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伯特鳥禽之王杜鵑鳥，下圖為飛翔之姿。
WILDLIFE AND NATURE CONSERVANCY IN OLD TIBET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
译者：台湾悬钩子
九零年代末期有一天傍晚在梅洛甘济，一些最近从拉萨来的我的朋友，带着达札仁波切来我家。他是1951年左右圆寂的前摄政王的转世化身。仁波切在五九年起义的时候，还只是个小男孩，但在其后的镇压里，他也跟一些年轻的朱古一起被囚禁：热振仁波切、康卓仁波切（Khardo Rimpoche）、直贡法王（Drigung Kyapgon）（译注1）等都一起被关在一个特别的处所进行劳动改造。邓小平的“自由化”后，这些年轻的喇嘛都被释放，而且得“平反”。达札被任命为西藏佛教协会的副主任之一。当然，仁波切从拉萨来到达兰萨拉，是为了朝见尊者，然而他年纪尚轻又很活泼外向，所以我的拉萨朋友们认为他也许会喜欢跟我聊聊。
那是个值得回味的晚上。仁波切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讲，虽然他只喝茶，但那天他就像我们这些喝啤酒与甜酒的人一样兴致高昂。仁波切与其他年轻的朱古被关押在一个特殊的处所，他们在那里不只像其他博巴一样必须挖沟渠、拖拉“夜土”（用来作肥料的人类粪便，译注2），在中国人典型的“虐待兼教训”的方式指定下，他们还必须做屠夫与渔夫，以亲身体会佛教徒悲悯心乃谬误虚伪之马列主义教育。仁波切变成一位渔夫，并且在羊卓雍措与羌塘瑰伟的纳木措水里捕鱼。在许多故事中，他告诉我们，有一天晚上他们的渔网被一个极大的生物缠住，弄得他们的汽船几乎翻船，然后那不知是什么的生物挣破网逃走了。
“俊”的好渔夫
仁波切也讲起他在“俊”（Jun）区捕鱼的事情。该地区崎岖多岩，土壤贫瘠，所以居民必须捕鱼为生。我知道那个地区，是因为该地方的人在五九年前，一向有自己的藏戏（ache-lhamo）剧团。仁波切说他遇到一些当地的渔夫，他们使用传统牦牛毛编织而成的渔网。他注意到他们渔网编织的方式，特别是网眼很大这一点，他问他们，为什么不用中国人用的尼龙网，网眼小多了。
其中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俊巴（Jun-pa，俊人）告诉仁波切，过去的图伯特政府规定他们渔网的网眼大小。当地的地方官员会定期来“俊”检查渔夫的渔网，以确保政府规定几个手指头（我忘了究竟几个）可以穿过的网眼尺寸确实受到遵守。官员也会向当地百姓们宣读某种像是诏令的文字，还告诉他们，网里面不准抓小鱼、鱼苗，好让小鱼们可以成长繁衍，不然的话，最后就没有大鱼，对俊地区人民的生计（tsowa）有负面的影响。达札仁波切似乎对于俊地区的渔民被灌输了十年西藏邪恶旧社会（chitso nyingpa）的共产主义宣传，却还是相信他们的老作法才是正确的，也还是相信图伯特政府的规定才是对的，而感到印象深刻。
讲这个故事时，我有点太啰嗦了，但我希望读者们能充分领会这个环境故事的现实面。我们博巴对我们这个民族长久以来，不仅对动物仁慈，而且不会像中国人现在那样，以惊人盲目又贪婪的方式，剥削利用我们的野生动物与自然环境，而感到骄傲当然是没错的。然而，在此同时，我们却一直没有办法把我们社会与文化里这一个正面又值得欣赏的面向，以一种有助我们的要求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的要求就是自己统治自己、自己照顾我们的土地与环境。
我感觉到我们错了，我们把我们的情况，几乎完全以宗教情感的方式来呈现，我们把我们自己描绘成甚至连一只蚊子也不忍心杀死的那一类人，对我来说，大体上所强调的，似乎是我们官方意识形态所主张的那种和平安静主义。这一点反映在电影《西藏七年》里面一幕让人颇感尴尬的场景：电影中，博巴工人与僧人狂热地从一个建筑工地拯救蚯蚓，而整个尊胜寺（Namgyal Monastery）忙着为那些虫的亡灵举行超渡法会（“在前世，这条无辜的虫是你的妈妈、你的爸爸。请不要再伤害它们了！”）。这一幕值得上《周末夜现场》的场景在银幕上播出时，我很想钻到椅子底下躲起来。
图伯特政府并不是告诉俊的子民（mi-ser）说打渔是一种不符佛教精神的作为。此区的人民当然也必须营生、缴税。所以虽然传统上图伯特对于打渔这件事，有宗教情感上无法认同的倾向(1)，却必须对俊巴、以及其他拥有类似情形的人网开一面。所以图伯特政府立法定则，以确保渔民（还有农民、牧民、采金矿者与其他人）都不会滥用资源，不会过度到破坏当地环境、甚至影响到其他所有人－－还有他们自己－－生计的程度。俊的渔夫也获准许，得以在拉萨与其他市镇村庄出售他们的渔获。然而为了遵守宗教礼节，小贩们会叫着“chu-labu say”（卖水萝卜）。当然没有人会因此被骗，但礼仪就此遵守了。某些拉萨人挺喜欢在吃糌粑的时候，来上一碟nyap-jen（生鱼片），以蒜头跟辣椒调味。
不管图伯特种种环保习惯背后的宗教观念如何崇高，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图伯特政府、宗教、社会机构，皆以实际又具体的方式来实践这些措施：透过立法、道德规章、年度庆典、风俗习惯、与保育机构等，而这些都被勤勉地纪录在政府的档案里，并定期向图伯特人民宣传公布。这大概使得图伯特变成世界上少数几个在二十世纪之前，就以这种出人意料的现代方式，从事长期生态保育计划的国家之一。
《山谷令》
图伯特政府努力宣传、并使老百姓都明晓的、有关于野生动物保育的法律与惯例，就是《山谷令》（(ri-lung tsatsik）。这份诏令每年在拉萨默朗钦莫庆典（祈愿大法会）举行以后颁布，其副本并发送到图伯特各地，每个地区的政府里去。专门研究图伯特法学的学者，蕾贝卡‧法兰奇（Rebecca French）访谈了“达赖喇嘛私人办室的一位前职员，他在数年的公职生涯里，腾抄了数百次（该份诏令）……。”政府文员腾写数百份诏谕的工作“……在新年结束后立刻开始。”他也“证实该诏令长达四十五行，使用最优美的书法，质量最佳的纸张书写，诏令的上方与底下还盖红色的大印。”(2)
当此诏令送到地区政府的总部时，地区裁判官／长官“宗本”必须首先把此份折叠好的文件放在头上。然后再把它放在柏枝与桑（译注3）所产生的熏烟上净化，才打开文件阅读。第二天，该地区的居民会受召前来，在地区政府所在的宗堡（Dzong）或城堡前的庭院里聚集。宗本接着会对他们高声朗读整份诏令，再念达赖喇嘛或摄政王的全名以及头衔、颁布诏令的藏历年份与日期，然后再提到文件上盖的官方印玺。接下来他会警告大家，如果违反诏令的话，会有处罚，而且大家不能以不知道这件事作借口，因为大家都已经听到此令的内容了。接着，宗本会把文件挂在“宗堡大门楣上的一块木板上头”。有时候此令是展示在帐篷（canape）下、或一个有掩蔽的空间里。一旦官员回到城堡里，所有的人就会聚集在诏令旁边，阅读诏令上的文字，或者用头碰触它，藉此得到达赖喇嘛的祝福，因为大型红色官玺就代表他。
圖說：在石製公佈欄裏《山谷令》。照相：休‧理查森。
这份文件大概四十英吋宽、八十至一百英吋长，使用的是单张无接缝、为此目的而特别制造的藏纸。其上的书法无一例外总是非常优美，并且总是使用朱匝（druk-tsa）体来书写。这些诏令有许多都以吉祥的符号来装饰。我看到的其中一份，纸张的最上头饰有金色的佛塔屋顶、文字的两旁还画着从两个宝瓶（bhumpa）里长出来、延着两根长柱蜿蜒而上的花朵图案。在达赖喇嘛或摄政王的印玺下面，有时还画着一小朵莲花，而这朵莲花有时候是握在一只雪狮或是大鹏金翅鸟（garuda）的爪子里。
这种诏令有标准的开场白，它首先描述图伯特是“雪域”，是佛陀的教诲受到遵守的地方，并且概括描述每位博巴所拥有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它也指示政府官员，不论中央或地方，要以无私的态度公平审判，并告诫他们不可以剥削人民。主要的内容也许还包括“……政府的贷款、私人贷款、合约等规定利率详情。”其中一个诏令特别禁止任何贷款收取复利。在此例中，这大概让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会相形见绌，显示图伯特政府是一个十分开明的机构。
《山谷令》一般是到了中段才开始谈到野生动物保育的问题。下面的摘文很巧合地是引自图伯特摄政达札仁波切于1944年所发布的命令：
“……为了佛法、为了利益有情众生，图伯特各区的首长、官员、村长皆受此令，除了鬣狗（原文如此：应指phara，即野狗）与野狼以外，必须禁止对所有动物的杀戮。水里的游鱼与水獭、山丘与森林里的动物、空中的飞鸟、所有被赋予生命的动物，不论大小，都必须受保护与拯救。首长们必须监督此令内容受到彻底地执行。”(3)
以下第二段摘文是来自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01年所颁布的诏令，由纽约的丹增曲札博士（Dr. Tenzing Choddak）翻译成英文：
“从藏历年的一月，也是纪念佛陀殊胜成就之节日（mon-lam chen-po，默朗钦莫，祈愿大法会）开始，一直到七月三十日，所有的博巴都必须严格遵守禁猎令。不准杀老虎、雪豹、棕熊、野狗与老鼠。一般而言，鸟类、未驯化的动物、鱼类、海豹（原文如此：应为水獭）与肉食性的野生动物，都包括在此禁令涵盖的范围里。……（虽然）官方的命令会经常发布，地区的官员，特别是在内地者，不应该为了疏忽或个人的贪欲而放松对上述禁猎令的监督……从现在开始，一定要仔细地研究、解释、传播此禁令，不得有误。所有生物的生命，不论大小，都不得伤害，以促进所有有情众生的和平与快乐。”(4)
老图伯特已故的一位政府官员，也是一位学者，索朗东觉哲彤（Sonam Tomjor Tethong）曾经告诉我，禁止杀死猛兽如野狗或野狼（phar-chang）的命令，依照当时的情况，可能每年不同。例如，假如牧人因（狗、狼）而损失许多牲口，度过了一个特别难过的冬天的话，那么杀死这样的猛兽还是可以的，或者假如这样的猛兽数量太多的话，也是可猎杀的。但如果国家遭逢灾难，或者遇上达赖喇嘛的“本命年”（kag）年，所有的狩猎都会遭到彻底禁止。
一位研究图伯特的西方学者，注意到每年禁止杀死野生动物的命令都会特别指定一段时间与具体细节，写道应该要考虑到此禁猎的时期“……与大型的野生动物之怀孕与生产季节吻合。”他又进一步提到“……我所访问的许多博巴都证实，当时的人已经有一种前现代的意识，知道哺育与怀胎时期是应该禁猎的。”(5)
圖說：第穆攝政王所頒布的詔令片段。提供者：扎西茨仁
《山谷令》的起源并不清楚。一个图伯特政府的网站提到：“早在164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就发布了保护动物与环境的命令。自从那时候开始，这样的命令都会每年颁布。”(6)阿尼玛卿研究所的主任，无与伦比的学者扎西茨仁，告诉我虽然这可以当作政府正式颁布诏令的开始，然而提到这种保护令的文献，却早在仁蚌巴王朝（Rimpung dynasty）与藏巴王的统治时代就出现了。扎西啦很慷慨地向我展示1814年的一份古老《山谷令》，是由当时担任图伯特摄政、第二世的第穆朱古(demo kutok nyipa)，于木狗年所颁布的。
封山与封谷
除了颁布诏令指导民众以外，图伯特政府与僧众似乎采取了更实地参与的计划，来确保野生动物与环境受到确实的保护。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封山与封谷”（ri-gya lung-gya dompa）。纽西兰的东尼‧修伯（Tony Huber）教授在一份经过详细考证的论文里，告诉我们，这种独一无二的生态制度，似乎是从更古老的政教系统里的“区域封锁”（rgya sdom-pa）措施演化而来。但是到了十五世纪时，这种“封锁”的作法，已经演化成“……更受到佛法影响的道德法律制度，用来禁止各种狩猎与设陷阱捕捉野生动物。”(7)
修伯也告诉我们，这种习俗似乎变成“……地方／佛教徒的世俗统治者（通常的头衔为khri，即上师，或chos-gyal，即法王）或者一国之君，如摄政王与达赖喇嘛的专门领域。”第一份特别指定禁猎、禁渔的完整的ri-rgya lung-gya（区域封锁），是由江孜的博巴俗人统治者，饶丹昆桑（Rabten Kunsang，他也是白居寺壮观衮本－－佛塔兼庙宇复合体－－的兴建者）于1415年至1440年所颁布。
事实上，地方的领袖、寺院与（甘丹颇章）政府建立了一套系统，用现代化的术语来说，就是野生动物保护区、自然保留区、甚至是国家公园。也许这套系统可以拿来与英国与欧洲王公贵族的禁猎区相比。但这里也应该指出，在英国与欧洲的例子里，野生动物的保护，特别是野鹿与雉鸡类，都是为了王公贵族打猎的特权与乐趣而实施的。平民中试图猎捕这样的野生动物者，都被认为是“盗猎者”，而一直到不太久之前，都还因此罪而遭监禁、甚至问吊。
在图伯特，对违反封地令的人所施加的处罚随着个案而不同，但似乎并没有人因此罪而被处死，也未必是重刑。以奉献实物作为经济上的处罚（如为小区奉茶、在寺院点酥油点等等）是相当标准的措施，但通常被描述为“供养”。有时候也请寺院或地方的保护神（choskyon）来帮忙执行禁猎令。例如，猎人也许被要求，要把他的步枪或火枪拿出来供养该位神祗的神龛；这并非是不适当的动作，因为剑、矛、火器等武器都是这些神龛公认的特色。违反者也许会被要求必须在该位保护神之前立下神圣的誓言，这通常是有效的遏阻措施，因为这些神祗素有凶恶的名声。整个“封锁起来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建立，不只是发布命令、施加处罚就完事了。个别的喇嘛与统治者也必须准备在这样的活动里自掏腰胞，投入自己的经费。修伯教授举了有名的吉美林巴尊者（Jigme Lingpa）为例子，他买下了、封闭了多座山区，以表示对动物的慈悲。
被保护的对象不只是野生动物而已，也往往扩及整个环境：森林、草场、湖泊与溪流。拉达克的洛桑喇嘛告诉我，列城（Leh，拉达克首府）附近的一座森林，得到一个凶猛神祗完全的保护，祂不但阻止了地方居民去那里伐木，甚至连捡拾自然落下的小干与细枝都必须谨慎小心。
修伯详细列举这样的“区域封锁”如何进行的细节，还有受封闭的地区如何界定的各种不同方式。许多这样的区域都有精确的界线，可能与自然界的地标，或者文化的特征有关，通常是藉由命名特别指定的地区，或封锁地区的疆界特性，如水道、隘口等等而固定下来。其他的方法也许并不是那么精确，但也一样有效，甚至颇有独特的风味。第七世达赖喇嘛描述第穆曲德洛色林（Demo Choede Loseling）周围的受封锁寺院区，就在“……可以听到海螺号角声的地方。”
这篇论文也提出图伯特政府从十五世纪以降，所发布的公告与命令，显示出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一一列举受保护动物的类别与品种，还有那些不受命令保护的动物。在此摘录其中一道命令：“此法定保护范围进一步延伸，包括更小型的猎物及受管制的生物，如鸟、鱼、水獭、鸟蛋与蜜蜂。”常用的字眼是“所有住在干地、水中的大小生物。”(srog chags skam gsher du gnas pa che phra thams cad)
修伯所下的一个有趣的历史／法律结论是，“一个ri-rgya klung-rgya （译注4）区域封锁之建立，变成了一种立法行为。的确，我们对于稍后发生的ri-rgya klung-rgya式的封锁措施的详细知识，都是从图伯特古老的法律与行政文献之中获知的，包括寺院规章与寺院组织章程(bca’-yig)，公告与诏令(rtsa-tshig, bca’tshig, bka’-shog,等)，还有国家的法典 (khrims-yig)。”
即使不属于中央政府所管辖的图伯特地方，纵然政治的控制是零碎不完全的，法律与秩序也常常不存，却似乎也多少采取了类似的作法，虽然用的可能不是那么全面的方式。安多与康区部份地方的受访者，告诉修伯他们地方上亦有「封锁」的作法，他们以“ri-trims”（山的法律）或“ri-gya”（封山）来形容。
南开诺布仁波切（Namkhai Norbu Rimpoche）在1953年访问扎溪卡（Dzachukha，即今四川甘孜州石渠县 ）与果洛色达的牧民时，注意到当地亦有区域封锁的惯例。
国家野鸟保护区
查尔斯‧贝尔在对博巴民族性的诸多观察里，他注意到：“大部份的博巴都喜欢鸟。达赖喇嘛肯定是。我每次去觐见他，总是有一两只鸟在不太远的地方，可能是一只从印度飞来、会说话的鹦鹉(myna)……”我从我母亲与其他年纪更大的博巴那里听来的故事与轶事中，常常提到图伯特的鸟，特别是仙鹤（tung-tung）、胡兀鹫（jha-goe）以及杜鹃鸟（khuyu）。他们有时候会提到一个特别供养鸟的神龛，就在雅砻河谷的源头之处，雅鲁藏布之南，泽当的附近。
我第一次在书里读到这个独一无二的地方，是在我的根本上师蒋扬确吉罗卓（Jamyang Chökyi Lodrö）的上一世、转世朱古蒋扬钦哲（Jamyang Khyentse，中国大陆译“钦哲旺布”）的《卫藏道场胜迹志》（Guide to Holy Places of Central Tibet）中提到的，他说这个寺庙，称作“雅砻甲萨拉康”（Yarlung Jha-sa Lhakang）非常“著名”，里面还收藏着白柯赞法王（Chogyal Pel Khortsen）委托匠人制作的毘卢遮那佛（rNam snan，又称大日如来 ）的巨大塑像。
曾经在这些地方旅行的杜齐教授（Professor Tucci）在他的书里面，为此庙宇提供了多一点的讯息：“甲萨（Bya sa）是一座古老的萨迦巴喇嘛寺。在也许跟本寺一样历史悠久的大门之门楣上，雕刻着十一只动物。”
圖說：雅礱甲薩拉康。照相：休‧理查森。
然而最后提供我所寻求的信息的，是那位勇敢无畏的冒险家、也是最早研究图伯特的前辈学者之一，萨拉特‧钱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我们渡过了雅砻河……经过了Yangta与Gyerpal村子，来到了雅砻的古老圣殿，称之为甲萨拉康，‘鸟类休息地之庙宇’，因为大群的鸟类在迁徙的中途，会在此地休息。此地位在雅鲁藏布的河岸上，是一座建筑精美、细心维护的建筑物，内有一个庭院，墙上有美丽的壁画。”(10)
一个比较晚近的记录，是由基思‧道文（Keith Dowman）在他的旅游指南中所提到的，他也提供了一些历史性的数据：这座庙宇是由朗达玛的孙子白柯赞法王所兴筑，落成年代大约在九世纪末，而此庙以“毘卢遮那佛的大型塑像闻名”。(11) 道文也告诉我们，这个古老的建筑物“……是图伯特最古老的建筑物之一……”并小心地受到保存，一直到1959年为止，“……现在只剩断壁颓垣，以一支塔钦（tharchen）旗杆作标记。”
然而在五九年前的图伯特，在藏历的三月十五日（五月上旬），会在此庙里举行一个特殊的仪式与庆典，好欢迎众鸟之王的杜鹃鸟，以及其他过境喜玛拉雅北迁的候鸟。拉萨会派出两位官员来此地迎接鸟王。在庙宇旁边的公园（林卡）里，会放一张很大的毡毯与皮垫，上面撒着各类的谷物－－青稞、小麦、豌豆等等。还会架设桌子，上面放着酥油茶、青稞酒（chang）、藏式甜饼干（khapsay，卡赛）、干果、坚果等等，再点两盏称之为“库玉曲美”（khuyu chome）即“杜鹃供灯”的特别酥油灯。
据说那只杜鹃鸟并不会直接飞到庙里，而是先在庙的南方几英哩处、兀鹫林卡（Jha-goe Lingka）前面的水晶岩（Shel Drak ）上停留。它先在那里稍事栖息，整理羽毛，或为了即将举行的仪式先做其他准备。杜鹃鸟王也会先派一只鸟作前哨，称之为使者鸟（khu-da）者，先到此区来探路，并检查庆典的准备进行得如何，以及万事是否井然有序。
然后杜鹃鸟王会飞到庙里，叫了三声之后，它跃上桌子，享用桌上的供品。其它众鸟也会跟着跳上桌享用美食。当地的人会尊敬地观看此仪式的进行，也很可能，是怀着心满意足的心情。这些鸟类准时的抵达，被认为是个好兆头，也是丰收年的象征。拉萨的官员、泽当宗的官员、甲萨庙的管理人、甲萨村的头人都会主持这个仪式。拉萨的官员会宣读一份文件，指示众鸟必须遵守佛陀的教诲，杜鹃鸟王必须公平地执法。(12)
不是只有博巴才认为杜鹃鸟是鸟禽之王。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在他的戏剧《鸟》中，甚至让杜鹃鸟成为埃及与“整个腓尼基”的国王。但不论杜鹃鸟是否为王族，它在许多文化中都是很受欢迎的鸟类，是一年中气候变暖、舒适日子即将来临的报信鸟。如同中古英格兰歌曲中唱的：“Sumer is icumen in, Laud sing Cuckoo.”（“夏天正要来临，杜鹃大声啼唱。”）(译注5)
不出人意料的，杜鹃鸟也在图伯特的宗教象征里找到了一席之地。《大圆满经》的基础经文之一《六金刚句》，也叫做《觉性杜鹃经》(译注6)，“因为杜鹃鸟的第一声啼鸣是春天的先声，所以此六诗句介绍了心性之完全觉悟。”(13)我想要给读者推荐一本迷人的、好似《本生经》（Jataka）一样美妙的民俗故事书，讲的是喜马拉雅的鸟族如何在一座圣山上，在杜鹃鸟王的领导之下聚集，然后被教授以佛法的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这本书是由一位不知名的图伯特喇嘛于三世纪前所写，并由已故的爱德华‧孔兹教授（Edward Conze）翻译成《鸟类间的佛法》(14)，这本书不久之前出了一本修订的印度版本(2002年)，并且由贝考教授（Prof. J. Bacot）作序。
圖說：熱振寺。照相：休‧理查森。
在雅砻鸟庙举行典礼的一个月之后，类似的仪式也会在热振寺举行，热振寺是由阿底峡的大弟子仲敦巴于1056年所创建的。这个重要的噶当巴中心座落在一座美丽的峡谷里，位于拉萨正北八十公里之处。瑞士的饶噶拉仁波切（Rakra Rimpoche）告诉我每年藏历四月十五日在此寺所举行的鸟之庆典的事情，这个庆典称之为“热振库玉确巴”（Reting Khuyue Choepa ），即“热振杜鹃供奉”(Reting Cuckoo Offerings)之意。该寺的僧人为此节庆会举行特别的羌姆（cham，金刚法舞），也会像雅砻那般款待众鸟。
查尔斯‧贝尔向我们指出类似节庆可能举行的另外地点。“据信每年众鸟都会在拉萨以北的一个大湖附近举行它们自己的鸟族代表大会，会议上，众鸟之王的杜鹃鸟，会作出正义的裁判。俗话说，只要鸟族里有法律与正义，那么正义与公理也会在男人与女人间盛行……所以他（达赖喇嘛）每年都会派一位代表去参加鸟族代表大会。一位喇嘛会向它们演说法律与秩序的重要性，并在此同时给它们食物作为礼物。”(15)
圖說：納木措與念青唐古拉山脈
“拉萨以北的一个大湖”所指为何，是无法肯定的，但是极有可能是羌塘伟大壮丽的纳木措，此湖在拉萨正北方190公里之处。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也是无数鸟禽的家园，留鸟与候鸟皆有，它们在湖岸上交配繁殖、产卵、哺育它们的幼鸟。此区的野生动物本来种类非常多样化，数量也丰富，但目前因为中国人在此地进行商业、捞捕与狩猎，数量已经大幅地减少了。这整个区域传说是在图伯特最古老的山神之一的保护之下：念青唐古拉，也是“跨喜马拉雅”的一座崇高山脉，如同斯文‧赫定（Sven Hedin）所描写的。纳木措的守护女神，Namtso Chugmo，被认为是念青唐古拉山神的妻子。
这个区域最大的寺院，位于纳木措北岸的甲都贡巴（Jha-do gompa），“鸟汇集之寺”，乃在1959年被中国人所关闭，因为寺中的僧人支持了该区的牧人抵抗运动。寺院剩下来的空壳子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完全摧毁，而重建它的努力一直受到中国官僚所阻挡。这座寺院，或者其周围的地区，很有可能就是贝尔所说的“鸟族代表大会”召开的地点，也是每年举行庆典与喂食的地方。
一位旅行者最近写道，此湖“是年度政府所资助的法事，称之为 mTsho rdzes （供养湖神之宝物）的举行之地。这个仪式也由布达拉宫的审计部门所赞助，并且由尊胜寺的僧人亲临主持。它的目的是要确保人民的福祉、农作物的生长、与国家牲口的多产。举行的时间，就在冬天的冰块融解之时。”(16)
雅砻的甲萨庙、热振寺、与纳木措旁边的甲都寺，都位在候鸟从阿鲁纳洽尔地区（即Mon）到羌塘草原，几乎呈现一直线的迁徙路线上。所以可以想见这些庆典都是为了帮助这些筋疲力竭的候鸟，为它们在中途加油打气，让它们可以平安地飞到北边，繁殖哺育幼雏的地点，也可以让地方百姓知道此一重要事件的发生。
圖說：在帕里附近的甲薩寺。照相：華達爾。
另外一条鸟类迁徙到图伯特的“飞路”（"flyway"，飞翔路径）似乎是横跨不丹与锡金，飞过帕里附近的绰莫拉日峰（Chomolhari）地区。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在帕里地区，经过了绰莫拉日峰附近的桑曲佩林（Sam-chu Pelling）湖，描写该湖“……呈半冰冻状态，却充满了野鸭与雁鹅。”他也遇到成群的羚羊与藏羚羊（kyang）。有趣的是，曼宁以及其他早期的英格兰旅行者，不约而同提到了此区有一座甲萨贡巴（Chatsa and Chassa Goombah），“庇护鸟类的寺院”。华达尔说此寺院的地点在“绰莫拉日峰之侧”(17)，又说透纳上校的探险队于1783年在那里停留。
山缪尔‧透纳（Samuel Turner）称此湖为“Rhamtchieu” （兰曲湖），且对此区的鸟类生活作了一番观察：“此湖是许多水禽、野鹅、水鸭、小凫、鹳鸟常常飞来的地点，而冬天来临时，它们再飞往气候温和的地区。极大量的saurasses［原文如此］，是鹤类最大的一种，也在每年的固定季节里出现，他们还说，届时就可以采集任意数量的鹤蛋了；这些鹤蛋都储放在湖岸附近的鹤巢里。”(18)
当史宾赛‧查普曼上校（Spencer Chapman）在1937年试图攀登那座圣山时，他提到，就在登山探险队朝着甲萨寺前进，以攀登绰莫拉日山时，他看到“由南边飞来的赤麻鸭，从我们头上嘈杂地飞过，而很高的天空里还可见到一只头白尾白的鵟鹰，还有好几只兀鹫、角百灵与雪雀。”(19)
圖說：綽莫拉日峰與蘭曲（Rham-chu）湖。照相：恩斯特‧塞弗爾（Ernst Schafer）
曼宁也说明这个地区是官方指定的鸟类以及其它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他提到：“若不是因为我们的朋友贝玛在道德上有所忌讳的话，我们本来可以尽情打猎的。他强烈反对我们开枪猎鸟，坚持说那是犯了大罪，又说这样会得罪当地居民，特别是在绰莫拉日山的范围里。”(20)
绰莫拉日山、干城章嘉峰（Kanchenjunga）的东边，就是埃佛勒斯峰（珠穆朗玛峰）地区了。很难想象鸟类会选择这样一个气候严寒、危险万状的区域来作为可能的过境之处，但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部自然纪录片，是拍摄鸟类尝试飞越珠穆朗玛山脉，然而经过一两次拚命地尝试后，它们成功了。是否有可能，即使是在图伯特这个人迹罕至、偏远荒凉的地方，仍有某种形式的官方保护令（甚至帮助支持的措施），是传统上指定来利益那里的野生动物的呢？
1921年，当查尔斯‧贝尔请求图伯特政府给予攀爬珠穆朗玛峰的许可时，达赖喇嘛给了他一张藏纸，上面写着该座山峰的地区名称、方位以及其它信息。一位政府官员在这张纸上做了笔记，写着：“大雪峰五宝库（干城章嘉）的西边，靠近内岩谷（查绒布）寺院，属于白水晶城堡（协格尔宗）管辖范围之内，就是一个称之为‘鸟受保护的南乡’（Lho Chamalung）。”
稍后贝尔“跟最高级的秘书”谈了话，“最高级的秘书”是“一位敏锐、饱读古典经书的人”。该秘书告诉他“……图伯特为那座山峰取的名字是岗甲玛隆（Kang Chamalung），又说甲玛隆（Chamalung）是甲之玛隆巴（Cha Dzima Lungpa）的简称。”（博盖中对名字作简称是很平常的事。）岗（Kang）是“雪山”之意；甲（Cha）是“鸟”；之玛（Dzima）是“照顾”，隆巴（Lungpa）是“地方”。因此这个名字全部凑起来，意思是“鸟受照顾之地的雪山”，亦即“鸟类保护区里的雪山”。
贝尔又写道：“最高级的秘书告诉我，有一本古老又广为人知的经书，称之为《嘛呢全集》（Mani Kabum），其中纪录在图伯特众国王的时代里，也就是基督教第七世纪与第八世纪之时，大量的鸟禽接受当时国王的款待，在此地区接受喂食。” （21)
圖說：1922年的絨布寺。照相：約翰‧諾爾上校（John Baptist Lucius Noel）
诺尔上校（Captain Noel），也是珠峰首二次探险队的摄影师，在他的书里提供了他们当时拿到的图伯特护照之翻译。一段摘文如下：“……我们要求诸位先生们，在拜访珠穆朗玛时，尊重本国的法律，不要杀死鸟类与动物。”(22)诺尔上校也提到珠峰的附近地方，称之为甲玛隆（Chamalung），“鸟类保护区”，以及“……住在那里的各种生物都不受伤害、不受打扰。”
圖說：1981年的絨布寺。照相：蓋倫‧羅威爾（Galen Rowell）
诺尔上校观察查绒布寺高兴愉快的僧人，他描写博巴天性乐观，“虽然他们过的生活与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一样困难艰苦……但笑声在图伯特处处可闻。”他又做出以下观察：“让你立刻感到与喇嘛们意气相投、志同道合的，就是他们的仁厚。整体而言，他们与一般的博巴大体上都是极为慷慨体贴的人。他们对于动物都是了不起的爱护，特别是野生的动物。”（23，译注7）这样的观察，以及其他探险队的报告里，提到鸟类与野生动物从隐士与喇嘛手里接受食物的事情，给西方留下了一种经久不褪、正面积极的印象。诺尔上校所拍的两部影片、跟着影片一起发表的演讲与幻灯片，在当时是大西洋两岸（译注8）备受媒体界瞩目的大事，几乎肯定就是让西方人认为图伯特是一个神奇又世外桃源的乌托邦的主要贡献者之一。而这种印象很大程度地取代了先前认为该国家是个野蛮、仇外、充满僧侣的落后封闭之地，后者是荣赫鹏时代、和在他之前的英国旅行者创造出来的；在某些案例中，明显是为了合理化军事入侵－－兴战的借口。
描写图伯特、中亚与“大博奕”而广受欢迎的作家彼得‧霍普柯克（Peter Hopkirk），在作品里附带提到了早期的埃佛勒斯峰探险队，可能就是使西方的图伯特神话得以经久不灭的贡献者。“那个寂静的山谷（查绒布），不受时间流逝的影响，各种不怕人类的小生物在其中横行无阻。也许就是因为登山者对于这个偏远难以到达的图伯特山谷、以及山谷中的寺院，所说的种种故事，才激发了詹姆斯‧希尔顿写出《失落的地平线》里的香格里拉。”(24)
在我先前的文章里，我写过这一种对于图伯特的描述，特别是以希尔顿小说作为灵感的主要来源、并激励了此类幻想小说之创作，是无法被心怀敌意的图伯特批评者完全消灭的，也不能被博巴现实主义者以为不管它就会烟消云散。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确知什么是图伯特文明真实、正面、值得欣赏的地方，而不是任其变成一种天马行空的幻想、故作可爱、太过情绪化的东西，如同许多例子里已经很不幸发生的情况。
许多描写博巴对动物很仁厚的西方旅行作家，倾向把焦点放在非比寻常、怪异的事件，而不经意地讥讽了这种民族美德。即使是海恩里西‧哈勒这样的老朋友，都夸大了博巴在这方面的行为。我上文里提到了蚯蚓的事，然而哈勒也提起博巴会在苍蝇飞到茶杯里时，感到惊慌失措。不错，哈勒的一两位贵族女士朋友也许会这样做，但其他的大部份人：农夫、牧人、马锅头等等，大概都只会把含有苍蝇部份的茶倒一点出来（当然，试着不淹死它），然后继续吃他们的早餐，不会大惊小怪。
几乎所有的英国旅行者都把博巴对于狩猎打渔的反感看成是宗教迷信的结果－－博巴成为一个相信野生动物与鸟类就是他们死去双亲与祖父母投胎转世的民族。这当然是纯然的胡扯。没有一位旅行者似乎曾经问过自己，图伯特宗教信仰是否规定双亲的投胎转世只能限于野生动物，而不是家禽家畜。当这些旅行者描写他们跟图伯特官员与友人一起吃饭，大啖显然包含羊肉或牛肉的菜肴时，他们都不提投胎转世的父母亲，或者这样是否就等同于转世性的吃人行为。
图伯特有一种普遍的民俗信仰，认为某座山的统治山神、某座湖与温泉的“拉”（nagas，译注9）会惩罚在该座山里或湖里打猎或打鱼的人。也有一种信仰是假如污染了特定的水源，将会导致生病或厄运的惩罚。但这种“迷信”显然并不能完全制止博巴打鱼（如同俊地区的人）或打猎，当他们不得已时。博巴们都喜欢枪，而且虽然宗教上有禁令，但是打猎在图伯特是相当普遍的。打猎也特别受到牧区、图伯特东部地区的年轻人的喜爱，也受到社会里经济情况不佳的人的欢迎，后者常常以野味来补充他们日常饮食的不足。
当然，禁止打猎的法律与禁令，肯定对此种行为是有限制与节制作用的，因此它们不只是宗教情感的装饰性表达，而是具有重要又实际的生态功能。而且，在大部分人的生活里，佛教反对杀生的禁令都有特别具影响力、特别具效果的时刻。猎户放弃他们的武器，开始过佛教徒的灵性生活，是耳熟能详、普遍流传的故事，不论是在文学故事里，还是在真实生活中。
传统中保护野生动物的各种理由里，除了迷信、民俗信仰之外，我们必须特别考虑佛教认为所有的生命皆为神圣的看法。对于博巴而言，夺走一只动物的性命是错误的，因为该动物如同任何人一样，有它本身应该生存下去的各种理由与原因，虽然它也许在演化上或业力上属于比较低阶的位置。这样的信念明显与基督教／西方的标准看法大相径庭，他们认为动物就是被创造出来服务人类的。在《创世纪》里，上帝告诉亚当与夏娃，“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因此，在西方最常听到的保护野生动物、保育濒临绝种生物的理由，就是“……我们的子孙将来没有办法再见到它们了。”这对博巴来说，似乎有点荒唐愚蠢兼自我中心。
最近有一些西方的图伯特文化诠释者，与信奉“新世纪运动”的博巴们，试图以一种原初主义（primitivism，译注10）的方式来描绘博巴对自然的态度，或所谓的环境哲学。博巴的态度被拿来与原始人类与原住民族的信仰与风俗习惯相比较，特别是北美洲的原住民。“大地是我母亲、天空是我父亲”那类的说法。他们虽然充满好意，但我认为这样的比喻不但没有帮助，也不正确。
有“现代人类学之父”之名、一个月之前才刚去世、大师级的克罗德‧利瓦伊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原始部落民族的神话与文化思维，展示出了不起的精微逻辑系统，显示他们理性思维的质量，与成熟的西方社会不遑多让。但利瓦伊史陀也对原初社会与现代社会做出了尖锐的划分，强调书写与历史意识的发展。在他看来，只有对于历史的体悟，才促成科学的发展，与西方的演化与扩张。
因此博巴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育的努力，因此也许可视为虽然发生于现代之前、却已具现代环境意识的一种努力，由政府与宗教组织透过环境立法、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建立、甚至透过经常举办的“公关活动”来教导与提醒人们，他们不只在灵性上需要慈悲为怀、也对国家的环境、自然生态负有责任。
最后，我想大家都应该铭记在心的是，图伯特并不是一个热带（也不是温带）的天堂。在图伯特，农业用地比起中国、甚至世界任何地方，都贫瘠甚多，灌溉资源也很有限。图伯特高原是干燥、多风、许多地方已接近沙漠化，而且只能形容为非常极端的高海拔地方。在图伯特西部，一度强大的古格王国，在十七世纪几乎完全消失了，种种原因之一，就是该区地下水层下降的结果。图伯特中部许多地区在历史上也常常受到沙漠化的威胁。桑耶附近的乡村地区，就被真正的沙丘所包围，好似沙漠一样，当地的农民必须常常与自然搏斗，才能保住他们的一小块农地。
图伯特农民数世纪来，发展出成熟又能够永续、非侵入式的农业技法，而图伯特的灌溉系统（是所有农业不可或缺的）不但是传统科技的奇迹，也是政府与小区透过一套精密完善的规则结构而创造出来的成就，使图伯特农民能够有效率、互助合作地利用此系统。不知为什么这些事情至今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够针对这些事再多写点什么。我今天约略提起来，只是为了强调博巴对于生态环境的敏感，也许是来自对于图伯特高原脆弱的生态系统所产生的一种确实又实际的体认，甚至可能是对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本来就有的类似体悟，而这种意识在今日，是即使最现代化的国家才开始幡然悔悟的。
这篇先期的研究与写作的混合文章，贴出来以配合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时机。我不认为该会会对于图伯特有任何帮助，甚至对全球暖化本身也不太可能会有建树。但我希望这篇文章将对与图伯特有关的环保斗士们，提供一个文化与历史的参考坐标，以对照我们现在所掌握、不断增加又非常使人忧心的、中国在世界屋脊上“生态屠杀”（ecocide）的各种信息。
原文注释：
(1) 西方的旅行家常常描写图伯特的宗教忌讳，反对吃鱼、猪肉与鸡（与蛋），类似于穆斯林或犹太教对于吃猪肉的禁忌。过去有一种“民俗信仰”，为这三种肉是不洁的，而对这三种肉的忌口 (nga-phag-gong sum pangba)，是一种做功德的表现，但这样的信仰并不被认为是正确的教义。过去也认为吃牛肉是比较无害的，因为只有一只大型的动物，如一只牦牛，会被杀死，而为了得到同样份量的肉，必须杀死多只的鸡与鱼。但没什么人对此说法太认真遵守。
(2) French, Rebecca. The Golden Yoke: The Legal Cosmology of Buddhist Tibet, Cornell University, Ithica, 1995. p 208, 209 & 213. （蕾贝卡‧法兰奇《金轭－－佛教西藏的法律宇宙学》（绮色佳：康乃尔大学，1995年。）第208、209、213页。）
(3)Tibet: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ssues (1992): Wildlife Conservation Decree Issued by Tagdra Rinpoche the Regent of Tibet in 1944.) DIIR CTA, Dharamshala 1992. （图伯特：环境与发展议题(1992)：1944年图伯特摄政王达扎仁波切所颁布之野生动物保育令。图伯特中央政府，达兰萨拉，1992。）
(4) Chhodak, Tenzing Dr. The 1901 Proclamation of H.H.Dalai Lama XIII, The Tibet Journal Volume iii No.1 Spring 1978.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 Archives, Dharamshala. p 31 （丹增曲扎博士，〈尊者达赖喇嘛十三世1901年之诏告〉，《图伯特期刊》，第三卷第一期，1978年春天，达兰萨拉图伯特作品档案图书馆，第31页。）
(5) Huber, Toni. “Territorial Control by “Sealing (rgya sdom-pa): A Religio-Political Practice in Tibet.” (PDF). [ZAS 33 (2004)]（东尼‧修伯，〈藉由“封山”（(rgya sdom-pa)）实行区域控制：图伯特的一个政教习俗〉）
(6) http://www.tibet.com/WhitePaper/white9.html
(7) Huber, Toni. “Territorial Control by “Sealing (rgya sdom-pa): A Religio-Political Practice in Tibet.” (PDF). [ZAS 33 (2004)]（东尼‧修伯，〈藉由“封山”（(rgya sdom-pa)）实行区域控制：图伯特的一个政教习俗〉）
(8) Ferrari, Alfonsa (translator). (completed and edited by Luciano Petech) MK‘YEN BRTSE’S GUIDE TO THE HOLY PLACES OF CENTRAL TIBET. Series Orientale Roma XVI, ISMEO, Roma, 1958. p 54.（蒋扬钦哲，《卫藏道场胜迹志》，此英文版原由白佐良补完、编辑，阿丰莎‧法拉里翻译）
(9) Tucci, Guiseppe. To Lhasa and Beyond,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nd edition, Ithaca, 1987. p 144. （朱赛培‧杜齐，《到拉萨与更辽远之地》，绮色佳：雪狮出版社，第二版，1987年，第144页。）
(10) Das, Sarat Chandra. 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John Murray, London, 1902. p 234.（萨拉特‧钱德拉‧达斯，《拉萨与图伯特中部地区之旅》）（皇家地理学会），伦敦，1902年，第234页）
(11) Dowman Keith. The Power-Places of Central Tibet: The Pilgrim’s Guide,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1988. p 162-163.（基思‧道文，《图伯特中部的圣地：朝圣者指南》伦敦，1988，第162-163页。）
(12) 关于这个年度庆典（中国称之为“迎鸟节”）的报告，是经由对年长博巴的访问与讨论而集成的，并且是来自于一个观光网站上的短篇介绍文章。很有可能原初的报告是由一位博巴学者以博伊所写成，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最后再变成这种无法卒读的拼音英文。
http://www.tibettravel.com/en/Unique-Tibet/Arts-Culture/Yinniaojie-in-Tibet-(birds-worship)-276.html .
(13) http://www.keithdowman.net/dzogchen/cuckoos_song.htm
(14) 博伊的原来标题是Bya chos rinchen’ phren-ba，“鸟中的佛法，珍贵的花环”。
(15)Bell, Charles. Portrait of a Dalai Lama, Wm.Collins, London, 1946, p 169（查尔斯‧贝尔，《达赖喇嘛肖像》，伦敦，1946年，第169页。）
(16)Bellezza, John Vincent. Divine Dyads: Ancient Civilization in Tibet.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Dharamshala, 1997. p 251.（约翰‧文森‧贝里扎，《神圣的双数：图伯特古代文明》，达兰萨拉：图伯特作品与档案图书馆，1997年，第25页。）
(17) Waddell, L.A., Lhasa And Its Mysteries, Methuen & Co., London, 1906. p 117（华达尔，《拉萨及其神秘》，伦敦，1906年，第117页。）
(18) Turner, Samuel Capt. 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 in Tibet, G.W.Nicol, London. p 212.（山缪尔‧透纳上校，《出使图伯特扎西喇嘛宫廷之使节报告》，伦敦，第212页。）
(19) Chapman, F. Spencer , Helvellyn to Himalaya; Including an Account of the First Ascent of Chomolhari, Harper and Brothers, New York and London, 1940. p 222（史宾赛‧查普曼，《从亥尔默林到喜马拉雅；包括第一次攀登绰莫拉日的报告》，纽约、伦敦：1940年，第222页。）
(20) Markham, Clements R. 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 Trubner & Co., London, 1876. P 71-72.（克莱门兹‧马克汉，《乔治‧波格尔出使图伯特、汤玛士‧曼宁到拉萨的叙述》，伦敦，1876年，第71-72页。）
(21)Bell, Charles. Portrait of a Dalai Lama, Wm.Collins, London, 1946, p 169（查尔斯‧贝尔，《达赖喇嘛肖像》，伦敦，1946年，第277-278页。）
(22)Noel, Captain J.B.L. Through Tibet to Everest, Hodder & Stoughton, London,1927. p 101 （诺尔上校，《经图伯特到埃佛勒斯峰》，伦敦，1927年，第101页。）
(23)同上注。
(24)Hopkirk, Peter. Trespasser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John Murray Publishers, London, 1982. p 210（彼德‧霍普柯克，《世界屋脊的闯入者》，伦敦，1982年，第210页。）
译注：
(1)据有关资料介绍，1963年初，毛泽东指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开办“青少年活佛班”，目的在于培养“又红又专”的宗教界上层人士，起先校址位于下密院，包括各大教派的11位青少年朱古，分别为：六世热振•单增晋美、五世策墨林•丹增赤烈、十二世洛桑巴•赤烈曲桑、三世达扎•丹增格列、九世木雅•曲吉建才、十一世赤达•丹增伦珠、七世扎塘•单白尼玛、二世恩公•次仁平措、三世桑珠•阿旺扎巴、十一世奴巴•贡觉丹增和五世普布觉•强巴单增。年龄最小的是8岁的达扎•单增格列，年龄最大的是17岁的洛桑巴•赤烈曲桑。1964年，班禅喇嘛被批斗，热振等朱古被打成“小班禅集团”遭到整肃。1965年，“青少年活佛班”改为自治区社会主义学院（筹备）青年班，迁往拉萨郊区的蔡公堂寺，进行劳动改造，受尽苦难。直到1978年才被“落实政策”，多人进入自治区佛协。嘉央诺布在文中提及的Khardo Rimpoche和Drigung Kyapgon，似不在这“青少年活佛班”当中。
(2)作者原文night-soil，夜土。夜土一词现在已经很少听说，不过网络上还可以查到“夜土壶”的图片。“夜土壶”应该就是指“夜壶”，是古代的用品。
(3) 作者原文用sage，是西洋一般称之为“鼠尾草”的香料。
(4) 这里的拼法跟前面的ri-gya lung-gya不同，因为本文作者直接引用修伯教授的文字，所以跟他自己对此名词的拼法不同。
(5) 去年春天，杜鹃鸟的新闻也上了英国各大媒体，主要是去年从非洲飞来英国过夏天的杜鹃鸟数量减少，降幅达百分之四十，而上了英国濒危鸟类的“红”榜单。泰晤士报的评论文章里，指出别的地方有大嘴鸟(toucans)、蜂鸟，然而代表英格兰的，唯有杜鹃与云雀。泰晤士报的档案室也提供了1940年的剪报，题目为〈等待杜鹃〉('Waiting for the Cuckoo')，说每一年大家都热切地等待着杜鹃鸟的啼声。请参考以下连结：
Cuckoo is added to growing Red List of endangered birds in Britain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environment/article6374661.ece
Cuckoo's story is wake-up call not to take our wildlife for granted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environment/article6373930.ece
(6)又译《杜鹃啼声之悟》、《觉性之杜鹃》。
(7) 诺尔上校（1890-1989，以1924年埃佛勒斯峰探险队的影片闻名）说他感觉与图伯特喇嘛志同道合，所言不虚。英国是早在十九世纪就致力于动物保护的国家，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是早在1824年即成立，并于1840年取得维多利亚女王的特许状。此机构至今仍然还在运作，经费全靠英国民众的捐输，他们会派出工作人员取缔虐待动物的人，也可以对动物主人提起公诉，没收受虐之动物，还提供照顾，并让有意领养动物的新主人前来认养。
“皇家保护鸟类的协会”，（RSPB，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也是早在1889年即成立，并于1904年得到皇家的特许状。这个协会的宗旨是透过请愿、在自然保留区举办活动等等，唤起民众对野生鸟类保育的意识。
这两个机构目前都是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做为他们的赞助者与保护人。
(8) 指美国与英国。
(9) 维基百科：nagas，纳加，印度教、佛教中有巨大蛇身的神祗，藏语中称之为“鲁”，汉语通常译为“龙”。
(10) primitivism，“原初主义”：主张原始人类的生活，比文明的人类更好、更有道德，而文明让人类腐化。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01/blog-post_28.html
http://lovetibet.ti-da.net/e294426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