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国民党有没有人性？——从对达赖喇嘛态度，看马政权本质

昨晚，达赖喇嘛抵台，这是他第三次访问台湾。但这次和以往不同，国共两党连手诋毁达赖喇嘛，有蓝委说达赖喇嘛这时访台是“政治秀”，统媒《联合报》竟指控这是“站上了用台湾灾民尸骨搭建起来的政治舞台”。此刻特意跑来台湾的中国宗教局长叶小文更嚣张，居然把达赖喇嘛比作“人祸”。马英九等国民党高官，更纷纷发誓，绝不会在任何场合跟达赖喇嘛见面。

那个被这次风灾再次证明什么能力也“没有啦”的马英九，却有用拒绝见达赖喇嘛、向中国独裁者献媚、向北京霸王们下跪发嗲的本事。

中共丑化攻击达赖喇嘛可以想象，因为共产流氓们，一向都如此，他们不懂得人的语言，更别说善良、同情、人道这些文明价值。但马英九们，还有被人掀掉假发、露出秃顶谎言的蓝委们，附和中国国台办的鼓噪，实在是丢尽了民选总统和立委的脸。

达赖喇嘛二十年来，一直主张放弃西藏独立，承认西藏属于中国，只是要求高度自治。这已是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达赖喇嘛曾说，我们已让出了所有，没有什么可再给中国人的了。即使三周前在日内瓦“藏汉国际会议”上，面对一些中国异议人士对西藏流亡政府跟北京谈判政策无效的质疑，达赖喇嘛仍宣称，坚持「中间道路”。持这种立场，他这次来台湾，还能从事什么政治？他已经都被迫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而且一再强调不要求独立，马英九等那些“终极统一”们，还要达赖喇嘛怎么做？六百万藏人一直被北京殖民统治，达赖喇嘛已流亡了五十年，难道泛蓝的政客们，就没有一点同情心，没有一点人的情感？难道他们都和对岸的共产党一样，视一位一路强调和平非暴力的宗教领袖为敌人？

在马政府全面倾中、恐共，马本人甚至曾公开宣称，达赖喇嘛访台“不宜”的情况下，达赖喇嘛来台，一定会知道，会处于蓝营不友好、甚至敌意的气氛之中（马的亲信就放话“指定”达赖喇嘛的活动空间）。但达赖喇嘛还是千里迢迢来到台湾，为灾民祈福。对于这位精神领袖来说，生命大于政治！即使处于被国共连手攻击、诋毁的处境，他也不会放弃和退缩。台湾人民应该欢迎和感激达赖喇嘛的到来！

今天，达赖喇嘛是在整个东方人中，唯一享有全球盛誉的宗教领袖。多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以跟达赖喇嘛会晤为荣。前年，美国国会还向达赖喇嘛颁发了奖章，参众两院领袖和美国总统夫妇都出席颁奖会表达敬意！但在今天的台湾，这样一位在国际上广受尊敬的精神领袖，居然受到那些“低级政客”的攻击诋毁，实在太令人愤怒！因此有台湾人呼吁，以Ｔ型手势（代表Taiwan和Tibet），表达对达赖喇嘛的欢迎，感激他对台湾人民的一片爱心，同时抗议泛蓝政权的下作行径。

马英九和他的九流政府官员的作为，越来越让人们看清，他们绝不仅仅是无能，更是无耻。他们越来越明火执仗地跟共产党穿连裆裤，而且理直气壮地穿。它再次证明，国民党不是政治对手，是政敌；他们对待达赖喇嘛的做法，甚至不仅是政敌，而且是下流的政敌。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9年8月31日“曹长青专栏”

西藏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政治解决

王力雄

对西藏的前途，流亡藏人中出现一种看法，认为一两代人解决西藏问题已经不可能，应该改变心态，准备目前僵局可能拖延十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因此应该转向保护传统，延续文化，发展教育等工作上，而不是把精力继续集中在政治斗争。那种街头抗议虽然可以一时轰轰烈烈，却没有持久效果，不如甘于寂寞、几十年如一日地从教育、文化等具体项目着手。如果人人参与，共同努力，把西藏文化和民族特性保存下去，才是未来实现藏民族复兴与自由的希望所在。

我尊敬那些踏踏实实做具体事的人，但是免不了有一份担心。这世界并非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如同愚公移山那样做一点就多一点，最终总会把理想大厦盖起来，真实情况是建设性力量之外还存在破坏性力量，而且更广泛、强大，也更活跃。以总体眼光看历史进程，决定方向的最终是建设性力量和破坏性力量谁会跑在前面。遗憾的是现实社会的破坏性力量远比建设性力量跑得快，因此建设的成果最终很可能被破坏所抵消，付诸东流。

对西藏做建设性工作，首要原则总是不涉及政治，只要沾上政治，就会立刻遭封杀，因此只能搞环保，扶贫，办学一类与政治无关的项目。然而，你不涉及政治，政治却不会因此不涉及你，即使你完全非政治地去建学校，教藏文，以为是对民族文化的保存，然而学生在学校学的却不是本民族文化，也不是真实的历史，是专制者的洗脑和对历史的编造，学生有再好的藏文，也只能用于对专制政权歌功颂德。最近来北美为中国政府西藏政策唱赞歌的藏人代表团，每人都会说很好的藏语，却丝毫不会为藏民族带来益处。

因此在我来看，所谓建设不应该只是建设本身，减弱或消灭破坏性力量至少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只有破坏性力量被消解到小于建设性力量时，建设的结果才能成为正数，才能显现，建设也才会成为真正的建设。

而破坏性力量的关键正是政治。西藏绝大部分的问题都是产生于政治，因此解决问题归根结底不在文化、环保、教育等方面，只能是在政治上的解决。以回避政治的方式面对西藏问题，永远不会有结果，而且这种回避恰恰已经是问题的本身。

2009-3-30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转自：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349

加米——我们想象的中国人

作者：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
翻译：朱瑞


那个中国军官坐在老旧的油桶上，带着明显的恶毒的微笑，伸开双腿，一只手夹着香烟。戴着眼镜的藏人翻译，拿起档案，不停地说着，同时，来回地走动。所有中国士兵的表情都是冷酷无情的，穿着橄榄色的解放军制服，帽子上扣着红星，把扫帚，铲子，还有柱棍，作为枪，对准西藏囚犯。

这是在西藏难民营，戏剧性地讲演西藏问题时的一幕。年老的西藏人对那些从没有看到过西藏的年轻一代，讲述着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见闻。年轻的一代，就伴随着这些故事，成长起来了。

我记得观看《顿珠叔叔》的时候：台阶上，当那位康巴战士拿着匕首杀死了所有的中国士兵时，我多想成为那个英雄啊！ 稍后，在难民营和学校，我们的孩提游戏中，常常在双方都是藏人的假想战争中杀戮彼此，而装扮中国人的一方，一般来说，是软弱的，是很容易被击败的。

生活在流亡中，远离真实的西藏。审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筑起对中国人的想象，是很有趣的。并且加强这种审视，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我的一篇早期专栏里，写过我们想象的西藏，这一次，我尝试着评述我们想象的中国人。

1959年3月，当愤怒的西藏民众集聚在拉萨罗布林卡四周，杀死堪琼• 索朗杰措 ——因为他的穿着中式服装，而被误认为中国人，到近年天安门屠杀，达兰萨拉的藏人，聚集在一起为死去的中国人守夜，流亡藏人，在改变对中国人的想象中，走过了一条长路。

加米，在藏语里，指汉人，是种族上对中国人的称呼。

自从中国武断地、帝国式地声称改造西藏，以及随之而来的占领和镇压，加米，就被看作佛教的敌人：奸诈、不诚实、不道德、和不容质疑的残忍。

在流亡剧院的舞台上，我们从没有看到除了军人以外的任何一个中国人，也就是说，每一个中国人，在我们看来，都是军人。野蛮、残忍的军人，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中国人的群体形象。在表演中，中国军官的角色，一般来说，让一个面容略白，略胖的人担任，但他必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吸烟者。这是我们的种族偏见。

现在，另外一个中国人的形象，缓慢地占领了我们的脑海，替代了中国人作为军人的角色，那就是中国的武术家们。我爱看功夫电影。上映这样的电影后，孩子们淹没了学校的广场，两个或者三个一组，进行操练。我们的动作，深受功夫电影的启发。成龙和李小龙，是最让人喜爱的角色，尽管他们是中国人，我们一样爱他们的功夫。

1987年和1988年再次掀起的藏人抗议，使那些伴随着可怕的故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从影像中看到了真实的场面：中国警察中一支特殊的警察部队——人民武装警察，残酷地镇压手无寸铁的抗议者！这加强流亡社区的那些从没有见到过西藏的年轻人，对吐着浓烟的红色的中国龙的认识。

这以后，我们的舞台上出现了新的中国人形象，那些被橄榄色包裹的人民解放军，变成了穿着带有二个黄色条纹夹克的警察。这个形象的形成，毫无疑问是录相中的某些片断帮助更新的，以及不断到来的逃亡者，带来的关于境内西藏的最新信息的启发。

但是，一个不变的固定模式，在流亡舞台上的中国人形象，就是他们始终保持着残忍和没有笑容。几十年来，他们对藏人的折磨和文化的系统破坏，在藏人心中留下了无法忘记的伤痛。新的一代会继续来临，但是，这种种族灭绝的行为，将被永远记住。留在民众回忆里的伤痕，是无法愈合的。

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带给西藏人一个彻底的新的中国人形象。这种形象是通过电视直接地进入我们的生活。我那时还在学校，作为一个学生，我被震惊了，我不敢相信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和坦克会开进天安门广场，并杀害那些学生——他们自己的下一代。

这对中国人可能也大开了眼界，他们从来都不相信我们的抗议并发出的对中国军队的入侵，酷刑，和暴力镇压的声明。而天安门大屠杀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对中国人的想象，并从此接受了中国的另一个面容。

今天，西藏民众还知道了中国内部的许多问题：从东土耳其斯坦（新疆）到内蒙，到如今汉人已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满洲，以及被忽视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和千百万为争取基本人权而奋斗的农民和工人。

尽管中国的民主运动者们要求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中有些人，终始坚持“少数民族”的想法，比如西藏和蒙古，必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连它的殖民地都不能获得自由，怎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度？当他们希望继续帝国式的占领和控制被侵略的其他民族，他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自由和民主？

北京在对待所谓的“少数民族”的时候，像对待婴儿一样，认为他们是无能力的，具有依赖性的，不发达的，甚至在基因上就是原始、野蛮的。仅仅他们的发展计划，才可以恩惠这些少数民族。以这种高人一等的态度——今天的主人，家长，显然是汉民族，是五星红旗上那个位于中央的最大的星，而那些分布在边缘的小星星，是其他的少数民族——这种基本的冲突将永远不会得到解决。

台湾解除了具有殖民意义的蒙藏委员会，并承认了藏人对国家地位的权力，这是在两个民族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的。这种破冰之旅，结束了两个民族之间旧有的关系：台湾不再声称继承西藏这个超载的帝国遗产。这个变化不仅体现在台湾的政策里，还因为达赖喇嘛尊者对岛国的访问，使两个民族今天作为朋友，相融在一起。

然而，我怀疑藏人支持达赖喇嘛尊者的中间道路，寻求以谈判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仅仅因为极为相信他们的法王，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中国，而这种对北京的非信任感，很难消散。

中国在变化，并且这个变化是在任何人的控制和想象之外。目前，中国正在兴起不可阻挡的精神渴求的浪潮，基督教和佛教文化的队伍在壮大，很多中国人到西藏，从西藏的僧人那里寻求精神指导。同时，民主的力量也将从香港和台湾进入中国，显而易见，有一天，中国将从那个腐败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倒塌中，获得自由。

解决西藏问题，我相信，将在中国变化的时候。作为流亡者，我们必须和那些生活在香港，台湾，美国，欧洲，澳大利亚，还有加拿大等寻求民主的人们团结一致，更近距离地观察中国，西藏的年轻人必须格外地在这里担负起这个责任。

明天，当中国经历月食的时候，我们切不可固守中国人都是军人想象，那样，我们就失去了一次前行的机会。

（完稿2009年2月 达兰萨拉）

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生于印度，获孟买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著有英文诗集《穿越边界》散文诗《转圣地：一个故事和11首诗》，杂文集《Semshook》等。

——首发

中国加紧迁移西藏游牧民

2009/08/28

美国之音8月28日报导，中国政府本星期宣布将迁移5万名藏族游牧民离开中国西部一处自然保护区，作?2005年开始的迁移专案的一部分。北京表示这个迁移专案是为了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但西藏活动人士指责中国政府摧毁古老的游牧文化，而这种游牧文化其实一直尊重自然。

*中国政府:过渡放牧破坏生态*

中国政府宣布加紧迁移青海省的藏族游牧民，避免牧民的牲畜损坏自然保护区。

中国政府称，由於气候变化，再加上过渡放牧，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部分地区正在变为沙漠。这里是亚洲三大河流──黄河、长江和湄公河的发源地。

*藏人活动人士:千年游牧方式尊重生态*

牧民出身、从小就在这片自然保护区长大的仁青塔西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中国问题分析员。他反对北京政府对游牧生活方式的批评。他说：“藏族游牧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数千年，代代相传。他们其实是这片地区环境最好的保护者。＂

仁青塔西说，牧民随著季节变化将牲口从一片草场转到另一片草场，避免过渡放牧。他说牧民们从小就对当地生态十分尊重。

仁青塔西说，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经常把色彩斑斓的石块捡回家玩，可是他的祖父会让他把石头放回去。他说：“我爷爷生前是个牧民，从来也没上过学。可是我要说，在环境这类问题上，他是博士级的专家！＂

仁青塔西说，全球变暖是造成当地环境问题的因素之一。但是他说，多数破坏都来自中国政府的基础设施工程，比如采矿和修路。

*中国政府：游牧民适应新生活*

中国国家媒体说，政府在三江源地区建立了86个新社区，为将近5万名游牧民提供住房。

国家媒体援引环境官员李晓南的话说，当局通过提供就业培训、贷款和学校教育等方式，已经帮助游牧民适应了新的定居生活。李晓南说，村民的人均年收入去年上升到了相当於300美元，比游牧时的收入翻了一番。

*人权人士：当局剥夺藏人经济独立*

但是人权活动人士、加利福尼亚的西藏正义中心的约翰.艾索姆说，和多数中国人相比，牧民仍然生活贫困。他指责北京强迫牧民依赖政府施舍，剥夺了他们的经济独立。

他说：“这是造成文化上的群体灭绝，办法是让他们脱离他们已经熟悉了千百年的生活，把他们固定在他们从来也没有生活过的水泥墙里。你不能把一个民族迁走，让他们生活在一个自己不知道如何维生的环境下，然後施舍给他们一袋袋大米，而历史上他们根本就不是吃大米的人。他们是种青稞麦的。＂

艾索姆说，中国政府把游牧民迁移出他们的传统草原，有时还使用强制的手法，以此来强化对藏族人口的控制。

他说，中国不仅在青海，在甘肃、四川和云南省还有西藏自治区都在推行这样的政策。美国之音请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就这样的指称发表评论，中国使馆没有回应。

人权活动人士艾索姆说，青海省曾经有大约60万游牧民。他说，官方数位显示，已经有大约90%的人被迁移出了他们的草原。北京方面说，政府计划在明年完成有关余下的几千名藏族游牧民的定居工程。

（转自：http://www.xizang-zhiye.org/gb/xzxinwen/0908/index.html#090828.3）

西藏林芝森林砍伐仍在继续

地点：
GPS
GSP 纬度参照 北纬
GPS 纬度 29, 31.11′ 0″
GSP 经度参照 东经
GPS 经度 94, 51.8′ 0″
GPS 海拔参考 海平面
GPS 海拔 2920 m
GPS 时间标签 3:37:15
GPS 卫星 05
GPS 大地坐标系统 WGS 84
GPS 日期标签 2009:07:17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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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吉阿妈
2009年8月27日17:16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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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面临另一个自然森林的灭亡。西藏本来不是什么热带地区。在高原上生长一棵树木究竟有多难这些砍树的人可能根本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政府每年都在改建绿化事业，每年都重几万课树，到头来能活多少这些都是心知肚明的。那么为什么又不把原始森林给保护好呢？


来源：民间藏事

獨立：西藏人民的夢想

文/曹長青

十五年前（1994年），我在《北京之春》發表了題為“獨立：西藏人民的權利”的長篇專論，從尊重歷史、正視現實和人有追求自由、自治的權利等角度，闡述西藏人民追求自己國家的獨立，是合法、合理、合情。

十五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份子關注西藏、為西藏人權呼籲；也有相當一些人走向支持西藏獨立。但西藏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近年來卻一直強調走中間道路，即不走兩極：放棄西藏獨立，也不接受中共對西藏的殖民統治；承認西藏屬於中國，但要求高度自治（包括民主選舉）。

最近在日內瓦舉行的“藏漢會議”上，達賴喇嘛到會演講，仍堅持這一路線。西藏流亡政府的民選總理桑東仁波切的講話，也是強調這一點，仍期待有機會跟中國政府對話，使西藏獲得真正自治，達到“雙贏”。和以往不同的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政策，從重點在西方、關鍵點在中國政府（謀求和北京談判），轉向了中國民間；尤其開始重視海外中國知識份子，想通過他們傳播西藏的真實。

●民主和專制能共存、雙贏嗎？

我也參加了這次在日內瓦的題為“尋找共同點”的藏漢會議。在桑東仁波切總理致辭後接受自由提問時，就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中間道路”和“雙贏”企圖，我提出了兩個問題：

第一：在人類歷史上，有沒有過專制和民主這兩種價值，以及其實踐，在一個體制下共存過？甚至“雙贏”？如果沒有，那為什麼桑東仁波切政府在追求這樣一個不切實際的方向？第二：中間道路有沒有限期（deadline）？流亡政府放棄西藏獨立的決定，是不是剝奪了六百萬西藏人民和他們的後代對國家前途的選擇權？

桑東仁波切曾說，他們謀求的是“在中國憲法精神下的真正自治”。而對於“中國憲法精神”，恰好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去年底在北京記者會上有說明，他說，中國憲法精神就是“三個堅持”：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針對西藏問題）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對於共產黨的領導，誰都知道，就是專制統治；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同一回事：經濟往哪個方向走，一切由共產黨說了算；而民族區域自治呢，朱維群用“排除法”說，不是聯邦制，不是邦聯制，也不是香港的一國兩制，更不是達賴喇嘛的真正自治，而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制。隨後朱維群語氣蠻橫地說，“在中國搞民族區域自治就是這個搞法，沒有別的搞法，沒有別的什麼‘真正的自治’。”

●不能期待“善良的狼”

朱維群還說，我們從來沒承認過西藏流亡政府，只是跟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接觸，談的是達賴喇嘛如何“改正錯誤”，爭取我們的“諒解”。表現好，可以讓他回來，“最多再加上他身邊一些人”也可回來。面對眾多外國記者，朱維群毫無最基本外交禮貌地宣稱：過去這些年，中央政府跟達賴喇嘛私人代表的接觸，就是談這些，將來也不會改變！那種霸道，真令人頭皮發麻。

我向桑東仁波切總理請教說，共產黨已經把話說得這麼清楚，西藏流亡政府還期待跟北京談什麼？跟共產黨的專制要“真正自治”，等於期待有“善良的狼”，“羊狼共存、雙贏”。人類有過這種先例嗎？

桑東仁波切回答說，中間路線是經過流亡藏人公投，多數贊成的；並說不久前的流亡藏人代表大會，最後多數仍是支持中間道路，它是民意的體現。

我則提到，流亡藏人只有13萬左右，即使全部都同意中間道路，那也不能代表西藏境內六百萬藏人的意願。流亡政府這樣做，是不是剝奪了那絕大多數西藏人未來的國家選擇權？

●西藏問題的根本，不是保存宗教文化

西藏歷史上是個獨立的國家，有自己的國號、國旗、元首、首都、貨幣、護照、軍隊、稅收等等。即使清朝後期，以及蔣介石民國時代，西藏也不是它們的一個省；只是五十年代初，被中共軍隊佔領了。

今天，西藏的問題，並不僅僅是宗教、文化和環境保護的問題，而是一個國家的存亡問題。達賴喇嘛作為西藏人民的精神領袖，備受藏人愛戴。但按照民主原則，不管地位怎樣崇高的領袖，都沒有權力決定人民的國家選擇權。西藏的前途，應該由六百萬西藏人民公投決定，而不是由西藏流亡政府的任何官員決定！西藏青年大會副主席葛瑪益西和議員葛瑪秋培等就曾提過，“我們少數流亡藏人無權否定歷史上即為獨立國家之人民的恢復獨立的權力，我們也沒有改變西藏民族後代之前途的權力。我們的問題是民族和國家的獨立與自由，而不是文化、宗教和環境保護等問題。”

現在六百萬西藏人民正遭受中共的政治專制和殖民統治，無法發出聲音。但從西藏境內多次藏人遊行示威的口號可以看出，多數西藏人民要的是西藏獨立！過去這些年來，我在印度、歐洲、美國等地直接採訪過上百名藏人（和藏人群體接觸的人數當然多很多倍），我對他們都問過相同的問題：要自治還是獨立。除了達賴喇嘛之外，其他全部都說要西藏獨立。我曾當面對達賴喇嘛說，我採訪過的全部西藏人都要求獨立，只有一個不要獨立。他問，是誰？我說，就是你！達賴喇嘛只有用他魅力無窮的哈哈大笑來回答。

● “有沒有可能”和“應不應該”

當然，我完全能理解達賴喇嘛的一片苦衷，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正在被毀滅，漢人大量移民西藏，中共推行漢化政策，希望像內蒙那樣解決“西藏問題”（今天內蒙2380萬人口中，漢人已占80％！而處於少數的蒙古人，據說四人中已有三個被漢化）。有些支持中間道路的藏人說，中共太強大了，尋求獨立是不可能的。這說明，他們的思維也被“漢化”，像工于心計的中國人那樣想問題，什麼事都先想到“有沒有可能”，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樣先問“應不應該”。

我在這裏要特別重複、重點強調一個中國人和西方人思維的根本不同：中國人（中國文化培養出來的人）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有沒有可能？而西方文化培養出來的人，首先想到的是：應不應該？換句話說，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原則，是理念。而凡事有了理念，堅持原則，不懈奮鬥，成gong一定就有可能。所以西方人可以提出“不自由毋寧死”，而不是中國人的“好死不如賴活著”。正是西方人首先想的是“應不應該”，而不是“可不可能”，所以自由和繁榮才最早從西方開始。

●獨立、民族自決，是世界潮流

猶太人複國，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們還不像西藏人這樣，一直有自己的家園，而是流散世界，曾長期沒有一塊安身立命的土地。但他們堅持自己的夢想，經過多年的追求、奮鬥，更有流血犧牲，最後終於複國，建立了以色列這個獨立的國家。但就在建國次日，周邊的五個阿拉伯國家聯手入侵，不讓它生存。當時這五國有四千萬人口，以色列只有60萬，剛宣佈建國，還沒有正規的軍隊，危在旦夕。但以色列人不是想“有沒有可能”，而是想建國“應不應該”。最後選擇堅守自己的家園，絕不屈服，全民奮戰，終於打敗入侵者，保住了這個新興的國家。

近年獲得獨立的東帝汶也是堅持了西式的“應不應該”而成gong。東帝汶才80萬人，不到印尼兩億人口的0.5％。在蘇哈托軍事政權專制三十多年中，如果按照“可不可能”的思維，那獨立就連想都別想。但最後東帝汶人成gong了，因為他們的領袖和人民，堅持的是理念原則，而不是絞盡腦汁琢磨操作上的可能性。

科索沃也是這樣，面積才一萬多平方公里（原為塞爾維亞的一個自治省），只有200萬人口，不到塞爾維亞的五分之一，但科索沃人堅持要獨立，經過多年的奮鬥，最後也夢想成真，成為一個獨立國家，至上月底，已獲得國際上62個國家的外交承認。他們初期的艱難，同樣令人感到“不可能”。

聯合國剛成立時，全球才50多個國家，現已近200個，等於增加了四倍，說明獨立、分離、民族自決，是世界潮流。關鍵是看這個民族的決心，尤其是其領袖對國家前途的認識是否清晰和堅定。

●跟流氓論理，是君子的錯

今天，任何謀求跟中共要民主、要真正自治，都是與虎謀皮，完全沒有可能！至於提什麼中國的憲法精神，即使作為策略，也是不會有結果的，因為共產黨本身都從來不按自己的憲法行事；憲法是花瓶，你以為那裏能長出鮮花，那是你的錯。

今天西藏流亡政府應該做的，是認清現實，尊重真實；這個現實就是，中共政權無論如何都不會給藏人真正的自治，這是專制者的本性決定的。不管你怎麼讓步、怎麼妥協、怎麼磕頭、怎麼懇求，全都沒有用！舉一個再典型不過的例子：達賴喇嘛本人的確是發自內心要放棄獨立，他千百次地在西方清楚地表達這種想法，並通過他的代表直接無數次地告訴北京。但中共硬是把“藏獨”這頂帽子“釘”在達賴喇嘛頭上，然後用其絕對控制的媒體強力宣傳，於是十三億中國人一致認定達賴喇嘛是“藏獨”的罪魁禍首，對他痛恨萬分。面對中共這種流氓，你要拿它當君子一樣去論個理，不是中共的錯，是你的錯。人家清楚地按獨裁者的原則、理論行事；而你原則沒有，理念不清，要鬥過人家，怎麼有可能？

那面對如此“強大”的中共獨裁政權，西藏流亡政府現在怎麼辦？應該旗幟鮮明地提出來，西藏歷史上是個獨立的國家，現在被中共佔領了；必須結束共產黨在西藏以至整個中國的專制統治，聯合所有人，推動中國民主。未來中國民主了，六百萬西藏人民用公投決定自己的前途。如果那時（民主）中國能夠尊重藏人的選擇權，平等對待西藏民族，那麼達賴喇嘛可以提出，希望西藏留在中國，實行高度自治（只能是建議，不能是決定！）以達賴喇嘛在藏人中的崇高聲望，多數藏人很可能會聽從。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必須尊重全體西藏人民的選擇。

●傳播西藏的“兩個真實”

今年達賴喇嘛已74歲。他不僅是西藏歷史上十四位達賴喇嘛中最長壽者之一（有九位達賴喇嘛壽命不到50歲），更是走向世界，在全球最受歡迎的精神領袖之一。既然過去二十年來致力跟中共談判的“中間道路”毫無成效（今後也不會有成效，這是必然的），就應該改變策略，把重點放在，向世界傳播西藏的兩個真實：西藏歷史上是獨立國家的真實，多數西藏人民要求獨立的真實。由此積攢國際上瞭解真實的人們支持的力量，同時也促使更多西藏境內的藏人覺醒。把希望放在自己的人民的覺醒上，而不是寄託到中國統治者的開恩上。或者說，不要寄望于統治者的變化，而是依靠人民知道真實後產生的力量。

現在的中間道路明顯是走不通的，而向世界傳播西藏的兩個真實，也不是可以立即見效的。既然都不能獲得明顯效果，那為什麼不走真實的道路？而且，只有走真實的道路，才有可能獲得真正的結果。一味謀求跟北京談判的妥協政策，只能自我麻痹，渙散鬥志，在給中共專制統治的合法性“背書”的情況下，誤導西藏內部的藏人。導致他們也不瞭解自己的國家的歷史，不敢想像獨立的可能，還會產生“沉默螺旋”效應，使他們認為，無論是境內還是海外的藏人，多數都不想獨立，只有他自己一個人心裏想，那就乾脆放棄吧。

●西藏人民的覺醒是關鍵

至於說強調西藏屬於中國，才能獲得中國知識份子的支持，那也是本末倒置。因為西藏問題的根本解決，關鍵是看六百萬西藏人民的覺醒程度和抗爭的力度。從以色列複國，東帝汶獨立，科索沃建國，更不要說當年美國脫離英國的獨立戰爭等等，全部的例子，都是靠本民族的努力，而不是依賴殖民統治者內部的知識份子覺醒。對方民族的知識份子發出良知的聲音是寶貴的，但不是關鍵，更不是“前提條件”。

以達賴喇嘛在當今世界的崇高威望，在全球範圍內傳播關於西藏的“兩個真實”，是絕佳的機會。一旦這位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圓寂，如果找到“轉世”，還要至少近二十年之後，才會有一個成年的“達賴喇嘛”；更不要說，要達到現在這位達賴喇嘛的全球性聲望，豈止是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因為現在這位達賴喇嘛具有獨特的個人魅力：他的氣質、風格、為人的謙恭、對他人關照的細心、孩子氣的率真，坦蕩的開懷大笑，以及他講話時特有的勁頭等等，都是獨特的，無法模仿的。這種世界性聲望和愛戴，絕不是將來哪個人叫“達賴喇嘛”就可以達到的。如此可貴的“個人資源”用在“中庸之道”上，實為一大遺憾。

●藏人心底的呼喚是“獨立”

我絲毫不懷疑，在絕大多數西藏人的心中，獨立是他們發自心底的夢想。只是由於面對中國惡龍的霸氣和暴政，他們不敢發出真正的聲音；由於對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巨大尊敬和愛戴，他們以宗教情懷推崇達賴喇嘛的政策。但自由是每一個人心底的渴望，掙脫強權的壓迫、建立自己的家園，是古往今來全世界每一個民族都一路浴血奮戰所爭取的，西藏人民絕不會例外！

達賴喇嘛和流亡海外的藏人，如果轉向重視多數藏人內心呼喚的“西藏獨立”，傳播這個真實、這個現實，讓世界更清楚這個真實，尤其讓每一個藏人知道他並不孤獨，讓每一個藏人心中的夢想都繼續燃燒，這種夢想的燃燒，就是為恢復一個獨立的西藏國鋪路！無論道路多麼艱難，無論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但這是一條遲早必定要走的路！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從腳下開始？！無論這開始的一步多麼稚嫩，在漫長的複國道路上顯得多麼微不足道，但它是通向心底呼呼的道路，通向夢想的道路，是正確的道路！在迷失的道路上跑一萬米，不如在通向夢想的正確道路上挪一寸。無論任何人，為實現自己夢想所作的每一絲努力，都有潛在的巨大力量：因為它真實。人類古往今來的一切成就、一切勝利，都是追求夢想的結果！西藏人的夢想，也遲早必定會成為人類夢想成真的一部分！

2009年8月24日於美國

——原載《觀察》http://www.observechina.net

2009-08-2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达赖喇嘛尊者在日内瓦汉藏会议开幕式上的即兴讲话（2009年8月6日）

摄影：朱瑞

根据录音整理：Dechen Pemba （英文） 朱瑞（英译汉）


六百多万藏人，目前，在西藏境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恐惧。如果这种恐惧能够利于其他人，比如，我们的汉族兄弟姐妹，从某个角度说，是可以忍受的，是舍己为人。

自去年三月起，中国政府对藏人和平示威游行的单一宣传，曾引起汉人最初的过于情绪化的反应；但是，当事实越来越清楚、开始听到西藏的真实状况时，很多汉人为此感到羞愧，和我见面时，也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歉意。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庄严的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终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当然，中国应当得到这些：人口居于世界之首，民众勤劳勇敢，历史悠久，这都是为了获得世界的尊重，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必要条件。看看前苏联，曾经多么强大，拥有核武器，差不多已成了一个超级大国。但是，它的强大，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恐惧。不是吗？冷战时期，我几次到东、西德的边境，有一次，还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我也和当地人一样，感到了恐惧。我希望，包括所有的中国人在内，都要清晰：强大，应该给百姓带来的是和平、幸福、快乐，而不是暴力、恐惧、烦恼！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藏政策，到了应该被认真审视的时候了。

因为经济的原因，今天，很多国家正在缓和与中国的关系，甚至讨好中国，这是一种假象。中国，还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极权国家，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不该被认可的。他们在展示好的一面的同时，也藏起了许多令人恐惧的东西。如今的中国所赢得的世人的尊重和友好，是内心的还虚假的？我想，中国公众也清楚。我明确地感到，西藏问题，还有仁波切提到的新疆问题，都与所有中国民众的未来息息相关。

回到祖国，一方面是好的；另一方面我也感到不那么舒服，首先是恐惧，还有千变万化的整个社会形势。是的，我看到了笑容，但笑容的后面是什么？当然，有关“一个中国”的想法是好的，但同时，我们的内心深处也充满了恐惧。我在异乡印度度过了整整50年的流亡生涯，官员们和一些印度商人，听到这个信息，虽然微笑了，不过微笑的背后，也产生一些好意的怀疑和疏远。不是因为中国人有问题，而是那个制度的毛病；本质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体系，以及写进宪法的关于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会真正被实施吗？

最近，我见到一些中国学生，在他们看来，中国正在走向完善，发展经济比政治自由还重要。他们认为，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可能会更好。我告诉他们，看看印度，人口超过10亿，东部、北部、南部、西部，不同的文字，不同的语言。有时候，南部印度人，拒绝学习北印度语，有的甚至拒绝印度国歌。但总体上，这是一个真正的联盟，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有言论自由，司法独立。

所以，无论印度军队在这里还是那里，公众都从没有恐惧。有时，当地的印度穷人甚至要求参军，成为一个印度士兵，或者印度警察。这是真正的自由，内心没有恐惧。我们是人，伟大的中国人也是人，是勤劳勇敢的人。但中国的传统是服从当权者，即使有时候当权者的话是错误的，人们仍然习惯地说：是、是、是。这是不对的！有一回Jonathan Mirsky问我，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么挑剔你？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80年代吧，我说因为我不喜欢说“是的，大人！”

中国人，我想，也渴望享有言论、思想自由。过去的60年里，如果中国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我认为中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会得到更大的发展。中央极权制就意味着扼杀个人的创造性的思维，因此，西藏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远利益是一致的。

一些中国兄弟姐妹表示他们希望西藏人最终可以在中国获得更多的自由。但西藏目前的状况，还有新疆，蒙古人（可能数量较少），都处于危机之中，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要深层地认识这个问题的本质，正如我前面说的，这是一个危机，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发展。

现在，中国的高层领导只关注如何握住政权，而不是中国民众的利益，这是很不幸的。当然，政府是政府，民众是民众。去年，西藏事件发生之后，我公开对西方说，我对中国这个共产主义政权的信心越来越小了，但是，对中国民众的信心不会动摇。从那时开始，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尽量与中国的兄弟姐妹会面，主要是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在这里会面，你们可能对中国政府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不过，已经有些迹象表明，这次会议引起了一些抗议，认为这是反对中国共产党，或是噶夏政府的阴谋，我认为这是过于消极了。我想，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应该展开讨论，首先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创造积极的气氛，最终延伸到中国的民众中间；其次寻找我们的共同点，我们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我等待着听到你们更多的建议，包括一些建设性的批评，都是非常必要的。

正如桑东仁波切提到，尽管我们碰到了挫折，但只要中国政府传达出信息，我们就准备继续对话。所以我们非常欢迎提出批评，拿出一些新的想法和建议，这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我明天就要离开，我期待着听到这三天会议讨论的结果和一些具体的想法。

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困难时期。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应该把遇到的因难和挑战，看作一件好事。越是挑战，就越有机会展现我们内在的力量，宽容、智慧。我也是一个人，没有特别之处。在过去的60年里，有很多的挑战，不安全感，当然，也出现了焦虑，但一般来说，挑战越大，信心就越大，也就越需要坚持。最近我见到一些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他们表达了同样的心情，也就是困难越大，他们的决心也就越坚定，精神上就更加矢志不渝。所以，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力量，我们必须显示出我们的决心，做出更大的努力。一个西藏人说，9次努力，9次失败。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会议，一个失败过去了，接下来，又有一个失败过去了，然后，又通过了一个……（笑）。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不久，一些年轻的中国人，还有一些其它民族的人，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对他们说，我们是难民，已经30年了，有了一些经验，最重要的是保持我们的决心和继续努力。期望有些事情马上发生，是不现实的。这就是我想和你们分享的，尽管有困难或者障碍，但是我们要有坚定的决心去面对它，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为了广大公众的利益，这是神圣的、伟大的！所以，不能灰心，请坚持下去。


Around six million people live in Tibet and I think they are facing a constant threat. If others, such as our Chin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gaining benefit from this, then from one point of view it’s ok, a kind of sacrifice.

The initial reaction of Chinese people is usually of too much emotion based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paganda last year about Tibet. Usually though, things become clear and when Chinese people hear about the true situation in Tibet, it makes them feel really uncomfortable. Many have come to see me to express an apology.

And more importantly, when you think about China, it is an ancient nation, dignified, gaining more importance. Eventually it should become a superpower, it deserves this as it’s a most populous nation and the people are very hard working, with a long history. In order to become a super power and to gain respect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rust, it’s very essential. Look at the Soviet Union, it had a lot of power, even nuclear power and almost became a super power but that super power brings more fear. Isn’t it? During the Cold War I had a few occasions to visit the German border with East Germany and once I spent one night in that area. At this time I also shared the fear of the local people! Fear! So I wish, and all the Chinese people too I think…that super power must ……

So therefor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policy regarding Tibet

Today, many nations you can see are offering appeasement and praising China because of the economy. You see this is actually hypocrisy! Deep inside it is still a totalitarian system with no freedom of speech, no freedom of thought, no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that’s not acceptable. In the meantime they also hide these things and then show them some positive signs so I think this is hypocrisy. I think Chinese people also know that respect and friendship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 is much better

So therefore I really feel that the Tibetan issue and also, as Rinpoche mentioned, the Xinjiang issue, these things I think are things very much to do with the future of all the people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returning to the Motherland is good but on the other hand also I feel there is something uncomfortable, some fear, uncertainty. Yes, I see some smiles there but what is behind there (!) Of course, this one China idea is good but at the same time, deep inside there is a lot of fear. And then again I spent 50 years in India. The officials and some Indian businessmen they give a smile but underneath there is some kind of suspicion, distance. Not because the Chinese people are bad, no, it’s the system. I think the general Marxist socialist system and regarding minorities are written in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ir autonomy laws are really carried sincerely. Recently I met some Chinese students, their view is that in China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work to do so for the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olitical freedom. So they said tha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maybe a centralized system of government is better. I told them to look at India, over a billion population, look at east India, north, south, west, different scripts, and different languages. In some cases, people in south India refuse to learn Hindi. Some even refuse the Indian national anthem. But in all, it’s a genuine union because it’s a democracy, freedom of speech, independent judiciary.
So when Indian military convoys go here and there, the public never show fear. Sometimes the local poor Indians even say that they want to join the army, become an Indian soldier, and Indian police also. So this is real freedom, no rule of fear. We are human beings; the great Chinese people also are human beings, hard working people. I think it’s the Chinese tradition is to obey leadership. Even if they say something wrong they still say yes yes yes yes, I think this is wrong. One time Jonathan Mirsky asked me why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critical of you? This was many years ago in the 1980s. I said it’s because I am not acting like “yes, Minister”.

So the Chinese people also, I think they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thought. I think in the last 60 years, if the Chinese peopl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utilize ones own creative nature, I think China may have developed more advanced in the science field and the technological field. Centralized means not letting people individuals think creatively. So therefore the Tibetan issue from the viewpoint of all is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long fu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me Chin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actually expressed their wish that Tibetans eventually can have more freedom in China. Anyway the present situation with Tibet, and also with Xinjiang as well, and I also I think with many Mongolians although it may be a smaller number, is in crisis and there’s no room to carry on superficially.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Why? As I mentioned earlier, there is a crisis. The implications of that crisis affect the future of China. So now unfortunately, among the top leadership, there is the interest of how to hold power and not how to act in the interest of all of China. That’s unfortunate. However, government is government, people is people. Since last year’s crisis I openly told the west that our faith in the governmen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s growing thinner and thinner but our faith in the Chinese people is never shaken. So since then in every location I try to meet Chin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mainly intellectuals. Now all those we are meeting, they may not have much influenc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n the worst case there are already some signs that this meeting has caused some movement of protest from the Chinese, as being opposed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r in any case some kind of conspiracy from the Kashag, I think they look negatively. But I think that we should at this meeting we should discuss and firstly create a positive atmosphere amongst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eventually the Chinese people and secondly find our mutual ground. We should become more responsible and I’d like to hear more suggestions about what we should do to solve this problem. So I’m waiting to hear some ideas and suggestions. Including some constructive criticism, this is very essential.

As Professor Samdhong Rinpoche mentioned, despite the setbacks, we are ready, as soon as some signal comes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continue the dialogue. So criticism, new ideas and suggestions are most welcome. So this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meeting. And although I am leaving tomorrow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 the results of your discussions for three days and am looking forward to some concrete ideas, whether we implement them now or not it doesn't matter but some concrete ideas.

So we are passing through a difficult period. So I think basically as we are human beings, one good thing is that if there are mor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we should not see this as something bad. More challenges is the best opportunity to show inner strength, mainly intelligence and wisdom. I’m just another human being, nothing special. In the last sixty years, a lot of challenges, insecurities, of course a little anxiety but generally more challenges, more determination. And recently I met some Tibetans from Tibet, they expressed the same things. Things become more difficult but their determination, their spirit becomes more firm. So I think there is potential, we have to show determination and make more effort. Then there is the Tibetan saying, nine times fail, nine times effort. So we had the first meeting but then one more passed, then one more passed (laughs). Sometimes some young Chinese and sometimes other nationalities, just after Tiananmen, very fresh, at that time there was great pressure. I told them we are refugees so we have already 30 years more experience. It’s important to keep up our determination and continue the effort. I told them it’s unrealistic to expect something to happen soon.

That is what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in spite of difficulties or obstacles, our determination, for a just cause and for the larger benefit to larger number of people; it’s something very sacred so please keep.

完稿于2009年8月20日

——首发

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的回答

整理：朱瑞 贡噶扎西

按：以下内容为2009年8月6日内瓦汉藏会议上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阁下答与会者提问。根据录音整理。提问内容只选取了大意。不足之处，敬请包涵。——朱瑞

德国，彭小明：在达兰萨拉的西藏教学中，使用的是英语和藏语，如果未来能够在西藏实现真正的自治，在语言教学方面，西藏流亡政府有什么样的构想？

桑东仁波切：在流亡藏人的教育体系中，规定三年级以下由藏文教学，四年级，增加第二种语言，五年级，增加第三种语言。流亡政府教育部规定，在基础教学中，必须学会三种语言。未来的西藏，如果能掌握三种语言最好，但至少保证两种语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相关的条例中，强调了母语的重要性。母语作为第一语言，对于藏人来说，当然是藏语，第二语言应该是汉语。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学校里，目前，学生们在选择第三种语言的时候，往往都倾向中文。在我们的构想中，未来的西藏，中文，应该是第二种语言，是不需要选择的。也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中文是一定要学习的，但对所有的西藏孩子来说，藏文必须是第一语言。

美国，朱学渊：暴力，我想是对非暴力的失望才会出现的现象，特别是7.15乌鲁木齐事件，还有，在东北吉林通化钢厂也出现了暴力，甚至有人被打死……我们知道，达赖喇嘛是坚持非暴力道路的，那么，如果藏人有一天丧失耐心，在未来，达赖喇嘛是否有能力永远保证西藏人的非暴力抗争？

桑东仁波切：达赖喇嘛希望，包括汉藏在内的所有民族，都能平等相处。但是，各民族真正的平等相处，必须是在心灵上的，如果没有感情，所谓的民族平等和睦，也是不真实的。

通过暴力回答暴力，除了增加相互之间的仇恨以外，没有任何积极的结果。无论在西藏境外（国际上），还是西藏境内，我们一直都主张非暴力，并且，也取得了一系列的巨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并不存在对非暴力的失望。如果运用暴力，现在的西藏问题，可能在国际社会，早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那些尊重和同情西藏的人们，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我们追求非暴力。运用暴力，对于藏人来说就是失败，所以，从道义、信仰，或者仅仅从世俗的利益角度考虑，暴力对西藏人来说也都是不被认可的，因此，只要达赖喇嘛在世，这种非暴力就会一直坚持下去的。非暴力虽然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有一天成功了，带来的必定是一个双赢的结果，给人类带来长久和平，这也正是我们追寻的。

纽约，薛伟：藏中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但都没有任何进展，您是否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谈判，是否认为自始至终都是中共的一个骗局。如果是一个骗局，是否还要继续下去，如果是一个失败，在以后的会谈过程中，有哪些方面可能达成共识，或者妥协？

桑东仁波切：从2002年开始，到2008年，藏中双方进行了八次公开的会谈，还有一次在紧急情况下进的非正式会谈，前后共九次，都没有迈出大步，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藏中会谈是失败的。然而，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会谈，我们会得到了什么呢？在先后的九次会谈中我们又失去了什么？事实上，会谈中，我们并没有什么损失。另外，我们从来也不认为被中共欺骗了。会谈并不是强制的，我们有自己的考虑。并且，通过会谈，我们也了解了中国方面的一些想法，同样，我们自己的观点也向对方做了解释，这是会谈中积极的方面。如果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和谈机会，我们还会认真考虑的。当然，如果是两个人之间，进行了七、八次会谈，都没有结果，会让人失望，但是，两个民族之间，谈了七、八次没有结果，并非意外。

美国，吴宏达：从去年三月中共在西藏开始镇压到现在，杀了多少人，你们并不知道真正的数字；大概300或者400人吧，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天安门镇压大概也就是这个数字，那是对十几亿汉人来说，可是，对只有几百万的藏人来说，这就是一场屠杀。你是西藏人，我是汉人，我非常尊敬藏人，非常，也就是说，你是外国人，我是中国人。当然你有你的宗教，你有你的信仰，你该让你的人民知道，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51年所谓的解放西藏，就是一场侵略，59年把达赖喇嘛赶出来，就是西藏的灭亡，作为一个曾经独立的国家，不该谈自治，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桑东仁波切：历史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众人皆知，但是，一九四九年开始，主要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们西藏人在中共的枪口下，死亡的数字是超过一般人想象的，那是一个超正常的数字；比如，2008年，我们说有230人死亡，那是有确凿证据的，而真实的死亡数字谁都不知道，肯定要超过四五倍以上。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和中国政府和谈了很多次，其中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就是历史上的藏中关系，中国政府一直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达赖喇嘛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不是事实。如果仅仅基于政治需要，做出这样的承诺，就玷污了一个人起码的高尚品行。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要求名副其实的自治，并不是说，西藏没有独立的权力，是我们自愿放弃，这也是我们考虑了整个藏民族的利益以及为了保护藏民族核心---传统宗教与文化，所以自愿放弃。

另外，今天早晨达赖喇嘛尊者在记者会上说过，从发展经济，现代化的需要，及世界趋势等方面来看，一个弱小的民族，靠近一个大国，也都是有益处的。当前整个世界的趋势，比如欧盟，一些不同的国家都可以走到一起，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呢？并且，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就是一党专制的这个社会制度，也不是永远不会变的。

台湾，方俭：……中国正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流亡政府有没有考虑过，有一天，我们在中国境内的藏人被灭绝了，我们的文化都被忘记了，那个时候流亡的政策还走得下去吗？

桑东仁波切：一个家庭发生暴力有法律制裁，这是事实。但是，在世界上，当一个大国、强国，对一个小国、弱国进行暴力和屠杀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法律进行阻止和制裁，也是事实。比如，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被毁灭，就是一个例子。正因为如此，西藏青年会等一些民间组织一直在要求西藏独立。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们，因为西藏流亡社会已经是一个迈向民主大道的社会。另外，并不是所有的权力，只要你要求，就都能够实现。二十一世纪，不是所有的权力都能实现，所以，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这个权力，而是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个权力，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权力。尽管从理论上讲，有这样的权力，但是，不表明你能实现。如果不能实现，就是一种浪费，或者说这是无为的抗争。因此，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下，需要做出妥协和牺牲，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一种生存方式。

奥洲，冯海光：假如中共允许达赖喇嘛回国，西藏将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西方民主制？保留中共的现定制？还是政教合一制度？如果实行民主制，是不是对中共的专制构成了一种挑战？民主与专制水火不容的冲突，才是中共和谈的最大障碍？

桑东仁波切：我们始终认为民主主义，不论在藏区还是中国的其它省份，都是必须的，也必将实现，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但是，就和谈来说，目前，民主与专制，并不是主要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定了许多有利于西藏发展的内容，附合藏民族的心愿，如果真正能够实现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话，在中国实现民主之前，就能解决很多目前存在的问题，给藏民族带来利益。

美国，杨建利：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是否真的相信，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政框架下，实现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如果不相信，有没有可能在中间路线以外，和各民族一起，尤其和汉族一起，共同建造一个宪政体制，这个宪政体制，不是强迫的，是各方自愿达成的，我想听听总理阁下的意见？

桑东仁波切：如果能够百分之百地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民族区域法规定的内容，西藏人的意愿基本都能实现。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者，是不是会真的实施这部宪法，可能性是有的。因为中国的领导人一直都在强调法制，以及依法行事，而且，明确规定宪法是中国的最高法律，那么，在一个有宪法的国家里，最高的统治者拒绝履行宪法，这不仅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也是令人感到羞耻的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极权统治者，公开终止宪法在自己的国家施行，而中国的统治者不一样，他们一直强调在宪法的范围内行使权力。的确，中国的现行宪法是在一党专制的框架下，待中国有一天实现了民主化，西藏的状况会得到更好的改善，对未来中国的民主化，我们抱有信心，但是，在现在的宪法框架下，如果我们真的能得到宪法规定的那些权力，如果未来中国走上了民主，我们争取到的这些权力，会为将来打下很好的基础。

台湾，苏嘉宏：有一个传说，未来有一天，噶玛巴将继承甘丹颇章政权，这会不会违背甘丹颇章政权的宗旨？去年奥运，有3.14，今年中共建政六十周年，有人说，藏人也会闹事？我想听听桑东仁波切阁下的看法？

桑东仁波切：现行的西藏流亡宪章规定，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领袖是人民直接选出来的首席部长，由人民投票选举产生。不管达赖喇嘛在与不在，这一民主制度，都将会贯彻到底。所以，不管未来怎么样，流亡政府的政治领袖都是由民众选举产生。如果达赖喇嘛不在的话，根据宪法规定，达赖喇嘛个人名下的所有权力流亡宪章中规定的所有的政治，或者其他权力都应该由第司委员会来继承，这个委员会任期五年，这是由西藏流亡政府议会选举产生的，因此提出某一个高僧大德的名字，并说，他可能是达赖喇嘛的继承人，这样的揣测和想象是不确切的。任何一个人，特别是高僧大德，如果他们有这个能力的话，都可能进入这个委员会，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权力，高僧大德也一样。

去年西藏境内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并不是因为奥运才发生。3月，对藏人来说，是一个敏感的月份，并不是去年才开始，几乎每年都有不同规模的抗议事件发生。去年三月，开始只有极少数的七、八个人，但是，因为当时他们的和平游行被粗暴的禁止，并被殴打，也就是说，中共方面用非常过激的方法阻止、刺激他们，这样，3月11日就又增加了人，到最后，人数越来越多，遍布西藏。事实上，3月10到13日完全是和平抗议，3月14日实施了变相戒严。所以，很多分析家合理的怀疑，这期间一定有不可告人秘密或事先安排好的计划，也可以说是阴谋。

今年，整个西藏布满了中国军队和武装实力，他们的压制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不认为会有你预想的那样的事发生，但是，从当权者的所作所为来，他们似乎需要西藏人做出过激的抗议活动，这是显而易见的。

（有关提问者的身份，录音不清）：目前，藏中谈判已进入僵局，流亡政府有没有一个想法，就是请一个中间人，进行调停，来打破僵局，重新谈判？

桑东仁波切：现在我们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会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认为需要第三者参与，也没有必要让第三者参与。中国政府经常性的表现出对西藏流亡政府的不信任，但是，我们相信，在内心深处，他们是知道达赖喇嘛的真实愿望的，也就是达赖喇嘛并没有寻求独立。他们经常说西藏政府要求的名副其实的自治，就是半独立和变相独立，这不过是政治需要，或者说是他们的一种策略。如果不是如此的话，他们应该拿出达赖喇嘛搞独立和变相独立的证据。我们递交的自治意见书，是非常清楚的诉求，并且，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背后，到底是不是隐藏着独立的动机？！中国政府所说的，以及统战部的回答，我们寻求的独立，半独立，和变相独立，不过是他们的强词夺理，别有用心，这是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的。

英国，邵江：为什么你提出，在中国这个专制色彩的宪法、框架下和中国谈判？是不是权益之计和短视力的行为，从民主的角度说，这个政权对中国各个民族都是没有任何合法性而言的，您要求在中国的宪法框架下和中国政府会谈，是不是在变相的支持这种专制，让这个体制继续维持？您认为在这种专制的体制下谈民族自决是可能的吗？

桑东仁波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寻求我们的权利，可以满足藏人的意愿。我们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之下寻求自治，并不是权益之计，这个我在前面回答时就提到了，如果我们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寻求到我们的权力和利益，就会很自然地过渡到未来的宪法里，会完成一个自然的过度。任何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只有两个，一种是独立，那就是无视这个现有的宪法，另一种是留在里面，如果想留在里，就只能通过法律，现在的体系，去争取。

美国，曹长青：长期关心西藏问题。很高兴可以向总理阁下请教，我知道您是佛学博士，也是政治学专家。第一个问题，民主与专制能在一个国家共存吗？人类历史上有没有过民主专制共存的例子？民主的最核心价值，就是人民的选择权，而你们的选择权基本上是对境外的13万流亡藏人而言，那么，这13万流亡藏人，能不能真正代表境内的六百万藏人？将来中国民主了，尊重藏人的自决权了，当我们建议在中国的框架下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时，还要由全体藏人投票通过，而不是仅仅由居住在外面的十三万藏人来决定。

桑东仁波切：如前所说，我们要求自治，并不是说对中国的宪法百分之百的认同，从法制国家的角度来讲，宪法规定的内容，即使民众不欢迎，但是在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之前，我们还是要尊重这个宪法的。比如一国两制，就是中国的特产，其它国家是没有的。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宪法里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也知道相关的一些内容，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谎言。不过，就目前来说，如果真的按照宪法的规定，在所有的藏区能够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境内的情况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很多人都看到了，其实，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也是达赖喇嘛说的，我们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越来越小的原因。不过，只有从宪法的角度，才能达到双赢。以外的其它途径都是不现实的。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内寻求自治，并没有剥夺任何人的权力。比如，去年十一月，在印度我们召开了全体藏人特别会议，现行的政策，也就是中间道路，获得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藏人的支持，其中，来自境内的选票，也占有不小的比例，所以，我们是在境内外藏人授权的情况下，来为西藏争取权力，这一点，我们感到自豪。我们也没有剥夺他们的意见，他们也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西藏流亡政府国会议员）认为需要改变目前的任何政策，就可以改变。现在的西藏政府，是彻底的民主化，任何政策都必须按照藏人的意愿来制定。民主制度的建立，是我们流亡50年的最大的成就，应该说，这其实是达赖喇嘛尊者的智慧。

首发《参与》

朱瑞：心酸的西藏话题——与曹长青对话

和几位朋友去卢梭故居的路上，曹长青推着沉重的行李，走在我的前面。汗水透过他的衬衫，在背上湿了一片。“长青，你这就回美国吗？”我问。“不，”他看着蔡咏梅大姐（香港《开放》杂志编辑）等人，“这是她们的行李，一会儿，她们直接坐火车离开。”天气不算热，凉风从日内瓦湖上阵阵吹来，但是，长青仍在流汗。

走出卢梭故居后，几位赶火车的人匆匆地离开了，剩下陈破空、仁钦曲塔（华盛顿《瞭望西藏》主编）以及长青和我，悠闲地走在狭长而古老的小街上。这是日内瓦，2009年8月8日的午后，汉藏会议刚刚结束。

“长青，你怎么理解中共对西藏的所谓优惠政策？”我问。

“西藏是不是得到了优惠，是不是真地实现了自治，只有藏人自己知道。像一双鞋，穿在你的脚上，别人看着再好，再合适，没有用，只有你的脚知道挤不挤，舒不舒服。”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西藏命运的？”我又问。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对西藏问题感兴趣，主要是一无所知，共产党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觉得凡是共产党的说法都要画个问号。1994年，达赖喇嘛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演讲，我和我太太商量，如果有机会对达赖喇嘛进行采访，给当时海外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写一篇文章，就可以让更多华人知道，达赖喇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想的。但是，这样的机会怎么会轮到我们呢？我们没有权、没有势、没有大的声望。不过，我还是想尝试一下，就给达赖喇嘛住纽约办事处写了一封英文信。当时，我们没有抱任何希望；在美国，那么多的华文记者，美国主流记者，电视、电台，都在等着采访达赖喇嘛，怎么可能轮到我们两个不是正式记者的记者呢？可是，我们收到了回信，还是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的办公室的回信！说，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接受两位中国兄弟姐妹的采访；说，这个采访本来安排给了美国著名的女主播黛安娜．索伊欧，但是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我想，可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达赖喇嘛希望把他的声音传给中国。那时达赖喇嘛就有了与汉民族沟通的想法，也就是这次会议的想法，那是1994年。取消黛安娜．索伊欧的采访是不容易的，那是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当红女主播。

●西藏曾是个独立国家

“我和我太太马上开始了准备。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我们找到了很多关于西藏的中、英文书籍，我太太懂日文，日文又拿来看。看了以后，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仅在历史上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一段时间，甚至把中国的首都长安都占领了，迫使唐朝签订了协议，还立了一个碑，承诺彼此不再侵犯，那个碑现在还在，那是最有力的西藏曾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见证。就是后来中国和西藏发生关系，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州、省和一个国家的关系，而是特殊的关系，叫番属。什么是番属呢，就是我给你精神力量，你尊重我达赖喇嘛，尊重我们的宗教权威，这样，你境内的佛教徒，就会顺从皇帝，国家稳定。五世达赖喇嘛曾见过顺治皇帝。当时，顺治皇帝甚至要出城四十里迎接，但一些汉人大臣提出了异议，最后，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以打猎为名，路遇，偶然在路上遇到。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皇帝这样礼遇过下面的郡长？后来，清朝末期，赵尔丰曾率兵不足二千打进西藏，但是，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把清朝的残兵败将彻底赶了出来。

“作为一个知识人，不管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要尊重真实，传播真实，所以，我们就更加渴望采访达赖喇嘛，想请教这一段历史；另外，中共在西藏的殖民统治，这一点，很多汉人都不愿意承认，想回避，汉民族对西藏民族的种族歧视严重存在。我们必须告诉中国人，要结束专制，尊重藏人的政治选择权和自决权。

●达赖喇嘛的真诚

“达赖喇嘛给我们的第一印像就非常好。一进去，他就攥住了我们两人的手，领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屋子。我们的手，从来都没有被人这么长时间地、热情地、热烈地、真诚地攥过。一瞬间，你就感到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平等对待你的人，你就有一份感动。当时我和我太太都有点紧张，达赖喇嘛立刻看了出来，我们在往他身上别麦克风的时候，他一再说，‘慢慢来，慢慢来’，非常替人着想。我们说，‘问什么，有限制吗？’达赖喇嘛说，‘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

“后来，我们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差不多一万字，在《世界日报》整版发了出来，那可能是华人世界第一篇详细介绍达赖喇嘛，以及中共在西藏如何殖民统治的文章。”

“题目叫什么？”我问。

“《纽约访达赖喇嘛》，但后来《世界日报》改了标题为《达赖喇嘛：活着的上帝》。”

●不能用NOTHING 攻击SOMETHING

“到前面坐船去吧！”陈破空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看不出坐船和走路有什么不同，我不坐。”我说。“坐上船你就知道了，这儿毕竟是日内瓦湖，不是你东北家乡的松花江。”陈破空顽强地坚持着，张菁女士和仁钦曲塔也跃跃欲试，我只得跟大家一起坐船。不过，我看着长青：“一会儿回旅馆，吃完晚饭，我还要继续听你的故事。”

晚饭后，我和长青来到宾馆的前厅，有人在弹钢琴，有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我们选了一张燃着蜡烛的木桌，坐下了。

“那可能是华人世界中，对达赖喇嘛专访比较长的一篇文章，15年以前的事了。” 长青立刻谈了起来，“后来我就想，应该再写一些理论文章，因为那是一篇专访，有些内容还特意想让读者有兴趣，这样，我就写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这是第二篇你写的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我吃惊了。

“就是。”

“很敏锐啊！”我感叹着。

“那篇文章在民运的知识分子内部也出现了争议，很多人都不同意我的观点。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提到了中国人要向藏人道歉。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欺负过的国家，反过来，十三亿又欺负那样一个只有六百万人口的民族，中国人在被历史审判的时候，应该忏悔，你没有阻止，沉默也是一种参与！

“那年的圣诞节，1994年，是在一位民运人士家度过的。我去的时候，屋子里已坐了很多人，全体都要跟我谈话，很激烈，不像过圣诞节，倒像在开我的批斗会，大家憋了一肚子的火。我说，关于西藏的书你们看过哪些？有没有看过美国人、西方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没有。有没有看过藏人写的翻译成中文的有关西藏的书？没有。有没有看过中国官方写西藏的书，比如，有一个人公开地说，为了斗争的需要，组织上要我写一本关于西藏的书，那个作者是谁了，我一时忘了？”

“牙含章吗？”我问。

“就是。关于坐床啦，选灵童啦，吴忠信啦，有一点参考价值。”

“那不过是一本垃圾。”我倒出了心中的隐患。

“当然。不过，就是这样一本书，完全为了政府宣传需要而写的一本书，我说你们看过没有？没有。牙含章是谁？也不知道。我说，那你看，你们用什么反驳我呢？总不能用NOTHING 来攻击SOMETHING。总不能用0来对付1、2、3、4。我说，你们的状态我理解，我们都对西藏的认识有限，但是，我不会在没有弄清事实的时候，就去自信地批评别人，我更不会重复中共的话，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男人为什么不自信

“生活中，没有哪个人会特别地把戴在手上的戒指，指给大家，说，‘这是我的，自始至终都是我的。’当一份财产，被特别强调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我说。

“是啊，我们说欢迎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就说明人家原来不在你的怀抱，你没有抱着人家。我又说，西藏的人权情况你们不是不知道，你们要支持西藏的人权。再说，独立是他们的社会权利，他们有选择权。波多黎各要选择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如果全民公投通过后，还要美国国会批准。薛伟说过，‘结婚需要两方同意，离婚单方就可以完成。’你把藏人打这样，欺负成这样，还不允许人家逃？中国男人最没有自信，最怯懦，要女人的脚裹小，裹烂，裹臭，再也跑不了，自己却弄好几个。西方男人是非常自信的，我让你的脚长大，越大越好，你可以跑，但是，最后，你不跑，那才叫有本事！我的一个长辈亲戚，就是小脚，是裹臭裹烂，在烂和臭的过程中，长在一起，那是极为残酷的慢性的刑罚。”

“瞧你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我笑了起来。

“你不知道，朱瑞，你真是好运气，如果在那个时代，以你的性格，手也得给你裹起来。”

“这个，可以想象……”我长久地笑着。

“而且不是一年，十年，一百年，一千年，是整整十五代以上，一直到清朝末期，才决定不裹了。今天的中国问题，是文化出了毛病。人种没有问题，如果你认为人种有问题，这个世界，还会出现奥斯维辛。你的孩子出生在外国，尽管长着东方面孔，但是，精神上可以完全是西方的。中国文化两千年，八千年，什么用也没有，如果不提供人的自由，尊严，生命，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中国文化提供了我们什么？群体，家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妻子服从丈夫，丈夫服从家族，家族服从社会，社会服从朝廷，朝廷服从皇帝，不管多大多小的皇帝，都要为他下跪；最后一个皇帝才三岁半，动不动就尿裤子，下边那些留辫子的学士们，还在下跪。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在下跪，张艺谋在跪，余秋雨在跪，只有一个区别，就是胡锦涛不再尿裤子了。”

“你的思索，长青，很深哪……”我越过长青的肩头，看着前方。

●免费喝西藏没污染的雪水

“你温家宝怎么能跟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民选总理）相比呢？！桑东仁波切的这些知识，单说佛学，讲话不用稿子，你温家宝就无法企及。人家那么自信，面对多少挑战，都不会激动、不会生气。你再看你那些人，那些无能的小男人，坐在那里，就张艺谋还算英雄呢，我看连条狗熊也不如。真正的英雄，是放开你的脚，让你跑你也不跑，你的心在向往，你在尊崇。达赖喇嘛靠什么？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金钱，可是，全世界都在支持他。有一次，达赖喇嘛说，请帮助我们吧，只是，我们什么也不能给予你，不过，有一天，西藏自由了，我们喜马拉雅山上的雪水最干净，到时候，免费给你们喝。尽管是开玩笑，却让人心酸。”长青停了下来，看着别处，好一会儿，又说：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因为当时那些要和我辩论、火气很大的人，现在都在千万百计想见达赖喇嘛，转而支持西藏人权了，他们不见得支持西藏独立，但是，支持西藏人权。他们变化了。

●作为中国人的耻辱和责任

“现在，支持西藏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很高兴。所以，这次跟达赖喇嘛照相我没有去。我们要的不是和一个名人在一起，是要你真正看到他们的苦难，要为他们做点什么。我从不强调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只是说我是一个自由人，而自由人的对立面就是野蛮人。中国人，只是一个地域，血缘的概念。只有当我看到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去欺负别人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耻辱，感到有一份责任时……”长青的泪水终于没有忍住，滴落了下来。

“在达兰萨拉，达赖喇嘛长久地握着我的手，不说话……”长青停了下来，擦着眼睛，“后来，达赖喇嘛身边的一个生活秘书，曾是僧人，说过一句话，我记住了，他说，‘我们和国民党打交道，他们骗我们……和共产党打交道，还是骗我们……我对中国人绝望了……开始我们接到消息说，你要来，我不相信还有你这样的中国人，后来，我看了贡噶扎西翻译的你的文章，接触了你，才燃起了我对中国人的希望……’”

“如果说有一份自私的话，我就想，过了若干年，中国人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十三亿中国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种族，总得有一些人有一点人性吧，哪怕只有一个，起码让藏人知道，你们这些人不都是禽兽，从这一点说，我强调我是中国人……”长青哽咽着。

我也擦着眼睛，我不能不流泪。

“跟有些人谈不通，跟你能谈得通……因为你住过西藏，又去过达兰萨拉，亲眼看到了他们的艰难……”长青继续着，不看我，而是看着手里被泪水浸湿的餐巾纸，”后来，我在达兰萨拉呆了许多天，我看到那些翻过雪山从境内西藏逃出来的藏人，他们不会说藏文，但会中文，看过我的文章，对我很热情。我为几千名学生做了一场演讲，大家都哭了。再后来，我去了南部班加洛。两天一夜的火车，又坐了7、8个小时的汽车，最后，又租了一个很颠簸的那种蹦蹦车，好长时间，才到难民营。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当地藏人妇女协会去了几十个人，我采访时，哭成一片，说我是他们见到的唯一的一个中国记者……”长青再次停下了，烛光昏暗，我们都无休无止地流着泪。

●结婚，离婚，单身，要人家自己决定

“回来后，我写了一系列有关西藏的文章，告诉世界，告诉所有的人西藏的苦难。又约了一些人，共同编了一本书《中国知识分子论西藏》，我做主编，这本书在台湾出版后，又译成了英文、日文，藏人又译成藏文，都出版了。”

“你现在写的不多了？”我看着长青，这位质朴的、善良而不断自省的中国北方男人，从此，将成为我无话不说的朋友。

“近年我写的比较少。主要的原因是，我不赞成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我认为走不通。跟专制谋求民主，就像在沙漠期待绿洲，不存在。”

“中间道路，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否则，西藏文化会更加迅速地被灭绝。”我解释着。

“我理解，他也觉得没有路可走。但是，作为我的理念，又不能违心的同意。不过，我还是写了《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后来，达赖喇嘛见到我时说，‘这真是太有意思了，达赖喇嘛主张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你这个中国人却主张西藏独立。’

“我所有的关于西藏的文章，都坚持两个原则，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因为西藏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个，坚持尊重西藏人民选择权利的原则。结婚，离婚，单身，那是人家自己的事，我尊重这个民族的自决权，我认为个人权利大于一切。

●有什么样知识分子就有什么样政府

“达赖喇嘛说汉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给中国人很多的赞誉。其实，我们太不伟大了，不说别的，伊拉克在选举，阿富汗那些蒙面女人在投票，印度尼西亚，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再次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国家稳定，经济过去增长4%，去年达到6%；中国人不如印度尼西亚，不如阿富汗、伊拉克、新加坡、台湾……没有投票权，就是政治奴隶！中国人是世上最要脸的人，结果是最不要脸面的。今天，中共政权的存在，就是中国人的无知和怯懦，是中国人的耻辱。捷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哪里的民主是赐给的？

“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就配一个专制政权。十三亿人口，中国知识分子按照群体比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群体，几千万人，在西藏问题上，哪怕只有几个人站出来，说一句人话，不求你说得很高，只说一句人话，行吗？你欺负了人家这么长时间，就代表中国人，向人家道歉，说一声对不起，不行吗？人家和我们什么都不一样，宗教，语言，连容貌都不一样，这是能看到的。

●谁尊重弱者，谁就是英雄

“文化不是仅仅你喜欢穿旗袍，他喜欢穿西装，是思想的价值。有的人喜欢吃垃圾食品，有的人喜欢吃健康食品，这是饮食价值；思想也有一个价值，有的人喜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的人就喜欢自由、生命、尊严；我们的文化中缺少的就是后面的这些资源。今天美国的强大，不是因为金发、白皮肤，是人家开始的那个价值——《独立宣言》讲的不是群体、国家，甚至没有讲民主，讲的只是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都是个人的权利，不是哪个群体的权力、国家的权力，这样的文化，才能真正使一个国家强大。美国的强大不是军事、经济、国土的强大，是思想的强大。而在中国，提倡稳定压倒一切；没有健康的个人，哪有强大的国家？十三亿是什么，都是0，不管有多少0，加起来最后还是0。看一个国家的文化，就看这个国家对弱者的态度，中国男人最能欺负弱者，西方的文化恰恰体现出照顾弱者，谁尊重弱者，谁就是英雄。在中国，对自己的女性都不尊重，邓玉娇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怎么能尊重藏人的权利呢？

● “都向我扔石头，也没有关系”

“西藏人，不仅受政治压迫，还有种族歧视。有一次我在《北京之春》遇到一位藏人，他曾在四川医学院读书，跟我谈到汉人对藏人的种族歧视。我说，‘请给我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天，教授提一个问题，别人都没有答上，我答上了，那个教授，他是汉人，表扬了我，说：你看，连他都答上来了’。这种事，到处都是。

“我出生在中国，只有当我应该承担一份群体性的道德责任时，才强调我是中国人。奥斯维辛幸存下来的人，有一个说法，叫做幸存者的负罪感，survivor’s guilt。我们一样的被抓起来了，他们没有熬过来，我熬过来了，我的幸存，是一种负罪。这是非常高的境界，也更加人性，这是我从中得到的教育启示。我没有很大的力量，只不过会写一点文字，我要把我知道的告诉其它的人，不管他们说些什么，就是都向我扔石头，也没有关系。”


完稿于2009年8月15日星期六

——原载《观察》

達賴喇嘛尊者在國際漢藏交流大會上的講話

朱瑞拍照

2009年8月6日 瑞士日內瓦



大會主席、主持人、各位漢藏代表、各位來賓，大家好！

首先向籌辦這次漢藏會議的「國際和解協會」和「瑞士西藏友好協會」表示由衷的感謝！

在過去一千多年的歷史中，漢藏兩個民族除了偶爾發生衝突以外，大部分時間，都以睦鄰同胞之情相處，並在宗教、文化、經濟、社會等方面的交流和共同發展中，成為世代相續的朋友。佛教傳入漢地早于藏區，因此，藏人深懷敬意地把中國的佛教信眾視為同門兄長。

動盪的二十世紀，中國政局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後，隨即進軍西藏，武力佔領昌都，迫使1951年簽署了「十七條協定」，並借「和平解放西藏」之名，統治了所有藏區。

西藏方面始終真誠地按照「十七條協議」的規定，努力與中共合作，尋求生存空間。然而，1959年我和我的政府，以及八萬多藏人，還是被迫地離開了家園……這是一段人人皆知的悲情歷史。

我們流亡印度不久，就開始深入思考、討論未來解決西藏問題的方向，初步統一了意見：唯有與中國當局接觸，才可能解決問題；因此，1974年擬定了漢藏互惠的「中間道路」政策。1979年，當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提出和談建議時，我們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之後的十五年中，我們派遣代表團，先後進行了二十多次參觀和協商，然而，都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因此，在流亡社會中，我的「中間道路」，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批評與挑戰。1997年，對這一公共議題進行了公投，結果百分之六十四的民眾支持中間道路政策。根據民意，我們再次努力尋求與中共中央對話的機會。從2002到2008年，我的代表與中共的相關人員進行了八輪正式會談，以及一論非正式的私下會晤。不幸的是，因為中國領導人沒有以實際行動解決西藏問題的誠意，所以這些會談沒有取得任何具體的成果。

西藏境內的局勢一直處於緊張狀態，由於對治藏政策的不滿，去年三月，遍佈西藏三區爆發了大規模的和平抗議，中共卻歪曲地宣傳為藏人對漢人的仇視，試圖在藏、漢民族之間挑起事端，致使兩個民族中出現了不必要的猜疑。慶倖的是眾多的華人知識份子，沒有被中共的宣傳所誤導，他們憑借自己的智慧和學識，通過獨立的思索、分析和判斷，看清了事物的本質，並利用各種媒介，表達了他們對西藏問題的理解，聲援藏人，這是值得欣慰的，也可以說是正義的勝利。

我的代表以口頭與書面兩種形式，曾多次向中共中央明確地解釋「中間道路」的宗旨，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內解決西藏問題，特別在去年的第八輪會談期間，我們以中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相關條款為依據，提交了「有關全體西藏民族獲得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然而，這個明顯的誠意不僅沒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應，還被指責為「半獨立」與「變相獨立」，使我對中共領導人的期待與信賴越來越淡薄了。

這樣嚴峻的形勢下，去年十一月，我們召開了為期六天，有六百多位代表參與的流亡藏人特別大會，也儘量收集了境內藏人的意見，探索解決西藏問題的路徑。為謀求共識，我們也召開了國際支援西藏團體的特別會議。討論中，雖然出現了反對中間道路、強烈要求停止與中共對話的意見，不過，絕大多數的意見還是支持中間道路。有這樣的民意基礎，我有信心堅持中間道路，繼續為西藏三區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而努力。只要中共中央表示為解決西藏問題展開協商，我們依然準備交流與商談。

在今天的漢藏討論會上，我想傳達兩個期望： 第一，請毫無保留地提出未來解決西藏問題的建議和意見；第二，希望各位，向廣大的漢族同胞解釋澄清，西藏問題並非藏、漢民族間的糾紛，境內外藏人更沒有仇視漢人，讓我們共同來挽救民族分裂的危機！

也祈願透過這次會議，漢藏兩個民族能在相互信任、和睦的基礎上，為尋求共同的未來，往前邁一步。

最後，感謝各位代表不辭辛勞遠道而來！再次感謝籌辦單位對西藏事業的奉獻與支持！

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五十年代解放军平定西北和高原的武装叛乱

这是一篇转贴文章，原文发表在铁血论坛。其中涉及到非常具体的细节内容，是一篇很珍贵的文献。——朱瑞

文章提交者：国军P-40战机加贴在中国历史铁血论坛http://bbs.tiexue.net/bbs_73.html

在西北甘肃南部回族叛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56年初，甘、青交界的少数民族反动分子组织反动武装开始叛乱。3月下旬，四川康定地区武装叛乱平定 后，甘南地区形势开始紧张，步兵第11师33团两个营、一个山炮连会同师侦察连，奉兰州军区命令于6月11日从临夏进入甘南，与骑兵第一团，73团一同平 叛。33团在战斗中，击毙回民暴徒298人，缴获枪支71支。1958年，甘南再度发生大规模武装叛乱，这次规模更大，参加叛乱的回族人数一度高达数万 人。步兵第11师除炮兵305团外，全部进入甘南平叛。此时步兵第11师还指挥内卫第二团，成都军区145团，组成了第一指挥部，于1958年3月18日 进入甘南，与第二指挥部的独立骑兵第一团和第三团一同平叛。至同年11月，基本平定叛乱，毙伤俘回族匪徒万余人。

1958年8月，正当11师在甘南平叛时，临夏地区的反革命分子，乘临夏地区空虚，号召：“回族团结起来，打倒共**”，于8月15日策动临夏、永 靖、和政等96个乡叛乱，参加叛乱的人数相当多，仅东乡汪家集就有6129人。留守临夏的11师炮兵第305团，与师直属队和各团留守部队，在副师长王根 发指挥下，分路出击，击退回族叛匪多次进攻。25日，步兵第134师奉命增援11师，两师组成临夏地区平叛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11师305炮兵团、 134师401团2个营、134师高炮营和临夏军区教导营、铁路公安第九团两个团以及临夏地区各县民兵大队，以汪家集为中心进行全面清剿。经过两个半月积 极作战，部队迅速平息了叛乱，歼灭回敌10034人，其中击毙回族暴徒3268人，击伤2302人，俘虏1618人，捕获2846人。对于这些屠杀汉族， 屠杀共产党干部犯下累累反中国罪行的回族青壮年、俘虏和捕获的不少回族杀人暴民被立即绑起来处决。许多匪乱严重的回民村全部成为寡妇村，这些杀害汉族和干 部的匪村终于得到应有下场。1959年3月，西藏叛乱，步兵第11师在平息甘南叛乱后，火速开赴西藏参加平叛。

[转自铁血社区http://bbs.tiexue.net/]

1958年4月至1962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彻底平息了青海地区的藏族武装叛乱，为期五年的平叛斗争，共进行大小战斗3639次，其中部 队作战2811次，地方干部、民兵和群众作战828次，击毙藏族武装匪徒16600多人，伤藏族武装匪徒4876人，俘获藏族武装匪徒46800人。缴获 无后座力炮4门，高射机枪4挺，轻机枪17挺，长短枪3.98万支，土枪2.7万支，炮弹421发，各种子弹89万发，无线电台10部，手榴弹2012 枚，望远镜216架，指北针23个。另外一些像青海玉树州的藏族匪徒聚集区，全州上万藏族男子由于充当反对中国反对汉族的暴乱匪徒，全部被英勇的解放军消 灭掉，只剩下藏族女人，有效地消除了这个藏族匪区对中国的威胁，维护了中国的尊严。在平叛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和民警、民兵不怕牺牲，不畏困苦、英勇战斗， 最终取得了平息藏独的胜利。除了青海击毙藏族匪徒1.66万人外，另外关于西藏击毙藏族匪徒的重大战斗

1、1959年3月20日-22日，拉萨药王山战斗（含拉萨市内平叛），歼灭叛乱武装5300多人，其中击毙藏族匪徒545人，毙伤、俘4800多 人。2、1959年4月8日-4月21日，山南地区平叛战斗，击毙、伤、俘虏叛乱分子近2000人。3、1959年7月上旬-8月中旬，藏北剿匪战斗，击 毙藏族匪徒1000多人。4、1960年2月29日。恩达、丁青、嘉黎、扎木地区合围战斗，历时47天，击毙藏族叛乱分子1100多人，伤、俘虏4800 多人，缴获无后力座炮6门，高射机枪1挺、轻机枪119、电台6、步枪3700、降落伞268。5、1960年4月底，温泉、黑河、巴青围剿战，历时38 天，击毙、伤、俘虏叛乱分子5000多人，击毙受过美国训练的藏族空降特务7人。6、1960年申扎、萨嘎、定日清剿战、阿里马泉河以北、国境以北、青藏 公路以西清剿战和昌都东南清剿战，击毙藏族匪徒5000余人。另外，藏族叛乱分子在外国的直接援助下，盘踞尼泊尔北部的木斯塘地区，组织了所谓的“卫教军 ”，从1960年起经常窜扰边境地区。1964年经中央军委批准，西藏军区在扎东组建了中共特委和军事指挥部，加强反回窜斗争，与藏族卫教军的反回窜斗争 一直持续到1974年卫教军被尼泊尔政府解除武装才结束。指挥官丁盛将军血洗西北回匪，血洗青海藏匪，血洗西藏藏匪，维护了中国的尊严和国家的统一。

附注：1950年5月8日，原回族马步芳第82军旅长马云山，在平凉、固原地区串联回族匪特，组织发动叛乱，被称为“五八”叛乱。叛匪组织的“忠义 军”下设4个团，有长、短枪97支，轻机枪2挺，冲锋枪3支。后扩充为19个团、1个混合旅，有回族匪徒2000余人，妄图攻占泾源、固原、西吉县城，颠 覆人民政权。5月8日凌晨，叛乱分子分别袭击平凉安国区政府和西、海、固地区区、乡两级政府，杀死杀伤干部群众和解放军官兵337人，抢劫枪支45支、手 榴弹395枚、子弹223发，并抢粮食、财产等，还杀害了固原张化区委书记等。次日，1000多回族叛众攻占平凉，拟再攻泾源。回族匪团长马成龙等在固原 县扩充回族匪徒千余人，企图攻占西吉县城。西北军区派骑兵第2旅、骑兵第4团、西北军区独立第1师平息叛乱。在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叛军迅速分化瓦解或 溃散。匪首马云山因内部矛盾激化，被同伙击毙。至7月底，“五八”叛乱被平息。共击毙回族叛匪174名，击伤24名，俘虏168名，投降400名，缴获各 种枪支520多支（挺），子弹3300多发。

1952年4月2日，西吉县党部执行委员、自卫队中队长马国瑗和宗教上层人士马国琏以及反动教主密谋策划，成立“人民军”、“白头军”、“中央新编 第三团”，公开进行武装叛乱，被称为“四二”叛乱。当天，回族叛匪100余人将正在组织斗争恶霸地主的西吉县白崖区土改工作组包围，砍伤工作组成员，抢去 手枪4支。随后窜至海原县李俊区政府，参加叛乱。千余回族叛匪围攻西吉县城数日，袭击土改工作团，抢夺枪支、粮食，破坏公路桥梁……参加叛乱的回族平民达 上万人。先后有解放军战士、农民积极分子和土改工作队员30余人被叛匪残杀。致使6个区37个乡的基层政权陷于瘫痪，固原地区1/3的区乡土改工作被迫中 断。西北军区派遣步兵第8师3个团，骑兵第6师2个团以及平凉、庆阳军分区2个营、固原地区各公安局、县大队、武工队共同平息叛乱。宁夏（省）军区独立营 和骑兵第四团也参加了平叛战斗。经多次激战，叛乱队伍瓦解，被裹胁的回民乌合之众全部溃散。杨枝云、马国瑗等匪首先后向人民政府投诚，杨年子被活捉，叛乱 遂被平息。平叛中，共击毙回族叛乱分子151人、击伤23人、俘虏420人，共缴获各种枪支108支（挺），子弹2600多发，手榴弹63枚，刀、斧、矛 等武器3000余件。

解放初，西北回匪军大规模叛乱，骑八旅旅长马英，82军190师师长马振武，骑十四旅旅长马成贤被击毙，青马老将马元海（打西路军时青马前线总指 挥）被俘后处决。搞暗的，82军副军长赵遂、100师师长谭呈祥、129军357师师长杨修戎、新编骑兵军军长韩起功（打西路军干将）被处决，共有近1万 名回匪军被打死。在内蒙古自治区，英勇果敢的滕海清将军对蒙古族独立分子进行坚决打击，华夏民族英雄腾海清将军在“文革”中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内蒙古革 委会主任。康生等人积极配合腾海清将军的部队清除蒙古族独立匪徒们，滕海清积极打击内人党，使34.6万名蒙古族匪徒被批斗，消灭蒙古族分裂分子 16222名，沉重打击了蒙古族独立分子的反动嚣张气焰。“文革”结束后，蒙古族匪民们曾无耻要求对他判刑，但这些蒙古族匪民贼民奸民的无理反动要求被坚 决驳回，因为有解放军撑腰，腾海清将军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职务上离休。在新疆的王震，内蒙古的腾海清、西藏的丁盛成为捍卫中国领土完整的钢铁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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