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汉人佛教徒2008年的藏地旅行记

文/乐慧

红旗与红衣僧侣（上集）

引言
我，一个汉人，分别在中国和德国度过生命中一半的时光。在这两个国家和两种文明中，我都不感到快乐。年岁越大，我越感到生命是苦，苦海无边。几年前，我接触到藏传佛教并屡次旅行到藏地，在雪域高原上，和藏人在一起，我终於获得了回家的温暖的感觉并充满了离苦得乐的希望。然而，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个民族和它的文化正在被中国政府强硬的殖民政策所吞噬，我非常担忧它还能存活多久。2008年3月14日西藏发生抗议以来，我更加密切地关注著藏族人的命运并日夜为他们祈祷。四月底，我从居住地北京出发，途径成都进入四川藏区甘孜州，访问了我所皈依的甯玛派藏传佛教的故乡康定、甘孜、甘孜某县、德格、白玉等地。

4月28日，成都

堪布

堪布是甘孜某县人，大学毕业後出家修行已有二十多年，现在在成都自费编辑整理和印刷一些行将失传的藏文经书。堪布汉语水平极好，曾译介数本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传记和开示，编撰汉语的藏传佛教学习范本。

一年多没有联系，电话里，堪布的声音一如既往地热情，一听说我要去藏区，他答应立即见我。

一个十几平方的房间，里面有六七台电脑，几个穿藏装的姑娘坐在电脑前工作，萤幕上显示的是藏文，我上次来的时候她们也是这样坐在电脑前的。

我向她们说：“阿弥陀佛＂

她们腼腆地对我笑笑，算是对我打招呼。

屋子中央是一个藏式的沙发和一个玻璃茶几，两个穿红色喇嘛服的八九岁男孩坐在沙发边上就著茶几在本子上写字。我认出那个年龄小一些的眼睛透出聪慧机敏劲儿的是堪布的侄儿，上次我见到他时，他矮小得多，刚刚被甘孜某县家里送到成都来跟随堪布学习，（藏族家庭常常将家中至少一个孩子送到寺庙或交由当喇嘛的长辈教育），当时他还没穿喇嘛服，看来经过这段时间，他已经受戒出家了。

这小喇嘛也还记得我，他站起身迎接我，请我坐下，汉语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上次他还一句汉话都不会说呢。我坐在沙发上，看清楚两个男孩是在作业本上练习写简单的英语单词。我请小喇嘛念一念他写的内容，他大方地念朗读起来，发音居然不错。

堪布来了，穿的是便服，上装是绛红色的。我本该向堪布顶礼，可是堪布随和亲切的寒喧使我免了这套礼节。时间不多，我问堪布可不可以和他单独谈话，他把我带到隔壁的一套公寓，小喇嘛跟在我们身後，轻声请求我把鞋子脱了。

这套房子里地上密集地摆著地铺，红色木地板泛出洁净的光亮，地铺上支起帐篷式的白色尼龙蚊帐，房里显得比摆满电脑的工作室还要拥挤。堪布把我带到房子尽头的一间小屋子，这里只有一个地铺，没放蚊帐，紧挨地铺一头的窗户边有个蒲团，堪布在那上面坐了，看来那是他平时打坐的位置。

我坐在堪布的对面，地铺的另一头，小喇嘛也在我身边的门框下面坐下来。

“堪布，藏区目前情势怎样，我很想知道。现在记者和外国人都无法进入藏区了，外界无法了解在藏区每天都在发生什麽事情。我想进去了解真实情况，向外界报道。您是我想采访的第一个物件。能告诉我，面对这个局面，您都想些什麽吗？我能做笔记吗？＂

“有关藏族人目前的情况，我们就这样口头谈谈不要纪录了吧。我害怕。

我是1960年出生在已经属於中国的大藏区的藏族人，从小共产党让我领受的就是恐惧。我来自一个上师传承的家庭，我的父母亲戚上师被他们关进了监狱，我去看望他们，去给他们送饭，要麽得不到许可，要麽在监狱持枪的汉人和藏人面前吓得发抖。我的亲人们被他们毒打、虐待，有时候连还是小孩子的我也会遭受他们毒打、威胁、侮辱，我给亲人送的饭撒在地上，挨饿的亲人眼看著食物而吃不到。我们的寺庙全都被他们摧毁了。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就在恐惧中度过。後来我上了大学，想在毕业後为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做点事情，可是，毕业後我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分配给我的工作我不想做。他们让我当统战干部，让藏族更听话地接受这个政府的统治，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乾脆就出了家。我想，当和尚最能继承和发扬我们藏族的文化传统，当了和尚也没有人来要求我当政府部门的干部了。

我本是西藏人，可是，今天，如果有人问我是哪国人，我也只能说，我是中国人。已经没有西藏这个国家了。现实就是这样。正因为如此，达赖喇嘛也不会要求独立，更不会为了独立而策划暴力行动，他只是要求中国政府将大藏区作为一个象香港那样的特别行政区来对待，在这个特别行政区中，藏族人管理自己的内政，中国人管理外交和军事。这应该是一个对双方都现实的要求。让他们把西藏完全交还给我们，这是不现实的，他们已经统治我们太长时间了。我们佛教徒可以由於慈悲的缘故而为他人献出自己的手臂，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他们不是佛教徒，他们大部分人也不喜欢佛教，他们只喜欢权力、金钱和自己的利益，象你这样的喜欢藏传佛教的汉人太少了。

他们在媒介竭力丑化达赖喇嘛的形象，说他搞什麽“达赖集团＂，说他在搞藏独和暴力活动。他们这样做，其实对他们自己的形象不利。达赖喇嘛天天在国际上露面，说话，很多国家的领导人物都和他接触过，都听见他是怎麽说的，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有一回，克林顿总统在上海会见江泽民时还对江说，江应该和达赖喇嘛见面、交朋友，因为达赖喇嘛是一个很有人格光辉的人，这个镜头中央台播过一回，就再也没播出了，但是人们毕竟看见了、听见了。

他们应该和达赖喇嘛对话。达赖喇嘛已经七十多岁了，趁他还活著，他们应该和他一起解决这个几十年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西藏问题。现在，新的一代藏族人成长起来了，不论印度还是这里藏区的年轻人，宗教对他们的影响都越来越少，他们看见达赖喇嘛主张的非暴力手段至今没起作用，觉得这不是办法，他们已迫不及待，不想听达赖喇嘛的了。我恐怕，一旦达赖喇嘛圆寂，这些新一代的藏族人就会闹得更凶，冲突会变得更加频繁，更加激烈，结果真是难以想象。

在这个情形下，我能做什麽？我什麽也不能做。我是一个和尚，一方面，我不主张暴力和流血冲突，我不可能去参与同胞们反抗中国政府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也不能走到我的同胞之中，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走达赖喇嘛指引的非暴力道路，他们不可能听我的，他们连达赖喇嘛的话也不听了嘛。作为一个和尚，我只能禅坐并祈祷，我为我们民族的前途祈祷，为那些为了我们民族的自由与权利献出了生命的藏人祈祷，但也为了那些在冲突中死去和受伤的汉人士兵与警察祈祷。我想，双方都一定死了比政府公布数位多得多的人。

我已习惯把自己完全沈浸到工作中去。几年来我一直在做编辑出版经书的工作，还有两三个月，这个工作就结束了，我就可以离开成都回藏地了。我不喜欢生活在城市。回不回我原来修行的寺庙，现在还说不准，反正是一定想回藏地的，到时候再说，谁知道到那时情况怎样呢，到时我们藏族喇嘛能不能自由旅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现在藏族喇嘛旅行已经受限制了。＂

“怎样的限制？＂

“我也是听说的，你进去就会知道了。＂

堪布是一个大忙人，而我也忙於坐车进藏，简短的谈话之後，我匆忙地告别了堪布，临别时堪布叮嘱我不要携带任何可以当作把柄的文字资料与照相机之类，免得惹麻烦。

4月29日雅安－康定

路途军车

头天从堪布那里出来，我去药店买防止高原反应的藏药“红景天＂，药店店员不解地问，这个时候，除了当兵的，怎麽还有人要去藏区？她说，这药这一向都是部队的来买，很少有老百姓买了。

买药後打车去新南门长途汽车站，赶上一班去介於成都与康定中间的雅安市的大巴，夜歇雅安车站旁一旅馆。第二天清晨七时登上一辆雅安至康定的大巴。

大巴座位只坐满一半人就开了，除了我和几个带了大袋物品及一只公鸡、看似去康定做小生意的汉人外，车上坐的都是藏人。这是些汉服穿得乾乾净净、脸上有高原红的女人及一泼穿藏装、头戴珊瑚玛瑙松雀石的康巴汉子和女子，从後者身上发出在藏区总能闻到的酥油味。

司机头顶的电视萤幕上出现了多年来我在藏区旅行总会看见听见的流行藏歌MTV，仍然是我已耳熟能详的《青藏高原》《青海湖》一类的曲目，汉藏歌词交替，画面上是红红绿绿的、模糊的草原与雪山与穿长袖长统靴舞蹈的藏族男女。

山越来越大，因有泥石流挡道，车不得不绕道走了好长一段老公路。

半新的国产车车窗被振动得劈啪作响。窗外是青葱稠密的丛林，春天的新绿鲜艳欲滴。

坐在我斜後面的两位穿得很整洁的藏族姑娘先是小声跟著MTV里哼著歌曲，既而大声唱了起来，她们声音变大後，我才发现她们唱的和MTV里的不一样，不是流行歌曲，而是那种我在藏区的村庄里听到过的简单但调子很悠长的歌儿，一种走在村路上禁不住发出欢叫的朴素民歌。好一会儿，旅客们都象我一样安静地听她们唱，她们一个声音细高一些，一个声音低沈有力些，搭配起来就象两道溪流汇聚到一起，自成一条独立的较为粗壮的河流，动听地汩汩流淌著。

到天全县城前，车又开到了好路上。同时，一批大型军用货车也劈面开了过来，声势浩浩荡荡。“嗖，嗖，嗖＂，军车插窗而过，没完没了，车牌均为成都军区多少多少号。

第一次，传说中的军队出现在视野里，不禁有惊心动魄之感。

藏族姑娘的歌声变得柔弱而模糊起来。

为了给自己和大家壮胆，我向她们投去微笑：“你们唱得太好听了！请唱大声一点吧！＂

那个声音细一些的年轻姑娘脸上飞起红晕，把额头抵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声音低沈、三十多岁的女子则向我点点头，说，等会儿再唱，好不好？

康巴汉子们开始用藏语大声向她俩打趣，是为了让我听懂吧，其中有人用四川话凑和：

“就是，唱吧，唱吧，大声点，大声点！＂

有人甚至为她们起了一首歌的头，但她们并没有接著唱，而是和大家聊起天来。年纪大的那个女的说，她俩是巴塘人，她们那里的人都喜欢唱歌，一天不唱歌，就觉得憋闷。

在闲聊中送走第一批车不一会，又有第二批军用卡车迎面开来了，伫列更长，这一次我看清它们挡风玻璃右上方贴著白底红字的编号，最後一辆车上有“尾车＂字样，编号为70。我也看清了，在挡风玻璃更上方的位置，每辆车都贴有白底红字的标语口号：“坚决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人民武警爱人民，人民武警为人民！＂“……（上联没来得及读），全面稳控局势＂，“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严整社会秩序，确保平安奥运！＂等等。

过二郎山隧道前，车子停下来午休，大家都在一路边餐馆吃午饭。又有军用货车从雅安方向开往康定方向。餐馆的服务员说，这些货车是去“外面＂为军队采购物资的，“里面＂住了那麽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武警，天天要吃饭，天天都有这样的货车开进来开出去。我们大巴的司机在我旁边吃饭，他接著服务员的话说，这几辆货车算得了什麽，三月份“里面＂出事後，开进去的军车那才算多呢，军队自己的车都开完了，不得不租用他们车站的车，把武警送进去。

“估计从这条路进去的军队有多少？＂我问。

“谁知道？五、六位数吧，反正只要你进到里面，就会看见公路上、每个县城、大一点的镇子都守满了武警，还看得见解放军野战部队驻扎在野外，搭著帐篷。＂司机说。

泸定桥

二郎山隧道两公里长。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康定时，这个隧道还没打通，那时，汽车翻越二郎山需半天，盘山公路的道路也很危险。现在，二三分钟即可穿越二郎山隧道。过得二郎山来，就到了属於甘孜州的大渡河边的泸定县。

汽车沿险峻的山路走著，万丈深渊之下就是大渡河，河水呈浑浊的黄红色。就象不一会儿前连续不断的军车挡住了我的视线一样，现在，白雪皑皑的贡嘎山在车窗左前方河谷的尽头向我昭示：啊，贡嘎山，甘孜藏区第一座雪山，7500多米之高，它巍然耸立在蓝天之下，一如既往地美丽，美得冰清玉洁、高不可攀。（登上过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的人已有无数，但据说登上过贡嘎山顶的人还没有，曾有几位日本职业登山家尝试过这项冒险，结果全都遇难了。在云南香格里拉境内的梅里雪山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贡嘎山和梅里雪山都是藏族人膜拜的神山，他们围著神山转经，朝拜，有的甚至磕著等身长头从遥远的地方来转山。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它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藏族人不喜欢有人在神山上进行攀登或采矿一类的活动，所以说，神山“高不可攀＂。）

泸定县城。当年红军长征曾经过此地，“飞跃大渡河＂是一部家喻户晓的歌颂红军从泸定开始摆脱国民党部队追踪长征进入胜利阶段的电影。此刻，我们的公共汽车就从横跨大渡河的著名的泸定桥头开过。那是已被当作博物馆来卖票供游人参观的一座铁索桥，看得见一队队穿校服、打著小幅红旗的学生正在排队等待走上铁索桥。

这一定是学校组织的活动，泸定桥附近学校的学生，想来也每年必来一趟泸定桥受教育吧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学生为本地人民英雄纪念碑扫墓，至今，学校仍还保持著这个革命传统。在经济资本主义化、全社会一味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的今天，学校这样的机构还没有忘记向下一代灌输共产党如何伟大的革命历史，汉语教科书上还充斥著讲述革命烈士丰功伟业的文章，政治学习和党史课仍在继续进行著，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吧。新的一代除了被鼓励往上爬、和整个社会一样追求名誉、金钱和地位的同时，也在继续被培养成不能独立思考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的意识形态产物，这就是中国，我从小就熟悉的“新中国＂：人人都要成为能够被拧进同一个螺母的、规格相同的螺丝钉。

过了二郎山，就离开了汉人居住的地方，在二郎山和康定之间的泸定一带，汉藏杂居，民风已比纯汉人的地方纯朴。路边蹲著许多穿著朴素的当地人，在他们的面前摆著装满樱桃的竹篮，人人以期待的眼神瞅著过路的车辆，但没有一辆车停下来。

吃完中午饭上得车来以後，旅客之间已经有熟人的气氛了，大家互相闲聊著。我的邻座是一位矮小的梳两个辫子的农村妇女，她一直不大开腔，但是一看见樱桃，她变得活跃起来，她对我说她们家的樱桃也熟了，该摘了：“我们那里的樱桃比泸定这边的甜多了。＂她自豪地说。

我本以为她是汉族，交谈之下，才获知她也是藏族，来自康定前面一个镇子姑咱，她说她有两个孩子，竟和我同龄，四十出头，我原以为她起码有五十岁呢。我问她会不会说藏话，她说不会。她的儿女呢？“也不会。＂“你父母呢，会不会？＂“他们只会听。＂“你们村里的人都不会藏语了吗？＂“都不会。我们乡、我们这边方圆好多里的人都不会，只有到康定去才听得见人说藏话。＂她老实地说。“那你们还算藏族吗？＂唱歌的巴塘女的问她，“就是！你们这样的算什麽藏族！＂康巴人里的一些也付和著用开玩笑的口气和她打趣。“我们就是藏族嘛，祖祖辈辈都是！我们身份证上都是这样写的，你们要不要看我身份证？＂可怜的女人急了，一味分辨。“你们就是为了孩子考学校可以少分儿才报的藏族吧？＂还是有人不饶她。

“请你们俩再唱几支歌来听吧，下了车，你们可没我这麽忠实的听众了！＂我扭头对两个巴塘女的说。年龄大一些那位爽快地说：“唱！唱！唱！＂她咳嗽两声，清清嗓子，大方地唱了起来。不久，年轻的那位也吐出了口香糖，跟著唱起来。

她们唱得太好听了，所有人又都安静地听她俩唱，有时候康巴汉子们也跟著唱。这回，司机头上的电视也哑了，不再看得见有MTV画面。

下午二时许，大巴进入康定前，从车窗里老远就看见两个身穿迷彩服、头戴钢盔、手持长长的机关枪的军人笔挺地站在路边。车子减速，停下。

姑娘们的歌唱嘎然而止。

我看清站在两个军人前面的还有一个穿深蓝色便服、样子带点文气的男子。车门打开，便服男子跳上车，例行公事地向司机打招呼後，面向旅客，用机警的眼光一个个扫视我们。我以为他要检查身份证了，可是并没有，打量完我们每个人後，这人跳下车去，戴白色手套的手往康定城方向一挥：“走吧！＂

车子重新启动後，有旅客大声问司机，他们要检查谁？检查什麽东西呀？

“和尚，尼姑，还有外国人。＂司机说。

“为啥子要检查外国人呢？电视里不是说捣蛋的是和尚吗？没有说过外国人呀！＂那位旅客又问。看来这些人只看电视不读报纸，除了“里面＂和尚闹事了，更多的事情他们不知道。

“外国人是支援那些和尚的，为了那些和尚，外国人给奥运会找麻烦，在奥运会上做文章呢！所以现在不让他们进来了，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外国人来管，他们要管，就不许他们进来，懂不懂？＂司机说。

司机明显是汉人，不知道那些藏族旅客听见这些话怎麽想？从他们平淡的表情上，我什麽也看不出。

康定城

上一次我来康定是2004年，这次，康定车站一如四年前，小，旧，黑暗，脏，冷清，作为一个州府的车站，比内地县份的车站它都不如。除了刚下车的我们这车旅客外，车站里也没看见几个人。往常那些兜旅馆和往县份上去的私车生意的人不知道哪里去了，往常，旅客下车後总是会被他们围住，现在，我站在路边，连计程车都难看见，等了好一会儿，才等来了一辆小小的长安奥托计程车。

我有学佛的汉人朋友住在康定，他们是一对医生夫妇，在医院里工作，为了学习藏传佛教的缘故，他俩从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後就主动要求来藏区工作了。四年前，我来康定时，住的是他们家。可是，这次，我知道我最好不要住在他们家了。因为，在电话里，他们已力劝我不要在这个时候进藏，他们说，情势那麽紧张，现在在“里面＂工作和做生意的汉人，能“出去＂的都“出去＂了，连他俩，放五一节假的时候都要多请几天假去成都呆一段时间呢。

我让计程车开到金刚寺招待所去。更早些年我来康定时，就住在那里。招待所就在金刚寺前面，很安静，也有一些寺庙的磁场，住在那很让人安心。在金刚寺也能碰见一些有意思的人，就是在那里，我认识了杜衍，一个修习藏传佛教的江南人，美国加州某大学人类学学者。通过杜衍，我认识了在甘孜州档案局工作的泽仁邓珠，此人是《西藏通史》的作者，是康定首屈一指的知识份子；通过杜衍，我还认识了一些活佛和藏区的高僧大德。

金刚寺位於康定城的北面，与车站各据一头，计程车穿城而过。

康定仍和四年前差不多，不象内地城市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里，全中国猛烈发展的局势突然不见了，给人感觉仿佛时间停滞不前了。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这感觉是不对的，这里已从2004年进入了另一种时间，另一个时代了：到处是穿迷彩服的武警，到处是在街上巡逻的警车，往昔常见的穿红衣的喇嘛和尼姑们几乎看不见了，外国游客更是踪影全无。

金刚寺招待所已面目全非，车还未开上坡去，我已听见大城市酒吧里常放的那种摇滚乐，招待所已改成“背包族之家＂了，接待我的女服务员说自己是从成都来的，我便跟她讲四川话，可她还是和我讲普通话。她说，她们早就承包了这里了，早就按照现代化办店的方针来吸引我这样的背包客了。我说，在安静的寺庙前面，这样喧嚣的流行音乐好象并不能吸引我呵。她生硬地回答，那就没有办法了。

我只好退出来，重新坐上了计程车。时间在康定还是变化的，摇滚乐已然压住了念经和法器的声音，打破了藏区的宁静，全球化的乐曲已然在甯玛派藏传佛教的寺庙前奏响。

计程车路过“武警招待所＂，我灵机一动，让车停下，下车走到宽大的玻璃门前，这才看见门从里面用自行车锁锁上了，一名年轻的武警站在厅里，看见我，向我走过来，从门缝里对我喊：“不对外！＂

“为什麽？＂

“不为什麽，就是不对外！＂

又上得计程车来。司机开始不耐烦地抱怨了，他说，如果我没有目标的话，下车想好了再打别的车吧。

“为啥子？你这样开著我，表不是在走吗？我照付钱就是。＂

“我们康定计程车里程价低，就靠起步价挣钱，今年游客特别少，都到五一节了，还没有游客，生意难做啊！＂

听司机这麽一说，我觉得自己好象欠了他的似的，很快在前面一处有“某某宾馆＂字样的街边下了车。

某某宾馆，标准间打折後100元。

宾馆停车场停了好几辆有部队牌照的车，还有公安的车。噢，也有当兵的住在这个宾馆里！

汉人大夫王，藏传佛教修习者

晚饭与王一起在一富顺豆花餐馆吃。豆花、紫油菜、豌豆尖：我们都是素食者。汉人大夫王，藏传佛教修习者三、四年以後，我和王琳终於不是在电话里而是面对面谈话了。然而，王老谈一些工作和家庭的事情，谈这些事情使我感到无聊，我本不是一个喜欢谈论日常生活的人，我一向认为日常生活太琐碎，光做就行了，不值得浪费时间去说它，往常在电话里，我总是喜欢和王谈修行的事情，现在，她好象不想谈这方面的事了，於是越谈我越没有话说。

吃完饭，我们还是去了她家。她老公已经带著孩子去了成都，她明天也要出去。看见客厅里电脑开著，我问她可以看看电子邮件吗，她说行。我当然没有带电脑。看完电子邮件，我顺便浏览了一下“法兰克福汇报＂，这段时间以来我总是看该报两个驻京记者和那些发自达兰萨拉的关於西藏问题的报道。这次，有一篇有关中共愿意与达赖喇嘛接触的报道，还附有达赖喇嘛的照片，我很高兴获悉这个消息，说给王听了，我还说，她要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翻译给她听。

王并没表示想听我翻译，但我们终於就此谈起西藏的话题来。

“乐慧呀，你没象我们一样在里面生活这麽些年，和藏族人相处可难了，他们中很多蛮不讲理呢，医院的病人常常找医院麻烦，最近我们还被他们勒索了90万元呢，他们宣称，如果不给他们，他们就要围攻医院，要闹事，你还不知道，这次闹得可凶了，州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命令我们把钱给他们，我们医院不得不吃这一大笔钱的亏哩。再说医院里的藏族领导和同事吧，好多也不是好相处的，蛮横得很，裙带关系又严重，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人，说话做事都得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什麽人他们所有人都跟你没完。说真的吧，藏族人，除了那些真正修行好的高僧大德，没什麽人值得敬重的。达赖喇嘛应该是一个修行的大成就者，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可是，我不明白他为什麽要支援那些藏青会的藏独分子搞那些打砸抢的事情……＂

“王，你是修习藏传佛教的，你怎麽也相信中国媒体上宣传的那一套？达赖喇嘛一生都致力於以非暴力形式解决西藏问题，并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自三月十四日以来，我每天看德国媒体的报道和照片，事实上，达赖喇嘛一直在达兰萨拉呼吁和劝说他的藏族同胞冷静，不要使用暴力。德国记者是亲临现场後才发回了这些采访和摄影报道的，要知道，中国的媒介并没有派记者到印度、到达赖喇嘛那里去采访，他们连他一张照片都不登……＂

“我的消息来源不只是中国的媒体，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台湾出版的达赖喇嘛的书，比如他的自传，还有DVD带子，比如他在时轮金刚法会上的讲话，我觉得他有些观点看法就太过分了，有问题，我不明白怎麽作为观世音菩萨化身的他，可以讲那麽极端的话……＂

“哦，我很感兴趣，一直强调走中道的他什麽话讲得过分了？比如说？＂

“……他具体怎麽说的，一时我也想不起了。＂

“他的自传，比如《流亡中的自在》，你看了吗？我是看过的，看得很仔细，我还看了一切能找到的他的书，台湾、香港出的，德语的，我都看了，没有发现一句我不能接受的话，相反，在读他的书时，我觉得他是那样慈悲、理性、智慧，他从来都主张中间道路，主张通过对话来解决冲突，我相信，如果不是作为领袖人物的他这样克制，西藏问题早比现在糟糕了。＂

“乐慧，你受西方媒体的影响太深了！＂

“是吗？有如说是西方的影响，不如说是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的影响，我对达赖喇嘛的人格有足够的信任，你知道，我亲眼见过他，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会不会，是你受中国媒体的影响太深了？我觉得，是相信佛陀和他的化身还是相信共产党政府的宣传，目前这是一个问题，尤其对我们学习藏传佛教的汉人来说。也许，你看达赖喇嘛的书还不够多，当然，我也理解你，你们一直在内地，没有机会接触国际社会，没有我那麽多机会见到他本人和看到他更多的书，这次出来带这些书不方便，不然我一定会带几本给你……＂

“不管如何，藏人目前闹事是毫无意义的。不要说这个民族，就是佛法都要灭亡的，我们已经进入了末法时代，这你也清楚吧？早就有授记表明，藏传佛教有一天要断送在一个样子很象毛泽东的人手里，闹有什麽作用呢？还不如接受，大家过稳定的平常日子……＂

“……＂

谈话的後来，王已经很激动，三月份出事後我从北京给她打电话，我们在电话里吞吞吐吐的交谈已使我估计到见面後她会有诸如此类的言论，所以并不诧异，我只是对她一方面信奉藏传佛教，一方面对达赖喇嘛怀疑并对藏族人的命运如此冷漠感到无话可说。因我和《藏族通史》的作者泽仁邓珠先生约好了八点见面，於是抽身告辞了。

王把我送到宿舍楼外面，我说，我们拥抱一下吧，不知这一别又何时相见？她勉强笑著，接受了我的拥抱，接触到她的瞬间，我感到她身子很是僵硬。

藏族学者泽仁邓珠

情歌酒店，康定最好的酒店之一。白天从那里经过时看见好多辆军车和警车停在外面，一些个军人站在车辆之间，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麽。晚间这些车还停在那里，军人却不见了。

一进酒店门，却看见四五个穿蓝色警服的男女环坐在大堂一处正对著大门的沙发上，紧盯著进出酒店的客人。这时候进出酒店的人并没有几个，和泽仁邓珠约了在大门口见的我就成了他们多次打量的物件。

我穿得很一般，外套甚至是国产的，我没有穿从德国的户外登山店里买来的从头到脚装备得万无一失、足以对付藏区恶劣天气和道路的衣裤鞋袜，我穿得象一个县份上的汉人，到哪里都不可能引人注目，站在他们的视线里，我尽量让自己感到心安。过了不久，他们也觉得我没有什麽看头了，聊天嗑起瓜子来。

泽仁邓珠五十出头，看起来还象2004年见他时一样，精神气色都好，他的汉语普通话很流利，但一听就带了藏族说汉语的特有的口音。这口音堪布也有。

我们去了三楼茶室。相对而坐，我们先聊了一些熟人的事情，我获悉杜衍也回到了中国，而且也是在北京。看来，杜衍和我、和好多所谓的“海归＂一样，有一种“中国情结＂，可是，一回到中国来，事情就多了，复杂了，象现在，作为知识份子和藏传佛教的追随者，不得不考虑良心和立场的问题，杜衍一定和我一样有著同样的问题吧，回北京後一定要和他探讨。

眼前，我面对的却是一个藏族知识份子，在过去，我见过他几次，一起吃过饭，可从来没有和他讨论过这样敏感的话题。

乐：泽仁邓珠先生，藏区现在的情况怎麽样？
泽：除了官方电视报纸上的消息，我在这里得不到更多的消息。电话里人们都不敢谈这事，我的电话肯定是受监听的，自出事後杜衍就没给我来过电话了，我也没给他打，我们都知道通话不方便。这段时间很少有人从康定来来去去，能见到你我非常高兴。我早就认识你，和你谈可以，别的人我就不敢谈了，前段时间接到一个北京的电话，对方说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问我是不是“藏族通史＂的作者，想采访我，我说我看不见他们的记者证，这样推掉了他们的采访。

乐：这段时间你有没有感受到特别的压力，比如说单位呀，安全机构呀，有没有特别向你施加压力？
泽：好象没有，我正在致力於调动单位，我想从档案局转到师专去，这样可以更好地搞研究工作，我在甘孜州还算一个人物，没有人敢轻易动我吧，他们知道我又没有搞什麽政治活动，我只是从事学术研究而已。

乐：您知道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吗？您怎麽评判这些事件？
泽：大概知道吧。就是从拉萨的寺庙里开始的吧，一群喇嘛要求释放去年因庆祝达赖喇嘛被布希接见而抓起来受到非人待遇的喇嘛们，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藏人长期的不满又一次被唤醒，发生了反抗，发展到整个藏区。这样的事件总是隔一些年来一次。他们说是达赖喇嘛策动的什麽“藏独＂，其实都是一些自发性的反抗活动。我知道在印度和国外，搞“藏独＂的人是有的，但他们和达赖喇嘛不是一回事，他们恰恰是反对达赖喇嘛的。至於在国内的藏区，想搞“藏独＂的人很少吧，普遍只是对一些民族政策不满而已，而这些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当然就会时不时地爆发出来。我在1995年自费出版了一本书，叫“我的心愿＂，我太太开的书店里还有这本书，你明天可以去买一本。当时，我把它寄给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我在里面谈到藏区不稳定的8个因素：

1　极少数分裂分子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支援和操纵下，在藏区进行煽动破坏，制造分裂祖国的活动，这是外因；
2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落不到实处；
3　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差距；
4　藏语言文字得不到应有的地位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根源；
5　民族意识增强，关切本民族前途民运所表现出来的愿望和要求得不到解决而引起民族矛盾激化；
6　科技、教育、医药卫生处於困境；
7　官不为民引来离心力的增加；
8　民族歧视现象有所抬头引起民族隔阂。

後面七条是内因，我列举了很多数位来证明我的观点。针对这些不稳定因素，我提出了对策。可是，我的意见从来没有得到上面的答复，没有人要听我的，不过，有些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给我回了信，比如广西的壮族就在信中说，这也是他们的心声啊！

乐：康定的汉人对这个西藏问题怎麽看，比如您那些汉人同事？
泽：年轻的我不知道。你可以想象，人们在单位从不私下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知道，那些在康定生活时间长、了解藏族文化的汉人，比如我的一些老同事，他们的想法肯定跟藏族人一样，因为许多东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只要是公正、正直、有良知的人，心里都明白真相嘛。

乐：记得好象在您的生平上读到过您是党员？
泽：是的。

乐：那，在现在这个时候，作为党员，同时又身为藏族人，您怎麽协调自己的内心？
泽：入党是工作的需要，我的感情却是藏族人的感情。有很多藏族干部都是党员，但他们的感情一定是站在藏族人一边的，包括那些在北京、在中央的藏族领导干部，一定也是这样，有机会你应当采访采访他们。你知道唯色吗？一个藏族女诗人、作家，祖籍德格，是我们藏族的才女，台湾出了她的《西藏笔记》，她为这本书惹了不小的祸。她在北京，通过她你可以接触到一些高层的藏族领导干部。不过，和这些人接触，你有两个障碍，一是你是汉人，他们信不信任你，说不说真话；二是，最能听见真话的场合是藏族在一起讨论的时候，而你不懂藏语。

乐：好，谢谢你，回去後我试试。我很好奇，您既是党员，还信佛吗？
泽：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别人也这样问过我。我说，这麽说吧，我基本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同时也热爱我的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我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就是佛教的传统，所以呢，有时候我也烧香拜佛。

乐：您念经吗？打坐吗？
泽：不，我没有时间，我太忙了，我的研究工作都是在业余时间做的，整本“藏族通史＂都是在档案局白天工作之後，晚上写的。

乐：这是可能的吗？
泽：是呀，我後来写的另一本书也是业余时间写的。要知道，在我写出“藏族通史＂交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付印时，国家刚好也决定出一本“藏族通史＂，他们有一整班人马，拨款上千万元来做这件事呢！後来他们知道一个甘孜的藏族已经单枪匹马完成这个工作了，他们吃了一惊，把我找了去，一起讨论还有没有意义再编一本“藏族通史＂，我的意见是可以再编，因为他们的资料一定更全面，各方面条件比我更好，书一定会写得更完善，可是，他们就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耗资千万，是要再出一本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书呢，还是拿出一本严肃的符合史实的学术著作？据我所知，最终这个专案没有进行下去。

乐：哦，还有这段历史。
泽：但我的“藏族通史＂也只出了初次印刷的那两千册，就不许再印了，所以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有这麽一本书。

乐：什麽原因不能再印呢？
泽：我也不太清楚。西藏的话题总是敏感的，又是因不同的时间而变化的，以前没问题的内容，後来变得有问题，这都是可能的。

乐：记得您好像是不会读写藏语的，对吗？
泽：对，我只会说。我小时候学校里没有藏语课。

乐：那英语课就更没有了……那麽您做研究时，资料来源都是汉语的了？
泽：对。我知道这使我的研究很受限制，可是，为我们藏民族做一些事情总比不做好吧。

泽仁邓珠也问了一些我所知道的资讯，中共要在深圳和达赖喇嘛对话的消息他也已经从中国的媒体上了解到了，说到这，他的眼睛里闪著光，他的言语里对可能发生的改变充满了希望。

当我们走出茶楼，走到酒店大厅时，已是十点过，那几个警察男女还坐在同一个位置上。看见他们，泽仁邓珠条件反射似地小声说：“他们还在这里。＂他的眼睛顿时变得黯淡了，也不再说话。

我们穿过停在酒店前面的警车和军车，走到城市中心的河边，泽仁邓珠一直缄口不言。街上已看不见什麽人，只有穿城而过的康定河奔流的声音。好久不和外界联系，经过这两个小时的强化谈话，这位藏族学者的思绪一定很活跃很复杂吧，他在想什麽呢？我很想知道，但我已经向他提了足够多的问题，我不想再打扰他。

我伸出手去，和他告别：“谢谢你。我们都应该对未来有信心，让我们祈祷。＂

“也谢谢你，有你这样的汉人，我还是看得见一线希望的。一路平安！＂他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声音重新变得中气实足。

4月30日


康定，“黑帐蓬＂旅馆

上午去泽仁邓珠妻子开的康巴书店。每次来康定，我都去这个书店，过去书店有许多汉语的藏族文化方面的书籍，现在汉语书却很少了，大部分是藏语书和经文。买了“我的心愿＂，回旅店在笔记本上记录这两天所见所闻。从书店回来的路上，见“黑帐蓬＂藏式旅馆所处位置在离河不远处，便走过去看了房，木质结构的房子住起来更舒服，旅馆很空，没什麽旅客，也没有警车停在这小小私人旅馆里，清静，於是午饭後搬至该旅馆。

下午三时往南无寺方向散步。沿旅馆後面的小巷上山，经过一单位门口，看见有簇新的鲜艳的红旗高高挂著，仔细看了看大门口字样，是甘孜州民政局。上到山坡上，钢筋水泥的房子少了，代之以藏式木质结构和粘土的小型农舍，这里属於农村了，墙壁上到处贴著标语：“坚决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分裂动乱是祸，团结稳定是福＂，“不造谣、不听谣、不信谣＂。再从高处往下面的城里看，好多大型一点的房屋上方都悬挂著红旗，看来那些都是国家机关了。

从南无寺下来，走到马路上，我吓了一跳：从金刚寺即折多山进城的三叉路口处站著三个手持机关枪的士兵，巨型阳伞下，他们背对背向三个方向站著，周围有我在电影里才看见过的半身高的工事保护著他们，那是用装了沙的生料袋垒起来的工事，工事成90度直角的方形的两边围著士兵们。头天去金刚寺，我也经过这条路，没有看见这一幕，是因为没有往路的左边看。

在离士兵和他们的工事几米远的地方，是街道上普通的店铺，人们很平常地坐在柜台边，顾客寥寥无几，有人头靠著玻璃柜台在打盹，有人在闲聊，女店员在织毛衣。

出於畏惧武器的本能，我不想从持枪的士兵前面的马路上走过，而是靠街边商店溜过了这个关口，走过去後，我才觉得自己有点可笑。我走到一个有公用电话的商店柜台前，往北京给女儿打了个长途。女儿十四岁，从小跟我一起接触藏族人和藏传佛教的上师，她跟我一样同情和关切藏族人的命运。电话里，我很想告诉她，在我的面前就站著持枪的士兵，如何吓人，但是，为了不让她担心和受惊吓，我只问了问她的情况，说了一些我很好之类的话，便放下了电话。

电话旁边的一条长凳上坐满了休闲聊天的的当地人，店铺里面有一桌汉人在打麻将。哦，在机关枪後面，一切都显得正常而和平。

5月1日

甘孜县城，一汉人旅馆

早上五时半起床，天蒙蒙亮，打开门，在阳台上即看见几十米远处的桥上停著一辆车顶上不断闪动著红灯的警车。提起行李出得旅馆来，一个好玩的念头浮起来：如果找不到计程车的话，就问警车能不能把我送到车站吧。不过，还没走到桥头，就有计程车开过来了。

早上六时的车站比我头天来时热闹多了，发往各个方向的车都在这个时候开，小小停车场停了上十辆大巴，是为了给发动机热身吧，车子都启动了发动机，场上一片喧嚣，空气里充满了废气味儿。去甘孜县城的车子已经坐满人了，只有开往甘孜方向的白玉的车还有座位，我用行李在这辆车上占了个座位，便走出车站去吃早餐。

六点半，人差不多坐满了，等在车前的司机让站在车下的我上车，司机随口问我是不是去“里面＂朝佛的，我回答是，他就说，那你坐在前排那个位置吧。我受宠若惊，一面坐上那个他为熟人准备的、全车最好的座位，一面问已坐上驾驶座的司机怎麽看出了我是“朝佛的＂，司机说，他开公共汽车这麽多年了，对哪种人是进里面来干什麽的了如指掌，“一看你的样子就象嘛。＂他说。我暗自吃惊，我身上没有任何标记啊，我连一串念珠都没戴，是因为我的外套是绛红色的、跟喇嘛装一个颜色吗？

车子驶出小小的康定城，破旧的IVECO象老牛拉破车一样翻越著海拔四千多米的折多山。山上还有很多的积雪，昨天下午在康定山上散步我就看见了这五月份还是雪山的折多山，它与跑马山後面一座疑是与贡嘎山一脉的雪山交相辉映，显得十分美丽壮观。翻过折多山，人就是在“里面＂了。

318国道。路矿很差，柏油路破烂不堪，到处是坑坑洼洼，司机不断地以大动作转动著方向盘，小心地避免掉到洞坑里去。近几年我在中国很多地区旅行过，已经很少看见这?烂的路了。汽车的车速大约是每小时三十公里。想起前天王琳抱怨甘孜州干部腐败时说到过修路的钱被贪污的事，我就问司机为啥这条国道竟然这麽差？司机说，修路的钱都落到各级头头们腰包里了，就是没有落到路上来把这些坑填满，就象修康定车站的钱一样，一分也没有花在车站上就没了。

“这是别人说给我听的啊，我可没有亲自看见哪个领导把钱放到腰包里啊。你们不要乱说这是我说的啊！＂司机回头大声向一车旅客说，大家哄笑起来。

来自江孜的统战干部

“嗡嘛呢呗……＂坐在我後面座位上的人在念六字真言，一直在念，象飞行的蜜蜂与生俱来就会发出一种声音，简单的六个字，只有藏人能念出那种好象是属於他身体机能之一部分的味道，只有念过一亿遍这个咒的人才能念出那种味道来吧，反正我迄今念不出那种味道来。

那是一个高大、气宇轩昂长相英俊的藏族男人，年纪可能和我差不多，上车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他，当时我就想，这个人气质不凡，是不是一个穿便服的喇嘛？

我回过头去，和他说话：“嗨，您好象一直在念咒？您很会利用时间嘛！＂

“嘴里念念有词，这对我们藏族人来说很正常。＂他用纯正的普通话回答我。

“您只念观音菩萨心咒，还是也念别的咒？＂我从四川话改成了普通话。“我也念莲花生大士心咒。你知道这个咒吗？Om A Hung Banza guru beima xidi hong。＂

“Om A Hun Banza guru peidma sidi hong。＂

我重复了一遍这个咒，我的发音和他的有点不一样，我是多年前在德国，在“西藏生死书＂的作者索甲仁波切的法会上学会这个咒语的。索甲仁波切来自东藏，康省，即现在的甘孜这一带，看来藏语发音和这个人的有细微的不同。

“您是喇嘛吗？＂我问。

“不！＂他笑了：“我是搞统战的。＂

听见“统战＂两个字，我可笑不起来。一切牛鬼蛇神和有港台、海外关系的人都属於被统战的物件，我这样的人肯定也属於。但见这人样子和善，口气平常，亲切，一点不“左＂的样子，看起来也很高兴和我聊天，我便很快消除了听见“统战＂两个字的瞬间产生的心理障碍，继续和他聊下去：

“您是哪里人？＂

“我是从西藏自治区的江孜来的。＂

“那可是後藏！很远哦！＂

“是有点远。我得坐汽车到拉萨，从拉萨乘火车经兰州到宝鸡，再转车到成都，再从成都乘一天大巴到康定，第二天再赶上这辆车。＂

“您要到哪里去？＂

“白玉县。＂

“出差吗？＂

“是的。我们那里一位觉母在白玉县的寺庙修行，我来把她接回去。＂

“为什麽要接她回去？＂

“你知道亚青寺吧？＂

“知道，和色达的五明佛学院一样出名，听说五明佛学院的法王彭错晋美圆寂後，很多修行人转到了亚青寺来，我这次旅行也有计划要去这个寺庙看看。＂我回答。

“那边修行的人上万，三月份藏区出事後，亚青寺好多人必须疏散，必须回原籍去。＂

“哦。接回去拿她怎麽办呢？会让她还俗吗？＂我知道逼迫喇嘛尼姑还俗的情况很多，所以这样问。

“我们会把他们集中起来政治学习。嘿，尼姑进行政治学习，可笑吧？可是有什麽办法呢？谁叫他们要闹呢？＂

“谁闹什麽了？＂

“就是从拉萨发展到四川、青海、甘肃藏区的事情呀，您不知道吗？＂

“知道一点。你们江孜也闹事了吗？＂

“没有。我们那里一直很安静，很稳定。他们这样一闹，对整个藏区的稳定、对谁都没有好处，大家都不得安生，你看，好多年以来都没有让和尚尼姑政治学习的，现在，好家夥，本该念经修行的时间，得用来受爱国主义教育了。＂

“既然派您来领这位尼姑回去，那您政治上一定很过硬了。您是党员吗？＂

“是的。＂

“那您还念经？信佛？＂

“党员是工作的需要，信佛是精神的需要。＂

“您家祖祖辈辈都信佛吧？＂

“那当然了。除了少数苯教的，所有藏族人祖祖辈辈都信佛，自从莲花生大士把佛教带到藏地来就是如此，已经一两千年了。＂

“您是怎麽成为统战干部的？您上过大学吗？您的普通话说得那麽标准，您一定受过比较高的教育。＂

“我只是中专毕业而已。毕业後做过专业工作，因为表现好，後来被派到统战部工作。我年轻时不信佛，虽然父母都信，但我没当回事儿，可是，过了三十岁以後，不知为什麽，自己就信起来，而且特别虔诚。二十几岁时，我对外面的物质世界很有兴趣，到成都去，很兴奋，到处转，什麽都想看，想知道，想尝试，可是，现在，一去成都，我办完事就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念经，就觉得念经比做什麽都好，可能因为我祖辈都是藏族的缘故吧，反正越来越信佛，不仅希望自己向善，也希望别人都向善，所以，藏区现在发生了这样的动乱，我觉得特别痛心。＂

“你们统战干部，有关这次的动乱，应该知道比外界更多的消息吧？＂

“可能有的消息我们知道得早一些，总的说来与媒体和大家知道的也差不多吧。＂

“您要说，路线是一致的，内容不一定一样，对吧？作为藏族，你相信政府宣传的是真相吗？＂

“当然是真相了。藏族人里就是有人要搞分裂，尤其是那些印度尼泊尔的藏人，他们一点都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就想闹事，想回来重建他们失去的天堂。其实，在国内，大家好好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闹什麽呢？＂＂

“您家庭出身是？＂＂

“我们家以前是农奴，从小我父母就教育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要不是他们，我们祖祖辈辈还在受农奴主的奴役。＂＂

哦，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农奴》里的主人公强巴的後代！《农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宣传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的电影，家喻户晓，中国人对西藏的认识都是从这部电影里来的：共产党使西藏从落後的奴隶制一下就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使西藏省略了其他文化所要经过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西藏人民有福了。＂

“那你祖辈把达赖喇嘛看成自己的精神领袖吗？＂我问。＂

“当然了！我也把他看作是精神领袖，可是，就是这样一位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也有作为人的业力呀，有时候我睡不著觉，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想不明白，为什麽他当初要叛逃，而现在又要策动藏独，我只能解释，这是业力的作用。＂＂

“哦，是这样吗？……我告诉你一些话，你想听就听，不想听就等於没听见，好不好？我想您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愿意信任你，＂

“您完全可以信任我。说吧。＂

“我也信佛。我在欧洲住过很多年，读过达赖喇嘛一些书，见到过他两次。三月中旬以来，我每天在网上用外语查阅关於他的活动与言论的新闻，我了解的都是第一手的资讯，配著很多崭新的照片，而不是政府灌输的、没有根据的宣传。我告诉你，达赖喇嘛并没有策动藏独，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自出事後，他在达兰萨拉一直在向你的同胞们强调非暴力，并向中共呼吁对话。＂

“……哦。可能，我们的资讯来源太少了，我没有机会看他的书，更没有机会见到他，甚至他的影像，我也是这次才在内部资料上看见了一两个录像镜头。你太有福了，你竟然亲自见过他！那麽，你看见的他是什麽样子，可以告诉我吗？＂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差不多二十年前，那时我才二十四、五岁。那是1990年六四运动纪念日，在当时的首都德国波恩哥德斯堡，中国海外民主运动人士把他请去了，和他进行了汉藏对话。民运人士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与中共截然不同，他们承认西藏的文化是独立的，认为中国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尊重西藏人的感情，让他们高度自治。到那时为止，除了在中国上学时被灌输的那些概念以外，我对西藏的真相一点也不了解。第一次，我听见一有中国人对西藏发表与中国政府不同的看法态度，并了解到西藏问题并不象共产党宣传的那样简单，我大吃一惊，深受震动。

但更使我受震动的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形象。当时会场上的人很多，有中国人、西藏人、德国人，上千人挤在一个会议厅，很多人站在门外，我站在离坐在台上的达赖喇嘛有四五十米远的地方吧，达赖喇嘛很放松地、笑眯眯地和民运人士说著话，幽默地回答著观众的提问，会场气氛很活跃，热烈，时不时爆发出笑声。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达赖喇嘛。虽然当时我对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一无所知，但我就是?达赖喇嘛的样子著迷。他当时五十岁出头吧，红色衣服里面露出一只手臂，他的脸熠熠生辉，散发著善良、慈悲，他整个的人既像小孩子一样单纯，又有智者的深度和力量，看著他，我就是觉得好，觉得美，我深深地感动。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非常特殊的体验。我唯愿有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把他当成敌人的汉人也能有见到他的机会和体验。记得当时我想过，要是我的父亲有一些他的特质，我会多麽高兴啊！我还想过，比较达赖喇嘛，中共中央的领导一个个形容委琐、丑陋无比，如果此刻他们和达赖喇嘛一起坐在台上，人们一定能自行区分，谁代表了真善美，谁代表了假丑恶。

第二次见到达赖喇嘛，是在去年夏天，在德国，那里举行了为期五天的他的法会，每天有七八千人参加，我只能从几十米远很远的座位上看见他，通过德国翻译听他讲空性和菩提心。每天开会前、散会後，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他进出会场的路上守候著，为的是能够近距离地看他一眼。欧洲人只有对他们的罗马教皇有这样的景仰，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能够赢得人们如此的尊重。＂

“啊，真是太羡慕你了，你太幸运了……我在录像上看见达赖喇嘛的样子，也能多少感受到你说的那种人格魅力。把他说成恐怖分子，我确实不能接受。＂

“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肆无忌惮地编造谎言作为宣传手段，这是共产党一贯的做法。那镜头有没有配他讲的话？＂

“没有。只有画面，都是一闪就过了。＂

“……这里也只有画面，你看！＂我看著窗外，示意给江孜人我们正在经过的一大片军营。

这里是新都桥，公路右侧广大的谷地上，离公路几十米远的山那个方向，停放著成百辆绿色的军用卡车，那後面隐约可见成片的绿色军用帐篷，隐约可见一些军人在车子和帐篷边做他们的事情，在公路与这个区域之间有铁丝网，有戴钢盔帽的荷枪实弹的站岗的卫兵。

江孜统战干部安静地目睹这个画面，先是一言不发，继而又小声念起观世音菩萨心咒来。

我在心里也跟著他默念著。哪一天，当我念过一亿遍後，也许，和平与快乐也会象器官一样生长在我身上了吧，而现在，我不能感到和平与快乐，我还连大圆满前行都没有修习完，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对我仍然是真实不虚的，我仍不能象《金刚经》里所说的，把这一切看得“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车开过新都桥，接著刚才关於达赖喇嘛的话题，我对统战干部说：“你想想，如果他煽动藏独和暴力，就一定会有很多这方面的言论，弄几句来放给大家听还不容易？我觉得我们不用担心达赖喇嘛的业力，藏族文化和整个藏民族正在被同化、正面临灭绝的危险这一点才是值得担心。＂

“藏族会被同化？藏族文化会灭绝？不可能！只有一个弱小的、没有生命力的文化才可能被其他文化同化，而我们藏族文化这样强大，汉文化是无法同化它的。＂统战干部的声音很乐观，他一定把我说的当成笑话在看。

“哦！是吗？请容许我提一个小小的问题：在江孜，你们这代人和你儿子或女儿这一代人掌握藏语的情况怎样？你的汉语普通话这?标准，发音甚至比很多汉人的强，你的藏语呢，也一样好吗？我很想知道，你能读、能写藏语吗？你的儿子或女儿藏语又怎样？＂

“……唔，听你这麽一说，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从小在学校学的只有汉语，我藏文读写都不行，我们干部的工作语言也是汉语，所有文件资料基本上是汉语的，所以，汉语不好的藏族人不可能当干部。到我儿子这代人，学校里开了藏语课，课时和汉语一样多，可是奇怪，孩子们对藏语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都不好，虽然我们在家里是讲藏语的。＂

“您想过这是为什麽吗？＂

“可能和升学与就业有关系吧。大家都知道，要升上更高的学校和将来找工作，汉语比藏文重要，学藏语没有多少实际的用途。＂

“藏族文化的精髓藏传佛教有大量的经书《甘珠尔》《丹珠尔》，有辉煌的文学作品如《格萨尔王传》等等，如果藏族人藏语不好，五十年後，这些经书和史诗恐怕就要成为甲骨文一样的只有少数人研究的古董了，你看，纳西族、白族这样的少数民族，虽然口头还讲自己的语言，但是文字却失传了，藏族如果步他们的後尘，我感到很可惜。＂

“哦，听你这麽一说，我心里还真发凉，这个问题我以前怎麽就没意识到呢？！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回去要好好想想。＂

“我相信，对藏族来讲，物质生活和对其他民族一样重要，可是，众所周知，上千年来，精神生活对你们来讲更重要，大部分汉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你们却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而信仰却不自由，宗教领袖被斥之为恐怖分子，在藏区不许供奉他的像片，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藏族人的权利有保障吗？＂

“我是藏族人，但我的工作是统战干部，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有时确实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我一直相信，只要大家都听政府的，安定团结，就没事儿了。可你说的也有道理，而且是很有道理，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些问题……唔，看来我们那里太闭塞了，除了官方的资讯，其他的消息意见一点听不到……＂

“你不知道的事情可能还很多，国内的媒体都不会报道的，比如，大量向藏区移民，早在十年前，大西藏区汉人已超过藏人，汉人有七百万，藏人才只有六百万；比如，使用各种手段逼迫喇嘛还俗，减少藏区的僧众；比如，铁路修到拉萨，有没有针求当地藏人的意见？在藏区生产核武器、遗弃核能废料，你知道吗？有一个旅行到有核能废料藏区的外国人，告诉当地人那些核能废料有辐射，当即被抓起来，判了两年的徒刑。＂

“……＂

统战干部变得沈默了。我也突然觉得有点累，我们一直压著嗓子说话，我的脖子向後成100多度角已很长时间，有点酸，我扭正脑袋向前，不再说话，闭目养神。

车开到八美镇了，藏式的两层楼的房子错落有致，房子下部是粘土的颜色，第二层的木头墙漆成褚红色，房屋之间有刚发了芽的青黄青黄的树，镇子远处是肃穆多姿的八美雪山，一座神山，在它的映衬下，八美镇子从远处到近处都显得美丽到几近完美的程度。

这时的我，还懵然不知，如果车子直接开到八美神山下的话，就会看见由於历年开采矿产的缘故，山体已经千疮百孔，惨不忍睹了。

生活在书斋中，热衷於学佛的我，此时只是想起，在八美神山的某个山洞里，我所景仰、也和他还有些缘分的多木喇嘛闭关修行了三十多年，直到脊椎骨垮掉才被弟子们?到山下的塔公佛学院。

“不信佛＂的司机

车停在镇子上一家餐馆前吃饭，下车後，看见在我们之前所发的去甘孜和白玉、德格等地的车也都停在这里，看来和其他汉族地方一样，这里的司机也和这些餐馆有约，让旅客们没有选择地在这里的两家餐馆吃价格昂贵的饭，司机可以得到餐馆的回扣。

不知是不是因为我是“朝佛＂的人的缘故，司机对我很友好，邀请我和他一同进餐，我应允了。看见他吃的是肉食，我自己点了一个萝卜汤，一个烧豆腐。开餐馆的当然是内地来的汉人，那萝卜汤是大锅菜，只有很少几片白萝卜在汤里游泳，豆腐也很难吃。

饭间，司机很健谈。他是炉霍人，半个汉人，半个藏人，他说自己不信佛，但是可以说自己还是比那些从内地来的朝佛的人虔诚吧：

“内地学佛的人，好多都自私得不得了，贪生怕死。我不是说你啊，你咋个样，我还不晓得，反正，我遇到过一些北京来的就很让人看不起，他们包我的车去朝山，到了圣山，你想想，就是要做好事累积公德是不是？可是这些汉人，路上看见老弱病残，也不伸手帮一下，只晓得顾自己，我是陪他们去朝山，还不断在帮著掺扶小孩啊，老人啊，汉人朝佛的就只顾自己，有东西也不分给别人吃，到了危险的地方，怕死得要命，都是先要别人走了他们才敢走。更有甚者，那天天黑了，路上看见有个人要搭车，在我们藏区，搭人很正常，在路上跑的车很少，你不搭他他就只好在路上挨冻受饿，你自己心里也不安宁啊，可是这些人说，车是他们包的，不搭就是不搭。後来我听出他们是怕人家身上不乾净，一身酥油味道。我什麽话都没说，心里替他们难受，还学佛呢，差得远！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一个学佛的啊！＂

司机话那麽多，吃饭还很快，吃完後没人收他的菜钱，我的菜连一碗饭他们收了17元，17元在北京那样贵的地方我也会吃得比这好。我听见其他旅客不断抗议这里收费太不合理了。

重新上得车来，我和江孜统战干部互相点了点头。他头仰著，眼皮向下，沈思地坐著，没听见他念咒了。我思量著，要不要把泽仁邓珠的“我的心愿＂给他翻阅，想了想，还是作罢。我不想在车上引起注意。

“你要去哪里？甘孜某县？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去朝拜日巴寺多洛活佛的寺庙，是不是？内地来的汉人去日巴寺的最多了，那里原来有十几个汉人跟著多洛活佛修行，不过听说自从多洛活佛圆寂後，就走得差不多了！我好几年没去日巴寺了，不太清楚现在那边的情况。前些年我知道有个广州的修行的女的，到了日巴寺就住下来不走了，她老公还是广州海关副局长，地位和家境都是很好的，老公带著孩子来劝她回去，她就是不回去，跟多洛活佛不久，就出家了。多洛活佛最能摄受汉族弟子了，他本人就是一半汉人，一半藏人，他是泸定人。我还和多洛活佛有点缘分呢，那年他讲他前世下过地狱去的书还是我偷偷帮著运进来的呢！那个路才叫难走！不过要不是帮他们运了这些书，我还见不到多洛活佛呢！当时他老人家给了我五十块钱，我至今还舍不得用，放在家里呢。帮他们运书那天，我在一个修行的汉族女的那儿吃的饭，她也吃得太可怜了，只有一个素菜，真不明白你们这些大城市来的人怎麽要到这里的山卡卡里吃这个苦……＂

司机大声地和我聊著天，为了盖住发动机的声音，他对我不是说话而是喊话，他的话一车的人都听得见，有的旅客就跟著讲起多洛活佛的传奇来，说这位活佛有什麽什麽神通，怎麽怎麽了不起。

有很多汉人弟子跟随多洛活佛的事情，多年前我就听说过，我也一直很想去日巴寺，可一直没有机缘。现在，有机缘去的时候，活佛却已圆寂了。学习藏传佛教的汉人要找到一个与自己缘分好的上师是不容易的，这位多洛活佛看来特别适合做汉人的上师，我却错过了机缘。无常啊，俗人只想等到机缘成熟了再去学佛，再去走解脱之道，无常却每天都在对我们说，没有时间了，再等就晚了，就完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为什麽我们却还不觉悟呢？为什麽我还要居住在北京那样的烟尘满天、人欲横流的大城市，在俗世的痛苦中轮回呢？一万个理由都说明著人的贪、嗔、痴和对空无自我之执著啊，真是羞愧！

车过通往丹巴县城的岔路口，路边又是扎营的军队，他们的帐篷离路边很近，以致看得见帐篷边的锅碗瓢盆，当然有红旗飘扬在绿色帐篷上方。进入道孚县城之前，一个叫葛卡的美丽小镇左边，也看得见大批军队军车驻扎在一个单位的院墙之内，屋顶上高高升起一面红旗。

在道孚县城口子上，车停下来。既有绿色军队又有蓝色警察把守在岗哨边，旅客们被要求全部下车，手持身份证排队上车。一个蓝色警服的警察站在车子的方向盘旁边检查我们的身份证。一车的人没有一个没带身份证的，看来在里面大家都很有旅行经验了，没有一个人大惊小怪，无论是进来做生意的汉族、出去办事的藏族，大家都平心静气地下车又上车。

车一开，司机说他可是松了一口气，说幸好这车人里没有一个受怀疑的，否则就要等很久才能开车，烦死人。我问他一般谁是受怀疑的物件，他说当然是喇嘛尼姑了，喇嘛尼姑的东西会被翻来复去地检查，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会反复被查问，前後说得对不上的，就遭了，就只好留下来了，那样的话，车子也没法再等他说清楚了再往前走。

我往後面看了看我们这一车人，再次确定没有一个穿喇嘛服的。

“如果他是在康定车站买的票，那我就没法退钱给他了，如果他还没买票呢，我就只收他到这里的钱。物价越来越高，大家都不容易，你说是不是？＂

汽车司机应是“里面＂比较见多识广的比较“油＂的人，可是根据我在藏区旅行的经验，就是这些人，一般也是挺仗义的，没有什麽整人害人趁火打劫的心肠。

道孚县城看来不过是一条主街和几条横街罢了，房子比较稀疏，远没有康定的密集，从车窗里越过一些房屋又看见在房屋与後面的河流之间的谷地中驻扎有大面积的军队：绿色帐篷、绿色军车，重复的风景。

车子开出道浮县城时，又有一个关卡，车又停下来，不过，这一次，只是一个蓝制服警察上到车里，打量了我们一番，就下去了。

过了道孚，午後的烈日使车里温度升高，使人昏昏欲睡，车上旅客都睡著了。再也没有听见後座的统战干部念咒，他也睡著了吗？虽然起得很早，但我无法入睡。那些军队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一旦睡著，我定会马上做噩梦。

收到春梅的短信。春梅是我的金刚道友，汉人，在甘孜某县某寺庙慈善医院工作。自我从成都出来後，她一直翘首盼望著我的到来。看来，她没有收到我发给她的数个短信，不知道是什麽原因。现在，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告知她我已过道孚。

道孚至下一个县城炉霍的路上，老百姓的土木结构传统藏式的房子修得巨大，漂亮，色彩鲜艳，一座比一座风光，和那些军队的帐篷一样冲击人的视觉。真是美丽而富庶的高原国度啊！炉霍这边有好几位高僧大德和一些著名的宁玛派寺庙，佛法历来很兴盛，如果没有这麽多军队给人意识里造成罔罔的威胁，这里简直就谈得上是田园牧歌的天堂了。

沈默很久的统战干部也终於又说话了：“谑，简直跟宫殿一样，这里老百姓怎麽会这麽有钱！＂

“你们那里人的房子没有这麽好吗？＂我问。

“没有！我一路上很少看见藏区有这麽好的地区的！＂

炉霍是司机的家乡，应该问问司机为啥这里人这麽富裕，可他一直在打电话。

炉霍县城。和康定、道孚大同小异的荷枪实弹的武警关卡。到达炉霍县城车站前，已两次停车检查身份证。第二次停车时，我发现走在我们前面那辆去甘孜的车停在关卡前面，看样子已经检查完毕，人们正在上车。由於我们的车今晚要在炉霍歇宿，而我想今天赶到甘孜，下车後我便跑到那辆车前面去和坐在驾驶台前司机说话，得知那辆车已有人下车，有空位，我赶紧回到开往我们的车那边，针得这辆车司机的同意，付了车钱－他果然只收了我至炉霍的80元车钱，而没有收到我原来的目的地甘孜－这样我得以继续向甘孜进发。我想快点到春梅那里。

临上这另一辆车前，我留意到站在远处的统战干部在向我这个方向看，这个同龄人，他会不会也象我一样想过，今晚大家宿炉霍的话，我们还可以交流很多资讯和想法？带点遗憾地，我向他挥了挥手，表示道别。越过众人，他也向我友好地挥了挥手。

便衣武警

这是一辆大型的国产大巴，比前辆车新一些，旅客也比前辆车多了一倍。旅客中汉人比藏人多。甘孜县城是“里面＂最?发达的县城，居住著的汉人也比周围县城的汉人多。发动机上方隆起一个台子，所有国产的公共汽车里都有这?个堡垒，我的行李包被垒在那上面的其他行李上，它因太大、太圆而不断掉落。我坐在右前排一个显然不属於汽车固有设施而是运输公司自己搭起来的长凳上，面向司机和他後面的座位上一位穿著藏装皮肤黝黑一脸皱纹的老藏人，由於没有靠背和扶手，汽车遇到有坑的路面成弧形开行或者抖起来的时候，我就被摇晃得蹭到旁边人身上，也不得不接受坐在我旁边打盹的那个人蹭到我身上来，同时还要拥抱不时往下滑的行李包并把它放回去。

汽车不断向高处走，坡度虽然小，但是一直在向上，海拔越来越高了。去过藏地多次，我有以尽可能多喝水来应对高原反应的经验，现在，虽然不断喝水，我还是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感到头昏脑胀。早上，过海拔5000来米的折多山时，有一小会儿我也曾有过不舒服的感觉，不过下了折多山就慢慢没事儿了。现在，我知道海拔不会低下来了，看见车里有旅客在服用小瓶玻璃装的葡萄糖一类的液体（属於抗高原反应的办法之一），我也拿出“红景天＂胶囊来，吞下了两颗。

开阔的高地。被铁丝网拦起来的草场。已是五月初了，草还没有绿，地还是黄的。在平地上和成弧形起伏的山坡上，星星点点地散落著大多是黑色、也夹杂有白色和黄色的犁牛，它们全都在勤奋地低头寻吃。荒芜的草地上究竟有什麽可吃的呢？我的旅藏知识告诉我，犁牛现在能吃到的东西确实很少，所以，到现在这个时候，犁牛们最瘦了，也没有人要杀犁牛，人也没有犁牛肉可吃了，只能吃糌粑。藏地的冬天长达半年，这麽长的时间，就象其他动物冬眠一样，犁牛们只是在草原上散步，静静地等待著大自然把草变绿，等待大自然赐给它们赖以生存的夏季。唉，犁牛，这些独一无二的高原动物，它们就跟它们那生活在地球上这块最难以生存的地域的主人们一样呵，坚忍而有耐力。

又是雪山。地图上，这座雪山叫卡瓦洛日雪山，海拔将近6000米高。雪山给高原的美境以画龙点睛之笔，雪山使这块土地显得圣洁、神圣，也净化了我这个目击者的眼睛和心灵：一段时间，我在心里念著Oma ni bei mei hum，生起进入禅定状态的美好感觉。

将卡瓦洛日雪山甩到背後，公共汽车便翻上了道路的最高点。山那面的景观给人一个惊喜：嘿，又是一排更美丽更灿烂的雪山！看吧，挡风玻璃正前方，远处，蓝天下，夕阳中，这些雪山群峰荟萃、连绵起伏，象一群我十四岁的女儿那样的侥佻少女，丰姿卓约地相互比美著。在那山和我们所处的这山之间，是广大的谷地，看得见小小的甘孜县城就座落在谷地中央。坐了十个多小时车後，我今天的目的地终於快到了。

然而，汽车没有滑向甘孜县城，而是嘎然停车，发动机也熄火了。又要检查了，这里有一条通往色达县城的岔路。在色达，有著名的五明佛学院，那里有上万喇嘛和修行人－在宣传中最危险的藏人。

两个大约5x8米大的绿色军用帐篷并排搭在路的左边。帐篷上照例支著红旗，只见里面和外面东倒西歪地坐著几个士兵，帐篷边放著一些铝合金和不锈钢的锅碗瓢盆。不知在这样的帐篷里一共能住多少士兵？路的右边，也就是通往色达的窄小公路的岔路口上，停著一辆公安的大众牌轿车和一辆武警部队的丰田山地吉普车。旅客被通知拿好身份证下车，下车後，有个穿军装的持枪的武警组织我们排好队站到丰田吉普车前，那里有个穿蓝色制服的公安人员拿著笔记本和圆珠笔一个个地登记我们身份证上的名字和号码。

迄今的检查还没有严格到这个程度，这样登记後，到甘孜县的人个个都有据可查了，看来甘孜是个重镇了。

我是第一个下车的，第一个被登记，也第一个回到车上来。上得车来，即看见有一名武警正在检查车上的行包。他这个包摸摸，那个包捏捏，没有上锁的包他都打开拉链来看看。看见这个情景，我心里顿时很不是滋味。

我的行李包没有上锁，他已经检查过了我的包了吗？我这行李包是一个Eagle Creek牌挎包，是我在德国的著名户外用品店Glober Trotter买的，它质地讲究，售价不菲。它本来是黑色的，还很新，经过这两天在几辆公共汽车过道里的折腾，眼下已变成了土色，虽然我也爱乾净，但此刻，我对它变成这个样子很满意。这包是我在这趟旅程中唯一显眼的物品，识货的人可能会因此而对它的主人产生兴趣。我的包里有一本弘一法师和一本圣严法师的书，是准备送给春梅的礼物，还有就是泽仁邓珠那本《我的心愿》。此刻，在担心这些书会不会给我引来麻烦的同时，我也深感作为人的尊严被侵犯了。我站在车门口，不知该如何反应。

他至少应该当著旅客的面做这件事！

别激动，这不是在德国，没有人会尊重你的隐私权的，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告诉自己。

武警检查完後面那些留在座位上的行包，就回转身，径直走向门口来。我被动地侧了侧身体，让过他。

武警下车後，看见车箱最後那排座位上坐著一个穿白色背心的小夥子，我走过去，一面问他後面还有没有空位，一面也想和他聊聊他对如此检查旅客行包有什麽感受。

小夥子告诉我还有座位，就不说话了。

我纳闷，他怎麽没有下车接受身份证检查呢？就问他。

小夥子说：“我用不著。＂

我更纳闷了。他是什麽意思？难道他和我一样反感检查这一套，居然敢原地不动抗拒检查吗？……？

抑制不住好奇心，我就再问他为什麽用不著检查。

“我和他们是一夥儿的！明白了吧？＂他不耐烦地掏出一个证件来在我眼前一晃。

哦，原来他也是武警。

我不禁打了个寒战，走回我原来的座位去，坐下，又不安心地下了车，走到很远的荒野上去，最後找了个地方蹲下方便。

我从不知，排泄还有如此这般的排解郁闷的作用。

漫长的登记过程。那个做登记的公安对写字实在不太在行，字写得很慢，很丑。

一辆公安的蓝白相间的警车从色达方向开过来，停在路口，有穿制服的人下车，从後座上取出用塑胶口袋装的一些速食饭盒子，他是来给这些辛勤工作的警察送饭的，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在这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山岭上，他们的速食饭从哪里来的呢？这附近一定有大型的兵营吧。

他们饿了，我也饿了，饥饿使高原反应更加难以忍受。

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车终於重新?动後，我往车箱後面看了看，那个便衣武警还坐在原位。

他每天都在车上上班吗？这一路的公共汽车上有多少这样的便衣？想起我在前一辆车上和统战干部的谈话，我不禁感到後怕。

我告诫自己缄口不言直到甘孜，可是，车开後，坐在我旁边的男子不再打盹，开始和我聊起天来。他问我是不是有高原反应，说我脸色不好。一旦我回答了他，这人就象所有健谈的中国人一样，打开了话匣子。

聊起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这辆车的第二个司机，每天往返于康定和甘孜之间。这人可能五十几岁，对我说话的口气俨然是我的长辈：

“非常时期，你还进来看啥子朋友哟？形势这麽紧张，大家都怕得很哪，你朋友没有告诉你到处有骚乱到处在抓人吗？什麽？放五一节假？今年谁还进来过五一节？只有现在有时间？要是我，就不会进来，哪里不可以去嘛，外面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单独一个女的，你胆子好大哟！你要看的朋友是个男朋友吧？真是色胆包天！什麽，你已经有两个孩子了？真看不出来。有两个孩子也可以有男朋友嘛！不是男朋友？是女朋友？那你是不是同性恋哟？哈哈哈。

对不起，我是开玩笑，你不要生气呵。我可是要警告你，这一路不仅检查得严得很，说话做事也要小心哟！那天在炉霍，墙上发现了藏独反标，有个小夥子，还是汉族的，在一旁说了句“共产党是吃素的＂风凉话，被人检举了，就给公安局抓走了，听说现在还没有放出来。＂

“听你这样说，好象这里面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说。

“哎，就是那个味道哟，人心惶惶的。你没见那麽多军队拿枪比著？进到里面去，军队更多了，光甘孜县城就驻扎了四千五百人。＂司机大声武气地说，从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到这里他这种成天跑在路上的人，全中国，凡是开车的，肚子里都有好多故事，说话也都绘声绘色，一般来说，我喜欢和他们聊天。

“在炉霍，在110（当地警察）工作的藏人与武警部队之间发生了冲突（！），一个18岁的武警士兵被打死了，他的父母从内地来领尸，哭得死去活来。在色达，有汉族士兵被割了耳朵。你说吓不吓人？到处都有事，只有五明佛学院还没有出过事。其实武警部队也开到五明佛学院去了，那里负责的活佛说，你们如果驻扎在这里，出了事你们负责，你们如果撤走呢，出了事情由我负责。武警最後撤走了。五明佛学院有上万的人哩，出事的话可不得了。＂司机讲这些时，经常把头转向他身後的其他旅客，已然是在向全车的人讲段子了。

“武警是对付藏人，保护汉人的吧？汉人不用怕吧？＂我瞅瞅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个老藏民，好象听见过他说汉话。老藏民怀里抱著一长卷用布包好的东西，可能是唐卡。他一直一动不动，我这句话并没引起他特殊的表情。

“难说哟。现在在里面有几类人不受欢迎，第一类当然是和尚尼姑，第二类是其他藏独分子和他们的家属，第三类是记者，第四类，思想落後的汉人。＂

哦，“四类分子＂，这个文革中经常听见的词又复活了，从前那是我出身不好的父母的标记，如今，我也该算在其中了：“思想落後＂，从读中学起，我每学期的通知书上都有这样的评语，在大学里，我也一直被指责为“思想落後＂，由於这个原因，学习成绩很好的我，毕业分配到一个不怎麽样的单位，工作一年後，由於同样的原因而没被转正。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想起来还感到不堪回首。

“现在这个时代，咋个判断哪个人思想落後呢？＂我问这位说他原籍是成都双流的汉人司机。

“你说话或者打电话被人听见，人家不就可以判断，给你定罪了吗？

就象那个炉霍的青佝子娃娃，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不晓得厉害。我跟你说呵，不光跟人说话，就是你打电话可也要小心些啊，尽量不要说那些在里面看见听见的和藏独有关的敏感事情，我们里面的人，哪个都知道，凡是从里面打出去的电话都要被监听的。我看你刚刚进来，一副憨胆大的样子，怕你不小心闯了祸就麻烦了，才跟你说这麽多。我说的是真的呵，不是吓你的呵，千万小心呵！＂

“现在人人有手机，进来做生意的，出去打工的人那?多，每天那麽多电话，他们怎麽监听啊？＂我想知道这个司机的知识究竟有多少，问道。

“哼！那还不容易，卫星电话的时代，一切都用电脑和数位程式控制，电视里面还播放过这方面的科技知识呢！就是你的手机关机，别人也可以通过它听见你说的话哩！只要你有一个手机，就等於为窃听你的人随身带了一个窃听器。这个你不晓得吧？＂

手机关著也能被窃听，这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禁对这个司机肃然起敬起来，心里也开始打鼓，想起前两年描写东德国家安全局特务窃听艺术家的德国电影《他人的生活》来。嗯，迄今我在电话里说了多少可以惹麻烦的话了？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用德语向德国老公和德国朋友说的，国安局有专门的德语人才来分析我的电话录音吗？那可是件耗时耗财的工作呵。他们很难找到德语听力那麽好的中国人吧，我可是花了二十年，德语才说这麽好的呢！一面害怕著，一面我还作如是想。有点幽默感，害怕也少一些。

“如果把电池取掉，卫星就没法了吧？＂我问司机。我的脑筋使劲转，一时连高原反应也没了。

“那没关系，只要你身上有一个电话卡，监测中心就有办法接通你的号码，用卫星监测出你当前所在的位置。＂司机认真地说。

见我愿意听他的，司机开始讲童话了。非专业技术人员的中国人对科技的信仰有时候达到迷信的程度，让人啼笑皆非，这我经常遇见。

我想起後面坐的那个便衣武警，很想问问这司机知不知道有这种人在车上？但想到司机身上的手机和我自己身上的手机，我欲言又止了，转而跟司机开玩笑：

“根据你说的这些话，我觉得你也有点思想落後。＂

“我？良民百姓一个，天天在这路上跑，路上关卡的武警都认得我们。你这种人才值得怀疑哩，你是不是记者哟？只有记者这一类人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人家最不安逸（四川话，意为喜欢）记者进来後出去乱写了　　　说老实话，不管你是干啥子的，我劝你，是非之地，莫要久留，耍几天就赶快出去了！＂说到最後，司机压低了声音，好象为了保护非记者莫属的我。P ALIGN="justify"> 而我，想象他说这些话已经通过手机传到国安局了，不禁噤若寒蝉，从此闭紧了嘴巴。

甘孜县城

一个形同於牌坊的不伦不类的建筑物　驾於街道两边，代替了古代的城门。“牌坊＂下方的街道上横著一跟铁制栏杆挡住了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关卡。牌坊西边的人行道上，有个象邮局报亭那样的活动房，活动房里里外外站著警察和武警。中国人多，人人需要一碗饭吃，吃警察饭和武警饭看来跟吃其他饭的一样人满为患。

我们的车又一次停下来。一个武警上车来，这次，大家只需把身份证拿在手上给他看看就可以了。

车沿主街穿过几条横街，就驶进在县城较中心位置的车站。这车站倒满新的，规模跟内地的乡镇车站差不多。

又有警车停在那里等待我们。

高原反应，累，饿。我第一个跳下车，扛著挎包，径直往车站外走。

还好，没有警察过来询问我的身份证，他们只是在监察嫌疑人员吧，而我看来不象嫌疑人员。

再走几步，经过与车站拥有同一巷口的一个满高级的宾馆：天哪，里面全是军队！宾馆的铁栅栏大门紧闭，栅栏上空，一根旗杆高高支起一面红旗，大门後面挺立著两位面向外持枪站岗的士兵，他们很象我小时候看见过的一张雷锋的照片的样子，眼神无辜而空虚。士兵後面的庭院里停满绿色军用吉普和越野车，一些穿军服的人站在院子里，一些正在进出宾馆楼门，从打开的窗户看得见士兵在房间里活动，听得见他们说话。

一走出车站，好几位从内地来的女人包围了我，热切地向我递上来她们开的旅馆的照片。我挑了一个面相较值得信任的女人，问了她房间的价格和地点，就跟她走了。

十字路口，靠车站的那边，有一个士兵的岗亭，三个持枪士兵背抵背沿不同方向站著，各自把持120度角，在他们面前有一个类似在德国卖草莓的亭子，上方有个三角形尖顶，当然是绿色的，亭子中部挂著白底红字的横幅，“士兵神圣不容侵犯＂八个汉字醒目耀眼。

帮我为行李包的旅馆服务员领著我若无其事地从那个岗亭前绕过，好象我们无非是绕过一个被围起来的高压电线桩。

一个带卫生间的单间，房间很乾净，明亮，70元一天。我很满意。

第一件事当然是洗澡。电热器里出来的热水很不错。在藏区这是应该值得珍惜的，明天到春梅那里，就没有洗澡的地方了，我长时间地享受热水。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但是没有热水、一个月不能洗澡对我是个问题。在电话里，春梅说她最多一个月从乡下来一次甘孜县城，有时间的话，她才去这里的温泉洗澡。她说，藏区空气很乾净，高原紫外线又强，细菌感染不那麽快，人不用象在内地城市里那麽勤洗澡。她还说，有的长期闭关修行者，从不洗澡，身上还发出香气呢。我愿意相信她说的，但是在还没有达到那一步前，我还是很欢喜能洗澡。

洗完澡回到房间。唉呀，窗户外面三四米远的楼里，有个士兵正在向我房间这边瞅呢！幸好我身上裹著浴巾，我赶紧走到窗户边，把茶色玻璃窗推到原来敞开的一边，那士兵即刻从他站的窗户边消失了。

穿好衣服後，临出门前，我又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伸头看後面那幢楼：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兵站，占地有一个学校那?大，从我的角度只看得见操场的一部分，那里秩序井然地停著一些军车，有士兵三三两两站在一起聊天或休息。

虽然高原上日照时间长，但我走上街时，天色已暗下来了，8点来锺，在内地正是灯火阑珊、人们饭後上街散步和购物的时候，这里街上却已经十分冷清了，没什麽人，除了一辆明显是在街上巡逻的亮著红色信号灯的警车外，没看见什麽车。只有很少一些店铺还开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正在打烊的药店，买了葡萄糖口服液，在店铺里当即服下了，以对治高原反应。

“士兵神圣不可侵犯＂的岗亭那边还是站著三个士兵，这回我看清离他们几米远，往车站走的人行道上还有一个迷彩活动房，里面亮著灯，有几个士兵进进出出。

一个成都平原来的汉人开的餐馆，在一个不起眼的二楼上，宽绰而乾净。就当地水平来讲，是很不错了，也很中我的意。但是太冷清了，一个老板，二个服务员和厨房里不知有几位厨师全都为我一个人服务，而我吃得很简单：我只要了一碗面条和一个蔬菜。

在里面，汉人对汉人总有一种亲切感，至少不象人们在内地除了赚钱以外对其他东西很漠然。听说我是今天才进来的，并且是从成都来，那个比我年轻一些的老板热情地亲自为我服务，可能也是因为他非常需要倾诉的缘故：

“大姐呀，在里面做生意不容易呀，今年特别不容易。去年五一节前前後後，旅游的人，各单位的宴席，忙都忙不过来，今年过年後我们花了好多钱装修餐馆，刚刚整好就发生了动乱，就没有生意了，五一节，单位的人都得把守在岗位上，旅游的一个都没见进来。唉，这世道，怎麽说变就变呢？早知道我们就不装修了，压力也就不会这麽大了，现在连每个月的房租都挣不够。＂

这就是佛教讲的“无常＂呀，可是，跟这些人说这些东西恐怕没用，即使他们生活在佛国，看来离佛法还是很远。我就只好劝慰他耐心等待，说非常时期过去後生意一定会好起来。

“你知道这个非常时期会有多久吗？明年是达赖喇嘛出逃五十周年，藏人一定不会安静的，到里面来的军队得到的命令是驻扎两年哩。两年，对我们做生意的是啥子概念？好多人都没信心熬下去，退了约回内地了，要是没装修，我也想回去了……＂

我不知道再怎样安慰他，看他想说话，就请他在我对面坐下来“摆摆龙门阵＂。然後我获知他来这里已经七年了，开始的时候生意还是好做的，因此他才会开上这里最大最好的餐馆，可近年进来开餐馆的人越来越多，竞争大了。

“餐馆顾客还是汉人多，在单位上工作的藏人也来。藏人大部分都很好处，有些喝酒太多了，有时就有麻烦，不过嘛，在内地，在哪里，人都有好有坏嘛，喝醉酒都一样麻烦。我不觉得藏族有啥不好，在里面大家处得挺好嘛，所以一听说藏人闹事，我还不相信，後来自己亲眼看见拿雪山狮子旗、撒藏独传单的喇嘛，尼姑，才信了。＂

“你知道他们为什麽要闹吗？＂

“谁知道？反正，在中国的地盘上，他们想独立，肯定是不行的，越闹结果越糟糕，就象现在，大家都遭殃，他们头上比著枪，我们生意做不成。＂

三句话不离生意，吃完饭，我得出结论：这个生活在这里面这麽长时间的汉人，对藏人的问题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但他的饭菜质量是很不错的。


转自《西藏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