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 索朗的死里逃生

是一位美国记者介绍我认识索朗（化名）的。他的英、汉语，都好得如同母语——藏语一样。他有着年轻人少有的踏实和沉稳。连那位美国记者也感慨：“索朗的前途无量啊！”但是，索朗告诉我，如果不是逃到达兰萨拉，很可能，他这一生就毁了。

“我是被父母逼来的。”那天，在索朗的办公室里，他就这样开始了对我讲述他逃亡印度的往事。

“小时候，我的父母总想让我明白，我是个藏人，我的举止要像个藏人。他们并不是抓着我的手告诉我，而是用行动。每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都看到我妈妈在供佛，念经。虽然她是共产党机关里的干部。当时，学校一放假，比如周末，我的父母就带我转寺院，色拉寺呀，哲蚌寺呀，大昭寺呀......都是常去的。到了寺院，他们不让我老是磕头，而是要我站着看佛的脸，感到佛的灵气和加持。

“89年，镇压藏人抗议，我都看到了。那天，爸爸带着我和我妹正在转帕廓（环绕大昭寺的转经路）时，突然，前面乱了起来，我就想看个究竟，直往那个巷子里挤，就和爸爸跑散了。刚到冲赛康那边，我就看到十几辆装甲车开了过来，我那时不知道害怕，只是想起了一些关于战争的电影，我就看装甲车上有没有皮带，因为没有皮带，马路会被压坏的。

“后来，我家的院子里住了很多当兵的。我从学校到家里，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要经过五个检察站！但是，在学校里，我最好的朋友是汉人，他家的原藉是长春。我们上学放学都和在一起。他家的饭很好吃，有时，我在家里只吃一点点，就去找他。他爸爸妈妈就说：‘啊，快进来吃饭，进来。’他的爸爸是开中巴的，我们常坐他爸爸的车。”

“如果你留在西藏，工作也会不错吧？”我问。

“不行。 上了初中以后，我就开始反抗父母了，每当学校放假，他们要带我转寺院时，我就说：‘我不去！’他们也拿我没办法。那时候，我到处玩，还逃学，打仗，我的身上尽是刀伤。后来，我还去舞厅、酒吧，和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有时，两三天也不回家。我妈妈很是着急，天天跟我说，让我来印度。所以，我说，我是被父母逼来的。”

“具体是怎么过来的呢？”我问。

“走来的。我们一共有65个人，走了四十多天。”

“这么多天？没让中国兵发现吗？”我惊奇了。

“在边界那边，我们绕了一个很大的弯，那里不是很严，没有巡逻的。快到尼泊尔的时候，我们看到几个那边的生意人，有的还牵着马，坐在那里听收音机，吃东西。我们也跟他们坐在那里。向导说：‘翻过这座山就是尼泊尔了，你们就自由了！不过，这里很危险，我们得赶紧走。’就又往前走。那个山顶有很多经幡、麻尼堆。”

“你这时是什么心情？”我问。

“我转了三圈马尼堆，向西藏的方向祈祷了一下......”索朗微闭上眼睛，全完沉浸在了往事里。

“到了尼泊尔以后，被抢劫没有？一般的藏人，都会被尼泊尔的警察抢得一干二净。”我又问。

“那倒没有。因为我们有65个人，他们也不敢抢。我们经过一个小镇子时，有个尼姑被警察抓了，我们全部65个人都过去了，他们只有两个警察，最后把那个尼姑放了。后来那个尼姑要去寺院，我们说：‘你不能去，他们还会抓的。’那尼姑又和我们一起上路了。

“我们一直走，晚上也走，我脚上磨起的泡，都破了，疼得钻心。又走了十多天，到了一个有公路的地方，才坐上车。有天晚上，我们住在一个藏人的村庄。那天正是达赖喇嘛的生日。那些村民，在小学校里，做了很多装饰，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有个人，像是负责的，拿着几个糌粑口袋走近了我和另外几个小孩，说：‘你们去挨家挨户要糌粑吧，路上吃。’我们就去要糌粑了。我在父母身边时，什么都不管，连一罐煤气多少钱都不知道，在这里，却当了乞丐。和我们一起出来的那些小孩子，也很懂事。”

“我从前一点都不知道，藏人到今天还在逃亡的路上。”我感叹。

“很多中国人不仅如此，还以为他们解放了我们，帮助了我们呢。在尼泊尔，我差点就死了。西藏的山，你知道，都很大，而尼泊尔的山都很尖，很陡。在前边带路的是牧民，走这样的山路没什么，自然就过去了。而我和两个小孩却被隔住了。那里全是悬崖， 有十几层楼那么高，下面是水，虽然不是很宽，但看上去很深，水流很急。我们过不去，又往回走，转了一整天，也没有离开原地。天快黑时，我们都没有劲了，悬崖上还有一些细沙，我的脚下直打滑，待在上面也是死。我就想， 不管了，我跳下去，死也就死了。我就跟那两个小孩说：‘我下去找路，你们待在这里吧。’说着，就把背包扔了下去。”

“那时你多大？”我问索朗。

“十八岁。我就跳了下去，还好，没有掉进水里。只是那个包找不到了，别的东西丢也就丢了，而那个包里有件毛衣，是我妈妈给我的。”

“带路的人呢？”我问。

“早走远了。天黑了，而且下起了小雨，我就穿着一件背心，又累又冷，走到一个稻田里，我倒下了，为了挡雨，我把帽子扣在脸上，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能给你温暖的，只有这个帽子.......”我说。

“后来，附近的村子里有人过来，叫醒了我，给我一些糌粑和茶。我告诉他们，那两个小孩还在悬崖上。他们去找了，救出了那两个小孩。那些村民说，困在那个山崖，没有人可以出来。那两个小孩见到我时，都哭了。‘我们为什么这么命苦，为什么见一次达赖喇嘛就这么难？！’他们说。”

“那两个小孩有多大？”我问。

“一个是十一岁，另一个我记不住了。”索朗想了想。

“他们还在这里么？”我问。

“在大学里学习，剩下最后一年了。”索朗说。

“那个带路的人为什么不等你们呢？”我说。

“不能怨带路的，他们是这个特定时期的特定职业。带路的人两边都不讨好。中国方面抓到他们，至少要判八年徒刑，而流亡政府这边，因为他们带路时，多收我们的钱，甚至敲诈，也对他们不好。”

“你逃到达兰萨拉是哪一年？”我问。

“1997年。”索朗托口而出。

“1997年，我第一次看到西藏，那时，一点也没有想到，那些花里虎哨的宣传后面，隐藏着这些......”

“到了这里来以后，我也受到了文化冲击。因为，两边的教育不一样。不过，我在苏嘉学校那边学习的时候，常想，我一路过来，那么难，为什么我不好好学习呢？”

“你想没想过，有一天回西藏？”

“我从来就没有感到这里是属于我的，这里，对我们藏人来说不过是临时的住处。但是，我还能回去吗？比如政治上，我是回不去的。尽管我的父母，一接到我的电话就哭，他们也很想念我。”


完稿于2012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