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尊者与中国境内民众的两次推特对话，在藏汉之间，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当时，中国封锁了谷歌汇问，还出现了宕机等其它干拢。但，仍然，每次都有一千多人提出问题，一万多人参与评选，后来，还有不少网民将谈话内容，转贴到境内网站、微博等，与中国境内更多的人分享。这无疑，挑战着中国当局的新闻垄断，也显然，是一种更具优势和前景的交流渠道。
首先，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自由地参加对话，提出疑问。而在投票过程中，又可以检验其问题的普遍性和现实性，追踪中国民众对西藏问题的思考方式、价值取向等，了知汉藏交流中最闭塞，最需要疏通的关节。 完全超越了先入为主，个人控制主题的偏狭，也超越了小圈子化、老套僵硬的开会作风，更具信息时代的特点。
其次，节省时间和宝贵来源的资金。而这些自愿地坐在电脑前，穿越中国网络封锁的人们，都有一个最基本的渴望 ——了解中国官媒以外的信息，也可以解释为，他们不满于中国新闻的黑箱操作，精神上有着比较先锋的追寻，甚至可以说，他们，代表着中国未来。尤其是，在没有任何个人表现机会、先决条件的诱惑下，主动参与汉藏交流，也说明，他们是真正地关心西藏问题，或者说，对当今的汉藏关系与未来，都有着浓厚兴趣，是我们应该与之交流的真正对象。
另外，王力雄先生在他的《族群对话与新媒体》中，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栏目：“如何继续与达赖喇嘛对话？”征询两次推特对话中，需要改进的方方面面，可以匿名，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因而，鼓励了人们直抒胸意，提供不同智慧的机会，这种快速安全的信息反馈，必然带来汉藏对话的良性循环。
没有一种交流是完美的，只有及时地看到毛病，才说明，我们有足够的自信，也真正地对汉藏交流负起了责任。那种迫不急待地自我表扬，只能说明心虚，或者底气不足，跟中共宣传红歌一个道理，到头来，被成为笑炳。另外，达赖喇嘛尊者和洛桑森格等人的出席，是对汉藏交流的一种鼓励和支持，相反，只有发挥汉藏交流应有的作用，才没有辜负尊者的到来。热闹和花里胡哨，不等于成功，还很可能被认为是共产党的作风，是一种浮夸和作秀，是把千万藏人的奋斗和死亡，转化成了个人的卖点。
打开王力雄先生的《族群对话和新媒体》，首先映入视野的是： “在互联网上，把乌托邦变成有托邦”，“把数量民主变成失量民主”。从这里，我们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王力雄先生，在独裁的中国，对民主的艰难探索。而两次推特对话，已证明了王力雄先生，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完全遵循民主精神的族群交流捷径，我们海外的汉藏交流，何不思索，怎么踏上这条有效之路？
当然，利用互联网进行汉藏交流，并不是唯一的形式。几年前，我在美国的维斯康辛倾听达赖喇嘛尊者讲法时的人山人海的壮丽场景，至今感动着我，尤其是那种自由递条提问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藏汉交流的会场，不设在讲经场之内，由藏人主持呢？另外，交流的对象，应该完全开放，像达赖喇嘛尊者讲法时一样，那些愿意了解西藏真实情况，倾听尊者的人们，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而那些为了某种利益，像苍蝇一样，盯上来的人，也自然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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