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读四川省第六次藏学研讨会信息
文/朱瑞
我的吃惊是双层的。一方面惊于此次研讨会上，境内大多数藏学家良心未泯，大胆地质疑中共治藏政策；另一方面，惊于中共官媒，潇洒地扔掉了遮羞布，赤条条地睁眼说瞎话。
“……杨岭多吉在讲话中说，中央和四川省委对我省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视，支援力度不断加大。藏区人民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藏区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对境外分裂势力指使制造的民族分裂、破坏社会稳定的严重事件，四川省藏学研究会、四川藏学研究书院和全省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表示坚决反对、严厉谴责，坚决拥护党和政府所采取的维护稳定的各项措施，坚定地维护民族和社会的稳定，坚定地维护民族团结。他说，藏族历史证明，藏族人民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坚决维护祖国统一，任何国内外的敌对势力的分裂图谋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解放以来60年的历史再次证明，今后还将证明，当家作主的藏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主力军，是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坚决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任何分裂图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四川政协报http://sczxb.newssc.org/html/2009-12/22/content_784054.htm以《加强藏学研究，发展经济社会》为题，对这次藏学研讨会的报道。
但是，会议纪要中（http://narba.tibetcul.com/75508.html），杨岭多吉先生的讲话，都是围绕着批评中共的治藏政策。主题也直截了当：《对民族宗教的政策进行反思》。甚至，在会议召开的第一天，2009年12月19日上午，作为第一号发言人，杨岭多吉就指出：“3·14事件后，纳西族人民依然热情尊重对待藏族老大哥。”透出纳西族并没有赶时髦歧视藏人。2009年12月20日上午，杨岭多吉先生又进行了长篇发言，节选如下：
1、 1979年，我对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提出了质疑，在1959年10月28日召开的省委三级干部会上，对视民族斗争为阶级斗争提出了批判……语录与文革给我们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伤。
2、 1989年。依据中央两办下发的关于四川藏区的稳定问题说藏区要叛乱……我深入实际调查，实际没有叛乱，和狼来了一样……后来……我指出1968年涉及阿坝、红原、壤塘、松潘毛尔盖的叛乱，是把革命武斗当成叛乱，为什么内地武斗是造反，藏区武斗就是叛乱？……为了眼前利益牺牲整个藏区的利益是不可取的。最后搞得把中央都拉下水……这是不真实反映问题的结果………平反新叛中，也给我们带来了创伤。
3、 关于2009年的政教分离。……实际上宗教是指导思想、伦理道德、精神支柱。……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不搞左的和扩大化，政教合一不存在，我们不用搞政教合一。教不再成为统治工具，只是个人信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驳乱反正，群众自己出力出资修寺庙，国家投入很少，后来国家有些投入，但出力最多的还是群众。……一直以来，宗教界人士是二等公民，很难享受公民权利。……宗教本身就是在搞教育，没有寺庙就没有教育，寺庙既是文化中心也是宗教活动中心。现在有些人对寺庙不了解……很多寺庙还被监控起来了，把寺庙划分成分裂寺庙，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
杨岭多吉先生这些诚恳的意见，被四川政协报进行了粗弊的利用，以达到迷惑和误导中国民众、讨好当权者的平庸而丑陋的目的。事实上，杨岭多吉先生并不是这次藏学研讨会的个别现象。无论中国藏学家还是西藏藏学家，都对极左治藏政策进行了质疑：
宗教不是迷信，不要把藏区问题算在达赖喇嘛尊者一人头上
2009年12月19日上午，二号发言人：云南学者杨国清提出：“对两个民族之间的宗教文化要相互尊重。”
2009年12月19日下午，二号发言人：李登全在《理顺宗教、干群关系是藏区长治久安的基础》中，谈到：“宗教是藏族大多数人民的信仰；宗教是净化藏族人民心灵的规章和典范；宗教是构建藏区和谐关系的纽带和桥梁。不能把藏区的宗教看成是封建迷信，不能扣帽子、打棍子……；不能把藏区的宗教看成是牛鬼蛇神；不能把藏区的宗教当作政治工具。”
2009年12月21日下午，一号讨论人：凉山学者提出：“用行政命令干预宗教是不可行的，宗教仪轨已成为一种习俗，当成迷信是行不通的。抓好宗教工作是抓好经济工作等的很好方法，依法管理的不是宗教而是宗教事务，寺庙可以参加经济活动，十世班禅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能把穿袈裟的人们对立起来，”还提到“中央太不相信民族干部了，现在很多事情也不能过急过左，这样适得其反。”
2009年12月21日下午，三号讨论人：德格学者泽仁多吉提出：“……1、 宗教活动场所开放，行政管到佛事活动上去了。2、 维稳工作中，把虫说成牛，把牛说成象，应该就事论事。3、 分裂与反分裂，那有分裂应反那里，不能把藏族看成藏族就是藏独，藏独就是藏族。4、 对待群众问题，到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7·5以后，热比亚成为阿拉伯的领袖，这都是宣传造成的，舆论值得深思。5 当前的有些做法与文革差不多，64年参加工作到现在，整风很多次，这几年又开始让我们写剖析材料了。要我们完全脱离宗教谈政治，让我们离开大多数群众而谈共产主义事业是不可行的。6 群众中出现的事情不能扩大化。这几年天天宣传达赖，过去达不到今天这种影响。”
“建议：1、进行民族大团结教育，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树立中华民族意识。2、 宗教工作只要不违背宪法和有关政策，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应该让他们自由活动，把权力下放寺管会……国家给喇嘛送红包，要求插国旗，无内不起浪嘛。3、 民族宗教上出现问题不要挂在达赖喇嘛一个人头上，就事论事，责任出在那里解决那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中共治下的政教合一
2009年12月21日下午，二号讨论人：省财政厅学者，理性而客观地谈到，解决现存的民族危机，首先要“解决民族问题不是阶级问题的思想。另外，中国政府统治藏区了五、六十年，境外还插得了手吗？……应该反思民族政策是不是有问题，执行民族问题是不是有问题，宗教是文化，文化没有稳定不稳定的问题。中央还下发过‘为什么我们常树立起的活佛树不起威性’这样一个论文，其实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一味的谈宗教是鸦片论，活佛是假的，那鸦片论树立起的假活佛能有权威性吗？活佛成了人民代表，这本身就与宗教仪轨相违背。……官办宗教造成了新的政教合一。宗教搞定编定员…… 政法委、宣传部、公安局等指导佛事活动，结果成了他们成活佛，成了政教合一。……把民族问题当成阶级斗争，一直用斗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2009年12月21日下午，四号讨论人： 学者钦绕提出了：“……四反期间城区反映藏药药费贵，这就是剥削，按上面意思藏医都关进学习班。我说这不叫剥削，把这些从龙青，八邦、白亚来的藏医放出来，让他们在德格印经院的管理房办起了德格藏医的前身—德格藏医联合诊所……”
大汉族主义思想操纵学术研究
四号发言人：四川甘孜学者 丹珠泽仁以《揭秘古蜀人与藏族人的历史渊源—藏族人与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主题，指出了：
“很多人说三星堆、金沙遗址是轰动世界的两个闪光点，诸多国家级研究员都参与到了这两个遗址调研活动，我期待着最真实的答案，但……始终没有人提出与藏族有关联，……他们先研究是否与华夏民族有关，再说是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他们认为氐羌与蛮夷没有能力建设这样的灿烂文化，于是我开始了自己的调研。”
“根据本人从历史学，迁徒学等所掌握的资料看：1、 汉文献中记载的蜀人是西北江河人迁徒到西南的藏族支系的氐羌蛮夷人，蜀是藏族大姓中色或穷的写法，蜀人死去头向东是朝着故乡的，蜀人就是从东方的雪山脚下来的，蜀文化是藏族文化顺理成章。2、 从藏族迁徒路线、不同学科纵横比较、同时期出土的文物比较，古蜀人是西北江河岸的藏族懂氏部落之一，氐羌是先民之一，属同流分源，懂氏先民是主流力量。3 、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原的华夏文明，藏族的雪山文明，以及古蜀文化都只是区域问题，中华文明是繁衍生息的各民族的多文明，不是统一的文明。各民族的贡献有大有小，绝不是某一个文明统领或驾驭其它文明。对于藏族来说，西藏山南是藏族文明的发源地，青海江河沿是东上的集散地，成都平原是藏族南下的辉煌文明。藏族与华夏文明并行，在很多地方有之更加辉煌灿烂的亮点。现阶段研究人士存在的一些共同特征：1、 长期受中国文明是中原文明，少数民族本源上都受汉文化影响的大民族主义影响。2、 民族研究专家大多数不能直接阅读，很少有广度、深度、高度，多数以零散的一字半截为依据。3、 学术上共同的观点是三星堆和金沙都没介入华夏族，当时的华夏势力小，但都没用氐羌、蛮夷去揭秘三星堆和金沙遗址。4、 20世纪30年代发现三星堆、金沙遗址，定位为古蜀人。研究三星堆、金沙要从主流的强势汉文化的阴影中走出来，与全中国的文化来做比较，同整个这一时期的同源文化作比较。”
同时，四川甘孜学者噶玛降村、西南民院的同美还提出了保护西藏古籍文献，避免再出现国内资料国外成绩的尴尬局面；中社院丽江代表团牟世华还建议积极申报争取世界级文化遗产，如德格印经院、古碉、石渠嘛呢堆等等。西南民院的万果指出了《因明学》在民族高校教学中实践中举步为艰，形势不容乐观。并对民族高校教育现状进行了分析等。
显而易见，现实和中共官媒的报道大相径庭。只有冷静、客观地审视极左治藏政策，纠正错误，才是明智的，才会避免更大的人为的灾难。如果认准了“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认准了“深入持久开展反分裂斗争”, 只能越来越走向各群族的反面，并进入西藏问题的死胡同；尤其利用中共官媒以谎言蛊惑人心，最后，必将成为国内、国际的笑炳和世界上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典型。
完稿于2010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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