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30日星期六

解决西藏问题的捷径


《北京之春》主编、作家胡平与嘉洛顿珠先生在一起   朱瑞摄


作家陈破空、藏人洛桑噶丹与嘉洛顿珠先生在一起     朱瑞摄


——嘉洛顿珠先生在纽约与北美华人谈藏中关系*

整理:朱瑞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非常感谢大家聚在一起和我见见面,非常感谢你们提供这次机会。我是不大会讲话的,就跟你们大概地说说我在做些什么,很长,我简短地说。

14岁的时候,1945年我去南京念书。那时,从西藏去内地念书的人很少,我爸爸,还有那时候西藏的摄政王,认为我们对国内的情形了解得太少,因此,决定在达赖喇嘛的兄弟当中,派我去中国大陆学习,掌握汉语,了解内地的情况,将来达赖喇嘛长大了,可以帮助他,介绍内地的情况。1945到49年,我在中央政校念书,那时,国民政府从重庆刚刚搬回南京,我现在讲的普通话就是在南京学的。后来,中国内战,发生很多事情,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我也去了台湾,又到了美国。

1952年我回到西藏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到了拉萨,包括中央毛主席的代表张经武先生,18军的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他们对我都很好。我是从美国回去的,他们大概认为我很前进,很左吧,你们讲的左右派,我也不晓得我是什么派,但是,他们对我很客气,很好。那时候,1952年,我就劝中央派来的代表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还有许多其他的将领,劝他们好好地处理汉藏民族问题。张经武是很容易激动的一个人,常常怀疑很多西藏政府的官员是美国人的特务、国民党的特务、印度人的特务。我说,西藏人给外国人作特务很少,也许有吧,但是很少,特别是张代表那个时候,说达赖喇嘛的两位摄政王是美国的特务。我就劝张代表,这两位先生都没有出过西藏的大门,不要说作美国的特务,连美国在哪个方向,在这个世界的哪里,他们都搞不清楚。还有解放军到了西藏后,西藏的物价暴涨,在拉萨的市民中引起了不满,都希望解放军撤回去。就出现了示威游行,请愿,很多,因此,中央的张代表怀疑这些人由国民党特务操纵、美帝操纵。其实,没有这种事情,主要是物价的关系,还有大家都怕,因为在西藏的中央军队太多,怕慢慢的中央代表们可能干涉达赖喇嘛政权,因此他们希望撤回中央太多的军队,我为这个事情,劝了几个月。我常常劝张代表,“你小心哪,不要做千古的罪人!”为什么呢,我们汉藏两个民族的关系,不是这几十年建立的,是几千年了,如果不好好处理,破坏了汉藏两个民族的感情,很不容易修复,恢复是很困难的。我还常常劝他们,藏族对汉族同胞是有感情的。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印度人,美国人,英国人,汉人,同时提出来请藏族同胞吃饭,这个藏族人会先到哪里呢,会先到汉族同胞家里,因为汉藏两个民族的关系是很深的,虽然很多年没有什么特别的来往,但是,历史上,从唐,唐宋元明清,这样一直下来的。结果吗,他们都很难接受我的建议,都不听,他们怀疑这个,那个,很多,很麻烦。

假如在西藏住下去,我会左右为难,如果和藏族一起反对共产党,他们会怀疑达赖喇嘛;如果同共产党合作,他们就利用我做共产党的傀儡,良心上过不去,害了我的藏族同胞。我就想最好避一下,离开西藏去印度。我想,也许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他同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系都是不错的,可以劝劝中国中央政府,把军队撤回去,用不着那样多的军队在西藏;结果,52年,我秘密地经过西藏南部到了印度。当时,去印度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西藏的情形在52年时已经很混乱,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逃难的话,那个时候,印度和西藏政府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想,最好和印度联络,万一逃难的话,希望印度政府允许我们到印度。因此,59年,西藏发生乱子,达赖喇嘛逃到印度时,我已经在印度七年了。

我们西藏的很多问题,不能靠其他人,关键靠大陆同胞和中央政府来解决。因此,几十年当中,从59年开始,到69年、79年,我常去香港。为什么去香港呢?因为从印度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形,是不可能的。西藏的情形我们是可以听得到的,但是,中国内地的情形从印度了解的话,很少。香港,那时,尽管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但是和大陆来来往往,很多。59年到79年,二十年中,我在香港注意到了大陆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很多的政治运动。这种情形中,79年,邓小平先生派人找我,派香港的新华社社长到处找我,传话说邓小平先生邀请我去访问他,看望他,他希望我能去和他见见面。结果,我就推,我说我是私人在香港来来去去的,不代表西藏政府。可是,他们一定要我去,说早晨去,晚上就可以回来。我后来说,你们一定要我去的话,我得先回印度,跟达赖喇嘛报告一下,看他怎么说。假如达赖喇嘛许可我去,我就去,不许可的话,我是他的哥哥,我不能随便乱跑,乱做。他们就劝我赶快回印度和达赖喇嘛报告。达赖喇嘛说,好呀,你应该接受邓小平先生的邀请,去听听他说些什么。这是1979年11月份的时候。

我去了中国大陆。那时,越战刚刚暴发,邓小平先生不在北京,在广西指挥前方军队,越南战次,你们各位大概都很清楚吧?对,后来,邓小平先生回来了,他很高兴,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了面。当时,还有两个人在场,一是乌兰夫先生,蒙古人,中央统战部部长;还有副部长,群祥辉,各位听到过吧,也在座。邓小平先生第一句话,就说,非常高兴看到我!还说,除了西藏独立以外,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谈。他非常盼望达赖喇嘛早日回来,以及流亡海外的,在印度的藏族都可以回来,欢迎大家都回来,中央政府一定安排,招呼他们。我就说,非常地谢谢他。关于西藏问题,他叫我当天就提出来,愿意同我讨论、谈判。我就说,我这次来是因为邓小平老先生的邀请,达赖喇嘛的许可,达赖喇嘛叫我听听邓小平先生说什么,讲什么,我是来听您讲话的,达赖喇嘛没有委任我来谈判,我不能谈任何其他的问题。他就说,那没关系,你私人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谈。还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往前看,希望达赖喇嘛早日回来。结果我就试着提出了三样事情:

第一件,我说从59年到79年,二十年,中央政府的军队在西藏把所有的边境路线封锁了,我们流亡海外的十几万藏人,同自己家乡来往的音信完全断绝了,因此,我们在印度不晓得我们的爸爸、妈妈、哥哥、妻子、儿女,住在西藏境内的他们是活着还是死了,或者在其它的什么地方;另一方面,西藏境内的藏族同胞,他们也不晓得亲人的音信,因此,我的第一个要求是可不可以门户开放,不要限制我们的来往,西藏境内的人可以来印度探亲,印度流亡的藏人也可以回到西藏找自己的亲人?邓小平先生说,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我马上就下令,当天就下令所有的边境开放,来去自由,海外的藏族任何时候回来定居,做生意,探亲都可以;西藏境内,青海,四川藏区,所有藏族可以到印度去看望达赖喇嘛也好,找自己的亲人也好,来去自由,他马上就下命令,当天就下命令,决定了这个事情。

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关于上一任的班禅喇嘛。我说,不能对班禅喇嘛虐待的太过分了,你们不应该虐待班禅喇嘛,应该好好地照顾班禅喇嘛,班禅喇嘛没有错,你们错怪了班禅喇嘛。就恢复了班禅喇嘛的政协副主席职务。

第三个我私人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呢,我告诉邓小平先生,我说,听说二十年间在我们藏区,青海也好,四川也好,还是西藏自治区也好,有很多地方的学校不教藏文。为什么呢,听说藏文先生很少,不够。结果,我给邓小平先生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培养了很多的青年人,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现在毕业的人很多,并且训练了一大批能教书的教员。可不可以派一部分先生,到西藏教书,教藏文?他说,这个很好啊,能派多少呢?我说,开始的时候,每年我们可以派二十五个,三十个,四十个这样的。他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先派一千个回来。为什么呢?藏区需要先生是真的,还有中国内地的很多地方有民族学院,民族学院也需要先生,所以需要派一千个。我说一千个我可能马上派不到,不过,慢慢地、慢慢地可以增加。

好了,这是大概的情形。邓小平先生说,西藏独立,完全成为一个国家,他没有办法决定,未来的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办法和权力决定,因此,他说,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他是非常直爽的。我把这个情形报告给了达赖喇嘛,从那时开始,达赖喇嘛派了很多代表,到西藏访问,也到北京访问了中央政府的官员。从79年开始到现在,我多次去中国大陆,有时送信,有时传话,把中央的意思传给达赖喇嘛左右和手下的很多工作人员,也把达赖喇嘛和海外的情形报告给中央政府,进行沟通,都是以私人的身份,不代表西藏流亡政府。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讲普通话,在国内住了很多年,国内的情形,我不说完全熟悉,也是相当地清楚一部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两方面奔走了几十年。

79年以前,我常来美国,这里也有很多的朋友。但是79年以后,我专门往中国大陆跑了差不多三十年,从79年到现在,来往的关系没有断,常有通话。为什么我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西藏问题要靠中国大陆中央政府来解决,我始终认为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常常两面都劝,给共产党劝,希望他们讲道理,调整过去的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满洲人立下的政策;也劝达赖喇嘛左右的人,应该多一点同汉族同胞沟通,多派人到国内学习。我始终认为,汉藏两个民族的问题是我们内部的问题,因此,我到中国大陆去了二十多年,三十年了。每次去都是中央统战部接待,这些部长,比如第一任乌兰夫,乌兰夫去世了,第二任杨敬仁,后来是习中勋,丁关根,阎明复,王兆国……他们对我都很客气,很好。我这个人是这样的,不在背后讲话,我始终认为,话应该当面说,不该在后面说。我常说共产党,你们是井底蛙,不要认为井里是你们的天下,应该出来看看世界之大,还有世界的变化和复杂的情形,另外一个,我常常劝他们应该采取一个开明的政策,应该同达赖喇嘛对话。还有早期的时候很可惜,班禅大师去世后,邓小平先生希望达赖喇嘛回来主持追悼会,结果达赖喇嘛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去成,那个非常可惜。我们老一代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等相继去世,新一代的,比如说江泽民,还有现在的胡锦涛,我终始认为达赖喇嘛应该面对面地和中央领导人沟通,应当见面,为什么呢?因为见面是很重要的,你们听到达赖喇嘛的哥哥嘉洛顿珠常常到中国去,但是,你们没有看到我,我也没有看到你们,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面对面的谈谈是不错的,因为面对面地谈是很重要的。我常常劝中央政府,你们骂来骂去,骂了几十年,分裂啊等等,我们也在海外骂,把我们的财产都没收了,不能杀人做强盗啊等等,我说,这个骂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应该冷静地坐下来,大家面对面地谈,尤其应当邀请达赖喇嘛去北京,同中央领导人见见面,谈谈,认识一下中央领导人,应该听一听达赖喇嘛自己说什么想什么,也让达赖喇嘛听听中央领导人,他们想什么,说什么,不这样做的话,一直骂来骂去,避开不谈,拖下去,没有意义。我去了几十年了,没有用处,还有,他的代表也去了很多次了,这样稿来搞去搞不出什么名堂,因此,我今天还是坚持我们汉藏两个民族的很多问题,不仅靠中央领导人和达赖喇嘛要面对面,我们大家也应当多来往,多沟通,商商量量地来解决。不能怪藏族,也不能怪汉族同胞,他们不晓得西藏的情形。1946年我在南京念书的时候,人家问我,你从什么地方来啊?我说,西藏。他们说,西藏在什么地方啊?

我们过去隔得很厉害,一方面交通的关系,地理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西藏完全闭关自守,西藏人很少到国内去。45年46年,西藏的摄政王要派学生,一定要派我去,那时,我们只有四个人去国内念书。我是不大会讲话的,但是,我把我过去几十年的情形,讲给你们,希望做一个参考,一方面,趁这个机会,非常感谢你们,为了国家,为了少数民族的问题,做出的努力,比如说,你们中的很多先生写了很多文章,有的我看到过,大部分情形我不太熟悉,我是很专一的,我同外界很少接触,不要说是汉族同胞,对外国人,还有我自己的同胞藏族,也很少接触。这次来,我很大胆,也许闯了大祸了。(笑)你们约我来,找我,叫我来看看你们,但是我声明在先,我是不会说话的,这个就简短的做一个报告,还有,非常感谢。

附:嘉洛顿珠先生的补充:

忍让,是达赖喇嘛和我们藏族根深蒂固的想法,汉藏两个民族要忍让,大家面对面地讨论,商商量量地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终始抱着很乐观的想法和看法。过去蒋先生的时候,你们大概也许很惊奇吧,蒋先生,我说的蒋先生是蒋介石先生,蒋总统,他同他的夫人把我栽培在南京,我念书,教育费,都是他们夫妇出的,他们对我恩重如山。他跟我怎么说呢?他说,嘉洛顿珠,好好地念书,把国内的情形学好了以后,我派你到美国念书,你回去,达赖喇嘛执政以后,可以帮达赖喇嘛的忙,因为西藏是中国的大后门,假如西藏的贵族乱来的话,对中华民国不利,你回去帮助达赖喇嘛,假如真正要独立的话,我会支持你们。1959年,你们也许注意到了吧,台湾的蒋介石先生发表了一个文告,支持西藏民族自决。现在的情形有了很大的变动,关于世界的情况,还有我们亚洲的情况,中亚的情况,中印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小心地处理西藏问题,过去很多年来,我常说我们汉族同胞喜欢的比喻: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汉藏两族的问题,我常常拿这些话来劝,劝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应该好好处理这些问题,假如处理不好的话,未来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夜长梦多,国际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我终始抱着一个愿望,希望达赖喇嘛能够有一天返回自己的家园,医好破坏了很多的汉藏两族的关系,只有达赖喇嘛一个人可以作为医生,把汉藏两个民族的毛病医好。我不悲观,我是非常乐观的。很多的汉族同胞,他们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大陆的很多宣传媒体蒙蔽了大陆同胞,将来他们会晓得西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的,他们是非常热心的,假如达赖喇嘛去大陆去看望他们,看望中央领导人,我想这个情形很可能有很大的转变,因为达赖喇嘛的主要目标是忍让,商商量量地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不行的话明天,明天不行的话,明年,明年不行的话,后年,这些问题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因此我抱着这样一个希望,希望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多支持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大家共同合作,推动各方面的情形,不只是西藏问题,让整个中华民族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大家庭,未来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会做到这一步的。

*2009年5月5日晚上,嘉洛顿珠先生应《北京之春》邀请,在纽约与北美各界华人见面,回忆了他所经历的藏中关系,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意见:“尤其应当邀请达赖喇嘛去北京”。




《北京之春》首发: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9/220/2009529110906.htm (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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