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瑞
2009-8-4
昨晚，老是醒来醒去的。当电子钟显示3点时，再也睡不着了，打开电脑，才发现，已是4点20分了，原来，电子钟出了毛病，还好，正是我该起床的时间。
到机场时5点20分，还有两个小时，我乘坐的飞机才能起飞，有足够的时间寄行李、办理登机牌。
美国的盐湖城是第一站。担心晕机，我要了一杯姜汁饮料，可拿出折叠桌时，不小心，把饮料弄洒了，溅到了我的身上，也溅到了坐在我身边的老外的身上，他立刻把手里的餐巾纸献了出来，一再说对不起，像是他把饮料洒到了我的身上似的，加拿大的公德，让我口服心服。
盐湖城不远，只飞行了近两个小时，就看见了机窗外一片湖泊，边缘呈白色，湖岸是一片又一片若隐若现的绿草，很矮，矮得像深深浅浅的绿缎子，像西藏高原搬到了这里。
我坐的是小型飞机，只有几个旋梯，似乎一下子就到了地面。热风扑面而来，吹去了飞机上彻骨的冷。沿着一个长长的走廊，我进了候机厅。漫漫地走着，不是我穿着高跟鞋走不快，而是我不想快走，在这里，我要等六个小时，才能坐上开往巴黎的飞机。九个小时后，才能到达巴黎，而后，在巴黎我还要等五个小时，才能坐上去日内瓦的飞机。
其实，我可以买一张直达日内瓦的机票，不过，我没有那么做。我在盐湖城候机厅的商店和书店之间进进出出。商店里最流行的还是印第安人的手工艺品，项链，戒指、帽子……当然都是些仿制品。如今，人们正在想方设法地恢复被毁灭了印第安文明，看得出，全世界，尤其是北美正在痛心疾首呢。但是，失去的永远失去了，人类应该从这里吸取教训，阻止类似的事情在今天发生。也许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西藏问题，得到了全世界的支持。然而，中国的五毛们，却在胡搅蛮缠地，抓住白人屠杀印第安人的历史，为他们今天灭绝西藏文明寻找借口，如同看到别人杀人，自己不去杀死几个，就亏歉了祖宗似的，而不是以别人的杀人行为，警醒自己不再犯类似的罪恶。
一家快餐店里传出了米饭的香味，在这片远离亚洲的地方，居然可以轻易地吃上亚洲的饭菜！我买了一碗米饭和一盘肉炒豆角。一般来说，我是不喜欢吃肉的，但是，这里没有素餐。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对桌的几个老外在上网，就拿出了电脑，美国和加拿大的电源没有任何不同，真好。
“请问，几点了？”还是怕耽搁了时间，就问身边一个刚坐下吃饭的女人。她看一下表，乐了：“我刚从亚特兰大过来，还没把时间调过来呢。”于是，我们同时问一边休息的服务员。
“11点56分”回答。
还有五个小时左右，去巴黎的飞机才会检票。在北美，时间，总是显得紧巴巴的不够用，而现在，我有五个小时间的剩余，多好。
前几天罗锦发来EMAIL， 邀我去德国。说，“由洋儿（罗锦的丈夫海曼）开车, 慢慢开, 慢慢逛, 中途任何地方都可停下来, 好好看看瑞士的美景. 也许去看‘海迪家乡’ 也许会沿着尼采(NIZA)那条最美的路线回德国. 若是天黑了, 大家住一屋或二屋(为了省钱)的旅店. 这样逛到德国. 在我家, 看看本市二天, 我们再去布拉格, 早出晚归……”可是，我对罗锦说，去日内瓦能顺路看一看巴黎的机场，于我，已算奢侈了。“下一次吧，下一次我向你保证。”可罗锦回答：“别这么说，下一次，我们都老了。”其实，我何尝不想和罗锦夫妇一起游欧洲呢？二十年前，初读《冬天的童话》时，就对罗锦充满了想象，尤其是她最近出版的《一个大童话》和将要出版的《一地书》，更是喜欢，能深入地和罗锦夫妇相处，的确求之不得，可是，我没有时间。
而现在，我却有五个小时的剩余！我打开电脑，打开那些从前我在西藏时的照片。时间就是这么快，一转眼不是一年，而是十年。十年前，我在西藏的日子就在眼前，而如今，什么都不一样了，不仅我的容貌，还有西藏的容貌，西藏的牧场、矿山、湖泊、江河……都在变形。
（写于美国盐湖城，中午12点）
2009-8-5
飞行了十个小时，才到达巴黎。下了飞机乘两次电梯，才看到路标——日内瓦：GATE F36。问了几个人，才找到GATE F。我是下午4点起飞，要等五个小时左右。就到DELTA航空公司服务部（因为我的机票是在这家航空公司买的），寻问是否可提前走，回答说，不可以。这个DELTA，真教条。我喜欢AIR CANADA，只要同一天的机票，早走晚走都可以，那才是替顾客着想呢。
本来我是不怕等的，电脑在手，五个小时，不过是一瞬间！然而，此刻，我急于去日内瓦了，恨不得长上翅膀。也许因为巴黎的候机厅看起来太平庸了吧？
其实，大多数人都会喜欢这里的。琳琅满目的香水、时装、还有书……我居然看到了茨维格的法文版作品。还有几本书，封面设计很简单，只有黑白两色。还有几个封面仅仅人物头像，都是些饱经风霜的面孔，可能是纯文学作品吧，不过，更多的都是些时髦的杂志，奥巴马的头像出现在好几家杂志的封面上。不知为什么，我更愿意看布什，尽管他已下台。
终于找到了F36。可是，我的时间多得是。就又接着转，看到一个露天餐馆的门前，摆了许多报纸，没有标价，可能都是免费的，不过，印刷质量比中国的人民日报还好。头条新闻上印着金正日和克林顿的照片，一个像巨人，另一个像侏儒，当然我指的仅仅是身材的大小，是物理感觉。两个人都不笑，尤其金正日，没有笑容的脸上，尽是自信。有趣。也不知道这些文字写的都是些什么，法语，我是一个字也不识。不过，我断定，决不会写这种身材的对比。
候机厅真热，我穿着背心还在流汗。而刚刚在飞机上，就是盖着薄毯，还冷得直抖呢。上一次我去达兰萨拉时，飞机上每人发了一双袜子，这一次没有，我穿着丝袜，就跟光着脚似的，透心地凉。
有些头昏，可能飞机上的时间太长了，这是晕机的征兆，尽管我已不在飞机上了。
和巴黎机场相比，我更喜欢小小的盐湖城机场。坐在盐湖城候机厅里，比坐在这里舒服多了。这一生，我就是不喜欢人群，不喜欢闹市。可是，人家毛泽东就不怕这个，专门坐在闹市里看书，磨练自己的意志。我不行，我一点毅力也没有。如果把我放在闹市里，别说看书，仅仅看人，我就得疯。这一生，我最喜欢小村庄，喜欢独自呆在一个角落，喜欢默默无闻。
（于巴黎机场）
2009-8-5
从巴黎到日内瓦，只飞行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国家太近了，也可以说，两个国家都太小了。我喜欢小国，小家庭，清净、简单，易管理，这是欧洲给世界的启示。
一出机场，就看到一位穿藏装的女士，打着一张写有汉英两种文字的牌子。我立刻停下，女子上前，用流利的英语，问我的名字，她说，“你是今天最后一个到达的，其他人都到齐了。”
女子告诉我，她是藏人，在巴黎一所大学读法国文学。“你的法语一定很好了？”我问。“比英语好。我喜欢法语胜过英语。”她说。我真羡慕她，能那么深地掌握三种语言，也就是，法语，英语，还有她的母语——藏语。尽管她一句藏语也没有说，但我知道，境外藏人都会藏语，不会说自己的母语，在他们看来，是耻辱。
宾馆的一楼大厅里，达瓦啦迎面而来：深灰色衬衫，笔挺的西裤，一丝不苟的领带，英俊潇洒，气宇轩昂。“啊，达瓦啦，早知道你在这里，我就提前来了。”我开起了玩笑，可达瓦啦一点也不上当，像是昨天还和我见过面一样。
我的房间在十四楼。我赶紧洗了热水澡，而后，分别给罗锦和茉莉打了电话。两人立刻到了我的房间，还有茉莉的丈夫傅正明先生，以及与我住在同层的陈破空先生，也来了。
除了破空，我和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尽管我们在文章中和电话里，早已熟悉。
晚饭时间到了。餐厅里，一位看上去似曾相识的男人，迎面而来。破空说，“朱瑞，我得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曹长青，你们兄妹失散了三十年，现在终于见面了。”曹长青只是笑，不知破空这话是有来历的。
还是在达兰萨拉，与破空初相识的瞬间，听我张口说话，破空笑了：“你怎么和曹长青一模一样呢？”我说，“我是女人，曹长青是男人，说我这个女人和男人一模一样，你这是表扬还是批评？”破空并不回答，只管说，“我一定介绍你和曹长青认识，你们两人太像了……”
破空介绍完了，还在不停地唠叨：“你们兄妹失散了三十年，这回如愿了吧？”
可曹长青并没有把我看成他的同乡，尽管我不停地解释，我也出生在黑龙江。长青却感慨：“对了，朱瑞，你是东北人，你看，我总把你当成西藏人。”
曹长青的名字，于我，早已如雷贯耳。和那些得了软骨症的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我的心中，长青立体得如一座山。
吃过晚饭，大家一起向日内瓦湖走去。天渐渐地暗了，灯火阑珊，湿润的微风拂面。那个世界上最高的人工喷泉后面，一轮明月不动声色地看着我们，显得格外地圆满和皎洁。
（写于日内瓦洲际宾馆）
2009-8-6
也许是时差关系，我几乎一夜没有合眼，尽管已经有两个晚上没睡好了。曾经飞快旋转的时间，此刻缓慢的像一辆疲倦的牛车。
早晨7点钟，我准时去了餐厅。稀稀落落的几个用餐的人中，我发现了傅正明先生，就端着早餐朝他走去。几乎立刻，他就和我谈起了正在撰写的有关西藏大师创古仁波切的故事。茉莉曾告诉过我，傅先生已写出二十多万字了，也不知下了多少功夫，写一部他从没有见过的土地，实在不容易，我惊叹他对西藏文化的如醉如痴。
9点多，洲际酒店的门外，出现许多举着哈达的藏人，因为10点钟，尊者将在这里举行记者会。我和大家在门里站成两排，喜悦和盼望，在每个人的脸上闪烁。
啊，来了！那黑暗中的明灯，人类精神的峰巅，被众人围着，走近、走近……“你也在这里，HOW ARE YOU？”居然认出了我，跟我握手！
“你得到了佛爷的加持啊！”有人羡慕地看着我。
下午2点，会议正式开幕。尊者出现时，大家不由自主地都站了起来，向前移去。尊者讲话很少用稿子，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像对老朋友，家人一样。长青说，“这就是掏出心来给你看。”然而，这些家常话，却有着让人惊叹的严谨的逻辑和佛理。
很快就到了咖啡时间。台湾的允晨出版社，把带来的书摆了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书展。大部分书，都是关于西藏的，印刷得很好，封面设计也很有质量。仅唯色的书就有好几种。
咖啡时间结束后，首相桑东仁波切回答与会代表提问。问题很多，关于自治，关于独立，关于民主、关于教育……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问题，桑东仁波切都是那样平静而与世无争地一一道来，平和，谦逊，真挚，充满了善意。
结束时，罗锦感慨：“这就是我一生渴望听到的讲话，可是，我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泪水涌出她的眼睛，“这位首相，是大智者啊！我可以和这位大智者照相吗？”我就对桑东仁波切说了罗锦的愿望，于是，桑东仁波切欣然地和罗锦站在了一起，我举起了相机。
（写于日内瓦洲际宾馆）
2009年8月7日
才嘉啦坐在一位僧人对面，开始了他的早餐。我向他们走去，才嘉啦为我介绍那位僧人，说，“这是尊者的英文翻译，他的英文非常好。”正说着，又来了一位俗家人，坐在了我的身边，才嘉啦又介绍：“这是桑东仁波切的秘书。”两人看上去极为质朴，教养深厚，让我想起察尔斯?贝尔写过的一句话：如果受过同样教育的藏人和汉人站在一起的话，藏人看上去总是更有教养，更文明。
早餐后，开始了小组讨论，每个小组都有一个主持人和一个记录员，我在第一组，主持人由台湾来的翁仕杰先生担任，我担任记录员。我们这一组包括傅正明先生，严加祺先生，杨建利博士，洛桑桑盖博士，苏嘉宏教授（《流亡中的民主》一书作者）、作家遇罗锦等。尽管时间有限，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五分钟表达自己观点。显然，流亡社会的民主，已带到了日内瓦的汉藏会议上。不论是谁，超时就敲瓶子提醒。因为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有两瓶矿泉水。
我们这一组讨论的题目是如何从华人角度，改善汉藏关系？
翁仕杰认为，汉藏关系问题，主要是两种文化，两个世界观的冲突。汉人总想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给藏人，这就是殖民心态，如果不能站在西藏人的文化层面和世界观上，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两样东西是一样的，因为有差异，才有光彩。尊重差异，是改善汉藏关系的重要前提。
傅正明认为，应该让中共把写在纸上的人权承诺，在现实中得到兑现。突破专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对话。要以对话来解决汉藏关系。所谓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其实都是野蛮的，应该对中国的人性失落进行思索。只有人文主义，才是共同点。
遇罗锦说：英语世界有多少国家？法语，德语世界， 有多少国家？为什么汉语世界只能一个国家？我所看到的小国，如布丹，卢森堡，比利时，克力新斯坦……就连法国和瑞士，也不大，他们的生活，比大国人民幸福一千倍！我们的大国历史，从古至今，有什么好？好在何处？藏族的文化，语言，习惯，和汉人毫无共同之处，为什么非要受汉人的管辖？我认为，任何地区，只要民意票数通过大半，谁想独立，谁就应当独立。汉语世界，也绝对不 必非得一个国家不可。
洛桑桑盖说：冲突中的双方都是受害者。我们受很多汉人的欺服，常常不能感到他们也是受害者。帮助中国人认识到自己也是受害者，可以使他们从某种程度上，理解藏人。
苏嘉宏：中间道路是达赖喇嘛尊者提出来的，并在去年11月，经由宪法，高度的民主程序确定的。我们应该帮助北京与达兰萨拉的对话顺利进行，对话与接触，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严加祺：这次会议，大家到一起进行交流，知道彼此的愿意，有一个共识， 是一次很重要的对话。而北京与达兰萨拉的对话更重要。另外，实现藏区的真正自治，是解决各种藏汉问题的前提。
JOHANNA ZHANG（汉人、学生）：我先用英语表达我的观点，为了尊重在座的藏人。我认为我们不是受害者，而是加害者。应该承担的是耻辱。
少数民族的提法不对，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
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好过中国的宪法。
藏人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
杨建利：除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对话以外，达赖喇嘛可否有第三种选择，和汉民族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宪政体制？
贝岭：召开藏汉两族文学研讨会，寻找共同点。
小组会议结束后，我和翁仕杰先生，及达兰萨拉来的一位藏人，共同整理出了我们这个小组的共识。接下来，在综合大会上，每一个小组的主持人都宣读了自己小组的共识。
晚上，我没有和大家一起去日内瓦湖边散步。在一楼的休息厅，我看见了次仁旺久，也就是《心向自由》的作者。在那本书里，他描写了一位叫罗桑札西的汉人，投奔四水六岗的事迹。在达兰萨拉时，我就和次仁旺久是好朋友了，这一次见面，我不由分说，把所有的民俗问题，都拿了出来，硬是逼他回答。直到一位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前来采访，他才算从我的难题中解脱出来。可怜的次仁旺久。
（此篇日记在我的另一个博客上发出几个小时后，被被删）
（谢谢《民间藏事》转发了这些日记，使之得以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