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丹鸿：尴尬快活的事

从拉萨到日喀则、到定日、到珠峰大本营、到樟木口岸再原路返回，有九天我没有大便了。在孤零零的肮脏的四川小饭馆里进食积留下来的东西，像几粒有棱有角的小石子硌着肠子，不可能滑润平伏。虽说我并不觉得怎么难受，但还是对九天这个时间长度里，只吃不拉感到害怕——我竟带着这些“东西”在雪山旷野、无限风光里穿越！所以一回到拉萨，在团结新村一个抽水马桶坏了的朋友家里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外面垃圾堆旁的公共厕所。

这是十年前我第一次进藏时的事情。那时的团结新村只有几幢新修的水泥住宅楼，在那些泥土夯筑的民居间的宽阔地带上突兀地耸着。这座大约有八个蹲坑的公共厕所纯粹是内地样式，地面散乱着濡湿后又变干燥的纸屑，墙根边肥嘟嘟的蛆虫，打着旋东飞西撞的苍蝇，和刺鼻呛肺的气味……我和女伴王枫捏鼻踮脚找了两格埃着的蹲坑，开始为我们的身体努力卸载。

九天来，由于路边餐馆里的蔬菜金贵得要命，所以我们的“小石头”主要是由干饭、压缩饼干和巧克力等形成的，顽强地卡在干燥的出口处，脸红筋涨了大约半个小时，腰已酸腿已麻，却是无济于事。我俩痛苦而无奈地看着对方，打算放弃了。这时，进来了一位满面核桃皱纹的老太婆。刚才我们来的时候，见她在厕所外的垃圾堆旁，端着一个铝钵，嘴里念念有词地给几只野狗投食。看她的装束，灰白的头发编成两条辫子垂搭在背上，腰前系的氆氇围裙染满了汤渍污迹，多半是附近那些土夯民房中的居民。关键是她大声地、神气活现地哼着民歌进来了！

她微微驼着壮硕的身体，噔、噔、噔，几步跨上我们旁边的蹲坑，一边放歌、一边呻吟，这种快感的歌声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萦绕，迅速而流畅地……回肠荡气地解完了大便，啪啪拍打了几下棉乎乎的袍子下摆，噔噔跨下蹲坑，转头看了我们一眼，只在看我们一眼的那一刻，歌声停顿了一下，她的脸像一只柔软的微笑的核桃，冲着我们怜惜地嘟哝了一句“引且”（藏语：小可怜），又一路歌声唱着出去了……

在我们目瞪口呆的几分钟里，有一种东西悄悄在体内发生，在细胞间感染，脏器间传播，我和王枫面面相觑继而哈哈大笑了起来。因此，奇迹发生了，皆大欢喜，不用说你也知道！

有一次我与唯色随一位活佛去一座叫修色贡巴的尼姑寺。修色寺在一座海拔四千多米的山上。活佛是根据几天前的一次打卦的谕示，而前去那座寺院念经供灯。唯色那时拜了这位活佛为老师，自然要跟去上这堂课。而我是去西藏游山玩水的，作为唯色的朋友，借机赖着跟去了。

在半山腰的修色寺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晨，我们又出发继续朝山上走，一位从印度来的僧侣，以及两个修色寺的尼姑也与我们同行，目的地是一泓泉水。唯色告诉我，他们把它看作神泉，是金刚亥母的甘露。说泉水特别好，修行的人喝下它，在这美丽清净的圣山上，感到明晰透彻的美妙。即便对我这种没有信仰的人也很有好处，至少可以清洗我的肠胃，人会变得漂亮健康。

朝霞渐渐渗透了长空，山峰犹若戴上了金色的纱冠。我一步一滑地在沙石山道上攀爬，手脚并用气喘吁吁，远远落在了活佛、从印度来的僧侣、两个尼姑和唯色的后面。也许由于我的这番运动，我突然感到一阵内急，其严重程度不可能忍到回寺院解决，必须就地处理。我驻足环顾四周，不禁悲从中来：小路一侧是陡峭的崖壁，另一侧是点缀着零星小灌木的沙石裸露的斜坡。但前面那几位高高在上，视野开阔尽收眼底，我是不可能装着爬山吃力，耽误一会儿时辰的。水火不留情，我只得在路边斜坡上，找了一丛跟野狗差不多高的灌丛蹲了下来，那已是视野里最高大的遮挡物了。唯色在山上扯着嗓子催促，那几个人也停了脚步似乎要等我，我便冲他们喊不用等我，我的“肚子有点疼”，歇一会儿就来。

晨风轻轻扬起地面的尘土，吹拂过我的光屁股和涂脂抹粉的脸，半山的寺庙金光闪闪，传出阵阵上早课的法号声，在群山间悠扬回荡，橘色的阳光笼罩着满目河山……但是：唯色、活佛、那位从印度来的朝圣者、两位尼姑都正在急匆匆朝我走近，直到能看清楚——我目瞪口呆大惊失色的脸和我在干什么——的距离，才嘎然止住脚步，脸上担忧的神情骤然换成了仰天大笑……

直到到了神泉边，两位尼姑都还在忍不住捂住嘴偷偷乐。而我一直在与唯色哭笑不得地争辩，到底该说肚子疼还是该直接说拉屎的问题。唯色一脸百思不得其解状：你为什么就不能说拉屎呢？或者即使不愿说“拉屎”嘛，“解手”、“方便”都可以嘛，只要直接一点，让人明白是那个意思！按唯色的说法，天地万物都在新陈代谢，谁不拉屎呢？人在荒郊野地里，光天化日之下，就地解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活佛、出家人、朝山的男女都这样。你以为你是神啊？说明白点，他们充其量在原地等你；说“肚子疼”，对于一个跟他们跑来的娇生惯养的汉人女子，他们当然要过来看个究竟喽！

我喝了几大捧神泉水，金刚亥母的甘露。一个尼姑打趣道：“哦呀呀，你拉过了屎，又喝了泉水，这下洗干净了。”

我为什么就不能说我要拉屎呢？我以为我是谁啊？

1999年6月2号，是个下大雪的日子。不，你不要以为我记错了或写错了，那是的的确确的事实，因为我当时在海拔四千多米的色须草原上，一座寺院里，拍摄我的第二部纪录片。

大雪从阳光灿烂的中午突然降临，一直下到现在：我们已吃过了美美的晚餐，是用从成都带去的一包火锅调料煮的圆根和土豆，加了几片火腿肠，几包方便面。在喇嘛查瑞宽敞清爽的僧房里，围着熊熊燃烧的牛粪炉，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九点多，整个草原都进入沉睡了，没有灯火，更近似寂静的深夜。只有我们这个摄制组的三男两女，因为沾染着都市的习气，还在一边调侃打闹，一边漱牙、洗脸、洗脚。

雪还在下。我们也应该钻地铺睡了。在睡觉之前，得把屎尿拉干净。

寺院为了接待从汉地来的客人，专门修了一间厕所，在离我们借住的查瑞的僧舍约有一里远的小草坡上。寺院准备以后在那里建一个招待所。这里的人，都没有在自己的房屋里修筑厕所的习惯——应该说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们就地取材，挖土夯造房子。在夯土歌的伴随下又蹦又跳，墙壁夯得结结实实，然后盖上木板和牛皮毡子，盖上土顶，就可以住好些年了。风吹雨打雪压到了土房变松散软塌了，就再夯造新的泥房子。在这样的房子里，哪里有必要修便坑、下水道、化粪池呢？既然不是农区，也就无所谓肥料，而房子外面就是人烟稀少的旷野。

睡前的方便，我们自然是不愿意走到山坡上那么远去上厕所的，何况还下着鹅毛大雪！三位小伙子先后分头出去，暖烘烘地热气腾腾地出去，引起三潮炸了营般的狗群的吼叫，然后披着一身风雪，脸色清白哆哆嗦嗦地回来。而我和我的女摄像师搭档，则通常都要等到最后，他们方便完了，再一起出去。我一直不能完全想象出小伙子们是怎样解决狗的问题的，问他们，回答得都很含糊：“别理它”。而我和女伴的情形是这样的：

我俩人手一只手电，撩开厚实的牦牛毛门帘子，嘎叽一响拉开木板门，共同撑着一把伞，风雪就像剥衣服一样剥走了我们身体全部的热气。四周漆黑，雪片在手电微弱的光中乱绞。我们从哆嗦中发出受冷的嚷嚷，绕到屋后不敢走远。这时，那些蜷缩在白塔下面、转经筒廊道里、土墙脚边的野狗们，警告的嗷声已发展为急促而猛烈的狂吠，从四面八方朝我们包抄过来！我们一个人抓紧时间宽衣解带方便，同时用手电朝喧闹而漆黑的四周乱扫，慌乱中能看见星星点点的绿幽幽的反光；另一人则负责用手电寻找地上的小石头，捡起来朝四周乱掷一气，又是跺脚又是拼命呵斥那些黑暗中的畜生，又是催促蹲在地上的人，还得注意别捡错了“石头”，伞，东倒西歪什么也没遮住。然后换人，再如此这般一番。

渐渐到了春暖花开的八月，在我们的剩饭残汤的勾兑下，野狗们把我们看作了朋友。星空下，花风里，我嘎叽一下拉开木门，气定神闲绕到查瑞屋后，狗友们先是不明就里地习惯性地吼几嗓子，随后判断出了是自己人，有的继续倒头入梦，有几只还扭腰摆尾地过来，蹲在我身边，毛茸茸地陪伴我……

首发《天涯》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转自唐丹鸿博客：轮回中轮回的瞬间 http://moments-of-samsara.blogspot.ca/2013/09/blog-post_8.html

朱瑞：近距离的唯色

2000年冬天，我在哲蚌寺 唯色摄

2000年冬天，我和唯色在江央贡却


一

十几年前，一个春天的午后。我走进哈尔滨市某文学杂志社，告诉朋友们我即将启程拉萨。大家都担心我一个人出门在外，就八仙过海，找到了一位在拉萨市文联工作的诗人，姓杨。

我是喜欢独往独来的，也尽量不给人添麻烦。不过，在拉萨，我还是拔通了杨诗人的电话。因为，我要去的纳木措，没有公共汽车抵达，请他帮忙租一辆可靠的车子。杨诗人立刻到了我的旅馆，三下五除二，定了司机和一辆越野车，接着还跟我谈起了诗和诗人。“你认识唯色吗？”他问。

“不认识。”答。

“天生的诗人哪，不过，”杨诗人沉吟了一下，“是个藏族，想认识的话，我可以托人联系。”

“怕是没有时间了。”不等他说完，我就拒绝了。我那时最怕的就是文人了，我所熟悉的中国文人多为软骨症患者，这也不奇怪，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就习惯于向权力下跪。

第二次听到唯色的名字，是在一座古老的寺院里。一位古修得知我是一位写作者后，就问：“你认识唯色吗？”

不等我回答，他就转身拿起了一张照片，指着中间一位戴眼镜的女子：“就是她，我们西藏有名的作家呀！”

虽然不认识，但有亲切之感，因为，穿在唯色身上的那件手工织布彩色上衣，我刚刚也在帕廓街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

第三次听到唯色的名字，是我的一篇中篇小说即将在西藏某杂志发表，主编夫妇听说我在拉萨，就请我吃饭。席间，主编问：“你认识唯色吗？”

“听说是位很有才气的诗人。”我说。

“也是一位很好的编辑，很有鉴赏力……”主编欲言又止。

“她知道寺院里念的是些什么经呢！” 主编的太太接过了话头，“就是有一点，依我看，她是个‘藏独’！”

二

回到哈尔滨后，我完成了系列西藏题材的文章。后来，人民文学的“散文精萃”栏目转载了我的《普布》，天津的小说家杂志首发了我的《第三次生命》，中国作家杂志首发了我的《在拉萨相遇》，并获佳作奖，小说林首发了我的《住在日直卡村》，并获“新世纪新作品”征文大赛二等奖，接着，十月也在头题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玛吉温泉》等等。

这时，我接到了西藏文联打来的电话，邀我到“西藏网”当辑編，并请我把作品发过去。我吃惊，也不吃惊。我曾在西藏文联的食堂里与某文联领导打过照面，那时，她就跟我谈到了正在创建的“西藏网”， 说画家马容正在帮着设计页面呢，言外之意，也需要编辑。

那么，去西藏工作吗？看着我那还没有长大的孩子，我犹豫了。工作和旅行不一样，意味着将与亲人长离久别，可一想到留在哈尔滨，心，就空落落的，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大约过了两、三个星期吧，西藏文联又来了电话，这一次，我不加思索地同意了。

三

在“西藏网”上班的第一天，就看到我的作品已发表在“文学风景线”栏目，同时，唯色、扎西达娃、加央西热等人的作品也都在。后来西藏文学杂志社邀我过去当編辑，我也乐得不必按时按点上班，就答应了。

那是一个早晨，我正在办公室的电脑前打字，主编走近了我：“介绍你认识一下唯色….”

我马上站了起来。虽然心中早有了唯色的画像，可是当她真的出现时，我还是吃惊了。说实话，照片上的唯色，完全没有显现出她真正的优雅与气度，还有她的衣着，那么好看，我曾在《记忆中的唯色和一些啰哩啰嗦的往事》一文中，细节地描写过，总之，那是在汉地很少出现的，呈现着精神的开放和个性的自由。

四

后来，唯色推荐我阅读了一些书藉，比如《西藏是我的国家》、《雪山下的火焰》、《雪域境外流亡记》等，这才发现，我以往对西藏的了解，基本上还浮在一个游人的表层，这也许就是，我的作品能在中国官方杂志发表的原因吧。

唯色给了我一条了解西藏的捷径 。尤其是她的诗集《西藏在上》，那种精湛的以佛为轴心的描述，让我看到了藏汉之间的本质差别和西藏民族那深不可测的伤痛，让我开始尝试着从藏人或人的视角，观察西藏。

“为什么不把这本诗集献给……”我欲言又止，尽管当时在唯色的家里，还是没敢说出达赖喇嘛尊者的名字。

唯色却敏锐地理解了，并让我看一本放在桌边的崭新的《西藏在上》，我立刻意识到，是准备献给尊者的。就小心翼翼地打开第一页， 想不到，献辞十分单纯。

“这，没有表尽你的心哪！”我抬头看着唯色。像是在回答我似的，很快地，我就看到了放在客厅那个黑色的木桌上的诗稿：

在路上，一个供奉的
手印并不复杂
如何结在蒙尘的额上？
一串特别的真言
并不生涩
如何悄悄地涌出
早已玷污的嘴唇？
我怀抱人世间从不生长的花朵
赶在凋零之前
热泪盈眶，四处寻觅
只为献给一个绛红色的老人
……

“为什么不把这首诗作为献辞呢？”我又问。

“没想到啊……”唯色说。

直到多年后，看到数不尽的藏人，甚至可以为尊者献出生命，但是在面对尊者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流泪，我才理解了唯色。

五

“你看过《暴雨将至》吗？” 唯色问我。

“没看过。”答。

“我家里有录相……”

于是，我跟着唯色，到了她母亲的家。 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庭院，很是舒适，而唯色的房间，还多了一层浓郁的书的芳馨，连那浅咖啡色的地毯上，都放着一摞摞的书，写字台旁的书架上，更是装满了书，并且，都是经典之作。

唯色的母亲出现了，我一时惊得无语，那么美，简直一尘不染！那年，她的母亲也有五十多岁了吧，但是，眉目之间传出的善良，在时间里熠熠生辉。后来，走出那扇大门，我还忍不住对唯色说：“你妈妈真美，你咋这么丑呢？”

唯色就笑：“我小时候还不如现在呢。”

“真的？”我停下了脚步，端详起唯色。说实话，唯色更美，美得尊贵，美得越看越有内涵，但是，我偏要反着说，我们那时总是这样不好好说话的。

“真的。那时，我长得很小，整天跟着我妈妈上班，她当时在书店工作，我一去就钻进柜台里看书，到了下班时，大家都找不到我，急得不行。后来，我爸爸来了，一下子就把我从柜台里抓了出来……”

我笑弯了腰，活灵活现地看见了小小的唯色，从书堆里缓缓地上升， 双腿离开了地面，在她父亲的大手里使劲挣扎的样子……

“你父亲初见你母亲时，该是多么惊喜啊！”笑够了，我又感慨。

“我妈妈出身于后藏的一个被划成‘农奴主代理人’的家庭，而我爸爸是解放军军官，组织上找他谈话，问他是要前途还是贵族家的女儿？我爸爸选择了我妈妈，当然，他的仕途受到了影响……”

“你的写作，你爸爸支持吗？”我问。

“非常支持啊！有一次，我写作的时候，我爸爸还悄悄地把一盒烟放在我的桌边，”唯色说着，沉思起来，“我有一个感觉，我爸爸的来世一定是位僧人……”

这部经书也在小寒的凌晨消失！
我掩面哭泣
我那反复祈祷的命中之马
怎样更先进入隐秘的寺院
化为七块被剔净的骨头？
飘飘欲飞的袈裟将在哪里落下？
我的亲人将在哪里重新生长？
……

这是后来我才理解的唯色写给她去世父亲的诗。

六

再说《暴雨将至》这部电影，那天，唯色陪着我自始至终地看完了。这是她十分喜爱的电影，早已把握了精髓。然而，我并没有看懂，还自以为懂了，急急忙忙地发表了一番宏论。唯色就笑，并没有揭穿我的虚弱。说实话，那有如西藏大地般的巴尔干风景，那纯美的音乐，那一环紧扣一环的对正义和爱的追捕，对异端、异已、异议的枪杀，那种残忍和愚蠢， 直到多年后，我才理解。

理解了这部电影时，才理解了唯色的耐心和宽容。事实上，她总是给人以时间，不过，对魔鬼和妖精，她也会直言“厌恶”的。

七

有一天，来了几个人找唯色，恰好她不在办公室，我就问： “你们认识唯色吗？”

“不认识，”其中一个直言，“我们是来投稿的。”

当时，去編辑部投稿的人很多，再说，我们的手里都有着看不完的稿子，而这几个人，看上去又似乎与文学的联系不大，我就打发走了他们。

没成想，听了我的话后，唯色特意跑到帕廓街那边，找到了那几个人。我就生气地跟唯色嘟嚷，说她浪费时间，说她白费功夫……

然而，唯色是不会受任何人影响的，她只相信自己那颗不受腐蚀的良心和作为卓越作家，那可靠的判断力。

八

“德中温泉被热地的儿子承包了！” 那年，唯色从德中一回来，就告诉了我这个不幸的消息。

“真的？”我不敢相信。因为德中是佛教圣地。传说赤松德赞时期，那里山妖水妖人妖横行，处处恶水浊流，于是，在山洞里修行的莲花生大士，投出金刚杵，降服了妖魔，并砸开大山使恶水流走，涌出芬芳的温泉……后来，莲花生大士把此地交给空行母康珠益西措杰管理。康珠啦站在温泉之上，对着苍茫的雪山祈祷，希望在此出现一座寺庙，后来，就出现了德中寺——一座专供尼师修行的寺庙， 同时环绕德中寺，还出现了许多禅修小屋。

现在，这一切却被热地（西藏自治区副书记）之子承包了，期限为四十年！唯色还告诉我，回来的路上，她遭遇那位承包商的朋友们在射杀黄鸭、瞄准黑颈鹤，于是，她写下了《记一次杀生之行》。

同年，唯色还去了珠穆朗玛，回来的路上，拍下了有如雪狮般纯美的珠穆朗玛的晚霞，那种大气磅礡，那种对美的审视和捕捉，以及对西藏的热爱，直到多年后，还让我记忆犹新，并发现其中的一张照片，当作了《看不见的西藏》的封面，那是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在2008年为她出版的一部书。

九

当唯色得知我将移民加拿大，离开拉萨时，更多地和我在一起了。最后一天，从早到晚，她一直陪伴着我。我们先转了帕廓街，而后，一起到“玛吉阿米”吃了午饭。晚上，又一起到一位西藏老诗人家里为我饯行，直到夜里一点多，才分开。

后来，我回中国看望病危中的母亲，住在北京的和平里西藏招待所时，唯色还特别去了那里，接我到她的家，直到深夜，我要返回和平里的住处时，唯色还是不让我走，甚至把我的包藏了起来，是王力雄先生从里间的屋里走出来说：“既然朱瑞坚持要走，就让人家走吧。”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王力雄先生。

十

到了加拿大后，我像所有的移民一样，首先打工，接着学习英语，完成了所有的英语课程后，又选学了一些“商业管理”课程，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

我很满足，唯恐再沾上写作，那就像吸鸦片一样，让我不能自已，并且，更多的时候都是苦的，不得不承受着精神的起伏跌宕。

我很少与汉人往来，常接触的只有几个老外。周末时，就聚在一位朋友的牧场，那里有一台古老的钢琴，除我之外，大家都会弹，作为唯一的听众，我总是格外受欢迎的。偶尔，我也和一位祖籍爱尔兰的朋友到班佛听音乐，那是落基山下一个充满了艺术气息的小镇，我的朋友的父亲，在离班佛不远的林中，为她留下了一幢木屋。晚上，我们常在那里过夜，坐在那条穿越庭院的河边，燃起篝火，享受寂静。

但是唯色来信了，善意地讽刺我：“你还能做会计呀？”同时，另一位远在中国的朋友也讽刺我：“听说，你那双写小说的手，已经拿起了算盘？”

很快地，唯色寄来了她在“藏人文化网”的博客链接，那都是憋在我心口的话，却以准确无误的语言，铜版画一样，表述出来。从此，我每天都打开唯色的博客，那是心灵与心灵的对接。读着读着，我的手就痒了，跟唯色说：“也给我注册一个博客吧？”

于是，唯色就在藏人文化网为我注册了博客，我自己取名“仍在高原”，那大约是2004年，就又开始了写作。

后来，唯色在藏人文化网的博客被关闭了，不过，她又在别的网站开了新的博客，新的博客又被关闭了，就又不得不再到其他的网站……就这样，我跟着唯色的博客到处辗转，最后，来到谷歌。这时，已是 2008年，我几乎每天都要十几次地打开唯色的博客，因为，我发现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昼夜蹲在唯色的博客污言秽语，且不断地造谣，我便以“向往善良”为笔名，反驳和揭露，不过，我没有告诉唯色。过了好久，唯色问我，“‘向往善良’是不是你？”

我就笑。但是，能笑出来的时候毕竟不多。环境是险恶的，这是我在读唯色的博客时，深切的感受。眼看着唯色的博客一次次地被围攻，被黑客，被红客，每天都为她揑着一把汗啊！

十一

我一直认为，如果唯色致力于文学创作，会有更大的成就。傅正明先生曾就她早年的作品写过专论《向佛与向魔》，直言唯色的小说“摆脱非黑即白的脸谱化，形成文学人物的两种欲求之间的审美张力”、 “展示了前所未见的小说艺术特征”。

而苏小和先生在读过唯色的诗《西藏的秘密》后，写道：“非常有节制的叙述和蕴涵其中的坚韧的主题，说明她是百年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历史上最优秀的诗歌文本。”

鲍十干脆跟我直言：“别的作家都是瞎扯，只有唯色的作品，将经得住时间的检验。”

不过，唯色把时间都花在了写作对这个时代的见证上，没日没夜地守护着西藏。即便如此，我认为，就她目前的作品所蕴藏的宝藏，也是同时代人不可能全部发掘出来的，她是这个世纪的礼物。

十二

因此，一些连真名也不敢暴露的人，开始了对唯色的攻击。其中，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为什么唯色写了那么多书和文章，却没有被抓起来，而其他的藏人仅仅因为喊一两声口号或写一篇短文，就被判了重刑？”当然，不可否认，这其中的确有云里雾里的糊涂人跟着起哄，不过，也证明了这些人，至少没有能力完全理解唯色的文字，也就看不到她的影响，更预设不到抓起唯色，当局面临的是什么。

现在，虽然形式上唯色没有进监狱，但暗中的监视和盯稍从未间断，包括限制外出，不发给护照，禁止她的作品在中国境内和西藏出版等等，当局想干的，都干了，还可以招摇其人权的改善，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权衡利蔽，哪头儿重哪头轻？

当然，这不是说唯色就绝对安全了。事实上，尽管国际上给了唯色众多的奖项，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她，不过，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引起天秤变化，便不堪设想。说实话，除了殖民当局以外，没有人可以预测唯色的安危。

是否理解唯色，检验着一个人的视野和对唯色作品的认知程度，那些密集着信息量的从不重复的文字，那层次分明的纯净的带着国破家亡的哀伤，带着对族人刻骨铭心的挚爱的叙述，正是西藏历史，乃至喜马拉雅史上的宝珠。能够看到这一点，并不是说，我与大家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我近距离地接触过唯色。今天，我向读者开放这条不久前，还在被人诋毁的蹊径，与大家分享这洁白的友情。

2013年8月12日完稿于加拿大 

首发于《开放》2013年第九期 （略有改动）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1498

《翻身乱世：流亡藏人访谈录》之：康区理塘 热珠阿旺（一）

热珠阿旺：1927年生于西藏康区理塘。九岁入理塘寺出家。1950年代表理塘寺院和理塘地方民众赴达孜多（康定）与中共接触，前往中国北京等地参观。1957年，以抵抗中国奴役为宗旨的“四水六岗”组织创立者之一。1958年，前往山南珠古塘成立“四水六岗”军，担任要职。多次与中共军队正面交战，并在山南工噶县境内伏击中共军方车队大获全胜。1959年3月，从扎囊护送达赖喇嘛尊者至琼结后，再次返回山南阻击中共追兵。1959年流亡印度。1962年至1976年在印度西藏特种军22军服役，担任代本（团长）。现居住在印度新德里。




1959年3月达赖喇嘛出走途中。图前骑马护卫者为热珠阿旺，图中为尊者。（图片由西藏流亡政府电视台资料中心提供）


1．好日子即将不再


我1927年出生在理塘热钟啦。我母亲叫卓玛曲尊，父亲叫平措仁钦。父亲是这个地方的头人，这个头人头衔是国民党给的哈哈。之前我父亲并不是头人，但在村子里有一些影响，比如调节纠纷，冲突双方都听他的，他的人品得到了公认。我九岁那年听人说，父亲被国民党的一个旅长和巴塘的一个师长任命为了“甲本”（译注：百户长）。

我父亲主业是做生意。我家在牧区和农区都有产业，父亲也管理在牧区和农区的事务。我母亲操劳很多：我们有五个兄弟和一个妹妹，母亲照料孩子、在农区照料田地庄稼，到牧区关照放牧牛羊等事。尽管那么忙，但母亲每天坚持磕五百个长头。我九岁左右时，母亲就去世了。因为她人好，当时村里的人都哭。母亲去世后，我妹妹每到晚上就哭着要妈妈，整夜整夜地哭。虽然有保姆，但几个月来都是这个样子，让父亲辛苦了很久。

我童年时的家务是去山上放羊。村里孩子们都喜欢从家里带一些食物，到野外野餐。小孩子还偷村里人的木柴，晚上点一堆火玩，不回家。这些就是我小时候喜欢玩的事。另外我还喜欢念玛尼（译注：经咒），没有人特别教过我，我是自己学会的。

九岁那年，我去理塘寺出了家。我是自己要去当僧人的。在我们家乡，如果你逗小孩：“你是想出家呢？还是想嫁人或者娶老婆？”小孩子都会说：“我要出家！我要出家！”如果你再逗，说：“不不，给你找媳妇儿或老公”小孩子就会哭闹。所以，出家既是小孩子的愿望，也是父母的愿望。我父母有五个儿子，四个都出家当了僧人。慢慢长大后，也有还俗的。比如我哥哥还俗了，我还俗了，我弟弟也还俗了。我们兄弟几个只有一个坚持没有还俗，他最后考上了格西，利益了家乡的寺院！

在去理塘寺出家的路上，我平生第一看见了汉人，他们是国民党的驻军。以前就听父母说过：“‘筷子’是汉话，‘馍馍’也是汉话，汉话和藏话是不同的，汉人和藏人也是不同的。”所以看见汉人驻军时我心想：以前父母说汉人跟藏人不同，现在亲眼见到，果然不同啊。汉人连衣服都跟藏人完全不一样！

我出生以前，赵尔丰、国民党，都在我的家乡打过很多仗，所以我很小就听大人们讲过，汉人砍过很多仁布切（译注：转世高僧）和僧人的头，以前被汉人杀死的人，转世后从他们身上都能看到一些印记。我们那儿有一个人，年纪比我小一点，他脖子上有一圈胎记，大家都知道那是他前世被砍头的印记。听过太多这类故事，所以在见到汉人前我就不喜欢汉人。

就在我出家的那一年（译注：1935年），共产党被国民党追赶，红军到过达孜多（译注：中国更名为康定）、理塘、甘孜等地，跟当地藏人也发生了很大的武装冲突。当时共产党从郎仓到了理塘，那些红军是沿着娘曲河来的。理塘的僧俗民众守候在河边阻挡，与红军打了惨烈一仗，双方都有很大伤亡，但理塘人最终未能挡住红军，民众退回了寺院和家里，红军就直接开进了理塘寺，强行占领理塘寺十多天，抢了粮食和钱财，但没有摧毁寺院。然后共产红军去了甘孜，一个也没有留下。我们还听说毛主席也来过甘孜，后来才知不是毛主席而是周恩来（译注：应该是朱德）。他们经德格、甘孜等返回中国去了。

我从九岁到十八岁都在理塘寺学习。十八岁那年我被选为了寺院的“雪仓”。“雪仓”要为寺院经商，挣钱提供僧人们的日常开销。“雪仓”必须是出生于大户人家的人，不然生意做亏了没法赔偿。我生意做得很好，职位节节迁升，差一点就当了理塘寺的最高长官哈哈。理塘寺有一个“雪巴果仓”（译注：寺院的财经办公室），一共有六个人。我有一个搭档叫达热曲杰，也是“雪仓”，他与我一起负责寺院的贸易事务。我们的大多业务是在达孜多（康定），以经营茶叶为主，有时候也去云南。

在达孜多，我们跟那里的国民党官员都认识。他们说：“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打仗，如果共产党打赢了，你们藏人和我们汉人都没有好日子过。共产党打赢的可能性很大。”这些人还说：“你们如今还做什么生意啊？赶紧及时行乐 吧，以后没有好日子了。”我们听了后，也没有做生意的心思了。


2．杀了那么多人

1949年，我二十一岁，在寺院的职位迁升了，除了做“雪巴”，还担任了“贡松朵旦巴”（译注：寺院的一种高级管理）。那年国民党战败时，我正在达孜多收账，有些国民党汉人欠了我们很多钱。还有些茶叶没发货，我是去办这些事的。我到达孜多时，共产党也到了达孜多。当时达孜多的民众欢迎共产党进入，国民党也没有抵抗，所以没有打仗。共产党进达孜多不久，国民党的“田师长”又来了（译注：原国民党军田中田师），共产党就撤走了，田师长又挂出了国民党的国旗。一周后有一天，田师长通知民众不许出门。那天来了两架国民党的飞机，空投了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很多。空头的第二天，田师长拿了这些东西往木雅方向去了。后来听说田师长他们从木雅去了理塘，还去了察隅。田师长的真正目的是去西藏，想与噶厦政府联合抵抗共产党，噶厦政府没有答应他。田师长他们只好从察隅去了缅甸。田师长和其他官员最后去了台湾，而他的大多数部下却在察隅被共产党歼灭了。

这边共产党又进了达孜多，把田师长没能带走的东西都分给了穷人，富人们不敢去领。在达孜多，共产党开始清查国民党残部。凡是给国民党做过事的人都被抓捕了，每天抓四到五辆军车的人，把他们拉到达孜多的一个飞机场。机场附近有一条河，共产党在河边把他们捆起来，插上一个牌子，用机枪枪毙。每天拉四五辆车的人去枪毙，众人可以走近去观看杀人，但我和我的同伴没有近看，远远的看。当时我们异常吃惊，觉得共产党真的是魔鬼，杀这么多人！虽然杀的不是藏人，是国民党的残部。他们每天就这样杀上百的人，杀了十五天左右。另外还有很多汉人自杀。在达孜多的阿曲河边，每天早上都能看到，有国民党残部的家属自杀。跳河没有死成的妇女，在河边抱着大石头哭泣。共产党人看到后就把他们给抓走了。后来有一天，突然停止屠杀国名党残部的人了，据人讲是因为联合国指责毛泽东杀人太多，毛下令让停的。这些事情使我们看清了，将来绝不会有好日子过，所以达孜多的藏商们都丢下商店跑回家乡了。


3．代表理塘与汉人见面

汉人到达孜多不久，就以平措旺杰和另一个藏人的名义（译注：平措旺杰，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8E%AA%E6%B1%AA%E6%9D%B0 ），给理塘寺写了一封信，说共产党要去理塘，劝说理塘寺不要组织抵抗。理塘人认为，以前红军来理塘时与我们打过仗，所以这次这些汉人是要回来报复。理塘僧俗做了充分准备，派了人在娘曲河边防守。结果共产党知道了这个情况，解放军没有直接进入理塘，而是改从木雅到了道孚，从道孚去了德格岗托。共产党给理塘当局发来电报，请理塘派代表与他们会面。共产党说：“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我们不是以前的共产红军，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接到这个电报后，理塘方面也派了探子去道孚观察。探子回来说：“那些汉人对一路的民众很好，的确不是以前那个共产红军了。”

理塘寺也给我来了电话，让我去见一下达孜多的共产汉人。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做什么，就决定回理塘去问个究竟。路上我也看见解放军，是十八军，正从道孚、甘孜、木雅等地向岗托开进。我抵达理塘时，遇到了那些沿娘曲河防守的理塘人。他们问我路上是否看到汉人了？我告诉他们汉人从道孚走了。回到寺院，高僧们和僧众、理塘所有的头人和民众、还有那些从道孚等处回来的探子，正在理塘寺里开会，讨论是否派代表去达孜多与汉人会面。我就是这样知道上面那些情况的。这期间平措旺杰他们还派人送信到理塘寺，劝我们不要跟解放军打，说如果打的话，对我们没有任何利益。

究竟要不要派代表去见汉人？理塘寺这个会开来开去确定不下来。人遇到麻烦时就问神，理塘寺喇嘛多，就让喇嘛们占卜看看。喇嘛们占卜后说还是去好，主要是去对共产党说明：请你们尊重我们的宗教自由、尊重当地风俗。如果你们遵守这些条件，我们就不把你们当敌人，可以与你们合作。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接受。

接下来派谁去，又决定不下来。喇嘛们又在班丹拉姆像前占卜（译注：班丹拉姆，藏传佛教护法神，汉译吉祥天女）：把六个候选人的名字分别写在纸上，包在糌粑团里，供在班丹拉姆前，然后僧人整夜念经。第二天由寺院堪布把包着名字的糌粑团放在一个盘子里，端着盘子晃圈，嘴里念着“觉沃仁布且”，转着转着盘子里的糌粑团跳了一个出来，打开看是我的名字，我就成了寺院方面的代表。我的名字之所以在这六个人中，一是因为我是寺院的“贡松朵旦巴”（高级管理），二是寺院的大喇嘛和其他负责人都不敢去。另外还有一个理塘民众代表，也是这样占卜出来的。我们两个就是理塘派去达孜多与汉人会面的代表。

我们骑着马，带了随从帮夫就去达孜多了。解放军派了两辆车在达孜多外的宗嘎迎接我们，到达孜多后给我们安排了很舒适的房子。康区其他各地的头人代表，德格、木雅、娘荣、霍则等部落的头人们都已经到了达孜多，僧人俗人代表共约上百人。那时，十八军已经从达孜多进入木雅，开到了岗托渡口。（译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十八军为攻打昌都战役的主力。1950年10月中国发动昌都战役，解放军三万余人很快打败了仅有八千余人的西藏军队。1951年5月签订城下之盟《十七条》）

（待续）



采访者：唐丹鸿
翻译：桑杰嘉
采访地点：达兰萨拉
采访时间：2010年8月

转自唐丹鸿博客：轮回在轮回的瞬间 http://moments-of-samsara.blogspot.ca/2013/09/blog-post.html

唯色：编者的话——阿嘉仁波切中文传记《逆风顺水》

1994年在塔尔寺，我第一次见到阿嘉仁波切，稍觉遗憾的是，合影时我闭目了。

編者的話

唯色

此刻想來，對於遠去異國十多年的阿嘉仁波切，我並沒有陌生感和時空造成的疏遠感，反而很是熟悉他的音容笑貌，這應該緣於在編輯他的自傳的時日中逐漸獲得的印象和感受。
　　
在此之前，我只有幸見過阿嘉仁波切兩回。那都是在他尚未別離寺院與故鄉之前，屬於很偶然也很短暫的遇見。但仁波切並不記得見過那個年輕女子。即便我透過網路傳給他當時在他的喇讓（意即仁波切宅邸）前的合影，仁波切依然想不起，僅對復甦記憶的老屋及花朵發出了感歎。這是必然的。因為沒有比只是合個影這種見面更能忘懷的。
　　
但對於我來說，包括與仁波切合影在內的那段時間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為此我將這張合影以及與其他仁波切、喇嘛的合影放在一本小相冊裡，並帶著小相冊從拉薩去往北京。與此同時寫下的一首長詩中，我含蓄地記錄了發生在內心這塊場域的衝擊：

　　一九九四，八節之間
　　最黑的光陰在轉變
　　繁星降下露珠
　　一百零八顆
　　那兩鬢髮黃的女子
　　穿著本族的衣裳
　　要走一條去安多的路……

實際上，在這首名為《前定的念珠》的詩中，我敘述了去塔爾寺（藏語稱袞本貢巴）的諸多細節：

　　在藏語為袞本的寺院
　　她目睹輕風拂過
　　一棵樹！舉世無雙
　　在一座珠寶鑲嵌的塔中變幻
　　啊！千萬尊佛像
　　或千萬個藏文字母
　　化為千萬片樹葉
　　彷彿落滿雙肩……

不過我慕名去見阿嘉仁波切的時候，並沒有穿本族的衣裳，而且也並不知道這位著名的仁波切、塔爾寺的寺主有著怎樣的傳承與個人史。其實當時的我更像是充滿好奇心的文學青年。聽說仁波切很忙，常常去北京參加各種會議，帶我去往仁波切喇讓的僧人說我們不一定能見到。不過，某個因緣可能在那時已經發生，穿絳紅鑲黃袈裟的阿嘉仁波切正站在門外，與一些僧人交談著。我就這麼容易地，見到了這位大仁波切。看上去他很平易，但也很忙。即便不忙也不可能多聊的，因為我不知從何說起，只能提出一個流俗的要求：可否合個影？

如今重看合影，我顯得稚嫩，也不太懂與仁波切合影時須恭敬有加的規矩，但有些緊張，以致靦腆地含笑。仁波切那時也較年輕，笑呵呵的，有著從容的氣質。像這樣要求與他合影的來自四面八方的人一定很多。我的不同在於我從拉薩來，我的胸前戴著一枚尊者達賴喇嘛的像章，而阿嘉仁波切一定注意到，是不是因此爽快地面對鏡頭？這像章是我的一位遠親幾年前去印度朝佛後帶回的。在那段四處遊歷的時間，我常常醒目地別在胸前，只要有人問我他是誰，我就會語調緩慢地說：「他是我們的領袖。」那時不像今日，沒有幾個外人認得尊者，所以往往會因我的回答一頭霧水。

第二次見到阿嘉仁波切是第二年，應該是一九九五年的初冬。不是在袞本貢巴，而是在拉薩的哲蚌貢巴（漢語稱哲蚌寺），我朝拜了措勤大殿三樓上巨大、精美的嘉瓦強巴佛（漢語稱未來佛），走出佛殿時看見排隊朝佛的信眾都轉身望著樓梯。詢問得知將有數位大仁波切亦來朝拜。等了一會，果然見到拉薩的德珠仁波切、安多的阿嘉仁波切等諸多高僧緩步走來。信眾們都躬身合十，期待仁波切們的摩頂加持。但我不由自主地後退了幾步。這些仁波切中我只見過阿嘉仁波切，可我的眼前是最近官方電視播出、為十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舉行的「金瓶掣籤」儀式上，這些仁波切包括阿嘉仁波切親臨現場，認可中共安排的情景。

我並不知道其實仁波切們內心有多麼不情願參與這欺天瞞世的「金瓶掣籤」，直到多年後讀到阿嘉仁波切的自傳初稿，才窺見深掩在黑暗中、槍口下的真相。仁波切們雖然是信眾們頂禮再三的上師，卻是強盜手中任其擺佈的羔羊，已經有太多的事例佐證了這可怖的現實，原本依照藏傳佛教定制由尊者達賴喇嘛認定的十一世班禪喇嘛，才六歲的孩童，竟於一夜之間被失蹤，直到今天也無人知其生死。

我有所介意地看著阿嘉仁波切含笑走過，依次為虔誠的信眾們摩頂，其實錯過了與仁波切的親近。直到幾年後驚聞仁波切祕密出走的消息，才明瞭自以為是的我低估了仁波切的勇氣。袞本貢巴的一位僧人告訴我，當時阿嘉仁波切勸另一位大仁波切公開反對北京安排的十一世班禪喇嘛，慨然歎曰：「我們都是仁波切，死了還可以再來；可如果我們不說真話，就對不起把我們視為生命的人民。」阿嘉仁波切是否真的說過這擲地有聲的話，我從未向他求證過，但我初次聽到就沒忘過，是因為當即淚下……

讓我再回憶一遍阿嘉仁波切的這本珍貴的自傳吧。　
　　

1952年继承法座的阿嘉仁波切。

對於藏人、蒙古人或者藏傳佛教信徒來說，阿嘉仁波切意味著什麼是不言而喻的。他是被稱為猶如黃金一般珍貴的傳承上的重要一環。不能中斷，否則整個傳承都會招致中斷的危險。然而，閱讀了阿嘉仁波切的自傳就會看到，這滅頂之災事實上多次降臨。第一次是他八歲的時候，他身為寺主的著名寺院——塔爾寺，在中共發動的「宗教改革」這個政治運動席捲下，數百位高僧被逮捕、被死亡，數千名僧人被迫還俗。有著無數寶藏、培育佛學人才的塔爾寺不但被砸、被掠，還曾一度被改為生產大隊。

對於阿嘉仁波切來說，他遠在牧場上的父親與無數放牧牛羊的牧人，被拿槍的中共軍人從帳篷裡帶走，從此一去不歸，可能還不算是最慘重的打擊。令他至今心有餘悸的是十世班禪喇嘛留下懸疑的突然亡故，以及數年後因班禪喇嘛轉世靈童的認證，中共與尊者達賴喇嘛決裂，而中共在這個極其嚴肅的宗教事務上蠻橫插手、弄虛作假，終究使得阿嘉仁波切在五十歲時不得不放棄寺院，逃往自由世界，去安放修行的心靈與記錄的願力。

阿嘉仁波切的童年：
戴红领巾、穿蓝服装。

 然而，阿嘉仁波切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自傳，讀來卻有一種安然、寬容甚至幽默的感覺，哪怕是在經歷令人心碎的遭際時。首先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心。心若不亂，再亂的世界又能奈我幾何？阿嘉仁波切包含了慈悲的智慧，總是將逆境及逆境中的戾氣化為烏有，這自然會吸引渴望不為形役的讀者沉浸其中。我雖為義務編輯，卻總是在反覆閱讀時得到超越文字本身的加持力。除了由他作為諸多歷史事件的見證人，在多少年以後披露的一個個祕辛令人震驚，比如與十世班禪喇嘛畢生相關的那些接踵而至的遭遇：作為持戒高僧的牢獄之災與媒妁之婚，作為民族靈魂的掙扎、力爭與奪命橫禍，作為菩薩再來卻人間蒸發、遺患無窮，等等，都揭示了那無時無刻、無處不在的「無形之手」，遠比命運和業力更專制、更殖民。當阿嘉仁波切與如今擁有各種虛職的嘉木樣仁波切在飛過拉薩天空的專機上，聽到時任國務院宗教局局長的葉小文得意忘形地洩露「金瓶掣籤」選十一世班禪轉世靈童造假的祕密時，如晴天霹靂被驚嚇得甚至不敢互看一眼。共產黨對藏傳佛教的操控與淩辱莫過於此。
　
而我最難忘的書中片段，還是那個八歲的男孩，在參加了「揭開封建蓋子」的大會後，驀然發覺自己失去了一切：老師與同修，以及前世們累積的財產和傳下來的寺院。甚至，連身為一位高級喇嘛的僧舍或宅邸都被各懷企圖的革命者占據。他當時惶惑，孤單，但他看到被革命者從屋裡抬出去的小桌抽屜裡，他的玩具還沒被扔掉，立刻很專注地玩起了玩具……此刻，當我覆述時，仍有一種含淚微笑的感覺。

二○一三年七月三十日於拉薩

转自唯色博客：看不见的西藏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9/blog-post.html

尊者达赖喇嘛为阿嘉仁波切传记《逆风顺水》推荐序，及阿嘉仁波切自序

尊者達賴喇嘛推薦序

　　一九九八年，我在紐約講法時，得知西藏著名的袞本強巴林（塔爾寺的藏語發音，以下都寫「塔爾寺」）住持阿嘉仁波切流亡到了美國。回想起來，塔爾寺是我僧伽生活開始之地，自我離開西藏，已在流亡中追求自由近五十年，離開塔爾寺的時間就更長了。而此時，站在我面前的，正是我最早寺院的住持。

　　塔爾寺是我歸宗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誕生地。在初建的二百年間，只是一個小規模的朝拜之處。十六世紀時，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將其改造成一所著名的僧侶大學。

　　這座寺院離我出生的地方不遠。二十世紀五○年代中期，我還在那裡度過了一些時光，那時的阿嘉仁波切還是稚童。我對塔爾寺的記憶是溫馨的，那隱蔽在青山中的建築宏偉、錦繡。自此以後，在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下，眾多寺院所發生的變化，塔爾寺的僧侶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周遭的藏人又是如何生存的？這些都是我很想從阿嘉仁波切這裡知道的。

　　我們進行了親切的長談。阿嘉仁波切和我都經歷了太多的變故，雖然有著迥異的人生經歷，但是我們始終牽繫著藏人的安寧與幸福。鑒於他與中國政府共事多年，曾見過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我期望他或許能夠幫助促進與中國方面的對話。考慮到這點，我請他致函江澤民主席。

　　之後，阿嘉仁波切在加州的舊金山市郊建立了「西藏悲智中心」，他做得非常好。後來，我的長兄塔澤仁波切病倒，無法繼續管理他在布魯明頓建立的「西藏文化中心」，我想到了阿嘉仁波切，他在這方面經驗豐富，我相信他能夠恢復並管理這個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

　　一如既往地，阿嘉仁波切接受了挑戰。說起來，我的長兄也曾是塔爾寺的住持，這是阿嘉仁波切成為布魯明頓合適人選的另一背景，所以該中心又被視為「西方塔爾寺」。另外，阿嘉仁波切來自於蒙古人的家庭，如果能夠將中心的關注範圍擴展到包括蒙古在內的佛教徒，無疑是非常喜樂的事情。這個中心由此改名「藏蒙佛教文化中心」，不僅為旅美的藏人社區服務，也同時為蒙古人社區服務。

　　得益於重獲言論自由，著名僧侶大學——塔爾寺的前住持阿嘉仁波切將他的記憶彙集於這本自傳，坦陳他在西藏度過的短暫快樂和長期恐怖的歲月：如何在饑荒中倖存；如何與已故的班禪喇嘛一起工作；如何在中國的統治下，為服務於藏人而周旋於危機四伏的政界等等。

　　其他人也曾寫過在共產黨統治下被監禁、被處罰的可怕經歷。而阿嘉仁波切是進入中國控制的宗教界頂端的人士，他瞭解、熟悉中國政府是如何工作的。然而，當十世班禪喇嘛突然圓寂之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備受爭議的對十一世班禪喇嘛的認定，威脅著他面臨被迫放棄自己持守的原則時，他選擇了流亡。

　　想要瞭解在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在恐懼和懷疑的狀態下，人民真實的生活情形，是需要依賴個人記錄的。阿嘉仁波切無掛慮地、很真實地，寫出了他在西藏的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歷，對於那段歷史來說，是一個寶貴的貢獻。

　　我相信，阿嘉仁波切所寫的將會滿足世人的濃厚興趣，因為他們都懷著慈悲心為生活在危境中的西藏人民、南蒙古人民、東突厥斯坦人民尋找共同的人道。我希望透過這本書，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瞭解西藏這個古老民族正在為生存、為保護珍貴的宗教文化遺產而痛苦掙扎的真實歷史與現實，進而有助於西藏的和平變革。

二○○九年七月二十日

阿嘉仁波切自序

　　我的前世就喜歡寫作，雖然他在三十八歲的盛年圓寂，卻留下了四部佛法方面的著作。後來每當我寫作時，我的舅舅，也是我的上師嘉雅仁波切就感慨：「這都是前世的因緣哪。」

　　寫傳記的想法在我很早就產生了。隨著年齡增長，接觸的人、經歷的事越來越多，真相也越來越撲朔迷離。如「宗教改革」、「金瓶掣簽」、班禪大師的婚事和圓寂，以及中共諸多領導人的行為，都是促我寫作自傳的動力。別無原因，只是想還原歷史。
　　
　　二○一○年三月，我的英文自傳由紐約RODALE出版社出版，幾個月後又發行了第二版。不久，自傳被譯成了蒙文在蒙古國出版。
　　
　　然而總像是有什麼事情沒有結束似的，我常坐下來，拿起這部自傳的中文初稿，不由自主地修改著。其實我最想出版的還是中文，最初選擇用中文寫作，就有這個想法。畢竟在西藏、在塔爾寺所發生的這一切，與中國歷史及現實息息相關。另外，我也認為，各民族之間應該多溝通，像水，是需要流動的，這樣就可以消除那些不必要的隔閡，使得冰雪消融。
　　
　　書寫歷史並不是為了記仇，或者製造矛盾，相反是讓我們明鑒過去，告誡世人今後不犯同樣的錯誤。事實上，今天很多中國人都不再記得大饑荒、「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了，甚至連「六四」天安門的槍聲都變得遠不可聞了，這是很危險的。
　　
　　而我，作為歷代阿嘉仁波切的轉世繼承者，親身經歷、見證這一切，實在不是小事。包括那些細節，有的在當時就已成了祕密，被精心地封存起來，不見天日。如果我不說出來，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也自然不會成為歷史的教訓，而同樣的悲劇很可能被重複。
　　
　　很多學者和佛教徒都跟我談過，想把我的英文版自傳直接譯成中文，但我沒有同意，這是因為有很多內容需要充實，所以我還是在早先的中文初稿的基礎上，重新進行了寫作。
　　
　　感謝魏立新女士，作為一名佛教徒，她誠摯地對這部書的中文初稿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並做了部分修改。遺憾的是，她因病過早去世。在此我要表達我的懷念，並為她祈禱。
　　
　　感謝漢人作家朱瑞和藏人作家唯色，為這本書的最終定稿承擔編輯的工作。
　　
　　感謝大塊文化出版此書，提供了我與中文讀者真誠交流的機會。
　　
　　頂禮三寶，賜予此生之因緣際會，成就此書。

二○一二年二月完稿

二○一二年十二月定稿

转自唯色博客：看不见的西藏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8/blog-post_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