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瑞
我的朋友接到她的母亲病危电报时，立刻去了中国大使馆。如果加急的话，通常，两天之内可拿到签证，可是，我的朋友没有那么幸运。后来，她每天都提着行李去大使馆，每天都被拒绝。就这样，整整等了七天。原因：她是藏人。
当她的母亲去世时，在拉萨，按照风俗，必须请僧人念经，超渡亡灵。可是，她找不到僧人，因为僧人们出入寺院有严格的规定。只有为寺院厨房购买食物，为寺院上交各种税费的僧人，才能上街。就是穿俗家衣服，头发略短一些的人，在大街上也要被随意盘问，并立刻集中起来，送回户口所在地。终于，我的朋友在走投无路中，找到了几位僧人，不过，他们是穿着俗家衣服去的。在拉萨，不管大街小巷，已很难见到绛红色的身影了。
这是刚刚发生的，比较2008年，我的朋友已满足。那时，她说，有的尸体不得不放在冰柜里储存。因为出殡时，要被严密查看，如果有子弹穿过的痕迹，尸体会立刻被没收……
我就想，如果中国的主权完整，仅仅意味着对另一个民族的残暴、奴役和屠杀，那么，我强烈地支持西藏民族的独立！
然而，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了中间道路，也就是在中国框架之内，寻求西藏三区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并且，这个想法，在1974年时，就忍辱退让地成熟了。然而，中国政府恐惧达赖喇嘛尊者那有如太阳般光芒四射的慈悲，恐惧藏人那千古不变的忠诚，早已打定注意，把尊者阻挡在异国他乡！可是，为了掩人耳目和在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及大国沙文主义者中寻求支持，中共冠冕堂皇地打出了“分裂”的旗号，惯性地亮出了嫁祸于人的流氓手段。
中国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的新杂• 单增曲扎活佛，就具体地在加拿大表演了这出戏。2009年3月20日的多伦多记者会上，他说，“所谓‘中间道路’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建立所谓的‘大藏区’。只要稍微懂一点西藏历史，就会发现‘大藏区’的提法非常荒谬。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大藏区’这一提法，不仅要求其他民族从‘大藏区’撤离出去，还要求驻扎在那里守卫国土的解放军撤离出去。这些都关系国家主权。如果按照达赖所谓‘大藏区’的提法，还谈得上什么国家主权？”
事实上，大藏区并不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发明。放下更远的历史事实，单说签订《十七条协议》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明确地承认了藏区统一的合理性，甚至在1956年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时，还设立了一个以藏人桑结益西为首的委员会，就如何将整个西藏民族纳入同一个自治区内展开了工作，后来因藏地发生藏人抗暴而中断。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后，西藏三区被划分为青海的六个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的两个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这十个藏族州加上西藏自治区就是中国政府法定的十一个藏族聚集地，就是历史上藏人说的安多、卫藏和康，也就是所谓的大西藏，大藏区，这是中国政府自己划定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明文规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
达赖喇嘛尊者的中间道路和中国民族区域法的精神完全一致，不同的是，尊者希望真正地实现自治，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摆个花架子。事实上，实现西藏三区的自治，也是藏汉之间平等、友好相处的基础，是摒弃大国沙文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的不可省略的途径，同时，利于保护独一无二的传统的西藏文化和宗教。这恰恰是在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防止分裂。
我不禁要问这位新杂• 单增曲扎活佛：你说“‘大藏区’的提法非常荒谬”，是指当初中共划分十一个藏族聚集地的行为吗？你说“‘大藏区’这一提法，不仅要求其他民族从‘大藏区’撤离出去，还要求驻扎在那里守卫国土的解放军撤离出去”，从哪里而来？
达赖喇嘛尊者在2009年3月10日的记者会上，明确说：我没有说过让中国人和中国军队撤出西藏！而这位新杂• 单增曲扎活佛却在3月20日的多伦多记者会上，别有用心地歪曲事实，挑拨藏汉之间的矛盾？！我不得不说，他已完全背离了一个佛教徒必须遵循的《戒学》中的基本教义！还有，新杂• 单增曲扎活佛，下次在发言之前，也请你读一点历史，即使浅表的那一部分，不要在世人面前淋漓尽致，丢人现眼地暴露你作为工具的角色！
另外，不要鹦鹉学舌般地把1959年以前的西藏社会一相情愿地定为“农奴制”。《十七条协议》签订的时候，中共明确地在第四条中写道：“对于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固有的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农奴制，不过是中共后来强加给西藏的一顶纸糊的高帽。就像为了抢劫和瓜分富人的财产，一定要制造出恶霸地主刘文彩和水牢一样，这是显而易见的构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一点，对中共政权来说，在延安时期，就已轻车熟路。
这位所谓的活佛甚至毫不脸红地说，如今“西藏传统文化不仅得到了保护，还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也是对世界人权事业一个伟大贡献。”
当一位藏人，在母亲病危、去世时，都不能正常地被批准回到拉萨，不能按照西藏的风俗为死去的亲人料理后事的时候，怎能说西藏的传统文化得到了保护？！当藏人连正常出入寺院和家门，甚至连说话的权力都没有的时候，有谁会想象出中共做出了“对世界人权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如果新杂• 单增曲扎活佛不是存心反讽中共治下举世闻名的恶劣的人权状况，那就是他已达到了指鹿为马、阿谀逢迎的不知廉耻的程度，已丧失了作为一个人本该拥有的独立思索意识，沦为了一条中共的看门狗，或者说一个工具。
完稿于2009年3月22日
首发：纵览中国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868
2009年3月25日星期三
2009年3月23日星期一
2009年3月18日星期三
3 • 10 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纪念
朱瑞摄于2009年3月10日达兰萨拉
达赖喇嘛尊者向在过去五十中为西藏民族献身和饱受折磨的人们祈祷
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的纪念会上
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达赖喇嘛尊者向与会众人介绍来自奥洲、香港等地的中国民主阵线人士
前来参加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中国民运人士
2009年3月10日烛光晚会的游行队伍
流亡社区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藏人
达赖喇嘛尊者在3 • 10 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纪念的记者会上
陈破空先生在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秦晋先生在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潘晴先生在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达赖喇嘛尊者向在过去五十中为西藏民族献身和饱受折磨的人们祈祷
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的纪念会上
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达赖喇嘛尊者向与会众人介绍来自奥洲、香港等地的中国民主阵线人士
前来参加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中国民运人士
2009年3月10日烛光晚会的游行队伍
流亡社区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藏人
达赖喇嘛尊者在3 • 10 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纪念的记者会上
陈破空先生在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秦晋先生在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潘晴先生在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2009年3月17日星期二
农奴曲”老调重弹 （转载）
———谈中共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茉莉
因几十年前一曲《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成副省级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近年来已与时俱进，热衷于演唱藏语歌曲《美丽的仁增旺姆》了。这首优美的藏语歌曲吟唱的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曲作者是流亡藏人图登桑珠。
但在今年1月，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却不同寻常地通过了一个决定，将每年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发动甚至强迫人们载歌载舞去纪念。这就不禁让人纳闷，中共当局把搁置已久的陈词滥调——“农奴曲”又搬出来，所为何来？
◎ 北京祭出马克思进步论法宝
对西藏人来说，2009年非常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他们纪念抗暴起义五十周年，铭记他们的民族领袖被迫长期流亡的一年，也是去年发生的拉萨“三一四”骚乱事件的周年纪念。因此，流亡藏人将这一年定为“大黑年”，决定放弃庆祝藏历新年，以悼念一个民族的苦难。
这种具有非暴力不服从性质的民间集体活动，在境内西藏和流亡西藏都获得广泛的响应。对此，中共一贯使用的用坦克和刺刀镇压之方式，已经不能奏效了，你能拿那些安静地坐在家里、不肯吃节日美食“切玛尔”也不相互拜年的藏民怎么办呢？至于那些对世俗汉人有效的经济收买政策，对全民信佛的藏民族，效果也很有限。对此，中国当局不能不紧张了。
最近，北京从他们陈旧的理论武库里，祭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对付西藏人，（有朋友说，马克思在坟墓里会气得翻好几个个儿）。看起来，这是一个相当厉害的逻辑武器。马克思主义曾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则是：每一新的社会形态都会比被取代的社会形态更高级、更进步。
由于中国社会充满了对“进步”的信仰，因此，北京拣出来的这个旧法宝，就有可能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联手，变成欺压弱小民族的武器：因为你们的社会形态落后于我们，所以我们殖民你们镇压你们就有了合法性。殊不知，人本主义对进步主义的怀疑和批判，已经在当代西方形成广泛的共识，只是一些信奉弱肉强食的中国人不愿了解而已。
◎ 比赛讲故事，百密有一疏
自五十年前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流亡藏人用他们真实的血泪，讲述了一个民族被欺凌的悲伤故事。这个故事长久地唤醒西方人的良知。现在北京东施效颦，也要对世界讲故事了。他们有几千名吃皇粮的御用藏学家，再找来一些“翻身农奴”及其子孙，齐齐围绕这个“纪念日”忆苦思甜，以庞大的宣传机器为这一类故事扩大效果，并发起对达赖喇嘛的大肆攻击。北京以为，这样以攻为守，就可以抵消流亡藏人在国际上的影响了。
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不可说不高明。只需卖力宣传“农奴解放纪念日”，就将本来属于人权迫害、民族冲突性质的西藏问题，改换为阶级斗争性质———农奴和农奴主的斗争。这样，中共俨然以先进社会形态的代表自居，抢占了革命的道德高地。
俗话说：“百密一疏。”北京在极周密的考虑中也会有一点疏忽。打这种纪念农奴日的牌，固然会让许多大汉族主义者骄傲自豪，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受蒙蔽，但这样的大事宣传，也会将西藏问题进一步推向舆论关注的焦点，引起人们求知求真的兴趣。一旦更多的人追问中共侵藏之事实以及西藏历史之真相，会出现许多对中共不利的质疑。
例如有西藏人质疑：“如果真的所有的藏人在过去的时间里，都是奴隶和农奴的身份而让中国给‘解放’了，那么为何这些奴隶和农奴的儿子们要站起来对抗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藏人生存在西藏之外？”
◎ 过去的西藏是否真是农奴制？
藏族学者达瓦才仁曾采访许多境内和流亡藏人，他在《血祭雪域》一书中写到：“中国称西藏是封建农奴制，西藏人则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农奴，而是类似契约的情况下租种田地的农民。牧民也认为自己明明是自由人，怎么会是‘奴’。”
不光西藏人自己不承认“农奴制”的说法，不少西方藏学家也不认同中共的定性。例如，法国汉藏历史学家卡西亚-布福特里耶（Katia-Buffetrille）女士在2008年3月接受采访，回答法国权威报纸《世界报》的问题说：
“有关‘农奴’一词，一些藏学家也不同意用在农民身上。他们认为用‘普通百姓’或‘臣民’更贴切。事实上，当时大部分西藏平民都是农民。他们以世袭的方式与土地连在一起，必须向领主缴税，税可以是现钱或实物，但更多的是以劳做方式抵偿，大部分是田间劳作。这样的制度看起来很严格，但实际上有很大的弹性。那时的农民确实要尽义务，但也享有权利。领主对农民完全没有生杀大权。这个制度远远谈不上理想，但与奴隶制不能相提并论。”
那么，为什么中共能够从西藏找出一些“翻身农奴”做例子大事渲染？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内部，都有千姿百态、各种成分兼具的复杂情况。比较落后的旧西藏社会里有很多自由民，但也有一部分放牧、种地的农奴，例如被称为“朗生”的贵族庄园的家奴。这即是说，旧西藏有农奴制成分，但不能把整个社会定性为农奴制。
如果因为旧西藏曾存在部分农奴，就把整个社会说成是农奴制，如此以偏概全地类推，事情就麻烦了。例如，美国独立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南方还长期存在黑人奴隶呢。我们可以把那个时期的美国全面定性为奴隶制吗？再如，中国长期的封建制社会里一直存在家奴和农奴，《红楼梦》中那位抗婚的美丽丫鬟鸳鸯，即是世代为奴的家生女仆。
◎ 西藏自我改革的努力被共军踏碎
列宁曾在提及农奴制时说：“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是这种经济制度的条件”。如果以“人身依附”作为农奴制的条件，那么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便是百分之百的农奴制了。自土改以后，中共便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地主，它强占国家所有的土地，强迫包括笔者在内的变相农奴——人民公社社员在土地上辛苦劳作。当今中国大量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以及陷入黑砖窑里做奴工的少年和成人，都可以证明，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也有类似奴隶制的成分。
已故的班禅喇嘛和十四世达赖喇嘛都多次指出：西藏的社会虽然不平等，但从来没有听说过饿死人的事情发生。据王力雄说，西藏的农奴在土改中还有定为“富裕农奴”成份的，可见他们并不都很贫穷。一般朗生（家奴）每天给喝两次酒。当年在人民公社里饥饿至死的农奴，做梦也不敢想有这样好的待遇啊。
大凡缺乏合法性的统治者，都企图通过重塑历史而营造政治上的合法性。可见，讲农奴故事对中共来说是何等重要。但是，这种故事除了留下许多破绽之外，还会令许多有现代观念的人思考：即使旧西藏真的是农奴制，改变旧制度也应该是西藏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权利，否则这就成了殖民主义的逻辑：当地人无力文明，我们给你带来文明。
其实西藏人对旧制度的改革并不比中国人晚。早在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就开始针对西藏的各种弊端，进行一场长达20多年的现代化改革。他的新政包括：改革落后的寺院制度，引进了货币、邮政、电讯设施等，强化了藏军力，创办西藏医学院，……。然而，那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效并不彰显。而后，年轻的第十四达赖喇嘛又在1950年成立了一个“改革会议”的组织，其中包括来自底层人民的代表。
然而，西藏人这一系列自我改革的努力，最后都被中国进藏大军的铁蹄粉碎了。以致今天，大多数国内汉人只听到一曲假唱的“农奴曲”，还以为这是汉人对藏人的最大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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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3月号
“欧洲拉登”的暴力诗歌
———卡拉季奇与种族屠杀
茉莉
台湾诗人非马有一首叫《缄默》的小诗，涉及引发战火的波黑塞族前领导人卡拉季奇。诗人沉痛地感叹：“一旦诗般美丽的语言/ 被用来引爆/ 新仇旧恨的/ 炮弹/ 人类需要/ 另一种全新的/ 弃绝音节的/ 缄默/ 面对这荒谬绝伦的世界/ 他们其实也/ 无话可说”
当优雅的诗歌语言成为刽子手屠杀的武器，难以接受这一现实的人们只有无言与缄默。但缄默片刻之后，就有必要对这种现象进行探究和思考。从某种角度看，诗歌的浪漫主义有着破坏宽容，否认理性和常识的一面，一旦它被极端的民族主义所利用，便很容易为暴君、独裁者和杀人狂服务，从而给世界造成惨烈的祸害。
◎ 诗人佩戴剧毒的民族主义纹章
卡拉季奇在成为波黑塞族共和国的总统之前是一名精神病医生，还是一位有名的诗人。他自1968年起出版多本诗集，甚至在1994年获得俄罗斯“肖洛霍夫作家协会奖”。即使在被北约追捕的13年逃亡期间，他也通过秘密渠道出版一部剧本，一部名为《这里有奇迹，这里没有奇迹》的儿童诗集，还有一部言情小说《夜晚的奇迹纪年史》。
然而，颇有文学才华的卡拉季奇，却是欧洲人眼中的杀人狂魔。他在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五年的波黑战争期间担任塞族领导人，被海牙法庭指控授权部下搞种族灭绝，将100万穆斯林和克罗地亚平民逐出家乡。塞族军队还被控在东部的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了8000名穆斯林平民。卡拉季奇因此成为二十世纪最残酷的战犯之一，被冠上“欧洲拉登”的称号。
最近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位助理教授整理出本·拉登诗选，称他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诗人”。该学者正在分析拉登的诗歌及其在“圣战”中的作用。例如，在一首像恐怖片一样鼓励人们前赴后继做“烈士”的抒情诗里，本·拉登如此写道：“投入战争的硝烟中，/ 是真正含笑的英雄。/ 他们勇往直前，直到/ 刀刃被鲜血染红。”
“ 欧洲的拉登”卡拉季奇在其诗歌中，也是鼓吹战争和杀戮。但他和本·拉登不同的地方在于，本·拉登鼓吹为真主而战，卡拉季奇则是鼓吹狭隘而疯狂的大塞族民族主义，宣扬对异族的仇恨，他因此被称为“佩戴剧毒的民族主义纹章的诗人”。在著名的“科索沃诅咒”中，卡拉季奇笔下的拉扎宣称：
“任何塞族人，任何有塞族血统的人，假如不参加科索沃的战斗，那就唯愿他绝不会有他所欲望的子嗣――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唯愿他即使亲手播种也将颗粒不收――既没有黑葡萄酒也没有白生生的小麦。”
这段话可视为卡拉季奇对塞族发出的全民族战争动员令。他的士兵实施了清除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总计划，建立了奥马尔斯卡拘留营。拘留营的一位幸存者如此描绘囚犯遭受的折磨: “饥渴，被轮奸，精疲力竭，头盖骨被打碎，性器官被撕裂，腹部被剖开，这些都是卡拉季奇的士兵干的。”
◎ 诗歌可作为种族清洗的罪证
在一首题为《1968年的萨拉热窝》的诗中，卡拉季奇写道：“我可以听到行走的灾难，城市像教堂里的一间房子在燃烧”，“我聆听着灾难来临的脚步声。”他为萨拉热窝在战火中的毁灭感到得意，因为早在二、三十年之前，他的诗歌就预告了这一切。
诗歌成为卡拉季奇煽动军队的手段，例如《清晨的炸弹》：“在这最黑暗的夜晚/ 我期待黎明/ 经由破晓的隐匿的劈啪声/ 我投掷一颗笑的炸弹/ 是的，我对人类扔了一颗炸弹”。这个手上沾满了鲜血的诗人，在诗中回顾塞尔维亚之王，以对祖先的共同记忆，号召塞族人：“迷途的兄弟，时代在考验我们，朝着没有我的那个世界的一个个人头开枪扫射吧！”
2008 年7月30日，塞尔维亚将卡拉季奇引渡到海牙前南刑庭。他涉嫌犯有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罪两项罪行，从此开始漫长的审判阶段。此时，他的那些宣扬荒诞暴力的战斗诗歌，那些鼓吹大塞族主义的文本，就可能出现在法庭上，作为从法律上判断其主观意图的材料，成为证实卡拉季奇有意实施种族清洗的有效证据。
如此丧尽天良的诗人也有与他趣味相投的诗友。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崇拜列宁的俄罗斯诗人李蒙诺夫曾应卡拉季奇之邀，参加一次阻击兵巡逻。就像一个得意的父亲给儿子看一个新玩具，卡拉季奇带李蒙诺夫视察一个塞族阵地。在鸟瞰萨拉热窝之时，李蒙诺夫向几个无辜的牺牲品开枪，这令嗜血的卡拉季奇感到很开心。
◎ 从希特勒到毛泽东都浪漫抒情
昆德拉曾经辛辣地讽刺某些诗人和诗歌：“诗人总是如此疯狂地热衷于他们所经历的感情，以至于脑子都冒烟了，呈现出一片彩虹的灿烂景象，监牢之上的奇妙的彩虹……”。
毛泽东的脑子冒烟，我们中国人是领教过的。一九五九年，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已经开始，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却满怀豪情地吟诵：“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在几千万人饿死的尸体上，他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展现绚丽的诗歌彩虹。
大独裁者似乎都有一点艺术细胞。希特勒年轻时就想要当一名美术家，他对建筑艺术感兴趣，而且热爱音乐。当希特勒还是一个寒酸窘困的年轻人时，他曾冒着严寒，买站票去歌剧院观看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后来在纳粹党大会召开或群众集会上，都演奏瓦格纳的音乐《众神的黄昏》。
为什么希特勒如此所以喜欢瓦格纳？因为他着迷于瓦格纳的音乐神话。瓦格纳用音乐讲述了神、巨人和尼伯龙根人为了争夺黄金指环而发生的战争。战争、英雄、死亡、复活，女性守护者——音乐中的乌托邦建立在战争鲜血的地狱之上。患有浪漫主义自恋症的希特勒相信，他是受苍天的召唤来拯救祖国的。他那病态的艺术气质导致日后具有灾难性的政治幻想。
◎ 浪漫主义和“卡拉季奇崇拜”
一次又一次大屠杀的悲剧，发生在现代文明的孕育之地——欧洲，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在欧洲现代文明内部蕴涵着一颗毒瘤——民族主义。但人们很少注意到的是，滚烫的浪漫主义曾是民族主义爆烈的同盟，甚至是纳粹主义的先声。
与纳粹有关的浪漫主义，是指德国浪漫派，而不是雪莱、雨果所代表的英法浪漫派。德国浪漫主义崇尚绝对美的东西，以绝对美取代真和善的判断，强调具有民族特色或集体色彩的美学观。在他们看来，雅利安人种是全世界最智慧、最健康、最完美、最有组织能力的民族，他们把维持民族的纯净作为理想，从而走向法西斯主义。
这种浪漫主义被认为是对启蒙的反动和背叛，它摒弃理性，沉迷于自我的感受、精神和意志，不相信世界存在本质和真理。西方哲学家伯林曾历数浪漫主义的罪过：破坏宽容的日常生活，破坏世俗趣味，破坏常识……。
在二十世纪里，浪漫主义曾给政治上的造神运动推波助澜。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都曾被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诗歌热烈赞颂吹捧。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浪漫主义大都被自由主义所吸收，成为宽容的多元主义中的一元，但我们仍然在中国御用诗人“纵做鬼也幸福”之类毫无人性的诗词中，读到反动浪漫主义的余韵。
在今天的塞尔维亚，仍然具有一种“卡拉季奇崇拜”。这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塞族人中有着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氛围和土壤。像卡拉季奇这样自封的民族文化捍卫者，曾经给大塞族带来乌托邦式的的文化梦想。即使在现任塞尔维亚政府将这名战争罪犯移交给荷兰海牙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还是有不少塞族人怀念他们的“民族英雄”卡拉季奇，这位“英雄”的诗歌仍然在塞族人中传颂。
好在荷兰海牙国际法庭将给卡拉季奇一个负责任的公正审判，塞尔维亚也正在走向民主和宽容，并终将成为欧盟的一员。但卡拉季奇的暴力诗歌及其遗留下来恶劣影响，仍然是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心存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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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3月号
茉莉
因几十年前一曲《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成副省级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近年来已与时俱进，热衷于演唱藏语歌曲《美丽的仁增旺姆》了。这首优美的藏语歌曲吟唱的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曲作者是流亡藏人图登桑珠。
但在今年1月，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却不同寻常地通过了一个决定，将每年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发动甚至强迫人们载歌载舞去纪念。这就不禁让人纳闷，中共当局把搁置已久的陈词滥调——“农奴曲”又搬出来，所为何来？
◎ 北京祭出马克思进步论法宝
对西藏人来说，2009年非常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他们纪念抗暴起义五十周年，铭记他们的民族领袖被迫长期流亡的一年，也是去年发生的拉萨“三一四”骚乱事件的周年纪念。因此，流亡藏人将这一年定为“大黑年”，决定放弃庆祝藏历新年，以悼念一个民族的苦难。
这种具有非暴力不服从性质的民间集体活动，在境内西藏和流亡西藏都获得广泛的响应。对此，中共一贯使用的用坦克和刺刀镇压之方式，已经不能奏效了，你能拿那些安静地坐在家里、不肯吃节日美食“切玛尔”也不相互拜年的藏民怎么办呢？至于那些对世俗汉人有效的经济收买政策，对全民信佛的藏民族，效果也很有限。对此，中国当局不能不紧张了。
最近，北京从他们陈旧的理论武库里，祭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对付西藏人，（有朋友说，马克思在坟墓里会气得翻好几个个儿）。看起来，这是一个相当厉害的逻辑武器。马克思主义曾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则是：每一新的社会形态都会比被取代的社会形态更高级、更进步。
由于中国社会充满了对“进步”的信仰，因此，北京拣出来的这个旧法宝，就有可能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联手，变成欺压弱小民族的武器：因为你们的社会形态落后于我们，所以我们殖民你们镇压你们就有了合法性。殊不知，人本主义对进步主义的怀疑和批判，已经在当代西方形成广泛的共识，只是一些信奉弱肉强食的中国人不愿了解而已。
◎ 比赛讲故事，百密有一疏
自五十年前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流亡藏人用他们真实的血泪，讲述了一个民族被欺凌的悲伤故事。这个故事长久地唤醒西方人的良知。现在北京东施效颦，也要对世界讲故事了。他们有几千名吃皇粮的御用藏学家，再找来一些“翻身农奴”及其子孙，齐齐围绕这个“纪念日”忆苦思甜，以庞大的宣传机器为这一类故事扩大效果，并发起对达赖喇嘛的大肆攻击。北京以为，这样以攻为守，就可以抵消流亡藏人在国际上的影响了。
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不可说不高明。只需卖力宣传“农奴解放纪念日”，就将本来属于人权迫害、民族冲突性质的西藏问题，改换为阶级斗争性质———农奴和农奴主的斗争。这样，中共俨然以先进社会形态的代表自居，抢占了革命的道德高地。
俗话说：“百密一疏。”北京在极周密的考虑中也会有一点疏忽。打这种纪念农奴日的牌，固然会让许多大汉族主义者骄傲自豪，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受蒙蔽，但这样的大事宣传，也会将西藏问题进一步推向舆论关注的焦点，引起人们求知求真的兴趣。一旦更多的人追问中共侵藏之事实以及西藏历史之真相，会出现许多对中共不利的质疑。
例如有西藏人质疑：“如果真的所有的藏人在过去的时间里，都是奴隶和农奴的身份而让中国给‘解放’了，那么为何这些奴隶和农奴的儿子们要站起来对抗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藏人生存在西藏之外？”
◎ 过去的西藏是否真是农奴制？
藏族学者达瓦才仁曾采访许多境内和流亡藏人，他在《血祭雪域》一书中写到：“中国称西藏是封建农奴制，西藏人则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农奴，而是类似契约的情况下租种田地的农民。牧民也认为自己明明是自由人，怎么会是‘奴’。”
不光西藏人自己不承认“农奴制”的说法，不少西方藏学家也不认同中共的定性。例如，法国汉藏历史学家卡西亚-布福特里耶（Katia-Buffetrille）女士在2008年3月接受采访，回答法国权威报纸《世界报》的问题说：
“有关‘农奴’一词，一些藏学家也不同意用在农民身上。他们认为用‘普通百姓’或‘臣民’更贴切。事实上，当时大部分西藏平民都是农民。他们以世袭的方式与土地连在一起，必须向领主缴税，税可以是现钱或实物，但更多的是以劳做方式抵偿，大部分是田间劳作。这样的制度看起来很严格，但实际上有很大的弹性。那时的农民确实要尽义务，但也享有权利。领主对农民完全没有生杀大权。这个制度远远谈不上理想，但与奴隶制不能相提并论。”
那么，为什么中共能够从西藏找出一些“翻身农奴”做例子大事渲染？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内部，都有千姿百态、各种成分兼具的复杂情况。比较落后的旧西藏社会里有很多自由民，但也有一部分放牧、种地的农奴，例如被称为“朗生”的贵族庄园的家奴。这即是说，旧西藏有农奴制成分，但不能把整个社会定性为农奴制。
如果因为旧西藏曾存在部分农奴，就把整个社会说成是农奴制，如此以偏概全地类推，事情就麻烦了。例如，美国独立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南方还长期存在黑人奴隶呢。我们可以把那个时期的美国全面定性为奴隶制吗？再如，中国长期的封建制社会里一直存在家奴和农奴，《红楼梦》中那位抗婚的美丽丫鬟鸳鸯，即是世代为奴的家生女仆。
◎ 西藏自我改革的努力被共军踏碎
列宁曾在提及农奴制时说：“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是这种经济制度的条件”。如果以“人身依附”作为农奴制的条件，那么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便是百分之百的农奴制了。自土改以后，中共便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地主，它强占国家所有的土地，强迫包括笔者在内的变相农奴——人民公社社员在土地上辛苦劳作。当今中国大量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以及陷入黑砖窑里做奴工的少年和成人，都可以证明，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也有类似奴隶制的成分。
已故的班禅喇嘛和十四世达赖喇嘛都多次指出：西藏的社会虽然不平等，但从来没有听说过饿死人的事情发生。据王力雄说，西藏的农奴在土改中还有定为“富裕农奴”成份的，可见他们并不都很贫穷。一般朗生（家奴）每天给喝两次酒。当年在人民公社里饥饿至死的农奴，做梦也不敢想有这样好的待遇啊。
大凡缺乏合法性的统治者，都企图通过重塑历史而营造政治上的合法性。可见，讲农奴故事对中共来说是何等重要。但是，这种故事除了留下许多破绽之外，还会令许多有现代观念的人思考：即使旧西藏真的是农奴制，改变旧制度也应该是西藏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权利，否则这就成了殖民主义的逻辑：当地人无力文明，我们给你带来文明。
其实西藏人对旧制度的改革并不比中国人晚。早在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就开始针对西藏的各种弊端，进行一场长达20多年的现代化改革。他的新政包括：改革落后的寺院制度，引进了货币、邮政、电讯设施等，强化了藏军力，创办西藏医学院，……。然而，那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效并不彰显。而后，年轻的第十四达赖喇嘛又在1950年成立了一个“改革会议”的组织，其中包括来自底层人民的代表。
然而，西藏人这一系列自我改革的努力，最后都被中国进藏大军的铁蹄粉碎了。以致今天，大多数国内汉人只听到一曲假唱的“农奴曲”，还以为这是汉人对藏人的最大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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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3月号
“欧洲拉登”的暴力诗歌
———卡拉季奇与种族屠杀
茉莉
台湾诗人非马有一首叫《缄默》的小诗，涉及引发战火的波黑塞族前领导人卡拉季奇。诗人沉痛地感叹：“一旦诗般美丽的语言/ 被用来引爆/ 新仇旧恨的/ 炮弹/ 人类需要/ 另一种全新的/ 弃绝音节的/ 缄默/ 面对这荒谬绝伦的世界/ 他们其实也/ 无话可说”
当优雅的诗歌语言成为刽子手屠杀的武器，难以接受这一现实的人们只有无言与缄默。但缄默片刻之后，就有必要对这种现象进行探究和思考。从某种角度看，诗歌的浪漫主义有着破坏宽容，否认理性和常识的一面，一旦它被极端的民族主义所利用，便很容易为暴君、独裁者和杀人狂服务，从而给世界造成惨烈的祸害。
◎ 诗人佩戴剧毒的民族主义纹章
卡拉季奇在成为波黑塞族共和国的总统之前是一名精神病医生，还是一位有名的诗人。他自1968年起出版多本诗集，甚至在1994年获得俄罗斯“肖洛霍夫作家协会奖”。即使在被北约追捕的13年逃亡期间，他也通过秘密渠道出版一部剧本，一部名为《这里有奇迹，这里没有奇迹》的儿童诗集，还有一部言情小说《夜晚的奇迹纪年史》。
然而，颇有文学才华的卡拉季奇，却是欧洲人眼中的杀人狂魔。他在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五年的波黑战争期间担任塞族领导人，被海牙法庭指控授权部下搞种族灭绝，将100万穆斯林和克罗地亚平民逐出家乡。塞族军队还被控在东部的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了8000名穆斯林平民。卡拉季奇因此成为二十世纪最残酷的战犯之一，被冠上“欧洲拉登”的称号。
最近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位助理教授整理出本·拉登诗选，称他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诗人”。该学者正在分析拉登的诗歌及其在“圣战”中的作用。例如，在一首像恐怖片一样鼓励人们前赴后继做“烈士”的抒情诗里，本·拉登如此写道：“投入战争的硝烟中，/ 是真正含笑的英雄。/ 他们勇往直前，直到/ 刀刃被鲜血染红。”
“ 欧洲的拉登”卡拉季奇在其诗歌中，也是鼓吹战争和杀戮。但他和本·拉登不同的地方在于，本·拉登鼓吹为真主而战，卡拉季奇则是鼓吹狭隘而疯狂的大塞族民族主义，宣扬对异族的仇恨，他因此被称为“佩戴剧毒的民族主义纹章的诗人”。在著名的“科索沃诅咒”中，卡拉季奇笔下的拉扎宣称：
“任何塞族人，任何有塞族血统的人，假如不参加科索沃的战斗，那就唯愿他绝不会有他所欲望的子嗣――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唯愿他即使亲手播种也将颗粒不收――既没有黑葡萄酒也没有白生生的小麦。”
这段话可视为卡拉季奇对塞族发出的全民族战争动员令。他的士兵实施了清除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总计划，建立了奥马尔斯卡拘留营。拘留营的一位幸存者如此描绘囚犯遭受的折磨: “饥渴，被轮奸，精疲力竭，头盖骨被打碎，性器官被撕裂，腹部被剖开，这些都是卡拉季奇的士兵干的。”
◎ 诗歌可作为种族清洗的罪证
在一首题为《1968年的萨拉热窝》的诗中，卡拉季奇写道：“我可以听到行走的灾难，城市像教堂里的一间房子在燃烧”，“我聆听着灾难来临的脚步声。”他为萨拉热窝在战火中的毁灭感到得意，因为早在二、三十年之前，他的诗歌就预告了这一切。
诗歌成为卡拉季奇煽动军队的手段，例如《清晨的炸弹》：“在这最黑暗的夜晚/ 我期待黎明/ 经由破晓的隐匿的劈啪声/ 我投掷一颗笑的炸弹/ 是的，我对人类扔了一颗炸弹”。这个手上沾满了鲜血的诗人，在诗中回顾塞尔维亚之王，以对祖先的共同记忆，号召塞族人：“迷途的兄弟，时代在考验我们，朝着没有我的那个世界的一个个人头开枪扫射吧！”
2008 年7月30日，塞尔维亚将卡拉季奇引渡到海牙前南刑庭。他涉嫌犯有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罪两项罪行，从此开始漫长的审判阶段。此时，他的那些宣扬荒诞暴力的战斗诗歌，那些鼓吹大塞族主义的文本，就可能出现在法庭上，作为从法律上判断其主观意图的材料，成为证实卡拉季奇有意实施种族清洗的有效证据。
如此丧尽天良的诗人也有与他趣味相投的诗友。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崇拜列宁的俄罗斯诗人李蒙诺夫曾应卡拉季奇之邀，参加一次阻击兵巡逻。就像一个得意的父亲给儿子看一个新玩具，卡拉季奇带李蒙诺夫视察一个塞族阵地。在鸟瞰萨拉热窝之时，李蒙诺夫向几个无辜的牺牲品开枪，这令嗜血的卡拉季奇感到很开心。
◎ 从希特勒到毛泽东都浪漫抒情
昆德拉曾经辛辣地讽刺某些诗人和诗歌：“诗人总是如此疯狂地热衷于他们所经历的感情，以至于脑子都冒烟了，呈现出一片彩虹的灿烂景象，监牢之上的奇妙的彩虹……”。
毛泽东的脑子冒烟，我们中国人是领教过的。一九五九年，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已经开始，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却满怀豪情地吟诵：“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在几千万人饿死的尸体上，他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展现绚丽的诗歌彩虹。
大独裁者似乎都有一点艺术细胞。希特勒年轻时就想要当一名美术家，他对建筑艺术感兴趣，而且热爱音乐。当希特勒还是一个寒酸窘困的年轻人时，他曾冒着严寒，买站票去歌剧院观看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后来在纳粹党大会召开或群众集会上，都演奏瓦格纳的音乐《众神的黄昏》。
为什么希特勒如此所以喜欢瓦格纳？因为他着迷于瓦格纳的音乐神话。瓦格纳用音乐讲述了神、巨人和尼伯龙根人为了争夺黄金指环而发生的战争。战争、英雄、死亡、复活，女性守护者——音乐中的乌托邦建立在战争鲜血的地狱之上。患有浪漫主义自恋症的希特勒相信，他是受苍天的召唤来拯救祖国的。他那病态的艺术气质导致日后具有灾难性的政治幻想。
◎ 浪漫主义和“卡拉季奇崇拜”
一次又一次大屠杀的悲剧，发生在现代文明的孕育之地——欧洲，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在欧洲现代文明内部蕴涵着一颗毒瘤——民族主义。但人们很少注意到的是，滚烫的浪漫主义曾是民族主义爆烈的同盟，甚至是纳粹主义的先声。
与纳粹有关的浪漫主义，是指德国浪漫派，而不是雪莱、雨果所代表的英法浪漫派。德国浪漫主义崇尚绝对美的东西，以绝对美取代真和善的判断，强调具有民族特色或集体色彩的美学观。在他们看来，雅利安人种是全世界最智慧、最健康、最完美、最有组织能力的民族，他们把维持民族的纯净作为理想，从而走向法西斯主义。
这种浪漫主义被认为是对启蒙的反动和背叛，它摒弃理性，沉迷于自我的感受、精神和意志，不相信世界存在本质和真理。西方哲学家伯林曾历数浪漫主义的罪过：破坏宽容的日常生活，破坏世俗趣味，破坏常识……。
在二十世纪里，浪漫主义曾给政治上的造神运动推波助澜。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都曾被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诗歌热烈赞颂吹捧。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浪漫主义大都被自由主义所吸收，成为宽容的多元主义中的一元，但我们仍然在中国御用诗人“纵做鬼也幸福”之类毫无人性的诗词中，读到反动浪漫主义的余韵。
在今天的塞尔维亚，仍然具有一种“卡拉季奇崇拜”。这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塞族人中有着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氛围和土壤。像卡拉季奇这样自封的民族文化捍卫者，曾经给大塞族带来乌托邦式的的文化梦想。即使在现任塞尔维亚政府将这名战争罪犯移交给荷兰海牙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还是有不少塞族人怀念他们的“民族英雄”卡拉季奇，这位“英雄”的诗歌仍然在塞族人中传颂。
好在荷兰海牙国际法庭将给卡拉季奇一个负责任的公正审判，塞尔维亚也正在走向民主和宽容，并终将成为欧盟的一员。但卡拉季奇的暴力诗歌及其遗留下来恶劣影响，仍然是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心存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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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3月号
2009年3月10日星期二
達賴喇嘛尊者在西藏3 • 10和平抗暴五十週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2009/3/10
朱瑞摄于纪念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纪念日（达兰萨拉）
今天，是藏人因無法忍受中共的強權高壓，於1959年在首府拉薩舉行和平抗暴五十週年紀念日。去年3月10日，參加西藏三區和平抗暴的人們，多數在1959 年以後出生和成長，儘管他們沒有親歷自由的西藏，但是，對西藏事業的關懷和忠貞不渝，是世代延續而來的，值得自豪，也鼓舞著國際上所有關注西藏問題的人們。此時，我們要緬懷那些死去和正在遭受酷刑，以及在過去的五十年裏，所有為西藏教、政事業獻出生命和飽受折磨的藏人，並向三寶特別祈禱。
從1949年開始，中共的武裝力量，從西藏的東北部和東部（安多和康）滲入。1950年，超過五千藏軍戰敗後，中國政府現實地選擇了和平解放西藏的策略，1951年簽訂了「十七條協定」和附加條款，從此，西藏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但是，對保護西藏特殊的宗教、文化、和風俗，「協議」裏有明確的承諾。1954--55年，在北京，我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政軍大部分高層領導人的接觸中，詳細地談到了在保護西藏珍貴的宗教文化基礎上，發展西藏社會和經濟的具體方向。毛澤東還根據「協定」內容，在不必建立軍政委員會，可以成立自治區籌委會等方面，做了積極的指點和保證。然而，1956年左右出現的極左路線，使那些承諾在地方無法兌現；而且，安多和康區還進行了脫離現實的強制改革，導致了動盪和破壞；西藏中部的中國官員，也故意蠻橫地踐踏「十七條協議」等，強壓行為越來越嚴重，藏人被逼無奈，最終，於1959年3月10日舉行了和平抗暴。當時，僅在幾個月的鎮壓中，就有數萬藏人被打死，關押、逮捕。同時，我和噶廈及政府的部分公務員，一起流亡印度。十萬藏人，也先後被迫流亡印度、尼泊爾、和不丹。這非同尋常的災難，即使今天，藏人仍然記憶猶新。
接下來，西藏境內出現的“平息叛亂”、“民主改革”、“階級鬥爭”、“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軍事管制”、“愛國愛教”、“嚴打”等接二連三的運動和事件，使藏人陷入了人間地獄般的苦難中，數以萬計的藏人死於非命；從根本上斷除了佛法的講修；代表西藏文化之魂的數千座寺廟遭到清洗；古代藝術珍品被破壞；自然資源被任意開發；森林被貪婪地砍伐、野犛牛和藏羚羊等無數野生動物被獵殺；自然環境被嚴重污染……這種數不勝數的非人性般的破壞，沒有間斷地施行了五十年！
當前，中共處於猜忌，藏人處於恐懼之中。比生命還珍貴的世代相傳的宗教、文化、語言、民族特性等，瀕於滅絕。西藏民族，在境內如同判了死刑的囚犯。這些事實，清晰地寫在1962年上一世班禪喇嘛的「七萬言書」中；1989年，班禪喇嘛圓寂之前的日喀則講話中還提到：“中共執政之後，給西藏造成的損失遠大於帶來的利益”；另外，很多勇敢的藏人也客觀地證明了這一點；1980年，中共領導人胡耀邦到拉薩時，也公開地承認了錯誤，並向藏人道了歉。
公路、機場、和鐵路等基礎建設，表面上是發展的形象，但本質上是同化西藏的政治需要，並對西藏的自然環境和風俗習慣都有嚴重的破壞。
流亡藏人，儘管當初在氣候、語言、生活習俗等方面都遇到了很多困難，但是，在印度等國家的關懷下，在沒有恐懼的、自由的生活環境裏，我們獨特的宗教和文化得到了保護。年輕人在接受現代教育的同時，也接受了傳統文化教育，同時，西藏的正義事業有了明顯的成果，藏傳佛教的宗旨，即慈悲精神，在東西方世界裏被認知和接受，利益了眾生。
流亡開始，我們就努力建立民主制度。1960年，流亡藏人投票選舉產生了新議會，經過一步步的完善，到今天，這個具備憲政的流亡組織，已經成為一個高度民主的政府，我們引以為榮。特別是2001年，根據民主制度，由民眾直接選舉產生了藏人的政治領袖；現在是第二屆噶倫赤巴的任期，我的日常行政事物，逐漸減少，差不多處於半退休狀態，然而，解決西藏問題，是所有藏人的責任，所以，我在有生之年，不會隨意放棄。同時，作為人類的一員，致力提升人類的善行，是我的第一個發願，這也是開啟個人、家庭、及社會幸福的鑰匙。作為一位宗教人士，促進宗教之間的和睦相處，是我的第二個發願；作為一名藏人和達賴喇嘛的轉世，特別是境內、外藏人對我抱著信任與寄託，所以關心西藏的命運，是我的第三個發願；以上三大責任，縈繞於我心。
流亡政府不僅在社會福利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績，而且作為施政的主要目的--解決西藏問題方面，早在1974年，就確定了互利雙方的中間道路。因此，1979年鄧小平先生提出和談時，我們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但是，在多次接觸、商談、和參觀中，不僅沒有具體成果，還在1993年，中斷了官方的聯繫渠道。1996和1997年，我們在未來解決西藏問題方向的公投準備期間，境、內外藏人紛紛表示，不必公投而繼續原有的政策，因此，我們依然主張中間道路。
2002年開始的恢復接觸中，我們在堅持一個管道，一個主題的立場中，進行了八輪商談。最後，為了透過民族區域自治法，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明文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條款，我們提交了使所有藏人獲得名符其實自治的具體意見書。
中方一再要求我們承認歷史上西藏就屬於中國，這是不合理的，也是沒有道理的。我們認為，歷史就是歷史，無法改變，為了政治需要而曲解，不是誠實的態度。現在就應該思考並決定未來雙方互利的方向，因此，為了西藏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內，我們爭取獲得合法的真正自治而努力，這是能讓藏人滿意、自願，並穩定生存的主要條件。我們沒有提出以歷史為依據解決未來前途的想法，當今，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的任何國家的版圖，都沒有也不可能與歷史完全相符。
藏民族生活在一個行政區域的願望，符合民族區域自治精神，利益藏、漢兩個民族，也不抵觸中國憲法及其他章程。很多中國中央的領導，也承認了這一願望的合理性。簽訂《十七條協議》時，總理周恩來也認可了這一點。1956年，副總理陳毅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時，指著地圖說，如果拉薩在未來能夠成為所有藏區的自治中心，有利於漢、藏之間的友誼和西藏的發展。上一世班禪喇嘛也多次提到建立統一的藏區的重要性，還有很多西藏的知識份子，黨員，也提出過同樣的願望。
既然中國政府反對我們的要求，就應該提出一個認為合理的讓我們思考的建議，但是沒有。我們誠心誠意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精神，使藏人獲得名副其實的自治地位而做出的努力，沒有得到中共當局的正常回應，而感到遺憾。
近年來，不僅藏中對話沒有實質進展，而且，從去年三月開始，全西藏陷入了高壓狀態。為審視未來解決西藏問題的方向，瞭解民意，去年11月我們召開了特別大會。從收集的資訊中，得知境內、外的絕大多數藏人強烈支持中間道路。現在，我們有把握繼續中間道路的立場，並將一如繼往地為實現西藏民族名副其實的自治而努力。
自古以來，漢、藏兩族睦鄰而居，未來的友好相處是很重要的。然而，共產黨執政以來，對西藏進行了歪曲宣傳，使中國民眾，很少了解真實的情況，加上去年三月事件發生之後，持極左觀點的中共領導人特意歪曲事實，在漢、藏民族之間挑起仇恨和分裂，加深了中國民眾對藏民族的誤解。正如我對漢族同胞前後呼籲的一樣，今天，我再次呼籲，不要僅僅以中共的宣傳為標準，要完整地、客觀地觀察事情的本來面目，防止民族分裂，所有藏人也要加強與漢人之間的友誼。
回顧流亡五十年，雖然存在很多優缺點，但總體來說，西藏問題不僅沒有消失，而且，越來越受到國際的關注，這是我們很大的成就。毫無疑問，如果我們在原有的基礎上，透過公正，非暴力的途徑，繼續努力，將會實現我們的願望。
在西藏政府與民眾流亡五十週年的今天，首先，我向藏人居住的國家，表示感念。並希望流亡藏人嚴守所在地的法律法規，力所能及地服務當地社會，同時，為解決西藏問題，扶持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事業，在累積歷史經驗中，擬定未來的計畫和方向。我經常提到，要作最好的期待和最壞的準備，目前，中國內部和國際趨勢，都使我們有理由期待西藏問題的早日解決，但是，也必須做好長遠的充分準備，為此，我們要努力提高西藏境內、外的教育，培養專業人才，以及民眾的環保、衛生、非暴力的覺悟。
再次向不畏各種障礙，在過去五十年的艱難歲月中，大力關懷、協助數以萬計藏人和藏人組織，並給予他們生活、教育，自由空間的印度政府、官員，民眾，表示忠心感謝，也向所有支持西藏的各國政府，官員，組織、民眾，表示摯誠的謝意！
達賴喇嘛
2009年3月10日
2009年3月5日星期四
略述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三）
人类贡献
1、藏人的幸运
“……我躺在母牦牛背上，因为我还是病得无法骑马。我就是以这么尴尬的姿势,离开了祖国。”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也许尊者早已看透了这个政权的本质，才没有把他的子民送上末路，把藏民族的辉煌文明献祭给中共。他选择了流亡，率领子民，走上了一条前无古人，也许还是后无来者的漫长而艰辛的飘泊之路。从此，西藏文明和文化，从烈日炎炎的南亚次大陆流向宇宙，西藏民族因循这条河而源远流长，世界因循这条河，而清凉如缕。
就这样，1959年3月17日，凸现在西藏史上，成为一座碑。
流亡之初，尊者自己还在风雨飘摇之中，就请求印度、瑞士、英国……请求全世界，接纳那些侥幸逃过中共枪口，已穷困潦倒、奄奄一息的藏人。他站在苦难的最前沿，撑开黄色的大伞，让他的子民尽可能地躲过凄风苦雨，成功地立在这个世界。今天，这些藏人成了工程师、学者、作家、教授、职员……尊者说，“在世界各地，无论美国、加拿大，还是欧洲，藏人都是值得尊敬的群体。尽管我们不是圣人，但我们是有道德、悲心，和值得信任的民族。”6事实上，是尊者的大慈大悲，成长了现代西藏人的利他精神。
生命是不分等级的。“我几乎能与所有生物相处，除了毛毛虫，我不知道为什么能毫不犹豫地捡起蜘蛛和蝎子，也不在意蛇……”7尊者甚至为一只被遗弃的跛足小猫而心痛，他把它抱回了家，看着那只小猫躺在狗的毛茸茸的胸前睡觉，他笑了，为了生命之间的和谐。
从一开始，尊者的慈悲，就平等地分给每一位藏人：贵族、农民、牧人、僧人、尼姑、仆人、乞丐，甚至包括囚犯。他大赦了他们，就在他能够以法王的地位，第一次说话的时候。西藏的监狱空了，每个人都自由了。那一年，他十六岁，公元1950年。
为什么仅仅让一位少年面对邪恶、强大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权？为什么仅仅让一位少年，承担起那奇绝的高原的破碎？是谁认出了他忍辱负重和大慈悲、大智慧的观世音品质？是谁认出了只有这位少年才能使藏民族的精髓在血雨腥风中传播？这是西藏之迷。
有人羡慕不丹王平易近人，有规律地从路边拾起子民留下的便条。有谁了解，尊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消除等级和贫富差别？他亲自了解他的子民的喜怒哀乐。“在不知道我真正身份的情况下，和他们谈了许多话。我得知我的子民生活里所遭遇的不公；因此，只要我能使状况改变，我会尽可能去解决以帮助他们。”8
尽管尊者的日程安排紧张，但是，每次出国访问回来，尊者都会立刻接见从境内来的藏人。他鼓励年轻人接受现代教育，说：西藏的建设，需要年轻的知识分子，不过，你们不要忘记传统的佛学知识，它是西藏文化的珍宝。并且，循循地解释他的非暴力思想和中间道路的可行性，强调西藏民族特有的慈悲和利他精神。
为了安慰和帮助这些不惜生命代价，翻山越岭前来朝拜的藏人，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设立了难民接待中心，同时在尼泊尔的加得满都和印度的德里设立了分支。80年代以来，从西藏逃亡印度的难民络绎不绝，近几年每年多达三、四千人。他们一到尼泊尔首都，就可以得到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的照顾，随后由接待站护送难民到德里，直到安全抵达达兰萨拉，如愿以偿地见到尊者。并且，每个新难民还可以享受为期半年的免费医疗和生活照顾。根据个人的意愿，一般情况下，十四岁以下的孩子送入正规学校，十四岁至十八岁之间的青少年可以接受速成教育。为了学习佛教经典而流亡的僧尼，难民接待中心会根据他们所属的教派安排进入寺院或辨经学院。对其他的流亡藏人，接待中心也给予适当的安置或提供帮助。
遍布印度、尼泊尔等五十多个难民营，都留下了尊者的足迹，有的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几次。他爬山涉水，走在最偏远的乡间。有一次，尊者到南方的屯垦区视察，发现野猪和野象的出没，不仅破坏了庄稼，还毁掉了房舍，甚至死去了几个人。几年以后，当尊者在瑞士参观一处农场时，发现那里有通电的围栅，他立即详细地寻问了具体使用方法，并送给了象灾屯垦区一整套设备。
尊者还把自己的佛学讲座收入、子民的供养，以及版税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贡献了西藏流亡社会。仅在2005年和2006年，在西藏流亡政府的预算中，有尊者1，800，000卢比的个人捐款，2007年到2008年，有尊者50，000，000卢比的捐款……
达赖喇嘛尊者父亲般的关怀和慈悲，使境外的藏人度过了流亡初期的艰难岁月，使境内的藏人，伸延着忍辱的张力，坚守着非暴力的原则。
唯色在《达赖喇嘛让藏人骄傲》一文中写道：“虽然藏人不幸，在于生为藏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但藏人有幸，在于藏人因为有了达赖喇嘛，世人才知道了藏人的苦难和善良。从一个民族的角度来说，达赖喇嘛的伟大，在于他表达了这个民族最深厚的慈悲和坚忍。这是我们共有的因缘赐予我们最大的幸运和恩情，感谢三宝，从未放弃我们！”
2、 汉人的幸运
“在我们面对共产主义这个陌生的体系的时候，如果只是奴性地追随，而不检验马克思、列宁所说的话正确与否，这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当我们处理一个不熟悉的领域时，我们必须恒常保持高度警觉。”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在西藏民众从未间断的抗击中国暴政的起义中，2008年三月及其之后，是最大规模的一次，遍布西藏三区100多处地方。尊者及时地发表了讲话，以辞职为决心要求停止暴力，并向死难的汉人及其家属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慰问，同时也为死难者的亡灵修法祈祷。否则，被压抑了五十年的愤怒的藏人，必定血流成河。而中国政府的恶行，将被丑陋地钉在奥运史上。
为了掩饰五十年殖民西藏的失败，并且嫁祸于人，中国政府再次耍弄一贯的手法，即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地指责达赖喇嘛尊者策划了三月起义。事实上，早在1995年，达赖喇嘛尊者就在波士顿对中国学生的讲话中，真诚地告诫中国政府：“借助武力镇压西藏境内的和平示威者等于在扮演一个压制民主的角色，是对中国自身的和平过度极为不利。还有，如果在西藏继续执行现行的强硬政策，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而更难于解决。甚至还会增加藏人的不满情绪和发生暴力的可能性，这对双方是绝对没有任何益处。” 9
正是中国政府的自恃强大和一意孤行，导致了三月起义。目前，中共政权更加狂妄地以谎言和枪杆子为通行证，肆无忌惮地在西藏三区进行追捕和搜查。很多藏人，仅仅因为不变的虔敬而失去了自由，甚至被终身监禁，剥夺政治权力。而流氓无赖，却在每一条街道上横冲直撞。西藏成了魔鬼的世界。我在达兰萨拉，常看到一些从西藏翻越雪山过来的藏人，大多数都是因为亲人或朋友被抓，眼看着祸及自己，便抛弃家产，甚至儿女，悄悄地翻越雪山，踏上流亡之路。中共在西藏抓人，已到了疯狂的程度。拉萨的一位刻印经书的81岁老人，因为无意和有意之间，印发了一些颂扬达赖喇嘛尊者的书页，便被判刑八年。这一切，都是刚刚发生，并且正在发生。
尊者早在1959年就说过：“我并没有将刚刚残酷无情地镇压了西藏人民的中国政府视为敌人，而是祈祷能够化敌为友，友好相处。”这样的信念，在尊者的一生中都不曾改变。
尊者的世界里，从来没有敌人，他珍视一切生命，不管动物还是人类。“虚空尚存，轮回未尽，愿留世间，普度苦厄”的大慈大悲境界，是一个祭拜物质、金钱和爱憎分明的群体应该尝试领悟的。
尊者在繁忙的讲座、修行和访问中，还尽可能地特别接见一批又一批的汉人学生、学者、信徒。尤其是2008年月12月12日达赖喇嘛尊者的声明，向世界宣告了《零八宪章》的和平价值和不可否定的进步性，使那些正在被抓捕和传讯的真正热爱中国、具有独立思维意识的各阶层人们，在被迫害和污辱的时候，得到了理解和支持，甚至雪中送炭的温暖。
在2008年月11月22日达赖喇嘛尊者对参加特别大会的全体藏人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并没有对中国民众失去信心，只是对中国政府的信心目前正变得越来越淡薄。”
这是尊者捧给中国人的一个和藏民族共同争取民主的机会，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追求快乐、远离痛苦的权力。汉人和藏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受害者。
事实上，对尊者的指责，恰恰暴露了中国政府自己的罪恶，以及对西藏文化的浅薄理解。许多明鉴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清楚中共政权的本质。在2008年3月藏人的和平抗暴中，坚定地表达了对中间道路的理解和感激。那辽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思索路径，使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支离破碎中，看到了西藏文化被蹂躏的现实；从中国全民的堕落中，看到了西藏民族被扭曲的现实；更从中共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反人类哲学中，看到了尊者达赖喇嘛那慈悲、宽容、自律，作为一个世界和平导师的高贵品德。
没有一个朝代是永远的，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也不会例外。西藏问题终会解决，当中国民众从黑暗中走出来时，奉还属于藏人的一切的同时，尤其应当请求尊者那慈悲的光芒，也普照中国大地。
“一时间小小的火焰彷佛将要熄灭，但它支持住了。人群挤在我四周，我合掌祈祷，慈悲与关怀的光明充满全世界，驱逐恐惧与压迫的黑暗。”这是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德国，站在柏林墙的感受。
4、著作和荣誉
1997年，很偶然地，在拉萨，有人送我一本《智慧的窗扉》。当我看到作者为“十四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时，惊住了。作者名字的下边，还有一行括号里的小字：内部资料。看来，这本书在书店里是买不到的。打开编印前言，照例是中共的风格——破口大骂，骂查尔斯•贝尔、黎吉生的著述臭名昭著，骂夏格巴篡改历史，数典忘祖。还好，对作者达赖喇嘛，只字未提。最后一段，说他们马克思主义水平有限，对国外藏学研究情况了解不够，欠妥之处请指正。我又看出版时间：1985年。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
这是一本指导人们进行西藏佛教修行的基本教义，文字平实且有灵性。我一边读一边摘录。一种从未有过的清净，环绕着我。
“……善念的力量可以使心灵中现存的缺点与瑕疵失去效力，也只有这些善念，假如是有意培养的，才能把一个人从自己的错误之中拯救出来。”
“于是，他们错把烦恼认为愉快；把非永恒性认为永恒，把有我看成无我，最后，把丑看成美。在这种错误的观点之下，他们还进而把道德行为的错误标准当作正确标准，实际上是把非善的行为看成善行。……那种‘唯此为真，其余都是谬误’的教条主义观点，就在这些错误观点之中。传布阿毗达磨藏能消灭这种错误，而确保释迦修养途径的高洁。”
读完这本书，我不能自已地到处寻找尊者的其他著作。可是，没有人告诉我尊者是否还写过其他的书。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我得到了《流亡中的自在》。如果说，其他的关于西藏内容的作品是雅鲁藏布的支流，那么，这部作品便是雅鲁藏布本身，是主干。纯粹的西藏血液，在这里流动。
这是一本西藏现代史，又是一部极好的文学作品。以藏民族特有的质朴和幽默，饱满而真诚地讲述西藏那非同寻常的文化和她的欢乐与痛苦。我并不惊讶，她被世界第一流的电影制片人Martin Scorsese改编为有名的《衮顿》。当然，我知道这部电影是后来的事了。后来，我还知道了，尊者一共出版了七十二部作品！有的是他自己以藏文撰写，有的是口述，别人撰写；还有的是演讲记录。在这些著作里，尊者谈宗教、哲学、科学，讨论人生观，也讨论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心灵建设。尊者的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畅销世界各国：
《我的国土我的人民》；
《世界责任与慈悲心》；
《佛陀釋迦摩尼的忠告》；
《論佛教四聖諦》；
《慈悲與智見》；
《時輪金剛真言與灌頂儀式》；
《人類與世界和平》；
《西藏的佛教與中間道路》；
……
尊者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那无边无际的悲悯和宽容，让这个世界为之一新。“作为一名佛教僧侣，我试着去促进不同宗教之间达成更好的和谐和了解。诚如我曾经说过，我坚信所有的宗教目的都是在使人类臻于至善，虽然彼此有哲学上的差异，某些还是根本的差异，但是它们的目的都在帮助人们找到快乐。这并不表示我倡导任何形式的世界宗教或无上宗教。相反地，我把宗教看成是药，对病人不同的病情，医生会开出不同的药方。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生同一种心‘病。’”这是尊者在《流亡中的自在》里的一段阐述。他强调，“所有的宗教追求的都是相同的目标：为了善与带给全人类的幸福。虽然手段不尽相同，目标是一样的。” “我深深地尊重不同宗教对促进人类福祉所作的贡献。”“宗派意识是毒药。”尊者达赖喇嘛，在促进各教派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和谐并存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世人珍视与这位杰出的和平领袖同在一个时代，触摸到了尊者那无法替代的世间价值，因而格外地理解五十年来，尊者面对中共霸权，为争取人类和平所进行的不屈的抗争，并为此授予了尊者不尽的荣誉：
诺贝尔和平奖；
美国国会金奖；
英国和平非暴力奖；
希尔顿人道主义奖；
人类尊严与自由勋章；
国际和平与和谐奖；
宗教博士学位；
佛学博士学位；
人类学博士；
自由之光奖；
荣誉博士学位；
夏威金人道主义奖；
道伯特．鲁卡斯奖；
美国国会人权奖；
患难时期不懈成就奖；
诺曼．多瓦奖；
文学博士荣誉称号；
艺术与文学博士；
文学博士学位；
……
然而，中国政府非但禁止出版尊者的一切著作，还封锁了尊者荣获奖项的消息；利用早已堕落的媒体，愚弄中国民众。白皮书甚至陈腐地叫嚣：
“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政治集团是旧西藏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的总代表，是旧西藏政教合一的神权文化和宗教专制文化的总代表，是旧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垄断者和既得利益者。”
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个世界都渴望落后和被奴役？难道诺贝尔和平奖仅仅是一个玩笑？难道那些世界著名的学术机构，授予尊者数不尽的荣誉，仅仅为了证明他们的无知？还是中国政府自己正在和这个世界走向对立？
写在后面
越来越多的中国史学家10认为，中国自秦朝开始，便进入了专制帝国时代。官僚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王亚南11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所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写道，“中国的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尖锐的社会矛盾，导致从秦到清，中国出现了几百个皇帝，民众起义，位居全世界之首。
而1949年建立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权，尽管一次又一次地把官僚和民众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遮掩在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但是，我们仍不难看出，这个政权的本质不过是专制帝国的延续。怀疑和惧怕自己的民众觉醒，是中共统治的一贯忧虑。因而，迫害优秀的知识分子，毒害自己的下一代，已成了中共不变的法则……并不奇怪，仅仅2008年，除西藏3月起义以外，中国境内就出现了数次大小不等的民众抗暴，显而易见，这个腐败独裁的专制帝国，已走到了尽头。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12把人之所以自认为我者，分析为三类，一为肉体我，二为社会我，三为精神我。欧洲教育家裴斯泰洛齐13把人生分为三情状，一为自然情状，二为社会情状，三为道德情状。
几千年动荡的中国社会，失去了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深层基础。而中共治下的三十年经济发展，因为回避相应的政治改革，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堕落。物质，成了人们唯一的追求。很多中国人至今还在肉体我和社会我中挣扎，也就是还处在自然情状和社会情状之间。
比较之下，西藏社会相对稳定，尤其从松赞干布开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基本和谐，只有在朗达玛灭佛后，出现过明显的动荡。然而，自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王朝到1959年的五百年间，民众对达赖喇嘛世系的信奉和尊崇，与日俱增。在这样一个相对平静的绵长的历史中，西藏社会得到了正常发展；文化积淀深如海洋，尤其是藏传佛教文化中的悲悯和利他精神，在高原上光芒四射。毫无疑问，中国“解放”西藏之时，大多数西藏人早已进入了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所说的精神我状态，也就是欧洲教育学家裴斯泰洛齐所说的道德情状。
从这一角度来看，生活在精神和道德世界里的藏人，高于为肉体我和社会我挣扎的处于自然情状和社会情状的中国人。事实上，1959年以前的西藏社会和中国相比，不仅不是黑暗的、落后的，恰恰相反，她是光明的、和谐的，尤其在精神的建构上，不仅走在了中国人的前面，也走在这个世界的前面。因而，很多西方人认为，达赖喇嘛尊者的宇宙精神，超越了我们一个世纪。
美国人类学家戴维斯写过：“世界上每退去一个景色，每消失一种文化，都在缩小我们生活的圈子。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还有对宇宙意义的直接感觉；我们减少的是对全人类面临的普通问题的适当反应的基本技能。”14
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保护西藏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珍视人类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具体地对于藏人来说，是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做他们想做的事。比如，享受传统的节日，使用自己的语言，信仰自祖辈延续而来的宗教，学习现代的文化，爱护自己的神山圣水，充分是享受民主和自由……像今天的流亡社区之于藏人。显然，尊者提倡的保护西藏文化，不仅和物质的进步没有矛盾，而是让一个文明社会更加完善，是一种理想的人类生存方式。
是的，西藏是落后的，不是1959年以前，而是1959年以后。1959年，成为一个断层，那养育了世世代代藏人的独一无二的文化开始变质。五十年的殖民践踏，西藏高原如今已是一片呜咽。基于这一前提，藏人呼唤尊者达赖喇嘛——父亲和导师，回到自己的家园。“如火如荼的梦想也不过如此，如歌如泣的尘怨也仅为此”15，表达了三区藏人对尊者越来越汹涌的思念和渴望。
然而，白皮书自欺欺人地否定了尊者达赖喇嘛对西藏文化的巨大贡献，空洞而陈腐宣称“历史上，西藏曾经历了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带来了希望。”这一切，不过是在告诉世人，解决西藏问题的道路已被堵死。其实，中共政府正在毁灭的不仅仅是西藏文化，还有传统的中国文化：“对内欺压弱小民族，对外敌视民主社会。这样的中国完全是一个新法西斯帝国的形态。”
拯救西藏文化的同时，也是拯救中国自己的文化，让藏汉两个民族，及全世界所有愿意为正义而工作的人们，共同携手，建立一个健康的、民主的中国，迎请达赖喇嘛尊者回到他的子民中间，让西藏文化，自南亚次大陆，回归于那高高的高原。
2009年2月10日 完稿于达兰萨拉
注释：
1 白皮书：指2008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白皮书。
2 摘自《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作者李江琳。
3 摘自《雪域境外流亡记》作者约翰. F.艾夫唐（美）。
4 同上。
5 多让，措让，拉让："多让" 在西藏佛学院里，相当于本科学位；. "措让"相当于硕士学位. "拉让"相当于博士，也是西藏佛学院里的最高学位。
6 2008年7月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维斯康辛对全体藏人的讲话。
7 摘自达赖喇嘛尊者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8同上。
9 摘自达赖喇嘛尊者在波士顿对中国学生的讲话《理解与对话》。
10 参阅《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作者黄敏兰。
11 王亚南（1901－1969）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写出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指出了改造中国、改革政府的必要性。
12 詹姆斯 (James,William 1842-1910) 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是教育学家，实用主义的倡导者，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他的与心理学直接有关的著作：《心理学简编》《宗教经验之种种》《对教师讲心理学》。哲学著作主要有：《实用主义》《多元的宇宙》《真理的意义》等。
13 裴斯泰洛齐（Jon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瑞士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著有《隐士的黄昏》、《林哈德与葛笃德》、《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和《天鹅之歌》等。
14 引自《A Dead End for Humanity 》。作者戴维斯（Wade Davis），美国人类学家。1953年12月14日 出生于加拿大大不列顛哥伦比亚省。获哈佛大学人类植物学博士学位。著有《越过黑暗》《蛇和彩虹》《一条河流》《太阳的阴影》《光明在世界的边缘》等。
15 境内西藏诗人失传的咒在我的博客上的留
1、藏人的幸运
“……我躺在母牦牛背上，因为我还是病得无法骑马。我就是以这么尴尬的姿势,离开了祖国。”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也许尊者早已看透了这个政权的本质，才没有把他的子民送上末路，把藏民族的辉煌文明献祭给中共。他选择了流亡，率领子民，走上了一条前无古人，也许还是后无来者的漫长而艰辛的飘泊之路。从此，西藏文明和文化，从烈日炎炎的南亚次大陆流向宇宙，西藏民族因循这条河而源远流长，世界因循这条河，而清凉如缕。
就这样，1959年3月17日，凸现在西藏史上，成为一座碑。
流亡之初，尊者自己还在风雨飘摇之中，就请求印度、瑞士、英国……请求全世界，接纳那些侥幸逃过中共枪口，已穷困潦倒、奄奄一息的藏人。他站在苦难的最前沿，撑开黄色的大伞，让他的子民尽可能地躲过凄风苦雨，成功地立在这个世界。今天，这些藏人成了工程师、学者、作家、教授、职员……尊者说，“在世界各地，无论美国、加拿大，还是欧洲，藏人都是值得尊敬的群体。尽管我们不是圣人，但我们是有道德、悲心，和值得信任的民族。”6事实上，是尊者的大慈大悲，成长了现代西藏人的利他精神。
生命是不分等级的。“我几乎能与所有生物相处，除了毛毛虫，我不知道为什么能毫不犹豫地捡起蜘蛛和蝎子，也不在意蛇……”7尊者甚至为一只被遗弃的跛足小猫而心痛，他把它抱回了家，看着那只小猫躺在狗的毛茸茸的胸前睡觉，他笑了，为了生命之间的和谐。
从一开始，尊者的慈悲，就平等地分给每一位藏人：贵族、农民、牧人、僧人、尼姑、仆人、乞丐，甚至包括囚犯。他大赦了他们，就在他能够以法王的地位，第一次说话的时候。西藏的监狱空了，每个人都自由了。那一年，他十六岁，公元1950年。
为什么仅仅让一位少年面对邪恶、强大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权？为什么仅仅让一位少年，承担起那奇绝的高原的破碎？是谁认出了他忍辱负重和大慈悲、大智慧的观世音品质？是谁认出了只有这位少年才能使藏民族的精髓在血雨腥风中传播？这是西藏之迷。
有人羡慕不丹王平易近人，有规律地从路边拾起子民留下的便条。有谁了解，尊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消除等级和贫富差别？他亲自了解他的子民的喜怒哀乐。“在不知道我真正身份的情况下，和他们谈了许多话。我得知我的子民生活里所遭遇的不公；因此，只要我能使状况改变，我会尽可能去解决以帮助他们。”8
尽管尊者的日程安排紧张，但是，每次出国访问回来，尊者都会立刻接见从境内来的藏人。他鼓励年轻人接受现代教育，说：西藏的建设，需要年轻的知识分子，不过，你们不要忘记传统的佛学知识，它是西藏文化的珍宝。并且，循循地解释他的非暴力思想和中间道路的可行性，强调西藏民族特有的慈悲和利他精神。
为了安慰和帮助这些不惜生命代价，翻山越岭前来朝拜的藏人，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设立了难民接待中心，同时在尼泊尔的加得满都和印度的德里设立了分支。80年代以来，从西藏逃亡印度的难民络绎不绝，近几年每年多达三、四千人。他们一到尼泊尔首都，就可以得到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的照顾，随后由接待站护送难民到德里，直到安全抵达达兰萨拉，如愿以偿地见到尊者。并且，每个新难民还可以享受为期半年的免费医疗和生活照顾。根据个人的意愿，一般情况下，十四岁以下的孩子送入正规学校，十四岁至十八岁之间的青少年可以接受速成教育。为了学习佛教经典而流亡的僧尼，难民接待中心会根据他们所属的教派安排进入寺院或辨经学院。对其他的流亡藏人，接待中心也给予适当的安置或提供帮助。
遍布印度、尼泊尔等五十多个难民营，都留下了尊者的足迹，有的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几次。他爬山涉水，走在最偏远的乡间。有一次，尊者到南方的屯垦区视察，发现野猪和野象的出没，不仅破坏了庄稼，还毁掉了房舍，甚至死去了几个人。几年以后，当尊者在瑞士参观一处农场时，发现那里有通电的围栅，他立即详细地寻问了具体使用方法，并送给了象灾屯垦区一整套设备。
尊者还把自己的佛学讲座收入、子民的供养，以及版税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贡献了西藏流亡社会。仅在2005年和2006年，在西藏流亡政府的预算中，有尊者1，800，000卢比的个人捐款，2007年到2008年，有尊者50，000，000卢比的捐款……
达赖喇嘛尊者父亲般的关怀和慈悲，使境外的藏人度过了流亡初期的艰难岁月，使境内的藏人，伸延着忍辱的张力，坚守着非暴力的原则。
唯色在《达赖喇嘛让藏人骄傲》一文中写道：“虽然藏人不幸，在于生为藏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但藏人有幸，在于藏人因为有了达赖喇嘛，世人才知道了藏人的苦难和善良。从一个民族的角度来说，达赖喇嘛的伟大，在于他表达了这个民族最深厚的慈悲和坚忍。这是我们共有的因缘赐予我们最大的幸运和恩情，感谢三宝，从未放弃我们！”
2、 汉人的幸运
“在我们面对共产主义这个陌生的体系的时候，如果只是奴性地追随，而不检验马克思、列宁所说的话正确与否，这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当我们处理一个不熟悉的领域时，我们必须恒常保持高度警觉。”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在西藏民众从未间断的抗击中国暴政的起义中，2008年三月及其之后，是最大规模的一次，遍布西藏三区100多处地方。尊者及时地发表了讲话，以辞职为决心要求停止暴力，并向死难的汉人及其家属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慰问，同时也为死难者的亡灵修法祈祷。否则，被压抑了五十年的愤怒的藏人，必定血流成河。而中国政府的恶行，将被丑陋地钉在奥运史上。
为了掩饰五十年殖民西藏的失败，并且嫁祸于人，中国政府再次耍弄一贯的手法，即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地指责达赖喇嘛尊者策划了三月起义。事实上，早在1995年，达赖喇嘛尊者就在波士顿对中国学生的讲话中，真诚地告诫中国政府：“借助武力镇压西藏境内的和平示威者等于在扮演一个压制民主的角色，是对中国自身的和平过度极为不利。还有，如果在西藏继续执行现行的强硬政策，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而更难于解决。甚至还会增加藏人的不满情绪和发生暴力的可能性，这对双方是绝对没有任何益处。” 9
正是中国政府的自恃强大和一意孤行，导致了三月起义。目前，中共政权更加狂妄地以谎言和枪杆子为通行证，肆无忌惮地在西藏三区进行追捕和搜查。很多藏人，仅仅因为不变的虔敬而失去了自由，甚至被终身监禁，剥夺政治权力。而流氓无赖，却在每一条街道上横冲直撞。西藏成了魔鬼的世界。我在达兰萨拉，常看到一些从西藏翻越雪山过来的藏人，大多数都是因为亲人或朋友被抓，眼看着祸及自己，便抛弃家产，甚至儿女，悄悄地翻越雪山，踏上流亡之路。中共在西藏抓人，已到了疯狂的程度。拉萨的一位刻印经书的81岁老人，因为无意和有意之间，印发了一些颂扬达赖喇嘛尊者的书页，便被判刑八年。这一切，都是刚刚发生，并且正在发生。
尊者早在1959年就说过：“我并没有将刚刚残酷无情地镇压了西藏人民的中国政府视为敌人，而是祈祷能够化敌为友，友好相处。”这样的信念，在尊者的一生中都不曾改变。
尊者的世界里，从来没有敌人，他珍视一切生命，不管动物还是人类。“虚空尚存，轮回未尽，愿留世间，普度苦厄”的大慈大悲境界，是一个祭拜物质、金钱和爱憎分明的群体应该尝试领悟的。
尊者在繁忙的讲座、修行和访问中，还尽可能地特别接见一批又一批的汉人学生、学者、信徒。尤其是2008年月12月12日达赖喇嘛尊者的声明，向世界宣告了《零八宪章》的和平价值和不可否定的进步性，使那些正在被抓捕和传讯的真正热爱中国、具有独立思维意识的各阶层人们，在被迫害和污辱的时候，得到了理解和支持，甚至雪中送炭的温暖。
在2008年月11月22日达赖喇嘛尊者对参加特别大会的全体藏人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并没有对中国民众失去信心，只是对中国政府的信心目前正变得越来越淡薄。”
这是尊者捧给中国人的一个和藏民族共同争取民主的机会，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追求快乐、远离痛苦的权力。汉人和藏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受害者。
事实上，对尊者的指责，恰恰暴露了中国政府自己的罪恶，以及对西藏文化的浅薄理解。许多明鉴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清楚中共政权的本质。在2008年3月藏人的和平抗暴中，坚定地表达了对中间道路的理解和感激。那辽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思索路径，使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支离破碎中，看到了西藏文化被蹂躏的现实；从中国全民的堕落中，看到了西藏民族被扭曲的现实；更从中共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反人类哲学中，看到了尊者达赖喇嘛那慈悲、宽容、自律，作为一个世界和平导师的高贵品德。
没有一个朝代是永远的，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也不会例外。西藏问题终会解决，当中国民众从黑暗中走出来时，奉还属于藏人的一切的同时，尤其应当请求尊者那慈悲的光芒，也普照中国大地。
“一时间小小的火焰彷佛将要熄灭，但它支持住了。人群挤在我四周，我合掌祈祷，慈悲与关怀的光明充满全世界，驱逐恐惧与压迫的黑暗。”这是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德国，站在柏林墙的感受。
4、著作和荣誉
1997年，很偶然地，在拉萨，有人送我一本《智慧的窗扉》。当我看到作者为“十四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时，惊住了。作者名字的下边，还有一行括号里的小字：内部资料。看来，这本书在书店里是买不到的。打开编印前言，照例是中共的风格——破口大骂，骂查尔斯•贝尔、黎吉生的著述臭名昭著，骂夏格巴篡改历史，数典忘祖。还好，对作者达赖喇嘛，只字未提。最后一段，说他们马克思主义水平有限，对国外藏学研究情况了解不够，欠妥之处请指正。我又看出版时间：1985年。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
这是一本指导人们进行西藏佛教修行的基本教义，文字平实且有灵性。我一边读一边摘录。一种从未有过的清净，环绕着我。
“……善念的力量可以使心灵中现存的缺点与瑕疵失去效力，也只有这些善念，假如是有意培养的，才能把一个人从自己的错误之中拯救出来。”
“于是，他们错把烦恼认为愉快；把非永恒性认为永恒，把有我看成无我，最后，把丑看成美。在这种错误的观点之下，他们还进而把道德行为的错误标准当作正确标准，实际上是把非善的行为看成善行。……那种‘唯此为真，其余都是谬误’的教条主义观点，就在这些错误观点之中。传布阿毗达磨藏能消灭这种错误，而确保释迦修养途径的高洁。”
读完这本书，我不能自已地到处寻找尊者的其他著作。可是，没有人告诉我尊者是否还写过其他的书。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我得到了《流亡中的自在》。如果说，其他的关于西藏内容的作品是雅鲁藏布的支流，那么，这部作品便是雅鲁藏布本身，是主干。纯粹的西藏血液，在这里流动。
这是一本西藏现代史，又是一部极好的文学作品。以藏民族特有的质朴和幽默，饱满而真诚地讲述西藏那非同寻常的文化和她的欢乐与痛苦。我并不惊讶，她被世界第一流的电影制片人Martin Scorsese改编为有名的《衮顿》。当然，我知道这部电影是后来的事了。后来，我还知道了，尊者一共出版了七十二部作品！有的是他自己以藏文撰写，有的是口述，别人撰写；还有的是演讲记录。在这些著作里，尊者谈宗教、哲学、科学，讨论人生观，也讨论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心灵建设。尊者的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畅销世界各国：
《我的国土我的人民》；
《世界责任与慈悲心》；
《佛陀釋迦摩尼的忠告》；
《論佛教四聖諦》；
《慈悲與智見》；
《時輪金剛真言與灌頂儀式》；
《人類與世界和平》；
《西藏的佛教與中間道路》；
……
尊者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那无边无际的悲悯和宽容，让这个世界为之一新。“作为一名佛教僧侣，我试着去促进不同宗教之间达成更好的和谐和了解。诚如我曾经说过，我坚信所有的宗教目的都是在使人类臻于至善，虽然彼此有哲学上的差异，某些还是根本的差异，但是它们的目的都在帮助人们找到快乐。这并不表示我倡导任何形式的世界宗教或无上宗教。相反地，我把宗教看成是药，对病人不同的病情，医生会开出不同的药方。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生同一种心‘病。’”这是尊者在《流亡中的自在》里的一段阐述。他强调，“所有的宗教追求的都是相同的目标：为了善与带给全人类的幸福。虽然手段不尽相同，目标是一样的。” “我深深地尊重不同宗教对促进人类福祉所作的贡献。”“宗派意识是毒药。”尊者达赖喇嘛，在促进各教派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和谐并存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世人珍视与这位杰出的和平领袖同在一个时代，触摸到了尊者那无法替代的世间价值，因而格外地理解五十年来，尊者面对中共霸权，为争取人类和平所进行的不屈的抗争，并为此授予了尊者不尽的荣誉：
诺贝尔和平奖；
美国国会金奖；
英国和平非暴力奖；
希尔顿人道主义奖；
人类尊严与自由勋章；
国际和平与和谐奖；
宗教博士学位；
佛学博士学位；
人类学博士；
自由之光奖；
荣誉博士学位；
夏威金人道主义奖；
道伯特．鲁卡斯奖；
美国国会人权奖；
患难时期不懈成就奖；
诺曼．多瓦奖；
文学博士荣誉称号；
艺术与文学博士；
文学博士学位；
……
然而，中国政府非但禁止出版尊者的一切著作，还封锁了尊者荣获奖项的消息；利用早已堕落的媒体，愚弄中国民众。白皮书甚至陈腐地叫嚣：
“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政治集团是旧西藏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的总代表，是旧西藏政教合一的神权文化和宗教专制文化的总代表，是旧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垄断者和既得利益者。”
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个世界都渴望落后和被奴役？难道诺贝尔和平奖仅仅是一个玩笑？难道那些世界著名的学术机构，授予尊者数不尽的荣誉，仅仅为了证明他们的无知？还是中国政府自己正在和这个世界走向对立？
写在后面
越来越多的中国史学家10认为，中国自秦朝开始，便进入了专制帝国时代。官僚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王亚南11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所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写道，“中国的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尖锐的社会矛盾，导致从秦到清，中国出现了几百个皇帝，民众起义，位居全世界之首。
而1949年建立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权，尽管一次又一次地把官僚和民众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遮掩在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但是，我们仍不难看出，这个政权的本质不过是专制帝国的延续。怀疑和惧怕自己的民众觉醒，是中共统治的一贯忧虑。因而，迫害优秀的知识分子，毒害自己的下一代，已成了中共不变的法则……并不奇怪，仅仅2008年，除西藏3月起义以外，中国境内就出现了数次大小不等的民众抗暴，显而易见，这个腐败独裁的专制帝国，已走到了尽头。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12把人之所以自认为我者，分析为三类，一为肉体我，二为社会我，三为精神我。欧洲教育家裴斯泰洛齐13把人生分为三情状，一为自然情状，二为社会情状，三为道德情状。
几千年动荡的中国社会，失去了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深层基础。而中共治下的三十年经济发展，因为回避相应的政治改革，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堕落。物质，成了人们唯一的追求。很多中国人至今还在肉体我和社会我中挣扎，也就是还处在自然情状和社会情状之间。
比较之下，西藏社会相对稳定，尤其从松赞干布开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基本和谐，只有在朗达玛灭佛后，出现过明显的动荡。然而，自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王朝到1959年的五百年间，民众对达赖喇嘛世系的信奉和尊崇，与日俱增。在这样一个相对平静的绵长的历史中，西藏社会得到了正常发展；文化积淀深如海洋，尤其是藏传佛教文化中的悲悯和利他精神，在高原上光芒四射。毫无疑问，中国“解放”西藏之时，大多数西藏人早已进入了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所说的精神我状态，也就是欧洲教育学家裴斯泰洛齐所说的道德情状。
从这一角度来看，生活在精神和道德世界里的藏人，高于为肉体我和社会我挣扎的处于自然情状和社会情状的中国人。事实上，1959年以前的西藏社会和中国相比，不仅不是黑暗的、落后的，恰恰相反，她是光明的、和谐的，尤其在精神的建构上，不仅走在了中国人的前面，也走在这个世界的前面。因而，很多西方人认为，达赖喇嘛尊者的宇宙精神，超越了我们一个世纪。
美国人类学家戴维斯写过：“世界上每退去一个景色，每消失一种文化，都在缩小我们生活的圈子。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还有对宇宙意义的直接感觉；我们减少的是对全人类面临的普通问题的适当反应的基本技能。”14
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保护西藏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珍视人类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具体地对于藏人来说，是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做他们想做的事。比如，享受传统的节日，使用自己的语言，信仰自祖辈延续而来的宗教，学习现代的文化，爱护自己的神山圣水，充分是享受民主和自由……像今天的流亡社区之于藏人。显然，尊者提倡的保护西藏文化，不仅和物质的进步没有矛盾，而是让一个文明社会更加完善，是一种理想的人类生存方式。
是的，西藏是落后的，不是1959年以前，而是1959年以后。1959年，成为一个断层，那养育了世世代代藏人的独一无二的文化开始变质。五十年的殖民践踏，西藏高原如今已是一片呜咽。基于这一前提，藏人呼唤尊者达赖喇嘛——父亲和导师，回到自己的家园。“如火如荼的梦想也不过如此，如歌如泣的尘怨也仅为此”15，表达了三区藏人对尊者越来越汹涌的思念和渴望。
然而，白皮书自欺欺人地否定了尊者达赖喇嘛对西藏文化的巨大贡献，空洞而陈腐宣称“历史上，西藏曾经历了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带来了希望。”这一切，不过是在告诉世人，解决西藏问题的道路已被堵死。其实，中共政府正在毁灭的不仅仅是西藏文化，还有传统的中国文化：“对内欺压弱小民族，对外敌视民主社会。这样的中国完全是一个新法西斯帝国的形态。”
拯救西藏文化的同时，也是拯救中国自己的文化，让藏汉两个民族，及全世界所有愿意为正义而工作的人们，共同携手，建立一个健康的、民主的中国，迎请达赖喇嘛尊者回到他的子民中间，让西藏文化，自南亚次大陆，回归于那高高的高原。
2009年2月10日 完稿于达兰萨拉
注释：
1 白皮书：指2008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白皮书。
2 摘自《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作者李江琳。
3 摘自《雪域境外流亡记》作者约翰. F.艾夫唐（美）。
4 同上。
5 多让，措让，拉让："多让" 在西藏佛学院里，相当于本科学位；. "措让"相当于硕士学位. "拉让"相当于博士，也是西藏佛学院里的最高学位。
6 2008年7月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维斯康辛对全体藏人的讲话。
7 摘自达赖喇嘛尊者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8同上。
9 摘自达赖喇嘛尊者在波士顿对中国学生的讲话《理解与对话》。
10 参阅《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作者黄敏兰。
11 王亚南（1901－1969）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写出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指出了改造中国、改革政府的必要性。
12 詹姆斯 (James,William 1842-1910) 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是教育学家，实用主义的倡导者，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他的与心理学直接有关的著作：《心理学简编》《宗教经验之种种》《对教师讲心理学》。哲学著作主要有：《实用主义》《多元的宇宙》《真理的意义》等。
13 裴斯泰洛齐（Jon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瑞士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著有《隐士的黄昏》、《林哈德与葛笃德》、《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和《天鹅之歌》等。
14 引自《A Dead End for Humanity 》。作者戴维斯（Wade Davis），美国人类学家。1953年12月14日 出生于加拿大大不列顛哥伦比亚省。获哈佛大学人类植物学博士学位。著有《越过黑暗》《蛇和彩虹》《一条河流》《太阳的阴影》《光明在世界的边缘》等。
15 境内西藏诗人失传的咒在我的博客上的留
略述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二）
2、难民社区贡献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定居下来，延续传统文化，至于未来：真理，正义和勇气，将引领我们走向胜利，西藏将重获自由。”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1959年，始终是一把刀子，割裂着藏人的心。那一年，他们开始了背井离乡。很多人倒下了，老人、孩子、壮年男女……。剩下的人仍然走着，朝着陌生的国度：那里没有房屋可以居住，没有工作可以赚钱，甚至没有食物可以填饱肚子。但是，那里是西藏佛教的源头，那里，有他们精神的峰巅，流浪中的法王，只要和他在一起，生命才有了质量。
“6月底时，几乎二万藏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这是数批大量出逃的第一批难民，最后达到了十万人。一方面，那些紧靠边界的人们被迫去翻越那些世界上海拔最高、荒无人烟的山口。另一方面，从康区和安多来的其它人，则一路上艰苦作战，历时三四个月，才能杀出一条生路。这些人当中死去的甚多，有一批幸存者共一百二十五人，他们于6月份抵达阿萨姆邦，而他们出发时共有四千人。”3
1960年第一个藏人定居点，在麦索尔建立起来了。后来，陆续在印度建立了39个定居点，不丹建立了7个，尼泊尔建立12个。五十年来，共安排了近十三万西藏难民。
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帮助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定居点，噶厦政府内政部分别设立了四十多个办公室，划分为以农业，手工编织，和商业为主的三大区域。
在从事农业的定居点，政府负责组织合和社，提供必要的机械，比如，牵引机（施拉机、耕地机、脱谷机、测量仪、收获机，及焊接等机器。同时，内政部还提供合作项目，进行技术培训等。比如，教授人们利用自然土壤和水源，播种没有化学污染的植物；调整不同品种的种子进行播种；配给或者筹划急需的资金……目前，内政部还计划建立精练工厂，进行粮食再加工，更多地解决藏人就业问题和改善生活质量。
在从事手工编织的难民点，政府负责提供厂房、原材料，甚至种子资金。因而，仅在印度地区，就出现了著名的西姆拉地毯厂、达拉号西地毯厂、拉几布地毯厂，还有达兰萨拉手工中心。印度北部的阿龙那卡帮的迷奥和地族地毯厂也很成功。在尼泊尔境内，西藏手工制作的发展更为迅速。享誉世界的尼泊尔地毯，最初的原料和工艺都源于西藏，现在，在政府的帮助下，藏人建起了自己的四大地毯厂，即昭拉克地毯厂、却丹佛塔地毯厂、帕巴香根地毯厂、堡哥拉地毯厂。其中昭拉克地毯厂，由于工艺独特，赢得了世人的格外喜爱，还建起了分工厂。
政府还定期对难民点的年轻人进行农业、手工、信息等方面的技术培训，仅从1997年到2008年，在手工方面，就培训了824人，毕业后，政府又负责贷款，为他们创造发挥特长的机会，学有所用。
对无力照顾自己的孤寡老人，即无人监护不能自立者，流亡政府还专门设立了老人之家。目前，流亡社区（包括尼泊尔、不丹等地）共有十四处老人之家。同时，政府还设立了社会福利办公室，对年老和贫穷又不想到老人之家的人们，提供食物、衣服等生活必须品。目前，由政府提供帮助的老人，有2071人。对生活困难、收入低的家庭，政府也提供相应的帮助，这样的情况，目前有1808户。年轻人生病，政府提供帮助的有719人。
65岁以上的老人，流亡社区提供全额医疗补助；85岁以上的老人，由达赖喇嘛办公室直接照顾，每月发给固定的资金补助。100岁以上的老人，则更为优惠。
在松赞干布时代，西藏社会靠十善法维持秩序，现在，是靠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精神，束缚着人们的恶念，使流亡社区秩序井然。五十年来，基本没有杀人、抢劫等严重犯罪现象。
流亡政府作家协会副会长更特东珠先生说，“从前在西藏时，我是个打仗好手。可是，自从到了达兰萨拉，我不敢说别人打我左脸时，也要把右脸送上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有人伤害我，我会转身离开。以牙还牙，毫无疑问，是人类精神的污点。”
更特先生还说，“尽管有些藏人怀念松赞干布以前西藏的强大，认为佛教的慈悲，使藏人失去了强悍和往日的辉煌。但是，强大，如果仅仅体现在霸权和地域的辽阔上，对人类有什么好处呢？今天，法王的慈悲精神，已播种到了世界，给人们生活的另一个层面带来了慰藉，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朝一日，实现法王的期望，把西藏建成和平区域，提供世人一个精神休息的地方，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也是对人类的又一贡献。”他说，“呆在法王身边，对我来说，就是在佛的身边。”
3、宗教贡献
“另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保存和延续我们的宗教。没有宗教，我们的文化泉源就会枯竭。”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今天，如果你行在西藏境内，数不完的残垣断壁，常常出其不意地横在你的眼前，有时在山顶，有时在半山，有时在谷底，那种被蹂躏过后的破碎，让人震惊和心酸。仅以拉萨附近旺古尔山上的甘丹寺为例，那是藏人在500年间累建的山城，是格鲁教派财富的集锦地。可是，1997年，我千山万水地抵达那里的时候，看到的居然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废墟！人做到了魔鬼做不到的事情。事实上，西藏境内原有的六千多座寺庙，几十年前被毁得寥寥无几。失去的永远逝去了……
原西藏自治区主席多杰次丹，曾上书中央政治局常委，谈到援藏干部的素质问题，大藏区的真正来历，藏语语言的退化，尤其强调从前西藏完整的宗教体系，多年来遭到极大的破坏，密宗上师在西藏境内几乎绝迹。
怎样才能延续西藏佛教？
“尊者达赖喇嘛采取紧急措施，让僧侣们先于那些普通藏人摆脱致命的筑路劳动。到1960年，重新命名的布克萨喇嘛修道所的营房里，已居住着将近一千五百名喇嘛。他们早上五点起床，然后集中在中间的院落里念经，接着按扎仓分开活动，诵经、辩经和接受高级学者以及活佛的个别指导。这些喇嘛四处到筑路营中搜寻，凡是能找到的经书他们全搜集起来，从中开始用石墨写下了二百多卷主要著作。但这仅仅只是西藏一千二百年以来的哲学著述中的一小部分。在印度，格鲁派的信徒占绝对多数，其他三个教派的信徒大都在锡金、不丹和尼泊尔的寺院里找到了庇护所。格西学位的考试仅仅停了一年，又恢复了。”4
上师和学生之间，活佛和普通的僧人之间，没有分别，也就是说，只有责任的不同，没有地位的高低。就这样，僧人们自己动手，半天劳作，半天修行，在巴萨，建起了第一座寺院。后来，在南方的卡纳塔卡省又建立了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等，挽救渐进枯竭的西藏佛教。目前，流亡社区共建有寺院二百余座。每一座寺院不仅从名字上，也从内容上再现了藏传佛教往日的辉煌。
寺院不仅恢复还发展了教育职能，即分别设立了初级学校和高级学校。初级学校，一般为12年制，如色拉寺的色拉切，是一座印度政府承认的初级学校，其课程不仅包括佛学，还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毕业后，如果僧人们还俗，可以直接到社会工作，也可以到印度的其他大学直接深造。高级佛学院，一般为九年。除了必须完成《摄类学》、《心类学》、《因明学》、《四部宗义》等基础课，及五部大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俱舍论》、《释量论》、《戒律》）等传统佛学课程以外，还加入了梵文、英文等内容。同时，达赖喇嘛尊者改变了五百年来，各教派只学习自己传承的特点，把格鲁派的菩提道次、宁玛派的大圆满、嘎举派的大手印、萨迦派的基道果，作为共同的财富，在各教派之间交流和学习，拓宽了僧人们的修行视野，完整地领略了西藏佛教智慧。
五十年来，多让巴、措让巴5，已普及到流亡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就是拉让巴格西，也达到二千多人。与西藏境内佛教人才尤其是密宗佛教人才几乎绝迹的情况相比，南亚次大陆具备了显、密各方面的优秀人才。
流亡社区的寺院教育享誉世界。如罗布林卡高级佛学院、度母院、达兰萨拉的辨经院和瓦拉纳西的西藏佛学院等，吸引了来自蒙古、不丹、拉达克，甚至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地的学生，向全世界输送了无以计数的佛教优秀人才。现在，世界各地重要的佛教寺庙的堪布和其他的管理人员，几乎都毕业于流亡政府的高级佛学院。藏传佛教，正以西藏流亡社区为中心，向全世界辐射，使印度，再次成为世界佛教中心。
4、教育贡献
“我也想在教育方面着力。当时，尚无全民教育制度，只有几所学校在拉萨，乡村地区也有一些。但大多数的寺院也是学习中心。不过，他们提供的教育只开放给僧侣。因此，我指示噶厦提出前瞻的建议，发展一个良好的教育计划。”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1959年以前的西藏教育
1959年以前，西藏学校分为两大体系：私垫和寺院。仅拉萨就有十几家私塾。一位在塔布林（私塾之一）读过书的前噶厦官员（后投靠中国政府）回忆：“学校里，贵族家的小孩坐在一间小屋里，房间靠东，有窗子、有地板。其他一百多名学生，在一个大屋子里，不分年级，由藏文字母区分每个孩子的文化程度。”
西藏的教育按照自己的传统方式，向各阶层辐射，不仅贵族，就是平民百姓的子女到学校读书，也是显而易见的常识。另外，寺院也是学校，尤其哲蚌寺，学术气氛十分浓郁，吸引了蒙古、拉达克、俄罗斯等地远道而来的众多的求学的人们。
在西藏，著名的大学者，往往是出家人。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出身于普通的农民、牧人家里，但是倍受全社会包括贵族阶层的尊敬。很多在“旧西藏”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僧，不仅知识结构完整，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在了今天科学的前面，跻身于世界学者之林，如邱陽‧創巴仁波切, 根敦群培, 喜饶嘉措, 拉毛次成, 华锐•罗追嘉措……
流亡社区的教育
流亡社区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他们不仅以现代文化知识立足于世界各地，同时，还以传统的文化知识，立足于自己的民族之间，延续着西藏文化的精华。正如尊者达赖喇嘛强调的 ：“我们教育体系的建立，不是为了对抗哪一个政权和国家，更不是我胜你败的问题，我们教育的全部奋斗目标仅仅是为了保护西藏传统文化，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对自己，对民族，对国际都有用的优秀人才。”
多年来，从西藏境内逃到印度西藏流亡社区的学生源源不断，有的只有三、四岁，父母便把他们交给亲人或者朋友，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荒无人烟的漫漫长路，穿过陡峭的雪山，小心翼翼地躲过中共的枪口，来到达赖喇嘛尊者身边求学。“从2003年到2006年，由西藏出逃到印度经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学生，就有3342，占出逃总人数11140的30%，比1992年到2003年增加了9% 。”
针对这一情况，中国政府多次发布告示，最近一次为2008年7月17日，《西藏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凡共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将子女送到境外达赖集团所办学校上学（所建寺庙入寺或学经）的，一律给予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 已经在“境外达赖集团所办学校上学”或者进入寺庙学经的，限期两个月内劝返，“期限内返回的，视情节可以减轻或免于处分；对隐瞒不报或限期内没有返回的，一律给予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
1）、西藏儿童村
西藏儿童村最初由51名孤贫儿童组成，目前已发展为一万多名学生。五十年来，该校毕业的学生有10811名，其中2000多名学生已从大学毕业。
根据印度1860年社团注册法，西藏儿童村正式作了登记，并于1972年1月10日作为全权代表加入了维尔纳国际儿童紧急救助会。
由于大多数在西藏儿童村就读的学生，父母在西藏境内，为了使学生们依然享受家庭的温暖，达兰萨拉儿童村大部分是以家庭为单位，一对父母管理近30到40名学生。
儿童村在流亡社区各藏人聚居区设有分支机构，分布在印度各地的西藏儿童村所属的学校如：
寄宿制：下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巴底沟西藏儿童村学校、布热索佳西藏儿童村学校（大）、拉达克杭里西藏儿童村学校、.拉达克森多西藏儿童村学校、拉达克尼玛西藏儿童村学校。
全日制：达兰萨拉莫罗甘吉走读学校、库芦山沟西藏难民走读学校、喜马偕尔邦曼迪走读学校、拉达克曼拉走读学校、拉达克觉拉姆走读学校、拉达克额岭走读学校和拉达克北图走读学校等。
以上各学校中凡是十年级毕业的学生，经过印度全国统一考试后，根据学生志愿选修以后的两年课程，选择范围有历史文学艺术、自然科学、财经贸易或职业课程。两年学习结束后，如果通过了全印度高中毕业考试可以进入印度各大专院校继续学习大学或专科课程。
2）、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
1961年5月，在尊者的请求下，成立了由四名印度官员和代表尊者的三名藏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即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为直属印度政府教育部的独立单位。几乎全部藏人儿童开始了正常学习本民族文化、历史和现代科学知识。
中央西藏学校，设立在儿童村覆盖不到的地方，并对所有藏人实行免费教育。
中央藏校寄宿制学校中的九所重点学校包括：
穆索日中央藏人学校；
达吉岭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达拉胡赛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西姆拉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印度南方贝拉库佩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蒙戈德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噶伦堡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卡纳塔克邦洪苏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喜马偕尔邦蚌扎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加上各流亡社区的其他寄宿制学校分校和各聚居区内的学校，西藏教育管理委员会管理的三十多所学校，共有学生约13000左右。另外，西藏教育部单设的十六所学校和其他部门设立的学校，共有学生达5000，再加上一些流亡藏人的私立学校的学生八百余名。流亡社区共八十多所学校中正在就读的学生总数约三万余名。
3）、流亡社区学校的主要学习内容
“流亡社区的学校6年级以下是完全藏语教学，6年级以上开始藏英文双语教学，为学生们未来报考印度和欧美高等学校做准备。”
6年级以下课程：数学、藏文、西藏历史、英文、自然、基础社会科学、印度文。6年级以上课程：英文、藏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经济。十一年级后，分为文、理和商科。
4）、师范学校和成人学校
师范学校
1964年，流亡政府招收三十名僧人，针对他们中多数在藏文、民族文学、宗教等方面的较深造诣，进行了英语和现代教学方法的培训，为期一年，结业时由教育委员会颁发了证书，分配到各学校教学。
接著，又培训了第二批学员，共有二十六人，并于1967年7月结业。1976年，三十名青年藏人在喜马偕尔大学读完了两年毕业的教学课程后，又在达兰萨拉师范学校集中接受了藏语文知识和西藏历史等方面的培训，进一步壮大了流亡社区的师资力量。
目前，该师范学校所属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达兰萨拉因明佛学院和流亡政府教育部联合主办和管理。经该校培训的年轻藏人教师正在日益增多。
成人学校
专为没有受过教育的西藏境内青年扫盲和进行生存机能的培训而设立的学校。主要以藏文和英文为主，同时还设有电工、木匠、绘画、裁缝、手工训练和电脑等课程。为十二年级，包括衣食住行等全部免费，考入大学后，根据分数的高低，流亡政府负责提供奖学金。
5）、留学生
流亡初年，首批西藏学生由一名藏人教师兼养父陪伴，被送到瑞士特罗干的佩斯塔罗兹村学习。不久，流亡政府又向瑞士输送去了一批学生。1968年以前，在国外学习的流亡藏人学生达600人之多。
后来，政府又派送了经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藏人学生到世界各地学习。仅1987年到2001年，就有281名藏人学生，分布在美国、法国、英国、丹麦、台湾、挪威、泰国、以色列、意大利等高等学府就读。
近年来又选送了一千多名藏人学生到国外高等学校留学。藏人留学生如今已遍及欧洲、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等世界各地。大多数藏人学生在国外的高等学府毕业后，回到流亡社区工作，他们即有传统的西藏文化，又拥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在教育、医疗卫生、会计、政务、法律研究等各行业中发挥着优势，使今日的流亡社区和高度发达的西方管理体制完全接轨。
对印度政府的特别感激
每一个帮助了流亡社会的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名字，都被清晰地记载着。尤其是印度政府在教育上的帮助。《西藏之页》里，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是当初藏人一无所有的时候，印度政府率先资助了第一笔钱。这对流亡藏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全体西藏人民将会永远铭记印度政府和人民在西藏人民最困难时给予的援助。”
尊者达赖喇嘛在自传《流亡中的自在》里，也有这样一段话：
“从许多年来到今天，印度人民和政府已经给予我们西藏难民非常多的帮助，包括经济上的援助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帮助——尽管印度自己在经济上有极大的困难。我怀疑是否有其他的难民会被其居停国如此地善待。这种情谊我永远铭感心中。当西藏难民不得不要求更多的金钱援助时，成千上万的印度儿童甚至无法接受基本的教育。”
然而，我们惊奇的是印度政府从来也没有标榜过自己对西藏文化的贡献。
5、藏医藏药的贡献
1961年3月23日，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重建门孜康，即西藏医学历算院。目前流亡社区已由从前的一名藏医和一名天文历算师，发展到38所藏医院和8所较大的西医院以及67所小型医院等共计113所医院。有179名年轻人完成藏医历算学业，在世界各地服务。藏医院所属各医院有358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110名医生、16名历算专家和232名医护人员。
在现代式的西医院中，有11名藏人医生、11名护士长和23名护士、11名检验员、2名眼科医生、8名牙医、 108名社会卫生工作员、83名医院工作人员等总计263名工作人员。藏医和西医医护工作人员总计621人。
藏医院还附设配药厂、藏医历算研究室、药物研究所、编辑出版社等机构。
藏医疗效显著。甚至一些现代医学棘手难愈的疾病，通过藏医治疗而痊愈，得到世界，尤其是南亚次大陆各民族的偏爱。藏医诊所如今遍布南亚次大陆四十多处。从1996年开始，门孜康在世界各地，如日本、美国、法国、英国等地，前后八次举办了西藏医算展览会，出版了有关西藏医算十九种藏文版和七种英文的书籍，如《门孜康简讯》、《藏医历算杂志》、《岗日朗措》等，使世界各民族真正地受益于西藏医学成就，为人类的健康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1981年西藏流亡政府成立了卫生部。除了管理上述医院还负责对群众进行卫生教育、饮食卫生、防止肺结核、对病残贫弱者安装假肢、对新近流亡藏人中遭受中国军警严重伤害、摧残者提供医疗服务和技术培训以及就各项医疗建设或设备寻求资助等等。
8、新闻、出版，建筑，绘画，藏戏，歌舞的贡献
新闻出版
流亡之初，世界上少有国家了解中共入侵、殖民西藏的真相，尤其是藏民族在被迫大迁徙中，经历的折磨和屈辱。就是到了六、七十年代，也少有西方人知道西藏的具体方位，更不要说历史和苦难了。然而，今天全世界都在支持西藏的正义事业，尤其是今年三月西藏境内和平抗暴发生后，西藏境内、外发生的一切，成了这个世界的焦虑，这一切，和尊者达赖喇嘛的世界和平导师地位紧密相联，也和流亡政府的宣传工作密不可分。
目前，除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官方国际华文网站，详尽地介绍了尊者的生平、著述、言论、讲法、行程等以外，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站也从西藏历史、流亡社区的分布、境内外大事记等各方面介绍西藏，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华文读者。另外，西藏流亡政府每一个住外办事处也都设有自己的对外宣传网站，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外交新闻部就拥有自己的中英文网站、杂志和出版社。如：
英文和中文版双月刊《西藏通讯》；
藏文月刊《知识》；
藏文周报《自由西藏》；
不定期发行《政治简报》；
中文网站“西藏之页”；
纳塘出版社；
……
流亡藏人作家协会办有：《社会镜报》月刊、《时报》周刊和《通讯》周刊等杂志。前政治犯“九、十、三”运动织组有：《西藏使节》等，世界各地的民间团体都有自己的网站、杂志。
建筑
具有西藏特色的建筑，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俯拾即是。除了西藏的各寺院佛学院建筑保留西藏古老而独特的建筑风格以外，西藏博物馆、外交部、图书馆等建筑，也不同程度地展现了西藏的建筑特色。
艺术，歌舞
流亡社区的学校都开设了绘画班；在罗布林卡西藏文化研究中心，不仅设有绘画班，还有雕刻班，使西藏的唐卡、雕塑，雕刻等艺术，得到了传承。
流亡政府还有自己的剧院，各社区有自己的戏剧团，学校里有戏剧老师。学生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学习各种西藏乐器，比如六弦琴、笛子等。每个学校也都有自己的艺术团，不仅经常调换和补充成员，并且各班级之间进行的频繁演出比赛，尤其在萨嘎达瓦节、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日展佛节等民俗节日，流亡藏人便从各地聚集而来，唱歌、跳舞、拉琴，同时，不同地区的人们还要演示家乡歌舞，如巴塘的弦子、安多的山歌、拉萨的朗玛等等，使西藏歌舞传承自然地得到了继承。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定居下来，延续传统文化，至于未来：真理，正义和勇气，将引领我们走向胜利，西藏将重获自由。”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1959年，始终是一把刀子，割裂着藏人的心。那一年，他们开始了背井离乡。很多人倒下了，老人、孩子、壮年男女……。剩下的人仍然走着，朝着陌生的国度：那里没有房屋可以居住，没有工作可以赚钱，甚至没有食物可以填饱肚子。但是，那里是西藏佛教的源头，那里，有他们精神的峰巅，流浪中的法王，只要和他在一起，生命才有了质量。
“6月底时，几乎二万藏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这是数批大量出逃的第一批难民，最后达到了十万人。一方面，那些紧靠边界的人们被迫去翻越那些世界上海拔最高、荒无人烟的山口。另一方面，从康区和安多来的其它人，则一路上艰苦作战，历时三四个月，才能杀出一条生路。这些人当中死去的甚多，有一批幸存者共一百二十五人，他们于6月份抵达阿萨姆邦，而他们出发时共有四千人。”3
1960年第一个藏人定居点，在麦索尔建立起来了。后来，陆续在印度建立了39个定居点，不丹建立了7个，尼泊尔建立12个。五十年来，共安排了近十三万西藏难民。
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帮助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定居点，噶厦政府内政部分别设立了四十多个办公室，划分为以农业，手工编织，和商业为主的三大区域。
在从事农业的定居点，政府负责组织合和社，提供必要的机械，比如，牵引机（施拉机、耕地机、脱谷机、测量仪、收获机，及焊接等机器。同时，内政部还提供合作项目，进行技术培训等。比如，教授人们利用自然土壤和水源，播种没有化学污染的植物；调整不同品种的种子进行播种；配给或者筹划急需的资金……目前，内政部还计划建立精练工厂，进行粮食再加工，更多地解决藏人就业问题和改善生活质量。
在从事手工编织的难民点，政府负责提供厂房、原材料，甚至种子资金。因而，仅在印度地区，就出现了著名的西姆拉地毯厂、达拉号西地毯厂、拉几布地毯厂，还有达兰萨拉手工中心。印度北部的阿龙那卡帮的迷奥和地族地毯厂也很成功。在尼泊尔境内，西藏手工制作的发展更为迅速。享誉世界的尼泊尔地毯，最初的原料和工艺都源于西藏，现在，在政府的帮助下，藏人建起了自己的四大地毯厂，即昭拉克地毯厂、却丹佛塔地毯厂、帕巴香根地毯厂、堡哥拉地毯厂。其中昭拉克地毯厂，由于工艺独特，赢得了世人的格外喜爱，还建起了分工厂。
政府还定期对难民点的年轻人进行农业、手工、信息等方面的技术培训，仅从1997年到2008年，在手工方面，就培训了824人，毕业后，政府又负责贷款，为他们创造发挥特长的机会，学有所用。
对无力照顾自己的孤寡老人，即无人监护不能自立者，流亡政府还专门设立了老人之家。目前，流亡社区（包括尼泊尔、不丹等地）共有十四处老人之家。同时，政府还设立了社会福利办公室，对年老和贫穷又不想到老人之家的人们，提供食物、衣服等生活必须品。目前，由政府提供帮助的老人，有2071人。对生活困难、收入低的家庭，政府也提供相应的帮助，这样的情况，目前有1808户。年轻人生病，政府提供帮助的有719人。
65岁以上的老人，流亡社区提供全额医疗补助；85岁以上的老人，由达赖喇嘛办公室直接照顾，每月发给固定的资金补助。100岁以上的老人，则更为优惠。
在松赞干布时代，西藏社会靠十善法维持秩序，现在，是靠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精神，束缚着人们的恶念，使流亡社区秩序井然。五十年来，基本没有杀人、抢劫等严重犯罪现象。
流亡政府作家协会副会长更特东珠先生说，“从前在西藏时，我是个打仗好手。可是，自从到了达兰萨拉，我不敢说别人打我左脸时，也要把右脸送上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有人伤害我，我会转身离开。以牙还牙，毫无疑问，是人类精神的污点。”
更特先生还说，“尽管有些藏人怀念松赞干布以前西藏的强大，认为佛教的慈悲，使藏人失去了强悍和往日的辉煌。但是，强大，如果仅仅体现在霸权和地域的辽阔上，对人类有什么好处呢？今天，法王的慈悲精神，已播种到了世界，给人们生活的另一个层面带来了慰藉，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朝一日，实现法王的期望，把西藏建成和平区域，提供世人一个精神休息的地方，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也是对人类的又一贡献。”他说，“呆在法王身边，对我来说，就是在佛的身边。”
3、宗教贡献
“另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保存和延续我们的宗教。没有宗教，我们的文化泉源就会枯竭。”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今天，如果你行在西藏境内，数不完的残垣断壁，常常出其不意地横在你的眼前，有时在山顶，有时在半山，有时在谷底，那种被蹂躏过后的破碎，让人震惊和心酸。仅以拉萨附近旺古尔山上的甘丹寺为例，那是藏人在500年间累建的山城，是格鲁教派财富的集锦地。可是，1997年，我千山万水地抵达那里的时候，看到的居然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废墟！人做到了魔鬼做不到的事情。事实上，西藏境内原有的六千多座寺庙，几十年前被毁得寥寥无几。失去的永远逝去了……
原西藏自治区主席多杰次丹，曾上书中央政治局常委，谈到援藏干部的素质问题，大藏区的真正来历，藏语语言的退化，尤其强调从前西藏完整的宗教体系，多年来遭到极大的破坏，密宗上师在西藏境内几乎绝迹。
怎样才能延续西藏佛教？
“尊者达赖喇嘛采取紧急措施，让僧侣们先于那些普通藏人摆脱致命的筑路劳动。到1960年，重新命名的布克萨喇嘛修道所的营房里，已居住着将近一千五百名喇嘛。他们早上五点起床，然后集中在中间的院落里念经，接着按扎仓分开活动，诵经、辩经和接受高级学者以及活佛的个别指导。这些喇嘛四处到筑路营中搜寻，凡是能找到的经书他们全搜集起来，从中开始用石墨写下了二百多卷主要著作。但这仅仅只是西藏一千二百年以来的哲学著述中的一小部分。在印度，格鲁派的信徒占绝对多数，其他三个教派的信徒大都在锡金、不丹和尼泊尔的寺院里找到了庇护所。格西学位的考试仅仅停了一年，又恢复了。”4
上师和学生之间，活佛和普通的僧人之间，没有分别，也就是说，只有责任的不同，没有地位的高低。就这样，僧人们自己动手，半天劳作，半天修行，在巴萨，建起了第一座寺院。后来，在南方的卡纳塔卡省又建立了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等，挽救渐进枯竭的西藏佛教。目前，流亡社区共建有寺院二百余座。每一座寺院不仅从名字上，也从内容上再现了藏传佛教往日的辉煌。
寺院不仅恢复还发展了教育职能，即分别设立了初级学校和高级学校。初级学校，一般为12年制，如色拉寺的色拉切，是一座印度政府承认的初级学校，其课程不仅包括佛学，还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毕业后，如果僧人们还俗，可以直接到社会工作，也可以到印度的其他大学直接深造。高级佛学院，一般为九年。除了必须完成《摄类学》、《心类学》、《因明学》、《四部宗义》等基础课，及五部大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俱舍论》、《释量论》、《戒律》）等传统佛学课程以外，还加入了梵文、英文等内容。同时，达赖喇嘛尊者改变了五百年来，各教派只学习自己传承的特点，把格鲁派的菩提道次、宁玛派的大圆满、嘎举派的大手印、萨迦派的基道果，作为共同的财富，在各教派之间交流和学习，拓宽了僧人们的修行视野，完整地领略了西藏佛教智慧。
五十年来，多让巴、措让巴5，已普及到流亡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就是拉让巴格西，也达到二千多人。与西藏境内佛教人才尤其是密宗佛教人才几乎绝迹的情况相比，南亚次大陆具备了显、密各方面的优秀人才。
流亡社区的寺院教育享誉世界。如罗布林卡高级佛学院、度母院、达兰萨拉的辨经院和瓦拉纳西的西藏佛学院等，吸引了来自蒙古、不丹、拉达克，甚至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地的学生，向全世界输送了无以计数的佛教优秀人才。现在，世界各地重要的佛教寺庙的堪布和其他的管理人员，几乎都毕业于流亡政府的高级佛学院。藏传佛教，正以西藏流亡社区为中心，向全世界辐射，使印度，再次成为世界佛教中心。
4、教育贡献
“我也想在教育方面着力。当时，尚无全民教育制度，只有几所学校在拉萨，乡村地区也有一些。但大多数的寺院也是学习中心。不过，他们提供的教育只开放给僧侣。因此，我指示噶厦提出前瞻的建议，发展一个良好的教育计划。”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1959年以前的西藏教育
1959年以前，西藏学校分为两大体系：私垫和寺院。仅拉萨就有十几家私塾。一位在塔布林（私塾之一）读过书的前噶厦官员（后投靠中国政府）回忆：“学校里，贵族家的小孩坐在一间小屋里，房间靠东，有窗子、有地板。其他一百多名学生，在一个大屋子里，不分年级，由藏文字母区分每个孩子的文化程度。”
西藏的教育按照自己的传统方式，向各阶层辐射，不仅贵族，就是平民百姓的子女到学校读书，也是显而易见的常识。另外，寺院也是学校，尤其哲蚌寺，学术气氛十分浓郁，吸引了蒙古、拉达克、俄罗斯等地远道而来的众多的求学的人们。
在西藏，著名的大学者，往往是出家人。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出身于普通的农民、牧人家里，但是倍受全社会包括贵族阶层的尊敬。很多在“旧西藏”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僧，不仅知识结构完整，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在了今天科学的前面，跻身于世界学者之林，如邱陽‧創巴仁波切, 根敦群培, 喜饶嘉措, 拉毛次成, 华锐•罗追嘉措……
流亡社区的教育
流亡社区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他们不仅以现代文化知识立足于世界各地，同时，还以传统的文化知识，立足于自己的民族之间，延续着西藏文化的精华。正如尊者达赖喇嘛强调的 ：“我们教育体系的建立，不是为了对抗哪一个政权和国家，更不是我胜你败的问题，我们教育的全部奋斗目标仅仅是为了保护西藏传统文化，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对自己，对民族，对国际都有用的优秀人才。”
多年来，从西藏境内逃到印度西藏流亡社区的学生源源不断，有的只有三、四岁，父母便把他们交给亲人或者朋友，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荒无人烟的漫漫长路，穿过陡峭的雪山，小心翼翼地躲过中共的枪口，来到达赖喇嘛尊者身边求学。“从2003年到2006年，由西藏出逃到印度经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中心的学生，就有3342，占出逃总人数11140的30%，比1992年到2003年增加了9% 。”
针对这一情况，中国政府多次发布告示，最近一次为2008年7月17日，《西藏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凡共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将子女送到境外达赖集团所办学校上学（所建寺庙入寺或学经）的，一律给予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 已经在“境外达赖集团所办学校上学”或者进入寺庙学经的，限期两个月内劝返，“期限内返回的，视情节可以减轻或免于处分；对隐瞒不报或限期内没有返回的，一律给予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
1）、西藏儿童村
西藏儿童村最初由51名孤贫儿童组成，目前已发展为一万多名学生。五十年来，该校毕业的学生有10811名，其中2000多名学生已从大学毕业。
根据印度1860年社团注册法，西藏儿童村正式作了登记，并于1972年1月10日作为全权代表加入了维尔纳国际儿童紧急救助会。
由于大多数在西藏儿童村就读的学生，父母在西藏境内，为了使学生们依然享受家庭的温暖，达兰萨拉儿童村大部分是以家庭为单位，一对父母管理近30到40名学生。
儿童村在流亡社区各藏人聚居区设有分支机构，分布在印度各地的西藏儿童村所属的学校如：
寄宿制：下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巴底沟西藏儿童村学校、布热索佳西藏儿童村学校（大）、拉达克杭里西藏儿童村学校、.拉达克森多西藏儿童村学校、拉达克尼玛西藏儿童村学校。
全日制：达兰萨拉莫罗甘吉走读学校、库芦山沟西藏难民走读学校、喜马偕尔邦曼迪走读学校、拉达克曼拉走读学校、拉达克觉拉姆走读学校、拉达克额岭走读学校和拉达克北图走读学校等。
以上各学校中凡是十年级毕业的学生，经过印度全国统一考试后，根据学生志愿选修以后的两年课程，选择范围有历史文学艺术、自然科学、财经贸易或职业课程。两年学习结束后，如果通过了全印度高中毕业考试可以进入印度各大专院校继续学习大学或专科课程。
2）、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
1961年5月，在尊者的请求下，成立了由四名印度官员和代表尊者的三名藏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即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为直属印度政府教育部的独立单位。几乎全部藏人儿童开始了正常学习本民族文化、历史和现代科学知识。
中央西藏学校，设立在儿童村覆盖不到的地方，并对所有藏人实行免费教育。
中央藏校寄宿制学校中的九所重点学校包括：
穆索日中央藏人学校；
达吉岭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达拉胡赛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西姆拉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印度南方贝拉库佩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蒙戈德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噶伦堡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卡纳塔克邦洪苏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喜马偕尔邦蚌扎中央藏人寄宿制学校。
加上各流亡社区的其他寄宿制学校分校和各聚居区内的学校，西藏教育管理委员会管理的三十多所学校，共有学生约13000左右。另外，西藏教育部单设的十六所学校和其他部门设立的学校，共有学生达5000，再加上一些流亡藏人的私立学校的学生八百余名。流亡社区共八十多所学校中正在就读的学生总数约三万余名。
3）、流亡社区学校的主要学习内容
“流亡社区的学校6年级以下是完全藏语教学，6年级以上开始藏英文双语教学，为学生们未来报考印度和欧美高等学校做准备。”
6年级以下课程：数学、藏文、西藏历史、英文、自然、基础社会科学、印度文。6年级以上课程：英文、藏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经济。十一年级后，分为文、理和商科。
4）、师范学校和成人学校
师范学校
1964年，流亡政府招收三十名僧人，针对他们中多数在藏文、民族文学、宗教等方面的较深造诣，进行了英语和现代教学方法的培训，为期一年，结业时由教育委员会颁发了证书，分配到各学校教学。
接著，又培训了第二批学员，共有二十六人，并于1967年7月结业。1976年，三十名青年藏人在喜马偕尔大学读完了两年毕业的教学课程后，又在达兰萨拉师范学校集中接受了藏语文知识和西藏历史等方面的培训，进一步壮大了流亡社区的师资力量。
目前，该师范学校所属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达兰萨拉因明佛学院和流亡政府教育部联合主办和管理。经该校培训的年轻藏人教师正在日益增多。
成人学校
专为没有受过教育的西藏境内青年扫盲和进行生存机能的培训而设立的学校。主要以藏文和英文为主，同时还设有电工、木匠、绘画、裁缝、手工训练和电脑等课程。为十二年级，包括衣食住行等全部免费，考入大学后，根据分数的高低，流亡政府负责提供奖学金。
5）、留学生
流亡初年，首批西藏学生由一名藏人教师兼养父陪伴，被送到瑞士特罗干的佩斯塔罗兹村学习。不久，流亡政府又向瑞士输送去了一批学生。1968年以前，在国外学习的流亡藏人学生达600人之多。
后来，政府又派送了经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藏人学生到世界各地学习。仅1987年到2001年，就有281名藏人学生，分布在美国、法国、英国、丹麦、台湾、挪威、泰国、以色列、意大利等高等学府就读。
近年来又选送了一千多名藏人学生到国外高等学校留学。藏人留学生如今已遍及欧洲、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等世界各地。大多数藏人学生在国外的高等学府毕业后，回到流亡社区工作，他们即有传统的西藏文化，又拥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在教育、医疗卫生、会计、政务、法律研究等各行业中发挥着优势，使今日的流亡社区和高度发达的西方管理体制完全接轨。
对印度政府的特别感激
每一个帮助了流亡社会的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名字，都被清晰地记载着。尤其是印度政府在教育上的帮助。《西藏之页》里，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是当初藏人一无所有的时候，印度政府率先资助了第一笔钱。这对流亡藏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全体西藏人民将会永远铭记印度政府和人民在西藏人民最困难时给予的援助。”
尊者达赖喇嘛在自传《流亡中的自在》里，也有这样一段话：
“从许多年来到今天，印度人民和政府已经给予我们西藏难民非常多的帮助，包括经济上的援助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帮助——尽管印度自己在经济上有极大的困难。我怀疑是否有其他的难民会被其居停国如此地善待。这种情谊我永远铭感心中。当西藏难民不得不要求更多的金钱援助时，成千上万的印度儿童甚至无法接受基本的教育。”
然而，我们惊奇的是印度政府从来也没有标榜过自己对西藏文化的贡献。
5、藏医藏药的贡献
1961年3月23日，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重建门孜康，即西藏医学历算院。目前流亡社区已由从前的一名藏医和一名天文历算师，发展到38所藏医院和8所较大的西医院以及67所小型医院等共计113所医院。有179名年轻人完成藏医历算学业，在世界各地服务。藏医院所属各医院有358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110名医生、16名历算专家和232名医护人员。
在现代式的西医院中，有11名藏人医生、11名护士长和23名护士、11名检验员、2名眼科医生、8名牙医、 108名社会卫生工作员、83名医院工作人员等总计263名工作人员。藏医和西医医护工作人员总计621人。
藏医院还附设配药厂、藏医历算研究室、药物研究所、编辑出版社等机构。
藏医疗效显著。甚至一些现代医学棘手难愈的疾病，通过藏医治疗而痊愈，得到世界，尤其是南亚次大陆各民族的偏爱。藏医诊所如今遍布南亚次大陆四十多处。从1996年开始，门孜康在世界各地，如日本、美国、法国、英国等地，前后八次举办了西藏医算展览会，出版了有关西藏医算十九种藏文版和七种英文的书籍，如《门孜康简讯》、《藏医历算杂志》、《岗日朗措》等，使世界各民族真正地受益于西藏医学成就，为人类的健康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1981年西藏流亡政府成立了卫生部。除了管理上述医院还负责对群众进行卫生教育、饮食卫生、防止肺结核、对病残贫弱者安装假肢、对新近流亡藏人中遭受中国军警严重伤害、摧残者提供医疗服务和技术培训以及就各项医疗建设或设备寻求资助等等。
8、新闻、出版，建筑，绘画，藏戏，歌舞的贡献
新闻出版
流亡之初，世界上少有国家了解中共入侵、殖民西藏的真相，尤其是藏民族在被迫大迁徙中，经历的折磨和屈辱。就是到了六、七十年代，也少有西方人知道西藏的具体方位，更不要说历史和苦难了。然而，今天全世界都在支持西藏的正义事业，尤其是今年三月西藏境内和平抗暴发生后，西藏境内、外发生的一切，成了这个世界的焦虑，这一切，和尊者达赖喇嘛的世界和平导师地位紧密相联，也和流亡政府的宣传工作密不可分。
目前，除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官方国际华文网站，详尽地介绍了尊者的生平、著述、言论、讲法、行程等以外，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站也从西藏历史、流亡社区的分布、境内外大事记等各方面介绍西藏，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华文读者。另外，西藏流亡政府每一个住外办事处也都设有自己的对外宣传网站，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外交新闻部就拥有自己的中英文网站、杂志和出版社。如：
英文和中文版双月刊《西藏通讯》；
藏文月刊《知识》；
藏文周报《自由西藏》；
不定期发行《政治简报》；
中文网站“西藏之页”；
纳塘出版社；
……
流亡藏人作家协会办有：《社会镜报》月刊、《时报》周刊和《通讯》周刊等杂志。前政治犯“九、十、三”运动织组有：《西藏使节》等，世界各地的民间团体都有自己的网站、杂志。
建筑
具有西藏特色的建筑，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俯拾即是。除了西藏的各寺院佛学院建筑保留西藏古老而独特的建筑风格以外，西藏博物馆、外交部、图书馆等建筑，也不同程度地展现了西藏的建筑特色。
艺术，歌舞
流亡社区的学校都开设了绘画班；在罗布林卡西藏文化研究中心，不仅设有绘画班，还有雕刻班，使西藏的唐卡、雕塑，雕刻等艺术，得到了传承。
流亡政府还有自己的剧院，各社区有自己的戏剧团，学校里有戏剧老师。学生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学习各种西藏乐器，比如六弦琴、笛子等。每个学校也都有自己的艺术团，不仅经常调换和补充成员，并且各班级之间进行的频繁演出比赛，尤其在萨嘎达瓦节、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日展佛节等民俗节日，流亡藏人便从各地聚集而来，唱歌、跳舞、拉琴，同时，不同地区的人们还要演示家乡歌舞，如巴塘的弦子、安多的山歌、拉萨的朗玛等等，使西藏歌舞传承自然地得到了继承。
略述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 （一）
（首发国际西藏邮报）
文/朱瑞
目录
序言
一、文化贡献
1、民主贡献
2、难民社区贡献
3、宗教贡献
4、教育贡献
5、藏医藏药的贡献
8、新闻、出版，建筑，绘画，藏戏，歌舞的贡献
二、人类贡献
1、藏人的幸运
2、汉人的幸运
4、著作和荣誉
写在后面
序言
拥挤在白皮书1里的陈旧信息，牵强附会的对比和空洞的数字，都淋漓尽致地暴露了中共官僚们对西藏文化的无知认识和错位理解。更让人贻笑大方的是他们竟自喻为西藏文化的保护者！
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在今天的中国，都出现了断层。不说宗教，哲学，教育，艺术，新闻……怎样被蹂躏成了远离世界文化的一种孤立和丑陋的存在，单说政治，已完全堕落成了对人类和平的威胁：对外，支持所有的独裁政权；对内，在承诺改善人权的2008年，枪杀、追捕三月和平抗暴的藏人，掩饰瓮安事件真相，刑罚无辜……，尤其是对《零八宪章》异议人士的抓捕和传讯……显而易见地暴露了中共政权末日般的疯狂和反文化的本质。
中国纵然如此，中共控制下的西藏文化，怎能被保护？1959年以后，西藏文化出现了比中国更加严重的断层：深如海洋、独一无二的西藏文明，被看做是落后的，黑暗的，甚至必须划清界线；珍宝一样衔接着历史与未来的西藏学者被监禁；重要的节日和风俗被取缔；古老的寺庙建筑被拆毁，佛像被砸碎，经书被焚烧，僧人、尼姑被毒打，甚至枪杀；尤其是今天对西藏寺院的军管，开始了公开地与西藏文化之魂对峙。同时，胡锦涛执政以来，在西藏变本加厉地破山挖矿，开湖建坝，残酷地制造了第二次藏民族大迁徙，有目的、有计划地破坏西藏文化的物质依赖，毫不顾及西藏高原是亚洲诸大河流的发源地，保护那里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整个亚洲福祉的事实，把西藏沦为玩弄权术、施展强权的试验基地。
“1959年以来，藏人从没有中断过逃亡，即使在文革最惨烈时期，也有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出走印度。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从1993年以来，平均每年有2500到3000名难民到达联合国难民署设立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 2
他们背着糌粑、佛像、经书，爬过一座又一座大雪山，有的冻掉了脚趾、手指、割断了双腿，有的死在中共的枪下。可是，囊帕拉的枪声清晰地证明了，这条延续自己文化、寻求达赖喇嘛尊者庇护的苦难之路，从来都没有中断。
各族群之间的文化，没有进步和落后之分，也没有阻碍和发展之分，只有相同和不同之分。“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这是享誉世界的英国浪漫主义先驱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著名诗句。是的，我们的社会模式不是绝对的。古老的西藏文明，提醒和引导着人类，去凝视另外的生存方式，思考人和大自然的亲缘关系，为人类拓开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然而，从上一代和自身的经验中，今天的藏人不仅清晰地看见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正在被迫走向衰亡，同时，也看见了汉地的堕落正在毫无遮拦地向西藏高原蔓延。未来是可怕的，他们思念自己的文化。“我也许就是像你一样的一只苍蝇？你也许就是像我一样的一个人？”远在英格兰的布莱克，神秘地道出了西藏文化中尊重一切生命，与万物和谐共存的境界。可是，那个文化在哪里？
“让达赖喇嘛回家！”这声音有如海啸，在西藏史，中国史，和世界史中起伏。然而，中共官僚集团充耳不闻这绵延千里、跌宕而来的思念，居然在《白皮书》里写道：
“达赖集团和一些西方反华势力自己享受着现代文明和文化的成果，却以‘保护西藏文化’为名，要求藏民族和西藏文化永远停留在中世纪状态，成为活化石，这显然是别有用心，是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不会答应的。”
早在《流亡中的自在》里，达赖喇嘛尊者就说过，“我尤其感到兴趣的是日本达到极大的物质成就，却没有丧失历史文化与价值的视野。”这句话，一方面赞美科学的发展带来了物质文明，另一方面，赞美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发展，滋养了人们的精神。尊者始终如一地对科学有着强烈的兴趣，甚至探索了次原子物理、宇宙论和生物学（包括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等方面。他鼓励展开佛学和科学之间的对话，甚至多次创造条件，使世界上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们和精进的佛教领袖，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交流，努力地使物质和精神和谐地并存在一个层面。
否定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文化的贡献，就否定了一个时代。事实上，在白皮书宣称达赖喇嘛尊者“……从未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出过一点力、作过一点贡献……”的时候，在南亚次大陆，西藏文化的长链，已融入二十一世纪，并被喻为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文化贡献
1、民主贡献
“我力劝政府排除古老的，无生产力的作为，决心把西藏推进二十世纪。”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始于久远的聂赤赞普时代，尽管在松赞干布和赤热巴巾时期都得到了发展，但是，她的果实应该是伴随着甘丹颇章王朝而来的“春都杰措”即民众大会。因此，在少年达赖喇嘛的精神里，孕育的许多适于西藏现实的发展计划中，都以民主政体的建立为基础。一九五二年执政不久的尊者，就成立了列居列空，即改革委员会，详细地讨论了如何在西藏建立民主制，减免赋税和债务等等。然而，中共的入侵，使西藏失去了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良机。
被迫流亡途中，中共解散了西藏噶厦政府，于是，尊者在山南隆子宗，宣告成立了临时政府，山穷水尽之时，延续了甘丹颇章王朝政权。1959年4月，到达印度默苏里后，正式成立噶厦政府，为后来实现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制，筑起了立足之地。
1960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藏人抗暴周年纪念声明时，正式宣布西藏流亡社会实施民主制。9月2日，成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民众议会，即“藏人代表委员会”。议会制定了平等地选拔使用干部制度，取缔了旧西藏的世袭制，并收回旧西藏的所有封爵。
尊者达赖喇嘛首先从自己做起。为了正式脱离神权统治，1961年，在《西藏宪法草案》中，坚持加入了一项崭新的规定：国民大会三分之二票数，可以解除达赖喇嘛的职权。
1963年，西藏民众议会颁布了民主宪法——《流亡藏人宪章》。宪章规定：人们拥有言论、信仰、及集会的自由，并在宪章里详述了流亡政府的工作指导方针。
1990年5月，由达赖喇嘛尊者任命的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和第十届议会同时辞职。分布在印度次大陆和其他33个国家的流亡藏人，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程序，选举产生了扩大的第十一届议会，并产生了由政府部长组成的新内阁。
2001年9月，在尊者的主张下，流亡藏人直接选举产生了流亡政府首相——噶伦赤巴，并有权向议会提出内阁候选名单，由议会通过后正式任命。
西藏流亡政府由最高司法机构、人民议会、最高行政机构（噶厦）三权分离的方式组成。另设有审计总署、公务员考核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等独立机构。最高行政机构噶厦之下分设七个部：宗教与文化事物部，内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卫生部，安全部，外交与新闻部。各部门主管，由民主选举产生，并采取轮换制。
流亡社区里，不同思想和背景的人们，还可以自由地组织不同性质的团体。比如西藏青年会，前政治犯“九• 十三”运动组织，西藏全国民主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西藏妇女会等，都可以直接挑战政府的观点、政策，甚至达赖喇嘛尊者的主张。
五十年来，达赖喇嘛尊者坚实地建立了一个民主政体，使流亡政府的管理工作，臻于完善和成熟，经得起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和批评，代表着境内、外藏人的心愿。这一政治贡献，将随着时间的积累，不仅越来越利益一代又一代藏人，也先驱般地提醒着同在中共治下的中国民众，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了！
文/朱瑞
目录
序言
一、文化贡献
1、民主贡献
2、难民社区贡献
3、宗教贡献
4、教育贡献
5、藏医藏药的贡献
8、新闻、出版，建筑，绘画，藏戏，歌舞的贡献
二、人类贡献
1、藏人的幸运
2、汉人的幸运
4、著作和荣誉
写在后面
序言
拥挤在白皮书1里的陈旧信息，牵强附会的对比和空洞的数字，都淋漓尽致地暴露了中共官僚们对西藏文化的无知认识和错位理解。更让人贻笑大方的是他们竟自喻为西藏文化的保护者！
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在今天的中国，都出现了断层。不说宗教，哲学，教育，艺术，新闻……怎样被蹂躏成了远离世界文化的一种孤立和丑陋的存在，单说政治，已完全堕落成了对人类和平的威胁：对外，支持所有的独裁政权；对内，在承诺改善人权的2008年，枪杀、追捕三月和平抗暴的藏人，掩饰瓮安事件真相，刑罚无辜……，尤其是对《零八宪章》异议人士的抓捕和传讯……显而易见地暴露了中共政权末日般的疯狂和反文化的本质。
中国纵然如此，中共控制下的西藏文化，怎能被保护？1959年以后，西藏文化出现了比中国更加严重的断层：深如海洋、独一无二的西藏文明，被看做是落后的，黑暗的，甚至必须划清界线；珍宝一样衔接着历史与未来的西藏学者被监禁；重要的节日和风俗被取缔；古老的寺庙建筑被拆毁，佛像被砸碎，经书被焚烧，僧人、尼姑被毒打，甚至枪杀；尤其是今天对西藏寺院的军管，开始了公开地与西藏文化之魂对峙。同时，胡锦涛执政以来，在西藏变本加厉地破山挖矿，开湖建坝，残酷地制造了第二次藏民族大迁徙，有目的、有计划地破坏西藏文化的物质依赖，毫不顾及西藏高原是亚洲诸大河流的发源地，保护那里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整个亚洲福祉的事实，把西藏沦为玩弄权术、施展强权的试验基地。
“1959年以来，藏人从没有中断过逃亡，即使在文革最惨烈时期，也有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出走印度。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从1993年以来，平均每年有2500到3000名难民到达联合国难民署设立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 2
他们背着糌粑、佛像、经书，爬过一座又一座大雪山，有的冻掉了脚趾、手指、割断了双腿，有的死在中共的枪下。可是，囊帕拉的枪声清晰地证明了，这条延续自己文化、寻求达赖喇嘛尊者庇护的苦难之路，从来都没有中断。
各族群之间的文化，没有进步和落后之分，也没有阻碍和发展之分，只有相同和不同之分。“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这是享誉世界的英国浪漫主义先驱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著名诗句。是的，我们的社会模式不是绝对的。古老的西藏文明，提醒和引导着人类，去凝视另外的生存方式，思考人和大自然的亲缘关系，为人类拓开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然而，从上一代和自身的经验中，今天的藏人不仅清晰地看见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正在被迫走向衰亡，同时，也看见了汉地的堕落正在毫无遮拦地向西藏高原蔓延。未来是可怕的，他们思念自己的文化。“我也许就是像你一样的一只苍蝇？你也许就是像我一样的一个人？”远在英格兰的布莱克，神秘地道出了西藏文化中尊重一切生命，与万物和谐共存的境界。可是，那个文化在哪里？
“让达赖喇嘛回家！”这声音有如海啸，在西藏史，中国史，和世界史中起伏。然而，中共官僚集团充耳不闻这绵延千里、跌宕而来的思念，居然在《白皮书》里写道：
“达赖集团和一些西方反华势力自己享受着现代文明和文化的成果，却以‘保护西藏文化’为名，要求藏民族和西藏文化永远停留在中世纪状态，成为活化石，这显然是别有用心，是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不会答应的。”
早在《流亡中的自在》里，达赖喇嘛尊者就说过，“我尤其感到兴趣的是日本达到极大的物质成就，却没有丧失历史文化与价值的视野。”这句话，一方面赞美科学的发展带来了物质文明，另一方面，赞美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发展，滋养了人们的精神。尊者始终如一地对科学有着强烈的兴趣，甚至探索了次原子物理、宇宙论和生物学（包括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等方面。他鼓励展开佛学和科学之间的对话，甚至多次创造条件，使世界上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们和精进的佛教领袖，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交流，努力地使物质和精神和谐地并存在一个层面。
否定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文化的贡献，就否定了一个时代。事实上，在白皮书宣称达赖喇嘛尊者“……从未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出过一点力、作过一点贡献……”的时候，在南亚次大陆，西藏文化的长链，已融入二十一世纪，并被喻为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文化贡献
1、民主贡献
“我力劝政府排除古老的，无生产力的作为，决心把西藏推进二十世纪。”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始于久远的聂赤赞普时代，尽管在松赞干布和赤热巴巾时期都得到了发展，但是，她的果实应该是伴随着甘丹颇章王朝而来的“春都杰措”即民众大会。因此，在少年达赖喇嘛的精神里，孕育的许多适于西藏现实的发展计划中，都以民主政体的建立为基础。一九五二年执政不久的尊者，就成立了列居列空，即改革委员会，详细地讨论了如何在西藏建立民主制，减免赋税和债务等等。然而，中共的入侵，使西藏失去了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良机。
被迫流亡途中，中共解散了西藏噶厦政府，于是，尊者在山南隆子宗，宣告成立了临时政府，山穷水尽之时，延续了甘丹颇章王朝政权。1959年4月，到达印度默苏里后，正式成立噶厦政府，为后来实现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制，筑起了立足之地。
1960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藏人抗暴周年纪念声明时，正式宣布西藏流亡社会实施民主制。9月2日，成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民众议会，即“藏人代表委员会”。议会制定了平等地选拔使用干部制度，取缔了旧西藏的世袭制，并收回旧西藏的所有封爵。
尊者达赖喇嘛首先从自己做起。为了正式脱离神权统治，1961年，在《西藏宪法草案》中，坚持加入了一项崭新的规定：国民大会三分之二票数，可以解除达赖喇嘛的职权。
1963年，西藏民众议会颁布了民主宪法——《流亡藏人宪章》。宪章规定：人们拥有言论、信仰、及集会的自由，并在宪章里详述了流亡政府的工作指导方针。
1990年5月，由达赖喇嘛尊者任命的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和第十届议会同时辞职。分布在印度次大陆和其他33个国家的流亡藏人，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程序，选举产生了扩大的第十一届议会，并产生了由政府部长组成的新内阁。
2001年9月，在尊者的主张下，流亡藏人直接选举产生了流亡政府首相——噶伦赤巴，并有权向议会提出内阁候选名单，由议会通过后正式任命。
西藏流亡政府由最高司法机构、人民议会、最高行政机构（噶厦）三权分离的方式组成。另设有审计总署、公务员考核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等独立机构。最高行政机构噶厦之下分设七个部：宗教与文化事物部，内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卫生部，安全部，外交与新闻部。各部门主管，由民主选举产生，并采取轮换制。
流亡社区里，不同思想和背景的人们，还可以自由地组织不同性质的团体。比如西藏青年会，前政治犯“九• 十三”运动组织，西藏全国民主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西藏妇女会等，都可以直接挑战政府的观点、政策，甚至达赖喇嘛尊者的主张。
五十年来，达赖喇嘛尊者坚实地建立了一个民主政体，使流亡政府的管理工作，臻于完善和成熟，经得起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和批评，代表着境内、外藏人的心愿。这一政治贡献，将随着时间的积累，不仅越来越利益一代又一代藏人，也先驱般地提醒着同在中共治下的中国民众，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了！
2009年3月4日星期三
Chinese writer refutes Beijing's White Paper on Tibetan culture
Phayul[Tuesday, March 03, 2009 00:09]
Something worse than cultural genocide is taking place in Tibet under China, says Canada-based Chinese writer who once worked in Tibet as an editor of a Chinese language magazine
By Phurbu Thinley
Dharamsala, March 3: Not only cultural genocide is taking place in Tibet, what China is doing there is causing rampant and irreparable damage to Tibet’s delicate environment that holds Tibetan people’s unique way of life, according to a Canada-based Han Chinese writer.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ot only destroyed thousands of centuries-old 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interfered in their practices; it is now causing rampant destruction to Tibet’s fragile eco-system thereby endangering the very setup of the Tibetan people’s traditional and cultural way of life,” said Ms Zhu Rui, who at one time worked in Tibet as an editor of a Chinese language magazine for Beijing Government.
“Thousands of Tibetan nomadic tribes are already being forced to resettle into permanent houses under state-sponsored program to make way for China’s ambitions and self-fulfilling interests,” she said.
“China’s irresponsible actions in Tibet are silently but fast eroding Tibetan people’s rich cultural values,” Zhu added.
Zhu was speaking at a press conference on Saturday where she launched a book titled - “Response to White Paper.”
On September 25, 2008, months after massive unrest broke out in Tibet, China issued a white paper o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Culture”. China maintained that the white paper was launched to “acquaint the world with its efforts o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culture” and to refute “the charge of Cultural genocide in Tibet.”
The exiled Tibetan leader the Dalai Lama has in recent time occasionally raised strong concerns about a cultural genocide taking place in his Himalayan homeland.
The white paper,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Chinese State news agency Xinhua, refuted the charge of ‘cultural genocide’ in Tibet as a lie “fabricated by the 14th Dalai Lama and his cohorts,” and exposed the “deceptive nature of the cultural autonomy they clamour for”.
“The 14th Dalai Lama and his clique fled abroad nearly half a century ago, and have never made any efforts for or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culture," the white paper said.
Published by the 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 (TWA), Zhu’s book is writte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onsists of two parts. While the first part, according to TWA, speaks on the preservation of Tibetan cult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democracy, the development of its system of education, the renaissance of Tibetan medicine, Tibetan architecture and the arts in the exile Tibetan community;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ibet’s contribution to human society, including its classical texts and their commentaries.
“Zhu’s ‘Response to the White Paper’ is essentially a humble dedication to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to all the Tibetans in suffering,” said Dr B Tser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women’s association based in Dharamsala.
“The author hopes that in writing about these things, the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Han) people will understand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s contribution to both Tibetan culture and the world at large,” Tsering added.
Describing the book as an unprecedented and much ground-working research work of a Chinese writer, TWA hopes it could set the “benchmark to the Chinese people’s penitence to the Tibetan National.” The book contains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he miracles achieved in exile under the indomitable leadership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sering remarked.
Zhu Rui was born in northeastern China and is now based in Canada. Prior to that she lived and worked in Tibet from 1998 to 2001. While in Tibet she worked as the editor of the official Chinese language magazine “Tibetan Literature”.
In Tibet, Zhu also worked sided by side in the same office with eminent Tibetan writer activist Woeser, who is now self-exiled in Beijing after authorities found that her works contained sympathetic references to the Dalai Lama.
In her recent article, Zhu, who once used to zealously vilify the Dalai Lama as "a flayer of human skin, a demon who picked flesh from human bones", said her whole attitude towards Tibetan people and their exiled leader the Dalai Lama changed after she chanced upon an opportunity to travel to Tibet and came across a seemingly serene and peaceful looking image of the Dalai Lama.
Coming to Dharamsala to work on her latest book, Zhu said, she was overwhelmingly impressed after she observed the incredible efforts made by Dalai Lama in preserving and developing Tibetan cultural values and at the same time successfully introducing and promoting vibrant democracy, including the freedom of the media in the exile Tibetan community.
The exile community has not only set up educational, monastic and cultural centres to preserve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which is endangered in their homeland, but is effectively promoted around the world, Zhu said.
According to h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inspired by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Dalai Lama and Tibetan people to the world in promoting human values. “Numerous international honour and awards conferred on the Dalai Lama are natural testimony to this,” Zhu said.
Such progresses are entirely contrary to what China is accusing the Dalai Lama and his groups of doing otherwise in the so-called white paper, Zhu said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When she first learnt of the white paper last year, Zhu said she at first felt relieved thinking that China had finally realized the need to preserve and sincerely promote Tibetan culture from its side.
But looking into the paper in more detail, Zhu said, she found that the document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mere propaganda work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fulfill its own ulterior motive as usual.
Hence, she said, she had wanted to file a fitting and timely response to the white paper. The mission brought her to India. Over a period of Time, Zhu says she interacted extensively with numerous prominent and common Tibetan exiles, and those who are newly arrived in India after escaping from Tibet.
Zhu says her ‘Response to the White Paper’ is the result of her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working in Tibet for Chinese government accompanied with matching response she received from her Tibetan interviewees in exile.
Zhu now says she remains fully convinced when she said, “what China is doing in Tibet is far worse than the severe accusations and defamations that it has labeled against the Dalai Lama and exile Tibetans in the white paper.”
She says her book is an effort to reach out to her Chinese brethrens, who, she says, largely remain ignorant of the truths about Tibet.
In doing so, Zhu says she is not bothered by numerous online attacks posted against her by Chinese bloggers, often calling her a “traitor”.
“Many of these bloggers are either who are one-sidedly follow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official line or others who are not aware of the real issue of Tibet,” Zhu said.
Meanwhile, Zhu hopes Tibetans will remain intact with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further continue to strengthen ways to preserve it and make greater strid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is, she feels, will prove productive for Tibetans in their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the long run.
“And all I can do is to keep on writing more and more to help Chinese to learn and better understand about Tibet and its rich and valuable cultural traditions,” Zhu said.
After the March 2008 unrest in Tibet, Zhu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on the internet, which, among others, include: "Why Tibetans want to protest", "The Army, Machine Guns and Bullet, not control the Hearts of Tibetans", "Invite the Dalai Lama", "Write to Chinese", "Hope of Tibet" and "Hope the One in Power Doesn't Miss the Opportunity".
转载：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23983&article=Chinese+writer+refutes+Beijing's+White+Paper+on+Tibetan+culture
Something worse than cultural genocide is taking place in Tibet under China, says Canada-based Chinese writer who once worked in Tibet as an editor of a Chinese language magazine
By Phurbu Thinley
Dharamsala, March 3: Not only cultural genocide is taking place in Tibet, what China is doing there is causing rampant and irreparable damage to Tibet’s delicate environment that holds Tibetan people’s unique way of life, according to a Canada-based Han Chinese writer.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ot only destroyed thousands of centuries-old 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interfered in their practices; it is now causing rampant destruction to Tibet’s fragile eco-system thereby endangering the very setup of the Tibetan people’s traditional and cultural way of life,” said Ms Zhu Rui, who at one time worked in Tibet as an editor of a Chinese language magazine for Beijing Government.
“Thousands of Tibetan nomadic tribes are already being forced to resettle into permanent houses under state-sponsored program to make way for China’s ambitions and self-fulfilling interests,” she said.
“China’s irresponsible actions in Tibet are silently but fast eroding Tibetan people’s rich cultural values,” Zhu added.
Zhu was speaking at a press conference on Saturday where she launched a book titled - “Response to White Paper.”
On September 25, 2008, months after massive unrest broke out in Tibet, China issued a white paper o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Culture”. China maintained that the white paper was launched to “acquaint the world with its efforts o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culture” and to refute “the charge of Cultural genocide in Tibet.”
The exiled Tibetan leader the Dalai Lama has in recent time occasionally raised strong concerns about a cultural genocide taking place in his Himalayan homeland.
The white paper,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Chinese State news agency Xinhua, refuted the charge of ‘cultural genocide’ in Tibet as a lie “fabricated by the 14th Dalai Lama and his cohorts,” and exposed the “deceptive nature of the cultural autonomy they clamour for”.
“The 14th Dalai Lama and his clique fled abroad nearly half a century ago, and have never made any efforts for or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culture," the white paper said.
Published by the 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 (TWA), Zhu’s book is writte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onsists of two parts. While the first part, according to TWA, speaks on the preservation of Tibetan cult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democracy, the development of its system of education, the renaissance of Tibetan medicine, Tibetan architecture and the arts in the exile Tibetan community;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ibet’s contribution to human society, including its classical texts and their commentaries.
“Zhu’s ‘Response to the White Paper’ is essentially a humble dedication to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to all the Tibetans in suffering,” said Dr B Tser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women’s association based in Dharamsala.
“The author hopes that in writing about these things, the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Han) people will understand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s contribution to both Tibetan culture and the world at large,” Tsering added.
Describing the book as an unprecedented and much ground-working research work of a Chinese writer, TWA hopes it could set the “benchmark to the Chinese people’s penitence to the Tibetan National.” The book contains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he miracles achieved in exile under the indomitable leadership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sering remarked.
Zhu Rui was born in northeastern China and is now based in Canada. Prior to that she lived and worked in Tibet from 1998 to 2001. While in Tibet she worked as the editor of the official Chinese language magazine “Tibetan Literature”.
In Tibet, Zhu also worked sided by side in the same office with eminent Tibetan writer activist Woeser, who is now self-exiled in Beijing after authorities found that her works contained sympathetic references to the Dalai Lama.
In her recent article, Zhu, who once used to zealously vilify the Dalai Lama as "a flayer of human skin, a demon who picked flesh from human bones", said her whole attitude towards Tibetan people and their exiled leader the Dalai Lama changed after she chanced upon an opportunity to travel to Tibet and came across a seemingly serene and peaceful looking image of the Dalai Lama.
Coming to Dharamsala to work on her latest book, Zhu said, she was overwhelmingly impressed after she observed the incredible efforts made by Dalai Lama in preserving and developing Tibetan cultural values and at the same time successfully introducing and promoting vibrant democracy, including the freedom of the media in the exile Tibetan community.
The exile community has not only set up educational, monastic and cultural centres to preserve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which is endangered in their homeland, but is effectively promoted around the world, Zhu said.
According to h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inspired by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Dalai Lama and Tibetan people to the world in promoting human values. “Numerous international honour and awards conferred on the Dalai Lama are natural testimony to this,” Zhu said.
Such progresses are entirely contrary to what China is accusing the Dalai Lama and his groups of doing otherwise in the so-called white paper, Zhu said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When she first learnt of the white paper last year, Zhu said she at first felt relieved thinking that China had finally realized the need to preserve and sincerely promote Tibetan culture from its side.
But looking into the paper in more detail, Zhu said, she found that the document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mere propaganda work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fulfill its own ulterior motive as usual.
Hence, she said, she had wanted to file a fitting and timely response to the white paper. The mission brought her to India. Over a period of Time, Zhu says she interacted extensively with numerous prominent and common Tibetan exiles, and those who are newly arrived in India after escaping from Tibet.
Zhu says her ‘Response to the White Paper’ is the result of her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working in Tibet for Chinese government accompanied with matching response she received from her Tibetan interviewees in exile.
Zhu now says she remains fully convinced when she said, “what China is doing in Tibet is far worse than the severe accusations and defamations that it has labeled against the Dalai Lama and exile Tibetans in the white paper.”
She says her book is an effort to reach out to her Chinese brethrens, who, she says, largely remain ignorant of the truths about Tibet.
In doing so, Zhu says she is not bothered by numerous online attacks posted against her by Chinese bloggers, often calling her a “traitor”.
“Many of these bloggers are either who are one-sidedly follow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official line or others who are not aware of the real issue of Tibet,” Zhu said.
Meanwhile, Zhu hopes Tibetans will remain intact with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further continue to strengthen ways to preserve it and make greater strid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is, she feels, will prove productive for Tibetans in their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the long run.
“And all I can do is to keep on writing more and more to help Chinese to learn and better understand about Tibet and its rich and valuable cultural traditions,” Zhu said.
After the March 2008 unrest in Tibet, Zhu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on the internet, which, among others, include: "Why Tibetans want to protest", "The Army, Machine Guns and Bullet, not control the Hearts of Tibetans", "Invite the Dalai Lama", "Write to Chinese", "Hope of Tibet" and "Hope the One in Power Doesn't Miss the Opportunity".
转载：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23983&article=Chinese+writer+refutes+Beijing's+White+Paper+on+Tibetan+culture
2009年3月3日星期二
Tibet's Unlikely Defender: A Chinese Journalist's Change of Mind
By Rebecca Novick, Contributo
Photo by Lhakpa Kyizom
It's standing room only in the modest hall of the Dharamsala Welfare Office. People are sitting cross-legged on the floor, so tightly they're almost in each others' laps. The over-flow has spilled out onto the street. Monks peer in through the windows. Tibetan exil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this rustic mountain community have come to hear a talk by a Chinese journalist. Sitting at a table next to her Tibetan translator is a soft-spoken Chinese woman with an easy smile with the look of someone quietly sure of her truth. She begins to talk about her time spent in Tibet, her appreciation of its culture and her affection for its people. A youthful 48, Zhu Rui seems perfectly at ease before her first Tibetan audience.
The expressions on the faces in the room begin to change from guarded skepticism to rapt attention as the audience hears words that none of them ever expected from a Chinese national. During the Q & A, the questions come thick and fast -- "How can we improve Tibetan-Chinese friendship?"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China's historical claim to Tibet?" One Tibetan man asks about Zhu Rui's impressions from meeting the Dalai Lama. She describes how the room in which they met was uncomfortably cold because the air conditioner was set too high. Instead of asking his attendant, the Dalai Lama had gone over and turned it down by himself. A simple act, that to Zhu Rui, spoke volumes about him as a person and a leader. "If Hu Jintao did this instead of delegating the task to a subordinate, Chinese people would be totally shocked!" she joked, evoking an enthusiastic round of applause. Zhu Rui (pronounced too ree) has met the Dalai Lama twice now. "He has such simplicity," she says, "which is why many Chinese leaders don't understand him. They are much too complicated.”
In China, the media is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Journalists working for Chinese media who want to visit Dharamsala in any official capacity have to apply for a permit. Rarely, if ever, is it granted. One Chinese journalist said, "I have applied many times for a permit to Dharamsala but it's always denied. They say it's for my own security." Although she had felt very at home in Tibet, Zhu Ru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in Dharamsala; the stronghold of the so-called Dalai Clique. All she had heard was that there were Tibetan terrorist groups operating there, and about one of their most notorious ringleaders -- the red headband-wearing "radical" Tenzin Tsundue.
But Zhu Rui found the town to be quite different from its reputation in the Chinese media. "Anybody you run into on the street immediately becomes your friend as soon as you start talking with them," she says. When she finally met Tenzin Tsundue, she admitted that she thought she might be taking her life into her hands. But instead of a terrorist, she found a poet and community organizer with a Gandhian commitment to non-violence.
While the Tibetan community seems to have embraced Zhu Rui with open arms, she has been less warmly received by some of her fellow countrymen. A Canadian citizen based in Calgary, Alberta, Zhu Rui has been advised by her close friends not to return to China for her own safety. Some of the strongest reactions she has received have come in response to a letter she wrote to the Dalai Lama that she posted on her blog. The letter begins: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my impression of you in my childhood and youth was that you were a flayer of human skin, a demon who picked flesh from human bones. From this point alone, you have probably guessed that I am Han Chinese.
Zhu Rui continues the letter with a declaration of her respect for Tibetan culture and her concern about what she views as China's colonial presence in Tibet. She speaks of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people demanding a resolution of the Tibet problem by means of respect, tolerance, consultation and dialog, and ends: From a Han who sympathizes with the suffering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who has limitless respect for you: Zhu Rui.
Some of the comments she received to this posting were so vilifying that she can't bring herself to describe them. "Traitor" is one of the milder names she's been called. Yet Zhu Rui is convinced that her detractors do not represent the majority, and that there is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who admire the Dalai Lama and are sympathetic to the aspirations of Tibetan people.
In the grounds of Shungtsep Nunnery, she talks about her journey from critic of Tibetan society to one of its most passionate advocates. "I have been through such a transformation," she says, "I want to tell every one what I saw and what I heard, even if it's just to a single Chinese person." She has come to Dharamsala to complete a book called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Dalai Lama to Tibetan Culture and Humanity. The book is a respons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White Paper on Tibet that was published in June 2008. (China recently published another White Paper on Tibet.) In the foreword to her book, she writes that she was "astonished to see that the White Paper on Tibet was filled with hackneyed phrases, far-fetched comparisons and shrewd lies."
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northeast China, Zhu Rui used to attend meetings called recalling the bitterness and thinking about the sweetness. "In the meetings, we used criticize the Dalai Lama as the symbol of serfdom and we had to eat a kind of food that we were told was eaten by the serfs in old Tibet. It tasted awfully bitter. I used to really pity those poor Tibetans." She laughs at the memory.
In the late 1980s she read some books that aroused her curiosity, such as Seven Years in Tibet by Heinrich Harrer. She found herself desperately wanting to visit Tibet, and to see what it was like for herself. In 1997, she traveled there as a tourist. On her way east, she arrived at Kumbum Monastery where she saw pilgrims performing full-body prostrations on big flat wooden boards. "I was really amazed that there were still people with such devotion in this world," she recalls, "because there are no longer such things in China."
Before this, Zhu Rui had never even seen a photo of the Dalai Lama. "When I saw his picture for the first time, I couldn't believe my eyes -- that this was the man who we'd criticized for the last 50 years, the man who in my imagination was a monster. It was astonishing for me to see his face, so full of kindness."
While she was in Lhasa, she asked a Chinese restaurant owner for directions to the Tibetan quarter. He warned her that it was too dangerous to got there because it was "full of Tibetans". Zhu Rui didn't heed his advice, and she found herself drawn again and again to the Tibetan neighborhoods of the city. "I just felt at ease there," she says. Zhu Rui didn't know it, but she had arrived in the capital towards the end of a decade of sporadic popular unrest. One day in March, she saw a man shouting "Free Tibet!" in the street. She remembers the question rising in her mind: I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liberated Tibet, why is this man shouting for freedom? Many years later she would explore this question more deeply in her article published after the 2008 demonstrations in Tibet called Why Tibetans Protest.
In 1999, Zhu Rui accepted an offer to work as a writer and editor for a magazine of the Tibet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 in Lhasa. She began to meet Tibetan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became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the life storie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who remembered what life was like before the Chinese takeover. At first, they were reluctant to speak with her, but she eventually began to win their trust. "When they were telling me their stories, they were very sincere and genuine," she says. "I just felt very close to them."
She came to befriend a number of people who had formerly been members of the aristocracy. "It was such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me to listen to their stories; those Tibetans who in earlier times were criticized for being serf-owners. I had been taught that they were the exploiting class, but their personal histories we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what I'd learned. It was from them that I came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kindness."
While Zhu Rui was vacationing at some hot springs, she met some local people and was shocked at the poverty she saw. "Their houses were near to collapse," she recalls. But what surprised her even more was what they told her about life in Tibet before the Chinese takeover in 1959. "They said that in earlier times, even ordinary farmers used to live in three-story buildings -- the kind made from stone with the top floor used as a family prayer hall, the family house on the middle floor and the ground floor for the livestock. They never ran short of food, they had plenty of yaks and sheep. They were really pretty satisfied with their lives back then. Thi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what we read in text-books and what we're told."
Zhu Rui sees Beijing's announcement of March 28th 2008 as Serf Liberation Day, commemo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dissolution of the Tibetan parliament, as a provocative move. "I think that it's a well-planned scheme aimed at escalating the resentment and anger. When this resentment reaches a boiling point, then they have an excuse for responding with force." When the March 2008 demonstrations erupted in Tibet, Zhu Rui was not surprised. "I understood what it was all about--the pain in the hearts of the Tibetans. I found it so absurd when the Communist Party accused the Dalai Lama of inciting the protests."
Zhu Rui believes that China's government is less robust than it appears. "People are becoming desperate under this kind of rule. They are protesting all over China, not just inside Tibet." When asked what she thinks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present leadership, Zhu Rui doesn't hesitate. "The will of the people," she says.
Though not a practicing Buddhist, she wonders if she has a karmic connection with Tibet from a previous life. "As a writer, I feel that Tibet is my home. I miss it all the time. Whenever I hold a pen, it is all about Tibet. I won't write about anything else but Tibet until the end of my life."
It was dark by the time Zhu Rui finished her talk at the Welfare Office hall. Her route back to the nunnery took her down a small path that winds for ten minutes through the woods. The man who made sure that she returned safely, lighting her way with his flashlight? The feared terrorist of her imaginings -- Tenzin Tsundue.
Interview translation by Tenzin Losel. Rebecca Novick is a writer and the founding producer of The Tibet Connection radio program. She is currently based in Dharamsala, India.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tibets-unlikely-defender_b_169372
前政治犯洛俄登巴
我和洛俄登巴（左二）在恒河之岸
文/朱瑞
1
开始，我根本没有注意到洛俄登巴的存在，尽管他的块头很大，尽管他穿着耀眼的僧服，尽管我们几乎睡在一起，我还是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一定有人吃惊了，为什么一个女子和僧人几乎睡在一起？
说来话长。那是法王将启程瓦拉纳西讲经的时刻，一位早已说好负责我在瓦拉纳西食宿的台湾阿尼突然告诉我，她预定的旅馆出了问题。显然，到了我自己解决住宿的时候了。就立刻向朋友们求援，回答也几乎是立刻的：“事到如今，连瓦拉纳西的牛棚也预定空了啊！”
走投无路中，想起“九十三前政治犯运动组织”的负责人阿旺维巴曾提出帮助我买去瓦拉纳西的火车票。或许他也有办法找到住处吧？这么想着，就打了电话。阿旺维巴先生爽快地答应了，甚至说，他预定了两个房间呢！
在瓦拉纳西，我奇妙地发现阿旺维巴先生预定的两个房间，一间是废弃的厨房，诺大的灶眼和不时掉下的泥土是房里唯一的可见物；另一间，除了四张席地而放的垫子以外，更是一无所有，连电灯的开关都没有，任其自亮自灭。常常地，在需要光亮的时候，电没了。在不需要光亮的深夜里，电足足的，光芒四射，害得我即睡不着，又醒不来。
第一个晚上，当我和阿旺维巴先生同行的六位前政治犯中的四位睡在一起（另外两个睡在那个厨房）时，曾发誓：一定另找住处！
天一亮，我就出门了。一位苗条美丽的新加坡女子迎面而来。她说，她刚下火车，可否推荐一个可以住的地方？她说，她找了一个早晨了，只发现一间挨着牛棚的房子。“可是，那牛叫个不停。”她说。
2
就死心塌地和前政治犯们呆在了一起。洛俄登巴是住在厨房的两人中的一个。一天晚上，我正在打字，洛俄登巴进来了，尽管我始终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可是，他走近了我，还递来一张CD。我的电脑屏幕上就出现了西藏的大山大川。洛俄登巴指着两座藏式的平顶房子说：“这是我姐姐的家，那是我的家……”
他盘坐在我的身边，习惯性地左腿落在右腿的上面，食指和拇指中间捏着鼻烟。
“这是哪里？”我问。
“甘孜。”他轻声地说着家乡的名字，“这个山里有金子，”他伸开了双腿，换了一个姿势，往电脑前挪了挪，吸完了最后的鼻烟，指着一座西藏特有的浅褐色山脉的另一半，那里，被剥去了皮的山峦，怪异地裸着灰色的岩石，似乎每个细胞都在痉挛地疼痛着。
“他来了。”他说。
“谁来了？”我问。
“挖金子的，都是汉人，藏人一个也没有。”他的眼睛在这时，很像窗外那些失去了阳光的植物，无精打采的。
3
洛俄登巴分不清汉语中你、我、他。不管什么，一头牛，一条狗，一只猫，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走来，都说：“他来了！”甚至饭熟了，也说，“他来了！”
“他熟了。”我纠正道。
“他熟了。”他重复着，拿起刚刚在路边的摊床上买来的小镜子，照了起来，照他那两撇上翘的胡须，还有下唇中间，一撮精心削剪的山羊胡子。我笑弯了腰：“你呀，简直比我这个俗人还俗！”
只有我这个女人不照镜子，都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鬼了。知道我的脸上尽是蚊子叮咬的坑坑洼洼，还是从照片上发现的。开始，我以为相机出了毛病，认真地擦了好一会儿镜头。可新照片还是老样子。因此，一见到熟人，我就跑；不跑，怕人家先跑。
终于见到了那位英国记者，我没跑，因为我们约好了在瓦拉纳西相互帮助。现在，她说，她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尽管到西藏大学的讲经中心有三十多里的路程，可是，值，有热水，有卫生间。是的，她清洁得一如女王。她请我和她住在一起，并说，我们两人平分的话，每人每晚不到四美元。我立刻表示今晚就和阿旺维巴商量，还把她带到了我居住的房间，取了洗头和洗澡的一切用品，去了她的旅馆。
当我清清爽爽地回来时，天已黑了，没有斧头的天空，月亮弯成了一把廉刀，天地清澈如洗，柔软而美丽。前政治犯们正坐在门前吸着鼻烟呢，见到我，都站了起来。“他熟了。”洛俄登巴说。
尽管我已吃过了，可大家劝我尝尝。就尝了尝。啊，清淡而香味时足的素“天图”！
“谁做的？”我问。
“我做的。”洛俄登巴说。
“我做的。”索巴说。
“我做的。” 达瓦索朗说。
索巴和达瓦索朗都是因为高喊“西藏独立”而入狱的。两人被判了五年徒刑，曾关押在同一座监狱里。他们自嘲是同班同学。同班同学，有着同样的爱好，都满足于整天喊我：“朱瑞，你唱个歌吧！”“朱瑞，你洗碗吧！”“朱瑞，你做饭吧！”现在，他们又说，“朱瑞，你不信吗？”
“到底是谁做的？”我看着一声不响的洛俄登巴。
“明天，你好好地看，你看吗……”洛俄登巴认真起来了。
就终于没敢说出搬家的计划，尽管我知道那位英国女记者会有几分失望。
4
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洛俄登巴进入了前政治犯阵营。我问过阿旺维巴，问过索巴，问过达瓦索朗，问过扎巴丹培，问过列夏达钦，大家都赖得回答。洛俄登巴就更不会告诉我了，这会儿，他又拿起了那个小镜子，左照右照。
“胡子全部刮掉算了！”我说。
“这不能。”他捻着两撇上翘的胡须。
“为什么？”我看着他。
“好看。”他从镜子里转过了目光。
在洛俄登巴心中，我除了整天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以外，还是一个女人，当然，不是因为他作为男人，才想到我是女人。女人的代名词，在他的心中，就是弱者，而我已弱得与所有的好时光都无缘了。
“噢，好漂亮，”他看着十年前我在布达拉宫前的照片，“我是说，你的过去。”
“现在呢？”我逗他，“老了？”
他把食指和拇指间的鼻烟悬在了半空，深沉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洛俄登巴果然盘坐在了煤气灶前，先切土豆，又切西红柿，还剥了几粒豌豆。素淡清爽的“天图”，让我这个不喜欢肉的人，吃也吃不够。
“这个，吃多了不行。”他真的担心起来了。
5
“我不该叫你名字。”有一次，洛俄登巴听到达瓦索朗直呼我的名字时，说话了，“叫你阿佳吧！”
“阿佳，我帮你洗碗。”
“阿佳，你的包我背。”
“阿佳，你的眼镜！”
当我打开书或电脑的时候，他总是拽出袈裟里面揉软的衣服的一角，擦一擦我的眼镜，再递过来，像守护着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
6
“朱瑞，走！”大家异口同声，没有人解释要去哪里；更没有人问我愿意还是不愿意。我趿拉着鞋子，赶紧跟上了他们。这是法王讲经结束那天。
就到了恒河边，还坐上了一条开往对岸的木船。列夏达钦买了三个塑料袋的脆米条，大家一边吃，一边喂鸽子。“咚嗵”一声，震得每个人都回过头，是洛俄登巴，已在恒河里飞一样地向岸边游去。“哪里像个僧人！”我又一次想。
岸上，一匹披挂鲜花的白马，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除了我，都轮翻骑着马照相。到了洛俄登巴时，他偌大的块头，一拽住缰绳，那马就连踢带蹬，可是，几个趔趄后，还是被他征服了。
又到了一个花花绿绿的市场，大大小小的摊位，耀眼地摆着涤纶裤子布料，合成革鞋子，塑料手镯……时髦而又廉价的东西，亮丽得我一次又一次地闭上了眼睛。我梦想着那个传统的、古老的德里市场，货真价实手工制作的柔软的皮鞋，纯棉布衣！啊，一个很窄的胡同里，终于出现了各种裙子，短上衣，纯粹的棉布，纯粹的色彩，五十卢比一件，差不多仅仅一美元！我又买衣服，又买裙子，出来时，同伙们早已没有了踪影。天渐渐地黑了，黄昏的灯光一盏又一盏地亮了起来，无奈中，我自己租了一辆回程的三轮电车。刚到西藏大学的讲经中心，一位早已说好了采访我的美国人，迎面而来。
“您有时间吗，现在？”
“有。”
“我们做了一个节目：‘2059年时，西藏会什么样？’是留给孩子们的，你的声音也会留下。可以自由地谈。”
“没有一个王朝是永恒的，中共政权，也许等不到2059年……，当独裁结束，民主到来时，新闻自由，信息透明，是中国人首先享受的权力。那时候，中国人会清晰地看到一个以共产主义政权为首的时代，在西藏犯下了怎样灭绝人性的罪行，每一个有良心，有反省能力的中国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向藏人请罪，同时，奉还属于藏人的一切……”
“你在这里！”洛俄登巴狮子一般钳住了我的胳膊。
“找了你好长时间啊！”从不生气的阿旺维巴先生，也双眉紧锁了。
“那就明……明天，接着采访吧？”美国人看傻了。
7
我们是从瓦拉纳西坐火车回来的，先到了一个叫巴唐廓的印度小镇，又转乘三个小时的汽车，才看见达兰萨拉的群山。路上，大家不停地唱歌，唱仓央嘉措，唱日月心……。在一处河水湍急的地方，还唱着歌下了车。
“朱瑞，走。”又是那句话。
两个扛着梯子的尼姑，立刻出现在车前。越过一些正在修建大桥的沙土和钢筋，我们贴近了河边，向更深处走去。在横七竖八地裸露着大石头的水面，都脱了鞋子。
“去哪里？”我问。
“过河。”大家异口同声。
达瓦索朗首先卷起裤脚，跳了下去。河水一下子没过了他的腰，衣服全湿了，而他高高的身材，显得可怜巴巴的。
“阿佳，我来扶你！”洛俄登巴说着，跳进了河里。
不仅水凉彻骨，我的脚，踩到任何一个细小的石块，都如同针扎一样。那有力的肩膀贴着一块大石头，靠了过来，手臂也向我伸开。我的身子，立时轻盈如飞。
五彩经幡出现了，在一座细细的瀑布之旁，山洞之上。原来，是一个噶玛噶举派法师曾经修行的地方，藏人每每经过，都前来表达崇敬。现在，大家把两位尼姑的梯子连在了一起，又用螺钉扣紧，洛俄登巴扛起来，首先进入了瀑布下的深潭，又把梯子竖向高处的修行洞口。而后是达瓦索朗，索巴……
挪威之声曾报道“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1月7日，对藏人索朗次旦指控，接受西藏前政治犯九•十•三运动组织指派的任务……判处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
而九十三运动组织，在我看来，和政治几乎没有什么瓜葛，倒像一个慈善机构。更让我迷惑的是，那些西藏境内的罪犯，在印度，却是安分守己，令人尊敬的一心利他的善人。
“我的家里，你来嘛！”分手时，洛俄登巴一手提着一个旅行袋，站在达兰萨拉的路边朝我喊着。
“你的电话？”我也朝他喊着，在渐渐开动的车上。
“她有了。”洛俄登巴转向路边一个买菜包子的妇人。
8
洛俄登巴的家很整洁，煤气灶擦得雪亮。电视里播着甘牧的风景和那些他喜欢唱的西藏歌曲。
“你的寺院在哪里？”我看着他这有如普通人的世界。
“南面有了，色拉贡巴。”越过玻璃窗，他指着南方，像是南方就在他的窗外。
“为什么你不在寺院？”我追问着。
“英语，这里有了。” 说着，洛俄登巴拿过一个核桃篮子，又挑出两只核桃，放在手心里，一攥，就碎了一个，而后，一粒粒地检起核桃仁，递给我：“今天，吃饭有了。”
“吃饭？”我看了看表，“怕是没有时间了。”
“饭吃了走。”他执著起来。
“古修（藏人对僧人的尊称）都为你准备好了。”邻居经过时，伸头解释了一句。
“为什么你当了僧人？”我吃起了核桃仁。
“我看到他们的衣服很好，我也是喇嘛了。”他指着自己的红色袈裟。
“怎么又变成为政治犯？”越是走近他，这个问题就越强烈地撞击着我。是什么导致了这个温和周到的人，做出了那么激烈的事情？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拿出了一叠材料，放在我的腿上，去做饭了。我看到了其中三张写着汉文的十六开纸，那是释放证。但是，没有说明他犯罪的原因。
“天图”很快地上来了。嫩绿的油菜和乳白色的面合在一起，像诗。
饭后，他陪我走到达兰萨拉的主街上，几个买菜包子的老妇人和他打着招呼，我开玩笑：“所有卖包子的人都是你的亲戚啊？”
“还有买凉粉的。他是我的老乡，从甘孜来的。”他说着，又朝路边的凉粉棚笑笑。
清风吹过，天凉了。他看了看我穿着不算太厚的裙子和上衣，说话了，“好好穿衣服，这个少了不行，你看人家，你看看。”
几个迎面而来的穿牛仔裤的人们成了我的榜样。
“房子好好的住，不干净不行。人家不让了。”他又嘱咐着。
是从我在瓦拉纳西不照镜子的细节中，他猜到了我拉里拉踏的习惯？我笑了起来，并转了话题：“为什么叫我阿佳？”
“对了，对了，你是达赖喇嘛的徒弟，我也是，所以，我叫你阿佳。”
9
达兰萨拉辨经院的高材生，藏、汉文极好的阿旺年札，帮助我终于弄清了洛俄登巴的情况：
洛俄登巴，俗名普冲伍登。九八年时，在寺院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中，因为被强行揭批达赖喇嘛，和另外四人联合起来，张贴“迎请达赖喇嘛回家”，“西藏独立”等标语。后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据说，释放后，仍然被监视和不允返回寺院。很长一段时间为了不连累家人，他和疯子，乞丐们住在一起，后翻越雪山来到达兰萨拉，在色拉寺继续出家。在每年一次的政治犯抽签中，洛俄登巴得到了成为澳大利亚公民的机会。因此，离开寺院，正在达兰萨拉学习英语。
到了澳大亚利，环境变了，他会不会变，变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与人为善的邻居，还有我一时想不起来的很多很多的角色？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唯独不会成为政治犯。
完稿于2009年2月达兰萨拉
TWA presents the insights of a Chinese Writer on Exile Tibetans
Dharamshala: [TibetPost-01-March-09]A new Chinese book written by a Chinese woman writer, Ms. Zhu Rui titled "Descriptions of the miracles achieved in exile under the indomitable leadership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published by 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 and released on 28 February at a press conference in Dharamshala, that was convened by Ms. B. Tsering, the president of Tibetan Women Association.
In September 25, 2008, the Press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Council released the ‘White Paper on Protection of Tibetan Culture’ and five months thereafter 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 deems it an honor to present Zhu Rui’s book, which is a ‘Response to the White Paper.’ This book is a result of much ground-working research and sets the benchmark to the Chinese people's penitence to the Tibetan Nation, which is hitherto unheralded. Zhu’s ‘Response to the White Paper’ is essentially a humble dedication to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to all the Tibetans in suffering.
Published by 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 Zhu’s book, written in Chinese language is in two parts and contains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he miracles achieved in exile under the indomitable leadership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While the first part is about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democracy, the development of its system of education, the renaissances of Tibetan medicine, Tibetan architecture, and the art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book is about Tibet’s contribution to human society, including its classical texts and their commentaries. The author hopes that in writing about these things, the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understand H.H. the Dalai Lama's contribution to both Tibetan culture and the world at larg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met with Zhu Rui on 30 December 2008, the Chinese writer, to answer questions regarding Tibetan relations with China. This meeting is in line with a policy His Holiness laid out before the EP in December to personally meet and understand bette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popular sentiment in China.
Writer Zhu Rui was born in northeastern China and is now based in Canada, prior to which she lived and worked in Tibet for several years (1998-2001). Zhui previously has authored a book and wrote multiple summaries during her stint as the editor of the magazine ‘Tibetan Literature.’
In March 2008 after the uprising in Tibet, Ms. Zhu Rui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on the Internet, including "Why Tibetans Want to Protest"; "The Army, Machine Guns, and Bullets, Not Control the Hearts of Tibetans"; "Write to Some Chinese"; "Invite The Dalai Lama ";" Extreme Nationalist Sentiment on both Chinese and Tibetan Communities Are Disadvantaged”; "A Letter to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Hope the One in Power Doesn’t Miss This Opportunity”; "Hope of Tibet";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Arjia Rinpoche";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the 17th Karmapa Rinpoche";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Mr. Thupten Lungrig, the Minister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End, Han is Han” and other articles.
TWA recognizes that information is best disseminated through literature and houses umpteen numbers of publications that seek to serve our goal of educating the global community, especially the Chinese nationalities about the situation, struggle and the spirit of Tibet and the Tibetan people.
The 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 (TWA) has 49 regional chapters across the globe and over 15, 000 members outside Tibet. Today, TWA is the second largest Tibetan NGO and the only women’s NGO in exile that advocates human rights for Tibetan women in Tibet, and works to empower Tibetan women in exile, in particular newly arriving refugees from Tibet.
转载：http://www.tibetpost.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016&Itemid=1
2009年3月2日星期一
略述达赖喇嘛尊者对藏汉两个民族的贡献
朱瑞摄于瓦拉那西(2009年月1月)
文/朱瑞
藏人的幸运
“……我躺在母牦牛背上，因为我还是病得无法骑马。我就是以这么尴尬的姿势,离开了祖国。”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也许尊者早已看透了这个政权的本质，才没有把他的子民送上末路，把藏民族的辉煌文明献祭给中共。他选择了流亡，率领子民，走上了一条前无古人，也许还是后无来者的漫长而艰辛的流亡之路。从此，西藏文明和文化，从烈日炎炎的南亚次大陆流向宇宙，西藏民族因循这条河而源远流长，世界因循这条河，而清凉如缕。
就这样，1959年3月17日，凸现在西藏史上，成为一座碑。
流亡之初，尊者自己还在风雨飘摇之中，就请求印度、，瑞士、英国……请求全世界，接纳那些侥幸逃过中共枪口，已穷困潦倒、奄奄一息的藏人。他站在苦难的最前沿，撑开黄色的大伞，让他的子民尽可能地躲过凄风苦雨，成功地立在这个世界。今天，这些藏人成了工程师、学者、作家、教授、职员……尊者说，“在世界各地，无论美国、加拿大，还是欧洲，藏人都是值得尊敬的群体。尽管我们不是圣人，但我们是有道德、悲心，和值得信任的民族。”6事实上，是尊者的大慈大悲，成长了现代西藏人的利他精神。
生命是不分等级的。“我几乎能与所有生物相处，除了毛毛虫，我不知道为什么能毫不犹豫地捡起蜘蛛和蝎子，也不在意蛇……”7尊者甚至为一只被遗弃的跛足小猫而心痛，他把它抱回了家，看着那只小猫躺在狗的毛茸茸的胸前睡觉，他笑了，为了生命之间的和谐。
从一开始，尊者的慈悲，就平等地分给每一位藏人：贵族、农民、牧人、僧人、尼姑、仆人、乞丐，甚至包括囚犯。他大赦了他们，就在他能够以法王的地位，第一次说话的时候。西藏的监狱空了，每个人都自由了。那一年，他十六岁，公元1950年。
为什么仅仅让一位少年面对邪恶、强大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权？为什么仅仅让一位少年，承担起那奇绝的高原的破碎？是谁认出了他忍辱负重和大慈悲、大智慧的观世音品质？是谁认出了只有这位少年才能使藏民族的精髓在血雨腥风中传播？这是西藏之迷。
有人羡慕不丹王平易近人，有规律地从路边拾起子民留下的便条。有谁了解，尊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消除等级和贫富差别？他亲自了解他的子民的喜怒哀乐。“在不知道我真正身份的情况下，和他们谈了许多话。我得知我的子民生活里所遭遇的不公；因此，只要我能使状况改变，我会尽可能去解决以帮助他们。”8
尽管尊者的日程安排紧张，但是，每次出国访问回来，尊者都会立刻接见从境内来的藏人。他鼓励年轻人接受现代教育，说：西藏的建设，需要年轻的知识分子，不过，你们不要忘记传统的佛学知识，它是西藏文化的珍宝。并且，循循地解释他的非暴力思想和中间道路的可行性，强调西藏民族特有的慈悲和利他精神。
为了安慰和帮助这些不惜生命代价，翻山越岭前来朝拜的藏人，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设立了难民接待中心，同时在尼泊尔的加得满都和印度的德里设立了分支。80年代以来，从西藏逃亡印度的难民络绎不绝，近几年每年多达三、四千人。他们一到尼泊尔首都，就可以得到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的照顾，随后由接待站护送难民到德里，直到安全抵达达兰萨拉，如愿以偿地见到尊者。并且，每个新难民还可以享受为期半年的免费医疗和生活照顾。根据个人的意愿，一般情况下，十四岁以下的孩子送入正规学校，十四岁至十八岁之间的青少年可以接受速成教育。为了学习佛教经典而流亡的僧尼，难民接待中心会根据他们所属的教派安排进入寺院或辨经学院。对其他的流亡藏人，接待中心也给予适当的安置或提供帮助。
遍布印度、尼泊尔等五十多个难民营，都留下了尊者的足迹，有的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几次。他爬山涉水，走在最偏远的乡间。有一次，尊者到南方的屯垦区视察，发现野猪和野象的出没，不仅破坏了庄稼，还毁掉了房舍，甚至死去了几个人。几年以后，当尊者在瑞士参观一处农场时，发现那里有通电的围栅，他立即详细地寻问了具体使用方法，并送给了象灾屯垦区一整套设备。
尊者还把自己的佛学讲座收入、子民的供养，以及版税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贡献了西藏流亡社会。仅在2005年和2006年，在西藏流亡政府的预算中，有尊者1，800，000卢比的个人捐款，2007年到2008年，有尊者50，000，000卢比的捐款……
达赖喇嘛尊者父亲般的关怀和慈悲，使境外的藏人度过了流亡初期的艰难岁月，使境内的藏人，伸延着忍辱的张力，坚守着非暴力的原则。
唯色在《达赖喇嘛让藏人骄傲》一文中写道：“虽然藏人不幸，在于生为藏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但藏人有幸，在于藏人因为有了达赖喇嘛，世人才知道了藏人的苦难和善良。从一个民族的角度来说，达赖喇嘛的伟大，在于他表达了这个民族最深厚的慈悲和坚忍。这是我们共有的因缘赐予我们最大的幸运和恩情，感谢三宝，从未放弃我们！”
汉人的幸运
“在我们面对共产主义这个陌生的体系的时候，如果只是奴性地追随，而不检验马克思、列宁所说的话正确与否，这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当我们处理一个不熟悉的领域时，我们必须恒常保持高度警觉。”
——摘自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在西藏民众从未间断的抗击中国暴政的起义中，2008年三月及其之后，是最大规模的一次，遍布西藏三区100多处地方。尊者及时地发表了讲话，以辞职为决心要求停止暴力，并向死难的汉人及其家属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慰问，同时也为死难者的亡灵修法祈祷。否则，被压抑了五十年的愤怒的藏人，必定血流成河。而中国政府的恶行，将被丑陋地钉在奥运史上。
为了掩饰五十年殖民西藏的失败，并且嫁祸于人，中国政府再次耍弄一贯的手法，即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地指责达赖喇嘛尊者策划了三月起义。事实上，早在1995年，达赖喇嘛尊者就在波士顿对中国学生的讲话中，真诚地告诫中国政府：“借助武力镇压西藏境内的和平示威者等于在扮演一个压制民主的角色，是对中国自身的和平过度极为不利。还有，如果在西藏继续执行现行的强硬政策，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而更难于解决。甚至还会增加藏人的不满情绪和发生暴力的可能性，这对双方是绝对没有任何益处。” 9
正是中国政府的自恃强大和一意孤行，导致了三月起义。目前，中共政权更加狂妄地以谎言和枪杆子为通行证，肆无忌惮地在西藏三区进行追捕和搜查。很多藏人，仅仅因为不变的虔敬而失去了自由，甚至被终身监禁，剥夺政治权力。而流氓无赖，却在每一条街道上横冲直撞。西藏成了魔鬼的世界。我在达兰萨拉，常看到一些从西藏翻越雪山过来的藏人，大多数都是因为亲人或朋友被抓，眼看着祸及自己，便抛弃家产，甚至儿女，悄悄地翻越雪山，踏上流亡之路。中共在西藏抓人，已到了疯狂的程度。拉萨的一位刻印经书的81岁老人，因为无意和有意之间，印发了一些颂扬达赖喇嘛尊者的书页，便被判刑八年。这一切，都是刚刚发生，并且正在发生。
尊者早在1959年就说过：“我并没有将刚刚残酷无情地镇压了西藏人民的中国政府视为敌人，而是祈祷能够化敌为友，友好相处。”这样的信念，在尊者的一生中都不曾改变。
尊者的世界里，从来没有敌人，他珍视一切生命，不管动物还是人类。“虚空尚存，轮回未尽，愿留世间，普度苦厄”的大慈大悲境界，是一个祭拜物质、金钱和爱憎分明的群体应该尝试领悟的。
尊者在繁忙的讲座、修行和访问中，还尽可能地特别接见一批又一批的汉人学生、学者、信徒。尤其是2008年月12月12日达赖喇嘛尊者的声明，向世界宣告了《零八宪章》的和平价值和不可否定的进步性，使那些正在被抓捕和传讯的真正热爱中国、具有独立思维意识的各阶层人们，在被迫害和污辱的时候，得到了理解和支持，甚至雪中送炭的温暖。
在2008年月11月22日达赖喇嘛尊者对参加特别大会的全体藏人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并没有对中国民众失去信心，只是对中国政府的信心目前正变得越来越淡薄。”
这是尊者捧给中国人的一个和藏民族共同争取民主的机会，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追求快乐、远离痛苦的权力。汉人和藏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受害者。
事实上，对尊者的指责，恰恰暴露了中国政府自己的罪恶，以及对西藏文化的浅薄理解。许多明鉴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清楚中共政权的本质。在2008年3月藏人的和平抗暴中，坚定地表达了对中间道路的理解和感激。那辽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思索路径，使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支离破碎中，看到了西藏文化被蹂躏的现实；从中国全民的堕落中，看到了西藏民族被扭曲的现实；更从中共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反人类哲学中，看到了尊者达赖喇嘛那慈悲、宽容、自律，作为一个世界和平导师的高贵品德。
没有一个朝代是永远的，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也不会例外。西藏问题终会解决，当中国民众从黑暗中走出来时，奉还属于藏人的一切的同时，尤其应当请求尊者那慈悲的光芒，也普照中国大地。
“一时间小小的火焰彷佛将要熄灭，但它支持住了。人群挤在我四周，我合掌祈祷，慈悲与关怀的光明充满全世界，驱逐恐惧与压迫的黑暗。”这是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德国，站在柏林墙的感受。
——选自《略述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文化和人类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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