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的学习结束了，我终于坐上了飞往拉萨的飞机。
飞机上坐满了来自各地的人，有做生意的，有旅游的，有出差的……
从机窗往外看，一会儿晴空万里，就像一块无限展开的天蓝色画布，一会儿云层涌动，像波涛汹涌的大海。
我靠在椅背上闭眼盘算着，到拉萨后一定尽快跟王总联系，这事办成了，就能赚点钱，有钱后尽快把书出版。
我在想，王总派人来考察，我带着他们找扎西县长去，但我又马上有些担忧，我哪儿有那么多时间，回到社里肯定马上接受新的采访任务，社里本身就缺记者，再加上这次让我去参加这个作家班的学习，我怎么好意思不听从社里的安排呢？去嬢县考察没有半个月不行，如果再去各地考察市场，至少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我怎么能抽出这么长时间？我突然有种骑虎难下的感觉
“先生，你想喝点什么？”一位空姐托着托盘出现在我身边，托盘上放着好几种饮料。
奇怪，我上次从拉萨出来时还没有这么好的态度，这世界真的在变。
“我要一杯橙汁。”我喝着一杯橙汁，心想拉萨不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到了拉萨机场，大厅里有许多举着牌子接人的，有举“江苏考察团”的、有举“福州代表团”的、还有“李贵兰总经理”、“天马旅游”……
我一边出来一边惊讶，怎么这么多人？这么多考察团？我心里突然一颤，不知这些人考察什么？不会是嬢县的湖泊吧？不会是我那个神秘的雪蛙被别人发现了吧？
我坐上机场大巴进拉萨，车窗外的拉萨河依然缓缓地向西流去，看到它，我心中有种难以名状的激动。过了曲水大桥，看到那些新旧混杂在一起的藏式民居和那些在风中飘飞的五色经幡，我心中就有一种踏实安详的感觉。远远地看见了布达拉宫，我在心里呼唤：我回来了，我阔别的拉萨。
拉萨城里的汽车比以前多了，行人也增加了许多，这半年多的时间，拉萨变了不少。
当我走进自己的那间小屋时，屋里空荡荡的，桌子上、柜子上、床上到处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墙上那张和前妻一起照的相片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在我心中顿时有种凄凉的感觉。
邻居知道我回来了，就让我去喝茶吃饭，还给我讲到了不少拉萨的新鲜事，邻居的热情温暖了我，让我觉得好受些。
我们单位的老社长已经调到宣传部当副部长去了，新社长格玛是我的同名，邻居说新社长好像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以前好像是某团的团长，说话办事雷厉风行，很有军人的风度。
我回到拉萨后的第一个周末，我的几个大学同学来看我，他们像往常一样带了好多吃的喝的，主要还是拉萨啤酒。
丹巴、白央、顿珠，他们都是我的大学同学，现在都在拉萨工作，有当老师的，有当会计的，还有在政府机关当秘书的。我发现江永没来，就问：“江永呢？”
丹巴他们都说这回真的回成都去了。
江永是团结族（在西藏藏汉结婚生出的小孩都叫团结族），他每次在西藏遇到不愉快的事时总说回成都去，不呆在这个地方了，可说了好几年也没回去。这回他真走了，我想江永肯定遇到了一个很不顺心的事情。
以前我和他们都是光棍的时候经常在一起，可后来我有了女朋友，与他们的接触少了许多，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觉得我和雍熙过不到一起，觉得我俩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丹巴实在，说：“先这样过呗，过到哪儿算到哪儿，如今这世界还能重复过去那些古老的婚姻故事吗？”
现在我离婚了，他们又经常来找我。
这天我们一起喝酒，一起回忆共同经历的时光，也聊到了拉萨的变化，以及在拉萨新出现的好多怪事。一个过去在八郭街要饭的人，如今成了某公司的总经理，几个大学生给他打工；某家的女主人和保姆共用一个男人；某总经理从银行贷了一百多万，他病了，银行的人像照顾父母一样照顾他，生怕他死去……雪莲花、红锦天、虫草之类的东西越来越值钱了，用这些东西做的饮品、补品价格昂贵，一小瓶补品比一头牦牛还贵，卖一根虫草能买十块电子表等等。
我一直犹豫说不说我与王总合作的事，说了怕走漏风声，结果这个极好的发财机会被有钱人抢走；不说吧，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将来有一天知道会埋怨我。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越喝越多，话也越来越多，终于让他们顺藤摸瓜把话引出来了。
顿珠马上说：“早说呀，这多好的机会，可以一起干呀。”
“迟了迟了，人家已经开始干上了。”丹巴一边倒酒一边镇定地说。
“谁呀？”我一惊。
“是你的那个美丽动人的雍熙。”丹巴接着说，“雍熙和她的新丈夫再加上她的朋友央真成立了一家公司，说是开发藏药的。”
“什么？她结婚了？”我更加吃惊。
“结了，就是跟那个四川的包工头。”顿珠说。
“那就行了，达到她的目的了。”我心里很不舒服。
“这个女人不得了，她怎么知道有这么一个神奇的东西？”丹巴自言自语。
我也暗自纳闷。突然我想起了在沈阳见到央真的那一次，就是她，是她把这个信息从我这里窃取走的，她根本不是带老外去那里旅游。
我真后悔，心里火烧火燎的。我想马上给王总打电话，让他们立刻派人来，不能让她抢走这个发财机会。我气得咬牙切齿。
“先喝酒。”他们看出我在生气，赶紧把酒杯递过来说，“如果东北那边的人实力真的很雄厚，从这两个女人手里抢过来还来得及，竞争嘛，就这样。”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愣了好半天。
顿珠一本正经地说：“我觉得真的有干头，如果开发药不行，办个雪蛙养殖场，卖雪蛙也行。”
“你有地儿吗？”白央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在你那个三十几米的单位宿舍里养呀？再说，你会养吗？那是雪蛙，不是猪。”
“就在当地养呀。”
“你有那个钱吗？”
“钱不是东北那边出吗？”
“幼稚，如果那些人真有那么多钱，会找你吗？”
“别说了，一点谱都没有，还是喝酒。”丹巴把酒杯端起来让大家喝。他喝得从眼神中透出一点迷茫的光来，手也在微微颤动，他手中的酒在我的裤子上撒了不少，他说话连舌头都打不过弯来，可还说，“幼稚，那些人真有那么多钱，会找你吗？如果他们真有那么多钱，还用得着找你吗？现在有了钱便是娘，谁都抢着欢迎。拉萨有这么多盯着肉的狼，那些狼为什么不吃这块肉呢？肯定没搞头，还是喝酒吧。”丹巴端起酒杯让大家一起喝。
“格玛去了那些人的公司了呀，看到了实际情况了呀。”有人又提起来了。
“看到了什么，底细了解吗？就看到了一堆假生殖器。”
我的头有些晕乎乎的，心里只可惜这个挣钱的机会被人抢走了。
丹巴一脸正经地说：“格玛，你我都不是干这个的料，还是你写你的小说，我干我的教书匠，拿这点工资知足吧。”
白央听到这儿就大声说：“顿珠，那就该我们两个干了，他们两个一个记者一个教书匠干不了，那我这个财政干部和你这个秘书该干了。”
“格玛，有胆量先辞职，干这种事，业余时间是干不了的。”顿珠说。
一说辞职，我就有些泄气了，如果辞职去干这事，万一干不好呢？最后连这点工资也拿不到，那吃什么穿什么？大学毕业了，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怎么去面对亲戚朋友呢？我在心里嘀咕。
顿珠读懂了我的表情，笑着指着我说：“你看，马上软了，一说辞职，这位革命同志话都不敢说了。”
“那当然。”我说，“辞职是万事俱备后才考虑的事。”
“这就完了，先不辞职，怎么能万事俱备？要去考察，去打通路子，去做这些事，不辞职我们谁能去？”
“所以我说这不是我们干的事，喝酒喝酒。”丹巴又把酒杯举起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屋外的阳台上摆着五十多个空啤酒瓶子，丹巴依然脸不变色心不跳，白央嘻嘻哈哈、有说有笑，顿珠越喝话越少，而我简直就是借酒消愁。
丹巴一个劲儿地劝我，他说人就是这世间的一个匆匆过客，没有必要想那么远，够吃够喝，有地方住，就足够了，在这短得像猫打哈欠一样的人生瞬间去挣名挣利最终得不到内心的平静，幸福更无从说起。
我醉眼朦胧地看着丹巴，似乎看到了一个临死的老人，我真的有些茫然了。
今晚唯一的收获是，我们互通了信息，知道了那么多在拉萨悄悄发生的事情。
屋里安静下来了，我站在屋中，看着呼呼大睡的那三个人，懊恼自己怎么还这么清醒。夜深了，顺风传来不远处歌舞厅里跑了调的歌声，偶尔还有年轻人大打出手的吵骂声。
拉萨的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宁静。
六
我再也坐不住了，我得要赶紧去趟嬢县，跟扎西县长好好商量商量，再看看那两个女人干了些什么。
我真的找了个车去了。
到嬢县的那天晚上，扎西县长依然用啤酒款待了我。
我谈了谈引进资金开发湖泊的事，但县长好像不是很感兴趣，说前段时间还来过拉萨什么雪莲花公司的人，也说开发玉湖的事。我一听就急了，忙问：“谁呀？”
“一个女的，叫央真。”县长说完点了一根烟。
哦？是她？我自责那时候不该把这事给央真说得那么清楚，自己太没有心眼了。我暗暗给了自己一拳。
“县里要跟她合作吗？”我问。
“合作什么？我看她口气倒不小，但没有那个本事吧。”县长吐出一口烟说。
我没说什么，我不敢说央真没那个本事，我知道我的前妻和央真俩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说着说着县长又把他的那些革命历史摆出来了，知青、文革、赤脚医生、三干会、藏羚羊、野牦牛、黑颈鹤、批林批孔、四人帮、华主席……在县长的故事中，有好多我似懂非懂的名词，有我熟悉的场面，但听起来却那么遥远。个把小时的时间，县长把嬢县在这十几年当中发生的事情一股脑全抖搂出来了。
县长叙述时，我发现县长对一个已死去的女人十分留恋，讲到她的事时，县长的眼里好几次泛出了泪花。这个女人是当年他当知青时的一个同学。他们在嬢县共同生活了两年，那女人有一次回家看望病重的父亲，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县长后来听到的消息是她死了，她的名字叫德吉卓嘎。
“我们刚到这儿时，这儿太艰苦了，那年我们四十六名知青到嬢县以后，全部都分到下边的各个公社，我们六个人分到嬢县下边的一个村庄，那时叫红星人民公社，我们四男二女，那个地方是个半农半牧地方，村里有二十几户人家，村庄靠着一座山，那座山叫桑日玛尔布。山都是光秃秃的，地都是干巴巴的，一年四季没有不刮风的时候，我们那两个女同学当中，一个是拉萨大贵族德伦家的女儿，按当时的话说，她是我们当中成分最不好的一个人，她叫德吉卓嘎，我们都叫她卓嘎。她长得漂亮，一看就是贵族家的小孩儿，那时人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的，补丁加补丁，可她穿多破的衣服，在我们当中与众不同，说话细言慢语，那双眼什么时候都是水汪汪的，好像马上要流出眼泪来一样。其实她就是爱流泪，她比我小两岁，我们俩从小在一个班里，我特同情她们家，文革的时候她的父母被整的很惨，她特信任我，我也经常帮助她。在学校别人欺负她，我就出来帮她，我不怕，我是根红苗壮，爸爸是居委会的主任，妈妈是妇联委员，谁敢跟我过不去，因为我经常帮助她，她也一直依赖着我。不过那时我心里只是同情她，没有怀什么恶意，我经常帮助她，她不知道怎么感激我，有时她从家里拿那些值钱的东西给我，她给过我漂亮的瓷盘、银碗，有一次还给过我一个大大的上面画有八条龙的青花瓷碗，那时只知道是个碗，青花瓷什么的后来才听说的，可这些东西我没法往家拿，如果爸爸妈妈知道了，他们肯定去找卓嘎算账，肯定说领主的女儿拉拢我们劳动人民的儿子，我爸爸是个脾气暴躁的人。
我真害怕爸爸妈妈知道这些事，可我姑姑是个普通市民，在一个捻毛线的合作社干活儿，她话也很少，人也善良，自己去干自己干的事，不会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也不会仗着我爸爸欺负别人，所以我把卓嘎给我的那些东西拿到姑姑那儿去，让她给我保管，我那时不知道那些东西是好东西，但觉得特漂亮。姑姑对我很好，她把那些东西认真地藏起来，对什么人都不会说的。后来我们下乡来到嬢县，我和卓嘎又一起分到红星公社，卓嘎特高兴，她偷偷告诉我，这是三宝的恩典。我也觉得奇怪，我们那么多知青上山下乡，在嬢县就分了那么多，就是我们两个拆不散，我在冥冥当中觉得我和她之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缘分。
到了红星公社，卓嘎的处境就好多了，我们几个知青不会欺负她，那些农民更不欺负人，县里也把她看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跟我们一样对待，她自己也很努力，播种、收割、打场、挑粪……她样样都能干。说实话，我那时候心里就开始萌生一种念头，想把她娶为妻，可我知道，这事爸爸妈妈绝对不会同意的，先不说出身好坏，她妈妈还是个四类分子，四类分子你知道吗？当时头上戴有四类分子帽子的人离进监狱就差一步之遥，我爸爸妈妈怎么能同意呢？因为这件事，我苦恼过好长时间，我想如果把我的想法跟卓嘎说，她肯定马上会答应，可有一天我跟她提出来时，她却马上拒绝了。
‘为什么？’我第二天还问她。
‘我不想连累你。’我知道，她肯定真是这么想的，她在我的怀里哭了好半天。
可不幸的是，没多久她得到爸爸病重的消息，让她回城几天，县里也同意她去了，可这一去后她再也没能回来。”
“她怎么了？”我一边问一边从背包拿出笔和笔记本，我想把这段记下来，将来写进我的小说里。
县长见我拿出笔和笔记本，就把手中的酒杯放在桌子上说：“别记别记，现在又不是正式采访，现在是聊天，聊天就是聊天，采访就是采访，这不能混着来。”
我看到县长表情严肃，就把笔和笔记本装起来，赶紧解释：“这是我的职业病，我最怕精彩的东西事后忘了。”
“职业病也别马上犯，先喝酒。”县长又把杯子斟满酒，说：“你不是说你喜欢写小说吗？所以我给你讲嬢县这些故事，说真的，嬢县有好多值得写的东西，我没那个文采，要不我早写了，嬢县这些故事不写出来太可惜了。今天你来了，并且你说你写小说，我就把这些故事告诉你，你把它们写出来，那算你帮我忙了。先喝酒。”
县长端起酒杯跟我的杯子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接着说，“因为那时家里穷，连烧火的牛粪都没有，所以卓嘎在家期间就到林间去捡干树叶子，我们那儿有个很大的林子，叫波林卡，树林茂密，那些树粗的两三个人抱不拢，秋天的时候，拉萨的人到那儿去捡干树叶。
有一天卓嘎也偷偷到波林卡捡干树叶去了，她捡了一筐树叶回来以后，把树叶晒在院子里，因为捡回来的树叶还有些潮湿，晒晒以后才能烧火。可这下灾难降到她的头上了，第二天一个邻居从卓嘎晒的树叶中捡起了一小块旧报纸，那张报纸上有毛主席的头像，邻居把旧报纸送到居委会的头头们手里，说阶级敌人把毛主席撕碎了，现在准备烧掉，就这样把卓嘎连夜带到派出所揪斗，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说完县长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曾经采访时，也听说过这么一个与这个故事特别像的事，我的一部小说也是以这个故事为素材写的。”我听了县长的叙述很激动。
“是谁告诉你的？”
“有一次我采访政协委员郎钦•格桑旺加，他告诉我的。”我这么一说，县长马上问，“是不是赛帮居委会的那个矮个子老头？”
“对。”
“他肯定知道好多事，那时候那老头也挨整了，他是我们隔壁居委会的。”
“是这样？”我觉得这世界真小。
“后来卓嘎呢？”我继续问。
“卓嘎被抓走之后，先把她带到派出所关起来了。”
“后来呢？”
“我后来才知道，说当时把她从家里带走的人就是我爸爸，后来我问爸爸，爸爸说带到派出所，第二天直接带到监狱去了。”
我怀疑县长的爸爸知道他儿子和卓嘎好，就怕影响儿子的前途就导演了这么一个戏？我本来不想说，可多喝了几杯白酒就把这话催出来了，把我的怀疑给县长说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后来我爸爸也去世了，这个事不得而知，可后来文革结束后，我问过一些那时还健在的我们居委会的老人，他们听说卓嘎后来在监狱疯了，没几年在监狱死了。”
县长说到这儿低头沉思了好半天。我看出县长对那个死去的卓嘎还是很有感情的，可能一时半会儿从悲痛中出不来，可县长又把酒杯端起来对我说：“多喝点。”说完一饮而尽，脸上出现一种难以名状的淡淡的笑纹，好像他想到了另外一件事，他摇了摇头说：“我这一生碰到的这些事特别奇怪，卓嘎被抓走几年后，我听说她死了，可根本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在哪儿死的，没过两年，从辽宁到我们公社来了七个转业军人，说是到我们公社插队的，都很年轻。其中有个女孩儿，二十四岁，长得跟卓嘎特像，特别是她那种对工作的韧劲儿，跟卓嘎一模一样，巧的是，她主动来找我，说跟我要学藏文藏话，我也高兴，卓嘎不在了，现在又来了这么一个，多多少少弥补了一些我心中的悲伤。
她叫丁淑华，她天天抽空来找我，我也有空就教教她，她很认真，学的也快，她说她要一辈子扎根边疆。后来她让我给她起个藏族名字，我给她起了，我起的是‘江沙尔’，就是新树苗，她知道意思后也很满意，我们就这样接触了半年。我心里老觉得她就是卓嘎，我非常喜欢她，她也喜欢我，那时我们虽然互相没表白什么，可两人心里都明白，彼此都有好感，那时候我住在一家农民家里，他们给我腾出了一间房，有一天晚上我给她教完课以后，两人坐在一起喝茶，屋里点着蜡烛，在烛光下相互这样看着，这个时候，我眼前的她变成了卓嘎，我愣了半天，这是怎么回事？我使劲儿揉揉眼睛看，我想我是不是做梦了，可她没变，她就是卓嘎，卓嘎哭了，我也哭了，我们两人抱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哭了半天。我不知道科学上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她的的确确是卓嘎。”
“那后来你们两个停止哭泣的时候呢？”我半信半疑。
“我们互相抱着哭了半天，这个时候那家主人从他们自己的屋里出来喂牛去了，听到脚步声，我们就怕他进来，赶紧各坐各的位置上，我眼前的卓嘎又变回了丁淑华。”
“那可能你心里太想卓嘎的原因吧，一时恍惚了。”我听得出来，县长对卓嘎有一种内心深处的爱恋。
“我向毛主席保证，她的确变成了卓嘎。”县长这时候像个小孩儿似的，还向毛主席发誓，当年最流行的誓言也搬出来了。
“来，县长，先来一杯。”我把县长的杯子端起来递给县长，一仰头也把自己杯里的酒喝下去了。
天色已经很晚了，外面一片静悄悄的，只有县长夫人阿加拉错在另一边忙着缝什么东西。
我还想听听县长和丁淑华后边的故事，就问县长：“后来丁淑华回内地了吗？”
“什么回内地，76年‘四人帮’倒台后，上边说她们那些部队转业过来的都是‘四人帮’派到西藏的爪牙，那时候到西藏来了不少像她们那种插队的转业军人，她们分到西藏的各个地方，还说丁淑华是江青亲自派过来的，然后把丁淑华抓走了，抄了她的房子，有的说，在抄丁淑华的房子的时候，抄到了她与江青一起照的相片，可我不相信，如果她有这种照片，江青还没倒台时她肯定会拿出来给我看的，可她从来没给我看过这种照片，那时候传她们这拨人派到西藏是为了篡夺西藏的最高权力。丁淑华被带走了，我既气愤又害怕，公社里都知道我和小丁关系密切，县里来人问过我好几次丁淑华的情况，我如实给他们讲了，我还说，这些人来的时候，在地区给她们戴了红花，在县里给她们戴了红花，上边各级领导出来接见她们，那时领导们都不知道她们干什么来了，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怎么能知道呢？”
当年的生活虽然艰难，但县长好像还很留恋当年的生活，“那时我们打藏羚羊，打野牦牛，翻过对面那座山就能打，每年在地区开四级干部会议时，还能吃到不少藏羚羊野牦牛的肉，那时候不懂什么国家保护动物之类的东西，下到基层，见了动物就打。那时我在县里当秘书，秘书嘛，就跟着当官的跑，几年来，把整个西部都跑遍了，后来知青都陆陆续续回城了，我也有机会回城，可这时候我已经被这个女人拴住了。”说完他向在一边忙着缝衣服的老婆努了努嘴。
我再也不想打断县长的思路，我想这段精彩的小说素材丢失了多可惜，别的事明天再说。
县长老婆是个五十多岁的高个儿妇女，穿了一身的墨绿色汉装，可能也在县里哪个部门上班吧，脸长长的，话不多，她听到县长这么说，转头朝我们看了一眼，可脸上依然没什么表情。
“现在嬢县变化大了，不像以前了，来先喝酒。”县长这么说着把他面前的酒杯递给我。
听到这儿我马上就激动了，真不知县长还告诉我些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我怕酒喝多了记不住，就说：“那我不喝这个白酒了，这个多了，我什么也记不住。”
“那你喝什么？啤酒？”县长问我。
“行，我喝啤酒。”我还是要了我最喜欢喝的东西。
“拉错，拿几瓶啤酒来。”县长朝他的老婆喊。
县长老婆什么也没说，可我看见她进了另一间屋去了。
过了一会儿，她从那间屋里喊：“啤酒没剩，前天嘎吉他们来，全被他们喝没了。”
“那你给关老板打个电话，让他送一箱来。”县长也朝他老婆喊。
“不要那么多不要那么多，我可喝不了那么多。”我马上阻止。
“喝不了剩下，明后天还可以喝。”
“这么晚了，人家睡了。”看不见县长老婆的身影，但她的声音传过来了。
“这么晚了怕什么？他是做生意的，多晚他都高兴。”县长说完轻声问我，“是不是，人家生意来了，才不管晚不晚，是不是？”
可县长老婆没有动静，我感觉县长老婆比县长更厉害些，我不好意思地对县长说：“那我还是喝白酒，少喝点。”
这时，县长老婆从那间屋里出来了，她在身上外加了一件短大衣，手里拿着一个布兜子，她一边朝大门走去一边问县长：“要几瓶？”
“几瓶哪儿够？买十瓶过来。”县长看都没看老婆一眼。
“十瓶？你没听记者说明天有事吗？今晚喝这么多明天怎么去？”
“你别管这些事，明天去不了后天去，刚到怕什么？”
“不不，我还是明天去。”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又朝县长老婆说，“啊加，要两瓶就够了。”
县长老婆什么也没说，这个啊加的脾气我摸不透。
她出门了，门随手拉过去了。
“县长你讲吧。”我有点迫不及待。
“咳，这种故事太多了。”县长又抿了一口酒后讲了另外一些知青的事。
门打开了，县长老婆提着装啤酒的布兜进来了，她走到我和县长旁边，把啤酒从布兜里拿出来放在我和县长面前的桌子上，什么话也不说就转身走了。
县长马上问：“才买了三瓶？”
“够了，人家明天还有事，你不也说明天去什么矿厂剪彩吗？喝这么多明天怎么去？”
“嗨，这个女人。”县长摇了摇头，鼻子眼睛全挤在一起，很无奈的样子，然后他一边开啤酒瓶盖一边自言自语，“剪彩有什么？拿剪刀‘咔嚓’一下就完了。”
“三瓶够了。”我接过县长手里的啤酒瓶说，“我喝了这么多白酒，现在就差不多了。”
县长老婆进去后，县长给我敬酒，他自己也喝了一杯，放下杯子就说：“他妈的，这个文化大革命毁了多少人。”
“扎西，睡觉，人家明天还有事。”我以为县长老婆睡了，其实她一直没睡，这时她说的话有些生硬。
“那县长我们睡吧，故事真精彩，还想听，可太晚了，你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再给我讲讲。”我轻声说话，同时把县长的酒杯递给了他。
“没事没事，先喝。”县长把我眼前的瓶子抓起来看了看，说“不多了，就这点喝完睡觉。”
“那阿加就不高兴了。”我的声音变得更小了。
“没事，先喝。她睡觉，管我们干啥？”县长把杯子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说，“你明天不是去采访那家餐馆的老板吗？那老板不是当地人，他也有很多值得写的故事。”
“是吗？什么故事？”说有故事，我马上兴奋了。
“文革的时候这家伙干过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县长说着笑了笑。
“怎么回事？”我真担心县长不讲出来。
县长沉默了一会儿，好像在想那件啼笑皆非的事一样，我看着县长等待着，真希望县长早点讲出来。
过了一会儿，县长终于开口了：“六九年的时候，一拨拉萨衮德林居委会的男女青年被派到拉萨以西的堆巴乡帮农民挖水渠，其中就有这个餐馆老板，当时好像他们家成分也不太好，他那个爸爸好像是过去一家领主家的管家，那帮人大部分是领主子女，其中还有大贵族丁恰家的女儿，那个也叫卓嘎。
一个炎热的下午，这个家伙跟卓嘎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晚上要钻进她的被窝里去，叫她不要吭声。
那时他们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男女混合住在工地的帐篷里，一去就是几个月。
卓嘎那年二十几岁，眉清目秀，亭亭玉立，就像在一根直直的竹子上插着一个刚刚成熟了的苹果似的，小伙子们都想把它摘下来吃。
卓嘎把他的话当成玩笑，没放在心里，因为他们白天在工地上什么玩笑都开。
那时候这些干活儿的人晚上没什么事做，每天晚上躺下之后，喜欢互相对对歌，有时唱那些流行的革命歌曲。那天晚上，他们唱完歌，有的人已入睡了，有的人昏昏欲睡，但还在半死不活地哼着曲子。这个时候，这个家伙真的偷偷钻进了卓嘎的被窝里，卓嘎不敢叫，又不敢反抗他，就任他摆布，这时她为了掩盖他呼哧呼哧急促的喘气声，就大声唱了一首歌，唱的是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歌曲《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歌词是这样的，毛主席呀，您是灿烂的阳光，我们是禾苗，在您的阳光下茁壮成长，……。卓嘎这么一唱，那些迷迷糊糊的人又清醒过来了，有的还跟着卓嘎一起哼唱，等唱到第二遍的时候，卓嘎再也唱不利索了，她唱得语无伦次，最后她开始断断续续地蹦歌词：毛、席、毛、席、毛、席。
这下引起了那些还没睡着的人的注意，有人坐起来看，有人划火柴照，这家伙在一片笑声中溜进自己的被窝里，卓嘎也用被子蒙着自己的头不出来。
工地上经常发生这种事，人们笑完之后又倒下做自己的梦了。
可第二天，居委会的头头们知道后，说干这种事的时候还拿毛主席当掩护，这是侮辱毛主席，更严重的是有人汇报时，说卓嘎蹦的不是‘毛主席的席’而是‘西’，说卓嘎在喊毛、西，毛，西，因为在藏话中‘西’的发音和‘死’的发音是一样的，这就严重了，居委会的头头们指责卓嘎故意喊毛死，毛死，说阶级敌人日日夜夜盼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第三天就把卓嘎抓走了。”
“那他没事吗？”不知为什么，我关心他的安危。
“他好像也被带走了，可他没唱就好些。”县长说着端起酒杯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桌上说，“他妈的这文革闹了很多笑话。”
县长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桌上，让我吓了一跳，我看了一眼县长的脸，县长的脸变得紫黑红，好像在一块大大的猪肝上按上了眼睛鼻子一样。
其实我也有些昏昏沉沉，不知是喝多了还是疲倦了，两只眼睛真有点睁不开，我想此时此刻我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儿去。
“现在嬢县变了，生活也好了，我们也不用像过去那样过日子了。”我知道县长好像还要对我说点什么，我往阿加睡的那间屋看了一眼，县长见我往那边看，像给我壮胆子似地说：“没事，我们难得有这个机会，多聊聊，她不懂，在嬢县生的，在嬢县长的，一辈子没出过嬢县。”
其实我也想听，平时去采访这些县官时，谁给你说这么多？
“现在你们拉萨有的我们嬢县全有。”县长的声音突然变大了，吓了我一跳，我情不自禁地往阿加睡的屋看了一眼。
“他妈的，现在那些妓女也都来了。”县长喝多了，口齿有些不清楚，但他的脑子一点也不糊涂。
“瞎说什么？”阿加突然从屋里冲出来了，她走到桌旁，一边弯腰收拾桌上的酒和酒杯一边大声喊叫了一声，我都吓了一跳。
我看到这情景，赶紧站了起来，对县长说：“县长我们睡吧。”
阿加一边收我们面前的杯子瓶子之类的东西一边还继续斥责县长：“喝多了就胡说。”
我真害怕县长发脾气跟他老婆吵起来，万幸县长没有这么做，县长只是站起来冲我笑了笑。县长的身子还有些踉踉跄跄，他对我说：“对了，你明天不是去采访那个藏餐馆的老板吗？他是万元户，好好采访采访，反正嬢县的故事多，这才是冰山一角，睡吧，你睡那间。”说着顺手指了一间房。
“好好，我没事。”我说着扶了扶县长，县长转过身问老婆：“记者的被子呢？”
“都在那间屋里。”阿加看都没看我一眼，我真不好意思。
“好好写写那个藏餐老板，他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万元户。”县长又回过头来强调了一句。
“行。”
县长笑了笑说：“睡吧，晚上喝水，那个柜子里有矿泉水，自己拿。”
“我放在床头柜上了。”阿加对我说。
“谢谢。”我谢了一声就进去了。
七
回到拉萨的第二天早上，我吃完早饭就到邮电大楼给王总打电话去了。那时电话没有那么普及，打个长途电话还得去邮电大楼排队。拉萨和沈阳之间有两个小时的时差，我计算着我九点打正好是王总那里的十一点。
我把这边的情况简单说了说，主要想告诉王总快点派人，可我还没说完，王总说已经派了一个人到拉萨了，可他高原反应非常厉害，现在在拉萨一家医院住院。我一听急了，忙问：“在哪家医院？”
“在工人医院二楼36房间。”
“我马上去看看。”
“格玛先生，那全拜托你了。”王总说，“没想到你们那儿高山反应那么厉害。”
“放心放心，我马上去看。”我放下电话就去了医院。
我来到工人医院，在36房找到了王总派的那个人。他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躺在床上，鼻子里、手腕上都插着管子，床边立着大大的氧气筒和挂吊瓶的木架子。他躺在床上，脸色略白，嘴唇乌黑而干裂，眼睛显得有些疲惫。
“你是王总派的李先生吧？”我走到他的床前问他。
他眨巴眨巴眼睛，好像也点了点头。
“我是王总的朋友格玛。”我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说，“抱歉，我刚刚才知道。”
“没事。”他听到这儿，脸上露出一丝笑纹，轻声回答我。
“你什么时候到的？”我轻声问。
他抬起那只没插管子的手，五个指头伸得直直的。
“五天？”我这么一问，李先生眨巴眨巴了双眼。
“别着急，先好好休息。”我本来想多问问他的一些事，可看到他那疲惫的样子，我再也没问什么。
过了一会儿，我找到医生询问李先生的情况，医生说他是肺水肿，需要安静地躺几天，如果几天后没加重，立即返回成都，否则就危险了。
我听了真有些害怕，万一他在这儿出什么事，那可怎么办？
我请求医生尽一切努力来治疗，如果需要什么就跟我联系。
医生说：“我们当然尽一切努力，但他体质较弱，需要在饮食上加强营养。”
“这个没问题。”我答应着。
我回到李先生床前把医生的话转告给他，李先生听后轻声说：“真没想到，事情全耽误了。”
“你别这么想，幸亏你在拉萨病了，要是在嬢县或去往嬢县的路上病了，那更糟糕。”
“也是。”李先生听了这话精神稍好了一点，“格先生，那你把我的详细情况给王总打个电话说一下，看王总怎么说。”
“你放心，我晚上就给王总打电话。”我说，“你先安心养病。”
李先生的精神头好了点，于是他慢慢讲起刚到拉萨那五天发生的事情。
原来李先生到的第二天就急着去找一个东北老乡，而这人是自治区政府的张秘书长。
“你们以前就认识吗？”这事王总没说过，我好奇他们怎么攀上了这么大的官。
“不认识。”他说，“王总在俺们那儿找人打听到的。”
“是这样。”我真佩服他们找路子的能力，不愧是做生意的人，同时心里也高兴，有这么大一个官的帮助，这件事一定会做成。
“我见到张秘书长就把王总写的信还有些小礼品都交到他的手里，说了俺们的事以后，他答应帮我们，下次你再跑跑。”
“行行。”我说，“这些事先别着急，你先养好病。”
“下回王总派人来，一定要把张秘书长这层关系搞好。秘书长已经答应关照我们的事。”
“行。”我没想到王总本事这么大，在那么遥远的东北就能打听到在拉萨当官的东北老乡，并且还很快连上线了。我对这事的信心突然倍增。
“这层关系不能断，下回一定多跑跑。”我走的时候李先生还特意嘱咐我。
晚上，我给王总打电话把这边的情况说了。
王总有些惋惜地说：“这事怎么这么不顺利，刚开始小李在成都买不到飞机票等了好几天，好不容易进去了，又得了这个病。”
“就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进藏的机票每年夏季就是这样紧张。按理说，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解决，可我在成都连个熟悉的人都没有。我作为合作伙伴真感到自愧，可我也没办法。
王总说：“不过没关系，现在我们在你们那边找到帮忙的人了。”
“就是，有张秘书长帮忙就好办了。”
“对，到时候他会帮忙的。”
“那还是快点派人吧。”
“我肯定还要派人，我看准这个项目了，请你在那边多操心。”
“那当然，放心。”
“那等小李回来以后我马上派另外一个人去。”
“好的。”
“格先生，你说的那个缺氧是什么情况？身体有多大的反应？”王总问我。
“缺氧会头疼，喘不过气来，弄不好得肺水肿。”
“是不是现在小李的这种病？”王总停了停说，“要不我自己来一趟，有你在那儿，我也不怕了。”
“王总，这事还是慎重点。这肺水肿可不容易治，医生说这病可危险了。”
“有那么可怕吗？”
“有有。”我说，“王总还是慎重点好。”
“但今年不把前期考察做好的话，这事又整整耽误一年，耽误了一年，这事还有戏吗？”
“也是。”我不知怎么说，“嬢县那边海拔更高。”
王总沉默了一会儿。
“那行，我们先想想吧，之后再联系。”王总的语气好像有些不高兴。
我有点担心，王总会不会因为天气原因不派人来？可气候问题我有什么办法？
我沉默了好半天，最终想，做不成就做不成吧，免得我天天这么紧张，我自己安慰自己。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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