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西藏》自序

文/朱瑞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当我在西藏安多地区一间简陋的僧舍里秘密地，也是平生第一次看到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时，抑制不住地，鼻子一阵阵发酸。

没有想到，被我们批判了几十年的“剥人皮”“剔人骨”的“封建农奴主的总代表”这样慈祥而尊贵！后来，我在卫藏一带旅行时，无论牧人，农人，僧人、尼姑、职员，还是中共干部，都悄悄地向我展示过那私家佛龛里供奉着的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有的是画像）。“达赖喇嘛”四个字，一旦被诵出，总是不能自已地伴着眼泪。几乎每一位藏人，都了然历代达赖喇嘛，尤其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为西藏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做出的非凡的努力。批判达赖喇嘛尊者，就是对一个民族的污辱和对西藏优秀文化的否定。

所谓“解放”西藏，不过是人类史上一场冠冕堂皇屠杀和掠夺，是把一个文化佛国，逼向野蛮和堕落的过程，是同化和毁灭一个古老的民族的过程。“解放”一词的选用，不过是把这场至今仍在继续的人为的罕见的灾难合理化。我并不吃惊2008年3月发生的遍布藏区一百多处地方抗议中共暴政的起义；我吃惊的是，正在饱受独裁政权摧残的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反过来把中共当成了船长，不分青红皂白地跟着勇往直前。

甚至在国外，有些支持西藏自由事业的中国人，也认为，“解放”西藏，尽管事实上是对西藏的残酷殖民，但是也间接地给西藏带去了现代化。这种典型的画地为牢，也许源于对1959年以前西藏社会不够了解？也许源于中共谎言的蛊惑？还是不自觉地掉进了中国文化糟粕的陷阱？我无法追溯。

真实的情况是：1959年以前，除了军事以外，西藏并不比中国落后。从物质的角度观察，甚至藏人的生活水准普遍比中国人高；从精神的角度观察，就是今天，西藏佛教思想，也就是西藏精神仍然远远地走在这个世界的前面，为许多科学家不倦探索的课题。

在西藏工作期间，我采访过各阶层的藏人，目睹了被不同程度破坏的从城市到乡村的古老的住宅、寺庙，庄园……。为了诉说藏汉之间截然不同的理念和展示被中共隐蔽起来的西藏，我完成了一些中、短篇小说。但是，因为移居加拿大，我的写作停止了八年。2008年3月事件，催促我再次提笔。在写作计划中的一部反应1959年以前西藏社会的长篇小说时，我有幸多次倾听尊者在不同地点的讲法和演说，走访了流亡藏人的聚居地，以及目睹了那些源源不断地翻越雪山进入印度的藏人，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境内外藏人的苦难。我把这些见闻，在写作长篇的间隙，以政论文和散文的形式直接传递出来，完成了这部计划以外的书稿。

感谢允晨文化，给了我出版这本书的机会，使没有可能亲历西藏的华文读者，可以阅读中共官媒以外的另一个现实而伤痕累累的西藏。

（2010年1月10日）

未来对藏政策——简析中共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作者：贡噶扎西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

分析中共的任何一次重要会议，除了官方宣传以外，参考资料都极为有限，尤其与西藏有关的会议。因此，我只能就中共官媒提供的信息，谈谈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座谈会，顾名思义，就是大家坐下来商量，集思广益，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似乎没有这个程序。胡锦涛先生一个人在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就定下了基调。

延续过去思路

胡锦涛先生说了不少，但始终围绕一个内容：应对。也就是怎样对付藏人的怨愤和呼声。尤其再次把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定性为分裂势力，表明现今的中共领导人，缺乏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意愿，没有面对现实的诚意和勇气。也就是说，在西藏问题上，中央没有改革的迹象。但是，部分分析员认为，胡锦涛先生提出的“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是新的东西，甚至有人认为是新的政策。

我持不同意见。因为，除了“西藏特色”几个字以外，看不到任何支点，跟胡锦涛先生提出的“和谐社会”一样，不过是空中楼阁，宣传辞令而已。

以发展经济，遮盖日益严重的西藏问题

胡锦涛先生在西藏工作多年，不会不知道，西藏最大的特色就是西藏独一无二的宗教和文化。真想解决西藏问题，就会首先正视西藏宗教和文化面临灭绝的现实。

这次会上，胡锦涛先生强调的“富民兴藏”，“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和“突出强调要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等，都是在一廂情愿地认为，经济发展了，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当然，能改善藏人的生活是件好事，不过，指望以物质收买藏民族的精神，求得藏民族对现行政策的认同，是不现实的。

事实早已证明，光靠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西藏民族生存。如果没有一个比以往好的、符合藏民族特点的对藏政策 ，还会出现以往的问题。

部分汉人也许认为西藏经济改善了，藏人有吃有喝有住，就解决了问题，这是错误的观点。大陆百姓为什么不能改造现任政府？就是因为只顾眼前的、短暂的利益，而忽略了长远的、世世代代的民族自身的利益，如果继续坚持这种观点，那么经济一跨，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危机。

当然，西藏宗教，在中共的严控下，也经历了和正在经历西藏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劫难。但是，因为达赖喇嘛尊者的感召，藏人的精神深层，仍然矗立着对佛教的信仰。

胡锦涛先生也提到了西藏的教育、社会福利、生态环境等。但愿这一切，不是纸上谈兵。事实上，一个政策的实施，需要伴随着真正的监督机制，以及良好的干部素质。

制造新的族群矛盾

虽然这次会上，胡锦涛先生没有定性说，与达赖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一句“西藏还存在着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就把其他族群和西藏民族对立起来了。这种思维模式，不仅对汉、藏两族，乃至所有的族群，都是不利的。

达赖喇嘛尊者只是希望，按照中国宪章的规定，名符其实地在藏区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不仅同其他民族没有任何矛盾，还可以和各族群一起，平等地、和睦地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

亚洲的发展史告诉我们，藏民族，不仅千百年来有着与喜玛拉雅南麓的印度、不丹、尼泊尔境内的各族群友好相处的渊源，也有着与北麓的蒙古和东北部的中国境内的各族群，友好地相处的绵长历史。胡锦涛先生的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提法，我怀疑，似乎在有计划、有目的地制造西藏民族和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各族群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孤立藏民族、消灭藏民族的目的。这种政治上的堕落，在世界史上，应该说，也是罕见的。

进一步打压达赖喇嘛尊者的国际空间

回避西藏问题，是过去中共领导人面对国际主流媒体的一贯态度。但是，近年来，中国政府主动地在国际上宣传西藏，还选择性地特邀外媒到西藏指定的地方、派遣比较听话的藏族干部（我们很清楚他们处在严密的监控下）到国外…… 胡锦涛先生也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承认：“做好西藏工作，是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迫切需要。”

以上的一切，都在说明，中共已从回避西藏问题，改辙到突显西藏问题。但是，这种突显，并不是真实的、客观的，而是在虚拟西藏新闻，虚似藏人治藏的表象，从而破坏和打压达赖喇嘛尊者的国际空间，也不管能不能实现。

不得不承认藏民族的整体性

比较新的东西是在这次会议上，尽管没有公开，但是默认了西藏的整体性。以往仅仅强调“西藏自治区”的发展，而这一次，提到了 “加快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等。

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为保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强调西藏民族的整体性；其次，2008年3月，全藏的藏人用鲜血展开的西藏地图，也证明了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全藏自治的历史性、现实性，以及合理性。

总之，今后的西藏，经济上也许会软一些，但在政治上，将更加强硬。一方面，借发展经济，迫使藏人认同现行的对藏政策; 另一方面，对外加大宣传，对内严密封锁; 并且，继续采取等待尊者圆寂、以拖待变……。不言而喻，今后，不仅很难在西藏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甚至藏人的生存空间，还会遭到进一步的破坏。而对高压政策的反抗和“让达赖喇嘛尊者回家”的呼声，将愈来愈壮烈。

2010年2月21日
——《纵览中国》首发

《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闡釋

前言

本文對中國政府就2008年10月31日在北京舉行第八次會談時呈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所表達的疑慮和反對意見做出了說明。

分析和談期間杜青林部長和朱維群副部長的發言，以及書面回應和後來中央政府發表的聲明等內容，我們覺得中央政府對“建議”中的一些內容有誤解和曲解。

中央政府聲稱“建議”不僅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而且也違背了“三個堅持”。我們認為，西藏人民的要求在〈〈憲法》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的精神中得到體現，而且“建議”的內容也完全沒有違背憲法和三個堅持，因而，相信本闡釋會澄清這些。

從1974年開始，就西藏的未來地位問題，達賴喇嘛已經開始在內部會議中討論不尋求獨立，而是通過自治達成妥協和解。1979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提出︰“除了獨立，其他問題都可以協商解決”。從此，達賴喇嘛尊者為互利解決西藏問題而進行了一系列的努力，並始終如一地堅持了以互利為原則的中間道路政策。中間道路主張通過彼此的妥協和理解，透過對話，在雙方都能夠接受的互利原則下解決問題。五點和平建議和斯特拉斯堡建議等雖然也是基於這樣的考量提出的，但中央政府對達賴喇嘛尊者的這些努力不僅未予積極正面的回應，甚至於1989年3月在西藏實施戒嚴等使局勢更趨惡化，因此，達賴喇嘛尊者被迫於1991年宣布斯特拉斯堡建議無效，但是仍然繼續堅持了以互利為原則的中間道路政策。

2002年，由於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尊者代表之間恢復直接會談，雙方因此有機會表明各自的立場、了解彼此的疑慮、需求和利益。尤其是考量到中國政府一些實際的顧慮和意願，同時基於現實，達賴喇嘛尊者深思熟慮地做出了一系列的配合和讓步，表現了達賴喇嘛尊者寬容務實與實事求是的風格，以及致力於尋求雙方都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法之決心與誠意。

《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是根據中央政府於2008年7月第七次會談期間提出的建議撰寫的，但中央政府對此做出的回應或批評意見，主要並不是基於正式提出的《建議》內容，而是將之前在不同時期、不同情勢下向公眾發表的一些建議或講話內容做為依據。

達賴喇嘛尊者堅持西藏人民的前途只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的精神下尋求解決，以及不主張分離或獨立的立場之前已予再三說明，對此，《建議》和本闡釋予以重申和強調。

2008年11月在達然薩拉召開的流亡藏人特別大會，強調並再次確認了根據中間道路的互利原則，繼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接觸會談的政策；國際社會不僅鼓勵雙方繼續進行接觸會談，而且認為《建議》是雙方討論的最佳基礎。

一、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達賴喇嘛尊者不僅一再聲明不尋求西藏獨立、不尋求西藏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的立場，而且在西藏的地位問題上，一直致力於促使西藏長久持續地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範圍內，這一立場在《建議》中已有清楚的表明。

《建議》不過是就如何實施名副其實的民族區域自治闡述想法，以及對名副其實的自治做出清楚的闡釋而已，其中並未涉及所謂的“獨立”“半獨立”或“變相獨立”。《建議》所闡述的自治形式和標準完全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自治的精神。正如《建議》闡述的那樣，在世界的許多國家，這樣的自治對少數民族所屬的國家的主權和統一沒有帶來任何衝突和危害，這點不論在單一制政體或聯邦制國家中都在ㄧ樣實施中。許多持中立立場的政治領導人和研究學者等都認為《建議》表達的僅僅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範圍內尋求自治的意願，而不是尋求獨立或分離。

達賴喇嘛尊者非常清楚中國政府和藏人對西藏的歷史問題的認知不同，也知道藏人難於接受中國政府的觀點，雖然因為歷史是過去式而無法更改，但達賴喇嘛尊者不是一個守舊者，他是一個開創者，達賴喇嘛無意因為對歷史問題的不同認知而影響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範圍內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前途的努力。

從中央政府對《建議》的反應中可以看出，中央政府仍然懷疑達賴喇嘛的建議隱含著獨立的訴求或目的；達賴喇嘛尊者也清楚意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現狀的合法性等相關問題的疑慮和感受。因此，達賴喇嘛尊者已經通過代表、並已公開表明了一旦達成任何自治共識，達賴喇嘛尊者隨時準備利用其所具有的一切影響力，盡力促成人民對此必要的支持以及完全合法的實施。



二、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建議》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達賴喇嘛尊者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民族自治的精神尋求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而不是在憲法以外。

民族區域自治的理論基礎是，在多民族國家，通過民族平等與團結，保障各少數民族的民族特性、語言文字、傳統習慣和文化的延續發展；為此憲法規定為了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施自治權力而建立自治機構；2004年5月發布的《西藏的民族區域自治》白皮書中也指出各少數民族已經“改變自己的命運，當家做主”。

在不違背基本精神的原則下，《憲法》需要順應世代需要和局勢變化而不斷地進行調整。中國領導人關於《憲法》需要不斷地為順應現實的變化而進行調整和完善的闡釋方向，以及實際行為均清楚表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開放寬容的一面。如果將這些開放寬容的一面展現在西藏問題上，則《建議》所提出的藏人基本需求，必然可以在憲法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的精神和條件下得以實現。



三、尊重三個堅持

正如《建議》表明的那樣，達賴喇嘛尊者從未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提出疑問或挑戰；同時為了創建統一、穩定、和諧的社會而希望共產黨改變把西藏的宗教、傳統文化和民族特性視為危險性的看法，這是合乎情理的。

同樣我們並未對社會主義制度提出挑戰，《建議》隻字未提改變社會主義制度、或在西藏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容。眾所周知的是，達賴喇嘛尊者對社會主義理念中為低下階層謀取利益、平等和發展的訴求始終保持著極大的認同和嚮往。

達賴喇嘛尊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範圍內尋求名副其實的自治地位，這不僅承認了憲法有關少數民族自治的理念，而且也符合這些理念的本意目的。正如《建議》闡述的那樣，現行民族自治的實施方式，並未能讓西藏人民完全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自主管理和“當家做主”的權利；目前，涉及藏人福利的重大決定都並不是由藏人做出，只有真正落實《建議》闡述的名副其實的自治，才能讓藏人真正具有施行民族自治的權利和能力；才能根據憲法有關自治的精神，讓西藏人民真正實現當家做主。

因此，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並沒有否定三個堅持。



四、對中央權力和權威的尊重

《建議》所闡述的內容並沒有否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中央政府任何部門的權威。《建議》所表達的各項建議都充分尊重了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主的各部門與西藏地方自治政府之間的從屬關係。

不論何種形式的名副其實的自治，都需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政府之間，達成包括制定法規條例在內的權責分配和劃分，但地方自治政府在制定法律或條例時，其權力的有限性是無可置疑的，這點不論在單一制或聯邦制國家中都是ㄧ樣的。

這一理論在憲法中也得到認可，憲法設計自治制度的目的是為了讓自治地方享有較一般省份更多的決策權力。但規定所有的法律和條例都需要經過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批准的條款(憲法第116條)，卻使地方自治政府做出適合各自特點之決策的權利變得甚至不如一般(未實行自治)的省份。

在各級政府 (如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政府) 之間分配和劃分決策權力時，具有協商合作的過程是極為重要的，這不僅可以增加彼此間的了解，而且有助於減少政策、法律和條例之間的矛盾或歧異等；同時也可以減少各級政府單位在權限分配以後的實施過程中出現爭議。設計這樣的程序和方法並不會使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平等化，更不存在否定中央政府領導地位的問題。

不論憲法有關自治設計的各項重要條款，或者是其他任何必要的方法，都不代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地位相等，而且也沒有限止或減少中央政府的權威。這是為了對中央政府權限和自治機構兩者都提供合法的保障，對已經規定的自治的基本條件不是由單方面做出改變，至少對一些基礎的修改需要經過協商程序是必須的條件。



五、中央政府對《建議》中一些具體內容的疑慮

(1) 公共安全

《建議》引用自治地區權限中有關公共安全的內容，被中國政府解讀為國防問題而表示憂慮。國家的國防事務與人民的公共安全是兩個不同的問題，達賴喇嘛尊者對此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防責任不僅屬於中央政府的，而且是必然的；國防不屬於地方自治政府的權限，這點幾乎所有的自治制度都是一致的。事實上，《建議》特別說明“管理民眾的內部秩序，以及自治地方的公共安全”。《建議》對安全工作人員大部分應為藏族這一點是重視的，因為他們更能了解地方的傳統和習俗，而且有助於避免一些細小糾紛演變成類似民族間的矛盾。這些建議也符合憲法第120條(民族區域自治法第24條亦有規定)規定的精神，憲法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依照國家的軍事制度和當地的實際需要，經國務院批准，可以組織本地方維持社會治安的公安部隊”。

在此需要強調的是，《建議》從未提出有關中國國防軍從藏族地區撤出的問題。



(2) 語言文字

西藏語言文字的保護、使用和發展是藏人實踐名副其實自治的最為重要的問題之ㄧ。強調藏語文在藏族地區作為主要語言或母語的重要性，這並不是ㄧ個爭議性問題，因為，中央政府發布的《西藏的民族區域自治》白皮書對此也做了相同的描述，其中談到西藏地方政府通過制定條例“明確規定在西藏自治區，藏、漢語文並重，以藏語文為主的”。再說，《建議》使用“主要語言”這個概念就已清楚表明了其他語言的存在。

《建議》沒有提及中文的學習和使用問題，這並不能解釋為要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通用語“趕出”西藏。與此相關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西藏流亡組織的領導人已經開始在流亡社會鼓勵和推展中文教育。

因此，不能將藏人提出應以學習母語為主的建議，認定成為分裂的動機。





(3) 控制人口流動的條例

《建議》要求賦予地方自治政府就外來人口在西藏居留、定居、工作和其他經濟活動方面制定相關規範條例的權限，這只是自治的一般特性，而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沒有先例可循。

在很多國家，自然地具有或制定了為保護原住民、少數民族地區或生態環境脆弱地區而限制本國其他地區人口移入的機制和法律條文。《建議》明確提出這並不是為了將長期留居西藏的非藏族人口逐出。正如在會談中特使們已經解釋過的那樣，達賴喇嘛尊者和噶廈在之前的講話中對此已做了明確的說明。如2008年12月4日達賴喇嘛尊者在歐洲議會的演講中就特別強調指出:“我們清楚地表明了我們的目的，並不是將非藏人驅逐；我們擔心的是以漢族為主的其他民族人口由於刻意地大量移居西藏，使西藏人在自己的家鄉也成為少數民族，並對極為脆弱的西藏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威脅”，這已清楚說明其中並不存在除單一藏族而外排斥其它民族的說法。因此，這只是為保護面臨滅絕危機的西藏原住民族而對臨時流動人口、求職者、以及新來定居者制定規範條例的權限分配問題。

在對《建議》的回應中，中央政府稱：“在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中並沒有控制流動人口的辦法”，從而完全否定了地方自治政府對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的人口，就他們的遷入或經濟活動行為制定管理條例的權力。事實上，《民族區域自治法》第四十三條就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構根據法律規定，制定管理流動人口的辦法”，從而為制定這類管理辦法提供了法律依據。

因此，在這方面《建議》根本沒有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4) 宗教

《建議》要求賦予西藏人民基於自己的信仰而去實踐宗教的自由，這不僅完全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信仰自由的精神，而且也符合世界多數國家實行的政教分離的觀念。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6條保障“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但是，目前政府當權者對藏人實踐自己宗教的能力加強了干預。

上師和弟子關係以及講經說法等是宗教實踐的重要組成部份，對此的限止是對宗教信仰自由的踐踏。類似2007年7月18日頒布有關活佛轉世的認定辦法，這是政府和政府部門對轉世認定事務的公然涉入或干預，是完全違背憲法有關宗教信仰自由的嚴重行為。

宗教問題涉及面極為廣泛，成為藏人最基本的問題。有關當局不應將宗教實踐視為威脅而應予尊重，因為，歷史上佛教在漢藏民族之間曾經是促進團結的主要的積極因素。



(5) 一個自治區域的管理

西藏人民希望在一個民族自治區內實現自治的願望，是基於憲法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的精神，而不是所謂大小西藏的問題，這一點在《建議》中有明確的說明。事實上，正如《建議》所指出的那樣，《民族區域自治法》就規定通過法定程序可以改變行政邊界。因此，這一問題從來就沒有違背憲法。

正如代表們在之前的會談中所指出的那樣，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胡耀邦總書記等許多中國領導人對藏族地區設立統一行政區域的構想表示了支持的立場。第十世班禪喇嘛、阿沛．阿旺晉美、巴瓦．平措旺傑(平旺)等許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藏族領導官員們也不僅就此表明意願，而且堅信這樣做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其他的相關法律。1956年中央政府還為整個藏族地區建立同一自治區而讓共產黨老黨員桑傑益喜(天寶)等組成特別小組，專責統籌規劃，但由於後來的極左路線而不了了之。

所有藏區處於同一行政管理下的主要理由是，西藏人從心底裡希望自治能以同一民族的面貌實現，同時也是為了保護和弘揚與此相關的傳統和以佛教思想為基礎的價值觀。正如憲法第四條的規定，這也是憲法有關地方自治理念的主要依據和出發點。藏人關心的是整個藏族地區的統一問題，《建議》尊重和反應了這一點。目前仍在實施的“分而治之”的政策無法滿足人民的上述要求。西藏人民具有共同的歷史、宗教、文化認同、語言文字、以及地理環境等。西藏民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範圍內是歸屬於一個民族，而不是多個民族，目前劃併入其它省份的藏族自治州或自治縣內的西藏民族也是同一個民族。達賴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所關心的是維護和發展西藏的傳統文化、佛教價值觀、民族特性和生態環境。西藏人並不是要擴張民族自治的範圍，而是希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其他自治區一樣，將現已獲得承認的藏族自治地區置於同一個行政管轄範圍內。只要一天不賦予西藏人民自主管理自己事務的機會，維護西藏文化與生存方式的願望就一天不可能圓滿實現。目前，西藏民族中一半以上的人口除了依據中國其他省份的利益和需求而外，無法享有任何實質性的參與。

正如《建議》所闡述的那樣，為了實現名副其實的民族區域自治，西藏人必須具有涵蓋整個藏族地區的藏人自己的自治政府、人民代表大會、以及相應的自治政府的行政部門。這一理念得到憲法有關少數民族“所聚居的地方”有權施行區域自治，以及“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 (憲法第四條)等條文的支持。

《民族區域自治法》前言中鄭重聲明:“國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數民族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權利”，如果這還不足於讓邊界不間斷地連成一片的民族聚居區域組成統一的自治區，則憲法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的精神顯然無法得到貫徹實施。

將西藏民族分割後置於眾多法律和條例的控制下，這不僅使西藏人民未能得到行使名副其實自治的權利，而且也對傳承西藏獨特的文化傳統造成了困難；中央政府進行必要的行政區域調整並不是不可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其他地區、包括內蒙、寧夏、廣西自治區等的行政區劃都曾有過變動。



(6) 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

達賴喇嘛尊者已經多次強調，沒有一個西藏人夢想要恢復1959年以前在西藏實施過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等舊制度。未來自治的西藏和藏人的社會、經濟以及政治制度除了繼續向前發展而外，沒有任何倒退回舊世代的意願。繼續頑固地指控達賴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組織試圖恢復舊制度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無理糾纏，且令人困惑。

不論中國或世界其他國家，在歷史上都曾有過在現代社會絕對無法接受的政治制度，西藏的舊制度也是如此。整個世界在政治和社會領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包括為接受人權觀念和提高生活水平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西藏流亡藏人在現代民主制度的發展、以及教育、衛生、組織制度等方面也取得了進步，已經和世界人民一樣並駕齊驅。顯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西藏民族在中國政府的管理下，不論社會、教育、衛生和經濟都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西藏人民的生活狀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仍然是最落後的，藏人的人權並未得到尊重。



六、需要認識的一些基本問題

達賴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組織的諸領導者沒有任何與個人相關的期望或要求。達賴喇嘛尊者所關心的只是西藏人民的權利和福祉，因此，需要解決的最基本問題，就是通過誠心誠意地實施民族區域自治，讓西藏人根據自身的需求和能力能夠進行自我管理。

達賴喇嘛尊者是做為西藏人民的代言人，西藏人民對達賴喇嘛尊者的信任，以及達賴喇嘛尊者與西藏人民之間具有深厚的歷史性聯繫，沒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比迎接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更讓西藏人產生一致的共識。西藏人民始終將達賴喇嘛尊者視為藏人的真正代表和代言人；達賴喇嘛尊者做為西藏人民合法代表的地位，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只有通過與達賴喇嘛尊者協商，才能化解西藏問題，認識到這一點是極為重要的。

達賴喇嘛尊者為西藏問題擔負責任並不是為了個人的政治地位或權利，也不是為了給西藏流亡政府爭取權利，就西藏的未來一旦達成共識，西藏流亡政府就會被撤銷，西藏的根本責任要由境內現有工作人員們擔負起來。達賴喇嘛尊者已經多次聲明將不會在未來的西藏擔負任何政治職務。



七、達賴喇嘛尊者的合作

為了消除中央政府對達賴喇嘛尊者就上述問題的立場認識方面的疑慮，達賴喇嘛尊者準備按照之前說明的那樣，發佈公開的聲明。

為了讓公開聲明能夠滿足中央政府和藏人的基本需求，中央政府的代表和達賴喇嘛的代表應對此進行詳細協商。

雙方應開誠布公地表達立場，這是極為重要的，不應像之前一樣利用來影響和談議程。

由於相信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自治的精神，可以實現藏人的利益，達賴喇嘛為此做出了許多的努力。為了實現突破和雙方滿意的結果，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珍惜《建議》和本闡釋所創造的機會，為實現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更進一步的結果而進行更深入的商談。


本文根据藏文翻译，如有歧义，以藏文为准。

“侨领”成为中国在海外围堵达赖喇嘛的第五纵队

博讯记者于明报道/2月18日上午11时，奥巴马与达赖喇嘛在美国白宫地图室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指美方此举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19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就奥巴马会见达赖提出严正交涉。

在奥巴马与达赖喇嘛会见前后，中国官方媒体大量报道海外华侨抗议这一会见的消息，在新华社、人民网和中新社的报道中，海外华人社区侨领们或以个别访谈的方式，或举行座谈会、聚会集会甚至联名致信奥巴马的方式，来表达他们与中国政府一致的立场.

在中国政府于国际社会围堵达赖喇嘛的努力中，海外华人社区的“侨领们”正扮演着第五纵队的角色。侨领们的作用如此重要，中国政府当然要分外爱惜。难怪乎去年12月北京青年报刊出国务院侨办关于海外社团的调查报告后，立即遭国务院否认。北青报引用报告指“侨团林立，不团结现象严重，已成为影响海外侨胞文明形象的主要问题之一。在部分国家，华侨华人文明形象‘危机’也正上演。”

侨领们迅速集结在党中央周围

去年8月初，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国际汉藏会议的前一天，新华网刊登文章，指参与日内瓦会议的华人为海外动乱分子。中国政府以“动乱分子”来定性与达赖喇嘛接触的华人，一方面是针对当时出席会议的一百多名华人代表，另一方面意在敲山震虎，给海外华人在自由世界里的行为画了一道警戒线，警告普通华人不得越雷池一步，并暗示“侨领们”最好高调与北京唱和，善于察言观色的“侨领们”自然心领神会，迅速在西方国家组成配合中国政府治藏政策的第五纵队。

今年2月传出奥巴马将会见达赖喇嘛之后，英国华人社区“侨领”率先集会反对，中新社2月11日从伦敦发出报道，当日“各界华侨华人领袖在伦敦华埠集会，反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会见达赖，并将致信奥巴马，表达对此的愤慨。”　　

12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人侨团联名致信奥巴马，据中新社当天报道，美国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华盛顿中国统一促进会、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三个大华盛顿地区的促统会组织联名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写了一封公开信，表达强烈不满和反对。侨领们指达赖喇嘛是“奴隶主”，“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宗教人士”，“一直从事着企图分裂中国的活动”，说达赖喇嘛“支持暴力犯罪”。“奥巴马和达赖的会面将不可避免地伤害到两国关系，给分离主义者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提供了一个舞台给达赖喇嘛从事分裂活动，这对世界和平也将造成严重的威胁。”

纽约《星岛日报》报道，纽约侨界15日在法拉盛举行《坚决反对奥巴马接见达赖》座谈会，“谴责奥巴马为达赖‘大藏区高度自治’的藏独摇旗。侨界建议中国政府采取适当经济制裁手段还击，拋售美国债券或不再购买美债作报复。　”

15日，美国费城华人社团在中国城举行座谈会，中新社报道说，侨领们认为奥巴马“触及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强烈要求总统取消会见，希望奥巴马不要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这一天是中国农历大年初二，也是美国的“总统日”。侨领们还“呼吁侨胞站起来，发出共同的声音。要让白宫知道：我们美籍华人是反对总统会见达赖喇嘛的。”　

16日，美国南加州侨领发表公开信强烈反对奥巴马会见达赖，据人民网报道，侨领在公开信中指“在中国传统佳节春节期间，总统会见达赖，不可避免造成了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的刺激，给美中两国关系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18日是奥巴马与达赖喇嘛会见的当日，中新社从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综合报道，美国各地侨领18日纷纷发表讲话或声明，抗议奥巴马执意在白宫会见达赖。侨领们表示“达赖不能代表西藏、更不能代表西藏人民的意愿。”

2月19日人民网报道，西班牙华人社区“强烈反对奥巴马会见达赖”，侨领们“向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递交了给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封公开信，表示强烈反对奥巴马会见达赖。”侨领们表示“旅西华侨华人完全和坚决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侨领们还在马德里举行座谈会，强烈抗议奥巴马等美国领导人会见达赖。　

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在西方国家拥有极高的声誉。可以预见，“侨领们”在达赖喇嘛问题上相应党中央的号召，形成“反达赖第五纵队”，将进一步扩大华人社区与当地主流社会的隔阂，进而造成更深刻的“形象危机”。　

国务院侨办矢口否认调查及批评侨领

去年12月17日，北京青年报以《海外侨团内耗严重损华人形象》为题，曝光了中国国务院侨办的一份调查报告，指“为海外侨胞文明形象，中国政府涉侨部门正逐步探索海外侨团评估机制，协助侨社间团结。”

报告指“海外侨团林立，不团结现象严重已成为影响海外侨胞文明形象的主要问题之一。在部分国家，华侨华人文明形象‘危机’也正上演。”报告除指出 “因侨领问题导致侨社之间内耗加剧外”，还认为“目前华侨华人文明形象存在的主要问题还包括：经济领域的不规范竞争，文化差异、生活陋习以及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不够。 ”

北青报发出报道两天后，国务院侨办否认发布过有关海外侨团内耗严重报告，承认09年10月份，曾“组织专家学者就树立海外侨胞新形象问题开展调研”，北青报提到的报告“属研究性报告”，“仅代表参与调研的部分专家学者看法”和“部分海外侨胞个人看法”,并非“由国务院侨办发布”。 (博讯记者：于明)

达赖喇嘛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民主服务奖章

继星期四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私人会谈之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五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民主基金会授予他的民主服务奖章。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参加了这个颁奖仪式。下面请听安培的详细报道

华盛顿的民间组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授予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以民主服务铜质奖章，是为了表彰他在促进民主理念、捍卫人性尊严方面所做的贡献。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的颁奖仪式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卡尔.格什曼先生说，众所周知达喇喇嘛在保护西藏文化方面所起到的领导作用，也知道他是一个宗教领袖，但是他在促进民主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和认识：“达赖喇嘛自从年轻时候，也就是离开西藏之前的前几年，就开始寻求西藏管理机制的民主改革。他流亡印度之后，马上着手在印度的藏人社区中建立民主机制。1960年夏天，流亡印度的藏人举行了第一次选举，1963年他们颁布了一个民主宪法。”

格什曼先生认为，流亡海外的藏人社区的管理是在一个民主宪法之下进行运作的。他注意到，一些亚洲国家领导人把民主称为会破坏社会稳定的西方国家的理念，而达赖喇嘛把民主当作一种普世价值来捍卫，把流亡生活当作一个保护藏人和向世界传授民主道德理念的平台，他所作的贡献鼓舞着世界各地的人。

74 岁的达喇喇嘛在接受奖章后，面对大约500位观众用英语做了大约25分钟的演讲。他表示，接受这个荣誉十分高兴。他说，他不是从书本上而是通过实际经验学习民主的。他幽默地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的政治体制：“1954年我作为西藏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国人大政协会议，我发现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在睡觉，会场完全是安静的。后来我到印度议会，发现那里的会场十分嘈杂，好像全无纪律。这种巨大的区别，就是中国极权政体和印度开放透明政体的区别。”

达赖喇嘛在演讲中表示，寻求幸福快乐是每个人的权利，保护人权不仅仅是为个人的利益，更是为所有人、所有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达赖喇嘛说，在促进民主、保护人权方面，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达赖喇嘛这次从印度抵达美国以来唯一一次公开露面。好莱坞著名影星、信仰藏传佛教的理查.吉尔先生出席了这个颁奖仪式。由于中国称达喇喇嘛为独立分子，坚决反对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这次访美之行引起各界的普遍关注。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一个接受美国国会拨款的非营利组织，其宗旨是促进世界各地民主机构的发展，为90多个国家民间的1000多个民主项目提供经济资助。这个组织1999年以来已经向世界各地20多位人士颁发民主服务奖章。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采访报道）

── 原载 自由亚洲电台

達賴喇嘛尊者蒞臨美國華府，將接受「民主服務獎章」

達賴喇嘛尊者已於17日下午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將於星期四(當地時間18日中午)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晤。

19日上午，達賴喇嘛尊者將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頒發的「民主服務獎章」，並向500多名聽眾發表演講。國家民主基金會指出，授予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一個獎項，表彰他致力於促進民主和人類尊嚴。

星期五下午，達賴喇嘛尊者將離開華府前往美國西部洛杉磯，以及佛羅里達等地，展開為期五天的校園演講活動。

http://www.dalailamaworld.com/topic.php?t=501

曹长青：中共暴政猛於虎

中国古语说，苛政猛於虎，是说严苛的帝王朝廷，对人民的欺压比老虎还要凶恶。今年是华人旧历的虎年，从中共当局最近的举动来看，都不是苛政，而是“暴政猛於虎”。

作家刘晓波，只是因为写几篇文章，起草一个呼吁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就被判了11年徒刑！他提出上诉，但二审短到只有十分钟，只是宣读一下维持原判。一个人有几个11年？刘晓波的妻子要守空房11年，他年老重病的父亲很可能就无法再见他一面！刘晓波现在五十多岁，从监狱出来就要六十多了。仅仅是用文字表达一种想法，就要付出蹲11年牢、在监狱度过四千多天的代价！这是一个多麽残忍、野蛮的政权！这不是暴政是什麽？

在二审刘晓波之前，中共当局又判了维权作家谭作人5年徒刑，因为他曾在四川大地震时，为那些遇难的学生和孩子打抱不平；当时很多校舍因是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而倒塌，导致上万名孩子遇难。他帮这些遇难的孩子和家属打官司，争取一点公道，结果他就被判刑。按任何常理，应该追查的是那些豆腐渣工程的官员和建筑者，但那些人没被追究，更别说判刑，而为这些孩子喊冤的维权作家，却被抓起来，现在又被重判。整个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谭作人提出上诉，报导说，二审时，整个时间不到五分钟，也是宣读了维持原判就完了，没有任何的法律程式而言。这不是暴政是什麽？

更早几天，只有二十岁的山东青年薛明凯，只是因为在网上加入了海外的民主党，就被判刑一年半。判决书列举的“罪证”说，这个青年三年前就跟人说要组党。而三年前他才17岁，还是一个大孩子！中国的宪法上不是说公民有结社自由吗？薛明凯只是在网路上加入了海外的民主党，没有任何实际活动，怎麽就够成了“颠覆罪”，被判一年六个月？共产专制下的中国，从来没有执行过它自己的宪法。这个政权不是暴政是什麽？

而曾主办人权网站的维权人士黄琦，因为向西方世界揭露中共当局如何践踏人权，就被说成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被判刑三年！他提出上诉，当局立即驳回。黄琦的妻子说，可能是书面判决，二审都没有开庭；因为家人和律师都不知道。黄琦怎麽能持有国家机密，他从哪里能获得机密？如果他真的能拿到机密，那是哪个政府官员泄密，怎麽没看到调查审理泄密的官员？这一切，都是当局想怎麽处理，就怎麽处理，土匪一样地无法无天。有人曾说，一个国家有土匪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府是土匪。这样毫无法治，更别提人权的政府，不是土匪政权是什麽？

也是维权人士，而且是盲人的陈光诚，三年前因为帮助农民维权打官司，结果也是被以颠覆政权罪，判刑了四年零三个月。一个双目失明的人被关在监狱，他的个人生活料理等，将是多麽艰难。但他身体有病，监狱却不允许他的妻子去探望和送药，简直就要把人活活折磨死。最近有报导说，一年多来，当局第一次允许他家人去看望。他妻子从遥远的农村赶到监狱，但却被告知，见面之间只有十分钟。一个盲人，和妻子“隔绝”一年多了才见这一次面，只给十几分钟，还被警察在旁边严密监视，连句夫妻之间的话都无法说。这是一个多麽残忍、毫无任何人道的野蛮政权！

中国的另一个维权律师高智晟，只是因为呼吁当局停止迫害摧残法轮功练习者，就被当局抓走，後来在国际舆论下，判了缓刑。可不久他又被当局雇用的黑社会绑架，遭到电棍击打、围殴、甚至被用牙签扎生殖器等各种残忍手段的迫害摧残。高智晟下落不明已经一年多了，人们甚至担心，他是不是被迫害致死？这样一个像黑社会般政权，不是暴政是什麽？

中国进入虎年，真是暴政猛於虎！这样的暴政不被结束，中国人就永远处於随时要被虎吃掉的危险，根本不可能有自由。和中国相比，美国是一片自由的天地，就因为美国人敢於反抗暴政，赢得自由。至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杰佛逊纪念堂屋顶，还刻著这位美国第三届总统的名言∶“我在神的殿堂上发誓，向残害人类心灵的一切形式的暴政永远宣战。”在虎年之际，但愿更多的中国人能了解这些被残酷迫害的事件，更坚定结束暴政，建立一个自由中国的决心！

2010年2月11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0-02-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不为人知的历史瞬间

历时七、八年时间，阿嘉仁波切完成了自传《SRUVIVING THE DRAGON》，并将于2010年3月2日由纽约一家著名出版社RODALE正式出版。

“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写一部回忆录。因此，从二十几岁起，便开始记录我的经历。”阿嘉仁波切从美国的印第安那州布鲁明顿，遥远地告诉了我，这个梦想如今已为现实的喜讯。

阿嘉仁波切两岁起，被认定为转世灵童的特殊经历，使此书不仅容纳了仁波切自己从5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大落大起和作为塔尔寺主持的不同寻常的体验，还极为宝贵地公开了一些至今也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比如：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西藏安多地区的大饥荒
中国政府对西藏高级僧人的拉拢和打压
十世班禅大师圆寂的具体情景
中国政府认定“十一世班禅”的经过
目睹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
某些统战部官员自身的劫难和他们对西藏问题的看法的演变
秘密离开中国的真正原因
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劝告下，与江泽民，统战部王兆国部长等书信往来
以及如今在美国印第安那州布鲁明顿的简朴清静的修行生活。

此书序言由达赖喇嘛尊者撰写。


（朱瑞写于2010-2-11）

才嘉：寺庙是西藏的文化传承中心

专访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嘉先生之二

作者：雅尼克

在本次特别节目时间里，我们播出对才嘉先生专访的第二部分内容。我们在上次节目时间里，我们播出了才嘉先生有关西藏物质条件的与藏人实际生活状况的改善的基本看法，他本人对西藏近年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估价，西藏文化所面临深层文化危机等有关思考。在本次节目时间里，才嘉先生将关于文化危机反省的提问伸展到造成这一危机的背景和政治条件，欢迎大家收听。才嘉先生现今担任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也同时身兼达赖喇嘛汉语翻译，九十年代从四川藏区逃亡至达兰萨拉。才嘉出走印度之前，曾经长期在四川藏区担任中学教员，因而对西藏文化问题有着独到的思考。

他就目前藏语适用范围及藏文化传统的断裂表示：

才嘉：我的意思就是说：纯粹的藏族地区，而且是百分之九十使用藏语的地区，藏语基本上是边缘化了，藏语没有用，在这种情况下，藏语没有实用性的时候，人们对藏语的重视，也就越来越淡化。所以我的焦虑是，虽然物质一直发展，但是实际上精神层面的东西消失的越来越严重。例如，在西藏拉萨一带有三大寺，这三大寺，在过去可以讲，是西藏的政治文化中心，现在可以讲，是西藏的文化中心。过去从四川、云南、甘肃、青海来的人，不需要什么通行证、暂住证，任何一个出家人、任何一个想学习的人，可以直接去三大寺学习，现在不行；规定不是西藏自治区的人，没有证件不能住在寺院里，所以真正的大寺院现在几乎是空的。那么，我的担忧是西藏文化现在遇到这种断层阶段，这种传承会不会在现阶段断裂，还好，现在有西藏流亡社会。达赖喇嘛一到印度，印度总理就曾询问需要什么帮助，达赖喇嘛的回答是：其他的不需要，需要的是对下一代的教育。所以在这边流亡社区的寺庙、学校是以最重要的方式建立，传统西藏文化的传承在这边得以继续，这大概就是西藏文化的现状。

记者：如果在不谈政治问题的前提下，在现状，中国共产党的框架下，有没有可能改善西藏文化的处境？

才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领导人、决策机构对西藏文化的了解，然后是他们的思路是否开放。如果是相通的，对文化的保存和保护应该没有问题。刚才我举例加拿大魁北克，其实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例子，比如在印度，印度联邦中的一些邦拥有各自的语言、文字，而且这些地方为自己的语言文字而骄傲，印度政府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些邦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化而指责他们要分裂印度，很平稳的可以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也就是说，至少可以保存他们的文化。我认为关键在于对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的保存是对这个民族的一种尊重。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特别的需要，只要尊重习俗就好了，想通了我觉得就有改善的空间，如果想不通，当然就象现在的状况，西藏学校有教藏文，藏文教了有什么用？因为学了藏文，到时候在社会上找不到工作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人是活在现实生活中的。

学藏文，高考的时候，即使高考项目中有藏文，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其他科目都是中文，那么藏文有什么用？我曾经是中学老师，我也自问过这个问题。我教的一个班，我坚持一直用藏文教这个班的课程，课程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的，不可能有另外的课程，这是违反教育法的，按照教育法课程全部都翻成藏文，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包括青少年修养、政治、数学课等等，从初一到初三都用藏文教，中考的时候，全班大概有四十多个学生，只有两个学生考上中专。为什么？因为除了藏语文，其他科目课程的考试全部用中文，所以遇到这个瓶颈，没有办法去突破。我对学生说，对不起，同学们是我的错，我是为了一个长远的、好的希望，但是因为这样，我毁你们的前途。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政策上没有很大改变的话，我相信：西藏文化的保存面临很大很大的危机。

记者：现在除了呼吁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途径促进西藏文化的保存？

才嘉：我想除了呼吁以外，其实在西藏也有很多知识分子，现在他们中间，有一部分已经觉醒了，一部分在觉醒当中。我觉得不少的西藏知识分子曾经自己都不懂藏文，他们在中文学校学习，再去北京、上海的内地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有的甚至是硕士生、博士生，当他们拿到学位，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之后，在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去寻根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这就是民族的认同要来自于民族的文化，那如果文化没有了，这种认同可能会消失，目前西藏境内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在向这方面努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力，他们中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是藏人，他们为国家未来的利益着想，去推动这一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国外的呼吁，也是很重要的，对中国来讲是提醒他们。我觉得过去这么多年来，西藏文化目前至少还没有被完全毁灭的关键，与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社会一再呼吁是有关的。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22/article_19166.asp

才嘉：藏文化危机乃藏民族生存危机

专访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嘉先生之一

作者：雅尼克

自从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并在印度政府援助下，在达兰萨拉建立藏人移民定居点之后，每年都有大批藏人流亡印度。1988年后，九十年代藏人流亡增加。现今担任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的才嘉先生就是九十年代从四川逃亡至达兰萨拉的。才嘉出走印度之前，曾经长期在四川藏区担任中学教员。在本次特别节目时间里，我们播出对才嘉先生的专访，请他谈谈他本人对西藏近年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估价，西藏地区社会发展引起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问题，西藏建设所必需面对的深层危机，西藏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感受，西藏文化何以维系等问题。才嘉先生回答了我们的上述问题。

首先，才嘉先生从他离开西藏藏区开始，谈到西藏民族生存危机。

才嘉：我是1992年的时候离开西藏，也就是四川的藏区，当然在我们自己的概念中，四川的藏区是西藏的一部分。当时的状况和现在的状况当然不一样，十几年的时间，各方面的变化是很大的。但是，总体上来讲，西藏民族危机，我觉得仍然十分严峻。所谓的这个危机到底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就是西藏民族的生存危机。我一直没有谈西藏的发展，因为目前连我们的生存空间都非常困难的时候，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发展。

生存危机是什么呢？我觉得：对西藏民族来讲，当然物质生活非常重要，我刚刚讲的变化，比如说九十年代到现在，整个西藏的物质状况绝对有很大的变化，包括中国一直宣传的青藏铁路通车，以及过去多年的西部大开发，虽然西部大开发有正面的负面的各种各样的评价，但是对西藏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是肯定的，包括青藏铁路、西藏的公路，交通、通讯方面的改善，但是这些全都是物质上的。

才嘉先生并不否认改善西藏物质生活的必要性，他对国际上有很多言论对青藏铁路通车也持很正面的看法，但对于通车后藏人生活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改善和藏人的处境反而边缘化的现状十分担忧。他表示：

才嘉：那西藏是不是不需要物质上的改善？绝对不是，西藏需要这种发展。比如说青藏铁路的通车，我们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它可以改善当地的物质生活。铁路通车后，拉萨和西藏很多地区民众，交通便利、物价改变、日常用品的改善……等等，对于民众来讲是很好的，光从这一点来看，青藏铁路通车的时侯，我想一般的老百姓是很高兴的，他们觉得铁路通车后会带来很多、很好的方便。结果是通车已经三年多了，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一大批一大批的外来人口，藏人的生活越来越边缘化了。这是因为西藏人本身的文化素质，不用说在一个大城市里，一个汉人和西藏人，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东西、同样的资源，让他们做生意，西藏人绝对会失败。因为他本来不是一个做生意的民族，他本来的文化背景当中，他没有办法赢得过外来的做生意的人。所以在他越来越边缘化的时候，西藏人赫然发现青藏铁路的通车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好处，反过来，运来了很多很多的外来的人，是这些外来的人让他们边缘化，运回去的是一批批的西藏高原的资源，这时候，他们就想不通了。我这是一个举例而已。

这就是说物质的发展，要看它真正对当地的民众有没有帮助，这是一点。

从物质的发展到真正造福于民，造福于藏人，才嘉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并非仅仅涉及西藏，从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全球化对人类社会整体提出的问题。不过，才嘉先生的思考并不仅仅停留于此，他从对物质的普遍需求推进到精神文化层面，提出了西藏民族的生存危机问题，他认为西藏民族的生存危机也及是西藏的文化危机。

才嘉：另外一点，我刚刚强调，我们当然不否认这些变化，但是关键的一点，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西藏民族生存与发展，生存的危机是什么？一个民族要生存，关键的是他文化的生存。我觉得西藏的文化的根基是什么？当然是西藏的语言和文字。那西藏现在的语言和文字遇到了很大的危机，我个人认为：西藏的文化是西藏人的生活方式，当然现代化会冲击到过去的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但是根本的价值观不会改变。西藏当然要发展，比如说：西藏人不排斥现代化，不拒绝电脑，如果说电脑是现代的标志，西藏人也需要电脑，但是西藏人需要的电脑是藏文化的电脑，有藏文键面的电脑，但是微软不可能专门给西藏专门做这样的软体，为什么？因为它赚不到钱，微软是以商业考量去做软体，所以当这样的现代化冲击西藏传统文化的时候，西藏人会产生一种焦虑感。西藏所有的根基是语言和文字，是在语言和文字的基础上建立起文化和宗教。那现在西藏的语言文化遇到很大的冲击。在西藏，你学不到真正西藏的语言和文化，因为它没有实用性。

我这次去加拿大发现，在加拿大这个英语国家里面，他的魁北克省用法文，所有在这个省要工作，要任职，要做国家公务员的人必须要懂得法文。但是西藏没有这项规定，任何一个汉人只要汉语讲的很好，汉文程度好的话，你可以在西藏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不能学习学习魁北克。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话可以保护西藏的优秀文化和宗教。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位老年人去邮局发信，如果他不会中文，就不能把信发出去。老年人去银行，存款或取款，必须要填表，要懂中文，那怎么办？只有去学校把读书的小孩子带去协助他。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22/article_19167.asp

廖志峰：台灣人的清明節

電影《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描述1984年，柏林圍牆倒蹋前5年東德社會的情景，重現東德情報局如何以紅色恐怖的霹靂手段，對異議份子、藝術家，長期進行監聽，蒐證，再以司法審判的手段入人於獄，瀰漫空氣中的凝止氛圍，噤聲的恐懼，讓人不寒而慄。只有對黨機器的效忠，而沒有人民和公民權的意識。誠如片中主角，東德祕密警衛斯勒所說：我們是黨的強盾與利劍。真是一針見血。以黨治國，這是最明白的證言。

影片中提到一些藝術家、作家被囚禁出獄之後，再也無法從事創作，平淡一生，或者自殺，這一點一滴累積的感受，讓主角從冷漠監聽的角色，轉而成為隱形的保護者，在恢復人性同情的過程中，也漸次剝離了黨性，放棄了黨賜予的特權。這是人性與黨機器齟齬的必然結果。

雖然只是電影情節，但台灣人對這部電影的情境並不陌生。應當保衛人民的國家機器，成了黨的禁衛軍，無所不在的恐怖，由此而來。台灣的藝術家、作家群中，也有實際的遭遇。當我看著這部電影，不禁想起已逝的畫家吳耀忠先生。但還有誰記得？誰在乎？被台灣國寶級大師李梅樹教授欽點的入室子弟，預言為他日最有資格修補他畫作的得意門生，卻被政治扼殺了，終止藝術創作。在充斥台商精神的台灣人眼中，不過是拂袖清風，與己無干；而我始終記得他畫的「少年鞋匠」，只是無法看得更多，生命早已停格。

在228前夕觀看這部電影，不免想起多本關於白色封印的白色恐怖著作，這些著作在今天還能喚起多少關注？我很懷疑。現今社會事不關己的氛圍其實為當初的施加者所樂見。我等中產階級早就用鄉愿的態度，以一種務實累積資產的算計，遁世在數位化的新時代，228 也不過是「The Lives of Others」，痛苦，記憶，暗夜忽然而來的扣門聲，和逐漸遠去終不復見的人影，留給當事者家屬，反諷地，有些直系或旁系家屬卻因此得到恩給的政治補償，加入施加者的隊伍，從此高官厚爵，位居顯要，十分後現代。是的，我們堅強地遺忘，然後，繼續向前走。

錢理群先生在《我的回顧與反思—北大的最後一堂課》特別引述魯迅的一段話，非常有意思：魯迅說，如果從奴隸生活尋出「美」來，讚嘆，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其實人奴之限界，就在義利之辨。以今日台灣社會各界觀之，不管是學術，政治，文化，媒體，企業，早已形成龐大的讚嘆隊伍，像唱詩班一樣，沛然莫之能禦。

寫作《走出白色恐怖》，享譽國際的知名學者，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的孫康宜教授，真的可以藉由書寫而走出了島國的白色陰影嗎?記憶228和重新審視過去的歷史，是讓我們警惕，提防黨國幽靈再以變形的手法借屍還魂，藉由軟調的文化媒體力量，和通俗流行的演藝代言，輔以硬調的檢警調封閉體系，重新對台灣人民鎖喉，我們一無所感，終而，無能為力，只能繼續從奴隸生活尋出「美」來，讚嘆，撫摩，陶醉，就像是魯迅所說，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偽民主的年代。

在清明之前，台灣人應該冷靜思考，如何才可以真正走出白色恐怖，建立屬於台灣人的清明生活，這樣，228的英靈或許可以稍慰吧。

228，台灣人的清明節。

廖志峰： 前清明‧後清明

與災難無關的人也與中國無關。

中國文化的一個不良徵兆，是有越來越多的文人把「忍辱心理」、「敬惡主義」、推崇為「避禍哲學」生存智慧。

—余秋雨．《人生風景》

書有時在是無意中誕生。

2009年1月27日，大年初二，在寒雨低壓的基隆家中接到《出中國記》的作者康正果電郵問候，同時介紹一本書稿《四川大地震記事》。這本書的作者是長期做中國底層訪問的廖亦武所寫。去年2008年5月12日，四川發生芮氏地震儀八級大地震，瞬時山走，屋毀，人亡，造成慘重傷亡，人間頓成煉獄。地震發生後，廖亦武開始逐日撰寫《四川大地震記事》，他努力排除了人為和自然的阻礙，先後多次去了都江堰，聚源鎮，紫坪舖，映秀，安縣，北川等地實地採訪，留下這份珍貴真實的見證。讀完之後，深受震撼，於是寫信給廖亦武：

我今年過年期間在家中看書稿，覺得肩頭沉重。一部是唯色的２００８年西藏日記《鼠年雪獅吼》，一部是你的《四川大地震記事》。我不免想，台灣人只想看輕巧美好的事物，連對準台灣的千餘枚飛彈都視而不見；中國人一心歌頌建設是硬道理，嚮往大國榮光，很多事當然「無所謂」。我獨對出版或不出版有虧欠感，真是咄咄怪事。

作者回了信：

現在的出版環境，差不多沙漠化了。但願我們可以共同治理沙漠。

就這樣，我又多認識一位作者，多出版一本書。透過這個連戰所揚聲稱謂的「PURE CHINESE」的中國作家，我看見的不是天堂，而是煉獄。四川大地震固然是大自然不可抗力的能量釋出，但是長江三峽建壩，將流動的能量囤聚，地底的能量難道不會找機會穿突？崩毀的學校屋舍像豆腐渣一樣的坍蹋粉碎，壓死無數家長苦心栽培的希望，一胎化下的國家主人翁就這樣像被風倏地吹滅的火苗，倖存者卻活在永夜的傷痛中。自然人為的交互為惡，悲劇於是輻射般地放大。但更大的災難是人心的腐化，和官僚機器的冥頑不靈，存心不仁。偷工減料的工程施作，一次地震便被檢驗出，但是，卻是由底層的民眾付出代價，承擔與人倫至親天人永隔的悲慟。

台灣對中國有過真正的認識嗎？我們停留在熊貓，九寨溝，萬里長城，西湖，周莊，就業天堂，台商極樂園的童話般想望；潘朵拉的盒子終於打開。發生在中國層出不窮的慘劇和毒食品污染，臺灣人總覺得這和一切無關，或轉身便忘。真的無關嗎?依照新政府向中傾斜的政策和速度，終極統一將是必然走勢，中國這個由極權統治國家的方式，會因納入台灣而改變治理方式嗎?即使形式粉飾太平，但本質不會改變。去達賴喇嘛後的西藏，藏人成了本土的邊緣人，更免不了被殺戮的命運。香港回歸，變得更繁榮自由了嗎?這樣的世界和真實的悲痛是成龍這般媚俗的演藝人員所無法理解，但媚俗的隊伍如長龍，如百足之蟲，跳樑者眾，又何止成龍一人。

《地震瘋人院》也將在川震週年之際，由法國三大出版社之一的比施莎斯泰勒出版社推出法文版。今天正式和他們簽約了。

北京這地兒，相當於5個成都。真可怕。皇帝的幽靈在每個人心中。我老是在想，山崩地裂的日子不遠了。可老百姓真苦，這輩子活得真渺茫，真不值得。

亦武

就這樣我一邊編著書，一邊浮現起清明節前在電視上看到的畫面：一個前台灣官員攜著女眷喜孜孜的要回中國祭祖，在機場和才從中國回來，滿面油光的和尚握手寒暄。稍久之前，這個官員在中國官方的盛大接待下，敲鑼打鼓的返鄉祭祖，不過在祖輩墳前，他連自己在台灣當的官銜都說不出口，令人困惑。是突然有了羞恥心嗎?一樣的清明，不同的境遇：有人上墳，有人找不到墳；有人一輩子活的真渺茫，有人錦衣玉食，不知今夕何夕。

無言的傷痛如江濤風波，難以止息。悼亡追思的隊伍，將從清明節前一直到持續到「川震週年」，到「六四」。大國已然崛起了，但是人民呢?余秋雨說：當人群失去了尊嚴，他們的文化也無法再有尊嚴。

人心的善變投機，變幻不定，一如沙漠；但願，我們可以共同治理沙漠。

藏中双方第九轮会谈声明对比

信息来源：2010年2月2日藏中双方就第九轮会谈分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一、朱维群的亮点

“但是，我想这次接谈还是有成效的。第一，这是我们安排他们到湖南，参观毛主席旧居，参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是他们对我们国家当前的实际情况，对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情况有一定了解，使他们加深了这种了解。第二，杜青林副主席接见了他们……杜青林同志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属于国家领导人，由杜青林同志来接见他们，这个格，可是相当的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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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人没有他们插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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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知道今天会有外国记者问到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物，我们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借所谓的达赖喇嘛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这个态度是一贯的，鲜明的，不可动摇的。”

“据说美国领导人近期可能有会见达喇嘛的安排，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对此，一如既往地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我认为如果美国领导人作出这样的举动，一是叫作无礼，二是叫作无利。”

“……每当有些人以达赖喇嘛仅仅是宗教人士而会见他的时候，我都感到不可理喻：无视事实，无视达赖喇嘛自己的那个伪政府伪宪法的那套东西，楞说他不是政治人物，这样的道理说得过去吗？”

“……美国领导人既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又和那个伪政府的头头达赖嘛发生这种关系，完全违背国际通行准则，是对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严重破坏，这就叫做无礼；那么，什么叫做无力利呢？中美关系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发展这种关系对我们两国都有利，在应对当前国际经济危机这样一个严峻任务面前，发展我们两国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领导人如果选择在这个时候会见达赖，破坏两国的信任和合作，对美国度过目前的经济危机有什么好处吗？是为无利。”

“我们中国人很看不起一种行为——叫做损人利已，而刚才我讲到的这种行为比损人利已更等而下之，叫做损人不利已。一个时候以来，美国的一些人，把美国的政治资源、财富资源，仍至引导一部分群众的同情心，投注给达赖：这样一个代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人身上，又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委实不划算哪！……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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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和我列举的达赖喇嘛的那些言行全部都是从达赖集团自己办的媒体和西藏同情他的媒体，选摘出来的，没有一个是出自我们的媒体。（维群同志是个实在人，知道中国官媒没有人信服——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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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还要谈？为了给达赖喇嘛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尽管达赖集团一手策划了八十年代末拉萨操乱，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是，他后来表示愿意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在中华人民框架内解决问题时，我们又同他恢复了接着商谈，难道这个诚意，这个灵活性还不大吗？难道对达赖喇嘛的照顾还不够吗？非要把我们的国土让一块给他，非要他回来恢复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搞什么大西藏区，高度自治，才算是我们让步吗？……他们提出的先是备忘录，后叫阐释，我们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开导。2008年11月那次接谈中，我跟甲日先生说，我们不会跟你们去讨论什么西藏问题，但是，我可以对你们这相备忘录进行检验，目的是看你们是不是放弃了西藏独立，回到爱国的道路上。为此，我们对这个备忘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而且，专门从七个方面，指出这是备忘录是一个反对中央政府，反对中国宪法的东西。这种批评本身就表达了我们的耐心和诚意，本来我们是可以对这个备忘录完全置之不理的！但是，这次接谈，嘉日又把这个备忘录原封不动的端到我们的面前，那我们除了批评还是批评之外，我们还会说什么呢？！如果达赖喇嘛不想挨中央的批评，满足中央给他提出的要求，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表扬了！说清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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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有下一次谈，这关键要看达赖喇嘛的态度。那么刚才问到这次会谈，是谁提出的，我可以告诉你，这次如同以往一样，是达赖喇嘛提出的。还指望我们找他们商谈吗？”

“刚才这个姑娘问道达赖喇嘛去世以后，所谓西藏问题会不会更加难以解决……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我回答问题的习惯是迎头相撞，对这个问题我同样会给予一个比较直接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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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个不比较直接回答的问题：

记者问：三位先生（朱维群、斯塔、尼玛次仁）一直强调，西藏自治区政府是唯一的可以代表西藏人民立场的政府，请问，西藏自治区政府有没有调查过西藏人民，对西藏问题的看法。……

斯塔：“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现在西藏老百姓，藏族老百姓最想盼的是什么呀，安居乐业，红红火火过日子，一心一意奔小康，而且他们非常珍惜现在来之不意的幸福生活，非常害怕那种政教合一的制度再回来，他们不愿意再当农奴，不愿意他们得到的这个基本人权再次被剥夺，他们也深深的知道，只有祖国强大，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才有他们的幸福生活，才有我们西藏的发展进步，这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二、达赖喇嘛尊者特使声明节选

“我们呼吁中国方面停止对达赖喇嘛尊者毫无根据的指控，……寻求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西藏问题之道。”

“我们将研究中方提出的问题，包括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的精神、“四个不要”。正如我们在会谈期间要求的那样，我们也真诚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认真研究我们提出的议题。达赖喇嘛尊者一直清晰表明，西藏的未来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解决。只要中国领导人具有政治愿望，我们完全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共同基础。我们在此重申，达赖喇嘛尊者愿意继续同中国中央政府合作，让藏人重获自尊与自豪……”

“……感谢湖南省委统战部、北京市委统战部和中央统战部的热情接待。”

三、对比结果

谁是土包子一目了然
谁在主张“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一目了然
谁在解放西藏一目了然
谁是西藏的保护神、谁是西藏的强盗一目了然

（朱瑞整理于2010年2月3日）

达赖喇嘛特使甲日•洛迪关于第九次藏中会谈的声明

地点：印度北部达然萨拉
时间：2010年2月2日

在藏中和谈工作小组成员丹增平措•阿底夏、普琼次仁及藏中和谈工作小组秘书晋美巴桑的陪同下，我和格桑坚赞特使在2010年1月26日至31日赴中国与中国领导人的代表进行了第九轮会谈。这次会谈是在中断15个月后进行的。我们于2010年2月1日回到达兰萨拉，并于今日向达赖喇嘛尊者、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长及副议长汇报了本次会谈的情况。

在北京，我们于1月30日与中国政协副主席兼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先生会谈。2010年1月31日，我们与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副部长斯塔进行了一整天的会谈。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参加了会谈。

我们于2010年1月26日抵达湖南省省会长沙，在湖南进行行程之前，我们正式向中央统战部递交了与《有关全体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意见》有关的七点阐释。这份自治意见是我们在2008年11月第八轮会谈时提交的。本次阐释回答了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主要问题，同时我们提出了推动对话的建设性建议。这七点阐释包括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尊重“三个坚持”、尊重中央政府的领导和权威、中央政府就《全体藏人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意见》的担忧、认识核心议题、以及达赖喇嘛尊者愿意继续合作以寻求彼此受益之方案的愿望。

阐释清晰说明，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政府领导人没有任何个人诉求。达赖喇嘛尊者关切的是全体藏人的权益和福祉。因此，双方需要解决的是如何真正贯彻名副其实的自治，从而使藏人能够依据自身特点和需求实行自治。

达赖喇嘛尊者是全体藏人的代表，尊者与藏民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受到藏人的完全信任。达赖喇嘛尊者代表藏人的合法性是不容争辩的，尊者毫无疑问地被藏人视为自己的真正代表和发言人。只有和达赖喇嘛会谈才能解决西藏问题。认清这一现实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强调，达赖喇嘛尊者关心藏人前途并非谋求个人权益和政治地位，也不是为流亡政府谋取利益。

我们呼吁中国方面停止对达赖喇嘛尊者毫无根据的指控，不要无端指责尊者为分裂分子。我们要求中国领导人与尊者合作，在《全体藏人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意见》基础上，寻求彼此都能接受的西藏问题解决之道。这将保障稳定、团结，确保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方面提出了“四个不要”来阐述其立场。中方还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有关西藏的最新发展，尤其是十分重要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方称，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进一步改善西藏及其他藏区人民的生活，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基于我们对第五次西藏会议的了解，我们表示欢迎改善藏民（尤其是农村地区藏民）的努力。我们欢迎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重视全体藏区-西藏自治区及其他藏区-的发展。我们坚信所有的藏区都应该实行统一的政策、接受同一机构的管理。如果抛开那些政治口号，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强调的很多议题都与我们在《全体藏人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意见》中提出的藏人要求接近。

双方的一大分歧是对目前西藏境内局势的认知。因此，为了达成共识，我们建议共同努力，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西藏目前形势。这有助于双方解决分歧。

近日我们将研究中方提出的问题，包括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的精神、“四个不要”。正如我们在会谈期间要求的那样，我也真诚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认真研究我们提出的议题。达赖喇嘛尊者一直清晰表明，西藏的未来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解决。只要中国领导人具有政治愿望，我们完全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共同基础。我们在此重申，达赖喇嘛尊者愿意继续同中国中央政府合作，让藏人重获自尊与自豪，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与团结。

我们感谢湖南省委统战部、北京市委统战部和中央统战部的热情接待。


注：中文版声明稿從英文翻譯，如有出入以英文為準




英文版

STATEMENT BY SPECIAL ENVOY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KASUR LODI GYARI,
HEAD OF THE DELEGATION
WHICH VISITED CHINA
IN JANUARY 2010

Envoy Kelsang Gyaltsen and I, accompanied by two members of our Task Force, Tenzin P. Atisha and Bhuchung K. Tsering, and Jigmey Passang from the Task Force Secretariat, visited China from January 26 to 31, 2010, for the ninth round of discussions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his round was held after a gap of 15 months. We returned to Dharamsala on February 1, 2010 and have formally reported today to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Kalon Tripa Samdhong Rinpoche, as well as the Speaker and Deputy Speaker of the Tibetan Parliament-in-Exile.

In Beijing, we had a session with Mr. Du Qinglin, Vice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s well as Minister of the Central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n January 30. We had a day-long discussion with Executive Vice Minister Zhu Weiqun and Vice Minister Sithar on January 31, 2010. Mr. Nyima Tsering, a Vice Chairman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People’s Congress,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se meetings.

We first arrived in Changsha, capital of Hunan Province, on January 26, 2010. Before beginning our programmes there, we formally presented to the Central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a Note relating to the Memorandum on Genuine Autonomy for All Tibetans that we had given during the previous eighth round of dialogue in November 2008. The Note contained seven points that addressed the fundamental issues raised by the Chinese leadership during the eighth round and som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a way forward in the dialogue process. The seven points include respecting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PRC, respect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RC, respecting the “Three Adherences,” respecting the hierarchy and authority of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Concerns rais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 specific competencies referred to the Memorandum, recognising the core issue, and offering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s cooperation for a mutually beneficial solution.

The Note made clear that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exiled leadership have no personal demands to make. His Holiness’ concern is with the rights and welfare of the Tibetan people. Therefore, the fundamental issue that needs to be resolved is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genuine autonomy that will enable the Tibetan people to govern themselv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wn genius and needs.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speaks on behalf of the Tibetan people, with whom he has a deep and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and one based on full trust. It cannot be disputed that His Holiness legitimately represents the Tibetan people, and he is certainly viewed as their true representative and spokesperson by them. It is indeed only by means of dialogue with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hat the Tibetan issue can be resolved. The recognition of this reality is important.

We emphasised the point that His Holiness’ engagement for the cause of Tibet is not for the purpose of claiming certain personal rights or political position for himself, nor attempting to stake claims for the Tibetan Administration in Exile.


We called upon the Chinese side to stop the baseless accusations against His Holiness and labeling him a separatist. Instead, we urge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o work with him to find a mutually acceptable solution to the Tibetan problem based on the Memorandum. This will ensure stability, un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he Chinese side laid out “Four Not to Indulge In” points to outline their position. They also provided us with a detailed briefing on recent developments relating to Tibet, particularly on the important Fifth Tibet Work Forum. They said the Forum decid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ivelihood of Tibetans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all Tibetan areas, specifically in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education, medical servi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initial reports that we had of the Forum, we welcomed the issues it has taken up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Tibetan people specially in rural areas. We welcome the fact that the Fifth Tibet Work Forum has looked into the issues of development in all Tibetan areas –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s well as other Tibetan areas. It is our strong belief that all the Tibetan areas must be under a uniform policy and a single administration. If we take away the political slogans, many of the issues that have been prioritised by the Forum are similar to the basic needs of the Tibetan people outlined in our Memorandum.

A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is the conflict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side Tibet. So, in order to have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 situation, we suggested a common effort to study the actual reality on the ground, in the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is will help both the sides to move beyond each others’ contentions.

In the coming days we will be studying the issues raised by our counterparts, including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Tibet Work Forum and the “Four Not to Indulge In” points. As we had urged during our meeting, it is my sincere hope tha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will also seriously reflect on the issues raised by us. Sinc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has consistently made his position clear on the future of Tibe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iven political will on the Chinese leadership’s side we do not see any reason why we cannot find a common ground on these issues. We would like to reiterate His Holiness’s continued willingness to work with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is so that the Tibetan people can regain their pride and dignit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stability and unity are ensured.

We thank our hosts, the Hunan United Front, Beijing United Front, and the Central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for their hospitality during this visit.


February 2, 2010
Dharamsala

胡锦涛时代，藏中关系不容乐观

文/朱瑞

不敢对这次藏中会谈期许太高，可也没有想到这么快，中共就暴露了居高临下、飞扬跋扈的狐狸尾巴。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达赖喇嘛特使团抵达中国当天，居然回答记者：“希望达赖喇嘛方面珍惜机会……”，这分明是要西藏的主人到北京，对殖民者们磕头作辑，感恩戴德。

前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也在《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西藏跨越式发展相适应》一文中，毫不掩饰地主张未来的治西藏政策，将以限制宗教，改造宗教，最后，达到消灭宗教，同化藏人为目的：“寺庙的“神”越位了——达赖作为‘根本上师’、‘最高活佛’，也太神乎其神了，还自封‘藏民族的代言人’，是政教合一的‘政治领袖’，也太越位了。”“要鼓励和支持藏传佛教界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教规教义中好的东西要坚持，如有关大活佛转世的一套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不适应甚至桎梏西藏跨越式发展的东西则需要摈弃。”应该说，叶小文自己道出了，中共治下的“宗教自由”，从来都是幌子的事实。

滤去在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上胡锦涛那些老掉了牙的中共八股腔，未来的治藏政策，也清晰可见：

Ø “对加快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间接承认西藏的完整性，清楚藏方要求在西藏全区实施名符其实自治的合理性。也不打自招了西藏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共划定的西藏自治区，也存在于所有藏区。

Ø “中央关于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我国国情、西藏实际和西藏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不承认多年来极左治西藏政策造成的灾难，不承认2008年全藏区抗暴的真正背景。其实质是不敢面对西藏的现实。

Ø “必须把维护稳定作为硬任务和第一责任，深入持久开展反分裂斗争；必须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切实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行中共治下的“政教合一”，干预寺庙，搞定编定员，由政法委、宣传部、公安局等指导佛事活动等，与西藏僧众为敌，以无神论改造有神论，以无知改造善知识，继续用武力镇压日益强烈的对中共治藏政策的不满和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崇敬。

Ø “做好西藏工作……是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迫切需要” ——将加大国际间的游说，制造保护西藏文化的假象，设法打压达赖喇嘛尊者的国际空间。

Ø “当前西藏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西藏还存在着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切实防范和打击“藏独”分裂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继续实施“富民兴藏” 战略。”——继续分化藏人，恩威并用，制造新的矛盾。

Ø “继续推进以安居工程为突破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有利于民族 平等团结进步、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作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继续迫使西藏游牧民，迁移到贫瘠的土地，掠夺西藏资源，破坏西藏原有的生态和文化，加速同化藏人，和以经济来削弱藏民族声音的目的。

总之，胡锦涛在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给我们的信号就是中共将在西藏上演新一轮的拉拢和打压。而目前的藏中会谈，不过是中共为了应付国内外压力的手段

真想解决西藏问题，使西藏稳定，藏人满意，就该和达赖喇嘛尊者面对面地会谈，迎请尊者回到离别了五十多年的家园。这不仅可以使中共节省用于西藏的巨额军费等开支，也可以建立和谐社会和树立国际形象，甚至缓解与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实现这一切，是需要条件的，那就是中共领导人必须具备足够的自信和面对现实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