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国民党有没有人性？——从对达赖喇嘛态度，看马政权本质

昨晚，达赖喇嘛抵台，这是他第三次访问台湾。但这次和以往不同，国共两党连手诋毁达赖喇嘛，有蓝委说达赖喇嘛这时访台是“政治秀”，统媒《联合报》竟指控这是“站上了用台湾灾民尸骨搭建起来的政治舞台”。此刻特意跑来台湾的中国宗教局长叶小文更嚣张，居然把达赖喇嘛比作“人祸”。马英九等国民党高官，更纷纷发誓，绝不会在任何场合跟达赖喇嘛见面。

那个被这次风灾再次证明什么能力也“没有啦”的马英九，却有用拒绝见达赖喇嘛、向中国独裁者献媚、向北京霸王们下跪发嗲的本事。

中共丑化攻击达赖喇嘛可以想象，因为共产流氓们，一向都如此，他们不懂得人的语言，更别说善良、同情、人道这些文明价值。但马英九们，还有被人掀掉假发、露出秃顶谎言的蓝委们，附和中国国台办的鼓噪，实在是丢尽了民选总统和立委的脸。

达赖喇嘛二十年来，一直主张放弃西藏独立，承认西藏属于中国，只是要求高度自治。这已是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达赖喇嘛曾说，我们已让出了所有，没有什么可再给中国人的了。即使三周前在日内瓦“藏汉国际会议”上，面对一些中国异议人士对西藏流亡政府跟北京谈判政策无效的质疑，达赖喇嘛仍宣称，坚持「中间道路”。持这种立场，他这次来台湾，还能从事什么政治？他已经都被迫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而且一再强调不要求独立，马英九等那些“终极统一”们，还要达赖喇嘛怎么做？六百万藏人一直被北京殖民统治，达赖喇嘛已流亡了五十年，难道泛蓝的政客们，就没有一点同情心，没有一点人的情感？难道他们都和对岸的共产党一样，视一位一路强调和平非暴力的宗教领袖为敌人？

在马政府全面倾中、恐共，马本人甚至曾公开宣称，达赖喇嘛访台“不宜”的情况下，达赖喇嘛来台，一定会知道，会处于蓝营不友好、甚至敌意的气氛之中（马的亲信就放话“指定”达赖喇嘛的活动空间）。但达赖喇嘛还是千里迢迢来到台湾，为灾民祈福。对于这位精神领袖来说，生命大于政治！即使处于被国共连手攻击、诋毁的处境，他也不会放弃和退缩。台湾人民应该欢迎和感激达赖喇嘛的到来！

今天，达赖喇嘛是在整个东方人中，唯一享有全球盛誉的宗教领袖。多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以跟达赖喇嘛会晤为荣。前年，美国国会还向达赖喇嘛颁发了奖章，参众两院领袖和美国总统夫妇都出席颁奖会表达敬意！但在今天的台湾，这样一位在国际上广受尊敬的精神领袖，居然受到那些“低级政客”的攻击诋毁，实在太令人愤怒！因此有台湾人呼吁，以Ｔ型手势（代表Taiwan和Tibet），表达对达赖喇嘛的欢迎，感激他对台湾人民的一片爱心，同时抗议泛蓝政权的下作行径。

马英九和他的九流政府官员的作为，越来越让人们看清，他们绝不仅仅是无能，更是无耻。他们越来越明火执仗地跟共产党穿连裆裤，而且理直气壮地穿。它再次证明，国民党不是政治对手，是政敌；他们对待达赖喇嘛的做法，甚至不仅是政敌，而且是下流的政敌。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9年8月31日“曹长青专栏”

西藏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政治解决

王力雄

对西藏的前途，流亡藏人中出现一种看法，认为一两代人解决西藏问题已经不可能，应该改变心态，准备目前僵局可能拖延十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因此应该转向保护传统，延续文化，发展教育等工作上，而不是把精力继续集中在政治斗争。那种街头抗议虽然可以一时轰轰烈烈，却没有持久效果，不如甘于寂寞、几十年如一日地从教育、文化等具体项目着手。如果人人参与，共同努力，把西藏文化和民族特性保存下去，才是未来实现藏民族复兴与自由的希望所在。

我尊敬那些踏踏实实做具体事的人，但是免不了有一份担心。这世界并非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如同愚公移山那样做一点就多一点，最终总会把理想大厦盖起来，真实情况是建设性力量之外还存在破坏性力量，而且更广泛、强大，也更活跃。以总体眼光看历史进程，决定方向的最终是建设性力量和破坏性力量谁会跑在前面。遗憾的是现实社会的破坏性力量远比建设性力量跑得快，因此建设的成果最终很可能被破坏所抵消，付诸东流。

对西藏做建设性工作，首要原则总是不涉及政治，只要沾上政治，就会立刻遭封杀，因此只能搞环保，扶贫，办学一类与政治无关的项目。然而，你不涉及政治，政治却不会因此不涉及你，即使你完全非政治地去建学校，教藏文，以为是对民族文化的保存，然而学生在学校学的却不是本民族文化，也不是真实的历史，是专制者的洗脑和对历史的编造，学生有再好的藏文，也只能用于对专制政权歌功颂德。最近来北美为中国政府西藏政策唱赞歌的藏人代表团，每人都会说很好的藏语，却丝毫不会为藏民族带来益处。

因此在我来看，所谓建设不应该只是建设本身，减弱或消灭破坏性力量至少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只有破坏性力量被消解到小于建设性力量时，建设的结果才能成为正数，才能显现，建设也才会成为真正的建设。

而破坏性力量的关键正是政治。西藏绝大部分的问题都是产生于政治，因此解决问题归根结底不在文化、环保、教育等方面，只能是在政治上的解决。以回避政治的方式面对西藏问题，永远不会有结果，而且这种回避恰恰已经是问题的本身。

2009-3-30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转自：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349

加米——我们想象的中国人

作者：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
翻译：朱瑞


那个中国军官坐在老旧的油桶上，带着明显的恶毒的微笑，伸开双腿，一只手夹着香烟。戴着眼镜的藏人翻译，拿起档案，不停地说着，同时，来回地走动。所有中国士兵的表情都是冷酷无情的，穿着橄榄色的解放军制服，帽子上扣着红星，把扫帚，铲子，还有柱棍，作为枪，对准西藏囚犯。

这是在西藏难民营，戏剧性地讲演西藏问题时的一幕。年老的西藏人对那些从没有看到过西藏的年轻一代，讲述着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见闻。年轻的一代，就伴随着这些故事，成长起来了。

我记得观看《顿珠叔叔》的时候：台阶上，当那位康巴战士拿着匕首杀死了所有的中国士兵时，我多想成为那个英雄啊！ 稍后，在难民营和学校，我们的孩提游戏中，常常在双方都是藏人的假想战争中杀戮彼此，而装扮中国人的一方，一般来说，是软弱的，是很容易被击败的。

生活在流亡中，远离真实的西藏。审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筑起对中国人的想象，是很有趣的。并且加强这种审视，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我的一篇早期专栏里，写过我们想象的西藏，这一次，我尝试着评述我们想象的中国人。

1959年3月，当愤怒的西藏民众集聚在拉萨罗布林卡四周，杀死堪琼• 索朗杰措 ——因为他的穿着中式服装，而被误认为中国人，到近年天安门屠杀，达兰萨拉的藏人，聚集在一起为死去的中国人守夜，流亡藏人，在改变对中国人的想象中，走过了一条长路。

加米，在藏语里，指汉人，是种族上对中国人的称呼。

自从中国武断地、帝国式地声称改造西藏，以及随之而来的占领和镇压，加米，就被看作佛教的敌人：奸诈、不诚实、不道德、和不容质疑的残忍。

在流亡剧院的舞台上，我们从没有看到除了军人以外的任何一个中国人，也就是说，每一个中国人，在我们看来，都是军人。野蛮、残忍的军人，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中国人的群体形象。在表演中，中国军官的角色，一般来说，让一个面容略白，略胖的人担任，但他必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吸烟者。这是我们的种族偏见。

现在，另外一个中国人的形象，缓慢地占领了我们的脑海，替代了中国人作为军人的角色，那就是中国的武术家们。我爱看功夫电影。上映这样的电影后，孩子们淹没了学校的广场，两个或者三个一组，进行操练。我们的动作，深受功夫电影的启发。成龙和李小龙，是最让人喜爱的角色，尽管他们是中国人，我们一样爱他们的功夫。

1987年和1988年再次掀起的藏人抗议，使那些伴随着可怕的故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从影像中看到了真实的场面：中国警察中一支特殊的警察部队——人民武装警察，残酷地镇压手无寸铁的抗议者！这加强流亡社区的那些从没有见到过西藏的年轻人，对吐着浓烟的红色的中国龙的认识。

这以后，我们的舞台上出现了新的中国人形象，那些被橄榄色包裹的人民解放军，变成了穿着带有二个黄色条纹夹克的警察。这个形象的形成，毫无疑问是录相中的某些片断帮助更新的，以及不断到来的逃亡者，带来的关于境内西藏的最新信息的启发。

但是，一个不变的固定模式，在流亡舞台上的中国人形象，就是他们始终保持着残忍和没有笑容。几十年来，他们对藏人的折磨和文化的系统破坏，在藏人心中留下了无法忘记的伤痛。新的一代会继续来临，但是，这种种族灭绝的行为，将被永远记住。留在民众回忆里的伤痕，是无法愈合的。

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带给西藏人一个彻底的新的中国人形象。这种形象是通过电视直接地进入我们的生活。我那时还在学校，作为一个学生，我被震惊了，我不敢相信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和坦克会开进天安门广场，并杀害那些学生——他们自己的下一代。

这对中国人可能也大开了眼界，他们从来都不相信我们的抗议并发出的对中国军队的入侵，酷刑，和暴力镇压的声明。而天安门大屠杀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对中国人的想象，并从此接受了中国的另一个面容。

今天，西藏民众还知道了中国内部的许多问题：从东土耳其斯坦（新疆）到内蒙，到如今汉人已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满洲，以及被忽视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和千百万为争取基本人权而奋斗的农民和工人。

尽管中国的民主运动者们要求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中有些人，终始坚持“少数民族”的想法，比如西藏和蒙古，必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连它的殖民地都不能获得自由，怎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度？当他们希望继续帝国式的占领和控制被侵略的其他民族，他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自由和民主？

北京在对待所谓的“少数民族”的时候，像对待婴儿一样，认为他们是无能力的，具有依赖性的，不发达的，甚至在基因上就是原始、野蛮的。仅仅他们的发展计划，才可以恩惠这些少数民族。以这种高人一等的态度——今天的主人，家长，显然是汉民族，是五星红旗上那个位于中央的最大的星，而那些分布在边缘的小星星，是其他的少数民族——这种基本的冲突将永远不会得到解决。

台湾解除了具有殖民意义的蒙藏委员会，并承认了藏人对国家地位的权力，这是在两个民族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的。这种破冰之旅，结束了两个民族之间旧有的关系：台湾不再声称继承西藏这个超载的帝国遗产。这个变化不仅体现在台湾的政策里，还因为达赖喇嘛尊者对岛国的访问，使两个民族今天作为朋友，相融在一起。

然而，我怀疑藏人支持达赖喇嘛尊者的中间道路，寻求以谈判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仅仅因为极为相信他们的法王，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中国，而这种对北京的非信任感，很难消散。

中国在变化，并且这个变化是在任何人的控制和想象之外。目前，中国正在兴起不可阻挡的精神渴求的浪潮，基督教和佛教文化的队伍在壮大，很多中国人到西藏，从西藏的僧人那里寻求精神指导。同时，民主的力量也将从香港和台湾进入中国，显而易见，有一天，中国将从那个腐败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倒塌中，获得自由。

解决西藏问题，我相信，将在中国变化的时候。作为流亡者，我们必须和那些生活在香港，台湾，美国，欧洲，澳大利亚，还有加拿大等寻求民主的人们团结一致，更近距离地观察中国，西藏的年轻人必须格外地在这里担负起这个责任。

明天，当中国经历月食的时候，我们切不可固守中国人都是军人想象，那样，我们就失去了一次前行的机会。

（完稿2009年2月 达兰萨拉）

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生于印度，获孟买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著有英文诗集《穿越边界》散文诗《转圣地：一个故事和11首诗》，杂文集《Semshook》等。

——首发

中国加紧迁移西藏游牧民

2009/08/28

美国之音8月28日报导，中国政府本星期宣布将迁移5万名藏族游牧民离开中国西部一处自然保护区，作?2005年开始的迁移专案的一部分。北京表示这个迁移专案是为了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但西藏活动人士指责中国政府摧毁古老的游牧文化，而这种游牧文化其实一直尊重自然。

*中国政府:过渡放牧破坏生态*

中国政府宣布加紧迁移青海省的藏族游牧民，避免牧民的牲畜损坏自然保护区。

中国政府称，由於气候变化，再加上过渡放牧，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部分地区正在变为沙漠。这里是亚洲三大河流──黄河、长江和湄公河的发源地。

*藏人活动人士:千年游牧方式尊重生态*

牧民出身、从小就在这片自然保护区长大的仁青塔西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中国问题分析员。他反对北京政府对游牧生活方式的批评。他说：“藏族游牧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数千年，代代相传。他们其实是这片地区环境最好的保护者。＂

仁青塔西说，牧民随著季节变化将牲口从一片草场转到另一片草场，避免过渡放牧。他说牧民们从小就对当地生态十分尊重。

仁青塔西说，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经常把色彩斑斓的石块捡回家玩，可是他的祖父会让他把石头放回去。他说：“我爷爷生前是个牧民，从来也没上过学。可是我要说，在环境这类问题上，他是博士级的专家！＂

仁青塔西说，全球变暖是造成当地环境问题的因素之一。但是他说，多数破坏都来自中国政府的基础设施工程，比如采矿和修路。

*中国政府：游牧民适应新生活*

中国国家媒体说，政府在三江源地区建立了86个新社区，为将近5万名游牧民提供住房。

国家媒体援引环境官员李晓南的话说，当局通过提供就业培训、贷款和学校教育等方式，已经帮助游牧民适应了新的定居生活。李晓南说，村民的人均年收入去年上升到了相当於300美元，比游牧时的收入翻了一番。

*人权人士：当局剥夺藏人经济独立*

但是人权活动人士、加利福尼亚的西藏正义中心的约翰.艾索姆说，和多数中国人相比，牧民仍然生活贫困。他指责北京强迫牧民依赖政府施舍，剥夺了他们的经济独立。

他说：“这是造成文化上的群体灭绝，办法是让他们脱离他们已经熟悉了千百年的生活，把他们固定在他们从来也没有生活过的水泥墙里。你不能把一个民族迁走，让他们生活在一个自己不知道如何维生的环境下，然後施舍给他们一袋袋大米，而历史上他们根本就不是吃大米的人。他们是种青稞麦的。＂

艾索姆说，中国政府把游牧民迁移出他们的传统草原，有时还使用强制的手法，以此来强化对藏族人口的控制。

他说，中国不仅在青海，在甘肃、四川和云南省还有西藏自治区都在推行这样的政策。美国之音请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就这样的指称发表评论，中国使馆没有回应。

人权活动人士艾索姆说，青海省曾经有大约60万游牧民。他说，官方数位显示，已经有大约90%的人被迁移出了他们的草原。北京方面说，政府计划在明年完成有关余下的几千名藏族游牧民的定居工程。

（转自：http://www.xizang-zhiye.org/gb/xzxinwen/0908/index.html#090828.3）

西藏林芝森林砍伐仍在继续

地点：
GPS
GSP 纬度参照 北纬
GPS 纬度 29, 31.11′ 0″
GSP 经度参照 东经
GPS 经度 94, 51.8′ 0″
GPS 海拔参考 海平面
GPS 海拔 2920 m
GPS 时间标签 3:37:15
GPS 卫星 05
GPS 大地坐标系统 WGS 84
GPS 日期标签 2009:07:17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5867


评论 (1) Trackbacks (0) 发表评论 Trackback

1.
玛吉阿妈
2009年8月27日17:16 | #1
回复 | 引用

又在面临另一个自然森林的灭亡。西藏本来不是什么热带地区。在高原上生长一棵树木究竟有多难这些砍树的人可能根本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政府每年都在改建绿化事业，每年都重几万课树，到头来能活多少这些都是心知肚明的。那么为什么又不把原始森林给保护好呢？


来源：民间藏事

獨立：西藏人民的夢想

文/曹長青

十五年前（1994年），我在《北京之春》發表了題為“獨立：西藏人民的權利”的長篇專論，從尊重歷史、正視現實和人有追求自由、自治的權利等角度，闡述西藏人民追求自己國家的獨立，是合法、合理、合情。

十五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份子關注西藏、為西藏人權呼籲；也有相當一些人走向支持西藏獨立。但西藏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近年來卻一直強調走中間道路，即不走兩極：放棄西藏獨立，也不接受中共對西藏的殖民統治；承認西藏屬於中國，但要求高度自治（包括民主選舉）。

最近在日內瓦舉行的“藏漢會議”上，達賴喇嘛到會演講，仍堅持這一路線。西藏流亡政府的民選總理桑東仁波切的講話，也是強調這一點，仍期待有機會跟中國政府對話，使西藏獲得真正自治，達到“雙贏”。和以往不同的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從重點在西方、關鍵點在中國政府（謀求和北京談判），轉向了中國民間；尤其開始重視海外中國知識份子，想通過他們傳播西藏的真實。

●民主和專制能共存、雙贏嗎？

我也參加了這次在日內瓦的題為“尋找共同點”的藏漢會議。在桑東仁波切總理致辭後接受自由提問時，就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中間道路”和“雙贏”企圖，我提出了兩個問題：

第一：在人類歷史上，有沒有過專制和民主這兩種價值，以及其實踐，在一個體制下共存過？甚至“雙贏”？如果沒有，那為什麼桑東仁波切政府在追求這樣一個不切實際的方向？第二：中間道路有沒有限期（deadline）？流亡政府放棄西藏獨立的決定，是不是剝奪了六百萬西藏人民和他們的後代對國家前途的選擇權？

桑東仁波切曾說，他們謀求的是“在中國憲法精神下的真正自治”。而對於“中國憲法精神”，恰好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去年底在北京記者會上有說明，他說，中國憲法精神就是“三個堅持”：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針對西藏問題）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對於共產黨的領導，誰都知道，就是專制統治；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同一回事：經濟往哪個方向走，一切由共產黨說了算；而民族區域自治呢，朱維群用“排除法”說，不是聯邦制，不是邦聯制，也不是香港的一國兩制，更不是達賴喇嘛的真正自治，而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制。隨後朱維群語氣蠻橫地說，“在中國搞民族區域自治就是這個搞法，沒有別的搞法，沒有別的什麼‘真正的自治’。”

●不能期待“善良的狼”

朱維群還說，我們從來沒承認過西藏流亡政府，只是跟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接觸，談的是達賴喇嘛如何“改正錯誤”，爭取我們的“諒解”。表現好，可以讓他回來，“最多再加上他身邊一些人”也可回來。面對眾多外國記者，朱維群毫無最基本外交禮貌地宣稱：過去這些年，中央政府跟達賴喇嘛私人代表的接觸，就是談這些，將來也不會改變！那種霸道，真令人頭皮發麻。

我向桑東仁波切總理請教說，共產黨已經把話說得這麼清楚，西藏流亡政府還期待跟北京談什麼？跟共產黨的專制要“真正自治”，等於期待有“善良的狼”，“羊狼共存、雙贏”。人類有過這種先例嗎？

桑東仁波切回答說，中間路線是經過流亡藏人公投，多數贊成的；並說不久前的流亡藏人代表大會，最後多數仍是支持中間道路，它是民意的體現。

我則提到，流亡藏人只有13萬左右，即使全部都同意中間道路，那也不能代表西藏境內六百萬藏人的意願。流亡政府這樣做，是不是剝奪了那絕大多數西藏人未來的國家選擇權？

●西藏問題的根本，不是保存宗教文化

西藏歷史上是個獨立的國家，有自己的國號、國旗、元首、首都、貨幣、護照、軍隊、稅收等等。即使清朝後期，以及蔣介石民國時代，西藏也不是它們的一個省；只是五十年代初，被中共軍隊佔領了。

今天，西藏的問題，並不僅僅是宗教、文化和環境保護的問題，而是一個國家的存亡問題。達賴喇嘛作為西藏人民的精神領袖，備受藏人愛戴。但按照民主原則，不管地位怎樣崇高的領袖，都沒有權力決定人民的國家選擇權。西藏的前途，應該由六百萬西藏人民公投決定，而不是由西藏流亡政府的任何官員決定！西藏青年大會副主席葛瑪益西和議員葛瑪秋培等就曾提過，“我們少數流亡藏人無權否定歷史上即為獨立國家之人民的恢復獨立的權力，我們也沒有改變西藏民族後代之前途的權力。我們的問題是民族和國家的獨立與自由，而不是文化、宗教和環境保護等問題。”

現在六百萬西藏人民正遭受中共的政治專制和殖民統治，無法發出聲音。但從西藏境內多次藏人遊行示威的口號可以看出，多數西藏人民要的是西藏獨立！過去這些年來，我在印度、歐洲、美國等地直接採訪過上百名藏人（和藏人群體接觸的人數當然多很多倍），我對他們都問過相同的問題：要自治還是獨立。除了達賴喇嘛之外，其他全部都說要西藏獨立。我曾當面對達賴喇嘛說，我採訪過的全部西藏人都要求獨立，只有一個不要獨立。他問，是誰？我說，就是你！達賴喇嘛只有用他魅力無窮的哈哈大笑來回答。

● “有沒有可能”和“應不應該”

當然，我完全能理解達賴喇嘛的一片苦衷，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正在被毀滅，漢人大量移民西藏，中共推行漢化政策，希望像內蒙那樣解決“西藏問題”（今天內蒙2380萬人口中，漢人已占80％！而處於少數的蒙古人，據說四人中已有三個被漢化）。有些支持中間道路的藏人說，中共太強大了，尋求獨立是不可能的。這說明，他們的思維也被“漢化”，像工于心計的中國人那樣想問題，什麼事都先想到“有沒有可能”，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樣先問“應不應該”。

我在這裏要特別重複、重點強調一個中國人和西方人思維的根本不同：中國人（中國文化培養出來的人）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有沒有可能？而西方文化培養出來的人，首先想到的是：應不應該？換句話說，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原則，是理念。而凡事有了理念，堅持原則，不懈奮鬥，成gong一定就有可能。所以西方人可以提出“不自由毋寧死”，而不是中國人的“好死不如賴活著”。正是西方人首先想的是“應不應該”，而不是“可不可能”，所以自由和繁榮才最早從西方開始。

●獨立、民族自決，是世界潮流

猶太人複國，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們還不像西藏人這樣，一直有自己的家園，而是流散世界，曾長期沒有一塊安身立命的土地。但他們堅持自己的夢想，經過多年的追求、奮鬥，更有流血犧牲，最後終於複國，建立了以色列這個獨立的國家。但就在建國次日，周邊的五個阿拉伯國家聯手入侵，不讓它生存。當時這五國有四千萬人口，以色列只有60萬，剛宣佈建國，還沒有正規的軍隊，危在旦夕。但以色列人不是想“有沒有可能”，而是想建國“應不應該”。最後選擇堅守自己的家園，絕不屈服，全民奮戰，終於打敗入侵者，保住了這個新興的國家。

近年獲得獨立的東帝汶也是堅持了西式的“應不應該”而成gong。東帝汶才80萬人，不到印尼兩億人口的0.5％。在蘇哈托軍事政權專制三十多年中，如果按照“可不可能”的思維，那獨立就連想都別想。但最後東帝汶人成gong了，因為他們的領袖和人民，堅持的是理念原則，而不是絞盡腦汁琢磨操作上的可能性。

科索沃也是這樣，面積才一萬多平方公里（原為塞爾維亞的一個自治省），只有200萬人口，不到塞爾維亞的五分之一，但科索沃人堅持要獨立，經過多年的奮鬥，最後也夢想成真，成為一個獨立國家，至上月底，已獲得國際上62個國家的外交承認。他們初期的艱難，同樣令人感到“不可能”。

聯合國剛成立時，全球才50多個國家，現已近200個，等於增加了四倍，說明獨立、分離、民族自決，是世界潮流。關鍵是看這個民族的決心，尤其是其領袖對國家前途的認識是否清晰和堅定。

●跟流氓論理，是君子的錯

今天，任何謀求跟中共要民主、要真正自治，都是與虎謀皮，完全沒有可能！至於提什麼中國的憲法精神，即使作為策略，也是不會有結果的，因為共產黨本身都從來不按自己的憲法行事；憲法是花瓶，你以為那裏能長出鮮花，那是你的錯。

今天西藏流亡政府應該做的，是認清現實，尊重真實；這個現實就是，中共政權無論如何都不會給藏人真正的自治，這是專制者的本性決定的。不管你怎麼讓步、怎麼妥協、怎麼磕頭、怎麼懇求，全都沒有用！舉一個再典型不過的例子：達賴喇嘛本人的確是發自內心要放棄獨立，他千百次地在西方清楚地表達這種想法，並通過他的代表直接無數次地告訴北京。但中共硬是把“藏獨”這頂帽子“釘”在達賴喇嘛頭上，然後用其絕對控制的媒體強力宣傳，於是十三億中國人一致認定達賴喇嘛是“藏獨”的罪魁禍首，對他痛恨萬分。面對中共這種流氓，你要拿它當君子一樣去論個理，不是中共的錯，是你的錯。人家清楚地按獨裁者的原則、理論行事；而你原則沒有，理念不清，要鬥過人家，怎麼有可能？

那面對如此“強大”的中共獨裁政權，西藏流亡政府現在怎麼辦？應該旗幟鮮明地提出來，西藏歷史上是個獨立的國家，現在被中共佔領了；必須結束共產黨在西藏以至整個中國的專制統治，聯合所有人，推動中國民主。未來中國民主了，六百萬西藏人民用公投決定自己的前途。如果那時（民主）中國能夠尊重藏人的選擇權，平等對待西藏民族，那麼達賴喇嘛可以提出，希望西藏留在中國，實行高度自治（只能是建議，不能是決定！）以達賴喇嘛在藏人中的崇高聲望，多數藏人很可能會聽從。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必須尊重全體西藏人民的選擇。

●傳播西藏的“兩個真實”

今年達賴喇嘛已74歲。他不僅是西藏歷史上十四位達賴喇嘛中最長壽者之一（有九位達賴喇嘛壽命不到50歲），更是走向世界，在全球最受歡迎的精神領袖之一。既然過去二十年來致力跟中共談判的“中間道路”毫無成效（今後也不會有成效，這是必然的），就應該改變策略，把重點放在，向世界傳播西藏的兩個真實：西藏歷史上是獨立國家的真實，多數西藏人民要求獨立的真實。由此積攢國際上瞭解真實的人們支持的力量，同時也促使更多西藏境內的藏人覺醒。把希望放在自己的人民的覺醒上，而不是寄託到中國統治者的開恩上。或者說，不要寄望于統治者的變化，而是依靠人民知道真實後產生的力量。

現在的中間道路明顯是走不通的，而向世界傳播西藏的兩個真實，也不是可以立即見效的。既然都不能獲得明顯效果，那為什麼不走真實的道路？而且，只有走真實的道路，才有可能獲得真正的結果。一味謀求跟北京談判的妥協政策，只能自我麻痹，渙散鬥志，在給中共專制統治的合法性“背書”的情況下，誤導西藏內部的藏人。導致他們也不瞭解自己的國家的歷史，不敢想像獨立的可能，還會產生“沉默螺旋”效應，使他們認為，無論是境內還是海外的藏人，多數都不想獨立，只有他自己一個人心裏想，那就乾脆放棄吧。

●西藏人民的覺醒是關鍵

至於說強調西藏屬於中國，才能獲得中國知識份子的支持，那也是本末倒置。因為西藏問題的根本解決，關鍵是看六百萬西藏人民的覺醒程度和抗爭的力度。從以色列複國，東帝汶獨立，科索沃建國，更不要說當年美國脫離英國的獨立戰爭等等，全部的例子，都是靠本民族的努力，而不是依賴殖民統治者內部的知識份子覺醒。對方民族的知識份子發出良知的聲音是寶貴的，但不是關鍵，更不是“前提條件”。

以達賴喇嘛在當今世界的崇高威望，在全球範圍內傳播關於西藏的“兩個真實”，是絕佳的機會。一旦這位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圓寂，如果找到“轉世”，還要至少近二十年之後，才會有一個成年的“達賴喇嘛”；更不要說，要達到現在這位達賴喇嘛的全球性聲望，豈止是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因為現在這位達賴喇嘛具有獨特的個人魅力：他的氣質、風格、為人的謙恭、對他人關照的細心、孩子氣的率真，坦蕩的開懷大笑，以及他講話時特有的勁頭等等，都是獨特的，無法模仿的。這種世界性聲望和愛戴，絕不是將來哪個人叫“達賴喇嘛”就可以達到的。如此可貴的“個人資源”用在“中庸之道”上，實為一大遺憾。

●藏人心底的呼喚是“獨立”

我絲毫不懷疑，在絕大多數西藏人的心中，獨立是他們發自心底的夢想。只是由於面對中國惡龍的霸氣和暴政，他們不敢發出真正的聲音；由於對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巨大尊敬和愛戴，他們以宗教情懷推崇達賴喇嘛的政策。但自由是每一個人心底的渴望，掙脫強權的壓迫、建立自己的家園，是古往今來全世界每一個民族都一路浴血奮戰所爭取的，西藏人民絕不會例外！

達賴喇嘛和流亡海外的藏人，如果轉向重視多數藏人內心呼喚的“西藏獨立”，傳播這個真實、這個現實，讓世界更清楚這個真實，尤其讓每一個藏人知道他並不孤獨，讓每一個藏人心中的夢想都繼續燃燒，這種夢想的燃燒，就是為恢復一個獨立的西藏國鋪路！無論道路多麼艱難，無論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但這是一條遲早必定要走的路！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從腳下開始？！無論這開始的一步多麼稚嫩，在漫長的複國道路上顯得多麼微不足道，但它是通向心底呼呼的道路，通向夢想的道路，是正確的道路！在迷失的道路上跑一萬米，不如在通向夢想的正確道路上挪一寸。無論任何人，為實現自己夢想所作的每一絲努力，都有潛在的巨大力量：因為它真實。人類古往今來的一切成就、一切勝利，都是追求夢想的結果！西藏人的夢想，也遲早必定會成為人類夢想成真的一部分！

2009年8月24日於美國

——原載《觀察》http://www.observechina.net

2009-08-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达赖喇嘛尊者在日内瓦汉藏会议开幕式上的即兴讲话（2009年8月6日）

摄影：朱瑞

根据录音整理：Dechen Pemba （英文） 朱瑞（英译汉）


六百多万藏人，目前，在西藏境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恐惧。如果这种恐惧能够利于其他人，比如，我们的汉族兄弟姐妹，从某个角度说，是可以忍受的，是舍己为人。

自去年三月起，中国政府对藏人和平示威游行的单一宣传，曾引起汉人最初的过于情绪化的反应；但是，当事实越来越清楚、开始听到西藏的真实状况时，很多汉人为此感到羞愧，和我见面时，也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歉意。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庄严的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终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当然，中国应当得到这些：人口居于世界之首，民众勤劳勇敢，历史悠久，这都是为了获得世界的尊重，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必要条件。看看前苏联，曾经多么强大，拥有核武器，差不多已成了一个超级大国。但是，它的强大，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恐惧。不是吗？冷战时期，我几次到东、西德的边境，有一次，还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我也和当地人一样，感到了恐惧。我希望，包括所有的中国人在内，都要清晰：强大，应该给百姓带来的是和平、幸福、快乐，而不是暴力、恐惧、烦恼！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藏政策，到了应该被认真审视的时候了。

因为经济的原因，今天，很多国家正在缓和与中国的关系，甚至讨好中国，这是一种假象。中国，还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极权国家，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不该被认可的。他们在展示好的一面的同时，也藏起了许多令人恐惧的东西。如今的中国所赢得的世人的尊重和友好，是内心的还虚假的？我想，中国公众也清楚。我明确地感到，西藏问题，还有仁波切提到的新疆问题，都与所有中国民众的未来息息相关。

回到祖国，一方面是好的；另一方面我也感到不那么舒服，首先是恐惧，还有千变万化的整个社会形势。是的，我看到了笑容，但笑容的后面是什么？当然，有关“一个中国”的想法是好的，但同时，我们的内心深处也充满了恐惧。我在异乡印度度过了整整50年的流亡生涯，官员们和一些印度商人，听到这个信息，虽然微笑了，不过微笑的背后，也产生一些好意的怀疑和疏远。不是因为中国人有问题，而是那个制度的毛病；本质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体系，以及写进宪法的关于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会真正被实施吗？

最近，我见到一些中国学生，在他们看来，中国正在走向完善，发展经济比政治自由还重要。他们认为，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可能会更好。我告诉他们，看看印度，人口超过10亿，东部、北部、南部、西部，不同的文字，不同的语言。有时候，南部印度人，拒绝学习北印度语，有的甚至拒绝印度国歌。但总体上，这是一个真正的联盟，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有言论自由，司法独立。

所以，无论印度军队在这里还是那里，公众都从没有恐惧。有时，当地的印度穷人甚至要求参军，成为一个印度士兵，或者印度警察。这是真正的自由，内心没有恐惧。我们是人，伟大的中国人也是人，是勤劳勇敢的人。但中国的传统是服从当权者，即使有时候当权者的话是错误的，人们仍然习惯地说：是、是、是。这是不对的！有一回Jonathan Mirsky问我，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么挑剔你？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80年代吧，我说因为我不喜欢说“是的，大人！”

中国人，我想，也渴望享有言论、思想自由。过去的60年里，如果中国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我认为中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会得到更大的发展。中央极权制就意味着扼杀个人的创造性的思维，因此，西藏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远利益是一致的。

一些中国兄弟姐妹表示他们希望西藏人最终可以在中国获得更多的自由。但西藏目前的状况，还有新疆，蒙古人（可能数量较少），都处于危机之中，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要深层地认识这个问题的本质，正如我前面说的，这是一个危机，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发展。

现在，中国的高层领导只关注如何握住政权，而不是中国民众的利益，这是很不幸的。当然，政府是政府，民众是民众。去年，西藏事件发生之后，我公开对西方说，我对中国这个共产主义政权的信心越来越小了，但是，对中国民众的信心不会动摇。从那时开始，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尽量与中国的兄弟姐妹会面，主要是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在这里会面，你们可能对中国政府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不过，已经有些迹象表明，这次会议引起了一些抗议，认为这是反对中国共产党，或是噶夏政府的阴谋，我认为这是过于消极了。我想，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应该展开讨论，首先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创造积极的气氛，最终延伸到中国的民众中间；其次寻找我们的共同点，我们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我等待着听到你们更多的建议，包括一些建设性的批评，都是非常必要的。

正如桑东仁波切提到，尽管我们碰到了挫折，但只要中国政府传达出信息，我们就准备继续对话。所以我们非常欢迎提出批评，拿出一些新的想法和建议，这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我明天就要离开，我期待着听到这三天会议讨论的结果和一些具体的想法。

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困难时期。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应该把遇到的因难和挑战，看作一件好事。越是挑战，就越有机会展现我们内在的力量，宽容、智慧。我也是一个人，没有特别之处。在过去的60年里，有很多的挑战，不安全感，当然，也出现了焦虑，但一般来说，挑战越大，信心就越大，也就越需要坚持。最近我见到一些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他们表达了同样的心情，也就是困难越大，他们的决心也就越坚定，精神上就更加矢志不渝。所以，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力量，我们必须显示出我们的决心，做出更大的努力。一个西藏人说，9次努力，9次失败。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会议，一个失败过去了，接下来，又有一个失败过去了，然后，又通过了一个……（笑）。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不久，一些年轻的中国人，还有一些其它民族的人，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对他们说，我们是难民，已经30年了，有了一些经验，最重要的是保持我们的决心和继续努力。期望有些事情马上发生，是不现实的。这就是我想和你们分享的，尽管有困难或者障碍，但是我们要有坚定的决心去面对它，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为了广大公众的利益，这是神圣的、伟大的！所以，不能灰心，请坚持下去。


Around six million people live in Tibet and I think they are facing a constant threat. If others, such as our Chin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gaining benefit from this, then from one point of view it’s ok, a kind of sacrifice.

The initial reaction of Chinese people is usually of too much emotion based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paganda last year about Tibet. Usually though, things become clear and when Chinese people hear about the true situation in Tibet, it makes them feel really uncomfortable. Many have come to see me to express an apology.

And more importantly, when you think about China, it is an ancient nation, dignified, gaining more importance. Eventually it should become a superpower, it deserves this as it’s a most populous nation and the people are very hard working, with a long history. In order to become a super power and to gain respect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rust, it’s very essential. Look at the Soviet Union, it had a lot of power, even nuclear power and almost became a super power but that super power brings more fear. Isn’t it? During the Cold War I had a few occasions to visit the German border with East Germany and once I spent one night in that area. At this time I also shared the fear of the local people! Fear! So I wish, and all the Chinese people too I think…that super power must ……

So therefor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policy regarding Tibet

Today, many nations you can see are offering appeasement and praising China because of the economy. You see this is actually hypocrisy! Deep inside it is still a totalitarian system with no freedom of speech, no freedom of thought, no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that’s not acceptable. In the meantime they also hide these things and then show them some positive signs so I think this is hypocrisy. I think Chinese people also know that respect and friendship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 is much better

So therefore I really feel that the Tibetan issue and also, as Rinpoche mentioned, the Xinjiang issue, these things I think are things very much to do with the future of all the people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returning to the Motherland is good but on the other hand also I feel there is something uncomfortable, some fear, uncertainty. Yes, I see some smiles there but what is behind there (!) Of course, this one China idea is good but at the same time, deep inside there is a lot of fear. And then again I spent 50 years in India. The officials and some Indian businessmen they give a smile but underneath there is some kind of suspicion, distance. Not because the Chinese people are bad, no, it’s the system. I think the general Marxist socialist system and regarding minorities are written in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ir autonomy laws are really carried sincerely. Recently I met some Chinese students, their view is that in China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work to do so for the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olitical freedom. So they said tha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maybe a centralized system of government is better. I told them to look at India, over a billion population, look at east India, north, south, west, different scripts, and different languages. In some cases, people in south India refuse to learn Hindi. Some even refuse the Indian national anthem. But in all, it’s a genuine union because it’s a democracy, freedom of speech, independent judiciary.
So when Indian military convoys go here and there, the public never show fear. Sometimes the local poor Indians even say that they want to join the army, become an Indian soldier, and Indian police also. So this is real freedom, no rule of fear. We are human beings; the great Chinese people also are human beings, hard working people. I think it’s the Chinese tradition is to obey leadership. Even if they say something wrong they still say yes yes yes yes, I think this is wrong. One time Jonathan Mirsky asked me why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critical of you? This was many years ago in the 1980s. I said it’s because I am not acting like “yes, Minister”.

So the Chinese people also, I think they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thought. I think in the last 60 years, if the Chinese peopl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utilize ones own creative nature, I think China may have developed more advanced in the science field and the technological field. Centralized means not letting people individuals think creatively. So therefore the Tibetan issue from the viewpoint of all is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long fu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me Chin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actually expressed their wish that Tibetans eventually can have more freedom in China. Anyway the present situation with Tibet, and also with Xinjiang as well, and I also I think with many Mongolians although it may be a smaller number, is in crisis and there’s no room to carry on superficially.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Why? As I mentioned earlier, there is a crisis. The implications of that crisis affect the future of China. So now unfortunately, among the top leadership, there is the interest of how to hold power and not how to act in the interest of all of China. That’s unfortunate. However, government is government, people is people. Since last year’s crisis I openly told the west that our faith in the governmen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s growing thinner and thinner but our faith in the Chinese people is never shaken. So since then in every location I try to meet Chin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mainly intellectuals. Now all those we are meeting, they may not have much influenc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n the worst case there are already some signs that this meeting has caused some movement of protest from the Chinese, as being opposed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r in any case some kind of conspiracy from the Kashag, I think they look negatively. But I think that we should at this meeting we should discuss and firstly create a positive atmosphere amongst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eventually the Chinese people and secondly find our mutual ground. We should become more responsible and I’d like to hear more suggestions about what we should do to solve this problem. So I’m waiting to hear some ideas and suggestions. Including some constructive criticism, this is very essential.

As Professor Samdhong Rinpoche mentioned, despite the setbacks, we are ready, as soon as some signal comes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continue the dialogue. So criticism, new ideas and suggestions are most welcome. So this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meeting. And although I am leaving tomorrow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 the results of your discussions for three days and am looking forward to some concrete ideas, whether we implement them now or not it doesn't matter but some concrete ideas.

So we are passing through a difficult period. So I think basically as we are human beings, one good thing is that if there are mor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we should not see this as something bad. More challenges is the best opportunity to show inner strength, mainly intelligence and wisdom. I’m just another human being, nothing special. In the last sixty years, a lot of challenges, insecurities, of course a little anxiety but generally more challenges, more determination. And recently I met some Tibetans from Tibet, they expressed the same things. Things become more difficult but their determination, their spirit becomes more firm. So I think there is potential, we have to show determination and make more effort. Then there is the Tibetan saying, nine times fail, nine times effort. So we had the first meeting but then one more passed, then one more passed (laughs). Sometimes some young Chinese and sometimes other nationalities, just after Tiananmen, very fresh, at that time there was great pressure. I told them we are refugees so we have already 30 years more experience. It’s important to keep up our determination and continue the effort. I told them it’s unrealistic to expect something to happen soon.

That is what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in spite of difficulties or obstacles, our determination, for a just cause and for the larger benefit to larger number of people; it’s something very sacred so please keep.

完稿于2009年8月20日

——首发

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的回答

整理：朱瑞 贡噶扎西

按：以下内容为2009年8月6日内瓦汉藏会议上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阁下答与会者提问。根据录音整理。提问内容只选取了大意。不足之处，敬请包涵。——朱瑞

德国，彭小明：在达兰萨拉的西藏教学中，使用的是英语和藏语，如果未来能够在西藏实现真正的自治，在语言教学方面，西藏流亡政府有什么样的构想？

桑东仁波切：在流亡藏人的教育体系中，规定三年级以下由藏文教学，四年级，增加第二种语言，五年级，增加第三种语言。流亡政府教育部规定，在基础教学中，必须学会三种语言。未来的西藏，如果能掌握三种语言最好，但至少保证两种语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相关的条例中，强调了母语的重要性。母语作为第一语言，对于藏人来说，当然是藏语，第二语言应该是汉语。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学校里，目前，学生们在选择第三种语言的时候，往往都倾向中文。在我们的构想中，未来的西藏，中文，应该是第二种语言，是不需要选择的。也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中文是一定要学习的，但对所有的西藏孩子来说，藏文必须是第一语言。

美国，朱学渊：暴力，我想是对非暴力的失望才会出现的现象，特别是7.15乌鲁木齐事件，还有，在东北吉林通化钢厂也出现了暴力，甚至有人被打死……我们知道，达赖喇嘛是坚持非暴力道路的，那么，如果藏人有一天丧失耐心，在未来，达赖喇嘛是否有能力永远保证西藏人的非暴力抗争？

桑东仁波切：达赖喇嘛希望，包括汉藏在内的所有民族，都能平等相处。但是，各民族真正的平等相处，必须是在心灵上的，如果没有感情，所谓的民族平等和睦，也是不真实的。

通过暴力回答暴力，除了增加相互之间的仇恨以外，没有任何积极的结果。无论在西藏境外（国际上），还是西藏境内，我们一直都主张非暴力，并且，也取得了一系列的巨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并不存在对非暴力的失望。如果运用暴力，现在的西藏问题，可能在国际社会，早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那些尊重和同情西藏的人们，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我们追求非暴力。运用暴力，对于藏人来说就是失败，所以，从道义、信仰，或者仅仅从世俗的利益角度考虑，暴力对西藏人来说也都是不被认可的，因此，只要达赖喇嘛在世，这种非暴力就会一直坚持下去的。非暴力虽然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有一天成功了，带来的必定是一个双赢的结果，给人类带来长久和平，这也正是我们追寻的。

纽约，薛伟：藏中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但都没有任何进展，您是否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谈判，是否认为自始至终都是中共的一个骗局。如果是一个骗局，是否还要继续下去，如果是一个失败，在以后的会谈过程中，有哪些方面可能达成共识，或者妥协？

桑东仁波切：从2002年开始，到2008年，藏中双方进行了八次公开的会谈，还有一次在紧急情况下进的非正式会谈，前后共九次，都没有迈出大步，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藏中会谈是失败的。然而，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会谈，我们会得到了什么呢？在先后的九次会谈中我们又失去了什么？事实上，会谈中，我们并没有什么损失。另外，我们从来也不认为被中共欺骗了。会谈并不是强制的，我们有自己的考虑。并且，通过会谈，我们也了解了中国方面的一些想法，同样，我们自己的观点也向对方做了解释，这是会谈中积极的方面。如果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和谈机会，我们还会认真考虑的。当然，如果是两个人之间，进行了七、八次会谈，都没有结果，会让人失望，但是，两个民族之间，谈了七、八次没有结果，并非意外。

美国，吴宏达：从去年三月中共在西藏开始镇压到现在，杀了多少人，你们并不知道真正的数字；大概300或者400人吧，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天安门镇压大概也就是这个数字，那是对十几亿汉人来说，可是，对只有几百万的藏人来说，这就是一场屠杀。你是西藏人，我是汉人，我非常尊敬藏人，非常，也就是说，你是外国人，我是中国人。当然你有你的宗教，你有你的信仰，你该让你的人民知道，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51年所谓的解放西藏，就是一场侵略，59年把达赖喇嘛赶出来，就是西藏的灭亡，作为一个曾经独立的国家，不该谈自治，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桑东仁波切：历史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众人皆知，但是，一九四九年开始，主要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们西藏人在中共的枪口下，死亡的数字是超过一般人想象的，那是一个超正常的数字；比如，2008年，我们说有230人死亡，那是有确凿证据的，而真实的死亡数字谁都不知道，肯定要超过四五倍以上。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和中国政府和谈了很多次，其中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就是历史上的藏中关系，中国政府一直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达赖喇嘛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不是事实。如果仅仅基于政治需要，做出这样的承诺，就玷污了一个人起码的高尚品行。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要求名副其实的自治，并不是说，西藏没有独立的权力，是我们自愿放弃，这也是我们考虑了整个藏民族的利益以及为了保护藏民族核心---传统宗教与文化，所以自愿放弃。

另外，今天早晨达赖喇嘛尊者在记者会上说过，从发展经济，现代化的需要，及世界趋势等方面来看，一个弱小的民族，靠近一个大国，也都是有益处的。当前整个世界的趋势，比如欧盟，一些不同的国家都可以走到一起，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呢？并且，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就是一党专制的这个社会制度，也不是永远不会变的。

台湾，方俭：……中国正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流亡政府有没有考虑过，有一天，我们在中国境内的藏人被灭绝了，我们的文化都被忘记了，那个时候流亡的政策还走得下去吗？

桑东仁波切：一个家庭发生暴力有法律制裁，这是事实。但是，在世界上，当一个大国、强国，对一个小国、弱国进行暴力和屠杀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法律进行阻止和制裁，也是事实。比如，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被毁灭，就是一个例子。正因为如此，西藏青年会等一些民间组织一直在要求西藏独立。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们，因为西藏流亡社会已经是一个迈向民主大道的社会。另外，并不是所有的权力，只要你要求，就都能够实现。二十一世纪，不是所有的权力都能实现，所以，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这个权力，而是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个权力，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权力。尽管从理论上讲，有这样的权力，但是，不表明你能实现。如果不能实现，就是一种浪费，或者说这是无为的抗争。因此，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下，需要做出妥协和牺牲，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一种生存方式。

奥洲，冯海光：假如中共允许达赖喇嘛回国，西藏将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西方民主制？保留中共的现定制？还是政教合一制度？如果实行民主制，是不是对中共的专制构成了一种挑战？民主与专制水火不容的冲突，才是中共和谈的最大障碍？

桑东仁波切：我们始终认为民主主义，不论在藏区还是中国的其它省份，都是必须的，也必将实现，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但是，就和谈来说，目前，民主与专制，并不是主要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定了许多有利于西藏发展的内容，附合藏民族的心愿，如果真正能够实现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话，在中国实现民主之前，就能解决很多目前存在的问题，给藏民族带来利益。

美国，杨建利：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是否真的相信，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政框架下，实现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如果不相信，有没有可能在中间路线以外，和各民族一起，尤其和汉族一起，共同建造一个宪政体制，这个宪政体制，不是强迫的，是各方自愿达成的，我想听听总理阁下的意见？

桑东仁波切：如果能够百分之百地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民族区域法规定的内容，西藏人的意愿基本都能实现。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者，是不是会真的实施这部宪法，可能性是有的。因为中国的领导人一直都在强调法制，以及依法行事，而且，明确规定宪法是中国的最高法律，那么，在一个有宪法的国家里，最高的统治者拒绝履行宪法，这不仅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也是令人感到羞耻的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极权统治者，公开终止宪法在自己的国家施行，而中国的统治者不一样，他们一直强调在宪法的范围内行使权力。的确，中国的现行宪法是在一党专制的框架下，待中国有一天实现了民主化，西藏的状况会得到更好的改善，对未来中国的民主化，我们抱有信心，但是，在现在的宪法框架下，如果我们真的能得到宪法规定的那些权力，如果未来中国走上了民主，我们争取到的这些权力，会为将来打下很好的基础。

台湾，苏嘉宏：有一个传说，未来有一天，噶玛巴将继承甘丹颇章政权，这会不会违背甘丹颇章政权的宗旨？去年奥运，有3.14，今年中共建政六十周年，有人说，藏人也会闹事？我想听听桑东仁波切阁下的看法？

桑东仁波切：现行的西藏流亡宪章规定，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领袖是人民直接选出来的首席部长，由人民投票选举产生。不管达赖喇嘛在与不在，这一民主制度，都将会贯彻到底。所以，不管未来怎么样，流亡政府的政治领袖都是由民众选举产生。如果达赖喇嘛不在的话，根据宪法规定，达赖喇嘛个人名下的所有权力流亡宪章中规定的所有的政治，或者其他权力都应该由第司委员会来继承，这个委员会任期五年，这是由西藏流亡政府议会选举产生的，因此提出某一个高僧大德的名字，并说，他可能是达赖喇嘛的继承人，这样的揣测和想象是不确切的。任何一个人，特别是高僧大德，如果他们有这个能力的话，都可能进入这个委员会，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权力，高僧大德也一样。

去年西藏境内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并不是因为奥运才发生。3月，对藏人来说，是一个敏感的月份，并不是去年才开始，几乎每年都有不同规模的抗议事件发生。去年三月，开始只有极少数的七、八个人，但是，因为当时他们的和平游行被粗暴的禁止，并被殴打，也就是说，中共方面用非常过激的方法阻止、刺激他们，这样，3月11日就又增加了人，到最后，人数越来越多，遍布西藏。事实上，3月10到13日完全是和平抗议，3月14日实施了变相戒严。所以，很多分析家合理的怀疑，这期间一定有不可告人秘密或事先安排好的计划，也可以说是阴谋。

今年，整个西藏布满了中国军队和武装实力，他们的压制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不认为会有你预想的那样的事发生，但是，从当权者的所作所为来，他们似乎需要西藏人做出过激的抗议活动，这是显而易见的。

（有关提问者的身份，录音不清）：目前，藏中谈判已进入僵局，流亡政府有没有一个想法，就是请一个中间人，进行调停，来打破僵局，重新谈判？

桑东仁波切：现在我们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会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认为需要第三者参与，也没有必要让第三者参与。中国政府经常性的表现出对西藏流亡政府的不信任，但是，我们相信，在内心深处，他们是知道达赖喇嘛的真实愿望的，也就是达赖喇嘛并没有寻求独立。他们经常说西藏政府要求的名副其实的自治，就是半独立和变相独立，这不过是政治需要，或者说是他们的一种策略。如果不是如此的话，他们应该拿出达赖喇嘛搞独立和变相独立的证据。我们递交的自治意见书，是非常清楚的诉求，并且，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背后，到底是不是隐藏着独立的动机？！中国政府所说的，以及统战部的回答，我们寻求的独立，半独立，和变相独立，不过是他们的强词夺理，别有用心，这是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的。

英国，邵江：为什么你提出，在中国这个专制色彩的宪法、框架下和中国谈判？是不是权益之计和短视力的行为，从民主的角度说，这个政权对中国各个民族都是没有任何合法性而言的，您要求在中国的宪法框架下和中国政府会谈，是不是在变相的支持这种专制，让这个体制继续维持？您认为在这种专制的体制下谈民族自决是可能的吗？

桑东仁波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寻求我们的权利，可以满足藏人的意愿。我们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之下寻求自治，并不是权益之计，这个我在前面回答时就提到了，如果我们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寻求到我们的权力和利益，就会很自然地过渡到未来的宪法里，会完成一个自然的过度。任何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只有两个，一种是独立，那就是无视这个现有的宪法，另一种是留在里面，如果想留在里，就只能通过法律，现在的体系，去争取。

美国，曹长青：长期关心西藏问题。很高兴可以向总理阁下请教，我知道您是佛学博士，也是政治学专家。第一个问题，民主与专制能在一个国家共存吗？人类历史上有没有过民主专制共存的例子？民主的最核心价值，就是人民的选择权，而你们的选择权基本上是对境外的13万流亡藏人而言，那么，这13万流亡藏人，能不能真正代表境内的六百万藏人？将来中国民主了，尊重藏人的自决权了，当我们建议在中国的框架下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时，还要由全体藏人投票通过，而不是仅仅由居住在外面的十三万藏人来决定。

桑东仁波切：如前所说，我们要求自治，并不是说对中国的宪法百分之百的认同，从法制国家的角度来讲，宪法规定的内容，即使民众不欢迎，但是在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之前，我们还是要尊重这个宪法的。比如一国两制，就是中国的特产，其它国家是没有的。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宪法里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也知道相关的一些内容，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谎言。不过，就目前来说，如果真的按照宪法的规定，在所有的藏区能够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境内的情况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很多人都看到了，其实，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也是达赖喇嘛说的，我们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越来越小的原因。不过，只有从宪法的角度，才能达到双赢。以外的其它途径都是不现实的。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内寻求自治，并没有剥夺任何人的权力。比如，去年十一月，在印度我们召开了全体藏人特别会议，现行的政策，也就是中间道路，获得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藏人的支持，其中，来自境内的选票，也占有不小的比例，所以，我们是在境内外藏人授权的情况下，来为西藏争取权力，这一点，我们感到自豪。我们也没有剥夺他们的意见，他们也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西藏流亡政府国会议员）认为需要改变目前的任何政策，就可以改变。现在的西藏政府，是彻底的民主化，任何政策都必须按照藏人的意愿来制定。民主制度的建立，是我们流亡50年的最大的成就，应该说，这其实是达赖喇嘛尊者的智慧。

首发《参与》

朱瑞：心酸的西藏话题——与曹长青对话

和几位朋友去卢梭故居的路上，曹长青推着沉重的行李，走在我的前面。汗水透过他的衬衫，在背上湿了一片。“长青，你这就回美国吗？”我问。“不，”他看着蔡咏梅大姐（香港《开放》杂志编辑）等人，“这是她们的行李，一会儿，她们直接坐火车离开。”天气不算热，凉风从日内瓦湖上阵阵吹来，但是，长青仍在流汗。

走出卢梭故居后，几位赶火车的人匆匆地离开了，剩下陈破空、仁钦曲塔（华盛顿《瞭望西藏》主编）以及长青和我，悠闲地走在狭长而古老的小街上。这是日内瓦，2009年8月8日的午后，汉藏会议刚刚结束。

“长青，你怎么理解中共对西藏的所谓优惠政策？”我问。

“西藏是不是得到了优惠，是不是真地实现了自治，只有藏人自己知道。像一双鞋，穿在你的脚上，别人看着再好，再合适，没有用，只有你的脚知道挤不挤，舒不舒服。”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西藏命运的？”我又问。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对西藏问题感兴趣，主要是一无所知，共产党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觉得凡是共产党的说法都要画个问号。1994年，达赖喇嘛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演讲，我和我太太商量，如果有机会对达赖喇嘛进行采访，给当时海外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写一篇文章，就可以让更多华人知道，达赖喇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想的。但是，这样的机会怎么会轮到我们呢？我们没有权、没有势、没有大的声望。不过，我还是想尝试一下，就给达赖喇嘛住纽约办事处写了一封英文信。当时，我们没有抱任何希望；在美国，那么多的华文记者，美国主流记者，电视、电台，都在等着采访达赖喇嘛，怎么可能轮到我们两个不是正式记者的记者呢？可是，我们收到了回信，还是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的办公室的回信！说，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接受两位中国兄弟姐妹的采访；说，这个采访本来安排给了美国著名的女主播黛安娜．索伊欧，但是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我想，可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达赖喇嘛希望把他的声音传给中国。那时达赖喇嘛就有了与汉民族沟通的想法，也就是这次会议的想法，那是1994年。取消黛安娜．索伊欧的采访是不容易的，那是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当红女主播。

●西藏曾是个独立国家

“我和我太太马上开始了准备。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我们找到了很多关于西藏的中、英文书籍，我太太懂日文，日文又拿来看。看了以后，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仅在历史上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一段时间，甚至把中国的首都长安都占领了，迫使唐朝签订了协议，还立了一个碑，承诺彼此不再侵犯，那个碑现在还在，那是最有力的西藏曾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见证。就是后来中国和西藏发生关系，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州、省和一个国家的关系，而是特殊的关系，叫番属。什么是番属呢，就是我给你精神力量，你尊重我达赖喇嘛，尊重我们的宗教权威，这样，你境内的佛教徒，就会顺从皇帝，国家稳定。五世达赖喇嘛曾见过顺治皇帝。当时，顺治皇帝甚至要出城四十里迎接，但一些汉人大臣提出了异议，最后，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以打猎为名，路遇，偶然在路上遇到。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皇帝这样礼遇过下面的郡长？后来，清朝末期，赵尔丰曾率兵不足二千打进西藏，但是，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把清朝的残兵败将彻底赶了出来。

“作为一个知识人，不管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要尊重真实，传播真实，所以，我们就更加渴望采访达赖喇嘛，想请教这一段历史；另外，中共在西藏的殖民统治，这一点，很多汉人都不愿意承认，想回避，汉民族对西藏民族的种族歧视严重存在。我们必须告诉中国人，要结束专制，尊重藏人的政治选择权和自决权。

●达赖喇嘛的真诚

“达赖喇嘛给我们的第一印像就非常好。一进去，他就攥住了我们两人的手，领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屋子。我们的手，从来都没有被人这么长时间地、热情地、热烈地、真诚地攥过。一瞬间，你就感到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平等对待你的人，你就有一份感动。当时我和我太太都有点紧张，达赖喇嘛立刻看了出来，我们在往他身上别麦克风的时候，他一再说，‘慢慢来，慢慢来’，非常替人着想。我们说，‘问什么，有限制吗？’达赖喇嘛说，‘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

“后来，我们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差不多一万字，在《世界日报》整版发了出来，那可能是华人世界第一篇详细介绍达赖喇嘛，以及中共在西藏如何殖民统治的文章。”

“题目叫什么？”我问。

“《纽约访达赖喇嘛》，但后来《世界日报》改了标题为《达赖喇嘛：活着的上帝》。”

●不能用NOTHING 攻击SOMETHING

“到前面坐船去吧！”陈破空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看不出坐船和走路有什么不同，我不坐。”我说。“坐上船你就知道了，这儿毕竟是日内瓦湖，不是你东北家乡的松花江。”陈破空顽强地坚持着，张菁女士和仁钦曲塔也跃跃欲试，我只得跟大家一起坐船。不过，我看着长青：“一会儿回旅馆，吃完晚饭，我还要继续听你的故事。”

晚饭后，我和长青来到宾馆的前厅，有人在弹钢琴，有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我们选了一张燃着蜡烛的木桌，坐下了。

“那可能是华人世界中，对达赖喇嘛专访比较长的一篇文章，15年以前的事了。” 长青立刻谈了起来，“后来我就想，应该再写一些理论文章，因为那是一篇专访，有些内容还特意想让读者有兴趣，这样，我就写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这是第二篇你写的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我吃惊了。

“就是。”

“很敏锐啊！”我感叹着。

“那篇文章在民运的知识分子内部也出现了争议，很多人都不同意我的观点。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提到了中国人要向藏人道歉。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欺负过的国家，反过来，十三亿又欺负那样一个只有六百万人口的民族，中国人在被历史审判的时候，应该忏悔，你没有阻止，沉默也是一种参与！

“那年的圣诞节，1994年，是在一位民运人士家度过的。我去的时候，屋子里已坐了很多人，全体都要跟我谈话，很激烈，不像过圣诞节，倒像在开我的批斗会，大家憋了一肚子的火。我说，关于西藏的书你们看过哪些？有没有看过美国人、西方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没有。有没有看过藏人写的翻译成中文的有关西藏的书？没有。有没有看过中国官方写西藏的书，比如，有一个人公开地说，为了斗争的需要，组织上要我写一本关于西藏的书，那个作者是谁了，我一时忘了？”

“牙含章吗？”我问。

“就是。关于坐床啦，选灵童啦，吴忠信啦，有一点参考价值。”

“那不过是一本垃圾。”我倒出了心中的隐患。

“当然。不过，就是这样一本书，完全为了政府宣传需要而写的一本书，我说你们看过没有？没有。牙含章是谁？也不知道。我说，那你看，你们用什么反驳我呢？总不能用NOTHING 来攻击SOMETHING。总不能用0来对付1、2、3、4。我说，你们的状态我理解，我们都对西藏的认识有限，但是，我不会在没有弄清事实的时候，就去自信地批评别人，我更不会重复中共的话，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男人为什么不自信

“生活中，没有哪个人会特别地把戴在手上的戒指，指给大家，说，‘这是我的，自始至终都是我的。’当一份财产，被特别强调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我说。

“是啊，我们说欢迎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就说明人家原来不在你的怀抱，你没有抱着人家。我又说，西藏的人权情况你们不是不知道，你们要支持西藏的人权。再说，独立是他们的社会权利，他们有选择权。波多黎各要选择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如果全民公投通过后，还要美国国会批准。薛伟说过，‘结婚需要两方同意，离婚单方就可以完成。’你把藏人打这样，欺负成这样，还不允许人家逃？中国男人最没有自信，最怯懦，要女人的脚裹小，裹烂，裹臭，再也跑不了，自己却弄好几个。西方男人是非常自信的，我让你的脚长大，越大越好，你可以跑，但是，最后，你不跑，那才叫有本事！我的一个长辈亲戚，就是小脚，是裹臭裹烂，在烂和臭的过程中，长在一起，那是极为残酷的慢性的刑罚。”

“瞧你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我笑了起来。

“你不知道，朱瑞，你真是好运气，如果在那个时代，以你的性格，手也得给你裹起来。”

“这个，可以想象……”我长久地笑着。

“而且不是一年，十年，一百年，一千年，是整整十五代以上，一直到清朝末期，才决定不裹了。今天的中国问题，是文化出了毛病。人种没有问题，如果你认为人种有问题，这个世界，还会出现奥斯维辛。你的孩子出生在外国，尽管长着东方面孔，但是，精神上可以完全是西方的。中国文化两千年，八千年，什么用也没有，如果不提供人的自由，尊严，生命，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中国文化提供了我们什么？群体，家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妻子服从丈夫，丈夫服从家族，家族服从社会，社会服从朝廷，朝廷服从皇帝，不管多大多小的皇帝，都要为他下跪；最后一个皇帝才三岁半，动不动就尿裤子，下边那些留辫子的学士们，还在下跪。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在下跪，张艺谋在跪，余秋雨在跪，只有一个区别，就是胡锦涛不再尿裤子了。”

“你的思索，长青，很深哪……”我越过长青的肩头，看着前方。

●免费喝西藏没污染的雪水

“你温家宝怎么能跟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民选总理）相比呢？！桑东仁波切的这些知识，单说佛学，讲话不用稿子，你温家宝就无法企及。人家那么自信，面对多少挑战，都不会激动、不会生气。你再看你那些人，那些无能的小男人，坐在那里，就张艺谋还算英雄呢，我看连条狗熊也不如。真正的英雄，是放开你的脚，让你跑你也不跑，你的心在向往，你在尊崇。达赖喇嘛靠什么？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金钱，可是，全世界都在支持他。有一次，达赖喇嘛说，请帮助我们吧，只是，我们什么也不能给予你，不过，有一天，西藏自由了，我们喜马拉雅山上的雪水最干净，到时候，免费给你们喝。尽管是开玩笑，却让人心酸。”长青停了下来，看着别处，好一会儿，又说：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因为当时那些要和我辩论、火气很大的人，现在都在千万百计想见达赖喇嘛，转而支持西藏人权了，他们不见得支持西藏独立，但是，支持西藏人权。他们变化了。

●作为中国人的耻辱和责任

“现在，支持西藏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很高兴。所以，这次跟达赖喇嘛照相我没有去。我们要的不是和一个名人在一起，是要你真正看到他们的苦难，要为他们做点什么。我从不强调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只是说我是一个自由人，而自由人的对立面就是野蛮人。中国人，只是一个地域，血缘的概念。只有当我看到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去欺负别人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耻辱，感到有一份责任时……”长青的泪水终于没有忍住，滴落了下来。

“在达兰萨拉，达赖喇嘛长久地握着我的手，不说话……”长青停了下来，擦着眼睛，“后来，达赖喇嘛身边的一个生活秘书，曾是僧人，说过一句话，我记住了，他说，‘我们和国民党打交道，他们骗我们……和共产党打交道，还是骗我们……我对中国人绝望了……开始我们接到消息说，你要来，我不相信还有你这样的中国人，后来，我看了贡噶扎西翻译的你的文章，接触了你，才燃起了我对中国人的希望……’”

“如果说有一份自私的话，我就想，过了若干年，中国人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十三亿中国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种族，总得有一些人有一点人性吧，哪怕只有一个，起码让藏人知道，你们这些人不都是禽兽，从这一点说，我强调我是中国人……”长青哽咽着。

我也擦着眼睛，我不能不流泪。

“跟有些人谈不通，跟你能谈得通……因为你住过西藏，又去过达兰萨拉，亲眼看到了他们的艰难……”长青继续着，不看我，而是看着手里被泪水浸湿的餐巾纸，”后来，我在达兰萨拉呆了许多天，我看到那些翻过雪山从境内西藏逃出来的藏人，他们不会说藏文，但会中文，看过我的文章，对我很热情。我为几千名学生做了一场演讲，大家都哭了。再后来，我去了南部班加洛。两天一夜的火车，又坐了7、8个小时的汽车，最后，又租了一个很颠簸的那种蹦蹦车，好长时间，才到难民营。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当地藏人妇女协会去了几十个人，我采访时，哭成一片，说我是他们见到的唯一的一个中国记者……”长青再次停下了，烛光昏暗，我们都无休无止地流着泪。

●结婚，离婚，单身，要人家自己决定

“回来后，我写了一系列有关西藏的文章，告诉世界，告诉所有的人西藏的苦难。又约了一些人，共同编了一本书《中国知识分子论西藏》，我做主编，这本书在台湾出版后，又译成了英文、日文，藏人又译成藏文，都出版了。”

“你现在写的不多了？”我看着长青，这位质朴的、善良而不断自省的中国北方男人，从此，将成为我无话不说的朋友。

“近年我写的比较少。主要的原因是，我不赞成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我认为走不通。跟专制谋求民主，就像在沙漠期待绿洲，不存在。”

“中间道路，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否则，西藏文化会更加迅速地被灭绝。”我解释着。

“我理解，他也觉得没有路可走。但是，作为我的理念，又不能违心的同意。不过，我还是写了《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后来，达赖喇嘛见到我时说，‘这真是太有意思了，达赖喇嘛主张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你这个中国人却主张西藏独立。’

“我所有的关于西藏的文章，都坚持两个原则，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因为西藏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个，坚持尊重西藏人民选择权利的原则。结婚，离婚，单身，那是人家自己的事，我尊重这个民族的自决权，我认为个人权利大于一切。

●有什么样知识分子就有什么样政府

“达赖喇嘛说汉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给中国人很多的赞誉。其实，我们太不伟大了，不说别的，伊拉克在选举，阿富汗那些蒙面女人在投票，印度尼西亚，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再次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国家稳定，经济过去增长4%，去年达到6%；中国人不如印度尼西亚，不如阿富汗、伊拉克、新加坡、台湾……没有投票权，就是政治奴隶！中国人是世上最要脸的人，结果是最不要脸面的。今天，中共政权的存在，就是中国人的无知和怯懦，是中国人的耻辱。捷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哪里的民主是赐给的？

“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就配一个专制政权。十三亿人口，中国知识分子按照群体比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群体，几千万人，在西藏问题上，哪怕只有几个人站出来，说一句人话，不求你说得很高，只说一句人话，行吗？你欺负了人家这么长时间，就代表中国人，向人家道歉，说一声对不起，不行吗？人家和我们什么都不一样，宗教，语言，连容貌都不一样，这是能看到的。

●谁尊重弱者，谁就是英雄

“文化不是仅仅你喜欢穿旗袍，他喜欢穿西装，是思想的价值。有的人喜欢吃垃圾食品，有的人喜欢吃健康食品，这是饮食价值；思想也有一个价值，有的人喜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的人就喜欢自由、生命、尊严；我们的文化中缺少的就是后面的这些资源。今天美国的强大，不是因为金发、白皮肤，是人家开始的那个价值——《独立宣言》讲的不是群体、国家，甚至没有讲民主，讲的只是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都是个人的权利，不是哪个群体的权力、国家的权力，这样的文化，才能真正使一个国家强大。美国的强大不是军事、经济、国土的强大，是思想的强大。而在中国，提倡稳定压倒一切；没有健康的个人，哪有强大的国家？十三亿是什么，都是0，不管有多少0，加起来最后还是0。看一个国家的文化，就看这个国家对弱者的态度，中国男人最能欺负弱者，西方的文化恰恰体现出照顾弱者，谁尊重弱者，谁就是英雄。在中国，对自己的女性都不尊重，邓玉娇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怎么能尊重藏人的权利呢？

● “都向我扔石头，也没有关系”

“西藏人，不仅受政治压迫，还有种族歧视。有一次我在《北京之春》遇到一位藏人，他曾在四川医学院读书，跟我谈到汉人对藏人的种族歧视。我说，‘请给我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天，教授提一个问题，别人都没有答上，我答上了，那个教授，他是汉人，表扬了我，说：你看，连他都答上来了’。这种事，到处都是。

“我出生在中国，只有当我应该承担一份群体性的道德责任时，才强调我是中国人。奥斯维辛幸存下来的人，有一个说法，叫做幸存者的负罪感，survivor’s guilt。我们一样的被抓起来了，他们没有熬过来，我熬过来了，我的幸存，是一种负罪。这是非常高的境界，也更加人性，这是我从中得到的教育启示。我没有很大的力量，只不过会写一点文字，我要把我知道的告诉其它的人，不管他们说些什么，就是都向我扔石头，也没有关系。”


完稿于2009年8月15日星期六

——原载《观察》

達賴喇嘛尊者在國際漢藏交流大會上的講話

朱瑞拍照

2009年8月6日 瑞士日內瓦



大會主席、主持人、各位漢藏代表、各位來賓，大家好！

首先向籌辦這次漢藏會議的「國際和解協會」和「瑞士西藏友好協會」表示由衷的感謝！

在過去一千多年的歷史中，漢藏兩個民族除了偶爾發生衝突以外，大部分時間，都以睦鄰同胞之情相處，並在宗教、文化、經濟、社會等方面的交流和共同發展中，成為世代相續的朋友。佛教傳入漢地早于藏區，因此，藏人深懷敬意地把中國的佛教信眾視為同門兄長。

動盪的二十世紀，中國政局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後，隨即進軍西藏，武力佔領昌都，迫使1951年簽署了「十七條協定」，並借「和平解放西藏」之名，統治了所有藏區。

西藏方面始終真誠地按照「十七條協議」的規定，努力與中共合作，尋求生存空間。然而，1959年我和我的政府，以及八萬多藏人，還是被迫地離開了家園……這是一段人人皆知的悲情歷史。

我們流亡印度不久，就開始深入思考、討論未來解決西藏問題的方向，初步統一了意見：唯有與中國當局接觸，才可能解決問題；因此，1974年擬定了漢藏互惠的「中間道路」政策。1979年，當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提出和談建議時，我們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之後的十五年中，我們派遣代表團，先後進行了二十多次參觀和協商，然而，都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因此，在流亡社會中，我的「中間道路」，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批評與挑戰。1997年，對這一公共議題進行了公投，結果百分之六十四的民眾支持中間道路政策。根據民意，我們再次努力尋求與中共中央對話的機會。從2002到2008年，我的代表與中共的相關人員進行了八輪正式會談，以及一論非正式的私下會晤。不幸的是，因為中國領導人沒有以實際行動解決西藏問題的誠意，所以這些會談沒有取得任何具體的成果。

西藏境內的局勢一直處於緊張狀態，由於對治藏政策的不滿，去年三月，遍佈西藏三區爆發了大規模的和平抗議，中共卻歪曲地宣傳為藏人對漢人的仇視，試圖在藏、漢民族之間挑起事端，致使兩個民族中出現了不必要的猜疑。慶倖的是眾多的華人知識份子，沒有被中共的宣傳所誤導，他們憑借自己的智慧和學識，通過獨立的思索、分析和判斷，看清了事物的本質，並利用各種媒介，表達了他們對西藏問題的理解，聲援藏人，這是值得欣慰的，也可以說是正義的勝利。

我的代表以口頭與書面兩種形式，曾多次向中共中央明確地解釋「中間道路」的宗旨，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內解決西藏問題，特別在去年的第八輪會談期間，我們以中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相關條款為依據，提交了「有關全體西藏民族獲得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然而，這個明顯的誠意不僅沒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應，還被指責為「半獨立」與「變相獨立」，使我對中共領導人的期待與信賴越來越淡薄了。

這樣嚴峻的形勢下，去年十一月，我們召開了為期六天，有六百多位代表參與的流亡藏人特別大會，也儘量收集了境內藏人的意見，探索解決西藏問題的路徑。為謀求共識，我們也召開了國際支援西藏團體的特別會議。討論中，雖然出現了反對中間道路、強烈要求停止與中共對話的意見，不過，絕大多數的意見還是支持中間道路。有這樣的民意基礎，我有信心堅持中間道路，繼續為西藏三區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而努力。只要中共中央表示為解決西藏問題展開協商，我們依然準備交流與商談。

在今天的漢藏討論會上，我想傳達兩個期望： 第一，請毫無保留地提出未來解決西藏問題的建議和意見；第二，希望各位，向廣大的漢族同胞解釋澄清，西藏問題並非藏、漢民族間的糾紛，境內外藏人更沒有仇視漢人，讓我們共同來挽救民族分裂的危機！

也祈願透過這次會議，漢藏兩個民族能在相互信任、和睦的基礎上，為尋求共同的未來，往前邁一步。

最後，感謝各位代表不辭辛勞遠道而來！再次感謝籌辦單位對西藏事業的奉獻與支持！

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五十年代解放军平定西北和高原的武装叛乱

这是一篇转贴文章，原文发表在铁血论坛。其中涉及到非常具体的细节内容，是一篇很珍贵的文献。——朱瑞

文章提交者：国军P-40战机加贴在中国历史铁血论坛http://bbs.tiexue.net/bbs_73.html

在西北甘肃南部回族叛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56年初，甘、青交界的少数民族反动分子组织反动武装开始叛乱。3月下旬，四川康定地区武装叛乱平定 后，甘南地区形势开始紧张，步兵第11师33团两个营、一个山炮连会同师侦察连，奉兰州军区命令于6月11日从临夏进入甘南，与骑兵第一团，73团一同平 叛。33团在战斗中，击毙回民暴徒298人，缴获枪支71支。1958年，甘南再度发生大规模武装叛乱，这次规模更大，参加叛乱的回族人数一度高达数万 人。步兵第11师除炮兵305团外，全部进入甘南平叛。此时步兵第11师还指挥内卫第二团，成都军区145团，组成了第一指挥部，于1958年3月18日 进入甘南，与第二指挥部的独立骑兵第一团和第三团一同平叛。至同年11月，基本平定叛乱，毙伤俘回族匪徒万余人。

1958年8月，正当11师在甘南平叛时，临夏地区的反革命分子，乘临夏地区空虚，号召：“回族团结起来，打倒共**”，于8月15日策动临夏、永 靖、和政等96个乡叛乱，参加叛乱的人数相当多，仅东乡汪家集就有6129人。留守临夏的11师炮兵第305团，与师直属队和各团留守部队，在副师长王根 发指挥下，分路出击，击退回族叛匪多次进攻。25日，步兵第134师奉命增援11师，两师组成临夏地区平叛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11师305炮兵团、 134师401团2个营、134师高炮营和临夏军区教导营、铁路公安第九团两个团以及临夏地区各县民兵大队，以汪家集为中心进行全面清剿。经过两个半月积 极作战，部队迅速平息了叛乱，歼灭回敌10034人，其中击毙回族暴徒3268人，击伤2302人，俘虏1618人，捕获2846人。对于这些屠杀汉族， 屠杀共产党干部犯下累累反中国罪行的回族青壮年、俘虏和捕获的不少回族杀人暴民被立即绑起来处决。许多匪乱严重的回民村全部成为寡妇村，这些杀害汉族和干 部的匪村终于得到应有下场。1959年3月，西藏叛乱，步兵第11师在平息甘南叛乱后，火速开赴西藏参加平叛。

[转自铁血社区http://bbs.tiexue.net/]

1958年4月至1962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彻底平息了青海地区的藏族武装叛乱，为期五年的平叛斗争，共进行大小战斗3639次，其中部 队作战2811次，地方干部、民兵和群众作战828次，击毙藏族武装匪徒16600多人，伤藏族武装匪徒4876人，俘获藏族武装匪徒46800人。缴获 无后座力炮4门，高射机枪4挺，轻机枪17挺，长短枪3.98万支，土枪2.7万支，炮弹421发，各种子弹89万发，无线电台10部，手榴弹2012 枚，望远镜216架，指北针23个。另外一些像青海玉树州的藏族匪徒聚集区，全州上万藏族男子由于充当反对中国反对汉族的暴乱匪徒，全部被英勇的解放军消 灭掉，只剩下藏族女人，有效地消除了这个藏族匪区对中国的威胁，维护了中国的尊严。在平叛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和民警、民兵不怕牺牲，不畏困苦、英勇战斗， 最终取得了平息藏独的胜利。除了青海击毙藏族匪徒1.66万人外，另外关于西藏击毙藏族匪徒的重大战斗

1、1959年3月20日-22日，拉萨药王山战斗（含拉萨市内平叛），歼灭叛乱武装5300多人，其中击毙藏族匪徒545人，毙伤、俘4800多 人。2、1959年4月8日-4月21日，山南地区平叛战斗，击毙、伤、俘虏叛乱分子近2000人。3、1959年7月上旬-8月中旬，藏北剿匪战斗，击 毙藏族匪徒1000多人。4、1960年2月29日。恩达、丁青、嘉黎、扎木地区合围战斗，历时47天，击毙藏族叛乱分子1100多人，伤、俘虏4800 多人，缴获无后力座炮6门，高射机枪1挺、轻机枪119、电台6、步枪3700、降落伞268。5、1960年4月底，温泉、黑河、巴青围剿战，历时38 天，击毙、伤、俘虏叛乱分子5000多人，击毙受过美国训练的藏族空降特务7人。6、1960年申扎、萨嘎、定日清剿战、阿里马泉河以北、国境以北、青藏 公路以西清剿战和昌都东南清剿战，击毙藏族匪徒5000余人。另外，藏族叛乱分子在外国的直接援助下，盘踞尼泊尔北部的木斯塘地区，组织了所谓的“卫教军 ”，从1960年起经常窜扰边境地区。1964年经中央军委批准，西藏军区在扎东组建了中共特委和军事指挥部，加强反回窜斗争，与藏族卫教军的反回窜斗争 一直持续到1974年卫教军被尼泊尔政府解除武装才结束。指挥官丁盛将军血洗西北回匪，血洗青海藏匪，血洗西藏藏匪，维护了中国的尊严和国家的统一。

附注：1950年5月8日，原回族马步芳第82军旅长马云山，在平凉、固原地区串联回族匪特，组织发动叛乱，被称为“五八”叛乱。叛匪组织的“忠义 军”下设4个团，有长、短枪97支，轻机枪2挺，冲锋枪3支。后扩充为19个团、1个混合旅，有回族匪徒2000余人，妄图攻占泾源、固原、西吉县城，颠 覆人民政权。5月8日凌晨，叛乱分子分别袭击平凉安国区政府和西、海、固地区区、乡两级政府，杀死杀伤干部群众和解放军官兵337人，抢劫枪支45支、手 榴弹395枚、子弹223发，并抢粮食、财产等，还杀害了固原张化区委书记等。次日，1000多回族叛众攻占平凉，拟再攻泾源。回族匪团长马成龙等在固原 县扩充回族匪徒千余人，企图攻占西吉县城。西北军区派骑兵第2旅、骑兵第4团、西北军区独立第1师平息叛乱。在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叛军迅速分化瓦解或 溃散。匪首马云山因内部矛盾激化，被同伙击毙。至7月底，“五八”叛乱被平息。共击毙回族叛匪174名，击伤24名，俘虏168名，投降400名，缴获各 种枪支520多支（挺），子弹3300多发。

1952年4月2日，西吉县党部执行委员、自卫队中队长马国瑗和宗教上层人士马国琏以及反动教主密谋策划，成立“人民军”、“白头军”、“中央新编 第三团”，公开进行武装叛乱，被称为“四二”叛乱。当天，回族叛匪100余人将正在组织斗争恶霸地主的西吉县白崖区土改工作组包围，砍伤工作组成员，抢去 手枪4支。随后窜至海原县李俊区政府，参加叛乱。千余回族叛匪围攻西吉县城数日，袭击土改工作团，抢夺枪支、粮食，破坏公路桥梁……参加叛乱的回族平民达 上万人。先后有解放军战士、农民积极分子和土改工作队员30余人被叛匪残杀。致使6个区37个乡的基层政权陷于瘫痪，固原地区1/3的区乡土改工作被迫中 断。西北军区派遣步兵第8师3个团，骑兵第6师2个团以及平凉、庆阳军分区2个营、固原地区各公安局、县大队、武工队共同平息叛乱。宁夏（省）军区独立营 和骑兵第四团也参加了平叛战斗。经多次激战，叛乱队伍瓦解，被裹胁的回民乌合之众全部溃散。杨枝云、马国瑗等匪首先后向人民政府投诚，杨年子被活捉，叛乱 遂被平息。平叛中，共击毙回族叛乱分子151人、击伤23人、俘虏420人，共缴获各种枪支108支（挺），子弹2600多发，手榴弹63枚，刀、斧、矛 等武器3000余件。

解放初，西北回匪军大规模叛乱，骑八旅旅长马英，82军190师师长马振武，骑十四旅旅长马成贤被击毙，青马老将马元海（打西路军时青马前线总指 挥）被俘后处决。搞暗的，82军副军长赵遂、100师师长谭呈祥、129军357师师长杨修戎、新编骑兵军军长韩起功（打西路军干将）被处决，共有近1万 名回匪军被打死。在内蒙古自治区，英勇果敢的滕海清将军对蒙古族独立分子进行坚决打击，华夏民族英雄腾海清将军在“文革”中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内蒙古革 委会主任。康生等人积极配合腾海清将军的部队清除蒙古族独立匪徒们，滕海清积极打击内人党，使34.6万名蒙古族匪徒被批斗，消灭蒙古族分裂分子 16222名，沉重打击了蒙古族独立分子的反动嚣张气焰。“文革”结束后，蒙古族匪民们曾无耻要求对他判刑，但这些蒙古族匪民贼民奸民的无理反动要求被坚 决驳回，因为有解放军撑腰，腾海清将军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职务上离休。在新疆的王震，内蒙古的腾海清、西藏的丁盛成为捍卫中国领土完整的钢铁卫士。


hschenggang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bb93120100crr4.html

转自《民间藏事》http://tibet.woeser.com/?p=5873

达赖喇嘛访德之际专访黑森州州长科赫

发布者：德国之声 - 8月1日

达赖喇嘛周三开始了他第35次德国之行，如同过去一样，这位西藏流亡精神领袖所到之处，得到了其信徒和拥护者的热烈欢迎。而这次尽地主之谊的黑森州州长罗兰德·科赫，也是达赖喇嘛的好朋友。本台记者Ralf Buchinger电话联线了这位州长，就达赖喇嘛本次访问活动和科赫本人对解决西藏问题出路的看法进行了采访。

德国之声：科赫先生，您怎么解释达赖喇嘛对我们欧洲人的这种吸引力呢？

科赫：一方面是出于人们对宗教信仰的追求，达赖喇嘛所代表的藏传佛教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是除了基督教之外的另一个信仰上的选择。这一点我只能这么解释，因为我自己并不是这种情况。但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尤其是达赖喇嘛在法兰克福商业银行体育场进行的佛教讲学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另一方面，我想，达赖喇嘛之所以受到包括我在内的那么多人的尊敬和欣赏，是因为他为维护自己民族的特性和生存所作的努力，而且和世界上许多其他民族不同的是，他的努力全部都是通过和平途径进行的。当然，我想还有第三方面，那就是他本人的人格魅力。

德国之声：有些人指出，达赖喇嘛这次访问期间的一些大型演讲，比如在法兰克福商业银行体育场举行的佛教讲学，不过是一些纯商业性的活动而已。您如何回应这些观点？

科赫：我必须明确地说，我不参与达赖喇嘛的宗教活动，我本人也不会去体育场；我认识的很多人都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亲自见到达赖喇嘛本人。在同样的场地上，那些流行歌星开一场演唱会的巨额收入可能是那些流亡印度的藏人梦寐以求的。但事实是，门票收入将全部用于支付这次活动的组织成本。

德国之声：下面让我们来谈一谈达赖喇嘛的政治诉求，也就是为藏人争取更多的自由权利。您作为他的朋友能够在这方面提供些什么帮助呢？

科赫：我多年来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顾问，或者是帮助在欧洲建立一些联系，目的是和那些关心西藏问题的人一起努力，避免这个话题被公众所遗忘。一方面是不能被媒体所遗忘，要吸引舆论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不能让这个话题在政界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中消失。因为藏人的艰难未来就取决于他们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是否能够真正自治，是否能有权利学习和使用自己的语言、获得真正的宗教自由，并保证他们不会因为汉人的移居而成为自己土地上的少数族群。只有让舆论和政界始终对这些问题保持关注，让中国方面感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它才会有所反应。

德国之声：但是国际社会的施压其实是很困难的，比如德国政治家就很难在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寻求平衡。像这次达赖喇嘛来访，除了您本人之外，几乎没有来自联邦的高层政治界予以接见。他们是不是仅仅停留在言词层面上，而很少采取实际行动呢？

科赫：对于所有人来说，一方面要维持一定的影响力，避免孤立中国的领导层；另一方面又要让公众舆论对这些问题维持关注，的确是非常困难的。有不少国家因为害怕自己的贸易受影响而取消对达赖喇嘛的邀请，就是出于这个难题。我想，要想建立一个一致抗议的阵线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国太强大了。而且，就算真正有了这样的一个一致战线，恐怕对于作为弱者的藏人来说更危险。所以，我们的目标还是，让国际政治和舆论保持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我觉得在这方面，目前的情况也基本上差强人意。我们希望能够促成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方面重新启动谈判，这并不是什么带有军事性质的目标，只是展开对话而已。

德国之声：所以说，您认为对话比过于强硬的政治施压更有效？

科赫：中国政府目前仍然是一个带有强烈专制色彩的政权，而且从短期来看，它手中掌握着采取一切行动的能力。所以，我们希望能让中国领导层在利益的考量过程中看到做出让步的好处，同时又不让他们感到"丢面子"。这也是达赖喇嘛本人坚持的观点，而且从他多年前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打交道的经验来看，要想以和平的方式说服中国政府，采用让中国颜面扫地的手段是行不通的。我们应该做的是，比如指出中国的宪法中有关于民族自治的明文规定，在维持中国政府对这个多民族国家的领导的前提下，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同时又能让中国政府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而通过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愤怒来向中国施压的做法不应该长期持续下去。

作者：Ralf Buchinger/雨涵

责编：谢菲

群体性事件中少用“不明真相”

文/新华社记者黄冠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发布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时，爱用“不明真相人员”“不明真相群众”等词句。日前，吉林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发生群体性事件后，“不明真相”一词再次被反复提及。

这一说法耐人寻味，值得反思。

首先，如果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蛊惑、挑动的话，那么在事件发生之前为什么不能让群众知道“真相”？或者在事件酝酿阶段和刚露苗头之时，用公布的“真相”平息群众的疑问，把群体性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说群众“不明真相”，并不等于真理站在了自己一边，反而暴露有关部门没有尽到应尽职责。

其次，指责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不明真相”，无异于就说老百姓没有分辨事非的能力，这与事实不符。不容否认，有些事件确是因信息不实造成一些群众盲目参与，但即便是这样的事件，一般也有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瓮安事件最终证明当事人是因溺水死亡，但根子上却与当地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群众安全感指数很低，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相关。同样，通钢事件是不是也有企业在重组过程中，没有照顾到职工利益的问题？老百姓都愿意过安定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最后，把群体性事件说成是少数人教唆“不明真相”群众引发的，还有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嫌疑。近些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有地方政府工作没有做好，发生问题后处置不当的原因。中办、国办日前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要对“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借口群体性事件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起，可掩盖自己工作失误或试图减轻自己应负的责任。

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轻易地称成百上千的群众为“不明真相”，是传统思维模式在作祟。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就瓮安事件的经验教训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要打破群体性事件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发生的公式，值得人们深思。

转自:http://obama.tibetcul.com/61725.html

问候你的母亲——致御用爱国律师们

文/艾未未

近来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兔和鼠，煞有介事，好像是有人动了一个大国的祖宗，爱国贼们又在蠕动了。

国人不仅傻逼而且健忘，汶川地震的豆腐渣工程，才几天的功夫就没有人问津，律师们不知道是死到哪里去了。三十万被毒害的婴儿，无人报道，媒体都瞎了哑了，维权律师像是小媳妇似的。公检法腐败，当然没有人叫喊，因为律师就是腐败的一部分。煤矿塌了，砸死的是穷人，律师当然没有兴趣。几十万艾滋患者，律师没有兴趣。中国的船被俄国打沉了，律师在哪儿呢。杨佳案，俯卧撑，躲猫猫，律师们屁都不敢放一个，足以吓死他们。律师自己的协会直选都搞不定，孙子们丢尽了脸。央视一把火烧了五十个亿，可以把希腊的，罗马的，印度的文物大把大把的买回来，买回一个国际主义文化的潇洒，买回许多许多的自己的和别人的耻辱或是尊严，你们屁都不放的肛门生锈了吗。生在一个垃圾箱里，该放屁的时候不放，不该放屁的地方却满口喷粪。中国律师真不如驴屎。

圆明园的鼠兔不是中国的文化，也没有狗屁艺术价值，爱国不是爱新觉罗，十二个洋造的玩意不是国粹，今天若是要花屁民的银子，那才是又一次的被劫。是什么样的奴才们会爱上那条曾经抽过他的鞭子，中国人世世代代又贱又怂又坏又贼，烂到骨子里去了。这些简单的道理，不学无术混淆是非黑白的狗屁爱国律师，鸡巴媒体搞得清楚吗。

再说圆明园享有今天的败落，并不只是洋人的功劳。国人的功劳不可抹去，直到八十年代，圆明园一带的猪圈，哪家哪户不是用雕梁画栋的圆明园汉白玉所砌呢。

媒体是个啥玩意呢，说他们是婊子，是有辱性工作者了，说他们是牲口，是有辱动物了，他们只能是愚蠢地人类中的最低下的族群中最差劲的最没有趣的哪一类。

留学生就一定是傻逼吗，海外华人就一定是爱国贼吗，律师就是坏蛋呆逼吗，答案是肯定的。至少他们看上去总是这样的。

就算是你们真的想为这个耻辱的体制，罪恶的文化买单，你那几斤几两值多少呢。

在新中国的几十年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在西藏，在革命的，人民的，党的，你的名义下，毁灭了不计其数的文物，毁了无数的祠院庙宇，砸掉了成千上万的佛身，熔化了多少车皮的鎏金佛像，今天有谁站出来要清算一下价值呢。那时的你恐怕是唯恐不及呢。

知道了律师的身份是欺诈的，法律是可疑的，媒体是下作的，体制是昏庸的，就会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装，装什么。一个无视事实，无耻作秀的国家，慢慢的乐吧。

一百个还是一千个御用爱国律师们，还是多关怀一下你们的母亲，不要总是让我们来关怀她。

来源：艾未未博客

百名汉藏学者、专家、作家、教授汇集日内瓦

作者：貢嘎扎西


2009年8月6日至8日，一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汉藏学者、专家、作家、教授及社会工作者将汇集瑞士日内瓦，探讨藏汉关系、西藏前途、中国民主化等重大议题。本次会议，将由国际和解协会（IFOR）和瑞士西藏友好协会（STFA）共同举办。

国际和解协会负责人乔纳丹圣西森先生（Mr. Jonathan Sisson）表示：“会议的目的，在于让藏汉之间，进一步增进了解，探讨解决西藏问题的和平之道。”

瑞士西藏友好协会扎西达桑博士（Dr. Tashe Thaktsang）表示：“这不仅符合藏汉两个民族的利益，更有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并为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数百年来，藏汉两个民族在精神、文化、社会和经济等领域广泛交流、密切互动、彼此获益。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水乳交融如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里，被人为加剧的政治争端所裂解。

2008年，发生在西藏各地的和平抗议，显示藏人无法忍受中共在西藏的高压政策。但不幸的是，现在的中国政府不仅拒绝听取藏人的真实心声，反而把抗议事件解释为“‘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而煽动的暴乱”。其目的是为了扭曲事实真相。

事实上，所有关注西藏未来和中国前途的人们，不论在西藏问题上持何立场，都为藏汉之间呈现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而感到焦虑。我们认为，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藏汉两个民族的民间代表，将对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达赖喇嘛多次表示，不提出以历史上的主权依据来解决西藏问题，而愿意面对现实，寻找藏汉互惠双赢的和解之道。2009年3月10日，尊者在声明中提到：“我们应该思考并寻找藏汉双方互惠互利的方向。为了把西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我们争取为获得真正而合法的自治而努力。”为此，尊者呼吁，应大力促进藏汉双方民众之间的相互交流，增进理解，强化互信。

不久之前，这种交流已经开始，并显示初步成效。我们感到，有必要在瑞士，这个具有伟大和解精神与悠久和平历史之邦，再次举办藏汉交流与对话的盛会。

达赖喇嘛尊者将莅临会议并发表重要演讲。包括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严家祺先生等近百名知名华人学者、专家、作家、教授等，将出席会议，并各抒己见。我们期待，这次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来源：参与

藏人及其宗教与文化面临生死存亡危机

【挪威西藏之声7月27日报导】为表达对西藏和新疆目前局势和人权状况的关注和支持，台湾非官方组织世界文教基金会上周六（25日）在台北举行「西藏和新疆的人权状况论坛」。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次仁应邀出席论坛，并就西藏方面发表演说时强调，西藏人民和西藏传统的宗教与文化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

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次仁今天（27日）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上周六在台北举行的「西藏和新疆的人权状况论坛」中，台湾上届政府官员、电视节目特约评论员、报社专栏作家和研究西藏佛教的博士等很多人参加。其中发言人士大致谈及有关西藏的人权、宗教与文化等问题。

达瓦次仁作为西藏代表应邀出席论坛，并向与会者发表了约50分钟的演说。有关他在西藏问题上发表的演说中，具体谈到哪些话题方面，达瓦次仁向本台介绍说，（录音）“我主要谈到是西藏的历史、西藏为何是一个独立国家，以及西藏现状。当然我在谈及论坛主题‘西藏人权状况’时强调，对藏人来说，人权不是首要的。因为人权问题是，你过的好不好的问题，而我们藏人的问题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所以说，西藏人民和西藏宗教与文化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

达瓦次仁在他的演说中还表示，（录音）“藏人所有的行为都不完全是政治上的行为，虽然藏人是用政治形式表达，但藏民族的本意是为了维护自己民族的特性，以及为了传承西藏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对此，从藏民族的角度来讲，对汉民族和中共政权并没有特定的仇恨，藏人不满意的是，自己的宗教和文化遭到毁灭。”

此外，从本月3日至30日由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在台北举办的「魂牵雪域半世纪·西藏宗教文化特展」活动中，昨天（26日）上午在中正纪念堂举行了「观音沙坛城分解祈福法会」，为台湾及西藏祈福，现场有数千名台湾民众参加。下午主办单位在举行的周末讲座活动中，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次仁以《西藏的现状与未来》为主题，向民众发表了演说。

有关演说内容，达瓦次仁向本台介绍说，（录音）“我讲到，藏人和西藏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西藏拥有怎样一个社会制定。因为中共总称‘西藏是最野蛮、最落后的’，我就告诉他们，西藏原来的社会制度是什么？我特别强调，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而且从未发生过饿死人的事件。西藏因为没有军队和警察，政府官员也只有300多个，这样的社会里面，没有发生过农民或者老百姓的起义。此外，西藏在五世达赖喇嘛以后，就已废除死刑等等，我认为这些事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还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想研究西藏原来的社会制度，可以将不丹这个国家作为参考，因为不丹完全拷贝了西藏的制度。”

达瓦次仁在演说中强调西藏传统宗教和文化对藏人的重大意义。他表示，（录音）“在有关西藏现状方面，我谈到藏人目前面临的困境、藏人的期望，以及达赖喇嘛为西藏民族自由，特别为延续西藏传统的宗教和文化所作出的努力。我还特别强调，达赖喇嘛和藏人为何一定要延续宗教传承，是因为藏民族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藏传佛教和其精神，以及这个文化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在本台问及有关在场人士在听完演说后，有何反应时，达瓦次仁表示，（录音）“当时很多人都流泪，大家很感动，他们都对西藏民族的这样一个境况，以及对藏传佛教的处境表达了非常强烈的关心和支持。”

请你们在湖边收敛一些

文/奥松

几天前为一个常规的祭嗣仪式，我们兄弟几人同乘一辆轿车去了措温波湖边。当快要抵达十年前就已经选定的地点时，猛然发现我们常去的那块地方已经被开发成所谓的旅游景点，一张绿色的大网已经将大快沙滩地罩成了内外，而我们要去的又在那大网之内。

当行近小门时，看到一道铁链拉过那两侧的门柱，停车，走下车，绕过门柱到右侧的门卫室外，走出一位肯定是海东地区，上了五十岁的男人。我对这种随意强硬占有一席之地的作法深恶痛绝，但人家是代表省旅游业，看门者也只是雇拥的人，与其过分的交涉也是无聊了，但我们需要进去，就向这位海东人说明我们有个宗教仪式需要在这网内不远处举行，希望放过我们。

守门人却是个不通情理的人，毫无商量余地地说：“没有通票不能进去。”我看讲不通道理就问：“票在那里买？”

“到码头那边的票房买。”他坚定地说。

“我们从那么远的地方雇车前来，很不容易的，你要让我们再返归几公里去购票又非常麻烦了，求求你让我们进去，我们不是外地人（好像他才是本地人了），不是来观光的，我们需要进去煨个桑，有个宗教仪式需要举行，你可以看到我们不去你们的旅游景点，不信你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去了你们的旅游景点，你随便罚款好了…”我想用我们的实际目的来打动他的顽固。但那位门卫却是个忠于职守的家伙，只有一句话：没有票不行，票房主管会骂的。

“你们的票房主管是谁？”我问他。

“姓尕，是你们藏民”他说。

我只好借助认识的人来与他取得联系，经过反复拨通几个电话，我终于让一位相识的朋友让那位票房主管向这位门卫通话说明，我们算可以通行。

就这件事，我一直感觉不良，措温波是她周围人民群众的生存资源，也是一份精神财富，更应当是一个民族信仰与其常规仪式不可或缺之所，你省上旅游业可以从共有的条件下享有她的旅游开发与合理利用，而现在却好，本地人需要延续原有的习俗仪式，还要看你们的脸色，需要求得你们的同意，你为了你的资金来源考虑而这里围拢，那里独占，还听到说你们计划借“生态保护区”之名来强占原本就是牧场的湖区，将整个湖区资源占为已有，想想看：你开发的目的是为了观光者的数量需要，一个本来生态脆弱的高原湖泊区，你们将要打造一个人群集散地。这让人想起鲁迅先生说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旅游区不就是要在湖区创造：“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吗？

解放前湖区没有被开垦的土地，更没有鱼民来这里寄生，听老年人讲植被远比当今优良，但解放后人为的乱砍滥伐现象已经造成不可弥补的创伤，这都是有目共睹的，每年给内地制造的沙尘暴有多少？环境保护的口号下我们又有多少借用各种理由来破坏生态环境？国家如果禁止旅游开发，或者开发也限止数额的条件下评价利弊结果来利用，这样会不会维持或更好地利用我们的环境资源？

想起几年前在湖边牧区下乡搞工作，一天在山上和一位老牧人聊天，他从语调听出我是一位农业区的人，就开始述说讨厌我们农民的生活方式，说不管多好的牧场，如果农民来了就算完了，说农民像农家的猪一样，他们随意乱挖滥伐。他指给我看不远处的农庄：“你自己看看”，他说道：“那些原本良好像地毯似的草场被农人开垦的怎么样了，原来那里和这下面是一样的，非常美好的地方，但现在你看到那村庄周围环境，就像打了土匪一样了…”

是啊！我还要说什么呢？农民来了，美丽的草场被挖做了种粮草的田地。再看临近的山上，原本茂密的灌木被砍伐当了柴。但是每当到了冬季，大风刮起，那些被当做田园风光式的地方卷起一种黑色的传奇式怪风，向着东方刮去。其实，它更像一条黑色不友好的哈达，借着天上刮来的风，向着东方各大城市飘去。

社会发展到当今，环境保护的意识应当从理念上升到行动的时候了，上面的主管部门应当有一个总揽全局的规划和它的行动指标，对个人欲壑难填似的行为应当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转自：http://aosondi.tibetcul.com/59138.html

独立，藏人不得不走的路

文/朱瑞


总也忘不了那个男生。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转到了我们的班级，坐在我的前张桌。那文弱而白净的脸上，与众不同地闪着一双深陷的大而明亮的眼睛。

“他和我们长的不一样？！”我悄声地对同桌说。

“他是回族，不吃猪肉。”停了一会儿，同桌又说，“猪是他们的祖宗。”

事实上，猪，在回族的眼里，是不洁之物，才不吃猪肉。可当时没有学生知道这个常识，因为我们的教课书里，从来都没有人文风景。在我们的国家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一天，下午放学后，几个高个男生突然把那位回族小男孩打倒在地，硬是往他的嘴里塞了猪肉。

后来，我在西藏高原看见了更加可怕的现实：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早已过去，可是，中共仍然在西藏进行毫无顾及的文化大革命式的宗教清洗：比如在札耶巴和青朴这两处古老的修行圣地，粗暴地清退静修者，拆除经堂和僧房，在拉萨，公然地铲走麻尼堆，限制藏人祭祀山神，撤销甘露大法会等等，等等，这种对西藏宗教的鄙视、破坏，乃至毁灭，又让我想起那个回族小男孩饱受的污辱。原来，我们对其他民族的一切歧视，都来自这个政权的影响和教唆！

连中共在1979年最后认定的56年少数民族的作法，也是别有用心地把像藏、蒙、维等有着自己完整的文化体系的民族，和一个从来也没有走出山林，没有自己的明显文化特色的部落相提并论！其目的，就是淡化和削弱藏、蒙、维等民族的独立性和历史地位，最终，达到同化和消灭这些民族。

忍无可忍之下，藏人举行了多次起义，去年三月，是最大规模的一次。中共却把责任推卸到尊者达赖喇嘛身上！尽管民间组织公盟，以“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揭示了西藏抗暴的起因，而中共，并没有停止嫁祸尊者达赖喇嘛。事实上，推卸责任，丑化一个清白之人，已是中共60年统治的套路。比如蒋介石先生，在中国大陆人们的心中的是一个无德无智、得了梅毒的小丑。同样，这次新疆的7•5事件，中共又老生常谈地把责任推到了热比娅的头上。

显然，中共并不想反省60年来民族政策的失败。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人还把中国的民族矛盾，归结为中共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所谓的优惠，显而易见，不过是往那个回族小男孩嘴里抹了猪肉以后，再给一碗甜水，硬是让他把那猪肉咽下。尤其是马绒先生主张建构的“民族国家”，是一副货真价实激化民族矛盾的兴奋剂！在中国，这个和美国、印度截然不同的，没有任何民主的国家里，“民族国家”必将导致，对内，使民族之间血流成河；对外，使中国成为第二个法西斯帝国，不仅为世界和平带来灾难，也将使中国必然站在世界的被告席上。我个人认为，马绒，如果不是一位挖空心思讨好中共的御用教授，便是一个迫不及待地等着分配战争赃物的冷血的狼。

解决迫在眉睫的民族矛盾，对中共来说，只有一条路，就是停止推行极左民族政策，一句话，遵循宪法的规定，建立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停止移民，还给中国公民话语权、知情权，真正地把中国变成法制国家。

不过，对新疆7.5事件的强硬态度，以及对藏中会谈的从中作梗和施延，都预告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渺茫，也许最终，藏人不得不走上一条独立之路，何况中共入侵西藏的事实，不是以“解放”两个字，就可以掩盖得天衣无缝的。

完稿于2009年7月21日

嘉央諾布：黑暗到黎明～從清朝到獨立的圖伯特刑罰

（此文转自悬钩子博客：http://lovetibet.ti-da.net/e2717647.html）

舊西藏的法庭和監獄對觸犯其法典者實施剜目﹑割耳﹑斬手﹑剁腳﹑抽筋﹑投水等幾十種慘不忍睹的刑罰。

～～《西藏百題問答》第12題，「達賴統治下的舊西藏實行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制度﹖」

砍手砍腳這回事，是中國當局與他們的西方文宣打手，拿來指控達賴喇嘛與他的政府的標準罪名之一。當然，他們從來不曾提起的是，這類的刑罰，還包括死刑在內，早在1913年的圖伯特就被廢止了。

From Darkness to Dawn: Legal Punishment in Tibet from Imperial Chinese Rule to Independence

從黑暗到黎明：從清朝到獨立的圖伯特刑罰

文/嘉央諾布


1728年11月1日，布達拉宮西南邊不遠處，帕瑪日（Bamari）山前小河邊草地上，十七名博巴被清兵的劊子手處死。十三位被砍頭，兩位大喇嘛被緩緩絞死。而其中主要兩位犯人，噶廈的兩位噶倫，阿沛與倫巴，則以一種獨特的中國式處死方法，稱之為「凌遲」的刑罰，求刑而死。凌遲有時候翻譯為 "lingering death" (拖延死) 或者 "death of a thousand cuts" (千刀萬剮之死)，以一把刀子將受刑人身軀的小部份，在一段長時間裏，有時甚至長達一整天(譯注1)，有技巧地一點一點割下來，直到他最後斷氣為止。凌遲這個名詞，來自古籍裏悠閒爬山、山勢漸緩的描述。

根據歷史學家白佐良的研究（註1），被強迫觀看如此恐怖場面的拉薩居民，都因此而心理深受創傷－－而這也是此酷刑的目的。為了讓此教訓深入人心，造成人民對刑法的恐怖感，犯人的所有親戚，包括孩子在內，也都連坐株殺，滿門抄斬。一位博巴見證者，一位官員也是學者，多卡夏仲‧策仁旺傑（Dokar Tsering Wangyal），在五年後寫道，即使經過了這一段時間，回想起該次事件，他仍然覺得難過不安。圖伯特的攝政頗羅鼐，也因該場景而感到極度挹鬱，於是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在拉薩的各大寺院佛殿供養、點酥油燈，以超度死者的亡靈。而事實上，這兩位被處死的噶倫，都是他在內戰中的對手，而這次的內戰也是清廷派軍隊進入圖伯特的理由，並因此強化了清朝在圖伯特建立的藩屬系統。

這種死刑方式，在中國本土大概從公元九百年開始出現，一直到1905年被正式廢除為止。但哈佛大學最近出版的一本對凌遲的研究裏，作者們提到凌遲之刑在圖伯特東部，一直到1910年都還在執行，由趙爾豐(譯注2)所下令。康巴說到中國兵「會讓人慢慢死亡，把身體一次一小片割下，直到心臟，而生命終了為止。」作者們認為「此刑可能被當成軍事緊急措施，而受到批准。」（註2）

博巴詩人與了不起的博客作家，唯色，在最近的一次訪問中，駁斥了中國官方有關「野蠻封建農奴制」的宣傳（一成不變地由理論上曾經在圖伯特使用的刑具，比如站籠、腳銬、脖子枷、用於挖眼睛的石頭帽和尖刀等展覽所「證明」），她說：「西藏一些最殘忍的刑具，都是當時的駐藏大臣從內地帶過去的。」（註3）

在這方面，中國對圖伯特刑具最突出的貢獻，是「木枷」，此物在歐洲人描寫中國的紀錄裏，稱之為 cangue。它有點像西方的 pillory (頸手枷)，只是木枷並不是固定在地上，而必須由囚犯四處扛著走。在圖伯特，它被恰如其分地稱為 gya-go，意為「中國門」，並且廣為駐藏的清廷官員所使用。木枷除了限制人行動很有效果外，也因為很重，所以成為相當痛苦的懲罰方式。(譯注3)傳統圖伯特限制犯人行動的器具，是腳鐐（kang-chak）。美國學者柔克義（William Rockhill）注意到「中國式的木枷處罰方式，圖伯特現在廣泛地採用了，戴著它的犯人也都綁著很沉重鐵鍊。木枷在博蓋裏稱之為 tse-go。」（註4）而 tse-go之名大概肯定是康巴的稱法。

另外一種由中國人引進至圖伯特的刑法折磨與處罰，就是夾手指的刑具（譯按：「拶指」）。這種刑具，跟其他刑具一起，也在今年北京的「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大型展」裏出現，展廳還可以看到黑白照片，「證明」舊西藏的野蠻。然而這個所謂的西藏刑具，連博蓋的名字都沒有，但我們在明朝關於此類物品的一本圖解要略裏可以看到同樣的拶指工具。（註5）
但以砍掉人頭的處死刑罰，「殺頭」，大概是駐圖伯特的中國大官最尋常用來處罰違抗他們的人了。當十三世達賴喇嘛逃到印度時，而各種反抗中國清廷統治的抗暴行動與反叛行為，開始紛紛發生，這種形式的懲罰在1910年代變得特別盛行。根據當年一位老僧的說法，他自稱曾經目睹在日喀則的中國教場(譯注4)執行死刑的場面，他說那位被判刑的博巴，被迫跪在地上，由一個清兵拉扯他的頭髮，使他的脖子伸長，好讓劊子手的大刀容易下手。（註6）

1728年的事件，導致了安班，或稱駐藏大臣，其衙門在拉薩成立。首任的兩位安班，博伊的史料稱之為Seng Ta-zing(僧大人)與Me Ta-zing(邁大人)(譯注5)，在圖伯特首先徹底地整頓了軍事與行政制度，似乎也是由他們引進中國式的刑法處份－－並與圖伯特傳統的處罰方式並行。然而中國的處罰方式顯然可以更有效率地讓博巴屈服。白佐良所寫的十八世紀圖伯特史裏，所下的結論是清廷在圖伯特立威的基礎雖然很多，但「1728年的血淋淋鎮壓，在圖伯特貴族心目中所引起的恐懼」肯定為其中之一。（註7）

但中國的獨裁專制以及刑法恐怖，大概在圖伯特東部感受特別深刻，不只是清朝時期，在民國時期，及稍後的軍閥割據時也一樣。安排1918年在康省進行圖伯特與中國軍隊和談的英國外交官台克曼（Eric Tichman），引用一位歐洲傳教士的說法寫道：「所有已知的折磨方法，都用在這裏的博巴身上了，凌遲、剥皮、烹刑、車裂等等。」（註8）

我不久前翻閱《國家地理雜誌》（1921年9月號）有關於圖伯特東部民風人情的報導，看到了一張照片，拍的是寺院裏用來給僧人煮茶的大鍋子。照片下面的文字是這樣解說的：「曾經被中國人用來活煮博巴的大鍋子。」（註9）文章的作者史德文醫生（Dr. Albert Shelton），並沒有提供更進一步的訊息，但是我在史醫師所著的《圖伯特歷險記》（Pioneering in Tibet）裏找到了一段詳細的紀錄。他是在察雅地區看到這個陰森恐怖的大鍋子。當地駐軍的指揮官，一個中國上校，捉到了45名或50名左右的博巴，為了使博巴對他感到害怕恐懼，他把其中三人綑綁起來，把他們放在這個大鍋裏，裝滿冷水，然後慢慢地將水煮滾。而這三人煮熟後，屍體就拿去餵動物。史德文本人還親眼見到「毫無遮蓋、躺在附近石塊上的三具骨骸，骨頭上的肉被狗啃光。有人則被灑油活活燒死。有人的手被砍斷，被遣返回家，以警告其他的親友。還有人被帶出去，雙手雙腳分別綑綁於犛牛之上，受撕裂而身首異處。」（註10）

這裏應該說明，古代的圖伯特律法，一般都說是天子松贊干布所作，第一任帕木竹巴的君王所修改，而稍後由五世達賴喇嘛與第司‧桑傑嘉措再訂正之，確實明列著極刑的嚴厲形式，例如對罪大惡極者的溺刑（淹死）、或者用亂箭射死。但我們這裏所說的，是古代，是「叛國者」在倫敦被「綁在木板上，以馬拖行至刑場，吊脖子、活活剖腹、將內臟挖出、切下生殖器，切下來的器官在他面前焚燒，砍頭、身體再切成四大塊」（hanged, drawn and quartered）；是異端在義大利與西班牙的宗教大裁判後，被綁在木柱上燒死；在日內瓦，被卡爾文教派的人殺死；而「女巫」在美國麻州，還受各種折磨並且吊死。當然了，在二十世紀初期，清末的北京還有人被凌遲至死。

圖伯特最後一次以溺刑執行死刑的紀錄，是在1884年，當時的圖伯特政府令生欽喇嘛用淹死之刑處死，因為他協助了英國的間諜與學者，薩拉特‧錢德拉‧達斯（Sarat Chandra Das）旅行於圖伯特。律法裏面還規定其他比較輕的處罰，例如一再犯行，其處罰是砍斷右手，或者斬斷腳筋，但稍後這些刑罰在整個圖伯特境內都被廢止了。

砍手砍腳這回事，是中國當局與他們的西方文宣打手，拿來指控達賴喇嘛與他的政府的標準罪名之一。當然，他們從來不曾提起的是，這類的刑罰，還包括死刑在內，早在1913年的圖伯特已經被廢止了－－這是一個特別重要，但一直受到（北京跟達蘭薩拉）忽略的歷史事實，而我們在下文會詳細討論。中國的宣傳刊物、影片以及展覽，永遠不忘突出被砍斷的四肢、頭蓋骨、骨製器具、人的大腿骨製成的號角等等照片，以證明他們的論點。讀者們也許會記得，在1970年代與 1980年代，他們還曾指控達賴喇嘛處死了108名處女，把她們的大腿骨來拿做法器的事情。

往往讓人感到困惑的是，這樣殘酷的懲罰發生在圖伯特受清廷管轄之時，到底是依照古老的圖伯特律法，還是中國統治下所引進的中國式刑罰？把人的肢體切下來，的確很符合中國的古老刑罰，稱之為「五痛苦」(譯注6)，此刑為秦朝時有名的法家與丞相李斯所發明，把受害者的鼻子切下，再切下一手與一腳，接者再施宮刑，最後再腰斬。李斯本人在公元前208年，也極具諷刺地受此刑而死。

但也許比起找出這樣刑罰起源地更重要的，應該是在誰的政治統治之下－－是圖伯特？還是中國？－－這樣的刑罰才加諸在博巴身上？這個問題之重要，在於它就是中國所稱「西藏是不可分割一部份」的主要「明證」：從1700年至1912年期間，圖伯特是由清朝管轄的。

如此一來，很能顯露北京與其西方宣傳家真正用意，他們只要一提起舊圖伯特政府與社會的「殘酷與野蠻」，屢屢引用的材料，往往局限於那些於1912年圖伯特獨立之前，前來高原旅行的歐洲人。他們喜歡引用的作家，包括華達爾(L.A. Waddell)，蘭登(Percival Landon)，埃德蒙‧坎德勒(Edmund Candler)及歐康納上校（Captain WFT O’Conner），這些人在1912年前的各式活動裏，唯一共同都做過的，就是伴隨1904年英國入侵的軍隊，並且為了使帝國主義暴力入侵圖伯特的行徑有合理的藉口，於是在他們的寫作裏面妖魔化圖伯特的社會與制度。

北京當局於2009年3月2日所發布，紀念「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的公開聲明裏，其中一段名為「舊西藏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社會」，一開頭就大量引述英國記者埃德蒙‧坎德勒的描述，文章中把他寫實地形容為「關於舊西藏的社會形態，1904年到過拉薩的隨軍記者‧‧‧有詳細的記載」（註11）。他實際上是《每日郵報》（Daily Mail）的戰事特派員，並且被「嵌入」英軍裏面。還有，他在古魯的第一役裏，就被拿刀的圖伯特民兵給嚴重砍傷了。所以，他不但不是個中立客觀的見證者，他甚至在圖伯特待的時間也不長。

那個時期，博巴開始挑戰清廷的統治，但不管他們在政治上變得多有自信，若中國人不被驅逐出去，他們當然無法在圖伯特的行政與法律系統上作出改變。中國的刑求與砍頭系統，一直要到1912年拉薩的中國駐兵最後投降，並被遣送到印度方終結。

有很多證據顯示，年輕的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他的官員，不只想要免於中國的政治統治，還想要使圖伯特不必再行使中國的法律與處罰。1893年12月，英國人與中國人在大吉嶺舉行了圖伯特貿易規範談判(譯注7)。博巴被故意排除與談判之外，但噶廈派了噶倫夏札到大吉嶺去監督會議的過程。英國人認為夏札的出現唐突無禮，故意讓他在眾目睽睽下受到羞辱，此事我曾經在另外的文章裏寫過。華達爾當時人在大吉嶺，他採訪了夏札好幾次。夏札反過來要求華達爾提供英國的「刑事、警察、民事等法規」，他想要帶回拉薩，以「‧‧‧改善政府」。華達爾遵從了這個請求，並且給了他一份英國／印度司法系統大致內容的翻譯。根據華達爾的記載，夏札對於其中不強迫被告做出對自己不利的證詞，印象特別深刻，並且驚呼：「唉呀！我們跟中國人學，做的事剛好相反，我們折磨被告，直到他認罪為止！」（註12）

達賴喇嘛對他的國家的未來充滿了文明開化的宏圖設計，第一個清楚的指標緊接在他1895年親政之後發生。剛剛下野的攝政第穆仁波切，開始與兩位侄子，羅布次仁與洛桑頓丹密謀要謀殺達賴喇嘛。事機敗露，第穆及他的兩個侄子被逮捕。非常憤怒的國民大會（tsongdu），希望處死他，但達賴喇嘛拒絕了他們的決議，並且宣布他基於佛教的原則，反對死刑作為懲罰。梅‧戈爾斯坦教授重述了他聽到的一個謠言，說第穆在監獄裏秘密地被殺死。可能有一個太過衝動的官員做了這樣的事情，但除了謠言以外，此事沒有其他的證據可以為憑。查爾斯‧貝爾爵士所寫的偉大的十三世傳記裏，寫到達賴喇嘛告訴他：「‧‧‧直到他逃到印度為止，不管罪行如何，他都不准施行死刑。」(註12)

而他結束流亡回到拉薩後，藏曆水牛年（1913年）4月8日，在他宣布獨立的詔喻裏，他也宣告終止任何我們現在稱之為「殘酷和非常的刑罰」(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這是除了之前廢除死刑外，又另外加諸的。他的詔告講得非常清楚：「還有，過去砍斷民眾的肢體是一種懲罰的形式。從今而後，這種嚴厲的懲罰一律禁止。」（註13）這份詔喻的副本被送到圖伯特各處，而每一區的官府裏都留有一份副本。

查爾斯‧貝爾在他的《圖伯特今昔》一書的索引頁裏，提供了三個提到「圖伯特罷黜死刑」的地方。（註14）著名的英國旅行作家、藝評家與歷史學家羅勃‧拜倫（Robert Byron），在1930年代旅行到圖伯特，並且實事求是地寫道：「死刑現在已經被廢除了。」（註15）即使是在圖伯特境內偏遠的地方如察隅，植物收藏家弗蘭克‧金敦-沃德（Frank Kingdon-Ward），描述發生在1937年的一件政府信差被謀殺的案子，特別說起地方的裁判官沒有權力判決死罪。金敦-沃德因此下了一個結論：「‧‧‧現在的圖伯特政府，取消了二十五年前流行的將罪犯砍斷手的野蠻作法，現在擺盪到另一個極端，不願意把人宣判死刑了。」(註16)

美國的人類學家威廉‧蒙哥馬利‧麥高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他可能就是激發印第安那‧瓊斯角色創作之原型(譯注8)），1922 年偽裝成苦力旅行到拉薩，不只提到了死刑的廢除，還說明達賴喇嘛認為這樣的處罰與佛教不相容。他也寫道，「法律上，現在就任何罪行，裁判官只能判鞭笞、或者流放，包括謀殺在內。拉薩的裁判官說這些判決不夠重，無法嚇阻其他的犯行者，並且對舊制取消表示惋惜。」（註17）

查爾斯·貝爾也提到尼泊爾反對圖伯特廢除死刑，因為有幾件案子是博巴謀殺了尼泊爾人，結果刑罰被判得比較輕。一位「高階的圖伯特官員」告訴貝爾：「尼泊爾當局要求我們必須把那些博巴處死。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同意。」（註18）

阿藍‧溫寧頓（Alan Winnington），一位圖伯特在被中共「解放」後，被允許進入的第一位左翼歐洲記者，當時圖伯特司法系統尚未「改革」，「拉薩市長也是主要的裁判官」米本廓卡（Gorkar Mepon）對他說：「圖伯特已於好些年沒有實施過死刑了。」溫寧頓討論著「比較輕的處罰」如砍手，但卻得到一個意想不到的答案。「但這樣的事情，在我的記憶裏，從來沒做過。」米本堅持道。（註19）

雖然在執行法律的過程之中，不免有缺失與偶然的退步，我們卻一定得闡揚其實踐乃真正的重大與不朽，並肯定它傲人的成就。圖伯特是世界上最早廢除死刑的國家之一。當然，現在死刑在美國與英國仍然存在，也在佛教國家如斯里蘭卡與泰國存在。在後兩個國家裏，據說佛教徒的感情，可以用透過簾幕射殺罪犯而獲得舒緩。日本仍然還有死刑，而不丹一直到2004年才廢除它。

即使違背或違反達賴喇嘛革命性的法律決定的例子裏，也能明確地告訴我們，博巴對偉大十三世的理想是如何戮力以赴，深信不疑。1924年，有一位軍人因為受懲罰而死，圖伯特軍隊的指揮官擦絨（Tsarong），雖曾救過達賴喇嘛性命，不但遭降職，還被永久解除了他的軍事職務。

1913年以後，不只再也沒有死刑的執行紀錄，而唯一「殘酷與非常」的處罰紀錄，也能說明該項法律在圖伯特已經如何深植人心。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之後幾年，官員龍夏試圖發動暴力政變。他舉事失敗後，許多政府官員都希望把龍夏處死，但法律卻阻礙了他們。所以龍夏被判以較輕的處罰，那就是雙眼被摘除。然而其過程卻錯誤百出，因為這樣的處罰早就被束之高閣，多年不用，即使那位相對反圖伯特的學者梅‧戈爾斯坦也說，連過去專事處決犯人、也施行過各種刑罰的人，也覺得要再這麼做實在是太難了，所以他們「‧‧‧告訴政府，他們之所以能夠這麼做，只是因為他們的父母親曾經告訴他們，過去是怎麼處理的。」

除了這個例子以外，事實上圖伯特沒有任何其他以「挖眼」或截肢來懲罰罪犯的紀錄。阿藍‧溫尼頓在他的書裏沒有提到任何這樣的例子。中國最主要的美國共產黨文宣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經在圖伯特旅行並且寫了兩本書，雖然大量重覆了許多暴行的例子，她的兩本書裏，唯一瞎眼男人的照片卻是同一張。（註 20）斯特朗沒有提供這個人的名字，卻說他「被叛亂分子弄瞎了雙眼，因為他幫忙解放軍修路」。一本1981年出版的中國宣傳圖冊裏，也有一張「被叛亂分子挖眼的牧人」照片（註21）。但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在中國的文宣材料裏看到任何一張照片，是有人受圖伯特政府的處罰而被弄瞎的。即使那些「被叛亂分子弄瞎」的說法，也必須謹慎小心地看待，因為除了這一行文字之外，似乎沒有任何受害者或罪行的其他細節存在於別的地方可供考證。

中國的這種宣傳裏面，永遠讓人感到驚訝的是，他們對於所謂圖伯特舊社會暴行的說法，完全缺乏任何明確的細節。不只所謂的受害者沒有名字，更令人奇怪的是，連犯下如此惡行者的名字－－封建領主或是地方裁判官－－也都絲毫未提。中國人擁有圖伯特法庭的整套完整舊紀錄。然而我所知道，沒有任何一位圖伯特貴族、官員或裁判官曾經被明確地控以挖別人的眼睛、切斷別人的手或腳的罪名。成千上萬的博巴被控以「反革命分子」與「分裂分子」罪名而被處死，但我從來沒有聽說任何一位圖伯特貴族或裁判官，因為執行了這些中國文宣裏所講的「殘酷而野蠻」的折磨或罪行，而被處死。即使是那些折磨人的刑具，如此珍惜地被展示於博物館，都沒有註明任何起源與出處。解說文字裏面，從來沒有提起，是從哪個人、哪座監獄或哪座法庭取來的這些刑具，或者是在哪個時期，這些刑具曾經被使用。

而能說的說完，該做的做盡以後，中國那些有關於「吃人的農奴制度」的宣傳幾乎等同於沒有：一再重覆的刑具老照片（很多都是來自中國），還有人的大腿骨與頭蓋骨，都可以輕易在加德滿都、紐約、新德里，近日甚至在北京、香港、上海的骨董店裏買到。

雖然並不是直接有關，但我幾乎在每一個中文宣傳出版品裏一定會看見，有一個實在是太假的虛偽的指控，我必須在這裏提起（並且以後不會再重述）。那就是一張博巴男子背著另外一位博巴的照片。其下的說明文字描述：「背著官員在背上－－農奴被強迫進行的許多差役之一。」（註22）首先，那個被背的人，從服裝看起來，明顯不是什麼官員。第二，捏造出這種謊言的北京真理部幹部，大概不瞭解博巴都擅長騎馬，而圖伯特是一個產馬的地方。所有的博巴都會騎馬，包括女人、小孩、老人與喇嘛。只有乞丐與朝聖者步行，而後者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們的朝聖之旅會因為這樣更有功德。即使是達賴喇嘛，在旅行時也是騎馬的，有時候是騎沒有角的犛牛（nalo）。他擁有一乘官轎（是中國皇帝贈送的禮物），但只有在拉薩的某些正式典禮時才會使用。遍及整個圖伯特，再也找不到另外的轎子。 1912年以前，安班的交通工具是官轎，而其他的中國官員，不論在圖伯特或在康省，也都是坐轎子。

事實上，有些學者認為趙爾豐在圖伯特東部之所以戰功彪炳，就是因為他不像其他中國官吏，黏在轎子上、手不離鴉片煙管的緣故：他是一個會跟手下同甘共苦的強硬領袖。台克曼寫說趙爾豐「不像有點娘娘腔又愛享樂的四川人，他討厭坐轎子，並且騎著馬在圖伯特東部四處跑。」（註23）

騎馬的趙爾豐也許是值得欽佩的，但這裏也許應該再度指出，在博巴這方面，每個人－－最高階的喇嘛、貴族、嬤啦（老太太）、仕女甚至博東的省長本人，不是騎馬就是走路。

以人類來抬其他人類的風俗習慣，顯然是中國的，不是圖伯特的。中國傳統的交通工具，大體上是由抬椅、轎子、與黃包車所組成的，全都是靠中國的苦力來扛或拉的。老舍著名的小說《駱駝祥子》，就是令人心酸地描述其中一位罹患肺結核、吸鴉片、以拉車為業的人的悲慘生活。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我在拉薩的一個表親（因階級成份不好）被指定拉木板車（therka）的工作。超過二十載的日子裏，他在聖城各處，拉過建築材料、農產品、客人，現在手上還有厚繭可以證明。

如果你翻閱1913年以後，共產黨入侵之前所寫成的圖伯特遊記，不論是歐洲人或中國人所寫的，先前紀錄中所見到的殘酷的懲罰，似乎都消失了。海恩里希‧哈勒讀了大部份早期英國旅遊者的負面描述，寫道：「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殘忍的處罰。隨著時間的過去，博巴似乎變得更慈悲為懷。我記得看過一次公開鞭笞，那時候心裏還想實在打得不重。」

查爾斯‧貝爾也說了類似博巴愈來愈紳士、文明的話，並且在這裏或那裏暗示著這都是因為與英屬印度接觸，才得到的文明影響。史德文說得更直白，他說就是因為達賴喇嘛與圖伯特官員流亡大吉嶺，因此吸收了英國的風俗與法律，才有如此的轉變。我們也許在某個程度上可以同意貝爾與史德文，然而我們也必須記得英國人當時在印度與其他殖民地，還把許多土著用絞架絞死。所以十三世達賴喇嘛決定要廢除死刑，不可能真的是受到英國模式的影響。

圖伯特的法律制度，即使經過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改革，顯然仍然不完美，也有腐化，而許多懲罰仍然非常暴虐。例如圖伯特的標準處罰，以皮鞭鞭笞犯罪者。這個比不上英國皇家海軍用的「九尾鞭」（ the cat-o’ nine tails，用在英國海軍與監獄，直至1957年），有時候英國人在鞭尾加上鋼球或鐵刺，以增加鞭撻的傷勢。

而圖伯特的死亡人數也大幅降低，因為受刑人被鞭打的部位改為臀部而不是背部。然而以今天的標準而言，它還是無可否認的殘酷刑罰，而我也不認為這樣的行為可以辯解，即使它是在1950年前的圖伯特實施的，即使今日許多非洲與亞洲的國家仍然還有這樣的懲罰：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馬來西亞、沙烏地阿拉伯‧‧‧，當然還有中國－－中國的已經現代化，現在用的是電棍。

圖伯特的監獄肯定也不是什麼愉快的地方。但除非在受審時間裏，關押犯人在圖伯特大部份地方都是不實施的，因為所費不貲，還會衍生很多問題。根據唯色的說法，拉薩只有兩個小監獄，「它們各自只容得下大約二十人左右。」另外一個談到圖伯特司法系統的消息來源，也提到拉薩的雪（Shol）法庭監獄，空間很小，只能夠容納「三十到五十個人」，而主要的城市如朗孜廈監獄，只有兩間囚室，還有一間地下室，大概能容納的人不超過三十個。（註24）罪犯通常是用腳鐐來限制行動，並受允許在城裏面四處遊走，沒有人看管，以乞討為生。而重要的政治犯則被放逐到圖伯特西部或南部，就像貢培啦、江樂金、代本瓊讓(譯注9)以及其他人。只有少數幾個個案裏，政治犯才真正被關在拉薩的監獄裏。像龍夏被關了四年，而更頓群培被關了三年。

根據唐納德‧洛佩茲的研究，更頓群培被關在拉薩城監獄裏時，他「‧‧‧得到樓上的一個另外房間，並且可以從朋友那裏得到食物、床具。」後來他被移轉到雪監獄。雖然那裏的物質條件比較差，他受允許得到書寫的工具。他繼續寫作《白史》，還寫信，也寫詩。在他獲釋後，政府「給他提供了祖拉康旁邊的房間，就在農業部的上面，給他提供金錢與青稞的生活津貼，指示他繼續寫作《白史》。他卻沒有繼續下去。」（註25）我提這件事，不是為了美化圖伯特政府對此位大學者的對待，而是要跟中國監獄的狀況比較。在中國的監獄，有人曾在勞改營裏寫詩或寫歷史的嗎？

而大赦在圖伯特也並非不常見，當所有的囚犯被釋放，法庭與監獄空無一人後，就打掃清潔並且飾以吉祥的白粉圖案。而此事發生的時機，是在認證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舉行他的坐床大典、或者適逢他的本命年（kag, "噶"）之時。也會在攝政上任時、國家有難時、或者舉國慶祝佳節時發生。

中共宣傳的「布達拉宮充滿毒蠍的恐怖地牢」也是天方夜譚。拉薩的監獄可能有幾隻蠍子與蜘蛛，就好像任何潮濕的地方都有一樣。龍夏曾跟他的兒子抱怨這些小生物。一位拉薩市民，圖登昆桑，在他的回憶錄裏寫道，一支中國文宣隊如何在拉薩的一座監獄拍照與攝影，他們事先在監獄裏放置骨骸與蠍子。「雪居委會要孩子們收集蠍子，好拍攝宣傳電影。但當他們要拍的時候，蠍子不肯乖乖待在它們被放在屍體的原來位置上，一直逃到牆壁的洞裏去，所以只好用拍攝時看不出來的的線綁住它們的腳，才能固定在同一個地方。」(註26)

而圖登昆桑的書也讓我們可以比較和對照，圖伯特傳統的刑法系統在其規模與所犯的錯誤與不公上，比起中國當局在圖伯特（以及中國本土）創造並且維持的龐大監獄與勞改制度，實在是微不足道到可以完全忽略的程度。1959年以後，單單在拉薩，就有好幾座大型監獄與關押之地，如西藏軍區司令部、策仁莊園、羅布林卡、扎基、古扎（也許還有一兩個我沒提到的），成千上萬的人被關押起來，而其中至少有三個，圖登都曾經待過。圖登也在納金（Nanchen）與波札木（Powo-Tramo）的勞改營裏待過，他在那裏，與其他數十萬博巴囚犯一起被奴役，有數萬人死去。我們也必須要提及，在安多與康，另有柴達木、木雅（Minya）的惹拉塘（Ragnakhag）、以及達折多（康定）北邊的雅惹普（Yakraphuk）等巨型勞改營(譯注10)。自不待言，我們現在所說的，都是現在進行式。

中共統治下的現在進行式，也是過去博巴在清朝統治期間，同樣必須忍受的野蠻殘忍、不公不義以及恐怖驚悚－－直到我們在1912年獨立為止。

譯注：
1：有凌遲三日，剜割三千刀之說。

2：趙爾豐，1908年清廷駐藏大臣，兼任川滇邊務大臣。

3：清朝時，康熙皇帝規定了枷的上限重量為七十斤，次級的為六十斤重，長度為三尺，寬度是二尺九寸，並規定各地衙門都要案照刑部的樣本進行立枷之刑。參見維基百科中「枷項」一條：枷項是將犯人綁在衙門前或市中心示眾的一種刑罰，若枷的重量過高，很容易令受刑者死亡，所以枷項不但是酷刑，還是一種死刑。

4：嘉央諾布原文中是用英文拼成jaochang，教場，為軍隊平日操練及處決犯人的場所。本意為古時操練檢閱軍隊之場地。唐˙楊巨源˙贈鄰家老將詩：「拂雪陳師祭，衝風立教場。」西遊記˙第九回：「丞相領旨出朝，即往教場內點了兵，徑往江州進發。」

5：應指僧格與邁祿。

6：嘉央諾布原文，應為「五刑」。《史記‧李斯列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二世二年，西元前208年，具斯五刑，李斯備受五種刑法。《漢書‧刑法志》：「漢興之初‧‧‧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引自李偉泰等著《史記選讀》（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67頁註釋139。

7：並簽定了《中英續定印藏條約》。

8：印第安那‧瓊斯，即美國冒險動作片的男主角，由哈理遜‧福特主演。

9：根據梅‧戈爾斯坦，貢培拉，即圖登貢培拉，於1939年被流放到工布澤拉崗地區，貴族江樂金（Changlochen）被流放到則拉宗。代本瓊讓(Khyungram)則是被控以密謀推翻政府，在1940年被流放到圖伯特西部。

10：西藏軍區司令部所在地，是最早關押所謂「叛亂分子」之處。貴族策仁的莊園，在拉薩附近，也是最早關押所謂的「叛亂分子」之處。羅布林卡，1959年 3月之後，在羅布林卡設立俘虜營，關押所謂的「叛亂分子」。納金電站（Nanchen），位於拉薩東郊，修建於1958年。波札木（Powo- Tramo），現建成波札木公路，屬於川藏公路，位於今林芝地區波密縣，當年由被補的博巴所修建。木雅（Minya），今四川省甘孜州康定縣境內。惹拉塘（Ragnakhag），折多山以西，距康定約七十公里，1939年曾由國民黨政府修建機場處，又名營官寨飛機壩。雅惹普（Yakraphuk），可能指新都橋勞改營，專門關押所謂的「叛亂分子」及四川省的重刑犯。


原文注釋：

1. 白佐良《十八世紀早期的中國與圖伯特》萊頓，1972年，頁149。Petech, Luciano.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XVIIIth Century, E.G. Brill, Leiden, 1972, pg 149

2. 卜正民等《千刀萬剮之死》哈佛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51頁。Brook,Timothy. Bourgon, Jerome. Blue, Gregory.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g 251

3. 美國之音，張楠，「西藏作家質疑北京版的西藏歷史」。Zhang Nan, Voice of America, Mar 29, 2009, “Tibetan Writer Questions Beijing’s Version of Tibetan History”Source: VOA,29 March, 2009.

4. 柔克義編，《薩拉特‧錢德拉‧達斯到拉薩與圖伯特中部之旅的腳註》，1902年，第187頁。Rockhill, William. ed. Footnote in Sarat Chandra Das’s Jourt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1902, pg 187

5. 王圻纂輯，《三才圖會》：明朝繪圖類書，描繪天地人三界中的一切。南京：萬曆刊本，1609年。Wang Qi, ed. Sancai tuhui Illustrated compendium of the three powers [heaven, earth, humanity]. Nanking: wuyun xuan, 1609.

6. 與Lotan la的談話，達蘭薩拉，1973年11月。

7. 白佐良前引書，196頁。Petech, pg196.

8. 台克曼《一位領事官員在圖伯特東部的旅行》，倫敦：劍橋大學出版社，1922年，第228頁。Teichman, Eric, 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22, pg 228

9. 史德文，「與圖伯特東部的人們一起生活」《國家地理雜誌》1921年9月號，第325頁。Shelton, Albert. “Life Among the People of Eastern Tibet”,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September 1921, pg 325

10. 史德文，《圖伯特歷險記》，紐約。1921年。第93-94頁。Shelton, Albert. Pioneering In Tibet, Fleming H.Revell, New York, 1921, pg 93-94

11. 中文的原文，應為《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白皮書》全文。“Full Text: Fifty Years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03/02/content_10928003_4.htm

12. 華達爾《拉薩及其秘密》，倫敦，1906年，第48頁。Waddell, L.A., Lhasa And Its Mysteries, Methuen & Co., London, 1906, pg 48

13. 查爾斯‧貝爾《一位達賴喇嘛的畫像》倫敦，1946年。Bell, Charles Portrait of a Dalai Lama, Wm.Collins, London, 1946, pg

14. 夏格巴《圖伯特政治史》，耶魯，1967年，第248頁。Shakabpa, W.D.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Yale, 1967, pg 248

15. 查爾斯‧貝爾《圖伯特今昔》，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24年。見索引條：「圖伯特廢除死刑」：頁142, 143, 236。中譯本《西藏的過去與現在》。Bell, Charles. Tibet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See index: “Capital punishment abolished in Tibet, 142, 143, 236.”

16. 羅勃‧拜倫《先至俄羅斯，再到圖伯特》。倫敦：麥克米倫。1933年。第204頁。Byron, Robert. First Russia then Tibet. London: Macmillan & Co., 1933. pg 204

17. 弗蘭克‧金敦‧沃德《藍嬰粟之鄉》，紐約：現代圖書館，2003年，頁222。Kingdon-Ward, Frank. In the Land of The Blue Poppie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3. pg 222.

18. 威廉‧麥卡文《偽裝到拉薩》，紐約：世紀公司，1924年。第388-389頁。McGovern, William. To Lhasa in Disguise. New York: Century Co., 1924. pp. 388-389.

19. 貝爾《圖伯特今昔》，第236頁。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pg. 236.

20. 阿藍‧溫尼頓《圖伯特：旅記》，倫敦：勞倫斯＆溫夏有限公司，1957年。第99頁。Winnington, Alan. Tibet: The Record of a Journe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td., 1957. pg99.

21.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藏見聞》，北京：外文出版社，頁110-111。 Strong, Anna Louise, Tibetan Interviews, New World Press, Peking 1959 between pg 110-111.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藏農奴站起來》北京：外文出版社，頁74-75。Strong, Anna Louise, 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 New World Press, Peking 1965, between pg 74-75

22. 譯注：目前網路上找到的相關說明：「農奴主外出時，強迫農奴像牛馬一樣背著他們走。」而嘉央諾布是依據1981年英文版的中國宣傳作品所寫：新周（編），朱力著‧文，《變革中的西藏》北京外文出版社，第56頁。Jin Zhou, ed. Tibet No Longer Mediaeval, Foreign Language Press Beijing, pg 56.

23. 前引書，第56頁。Ibid. pg 56

24. 台克曼前引書，第36-37頁。Teichman, pg 36-37

25. 蕾貝卡‧法蘭奇《金軛－－佛教西藏的法律宇宙學》（綺色佳：康迺爾大學，1995年。）第325頁。French, Rebecca. The Golden Yoke: The Legal Cosmology of Buddhist Tibet, Cornell University, Ithica, 1995, pg 325

26. 唐納德‧洛佩茲《狂人的中間道路：反思圖伯特僧人更頓群培的真實故事》，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3頁。Lopez Jr., Donald S. The Madman’s Middle Way: Reflections on Reality of the Tibetan Monk Gendun Chope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2006, pg 43

27. 圖登昆桑《中國統治下的拉薩生活回憶錄》紐約：哥倫比亞大學，2007年，頁51-52。Khetsun, Tubten.(translated by Matthew Akester) Memories of Life in Lhasa Under Chinese Rul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7, pg 51-52

流亡藏人举行大型烛光游行声援东土抗争活动

【挪威西藏之声7月10日报导】西藏流亡社区的五个非官方性组织的举办下，流亡藏人昨天（9日）晚上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举行大型烛光游行活动，同情和声援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抗争活动，并要求中共当局释放所有被捕的抗议者。

达兰萨拉流亡藏人和当地外国游客等数百名民众，昨天晚上当地时间7点左右，念诵经文，手持写有“中共停止镇压维族人”的抗议标语和点燃的蜡烛，从上达兰萨拉车站到大乘经院间，举行了大型烛光游行活动。

这一烛光游行活动是西藏流亡社区的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西藏全国民主党等五个非政府团体举办的。主办单位之一西藏青年会秘书长顿珠拉塔在大乘经院举行的集会上发言时表示，西藏流亡社区的五个非政府组织对处于紧张局势下的东土耳其斯坦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并向东土人民自由运动的领袖热比娅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表示慰问。

五个非政府组织代表顿珠拉塔在发言时强调，尽管，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处于中共的入侵统治之下，但是两个民族从未低头强权，为基本的自由和人权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并强调中国政府对自己的专制和种族歧视政策所导致的民族矛盾上采取了镇压措施。

目前的东土耳其斯坦抗议活动上，他们还向中共当局提出了四点要求，要求中共当局尽快释放被捕的维吾尔抗议者，要求中共停止屏蔽网络和切断电话线等封锁信息的行为，要求中共当局停止在没有任何证据下，指控抗议活动是由海外团体发动等歪曲宣传的行为；第四，要求允许联合国有关组织赴东土耳其斯坦进行调查。

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穆朗塔勤在仪式上向民众发表讲话时表示，这次在东土耳其斯坦发生抗议活动的根源在于中共政府长期执行的错误民族政策。

穆朗塔勤还强调，不论发生在世界哪个角落，对于遭受屠杀和折磨的悲剧上，西藏人民有着亲身的经历，感同身受，支持正义是西藏人民的道义责任。对 2007年缅甸军政府镇压僧众和去年印度发生的恐怖袭击等国际上的不幸事件上，西藏人民都进行了同情和支持，这次对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抗争活动进行支持，也是如此，这不是什么因为中国政府是西藏人民的敌人，我们才出来声援，我们是在支持和平、支持自由、支持正义。

与此同时，总部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员，本周二7日，参与维吾尔人在华盛顿举行的抗议活动，声援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抗争。该组织在其网上谴责中共对乌鲁木齐抗议采取武力镇压，并强要是西藏和东土地区真正实现稳定，中共应该让他们自治，给予保护本民族独特文化的权利。

但是，中共当局的态度显得很强硬。海外博讯网报道说，温和派维吾尔族学者，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伊力哈木·吐赫提，本月7日晚上起与亲朋失去联系，传已被捕。

伊力哈木反对以暴力解决民族关系，主张维族应与汉族普通群众一起争取民主权利。维吾尔在线被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指为7.5事件的背后煽动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