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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世达赖喇嘛尊者为1967年版《西藏政治史》亲笔题词 |
对夏格巴的著作最为敌对和激烈的批评主要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在流亡藏人中，曾经有一度对夏格巴和他的作品表示赞赏，但几乎没有什么相关的理论探讨。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他被故意地忽视了。当今的藏人世界充满各种奖项和荣誉，但是夏格巴好像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的或其他形式的奖励荣誉。因此，这篇评论算是我个人献给这位西藏最伟大的现代历史学家的“纪念文章”（Festschrift） 。或许我应该用“回忆文章”（Gedenkschrift）一词，因为本文的目的更主要是为了缅怀而不是庆祝。
写这样一篇回顾他对西藏史学无与伦比的贡献的回忆文章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前几年在他去世之后，他受到一些人的攻讦，其歹毒和虚妄程度恐怕连他的那些共产中国的批评者都难以企及。一位流亡政府的前议员、学者、来自安多的霍藏久美（Hortsang Jigme）发表文章【11】指控夏格巴的整个著作是建立在从伟大的安多学者和诗人更登群培那里偷来的文章和手稿的基础之上的。他声称，贵族噶索巴（Kapshopa）那里得到了更登群培的历史著作的草稿并和夏格巴瓜分了这些手稿，而夏格巴将这些资料运用到了自己的政治史中。霍藏久美没有提供任何可靠的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说法。他提供的一个“证据”是——更登群培的著作的全名是《白史——有关政治传统的大西藏历史》（The White Annals: A History of Greater Tibet as Concerns its Political Traditions），而不可思议的是夏格巴作品的“……封面上的书名是《西藏：一部政治史》”。从“政治”和“历史”两个词便可以推定出这两部作品之间无可辩驳的联系。霍藏久美挖苦地说，“……这不正表明了一个人知道如何偷盗却不知如何掩盖？”霍藏久美整个的诽谤之词和他的推断只是能够提醒我们——尽管已经过去了40多年，那种肮脏、虚妄和空虚麻木的“文革”修辞手法依然盘桓在西藏的政治和理论论述中。
一些头脑简单的藏人相信更登群培用羽毛和木头制造了一架飞机并驾驶它飞越了羌塘（Jangthang）。在所有关于更登群培的神奇故事中，有一个是说他写了一部西藏政治史，能够绝对地和无可辩驳地证明西藏的独立地位并且可以联合国成立之前就将迫使中国人离开西藏。悲剧的是这部历史丢失或被盗了。甚至一些受过教育的藏人也相信这个故事，或至少是部分地相信。将《白史》翻译成英文的桑丹诺布（Samten Norboo）在他写的序中提到“根据位于大吉岭的圣约瑟学院的阿旺晋巴（Ngawang Jinpa）教授提供的证言，这部著作的编撰早就完成，而手稿由作者的助手玛朗阿沛（Ma-nang A-po）先生保管。不幸的是在阿沛先生去世后，手稿下落不明。”【12】
关于更登群培在这一段悲惨时期的生平，或许喜饶嘉措（Sherab Gyatso）的一段记述是最权威的。他是更登群培的学生、好友和忠实追随者，尤其在更登群培生前的最后几年。【13】（注意：这位喜饶嘉措不是更登群培在哲蚌寺的经师格西喜饶嘉措）“西方和西藏学者在论述更登群培的生平和著作时都引述了这部传记。”【14】喜饶嘉措提到，更登群培的贵族施主和好友霍康（Horkhang）根据更登群培的笔记和摘抄，收集整理和誊写了更登群培的著述，其中包括《白史》。在入狱期间，更登群培给霍康捎了口信让他停止《白史》的整理和誊写，“这部未完成的西藏历史到此便终止了。”【15】喜饶嘉措再没有更多提到这部历史。此外仅有两种关于更登群培的传记是由真正认识他并在这一时期在他身边的人写的。一部是由他的学生和施主霍康（他后来出版了《白史》）所作，另一部的作者是惹热•土登•措达（Rakra Thupten Chodar），他是一位跟随更登群培做研究的转世喇嘛。这两部传记都没有提到更登群培的手稿被盗的事情，更不用说是被夏格巴所盗。
喜饶嘉措只有一次而且是很正面地提到了夏格巴。“一天我收到一封从监狱寄来的信。更登群培在信中说，‘我听说夏格巴和大扎摄政很熟悉。看看你能否通过他打听一下释放我的事情。’我去拜访了夏格巴，他说，‘这个案子已经送交到外交事务办公室的Neushar Thuptan Tharpa手里。应该不会花太长时间了。’如他所言，更登群培在七八天后便获释了。”【16】
喜饶嘉措还说起过他的朋友获释以后的一些事情，“当时，西藏政府内阁给了更登群培一张供应券，每个月可以得到三克（khal，西藏传统容积单位，可容纳大约15公斤青稞——译者注）青稞和一小笔购买茶叶和酥油的钱。”【17】
曾经写过两本书论述更登群培著作的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Lopez）教授也没有提到有任何官方密谋试图盗取更登群培手稿或阻止他写作历史。洛佩兹说，在更登群培获释之后，“政府最终给他在大昭寺（Jokhang）的后面，农业部的楼上提供了几间住房，同时还给他提供了固定的谷物和现金津贴，并指示他恢复《白史》的写作。他没有这么做。关于他这段时间的轶事绝大多数都是说他如何喝得酩酊大醉……”【18】
但是，驳斥“夏格巴剽窃更登群培作品”这一说法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在于更登群培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以及他撰写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帝国时代早期。而夏格巴对于这一时期只用了一章来论述。在这一章中，他的资料都是来自公认的西藏史料以及西方和中国的史料。在若干引述更登群培《白史》的地方，他都充满敬意地称作者为“khewang”，即“大学者”。夏格巴的著作主要是以档案材料为基础的，他可以以官员的身份获得这些材料，而来自遥远安多地区的“托钵”诗人和学者更登群培则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流亡政府为什么不直言反对这种对它的官方历史和官方历史学家的攻讦？1988年，夏格巴以最为谦恭的态度表达了他对《斯特拉斯堡声明》（Strasburg Statement）的不同意见。我听说，当听到达赖喇嘛宣布放弃西藏独立要求的时候，他泪流满面。在同一年，他和另一位学者云丹嘉措（Yonten Gyatso）共同撰写并印刷了一本小册子，而后在全藏区分发流传，“敦促藏人继续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19】在达兰萨拉那种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的氛围中，这种特立独行的举动可能故意被歪曲成“反对达赖喇嘛”（ 藏语，Gyalwa Rimpoche la ngogoe），而对夏格巴的攻讦则很可能即便不是官方鼓动也至少是官方许可的。另外一个反对《斯特拉斯堡声明》的藏人（也就是我自己）也受到霍藏久美的攻击，这次是在2003年出版了一个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上甚至有噶厦秘书处提供的序言、印章等等。
重新唤醒西藏历史
因此，夏格巴的历史著作不能仅仅被当做过去的记录来阅读，而应该当做是一份强有力的革命性文献。时至今日，作者已经去世22年了，这部著作依然让北京头疼不已， 也让那些企图将西藏主权拱手奉送给中国的藏人心灰意乱。
为什么如此多的流亡藏人对于放弃争取独立的斗争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其中一个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他们对西藏历史令人震惊的无知。这不仅仅由于过去和现在的藏人学校里历史课程的讲授是多么糟糕，同时也由于（当今）几乎没有从知识或文学活动角度进行评价的历史。如果你进入我们最高学术机构“西藏图书档案馆”的网站，你会发现这个机构分成十个部门，包括科学部——但没有历史部。
我认为，正是由于对历史的无知甚至是蔑视，才会出现像我们的前任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那些人口中的奇谈怪论，他曾经说，“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甚至达赖喇嘛也说过西藏只能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西藏是一个“内陆国家”。过去，格鲁派的寺院认为历史是个多余的分散注意力的东西，因而不鼓励僧人和格西阅读历史著作。尊者曾经在1988年或89年访问巴黎，他在法国顶尖学术机构之一的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受到石泰安、麦克唐纳德夫人和其他一些著名藏学家的接待。他们向他展示了他们对来自敦煌的古代西藏手稿进行的研究，这是法国学者们在西藏研究领域的一个专长项目。我相信，尊者会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研究佛教典籍会更有裨益。
我在这篇长文的开始描述了夏格巴的历史著作曾经如何帮助唤醒西藏境内的民众，他们在共产主义的灌输和压迫之下沦入一种“紧张性精神病”的状态，或者用佛教术语说是一种近乎“yidak”或“饿鬼”的状态。但是，从1987、1989、2008年以来，直到今年，很明显西藏境内的民众已经广泛地觉醒了。他们的勇气、决心和牺牲已经向全世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时至今日，轮到我们那些流亡藏人（尤其是领导层）需要从沿着险恶道路梦游的状态中被唤醒。其实，无需舍近求远地寻找什么醒世良方或一套前无古人的奋斗目标。在作者的前言的最后一行，夏格巴明确地告诉我们他的著作想要达成的目标：“我最衷心的愿望是这本书能像一个指南针，指明那条让我们重获独立的道路。”
此文写于我参加爱荷华大学举办的国际作家计划（International Writer’s Program）期间。在此感谢“作家计划”和Shelly & Donald Rubin基金会的支持。史伯岭（Elliot Sperling）教授从百忙中抽出时间通读我的文章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全文完）
原文注释：
[1] 中共缺乏证据地坚持把西藏传统社会描述为“奴隶社会”。马克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将人类社会分为五个阶段，“奴隶社会”是第二阶段。按照中共的官方理论，由于革命前的中国处在更加先进的“封建主义”的第三阶段，那么西藏就被描写成落后中国——甚至是封建的中国——整整一个历史阶段。
[2] 我是从与流亡政府前首席噶伦Dzachutsang Sonam Topgyal的一次电话交谈中得知此事的。西藏在80年代中期首次开始对外开放的时候，他当时是流亡政府信息部秘书。
[3] 噶玛嘉措（Karma Gyatsho）著，《孜本旺秋德丹夏格巴（1908-1989）传略》，载于《西藏杂志》（Tibet Journal），第16卷，1991年夏季号第二册，西藏图书档案馆出版，达兰萨拉。
[4]黎吉生著《1947年的“热振阴谋”》（ The Ra-sgreng Conspiracy of 1947），《西藏研究》纪念黎吉生专辑。《1979年牛津大学西藏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由迈克尔•阿里斯和昂山素季编辑，阿里斯菲利普斯公司（Aris & Philips Ltd）出版，英格兰沃明斯特（Warminister England），1980年。
[5] 嘉央诺布，《褪毛的北京鸭》（Moulting of the Peking Duck），《西藏评论》（Tibet Review），1970年4月号。
[6] 夏格巴著《十万明月：高阶西藏政治史》，博睿西藏研究图书馆，莱顿，2010。P.565
[7] 丹马丁（与Yael Bentor合著），《西藏史著：藏语历史著作编目》（Tibetan Histories: A Bibliography of Tibetan-Language Historical Works），
[8] 藏文名为《A mdo Chos-‘byung, Yul Mdo-smad-kyi Ljongs-su thub-bstan Rin-po-che Ji-ltar Dar-ba’I tshul Gsal-bar brjod-pa deb-ther Rgya-tsho》，出版时加上了英文书名《The Ocean Annals of Amdo》，分为三卷，1975年在新德里出版。
[9] Dan Martin，同注释[7]
[10] 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著《罗马帝国的行省》（The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初版1885年，再版1909年，Barnes & Noble公司，美国。P.161
[11] 霍藏久美（Hortsang Jigme）著《被真理诱骗的乞丐》（藏文，Drang den gyis lus pae slong mo wa；英文，The Beggar Beguiled by Truth），第16章《略探“谁写了西藏政治史”》（ A Brief Inquiry Into the Question of Who Wrote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12] 桑丹诺布（Samten Norboo），《白史》（英文版），LTWA，达兰萨拉，1978。P.11
[13] 伊姆加德•门格勒（Irmgard Mengele）著《更登群培—一位西藏20世纪学者的传记》（dGe-‘dun-chos-‘phel: A Biography of the 20th-Century Tibetan Scholar），LTWA，达拉萨拉，1999年。此书以喜饶嘉措写于1972年的更登群培传记为基础，喜饶嘉措的作品被收入《西藏和藏传佛教人物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ibet and Tibetan Buddhism）于1973年出版。
[14] Mengele，同上， p. 17
[15] Mengele，同上，p. 74
[16] Mengele，同上，p. 68
[17] Mengele，同上， p.72
[18] 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S. Lopez）著《疯子的中间道路》（The Madman’s Middle Wa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年。P.45
[19] 孜本•夏格巴与云丹嘉措合著，《不朽神灵的甘露——西藏三区故土生活以及流亡生活回忆录》（The Nectar of the Immortal Gods Inducing Recollection in the Bretheren Living at Home in the the Three Provinces of Tibet and Living in Exile）。由作者自行出版并在西藏秘密流传，1988年。
[20]霍藏久美（Hortsang Jigme）著《Jam dbyangs nor bu rjes ‘brang dang bcas pa’i grib ma dgrar lang la brtags pa’i tshoms》，达兰萨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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