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从早先王力雄先生的《天葬：西藏的命运》——提出西藏问题（王先生自己的话）。然后中国流亡学者曹长青先生的《独立：是西藏人的权利》、薛伟先生《独立与统一是选择题而不是是非题》、再到陈破空的《西藏自古不属中国》；另外还有茉莉、于大海、蔡咏梅、陈维明、陈维健、蔡楚、胡平、苏晓康、唐丹鸿、朱瑞等等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在尊重西藏历史、理解藏人共同记忆的前提下介绍西藏的现况，对中国人了解西藏问题贡献非凡，也对中国知识分子和藏人的交流铺平了道路（他们不一定支持西藏今后恢复独立）。因此，藏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更加广泛，从认可西藏历史地位、再到西藏现实问题以及解决西藏问题的出路等等 。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和藏人朝相互了解、尊重、互信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而且，这样的交流也在影响着中国境内知识分子关注和了解、并思考西藏问题以及解决之道。
但是，最近几年这种积极的交流似乎又裹足不前，主要原因是：某些海外中国人提出“共藏问题”，试图想“改写”西藏历史，从而影响了藏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正常交流。对于藏人来说无法接受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或者“人权问题”的说法，因为这不是事实。西藏问题的来源是中国入侵西藏，藏人认为任何人无法也无权否定历史，在篡改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讨论西藏问题，其结果又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如果说前几年有人提出“共藏问题”，那么，张博树先生今年2月出版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公开提出并支持这一立场，而且，努力去“证明”西藏问题是“共藏问题”。当然，张博树的书中没有用“共藏问题”几个字，但实质上就定性为“共藏问题”。在《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的序言中张先生指出：“我的结论是：说西藏曾是一个“独立国家”，并无史实和逻辑方面的充分依据。据此，1950年解放军的进军西藏，亦并非流亡藏人说的“侵略”，而是一个新政权的行使主权之举。”基以上的结论，作者对西藏问题提出的四层蕴含是：人权问题、制度问题、历史的不同理解以及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问题。
当然，作者为了“证明”“共藏问题”提出：“还原历史事实，重构历史解释”。这里我不想谈论到底为什么历史事实还要“还原”？谁想“重构”历史？谁想重新“解释”历史？为了什么？等等，也不想就西藏历史地位引证论据。但是，还是有必要就张先生在所谓“重构历史解释”中某些问题需要说明，因为这会误导读者。
如张先生在《萨迦班智达的睿智》中“解释”萨迦班智达与蒙古王子阔端之间的关系时，认为西藏与蒙古“既是供施关系，又是臣属关系。”依据是萨迦班智达给西藏高僧、施主们的一封信。就如作者所说的中国政府对此信的评价是“西藏自愿参加到伟大祖国的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份重要历史文献”。张先生也肯定：“这是一份得‘重要历史文献’”。
首先，张先生应该知道这封信的原件为藏文，或许没有想到这封信的内容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修改。因此，事实上张先生为了“证明”西藏“归顺”蒙古而“归顺中国”引用的依据是已经“篡改”过的资料。用这样的“证据”再进行“重构历史解释”其结果可想而知。而西藏历史就这样被一些人一次又一次被“篡改”、“重构”、“解释”——
张先生是直接引用了《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文版中的信件内容，而《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引自达钦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135－140页 。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作者多处引用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为西藏社科院项目，1989年10月由西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藏文版，1996年在同一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中文版。该书1993年获得中国出版界最高奖——国家图书奖，时任西藏自治区书记的胡锦涛出席了首发式，由当时的西藏自治区主席拉巴平措写序——《以史为鉴 明辨是非》。显然该书是：“组织上安排”、“为了斗争的需要”而编写。如同境内出版的所有西藏历史书籍从来没有，应该是不敢触碰中共设立的“红线”。更何况《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主要任务是：“明辨是非”。因此，该书在西藏远古以及对萨迦王朝之前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编写，因为这部分没有红线可碰（虽然中国政府堂而皇之地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非常清楚没有人相信这一说法。所以，提出“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这是中共的底线，所有历史编排都不能越这个红线。）。特别在萨迦班智达时期西藏与蒙古的关系部分一定要证明西藏“归顺”蒙古而“臣属”中国。
言归正传，《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载有信件全部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张先生摘录的这部分：
“我为利益佛法及众生，尤其为利益所有讲藏语的众生，前来蒙古之地。召请我前来的大施主（阔端）甚喜，（对我）说：“你领如此年幼的八思巴兄弟与侍从等一同前来，是眷顾于我。你是用头来归顺，他人是用脚来归顺，你是受我的召请而来，他人是因为恐惧而来，此情我岂能不知！”⋯⋯当今的情势，此蒙古的军队多至无法计数，恐怕整个瞻部洲已都归入他们统治之下。与他们同心者，就应与他们同甘共苦。他们性情果决，所以不准许有口称归顺而不遵从他们的命令的人，如果有，就必定加以摧灭。⋯⋯此间对各地贵族及携贡品前来者都给以礼遇，若是我等也想受到很好待遇，我们官员都要准备上好的贡品，派人与萨迦的人同来，商议进献何种贡品为好，我也可以在此计议。进献贡品后再返回各自地方，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好处。总之，从去年起，我就派人建议你们这样做最好，但是你们并没有这样做，难道你们是想在被攻灭之后才各自俯首听命吗？⋯⋯”
对照藏文信件发现：“召请我前来的”是加上去的，其中“召请”是重点。“你是用头来归顺，他人是用脚来归顺，你是受我的召请而来，他人是因为恐惧而来，此情我岂能不知！”藏文原件中根本没有“归顺”两个字，原文为：顾情面。 “召请”的“召”也是加上去的，原文为“请”。还有多处被篡改，由于不是重点，所以，不在此一一列出。
因此，张先生的“归顺既意味着臣属，只不过萨迦班智达是用头来归顺，他人是用脚来归顺”，在这个意义上，供施关系其实只是臣属关系的一部分”的观点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原文并不是“归顺”，我想张先生不会说：“藏文没有‘归顺’”这个词，所以，“顾情面”就是“归顺”。
再看看当时阔端了解的西藏：“噶当传承的僧众最多，世俗方面达龙最强，止贡最威严、萨迦传承教法最好——”。阔端经过研究后给萨迦班智达的邀请信指出：“为了超度我父母，我需要一位能教化、指点正确道路的上师，经过研究你是唯一能胜任此工作的上师——－”非常清楚，阔端没有选择僧众最多的，世俗权利最强的，而是教法最好的——萨迦班智达。从当时西藏的情况看为统治西藏而选择萨迦班智绝对不是明知的，但是寻佛教上师萨迦班智达绝对是最佳选择。
另外，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萨迦班智达只是西藏的班智达——大学者，并非西藏的宗教领袖，更不是政治领袖，而当时的阔端也不是蒙古最高领袖，因此，凭借这封信和萨迦班智达会晤阔端说成西藏“归顺”蒙古帝国以及元朝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且，很明显这封信的内容去掉中文翻译时加上“归顺”、“召请”等带有政治意义的词句后只是一封非常普通的信件，萨迦班智达作为大学者对蒙古人以及当时看到的情况进行了介绍，提出他的想法仅此而已。而且，信中指出：“从去年起，我就派人建议你们这样做最好，但是你们并没有这样做——” 更清楚他在西藏的影响力以及能否代表全体西藏人民。
有关八思巴的情况，张先生承认他们（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关系：可谓典范，二人私交甚笃，甚至相对“平等”。由于萨迦班智达和阔端之间“臣属”关系不成立，更谈不上八思巴和忽必烈之间的“臣属”关系。“历史本身是这样走下来的”，只是篡改、“重构解释”——使历史变的面目全非罢了。
上面已经谈到西藏与元朝的臣属关系是不成立，更不符合历史事实。有关明代与西藏的关系，张先生更明确指出：“在某些场合甚至仅仅是象征意义的”。由于张先生要对历史进行“重构解释”，所以，他以明朝朝贡制度来说明“臣属”关系，非常可惜的是“国师以下不许贡”恰恰证明了这种朝贡与“臣属”没有关系，请参阅王力雄先生的文章《明朝“贡赐”不是主权是贸易》。
有关清朝的部分，张先生认为165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及3000余人来到北京与顺治皇帝相见为两个新政权之间关系的开始。并引“皇帝的御座置于高与腰齐的御台之上，我则坐于距御座一度以内，略低于御座的座位上。献上茶来时，皇上命我先饮，我答不敢，皇上又命同时举杯引用，对我格外施恩。”此外，“皇上拨白银九万两，专门为我修建了一座名为‘黄寺’的如同天神苑囿一般的居处⋯⋯富丽堂皇，金光灿烂”。以此断定“具有传统华夏朝贡体系内宗主－藩属关系的一般特征，也保留了西藏－中土政权关系所特有的供施／臣属之双重属性。”
由于元、明两朝与西藏没有“臣属”关系，所以，清朝自然就没有任何“臣属”关系从明朝继承。而五世达赖喇嘛在北京的历史记录更无法证明有“臣属”关系，如果硬要说：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御座较低于清皇帝、对我格外施恩、建黄寺等等能算“臣属”关系的话，张先生在书中谈到1793年英国使者还在皇帝面前“单膝下跪”了，英国和满清有臣属关系吗？肯定不是。另外，张先生还说“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随着满清王朝几位雄主的接连出现，西藏对满清政权的臣属关系变得越来越实质化，越来越清晰。”在没有“臣属”关系的史实前提下，满清政府确实在供施关系的基础上凭借几位野心勃勃的统治者千方百计干涉西藏事务，吞并西藏之策略从来没有消失。如，公元1650年西藏政府派遣官员驻打箭炉，统一康区政教大权而与甲拉甲布（民政土司）发生矛盾。1700年6月甲拉甲布索郎扎巴被杀，并收回了他的官位和管辖领地。政府军乘机把势力延伸到原吐蕃时期管辖的雅安境内。此事引起满清不安，派兵前往受阻，双方势力形成对峙局面。双方在满清和西藏边界布防。川陕总督席尔达疏畏恐藏军突袭成都，要求清朝派兵。于是满清派遣5万兵力对付西藏政府的5千余人。西藏军队多次打退清军，双方持续半年多。但最后，由于西藏军队缺乏援军以及兵力悬殊而败。于1701年清军侵占达箭炉，从此满清开始了入侵西藏。有关张先生提到的1718年清军入藏、1720年所谓护送七世达赖喇嘛、派遣钦差大臣等等是满清侵占西藏之策略的一部分。1728年，满清趁西藏内部冲突满清入侵占领西藏康区东部理塘、巴塘和康区南部之中甸、德钦等地。
至于张先生所说的乾隆皇帝震怒、但最后承认“不敢草率”并非满清政府意愿，而是迫于无奈。一个时时刻刻想吞并邻国的政权如有机会当然想尽早侵占。可惜历史不一定总是为入侵者提供机会。满清政权特别是乾隆皇帝对1747年至1749年年间运兵西藏嘉荣曲钦（大金川）“清军3万人分两路进讨，久而无功，川陕总督张广泗被清廷处死，改派岳钟琪为总兵——”应该记忆犹新，所以，对西藏还得三思而行。因此，只能加大干涉西藏政治事务的方式取代了“一切大小事务须由清朝官员知办”。
在西藏历史上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达赖喇嘛是西藏政教领袖，而且，一直延续至2011年。张先生把第七世达赖喇嘛亲自管理西藏政教事务说成是“此即达赖喇嘛亲政的由来”，“亲政”两字特意加黑色，不知其想说明什么？
还有，张先生对满清加大干涉西藏事务期间的两个重要文件非常看重，这也是中国官方视如珍宝的文件，1751年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和1793年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我们首先看所谓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张先生归纳了主要内容：“噶伦办理地方事务，代本管理兵马，防范卡隘，各寺责成”、“噶伦、代本应请颁给诏书”、“全藏人均属达赖喇嘛，按地方之大小，人户之多寡，各有一定差役，以供黄教佛事”、“所有达赖喇嘛差役，均由地方百姓供应”等等。”
真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重复西藏政府各机构的工作，噶伦，本来就办理西藏事务的大臣（加个地方现实自己是中央）。代本，乃军事官员，代乃箭，本乃官，武官或者军事官员，本来就是管理兵马、防范卡隘的。还有问题是颁布所谓的《十三条》后有多少个噶伦、代本是颁给“诏书”的？有史可查。达赖喇嘛是政教领袖，全体西藏人民拥戴他，至于供佛事乃藏人的信仰——这绝对用不着满清皇帝“劳驾”。所有达赖喇嘛的“差役”更是百姓供应的。满清政府为了干涉西藏事务而努力表现自己的存在，而重复一些本来存在于西藏传统体系中，而且将来也必须延续的事务，似乎说明这是我满清政府规划、规定的。而有些人就想用这样的东西证明西藏“臣属”满清，真是不可思议的“重构历史解释”。
再看所谓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据学者研究该文件没有汉文版本，而不是用汉文颁布的，现存的是从藏文翻译为中文的。）真如王力雄先生所说：“中国方面认为《二十九条章程》有了对西藏的充分主权——”。张先生也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事实又是如何呢？张先生归纳《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内容最重要的一条是“金瓶掣签”。但是，“实际上，使用金瓶掣签认证的只有十一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其中，十二世达赖喇嘛在金瓶掣签之前，已经认定确立。所以，真正经过金瓶掣签认证的达赖喇嘛，其实只有一位。同样，在班禅喇嘛的传世系统中，只有第八世和九世班禅经过金瓶掣签的程序。”
更何况，张先生自己也承认：“这些章程，很多并未真正实行——”。王力雄先生指出：“《二十九条章程》虽然规定「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第十条），然而对官场行为稍有了解，就不难看出这是一句空话。”而且，更明确指出满清钦差大臣的三个特点：“已经决定了，不管驻藏大臣到底是「佼佼者」、「平庸者」、「昏聩者」，也是不可能掌握西藏实际权力的。”他还进一步指出：“西藏有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上百万人口，没有一个上千名官员和职能人员组成的系统是无法管理的。仅驻藏大臣手下的属员数量之少，就已经决定了其不可能在西藏行使权力。”另外，西藏政府从满清、国民政府再到中共从来没有放弃对被非法侵占领土的主权要求。
总之，张先生所说的：“但这些章程的确意味着西藏对中土政权更具实质意义的臣属，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确实不是事实。
因此，西藏甘登颇章政权和满清政权之间也只有供施关系而非“臣属”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并非“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显的不够诚实”，而是中国著名学者、民主转型理论家不够诚实。
确定了这个事实后，我觉得不必再用更多笔墨谈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西藏恢复独立的原因——顺应世界变化、并向虎视眈眈的邻国宣布恢复独立，也是满清想跨越供施关系侵占西藏以及英国等“列强的强势进入”，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涉西藏事务。也迫使西藏人“学习、模仿新的规则并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宣布恢复西藏独立。 张先生看来，满清官员可以认识“现代主权概念意味着领土疆域的清晰，主权统一，治权明确，还有国际社会的认可。”而西藏人就不能这样，而且，宣布并行使独立主权也不是“独立”。
另外，更荒唐的是张先生看来“符合史实”的“事实上的独立”也不是独立。且以所谓“保留充分的独立学者”徐明旭的“学理分析”来证明。徐明旭堪称中国政府海外御用写手之一 ，从他的《年轻一代藏人为何仇汉？拉萨314事件反思》、《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略知一二。张先生同意他的“论证”，当然，立场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张先生只能选择徐的说法，而非中国政府的说法。但其结果与中国政府篡改的历史一致，只不过是以海外“中国民主转型学者”的名义再次编造罢了。
张先生也从《国际法》的意义上证明西藏不是独立的国家——没有得到民国政府的认可和任何其他国家的承认。但是，《国际法》也规定：“国家之产生只要符合国家之定义即可。既存国家是否承认其为国家，皆不影响其为国际法上国家之效力。”张先生在其注释中强调了“新国家”，在国际法中没有提“新国家”，更何况，西藏是一直独立存在的国家。
由于张先生的最终目的是“改”西藏问题为“共藏问题”，所以，张先生的书中用元、明、清朝的“臣属”最终想证明中共入侵西藏的“合法性”——－“与“侵略”无关”、“执政者彰显国家主权、恢复行使行政管辖之举”。对此，我已清楚地说明了西藏与任何中国王朝以及国民党政权没有臣属关系，因此，事实上中共是入侵西藏，非法占领，且继续着殖民统治。
另外，我想在这里说明的是，张先生多处提到“流亡藏人的观点”、“流亡藏人说”。西藏独立是西藏的历史事实，是全体藏人共同的历史记忆， 境外藏人可以自由表述而境内藏人不能，并非西藏境内外藏人对西藏历史本身有不同的观点。而 境内藏人至今有关西藏历史公开发表的文章和书的观点不一定代表他的历史观点，这一点我不需要多说，我想中国学者了解，而且，相信张先生更了解。
总之，中国需要民主转型，而且一定会实现转型。但是，民主转型的前提是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尊重其他种族、平等、公平等。如果解决西藏问题真的在中国民主转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首先是尊重西藏历史、尊重西藏人民共同的记忆，而非设法改变。否则，转型了的中国对于西藏仍然来说是一种威胁，而且，在“民主”面具的保护下会发生更严重的灾难。
2014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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