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穆尔：在库库淖尔以北

以下珍贵的史料，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的1958年“反封建扩大化”，就是一场对蒙、藏两族的大屠杀。这样一个独裁、毫不怜惜生命的政权，存在一天，人类就多一重灾难。——朱瑞


我试图以笔录的片断讲话、互不联结的事件、局部现象,也就是一些与1958年“反封建”斗争中的扩大化、甘肃省和青海省牧民的几次不同原因的大搬迁、“四清”和“文革”等许多事件有关的人的陈述,组成一些不连贯的画面,同时又是一种相对完整的历史画面。试图从他们的口述中看到当时的人们情感的历程、心灵的历史,而不是以事件本身的历程为主。他们为什么痛苦?他们记住了什么?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希望的是什么?这是一堆“当人们试图把它们拼在一起就会扎手的玻璃碎片”。

我努力做到不遮掩、不诿饰,摸索一种方式来叙述民众的心灵历史,学习异域文学和历史中常有的那种真实的力量,也就是最高限度地接近生活,追求真实的极致。
让被访者说出自己的立场,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仇恨,而是避免类似的痛苦和灾难,让历史上的悲剧激起人们善良的感情,并为那些不幸的人们呼吁宽容。让我们拿出勇气来,实事求是地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做一次全面的重审,做一次抽筋剥皮般的反省。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杜绝和根除类似的事件发生吗?有一点也许人们都明白:那就是只有铭记自己历史上的残酷和恐怖经验,才会有消除歧视和压迫的契机。目的就是让这些受难者的历史对我们的未来产生一定的指导和警示。“诠释过去,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的内在联系。”(卡尔恩斯特耶斯曼语?)
——铁穆尔

按: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位于青海湖东北侧草原。青海湖,蒙古语叫库库淖尔,藏语叫措尔孟,汉语叫青海湖或西海。以畜牧为主的海宴县有蒙古、藏、汉和回等民族。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的扩大化,在大清洗的同时,这年10月上级命令将这一带的蒙古、藏等牧民火速搬迁到祁连县、刚察县、皇源县等地。

那一年,在青海省祁连县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接壤的草原上,因人畜突然剧增,两省牧民发生了更多的摩擦,这又成为导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牧民大搬迁的原因之一。

1963年到1967年,“四清”运动工作团又在祁连县制造了大冤案“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涉及了414人。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祁连县和海晏县1958年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案和祁连县的“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都被彻底平反。(作者)

档案摘录
海晏移民工作,是从1958年10月20日开始的,到1959年的2月份才结束,……迁往外县的移民共计1,279户,6,700人(另一资料称:共有 1700多户,近9000名牧民,270000头牲畜),其中湟源安置156户,949人,祁连安置461户,2,183人(包括托勒138户,635 人),刚察安置474户,2,469人,(包括青海湖25户,101人),三角城种羊场安置188户,1,099人(包括机械厂37户,244人),海晏县各公社安置436户,1,983人。
祁连县档案馆《关于海晏县1958年移民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

洛布丹(藏)69岁
“海宴县蒙古人主要是1636年旦增曲吉加乌(固实汗)从阿尔泰山和天山一带进入青海时来的,以和硕特蒙古为主,也有其他卫拉特蒙古各部的人和1227年以来进入青海的各个蒙古部落的后裔。清代在青海湖周围有29个蒙古旗。……
“上级命令下来了,让海宴县成分不好的几千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迁到600公里外祁连县的的苏勒托莱(今分为两个地方。苏勒:今名苏里乡,属青海省天峻县。托莱:今名央隆乡,属青海省祁连县。均离祁连山主峰不远)一带。上级说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是坏人。牲口都被没收掉了。每一户只让赶五头牛,到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分,每一户只赶两头牛。干部们拿着枪来了,他们说,啥也不要拿,到了那里啥都有哩。叫人们拿上衣服就走,别的啥也不让拿。谁要是回头看一下, 就举着枪问:‘你看啥哩?’哪个人不走,就威胁要在那里枪毙。给我们派来的干部都是从西宁那边来的,多半都是农垦部队的。路上我们要是坐下来喝点茶吃点什么,他们就拔出枪咔嚓咔嚓地压上子弹。
“把人们赶到一个大坂上,都饿得走不动了。有的人就扔到路上了。又走了好久,路边有一个人家,有一个老奶奶,她给饿肚子的人烧了茶,又把仅有的半盆酸奶给人们吃了。人世上总是有这样好心的人。
“从库库淖尔到苏勒托莱的路上,蒙古老人们一个一个地死去,有的人头靠在石头上就死了,有的人坐着就死了。主要是饿、病和心情悲愤绝望而死的。后来小孩子们也习惯了,在老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子拖到远处扔下。到了祁连县后,海宴县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数百公里的俄博、野牛沟和托莱。一家人分到四五个地方, 亲人不能相见。

“寺院的僧人们集中在一起劳动,大家心情苦闷、绝望。每天,食堂里的队长喊名字,当有人回答某某没有来,那第二天肯定在滩上能看见他的尸体,有的人头枕石头死掉了,有的人蜷缩在土坑里死掉了。满滩都是死人。
“散白勒被抓走后,在审讯的时候给他上了八段锦(酷刑一种)后,他的腰椎骨脱臼了,成了一个丑陋的驼背。释放后,他挡了一辆卡车到了托莱牧场。下了车在开阔的草地上看见一个放羊的老大娘,大娘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从前哈尔金乡的乡长散白勒’。那个大娘惊讶地看着这个背已弯曲的畸形人,愣了好半天。她不相信眼前这个丑陋的人就是从前健壮高大的乡长散白勒。后来她嗫嚅着问他:‘你还活着吗?那我们家的蓝白还活着吗?’散白勒告诉她:‘你们家的蓝白还活着,我见了他’。那个大娘顾不上和散白勒说话,就掉过头向远处的一个放羊的年轻女人大声喊:‘蓝白还活着,蓝白还活着……’
“散白勒到自己的家后,他的媳妇和娃娃们都没有认出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驼背的畸形人。”

散白勒(蒙古)89岁
“……那一年札西伦布寺的一个活佛从内蒙古过来了,把他的牲口稍带给班禅赶牲口的人赶往拉萨。我们那里每隔三年要从札西伦布寺请一个活佛到我们的寺院扎藏寺(今湟源县境内,曾一度是青海卫拉特蒙古人的主要寺院)。1957年这个活佛来了,他的名字叫伟林西热特。1958年这个活佛被说成是特务,逮捕了他。这个活佛只有两个徒弟,再啥也没有。当时活佛住在藏民的大于千户家,大于千户和我们关系很好,他管辖七个部落700-800户人,蒙古人藏民都有。大于千户给活佛借了1000块钱,大于千户就被抓走了。上面说活佛是特务,千户是叛乱分子。那时我是哈勒景乡的乡长,我去证明活佛不是特务。他们就抓了我。我忘了我是在哪里被抓的。……海宴抓人开始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刚解放那几年,因为草原上狼多,一到冬天狼害特别严重,所以政府组织成立了草原打狼队,打狼队由各部落的枪手和民兵组成。当时有公安上的人领上打狼。1958年把打狼队定为反革命叛乱队,全部逮捕法办。……
“……我在德令哈劳改农场劳改,劳改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家里人还活着没有?……?(已严重残废的散白勒老人已体力衰弱、记忆模糊,言语含糊不清。)”

劳布藏(蒙古)73岁
“解放前马步芳的时候我们家里穷,我们给农区的汉族地主放牲口。放一个黄牛给的报酬是30斤青稞,一个马是50斤青稞,30只羊是10斤青稞。15岁上到茶卡驮盐三年,从茶卡赶着牦牛送到大通,一个牦牛给你五块钱,往返一个月。我的父亲在解放前当了40天的保长。我17岁的时候解放了。1953年北山蒙古族区成立了,我的父亲当了区长。我带20多户人家,全部是一些牲口少的穷人家,我们在海宴县第一个成立了互助组。一年后成立了第一个初级社,叫团结社,我当了社长。我到海北州会计训练班学习四个月,学了一些汉字,回来当了会计。
“1958年秋,斗争开始了。部落头人、区乡干部,召去开会就被扣留了。部落里的男的全部被打成了反革命,抓上劳改去了,剩下的全是些女人娃娃。上级也不让我们说蒙古话或藏话,说是黑人黑话不能说。我们家七口人,我父亲是北山蒙古族区的区长,被逮捕了。那时候我是北山蒙古族区团结社的社长,我们晚上接到通知,上面要让我们搬到祁连县的托莱牧场,天一亮就要走。上级宣传说,到了目的地啥都有,啥都不需要拿。每一户只准赶三头牛。其余的牲口全是公家的。东西全部扔掉,我们白天赶牲口,女人们背着娃娃走不动,男人们先赶上牲口走,到宿营地后晚上再回头去找女人娃娃们。干部们很凶,很牛比,哪一个营地上的茶烧得迟一点,就被一脚踢翻。那一天你就别想吃饭。我们赶着牛、马和羊,干部们就是不让我们骑马。抱着娃娃的女人,走不动路的老人也不让骑马。一句话,就是人不如牲口。我们不在人的数字里(意思是:不被当人看)。
“那一年冬天偏偏雪下得格外多,走到默勒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在雪地里赶着牲口走,骆驼回头望着自己的老家‘嗷尔……嗷尔……’叫着,眼睛里淌着眼泪。不要说人嘛,牲口都恋自己的家乡呵!走不动的牲口就扔下了。自古以来,我们蒙古人也罢,藏民也罢,还有你们尧熬尔人也一样,牲口就是我们大家的伙伴罢,也是朋友,也是赖以生存的依靠。牛、马、羊和骆驼在雪地上凄惨地哭叫着,我们的那些孤儿寡妇们在悄悄地哭着,谁敢大声哭呵?
“到托莱了,我们除了一顶空荡荡的账篷外啥也没有,没有吃饭的锅碗,要买的话我们没有钱。最难的是每一家男人大多都被抓走了,没有干活的人、没有劳动力。我们在苏勒、托莱、天峻一带放牧,苦得很呵。冬天到了,天那么冷,一个地方只放七天牲口,草就被风刮走了,七天要垒一个羊圈。公家的羊死掉咋办?人死掉不要紧。公家的羊死掉是要逮捕法办的。一部分人被赶到农业队上了,农业上的生活更紧张,饿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男男女女饿得走不动路,后来我们也有了经验, 饿极了走不动时,背着手还能走路,如果垂下手就一步也走不动。牧场的牲口死得很多,死羊肉收到一起只能交上去,上面有命令,绝对不让我们吃。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个别人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宰了牲口,抓住以后在群众大会上批斗,然后去劳改。人们全部在食堂吃,在食堂吃过后就不能在家里烧火,你烧火你就有问题。干部说这是账篷改造。

“开会的时候,会跳秧歌的汉、土族男女一边跳一边唱:‘1958年,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快快来。’唱的都是当时的口号。会上批斗活佛、阿訇。还要让回族养猪。
“祁连县有汉、回、藏、蒙古、土好几个民族。当时干部们天天宣传的是‘揭掉盖头辫子化,不戴顶帽分头化,脱掉皮褂棉布化,不烧牛粪卫生化,回藏汉蒙通婚大众化,牧区账房街道化,乡村住宅城镇化’。

“赶过来赶过去就是些男人都被抓上走掉的孤儿寡女呀。
“1960年兰州军区的人在托莱草原上大规模围猎,成群的野马被打死后用车拉走了。
“后来,我们又被赶到默勒滩,从默勒滩又赶到野牛沟。每一个人一个月只供应九斤粮,我家里有三个娃娃,我的两个,我妹妹的一个,娃娃们吃不饱。大米熬成汤给每人舀上一碗,几粒米就沉到了碗底,娃娃们用手捞也捞不上。吃的粮食不够,穿的衣服也没有,买也买不上。大人一年四季穿的是破球鞋,娃娃们没有鞋。我们在滩上拾那些被部队打死的野马,把皮剥下来后泡在水里,给娃娃们缝了鞋。这些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和我们一起过来的人都是这样的。
“1958年到1960年死了多少人呵,冈察、祁连、门源、海晏、默勒……一部分孤儿寡女算是活过来了,总算没有死绝呵。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了,没有自己的部落了,我们还是流浪的人。
“1962年我父亲被释放回来了,但是还戴的是反革命的帽子。‘四清’运动来了,接着‘文革'又来了,1966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给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因为我们家庭成分是牧主。我的党籍也开除了。牧主家的娃娃不能上学,我的姊妹们都没有上成学。只有最小的妹妹才让措在1980年我们家平反后上了个学。
“我的父亲和母亲每天白天要去放羊放牛,晚上黑得啥也看不见的时候圈好羊,拴好牛,来不及吃一点喝一点就要摸着黑去会场上汇报,然后挨批斗、挨打。每天都要批斗、都要用绳子捆住挨打。他们把我的父亲脖子上用铁丝吊上石头,然后又吊在账篷里用烟熏,用棍子打。嘴里给灌了辣椒、姜粉。我的父亲满脸都是眼泪鼻涕。
“1968年11月份,我在红土沟、哈萨坟一带放羊。有一天我的父亲和母亲没有回家,我问别人说是批斗完就回家了。后来我找到红土沟的黑河边(黑河上游西支,原名八字墩郭勒),看见我的父亲和母亲的衣裳扔在那里,我才知道两个老人跳河自杀了。后来听人说在批斗会上把两个老人打得很厉害。他们俩跳水的时候, 两个人把手用绳子拴在一起后才跳河的。我给乡上汇报了,公安上的人来了,说这是畏罪自杀。
“我去找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尸体,他们俩跳水的时候,河面已经开始结冰了。好多天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天越来越冷,黑河的冰越结越厚。到了第二年开春,巴字墩河的冰层化掉后,我才在河水边找到了他们俩的尸体,他们俩的手是用绳子拴在一起的……
“1980年平反了,可是人早已经死了。我的父亲叫达尔基,母亲叫仁青措。”

乃志布(蒙古)54岁
“1958年上级把海晏县打成反革命县。15岁以上的男人全部镇压了。手铐都不够了,就用绳子捆。当时上面说:要镇压1000个男人,海晏县就叛乱不了。其实海晏县哪有叛乱呵?就我们知道的整个海北州也没有什么叛乱。海北州公安局命令1000个如果抓不够,就抓女的来顶替。在州监狱里女犯很多,影响实在很大,上面只好把海晏县的县长刘义(译音)撤了。抓了的人都去哪里了?劳改农场多得是,德令哈、格尔木、浩门、化隆……回来的没有几个人。
“我们成分高的牧民财产全部没收掉后就被赶到公私合营牧场了。那是1958年秋10月10日,我记得很清楚。晚上来的通知,早晨就要走。蒙古包扔下了,锅头上煮的肉和熬的奶茶扔下了。干部们背着枪赶着我们走,谁走迟了谁就是反革命叛乱分子。一户只准赶自己的三头牛,一顶账篷一驮马上就走,50个牧民一个食堂,没有自己的锅碗,来迟了吃不上。600公里路走了45天,一路上病死的,饿死的,因为气候不适应和绝望而死的很多,小孩死得更多,感冒引起的肺炎、痢疾……死尸只能扔掉。我们赶上21万头(只)牲口走的,上级只统计了路上死的牲口有20000多头(只),说是国家的财产。可人死了多少有谁统计过?人没有牲口重要呵。
“唉!600公里,走了45天,死了多少人呵!托莱牧场的一个坑里,堆满了人的尸体,春夏时候臭得人头都晕。
“到了天峻、苏勒托莱,气候寒冷,又是隆冬时节,账篷扎不起来。有的一个账篷里住四户人家,一个角里住一户人。没有锅碗,找了个脸盆做了点炒面糊糊。每个人一月九斤粮,哪能吃够呵,饿死了多少人,有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呵,因为那全是国家的,连干部也没有权力宰。偷宰一只羊,是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产,要逮捕法办。后来打下野牲的人活下来了。我当的是食堂的炊事员,可以偷偷摸摸吃一点,算是没有饿死。我们到天峻放了一年牲口,苏勒托莱一年,1963 年又到了野牛沟。我们的人全部被赶到了默勒、多伦、阿日克几个地方,这些地方相隔都很远。

“1980年海晏县的反革命帽子脱了,反革命叛乱分子也平反了,但人已经死了,财产全没了,家乡没有了。

“那时我们赶着21万头(只)牲口到了托莱,当了牧工,几十年来批斗、挨打、放牧过来了,我们也老了,到前年(2003年)要撤场,牧场的牧工每人给了 3000元打发了。从1958年到2003年,一辈子都在牧场放牧,一辈子只挣了3000元。一辈子呵!没有工资的家属、牧工最可怜。”

蓝白(蒙古)73岁
“我是北山蒙古族区乌兰淖尔乡的。我没有经历过那次搬迁。因为我被逮捕了,1958年9月上面通知我到政训班学习,到政训班刚两天,公安局的人就来抓人了。和我一起抓了61个人。县长、书记,公安局长全部被抓掉了。公安局的人说:‘你们是叛乱分子’。他们用麻绳把我和蔡巴阿拉格连在一起,赶到了汽车上。我们被交到西宁劳改局,我被判了15年。然后又押到德令哈农场劳改。那时候我26岁。农场里犯人打犯人很厉害,公安局的人让刑事犯打我们,强壮蛮横的刑事犯用柳条和木棍打弱一些的犯人。那些犯人一边打我一边问我:‘你搞叛乱杀了多少人,老实交待。公安说你杀了人了。’公安的人就站在旁边看刑事犯打我们。
再后来就开始饿肚子了,柴达木劳改农场有13万人,死得只剩七八万人了。我们吃了三年茴条、苦苦菜和锁阳。我算是活着回来了。我回来刚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又给我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批斗的时候你一拳我一脚,到现在我的耳朵里还在嗡嗡地响:‘屡教不改,死路一条。屡教不改,死路一条。……’
“劳改了,挨打了,饿肚子了,草吃了,回来帽子戴了,苦受了。人的数字里没有我们。
“1980年我被平反了,祁连县的县长、海北州法院的人、祁连县法院的人都来了。我对他们说:‘在党中央的好处下,我成了一个人。总算不像过去,往右转是错,往左转也是错……我好歹算是个人了……’
“就这么,公安局的人给我们每人发了几个钱,就算是平反了。”

旦穆智勒(又名沙里,蒙古)64岁
“唉!现在我们把蒙古话也忘掉了。……
“我是贝子家(北中旗,俗称水峡贝子旗)的,我的父亲叫久格西,是哈勒景乡的副乡长。那时候他有两匹好走马,一匹是青马,还有一匹是枣骝马。县上叫我父亲去开会,我的父亲骑上那匹青马去开会,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人们说我父亲被抓上走掉了,说是反革命。那时候我还小,男人们都抓上走掉了。还有我的阿舅, 他是宗贝子家(北右旗,俗称宗贝子旗)的王爷。1958年前当的是海北州法院的院长,他也被抓上走掉了。我的父亲有胃病,死在德令哈劳改农场了,那是 1961年。
“我的父亲刚抓走的那一年,1958年9月我们开始走了,一路上又是风又是雪,路上我们看见刚察县搬走的牧民的营盘上火塘还在冒烟。我们从老家海晏的哈勒景乡出发,30～40户人家被编到一个食堂里。一家人只准赶三个驮东西用的牦牛,我们一家五个人,早晨天刚亮就赶着集体的300～400只牛羊走。路上到处都是牛羊和赶牛羊的牧民们,牛羊乱跑人也乱跑,到下午就剩30～40只了,扔下的牲口全部由公家交给路上的矿区了。一路上,好一点的马、犏牛又跑回到我们的老家草原上了。牲口都那么恋自己的草原,我们人呢?公安局的、民兵们就在后面赶着我们,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用火皮袋子打火,吃点死面饼子(没有发酵的面饼)就走。路上没有账篷,随便躺在滩上打个盹。到默勒郭勒,从默勒郭勒到克热那合老,又到则热恩块勒,则热恩块勒的雪有一尺多厚。我姐姐的眼睛被雪打瞎了。我们到库库热,到托来,又从托来到天峻。整整走了49天。唉!一路上受的苦能说完吗?到天峻后,在哈拉淖尔(今青海省天峻县境内的哈拉湖,面积仅次于青海湖)湖边又和天峻的牧民们打架争草原。我被赶上去挖煤,那时我才16岁。反属的子女不让放牧,只能到农业点上开荒种地,放牧是我们蒙古人和藏民的生活,挖煤、挖地我们哪里会呀?
“肚子饿的呀,有早上没晚上。饿得快死了,让我们回家。我背上一块毡去找家,家已经搬上走掉了。一路上碰到个账篷就去讨个馍馍,找了好长时候才找到家。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带着我的姐姐和妹妹们。我又去了运输队赶牛,收羊毛、牛毛、皮子……
“1963年我娶了这个老阿奶(他用手指了指老伴),安排到野牛沟乡大泉村,一直到现在,都老了。”

秋什江(蒙古)54岁
“阿爸抓走了,三叔叔也抓走了。我抱着哥哥的腰骑在他的马后,到了苏勒。到苏勒后我就跟上阿妈去放马、放羊。两年后我8～9岁了,就一个人放牧着一群母羊。我整天想我的阿爸,不知他在哪里。过了几年,我听人们说一部分劳改的人释放了,我去找会算卦的仁青爷爷算我阿爸活着没有?来了没有?仁青爷爷算了以后对我说:‘你的阿爸正在路上,很快就会到。。我一直站在羊群边上等到天黑了,没有见到我的阿爸。我又跑去让仁青爷爷算,他算了后说:‘咦?来了,来了。’ 我急忙回到账篷等着阿爸,等着等着我就睡着了,第二天天亮后,还是没有看见我的阿爸。我去放羊的时候,又去让仁青爷爷算,他算了后对我说:‘你的阿爸来了,今天肯定要来。’我站在羊群边,看着远处的大路,很久很久了,看到运输队的人马赶着牛从那里走过。我跑上去问他们‘看见我的阿爸没有’。他们说:‘没有看见。’天又黑了,我的哥哥来了,他和我一起站在破账篷边等阿爸。我们俩一起去赶羊。看见运输队的人赶着牛走过来了。那个仁青爷爷和一个奶奶一边跑一边喊我的名字:‘秋什江……秋什江……’我跑到他们旁边时,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和哥哥说:‘你的阿爸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和哥哥终于看到阿爸活着回来了。那时候,有几个娃娃才能看到自己的阿爸能活着回来呢?所以,不管怎么说,我还算是个幸运的娃娃吧。
“可是我的三叔叔就没有回来,他死在赛什克劳改农场了。三叔叔只是个一辈子放羊的老实巴交的牧民。
“我阿爸回来时间不长,就又开始挨批斗了,我看到一些人把他的鞋脱了后让他站在雪地里,然后又拾来牛粪和鞭麻(即金露梅,一种灌木)烧着后熏他,又把一个石磨挂在他的脖子上,脚上还上了马绊。
“有一天我阿爸放羊回来后,把羊赶到账篷旁边后不见了。我哥哥骑着马正好过来了,看见我阿爸在一个土崖上钉了一个大木橛子,把自己的布腰带拴在上面正在上吊。哥哥急忙跑上去把阿爸救下了。
“小叔叔被关在野牛沟公社几天了,天天批斗挨打。有一天,我小叔叔恳求说要回去看一下自己的娃娃,干部们开恩让他快去快回。小叔叔到家里后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抱着自己的小娃娃哭。我哥哥对我说:‘叔叔的样子怪怪的,我们去看看他吧。’我就和哥哥去叔叔家账篷了。婶婶把刀子和绳子都藏起来了。我们俩就在叔叔的账篷里住下了。到了后半夜,婶婶说:‘天快亮了,你们回去睡觉吧。’我和哥哥就回来了。月亮很亮,微微飘着点雪。我们回来刚躺下时间不长,就听见婶婶在叫我哥哥的名子:‘亚凡……亚凡……’哥哥爬起来就跑出去了,我也跟着出去了。婶婶说叔叔不见了。我们几个人去找。找到一个水边上,看见叔叔在水里,我们跳进水里把他拉出来了。他的腿上全是血。原来他跳进水里没有淹死,他又拿石块砸断了自己的腿后,又爬到水里了。我们救下了叔叔,可是他成了残废……
“1967年上面组织基干民兵要去修路,我们生产队里有那么多小伙子都去了,我也想去。那时我才17～18岁嘛!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条政策:表现好的牧主子女可以考虑吸收到民兵队伍里。我跑上去报名,第二天就批准了,第三天就去修路,第四天炸药炸伤了我的胳膊。我抱着胳膊回来找生产队长请假。队长说:‘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女上前线牺牲了咋办?你的胳膊残废了算个啥?’队长不给请假。让我去放羊。就这么,我的胳膊一直没有得到治疗,我成了残废。”
才宝 (蒙古) 57岁
“我们兄妹共五个。我的爷爷是贝勒家(南右首旗,俗称尔里克贝勒旗)的王爷,我父亲叫龙周,父亲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县团级军官,解放后任青海省人民政府民委副秘书长,青海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当时我们家在西宁市。
“1958年我还在西宁上学。有一天晚上我醒来时候,看见家里有很多人,腰里别着手枪,但穿的都是便衣。原来是公安上的人来我们家搜查了。他们翻来翻去有两三个小时了。所有的书和本子、纸全部拿走了。然后他们让我老母亲签字,我母亲不识字,我的姐姐签了字。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早被抓上走掉了。但是抓到哪里也不知道。后来才听说在公安五处,原来公安五处就是看守所。我们只给送了点衣服。看守不让我们和父亲见面。
“我在西宁的街上看见一队队押着走的藏民。我的学也不能上了。我们就回到海晏县了。我们又被赶到了刚察县的哈尔盖乡,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家庭成分定为封建主。我在刚察哈尔盖草原赶了15年的马车。我们在那里又被第二次没收了,剩下的箱箱柜柜全部没收了,家里啥也没有了。我们和会说话的牲口一样。哪里赶就到哪里去。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病了请个假还要找一个人替你赶马车。那时候大多数人都不会赶马车。每个人一个月供应18斤青稞,两斤白面。我们一家还有五个人。我是年轻小伙子,哪里够吃呵。饿极了,跑到人家借了两碗青稞拌着吃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匆忙中吃了生青稞面。饿极了我也不知道我吃的是生青稞, 幸好肚子没有痛。我们一起的四类分子,有的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上面把没有的事硬扣在你头上,逼得没有办法,实在太冤枉呀。我想不明白:‘这一辈子咋就这么倒霉呵!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我的母亲劝慰我们说:‘千万不能自杀。自杀了对我也不好,对你们也不好。’母亲是柯柯贝勒(西后旗,俗称柯柯贝勒旗) 王爷的公主。虽然不识字,但道理懂得多。
“就这么忍着,到1975年,听人说中央文件来了,要释放一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人。我的父亲释放回来了,他已经68岁了。抓走的时候他才50初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监狱里熬了17～18年。刚抓走后他在青海省监狱,后来到化隆县黄河边的监狱。总算是熬过来了,父亲也活着,我们也活着。1980年父亲被平反了,恢复了父亲的工作后,父亲让我赶快写入党申请书。我们都明白,我们一家人就因为被定为封建主,就因为不是贫下中农、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吃了几十年的亏,忍受了几十年的痛苦。现在我想起那几十年来浑身发凉。我们要想和别人一样生活,就必须赶快入党。
“自从父亲平反后。我们一家慢慢好起来了,我在刚察娶了一个藏民媳妇成了家,后来我回海晏时候,她们家不愿来。我们就离婚了。到这里我又成了家。2002年我父亲去世了,活了85岁。”

罗布藏仙巴(蒙古)65岁
“合作化、人民公社、公私合营牧场……家里好一点的社里不要,都到公私合营牧场了。到了6～7月,海晏县开始宗教改革,刮共产风。那一年我17岁。
“县上通知我的父亲(即前面说过脊梁被打断后,成了畸形人的散白勒老人)要去开会,我的父亲去了以后就被抓起来了。有的人是在家里抓的,有的女人也抓掉了。家好一点的全部抓掉了,法办了。大伯也被抓走了,两个舅舅也被抓走了。说是造反了叛乱了。我实实在在说:‘谁造反了?谁叛乱了?造反叛乱的人一个也没有呵!’20岁以上的男人被抓得没有剩几个,只留下了一些特别穷的人。我们的牲口和财产没收得一干二净。就连衣服、碗、银碗、冰糖之类的都没有剩下……积极分子们没收的东西太多,有的民兵打狗都用冰糖块打。
“到了阴历的九月,上面就让我们往祁连县搬。一家只给了三头牦牛,一点点行李驮上就走。别的啥都不让拿。狗拴在账篷前,账篷扎在那里,就那么扔下走。干部们拿着枪在后面跟着,我们像犯人一样赶着牲口走。动不动就要打,要不就是开会批斗。我们一路走,海晏北山——哈勒特尔外尔——哈尔金——太尔格——者马尔恰合——甘子河——外尔哈达——默勒大川——则然告图勒——库库热——黑土槽——那冈日当——托莱——五个山——苏勒。
“那个时候没有不挨打不挨骂的人。路上还是吃的大锅饭。路上翻大坂的时候有的人被烟瘴打死了。到了则然告图勒大坂,雪下得太大,尕才让的娃娃冻死了。伊布拉的妈妈大雪里生了娃娃,第二天就抱着娃娃走。自己顾不上自己,哪里能顾上别人家的事,那么多人死掉了谁能顾上。
“到了苏勒,我是富牧子女,反革命家属。把我赶到苏勒煤矿里挖煤。老人、女人和娃娃们全部赶到农饲点上去了,农饲点上的人大部分饿死了。托莱农饲点上除了几个窑洞、小院子和破烂平房外啥也没有。旧社会叫托莱公庄,其实就是车马队临时住的地方。那么多人从老家只带回两座蒙古包,场部要设办公室,就用这两座蒙古包当了办公室。
“1960年我回来后放羊。羊放得好一点,干部和积极分子们说,反革命家属占了好草场。收掉你的牲口,还要批斗。好多人都没有账篷,冬天大家都集中在食堂里。食堂撤了后,没有账篷的人没有办法,场里给了一个白布账篷,冬天夏天都在破白布账篷里。又要开始吃小锅饭,可是谁家也没有锅碗,场里发了个脸盆,每人一个茶缸。我们又向场里的老牧工要了几个旧锅碗和勺子。缸子没有分上的人,就把破碗用纸糊上再用。每个人一月15斤青稞,生产队里羊死了必须集中上交到队里,然后再分,一个人只能分个4～5斤死羊肉,那是狗都不吃的肉呵。夏天我们主要是拾着吃腾格里,是沼泽地水里的一种野菜。没有饿死是这种野菜救了命呵。
“1961年我的父亲释放回来了,但是人已经被打得成了残废。脊梁打断了,直不起腰来,人马上要死了,我们背到厂里抢救,才活下来。人活下来了,但已经是严重残废。不要说是干活劳动了,就是生活自理也很困难。
“唉!那时候的事情说起来就想哭。那么多的亲人抓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抓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失声痛哭)死到哪里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呵!
“现在想起来就像是做梦一样。在公社开群众大会,工作队的人和干部们坐在高台上,前面站着挨批斗的人。中间是群众,最后一排是戴帽子的四类分子。民兵们端着枪把守在门口。工作队的王团长一个一个地喊着那些挨批斗的人的名字。那些人一个一个地站在前排了。王团长拍着桌子喊:‘今天,我要给你们放一个臭臭的屁,叫你们闻一闻,看你们好受不好受。’下面的男女牧民群众都默默地听着,那些白头发老人、拄着木棍的老人都低着头悄悄听着。王团长在那里又喊又拍桌子。民兵们上来给那些挨批斗的人脖子上用铁丝吊上了石头。
“后来,海晏移民每户只给了100元的安置费。本来是可以分300元的,上面扣了部分钱,说是要建设七五免疫工程,结果这个花费了15万元的工程成了废工程,一天也没有用。没收掉的财产牲口一点也没有退还。唉!我们海晏人被亏待了。”

尕玉巴(藏)64岁
“我的父亲叫热桑阿爸(热桑阿乌鲁哈),刚解放的时候我的阿爸去打土匪中了子弹,后来他用自己的刀子把腿上的子弹取出来了。当时就他一个人,没有人帮他的忙,也不可能有麻药之类的。
“那时候我的阿爸有功劳也很有名。后来到北京去开会还给他给了奖,还有奖金。他当了海晏县大玉藏族区的区长。1958年夏天,上面通知他去海北州开会,他从区上来到我们的夏牧场的账篷后就骑上马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候我才8岁。后来我的母亲也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了。我也不知道是咋了?反革命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反革命我也不知道)。上面叫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我们一家只剩3口人,我,我的母亲,我的妹妹。我和母亲驮着我的妹妹来的,妹妹才6岁。我的阿爸哪里去了不知道,阿爸活着还是死了也不知道。1980年给了我们一张阿爸的平反证。阿爸留下的东西早就没收得一个都不剩。现在就那一张平反证是给我阿爸的,再啥也没有。

加布桑昂热(藏)77岁
“我是藏族大于部落下属的环库尔部落的。
“刚解放那阵子,青海湖北边的沙窝里狼太多,政府组织20～30岁的年轻牧民成立了民兵打狼队,公安局长、副县长、副书记都有。那时我也是民兵,上面定下任务了,不去不行。1958年把打狼队全部说成是叛乱分子。全部抓了。牧民家里都有枪,这是牧民的习惯。一个老马骑的话,一个枪背哩罢(意思是:哪怕穷得骑一匹老马,也要背一杆枪)。1958年4月把牧民家里的枪全部没收了。大于千户是1958年的5月份抓走了,他的兄弟几个都抓掉了。部落里的百户也抓完了。他们全部死在劳改农场里了。财产全部没收了,牲口没收掉后全部赶到公家办的牧场里了。4月、5月、6月、7月、8月一直都在不停地抓人。我们大于部落每家每户都抓。半个部落抓完了。后来,他们来抓我,抓的时候几个小伙子来用麻绳捆。就那一捆,多少人被捆成残废了,麻绳捆得太紧,血脉一点都不通呵,一下子就肿起来了。贝勒旗的佛爷捆死了,哈热加参亚乌尔的人捆死了。你不信的话去问库库热乡的旦增去,他也是被捆过抓过。我们兄弟有6个,我和两个哥哥抓掉了,叔伯兄弟们都抓掉了。我的一个哥哥被捆得胳膊都干掉了,残废掉了,后来死在劳改农场了。一个兄弟跑的时候被看守用枪打死了,如果活着
的话,有78岁了,他属蛇。我的叔叔也被捆死了(他指着坐在地上的一个50多岁的汉子说),这就是我的侄子宫布才尔丹,捆死的就是他的父亲。那时候他才5岁。
“我是27岁上抓走的。天天把我押到办公室,一天到晚用麻绳捆、用柏木棍打、烤箱上烤,整整一个多月,就让你承认叛乱了,把你的枪拿来,把你的白洋拿来。我回答说,我可以不念经,也可以不煨桑,可是我真的没有枪,再打我,我也找不出一杆枪。我们哪有啥叛乱呵?部落里啥也没当过,几辈子就是放羊、放牛,肚子刚刚能吃饱。再干过个啥呀?给我判了10年的刑。
“我们被抓掉后,剩下的人也不容易呵!上面要逼着他们搬到别处,那时候看样子我们所有的人都活不成。我们在格切劳改农场、赛什克劳改农场(均在青海省乌兰县以西)里挣扎,在一个个地死。抓掉的女人们全在西宁的一个女子劳改农场,果洛、玉树、黄南、海南、海北和海西的女犯全部都在那里。剩下的没有抓的人呢? 他们在默勒的大雪、苏勒托莱的大风里饿肚子,死了多少人呵。千户家抓得只剩下了一个僧阿佛爷和两个奶奶,佛爷和一个奶奶饿死了。我的大妈、大伯和他们的两个丫头,我姐姐的两个娃娃都饿死了。老汉、女人、娃娃们死得多。那是1959年的2～3月份。在哈萨坟那里死了100多人。把女人、老人和娃娃们赶到托莱开荒,牧民们不会抓铁锨,不会种地,肚子又吃不饱,穿得都没收掉了,不死咋办哩?
“我劳改了4～5年后释放掉了。31岁时释放回来了。劳改农场里我得上了胃病,眼睛是被打坏的。和我一起抓的人里,我最熟悉的有9个人。回来的就是我和告白,还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回来后就死在托莱牧场了。我呢,劳改回来就在托莱里当工人,是管制分子。我们的娃娃们也不能上学。我们从托莱流浪到库库热,又到大龙。
“77年(1977年)又把我抓到看守所,审问挨打了1～2个月了。罪名是:‘不满共产党,给佛爷磕头了,点酥油灯了。’
“把我打了几天以后,公安局的高局长说:‘看起来我们亏待你了,以后再慢慢照顾你吧。’就这么给我挡了一辆路过的拉石棉的卡车,把我的铺盖扔到卡车上,让我坐在卡车上回来了。我挨的打、我心里的冤枉给谁说哩?
“1958年,这是多少年来最大的一个灾难,不是吗?
“在这里我挨打挨批斗,我心里不舒坦,我死也要去海晏,1985年部分人搬往海晏时候,不让我去,我说我死也要去。1989年我搬到海晏县住下了,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的腿是在海晏抓羊的时候摔折的,你看我现在成了这么一个瘸子。我在海晏的孙子家住,我们6口人,只有800亩草场。娃娃们文化也没有学啥,草场不够,病也看不上。本来想住在矿区,那里方便一些,但是矿区不批准。”

尼泊(蒙古)80岁
“我在夏季牧场上剪羊毛,过来了一群民兵和干部,他们喊我和贝利达古、尕木道三个人的名字,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干部喊:‘你们把剪子放下。’我们放下剪子后,几个民兵上来把我们三个人用手铐把胳膊拧到背后铐起来了。我不知道我们咋了,衣服也不让我们取,额济(母亲)也没有见上就押上走了。(因年迈声音低沉而微弱)
“手铐在背后吃不上饭,我们爬在地上像狗一样用舌头舔着吃。我被抓掉后,整整审问了18天,白天黑夜戴着手铐挨打。当过哈勒景乡乡长的散白勒被管教们捆在凳子上,上了‘八段锦’(刑罚名称),他成了残废。他们硬说是我们参加叛乱,说我们开会吃饭商量要打共产党。说我们是反革命。天哪!我们老百姓哪有过这个想法?我们穷牧民打共产党干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打不过,我们哪有打共产党的心呵?我知道啥呀?你看我的手(他伸出左手,手腕和手指都已变形残废)。我实在忍不住,他们说啥我就承认啥。我被判了12年的刑。我们海晏的蒙古人老汉们差不多抓完了。怎么说哩?有100个人的话,要抓90个。

“我是个藏医,我们青海蒙古人学藏医的多了。我是贝勒旗的人,在扎藏寺我们已经世代七辈子了。我是7～8岁上就到扎藏寺院上学经学医。我的外爷爷是个藏医,我还有一个内蒙古乌珠穆沁的老师,他叫群呼尔阿克。
“判了刑后,我被赶到赛什克农场了。一天二两稀饭。我们在乌兰县的诺木洪、夏塘马海种了一个月的地,没有水,渴得想喝尿,连尿都没有。只运来一汽车水,要8000～9000人喝,能够吗?犯人开始饿死、渴死、病死。有的人肚子饿、想家,再加上一点病就死掉了。
“后来,又把我们调到伐木队上了。我们40多个犯人在赛什克的头道沟、二道沟、都兰贡巴(都兰寺)一带砍伐树。我们到那里住的地方没有,我们修了房子。每个人一天要砍伐三四方木头。我拼了命地砍伐木头、用肩扛木头。我的两个肩头那时受了伤,现在活动不方便。完不成不让吃饭,饭也就是那二两稀饭,一个拳头大的馍馍。肚子饿得晚上睡不着觉。一次,有些人去拾人家营盘上的骨头回来熬汤喝,也不知道那是啥骨头,凡吃了喝了的人中毒死了20多个。吃麦草死了一部分人。伐木队的40个人,死的就剩我和一个叫杨正的人了。这些死掉的人对上面汇报的时候,都说的是病死了。
“后来农场让我放牲口。我有几个亲戚在赛什克农场里,我不知道他们饿死了没有。我想去看一下他们,我和一个伴儿从早晨8点骑着马走。我从额尔德尼熬包的垭岵上去,就看见山脚下滩上埋着饿死的犯人,每个死人的沙堆上插着个木橛子或是扔着一块砖,上面写着名字。有的写名字的木橛子让犯人们取暖烧火了,所以也就看不出死掉的人是谁。我让我的伴儿看上面有没有我们的熟人亲戚的名字。我一直走到12点还是埋死人的沙堆,前面一堆堆的埋死人的沙堆还看不到头。
“1964年提前释放了我,我的命大,我算是活着回来了。我到托莱牧场时,看见我的额济还活着,姐姐饿死了,还有一个妹妹也饿死了。账篷没有了。上面让我去放马,一开会我就要去挨批斗挨打。‘文革’‘路线教育’……。那时候死一个人算个啥呀!我们一起的道尔基、索南措、马民吉尔、达尔基、仁青措都被逼得自杀了。我算是又活下来了。三中全会开过以后,才算是让我安稳下来。1987后我到寺院上来了。1958年被烧掉后,寺院一直没有人也没有房子。我来守寺院,想办法化布施把寺院又重新修建起来了。比原来的要小得多,但不管咋的算是有了一个寺院。我老了,寺院上昨天刚刚开会才把我换掉。”
聂步腾(蒙古)74岁
“当时我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群众对1958年平叛的事件有很多意见,说错抓错捕的太多。公安厅派我们一个工作组来调查海晏叛乱的事件。当时,抓人判刑都是县委常委会定的。我们去参加县委常委会,这件事法院的王某某知道。我们听了常委们判刑判案子。他们是怎么判的?噢唷!人家是按人的岁数来判刑的!主管领导问:‘这个多少岁?’一个回答:‘25岁嘛是35岁。’主管领导说:‘好,判20年。’又问:‘这个多少岁?’回答:‘这个70岁了。’主管领导说:‘ 判给18年行了吧,他就老死了嘛。’定的罪名是‘以打狼为名叛乱’‘以修水库为名叛乱’……全定的是这样的罪名。常委会上常委们就这么发言着哩!抓人判刑都是常委们定。我们在一边听着哩。这些事情你去找吴海晏(译音),他比我知道得还要详细,他知道干部们违法乱纪的事。
“我是公安局副局长,是专门去了解情况的。几次常委会都参加了,听到的尽是这样的情况。那时候有个叫六六(译音)的副书记,我对他们说了这么几句话:‘打狼是县上组织的,修水库也是县上组织的,怎么都成了叛乱了?你们怎么把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定罪?’这个副书记说:‘噫!你带的什么思想?小聂,你不对呀?’这个副书记知道我妻哥已经抓走了,我的哥也已经到政研班学习(到政研班的人多半都要抓)。一个姓王的山西人劝我开会的时候不要再多说话。说人家已经开始注意我了。我没有再说啥。
“我想看一下我的哥哥,请示了他们后他们同意了,派了两个蒙古族陪我,其实是监视。我买了个衬衣和几包烟去看了一下我哥哥。
“1961年开始部分复查1958年抓捕的叛乱分子。我去找副州长高中(译音),他在解放后三角城羊场当过场长,民族感情比较深,人也很老练。我对他说:‘1958年的这个事情……’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急忙说:‘你是民族干部,说这个干啥?你要小心一点。’我说‘现在平反着哩。我的两个亲戚没有参加叛乱,你能不能给海晏法院说一下?……’他答应了。后来他给我说,他给法院院长说了,院长说:‘噫!他又要想叛乱?’我只好对副州长说:‘算了,你别管了。’
“当时就这样,你一不小心就给你扣个‘叛乱分子’的帽子。
“海北地区1958年这个‘叛乱’哪!是省公安厅无中生有捏造的。海北地区根本没有过叛乱。青海的海南和黄南局部地区有些叛乱,但那是极少数。那是过年的时间,开始是甘肃阿木去乎部落,把下去搞互助合作化的工作组杀了。接着就是河南蒙旗。最后是循化,一部分人在反动宗王、反动阿訇煽动起来后,攻占了循化城。是这些事件引起来的一场极端扩大化的运动。海西和海北根本就没有叛乱。我在省公安厅,就了解这些情况。

“为啥要迁那么远?就因为他们是反革命家属。其实完全可以在就近处安置。冈察县让一点(土地)、祁连县让一点、农业区的湟源县让一点,不就安置了嘛。
“不讲任何道理,也不开会,晚上集中起来就用枪逼着走,一户人家只给三头驮牛驮东西。账篷、蒙古包没有办法驮。黑账篷只能驮半片,蒙古包根本没有办法驮,我们蒙古人住的是蒙古包呵。只驮一点路上吃的,再啥也驮不上。老人们个别的给一匹马,那就两个人骑一匹马。
“押着他们走的干部背着枪,用枪逼着他们走。有个叫尕副生(译音)的干部,他是农场的副场长。搬家的人们天黑后走到那里歇一歇。他拿着一个军号,晚上三点钟他的军号一响,你就把驮子驮上走。路上死了好多人,有饿死的、有冻死的、有吊死的,也有批斗挨打整死的。人们赶着牲口到了默勒河那里、再上去到尕海 (湖)那里,好多人跳水了。到则然垭岵烟瘴打死了多少人!大玉部落的藏民,海晏几个部落的蒙古人都有被烟瘴打死的。600公里雪山河水,要赶着牲口一步一步地走,后面有民兵用枪逼着,前面是狂风大雪,走了45天。这个情况张某某知道更清楚,可能他不会说,因为他就是押解的人。
“到托莱后好多人没有账房,有的人找个白布账房扎在雪地上,有的人用驮来的半片账房。
“气候水土不服很容易得病,再加上饿肚子挨打受欺压。1～2岁的娃娃死完了。搬迁来的人老人多,6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死完了。
“我们家成分高,是牧主成份。我的哥哥被当成叛乱分子抓走了。全家迁上走。我的父亲刚60岁,到托莱后没了。主要是肚子饿,得了病看不上。我们的家人都迁到了托莱。还有一部分人迁到了刚察县,他们在刚察的哈尔盖、沙柳河、红山一带。在哈尔盖劳动的贝子家的佛爷说了句公道话。批斗他的时候,人们把马叉子套在他的头上,然后骑在他的背上让他走。
“搬走的人的营盘上怎样的情况呢?扔在海晏的那些蒙古包、那些账房和财产呢?一座座账房、蒙古包还在原来的地方,账房和包里面的东西还像原来一样堆着。有的账房和蒙古包里的火灶上还放着锅,锅里煮着肉。火也没有完全灭掉。他们连肉都来不及吃就被赶上走掉了。湟中、湟源和大通的人们上来了,还有一部分海晏没有搬迁的老百姓和干部们。他们在搬迁走的人留下的营盘上抢劫。他们哄抢那些账房、哄抢那些蒙古包和里面的东西。
“人们已经搬走了,我骑着马到海晏三角城羊场对面的草滩时,满滩都是被搬迁的人遗弃掉的牧羊狗,满滩都是跑回来的犏牛。
“托莱是个省办牧场,由省畜牧厅管。托莱原来只有一二万头牲畜,我们迁去以后增加到了18万头牲畜。当时还成立了一个托莱公社,把一部分搬迁过来的老弱病残集中到那里开荒。公社里更是饿肚子,老人们没有吃的。再加上干部们违法乱纪,随便殴打、捆绑牧民。海晏的一个干部到那里当会计,他捆绑殴打致死了不少人。那时候在托莱的人都知道他。他的名字我忘记了。后来我听人说他被逮捕了,有的说没有逮捕。我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那时候海晏全县有19000人。‘平叛、反封建’抓了800人。搬迁走了10000多人,最后剩下了7000多人。
“搬迁到托莱的牧民分了四个分场:大泉分场、科科莱分场、一分场、二分场。还有一部分人去了苏里,到那里又和天峻县的牧民打架争草场。后来被天峻县的人赶回来了。苏里原来是个没有人的地方,1958年‘平叛’的时候搬过去了两个藏族部落,后来成立了个乡。
“搬迁的群众是1961年召开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后才有好转的。这个详细情况是这样:西北局得到消息,有人说海晏搬迁到托莱的群众相当苦。他们知道后派了两个干部,一个是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叫康丰(译音),一个是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叫邓云(译音)。他们俩个从甘肃的镜铁山一带到了托莱牧场。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当时托茂家(青海蒙古南右后旗,俗称托茂公旗。托茂公旗有两种居民,一种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人,另一部分是信仰伊斯兰教操蒙古语的居民,当地回、汉民称其为托茂鞑子)的一个回民老阿奶抱着他们的腿嚎啕大哭,老阿奶哭得说不出话来。孽障呵(可怜)!那个时候海晏搬迁过来的人孽障。
“他们俩到了祁连县后,县委县政府都不知道。当时我是副县长。晚上我在看书,进来了两个人,拿的是西北局统战部的介绍信。我还不敢相信,他们把工作证也拿出来了,说是来了解情况。我当时不敢谈。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他们住在大众旅舍,县政府招待所也没有住。我去谈了情况,他们做了个笔录。让我签名,我没敢签名。我说‘你们拿上去了解这些情况吧’。这个材料后来到了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到了‘四清’‘文革’时候都成了我的罪证。
“这个事后不久,州上才对托莱成立公社后,干部违法乱纪,群众饿死病死的严重情况,算是开始重视了。
“西北局和省上来文件,说用人民群众的牲畜不能办牧场。并且决定托莱牧场场社分家。那时候我去了,夏茸尕布(即察汗诺门汗活佛)是海北州副州长也去了。我们到托莱时,看见牧民们衣衫褴褛不堪哪!他们穿的皮袄,只有背后和上面的半截,没有袖子和大襟(前襟)。在托莱雪山下的严寒里,在那么个破白布账房里过冬。这冬天怎么过呀?人都是肉长的身子呀。开会的时候,我和夏茸尕布看着群众中的那个气氛那个神情,心揪住了。夏茸尕布副州长悄悄对我说:‘呵呀!我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我说‘实际情况就这么个呵!’……

“1961年落实政策,托莱牧场场社分家。藏族大玉部的环科尔部落由夏茸尕布主张留在牧场了。蒙古族各部落的大多数都到了社里。托茂公的蒙古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他们留下了17户人家。从场里分出来的100多户牧民和90000多头(只)牲畜都交给了祁连县,人畜都占托莱牧场的一半多一点。一部分人安排到了祁连县的野牛沟、科科莱一带。还有一部分人安排到了祁连县的默勒、札萨一带。他们没有马,有的人家连账房也没有,没有最起码的生活和生产用品。我给县委汇报了以后,县委马怀永(译音)书记从县财政拨了两万元,那时候两万元不少。用这些钱买了一些鞍子、皮绳、欧塔(牛羊毛织的口袋)、冈木琼(装炒面、酥油和曲拉的小木箱)、木箱和账房毯子。经副省长点头同意后,县上派我去马场调了700多匹马。这样,才安置了搬迁的群众。这一下从海晏县搬迁过来的牧民们的生活才渐渐有了好转。唉!在这之前,这些牧民真是受苦了。说起这些,他们就哭。不能不哭呵!
“1966年,‘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开始了。‘四清’工作团在团长李恩普和副团长衣竹林带领1436名工作队员进驻祁连县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和牧区。
“以‘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衣竹林为首的‘四清’运动工作团捏造了一个惊天大冤案,就是‘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说我和郭振国一起搞反革命叛乱。
“郭振国是门源苏吉滩的藏族,是当时的祁连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我当时是副县长。这个冤案从县长到各公社书记、主任和通信员,牵连了414人。涉及到了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公社、学校。好多干部这一次整掉了。‘四清’工作团专门把我审了15天。审讯小组把炉火烧得旺旺的,再给我们穿上皮大衣、皮帽在火上烤。汗像水一样直淌。
“用酷刑就有十多种:脖子上吊磨盘石、拔头发、火烤、烟熏、用烧开的酥油往头和脖子里倒、开水往裤裆里倒。有些人被屈打成招。
“假案的制造者就是以衣竹林为首的一部分人,衣竹林原来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厅长,因为搞假案,上面把他的厅长撤了,调到公安部当一副科长。不知怎么调到青海省公安厅当起副厅长来了。那几年,他去尖扎县,把尖扎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接着他去化隆县,把化隆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然后去循化县,把循化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他来到祁连县,又把祁连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他是个典型的搞反革命集团假案的专家。
“因为我过去对1958年的叛乱和海晏搬迁说了些意见,‘四清’运动工作团说我是反革命,给我定了14条罪状。当时我想,我肯定有小错误,但没有大错误。更没有反革命和叛乱等罪。
“衣竹林说我在1958年搞了叛乱。我说:‘我没有参加叛乱,这样的事没有过。’我对他说:‘你把58年搞叛乱的帽子戴到我的头上难道对吗?58年你带的我们公安厅的工作组呵!你是带队的,谁去了谁没有去你都清清楚楚。循化叛乱了,我在哪儿?我在泽库,在河南蒙旗。你在循化。你难道忘了吗?你忘了我给你提醒。’他戴着个眼镜,他把眼镜扶了扶说:‘哦!1958年,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的血直往头上涌,如果他再把1958年叛乱的帽子往我头上扣,我就真想把他杀掉。我说:‘你想起来就对了!’他又说:‘那你这一次是第二次叛乱。’唉!
“他又把我叫去谈话。他说:‘我们本来不相信你搞叛乱,你是公安厅的人哪!但是现在证明你搞叛乱的人有多少?有80多个!你就是参加叛乱了。’他又说:‘ 你暗地里参加了海晏叛乱,一开始你就知道。你说过:海晏搬迁,一户人家三头牛,半个账房,武装押解。黑天半夜地迁移,路上很苦,死了多少人,打死了多少, 饿死了多少。你还说过1958年判的人抓的人太多。1958年的叛乱是汉族镇压少数民族。这些都是你说的吧?还有,你为什么从马场赶了那么多的马?你为什么跑到那里去要马?这些都是你第二次叛乱的证据。’噫!就这么给我定了14条罪状,一条一条地审问。我说:‘叛乱我没有参加,这样的事也没有。’他们说:‘你是个不简单的人,为啥没有(参加叛乱)?你还准备请国民党。’我说:‘请国民党是没有的事。’他们说:‘你那时候从海晏拿来了个电台,你还拿来好多枪……’天哪!我到哪里去拿电台拿枪呢?他们说的电台是怎么回事呢?我慢慢想起来了,那时候我妻子有个小木箱,里面装些梳妆用的东西。小木箱上面有个老虎的图案。那个小木箱是我从海晏拿到在多伦的我妻子的姐姐家放下了。后来我妻子的姐姐让我拿回去,我就拿到家里了。当时有几个人见了我妻子的这个小木箱。张某某和杜加都见了。唉!就这么个小木箱嘛!还能有啥?真真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这个小木箱成了反革命罪证。这就开始审问了。‘你的电台呢?你是怎么联系的?’呵呀!白天整、晚上整。有七个人看守我。晚上睡下后,到半夜整起来再审问,白天开批斗会。

“当时,托莱牧场场社分家时,我们把部分蒙古族和藏族群众安置到了祁连县的默勒、多伦一带。这也成了一条罪状。他们说:‘你把你的反革命集团安置到默勒、多伦。你说那个地方地形好,攻不进来,守能守,打也能打。’我说‘那我是给谁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说:‘是下面的人说的。是胡某某说了,某某某的妹夫也说了。’他们指名道姓地说张某某怎么说了,邓某某怎么说了。呵呀!整得凶呵。我说:‘这个事情根本没有,你们好好查查。’
“衣竹林、张光汉(译音)和公安厅一处的科长,都硬要让我承认参加叛乱了。很多人是被打得无法忍受时按衣竹林的要求胡乱说自己参加叛乱了。他们让我看了一些说我参加叛乱的材料。一个材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聂步腾是我们的头是哩,郭振国是比他大的头是哩。我们叛乱过了。’这是哈尔盖贝子王爷的媳妇写的。另一份材料是郭正海(译音)写的:‘他(指聂步腾)是海晏的县长,我们的妹夫是冈察的县长,久美是祁连的县长。’问‘这些是谁说的?’回答是‘聂步腾说了, 是他任命的’。后来我问郭正海‘在部队上的时候,你是给我当过班长的,你怎么胡日鬼,你怎胡说哩?’他说:‘唉!打得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我就编了这么个事。不说你再没有人呵。’我说:‘有这么个事情你怎么说都可以,就根本没有这么个事情,啥也没有呵!你们是怎么编的呵?’后来,青羊沟的大队书记罗罗对我说:‘阿格玛(藏语的感叹词),那时候审讯的时候把我打得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我就说了你是叛乱的头子。实在对不起呵……’我说:‘你现在道歉有啥用呵?’ 当时审讯一个人,不仅要逼得他承认自己参加了反革命叛乱,还要让他拉上别的人,必须让他承认有别的人参加。
“我算了一下,当时衣竹林等人搞刑讯逼供,吊死的干部就有12～13个,还有群众死掉的都没有算。扎马什公社的书记王春龙(译音),他是从山东逃荒来到这里的。他在侧所里上吊死了,公社主任跳河死了。法院院长卓玛是札萨的蒙古人,他也上吊死了……不少呵!一天价说是少数民族干部搞叛乱,最后把一些汉族干部也整了。
“这些所谓搞叛乱材料是怎么来的?当时在工作上开会的事情全部成了叛乱的依据。当时我们在野牛沟的大泉开会商量安置托莱搬迁过来的群众,划分草场和小队。就这么个事,在这次审讯中硬编造出了‘大泉北山叛乱会议’,还有个‘豹子崖会议’,豹子崖在阿日开,我从来没有去过,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没有去过也可以编造出你去过,而且开过叛乱会议。严刑拷打下,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些就害怕了,就说我参加叛乱了,他参加叛乱了。胡说在哪里开会了,在哪里叛乱了。本来都是安排生产的,传达文件的。那是人民公社时候呵,那个时候会议多,安排生产的事情多。唉!最后都成了么反革命叛乱的会议。
“当时托莱牧场七分场牲口不够,每一家安排了一只羊,共25只。就给那里的老根托定了个以宰杀牲口为名搞反革命叛乱。在那里整老根托,逼得大泉的劳布桑和先巴招供,说我们吃肉搞叛乱了,我们的头头是谁谁谁。这样又牵连了一大批人。
“最后查来查去,这些人啥事也没有,根本就没有个叛乱。都是刑讯逼供搞出来的。他们是怎么整人的?比如整根托老头的时候,他们挖了一个坑,把老根托推到坑里,然后用沙土再埋他,埋得只剩下他的头,然后让他交待,不交待就要活埋。
“最后,工作团要撤的时候,他们要我在材料上签名。我没有签名。他们的局长不行。我又写了个材料,说我有重大错误,但死都没有承认他们说的‘叛乱’。因为这个材料,又把我批斗了两天。
“衣竹林亲自把材料拿到海北州上去后,州委书记王风(译音)发火了,他说:‘你们这次搞的这些案子,这么大的反革命集团,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公社主任、法院院长、公安局长……全部搞反革命,那我们海北州是干啥的?我们一个州委是干啥的?我们管着十个县我们还管不成?这个材料我们不同意、不研究。’实际上就是这样,海北州十个县的县长搞反革命,那你州委失职不失职?你州委在干啥?
“州委说话了。最终我没有去劳改。‘文革’开始后说我不老实,又和当权派们一起挨批斗。我一直在临时工作,自来水厂、水泥厂、砖瓦厂干。至到1979年落实政策后才正式安排了我的工作。
“最惨的是郭振国。1958年他被捕后来又释放了,恢复了县长的职务。1967年‘四清’运动中又逮捕了他,整整坐了14年的牢。这个事还得从头说起。那个时候县武装部的一个干事,打野牲到山里去后不知怎么就上吊死了。他的马背着马鞍跑到小八宝了。郭振国的媳妇在那里的奶厂当工人。海北州军分区的两个干部到祁连了,他们说这是被人杀死的。把这个人命案就毫无根据地扣到郭振国的头上了。说他搞反革命叛乱杀了人。整来整去最后就凭空捏造了一个‘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的集团’。说郭振国和我搞反革命叛乱的案子。开始逮捕审讯群众和基层干部。结果,祁连县全县七个公社的28个公社书记和主任,除了一个牛春发以外,全部打成了反革命。当时人们说‘四七二十八,剩下了个牛春发’。说的就是这个事。牛春发是个外地人,是默勒的公社书记。其他的人,不管你是蒙古族还是藏族、汉族和回族,都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到1978年‘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的集团’案平反了,他被释放了。安排了个州政协秘书长的工作,两三年后就患癌去世了。他们一家冤死了多少人呵! 他的父亲抓掉了,在监狱里折磨得只剩一口气了,出来就死掉了。他的一个堂哥抓掉了,释放后在冈察没处去,他走到阿日开还是在鄂博后,连病带饿死掉了。他的兄弟们和家里的其他人都被当成反革命家属,整惨了。郭振国呢,白白坐了14年的牢。
“郭振国释放出来后,我给他说:‘你把你的情况要向有关方面说一说,你也应该说。你受了这么多的迫害,你应该上诉。’他说:‘唉!把我安排掉就行了。中央那么大的官都整死了,我算啥哩?我还说啥哩!’那好,事情就这么扔下了。

“过了几年,省上和州上派工作组来查,当时来了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司令员、州委书记和州军分区副司令员。他们查了以后没有这个事。有个啥呢?都是开了会喝了酒的事,哪有啥搞叛乱活动的事呵!那个在山上上吊死了的人也查清了,和郭振国没有丝毫的关系。
“一个衣竹林就整死了多少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西宁文化街,公安厅家属院的门口。我说:‘厅长好着散!’他说:‘你好着散!’我说:‘我好着哩。’他说:‘你平反了没有?’我说:‘没有平反。你不平反谁给我平反哩?’他说:‘你没有事。我给调查组说过,你没有事。郭振国是反革命。’我说:‘你怎么知道郭振国是反革命?路摆在你的面前你怎么就不看一看呵?你有啥证据?你有啥人证、物证?’他说:‘人证有罢。’我说:‘人证他见了(郭振国搞反革命叛乱) 吗?是怎么个情况?是参加会了还是做了啥?’他说:‘这……这……这……,这个说来也伤脑筋得很。呵,好好好……你忙去。呵!再见!’然后他就急忙走了。你看他还在坚持郭振国是反革命!
“这么一个人,他害了多少人呵!”

欧智布(蒙古)65岁
“我是在落实政策的时候才知道海晏搬迁的情况的。我们去了解情况,一户一户地去了解情况。确实很惨。他们噎得说不下去。
“他们是不被信任的人,担心留下会搞破坏。搬迁的时间是定死的,一户只给两个驮牛,只能驮一点铺盖和一点口粮。娃娃多的人家,要把娃娃驮上,吃的和铺盖就驮不上了。账房蒙古包和别的东西都那么扔下了,有的人家还有点金银珠宝之类也扔下了,狗也扔下了。人吃的也不够,把狗领上喂啥呀?本来牧区的人家搬迁转场一般都要10多个到20多头驮牛才能搬迁。两个驮牛我们能驮个啥呀?1958年的冬天雪那么大,默勒河的水又是那么大,驮上的皮袄不够用,一家一个破白布账房,有的只带着半片账房。老人们走不动,娃娃们冻成了病。
“有的人家走到半路上后被抓走了,说是反革命叛乱分子。有一户人家有七个娃娃,她们的名字我忘掉了。她们正搬到半路上,公安局和民兵来把阿爸和阿妈抓上走掉了。剩下的她们七个娃娃,一个比一个小。再咋办哩?她们大一点的拉着小一点的,一个拉一个,还要在大雪地里赶着牲口走。旁边的邻居们拉扯了几个小的。就这么走了,算是没有死掉,活下来了。要不是好心的邻居们帮助,她们半路上都死掉了。1982年我去那里时,那七个娃娃中最大的已经是40岁的妇女了。
“他们搬上去以后,有一家的儿子被民兵叫上去了,说是有个事情。小伙子跟上去了。到下午民兵来给老阿爷说你的儿子死掉了,让他去取尸体。噫!儿子好好地跟上他们走了,怎么就死掉了呢?民兵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死掉了。老阿爷跟上取尸体的时候,看见儿子后脑勺有一个斧头或枪托之类的东西砸下的伤。原来是民兵叫上去审问了,让他承认偷了什么。他不承认,就被民兵一斧头或枪托砸在后脑勺上,死了。老阿爷哭着噎着说不出话来。当时你给谁说呀?给谁说也是白说。死一个反革命家属还不如死了个羊。就这么完了。
“我们进了一座账房,一个妇女突然看见我们了,她吓得睁大眼睛,浑身颤抖,喘着粗气,嘴里‘呵……呵……’地叫着。我们问这是咋了?牧民们说她是在 1958年的运动和大搬迁时被干部们惊吓成了病。平常,她只要听见干部来了,就会飞跑到山上躲起来。今天她不知道你们要来。她这个叫后惊病,不能见干部, 看见下乡干部来了她就犯病。
“我忘了她的名字,现在她没了吧。
“当时省上、州上和县上政策是怎么样的?是怎么开会的?怎么组织搬迁的?我不知道,我们只是作为落实政策的工作组去了解情况,去兑现了些钱。每户给了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当时,国家根据人死了多少、牲畜死了多少的情况给了些钱。”


《西湖》 2007年第06期
http://qkzz.net/magazine/1000-291X/2007/06/100026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