，达赖喇嘛用藏语回答，还要根据录音整理，翻译成中文，再由达赖喇嘛的中文推特 @DalaiLamaCN推出，需要一定时间，加上不要一次推出内容太多，因此把达赖喇嘛对十个问题的回答全部推出，可能要持续数天
这样的对话方式不需要见面，一切皆在网络完成，由此不受时空限制。跟随达赖喇嘛中文推特的4千多推友随时可以看到达赖喇嘛的发推，我和其他推友也会随之转推。相互连接的推特群体能够以梯级传递的方式，扩散到整个网络
下面我就把北京时间7月16日中午12时“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谷歌汇问（ http://goo.gl/mod/Eq6K）的“按受欢迎程度排序”前十位的问题逐条推出（问题前面的数字代表排序位次）
1、 请问尊者，从现在看来，在尊者有生之年是很难能和中共政府达成和平的方案，在尊者往生之后，比较极端的藏青会是否会没有了尊者的束缚而开展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我知道尊者是爱好和平的，但是怎样防止藏青会走向极端的恐怖活动，不知道是否有对策？（截止到提问时汇问中对此问题的表决结果：顶72 踩4）
2、 达赖喇嘛尊者，您寻求自治的大藏区与现有中国的省份行政区划有很大重叠部分，请问您建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重叠区域的其他民族中国人是否由“大藏区自治政府”来管理？这部分非藏人的意愿如何得到保障和贯彻？谢谢！（顶120 踩13）
3、 达赖喇嘛，去年一家法国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记录片《The Dalai Lama’s Demons’》。片子在印度拍摄。片中，信奉Dorje Shugden的藏僧在流亡藏人的社区中被到处驱赶，他们不能进入商店，医院，甚至赖以为生的寺庙。在片中，您发布命令所有信奉Dorje Shugden的僧人必须被驱出寺院。我引用一位被驱赶的藏僧的原话：一方面达赖喇嘛在总是说宗教自由和慈悲，另一方面，他在禁止我们的宗教自由，并把我们驱赶出寺院。他在自相矛盾，我不再相信他的话。 达赖喇嘛，请问您是怎么看待他对您的评价（顶62 踩5）
4、 我想问在08年的西藏事件中，为什么那么多的僧侣藏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下手，要知道，政府才是始做俑者（顶310 踩55）
5、 请问尊者：当年和平解放西藏事先就是个阴谋哩还是后来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何而变？您是当事人，也受到中共厚待，请简单说一下好吗？（顶80 踩9）
6、 请问达赖喇嘛，如果未来内地实际拥有一个符合政治概念的民主政府，您认为西藏与这个政府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包含的主要原则是什么？实现与内地政府这种关系的“西藏”您认为应当是怎样一个疆域范围？（顶102 踩15）
7、 达赖喇嘛尊者，请问假如争取到西藏高度自治或独立，您是否有计划使西藏的执政制度民主化？如何保持政教分离？（顶69 踩8）
8、 达赖喇嘛将如何看待死后流亡藏人的权威整合，一旦达赖喇嘛的权威不在，而按照现实又不能实现达赖身份的转世，那么继任者的权威能否压制激进的藏民族主义，而实现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争。（顶100 踩16）
9、 请问达赖喇嘛，您一直提出西藏要民主自治，而在您以及您的前世统治的西藏是否实现过民主统治？如果没有，那么为何您觉得您会比中共更能实现在西藏的民主统治。如果实现了西藏独立自主，那么您又会如何分配现在追随你的那么多僧侣的权利，这种权利分配又将和60年前在西藏统治的僧侣集团的性质有何不同？（顶73 踩11）
10、 达赖喇嘛尊者：请问您如何看待目前藏地的汉人居民，尤其是居住在藏地的第二代汉人?对于他们来说，故乡只意味着户籍上的显示，而西藏却已是不折不扣的家乡。高度自治有可能使其处境边缘，这就是很多反对您和流亡政府的藏地汉人的担忧。您对他们是否有话要讲？谢谢尊者！扎西德勒！（顶56 踩8）
尊敬的达赖喇嘛，这次对话的问题已经全部发送给您，期待您的回答。愿我们通过对话加深相互理解，祝福汉藏人民和平友好，亲如一家
转自王力雄先生的“族群对话与新媒体”：http://wanglixiong.com/2010/07/27.htm
2010年7月6日星期二
达赖喇嘛尊者说：我可以随时回去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７日下午，在日本横滨，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新加坡联合早报、BBC中文电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时报、中天电视公司等在日华文媒体记者和部分中国学者共四十多人，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回答了大家的提问。讲话的部分内容已见诸各媒体。全文如下：
达赖喇嘛：解决人类面临的困难，相互认识和了解是第一步。我说过，２０世纪是血腥的、战争的世纪，而21世纪，应该是和谐的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多年，有很多成果，但是，实现真正的和谐，还是有困难的。如果当初的“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今天，胡锦涛总书记就不需要强调和谐了。我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共和”，要通过和谐达成。人与人之间，没有信赖，只有猜忌，达成“共和”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见面，达到理解，消除疑虑。所以，今天见到你们很高兴，接下来，大家可以提问。
问：首先向您表示感谢，上次您来日本时，我告诉您，我女儿要考大学了，您对她写了一句话，结果，她考上德国柏林大学最好的哲学系……
达赖喇嘛：她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吗？虽然我没有读过马克思大学，但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笑）
问：请问您一个历史问题，就是当年您流亡印度的时候，关于这个情况，在中国国内还报导很多，就是当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和策反，当年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是完全处于自愿去印度，还是确实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是不是曾经后悔过？
达赖喇嘛：西藏的动荡，从1956年开始。首先在四川、青海、甘肃，当时不属于西藏政府管辖的藏区；1957年底，蔓延到了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政府管辖区。1957年2月，我刚从印度参加佛陀诞辰纪念活动回到拉萨，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告诉我，东部的昌都已经开始了动荡。美国中央情报局，如果和西藏的动荡有联系，应该在1956年左右。如果我说，达赖喇嘛不了解，也许有人不相信。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们问当事人，也可以问嘉洛顿珠。我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1959年3月17日晚上，我离开夏宫罗布林卡到达印度的穆苏里时，一些藏人对我说，“非常高兴，因为ＣＩＡ的介入，您能顺利到印度。”我说：“你们错了，离开罗布林卡，选择流亡，完全是我个人的决定。”
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跟尼泊尔木斯塘的西藏反抗军有了联系。英国的ＢＢＣ，也问过此事，我很清楚地讲了当时的情况。1959年，很多藏人在印度的锡金打工修路，后来，有的就去了木斯塘，参加了反抗军，不少的人。是我们内政部的官员，亲自到木斯塘，让他们解散，因为这件事，加洛顿珠非常生气。
问：我是ＢＢＣ中文网记者，童倩。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原因，使您在最近一、两年，比较极积接受华语媒体采访？第二，假如将来，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不在您的领导之下，您认为西藏问题会向着哪个方向发展？
达赖喇嘛：西藏问题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不管北京政府是否承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9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时代，我们就开始了努力。1980年，胡耀邦也去了拉萨。当时，我们真的感到很有希望解决西藏问题，可后来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向左的方向倾钭。
从2002年到2010年1月，我们跟北京正式接触了九次，但是，除了训诉以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特别在2008年3月整个西藏发生抗暴事件之后，中国政府一再指控，是达兰萨拉在幕后操作。我公开地呼吁了世界和中国媒体，抱括北京的官员们，都可以来达兰萨拉调查，我们非常欢迎。
2008年５月，胡锦涛总书记访日之前，我看到了一线希望。因为与媒体谈话中，他提到了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在谈判，而且这个谈判是真诚的。同时，中国朋友们私下传来的信息中，也提到了这次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后来，还是没有了结果。
因为中共政府的指控，2008年的4、5月份，我的美国和欧洲之行，遇到一部分中国学生，大概两、三百人的抗议。我觉得接触他们是很好的，就找了一些代表，但是，都无法交流，因为他们过于愤怒。从此，我感到与华文媒体接触，把真实情况传递给中国朋友们是很重要的。2008年6月，从澳洲开始，抗议逐渐消失了。后来，出现过零星的所谓的抗议，不过，人数很少，据说，都是当地大使馆召集的，他们唯一的酬劳，就是一顿晚饭，或者午饭。
2008年3月事件发生后，我理解汉人朋友们的关心，一听到官方的宣传，就信以为真。后来，我们通过华文媒体和其他各种管道解释了真相，使海外华人，尤其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有了理性的思索和判断的机会。
再说你的第二个问题。从2001年起，西藏流亡组织的官员，都是选举产生。我是半退休状态。流亡组织的一些大的政治决定，也是由民选产生的首长噶伦赤巴主导，现在的噶伦赤巴，已经连任两届了，明年，我们会选出新的噶伦赤巴。
我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也是经过西藏流亡组织的议会和特别大会讨论通过的。当然，不少年轻人发出了独立的声音，在最后，大部分人还是支持了中间道路，特别是民意调查时，得到了境内的很多西藏知识分子的支持。所以，我常说，21世纪，是一个对话的世纪，西藏问题，也该通过对话解决。
从书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民族区域法，都是非常周全的，但，没有实施。比如，宪法写道，人民有言论自由，那么，现实中，有没有言论自由？
现在，中国境内的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一再呼吁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去年，我在美国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博树博士，他也说到中国未来的言论自由和社会开放是非常重要的。我问他：“跟我见面，你会不会遭到报复？”他说：“不可能，现在的中国和原来不同了，不可能。”结果，他回去后被开除了。
西藏内部的一个实际问题是，藏人活在恐惧之中。汉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感情，藏人也一样。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最近西藏自治区召开了一个私下的会议，参加的大部分是汉人领导，提出了一个意见：未来西藏稳定的一个关键运作，是从幼稚园开始，加强汉语教育；关于西藏的寺庙，也要像汉地一样管理，只留极少数人看管，演变为博物馆和游览场所的性质。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如果这样，作为藏人，内心一定是痛苦的。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正在利益全世界，尤其是西藏佛教中关于心性、思维等方面的内容，早已被西方科学家关注和肯定。今年１１月，我们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有一个佛学与科学的对话，这已是第２１届了。
问：我非常尊敬达赖喇嘛先生，您的身体健康怎么样？如果没有您对西藏发生影响力的话，再出现大的动乱的时候，这种动乱非常可怕……只要您在，大家都会慢慢安静下来。
达赖喇嘛：北京搜集的一些情报说，达赖喇嘛得了癌症。我每６个月，在美国和印度，分别做一次健康检查，是不是他们的仪器出了毛病？它们认为我的身体非常好！
有一次，我坐车从印度的菩提伽耶到鹿野苑的途中，发生了小小的事故，后来中共的情报说，这次车祸非常严重，达赖喇嘛的两个肋骨已经折断，从此以后，他可能有很大的问题，尿液还有血。（笑）
总的来说，请你放心，我的身体非常好。我个人的感觉，比如，这次在日本，还有在其他国家访问，就是很繁忙的时候，都没有感到疲劳。在印度也一样，无论接见还是讲授佛法，都非常轻松。印度的一位医生，也就是为我做胆结石手术的那位医生，称我为“年轻的病人”。我说：“你不要这样讲，我已经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他说：“我知道你的年纪，但是，你的身体状况，是真正的六十岁以下。”
问：我是台湾中天新闻记者，想请教您两个问题，第一，据说中国政府要在中国境内，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下一代的西藏精神领袖，不晓得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另一个问题，您想过再到台湾访问吗？
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要不要延续，１９６９年，我就公开地提出，应该由藏人决定。达赖喇嘛制度，除了西藏以外，还和蒙古以及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徒，都有密切关系。如果现在我就往生的话，很多藏人，应该还是希望继续达赖喇嘛制度。这就面临一个问题，达赖喇嘛的转世怎么办？是按照历史上的传统方式，还是制定一个新的方式？
我们每年都在印度召开西藏佛教各大宗派参加的年度大会。几年前，就提出了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但是，各宗派的教主都说，现在不要谈这个问题，因为达赖喇嘛的身体还好，还不到时候。西藏流亡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五年选举一次行政首长，其实，我在与不在，都没有很大的关系。
从宗教方面看，西藏佛教的四大宗派中，都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年龄在２０到３０岁之间，他们在宗教修养、学识、戒律等方面，都很完备。应该说，新一代的宗教人员已经出来，这方面我没有任何担心。似乎北京的中央政府，比我还操心，其实，他们应该反思，出现两个班禅后，除了给他们增加一些复杂的问题以外，没有任何正面意义。
去年我去台湾，马英久政府面临了很大的压力。开始，台湾的媒体也有负面报道，但是，了解了我所做的事情后，正面的报道越来越多了。未来台湾的方向我不清楚。
问：达赖喇嘛您好，谢谢您给我们机会采访！我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海外华人。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落叶归根，达赖喇嘛几十年都没有回家了，不知道您的心情怎样？
达赖喇嘛：１９８３年，我提出了回西藏一趟的想法。为了圆满，１９８４年，还组建了一个筹备小组，打算先行西藏，８５年，我将亲自回去，都是为了不出现尴尬的局面。因为，１９７９年我的第一个代表团到西藏的时候，民众拥挤着欢迎，激动得一片哭声。但是，最终没有成功；１９９２年，为回西藏，我再次做了一些努力；最近一次，是今年玉树地震。四川地震时，我当然也有这个想法，先做了一个捐款，但是，中国驻新德里的大使馆没有接受。连捐款都没有接受，怎么可能接受我到灾区访问？这次不同，玉树是藏区，如果我能回去，相信对灾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除了公开提出以外，一些中国朋友还在北京进行了游说，尽管出现了希望，可还是没有了下文。
如果中央政府公开说，达赖喇嘛随时可以回来的话，当然，我也可以随时回去。但是，彻底回归，暂时还有困难。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７日下午，我决定离开拉萨，是因为出现了西藏问题，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西藏。１９８１年，胡耀邦提出了达赖喇嘛回去的五点建议。如果西藏问题是我个人问题，那时，我就可以回去了。中共如果不面对这个现实、只认为有达赖喇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些西藏境内的知识分子的也建议，在西藏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达赖喇嘛还是留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比较好。
问：我是美国之音驻东京的评论记者，我叫三井。听说您提出了一个大藏区的概念，中国政府通过中科院的一位教授，提出大藏区的概念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请您解释一下，大藏区和您一直提倡的中间道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
达赖喇嘛：中间道路，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藏人除了享有经济利益以外，还应该享有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及民族特性的权力，当然，居住在其他藏区的４００万藏人，也应平等地享有这种权益。
所谓的“大西藏”，并不是我们提出的，是中共对我们的指责。今年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就提到了全面布署发展包括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境内的所有藏区的思路；温家宝总理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共同发展全藏区。如果我讲的是“大西藏”，他们讲的难道不是“大西藏”？
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接受了我们关于所有藏人平等享受权益的某些诉求，这两个会议中，已显露了出来。我在今年３月１０日的公开讲话中，也肯定赞扬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们的关于“大西藏”、“分裂”等一系列指控，都不过是不愿意继续和谈的借口。
在我们双方的接触中，统战部提出，你们所谓的名符其实的自治，到底是什么？希望以书面形式交给中央。后来，在第八次和谈的时候，我们就把《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交给了中央政府。但是，他们在回应中，并没有说明我们的建议里哪一条哪一款是违背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是不能接受的，只是笼统地定性为：半独立和变相独立。一些从大陆来的知识分子和朋友跟我讲，统战部的官员，非常官僚，尤其思维狭隘，和他们谈判没有用。
问：我知道达赖喇嘛的英语非常好，您用英语讲演的时候，获得了很多欧美听众的赞同和同情，但是，我了解到，达赖喇嘛在五岁之前，在青海，当时说汉语，上次您用汉语对我们说“民族大团结万岁”，我觉得您发音也很好，说得也很好，我想问，您的所谓母语是汉语还是藏语？为什么不直接用汉语对中国听众，像英语那样，如果您可以讲的话，直接发表讲解，这样，会有更多的人直接听到您的声音？
达赖喇嘛：用汉语跟华人朋友直接对话，当然很好，正如我在日本，也希望能用日语跟日本朋友交流。我在印度住了五十多年，我的印度语也不是很好，只能讲一点点。
我真正的母语是什么呢？是藏语中的安多方言，文字是一样的，是藏文。我们６００万藏人，无论是西藏自治区，还是青海、云南、甘肃，四川的藏区，使用的藏文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言。正如你们也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一样。在我出生的村庄里，有很多回族，有人会讲汉语，但是，带着非常重的西宁口音。我也会讲一点点，不过，我的西宁话到了北京以后，没有用，没办法勾通。所以，５４年、５５年在北京时，我学了一点汉语。那时，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还讲了几句。周恩来说：“你的中文讲的非常好。”但是，到了印度以后，那点汉语都忘了。不是不愿意讲，是讲不出来。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我能说，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头衔，当时的刘少奇是我的上司；还有“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说不定，我能讲的这一点点汉语，比毛泽东的湖南口音还要标准。但是，我的母语是西藏语。（笑）
宋庆玲，她也是人大副委员长，同一个官位，我们有时坐在一起，她跟我讲广东话，我根本听不懂。不过，仍然可以交流，就是，当会议非常冗长的时候，她会从包包里取出一个糖果，给我。（笑）
问：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现在是胡温时代，您觉得共产党对您的立场和态度是不是有所不同，如果不同的话，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达赖喇嘛：他们的态度和立场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应该问他们。我是一个人，现在都没有变。在共产党里面，马克思主义很好，列宁主义是一种极权。如果讲毛泽东思想，５５年以前，很好。１９５６年，特别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就变了。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很好的样子，后来，整个情况就变了。
应该是５９年，我到印度时，听到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被免职的消息，很是惊讶。彭德怀不会阿谀奉承，直来直去，刘少奇也一样，周恩来不一样，他不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公正无私的人遇到了麻烦，狡猾的人平安无事，我觉得出了问题。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非常疯狂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是社会主义者。他原来和中国很亲密，有感情，他批评台湾，说国民党是反动派。他曾赞扬中国共产党。两年前我见到他时，特别地问他：“现在的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而且是极权的资本主义！”
初期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已经变质了，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的贪污腐败。如果还保有那种革命精神，就该做到制度的公开化和决策的透明化。在战争年代，可能会有机秘、秘密，但是，现在不是战争年代，这就导致了对民众的不信任。中国境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告诉我，要从反面理解中国官方媒体宣传的每件事情，因为宣传的背后，才是真相。他们还说，中国新闻，只有一个是真的，就是当天的日期。这是他们讲的。一个原来为劳动者服务的政党，变成这个样子，很糟糕。
我在中国的时候，除了北京以外，还去了其他的省份。一些省长、市长，都是党员，很多人参加过红军、万里长征，他们当时为人民服务的心情，的的确确是真的，值得尊敬。正是这种精神征服了我，我提出了加入共产党。但是，有人告诉我，不要急。现在看来，这些人，可能预见了未来，知道共产党会变成一个腐败的党。
我的精神上，现在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９７年，我第一次到台湾跟连战会面时，就说：“我没有反共”。连战说：“我们反共。”
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付出过代价，在这个肯定的基础上，应该慢慢地退休，这是光荣的退休。我这么说，绝不是反共。共产党的早期，是有功劳的，如果能光荣地退休，把权力、中国的未来，交给新一代年轻人，是很好的。现在，他们唯一关心就是权力，整个国家警察和安全系统都在维稳，这是没有办法产生和谐的，只能产生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怀疑。
最近，《中国青年报》上有的文章提到真正的稳定来自内心，还提到国家体制的法治化，都是非常好的。我也看到了温家宝总理纪念胡耀邦先生的文章，不过，听说，温家宝总理的这篇文章，遭到了左派的强烈攻击。很复杂。
问：我是研究政治学的。刚才达赖喇嘛讲到两个班禅的出现，在政治方面添了不少麻烦，没有任何益处，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也可能北京希望有两个班禅，这样，使藏人无法相信谁，还可以影响西藏佛教的发展。不过，我觉得还是一个班禅、一个达赖喇嘛，才对佛教有好处，这方面，达赖喇嘛怎么看？
达赖喇嘛：中国官方任命的班禅，其实在藏人中，没有什么影响。连中国政府里的一些官员，也在讲“假班禅”、“假班禅”……据说，官方的班禅，到西藏各地时，还要麻烦政府动员朝拜，去的话，会得到一些礼物。而上一世班禅到藏区时，一些官员，因为前去朝拜，还受到了惩罚，和现在的奖励恰成对比。
我常对华人朋友举这个例子：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字和语言，但是，他们的民族文化，都保护的非常好，因为印度是一个平等、民主、法治的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相睦相处，印度政府也从未担心过他们会搞分裂。
中共害怕西藏人、维吾尔人是不同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其实，不必担心，如果真正变成民主国家，整个机制和决策透明化，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信赖，中国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我也跟华人朋友讲过，让中国立刻民主化，也是不现实的，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动荡。我个人认为，由共产党领导，循序渐进地实现民主比较好。现在，马上可以实施的就是制度的透明化，不要控制媒体，要法治化。这样，中国境内的民众思考方式，会不同程度的改变。慢慢地，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强国，而这样的强国，才会被全世界信赖和尊敬，可以为世界服务。大家非常清楚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都在恐惧；说得远一点，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对中国还是饱着一种担心，不是很信赖的态度。
去年，我记得印度总理访问华盛顿时讲过一句话，他说，从经济方面讲，印度落后于中国，但是，不要忘记，印度是一个民主、法治、自由的国家，从这个软实力的角度讲，印度优越于中国。这是肺腑之言，也是一个事实，不能理解为印度总理批评中国。所以，我刚刚讲的，在共产党带领下，中国渐渐的走向民主，是现实的。
我也注意到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里，民主两个字，提得比较多一些。民主是这个世界的共同趋势。中国近代历史中，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时，反对的就是极权的满清政府，而共产党，像满清政府一样极权，不是很奇怪吗？建国初期的革命思想，如今都没有了，就剩下了两个字，钱和权。还有太子党，还有这些官员的什么二奶。
问：西藏问题大概分析起来有三个大的问题吧，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宗教问题，一个是民族问题。那么从政治问题来讲，就是说，如果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很多问题，中国人民自己也很不满意，这也是事实，但是，是否可以说，社会主义不好，那么，以前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应该回去吗？再一个宗教问题，中国可以说，从文革开始以来，各地的宗教寺庙进行了很多的破坏，包括西藏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中国人有一个想法，破坏的不止是西藏，中国各地都同样遭到了破坏，所以，不能说，是专门针对西藏进行了这种破坏，这是很多中国人的想法，虽然这是非常错误的，是犯罪，但是，中国各地是一样的，汉族地区也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宗教问题，第三，就是民族问题，现在看，世界各地民族纠分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希望汉族和西藏人再有这个民族纠纷，但是，还是要提倡和谐，但是现在从汉族人来看，比如说，北京奥运会呀和各种问题，使西藏造成了和汉族的很多感情上的隔阂。
达赖喇嘛：我批评的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造成了中国巨大的贫富差别。社会主义当初所关心是工人、农民的幸福和饥苦，而现在，挣扎在最低层的就是工人和农民，我批评的就是这个，我没有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好。
１９５９年，我们到了印度后，就开始了民主化。我们的法律中有一条，就是流亡组织议会中的多数人，如果赞成的话，可以取消达赖喇嘛的权力和这个制度。我可以肯定地讲，不管西藏境内、还是境外，都没有一个人想恢复西藏过去的制度。１９９２年，我们已宣誓，在境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解决西藏问题。一旦西藏问题解决，所有的西藏事务，会交由境内的优秀藏人承担。
应该是１９８０年，在美国，我见到了一位《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他去了西藏，看到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他说，是布达拉宫里的一个照片，上面有一个人的头盖骨。他告诉我，中国的官员解释，这是达赖喇嘛喝酒的碗，他问我：“是不是这样？”
我竟然一时无语。因为，我不相信，天底下还有这种谎话！不过，西藏人的生死观和别的民族不一样，有的藏人临终前，可能希望头盖骨留下来，做为供品，这是可能的。可惜，这种误解或者说扭曲了真实情况的宣传，愚弄了不少人。
刚刚你提到的所谓的农奴制，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承认，达赖喇嘛和海外的藏人在印度已经实行了民主，因为他们自己是专制制度，也只能说，达赖喇嘛和那些海外的藏人，要恢复过去的农奴制。西藏的过去，究竟是不是农奴制，还有待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恢复过去的制度。中共对西藏曾有一个武断的定义：最落后、最野蛮、最黑暗、最残酷。也不是他们讲的那样，现在，连他们自己也很少这么说了。
你刚刚还提到文化大革命对西藏寺庙和全国文化的摧残，的确这样。但是，还应该知道，西藏那些大的寺庙被摧毁，从１９５７、５８年就开始了，甚至１９５６年，中共的轰炸机，就炸毁了理塘大寺，位于现在的四川甘孜州的理塘县，这是一个很大的寺庙。我听到理塘寺被炸时，就对在拉萨的中共官员讲：“当地的民众是无幸的，他们没有办法对你的飞机开枪，对和平的群体、古老的寺庙这样轰炸和摧毁是不应该的。”
再说汉藏之间的关系，不是最近几年，或者几十年才开始，可以上溯近二千年。从我个人来讲，二十四岁之前，我住在西藏。共产党没有到西藏的时候，在拉萨有汉人开的商店，我们称那些老板为“汉人的公子”，非常喜欢他们。共产党到了拉萨以后，我和他们打了九年的交道，这期间，虽然有反对、批评、甚至抗议他们的政策，但从来没有和汉人同胞发生过任何矛盾。１９５９年以后，出现了汉藏矛盾，很多从境内来的藏人，我见到他们的时候，都非常激动，他们称汉人为 “加干”（藏语：老汉人）。我原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是谁造成的？我们希望和汉人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回到大家庭，但是，他们一再编造罪名，把我们分割出来。尽管我的代表和北京之间的接触、协商，非常重要。但是，他们去的时候，有时，我开玩笑地说：“好吧，去北京去接受他们的训斥吧……”
追根究底，汉藏民族之间矛盾的制造者，应该是共产党、北京当局，尤其是统战部！是他们不真实的宣传，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２００８年３月事件发生以后，来自西藏的很多人，见到我时，都谈起他们的感受，比如，到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找不到旋馆，买不到车票，也订不到机票，他们遇到了实际困难，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不会理解那种被排斥的心情。去年，一个中国的访问团里，刚好有一个藏人，出国的时候，在机场，因为他的身份证上写着“藏族”，就遭遇了特别盘查，其他人都可以顺利通过，只有他，等了很久，所有的藏人，都在被怀疑。
十年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在西藏内部的一个重要会议上说，西藏的共产党员，只有两个人是共产党信任的。所谓的这两个人，其实，他们也通过一些关系传过口信给我，据我了解，这两个人，也不是共产党信任的，所以，没有共产党信任的藏人。
２００８年西藏三月事件发生后，藏人的感受，很多人都不了解。其实，对藏人的排斥和打压，造成了不管在军队里，国家机关里，还是党员里，百分之九十九的藏人，都开始了表现出对北京政府的不满。社会机制的不透明，是很大的原因，有些朋友跟我讲，在北京，一些非常高的官员，手机里就有达赖喇嘛您的照片，而在公开的场合，他们可能会讲，达赖喇嘛是魔鬼。（笑）
在德里，我见过到印度留学的中国学生，他们说，在中国生存很困难，必须要有两张脸，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所以，我非常同情中国民众，内心想的和口头讲的不一样，民众骗当局，当局骗民众。
今天，希望通过你们和你们的朋友，把我的呼吁传递出去：十三亿中国人应该有了解事情真相的权力，有争取政策和政治制度的透明化的权力！我相信，只要中国人真正地了解事实，他们就有能力分辨善与恶，好与坏。如果总是认为十三亿中国人，愚蠢得像小孩子一样，我觉得，是对不起他们。对不对，同意不同意？
听众：同意。
达赖喇嘛：同意？完全同意？（笑）
问：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我是一个汉人，非常相信达赖喇嘛的话，当然不太相信共产党的话。达赖喇嘛谈到跟北京的沟通上，选择了中间路线，并且愿意通过协商，甚至妥协来达成……，实际上，这条中间路线本身，也是一条妥协的路线，却不为北京接受。那么，这条中间路线，是否就是目前达赖喇嘛对中国政策的底线，或者说，在这条中间路线的基础上，还有妥协的空间？如果有的话，将是什么？比如，达赖喇嘛希望回国，现在看来，要长期的回国，达赖喇嘛自己也认为条件不成熟，可以回国看看，如果一下子回到拉萨，或者回到西藏也不可能的话，那么，有没有这种想法，比如先到五台山，或者到其它的地方，做一个过渡，也就是说，妥协的妥协在哪里？
达赖喇嘛：２００５年，我的代表在和北京的第四次谈判中，明确地提出了达赖喇嘛到五台山朝圣的要求。其实，这个想法，我在１９５４年就有了。但是，统战部的回答很清楚，达赖喇嘛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是单纯的宗教活动，一定有政治色彩。刚刚讲到玉树地震时，我也公开地提出了回去的愿望。
去年在华盛顿，一位朋友建议，是不是以朝圣，纯粹宗教的名义，到中国访问？我说：“现在，中国政府把达赖喇嘛看成魔鬼，马上让魔鬼到中国访问，是不可能的。”我们要观察中国的政策，一旦对西藏的高压稍微缓和，我就及时肯定，这样，我这个魔鬼的罪孽也许会减少一点。这时候，中国政府允许我去，才是比较合理的。
各位应该了解，我的中间道路政策，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在争取我们合法的权益，除此没有别的。我们这里也有《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和今年的３月１０日我的讲话，可以看一下，看一看我的罪孽有没有减少一点？时间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
听众：谢谢！（掌声）
（朱瑞根据录音整理，提问部分略有删节，已由达赖喇嘛办公室审定）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Tuesday, July 06, 2010
达赖喇嘛：解决人类面临的困难，相互认识和了解是第一步。我说过，２０世纪是血腥的、战争的世纪，而21世纪，应该是和谐的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多年，有很多成果，但是，实现真正的和谐，还是有困难的。如果当初的“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今天，胡锦涛总书记就不需要强调和谐了。我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共和”，要通过和谐达成。人与人之间，没有信赖，只有猜忌，达成“共和”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见面，达到理解，消除疑虑。所以，今天见到你们很高兴，接下来，大家可以提问。
问：首先向您表示感谢，上次您来日本时，我告诉您，我女儿要考大学了，您对她写了一句话，结果，她考上德国柏林大学最好的哲学系……
达赖喇嘛：她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吗？虽然我没有读过马克思大学，但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笑）
问：请问您一个历史问题，就是当年您流亡印度的时候，关于这个情况，在中国国内还报导很多，就是当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和策反，当年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是完全处于自愿去印度，还是确实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是不是曾经后悔过？
达赖喇嘛：西藏的动荡，从1956年开始。首先在四川、青海、甘肃，当时不属于西藏政府管辖的藏区；1957年底，蔓延到了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政府管辖区。1957年2月，我刚从印度参加佛陀诞辰纪念活动回到拉萨，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告诉我，东部的昌都已经开始了动荡。美国中央情报局，如果和西藏的动荡有联系，应该在1956年左右。如果我说，达赖喇嘛不了解，也许有人不相信。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们问当事人，也可以问嘉洛顿珠。我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1959年3月17日晚上，我离开夏宫罗布林卡到达印度的穆苏里时，一些藏人对我说，“非常高兴，因为ＣＩＡ的介入，您能顺利到印度。”我说：“你们错了，离开罗布林卡，选择流亡，完全是我个人的决定。”
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跟尼泊尔木斯塘的西藏反抗军有了联系。英国的ＢＢＣ，也问过此事，我很清楚地讲了当时的情况。1959年，很多藏人在印度的锡金打工修路，后来，有的就去了木斯塘，参加了反抗军，不少的人。是我们内政部的官员，亲自到木斯塘，让他们解散，因为这件事，加洛顿珠非常生气。
问：我是ＢＢＣ中文网记者，童倩。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原因，使您在最近一、两年，比较极积接受华语媒体采访？第二，假如将来，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不在您的领导之下，您认为西藏问题会向着哪个方向发展？
达赖喇嘛：西藏问题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不管北京政府是否承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9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时代，我们就开始了努力。1980年，胡耀邦也去了拉萨。当时，我们真的感到很有希望解决西藏问题，可后来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向左的方向倾钭。
从2002年到2010年1月，我们跟北京正式接触了九次，但是，除了训诉以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特别在2008年3月整个西藏发生抗暴事件之后，中国政府一再指控，是达兰萨拉在幕后操作。我公开地呼吁了世界和中国媒体，抱括北京的官员们，都可以来达兰萨拉调查，我们非常欢迎。
2008年５月，胡锦涛总书记访日之前，我看到了一线希望。因为与媒体谈话中，他提到了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在谈判，而且这个谈判是真诚的。同时，中国朋友们私下传来的信息中，也提到了这次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后来，还是没有了结果。
因为中共政府的指控，2008年的4、5月份，我的美国和欧洲之行，遇到一部分中国学生，大概两、三百人的抗议。我觉得接触他们是很好的，就找了一些代表，但是，都无法交流，因为他们过于愤怒。从此，我感到与华文媒体接触，把真实情况传递给中国朋友们是很重要的。2008年6月，从澳洲开始，抗议逐渐消失了。后来，出现过零星的所谓的抗议，不过，人数很少，据说，都是当地大使馆召集的，他们唯一的酬劳，就是一顿晚饭，或者午饭。
2008年3月事件发生后，我理解汉人朋友们的关心，一听到官方的宣传，就信以为真。后来，我们通过华文媒体和其他各种管道解释了真相，使海外华人，尤其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有了理性的思索和判断的机会。
再说你的第二个问题。从2001年起，西藏流亡组织的官员，都是选举产生。我是半退休状态。流亡组织的一些大的政治决定，也是由民选产生的首长噶伦赤巴主导，现在的噶伦赤巴，已经连任两届了，明年，我们会选出新的噶伦赤巴。
我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也是经过西藏流亡组织的议会和特别大会讨论通过的。当然，不少年轻人发出了独立的声音，在最后，大部分人还是支持了中间道路，特别是民意调查时，得到了境内的很多西藏知识分子的支持。所以，我常说，21世纪，是一个对话的世纪，西藏问题，也该通过对话解决。
从书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民族区域法，都是非常周全的，但，没有实施。比如，宪法写道，人民有言论自由，那么，现实中，有没有言论自由？
现在，中国境内的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一再呼吁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去年，我在美国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博树博士，他也说到中国未来的言论自由和社会开放是非常重要的。我问他：“跟我见面，你会不会遭到报复？”他说：“不可能，现在的中国和原来不同了，不可能。”结果，他回去后被开除了。
西藏内部的一个实际问题是，藏人活在恐惧之中。汉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感情，藏人也一样。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最近西藏自治区召开了一个私下的会议，参加的大部分是汉人领导，提出了一个意见：未来西藏稳定的一个关键运作，是从幼稚园开始，加强汉语教育；关于西藏的寺庙，也要像汉地一样管理，只留极少数人看管，演变为博物馆和游览场所的性质。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如果这样，作为藏人，内心一定是痛苦的。西藏的宗教和文化，正在利益全世界，尤其是西藏佛教中关于心性、思维等方面的内容，早已被西方科学家关注和肯定。今年１１月，我们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有一个佛学与科学的对话，这已是第２１届了。
问：我非常尊敬达赖喇嘛先生，您的身体健康怎么样？如果没有您对西藏发生影响力的话，再出现大的动乱的时候，这种动乱非常可怕……只要您在，大家都会慢慢安静下来。
达赖喇嘛：北京搜集的一些情报说，达赖喇嘛得了癌症。我每６个月，在美国和印度，分别做一次健康检查，是不是他们的仪器出了毛病？它们认为我的身体非常好！
有一次，我坐车从印度的菩提伽耶到鹿野苑的途中，发生了小小的事故，后来中共的情报说，这次车祸非常严重，达赖喇嘛的两个肋骨已经折断，从此以后，他可能有很大的问题，尿液还有血。（笑）
总的来说，请你放心，我的身体非常好。我个人的感觉，比如，这次在日本，还有在其他国家访问，就是很繁忙的时候，都没有感到疲劳。在印度也一样，无论接见还是讲授佛法，都非常轻松。印度的一位医生，也就是为我做胆结石手术的那位医生，称我为“年轻的病人”。我说：“你不要这样讲，我已经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他说：“我知道你的年纪，但是，你的身体状况，是真正的六十岁以下。”
问：我是台湾中天新闻记者，想请教您两个问题，第一，据说中国政府要在中国境内，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下一代的西藏精神领袖，不晓得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另一个问题，您想过再到台湾访问吗？
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要不要延续，１９６９年，我就公开地提出，应该由藏人决定。达赖喇嘛制度，除了西藏以外，还和蒙古以及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徒，都有密切关系。如果现在我就往生的话，很多藏人，应该还是希望继续达赖喇嘛制度。这就面临一个问题，达赖喇嘛的转世怎么办？是按照历史上的传统方式，还是制定一个新的方式？
我们每年都在印度召开西藏佛教各大宗派参加的年度大会。几年前，就提出了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但是，各宗派的教主都说，现在不要谈这个问题，因为达赖喇嘛的身体还好，还不到时候。西藏流亡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五年选举一次行政首长，其实，我在与不在，都没有很大的关系。
从宗教方面看，西藏佛教的四大宗派中，都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年龄在２０到３０岁之间，他们在宗教修养、学识、戒律等方面，都很完备。应该说，新一代的宗教人员已经出来，这方面我没有任何担心。似乎北京的中央政府，比我还操心，其实，他们应该反思，出现两个班禅后，除了给他们增加一些复杂的问题以外，没有任何正面意义。
去年我去台湾，马英久政府面临了很大的压力。开始，台湾的媒体也有负面报道，但是，了解了我所做的事情后，正面的报道越来越多了。未来台湾的方向我不清楚。
问：达赖喇嘛您好，谢谢您给我们机会采访！我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海外华人。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落叶归根，达赖喇嘛几十年都没有回家了，不知道您的心情怎样？
达赖喇嘛：１９８３年，我提出了回西藏一趟的想法。为了圆满，１９８４年，还组建了一个筹备小组，打算先行西藏，８５年，我将亲自回去，都是为了不出现尴尬的局面。因为，１９７９年我的第一个代表团到西藏的时候，民众拥挤着欢迎，激动得一片哭声。但是，最终没有成功；１９９２年，为回西藏，我再次做了一些努力；最近一次，是今年玉树地震。四川地震时，我当然也有这个想法，先做了一个捐款，但是，中国驻新德里的大使馆没有接受。连捐款都没有接受，怎么可能接受我到灾区访问？这次不同，玉树是藏区，如果我能回去，相信对灾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除了公开提出以外，一些中国朋友还在北京进行了游说，尽管出现了希望，可还是没有了下文。
如果中央政府公开说，达赖喇嘛随时可以回来的话，当然，我也可以随时回去。但是，彻底回归，暂时还有困难。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７日下午，我决定离开拉萨，是因为出现了西藏问题，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西藏。１９８１年，胡耀邦提出了达赖喇嘛回去的五点建议。如果西藏问题是我个人问题，那时，我就可以回去了。中共如果不面对这个现实、只认为有达赖喇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些西藏境内的知识分子的也建议，在西藏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达赖喇嘛还是留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比较好。
问：我是美国之音驻东京的评论记者，我叫三井。听说您提出了一个大藏区的概念，中国政府通过中科院的一位教授，提出大藏区的概念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请您解释一下，大藏区和您一直提倡的中间道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
达赖喇嘛：中间道路，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藏人除了享有经济利益以外，还应该享有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及民族特性的权力，当然，居住在其他藏区的４００万藏人，也应平等地享有这种权益。
所谓的“大西藏”，并不是我们提出的，是中共对我们的指责。今年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就提到了全面布署发展包括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境内的所有藏区的思路；温家宝总理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共同发展全藏区。如果我讲的是“大西藏”，他们讲的难道不是“大西藏”？
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接受了我们关于所有藏人平等享受权益的某些诉求，这两个会议中，已显露了出来。我在今年３月１０日的公开讲话中，也肯定赞扬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们的关于“大西藏”、“分裂”等一系列指控，都不过是不愿意继续和谈的借口。
在我们双方的接触中，统战部提出，你们所谓的名符其实的自治，到底是什么？希望以书面形式交给中央。后来，在第八次和谈的时候，我们就把《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交给了中央政府。但是，他们在回应中，并没有说明我们的建议里哪一条哪一款是违背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是不能接受的，只是笼统地定性为：半独立和变相独立。一些从大陆来的知识分子和朋友跟我讲，统战部的官员，非常官僚，尤其思维狭隘，和他们谈判没有用。
问：我知道达赖喇嘛的英语非常好，您用英语讲演的时候，获得了很多欧美听众的赞同和同情，但是，我了解到，达赖喇嘛在五岁之前，在青海，当时说汉语，上次您用汉语对我们说“民族大团结万岁”，我觉得您发音也很好，说得也很好，我想问，您的所谓母语是汉语还是藏语？为什么不直接用汉语对中国听众，像英语那样，如果您可以讲的话，直接发表讲解，这样，会有更多的人直接听到您的声音？
达赖喇嘛：用汉语跟华人朋友直接对话，当然很好，正如我在日本，也希望能用日语跟日本朋友交流。我在印度住了五十多年，我的印度语也不是很好，只能讲一点点。
我真正的母语是什么呢？是藏语中的安多方言，文字是一样的，是藏文。我们６００万藏人，无论是西藏自治区，还是青海、云南、甘肃，四川的藏区，使用的藏文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言。正如你们也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一样。在我出生的村庄里，有很多回族，有人会讲汉语，但是，带着非常重的西宁口音。我也会讲一点点，不过，我的西宁话到了北京以后，没有用，没办法勾通。所以，５４年、５５年在北京时，我学了一点汉语。那时，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还讲了几句。周恩来说：“你的中文讲的非常好。”但是，到了印度以后，那点汉语都忘了。不是不愿意讲，是讲不出来。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我能说，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头衔，当时的刘少奇是我的上司；还有“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说不定，我能讲的这一点点汉语，比毛泽东的湖南口音还要标准。但是，我的母语是西藏语。（笑）
宋庆玲，她也是人大副委员长，同一个官位，我们有时坐在一起，她跟我讲广东话，我根本听不懂。不过，仍然可以交流，就是，当会议非常冗长的时候，她会从包包里取出一个糖果，给我。（笑）
问：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现在是胡温时代，您觉得共产党对您的立场和态度是不是有所不同，如果不同的话，您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达赖喇嘛：他们的态度和立场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应该问他们。我是一个人，现在都没有变。在共产党里面，马克思主义很好，列宁主义是一种极权。如果讲毛泽东思想，５５年以前，很好。１９５６年，特别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就变了。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很好的样子，后来，整个情况就变了。
应该是５９年，我到印度时，听到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被免职的消息，很是惊讶。彭德怀不会阿谀奉承，直来直去，刘少奇也一样，周恩来不一样，他不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公正无私的人遇到了麻烦，狡猾的人平安无事，我觉得出了问题。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非常疯狂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是社会主义者。他原来和中国很亲密，有感情，他批评台湾，说国民党是反动派。他曾赞扬中国共产党。两年前我见到他时，特别地问他：“现在的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而且是极权的资本主义！”
初期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已经变质了，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的贪污腐败。如果还保有那种革命精神，就该做到制度的公开化和决策的透明化。在战争年代，可能会有机秘、秘密，但是，现在不是战争年代，这就导致了对民众的不信任。中国境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告诉我，要从反面理解中国官方媒体宣传的每件事情，因为宣传的背后，才是真相。他们还说，中国新闻，只有一个是真的，就是当天的日期。这是他们讲的。一个原来为劳动者服务的政党，变成这个样子，很糟糕。
我在中国的时候，除了北京以外，还去了其他的省份。一些省长、市长，都是党员，很多人参加过红军、万里长征，他们当时为人民服务的心情，的的确确是真的，值得尊敬。正是这种精神征服了我，我提出了加入共产党。但是，有人告诉我，不要急。现在看来，这些人，可能预见了未来，知道共产党会变成一个腐败的党。
我的精神上，现在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９７年，我第一次到台湾跟连战会面时，就说：“我没有反共”。连战说：“我们反共。”
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付出过代价，在这个肯定的基础上，应该慢慢地退休，这是光荣的退休。我这么说，绝不是反共。共产党的早期，是有功劳的，如果能光荣地退休，把权力、中国的未来，交给新一代年轻人，是很好的。现在，他们唯一关心就是权力，整个国家警察和安全系统都在维稳，这是没有办法产生和谐的，只能产生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怀疑。
最近，《中国青年报》上有的文章提到真正的稳定来自内心，还提到国家体制的法治化，都是非常好的。我也看到了温家宝总理纪念胡耀邦先生的文章，不过，听说，温家宝总理的这篇文章，遭到了左派的强烈攻击。很复杂。
问：我是研究政治学的。刚才达赖喇嘛讲到两个班禅的出现，在政治方面添了不少麻烦，没有任何益处，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也可能北京希望有两个班禅，这样，使藏人无法相信谁，还可以影响西藏佛教的发展。不过，我觉得还是一个班禅、一个达赖喇嘛，才对佛教有好处，这方面，达赖喇嘛怎么看？
达赖喇嘛：中国官方任命的班禅，其实在藏人中，没有什么影响。连中国政府里的一些官员，也在讲“假班禅”、“假班禅”……据说，官方的班禅，到西藏各地时，还要麻烦政府动员朝拜，去的话，会得到一些礼物。而上一世班禅到藏区时，一些官员，因为前去朝拜，还受到了惩罚，和现在的奖励恰成对比。
我常对华人朋友举这个例子：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字和语言，但是，他们的民族文化，都保护的非常好，因为印度是一个平等、民主、法治的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相睦相处，印度政府也从未担心过他们会搞分裂。
中共害怕西藏人、维吾尔人是不同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其实，不必担心，如果真正变成民主国家，整个机制和决策透明化，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信赖，中国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我也跟华人朋友讲过，让中国立刻民主化，也是不现实的，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动荡。我个人认为，由共产党领导，循序渐进地实现民主比较好。现在，马上可以实施的就是制度的透明化，不要控制媒体，要法治化。这样，中国境内的民众思考方式，会不同程度的改变。慢慢地，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强国，而这样的强国，才会被全世界信赖和尊敬，可以为世界服务。大家非常清楚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都在恐惧；说得远一点，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对中国还是饱着一种担心，不是很信赖的态度。
去年，我记得印度总理访问华盛顿时讲过一句话，他说，从经济方面讲，印度落后于中国，但是，不要忘记，印度是一个民主、法治、自由的国家，从这个软实力的角度讲，印度优越于中国。这是肺腑之言，也是一个事实，不能理解为印度总理批评中国。所以，我刚刚讲的，在共产党带领下，中国渐渐的走向民主，是现实的。
我也注意到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里，民主两个字，提得比较多一些。民主是这个世界的共同趋势。中国近代历史中，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时，反对的就是极权的满清政府，而共产党，像满清政府一样极权，不是很奇怪吗？建国初期的革命思想，如今都没有了，就剩下了两个字，钱和权。还有太子党，还有这些官员的什么二奶。
问：西藏问题大概分析起来有三个大的问题吧，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宗教问题，一个是民族问题。那么从政治问题来讲，就是说，如果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很多问题，中国人民自己也很不满意，这也是事实，但是，是否可以说，社会主义不好，那么，以前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应该回去吗？再一个宗教问题，中国可以说，从文革开始以来，各地的宗教寺庙进行了很多的破坏，包括西藏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中国人有一个想法，破坏的不止是西藏，中国各地都同样遭到了破坏，所以，不能说，是专门针对西藏进行了这种破坏，这是很多中国人的想法，虽然这是非常错误的，是犯罪，但是，中国各地是一样的，汉族地区也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宗教问题，第三，就是民族问题，现在看，世界各地民族纠分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希望汉族和西藏人再有这个民族纠纷，但是，还是要提倡和谐，但是现在从汉族人来看，比如说，北京奥运会呀和各种问题，使西藏造成了和汉族的很多感情上的隔阂。
达赖喇嘛：我批评的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造成了中国巨大的贫富差别。社会主义当初所关心是工人、农民的幸福和饥苦，而现在，挣扎在最低层的就是工人和农民，我批评的就是这个，我没有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好。
１９５９年，我们到了印度后，就开始了民主化。我们的法律中有一条，就是流亡组织议会中的多数人，如果赞成的话，可以取消达赖喇嘛的权力和这个制度。我可以肯定地讲，不管西藏境内、还是境外，都没有一个人想恢复西藏过去的制度。１９９２年，我们已宣誓，在境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解决西藏问题。一旦西藏问题解决，所有的西藏事务，会交由境内的优秀藏人承担。
应该是１９８０年，在美国，我见到了一位《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他去了西藏，看到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他说，是布达拉宫里的一个照片，上面有一个人的头盖骨。他告诉我，中国的官员解释，这是达赖喇嘛喝酒的碗，他问我：“是不是这样？”
我竟然一时无语。因为，我不相信，天底下还有这种谎话！不过，西藏人的生死观和别的民族不一样，有的藏人临终前，可能希望头盖骨留下来，做为供品，这是可能的。可惜，这种误解或者说扭曲了真实情况的宣传，愚弄了不少人。
刚刚你提到的所谓的农奴制，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承认，达赖喇嘛和海外的藏人在印度已经实行了民主，因为他们自己是专制制度，也只能说，达赖喇嘛和那些海外的藏人，要恢复过去的农奴制。西藏的过去，究竟是不是农奴制，还有待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恢复过去的制度。中共对西藏曾有一个武断的定义：最落后、最野蛮、最黑暗、最残酷。也不是他们讲的那样，现在，连他们自己也很少这么说了。
你刚刚还提到文化大革命对西藏寺庙和全国文化的摧残，的确这样。但是，还应该知道，西藏那些大的寺庙被摧毁，从１９５７、５８年就开始了，甚至１９５６年，中共的轰炸机，就炸毁了理塘大寺，位于现在的四川甘孜州的理塘县，这是一个很大的寺庙。我听到理塘寺被炸时，就对在拉萨的中共官员讲：“当地的民众是无幸的，他们没有办法对你的飞机开枪，对和平的群体、古老的寺庙这样轰炸和摧毁是不应该的。”
再说汉藏之间的关系，不是最近几年，或者几十年才开始，可以上溯近二千年。从我个人来讲，二十四岁之前，我住在西藏。共产党没有到西藏的时候，在拉萨有汉人开的商店，我们称那些老板为“汉人的公子”，非常喜欢他们。共产党到了拉萨以后，我和他们打了九年的交道，这期间，虽然有反对、批评、甚至抗议他们的政策，但从来没有和汉人同胞发生过任何矛盾。１９５９年以后，出现了汉藏矛盾，很多从境内来的藏人，我见到他们的时候，都非常激动，他们称汉人为 “加干”（藏语：老汉人）。我原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是谁造成的？我们希望和汉人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回到大家庭，但是，他们一再编造罪名，把我们分割出来。尽管我的代表和北京之间的接触、协商，非常重要。但是，他们去的时候，有时，我开玩笑地说：“好吧，去北京去接受他们的训斥吧……”
追根究底，汉藏民族之间矛盾的制造者，应该是共产党、北京当局，尤其是统战部！是他们不真实的宣传，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２００８年３月事件发生以后，来自西藏的很多人，见到我时，都谈起他们的感受，比如，到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找不到旋馆，买不到车票，也订不到机票，他们遇到了实际困难，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不会理解那种被排斥的心情。去年，一个中国的访问团里，刚好有一个藏人，出国的时候，在机场，因为他的身份证上写着“藏族”，就遭遇了特别盘查，其他人都可以顺利通过，只有他，等了很久，所有的藏人，都在被怀疑。
十年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在西藏内部的一个重要会议上说，西藏的共产党员，只有两个人是共产党信任的。所谓的这两个人，其实，他们也通过一些关系传过口信给我，据我了解，这两个人，也不是共产党信任的，所以，没有共产党信任的藏人。
２００８年西藏三月事件发生后，藏人的感受，很多人都不了解。其实，对藏人的排斥和打压，造成了不管在军队里，国家机关里，还是党员里，百分之九十九的藏人，都开始了表现出对北京政府的不满。社会机制的不透明，是很大的原因，有些朋友跟我讲，在北京，一些非常高的官员，手机里就有达赖喇嘛您的照片，而在公开的场合，他们可能会讲，达赖喇嘛是魔鬼。（笑）
在德里，我见过到印度留学的中国学生，他们说，在中国生存很困难，必须要有两张脸，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所以，我非常同情中国民众，内心想的和口头讲的不一样，民众骗当局，当局骗民众。
今天，希望通过你们和你们的朋友，把我的呼吁传递出去：十三亿中国人应该有了解事情真相的权力，有争取政策和政治制度的透明化的权力！我相信，只要中国人真正地了解事实，他们就有能力分辨善与恶，好与坏。如果总是认为十三亿中国人，愚蠢得像小孩子一样，我觉得，是对不起他们。对不对，同意不同意？
听众：同意。
达赖喇嘛：同意？完全同意？（笑）
问：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我是一个汉人，非常相信达赖喇嘛的话，当然不太相信共产党的话。达赖喇嘛谈到跟北京的沟通上，选择了中间路线，并且愿意通过协商，甚至妥协来达成……，实际上，这条中间路线本身，也是一条妥协的路线，却不为北京接受。那么，这条中间路线，是否就是目前达赖喇嘛对中国政策的底线，或者说，在这条中间路线的基础上，还有妥协的空间？如果有的话，将是什么？比如，达赖喇嘛希望回国，现在看来，要长期的回国，达赖喇嘛自己也认为条件不成熟，可以回国看看，如果一下子回到拉萨，或者回到西藏也不可能的话，那么，有没有这种想法，比如先到五台山，或者到其它的地方，做一个过渡，也就是说，妥协的妥协在哪里？
达赖喇嘛：２００５年，我的代表在和北京的第四次谈判中，明确地提出了达赖喇嘛到五台山朝圣的要求。其实，这个想法，我在１９５４年就有了。但是，统战部的回答很清楚，达赖喇嘛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是单纯的宗教活动，一定有政治色彩。刚刚讲到玉树地震时，我也公开地提出了回去的愿望。
去年在华盛顿，一位朋友建议，是不是以朝圣，纯粹宗教的名义，到中国访问？我说：“现在，中国政府把达赖喇嘛看成魔鬼，马上让魔鬼到中国访问，是不可能的。”我们要观察中国的政策，一旦对西藏的高压稍微缓和，我就及时肯定，这样，我这个魔鬼的罪孽也许会减少一点。这时候，中国政府允许我去，才是比较合理的。
各位应该了解，我的中间道路政策，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在争取我们合法的权益，除此没有别的。我们这里也有《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和今年的３月１０日我的讲话，可以看一下，看一看我的罪孽有没有减少一点？时间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
听众：谢谢！（掌声）
（朱瑞根据录音整理，提问部分略有删节，已由达赖喇嘛办公室审定）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Tuesday, July 06, 2010
2010年6月28日星期一
时代周刊：不祥之兆？西藏古董商人陷囹圄
作者：Austin Ramzy
来源：TIME Friday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99639,00.html
时间：Jun. 25, 2010
译者：台湾悬钩子
一个有名的西藏古董商人与环保人士，周四被中国法院宣判十五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盗掘古墓葬罪——他的支持者说此罪乃是因他的家人在西藏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官员，才被罗织构陷的。
四十二岁的嘎玛桑珠，是令人难以信服的政治犯人选。在他被判罪之前，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个模范中国公民：中国国内的媒体对他成立了三江源环保团体赞誉有加，这是一个曾经赢得环保大奖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青藏高原的环境保存工作，在2006年，中国国营电视台中央电视公司也提名他为年度慈善家，〝创造了人与自然之前的和谐。〞他的名声的唯一污点，只有1998年公安指控他购买了总值一万美金的七世纪古董毯、刺绣枕垫与鞋子等赃品，都是小偷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自治区的一处考古地点窃盗而得。在桑珠先生表示不知道那些物品都是被窃的，又拿出他买卖古董的许可证后，官方就放弃了对他的控诉。
然而警方今年年初却又旧案重提。人权团体认为当局此举乃是报复桑珠营救他的兄弟其美朗加与仁青桑珠之努力，他的兄弟们因指控地方官员盗猎野生动物后就得罪权贵，从去年八月被关押至今。朗加先生被控以设立违法的非政府组织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目前在劳教营里服二十一个月的刑期，另，根据声援国际西藏运动的说明，仁青桑珠的“煽动分裂主义罪”之审判已经被推迟。
针对嘎玛桑珠家人的法律行动，使得许多人感到忧心，自从2008年西藏有人死伤的暴动后，中国当局现在正在追求更加严厉的路线，不再只是针对挑战政府权威的藏人，也对没有任何政治活动纪录，像桑珠这样的藏人展开打击。“如果当事人是一个挑战当局的异议人士或者僧人，通常会被判很长的刑期。这种事从过去到现在是一直不断发生的。”香港人权观察的研究员，尼可拉‧贝克林（Nicholas Bequelin）说。“然而这些人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人就是政府说它想要的那种藏人——经济上扬名立万，又支持政府环境保护的政策。”
6月22日开庭的法庭上，桑珠告诉法院，他受到各种折磨虐待——包括睡眠被剥夺，与多次的被毒打。“我们听到的事情……我们的确无力承受。”他的妻子珍尕措在一篇博文里这样写，而这篇文章由一个密切注意藏文作品的网站High Peaks Pure Earth翻译成英文。“各种各样花样百出的酷刑，三班倒的打骂，闻所未闻的刑具和药物，软硬兼施，甚至连室友都被组织成逼供团，如果不屈认一些情节，便惨遭折磨。”
桑珠的律师浦志强告诉《时代杂志》，他的当事人准备上诉。“这个判决既不是根据事实，也不是根据法律，而程序也是完全违法的，”他说。“判决难以服人，不应该具备法律效力。”浦律师也质疑桑珠为什么现在才获罪，距离法庭第一次为此案开庭——而且决定不予起诉——已经超过十年以上。“此案里绝对没有任何新证据，然而现在他却被判有罪。”
转自：http://woeser.middle-way.net/
来源：TIME Friday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99639,00.html
时间：Jun. 25, 2010
译者：台湾悬钩子
一个有名的西藏古董商人与环保人士，周四被中国法院宣判十五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盗掘古墓葬罪——他的支持者说此罪乃是因他的家人在西藏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官员，才被罗织构陷的。
四十二岁的嘎玛桑珠，是令人难以信服的政治犯人选。在他被判罪之前，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个模范中国公民：中国国内的媒体对他成立了三江源环保团体赞誉有加，这是一个曾经赢得环保大奖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青藏高原的环境保存工作，在2006年，中国国营电视台中央电视公司也提名他为年度慈善家，〝创造了人与自然之前的和谐。〞他的名声的唯一污点，只有1998年公安指控他购买了总值一万美金的七世纪古董毯、刺绣枕垫与鞋子等赃品，都是小偷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自治区的一处考古地点窃盗而得。在桑珠先生表示不知道那些物品都是被窃的，又拿出他买卖古董的许可证后，官方就放弃了对他的控诉。
然而警方今年年初却又旧案重提。人权团体认为当局此举乃是报复桑珠营救他的兄弟其美朗加与仁青桑珠之努力，他的兄弟们因指控地方官员盗猎野生动物后就得罪权贵，从去年八月被关押至今。朗加先生被控以设立违法的非政府组织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目前在劳教营里服二十一个月的刑期，另，根据声援国际西藏运动的说明，仁青桑珠的“煽动分裂主义罪”之审判已经被推迟。
针对嘎玛桑珠家人的法律行动，使得许多人感到忧心，自从2008年西藏有人死伤的暴动后，中国当局现在正在追求更加严厉的路线，不再只是针对挑战政府权威的藏人，也对没有任何政治活动纪录，像桑珠这样的藏人展开打击。“如果当事人是一个挑战当局的异议人士或者僧人，通常会被判很长的刑期。这种事从过去到现在是一直不断发生的。”香港人权观察的研究员，尼可拉‧贝克林（Nicholas Bequelin）说。“然而这些人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人就是政府说它想要的那种藏人——经济上扬名立万，又支持政府环境保护的政策。”
6月22日开庭的法庭上，桑珠告诉法院，他受到各种折磨虐待——包括睡眠被剥夺，与多次的被毒打。“我们听到的事情……我们的确无力承受。”他的妻子珍尕措在一篇博文里这样写，而这篇文章由一个密切注意藏文作品的网站High Peaks Pure Earth翻译成英文。“各种各样花样百出的酷刑，三班倒的打骂，闻所未闻的刑具和药物，软硬兼施，甚至连室友都被组织成逼供团，如果不屈认一些情节，便惨遭折磨。”
桑珠的律师浦志强告诉《时代杂志》，他的当事人准备上诉。“这个判决既不是根据事实，也不是根据法律，而程序也是完全违法的，”他说。“判决难以服人，不应该具备法律效力。”浦律师也质疑桑珠为什么现在才获罪，距离法庭第一次为此案开庭——而且决定不予起诉——已经超过十年以上。“此案里绝对没有任何新证据，然而现在他却被判有罪。”
转自：http://woeser.middle-way.net/
如凯·嘎玛桑珠的简历
如凯·嘎玛桑珠的简历
男 藏族 1968年出生于西藏昌都地区贡觉县
1993年，在西藏昌都贡觉县资助重建了十多座桥,投资兴建了当地唯一的小学；
1997年，加入援藏基金会，同年创办援藏基金会广东办事处；
1998年，在西藏昌都贡觉县资助当地农牧民建立起医疗保险；
1998年，成为北京文物局主办的“东方收藏家协会”的会员；
1999年，在广东兴办首家藏药专卖店；
2000年，为保护环境,在西藏昌都贡觉县资助当地农牧民购买太阳灶,以减少对森林的砍伐,后来国家明确支持这种方法并在长江上游地区推广;
2000年，成为国家文物局主管的国家一级专业社会团体“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会员；
2000年，成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
2001年，成为“自然之友”会员；
2001年，被评为“西藏自治区劳动模范”；
2001年，创办三江源生态环保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
2001年，创办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为协会法人、秘书长；
2002年，投资帮助西藏昌都日通藏医药研制中心通过GMP认证；
2002年，代表三江源生态环保协会参加全球环境基金GEF成员国大会，提出传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在全球环保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2003年，受联合国邀请参加“世界和平日”的敲钟仪式；
2004年，受邀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
2004年，受邀在印度参加第四届世界社会论坛；
2005年，促成香港中信资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炎访问西藏并使第一家国际 化连锁酒店正式在青藏高原投资兴建五星级的酒店；
2007年，创立西藏天珠之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2008年，在香港创立嘎玛国际生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所任职位：
嘎玛国际生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西藏天珠之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三江源生态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青海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常务副会长
援藏基金会广东办事处 副主任
东方收藏家协会 会员
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 会员
中国收藏家协会 会员
自然之友 会员
【补充：嘎玛桑珠还被北京民族大学珠宝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转自：http://woeser.middle-way.net/
男 藏族 1968年出生于西藏昌都地区贡觉县
1993年，在西藏昌都贡觉县资助重建了十多座桥,投资兴建了当地唯一的小学；
1997年，加入援藏基金会，同年创办援藏基金会广东办事处；
1998年，在西藏昌都贡觉县资助当地农牧民建立起医疗保险；
1998年，成为北京文物局主办的“东方收藏家协会”的会员；
1999年，在广东兴办首家藏药专卖店；
2000年，为保护环境,在西藏昌都贡觉县资助当地农牧民购买太阳灶,以减少对森林的砍伐,后来国家明确支持这种方法并在长江上游地区推广;
2000年，成为国家文物局主管的国家一级专业社会团体“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会员；
2000年，成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
2001年，成为“自然之友”会员；
2001年，被评为“西藏自治区劳动模范”；
2001年，创办三江源生态环保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
2001年，创办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为协会法人、秘书长；
2002年，投资帮助西藏昌都日通藏医药研制中心通过GMP认证；
2002年，代表三江源生态环保协会参加全球环境基金GEF成员国大会，提出传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在全球环保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2003年，受联合国邀请参加“世界和平日”的敲钟仪式；
2004年，受邀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
2004年，受邀在印度参加第四届世界社会论坛；
2005年，促成香港中信资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炎访问西藏并使第一家国际 化连锁酒店正式在青藏高原投资兴建五星级的酒店；
2007年，创立西藏天珠之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2008年，在香港创立嘎玛国际生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所任职位：
嘎玛国际生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西藏天珠之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三江源生态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青海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常务副会长
援藏基金会广东办事处 副主任
东方收藏家协会 会员
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 会员
中国收藏家协会 会员
自然之友 会员
【补充：嘎玛桑珠还被北京民族大学珠宝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转自：http://woeser.middle-way.net/
2010年6月27日星期日
王文泸：贵德发展——保护的意义大于开发
王文泸先生
一、 回望贵德
半个多世纪前贵德有了：“高原小江南”的美誉。那时候贵德的生态状况远比今天好。随着近几十年来人口增加、城镇建设加快、道路占地增加、工业污染、商业开发和旅游开发，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贵德的自然面貌发生了退行性的改变，表现为掩映着村落和农田树木的减少，东西两河干涸；代表贵德最大特色的梨树老化和减少，城乡垃圾增加、机动车辆迅猛增加，等等。初识贵德的人不会感觉到这些变化，只有世居当地的老人，才会深刻地记得今天和昨天的差异。
当然，自然面貌发生退行性的改变原因很多，有些不是人为的，有些虽属人为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人为的因素也不少，认真做一番反思是极为必要的。而在事实上今天的贵德发展，越来越离不开自然提供的基础，被牺牲掉的那一部分环境，也时时从反面证明着它的价值。一个依山傍水、阡陌纵横、绿树满目、自在宁静的贵德正在越来来越多地打上现代小城市的一切标记，“独二无二”的属性正在被千篇一律的城市特征所取代，自然的魅力被现代文明逐渐消解，不断添加的城市建筑使这三小块土地负荷过重，人和自然的关系有了紧张感。
二、 贵德的优势在于自然而不是人文
迄今为止，贵德旅游开发问题上有一个思维定势未被怀疑过：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开发的着眼点和客观依据。
其实贵德真正的优势在于自然，不在人文。历史上的贵德，由于行政建制设立较早，中原文明输入较早，在“诸羌环居”的大背景下确有一定的文化优势，但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历史的优势不等于今天的优势。所谓“深厚的文化底蕴”、“古城文脉”等等，其实都是空的，内涵并不明确。
一个地区是不是有文化优势，需要把它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做具体的考量分析。比如：
1， 是否葆有崇尚优秀文化的社会风气？社会大众是否具有普遍的文化自豪感？
2， 是否具有影响力持久的、迥异他乡的民俗文化？
3， 社会人口素质是否在整体上优于其他地区？
4， 从这块土地上走出的优秀人才是否明显多于其它地区？等等。
——恐怕都不能做出十分肯定的回答。
工业化社会造成了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模式，这是城市人空前迷茫的时代。回归自然、释放内心压力，成为当代城市人共同的精神诉求。据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黄河边留连的游客远远多于登临玉皇阁的游客。
外来游客到贵德，究竟来看什么？或者说，贵德的什么东西最能引起外来客人的审美愉悦？概括地说，有5大看点：
1、县域四周的荒山秃岭与河谷盆地中那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相互衬映引起的奇妙美感；
2、面对清澈安详的母亲河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和历史感。
3、登临庙南海殿凭高一望，只见“林海”少见屋顶的惊喜。
4、有院落处皆有果木、有水渠处皆有杨柳的田园风光带来的放松感和闲适感。
5，“忽如一夜春风来，干树万树梨花开”的高原奇观。
除此而外，在见多识广的现代游客眼里，一切人造的东西都不会有多大的吸引力。
三、 保护的意义大于开发
贵德最具生态价值的地区仅在三河地区。三河地区的总面积仅占全县总面积的9 .18%，这块土地上集中了全县大部分人口和主要的行政、商业、文化以及旅游设施，绿色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不仅如此，随着高速公路和拉脊山隧道的既将开通，未来客流量将会剧增，这块弹丸之地正面临着难以承受之重，农田、河滩、荒坡都在减少。
时代正处在开发意识亢奋的状态。“开发”这个概念带有进步的保护色，容易获得行政力量和市场力由量的支持，而“保护”这个概念常常被人误解为保守，在舆论上处于相对相对劣势。如果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对于贵德这二块高原宝地来说，保护的意义远大于开发。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成功保护下来的东西，具有历时愈久、值愈高的无限可能性；凡是不成功的开发，却是永远难以恢复的创伤。实事求是地说，贵德近些年开发得成功的项目并不多。有些则属蛇足，如滨河路、音乐喷泉、黄河少女雕像、大禹治水雕像等等。贵德地方太小，人造的东西稍一增加，不仅与自然环境相冲突，也是有限空间里的多余。按照范增大师的的观点，自然就是天造地设的东西，它天然就是合理的，无须修饰的，它与人工创设的东西在本质上是相排斥的
贵德现在需要认真回顾近几十年来开发问题上的得失成败，冷静地思考和对待开发问题：
可以说，生态特色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明天？都是贵德旅游开发唯一的制高点和比较优势。除此而外，其他的一切创意都不重要，都属于多余，都因为模仿别人而一起步就过时。
四、旅游项目的开发不等于文化遗产的开发
从本质上说，民俗是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支配一个群体生活方式的精神基因，并不是旅游项目。一旦变成旅游项目，它就变成了空壳，不再是民俗了。民俗村一类项目在国内并不新鲜，贵德是否还要走大家都在走的老路，值得认真思考。河阴镇城内民居拆迁后要搞的民俗村，是仿古或仿旧的观代建筑，不是古村镇的复原。内地此类旅游项目的开发甚多，初期造成的新鲜感，会带来短暂的经济效益，时间一长，问题就出现了：它反映的不是生活常态，带有表演的成份。有媒体曾批评这类民俗村是假古董。再者，城内民居中有一些年代久远的老宅旧第，本身就有民俗价值。虽说面貌陈旧，但是它集中了当时的生活习俗、伦理观念、审美情趣、工艺水平等丰富信息，适当保护一部分，使它成为今天和昨天的桥梁，也有必要。不加区别地一律拆除是否妥当，也值得研究。
文化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传承性。贵德的土庄廓是不是文化？当然是，因为它已经传承了了千百年，用夹板技术将生土夯筑成厚而高墙的墙体，集保温、防风和防御功能为一体，这在历史上绝对算得上一项伟大的技术创新。这些庄廓院正在被砖混结构的农家院取代，应该选择一批作永久性保护，避免让它们过快地消亡。对城市游客，土庄廓是另类的居住模式，有游览价值；对于未来的民俗研究者，更是宝贵的实体遗存。
从审美角度看，用黄土夯就的土庄廓古朴、厚重，与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相互衬映，十分谐调。曾有初次见到它们的内地作家欣喜地形容它们“像一个个叩在大地上的黄泥大印”。假如把这些庄廓院的外形置换成江南水乡那样的青瓦粉墙，是否与环境协调暂且不说，特色肯定是没有了。
仿建的东西不具备传承性，只是个摆设而已。远的不说，湟源县搞的仿明清一条街，外观确实不错，但面临的经营难题，现在已经显出端倪：那里缺少人气、缺少少真实的生活内容。贵德城内的民俗村—亦即目前正在设计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依靠什么样的经济运行机制生存？具备什么样的文化活力？是否很清楚、有把握？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是：重复别的地区已经搞过并且正在后悔的事情。
听说贵德还准备在黄河岸边搞高尔夫球场，建议慎行。据《人民日报》报道：今年4月，国家有关部门强令鄂尔多斯政府部门拆除已建成的高尔夫球场。原因是：“一个3 6洞的国际标准高尔夫球场，每年需要消耗水资源500万吨，相当于一台巨型抽水机的消耗量，而且原地的植被要彻底清除，对水土资源的冲击和负面影响极大。”不仅如此，还应看到：由于高尔夫球是奢侈性消费、贵族消费，在社会分配严重不公，贫富两阶层的心理冲突加剧的今天，尤其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无疑是一种奢华生活方式的示范。开发商当然不会去考虑社会效益，但作为人民政府，也得适当考虑社会心理效应。
五、 以生态为主的发展之道
以我个人的孔见，贵德的总体发展应该定位在对于自然生态的保护恢复和生态价值的利用上，减少人造景观（如果一定要搞，也得真有创意，避免抄袭别人）。贵德具有自然生态先天优势，绿色、低碳的发展之道对贵德来说具有：别的县域不能比拟的客观基础，而且永不过时。
2、贵德的旅游开发，可以考虑抓住“水、树、田、人”4个要素。
“水”当然指的是黄河的观赏利用。这个工作已经在做，毋庸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天下黄河贵德清”这个牌子打响之后，旅游内容不应只停留在观赏的层面上，还可以向深度开发，以富有创意的形式，把游览黄河的简单行为与保护母亲河的崇高理念结合起来：通过既有娱乐性、又有思想引导性的互动活动，让游客认识水与生命、水与城市、水与文明的关系；在赏心悦目的旅游中接受生态文明理念的启蒙，以此提高游览项目的精神价值、丰富游览内容。
“树”指的是杨柳树和梨树。贵德蔚为大观的树景。是比黄河水、比梨花更具规模的景观。遍布三河地区的乡村树种小叶杨，具有抗旱性强、寿命长、，冠型美观的特点；与小叶杨相媲美的旱柳，民间为了促使树身成材，在树干成型时将树头砍去，俗称“砍头柳”。“砍头柳”枝权丛生，树冠浑圆，是黄河谷地的一道风景线。也是历来画家写生的好素材。假如贵德能制定一项宏伟规划（甚至能解决北山旱塬的引水问题）将植树造林的规模和效率提到一个新水平，使绿色林地成倍增加，使树木和村落之间呈现出古朴自然生态之类，这本身就是独特的旅游资本。
古树代表着一个地方的历史记忆，被称为活化石，在社会心理中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值得认真保护。拉西瓦水电站建设期间，为了道路的需要，许多高龄树木被砍伐，甚为可惜！
梨树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贵德的旅游品牌。可惜这一资源正面临危机。由于各种原因，梨树的数量正在减少，每年梨花节，慕名而来的游客因为少见梨树而扫兴：而当地农户因为梨树的产出价值低而懒于种植，老龄梨树也不断被主人砍伐。贵德现在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听任梨树的衰落，使这一自然美景逐渐淡出人们的审美视野，最后让梨花节虚有其名；要么建立一种保护机制挽救梨树，对包括梨树在内的古树名木统计编号，每年付给主人适当的保护费，避免随砍伐；还要考虑用什么办法鼓励农户多种梨树。如果措施施可行，几年之内全县梨树规模可望有大的改观，而梨树从种植到开花挂果也就是三五年。
“田”指的是田园风光。把春秋季节的乡村、农田也拓展为城市人的观赏内容。贵德早春的麦田和杨柳，新绿初动，最能激起城里人的惊喜；秋收后的田野，大地袒露，天高云淡，另是一番景象。虽说这样的景象尖扎循化也有，但贵德毕竟是离省会最近的县域，有着明显的优势。此外，有无可能在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建立一种互动关系——例如乡村生活体验区等，使双方都能受益？非常值得研究。内地一些地方的尝试证明，在适宜的环境里，参与农事活动正在成为患现代综合症的城里人新的旅游内容。
“人”指的是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这当然不是短期内就能见效的事，但作为迎接未来旅游业考验的贵德人，是否做好了素养准备，也得及早考虑。“中国第一村”的华西村，在经济崛起的初期，生活水平落阔绰与村民文明素养的欠缺形成奇异的对照，给参观者留下许多笑柄：贵德与华西村虽然没有可比性，但要看到人的素质的不足可能带釆的负面效应。是否可以考虑先搞一些试点，逐步提高。
六、与其建设一个繁华但无个性的贵德县，不如建设一个黄河上游最干净的城市。是多么艰难而又多么意义深远的设想，无论有无实现的可能，至少也应成为研究话题。
七、 尊重民意，问计于民，有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世居当地的老百姓最熟悉环境的特性，对于如何保护环境也不乏真知灼见，也有最起码的话语权。重视他们的话语权，不仅仅是一种民主姿态，也是集思广益的有效方法。有时候政府的意愿也许是好的，百姓是否乐于接受也不能不当一回事情。科学和民主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如果政府的意愿老百姓永远只有服从的义务，这样的理念就有问题。最近三年，全国各地由于政府强制拆迁造成的百姓自杀事件至少有10起，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拆迁安置是最难做的工作，不可操之过急，宁肯缓而行之，也要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
三、 又要保护环境，又要发展经济，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冲突，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能否找到一个鱼与熊掌兼得的模式，至少可以作为一个探讨的方向。尤其因为“以生态为主的发展之道”不是短期内就能买现的目标，这是对政府的执政理念，眼光和智慧的严峻考验。成就一番让当代人称赞的业绩也许不难，成就一番让子孙后代感念的业绩最难，因而也最可贵。
说到底，青海境内再也找不到与贵德相似的自然环境了。这是造物主的珍贵馈遗，应当倍加珍惜。在全社会还没有真正树立起生态文明的理念之前，在科技水平、决策水平还没有成熟到不在百年内成为失误之前，最好不要过度改变它。
http://laozangmin.tibetcul.com/97861.html
2010年6月26日星期六
2010年6月20日星期日
印度民众为尊者祈福
文/摄影：朱瑞
他们是职业印度教教徒，从恒河之岸而来，一身纯洁的白色，光着脚，前额也庄严地涂着白色。他们是特别地被达兰萨拉的印度民众请来，以火供的方式，祈愿达赖喇嘛尊者永驻长寿。
早早地，他们就恭敬地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座前，相对而坐，中间是盛开的花儿、木柴、火塘。祝福的声音响起，如歌。木柴被点燃了，熊熊的火苗，遥指蓝天，白云悠然而过，今天，是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５日，少有的晴朗的一天。
曹长青先生说过：“从自发的角度讲，在世界领导人中，达赖喇嘛尊者被拥戴的程度，是Number one．”是的，不管在哪里，只要尊者出现，蜂拥的人群，总是势不可挡。甚至，越过千山万水，汇向达赖喇嘛尊者的居住地——印度北方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
因为，这位降生于西藏安多地区的农夫之子，正在引导着我们的精神，从危险走向安全，从黑暗走向光明，从现实的此岸走向理想的彼岸，可以给世界以平等、和平、还有幸福。
尊者的寝宫打开了，站在门前的达兰萨拉印度民众，都躬下了身子，举起哈达，表达着无与伦比的崇敬。还有那些白衣的印度教徒，迅速地起身迎向尊者。尊者把哈达一一地回赠大家，甚至停下来，与其中的一两个人进行了交谈。而后，向左边的楼梯走去，朝拜过楼上的释迦牟尼佛祖和护法神后，从右边的楼梯下来，这时，所有的人都不自主地站了起来，仰视着。那些白依的印度教徒，待尊者走到座位前，便开始了匐伏……
一位印度人首先拉开帷幕。他颂赞达赖喇嘛尊者，五十年来，为印度，尤其为达兰萨拉带来的繁荣与和平。接下来，尊者光着脚，自在地走到话筒前，那幽默的讲话，引出一阵阵笑声：
“一方面，流亡是一种伤痛，另一方面，西藏的文化也正是在流亡中得到了保存和发展，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印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帮助，这也是在印度民众的具体支持下取得的成就，那么，今天，有幸和印度民众在一起，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西藏的密宗里，也有以火供祈福的方式……”
“为什么西藏人，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里，都受到了欢迎？因为我们长得漂亮？有钱？不！是我们的精神，可以益于他人……”
尊者勉励藏人，在现有的成绩上，继续保护和发展西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科学部分……
达兰萨拉的印度民众，还为所有的与会者提供了午饭。尊者在中间，左边为藏人，右边为印度人，相对而坐。印度的服务生在每个人的膝前，铺上了芭蕉叶，尊者的饭菜首先上来了，而后，服务生开始在每个人的芭蕉叶上盛了雪白的米饭和十三道咖喱，“大家慢慢吃，直到金黄色的咖喱上来时，才是最后一道菜。”会议主持者提醒着大家。
“佛祖释迦牟尼在世时也是接受印度民众的布施。今天，这是个非常好的机缘。”尊者笑了。大家也笑，笑声飘上云端，在喜马拉雅的上空盘旋。
尊者吃得很香，一勺又一勺，一会儿，就撤下了一个碟子。和大家唯一不同的是，尊者使用勺子，而大家用手，不知道，这算不算等级差别？
“今后，我是死是活，都不重要了。” 我听到身后的人在议论，他的意思是，这一生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不仅有幸见到了达赖喇嘛尊者，还一起享用了午餐。
而中共的官员们，什么时候可以和民众一起吃饭？怕是和他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之间吃饭，也是有等级差别的。他们的一颦一笑，也是带着等级的，处级有处级的笑容，厅级有厅级的笑容，部级有部级的笑容，决不能越位，每个人，都被等级紧紧地箍着，僵硬而沉重地活在世上。
六十年的独裁统治，早已使人心堕落，人们渴望着从相互敌视和利用中解脱出来，呼吸自由而平等的新鲜空气。因而，许多中国人，悄悄地来到达兰拉萨，沉醉于西藏文化，尤其沉醉于西藏佛教之中，他们渴望朝拜达赖喇嘛尊者，即使只有几分钟，这一生也心满意足。这些人中，我还发现了中共官媒的记者。
可怜中共统治者，还在自编自演着西藏农奴制，老生常谈地絮叨“最黑暗、最腐朽、最野蛮、最残忍”，以及“政教合一”。不知道，在这个信息时代，还会有多少人被蒙在鼓里？
全世界，只有中共在否定达赖喇嘛尊者，拒绝精神的洗涤，这不仅说明了中共与世界文明对立的政权本质，更说明了他们做贼心虚、执著于成为历史罪人的事实。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68956
2010年6月15日星期二
朱瑞：我為什麼寫西藏
我雙手合十，默默地在覺仁波切（釋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跟前許了一個願。許願時，我空蕩蕩的心，成了飽滿的青稞粒。這樣的時刻，不能不讓我上癮。後來，每次走進祖拉康，即使看望朋友，也忍不住先到覺康，同樣的願望，不知重複了多少次。
覺仁波切的靈異是出了名的。拉薩人常告訴我，連那些不生小孩的女人，許了願後，都可以懷孕。當然，我不是為了生小孩才去覺仁波切跟前許願的，儘管生命中我也有別的期許，可是，都沒有重要的煩請覺仁波切的幫助。
我許的那個願，不妨向大家公開，就是，好好地寫西藏。
西藏和中國是不一樣的：地貌、風俗、語言、服裝、建築……而最不一樣的，還是藏人的價值觀。中國人認為醜的，他們可能認為是美的，中國人認為假的，他們可能認為是真的，中國人認為目光短淺的，他們可能認為是目光遠大的……截然相反，很多领域的價值觀，在西藏人和中國人之間都是截然相反的。
最讓我吃驚的，是藏人對性的認識。那是與中國人完全不同的光明的、超前的、人性的認識。當然，這可不是說，我的小說在特別地寫性，不，儘管寫性，也可以展現生命的質量。應該說，我寫的是一種和乃至整個世界都不同的生存方式，一種從來也沒有真正公開，就被粗暴否定的生存方式。而這種生存方式，提醒著我們，人類社會不是僅有一種模式，它是廣闊的，色彩斑斕的。
這個發現，使多年迂迴在我心中的、對文學的迷戀，找到了一個決口。
我出生在中國東北，一個不通火車的小縣城。小時候，家裡有一片榆樹環繞的果園：黃海棠、紅海棠、香檳果、櫻桃、李子、蘋果……，應有盡有。果園的前面，杏樹掩映之間，有兩間專門藏書的土坯房，裡面十分簡陋，除了一個直抵房頂、沒有刷油漆的笨重書架以外，就什麼都沒有了。對了，還有一個木頭梯子，成年累月地豎在書架之間的橫樑上。我常上上下下地翻著書，有時，趴在地板上，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地讀著。那時，我基本上是個不聽話的孩子，連走路，也跳來蹦去的，如果有牆的話，當然，路邊時常出現一些破敗的矮牆，我會立刻爬上去，像走單槓一樣，一步三幌地挪著。“哎喲歪，你這閨女呀，像個假小子！”鄰居們就跟媽媽告狀。可是，一旦進了那個藏書室，我就安靜了。記憶中，每次出來時，眼睛都是睜不開的，要打起手罩，適應一會兒陽光。
有一回，我被一個文學課本的插圖吸引了。那是一個拄著拐杖的老人，前額佈滿了橫七豎八的皺紋，微張著突出的大嘴，驚恐地，無可奈何地看著這個世界。我就想知道為什麼，幸好標題並不複雜：《故鄉》。就讀了起來，到結束，也是懵懵懂懂的。不僅如此，以後的許多年，我都沒有讀懂魯迅。可那篇文章，在那個瞬間，給了我一種很溫軟的情懷，當時就想，我也要當作家。
然而，當作家可不像這個願望來得這麼容易，那是必須承受一種比苦行僧還要苦的生活。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是迷惘的，不管寫什麼，到頭來，总是聽不到明顯的呼吸。如同多年來，我一直朝著一個傾慕的美景奔跑，歷盡千辛萬苦，就在越來越近、伸手可以觸摸的時候，才發現，那不過是一個幻象，而真正的目的，已經消失了，我迷路了。
看見西藏時，我忘記了文學，只是寫，寫我驚濤駭浪般的內心，有種回到那片果園、我出生地般的滿足。儘管在形式上兩者沒有相似之處，可是，氣質上是一樣的，都遠離庸俗和瑣屑。
可悲的是西藏正在消失，如同我家的那片果園，一夜之間，被共產黨員們理直氣壯地砍掉了大部分樹木，蓋起了一排又一排的房屋；聖潔的私有財產，莫名其妙地歸屬了黨和國家，這是七十年代初，割資本主義尾巴時發生的事。同樣，在中共政策的鼓勵下，無以數計的漢人移民西藏，理直氣壯地在貴族莊園、林卡、草場、濕地，蓋起了中國式的千篇一律的劣質樓房、住宅。他們不懂西藏文化，卻可以批判西藏文化為落後；不懂西藏宗教，卻可以說宗教是麻醉人的毒藥；不懂藏人的精神，卻可以說藏人是野蠻的，愚昧的。中共政權每控制一個地方，就製造一些框框，為搶劫他人的財富建構輿論優勢。
所謂的解放西藏，甚至建設西藏，都是對美和文明的破壞，如同威蘇威火山淹沒龐貝城一樣，不同之處在於，一個是人為的，一個是大自然的。想像不出，五十年代初，當那些共產黨人，穿著清一色的灰布制服，進入彩緞織成的錦繡拉薩時，是什麼感受？
「他們被西藏的華麗和文明震住了，是嫉妒！」一位研究西藏歷史的漢人總結道。
「不，如同土匪進入富麗堂皇的住宅一樣，除了急不可待地掠奪以外，還有冷漠。」我說。
是的，中共的官員們，尤其是那些入侵西藏的軍人們，如譚冠三、王其美等人，不僅沒有文化，更沒有審美，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比十五、六世紀的西班牙殖民者，更粗暴和殘忍！而中國主流知識分子，居然挖空心思，為中共政權的侵略、擴張和掠奪辯護，沒有公正、沒有人道、沒有世界視野，僅僅滿足於擔任道具。
幾個世紀以來，數不盡的西方學者、旅行家、探險家等，不辭千辛萬苦，從遙遠的歐洲、美洲、大洋洲，越過茫茫大海、沙漠、群山，走向西藏。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地理的、人文的，還是宗教的原因，其最終目的，都是期待從西藏的文明中，汲取營養。而毗鄰的我們，卻利用了近水樓台的優勢，毫不猶豫地擊碎了那最柔美的月華，應該說，我們的墮落，為世界文明帶來了災難。
西藏佛教，完整地表述了人類精神的方方面面，尤其密宗，對人類精神，作出了最精細、深邃的分析，並指引人類，直接地挖掘出埋藏在個體生命中的智慧，讓精神顯現出本來的光明。某些方面，甚至走在了科學的前面，始終為第一流的西方科學家探尋的課題。毫無疑問，在中共所宣傳的黑暗和落後以外，西藏文化引導著我們的精神。
首发《动向》六期：http://www.chengmingmag.com/t298/select/298sel26.html
2010年6月13日星期日
松赞干布的故乡快被挖空了
文/唯色
说一说在拉萨了解到的事情。与开矿有关。也与我其实多次写过的甲玛乡有关。甲玛乡位于拉萨附近的墨竹工卡县，是图伯特伟大的君主松赞干布的故乡。是的，我每次都会提及松赞干布，目的是希望那些贪婪的官员和公司手下留情。汉文化中把历朝皇帝的出生之地视为风水宝地，称为“龙脉”，除非改朝换代才有可能破坏前朝帝王的“龙脉”，通常都会精心维护，定期祭祀，为的是以求护佑和好运。依照此说，甲玛这个有着许多殊胜之处的美丽之地，恰是图伯特的龙脉所在，不应遭到如今犹如开膛破肚的厄运。
只因甲玛跟藏地所有地方一样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仅矿产资源就包括铜、钼、铅、锌、金、银等，早在数年前，甲玛一带就有至少6个以上的矿区疯狂作业，使得当地生态被破坏，当地民生被殃及。从2007年起，一个有着国家背景、属于中央企业的淘金者即中国黄金集团成了甲玛的新主人。它一举吞并各个小矿区，由其下属的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专事开矿，每日开采量高达12000吨，甲玛成了目前在青藏高原日处理量最大的地下开采矿山。上个月，《西藏日报》喜气洋洋地称：“甲玛铜多金属矿一期工程完工，销售收入达11亿元”。
尽管报道还称将“给当地百姓带来1400个就业岗位”，似乎开矿让百姓受惠无穷，然而实情究竟如何呢？我听说这样一些情况：华泰龙开矿，令上百户牧民失去草场。当局要求牧民接受搬迁，许诺修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房子，每月给补贴。但牧民们说我们失去牧人的生活，什么都不会，死路一条。牧民们多次去乡里、县里上访，不被理会。华泰龙开矿，白天还算安静，晚上灯火通明，炮声隆隆，挖矿通宵达旦。半夜放炮甚至把村民震落床下，还以为发生地震。华泰龙开矿，给甲玛乡修了柏油路，却是为自己拉矿石提供方便。前几年村民买车为各小矿拉矿石，收入还行，如今车被华泰龙强行收购，村民成了运输公司的司机，每月领工资，收入远不如过去，怨声载道。华泰龙开矿，污染环境很厉害，死了很多牲畜，病了很多村民，但给的补偿并不多。去年因为干旱，华泰龙抢用村民的水，引发冲突。据说华泰龙约有上万工人，大都是来自各地的汉人，而村民不过数千。但随即从拉萨调来大量军警，包括特警，在甲玛乡开着装甲车巡逻多日，抓捕村民，至今有三名村民（其中一人是村长）身陷狱中，面临判刑。
赞普松赞干布的故乡快被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挖空了。甚至整个墨竹工卡县几乎被买断，连县政府所在地盘都卖给该公司，搬到另一处去了。当地藏人都在说，索性把墨竹工卡县改名华泰龙县、甲玛乡改名华泰龙乡算了。事实上，并不只是一个县、一个乡如此，拉萨附近的林周县乡乡被开矿，最远的西部阿里也到处在开矿，边境樟木一带的群山同样被淘金者拼命地挖掘着，或许不久就会挖到尼泊尔那边。
今年3月初，西藏高官向巴平措在北京对媒体说，“西藏不仅是国家的生态屏障、安全屏障，而且是西电东输、矿业基地、多元生物的基地，而且还要成为世界旅游目的地”。其中的“矿业基地”之说很清楚地展示了西藏未来山河破碎的景象。数日后，拉萨街上原本挂着的政治标语更换为诸如“展示新形象，铸就新辉煌，推进矿区和谐发展”，这是不是意味着即将开始更大规模地开矿？
2010-4-14，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转自唯色博客：看不见的西藏
说一说在拉萨了解到的事情。与开矿有关。也与我其实多次写过的甲玛乡有关。甲玛乡位于拉萨附近的墨竹工卡县，是图伯特伟大的君主松赞干布的故乡。是的，我每次都会提及松赞干布，目的是希望那些贪婪的官员和公司手下留情。汉文化中把历朝皇帝的出生之地视为风水宝地，称为“龙脉”，除非改朝换代才有可能破坏前朝帝王的“龙脉”，通常都会精心维护，定期祭祀，为的是以求护佑和好运。依照此说，甲玛这个有着许多殊胜之处的美丽之地，恰是图伯特的龙脉所在，不应遭到如今犹如开膛破肚的厄运。
只因甲玛跟藏地所有地方一样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仅矿产资源就包括铜、钼、铅、锌、金、银等，早在数年前，甲玛一带就有至少6个以上的矿区疯狂作业，使得当地生态被破坏，当地民生被殃及。从2007年起，一个有着国家背景、属于中央企业的淘金者即中国黄金集团成了甲玛的新主人。它一举吞并各个小矿区，由其下属的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专事开矿，每日开采量高达12000吨，甲玛成了目前在青藏高原日处理量最大的地下开采矿山。上个月，《西藏日报》喜气洋洋地称：“甲玛铜多金属矿一期工程完工，销售收入达11亿元”。
尽管报道还称将“给当地百姓带来1400个就业岗位”，似乎开矿让百姓受惠无穷，然而实情究竟如何呢？我听说这样一些情况：华泰龙开矿，令上百户牧民失去草场。当局要求牧民接受搬迁，许诺修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房子，每月给补贴。但牧民们说我们失去牧人的生活，什么都不会，死路一条。牧民们多次去乡里、县里上访，不被理会。华泰龙开矿，白天还算安静，晚上灯火通明，炮声隆隆，挖矿通宵达旦。半夜放炮甚至把村民震落床下，还以为发生地震。华泰龙开矿，给甲玛乡修了柏油路，却是为自己拉矿石提供方便。前几年村民买车为各小矿拉矿石，收入还行，如今车被华泰龙强行收购，村民成了运输公司的司机，每月领工资，收入远不如过去，怨声载道。华泰龙开矿，污染环境很厉害，死了很多牲畜，病了很多村民，但给的补偿并不多。去年因为干旱，华泰龙抢用村民的水，引发冲突。据说华泰龙约有上万工人，大都是来自各地的汉人，而村民不过数千。但随即从拉萨调来大量军警，包括特警，在甲玛乡开着装甲车巡逻多日，抓捕村民，至今有三名村民（其中一人是村长）身陷狱中，面临判刑。
赞普松赞干布的故乡快被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挖空了。甚至整个墨竹工卡县几乎被买断，连县政府所在地盘都卖给该公司，搬到另一处去了。当地藏人都在说，索性把墨竹工卡县改名华泰龙县、甲玛乡改名华泰龙乡算了。事实上，并不只是一个县、一个乡如此，拉萨附近的林周县乡乡被开矿，最远的西部阿里也到处在开矿，边境樟木一带的群山同样被淘金者拼命地挖掘着，或许不久就会挖到尼泊尔那边。
今年3月初，西藏高官向巴平措在北京对媒体说，“西藏不仅是国家的生态屏障、安全屏障，而且是西电东输、矿业基地、多元生物的基地，而且还要成为世界旅游目的地”。其中的“矿业基地”之说很清楚地展示了西藏未来山河破碎的景象。数日后，拉萨街上原本挂着的政治标语更换为诸如“展示新形象，铸就新辉煌，推进矿区和谐发展”，这是不是意味着即将开始更大规模地开矿？
2010-4-14，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转自唯色博客：看不见的西藏
2010年6月11日星期五
诺布：我们注定要发声
就在中共高喊言论自由的时候，有多少境内的中国人知道，无以计数的藏人正因为发声，而不断被抓捕。比如：《骚动的喜玛拉雅》的作者卓玛加，《开天辟地》的作者扎加（学东），《不再恐惧》的制片人当知项欠，以及著名歌手扎西东知等。五十多年来，中共从没有间断地抓捕为西藏而发声的优秀知识分子。就是中国清朝的“文字狱”时期，怕是也没有发生过如此丑行。
一方面，中国扼杀西藏的声音，另一方，却以各种方式，向世界和中国宣传西藏前所未有的发展的虚假现象，不仅为了迷惑世界，更为了迷惑和愚弄境内的中国民众，使独裁政权继续合法化地残暴西藏。
目前，中共加紧了扼杀西藏的声音。连博客上短短的几行字，如果反映的是真实情况，也会使中共疯狂。不惜各种手段，甚至利用那些廉价的五毛们，像贼一样，进行偷换概念和造谣诽谤，迷惑和扰乱读者对真相的认知，而导致博客的被关闭，时有发生。可悲的是，这种见不得人的阴暗、卑劣的作法，正在那些与西藏有关的网络上泛滥成灾。
公开的扼杀真实的声音、与文明为敌的做法，为什么可以成为中国的时尚？
我们注定要发声。尊重实事，不说谎、不打妄语，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戒律。并且，只有发声，才能沟通，才有机会解决西藏问题？！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一方面，中国扼杀西藏的声音，另一方，却以各种方式，向世界和中国宣传西藏前所未有的发展的虚假现象，不仅为了迷惑世界，更为了迷惑和愚弄境内的中国民众，使独裁政权继续合法化地残暴西藏。
目前，中共加紧了扼杀西藏的声音。连博客上短短的几行字，如果反映的是真实情况，也会使中共疯狂。不惜各种手段，甚至利用那些廉价的五毛们，像贼一样，进行偷换概念和造谣诽谤，迷惑和扰乱读者对真相的认知，而导致博客的被关闭，时有发生。可悲的是，这种见不得人的阴暗、卑劣的作法，正在那些与西藏有关的网络上泛滥成灾。
公开的扼杀真实的声音、与文明为敌的做法，为什么可以成为中国的时尚？
我们注定要发声。尊重实事，不说谎、不打妄语，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戒律。并且，只有发声，才能沟通，才有机会解决西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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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7日星期一
2010年6月3日星期四
达赖喇嘛尊者向现代西藏青少年介绍佛法
2010年6月1日，“七七”忌日祈祷法会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来到了西藏儿童村，为西藏现代青少年，包括世界各地前来达兰萨拉学习佛法的学生们讲授了《佛学与科学》。
摄影：朱瑞
摄影：朱瑞
2010年6月1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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