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中央改变交恶达赖喇嘛的政策/高洪明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0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早上阅读[北京晨报]，知道杜青林11月6日接见了达赖喇嘛私人代表一行，代表中央要求达赖喇嘛改正政治主张。我认为中央应当改变这个交恶达赖喇嘛的政策。理由如下：
(博讯 boxun.com)
一，达赖喇嘛至少近20年来，一直在要求中央允许西藏自治，并未提出“西藏独立，半独立或变相独立”的政治主张。
二，达赖喇嘛要求西藏自治并未分裂国家，并未破坏中华民族统一。因为，自治与独立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政治概念和范畴。
三，中共中央从来秉承党是领导一切的理念，因此一直把要求民族自治的言行及其代表人物，看成是分裂国家的敌对势力和某独代表。这是过时的阶级斗争思维的继续，它不利于中华民族真正的团结与统一。
四，请站在藏族同胞的立场上和站在藏传喇嘛教的立场上想一想：一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一个共产党的党委来治理西藏，藏传喇嘛教信仰能自由吗？藏族宗教文化能传承吗？民族自治能落实吗？
五，不言而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正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无法真正落实的症结所在。凡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解决好民族自治问题的。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前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六，现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执政党，无一例外给予本国少数民族充分的自治权，从而保持了自己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中共中央和中国中央政府为什么不能向人家学习呢？
七，中央应当真正看到达赖喇嘛所提出的政治诉求，是真正代表藏族人民当前和长远利益的。否定达赖喇嘛，藏传喇嘛教将不成其为藏传喇嘛教，藏族将不成其为藏族，西藏将不成其为西藏。
八，中央应当改变交恶达赖喇嘛的政策。中央的主张完全否定达赖喇嘛的主张，这是交恶达赖喇嘛的政策，它恰恰说明中央对达赖喇嘛缺少诚意。
九，中央应当善意回应达赖喇嘛，应当善待他，应当把他看做是解决西藏自治问题唯一的金钥匙。切不可口头上说中央与达赖喇嘛对话大门永远是敞开的，但实际上是对话客厅永远是关闭的。那样，西藏问题永远无解；那样，西藏问题永远是中国的创伤。
北京市民：高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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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8日星期六
2008年11月6日星期四
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
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Carsten A. Holz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07日 转载)
(博讯 boxun.com)
作者:Carsten A. Holz 翻译:九喻
【本文作者Carsten A. Holz，经济学家，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professor in the social science division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从事中国研究的学术界人士，包括本文作者自己，习惯性的讨好中共，有时自己明确意识到了，有时没有意识到。这么做的动机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我们通过以下方式讨好中共：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或者不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报告某些事实或者忽略某些事实，我们使用的语言，我们讲授什么以及如何讲授。
外国研究人员必须要和中国研究人员合作，以便搜集数据，合写研究论文。调查要以中共接受的方式进行，调查内容限制在政治上可以被中共接受的范围里。对中国研究人员来说，这种选择是与生俱来的。西方研究人员跟从这种选择。
中国研究人员在独自进行学术研究时也要面对同样的限制。一些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在中国有亲属。另外一些人在中国有公寓。那些母语不是汉语的中国研究学者，已经投入多年时间学习语言，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这一巨大而无法转移的投入之上。通过与中国的关系，我们获取信息和观点，从中得到利益，因而我们保护这种关系。如此一来，每个人都满意，西方读者得到学术界的最新观点，我们自己得到工作上的成功，中共得到我们为他们提供的广告宣传。中国是唯一的，全体知识界都选择了同一条路：那就是不要让中共不高兴。
如果我们不合作，很明显后果会是什么。我们没法找到中国的合作伙伴。当在中国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就遇到麻烦了。李少民是香港城市大学市场系副教授（Li Shaomi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marketing department of City University in Hong Kong），美国公民，他在中国监狱里被关了5个月，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按李少民自己的解释，他的罪过包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持批评态度，访问台湾，得到来自台湾的经费进行敏感政治题目的研究，在中国收集研究数据。香港城市大学没有对李少民提供任何支持，获得自由之后，他马上离开那里，来到美国弗吉尼亚Old Dominion大学任教（Old Dominion University in Virginia）。人们会猜测落在中共秘密警察手里5个月对人的心理会有什么影响，中共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来让李少民保持沉默。对香港知识界来说，这个信号被清楚的接收到了。
不同学科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并不是都受到同等的影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比较容易频繁挑战中共的禁忌，有时还很激烈。但甚至社会学家和人种学家也会在进行网络研究或少数族裔文化研究的时候涉足禁区。
我们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有多种形式。我们提出和西方有关的问题，而回避和中国有关的问题。我们努力用基本的经济学指标来解释国有企业的利润，而实际上从其它角度分析可能更说明问题，比如从企业管理质量（由中共组织部任命管理层），或者企业和所有者、雇员、供应商以及顾客打交道所凭借的政治关系。但是如何能收集到反映中共对国有或政府控制的企业的影响的系统化信息呢？企业里根本没人愿意谈论这类事情。
我们谈论中国的经济单位及其发展，好像谈论西方的经济单位一样。中央和地方大量“价格管制”的规章，给了官员们极大的权力来干预价格制定的过程。但是我们接收官方公布的数字，上面说90%的商品的交易价格是市场决定的。我们不对中文词“市场”（shichang）的定义表示疑问，而把它直接翻译成“市场 ”（market），假设它的意思和西方的market是一样的。
与此类似，我们接受中国的公司法（Company Law）表面宣称的、没有提及中国共产党的字面意思，尽管有了公司法，中共仍然会对公司发号施令。只有深入了解，人们才会发现不容置疑的证据：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在2006年发出联合指示，明确要求国有企业（包括公司，companies）的党支部参与一切企业决策，这个指示还要求全省所有国有企业，董事会主席和党支部书记原则上应该是同一个人。在国家一层，最大的50家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这些在世界各地投资的国有企业，它们的最高管理人由中共政治局直接任命。经济学家不去问问：如果美国或者欧洲的执政党中央不断增加对企业的参与，会意味着什么？
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周小川，写了大量关于用“三个代表”“全面促进中央银行工作”的中文文章。他用完全违背西方的逻辑概念的方式，论述三个代表是 “宏观经济的指导原则”。但是我们以对待西方中央银行行长的认真态度对待这个人，好像中国的中央银行真的制定货币政策，好像中国的货币政策的操作渠道，以及对经济的影响，和西方一样。
我们很幼稚吗？或者我们忽略中央银行行长的第二身份－－或者第一身份－－中共党委书记，是合适的？我们下意识的回避了某些我们不理解的事情？或者我们只是因为它们不符合西方经济学概念而假装看不见？
连篇累牍的文章探讨中国收入分化日渐增加的原因。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拥有一亿元（1千3百万美元）或更多个人财产的3,220个人里，2,932人是中共高干的子女。五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开发，大型工程和安全，85%到90%的核心职位控制在中共高干子女手里。
每次改革或调整的项目出台，高干都从中自肥：价格双轨体系，贷款黑洞，国有企业财产剥离，投资公司资金和私人养老资金的滥用。不合规则的农村土地并入城市应该可以被定义为地方官僚发动的“有系统的抢劫”。地方高官有大笔投资在安全没有保证的小煤矿，这些小煤矿理论上说应该关闭，但是没人知道为什么它们依然在运转。
经济信息的普遍匮乏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当前特定课题的统计数字，都是国家统计局按照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的特定指示收集的。这类信息基本不会公布。而那些公布的信息的质量都要打个大问号。官方统计数字之外，各级政府部门都收集并控制内部信息。公布的信息一般往往是宣传，出于某种隐秘的动机才加以发布。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采取的一个办法是，放弃进行精确的调查，而是在方便的假设基础上建立抽象的经济学模型：假设有完美的竞争，新技术带来最大利润，消费和金融限制之下的家计效用最大化（household utility maximization），等等。这种办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的中国还很难说。
其他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公开接受中共的青睐。我们可以运用关系联络政府高官。在做实地考察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地方政府和地方党委的接待，有一次，他们给我提供了一辆车，一名高官和一个地方官。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企业主管，可以想象，他的答案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陪同人员毫无例外都很支持，但我最终完全在他们设计的盒子里工作（这大概是我唯一没有完成的研究项目）。更有甚者，那些采访官员的人可能不仅是无意中作了中共的工具，而且可能作了政府内斗的工具。
我们大量使用符合中共自我包装的形象的语言。难道“对法律和政府充满敌意的秘密社团”，不是对中共行动的隐秘性和置于法律之上的统治方式的准确描述吗？在 Webster“新世界大学字典上”（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这是“黑手党”（mafia）的定义。
我们使用中国“政府”这个名词，却不进一步说明95%的“政府高官”是中共党员，关键决策是这些人在党务工作会议上决定的，政府人事部和党委组织部实际上是同一套人员，监察部和中共纪律委员会实际上是同一套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100%同一套人员。中国政府是在管理中国？还是仅仅作为中共的一个器官执行中共的决定？通过使用“政府”这个词，让中国“政府”等同于其他政府、特别是西方政府是正确的做法吗？把它称为 “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甚至“黑手党的前台代表”，是不是更加准确呢？谁质疑中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以及中共的统治方式呢？
中共的－－或者说黑手党的－－名词充满我们的写作和授课。我们不去问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共产主义者，人民代表大会是不是代表人民，人民解放军是解放还是压迫人民，或者法官们是不是都由中共任命并且服从中共。我们说“天安门事件”，与中共的语言相一致，而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刚发生后，我们称之为“天安门大屠杀”，那时用“事件”来称呼让我们显得对中共太顺从。
有哪一本西方教科书详细论述中国的政治系统呢？哪本教科书解释中共钦定并在事实上任命政府官员和国会代表？哪本教科书指出这些程序和我们西方理解的政党，政府和国会不一样？在中共的带领下，我们通过使用西方政治语汇来称呼中共的冒牌货，从而使中共的伪装合法化。我们甚至不愿用中共自己使用的名字来称呼中共：专政（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工农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指出了系统性的买卖政府官位和中共官位了吗？发生在黑龙江的丑闻告诉了我们官位的标价，从省一级到县一级，你不会从任何一本教科书里找到这个价目表。广为人知的卖官鬻爵没什么机会作其他解释。如果买卖官位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并不感到害怕，黑手党的统治和封口原则一定是超出想象的强大。
不正常的事情在中国被当作正常事情接受了。电脑黑客从香港大学服务器上搜集一个系科教师收到的电子邮件，直到他们不小心删除了邮件，这个事件才被发现。黑客们的地址来自大陆3家网络服务提供商，全部3个IP地址都指向国有通讯公司。在中国，外国学生公寓的工作人员里包括安全官员，他们监视外国学生，记录他们的行动。在属于上海三级教育系统的一个教育部门，使用校园电脑在搜索引擎里输入“江泽民”，连续三次导致整个校园不能连通那个搜索引擎。传言中共要雇用几万名网络警察。电话如果不是被系统的录音，也会被监听。电子邮件被过滤，有时根本不给接收。这种情况下，谁还学不会本能的避开中共不喜欢他们思考或做的事情呢？
中共的宣传深深的扎根于我们的思考中。“社会稳定”和现在所谓“和谐社会”的提法被无条件的接受，认为对中国很重要。可是一个每天发生超过200起社会冲突事件的国家真的社会稳定吗？真的社会和谐吗？或者“社会稳定”仅仅意味着接受黑手党的统治？
“中央是好的，都是地方政府不好”是另外一个宣传俗套，这也被国外研究界不带疑问的接受了，这个说法进而影响研究的问题设定。然而如果把中共看作黑手党的话，就不会有那种美好的感觉，让外面的学术界了解这一看法，就在建议中央隐藏了可怕的另一面，而且毫无疑问是带着某种目的加以隐藏。
我们看到了“结果”（成功的改革），但不去怀疑“动机”。中共的增长宣传被忠实的接受为国家的总体目标和改革成功与否的一个测量指标。没人质疑增长得以实现所依赖的政治制度。黑手党统治中国还算有效率，何必还关心这种效率是如何实现的？何必关心“附带效果”？很明显我们知道存在劳改营，人们未经审判就被关进去，也许就在里面蒸发，我们知道有人遭受国家安全部门的刑讯，我们知道法轮功信徒遭到的处置，但我们选择往前看，继续我们消了毒的研究和教学。我们对中国政治体制导致的3千万人死于大跃进造成的饥荒，75万-150万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谋杀视而不见。什么才能让西方学术界停下来想一想：他们到底在与谁共眠？
如果学术界不去想，还有谁会呢？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也不会，因为他们从与中国打交道中获利。他们的银行关系依赖于中共的紧密合作，他们在研究合作上的事实是，最后的报告和公开声明都必须通过中共的审查。西方投资银行的研究部门也不会，因为银行的其他部门很可能依赖于和中国买卖。
这一切有关系吗？如果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忽略他们所处的中国政治环境，影响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政治限制，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我们向西方呈现一个中共领导层一定喜欢我们呈现的中国，给自我审查后的研究问题提供狭窄的回答，把中国的政治制度描绘出一幅合乎常理的图像，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吗？
从购买力的角度，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08或2009年超过美国。中国是一个与西方经济体越来越相关的国家：1/4的中国工业是国外所有，我们依赖中国工业来制造廉价消费品。最终，我们的养老金投资在跨国公司，而这些跨国公司越来越选择在中国从事生产，我们的养老金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长。然而西方理解拿过国家以及那个国家的统治者吗？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中共领导层的不同的人权观和民权观会影响我们政治组织的选择和西方的政治自由呢（就像已经影响了西方学术研究和教学一样）？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因他们把自己的饭碗置于诚实的思考和教学之上而感觉羞愧呢？
英文原文：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
《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7
by Carsten A. Holz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07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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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arsten A. Holz 翻译:九喻
【本文作者Carsten A. Holz，经济学家，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professor in the social science division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从事中国研究的学术界人士，包括本文作者自己，习惯性的讨好中共，有时自己明确意识到了，有时没有意识到。这么做的动机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我们通过以下方式讨好中共：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或者不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报告某些事实或者忽略某些事实，我们使用的语言，我们讲授什么以及如何讲授。
外国研究人员必须要和中国研究人员合作，以便搜集数据，合写研究论文。调查要以中共接受的方式进行，调查内容限制在政治上可以被中共接受的范围里。对中国研究人员来说，这种选择是与生俱来的。西方研究人员跟从这种选择。
中国研究人员在独自进行学术研究时也要面对同样的限制。一些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在中国有亲属。另外一些人在中国有公寓。那些母语不是汉语的中国研究学者，已经投入多年时间学习语言，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这一巨大而无法转移的投入之上。通过与中国的关系，我们获取信息和观点，从中得到利益，因而我们保护这种关系。如此一来，每个人都满意，西方读者得到学术界的最新观点，我们自己得到工作上的成功，中共得到我们为他们提供的广告宣传。中国是唯一的，全体知识界都选择了同一条路：那就是不要让中共不高兴。
如果我们不合作，很明显后果会是什么。我们没法找到中国的合作伙伴。当在中国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就遇到麻烦了。李少民是香港城市大学市场系副教授（Li Shaomi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marketing department of City University in Hong Kong），美国公民，他在中国监狱里被关了5个月，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按李少民自己的解释，他的罪过包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持批评态度，访问台湾，得到来自台湾的经费进行敏感政治题目的研究，在中国收集研究数据。香港城市大学没有对李少民提供任何支持，获得自由之后，他马上离开那里，来到美国弗吉尼亚Old Dominion大学任教（Old Dominion University in Virginia）。人们会猜测落在中共秘密警察手里5个月对人的心理会有什么影响，中共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来让李少民保持沉默。对香港知识界来说，这个信号被清楚的接收到了。
不同学科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并不是都受到同等的影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比较容易频繁挑战中共的禁忌，有时还很激烈。但甚至社会学家和人种学家也会在进行网络研究或少数族裔文化研究的时候涉足禁区。
我们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有多种形式。我们提出和西方有关的问题，而回避和中国有关的问题。我们努力用基本的经济学指标来解释国有企业的利润，而实际上从其它角度分析可能更说明问题，比如从企业管理质量（由中共组织部任命管理层），或者企业和所有者、雇员、供应商以及顾客打交道所凭借的政治关系。但是如何能收集到反映中共对国有或政府控制的企业的影响的系统化信息呢？企业里根本没人愿意谈论这类事情。
我们谈论中国的经济单位及其发展，好像谈论西方的经济单位一样。中央和地方大量“价格管制”的规章，给了官员们极大的权力来干预价格制定的过程。但是我们接收官方公布的数字，上面说90%的商品的交易价格是市场决定的。我们不对中文词“市场”（shichang）的定义表示疑问，而把它直接翻译成“市场 ”（market），假设它的意思和西方的market是一样的。
与此类似，我们接受中国的公司法（Company Law）表面宣称的、没有提及中国共产党的字面意思，尽管有了公司法，中共仍然会对公司发号施令。只有深入了解，人们才会发现不容置疑的证据：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在2006年发出联合指示，明确要求国有企业（包括公司，companies）的党支部参与一切企业决策，这个指示还要求全省所有国有企业，董事会主席和党支部书记原则上应该是同一个人。在国家一层，最大的50家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这些在世界各地投资的国有企业，它们的最高管理人由中共政治局直接任命。经济学家不去问问：如果美国或者欧洲的执政党中央不断增加对企业的参与，会意味着什么？
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周小川，写了大量关于用“三个代表”“全面促进中央银行工作”的中文文章。他用完全违背西方的逻辑概念的方式，论述三个代表是 “宏观经济的指导原则”。但是我们以对待西方中央银行行长的认真态度对待这个人，好像中国的中央银行真的制定货币政策，好像中国的货币政策的操作渠道，以及对经济的影响，和西方一样。
我们很幼稚吗？或者我们忽略中央银行行长的第二身份－－或者第一身份－－中共党委书记，是合适的？我们下意识的回避了某些我们不理解的事情？或者我们只是因为它们不符合西方经济学概念而假装看不见？
连篇累牍的文章探讨中国收入分化日渐增加的原因。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拥有一亿元（1千3百万美元）或更多个人财产的3,220个人里，2,932人是中共高干的子女。五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开发，大型工程和安全，85%到90%的核心职位控制在中共高干子女手里。
每次改革或调整的项目出台，高干都从中自肥：价格双轨体系，贷款黑洞，国有企业财产剥离，投资公司资金和私人养老资金的滥用。不合规则的农村土地并入城市应该可以被定义为地方官僚发动的“有系统的抢劫”。地方高官有大笔投资在安全没有保证的小煤矿，这些小煤矿理论上说应该关闭，但是没人知道为什么它们依然在运转。
经济信息的普遍匮乏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当前特定课题的统计数字，都是国家统计局按照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的特定指示收集的。这类信息基本不会公布。而那些公布的信息的质量都要打个大问号。官方统计数字之外，各级政府部门都收集并控制内部信息。公布的信息一般往往是宣传，出于某种隐秘的动机才加以发布。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采取的一个办法是，放弃进行精确的调查，而是在方便的假设基础上建立抽象的经济学模型：假设有完美的竞争，新技术带来最大利润，消费和金融限制之下的家计效用最大化（household utility maximization），等等。这种办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的中国还很难说。
其他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公开接受中共的青睐。我们可以运用关系联络政府高官。在做实地考察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地方政府和地方党委的接待，有一次，他们给我提供了一辆车，一名高官和一个地方官。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企业主管，可以想象，他的答案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陪同人员毫无例外都很支持，但我最终完全在他们设计的盒子里工作（这大概是我唯一没有完成的研究项目）。更有甚者，那些采访官员的人可能不仅是无意中作了中共的工具，而且可能作了政府内斗的工具。
我们大量使用符合中共自我包装的形象的语言。难道“对法律和政府充满敌意的秘密社团”，不是对中共行动的隐秘性和置于法律之上的统治方式的准确描述吗？在 Webster“新世界大学字典上”（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这是“黑手党”（mafia）的定义。
我们使用中国“政府”这个名词，却不进一步说明95%的“政府高官”是中共党员，关键决策是这些人在党务工作会议上决定的，政府人事部和党委组织部实际上是同一套人员，监察部和中共纪律委员会实际上是同一套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100%同一套人员。中国政府是在管理中国？还是仅仅作为中共的一个器官执行中共的决定？通过使用“政府”这个词，让中国“政府”等同于其他政府、特别是西方政府是正确的做法吗？把它称为 “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甚至“黑手党的前台代表”，是不是更加准确呢？谁质疑中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以及中共的统治方式呢？
中共的－－或者说黑手党的－－名词充满我们的写作和授课。我们不去问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共产主义者，人民代表大会是不是代表人民，人民解放军是解放还是压迫人民，或者法官们是不是都由中共任命并且服从中共。我们说“天安门事件”，与中共的语言相一致，而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刚发生后，我们称之为“天安门大屠杀”，那时用“事件”来称呼让我们显得对中共太顺从。
有哪一本西方教科书详细论述中国的政治系统呢？哪本教科书解释中共钦定并在事实上任命政府官员和国会代表？哪本教科书指出这些程序和我们西方理解的政党，政府和国会不一样？在中共的带领下，我们通过使用西方政治语汇来称呼中共的冒牌货，从而使中共的伪装合法化。我们甚至不愿用中共自己使用的名字来称呼中共：专政（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工农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指出了系统性的买卖政府官位和中共官位了吗？发生在黑龙江的丑闻告诉了我们官位的标价，从省一级到县一级，你不会从任何一本教科书里找到这个价目表。广为人知的卖官鬻爵没什么机会作其他解释。如果买卖官位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并不感到害怕，黑手党的统治和封口原则一定是超出想象的强大。
不正常的事情在中国被当作正常事情接受了。电脑黑客从香港大学服务器上搜集一个系科教师收到的电子邮件，直到他们不小心删除了邮件，这个事件才被发现。黑客们的地址来自大陆3家网络服务提供商，全部3个IP地址都指向国有通讯公司。在中国，外国学生公寓的工作人员里包括安全官员，他们监视外国学生，记录他们的行动。在属于上海三级教育系统的一个教育部门，使用校园电脑在搜索引擎里输入“江泽民”，连续三次导致整个校园不能连通那个搜索引擎。传言中共要雇用几万名网络警察。电话如果不是被系统的录音，也会被监听。电子邮件被过滤，有时根本不给接收。这种情况下，谁还学不会本能的避开中共不喜欢他们思考或做的事情呢？
中共的宣传深深的扎根于我们的思考中。“社会稳定”和现在所谓“和谐社会”的提法被无条件的接受，认为对中国很重要。可是一个每天发生超过200起社会冲突事件的国家真的社会稳定吗？真的社会和谐吗？或者“社会稳定”仅仅意味着接受黑手党的统治？
“中央是好的，都是地方政府不好”是另外一个宣传俗套，这也被国外研究界不带疑问的接受了，这个说法进而影响研究的问题设定。然而如果把中共看作黑手党的话，就不会有那种美好的感觉，让外面的学术界了解这一看法，就在建议中央隐藏了可怕的另一面，而且毫无疑问是带着某种目的加以隐藏。
我们看到了“结果”（成功的改革），但不去怀疑“动机”。中共的增长宣传被忠实的接受为国家的总体目标和改革成功与否的一个测量指标。没人质疑增长得以实现所依赖的政治制度。黑手党统治中国还算有效率，何必还关心这种效率是如何实现的？何必关心“附带效果”？很明显我们知道存在劳改营，人们未经审判就被关进去，也许就在里面蒸发，我们知道有人遭受国家安全部门的刑讯，我们知道法轮功信徒遭到的处置，但我们选择往前看，继续我们消了毒的研究和教学。我们对中国政治体制导致的3千万人死于大跃进造成的饥荒，75万-150万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谋杀视而不见。什么才能让西方学术界停下来想一想：他们到底在与谁共眠？
如果学术界不去想，还有谁会呢？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也不会，因为他们从与中国打交道中获利。他们的银行关系依赖于中共的紧密合作，他们在研究合作上的事实是，最后的报告和公开声明都必须通过中共的审查。西方投资银行的研究部门也不会，因为银行的其他部门很可能依赖于和中国买卖。
这一切有关系吗？如果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忽略他们所处的中国政治环境，影响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政治限制，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我们向西方呈现一个中共领导层一定喜欢我们呈现的中国，给自我审查后的研究问题提供狭窄的回答，把中国的政治制度描绘出一幅合乎常理的图像，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吗？
从购买力的角度，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08或2009年超过美国。中国是一个与西方经济体越来越相关的国家：1/4的中国工业是国外所有，我们依赖中国工业来制造廉价消费品。最终，我们的养老金投资在跨国公司，而这些跨国公司越来越选择在中国从事生产，我们的养老金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长。然而西方理解拿过国家以及那个国家的统治者吗？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中共领导层的不同的人权观和民权观会影响我们政治组织的选择和西方的政治自由呢（就像已经影响了西方学术研究和教学一样）？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因他们把自己的饭碗置于诚实的思考和教学之上而感觉羞愧呢？
英文原文：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
《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7
by Carsten A. Holz
2008年11月2日星期日
內地博客陳思：沙龙里关于西藏事件的座谈笔录
內地博客陳思：沙龙里关于西藏事件的座谈笔录
週二, 2008-03-25 21:50 — 葉寶琳
對于這次西藏自治區和其他各省藏區的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和暴動，北京政府信誓旦旦地向中國民衆和全世界説有確鑿的證據顯示是“達賴集團在背後策劃和煽動”的；網上也有很多讀者評論認為，中國政府對西藏的經濟建設的支持力度已經够大了，西藏人民的生活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西藏人應該知足感恩了。但是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自從1959年達賴喇嘛被迫離開西藏至印度避難以後，直至今天，每年還有男女老少數千人，背着乾糧，徒步穿越整個喜馬拉雅山脉，翻過這個世界的屋脊，繞過中國和尼泊爾的邊境防守，最後到達印度，去投奔達賴喇嘛。這其中的很多人都在穿越海拔幾千米高的雪山的過程中冷死或者餓死甚至摔死了，而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達蘭沙拉的醫院裏，每個月都有新的到達者，其中就有很多是因為路途中被嚴重凍傷，而不得不做手或者脚的截除手術。中國人已經習慣了以經濟建設為綱，以為經濟上去了，建設好了，就等于一切了。中國人大多没有過宗教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體驗，再加上政府對宗教的歪曲宣傳和對西藏歷史（譬如所謂的農奴制度）的刻意攥改，漢人在西藏不能理解和尊重西藏人的行為就很自然了。北京政府以為經過了這麽幾十年的宣傳和教育，受到了經濟建設的益處的藏人應該對他們感恩戴德了，而且也應該已經在他們的宣傳下，開始對“達賴集團”産生反感厭惡了。但是北京政府没有處理好的是什麽呢，經濟建設是有了，但是受益的并不是藏民，更多的是蜂擁進去的以四川人為主的漢人，在整個藏區，西藏人被徹底地邊緣化，被歧視，被排擠，無論是從經濟上還是從政治上。我在西藏各地區與很多當地人人聊天，的確有很多人認為，現在的生活水平是普遍提高了，但是社會地位却降低了。政府嚴厲禁止任何藏民藏有達賴喇嘛的任何照片和書籍，但現實情况是幾乎家家户户都私自珍藏着他的照片，哪怕只是一個小頭像挂墜。從這裏可以看出來，西藏人内心深處還是很懷念達賴喇嘛的。
整個拉薩，看起來挺繁華的縱横街道上，有着數不清的大小商鋪，百貨市場，娱樂消遣，但這些基本上都是漢人的，屬于藏人的没多少家。不但如此，基本上是漢人群體的出租車司機看到藏人都會繞着走，盡量不載或直接拒載。他們認為藏人衣着肮贜，身上有難聞的氣味。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被歧視的少數民族和二等公民。他們心裏普遍有着嚴重的被歧視被欺負的耻辱感，這種耻辱和憤怒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就肯定要爆發出來。但藏人所希望的不是像北京所誣蔑的那様，尋求獨立呢？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大多數的西藏人首先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其次才是藏民。所以他們的内心所尋求的，并不是什麽獨立；絶大多數人也其實不清楚“獨立”意味着什麽，他們以為獨立了，就可以過自己的日子，不需要這様受歧視和羞辱了。
那麽印度那邊的情况又如何呢？達賴喇嘛1959年到到達印度後，通過幾次的國外考察之後，這個西藏最高領袖認為民主是好東西，一定要實現民主。于是乎，歷史上就出現了一次由君主强制實行的一次民主，由上至下直接實行的民主。百分之九十的西藏人不理解，并且在投票中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達賴喇嘛的權威不可替代，不能接受其他人擔任他們的領袖。但是達賴喇嘛堅持認為民主是好東西，對人民有好處，還是義無反顧地解散了舊有的噶厦政制，重新重組了議會制的内閣政府。内閣總理和各部長由全體流亡藏民投票選舉，達賴喇嘛自己不是總理或者任何實際職務，但從我的觀察來看，他還是實際上的領袖；和他們的内閣部長等接觸來看，流亡政府的各項政策，基本還是由達賴喇嘛説了算。内閣還是以實行達賴的路綫為主，流亡藏人大多數都支持達賴的和平路綫。
當然也有不支持達賴喇嘛路綫的，他們的比達賴喇嘛要激進得多，其政治訴求就是一個獨立“大藏區”。他們通過成立藏青會（西藏青年國會），舉行集會，向藏人和海外宣傳，來表達他們的獨立訴求和提高他們的影響。藏青會的成員大多數教育背景良好，基本上是學生，學者，商人，很少有普通的藏民。其領袖很多是從歐美留學回來的藏人。
早些時候，譬如説2000年之前，藏青會的成員普遍還比較年輕，他們争取獨立的方式也還是很平和。很多時候只是在支持這流亡政府做一些協助性的工作。那時候，藏青會有幾個特點．第一，他們年輕，以大學生和學者群體為主。第二，他們温和，他們也不主張暴力方式．第三，還是2001年的時候，我與他們的成員聊天，感覺他們還是很尊重達賴，只是他們説達賴太善良了，不懂得政治的醜惡。譬如説，達賴的哥哥與北京政府談判，都已經Ｎ次被北京政府耍了。他在政治上，是不是太善良了和過于理想主義？！達賴喇嘛常常在幾萬人的集會上，與藏民們説：我對與北京的談判很樂觀，估計兩三年之後就有進展。給很多藏民的感覺是，達賴喇嘛是個好的宗教領袖，是個寬厚的人，也因為如此，他把政治想得過于簡單了。後來北京談判又再次破裂，這對藏民來説，有集體羞辱的效果。達賴對藏民説，再等等吧。從七八十年代開始，他都是這様講的，都是説很樂觀，兩三年内就可以回西藏了。進入了21世紀以後，流亡藏民們已經漸漸適應了在印度和海外的流亡生活，也漸漸適應了達賴喇嘛的樂觀了。
大概是2003年的談判失敗，對藏民又是一次重大的集體羞辱，北京方面基本上也不怎麽見達賴喇嘛的的哥哥。達賴喇嘛此前在公開場合表示，希望展開談判，他們只是希望北京政府應尊重我們的宗教生活，尊重我們的風俗，其他的經濟軍事和外交等都可以有北京政府管理。但是達賴喇嘛的哥哥也没怎麽能與北京進行真正的談判，北京就一直堅稱達賴還是有獨立之心，這邊達賴喇嘛剛説完他們不想要獨立，這邊北京政府立馬公布就説達賴喇嘛没有誠意，獨立之心不死。國際社會都看得很明白，就大陸的中國人真的相信達賴喇嘛要獨立了。這様的環境下，就造成了整體的流亡藏人都有一種被羞辱的感覺，對達賴喇嘛的路綫又一次産生了懷疑。有個別的激進的藏青會分子，甚至張貼告示説要和達賴喇嘛决裂，更激進的甚至揚言説要殺死他以掃清通往獨立的大道。
説得難聽一點，達賴像個小孩，天真而且寬厚，這在政治上就南面常常被善于政治手段的北京政府所玩弄。北京政府認為達賴喇嘛現在根本没有談判的籌碼，所以只盼着他死，等他死後，西藏就没有了精神領袖了，那時候就好處理了。
達賴喇嘛也意料到了這一點，十一世班禪喇嘛的事情給他一個極大的教訓與警示。（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活佛傳統？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是宗喀巴大師的兩大弟子，他們誓願要生生世世守護宗喀巴大師的教法。如果達賴喇嘛先去世的話，班禪喇嘛就負責把他的靈童找出來；反之亦然。這兩個人的傳統至今已經有十幾世了。這一世的達賴喇嘛是十四世，班禪喇嘛是十一世。所以按照傳統，在第十世的班禪額爾德尼喇嘛去達之後，西藏的扎什倫布寺根據他的遺言，開始了十一世靈童的尋訪。扎什倫布寺在給北京傳遞尋訪的發展的同時，或者之前，都給印度的達賴喇嘛發去了最新進展的報告。因此，達賴喇嘛得以搶在北京之前，確認了十一世班禪喇嘛。并且在他的授意之下，進行了坐床儀式。北京聞訊大怒，接着下來的事情就是， 只有十嵗大十一世班禪連同他的父母等人突然人間蒸發，至今下落不明。我們在國外，經常會看到在宗教場所：尋找十嵗的十一世班禪。這些事情大陸中國人都不知道。曾經在新聞發布會時，有外國記者問起此事，發言人曾經回答説：你們放心好了，他們活得好好的，不希望受到外界的乾擾。這就間接説明了十一世班禪還没死。現在我們見到的班禪喇嘛，就是真正的班禪喇嘛被人間蒸發之後，由北京政府大張旗鼓地弄出來的，他前兩年一出山，就立刻發表活佛日記，説黨多麽好，恩情多深。説明黨的教育還是很成功的。如果這個十四世的達賴喇嘛死了，按傳統，十五世達賴喇嘛還會到來，那麽北京政府就有可能再次操控靈童的遴選和教育。所以，達賴宣布，十四世的達賴喇嘛可能是最後一世了，這是為了避免類似情况的發生。
那麽達賴喇嘛不再來了的話，西藏的政教領袖會落在誰在身上？我們所知道的，就是十七世的大寶法王。他早已經逃亡到印度，和自己的上師在一起，佛法和政治上已經相當成熟了。從種種迹象上來看，他肯定會是達賴喇嘛的繼承人。十七世大寶法王到印度，就是為了和自己的上師會合，接受更系統的教學。從世俗政體的觀點來看，他二十多嵗，就是内定的接班人了。他在藏族和佛學界的的威望越來越高，并且他在印度的住處也被安排在離達賴喇嘛不遠的地方。
問題就在于，達賴喇嘛的威望，在很長時間内，大寶法王是無法替代的。即使達賴喇嘛十年後才去世，大寶法王也才三十多嵗。在這種情况之下，屢遭失敗的藏青會，會在競争上越來越有技巧，越來越成熟和具有威望。達賴喇嘛是四大佛教至高無上的領袖。四大派的領袖從佛法修養上和人格道德上是忠心欽服達賴的。藏傳佛教有四大教派，達賴即是四大教派的領袖，也是政治上的領袖。按我的觀察，我判斷西藏流亡政府與流亡藏民的趨勢，達賴喇嘛死後，大寶法王會成為精神領袖，而藏青會則會迅速崛起，成為流亡政府的主流政治力量，更加暴力地對付北京政府。藏青會會通過宣傳，選舉而主導政府内閣，建立世俗的政權，他們的政策就肯定不會再是中間路綫，不會是和平的，而是脱離佛教本懷的暴力手段。主導政府之後，他們所訴求的是獨立，因此北京政府的愚昧就在於不能在達賴喇嘛有生之年，妥善處理好這個事情，非要等到藏青會漸漸從温和到暴力，從在野到當政，那時候西藏就烽烟四起，更難收拾了。
我去過西藏大學，專門了解了一下他們的學科人口比例，裏面大致有經管學院，有科學學院，有藏語言文學院。在經管與科學學院裏面，從招生的要求來説，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分配給漢人。藏民要讀西藏大學，大多數人只能去藏語言系。教歷史的話，講到西藏的過去，那就是農奴制，不能講佛法，不能講傳統。在所有的小學裏面一律教漢語，不能教西藏的文字和文化，即便有也是相當淺的層次。我在學生宿舍裏見到一些内地省份的人跑到西藏大學上學，問他們為何選擇那麽偏遠的西藏，他們説這裏讀書包分配，基本上都能進去政府機關。所以西藏的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的人選和格局就這様被准備好了。商業方面，在西藏大多數的人，來自四川與浙江等地，西藏人幾乎没有立足的地方。西藏人有一些行為和我們不同，他們之中往往有些人賺了一些錢就不乾了，够用就好了。或者他們有的人挣錢到一定程度，機緣巧合，接觸到一位活佛，頓悟了人生的道理，馬上就把錢財布施出去，只剩下一些基本的生活條件。因此他們與真正的内地商人無法競争，也因此被迅速地邊緣化。
那麽西藏人所最重視的佛法信仰情况又是怎麽様的呢？2003年的時候，西方有對中國限制西藏的信仰自由的批評。北京立即反駁説此事純屬污蔑，説西藏人們有充分的信仰自由，國務院還拿出大昭寺的門口的相片，展示很多人在門口跪拜的情景。可是大昭寺本來作為西藏最高佛殿的只能已經失去了，現在是有政府找幾個僧人在那裏做一下管理，允許游客進入，但收費是很貴的，大昭寺成為西藏的政府的其中一個主要收入來源。我們去西藏旅游的人，是肯定要去大昭寺的。可是現在大昭寺僅剩軀殻，裏面没有講經説法，没有授業傳道，没有真正的高僧了。格魯派三大寺的領袖都秘密流亡到印度，所以在拉薩的三大寺的教學質量不行。藏人為了保存他們佛法傳承系統，在印度又重建了三大寺，每個寺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在那上學習。每個寺都有人在那負責募捐。
西藏很多小寺廟被焼毁。過去一些很年輕的解放軍戰士們認為，出家當和尚尼姑，不結婚是愚昧的。有些年輕的解放軍在西藏犯下了很多罪行，還有資料顯示有人拿槍逼着和尚和尼姑當衆做愛。80年的時候胡耀邦去那視察之後，實在看不下去，回到北京就將很多領袖撤走。四川色達五明佛學院，作為西藏最大的佛法傳承基地，在最興盛時期，吸引了幾萬漢藏信衆來投奔追隨，在一個山榖中，幾萬個小木屋團團圍着榖底中間的幾個小寺廟，非常壯觀。但是政府突然勒令説要兩三萬的男性信衆减到一千人，女性追隨者被要求减到四百。他們還在當地雇了流氓，據佛學院的人説，對流氓們“包吃包住包嫖”，將他們的木屋大肆拆毁，不准再運木材進去。這様的大批的人被冷死，餓死．有一些尼姑的屍體都被老鷹秃鷲吃掉。這是2002年的事。我親自到過那裏，看到被摧毁的木房。如果你是藏民，你會怎麽想，你會怎麽做？到現在為止，還没有一個國家領導人對那些在西藏的漢人們説，你要理解西藏人的生活習慣，習俗與傳統，要盡量去尊重他們。所以，偷偷地跑到印度去學習的人，有良好的教育，擅長英語，學習完畢之後不斷地回到西藏。他們不能進去政府管理系統和企事業單位，只能教英語和當導游。他們是來自西藏的千家萬户，他們有高學歷，他們在達賴喇嘛身邊待過。這種號召力和影響力是無窮的。這等於歐洲古代時期，在一個邊遠的宗教區域，突然有個年輕人從梵帝岡學習回來了那種效果。他們這群人在西藏，青海，和四川藏區發揮了很大的影響，他們是意見和言論的領袖。除了藏青會之外，還有在三大寺裏的那些喇嘛們。他們從印度學習回來，又繼續在三大寺裏教學。他們一様影響到西藏的宗教團體。
今年發生的從三月十日開始的事情，從以上的分析上看就非常自然了。再加上，三月十日是西藏的起義紀念日，再加上奥運，大家都覺得可能可以借機發泄一下，引起更多的國内外的關注吧。我堅定認為，達賴喇嘛絶不可能在背後主使和煽動此事。他認為，你要相信因果。如果因是暴力，那麽由這様的因得出來的果就絶對不可能是和平。所以他堅决反對通過任何暴力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世界上和歷史上有很多族群已經和正在利用暴力，通過流血來取得他們的政治訴求，而達賴喇嘛却帶領着這個龐大的民族群體，不斷通過溝通與談判來促使這件事的發展，在這一點上，也是非常值得我們敬仰，值得全球人民學習的。他被授予諾貝爾和平奬也是這個原因吧。
週二, 2008-03-25 21:50 — 葉寶琳
對于這次西藏自治區和其他各省藏區的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和暴動，北京政府信誓旦旦地向中國民衆和全世界説有確鑿的證據顯示是“達賴集團在背後策劃和煽動”的；網上也有很多讀者評論認為，中國政府對西藏的經濟建設的支持力度已經够大了，西藏人民的生活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西藏人應該知足感恩了。但是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自從1959年達賴喇嘛被迫離開西藏至印度避難以後，直至今天，每年還有男女老少數千人，背着乾糧，徒步穿越整個喜馬拉雅山脉，翻過這個世界的屋脊，繞過中國和尼泊爾的邊境防守，最後到達印度，去投奔達賴喇嘛。這其中的很多人都在穿越海拔幾千米高的雪山的過程中冷死或者餓死甚至摔死了，而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達蘭沙拉的醫院裏，每個月都有新的到達者，其中就有很多是因為路途中被嚴重凍傷，而不得不做手或者脚的截除手術。中國人已經習慣了以經濟建設為綱，以為經濟上去了，建設好了，就等于一切了。中國人大多没有過宗教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體驗，再加上政府對宗教的歪曲宣傳和對西藏歷史（譬如所謂的農奴制度）的刻意攥改，漢人在西藏不能理解和尊重西藏人的行為就很自然了。北京政府以為經過了這麽幾十年的宣傳和教育，受到了經濟建設的益處的藏人應該對他們感恩戴德了，而且也應該已經在他們的宣傳下，開始對“達賴集團”産生反感厭惡了。但是北京政府没有處理好的是什麽呢，經濟建設是有了，但是受益的并不是藏民，更多的是蜂擁進去的以四川人為主的漢人，在整個藏區，西藏人被徹底地邊緣化，被歧視，被排擠，無論是從經濟上還是從政治上。我在西藏各地區與很多當地人人聊天，的確有很多人認為，現在的生活水平是普遍提高了，但是社會地位却降低了。政府嚴厲禁止任何藏民藏有達賴喇嘛的任何照片和書籍，但現實情况是幾乎家家户户都私自珍藏着他的照片，哪怕只是一個小頭像挂墜。從這裏可以看出來，西藏人内心深處還是很懷念達賴喇嘛的。
整個拉薩，看起來挺繁華的縱横街道上，有着數不清的大小商鋪，百貨市場，娱樂消遣，但這些基本上都是漢人的，屬于藏人的没多少家。不但如此，基本上是漢人群體的出租車司機看到藏人都會繞着走，盡量不載或直接拒載。他們認為藏人衣着肮贜，身上有難聞的氣味。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被歧視的少數民族和二等公民。他們心裏普遍有着嚴重的被歧視被欺負的耻辱感，這種耻辱和憤怒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就肯定要爆發出來。但藏人所希望的不是像北京所誣蔑的那様，尋求獨立呢？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大多數的西藏人首先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其次才是藏民。所以他們的内心所尋求的，并不是什麽獨立；絶大多數人也其實不清楚“獨立”意味着什麽，他們以為獨立了，就可以過自己的日子，不需要這様受歧視和羞辱了。
那麽印度那邊的情况又如何呢？達賴喇嘛1959年到到達印度後，通過幾次的國外考察之後，這個西藏最高領袖認為民主是好東西，一定要實現民主。于是乎，歷史上就出現了一次由君主强制實行的一次民主，由上至下直接實行的民主。百分之九十的西藏人不理解，并且在投票中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達賴喇嘛的權威不可替代，不能接受其他人擔任他們的領袖。但是達賴喇嘛堅持認為民主是好東西，對人民有好處，還是義無反顧地解散了舊有的噶厦政制，重新重組了議會制的内閣政府。内閣總理和各部長由全體流亡藏民投票選舉，達賴喇嘛自己不是總理或者任何實際職務，但從我的觀察來看，他還是實際上的領袖；和他們的内閣部長等接觸來看，流亡政府的各項政策，基本還是由達賴喇嘛説了算。内閣還是以實行達賴的路綫為主，流亡藏人大多數都支持達賴的和平路綫。
當然也有不支持達賴喇嘛路綫的，他們的比達賴喇嘛要激進得多，其政治訴求就是一個獨立“大藏區”。他們通過成立藏青會（西藏青年國會），舉行集會，向藏人和海外宣傳，來表達他們的獨立訴求和提高他們的影響。藏青會的成員大多數教育背景良好，基本上是學生，學者，商人，很少有普通的藏民。其領袖很多是從歐美留學回來的藏人。
早些時候，譬如説2000年之前，藏青會的成員普遍還比較年輕，他們争取獨立的方式也還是很平和。很多時候只是在支持這流亡政府做一些協助性的工作。那時候，藏青會有幾個特點．第一，他們年輕，以大學生和學者群體為主。第二，他們温和，他們也不主張暴力方式．第三，還是2001年的時候，我與他們的成員聊天，感覺他們還是很尊重達賴，只是他們説達賴太善良了，不懂得政治的醜惡。譬如説，達賴的哥哥與北京政府談判，都已經Ｎ次被北京政府耍了。他在政治上，是不是太善良了和過于理想主義？！達賴喇嘛常常在幾萬人的集會上，與藏民們説：我對與北京的談判很樂觀，估計兩三年之後就有進展。給很多藏民的感覺是，達賴喇嘛是個好的宗教領袖，是個寬厚的人，也因為如此，他把政治想得過于簡單了。後來北京談判又再次破裂，這對藏民來説，有集體羞辱的效果。達賴對藏民説，再等等吧。從七八十年代開始，他都是這様講的，都是説很樂觀，兩三年内就可以回西藏了。進入了21世紀以後，流亡藏民們已經漸漸適應了在印度和海外的流亡生活，也漸漸適應了達賴喇嘛的樂觀了。
大概是2003年的談判失敗，對藏民又是一次重大的集體羞辱，北京方面基本上也不怎麽見達賴喇嘛的的哥哥。達賴喇嘛此前在公開場合表示，希望展開談判，他們只是希望北京政府應尊重我們的宗教生活，尊重我們的風俗，其他的經濟軍事和外交等都可以有北京政府管理。但是達賴喇嘛的哥哥也没怎麽能與北京進行真正的談判，北京就一直堅稱達賴還是有獨立之心，這邊達賴喇嘛剛説完他們不想要獨立，這邊北京政府立馬公布就説達賴喇嘛没有誠意，獨立之心不死。國際社會都看得很明白，就大陸的中國人真的相信達賴喇嘛要獨立了。這様的環境下，就造成了整體的流亡藏人都有一種被羞辱的感覺，對達賴喇嘛的路綫又一次産生了懷疑。有個別的激進的藏青會分子，甚至張貼告示説要和達賴喇嘛决裂，更激進的甚至揚言説要殺死他以掃清通往獨立的大道。
説得難聽一點，達賴像個小孩，天真而且寬厚，這在政治上就南面常常被善于政治手段的北京政府所玩弄。北京政府認為達賴喇嘛現在根本没有談判的籌碼，所以只盼着他死，等他死後，西藏就没有了精神領袖了，那時候就好處理了。
達賴喇嘛也意料到了這一點，十一世班禪喇嘛的事情給他一個極大的教訓與警示。（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活佛傳統？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是宗喀巴大師的兩大弟子，他們誓願要生生世世守護宗喀巴大師的教法。如果達賴喇嘛先去世的話，班禪喇嘛就負責把他的靈童找出來；反之亦然。這兩個人的傳統至今已經有十幾世了。這一世的達賴喇嘛是十四世，班禪喇嘛是十一世。所以按照傳統，在第十世的班禪額爾德尼喇嘛去達之後，西藏的扎什倫布寺根據他的遺言，開始了十一世靈童的尋訪。扎什倫布寺在給北京傳遞尋訪的發展的同時，或者之前，都給印度的達賴喇嘛發去了最新進展的報告。因此，達賴喇嘛得以搶在北京之前，確認了十一世班禪喇嘛。并且在他的授意之下，進行了坐床儀式。北京聞訊大怒，接着下來的事情就是， 只有十嵗大十一世班禪連同他的父母等人突然人間蒸發，至今下落不明。我們在國外，經常會看到在宗教場所：尋找十嵗的十一世班禪。這些事情大陸中國人都不知道。曾經在新聞發布會時，有外國記者問起此事，發言人曾經回答説：你們放心好了，他們活得好好的，不希望受到外界的乾擾。這就間接説明了十一世班禪還没死。現在我們見到的班禪喇嘛，就是真正的班禪喇嘛被人間蒸發之後，由北京政府大張旗鼓地弄出來的，他前兩年一出山，就立刻發表活佛日記，説黨多麽好，恩情多深。説明黨的教育還是很成功的。如果這個十四世的達賴喇嘛死了，按傳統，十五世達賴喇嘛還會到來，那麽北京政府就有可能再次操控靈童的遴選和教育。所以，達賴宣布，十四世的達賴喇嘛可能是最後一世了，這是為了避免類似情况的發生。
那麽達賴喇嘛不再來了的話，西藏的政教領袖會落在誰在身上？我們所知道的，就是十七世的大寶法王。他早已經逃亡到印度，和自己的上師在一起，佛法和政治上已經相當成熟了。從種種迹象上來看，他肯定會是達賴喇嘛的繼承人。十七世大寶法王到印度，就是為了和自己的上師會合，接受更系統的教學。從世俗政體的觀點來看，他二十多嵗，就是内定的接班人了。他在藏族和佛學界的的威望越來越高，并且他在印度的住處也被安排在離達賴喇嘛不遠的地方。
問題就在于，達賴喇嘛的威望，在很長時間内，大寶法王是無法替代的。即使達賴喇嘛十年後才去世，大寶法王也才三十多嵗。在這種情况之下，屢遭失敗的藏青會，會在競争上越來越有技巧，越來越成熟和具有威望。達賴喇嘛是四大佛教至高無上的領袖。四大派的領袖從佛法修養上和人格道德上是忠心欽服達賴的。藏傳佛教有四大教派，達賴即是四大教派的領袖，也是政治上的領袖。按我的觀察，我判斷西藏流亡政府與流亡藏民的趨勢，達賴喇嘛死後，大寶法王會成為精神領袖，而藏青會則會迅速崛起，成為流亡政府的主流政治力量，更加暴力地對付北京政府。藏青會會通過宣傳，選舉而主導政府内閣，建立世俗的政權，他們的政策就肯定不會再是中間路綫，不會是和平的，而是脱離佛教本懷的暴力手段。主導政府之後，他們所訴求的是獨立，因此北京政府的愚昧就在於不能在達賴喇嘛有生之年，妥善處理好這個事情，非要等到藏青會漸漸從温和到暴力，從在野到當政，那時候西藏就烽烟四起，更難收拾了。
我去過西藏大學，專門了解了一下他們的學科人口比例，裏面大致有經管學院，有科學學院，有藏語言文學院。在經管與科學學院裏面，從招生的要求來説，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分配給漢人。藏民要讀西藏大學，大多數人只能去藏語言系。教歷史的話，講到西藏的過去，那就是農奴制，不能講佛法，不能講傳統。在所有的小學裏面一律教漢語，不能教西藏的文字和文化，即便有也是相當淺的層次。我在學生宿舍裏見到一些内地省份的人跑到西藏大學上學，問他們為何選擇那麽偏遠的西藏，他們説這裏讀書包分配，基本上都能進去政府機關。所以西藏的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的人選和格局就這様被准備好了。商業方面，在西藏大多數的人，來自四川與浙江等地，西藏人幾乎没有立足的地方。西藏人有一些行為和我們不同，他們之中往往有些人賺了一些錢就不乾了，够用就好了。或者他們有的人挣錢到一定程度，機緣巧合，接觸到一位活佛，頓悟了人生的道理，馬上就把錢財布施出去，只剩下一些基本的生活條件。因此他們與真正的内地商人無法競争，也因此被迅速地邊緣化。
那麽西藏人所最重視的佛法信仰情况又是怎麽様的呢？2003年的時候，西方有對中國限制西藏的信仰自由的批評。北京立即反駁説此事純屬污蔑，説西藏人們有充分的信仰自由，國務院還拿出大昭寺的門口的相片，展示很多人在門口跪拜的情景。可是大昭寺本來作為西藏最高佛殿的只能已經失去了，現在是有政府找幾個僧人在那裏做一下管理，允許游客進入，但收費是很貴的，大昭寺成為西藏的政府的其中一個主要收入來源。我們去西藏旅游的人，是肯定要去大昭寺的。可是現在大昭寺僅剩軀殻，裏面没有講經説法，没有授業傳道，没有真正的高僧了。格魯派三大寺的領袖都秘密流亡到印度，所以在拉薩的三大寺的教學質量不行。藏人為了保存他們佛法傳承系統，在印度又重建了三大寺，每個寺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在那上學習。每個寺都有人在那負責募捐。
西藏很多小寺廟被焼毁。過去一些很年輕的解放軍戰士們認為，出家當和尚尼姑，不結婚是愚昧的。有些年輕的解放軍在西藏犯下了很多罪行，還有資料顯示有人拿槍逼着和尚和尼姑當衆做愛。80年的時候胡耀邦去那視察之後，實在看不下去，回到北京就將很多領袖撤走。四川色達五明佛學院，作為西藏最大的佛法傳承基地，在最興盛時期，吸引了幾萬漢藏信衆來投奔追隨，在一個山榖中，幾萬個小木屋團團圍着榖底中間的幾個小寺廟，非常壯觀。但是政府突然勒令説要兩三萬的男性信衆减到一千人，女性追隨者被要求减到四百。他們還在當地雇了流氓，據佛學院的人説，對流氓們“包吃包住包嫖”，將他們的木屋大肆拆毁，不准再運木材進去。這様的大批的人被冷死，餓死．有一些尼姑的屍體都被老鷹秃鷲吃掉。這是2002年的事。我親自到過那裏，看到被摧毁的木房。如果你是藏民，你會怎麽想，你會怎麽做？到現在為止，還没有一個國家領導人對那些在西藏的漢人們説，你要理解西藏人的生活習慣，習俗與傳統，要盡量去尊重他們。所以，偷偷地跑到印度去學習的人，有良好的教育，擅長英語，學習完畢之後不斷地回到西藏。他們不能進去政府管理系統和企事業單位，只能教英語和當導游。他們是來自西藏的千家萬户，他們有高學歷，他們在達賴喇嘛身邊待過。這種號召力和影響力是無窮的。這等於歐洲古代時期，在一個邊遠的宗教區域，突然有個年輕人從梵帝岡學習回來了那種效果。他們這群人在西藏，青海，和四川藏區發揮了很大的影響，他們是意見和言論的領袖。除了藏青會之外，還有在三大寺裏的那些喇嘛們。他們從印度學習回來，又繼續在三大寺裏教學。他們一様影響到西藏的宗教團體。
今年發生的從三月十日開始的事情，從以上的分析上看就非常自然了。再加上，三月十日是西藏的起義紀念日，再加上奥運，大家都覺得可能可以借機發泄一下，引起更多的國内外的關注吧。我堅定認為，達賴喇嘛絶不可能在背後主使和煽動此事。他認為，你要相信因果。如果因是暴力，那麽由這様的因得出來的果就絶對不可能是和平。所以他堅决反對通過任何暴力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世界上和歷史上有很多族群已經和正在利用暴力，通過流血來取得他們的政治訴求，而達賴喇嘛却帶領着這個龐大的民族群體，不斷通過溝通與談判來促使這件事的發展，在這一點上，也是非常值得我們敬仰，值得全球人民學習的。他被授予諾貝爾和平奬也是這個原因吧。
为了忘却的记忆
为了忘却的记忆
――谈勒‧克莱齐奥的文学主题
傅正明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他写的记念几个遇害的“左联”青年作家的文字，是为了将时时袭击心灵的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鲁迅在这里表达了一个关于历史记忆和遗忘的悖论。
鲁迅是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 Le Clezio ）喜欢的中国作家之一。我之所以借用鲁迅的文题改动一个字，以探讨克莱齐奥的创作特色，首先是因为，记忆，如瑞典学院认为的，是他的重要的文学主题之一。但是，我还要进一步指出，在克莱齐奥的许多作品中，同样有一个记忆和遗忘的悖论。这是一个似非而是的矛盾命题，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和人生智慧。
童年的创伤记忆
童年记忆，尤其是童年的创伤记忆，对于造就一个作家是异常重要的。克莱齐奥1940年生于法国尼斯，但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法裔毛里求斯人。这个原本属于法属殖民地的岛国，1810年被英军征服，沦为英属殖民地。二战结束后的1948年，8岁的克莱齐奥随母亲移居尼日利亚，与二战期间在那里担任军医的父亲团聚。将近两年后，他们齐奥齐奥1948年，12岁的孩子芬坦跟随他的意大利母亲航海去非洲，在尼日利亚尼格河畔的奥尼查小城与他已经记不清的英国父亲相见。父亲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代理商。三个人重逢之后要互相适应并不那么容易，芬坦与他的父母由此构成典型的“俄狄甫斯情结”中的恋母反父关系。他在旅程中还不断闪回童年患疥疮病的创伤记忆。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对人物做精神分析的描写时，眼光仅仅囿于家庭小圈子，那是没有出息的。克莱齐奥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同时糅合了社会的创伤记忆。他借芬坦这个孩子的视角来看那块殖民地，将残酷的欧洲殖民者与天真善良的本土人作对照。作者笔下的母亲，不但是芬坦的慈母，而且是一个富于社会关怀的人。她看到许多饥渴的囚犯带着锁链被迫去挖一个游泳池，毅然向当局提出了善待囚徒的请求。囚犯的条件因此得到了改善，但母亲却遭到警察的驱逐，只好和失业的父亲带着芬坦移居伦敦，然后到法国落脚，情节继续波澜起伏地发展。
在《寻金者》（1993）、《隔离》（1995）和《革命》（2003）等小说中，作者在久远宏阔的历史背景中追溯了家族的记忆。事实上，法国大革命后，克莱齐奥的一个先祖拒绝参加革命军，因为参军就得被迫剪掉长发，他因此逃到毛里求斯，从此在那里扎根创业。后来，克莱齐奥的祖父曾费力寻找海盗埋藏的黄金，虽然未能如愿，最终却发迹成了当地的甘蔗种植园主――一个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者。他的一个儿子，即克莱齐奥的伯父，因为娶了一个欧亚混血儿为妻，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并被赶出家门。在《寻金者》中，小说的青年主人公是一战的幸存者，漂泊到毛里求斯一个岛上，依照父辈的线索在寻找宝藏时爱上一个少女，她教他如何在“文明”社会之外生活。《隔离》以克莱齐奥的祖父和伯父的故事为素材。小说中的一个甘蔗种植园主残酷剥削印度移民工人。他的儿子被赶出家门后，踏上寻找“自我”的精神之旅。
在《革命》中，带有作者自身影子的青年主人公马洛走出法国看世界，从他祖父的妹妹那里听说了他祖父在毛里求斯的创业史，由此把历史上的几个崇尚暴力的时代衔接在一起：从法国大革命写到二十世纪非洲有色人种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马洛还目击了1968年在墨西哥城“三种文化广场”军警屠杀示威学生的暴行，杂揉著作者自己难于忘却的历史记忆，也可以视为作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人类苦难的历史记忆
上述作品表明，克莱齐奥小说中的记忆超越了个人的、家族的和民族的范围，往往是沉重的社会悲剧的记忆，是人类苦难的历史记忆。
这一点，更鲜明地表现在《沙漠》（1980）、《金鱼》(1996)和《流浪的星星》(1992)等小说中。
《沙漠》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线索是二十世纪初叶撒哈拉沙漠柏柏尔部落的故事，描写他们在法国和西班牙殖民者的迫害下穿越摩洛哥逃亡的悲剧命运。另一条线索是一个美丽、勇敢的摩洛哥姑娘的流浪和爱情故事，她漂泊到西方世界成了有名的摄影模特儿，但她厌恶消费社会商业文明，最后返回故乡寻找身份认同。
《金鱼》中最初没有名字的女主人公，同样是摩洛哥的黑人孤儿，从小就被卖给一个寡妇。寡妇是犹太人，因此把她当做养女善待，叫她莱伊拉。寡妇死后，莱伊拉受到养母家族的虐待。作为非法移民，她在非洲、法国、墨西哥和美国许多城市四处流浪、逃亡。她不断搜索自己童年的记忆，寻找身份认同，最后决定回到完全没有记忆的摩洛哥故乡。莱伊拉在逃亡途中始终带在背包中的“圣经”，是反殖民主义的著名思想家法农(Frants Fanon )的《地球上受苦的人》――“有色人种的革命手册”。像为该书作序的萨特等一代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克莱齐奥对法农极为推崇，甚至被批评家称为“法农的门徒”。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生动地表现了逃亡与革命之间的悖论和审美张力。
出于深厚的人文关怀，克莱齐奥像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一样，始终把人类残酷的历史，尤其是反犹大屠杀，视为现在时态。这一点，最鲜明地表现在克莱齐奥的《流浪的星星》中。小说中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的故事，始于二战中犹太人大逃亡。主人公犹太少女赫勒尼随母亲从故乡尼斯市逃到法国南部的圣马丁─维苏比小镇。这是欧洲各地犹太人的避风港，由于战事逼近，许多犹太人不得不翻越阿尔卑斯山寻找新的避难所，许多人落入纳粹魔掌，被驱赶到奥斯维辛。赫勒尼的父亲是法国共产党人，参加游击队进行抵抗和营救工作。天真的赫勒尼变得成熟起来，父亲借用《圣经》中波斯皇后的名字，改称她为以斯帖，意为“星星”，他把犹太人苦难的历史记忆延伸到两千多年前，同时也寄寓着祈求上帝藉以斯帖施行拯救的希望。以斯帖的父亲和许多难民都遇难了，她的未婚夫也死于战争前线，她要继续逃亡并开始新的生活，必须首先找到父亲和未婚夫遇难的不同地点。换言之，她必须确定纳粹屠杀现场和战乱的地理位置，以保持个人和社群的苦难记忆并充当历史见证。
当以斯帖逃往以色列抵达耶路撒冷时，邂逅另一颗“流浪的星星”――巴勒斯坦女青年涅玛，她是在以色列1948年建国之际被强行送往难民营的。接着，作者以涅玛的视角写到：数千巴勒斯坦人被关押在一个难民营电网墙内，连联合国运送食品的卡车也莫名其妙受阻，井水也枯竭了。涅玛觉得：“……难民营无疑是世界的尽头，在我眼里，尽头之外什么都没有，丝毫希望都没有。”就这样，以斯帖从涅玛那里学到新的一课。此后几十年，痛苦的记忆一直无法抹去，不断在以斯帖的记忆中闪回。她承认自己作为犹太人的一员，对涅玛这样的巴勒斯坦难民的苦难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她自己的记忆，涅玛的记忆，涅玛对她的既怀疑又寄望的凝视的眼光，是激发她写作的灵感。她的写作，像作者本人的写作一样，既是一种“驱魔”仪式――驱逐记忆的梦魇，又是第一次受洗过后的“坚信礼”――坚信上帝的神恩，坚信基督的重临，坚信历史的梦魇终将结束。
“天人合一”审美境界
对于历史的梦魇，如果你时时刻刻铭记，甚至记仇记恨，寻求复仇，那就会背着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甚至会压得你喘不过起来。借用佛教的话来说，你甚至会被这种“我执”击垮。另一方面，如果你压根儿忘却，那就患了历史健忘症，它终究会导致“良心麻痹症”，同样会使得你的“自我”膨胀。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同样如此。因此，我们健全的个体意识与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是分不开的，必须在记忆与遗忘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或平衡。这种平衡，类似于真正的佛教徒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平衡，或道家的“为而不争”与“清静无为”之间的平衡。出世无为之时，文人墨客往往寄情于山水之间。
在克莱齐奥自称的他的“小祖国”毛里求斯，大约有一半居民信奉印度教，也有不少人信奉佛教。克莱齐奥本人于1966至1967年在泰国佛教大学教过法文，难免受到佛教的影响。评论家Maurice Cagnon和 Stephen Smith.以英文合写过《克莱齐奥的道家眼光》一文，载《法国评论》（The French Review）1974年春季号，可惜未能拜读，只知道克莱齐奥读过老子的《道德经》等中国经典。但是，在克莱齐奥的作品中，却不难发现一种道家崇尚的“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在小说《偶遇》（1999）中，一位过气的电影制片人喜爱逍遥，喜欢在他的“船上小宇宙”中，“在金波荡漾中遗忘世事”。倦于世事，在工业社会消费世界中格格不入的作者本人同样崇尚大自然。莎士比亚有句名言：“轻轻一碰大自然，整个世界就亲昵起来”（One touch of nature makes the whole world kin）。著名的《安妮日记》的作者，那个犹太少女在书中写道：那些感到害怕、寂寞或不幸的人，最好的药物是到户外去，在可以静心的地方，独自面向天空，面向大自然和上帝……。
上文论及的《流浪的星星》，笔调是沉重的，但克莱齐奥深谙艺术的张弛之道，不时让他的女主人公以斯帖像安妮一样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得到喘息。以斯帖长途跋涉后，来到一个山谷。作者写道：“以斯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爱的地方。在成堆的原形岩石与铺展地毯的青苔之间，在左边略高的地方有个小沙滩，在那里，一道水流柔和地溅起层层迭迭的浪花……。这个地方，在以斯帖眼里，就像天国的意象一样。”这时，以斯帖问了又问的“上帝为什么要躲起来”的问题，得到了一个暂时的替代性的回答，感到上帝与她同在。
在《奥尼查》中，克莱齐奥对大自然的描绘更富于哲学意味。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人的虐待与尼格河两岸奥尼查的乡村田园之美，往往形成鲜明的对照。芬坦和当地渔夫的儿子波尼交上朋友。波尼教会芬坦如何以一种新的眼光来观照大自然，观赏树木的“生殖器”在附近“神池”中洗涤的景象。当芬坦进入水中，他体验到一种宁静的淡泊境界，减弱了反父的倾向。他第一次感到与父亲的亲近，认为母亲般的水池可以使得他和他的父亲和睦相处。他开始把自己的母亲想象为大地母亲。波尼还带芬坦去偷窥一个聋女沐浴的情形。后来，芬坦把产床上的聋女想象为一位公主，一条河流――在作者笔下，她是无言的河流女神的原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源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两个生态学和美学命题的艺术范例：“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但是，克莱齐奥笔下的“自然的人化”，并不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强行支配、主宰自然，而是教我们尊重自然，并由此提升到尊重人的层次。而这里的“人的自然化”，作为人类实践的双向对象化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则启迪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将一切自然物种的尺度内化为我们内在的尺度，从而回归自然，依照自然的规律对待并利用自然，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当我们把“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统一起来时，才能促进生态平衡，和谐地自由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克莱齐奥认为，写作就得寻求平衡，他在获奖前的一次访谈中说：“这有点像骑自行车，我带着这个观念写作：你必须向前才不会跌下来。”
克莱齐奥的比喻是生动的，但他语焉不详。在我看来，写作需要多种多样的平衡，例如道德文章与审美情趣的平衡，感性描绘与理性思考的平衡，紧张与轻松的平衡，“深入”与“浅出”的平衡，质朴与文采的平衡，等等。克莱齐奥小说中的记忆和遗忘的悖论，是一切有历史眼光和当下关怀的作家在写作中所需要的一种平衡。
《明报月刊》2008年11月号
――谈勒‧克莱齐奥的文学主题
傅正明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他写的记念几个遇害的“左联”青年作家的文字，是为了将时时袭击心灵的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鲁迅在这里表达了一个关于历史记忆和遗忘的悖论。
鲁迅是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 Le Clezio ）喜欢的中国作家之一。我之所以借用鲁迅的文题改动一个字，以探讨克莱齐奥的创作特色，首先是因为，记忆，如瑞典学院认为的，是他的重要的文学主题之一。但是，我还要进一步指出，在克莱齐奥的许多作品中，同样有一个记忆和遗忘的悖论。这是一个似非而是的矛盾命题，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和人生智慧。
童年的创伤记忆
童年记忆，尤其是童年的创伤记忆，对于造就一个作家是异常重要的。克莱齐奥1940年生于法国尼斯，但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法裔毛里求斯人。这个原本属于法属殖民地的岛国，1810年被英军征服，沦为英属殖民地。二战结束后的1948年，8岁的克莱齐奥随母亲移居尼日利亚，与二战期间在那里担任军医的父亲团聚。将近两年后，他们齐奥齐奥1948年，12岁的孩子芬坦跟随他的意大利母亲航海去非洲，在尼日利亚尼格河畔的奥尼查小城与他已经记不清的英国父亲相见。父亲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代理商。三个人重逢之后要互相适应并不那么容易，芬坦与他的父母由此构成典型的“俄狄甫斯情结”中的恋母反父关系。他在旅程中还不断闪回童年患疥疮病的创伤记忆。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对人物做精神分析的描写时，眼光仅仅囿于家庭小圈子，那是没有出息的。克莱齐奥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同时糅合了社会的创伤记忆。他借芬坦这个孩子的视角来看那块殖民地，将残酷的欧洲殖民者与天真善良的本土人作对照。作者笔下的母亲，不但是芬坦的慈母，而且是一个富于社会关怀的人。她看到许多饥渴的囚犯带着锁链被迫去挖一个游泳池，毅然向当局提出了善待囚徒的请求。囚犯的条件因此得到了改善，但母亲却遭到警察的驱逐，只好和失业的父亲带着芬坦移居伦敦，然后到法国落脚，情节继续波澜起伏地发展。
在《寻金者》（1993）、《隔离》（1995）和《革命》（2003）等小说中，作者在久远宏阔的历史背景中追溯了家族的记忆。事实上，法国大革命后，克莱齐奥的一个先祖拒绝参加革命军，因为参军就得被迫剪掉长发，他因此逃到毛里求斯，从此在那里扎根创业。后来，克莱齐奥的祖父曾费力寻找海盗埋藏的黄金，虽然未能如愿，最终却发迹成了当地的甘蔗种植园主――一个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者。他的一个儿子，即克莱齐奥的伯父，因为娶了一个欧亚混血儿为妻，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并被赶出家门。在《寻金者》中，小说的青年主人公是一战的幸存者，漂泊到毛里求斯一个岛上，依照父辈的线索在寻找宝藏时爱上一个少女，她教他如何在“文明”社会之外生活。《隔离》以克莱齐奥的祖父和伯父的故事为素材。小说中的一个甘蔗种植园主残酷剥削印度移民工人。他的儿子被赶出家门后，踏上寻找“自我”的精神之旅。
在《革命》中，带有作者自身影子的青年主人公马洛走出法国看世界，从他祖父的妹妹那里听说了他祖父在毛里求斯的创业史，由此把历史上的几个崇尚暴力的时代衔接在一起：从法国大革命写到二十世纪非洲有色人种的革命――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马洛还目击了1968年在墨西哥城“三种文化广场”军警屠杀示威学生的暴行，杂揉著作者自己难于忘却的历史记忆，也可以视为作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人类苦难的历史记忆
上述作品表明，克莱齐奥小说中的记忆超越了个人的、家族的和民族的范围，往往是沉重的社会悲剧的记忆，是人类苦难的历史记忆。
这一点，更鲜明地表现在《沙漠》（1980）、《金鱼》(1996)和《流浪的星星》(1992)等小说中。
《沙漠》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线索是二十世纪初叶撒哈拉沙漠柏柏尔部落的故事，描写他们在法国和西班牙殖民者的迫害下穿越摩洛哥逃亡的悲剧命运。另一条线索是一个美丽、勇敢的摩洛哥姑娘的流浪和爱情故事，她漂泊到西方世界成了有名的摄影模特儿，但她厌恶消费社会商业文明，最后返回故乡寻找身份认同。
《金鱼》中最初没有名字的女主人公，同样是摩洛哥的黑人孤儿，从小就被卖给一个寡妇。寡妇是犹太人，因此把她当做养女善待，叫她莱伊拉。寡妇死后，莱伊拉受到养母家族的虐待。作为非法移民，她在非洲、法国、墨西哥和美国许多城市四处流浪、逃亡。她不断搜索自己童年的记忆，寻找身份认同，最后决定回到完全没有记忆的摩洛哥故乡。莱伊拉在逃亡途中始终带在背包中的“圣经”，是反殖民主义的著名思想家法农(Frants Fanon )的《地球上受苦的人》――“有色人种的革命手册”。像为该书作序的萨特等一代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克莱齐奥对法农极为推崇，甚至被批评家称为“法农的门徒”。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生动地表现了逃亡与革命之间的悖论和审美张力。
出于深厚的人文关怀，克莱齐奥像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一样，始终把人类残酷的历史，尤其是反犹大屠杀，视为现在时态。这一点，最鲜明地表现在克莱齐奥的《流浪的星星》中。小说中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的故事，始于二战中犹太人大逃亡。主人公犹太少女赫勒尼随母亲从故乡尼斯市逃到法国南部的圣马丁─维苏比小镇。这是欧洲各地犹太人的避风港，由于战事逼近，许多犹太人不得不翻越阿尔卑斯山寻找新的避难所，许多人落入纳粹魔掌，被驱赶到奥斯维辛。赫勒尼的父亲是法国共产党人，参加游击队进行抵抗和营救工作。天真的赫勒尼变得成熟起来，父亲借用《圣经》中波斯皇后的名字，改称她为以斯帖，意为“星星”，他把犹太人苦难的历史记忆延伸到两千多年前，同时也寄寓着祈求上帝藉以斯帖施行拯救的希望。以斯帖的父亲和许多难民都遇难了，她的未婚夫也死于战争前线，她要继续逃亡并开始新的生活，必须首先找到父亲和未婚夫遇难的不同地点。换言之，她必须确定纳粹屠杀现场和战乱的地理位置，以保持个人和社群的苦难记忆并充当历史见证。
当以斯帖逃往以色列抵达耶路撒冷时，邂逅另一颗“流浪的星星”――巴勒斯坦女青年涅玛，她是在以色列1948年建国之际被强行送往难民营的。接着，作者以涅玛的视角写到：数千巴勒斯坦人被关押在一个难民营电网墙内，连联合国运送食品的卡车也莫名其妙受阻，井水也枯竭了。涅玛觉得：“……难民营无疑是世界的尽头，在我眼里，尽头之外什么都没有，丝毫希望都没有。”就这样，以斯帖从涅玛那里学到新的一课。此后几十年，痛苦的记忆一直无法抹去，不断在以斯帖的记忆中闪回。她承认自己作为犹太人的一员，对涅玛这样的巴勒斯坦难民的苦难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她自己的记忆，涅玛的记忆，涅玛对她的既怀疑又寄望的凝视的眼光，是激发她写作的灵感。她的写作，像作者本人的写作一样，既是一种“驱魔”仪式――驱逐记忆的梦魇，又是第一次受洗过后的“坚信礼”――坚信上帝的神恩，坚信基督的重临，坚信历史的梦魇终将结束。
“天人合一”审美境界
对于历史的梦魇，如果你时时刻刻铭记，甚至记仇记恨，寻求复仇，那就会背着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甚至会压得你喘不过起来。借用佛教的话来说，你甚至会被这种“我执”击垮。另一方面，如果你压根儿忘却，那就患了历史健忘症，它终究会导致“良心麻痹症”，同样会使得你的“自我”膨胀。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同样如此。因此，我们健全的个体意识与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是分不开的，必须在记忆与遗忘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或平衡。这种平衡，类似于真正的佛教徒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平衡，或道家的“为而不争”与“清静无为”之间的平衡。出世无为之时，文人墨客往往寄情于山水之间。
在克莱齐奥自称的他的“小祖国”毛里求斯，大约有一半居民信奉印度教，也有不少人信奉佛教。克莱齐奥本人于1966至1967年在泰国佛教大学教过法文，难免受到佛教的影响。评论家Maurice Cagnon和 Stephen Smith.以英文合写过《克莱齐奥的道家眼光》一文，载《法国评论》（The French Review）1974年春季号，可惜未能拜读，只知道克莱齐奥读过老子的《道德经》等中国经典。但是，在克莱齐奥的作品中，却不难发现一种道家崇尚的“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在小说《偶遇》（1999）中，一位过气的电影制片人喜爱逍遥，喜欢在他的“船上小宇宙”中，“在金波荡漾中遗忘世事”。倦于世事，在工业社会消费世界中格格不入的作者本人同样崇尚大自然。莎士比亚有句名言：“轻轻一碰大自然，整个世界就亲昵起来”（One touch of nature makes the whole world kin）。著名的《安妮日记》的作者，那个犹太少女在书中写道：那些感到害怕、寂寞或不幸的人，最好的药物是到户外去，在可以静心的地方，独自面向天空，面向大自然和上帝……。
上文论及的《流浪的星星》，笔调是沉重的，但克莱齐奥深谙艺术的张弛之道，不时让他的女主人公以斯帖像安妮一样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得到喘息。以斯帖长途跋涉后，来到一个山谷。作者写道：“以斯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爱的地方。在成堆的原形岩石与铺展地毯的青苔之间，在左边略高的地方有个小沙滩，在那里，一道水流柔和地溅起层层迭迭的浪花……。这个地方，在以斯帖眼里，就像天国的意象一样。”这时，以斯帖问了又问的“上帝为什么要躲起来”的问题，得到了一个暂时的替代性的回答，感到上帝与她同在。
在《奥尼查》中，克莱齐奥对大自然的描绘更富于哲学意味。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人的虐待与尼格河两岸奥尼查的乡村田园之美，往往形成鲜明的对照。芬坦和当地渔夫的儿子波尼交上朋友。波尼教会芬坦如何以一种新的眼光来观照大自然，观赏树木的“生殖器”在附近“神池”中洗涤的景象。当芬坦进入水中，他体验到一种宁静的淡泊境界，减弱了反父的倾向。他第一次感到与父亲的亲近，认为母亲般的水池可以使得他和他的父亲和睦相处。他开始把自己的母亲想象为大地母亲。波尼还带芬坦去偷窥一个聋女沐浴的情形。后来，芬坦把产床上的聋女想象为一位公主，一条河流――在作者笔下，她是无言的河流女神的原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源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两个生态学和美学命题的艺术范例：“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但是，克莱齐奥笔下的“自然的人化”，并不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强行支配、主宰自然，而是教我们尊重自然，并由此提升到尊重人的层次。而这里的“人的自然化”，作为人类实践的双向对象化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则启迪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将一切自然物种的尺度内化为我们内在的尺度，从而回归自然，依照自然的规律对待并利用自然，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当我们把“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统一起来时，才能促进生态平衡，和谐地自由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克莱齐奥认为，写作就得寻求平衡，他在获奖前的一次访谈中说：“这有点像骑自行车，我带着这个观念写作：你必须向前才不会跌下来。”
克莱齐奥的比喻是生动的，但他语焉不详。在我看来，写作需要多种多样的平衡，例如道德文章与审美情趣的平衡，感性描绘与理性思考的平衡，紧张与轻松的平衡，“深入”与“浅出”的平衡，质朴与文采的平衡，等等。克莱齐奥小说中的记忆和遗忘的悖论，是一切有历史眼光和当下关怀的作家在写作中所需要的一种平衡。
《明报月刊》2008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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