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尊者
座落於聖地印度北方喜馬拉雅山脈之上的西藏雪域，曾受本師釋迦牟尼佛加持並授記為佛法興盛的地區；為印度古老諸教派為主的內外道眾所瞻望的岡底斯山以及心靈之湖——瑪旁雍措湖的所在地；並且是流經印度、匯入大海的四大河川之源頭。由地勢上來說，被印度許多大德稱為「三十三天」的吐蕃西藏，像是印度的頂端。另從人類或地底下出土的文物來看，已有上萬年的歷史；然而在苯教典籍中則有比這個還早的史料記載。根據孟加拉學者般若洼瑪（Prajna Varma）的說法：在摩訶婆羅多戰爭（the Mahabharata War）時，南方的儒巴帝（Rupati）國王以及其臣民逃亡到雪域後，定居並世代繁衍。雪域第一位國王則出現於約西元前一百五十年，一位曼嘎達王子被放逐、流亡到西藏時，被西藏人民稱為聶赤贊普並擁立為王；從此，公認為西藏王朝世系的開始。所以，無論以源流或歷史來看，西藏與印度二者在地理、人種、王族等任何方面，關係都非常密切。
西元七、八世紀時，許多西藏小孩被送到印度學習。當時，仿照天承體字型，改良以往的祥雄瑪爾字體，進而創造出藏文字型；並參照梵文語法，著作藏文文法典籍。自此，西藏社會不僅逐漸繁榮興盛，而且佛教開始流傳。特別在西元八世紀時，有位孟加拉王子出家成為那爛陀無比的大學者——寂護大阿闍梨，蒞臨西藏並建立僧團。接著，來自印度西方的蓮花生大阿闍梨，令密續教法廣佈。隨後，寂護大阿闍梨的重要弟子（心子）蓮花戒阿闍梨入藏，整頓教派等等。由於他們的恩德，匯集了三乘和四部密續的佛陀教誡——三藏，及以龍樹、無著兩位開派大師為主的十七位大學者等、無數的印度賢哲所著作的經續等眾多典籍，皆被譯為藏文。那爛陀、維夸瑪希拉、沓喀希拉、歐丹它鋪日等大寺院的傳統——齊備無誤的佛陀教法，皆被廣大流傳到西藏。
西藏的大學者：薩迦五祖、馬爾巴、密勒日巴、塔波拉杰三師、種敦巴父子、宗喀巴大師父子、隆欽大師、閔林伏藏師、司徒‧卻吉窮乃大學者、珀東大學者、五世達賴喇嘛等諸多賢哲，皆是依據印度的佛教理論而著述。所以，現今能將印度的傳統正確完整保存者，除了西藏以外，已無其他任何的地區；不僅如此，甚至在印度，佛教亦已衰敗沒落。
以譯師源流而言，西元第七世紀時，吐彌‧桑布札大譯師譯有「觀音廿一部顯密經典」、《寶星陀羅尼經》、《十萬般若》等。《布敦佛教史》指出：從法藏、 拉隆朵杰至雷悲羅綴大譯師為止，西藏的譯師大學者共有一百九十二位，大阿闍梨有九十三位。實際上，印藏譯師、中國的桑希譯師、中國和尚摩訶衍、圓測、法戒等上百位譯師、以及大阿闍梨，將以梵文為主的各種印度文和中文等大量經論翻譯成藏文。彼等翻譯數量最多，品質最好，難有能與之相較的其他文字翻譯典籍；此乃西藏的語言和文法係參照梵文創造而來的緣故。
西藏雖然地勢高峻、路途艱難，卻有無數賢哲專為教法與學術，遠從印度而來；其中，如喀什米爾學者釋迦室利跋陀羅、念智稱班智達、阿底峽尊者等許多享譽聲名的大學者。不僅如此，西藏亦有上千位賢達前往印度學習，大部分學成即返回西藏；也有一些留在印度，成為受人尊重的知名大師，例如：扎米‧桑杰扎巴譯師曾在菩提迦耶擔任住持。後來，印度諸寺院遭受突厥軍隊破壞時，也曾有不少學者逃往西藏的例子。總之，印藏的教法、學術、文化的關係，彼此融合、無二無別。
已過世的摩饒吉得賽伊（Morarji Desai）給我的一封書信當中，曾說：「印藏兩地，就像同一棵菩提樹的兩根樹枝。」真是符合實情的比喻！依據上述的情況，我經常說：「印度是我們的師長，而我們是印度的學生。」這並不是虛情假意，而是自性的流露。自從印度佛教衰微之後，雖然在教法與學術上與西藏中斷交流，同時社會的聯繫似乎也隔絕了；但是，西藏到印度佛教聖地的朝聖者、以及印度來岡底斯山與瑪旁雍措湖等的朝聖者，依然絡繹不絕。直至一九五九年為止，兩地不需要執照、通行證等，即可自由往來和隨意居住。與西藏比鄰的地區，從拉達克（Ladakh）到阿魯納洽爾邦（Arunachal Pradesh）為止，邦嘎拉、烏它札.帕得夏、喜瑪洽爾、烏它札喀納達等地，不但邊界的貿易繼續維持，並且與邊境各小國於重點事項上訂定協議書；另外，從西藏到邊境的廣大地區，仍舊持續有常態性的弘化制度等。二十世紀時，佛學大師喳乎桑喀理椏央（Rahul Sankrityayan）曾三次進出西藏，帶回許多印度已遺失的梵文原版佛典，對於中興佛教起了莫大效用。
從政治角度來說，一九Ο四年英國的進軍以及停戰協定的簽署，一九一Ο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逃難到印度，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簽訂「希姆拉條約」，並規定每十年例行重新審議條約內容，其中包括：西藏與印度之間的貿易關係、經商道路、護衛隊進駐西藏、郵政與電信路線、於拉薩設立印度使節館等。於彼此關係深入發展之際，一九四七年三月，印度過渡政府邀請西藏使節出席「亞洲關係協商」。而印度獲得獨立後，以我和班禪仁波切為主的許多西藏高僧大德，受邀參加一九五六年本師釋迦牟尼佛圓寂二千五百周年紀念活動；當時為了讓所有與會藏人到各大佛教聖地朝聖，還給予火車票半價優惠等的許多幫助。我在印度的那段期間，不僅朝拜許多內外道的各大聖地，且在參訪印度諸多建設基地時，心有所感而生起新的觀點。特別是與許多印度的領導人碰面時，獲得極為受用的指點；尤其，現已過世的尼赫魯總理慈悲給予的親密指導，對藏人的要務具有長遠深廣之效益。當時，我選擇不留在印度尋求庇護，卻返回西藏；如今回顧，從政教二方面來看，都是正確無誤的決定。我回到西藏後，不僅完成格西學位等教法上的許多重要儀式；並且費心爭取，再次獲得與中國諸領導者接觸的協商機會。
眾所周知，在「十七條協議」之下，我和西藏地方政府致力於中藏和平共處，卻徒勞無功。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拉薩發生不得不舉行和平示威活動的緊急狀況；當時我也曾多方努力，設法消弭緊張，以期不要發生鎮壓行動，卻未成功。最後，在三月十七日夜晚，連同噶廈(西藏政府)以及重要官員，秘密前往藏南地區。那時雖曾再度設法與中國政府接觸作商討，但是從三月十九日夜晚起，中國開始在拉薩展開無限度的鎮壓，以至於在兩天當中，有兩萬多名無辜的藏人被殺戮、傷害、逮捕入獄等。由於情勢所迫，除了暫時前往印度避難，已別無他方；因此日以繼夜，終於在三月三十一日抵達邊界，抵達印度境內，解除了生命危難，並獲得自由生存的機會。那不僅是我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一天，對西藏民族的歷史而言，也是重大的轉捩點。
中共無情的鎮壓遍及西藏整個地區；那一年，將近十萬名藏人經由門隅、不丹逃難到印度。當他們抵達時，印度立即在阿三姆省的米薩嬤立和編郭省的靶薩卓洼兩地準備暫時的居住營地，提供食物、衣服、臥具、醫療等所有援助設施。爾後，逐步依據各個僧尼的才能而給予經教學習，讓孩童接受教育，設置安養院安頓老年人，提供有能力工作者謀生行業。總之，全體西藏難民於食物、衣服、臥具等暫時不虞匱乏，並且能盡心致力於維護宗教與文化的延續，保存西藏民族的本質。
尤其是尼赫魯總理親示，讓流亡的西藏人民能夠不分散地共同生活在許多新建立的農業居住區；而且為了使所有西藏孩童能夠在學習現代知識的同時，亦能有學習西藏語文、教法、文化的環境，特地設立一些藏人學校。這些措施允為高瞻遠矚。
總而言之，西藏人在過去五十年的流亡歲月當中，約十萬名的藏人與印度本地人享有同樣的社會福利；而目前藏人也已延續到第三代。此段期間，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執政團體雖有輪替，但是針對藏人福祉而實施的照顧政策，卻始終不變。特別是民眾本身所給予的關愛與重視，讓大部份的藏人沒有太多遠離家園、投靠異鄉的感覺。不論在公職與謀生工作上，只要自己具有知識才能，便能與印度本地人享有同等的機會；此乃是值得隨喜之處。總之，印度不管自身在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面臨多大的艱辛與困難，仍全面支持與協助西藏難民，為吾等最大的護持者。從過去五十年的經驗，讓現今全部的西藏難民都深切相信：「我們尋求庇護的地區，並沒有錯！」
同樣的，在印度群眾當中，不分種族、教派、政治團體，成立許多以「印藏友好協會」、「印藏關係論壇」、「印藏之友」等為代表的支持西藏事務組織。另外，有無數的人對西藏難民的幸福和西藏要務的關懷遠勝於己身利益，且人數持續增加中。此乃印度不共的文化，是師長關愛學生的表現！於西藏民族的本質、以及透過印度而產生的藏人社會聲望等，於此存亡界線的轉變時刻，印度人們給予如此偉大的助益，真的如同英文格言所說：「患難之交才是真正的朋友。」
由於語言、風俗習慣等的不相同，可能給當地人民帶來辛勞與困擾。但是在五十年當中，除了零星小事件之外，整體上藏人與本地人之間，不曾發生嚴重的紛爭；此點值得讚嘆，也是印度文化寬容的一種表現。相較於其他鄰國投靠印度的難民，西藏難民雖數量上最少，卻獲得政府與民眾最大的協助和認同。除了印度政府提供的小型農地外，冬季時經營小本生意的藏人也在印度大部分的城市、鄉鎮裡販售毛衣。這不僅協助西藏難民謀生，也是促進印藏人民彼此互動與了解的良機。現今大多數的西藏難民雖能自力更生，但我们仍感謝印度政府大力支援藏人的各個學校和其他西藏文化制度。
以我個人而言，能自由安穩、無憂無慮地修持本師釋迦牟尼佛所善加宣說的正法，並且藉此能為成辦世間眾生的利益而奉獻微薄之力，這是來自印度的恩澤；因此，我將我的新自傳命名為《流亡中的自由》。我作為人類的一份子，乃將道德的推廣當成最大的責任，我覺得那是個人、家庭、社會等幸福的來源。而身為一位修行人，我的第二個職責是：促進不同宗教彼此間的和睦。不論見解與宗義異同，所有的宗教對於仁慈、愛心、忍耐、知足、戒律等的教誡都一樣，引導進入人生幸福道路的能力也相同。第三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方面，在這個歷史進程最險峻艱難的時代裡，西藏人民依然持續對我抱著期待與信賴，因此我身負特別的責任。西藏人民的幸福是我經常關心的事。因為自己處在自由地區，所以，我覺得自己是受壓迫之西藏人的代言人。
在過去五十年的歲月中，我從無數印度高層官員、社會志工、大學者等處獲得極親切的支持與援助，特別是在許多公私事務上給予指導，和擁有值得信賴的友伴情誼；那些人真是非常寶貴、無法忘懷的益友。雖然人數很多無法道盡，但在今天，仍僅略舉幾位的名字以表感恩：饒價郭帕拉洽理（Rajagopalachari）、饒偕達.帕莎醫師（Dr Rajendra Prasad）、潘帝.迦哇哈爾拉.內魯（Pandit Jawaharlal Nehru）、阿洽亞.威娜巴.巴衛（Acharya Vinobha Bhave）、迦椏帕咖斯.納饒亜（Jayaprakash Narayan）、阿洽亞.喀帕拉尼（Acharya Kripalani）等。感念之意由衷懇切；而在此沒有唸出的人名絕非較不重要，乃因數量超過能一一說出的極限。
對於過去二千多年的歷史當中，印度守護西藏的恩德，尤其是最近五十年的期間，印度政府與人民對西藏人慈悲守護撫育的恩情，真是無以回報。從我投靠到印度已經過五十年的今天，藉此時機，在這個只是象徵緬懷恩澤的會議上，經由親自蒞臨的諸位來賓傳遞，真心誠意地表達對印度政府與全體人民無比的感謝之意。
如前所述，約一千五百年前，佛教從印度流傳至西藏。雖然佛教繼而在發源地趨於衰微，但我們卻能得以保存佛法，並幫助他者受益於佛陀的教義。我們深感必須做些事回報印度的仁慈。若能恢復印度豐富的佛教遺產，我們將十分樂意襄助。為了實現這個夢，赫魯總理特別在錫金成立「藏學研究學院」、在拉達克設置「辯經學院」、以及在瓦拉那西設立「高級藏學研究學院」。將已經佚失的梵文原典，但仍保存於藏文中的那些經論，重新譯回如梵文等的印度語。這項重大計畫正陸續完成令人滿意的成果。到目前為止，藏人樂意將所保存的豐富文化恢復並計畫呈獻給印度的證明有：藏文的《甘珠爾》、《丹珠爾》，還有六十三部由藏文譯成梵文和超過一百五十種北印度語等等的書籍。
今天向各位報告的同時，我謹代表西藏內外所有的藏人向印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全體印度人民，真心誠意地再三表達無上的感謝！
同時，我想起了與西藏比鄰而居的尼泊爾和不丹，這兩個國家在宗教、學術、社會等方面與我們關係密切；並且庇護了西藏流亡的人民。因此，我們亦向尼泊爾和不丹兩國的政府與人民致謝感恩！
此外，在世界任何地區——或多或少有西藏流亡人民所居住的各個國家，對其政府與全體人民亦獻上感激之意！
祈願一切有情獲得安樂！
釋迦比丘十四世達賴喇嘛 丹増嘉措
2009/3/31
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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