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汉人民主人士在西藏问题上的历史观

2018年6月28日我在达兰萨拉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讲座

自从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很多汉人民主人士，开始与达兰萨拉接触，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支持，并谴责了中国当局。其中有的人，还专门到西藏流亡社区，研究西藏流亡史，参阅、抄录、复印了很多历史资料和藏人著作。这样近距离地观察西藏，是不难看出，历史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事实的。但是，他们中有的人，在著书立说和接受采访时，并不承认历史上西藏的主权地位。主要观点如下：

一、西藏问题的起源：是1949年的中国入侵，还是1956年的民主改革？

在《洗不干净的血手——发生在藏区的国家罪行》一文中，作者是这样论断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的：“藏区的‘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源头……1955-1956年的时间点，是了解和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点……就是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并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中表示：“现在的西藏问题，不是1951年产生的，而是从1956年开始，在西藏周边的藏区进行暴力土改以后产生的。”

这样阐释西藏问题的起源，是把西藏问题变成中国当局的政策问题，也是变成了中国的内政，同时，把西藏民族变成了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

西藏确实存在政策问题，如果政策好一些，西藏境内的局势可以相对改善，但西藏被侵略的事实是不能以政策遮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需要分两个层次讲的问题，但是，作者不提第一个，只说第二，像侵略从来也没有发生一样，这不仅是对侵略的遮蔽，也否定了西藏人民的共同记忆。

关于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和性质，我在2012年年底，对藏人和国际藏学家都进行了采访，他们的观点是：西藏问题是从1950年开始的，因为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还进行了武装抵抗，昌都战役就是一个例子。

坦率地说，如果一般的中国人这样说，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西藏历史，但作为一个研究西藏近代史的“专家”，在流亡藏人社区走访了很多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并撰文多篇批评中共在西藏的罪恶的学者，又多次声称是“替藏人出头说话的汉人”，这样阐释西藏问题的起源，过滤掉历史上西藏的主权地位，对于信息不畅，本来就对西藏问题缺乏了解的汉人读者来说，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二、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

还是这位《洗不干净的血手——发生在藏区的国家罪行》的作者，在答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共产党对西藏人民的暴力镇压和摧毁信仰，其实跟它对内地汉族人民所作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谓‘汉藏矛盾’，实质上是‘共藏矛盾’。”（原话是“共藏问题”）。

那么，中国当局对西藏人民的镇压，真的与对中国人民的镇压没有区别吗？事实上，中国当局对西藏人民的镇压，是到邻居家里施暴，而对中国人的镇压，是在自己家里施暴，两者之间有本质的不同。所以，藏人的反共是为了结束殖民者统治，使西藏重获自由；而汉人的反共是为了推翻共产政权，使中国实现民主。两者虽然在反共上是一致的，但目的不同。

那么，“共藏问题”到底有哪些作用？

首先，否定了中国对西藏的侵略和殖民本质。把西藏人民与中国当局的矛盾，和中国人民与中国当局的矛盾混为一谈，把藏人的自由斗争，与中国人的民主运动混为一谈，从而把藏人绑上汉人民运的战车。那么，如果藏人真的上了汉人民运反共的战车，会抵达他们的目的吗？换句话说，汉人寻求的民主，是包括藏人在内的民主吗？

目前，仅在汉人民主人士中，公开主张将来西藏自决，应该包括移民到那里的汉人的自决，已是一个天文数字。大家都清楚，藏人如今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然为少数民族。还是早些年的统计，中共就已派出了750万汉人移民西藏，远远地超出了藏人人口。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自决，会是什么结果呢？必然使西藏屈辱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就像印度吃掉锡金一样。

其次，是把西藏问题局限在中共建政这六十多年里，否认了1950年以前，西藏与中国的矛盾，也否认了推翻中共后，大一统下的新中国，存在的汉藏矛盾，名正言顺地剥夺了西藏民族的自决权。总而言之，就是合理合法化帝国主义移民西藏，把西藏名正言顺地变成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这种完全有悖于民主原则的目的是说不出口的，于是，这个闪亮光鲜的词儿——“共藏问题”就被抛了出来。

所以，宪政民主制度下的中国，很可能对西藏仍然是一种威胁，说不定，在“民主”面具的保护下，会发生更严重的灾难。我很是认同唐丹鸿女士在《西藏问题的关键词及有心的用语》一文中指出的：“照目前的情势看，也有理由相信，共产党将并非最后一个宣称‘西藏属于中国’的政治力量。”

三、历史上，西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还是一直处于“自治”状态？

“共藏问题”提出后，有人特别撰文，“证明”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歷史上，西藏是處於“自治”狀態的，“中央政府”让西藏“高度自治”等，完全否定了历史上西藏的主权地位。

比如，丁一夫的《中央統戰小組與西藏問題的僵局》有这样一段话：

“西藏和內地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歷史上，朝廷採取的是讓西藏自治的帝國政策，歷世達賴喇嘛就是西藏的國王，中土朝廷只要求西藏保持對朝廷的藩屬國或朝貢國的名分。”在同一篇文章中，甚至把自焚藏人的要求，硬说成是为了“一定的自治权”，完全遮蔽了自焚藏人“要求达赖喇嘛尊者回家”和“西藏自由”的强烈愿望。他说：“近年來竟有一百四十多藏人自焚，成為人類史上罕見的慘劇。他們要的僅僅是藏區的政策有所改變，能夠讓藏人有一定的自治權。”

同时，张博树在《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的序言中宣称：我的结论是：说西藏曾是一个“独立国家”，并无史实和逻辑方面的充分依据。据此，1950年解放军的进军西藏，亦并非流亡藏人说的“侵略”，而是一个新政权的行使主权之举。”

而张博树的这部完全违背西藏史实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书，被丁一夫隆重推荐，宣称是继王力雄的《天葬》之后“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其妻李江琳也在她自己的博客上多篇转载。

当然，无论是李江琳还是张博树的这些观点，在汉人民主人士中并不少见。前些天，在达兰萨拉召开的支持“中间道路”的会议上，就有汉人把支持“中间道路”与袁世凯杜撰的“五族共和”连在一起，硬把西藏民族说成了中国的“少数民族”。

事实上，1912年底，当袁世凯致函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尼泊尔国王，要求对方承认“五族共和”时，这两个国家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以下是《西藏地位》中，发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尊者给中国的信：

总之，汉人民主人士在“西藏问题”上的历史观，始终包裹着“大一统”的内核，他们不承认西藏历史上的主权地位，甚至，以各种方式，过滤掉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

（讲座汉译藏：茨仁娜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