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艺术的人性
艾未未访谈
提问:杨炼(Y)
回答:艾未未(A)
地点:柏林
时间:2018年4月22日
录音时间:2小时22分钟
Y:你的艺术作品常被政治解读,你认为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是什么?
A:这是一个反复被谈到的问题。既然反复被谈,说明令人困惑。回到源头,政治和艺术本为一体,并不是分裂的。原始人打猎,族群间杀戮,那是为了生存。他们画一幅岩画,感到动物本身的美,捕捉速度、线条、活力。这里显然包含了生存和艺术的成分。后来随着阶层的出现,有了宗教、图腾,人和神的关系,人如何获得神的力量,给自己世间的行为一个理由,这是极大的政治。人们因此看天象,中国早期的玉器,以玉璧、玉琮来祭祀天地。玉琮内圆外方,简洁抽象,却和政治连在一起。在科学、制造业、甚至金属出现之前,为什么一代代人花去巨大的力气,去抛打一块石头,把它打磨成完美的形状,赋予它宇宙间一种超出人类理解的力量?因为有政治,政治是群体生存的某种理由,一个集合的概念。它必须有大家认同的理性的基础;或者不同族群间某种区分,某种个性(Identity)。阿拉伯人、非洲人、欧洲人、西藏人、汉人等等,一个个族群源自特定的自然条件,有很强大的生存理由,抹掉这个理由,这个族群就没有骨头能站起来啦。所以,只要人群存在,政治就存在。小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夫妻、父子、兄弟,大到族群之间都有政治。那么,凡有政治的时候,就有美学和伦理。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不能做。这是利益问题,事关生命、族群的生存延续。美学的产生也与此相关,最早的美学,对称、平衡,节奏,都在建立一种心理、情感上的秩序,使我们平静,或激动。追本溯源,政治和艺术,本来是合一的。
Y:你认为后来对政治和艺术的理解出了问题?
A:是的。到中世纪,那时艺术就是宗教啊,今天博物馆看到的都是教堂里的东西。教皇雇用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因为他们是最有知识和技巧的人。他们懂天文、医学、建筑,给教会设计某种关于世界的图像,这个图像超出我们的视觉经验范畴,像西斯廷的天顶画,足以使现在的人叹服。它的超自然力量,不是从现实获得的,而是一种借助现实形象描绘的精神图景。这种拥有现实化能力和技巧的人,我们称之为艺术家,能人所不能,具有某种地位。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艺术能力移用到世俗个人身上,不画教皇,而画一个贵族的老婆等等。再之后到印象派呀、立体派呀等等,随着画廊和商业画的出现,出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这是资产阶级的说法。那种所谓的纯艺术,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那是一种偏狭的、想把艺术从生存中抽离的企图。工业革命的分工出现,使人们离开了完整的生活。你不再种下种子,劳作整年,等待秋天的收获,而是可以只做一件和别人无关的事,但也能生活,也能获得利益。很多分类出现了。但对艺术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和生存相关的艺术,它和人类生命、生存相关,和政治相关,甚至把它理解为一种能推动历史进步的东西,最极端者如纳粹、共产党国家,它们把它变成了蛊惑政治观点和洗脑的工具。但这并不能诋毁艺术本身的权力和正当性,只是艺术的某些特征被政治家利用了。但同时,另外一种观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也是被资本主义政治家利用,从而产生了诸如抽象主义等等……
Y:我看到你在一篇采访中,谈到一个概念:“相关艺术”(Involved Art),很有意思。因为它拒绝艺术沦为任何官方的宣传品,但同时又拒绝放弃艺术和人生之间深刻的、古老的关联。请问“相关艺术”强调什么内涵?它基于你的叛逆个性?还是艺术本身的叛逆性质?
A:艺术作为人的一种行为特征,来自于人的内在需求。它是有本源的,我们要溯本追源。我们生来就是艺术家吗?生来不是艺术家吗?比这更根本的回答是:我们生来是人,是一种生来有感受力、表达力的动物。我说“相关”,更多是想强调,作为一个个人,和他的生存条件、表达环境的关联,如何履行我们内心承认和强调的权力与义务等等。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认证自己:你是存在的吗?还是通过你的语言来存在?我们说艺术、诗歌、文学,都是语言,你如何通过语言证实自己存在?就像一条河流,如果没有水的流动,它还是河流吗?我们在谈水的流淌,没有它,河流就不存在。大多数人把它们分开了,但它们其实是分不开的。就像我读你的诗,不管你多热情、激越或是晦涩,但你总是回到个人的、生命的本源问题上。离开这个本源,一切都是空的。一切东西都有形态,雨、雪落下,冰结出,水流淌,蒸汽消失,都是形态。艺术家关注这些物质形态,它们既迷惑我们,又是我们存在的可能,没有它也没有我们自己啦。这是从大的角度谈,所以,它超越个人,关系到艺术本身的、本质的叛逆性。艺术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不止政治,不止美学,它的持续性就是:它不停自我颠覆。它一旦形成,就面临自我颠覆,永远形成不了,因此艺术是没有好命运的。它像一个不断被孩子推翻的游戏,也因此对孩子永葆魅力。推翻时才产生新的可能嘛。
Y:我引用你其他采访中的一句话,你说,你拒绝“装饰他们的审美观”,而通过“参与”,去冲撞中外种种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美学的限定。就像你在《记住》、《孩子》、《人流》等作品中体现的。在你这里,人生和艺术融为一体,却几乎看不到你做“令人舒服”的艺术,例如传统绘画,为什么?
A:这确实值得探讨。因为没人深问,都是似是而非,一听而过。这延续了艺术的某种叛逆性。我们为什么半夜会惊醒,突然坐起?为什么会做噩梦?为什么还存幻想,尽管幻想和现实差别这么大?为什么有死的恐惧?为什么刚生出孩子,就会意识到死亡问题?因为我们作为一种生物,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的。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知道,生活再美好,也是会结束的。当你结束,你的世界也就不存在了。因为这世界是在你理解之中的世界。这是一切哲学和美学的基础。这限定了我们的思考是狭隘的,因为它是人的思考,而非矿物或植物的思考,尽管它们寿命比我们长,一棵树上千年是常事。一个人只是百十年,难道这不造成我们思想的巨大狭隘性吗?尽管我们想用哲学、美学延伸自身,但限定是一种宿命。为什么我不愿“装饰他们的审美观”?这实际上是一种警觉。在这狭隘性中更狭隘的东西,比如说资本主义化的东西,它的所谓世俗的成功、流行、市场、称颂,进入博物馆被收藏等等,是一个极为狭隘而受政治和市场巨大影响的小世界。
Y:一个套话的世界。
A:对。这个世界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我要打出这样的旗帜,我不可能成为他们的装饰品,实际上是因为它弱化了我对艺术的理解,这是很大的问题。你可以不是一个艺术家,但不能允许智力对世界的理解出现问题。这伤害了人的本质。因为那种狭隘,无处不在伤害着我们的世界观,而艺术是我们品质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对人来说,成功不成功,可以完全被藐视。因为人有更高的原则,这才是真价值。我,也算一个艺术家吧,如果连这一点都弄不清楚,那真是很可怜了。
Y:所以,这是你一个很自觉的选择。
A:是一个简单的选择,一看就知道,这事就是这样的。
Y:回到艺术感受的源头,去体会自己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A:是啊,你明明见过、喝过喷涌的泉水,就不会觉得这罐装水好喝,尽管它就摆在你面前。
Y:有的评论,把你称作“当代的安迪· 沃霍尔”,但你重要作品对当代世界残酷现实的参与,并无沃霍尔的艺术玩闹成分,对世俗化甚至商业化的肯定,反而强调了艺术和人生的严肃性
A:艺术原教旨主义,还是极为保守的呵呵。
Y:你如何看待西方时间和艺术历史语境中的“后现代”?
A:我认为“后现代“打破了早期西方主体的文化流派特征。从早期现代主义,到后来“American Arts”,延续了很久。它在格局上突破了单一化。英文说“Everything goes”,什么东西都能凑到一起。拼盘、混搭,是后现代的俗称。多个不相关的物件、美学判断可以对接。人类有很多文化遗产,很多互相矛盾的。像中东、基督教、佛教,有什么关系呀?风马牛不相及嘛。但是不管,硬拼在一起,像现在餐桌上似的五花八门。这是后现代的方式,这方式是必然的。冷战后,墙一拆,意识形态上的黑白划分被打破,东西成了一体了,都面对经济增长问题。现在更是如此,当中国买了美国三分之二国债,哪是美国?哪儿是中国?哪儿是德国?完全不清晰啦。美国造那么多飞机干嘛,等着中国来买呗,一买几百架。这个世界上单一的价值体系已经彻底崩溃。只剩利益,是资本的最大化:市场和利益。手上票子多,到哪儿都能搞定,买你的能源、劳力、市场。而穷国为了生存,只需生产能卖掉的任何东西。就像一个穷困的家庭,父亲对儿子说:“揭不开锅啦,出去找吃的吧,”朝哪个方向走不管,能找到吃的就行。
Y:那么,“后现代”一词,是基于西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进化序列而来,它对你有意义吗?
A:完全没有意义。就像水,在平地上是一个湖,在山间变成溪和激流,遇到悬崖成瀑布,名字不同,水还是水。命名是文明的事,但也可能障碍文明发展,造成短视和狭隘,深入了某个局部,却漏掉了更大的问题。
Y:命名权非常重要。
A:是啊,《圣经》开篇,就是命名啊。上帝厉害,创世七天,上来就命名了光,有了光才见一切,继续命名其他。上帝也是个艺术家。回到你说的安迪· 沃霍尔,他非常了不起。我们侃侃而谈,也还是需要具体的人来解决具体的事。西方现代艺术中,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杜尚,在法国混不下去,来到了美国,成为了一代宗师。他不多的几十件作品,件件指向某一种可能,做完他就下棋去了。他觉得下棋的脑力活动,比做艺术强。当别人问他,你受到过什么影响?他说艺术对他影响很小,诗歌的影响比较大。他不喜欢法国人的“愚蠢犹如一个艺术家”的说法。资产阶级颓废腐败,各种巧立名目,他把艺术从资本主义品味中解放出来,重新放回思考之中,延伸诗歌、语言和图像的关系。作品是内心、文化的显示,而不只是视觉表面的。那种玩意搞了很久,其实很糟心。杜尚开拓了当代艺术,他一个人的运动,超过了所有人,给所有人提供了可能性。安迪· 沃霍尔出现时,美国还在“High艺术”(“高级”艺术),那是说:我们的艺术,你们是看不懂的。啪啪几笔,一个色调、几个色块,高级到非得受过高等教育才配欣赏。
Y:再次资产阶级化。
A:我喜欢安迪· 沃霍尔的地方就是,他喜欢钱,就画钱。一辈子喝一种汤,就画那个汤罐,把“高级艺术”拉倒了最低处。你看到的、喜欢的就是你的艺术啦,没有什么“高级”艺术。波普艺术厉害,是因为美国就是这种文化:物质化、羡慕金钱、表面浮华、浅薄,艺术这么贴近生活,这是极大的政治化。它说,我什么也没有,你看见的就是我的全部。它虽然看似没说过一句严肃的话,但是它的这个现象是非常深刻的,包含了艺术最动人的内容。
Y:冷战结束,一整套冷战词语失效,表面上的区分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专制、民主都被打碎。
A:重新命名。
Y:而全球化时代,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不仅互相渗透,干脆是互相参与,这带来了深刻的精神危机。
A:巨大的危机感。用的词义都不对了,还怎么能思考这现实?以前很明白的句子,忽然变得不知所云了。
Y:我感到有一个“逻辑”:价值混乱,造成精神真空,最终只剩自私和玩世不恭,人人攫取眼前利益。这是我们记忆中精神最空虚、最黑暗的时代。但另一方面,这是否又给了艺术一个机遇:抛弃各种群体谎言,回到人性和个性的原点,面对新的开始?
A:这是一个大洗牌的时代。我们手里的牌不一样了,游戏规则改了。忽然语无伦次,以前的说法、甚至语言学本身都出了问题。维特根施坦的语言提问,一个词汇究竟指向什么?。中国情况略有不同,在中国,二十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打乱了文化传承的延续性。这不是没有理由的,人的感情、思想表述根本不够用,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危机。农业社会的道德框架,随着大革命出现了深刻危机。今天的危机感亦如此。全球化、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个人存在的方式,从形式上,个人具有了自由的可能。个人“第一次成为了个人”,这观点是我提出的。意思是,个人作为一个单体生命,第一次有可能组织自己的价值体系。信息、知识结构,形成某种意义上的自我,这在过去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阶级、地位、学院、俱乐部、族群,根本轮不到你说话,一个词儿都蹦不出来。今天不同了,很有意思的变化,这是为什么忽然能冒出一个艾未未。一个新疆苦地方长大、从社会主义国家出来的,今天竟然具有某种话语的可能。跟上这个时代的转换,就看到情况全变了。如果你只随以前的思路,即使机会摆在眼前也看不到。如果我不是艺术家,不具有自小形成的反叛意识,那很容易掉进某个坑里。重复那些现成的、设定的话语,找一个舒服的,为你安排好的位置。那么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对生命的看法上,有什么能满足生命的荣誉呢?那无非是不断发现、证明自我存在的可能,除此,其他都不够、配不上生命本身的荣耀。
Y:你提到“第一次成为个人”非常重要,要挣脱被社会化、等级化、群体化的艺术,回返它和人生原生态的关联。
A:不只是艺术,包括科学。
Y:包括诗歌。
A:当然,诗歌和文学,也包括政治。你看,川普每天半夜发推特,否则,他是受媒体控制的。媒体能成全他,也能灭了他。我们不谈是非,只谈方式,他突破了过去的系统。系统总是顽固的,很多人为它服务,从中获利,他们不愿意放弃那些利益,虽然也发现那个世界正在瓦解。变化到处发生,纸媒都在上网,等纸媒印刷出来,已经太晚啦。这个采访,一小时后整理出来,就可以放上网络。纸媒还要通过编辑,安排页面,设计版式,可能周末出版,可到周末,另一场战争都结束啦!
Y:艺术用回到个人,颠覆了过去群体打造的秩序。
A:是的。肯定艺术的生命,就是肯定它的“动”。不动,哪来生命?艺术不断转换视角、视点,不再是单面体,而变成了一个多面体。它不断量化自身,丰富多彩。
Y:从《童话》中1001个活人,带来每个人的经历、记忆、内心,感受,到纪录片《人流》,涉及了数千万战争难民,他们出场或不出场,都是这部作品的主角,带来同样活生生的感受。这里,掌控一切的艺术家,让位给了会自主存在、生长、延伸、完成的作品。这种位置——性质的转换(突破),带给你的作品一种思想性、观念性。我对此印象极为深刻,可否请你谈谈这种转换的意义?
A:你很敏感啊,没有人把这两部作品同时提出来。这两部作品具有某种内在连贯的特征。第一件,是我在国际艺术平台上第一次亮相,卡塞尔文献展。其实,我并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只知道我不做什么,不会画一张画,也不会做一个雕塑,而我表现的是我个人的困惑。困惑是:由西方主导的当代艺术,简直就是西方的专利,是文化的证明。确实,他们命名了这么多流派,囊括了所有和美学相关的争论。这在第三世界是不存在的,连温饱都没解决,还谈什么命名?不是文化不存在,而是这种命名的文明游戏不存在。那么,我想涉及的,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个人是不是存在?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是什么?那时,一个普通人、特别是一个农民,要拿到护照、签证,是一件和蹬天一样难的事。申请护照要提供国外的邀请函,单位证明、犯罪记录、申请理由等等。西方使馆,更要加上银行存款之类。一个农民出国参加艺术展,匪夷所思。这是第一次,我从互联网上,运作这件事。当时,中国官方没做好准备(估计现在不会让我做这事了),西方也没做好准备。我通过瑞士大使引荐德国大使,大使很支持,说这是个好想法,我会给你开绿灯。凭一点私交把这事做成啦。整个过程,从报名、征召人选开始,都在互联网上完成。没有互联网,这么大活动不可想象。这事成了。但到今天为止,人们还是不太理解这件作品的含义,只是觉得很轰动。一大群中国人忽然涌进了一个德国小镇,外国人看中国人像看猴子,原来,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走路观花。中国人看一个消防水龙头,也看半天,还拍照什么的。大家都表现得很谨慎、也很怪异。这件作品没有形态,人们被带来了,又回去了,什么也没留下,就像一阵风吹过。我恰恰觉得这是它最美的地方。它并没有落入俗套,没有装饰一次西方的什么展览。它像个外星异物飞来,降落,离开。忘记吧,那就是最高级啦。然后,再过十年之后,我经过种种周折,拿到护照。我2017年拍了纪录片《人流》,片子讲全球六千五百万难民,被强迫离开了家园。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家,再穷的家也是家呀,中国人说破门也挡风。连一扇破门连房子也没有的时候,你就只能走啦,不走就都炸死了,再偏僻、遥远的地方也得去。还有比阿拉伯人到德国的陌生感更强吗?我来德国,不说德文,觉得极端陌生。我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战争和苦难,我感兴趣的是人性、人的尊严,在特定困境下,该怎样去界定?人们能经受住考验、挑战吗?。
Y:你在做这些作品之前,有没有过这种考虑:把创作的主体,从艺术家转到艺术作品、也就是这些参与者的身上?
A:这个考虑是长期形成的。从我开始做艺术,星星画展时,是1979年吧,屈指一算,快四十年啦。我经历了很多个时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后国家资本主义,然后是全球化,互联网时代,很多矛盾凸显出来。社会是一条破船,水面平静时它还是可以漂着,稍遇风浪,所有危机就会出现。静静漂着,大家都无所谓,左派右派,大家都很高兴,但稍有麻烦,就开始互相指责。毫无疑问,左派右派都是在一条船上的。所谓左派,思想长期软化,大脑残废,少见到真知烁见,能回归人类的公平、正义、尊严立场上看问题的人。他们已经回不去了,过度使用了某种习惯性的思维和语言,使他们成了一种软体动物。
Y:而参与到你《童话》、《人流》中的人,都是真正的普通人。换句话说,离开任何官方话语,凭自己本能、常识感受人生,做出判断的人。他们的好奇、惊讶、担忧、恐惧、记忆,都和官方套路无关,也不知官方套路是什么。这些活生生的人,让这些作品获得了完全不同于官方话语系统的意义。
A:这也许是我当初在形式上想拉开最远的地方。你如何能说一个作品是不同的、新的呢?它必须体现在每个细节上。如果你嘴里都是引用的词,它说出的就是一个旧句子。这实际上很复杂。使用一个新的词,那别人还能理解吗?你不能随便杜撰一个词。但在某些问题上,我们只可以用回到古老的根源上来创新。比如回到“人”这个古老的词。回到人,这堪称一种艺术的原教旨主义。因为太多的艺术史,偏离了人,甚至反人,像一种转基因的,为某种理由制造出来反对人本身。
Y:所以,我觉得这些作品里看得见的内涵,远远小于看不见的内涵。直接参与《童话》的是1001个人,直接被《人流》拍摄到的也是有限的人数,但他们代表和指向的,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更在宇宙般的无数内心中延伸。作品真正意义,存在于这些“人”的内心中。
A:这又回归到个人。如果我们政治、艺术的成果,不能够回归到个人的想象力,成为对具体生命的一次奖赏的话,那么其实艺术根本不需要存在,政治也不需要存在。艺术应该呈现一种内心的光辉,如果没有这个,那我们做的是什么呀?
Y:我发现,这种通过“转换”,打开套路思维,也出现在你其他的作品中。比如你使用凳子、自行车等等现实物件,不断在有用/无用、实在/虚幻、真实/假装、被动/主动、必然/偶然之间,进行价值转换。你说“我是一个媒介”,而艺术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结构”,我们可否说你用一种“无边的形式”,代替了“限定的形式”?但绝非没有形式?
A:你的感受很准确。作为一个人,不光是我,当你想让做的事最大化,就是说让它具有无限可能,必须进行不断颠覆,让它发生在矛盾中。既调侃、颠覆,拆散、挪用艺术史中固定的语句,恶意反讽地使用它。颠覆会产生力量,像一种裂变,来自被破坏的习惯思维模式,习惯是能源。一张四只脚的方桌,方桌是按照明代最严格的方式做成的,包括他的榫铆、边角、包浆,有如明式家具精美至极,却忽然少了一只脚,一下子,它的实用功能、方桌的伦理,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颠覆,是对一种强大的、几乎不可变的既定形态,进行逻辑性的质问,迫使其突变。这也是诗歌最强大的能力之一,我们会惊讶,这两个词会放到了一起,这一行和下一行的关系,会让我们感到震撼,因为以前没这样想过和用过。无论怎样,当你最后审视,会发现我什么也没提供,只是一个乌有,一个空。我只是一个姿态、一种假设,在这姿态和假设中,可以产生很多可能性。这个媒介和开放空间,是一种思考技巧。它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模式,一种自我颠覆的模式。
Y:你自小随诗人父亲体验漂泊的命运,那种“无根——不确定”,是否构成了你关注难民主题的基因?同时,你注意到,敢于漂泊者其实都是勇者,漂泊/流亡之苦,是否同时正是人类精神的宝贵财富?
A:到底什么是难民?难民最大的特征是,他们已经离开了确定因素。只要是难民,就处在陌生的、不确定的环境中。宗教、语言、习俗,熟悉的一切都没有了。但人类有巨大的生存能力,人类文明就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发展出来的。从陌生、刺激、到创造,文化交融,深刻的思考,对异类的理解,无论敌视或者包容,都促就了人类智慧的发展。接纳、调整,产生新的语言。语言也一样,必须有冲突,才能变化发展。这个融汇的过程,有时极为痛苦,但没有这个痛苦,就没有人类的文明。今年我六十岁了,有时突然会想到,我从来没有家的感觉。我出生那年(1957年),我爸爸被打成右派,先发配到东北,然后到了西北的新疆。我被扔在姑姑家,一两年之后也到了西北。我爸告诉我们,就得在那儿一辈子啦,一呆十几年、二十年过去了,哪还能有个尽头啊?文革一到,感觉是天一天比一天黑,一天比一天冷,最后就住到地底下去了。文革中,我爸被命令打扫十三个农民的公共厕所。什么叫农民的厕所?那是没有两泡屎是拉在同一个地方的。厕所是走不进去的,要站在门口看半天,怎么下脚。没有擦屁股纸,直接在墙角上蹭,粘的黄黄一层又一层。那厕所很难打扫,冬天零下四十度,钢钎打在屎上,就是一个白点儿。屎上堆屎,越堆越高,最后冻成一根柱子,拉屎时就拽着那根屎柱子。很难想象,父亲年轻时留学法国,学美术,写诗歌,对真善美充满梦想,作为第一代用白话写诗的诗人,那么热情地追求公平和正义的理想,竟会落入这么一种境况中,受人侮辱,被小孩子们拿石头追呀打呀,每天敲着一个破盆,站在食堂门口,说自己犯了什么什么罪。他犯了什么罪呀?他种种侮辱都受过,那不能再低了,再低就是死吧。我们没有家的感觉,没有什么是你熟悉的一件家具、一个杯子、一张床,什么都没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一辈子都有这样的感觉,纽约不是我的家,现在来到欧洲,也是迫不得已。中国我呆不下去,可这儿是家吗?你看这屋里有一件我的东西吗?连一件我的作品都没挂。我的工作室里也见不到我的作品。一个人连最原始的归属感都没有。
Y:也就是说,《童话》、《人流》等等,看起来是作品,但其实是连在你人生血肉体验深处的,你自己活生生的根本感受,就是这些作品的语法。这些作品的主题,是关于普遍的“人”,但根扎在你这个具体的人深处。你从小经历那些痛苦、恐怖,你在中国已经体会到的漂泊,给了你未来思想和艺术的课本。话说回来,那些敢于抛弃故土外出漂泊,面对陌生的命运重新开始的人,其实又都是人生的勇者,漂泊/流亡之苦,是否同时正是人类精神的宝贵财富?
A:你说的好。我们谈的是一个苦难者的体验,愚昧者的智慧。因为我根本怀疑那些占有物质和道德优势的人们的价值观。
Y:沉到海底才看清水面上一切漂浮之物。
A:中国人说,知白守黑。黑和白的关系相依才存在。全白全黑是不可能。黑白是共存体。对人性的理解,是对这二者之间的理解,否则就不健全,作品是不诚实的。
Y:有人发明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未未主义”。可能基于你作品的独特的表达方式,你常常以游戏(顽童)手法,表述严肃(严酷)主题,从而构成极大反差,例如用乐高游戏块儿拼贴《砸碎一个汉代的瓮》,把古老的陶器画成艳俗的《彩绘陶罐》等等,究竟什么是“未未主义”?是“未未媒介主义”吗?
A:简单地说,小时候老师老说我喜欢“恶作剧”。“恶作剧”这几个字,很说明问题。“恶”,就是和通常游戏规则不同;“作剧”,无非就是找到一种形态。这两点我都有。一个是反叛、嘲弄,具有某种颠覆性,包括自我的嘲讽和颠覆。另外是找到一种形式。过于严肃的东西,我常用滑稽的方式来表达。滑稽的呢,常常让它显得一本正经。我们所有的价值和表现,都有某种可疑性。换一个态度或角度,它都会产生问题。
Y:所以你的作品常常同时内含逆反的思维,让人们手足无措,哭笑不得,比如到处向权力象征竖起的中指。
A:有种说法,叫“两面神思维”,它是一个矛盾的合体。(Y:俗点儿说,思考现实很严肃,表达方式又充满实验性,完全出乎意料,刺激人们对可疑价值的提问。这就是“未未主义”。)就像一个人的书法,有自己的特征。不管他写什么,都带着那种特征。怎么说呢?也可以叫口音吧。
Y:一种个人方言。
A:句法,和你的思维用词,都是有特征的。失去了这些特征,就没有了表达的快意。表达方式,和表达的内容有内在关联,像分子结构潜藏在物质内部。碳和钻石是完全相同的分子结构,但碳是世界上最便宜的,钻石却相反。世界不就是这样组成的吗?
Y:你作品中使用的“中国元素”,不管是陶罐呀、青花瓷呀、拆除的老房子呀等等,几乎无不带有古老而破碎的文化信息,其中的沧桑变幻、生死轮回,蕴含了怎样的时空思索?
A:当我说“我”,实际上都是说我们这代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身上带着人类所有的毛病和特征,无论好坏,只有这样来看,才能保持对自己的信任。“我”根本不存在,“我”就只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对历史、对同类、或对异类的认识,都非常浅薄。恐龙早已消失了,犀牛也在消失,大象也快了。消失不消失,我们对它们知道的很少,它们和我们是分离的。它们的世界是怎样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感兴趣的只是牙雕、犀牛角,是不是可以入药啊。所谓知识,和它们的生命是对抗、矛盾的东西。我们对所谓传统文化的理解之幼稚简直不可想象,不管人类自称有什么“传统”,家里有什么文化,但人类其实是一代一代出生的。你生下来时,一切归零。你啥也不知道,这么个咿咿呀呀,嘬着奶头儿,吃着奶水,爬着长大的家伙。如果在德国爬着长大,根本不会理解中国。如果在中国文革时爬大的,对之前的历史也一概不知,或者只有错误的观点。这让人很困惑。人类能有所建树吗?如果没有作家、艺术家,通过某种物质的形态,一句话、一个产品,试图抓住什么,那我们根本都是无家可归的人,都是难民,都是文化的难民。这没什么可争议吧。那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个价值体系的保障,从国家来说,是制度体系、法律体系,维系人的基本尊严。这基本尊严,又会被每一代人重新解释。比如说今天美国排斥难民。特朗普上台以来,加起来没接受过几个难民。可无论叙利亚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都离不开英国、法国、美国这些老牌殖民主义、新牌帝国主义的“贡献”,造成至少几十万人丧生,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在这样的问题上,如果每一代人放弃了争论,不再思考伦理道德问题,那是我们的罪过。为什么伦理道德这么重要?虽然我最反“道德”这个词,它是对我们的一个束缚,但如果没有它,人类就真的疯了。基本的公平、正义、生命的价值、生存的理由等等,全都会出现问题,最后只剩下利益。而群体的自私自利,可能更危险,它能加害于别人。像“美国第一”、“美国利益”,居然今天能提出这样的口号,可见人的精神多么混乱。一代代技术发展,武器系统性的强大,下一次战争爆发,毁灭性比以前会大得多。难道有这样的危险,我们都不在意?家里的锅炉马上要爆炸,你还能开Party?不是开玩笑吗?柜子里有尸体,你还能请客?回避直面这些简单的伦理道德问题,致使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完全软化了。那位你敬仰的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我读到他写伊拉克战争那篇文章,这是一个独立的人,他回到了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上,探讨个人、宗教、地域政治、西方知识分子问题。
Y:阿多尼斯和你确实有可比性。你是从中国人经历的深刻的历史命运感出发,阿多尼斯从阿拉伯古老传统和当代命运出发,如你刚才所说,你们(我们)短短的一生,都经历过多少次沧桑变幻、生死轮回。我刚才提到你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其实中国元素是一个外在的载体,它们承载的是你内心这种感受。
A:对。你要过一条河,你是用一个羊皮筏子、一块木头、还是自己游,都是“渡过”。我们只是在不同时候,用不同方式渡过。
Y:当你回顾时,你觉得有一个中国文化传统吗?有一个你认可的中国文化“真传统”吗?
A:我觉得中国文化有自己的方言,它的一些历史的、政治的、语言的特征。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它据此形成了自己。这些特征一直在自己的转换之中,无论是外族的融入、侵入,或统治,它一直在变动中,是一个混合体,不存在一个固定的传统。它是一个宴席,不断从不同的厨房端来新菜,吃的人根本不知道下一道菜是什么样的,它在继续,今天我们吃的就是汉堡包、麦当劳的薯条和奶昔,当然也有从中国翻箱倒柜找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各有特点,但今天拿的出来的,都不是原来的文化,而是我们现代人对它的理解。就像古人遥想现在,也只能是他们的猜测。时过境迁啊,找传统,就是刻舟求剑。
Y:那古代诗人如屈原、杜甫,艺术家如倪瓒、徐渭,这些人和你有关系吗?
A:有关系。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联系,没有其他关系。精神上的联系就是说,他也是一个睡不着觉的人,他拿着一支掉了毛的秃笔,企图在一张纸上营造一个自己世界。杜甫力图从人生疾苦中找到一个合适的词、句子,这让他多了几根白发。这是人的一个本源,试图找到一个形态,说出他是谁?这就是所谓的创作,从第一个到之后很多代的人,这是始终存在的课题。但是世界早已变了。我们遇到的信息量、复杂性,比他们大太多了,一天可以超过他们一生。所以,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这个世界的混乱、错乱、不确定,已经是最基本的特征。他们那个世界的唯一性、原始性、经典性、纪念碑式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每个时代的艺术,一定有相应能驾驭那个时代的语言结构和感受形式,那个形式没出现,你就不能被叫做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当然现在还可以写唐诗,这没问题,但多数唐诗,其实就是顺口溜吧。
Y:你的作品数量庞大、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
A:泥沙俱下。
Y:艺术的词汇,囊括古今中外,堪称一部词典、甚至辞海。我从中拈出两个和“瓶子”有关的词。其一是在香港唐人画廊和救生艇一起展出的“青花罐柱”,其二是你以古希腊瓶画风格画成的“难民图”。瓶,令人想到骨灰瓮。中西不同文化渊源,却构成巧妙而强烈的互文性。如果再联想到青花瓷料最早由中东传入中国,和摞起的青花罐(骨灰瓮)构成的“无限柱——通天柱”意象,则内涵更深。可否请你谈谈有关这两件作品的想法?
A:它们的具体特征都被你提到了。人们希望把一些可记忆的叙事,比如荷马史诗,或其他古老的故事,留在一件器物上。这器物无论用来观赏,还是作陪葬,像是生命的一件物证。纪念碑也是,它让过去和我们的生活共存。这里有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记忆这么不可信,不得不把它变成一个形式,一个句子?我们渴望记住那个句子。或者一个图像。这是人类的一种习惯和传统,那就是把人生故事简单化,变成一个卡通式的东西。把我们很复杂纠结的情感、悲伤、荣耀、遗憾等等,化解成一种很淡然的东西,甚至带上某种美感。为什么会这样?语言为什么会产生?说明人类非常需要交流。我们是交流的动物。交流、传递,留下记忆。人不相信自己的记忆。一个有知识的老人死了,他的知识就随之而去了,他的孙子守在旁边,很可爱,但完全不知道他爷爷说了什么,可能以为爷爷是个傻子呢。所以,人有这个需求,知道生命不可延续,而语言可以延续。语言有可能做一种延续的工具,这需求就这么简单。
Y:所以只有口头语言,没有文字,记忆就不能积累,只能一次次从头开始。而有文字的民族,可以在积累记忆的基础上,形成思想。
A:是呀,刚才我们说过的话,现在也记不住了,幸好有录音机呀。
Y:在你那两件和瓶子相关的作品中,你把它们负载的古老文化信息,在当代处境中打开,从而赋予当代一个纵深,又赋予历史一个现在意义。
A:2008年“五一二”汶川地震后,当我们调查死亡学生的名字时,我们有个简单的口号:“尊重生命,拒绝遗忘”。当时我们想,这么简单的语句,不会有人给我们政治上纲。“尊重生命”嘛,人死了,可惜。“拒绝遗忘”嘛,总得知道死的是谁,至少记下个名字嘛。每个名字都很美啊,他们都有个生日,该记录下来,然后几岁,死在哪儿。“尊重生命,拒绝遗忘”,一直是一个主题,在难民问题上依然如此。这些人,不管他们有什么其他特征,都是生命。我们把他们记录下来,拒绝遗忘,拒绝谎言,拒绝主流媒体的误导。让我们知道,难民不止来自叙利亚战争,可能来自伊拉克战争,也可能来自巴勒斯坦、尼泊尔、缅甸、非洲、委内瑞拉、也门,对吧?“拒绝遗忘”是我们的历史观,而历史观左右我们的世界观。不然,我们很容易遗忘和被遗忘。
Y:所以,就像我们开头说的,艺术要回到人性的本源。“尊重生命,拒绝遗忘”,就是这个本源,它是艺术存在本来的意义。但同时,西方后现代艺术有一种说法,认为现在的艺术是平面化的,没有深度、甚至反深度的,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A:我没读到过这个说法。但我相信,它谈的是西方当代社会的一种特征。我们前面也谈到了,为什么这种特征会形成?他们的世界观确实是平面的,所谓“第一世界”的世界观,对其他国家有某种物质的、道德的优势感。这种优势感是对人性、人道的一种破坏。如果我们承认人性、人道是一个整体,就没有人可以有这种优势感。优势感的直接反应应该是责任。人性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我们要坚持强调它,打破简单的、局部性的谈论问题的方式。
Y:所以,平面化,表面上看是反宏大叙事,反重大主题,其实只是一个标签,为了在时间里占一席之地。
A:标新立异是老游戏,就是为了标出自己存在感嘛。“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早说过了。
Y:当你选择、决定一件作品的形式时,有没有“非他莫属”的感觉在?
A:实际上没有,我的每件作品都大可不做。我没有非要做它的感觉,而且它们都来得非常轻易。我工作室的同事都知道,我第一不谈艺术,第二不挣扎,形式都是顺手拈来。这里的想法,一个是自我要求;一个是我相信艺术是生活里的一样东西,不需要怎么怎么样特殊的对待。这有点禅的味道。你指着那个东西,赋予它某种叙事的方式,然后它就是了。如果不是,可能本来就不该这样做。
Y:比如你那件用西藏太阳灶反光片做成的作品《断翅》,原来有极为实用的用途,忽然点石成金,摇身一变,成了巨大(而折断!)的翅膀。
A:唯色*发给我的一张她在西藏的照片。一座寺庙废墟,后面是一些人,用太阳灶烧着热水。我觉得这照片包含了很多内容。废墟从何而来?宗教建筑的废墟,有特定历史的特征。但藏人也好、汉人也好,都并不在乎也不理解它。它像一付恐龙的骨架,搁在那儿,可能有某种精神的含义。但那些人们最关心的,不是它,而是把水烧开。一只简单的铝壶,代表着现代世界,和一个古老的民族、文化直接对接。他们寻的“现代”,就是要烧开这壶水。我看了照片,感触很深。我问唯色,能不能给他们买些新的太阳灶,把这些旧灶换回来?唯色说去问问。一问,人家都愿意,新壶,新灶,是吧?那么这些旧灶怎么办?这倒不是恋旧,而是有个感觉,一个被人们需求和珍视的东西,其实用任何东西都可以替换它。这里有文化记忆的问题,有对历史态度的问题。你用一个塑料凳子,可以很容易地换来一个几百年的东西。唯色问我要换多少旧灶?五十个吗,一百个吗?人家都愿意换。这时我正做一个“监狱岛”的展览。在旧金山海湾里。我想,一只鹰,再凶猛厉害,可要是翅膀断了,掉在地上,那就惨了。只有一堆苍蝇在上面。我想拿这些金属片做一只翅膀,像羽毛一样,尽管与它们的原来很不同。这是一个基本构思,具体做要花很长时间,怎么结构、制作得像断翅等等,但那就容易了。因为我从小做东西,对尺寸、手艺呀熟悉。想法的获得,轻而易举,一秒钟的事,堪称灵光一现。但是,制作必须严谨精密的完成。
Y:我去过西藏,看过天葬台上秃鹫从高空俯冲而下,离悬崖上的天葬台最后几十米,巨大的翅膀朝前煽动,真叫劲风扑面!所以,鹰,断翅,监狱岛,西藏,历史,文化等等等等,层次太多了。
A:我没想那么多。我是三分之一努力,三分之二运气。让我遗憾的是,那座废墟被拆掉啦。昨天唯色发了一张照片。你不能想象会发生这样的事,它就发生了。这些太阳灶还是我给他们换的,但旁边原来是座古塌的庙,很漂亮很漂亮的,现在变这样子了,一段历史就这么没啦。
Y:一次你接受采访时,曾说“没有认真的(艺术)批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专业能力问题吗?抑或也有权力游戏卷入其中?
A:因为所有人都换上了一样的近视镜,大家都用同一个角度看问题。西方的所谓文明,建立在它的殖民史、帝国主义历史、和依靠资本主义竞争观念获得的全球话语权上,于是只能自说自话,自圆其说。也因为这局限性,很多问题无法深究,一深究就会暴露它里面自相矛盾,乃至颠覆掉整个思考系统。没有人能够、甚至愿意看到这个后果。打个比方,房子没有塌前,你要说换樑换柱,家里没有人会同意的。而房子不但是远远没有塌,还显得很辉煌呢。所以,做出改变是不可能的。因此,到位的批评几乎没有,只有一些装修式的小争论,三个窗户两个窗户呀,通风系统呀,是不是有更好的取暖途径呀之类。没有人说这房子的基础、方位出问题了,要把它拆掉。
Y:是不是这套理论,和一个权力、利益的系统深刻关联?
A:是的,所有人从中获利,大学、知识分子,都在其中。我说你不能拎着自己耳朵,把自己提起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类文化的争论,当它处于巨大的矛盾中时,一定是由异类提出来的,要不叫“异见份子”呢?自己抽自己嘴巴,把自己抽疼了是不可能的。最后发现,其实大家都在抚摸,互相抚摸,抚摸很舒服啊。但是,他们还是会被抽的,因为世界不那么简单了。新的文化,还会在全球化中形成,就还会有很多不稳定和不安全因素在形成。911之后出现的所谓“反恐”,实际上是今天难民潮的前奏。“反恐”只是被迫的应对,并非含有对全球化的主动思考。那思维很简单呀,隔离。他们危险,要把危险隔离在外边。但是,他们为什么是危险的?他们如何是危险的?这才是真问题。
Y:我说过,1989年柏林墙查理检查站的“开门”,标志了冷战时代的结束。但现在全世界无数新“柏林墙”,在到处关门,标志着另一个黑暗时代的开始。
A:是啊,你不想想,你对家庭、孩子、亲友的爱,和他们有任何不同吗?这样的“思考”、这样的隔离,只能使思考更加异化,偏见越来越深,最后恶化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心态。
Y:所以,这种固定的官方话语,不仅是不能打开,更是不愿打开。(A:打开就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这太难过了嘛,中国人说要留面子嘛,所以大家最好都别提这件事。)所以,当人们谈论你的作品,也显然乐意把它们简单化,政治呀,意识形态呀,停留在新闻报道的层次,但不是艺术层次。不存在回到人性角度,探讨艺术作品的机制。
A;现在西方流行的文学、诗歌、绘画、或者美学产品,基本上是一种被软化了的产品。不涉及问题,不提问题,这恰恰碰到了最大的问题:不认识恶,善也就不存在了。
Y:于是,撇开媒体的热闹,你的作品实际上面对着深深的沉寂。你常被称为中国“异议”艺术家。这里的“异议”,总伴随着固定了的中国语境……
A:这又验证了他们的道德优势感。可是他们忘了,相对人性这个整体,根本不存在道德优势。我的转换,如果没有我个人和互联网的关系,我个人作为自媒体的存在,早就死定了。我不是作为一个反共人士存在,而是作为维护人权的人存在,这一点,我需要随时警醒自己。
Y:尤其当代世界表现出的赤裸裸的自私、冷漠和玩世不恭时。
A:赤裸裸的自私自利。
Y:你出国后,不追随西方媒体的期待,套用冷战口号、“政治正确”等等炒作商标,而坚持自己的特立独行。对你来说,什么是真正的“异议”?
A:“异议”,就是让所有人都不舒服。
Y:《人流》是一部当代精神漂泊的史诗,拷问历史,拷问现实,也拷问艺术自身。流亡是它的语法,《离骚》和《奥德修斯漂流记》是它的前身,它晦暗阴郁的题材和辉煌的艺术表现,形成强烈反差,请问这里有什么艺术考虑?
A:如果我们不给苦难以优雅的身份,我们就承认了今天这种所谓的价值秩序。如果说人类有什么荣耀的话,必然归于他承受苦难的能力。自由来自于抗争,而抗争本身是美的。
Y:这部作品,对很多人仍是一个困惑,大多数期待大概是一部地下电影般的阴暗破败,而恰恰相反,它在艺术上、甚至技术上都很充分。
A:因为我具有一个优雅的灵魂。这是属于诗人后代的、优雅的灵魂,这是任何苦难中不可能被磨毁的。我父亲在打扫厕所时是非常优雅的。他把厕所打扫得非常干净,每个角落都用铲子铲得非常整齐,你觉得完全没必要呀,因为明天又是一塌糊涂。但这对他来说,非常必要。如果他今天没有这样完成,第二天他就不愿意再来啦。所以他每天都要经过一次道德的坚持和应对现实的反复。
Y:那些细节,你跟拍的一只小野猫、一位无助哭泣的阿拉伯妇女,你递给她纸巾等等,都有机地加入了宏大的主题和艺术思想,非常丰富的层次,形成一个整体。“优雅”这个词很关键,它标示出艺术的超越性。《人流》从苦难深处开始,最终升华为记忆存在的形式,完成度非常好。
A:《人流》还是一个急就章,很快写成的东西。作为电影,还有很多遗憾。但作为观点来说,没有什么遗憾。我从最开始就知道,这个片子的前途是什么样的。它涉及的议题,很多人是不敢碰的。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对很多人是禁区,但我们毫不回避这个题目。因为,关于真实的理解,不能留下一个死角。留下了死角,真实就变为欺骗了。这很残酷,现实就是这样的。
Y:《人流》把当代人的精神困境,直观地推到我们眼前,很清晰。那么,对于大难民潮产生的原因——历史的、权力的、利益的原因,电影是否做了探讨?
A:我们完全没有探讨这个问题。
Y:为什么?
A:产生的原因各个不同。难民是永久的主题,但原因在历史中一直是不同的,有族群纷争、宗教区别、国内民族之争、利益纠纷、环境的变化、饥饿等等,加上殖民历史的影响,非常复杂。但是,结果很简单,是普通人的受难,人流离失所。老无所依,少无所教,一片废墟,支离破碎。那些(原因)不是不可以谈,只是会长很多,甚至需要好多部片子来谈它。你看这个人,不管他什么背景,只要多给他几秒钟,你会忽然发现,这个人我认识呀。他好像我爷爷,或者我们村里那个人。这显然不是个危险人物,他应该留在自己家里啊。这么老实的一个人,跑出来没法活的。他跑到资本主义社会,能活吗?这样一个儿童,这样长大,能长多久?平均一个难民持有二十五年的难民身份。年轻或年老,谁能说二十五年之后,还是自己?你早就不是个东西啦。这个问题,主流媒体、宣传,都不愿意正面谈论。都回避这个污点,因为这个灾难的同时是一场全球化的盛会。谈论这样的问题,就会涉及责任,不止是道德责任,实际责任也很具体呀,谁该对这场人的灾难负责?要制定一项全球化各国共同参与的难民政策,首先是理解,首先是定义在今天什么是难民?难民,原指的是政治难民,就是冷战年代共产国家的叛逃者。那寥寥几人,如果和今天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啦。这样的问题直到今天,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法,西方根本给不出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Y:所以,那无数没有出场却活在作品语境中的人,构成了作品真正的主题。像《人流》背后的数千万难民,发出了作品真正的声音。你的作品,为汶川地震死去的数千孩子呼吁,为数千万国际难民呼吁,为《庞大的单数》(一部主要介绍农民工诗人作品的诗集)免费制作封面,抗议乐高借“游戏”之名遮蔽下一代的人性良知……那么,你还认可“仗义”——那个中国古老的人性美学吗?
A:仗义执言是个传统的概念。如果知识分子不仗义,那可真是麻烦。说仗义,我倒不太在乎,但一个家伙不仗义,见利忘义,靠,那可他妈真是个孙子!所以,“义”,应该指高于我们生存条件的一种价值。我们说“正义”,就是这个“义”字。讲“为朋友两肋插刀”,叫“义气”。这强调了一个价值、一种精神。不该被现代生活的实用抹煞掉。
Y:在你的新书《Humanity》(《人性》)里,你说:“你保持乐观因为看到人性在斗争中发展”,你的乐观态度,始终在支撑你吗?
A:其实,也没什么乐观性,虽然好像技术和生存条件在进步,但同时人类变得更加傲慢和愚蠢,危机也大得多了,像环境、资源的破坏,精神的危机等等。你没法为一个不可预测的前途而乐观。我唯一的乐观在于生命本身,我每次对它的认识、对它的发现,每次通过我的努力来证实它的确实存在,对这我有巨大的乐观性的诱惑。这个资源是给予我的。我们是作为能意识它的一个载体而存在的。这个东西能被收回,这是要无限感激的一次机会。也就不过如此,你无法保证你的价值会在后代那里延续。但是,我们确实体现了我们的前人一贯追索的、极为珍贵的一些东西。
Y:你父亲艾青的两句名诗:“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否仍可以做你人生和艺术的准则?
A:广义上说是这样的。我们的感激之情,是来自于一种更原始的价值,来自于土地。有生命的血肉之躯。这点,足以使我们垂泪。
Y:所以,痛苦和对人的爱、关切连在一起。
A:甚至我为我们的痛苦而感到幸福。
Y:冷漠和玩世不恭了,痛苦的能力也就被消解了。最后,我看到,你源源不断地把人生思考,转化成艺术创作的能量,直到身后足迹般留下的无数作品,组成了一件完整的人生大作。这里,生命既是主题,又是形式,它持续发生,让无边的艺术,参与进无边的政治,最终还原、证实了人性。最后一个问题:对你来说,美存在吗?什么是美?
A:我觉得,美是一个综合体。我就像一个煮熟的汤圆,掉到地上,沾满了所有的物质,泥土、灰尘,钻石渣,任何东西,基本上是不能吃啦。这个黑乎乎、脏兮兮的东西,只有钻到它里面,你才知道那里有黑芝麻的芯,有封闭着的柔软的桂香甜味,它不同于任何其他,这让汤圆成了独一无二的东西。这就是它的美。
(录音整理:杨炼)
转自:http://www.survivorspoetry.net/artmz_txt.asp?id=683&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A:唯色*发给我的一张她在西藏的照片。一座寺庙废墟,后面是一些人,用太阳灶烧着热水。我觉得这照片包含了很多内容。废墟从何而来?宗教建筑的废墟,有特定历史的特征。但藏人也好、汉人也好,都并不在乎也不理解它。它像一付恐龙的骨架,搁在那儿,可能有某种精神的含义。但那些人们最关心的,不是它,而是把水烧开。一只简单的铝壶,代表着现代世界,和一个古老的民族、文化直接对接。他们寻的“现代”,就是要烧开这壶水。我看了照片,感触很深。我问唯色,能不能给他们买些新的太阳灶,把这些旧灶换回来?唯色说去问问。一问,人家都愿意,新壶,新灶,是吧?那么这些旧灶怎么办?这倒不是恋旧,而是有个感觉,一个被人们需求和珍视的东西,其实用任何东西都可以替换它。这里有文化记忆的问题,有对历史态度的问题。你用一个塑料凳子,可以很容易地换来一个几百年的东西。唯色问我要换多少旧灶?五十个吗,一百个吗?人家都愿意换。这时我正做一个“监狱岛”的展览。在旧金山海湾里。我想,一只鹰,再凶猛厉害,可要是翅膀断了,掉在地上,那就惨了。只有一堆苍蝇在上面。我想拿这些金属片做一只翅膀,像羽毛一样,尽管与它们的原来很不同。这是一个基本构思,具体做要花很长时间,怎么结构、制作得像断翅等等,但那就容易了。因为我从小做东西,对尺寸、手艺呀熟悉。想法的获得,轻而易举,一秒钟的事,堪称灵光一现。但是,制作必须严谨精密的完成。
Y:我去过西藏,看过天葬台上秃鹫从高空俯冲而下,离悬崖上的天葬台最后几十米,巨大的翅膀朝前煽动,真叫劲风扑面!所以,鹰,断翅,监狱岛,西藏,历史,文化等等等等,层次太多了。
A:我没想那么多。我是三分之一努力,三分之二运气。让我遗憾的是,那座废墟被拆掉啦。昨天唯色发了一张照片。你不能想象会发生这样的事,它就发生了。这些太阳灶还是我给他们换的,但旁边原来是座古塌的庙,很漂亮很漂亮的,现在变这样子了,一段历史就这么没啦。
Y:一次你接受采访时,曾说“没有认真的(艺术)批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专业能力问题吗?抑或也有权力游戏卷入其中?
A:因为所有人都换上了一样的近视镜,大家都用同一个角度看问题。西方的所谓文明,建立在它的殖民史、帝国主义历史、和依靠资本主义竞争观念获得的全球话语权上,于是只能自说自话,自圆其说。也因为这局限性,很多问题无法深究,一深究就会暴露它里面自相矛盾,乃至颠覆掉整个思考系统。没有人能够、甚至愿意看到这个后果。打个比方,房子没有塌前,你要说换樑换柱,家里没有人会同意的。而房子不但是远远没有塌,还显得很辉煌呢。所以,做出改变是不可能的。因此,到位的批评几乎没有,只有一些装修式的小争论,三个窗户两个窗户呀,通风系统呀,是不是有更好的取暖途径呀之类。没有人说这房子的基础、方位出问题了,要把它拆掉。
Y:是不是这套理论,和一个权力、利益的系统深刻关联?
A:是的,所有人从中获利,大学、知识分子,都在其中。我说你不能拎着自己耳朵,把自己提起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类文化的争论,当它处于巨大的矛盾中时,一定是由异类提出来的,要不叫“异见份子”呢?自己抽自己嘴巴,把自己抽疼了是不可能的。最后发现,其实大家都在抚摸,互相抚摸,抚摸很舒服啊。但是,他们还是会被抽的,因为世界不那么简单了。新的文化,还会在全球化中形成,就还会有很多不稳定和不安全因素在形成。911之后出现的所谓“反恐”,实际上是今天难民潮的前奏。“反恐”只是被迫的应对,并非含有对全球化的主动思考。那思维很简单呀,隔离。他们危险,要把危险隔离在外边。但是,他们为什么是危险的?他们如何是危险的?这才是真问题。
Y:我说过,1989年柏林墙查理检查站的“开门”,标志了冷战时代的结束。但现在全世界无数新“柏林墙”,在到处关门,标志着另一个黑暗时代的开始。
A:是啊,你不想想,你对家庭、孩子、亲友的爱,和他们有任何不同吗?这样的“思考”、这样的隔离,只能使思考更加异化,偏见越来越深,最后恶化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心态。
Y:所以,这种固定的官方话语,不仅是不能打开,更是不愿打开。(A:打开就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这太难过了嘛,中国人说要留面子嘛,所以大家最好都别提这件事。)所以,当人们谈论你的作品,也显然乐意把它们简单化,政治呀,意识形态呀,停留在新闻报道的层次,但不是艺术层次。不存在回到人性角度,探讨艺术作品的机制。
A;现在西方流行的文学、诗歌、绘画、或者美学产品,基本上是一种被软化了的产品。不涉及问题,不提问题,这恰恰碰到了最大的问题:不认识恶,善也就不存在了。
Y:于是,撇开媒体的热闹,你的作品实际上面对着深深的沉寂。你常被称为中国“异议”艺术家。这里的“异议”,总伴随着固定了的中国语境……
A:这又验证了他们的道德优势感。可是他们忘了,相对人性这个整体,根本不存在道德优势。我的转换,如果没有我个人和互联网的关系,我个人作为自媒体的存在,早就死定了。我不是作为一个反共人士存在,而是作为维护人权的人存在,这一点,我需要随时警醒自己。
Y:尤其当代世界表现出的赤裸裸的自私、冷漠和玩世不恭时。
A:赤裸裸的自私自利。
Y:你出国后,不追随西方媒体的期待,套用冷战口号、“政治正确”等等炒作商标,而坚持自己的特立独行。对你来说,什么是真正的“异议”?
A:“异议”,就是让所有人都不舒服。
Y:《人流》是一部当代精神漂泊的史诗,拷问历史,拷问现实,也拷问艺术自身。流亡是它的语法,《离骚》和《奥德修斯漂流记》是它的前身,它晦暗阴郁的题材和辉煌的艺术表现,形成强烈反差,请问这里有什么艺术考虑?
A:如果我们不给苦难以优雅的身份,我们就承认了今天这种所谓的价值秩序。如果说人类有什么荣耀的话,必然归于他承受苦难的能力。自由来自于抗争,而抗争本身是美的。
Y:这部作品,对很多人仍是一个困惑,大多数期待大概是一部地下电影般的阴暗破败,而恰恰相反,它在艺术上、甚至技术上都很充分。
A:因为我具有一个优雅的灵魂。这是属于诗人后代的、优雅的灵魂,这是任何苦难中不可能被磨毁的。我父亲在打扫厕所时是非常优雅的。他把厕所打扫得非常干净,每个角落都用铲子铲得非常整齐,你觉得完全没必要呀,因为明天又是一塌糊涂。但这对他来说,非常必要。如果他今天没有这样完成,第二天他就不愿意再来啦。所以他每天都要经过一次道德的坚持和应对现实的反复。
Y:那些细节,你跟拍的一只小野猫、一位无助哭泣的阿拉伯妇女,你递给她纸巾等等,都有机地加入了宏大的主题和艺术思想,非常丰富的层次,形成一个整体。“优雅”这个词很关键,它标示出艺术的超越性。《人流》从苦难深处开始,最终升华为记忆存在的形式,完成度非常好。
A:《人流》还是一个急就章,很快写成的东西。作为电影,还有很多遗憾。但作为观点来说,没有什么遗憾。我从最开始就知道,这个片子的前途是什么样的。它涉及的议题,很多人是不敢碰的。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对很多人是禁区,但我们毫不回避这个题目。因为,关于真实的理解,不能留下一个死角。留下了死角,真实就变为欺骗了。这很残酷,现实就是这样的。
Y:《人流》把当代人的精神困境,直观地推到我们眼前,很清晰。那么,对于大难民潮产生的原因——历史的、权力的、利益的原因,电影是否做了探讨?
A:我们完全没有探讨这个问题。
Y:为什么?
A:产生的原因各个不同。难民是永久的主题,但原因在历史中一直是不同的,有族群纷争、宗教区别、国内民族之争、利益纠纷、环境的变化、饥饿等等,加上殖民历史的影响,非常复杂。但是,结果很简单,是普通人的受难,人流离失所。老无所依,少无所教,一片废墟,支离破碎。那些(原因)不是不可以谈,只是会长很多,甚至需要好多部片子来谈它。你看这个人,不管他什么背景,只要多给他几秒钟,你会忽然发现,这个人我认识呀。他好像我爷爷,或者我们村里那个人。这显然不是个危险人物,他应该留在自己家里啊。这么老实的一个人,跑出来没法活的。他跑到资本主义社会,能活吗?这样一个儿童,这样长大,能长多久?平均一个难民持有二十五年的难民身份。年轻或年老,谁能说二十五年之后,还是自己?你早就不是个东西啦。这个问题,主流媒体、宣传,都不愿意正面谈论。都回避这个污点,因为这个灾难的同时是一场全球化的盛会。谈论这样的问题,就会涉及责任,不止是道德责任,实际责任也很具体呀,谁该对这场人的灾难负责?要制定一项全球化各国共同参与的难民政策,首先是理解,首先是定义在今天什么是难民?难民,原指的是政治难民,就是冷战年代共产国家的叛逃者。那寥寥几人,如果和今天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啦。这样的问题直到今天,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法,西方根本给不出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Y:所以,那无数没有出场却活在作品语境中的人,构成了作品真正的主题。像《人流》背后的数千万难民,发出了作品真正的声音。你的作品,为汶川地震死去的数千孩子呼吁,为数千万国际难民呼吁,为《庞大的单数》(一部主要介绍农民工诗人作品的诗集)免费制作封面,抗议乐高借“游戏”之名遮蔽下一代的人性良知……那么,你还认可“仗义”——那个中国古老的人性美学吗?
A:仗义执言是个传统的概念。如果知识分子不仗义,那可真是麻烦。说仗义,我倒不太在乎,但一个家伙不仗义,见利忘义,靠,那可他妈真是个孙子!所以,“义”,应该指高于我们生存条件的一种价值。我们说“正义”,就是这个“义”字。讲“为朋友两肋插刀”,叫“义气”。这强调了一个价值、一种精神。不该被现代生活的实用抹煞掉。
Y:在你的新书《Humanity》(《人性》)里,你说:“你保持乐观因为看到人性在斗争中发展”,你的乐观态度,始终在支撑你吗?
A:其实,也没什么乐观性,虽然好像技术和生存条件在进步,但同时人类变得更加傲慢和愚蠢,危机也大得多了,像环境、资源的破坏,精神的危机等等。你没法为一个不可预测的前途而乐观。我唯一的乐观在于生命本身,我每次对它的认识、对它的发现,每次通过我的努力来证实它的确实存在,对这我有巨大的乐观性的诱惑。这个资源是给予我的。我们是作为能意识它的一个载体而存在的。这个东西能被收回,这是要无限感激的一次机会。也就不过如此,你无法保证你的价值会在后代那里延续。但是,我们确实体现了我们的前人一贯追索的、极为珍贵的一些东西。
Y:你父亲艾青的两句名诗:“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否仍可以做你人生和艺术的准则?
A:广义上说是这样的。我们的感激之情,是来自于一种更原始的价值,来自于土地。有生命的血肉之躯。这点,足以使我们垂泪。
Y:所以,痛苦和对人的爱、关切连在一起。
A:甚至我为我们的痛苦而感到幸福。
Y:冷漠和玩世不恭了,痛苦的能力也就被消解了。最后,我看到,你源源不断地把人生思考,转化成艺术创作的能量,直到身后足迹般留下的无数作品,组成了一件完整的人生大作。这里,生命既是主题,又是形式,它持续发生,让无边的艺术,参与进无边的政治,最终还原、证实了人性。最后一个问题:对你来说,美存在吗?什么是美?
A:我觉得,美是一个综合体。我就像一个煮熟的汤圆,掉到地上,沾满了所有的物质,泥土、灰尘,钻石渣,任何东西,基本上是不能吃啦。这个黑乎乎、脏兮兮的东西,只有钻到它里面,你才知道那里有黑芝麻的芯,有封闭着的柔软的桂香甜味,它不同于任何其他,这让汤圆成了独一无二的东西。这就是它的美。
(录音整理:杨炼)
转自:http://www.survivorspoetry.net/artmz_txt.asp?id=683&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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