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8/blog-post_26.html

中国艺术家高氏兄弟作品。

王力雄在研究2008年的西藏抗争后，提出了“官僚集团的民主性”的概念，并将其视为“权力机器化”的基础。

因为专制权力只有通过官僚体系才能贯彻，只要损害官僚集团的利益，官僚就会利用拖延、扭曲、不了了之等手段，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把上级决策架空，使之无法推动落实，王力雄把专制权力内部这种自下而上抗拒的性质，称为“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无论是在古代王朝还是近代的专制政体，“官僚集团的民主性”都广泛存在，它不体现于制度和程序，以潜规则方式发挥作用，更多是靠默契，或是类似物竞天择的演化。官僚在具体问题上有竞争，总体却是相互联合的共同体。他们精于谋划，利益一致，利用现成的官僚体系串联、共谋和形成庇护网络。专制权力要得到贯彻，便得顺应“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满足（或至少是不触犯）官僚利益，才能使其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而非阳奉阴违的对抗者。

即使以毛泽东的权威，要开展触及官僚集团的运动时，甚至无法在北京发出一篇文章。毛最终的方式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越过官僚集团，直接号召底层民众造反，自下而上摧垮官僚集团。但是毛仍然离不开官僚集团，打倒了老的，新官僚照样会演化成利益集团，“官僚集团的民主性”就会继续起作用。毛死后尸骨未寒，老婆被关进监狱，近臣一网打尽，而被他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面复辟。

饱受文革摧残的邓小平决心在党内建立对领袖的制约，他借助的正是“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或称“党内民主”。今日中共，高层权斗比任何时期都弱，权力交接也有了程序。领袖不再是凌驾于官僚集团的独裁者，而是为官僚集团争取利益最大化，才能坐稳位置。可想而知，这样的“党内民主”同中国民主与人民民主没有任何关联。

明白了“官僚集团的民主性”，就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的西藏政策为何不会改观。它牵扯十几个省部级以上的涉藏部门，还有更多的“反分裂”部门。了解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哪怕只有一个省部级单位不执行中央决策，中央无可奈何的情况都不鲜见，何况数十个部门结成的联盟。

2008年的西藏事件发生后，很长时间看不到中共高层动作，全凭“反分裂”部门自行处理，是那次事件的显著特点。“反分裂”部门涵盖权力的各个方面，印把子、枪杆子、笔杆子一应俱全，相互构成决策、执行和协作的完整链条，即使没有高层领导人主持，也能自我协调，自行运转。

因此，王力雄认为，国际社会敦促中国领导人与达赖喇嘛会面，达赖喇嘛希望绕过中间层次直接与中共高层交流，藏人精英给中共高层写信恳劝，都没有认清真正的决定因素。西藏问题如何解决，已经并非中共领导人可以独断。指望靠中共领袖个人解决西藏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2012/4/28

（本文为RFA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王力雄：薄熙来与“N系列”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5/n.html 

八年前唯色写的一封呼吁书：呼吁张健停止横渡西藏圣湖纳木措、韩红取消“空降布达拉宫”的全体签名书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8/blog-post_21.html

游客拍摄的被商业化的西藏圣湖——纳木措。

昨日，中外对话网站发表文章旅游威胁青藏高原（作者：刘鉴强），其中一段话是：“但外来旅游、探险者一次次地冲击当地人的信仰禁忌底线。2004年，北京一位体育教师张健宣布横渡圣湖纳木措，同样引起轩然大波……有很高声望的‘藏人文化网’发出公开信称，已经有人类学者就地球上许多自然地域所具有的文化含义，提出了‘自然圣境的观念。在特定的地方保持一块圣域，不去妄动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是当地民众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通过文化手段认定并加以保护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生态系统，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文化环境观’，既有效地保护了人类与其他生物共有的家园，也为传统和信仰留存了一席之地，而这正是属于全人类共有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理应珍惜，更应尊重。”

事实上，这封公开信不是由藏人文化网发出，而是由我撰写，并联络三位藏人作家（包括藏人文化网的建立者）共同发起，在网络上征得广泛签名的一次行动。 

在此，我重新贴出这封签名书，因为它依然具有、甚至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呼吁张健停止横渡西藏圣湖纳木措、韩红取消“空降布达拉宫”的全体签名书

最近，新华社、新华网等媒体相继报导了北京体育大学教师张健拟于2004年7月31日横渡西藏圣湖纳木措的消息，并报导6月17日，张健已在纳木措进行了总长度约200米的试游。

纳木措，藏语意为“天湖”，位于西藏自治区当雄县和班戈县境内，湖面海拔4718米，面积1900多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二大咸水湖，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需要强调的是，纳木措的意义不仅仅止于地理方面，对于有着宗教信仰传统的藏民族而言，纳木措是著名的宗教圣地，是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圣湖，无数来自青藏高原各藏区的藏民千里迢迢到此转湖朝圣，许多信徒还在湖畔山崖间的洞窟静坐修行。湖水清澈，雪山环绕，迎风招展的五色经幡与袅袅升腾的桑烟，赋予这自然景观的不止是美丽，还有特殊的文化含义。

事实上，已经有人类学者就地球上许多自然地域所具有的文化含义，提出了“自然圣境”的观念。在特定的地方保持一块圣域，不去妄动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是当地民众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通过文化手段认定并加以保护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生态系统，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文化环境观”，既有效地保护了人类与其他生物共有的家园，也为传统和信仰留存了一席之地，而这正是属于全人类共有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理应珍惜，更应尊重。

青藏高原之所以被世人视作“最后一块净土”，并不只是地理因素所致，还包括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同星罗棋布的“自然圣境”除了纳木措、青海湖等圣湖、冈仁布钦和卡瓦格博等神山，还有布达拉宫这样的人文建筑。犹如万道光华一般照亮了古城拉萨的布达拉宫，矗立于佛经中授记的观世音菩萨的净土──玛波日神山之上，成为西藏著名的象征。但令人遗憾的是，正如已在2003年8月2日横渡了藏地圣湖──青海湖的张健，又将藏地的另一个圣湖纳木措当作他下一个横渡的目标，近年来，神圣的布达拉宫也成为各路明星的炒作背景，如时装模特大赛的赛场背景，号称“亚洲第一飞人”的柯受良驾驶“飞车”的表演场的背景，不久又将成为流行歌手韩红的舞台背景。

有着藏族血统的流行歌手韩红，甚至向媒体抛出“猛料”，将于今年夏天在拉萨举办的个人演唱会上，要“乘直升机，空降布达拉宫”。当然，这“空降”的地点其实是布达拉宫广场而非高高的布达拉宫金顶，可如此具有爆炸性的标题新闻，无论出于媒体还是韩红本人的炒作足以令人震惊。

或许，对张健、韩红而言，纳木措和布达拉宫意味着炫耀个人声名、吸引公众目光、赚取丰厚利润的名利场，然而，对广大的西藏佛教信徒而言，纳木措和布达拉宫却象征着信仰的归宿、灵魂的殿堂，是不可亵渎的宗教圣地，千百年来为藏民族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资源而倍受敬重和爱护。也正因为如此，任何针对诸多“自然圣境”肆意妄为的愚蠢行为，总是遭到当地民众的反感和抵制。比如在卡瓦格博（又称梅里雪山）这座藏地著名神山进行的长达十多年的登山冒险活动，当地藏民一直表示强烈反对，而他们所渴求的仅仅是尊重他们对神山的信仰。可是，直至1991年发生了中日联合登山队的遇难事件，登山活动才得以中止。

或许，诸如张健、韩红并未意识到他们即将展现所谓“挑战生命极限”的壮举，是多么地狂妄，多么地轻率，深深地伤害了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民的宗教情感和尊严，那么，请允许我们在这里，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他们：人不是鱼，不可能只要有水就任其遨游；人不是鸟，不可能只要有枝就随意栖落。因为有些地域不仅仅只有自然的属性，同时还凝聚着原住民族的精神和信仰，从而为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提供了一片可贵的纯净空间。更何况，早有古代圣贤将“天空任我飞，海阔任我跃”视为功利之徒“自救不得”的境地，惟有“天空任鸟飞，海阔任鱼跃”才是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人也不是个体的人，不可能只要有名利可图就可以任意践踏他人的心灵。当曾经隔绝的世界逐渐变成共生并存的“地球村”，在利益的驱动下，往往是弱势群体的权利被侵犯，往往是弱势群体的声音被忽略，那么，不但是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所有具备了良知和人文关怀的有识之士，请在这样的时刻联合起来，抵制类似的极不尊重民心民意的傲慢行为。其实，我们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请尊重我们的家园，请尊重人类共同的家园！

因为我们渴求的仅仅是：尊重！

2004年6月22日

撰写人：
唯色（藏族，作家）

发起人：

唯色（藏族，作家），才旺瑙乳（藏族，作家），旺秀才丹（藏族，诗人，藏人文化网总监），索朗顿珠（藏族，新西藏网站长）。

藏族签名者169人（按拼音字母排序）：

阿布司南（作家），阿旦（大学生），阿仁增（自由职业），巴登加（留学生），白玛德吉（留学生），白玛卓玛，白央（大学生），班玛南杰，边卓（大学生），才贝（公务员），才登卓嘎，才让，才让东智，才让东周（学生），才让多杰（画家），才项仁增，彩云（副教授），次吉，次曲，次仁多杰（西藏自治区综合中专学校学生），次仁拉姆，次仁旺久，次仁央宗（大学生），次央（大学生），次珍（大学生），措上嘉措，达拉卡（学生），达娃绒博，达娃卓玛（留学生），达瓦次仁，达瓦卓玛（大学生），达扎（大学生），达珍，达珍（大学生），大．赞莆（诗人），丹巴（拉萨中学），丹增罗布，丹增旺扎（民航），丹增卓嘎（文职），旦白，旦增，旦增晋美（职员），旦增伦珠（留学生），旦增尼玛，旦增索朗（西藏自治区综合中专学校学生），德白，德吉，德吉，德吉梅朵，德吉央宗，德拉（医生），德庆（留学生），德庆央珍（编辑），东日尼夏尔，东智（公司职员） 普布才仁（公务员），豆格加（自由职业），多吉金巴，多吉拉宗、占堆（拉萨中学），多杰杨忠（作曲），嘎贝（诗人），嘎代才让，嘎代才让（诗人 记者），嘎玛（企业家 NGO人士），嘎桑－吉合毛加，刚杰．索木东（诗人 大学教师），根确扎西，更求江才，公主加（学生），贡布，贡布扎西，华旦尖措（教师），黄文才（音乐人），吉先加（公务员），吉宗，加央西热（作家），加永江村（西藏歌舞团演员），嘉措，嘉杨次仁，尖措太（北舞编导班学生），江白，久美道杰，觉乃．云才让（藏文作家 西南民大在读研究生），看本才让（行政职员），康主才让（大学生），拉巴仓决，拉巴次仁（大学生），拉毛尚，拉珍（大学生），龙珠多杰（学生），伦珠（大学生），罗布次仁（医生），罗桑江才（西南民院），罗松江措，罗松拉姆（民院），洛桑，洛桑（西藏自治区综合中专学校学生），洛桑罗布（西藏自治区综合中专学校学生），洛桑鹏措（演奏员），洛桑曲珍，洛松达哇（西藏歌舞团演员），落桑，落珍（民院），梅卓（作家），米玛次仁，南夸加（学生），尼玛扎西（大学生），尼扎（拉萨中学），诺桑（公务员），欧珠（拉萨中学），Pari Norkar，平措，平措，平措，平措（拉萨中学），平措（留学生），平措次仁，普布次仁，普才，普珍，其美（大学生），强巴（留学生），强巴云旦（自由职业者），强措（大学生），曲达，仁青（公务员），仁央（大学生），桑吉顿珠（单簧管教师），桑姆（大学生），色波（作家），色嚷扎巴，斯诺多杰（熊灿坤 企业家），索朗巴珠，索朗次旦，索朗次仁，索朗丹增（天杵乐队），索朗德吉（藏医学院），索朗德吉（大学生），索朗多杰，索南多吉，索南尖措（舞蹈教师），陶阿－才让扎西，头吉加（公司经理），万玛才让（演奏员），王志国，旺姆，魏金山（诗人 企业家），西多杰（演奏员），西绕嘉措（刊物主编），喜饶嘉措，央金，央美，央珍（大学生），央宗，杨扎西（歌手），益西（职员），泽仁罗布（尹向东 作家），扎多（NGO人士），扎桑（大学生），扎西才让（诗人），扎西才让（舞蹈家），扎西东主（设计师），扎西顿珠，扎西嘉措，扎西嘉木措（内科医生），郑生忠（教师），周先加（大学教师），卓玛，卓玛（留学生）。

汉族和其他民族签名者93人（按拼音字母排序）：

包春兰（学生），陈靖昕，陈巨清，陈威威（编辑），陈赢赢(满族 沈阳)，陈玉福（作家），单正平（大学教授），邓晓雪（成都），窦贤（作家），冯玉雷（作家），耿德晶（编辑），古川，古海童（学生），古马（诗人），光宇（留学生），郭灿金（大学教师），郭朝凤（职员），郭净（学者），海杰（回族 诗人），汗漫（收藏家），郝冰（NGO人士），华乔（摄影师），季丹（独立电影人），贾国俊（编辑），贾相梅（学生），孔德焱（居士），郎毛（作家），李健（网站站长），李君晖（NGO人士），李骏（自由职业者），李林华（天津大学学生），李佩娇（福建泉州），李小林（苗族 《中国民族》杂志社主任），李旭文（教师），李亚伟（诗人），李勇（媒体投资工作者），梁泉（珠海），梁小斌（诗人），梁晓燕（NGO人士），林洁（职员），林猛（大学教师），刘毅（画家），刘卓泉（电视编导），柳振，龙定海（新疆财经学院学生），罗朝霞（自由职业），罗艺（探险家），马容（居士），孟煌（画家），莫光波，娜夜（满族 诗人），漆漆（广告人），屈代亮（建筑师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冉丽芳（演员），人邻（诗人），师涛，孙文波（诗人），孙晓燕，唐翰存（诗人），田尹胜，汪磊，王飞（回族 河南），王力雄（作家），王小忠（诗人 学生），王雁翎（《天涯》杂志副主编），王愉（昆明），王宇（北京大学学生），王云姗（工程师），王中陵，吴奇（留学生），小梅（昌都），许晖（策划人），薛野（企业家），杨翠柏（学生），杨鹏（政府官员），杨筝（自由职业），易大旗（作家 海外华人），易法特（广州），樱宁（文学硕士），翟杰，张宏杰（蒙古族 作家），张鹏（兰州大学学生），张小柔（程序员），张振伟，张祖桦（学者），赵楚（《国际展望》杂志副主编），赵君林，郑立山（杂志编辑），钟健夫（网名童天一 广州自由职业者），周明初，周霆（喜热布），朱瑞（作家 旅加华人），朱智勇。

群体或单位签名者：

青海藏文报全体同仁；兰州开天科技/开天网[OskyNET]员工（签名：张开天，肖志坚，张志东，吴慧娟，桑志青，曾朝军，骆秀基，罗华，王永兰，张玉洁，刘宏林，张兰云，汪学科，雷志奇，王锡鹏等会同全公司其他所有员工）；兰州自游天下户外运动俱乐部（www.7uu8.com）1776名会员。

附：凡网名签名者约70人，恕不一一列举。

“我们的英雄拉让久美你在哪里？”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8/blog-post_9374.html

喇嘛久美五年来历经四次被捕，而这次，被定罪“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这张照片拍摄于他第三次被捕获释后，在自己的僧舍写作。

“我们的英雄拉让久美你在哪里？”

文/唯色

46岁的喇嘛久美是安多拉卜楞寺（藏语是“拉让贡巴”）僧人，曾任拉卜楞寺寺管会副主任。关于他，我不必做更多的介绍，四年前，他出现在美国之音藏语电视节目中，用真的面孔真的声音真的名字披露藏人被压迫的真相，从此他被藏人们传颂为民族英雄，尊称他是“拉让久美”。

他成为英雄是必定要付出代价的。而他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五年来，他历经四次被捕：第一次与他于2006年去印度接受尊者达赖喇嘛传授时轮金刚灌顶，并得到尊者接见有关；第二次与2008年3月在夏河（即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爆发的僧俗抗议有关；而第三次，正是因为他在视频上对藏地被镇压的事实提供了证言，遭关押长达六个月，后来在北京维权律师李方平、江天勇的介入下获释；而第四次，发生在去年8月20日，至今被关押，甚至已经被一审，但是否被判刑或者判刑多久尚未有定论。

据分析，喇嘛久美第四次被捕与他在获释后，在藏地民间获得藏人僧俗极大尊敬与欢迎，以及与他个人的近期写作有关。在他这次被捕的第二天，五十多位公安、武警搜查了他在拉卜楞寺的僧舍，他的电脑、手稿以及他保存的达赖喇嘛法像和光碟都被没收。

被捕至今，他唯有一次与家人得以见面。是他的哥哥索南才让，带着老母亲亲手做的食物，从夏河坐车80多公里去州府合作市探望弟弟久美。据索南才让的回忆，整个会面过程只有十多分钟，喇嘛久美显然是出于让哥哥了解他的状况和思想，针对警察说了许多话。

他说：“如果他是来看我的，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对一个私人探访进行录像、拍照？你们是不是想把这些材料散布出去，然后说久美过得很舒适，被照顾得很好，还能和家人见面？我告诉你们，我不需要有人送吃的，不需要我哥哥来看我，也不要住在宾馆里。如果你们认为我是罪犯，那么就把我送上法庭接受审判。如果我犯了罪，那么我会欣然接受对我的判决，哪怕是死刑。”

他还说：“所有的民族和个人都对他们的文化传统保有骄傲和自豪，汉人也一样。如果有人不对他们自己的传统感到骄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已经迷失了。我是一个深切尊崇西藏传统的人，同时下决心弘扬西藏文化。”

他只对哥哥说了一句话：“为我上诉……找一个好律师，控告这些警察！”

实际上，直到前不久，喇嘛久美的哥哥才很不容易地从北京聘请到两位律师。两位北京律师去合作市递交相关手续，却被法院告知久美的罪名是“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此案已于6月下旬一审开庭，并已指定了两位当地律师，一审后尚未对久美判刑。还了解到，喇嘛久美身体状况不好，目前在兰州一家医院接受治疗。而两位北京律师因被当局拒绝介入喇嘛久美案，只好无奈而归。

那么，何时将对喇嘛久美进行二审？是否将对喇嘛久美判刑？如果判刑，会是多少年？目前一概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是，这是具有影响力的藏人名僧蒙冤遭难的又一起案例。这也是2008年全藏地爆发抗议以来，不计其数的藏人精英受到迫害的又一起案例。并且，与所有案例相同，不能得到正常的法律援助，无法进入公正的司法程序。

最近，安多的一位藏人作家在《阿卡久美在哪里？》一文中写道：“我们的英雄拉让久美你在哪里？在哪里炫耀着勇气的粗肩膀？在哪里咆哮着正义的怒吼声？你什么时候会像雪山狮子一样，从雪山深处走来？”

2012/8/3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并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安多--我的故乡

第一章地名起源

据《安多政教史》记载：雪域西藏被分为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茹、下部多康六岗；其中所谓的下部多康，指的是位於多康的芒康，位於多麦的雅尔莫塘和位於宗喀的青塘；其中雅尔莫塘和青塘是指安多，芒康即认为是巴尔康。

又据《白史》记载：因边地诸邦国被称为康之诸邦，故康应该是指边南诸地。《西藏王统记》（又译《王朝明鉴》）亦有“尧·格琼、藏·热卜色、玛·释迦牟尼三人逃到康地的记载”。此所谓“康地”应是指多麦而非现三区（卫藏、康、安多）之康。由於多麦地处西藏边疆地带，因此被称之为“康”。

而在《宗喀巴传》与《黄琉璃宝鉴》等书记载：康与安多统称为“多康”，多康又分为上下两部，其下部即为多麦。（“麦”藏语为下或下部之意---译注）

多康、多麦、安多之称谓的具体产生年代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切的根据，而但从东土耳其斯坦（今新疆）出土的书筒可知：至少在法王赤松德赞时代，就已经有了多麦的称呼。至於该地区称之为安多：据《安多政教史》、《塔尔寺志》等书记载，是因为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巴颜喀拉山以东的阿卿雪山之後峰和多拉仁莫山峰（祁连山）之首字合壁而称之。

《白史》认为，安多的“多”（AMDO），在准确发出其前置字母之音时，会自然产生“阿”音，久而变音为安多。书中还引证；位於拉萨《唐蕃会盟碑》和新疆出土的文献资料来考查，从吐蕃赞普三法王时代开始，把今日之西宁一带称之为“宗喀”，其更大范围的称呼为“大宗喀”。

在安多大部分的牧区，父母则习惯上自己的子女名前加一“阿”字作为昵称。如：称丹巴为阿丹，洛桑为阿洛，索南为阿索，卓玛为阿卓等等；也有变意的，如有些地区在称贡保为阿贡时，因“贡”之後置字的发音逐渐消失而呼为阿果等等；鉴于此，。有些人认为，安多的“A”亦因此而产生，也并非没有可能。

第二章地理位置

安多位於我们伟大西藏的东部及东北部。其东北部与今中国甘肃省敦煌、甘州（今张掖），和凉州（今武威）等地接壤；其南部和东南部与中国的甘肃兰州之辖区和武都、文县及四川省之平武县等相接；其西北部与新疆和甘肃嘉峪关等相交。安多位於东经89.13---104.44，北纬31----39.21之间。

众所周知，整个西藏的面积为二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相当於五个法国或八个德国、十一个英国的面积。其中多麦的面积为六十七万四千余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法国多，约近两个日本。同时，其面积也是瑞士的约十六倍、约比利时的二十二倍。

多麦不仅地域辽阔，而且美丽富饶。在牧区，各种鲜花点缀著无垠的原野，绿草成茵；蜂声嗡嗡，追逐著微风送来的阵阵幽香；彩蝶翩翩起舞，留念著那朵朵鲜花。美味可口的溪流弯弯曲曲流淌著，碧绿似玉的大小湖泊，以及高亢长鸣的水禽飞鸟，还有那高耸入云，仿佛水晶宝塔般环绕四周的冰峰雪山。若身临其境，那大自然的无限和谐之美，不禁使人心旷神怡，也会使人消愁眉展而留恋忘怀。

农区则又是另一番景色：原野中阡陌纵横，村屋点布。滚滚麦浪送来的芬芳香气泌人心肺，自植于田野间的各类果树硕果累累。远处那茂密的林海，生存著许多虎豹熊等各类奇珍异兽，或有入云的高峰石林中，贮藏有金银铜铁等各种不胜枚举的丰富矿藏。是一个令人神往、美丽富饶的土地。

第三章所辖区域

在西藏，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其中将安多地区被分割到三个省的七个自治州、一个地区、七个自治县（共52县）。

其中划入“青海省”的地区如下：

一.现属“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地区：

1.贵德县（赤卡）：包括麻巴七庄、尕让郡、曲扎、窝戎、岗擦、拉扎、下郭密等；
2.贵南县：包括鲁仓、巴、茫拉、夏木道等；
3.兴海县：包括拉德八部、夏帐六部、十二温达扎郭、龙恰上中下三部，桑当等；
4.同德县：包括玉俄、尕则、巴、戎波、赛宛江三部、藏阿柔等；
5.共和县（恰卜恰）：包括吉尼朗六部、沙珠玉、上郭密、德秀、东巴、加拉等；

二.现属“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的地区：

6.乌兰县：
7.都兰县：包括察干乌苏、班禅香日德等；
8.天峻县：旺德秀玛、聂纳贡秀、扎察、木里、俄巴、夏郭、格尔木市；

三.现属“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地区：

9.同仁县：包括上下热贡、多哇、角让波、嘉吾、台吾日等；
10.尖扎县：包括昂拉、霍莫卡、贾加、多加、尕普、坎木拉等；
11.泽库县：霍尔、索钠、尕孜、贡秀、希萨、麦秀等；
12.河南蒙古自治县：包括阿柔、埃莫三部、措霍、卫涩、托郭、达参等：

四.现属“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地区：

13.玛沁县：包括大武六部、钠郭尔、扎古、曲哇、阿窘然洛等；
14.玛多县：包括霍曲桑、卡郭、达脱、霍郭等；
15.甘德县：包括上阿窘、果洛藏郭贡秀等；
16.达日县：包括上下旺青、贝巴等；
17.班玛县：包括昂达桑、奔玉桑、德囊桑等；
18.久治县：包括果洛康干、康萨尔、瓦色桑等；

五.现属“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地区：

19.门源回族自治县：包括华锐嘉多和华锐森聂等；
20.祈连县：包括阿柔、木里、苏日拖勒等；
21.刚察县：上下宏仓等；
22.海晏县：措鄂达西（青海四旗）；

六.现属“海东地区”：

23.民和县：包括尕玛洛、杨斗、卡得尔、蔡旦、闹巴等；
24.乐都县：包括卓仓等；
25.平安闲话：包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诞生地达采和夏宗、塔尔寺六部的祈家部落和玛藏拉青等；
26.互助土族自治县：包括曲桑、贡隆等；
27.化隆回族自治县（巴颜）：包括旦斗、嘎哇卡周、尖扎尼、上下夏琼、八年托等；
28.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包括道帏、赛仓、吉科、尕让和第十世班禅之诞生地温都等；
29.湟中县：包括塔尔寺六部的大部分地区；
30.湟源县：包括东廓、日月山等地；

七.现属“西宁市”（古宗喀国之首都）

31.大通县：包括色科等地；

现划归到中国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地区如下：

一.现属“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地区：

32.夏河县：包括拉布楞寺附近的卡加六部、桑科、科才、上下阿木去乎八部、霍藏、佐尔盖五部、博拉、加毛寺、杰仓、麦秀等地；
33.碌曲县：包括秀藏十二部落、三木岔、拉姆等地；
34.玛曲县：包括欧拉、佐尔盖尼玛、乔考三部、姆西等；
35.卓尼县：包括原卓尼加布（卓尼王）的属地卓尼、曲巴、萨玛尔、阿廓尔、恰盖、宵哇、康托、藏巴哇等；
36.临潭县：包括瓦泽、叶尔巴、曲巴加科等；
37.舟曲县：包括卓尼下部和藏宁、吾达巴、洛达等；
38.迭部县：包括原卓尼加布所属扎干囊巴和、特木尕、叶巴、卡尔巴、宁俄、汪仓、多哇等地；

二.现属“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地区：

39.天祝（华锐）县：包括华锐的大部分地区；

现划归到中国四川省的西藏安多地区有：

一.现属“阿霸藏族自治州”的地区如下：

40.阿霸县：包括阿督八部、阿然六部、玛伦十二部、美吾郭四部、阿羌木六部、格德玛、贾荛、拉荛、拉多等地；
41.若尔盖县：包括若尔盖十二部、沙日、宗日、章哇、江扎、德布曲杰、兆仓、拉姆格德等地；
42.红原（尕科）县：包括华秀美哇、阿却三部、上下桑嘎、擦茹、擦隆、加贡、玛萨尔、戎日玛等地；
43.壤塘县：包括紫嘎等地；
44.金川县：（曲青宗）；
45.马尔康县：包括原卓克基加布（王）和松岗加布的属地和草登七部等；
46.小金县：（咎拉家）（曾称攒钠、懋功）；
47.理县：包括加卡扎西林等地；
48.汶川县：
49.黑水县：萨多、萨麦；
50.松潘县：（松曲宗）包括毛尔盖、夏尔科、赤江三部等地；
51.茂汶羌族自治县：

除上述所划归的五十二个县外，还有很多没有划归到上属范围之内的地区。比如：西藏的部分地方被划到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有些则划归到“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还有将西藏东南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被划归到甘肃省的武都和文县。另外，安多的部分地区划归到四川省的平武县和北川县、宝兴县等。除此之外，康区的许多地方也被划归到了中国四川省的其他县内。

第四章族源

根据许多史书记载：多麦地区自古就有吐蕃土著居民生存。自公元七世纪，赞普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后，历代赞普（国王）与中国发生多次战争，从而吐蕃各地征调了大量的军队囤戍边疆。驻军于多麦各地，逐渐与当地土著吐蕃人相互融合而形成了多麦人。比如：据《安多政教史》记载：现属“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岗擦、卡加、甘加、合作、扎益、南木拉等所谓的卡加六部，属於在古代吐蕃的赛、木、董、东四大姓氏中的董氏。董氏又分十八遗族、十八查族等。其中有一叫“叶查”者，在赤热巴坚时代与中国发生战争时，一叫叶查的大臣被任命为将军，其後代分居于黄河以北的巴颜等地，而繁衍为卡加六部。

所谓“阿仲曲科”十二部，即：西仓、甲格、阿拉、恰日、聂仓、曲科为阳坡六部；拉日格、华鼓尔、玛俄霍尔吉、则查、朵拉、美如宁为阴坡六部；根据《安多政教史》记载：他们的祖先昔萨迦八思巴时代，为守护边疆，而派遣了许多“查”氏族人守卫蕃中边境，其中有藏巴地方的“聂”氏後裔南拉本生有二子，即：曲科杰和桑耶扎西，前者去下部得一金印，为大总管。曲科杰有三子。次子希多扎西到温都（现青海循化内---译注）。该书还引证史书《螺书史》所载：桑耶扎西的侄子图桑多吉为青海固实汗当文书时，固实汗赐公主克雍仲为妻，称其为“达汗布孜孜”（蒙语）颇为固实汗看重。便逐渐拥有夏木东和华西当卡等地，并盛邀华贡保创建了隆务寺。另外还有吉擦、加仓、木日、美日、孜查、以及二廓哇亦为其後裔。距西仓不远有名为三木岔之地方，其居民中一部分是来自後藏萨迦之後裔，另有一部分来自昔日的藏嘉波洛端的诞生地，故将其後裔至今称“洛哇”。

现卓尼县下属的曲部西部落的族源，据《安多政教史》记载；从前有一叫阿尼鲁郭秀的人，由於无子，突然一日从一颗树梢得一男孩，逐作为几个女儿之夫婿；不料该男孩是“南替”之子，（藏语“南替”为一饿鬼之名---译注)几个女儿被他吃得仅剩一个，便邀请驻锡在三木岔之地的赤热巴坚之後裔多登拉让波将其降服，并奉供“曲布西”的地方。阿尼鲁郭秀依喇嘛之预言，来到鲁纳桥头（桑木卡）定居。拉让波所建之坛场和在岩石上留下的足印据说至今仍在，因其後代繁衍甚众，亦就留下了“曲人占山据地，曲人繁如星斗”之说法。

卓尼境内有藏布哇“新氏之族民”。当地人传说其祖先是来自“藏地”；他们的语言中至今有许多“藏”地方言。

今“阿霸藏族自治州”境内的若尔盖十二部落和佐尔盖麦吾等部落的族源是来自：赞普赤热巴坚时代，有一大臣叫噶·益西达杰，藏王派其到多麦征收赋税时，见有三大河流经此地，水草丰美，此地空荒甚为可惜，就当为牧区定居下来。其後裔中有一位叫喇嘛更登者，为一官员和大喇嘛当管家，当时人们称之为“管家更登”或“佐巴更登”，从那时起其部族得“佐巴”之称呼。将噶·江特坚的後裔称下佐尔盖或佐尔盖麦吾。卓尼王系等亦属其部落。

另有一种说法：赞普（国王）松赞干布时代，吐蕃王朝和唐王朝在边界岷江、黑水、白龙江等流域连年发生战争，松赞干布曾派二十万大军守卫边疆。后蕃汉和解，立石碑於边疆，仪定各守疆土，互不侵扰。除部分士兵继续留守边疆外，大部分取道阿霸返回卫藏；途中有一松赞干布的军械司库（玛作）叫更登者，因留恋阿霸之地而定居下来，后以其官职与姓名合并而该地称之为“若尔盖”。

位於嘉绒之居民，属吐蕃四大姓氏中“赛”或“扎”氏。据《姓氏之库》记载：“三条隘口都属扎，扎人英勇由此来”正如谚语所言：在多康四大“绒”（“绒”意为峡谷）中，三大“绒”为“扎”氏所居。又嘉绒、迭绒、格绒、绒务（今译隆务---译注）合称多麦四大绒。另东嘉莫绒、南查瓦绒、西刚波绒、北阿达绒通称为雪域西藏之四大绒。该地之所以称嘉莫查瓦绒，是因为该境内有神山嘉莫木尔多山，因神山之名而将其山脉四周通称“嘉莫绒”；又因该地比西藏其他地区较热，故又称嘉莫查瓦绒，简称“嘉绒”。至於该地区居民称之为“查阔”是赞普曾派遣一叫阔平之大相，为该地土官和军政长官，该长官之府邸遗址在“孜噶”之阴，赞普在诏书中称嘉莫查瓦绒阔平……，简称“查阔”；此後，该官员称为查阔，逐渐称该地区之居民为“查阔巴”（以上《姓氏之库》所载引自《安多政教史》），在岷江（藏语称松曲）流域之藏人，自古迄今称之为“夏尔巴”，公元七世纪吐蕃和唐朝发生战争时，从西藏上部阿里的“夏尔巴”之大部族中，征调了一个“孺”（原吐蕃时期一军事单位---译注）的军队为守卫边疆，囤戍於岷江流域，这些“夏尔巴”人来此居住已达千余年。其方言中尚有很多古吐蕃语词汇，正如《安多政教史》记载的：多麦之南北部的居民，大部分为法王派来定居蕃汉边境之军队後裔，他们他们的语言有很多古吐蕃语词汇。现在整个嘉绒是保留古吐蕃语词汇最多的地区。又如《司徒文法》一书中所指出的：位於安多和嘉绒等东北地区的边境区，距今仍保留有源自吐蕃中部之读音，其方言除音量较重而外，发音时还能清晰地拼读前後置字的读音。

现所谓阿霸藏族自治州之汶川县和现已汉化的灌县，在几千年以前即是吐蕃人的居住地。後来唐王朝势力强大，唐军强驱吐蕃人并建立了军事据点和许多村庄。其後，赞普松赞干布时吐蕃国势强盛，派兵十几万赶走唐军，并建立定居点，让几十万军队定居此地。在岷江下游山冈上，至今仍有许多当时以土石夯打而成的很高的城堡废墟。现嘉莫查瓦绒的居民被称为“查阔人”，即为当时留戍边疆军人之後裔。後来他们分为十八个邦国。从灌县的浪格王到姐拉王之间各部俗称“嘉绒十八国”，分别为：（1）甲格拉、（2）果麦丹卡拉、（3）果道、（4）格西扎、（5）八旺、（6）八地、（7）穆西、（8）丹东、（9）小金、（10）鄂克什、（11）浪格、（12）加卡、（13）梭茫、（14）卓克基、（15）松岗、（16）丹巴、（17)斯甲、（18）大金。

现“阿霸州”内的遗址，认为是当地被吐蕃军所摧毁的唐军之城堡。地下出土的砖瓦、青铜等据说有唐朝汉文。还有龙日城堡遗址，和龙日豁口以南的河流及文布河与赛尔塘之河流相汇处的“格妥加卡尔”（土坎上的汉城--译注）等地都是当时所留下的古城遗址。

阿霸为麻若六支的一支，俗称：“阿郭巴拉贾莫为（阿霸别称）玛尔之队”。对麻若六支的每一地名尚未有明确的解释，可能还有许多任意命名之地名。但一般认为该地形似鼓，藏语称鼓为“阿”而逐渐形成了阿霸的名号。

现壤塘之居民，其姓氏主要有“董”、“哲”、“扎”等，据说其祖先是吐蕃三法王时期派来守卫边疆之将士。有些则是後来迁移来的。吐蕃分裂後，有一时期，安多分别有宗喀国王（角斯罗）、格萨尔王、以及果洛各部所统治。至於果洛之族民，昔中国唐朝向西部扩张时，未抵达果洛。原生活在该地的部落分为三部：麻容地区为上部，“扎”氏之年则为部落首领。中部有“扎”氏首领卡尔赖。下部有一叫哇赖的首领和其臣民。当时从巴尔喀木南部来了一“哲”氏的首领，他的後代有很多都居住在格阔沟。後来一名叫朱拉嘉者，得子安奔，以多若上部之玛磨西多为牧点定居。其势力逐渐强大后，杀年则部落首领伦青奔，“年”、“喀”、“萨”三部逐降。安奔部於是迁徒至鄂陵湖沿岸。安奔有三子，长子奔嘉、次子奔格、幼子奔雅，其三子的後裔即果洛三部；然多以上均属於其管辖之内。有谚语比喻“果洛安奔犹如大海汇聚，其部落似那海边之峰”。安奔之幼子娶年则之女儿为妻，得子帕塔；统治著麻若六支。帕塔有四子，分道若之土地和人民予长子道杰奔；分杰欧予次子班玛奔；分麻若之土地和人民予幼子班玛雅；将所有阿霸和色库的赋税及玉合宗库之土地等则作为共同所有。

道杰奔有二子奔秀嘉和旺青奔，前者生二子，长子阿俊在位时极为强盛，贡玛、康干、康萨、墨鸟仓、德昂桥章巴、德昂然喀达等部的部落首领均为其後裔。麻若孜达以下和麻若木达以上各部落首领则是阿俊之弟坚参的後裔。旺青奔之後裔繁众，麦颡等为其後裔。至今将班玛奔、旺青奔、阿俊三部称之为“果洛”三部。在西藏四大姓氏中果洛属“东”氏，对此也称“阿甲哲”。

处於玛库布翟多等地的上下华秀属“董”氏。“三大山归於董，董人帽高正于此”之说法。表示其权势显赫与富贵。果洛三部的主要首领为“阿甲哲”氏，此外还有“阿波董”氏的十八遗族和十八查族，以及“扎”氏等。

上述则是各首领之姓氏，众百姓之姓氏尚有许多。果洛上部据说唐军从未攻克过，此地定居著吐蕃土著居民。发生霍岭之战时，姓氏“白董”的一部落迁来此地，逐遍布各地。据说，此地还留居著不少吐蕃军的後裔。

定居在多康的华秀、拉秀、夏秀等为“董”氏十八遗族中的华秀。华青嘉之後代中，有一叫华秀·普巴塔者，又称董·木钠。他有三子，名格乐、格则、格平。格乐与格则之後裔为奔嘉雅和乔科等。格平之後裔中有一叫华秀·皖雯者，为更钦喇嘛（指第一世嘉样活佛）之父。格平之另一支系来到价热嘉曲，其後代在蒙古和安多等地繁衍，阿芒等部即是。其後代中有一部分据南部玉库、藏库、格库等地，称格平玉藏格三部。留居色多和呢多等旧地的格平旧部和扎廓玛二部则称格平多萨仓，至今巴尔喀木多有许多格平之子孙後代。

称格则的後代为“格则玛洛唐”，此外普巴塔以前源于青海，于“水兔之乱”中北逃到理塘附近的甬日麻和德雄麻等部的首领。另外还有叫华秀·崇塔麻者。

据《安多政教史》称：格洛之幼子莞夏，其后裔为色塔各部的首领，由此过几代后有名叫乔科者，其後代为“木塔”和“科塔”部之首领。即今的华秀乔科。

热贡色莫郡，据说是在八思巴时代，卫藏有一个精医通密宗的瑜珈师，其生于念青唐拉之侧的当库隆务之地。众生怙主八思巴向他预示道：“你到安多去，在形似金刚之山腰，你的後代将会主持教法”。（瑜珈师）逐来到安多，人们称他为“容沁拉杰章那巴”，他有三子。其幼子才让奔之子为容沁多德奔。容沁多德奔有九子，其中三个大儿子出家为僧，老大容波三木旦投师曲杰董仁巴的门下，聆听许多深奥之教法，修建了十八座大小寺庙，在贡库之地创建了隆务寺。次子扎巴坚参，三子洛哲僧格见识多广，严守戒律且精通五明，在隆务寺修建经堂和佛殿等，将热贡上下（部）全部归纳为其治理范围。其後代中陆续产生了许多在宗教和世俗事务各方面广有成就者。如：曲巴仁波齐罗桑丹贝坚参，朱布旺·噶丹嘉措等。多德奔的三个儿子分别为三囊索（在边境巡逻和守望之人），三个小儿子为普通的持家之子，另外还有一个女儿。九个儿子中，最小的儿子旺青嘉因乱伦，其後代从此称为麦秀三族。“伦曲”据说为“伦嵌”（即大臣）丹巴南卡伦之後裔。总官囊索之多德奔有十二大臣，统辖著平房万户，黑帐篷万户，以及源自藏拉多迁来的画匠众部等。内部又将其划分为十二部；即：隆伦索三部、色嘉霍尔三部、坚热加三部、赠癸林三部等。

近几年，在所谓海西州的柴达木盆地东南边缘的都兰温泉地区，发掘一处公元七世纪时的吐蕃墓葬群。其中一座大墓葬深11米，东西长55米，南北宽37米。1983年，一考古队从该地区挖掘出许多文物。其中，包括皮靴、核桃、木碗、织机构件、金饰品、陶罐、木碟、木制鸟畜、有古吐蕃文字的木片、彩绘木片和木梳等；另外，还有出土的丝绸织品。由於土质乾燥，据说所出土的丝绸上绘有唐朝流行的“连珠对鸟”、“连珠对马”等图案。另外还有具吐蕃特色的花卉和叙棂花格等。还有极为珍贵的佛像和人兽等图案。这些文物中，包括有衣物、刀鞘、马鞍上的装饰品等，经部分当代吐蕃学者认择所出土的古吐蕃文木牍后，认为墓主人属吐蕃贵族。上述可以证明，早在公元七世纪，这些地方确定无疑是属吐蕃的领土。

第六章历史变迁

公元七世纪，吐蕃民族最杰出的领袖松赞干布统一了整个吐蕃。从此以後辽阔的多麦地区成为由历代赞普所统治的吐蕃之一部分；在法王赤松德赞和赤热巴坚时代，吐蕃与中国连年交战不休。位於现今的所谓“阿坝藏族自治州”的松曲（岷江）上游流域的汶川、嘉卡扎西林（扎谷脑）、查廓等地即为当时的主要战场。在当地也有许多战争的传说。还有许多当时以土石为材料夯打而成的古城堡废墟。在青海一带也有许多有关战争的记载和历史故事。

从阿霸地区的刷经寺往下走几公里，翻越一个叫波噶尔的山（鹧鸪山），有个叫库松曲的河。其上游有一村名叫库松（现称阔仲）。因当地人是古时吐蕃政府留守定居此地的军人之後裔。故称其村为“库松”。（库松有守土之意----译注）由库松顺流至中游，有村叫嘉卡扎西林（意为胜利吉祥之地），据说在古时藏汉冲突中，有次吐蕃军大获全胜，其庆祝之地逐称“嘉卡扎西林”。吐蕃分裂后该地为嘉绒十八国之一的首府，因方言及翻译不准，中国人将“扎西林”译成“扎谷脑”。

库松河与松曲（岷江）汇流之处的维州，及下游的汶川、灌县等地，在蕃唐会战中被蕃军攻克，并有索南贡将军的边防军官驻守此地。吐蕃分裂后，成为嘉绒十八国之一的多林王（瓦寺）之地。

由刷经寺翻越雅夏拉山，即为绰曲（怒江）流域之龙拉一带，该地居民属松赞干布时代来自“卫”地的守戍军人之後裔。

灌县、汶川等地自古即为吐蕃人生息繁衍之地。唐朝强盛时，唐军驱当地吐蕃人并建立军事据点和许多殖民村庄。吐蕃王松赞干布时，吐蕃强盛，派几十万吐蕃军摧毁了唐朝戍边的全部村镇，并让几十万吐蕃军囤居该地。

另所谓青海或已往为雅尔莫塘与宗喀之地，正如拉萨布达拉宫前的石碑所载，有一段时间被中国所占，但到赞普赤松德赞时又被收复。该碑南面第32--34行碑文称“……属中国的所辖之雅尔莫塘，……与宗喀地区”。又碑南第44--46行中“摧毁并收复为中国所辖之许多城堡和地区”。从以上记载表明，这些地名当时便已存在。

至於雅尔莫塘和宗喀德康是指两个地区，则众说纷纭。对此，，除上述碑文，《王部传记》中的《鬼神篇》中，在交待青海所处位置时称：吐蕃之大湖赤雪嘉莫（青海湖之古名）位於康之雅尔莫塘。以上是多麦地名被早期所记录的一部分。时代较晚的《安多政教史》在谈到三康（或称三岗---译注）时指出：三康分别为多康之玛康、多麦之雅尔莫塘、宗喀之青塘。在此雅尔莫塘和宗喀分别指两个地区。但该书在谈到宗喀之北部时则称：宗拉仁莫山之南北地区称为康之雅尔莫塘或多麦之哲卫香（幻化城），其中心为宗喀巴大师诞生之地塔尔寺。如此，雅尔莫塘和宗喀又被说成同一个地区。总之难下定论。

总之，从日月山脚流向下方的湟水，其流域南北均属宗喀德康。日月山位於青海湖为中心的雅尔莫塘东部。同时，也应是宗喀德康与雅尔莫塘之分界点。以日月山以南的宝色山，西至当雄，北到祁连山，其间的大片土地，公元八世纪便以称之为“雅尔莫塘”，此说较为妥当。

有关青海的宗喀和雅尔莫塘，以及所谓的阿霸藏族自治州所属松曲（岷江）之名称，不仅在公元八世纪时便已存在；而且，还作为西藏的领土在这些地方吐蕃赞普征税的记载。
1990年法国版敦煌文书《CHO I X DE DECOMENTS TIBETAINS》第391页记载：“ MDO SMD OGYI DGUN VDUN RGYOD DU BSDUS NAS MDO SMD GYI MKHOS CHEN BO BGYIS BR LO GCHIG＂（译文：多麦之冬季大会於“角”之地召开，处理多麦需解决之事）一般而言 VDUN MA有协商或会议的意思，此处应是指冬季的大会或征税。又第377载“BTSN PALAS SOGS PHAS BSDUS DE GENG SHIR DR MA DRNGS SDE KENG SHI THAB RGY RJE BROS DEUUJUR DRA MA DRNGS DE·DGUN VDUN ZNG RGYL ZHINGS BLON OHEN BO KHRI GZHIGS GNYIS GYIS VBU SHING KUN DU DR MA DRNGS DE SLR VKHORD BRAR LO GCHIG＂（译文：赞巴等挥兵京师，陷京师，皇逃之，契尔等挥兵登州，冬季会盟。尚·嘉色和伦青·赤色挥兵讨伐洮州而回，是为一年）
第377：“BLON CHEN BO KHRI VBRING GYIS SONG KA CHE CHONG DU DRNG SDU RGYNI DMG BON CHEN BO THUG BU SHI BZHUNG”（译文：伦青·赤真挥兵大小宗喀，抓获汉军大帅图布侍「音译」）
又第 378：“SER ZA NA BZUGS SHING ZHONG CHU DNG THEVU CHUR DRNGS DI YUM KHRI MA LOD STOD GYI MONG NA BZUGS SHING”（译文：驻色夏，挥师松曲，（岷江上游)太后赤玛罗安居西藏上部名为“闷”之地 ) 由此可知，这些地方都是公元七八世纪蕃汉发生战争的重要战场。

吐蕃分裂后的公元十一世纪，蕃汉文史资料都有记载，多麦之大部分为宗喀国所统治的事实。据《红史》载：赤德之後裔为宗喀国国王，坚俄冬青等为多麦王系。《藏汉史集》宜有类似的记载。该王系的传承为，《图官·曲吉尼玛传》中称：法王赤松德赞之幼子萨纳拉江云，其子朗达玛，其子南德吾松，其子君王白阔赞，其子赤·扎西孜霸，其子吾德有四子。二子赤德率众多部民至多麦，占青海湖滨，该法王之後裔任万户之长，扎囊赞为其大臣。

《安多政教史》记载：赤·扎西孜霸之子吾德生四子，次子赤德到多康地区，以青海为根据地。任万户之长，统辖宗喀十八大地区等多麦绝大部分地区。有後代坚俄冬青等。该书还称该万户首领的後裔广布华锐（天祝）一带，至今仍保留有“潘”语方言，如称KNRI为KHYI等。

在中文书籍中，该王被称为“角厮罗”，想是KGYSRS（嘉斯----意即王子）之翻译不准确所致。又称该王子（法王之後裔）所建之国为角斯罗国或吐蕃国。据《资治通鉴》载：（角斯罗）是一叫李遵的人从磨榆国迎请而来，统治多康下部即整个安多，他出生於公元997年，卒於公元1065年。

角斯罗有三子，长子叫董丹，次子叫莽丹嘉，幼子叫夏丹，起初以移公城（原属安多拉布楞境内，现划为循化辖区）为都。公元1006年，李遵迎角斯罗至宗喀堡（今西宁附近----译注），并拥为国王，自任大臣，献自己的次女为后。后因君臣不和，角斯罗有被一叫温逋斯者迎请到邈州，温逋斯藏语应是“DBONSRS”音译不准之故。公元1032年，温逋斯助角斯罗灭李遵，并代为大臣。时为角斯罗年近四十，政权基础亦囚禁了角斯罗，因狱卒倾向角斯罗而其得以释。角斯罗聚集自己的部众，杀温逋斯，平息了叛乱。

公元1034年，藏历第一饶迥木狗年迁都青塘（今西宁），由此他和他的後代统治多麦达近百年，根据中文史藉的各种记载，以下藏学家认为其辖区包括中文史籍中的鄯州、河州、夏州、汶州、松州、伊州、积石（以上均为音译）等地。全境东临庆州（今甘肃天水），西南跨卓尼、松潘。西越青海湖。北接西夏。具体讲，几乎囊括了整个安多地区。

另据《宋史》卷251第492页《外国篇》第八载：“由宗喀城之东南到永宁（音译）之地界915里，东北到西凉（敦煌）地界为500里，西北到甘州地界为500里，东北兰州为300里，南到河州（今临夏）415里……”，亦此不难发现当时该国之疆域广阔。

又中国人周肯天（音译）所著历史书籍中称：“位於甘青地区的藏族，主要居住在鄯州（今青海乐都）、凉州（今甘肃武威），大部千余户，小部百余户，各自为长，互不统属。那时藏族的情境比以前更为衰败。该地之部族系吐蕃时代守戍边疆军人之後裔。

西夏南进，华锐六谷部（今天祝）之藏军与西夏交战中失败。因此，连宋（中国）以抗击西夏之重任便落到角斯罗身上，角斯罗与西夏不断发生战争，宋为了利用角斯罗之势力牵制西夏，对角斯罗又是赠名号，又是赠送大量财物。因此，角斯罗势力渐壮，与西夏之战愈演愈烈。后宋任宗与西夏媾和，角斯罗与宋之关系逐渐疏远。角斯罗与诸王子不和，内外交困，势力渐衰。公元1065年，藏历第一个饶迥的木蛇年，西夏军兵临邈州城下，掠角斯罗属民五百户，年冬，角斯罗去世，终年六十七岁。

角斯罗去世后，其三子各据一地。幼子夏丹据青塘，继父位。夏丹联宋攻西夏。公元1081年，夏丹集兵十二万进攻西夏，宋大喜而给予尊号和财物等。夏丹於给予1087年，藏历第二饶迥水土年去世。

角斯罗王国的臣民主要是吐蕃人，同时亦包括部分回鹘和汉等民族。总人口约一百万左右，在一些汉文书籍中，称角斯罗王国兵强民众，认为是松赞干布以来建立在吐蕃东部的最强大的政权。角斯罗的皇城，正前方有城门（正门）。王宫在最里面，其卫兵之居室朝南，位於西边门。由中门往北为迎宾门，顺迎宾门往北，东西两边住著角斯罗的后妃或家人的居室。迎宾门往北还有还有议政大听，其脊和梁柱等均绘有彩图，厅内有高十余尺之宝座，宝座四周有绿砖矮墙，其臣民须在墙外奏事，大厅内还有达九十余尺之佛像，饰有宝石和孔雀尾之华盖，其前方有诸大臣理公务之大厅。

西藏著名的历史学家夏格巴先生在其所著《西藏政教史》中载：因吐蕃处於分裂时期，各大喇嘛，地方豪酋和官员们在各自的小块领土上“各行其政”，有时相互间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冲突，除此而外，吐蕃没有整体意义上，统一联合的国防力量，各个地区，自保家园。当此之时，藏历第三饶迥的铁猴年（约公元1200年左右）。蒙古成吉思汗的军事势力到达吐蕃东北、西北部的边疆地区。各地的部落，寺院和豪酋为了暂时应付，开始到蒙古去朝见或献贺见礼。逐渐地，仅仅靠输送称其为“达诺”---VDBNOR的圣物（如：佛像、佛经、佛塔等一切供神器具）来维系和平或避免蒙军蹂躏。此间，萨迦王与成吉思汗之王系建立了施者与被施者的关系。因此，被称为三区的整个吐蕃由萨迦世系独立统治的历史。在藏、蒙以及国外的许多史籍中都有其记载。

上述所谓吐蕃的东北边疆是指多麦的宗喀地区，当时虽然有一段时间成吉思汗的大军曾占领多麦的许多地方。但不久（如：《西藏政教史》所述）各地之喇嘛或官员及地方豪酋们又能自行其政地据有各自的土地。

公元1253年，藏历第四个饶迥的水牛年，忽比烈继现今的宁夏、甘肃之王。当时，萨迦之众生怙主八思巴.洛哲坚参，年方十九，被忽比烈迎请到蒙古，尊为上师，并请求上师运转密宗金岗大乘之**；因此八思巴通过憭拻裕固族学者的翻译，给汗王、王妃为首的包括二十五位大臣先後三次授予深奥密法“喜金刚之灌顶”。由此，蒙古国（藏语称：霍尔）开始有了密宗金刚之灌顶。在其第二次灌顶时，又献古印度阿阎王世的海螺和如来之舍利，以及吐蕃三区；第三次灌顶时，贡献了所谓的“人柒”（人柒的意思是：据说蒙古占领中国后，为防止中国人反叛，每年将壮丁驱入水柒中淹死，忽比烈按八思巴要求答应放弃这项野蛮政策作为灌顶之贡献。藏语称之为贡献“人柒”---译注）被封为帝师。

从此，吐蕃停止向蒙古交纳被称为“VDBNOR”的圣物，改由萨迦巴在全吐蕃征收赋税，萨迦政府按蒙古习俗计算“霍妒”并在（卫藏地区）任命了十三个万户长，其它地区则根据实际需要任命了僧官、长官、头人以及守戍边疆的军官等（作为统治机构）实施统治，据1985年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概况》记载：公元1257年，蒙古兵分三路进攻南宋，土默特部的军队来到今“甘南”玛曲、阿霸、若尔盖、河南蒙旗；并在上述各地建立了驿站和马场。保证其后方、军事、交通等安全。以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这里定居下来，成为最早进入河南地区的蒙古族居民。

藏历第十个饶迥的土虎年（公元1578年）应蒙古俺答汗之邀，第三世达赖喇嘛来到北方，得到蒙古王族及几千骑士分三批的热烈迎接，在青海湖滨与俺答汗及其几万部众相会。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在青海湖滨与俺答汗会面时，在几万部众中间，由固实扎西当翻译。洪太吉发表讲话指出：如日月之福因与施主开创的佛法之路。化血海为奶乳，恩德甚大。以前蒙古死人，根据贵贱以妻妾、奴仆、牛马等作为殉葬品。以後当思考并决心抛此陋习，以作为对上师和僧侣之供养，断不再害人。由此今将以往所谓“吾果”的祭牲仪式放弃。将每年即要害命以供祭之亡人偶像予以焚毁，违之毁家，代之于六臂护法之像，并以三乳品（酪、乳和酥油）供之。在“那冬杰松日”（指藏历每月十五、三十、初八三日被认为是吉祥日，宣祭日）要持斋戒，不抢掠汉族人民等犹如卫藏一般等等。在福田与施主相会之地进行净地仪式，并于“恰查大乘**寺”中由众多汉的工匠建造之後殿内塑三世诸佛像，和宗喀巴大帅及第三世达赖喇嘛像，以及俺答汗之塑像，其左右和前方则建有大威德和观世音之佛堂。每间佛堂有十六根柱子之见方。佛主（指达赖喇嘛）令俺答汗为该国制定了政教两方面法规，并授予喜金刚灌顶；俺答汗赠上师为“达赖喇嘛”等尊号，由此该佛主之活佛承传被称呼为达赖喇嘛，而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藏历第十一个饶迥的水马年（公元1642年），厄鲁特汗王固实汗丹增嘉波攻占整个吐蕃拉萨后，将东起打简炉（今康定），西至拉达克之土地、人民等全数奉献给第五世达赖喇嘛。同时，也将汗王本人和其部臣民全部作为“无遮胜施”（门不加闩的布施，指不间断地无所吝惜的广大布施）。藏历第十一饶迥的土虎年（公元1638年），固实汗在新疆之部署逐渐移至青海湖滨。开始，五世达赖喇嘛任命固实汗之子扎西巴特尔为青海地区之大总管，他於木马年去世，随後又任命丹增汗王为总管；吉囊为右冀之长，统管整个多麦地区。

五世达赖喇嘛自统治整个吐蕃以来，（外交方面）秉承吐蕃法王时代“汉乐汉土，蕃乐蕃土”之传说，蕃汉间平静相安。（内政方面）派遣专员前往长江以东之打简炉（今康定）、嘉绒（今阿霸州的一部分）、嘉塘（今划并云南迪庆）、巴塘、理塘、邓柯（以上均并入四川之甘孜州）、囊谦（划入青海）和打简炉以西的多麦地区进行田户调查，规定每年交纳赋税等，其立册适表的册子多达五十六本。

藏历第十二个饶迥的铁鼠年（公元1720年），以湖滨各王为主的安多和蒙古、满清军迎请第七世达赖喇嘛到西藏中部（指拉萨）登基时，在典礼上，因满清官员排列前座，青海湖滨各王列与后座而引起湖滨各王的不满，加上没有像第五世达赖喇嘛时一样予固实汗之子孙“国王”之名号，而任命康济鼎为“第司”，以及达孜哇被杀时，为其多方请求而未果。诸多因素，使他们对满清产生了极大的愤慨，逐集于五世达赖喇嘛之金塔前发誓要在回乡后与满清决一死战。返乡后他们便于藏历第十二个饶迥水土年（公元1723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与满清为敌的战争，多麦称之为“水土大抗暴”或“青海大抗暴”。因此，据夏格巴在《西藏政教史》中载：藏历木龙年（公元1724年），满清雍正年间，驻拉萨之“谙班”（即钦差大臣）及军队全部撤出了拉萨。

此次反对满清势力的主要领导人是青海厄鲁特之王族，亲王罗桑丹增等人，因满清军官岳锺琪，年艮尧率领无数满清军队前来，不但青海各地由於寡不众敌而战败。而且贡隆寺、色尼寺、赞普寺、曲桑寺等多麦宗喀之地方的绝大部分寺院被满军焚毁或抢掠一空。

七世达赖喇嘛曾求灌顶、传承教导的上师曲桑活佛洛桑·丹巴嘉措等七百余僧侣和几万民众被害，上千个部落和村庄被毁。从此，多麦及康之东部有满清势力渗入。因此，公元1913年10月，英藏中三国的全权代表在西姆拉平等进行协商时，英国代表麦克玛洪依照蒙古内外之例，分西藏为内外。所谓外是指西藏中西部，内为中国所接壤的安多与康之一部分地区，即西藏的东北部。提出承认“外藏”，完全享有自行其政的权利；内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由中国统治，但三方代表均未签字，没能视为法律依据。

事实上，到1949年中共入侵为止，多麦地区在各部首领喇嘛统治下，独立决定各自事务。

自“青海大抗暴”之后，满清开始加紧对青海附近的藏蒙人民的统治。据《青海省情》等记载：1725年满清政府为了管理青海之扎萨克和果洛、玉树等部落，在青海西宁设立“青海蒙藏事务大臣”15，1728年设立的所谓“驻藏大臣”还要早三年。从此开始，在中文史料中，虽宣称整个多麦处於满清统治下。事实上，除位於藏汉交界处的少数地区外，其它地区仍处在喇嘛和各首领自行其政之状态。当然，由於多麦所处的地理原因，使其成为汉人为主的其它民族侵扰的地方。尤其是西藏结束了赞普时代那样对外拥有强大武力可以抵御侵略、对内可以管制所属土地百姓的中央政府，从而不管是从血缘或其地域关系，无疑为西藏一部分的美丽富饶的多麦地区，逐渐成为中国或其它民族侵略、杀掠的对象。除此而外，绝对没有一个多麦人民不愿成为西藏中央政府的臣民而倾向中国。勇敢、智慧的多麦人民虽然没有统一的政府；但他们各自为阵，奋起保卫自己的家园，在几百年内，从未有过向武装侵略者低过头。不管是满清政府时代，还是国民党或共产党时代，从未停止过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也正因为如此，早已计划要成立的所谓“青海省”到1929年方才能够成立。

1929年元月成立了所谓的“青海省”。任命孙连中为主席，不久为马麟所取代，马麟死后由其弟马连继任，后被其侄马步芳排挤，到1936年马步芳取代马连成为青海省主席。

同样，拉卜楞地区（今所谓甘南州），在满清的记载中，列为循化厅的所辖区域，而事实上，仍有各部喇嘛或头人自行管理其政。尤其是第十二个饶迥土牛年（公元1709年）。更钦嘉木样协巴创建拉卜楞寺以来，以八部落为首的各部相继成为该寺之施主。并将各部的土地、人民、统治权全部奉献给历辈嘉木样活佛。由此，历辈嘉木样活佛已成为黄河以南许多万户政教合一的领袖。特别是更钦·嘉木样二世（公元1728年--1791年）时代开始，嘉木样的活佛传承系统，成为包括拉卜楞各属寺在内的唯一的政教领袖。当时，这个地区除藏人外，异族人口极少，即除了在拉卜楞寺周围经商的部分回民和中国人而外，其余均系西藏居民。这些汉回商人也是经该寺主管部门获准后才可以来此经商。但每月要缴纳税款；同时，除男人外，不准其妻儿老少等随同定居。另外，其人数亦有限制，约为八百人，当地有“八百汉人”之说法。当时每月现代运输工具，一切货物都需骡马驮运；而任何骡马和人都“驮”为单位向寺院大总管缴纳税款。税款数目各个时期都有所不同，骡马征税五十个铜板，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49年中共入侵时为止。不仅如此，当地升、斗等量器标准亦须经拉卜楞寺大会之总管决定。每三年，新旧总管衔按交任时，旧的“升”、“斗”都要收回，代之于新任总管所规定“斗”和“升”大小，私人不得私自制定升、斗等量器，无大会总管之印的升、斗不得在其社会上使用。每年的祈愿大法会期间，派拉卜楞寺的八名骑士，各商店推定八名，共僧俗十六人担任大法会的巡逻和保卫工作。到1949年为止，在当地没有一个中国警察。据老人们讲，约1940年左右，由医学院的僧人嘎桑嘉措任大法会的知事僧时，每个饼子的价格约定成为两个铜板，但因有的饼子很小而曾受到知事僧的惩罚云云。

如此，历辈嘉木样活佛是拉卜楞寺及其所属寺院、部落、以及臣民的最高领袖。其下属有拉卜楞寺总管和红黑会议的机构，在红黑会议下属有铁棒喇嘛，法会颂经僧、法会总管二名和各管理员、大会之六长官。

卓尼、迭部和舟曲（白龙江）的许多地区归属于卓尼王，卓尼王是赞普赤热之臣，聂赤赞普之後裔噶·益希达杰到多麦收税时，定居当地，并生有五子；其中长子蒋特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其後代从未间断。木铁·玛索贡保于公元1721年，藏历第十二个饶迥铁牛年开始刻印《甘珠尔》，於藏历水龙年，即公元1772年圆满完成。如此等等，该王系对佛教事业贡献巨大。

阿霸地区很大一部分土地为麦颡王系的统治区，查瓦三部为梭磨、卓克基、松岗等诸王相继统治，嘉莫绒的广大地方则有嘉绒十八部落各首领统辖。

隆务河流域的广大农牧区则是历辈夏尔·噶丹嘉措和历代隆务囊索的属民。另外尖扎、贵德、青海湖周围、果洛三部落等，均自行处理各自事务。後来中共实际上也承认了上述事实。例如：五十年代初期为多麦地区官员的隆务夏尔·噶丹嘉措、阿若仁波切、格西·希饶嘉措、阿霸麦颡王、拉卜楞寺的阿巴阿洛（即第五世嘉木样活佛的兄长洛桑才旺）、佐尔盖酋长贡保先、青海蒙古王贡保南杰、查阔土官阿若·多杰华桑、隆务囊索扎西南杰、霍尔土官白嘉、果洛康干土官旺青拉嘉、康萨土官班钦嘉、嘉吾土官多杰、昂拉土官旺青加、刚察土官格洛、西仓土官华角等西藏的喇嘛土官；中共出於欺骗和利诱之目的，分别给予县长到副省长等各种职务和名称。公元1958年后，又以“叛乱头子”、“封建领主”等罪名，使他们中的有些人死於战场；有些被捕后枪决；还有一些则几十年地投入监狱。久经暴虐，总之几乎无一幸免。

如：格西·希饶嘉措：先被任命为“青海省副省长”，后以“分裂主义分子”和“反革命”之罪名，在无休止的斗争和暴虐中致死。隆务夏尔·噶丹嘉措：先为“黄南藏族自治州”州长，到1958年被捕后，经受二十余年难于叙述的虐待，於1978年圆寂於劳改营。

贡塘·仁波切：先被任命为所谓“甘肃省佛协”副会长。1958年被捕后在劳改营度过了二十一个春秋。

阿霸麦颡王·华尔贡臣烈热布旦：开始为“阿霸藏族自治州”首脑、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享受十三级高级干部待遇。他生前一直对自己的民族和人民寄予无限的期望和对自己民族抱有很大的信心。但在“文革”中的形势逼迫下绝望而不得不舍去自己宝贵的生命（见第二部第七章有详述）。

阿巴阿洛·洛桑才旺开始为“甘南藏族自治州”之首脑，甘肃省副省长，但其后的遭遇在第二部分第七章有详述。

青海河南蒙古王贡保南杰（阿巴阿洛之子）：先任青海省畜牧厅厅长，1958年在无可奈何之下，有意骑摩托车撞击卡车而自尽。据说，他是一个反对中共的一秘密组织的领导，后被中共察觉，为了不连累他人而不得不如此。对此，至今仍未找到确凿的证据。

王贡保南杰的夫人，为蒙古汗固实汗的直系後裔扎西次仁，原任“黄南藏族自治州”州长，并任“河南蒙古自治县”县长，於1966年因不堪凌辱而自尽。

转注：安多即北宋时的宗喀国，创建者唃厮啰（997年－1065年），公元1008年即其12岁为王，执政50年，于公元1065年病逝，享年69岁。同时期的德格的格萨尔王，出生于公元1038年，逝于是1119年，享年81岁。

本文转自扎益活佛丹增华白尔著《我故乡的悲惨史》
http://blog.voc.com.cn/blog.php?do=showone&type=blog&itemid=331220
题目是转者加的，原文作了改动

转自：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2&post=1221583   （顺序略有变动）

对马戎之类的一点建议

研究第二代民族政策也好，第三代也好，最终的目的是让各族百姓和睦地生活在中国的大地上。那么要达到这个目的，研究者应该从如何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宗教、生活习惯、起居方式等等为基础去研究，不能以怎样才能使各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变成与汉民族一样为目标。

马戎之类的研究目标就是想尽快把少数民族同化，从而避免一些矛盾。什么混居杂居，什么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疆域内等等，这些都是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一点都不尊重的表现，也是根本不顾近些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那些因杂居而产生的问题的表现。比如明明是人家纯净的转经路，杂居后出现发廊、酒吧、妓院等，明明是人家崇敬的布达拉宫，杂居后，在布达拉宫下边卖活禽、活鱼并且宰杀，根本不尊重人家的宗教、习俗等，这就引起了矛盾，如果不是杂居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

你看国外的唐人街，多有特色，虽然这里有不少问题，可人家不是用杂居来治理这些，世界这么大，人这么多，哪有没有问题的？！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会有问题，但这些问题应该用法去治理，而不应用杂居之类的东西防范。如果少数民族得到充分的平等、公正、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等得到真正的保护，谁会去找事？

马戎之类的应该研究国外的唐人街，为什么人家能有特色地不杂居地存在下去？另外，马戎之类的也应该拓宽思路，改变过去那种疑神疑鬼的思维方式。少数民族居住在一起，别马上怀疑他们是否搞分裂？是否不和我们同一条心？

当然，少数民族也不是没毛病，经济落后、进取心差、不大会把自己的周围砍光挖尽。那么，这些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改变是不可能的。在短时间内像汉族一样说普通话、一切向钱看、扔掉宗教信仰等是做不到的，强迫做也是不应该的。如果绞尽脑汁研究这样的政策，那离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就越来越远了。

其实，马戎之类的应该想象一下，一两个少数民族到你马戎家住一段时间，他们时不时地就喝酒唱歌跳舞，时不时地就找来不少老乡，通宵叽里呱啦说马戎听不懂的话，让你睡不着，你马戎想不想把他们赶走？别说进你家了，在你左邻右舍搬来了几个少数民族，他们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大声念经，晚上通宵唱歌喝酒，他们不仅自己这样，还鼓动你马戎念经、唱歌喝酒等，你马戎愿意这种杂居吗？

所以，研究少数民族政策，一定要多考虑各民族怎样才能感到幸福、怎样才能和睦相处，不能以怎样尽快同化为目标。你看国外的大城市，不同民族居住的区域，既有特色，又有共性。外人看来，觉得这里文化多元、习惯各异，包容、平等、尊重等等普世价值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他们出现问题时，用法、用情、用共同幸福为目标去解决，而不是想尽办法给你弄千篇一律来解决，马戎们为什么不从这些地方取取经呢？如果五十六个民族都一统的思维、一统的服饰、一统的语言、一统的行动，反正对不对都做一样的事，马戎们不觉得讨厌吗？马戎们不觉得，但我想世界各地的人会讨厌的。

转自我的博客留言：http://zhu-ruiblog.blogspot.ca/2012/08/blog-post_8.html

（此文转载时略有改动，作者为匿名。）

普琼：电话里的藏人 (短篇小说)

众所周知，一到星期天，我从早上醒来就开始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踏踏实实地给西藏的朋友们打电话。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孤独感也在与他们的通话中烟消云散。当然，我的第一个电话打给在拉萨的朋友顿珠，每次跟顿珠通话，我就知道在拉萨发生了什么，在拉萨的朋友们在干什么。顿珠交际广泛，又喜欢张扬，一件事从他嘴里说出来，那真是有声有色。

电话铃响了好几声还没人接，我一看表，正好是西藏的晚上六点左右，这时顿珠决不会在家，他喜欢打麻将，说不准在哪个朋友家里打麻将。于是我拨了他的手机。手机响了几声后，还没等顿珠说话，先灌进我耳里的是哗哗的搓麻将的声音，还夹杂着一些断断续续的说话声。

“喂，哪位？”顿珠终于说话了。

“是我，才杰局长。”听到顿珠那熟悉的声音，我就想跟他开个玩笑。

“哪位？别开玩笑了。”顿珠听出是玩笑，严肃地说道。

我继续让他猜是谁，这时顿珠有些急了，说道：“别开玩笑了，快说，哪位？什么事？”接着又从话筒里重重地扔过来两个字：“八筒”。

我知道他在忙着打麻将，就没继续开玩笑，正儿八经地问道：“喂，顿珠，你是不是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问到这儿，顿珠立刻听出我的声音，轻声问到：“呦，是普琼吧？”

“对，远方的朋友。”

“我们正忙着垒长城呢，哈 …… ，怎么样，一切都好吧？”他的声音变小了。

“我挺好，你们怎么样？”我等了半天他也没回答，却从话筒中传来一些零零碎碎的声音：“不是不是，这不是我扔的”，“他摸过了”，“不是，是四筒”……

“哦，普琼，你一来电话，我们这儿全乱了，哈……”顿珠的声音又变大了。

我突然想起另两个朋友旦增和多杰，心想，说不定他们也在那里，于是问：“顿珠，旦增和多杰他们也挺好的吧？”

“都好，都好，旦增在我身边呢。”

“旦增接电话也不方便吧？”估计他们都怕输钱。

电话里又是一些窸窸窣窣的说话声，过了一会儿，顿珠大声说道：“普琼，旦增也没什么事，都忙着呢。”我听了真有点寒心，这么远的一个朋友的电话还没有桌上的麻将吸引人。可有什么办法，这就是现实。

我手中的话筒依然贴在耳朵上，不愿意把它放下来，我希望顿珠再说点什么。很快，顿珠的声音果真传过来了：“哎？好像断了。没声音了。普琼？普琼？”

“哎，说吧。”我像是被顿珠从梦中叫醒一样，等着他说点什么。

“那就这样，多保重。对不起，普琼。今天不多说了，再见了。”顿珠敷衍地说了这么几句后再没声音了。可我依然拿着话筒贴在耳朵上，真希望顿珠能再说几句话。这时话筒里又传来了顿珠的声音：“哎，又是海外电话，说不准明天就有人找我。”显然这话不是跟我说的，应该是和他的麻友说的，我想。

“走，走，别扯这些事了。看好啊。八条。”

“央吉，再给周老板打个电话，让他再送一箱啤酒来。”

“哎。”一阵脚步声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顿珠，你身边的手机还没合上呢。”

顿珠的手机一关，话筒里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了。我放下电话，一下子倒在沙发上，心里琢磨着刚刚听到的那句话，又想起了许多我们曾经在西藏时的生活片段。

.我、顿珠、丹增、多杰、还有边琼，我们都是从小在喜孜年楚河边一起长大的。高中毕业后，我们一起上山下乡，在喜孜东边的曲夏村幸福公社共同生活了两年。后来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我去了辽宁读师专，顿珠考上了咸阳民院，丹增回城在喜孜教育局工作，多杰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边琼却顶替父亲在建工队当了一名工人。几年后，我们有的分配到拉萨，有的调转到拉萨，总之，大家又在拉萨这个我们藏人都向往的圣城聚会了。过了不久，我出国留学了，顿珠成了一名秘书，丹增在教育局当个小科长，多杰进步最快，提拔为拉萨交警大队副队长。边琼当了几年工人后，当西藏旅游业悄悄兴起时，他跟着一个从监狱放出来的领主老头学英语，最后成了拉萨的一名导游。那时对导游的要求也不高，不让老外迷路就算完成任务了。但没几年，他不干导游，做起生意了。刚开始从西藏往尼泊尔倒卖羊毛，后来从成都往西藏倒卖建筑钢材。转眼几年就赚了不少钱。后来有段时间，他又蹲在藏北牧民帐篷里收购虫草。才几年时间，他就变得肥头大耳、财大气粗。那年我出国他来欢送，在同学和朋友中间，他的口气最大，说着说着就提起某某局长、哪个市长，显摆他和那些官员的密切。

“哎，又是海外电话，说不准明天就有人找我。”顿珠的话还在我耳边，我心里的确不舒服，还有丹增，他连电话都不接，真是人一走茶就凉。

我站在屋里，想着给其他几个朋友打打电话，电话拿起又放下了。我在想，他们会不会也……？算了，也没什么事，只是问候问候。万一……

我又坐了下来，靠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觉得有些无聊，伸手把桌上的书拿过来翻了翻，可看了几行字又放回去了。窗外越来越暗，我又站起来走到窗前一看，天变阴了，好像马上要下雨了。

可我心里总是有种什么事还没做完的感觉。电话本又到我手里了，我翻了翻看了看。

对了，给多杰打个电话，他是个明辨是非的人，也许能跟我聊聊拉萨的事。我又把电话拿起来了。

“喂，那位？”我拨通了多杰的电话，马上传来了他的声音。

“多杰，是我，普琼。”我想好好跟他聊聊。

可没想到的是多杰什么也没说，停了停后就把电话挂上了。

我想是不是对方听不到，又打了几次，可再也没人接了。

多杰他……？“又是海外电话，说不准明天就有人找我。”我又想起了顿珠说的那句话。

算了，出去。我站了起来走到门口，想出去散散心，可刚刚拿起钥匙，又觉得一出去这星期天就白白浪费了，我又把钥匙挂在门后，把电视打开了。

夜晚， 窗外的雨一直下个不停。躺在床上，我辗转反侧，没有一点睡意。脑子里想着好多以前在拉萨时的事情。

突然，我的手机铃响了，我抬头看了看床头柜上的闹钟，三点。夜里三点还来电话，我猜这是从西藏打来的。我既高兴又激动，赶紧坐了起来，接起电话的同时把衣服披上了，心想，如果电话真是从西藏打来的，我得多聊聊。

一听，对方是边琼。

“喂，是普琼吗？”边琼的嗓门真大。

“对，是边琼吧？”

“对，普琼。给我来个电话，我给你个号码。”

我赶紧拿纸笔记下号码，发现不是西藏的号码，就问：“你在哪儿？”

“在成都，我妹来治病，我陪她。”

“行，我马上给你打过去。”

“哎呦，好长时间没通话了。”电话一通，边琼有些激动地说道，“普琼，你小子舒服，你在干什么？”

听边琼的口气，好像又喝多了。

“边琼，又喝多了吧？”

“没有没有。”边琼停了停叹口气说道：“咳……，就喝了一点。”边琼好像稍稍镇定了一下，说道：“普琼，我给你说件事。你把我这儿子弄出去吧，花多少钱都可以。”

“你小孩儿多大了？”我问。

“师范专业。现在外贸厅。”

“什么师范专业，多大？”

“大学毕业。”

“大学都毕业了？”

“对，去年。”

“你小子就是神通广大，学师范的都能弄到外贸厅去了。”

“哎，他不想当老师。现在又一门心思地想出国，根本不想呆在这儿。”

“那你老婆同意吗？”

“同意同意。自由比什么都珍贵。”他说道，“我们就这样了，但这儿子……”停了会儿，他又长长地叹了口气。

“那他出来容易吗？”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停了停又说：“就看是谁了。”边琼的牛皮又吹起来了，“现在撒点钱，有什么办不到的事？”

“那我先打听打听，你就准备撒钱吧。”

“行行，哈……”笑完边琼又叮嘱我，“普琼，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说正经的，受不了。”

“那我打听好后给你打电话，行吧？”

“不用给我打电话，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是我一个朋友的。她是成都人，她没事，你给她打，她会告诉我的。”

“那说吧。”

“你记一下，0287681236413，她姓贾，叫贾莉莉。”

“听这名字好像是个小妞，你小子是不是在成都有个巢？”

“别说了，就一个好朋友。哈……”

“先说实话，贾莉莉是谁？”我故意问他。

“哈……你下次问她自己吧。”

“那行，我有消息就跟贾莉莉联系。”我再没追问他。

“谢谢，谢谢。普琼，你在那边需要什么吗？要不要点西藏的特产？”

“不要不要，还是你少喝点酒吧。”说完，我又把白天给顿珠他们打电话的事给他讲了。

“理解吧，你也不是不知道，咳……，算了，别扯这些了，伤心。”他吞吞吐吐。

“其实，”他又说道：“谁都心知肚明，他妈的乱搞，一个好端端的西藏——”

“咔嚓，咔嚓。”突然间我听到了抢电话的声音，同时有个女人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你胡说什么？你疯了？”这声音像是从地狱里传过来一样，声音是那样的细小，却又那样的清晰。

“咔哒。”电话重重地挂上了。我猜想应该是边琼的妹妹抢走了电话。

这一夜我再也睡不着了，我的思绪又飞回到年楚河边，我们赤身裸体地跳进年楚河里，我们戴着红花上山下乡，我们如饥似渴地走进大学课堂，可当我们满怀信心地要去回报那片养育我们的热土时，那片土地却变成了别人脚下的土地。我们终于明白过来，我们的一切是一场天真的美梦而已。

“又是海外的电话，说不准明天就有人来找我。”这句话就像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一样，让我摸到了胸口上湿漉漉的血。

天刚蒙蒙亮时，我有些头痛，有些恶心，我试图坐起来，可这时，一种思乡之情，一种淡淡的悲伤涌上我的心头，我像是不能去看望病痛中的母亲一样揪心、悲愤，却又无能为力。

我又倒下了，我眼睁睁地躺在床上，泪水顺着眼角流进了双耳……

《自由写作》首发 http://www.penchinese.com/zyxz/84/084b5.htm

西藏问题专家：藏人的身份认同被当局忽略

西藏问题是许多中国人回避的话题：国家统一对决分裂主义，到此为止。主流的话语权占领了讨论的可能性，而边缘人群的诉求的也往往因此受到系统性地忽略。荷兰的西藏问题专家Jan Willem den Besten指出，近来多起藏人自焚事件，便是通过极端的非暴力方式，来回应这种体制。

最新的一起自焚惨剧发生于上周二（7月17日），一名18岁的藏僧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将自己引燃，然后向当地的政府大楼走去，他当场死亡。据维权人士统计，从2009年以来，已有至少49名藏人通过自焚来反抗中国的西藏政策。

对于藏人自焚的原因，亦有多方解读。北京方面认为，这是有策划的分裂行为。专管宣传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日前在考察西藏时表示，要继续加强人们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并深化且加大对分裂势力的打击。但西藏流亡政府则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在08年藏人示威后采取的高压措施，才是促成藏人自焚的原因。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开放西藏，让第三方进藏调查，但都以“不得干涉内政”被拒绝。

身份认同

“大多数西藏人强调，自焚是一种完全无私的行为，藏人通过这种牺牲自己的行为把信息传递给当局。这种信息必须被世界听到。同时，他们也表示，其他藏人不应该效仿自焚。一位在新德里的藏人朋友上周告诉我：‘西藏需要藏人活着。’”荷兰的西藏问题专家Jan Willem den Besten刚从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回到荷兰。他曾在那里从事环保工作，并在流亡藏区生活了14年。

按照他的话说，问题的根结在于，西藏人觉得自己的身份，尤其是宗教身份，没有受到中国当局的完全认同，同时北京也试图在西藏强加一种他们中许多人并不认同的身份。红歌《北京的金山上》唱了数十年、在藏区寺庙实施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有十来年，当局试图用一套政治信仰来代替藏人对宗教的虔诚。“喇嘛转世需得到中央政府批准；中国政府通过再教育项目，强迫藏人声讨精神领袖达赖喇嘛••••••”Den Besten举例说。

当年起义失败而出逃的达赖喇嘛被北京打上了“分裂份子”的烙印，以至于后来达赖喇嘛公开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的姿态，都受到中国的冷眼对待。虽然在80年代，双方曾一度积极对话。但此后一切断绝，对话更像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一厢情愿。

“当然对藏人宗教身份的压迫越严重，反抗也就越强烈。”

精神领袖回归

中国在西藏的经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水平。中国在上周还宣布，将在拉萨建一座300亿元的主题公园，以促进西藏的旅游业。“但财富分配不匀也加重了藏人的不满。而且藏人觉得自己的历史观和宗教诉求受到极大地忽略。“Den Besten说。

在一个愈加世俗化的年代，作为局外人，或许难以理解藏族文化生活中对宗教的虔诚。Den Besten说，在他生活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期间，每年大约有1500-2500人从西藏前往流亡社区。其中一些人在中国的生活条件要高于在流亡社区。他亲眼目睹，那些远道而来的藏人在见到尊者时，眼泪夺眶地那种激动与悲切。

“西藏人希望对自己的未来、对西藏政策有一定的自主权，希望能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在目前这个阶段，这些可以归结到，他们对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的渴求。”让精神领袖回归，也是那些自焚的藏人们喊的口号。

然而在西藏当前的政治形势下，这种不满与诉求是高度敏感的，很可能被视为是“分裂主义”的企图。08年的格尔登寺僧侣为主的藏人和平示威，遭到了当局的武装镇压。据报道，当时有23名藏人被军警射杀。格尔登寺更是被日夜严加包围，成了一座活监狱，100多位僧侣被逮捕审问。

改变

“08年北京承办奥运会时，中国成为全球媒体瞩目的焦点，人们希望情况会改变。但当局对藏人抒发不满情绪的回应却越来越严厉。”Den Besten指出，“要改变现状，关键还在于中国政府要开放，要与藏人展开有意义的对话。”

但他也强调，藏人应该秉持真诚与和平的历史身份，不应失去非暴力的信念。“自焚的行为不应被推崇，但希望已死去的人们将成为这个改变的过程的开端。”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原文发表于 荷兰在线 http://www.rnw.nl/chinese/article/752364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2/07/%E8%A5%BF%E8%97%8F%E9%97%AE%E9%A2%98%E4%B8%93%E5%AE%B6%EF%BC%9A%E8%97%8F%E4%BA%BA%E7%9A%84%E8%BA%AB%E4%BB%BD%E8%AE%A4%E5%90%8C%E8%A2%AB%E5%BD%93%E5%B1%80%E5%BF%BD%E7%95%A5/

转自民间藏事：http://tibet.woeser.com/?p=33655

朱瑞：中国民族政策走进了死胡同

今天，西藏自焚人数已达51位。这是一个让人颤抖的数字，也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悲剧。每位自焚者都在遗言、遗书或录音的遗嘱中，表达了无法忍受西藏文化被毁灭，无法忍受达赖喇嘛尊者被阻隔在异国它乡的痛苦......

也就是说，他们都希望，在自己的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并与心中的如意珍宝法王达赖喇嘛尊者团聚。这其实，也是最基本的做人的权利。然而，就是惨烈地献出生命，也没有解决的可能。

这得从中国的民族政策谈起。虽然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明文写着“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但是，人所共知，这不过是一件时髦的外衣，不仅没有实质内容，还走向了反面：限制、破坏、镇压等，遍布那些被称为“自治”的地方。因此，在这些被中共强占的土地上，从未间断对中共当局的反抗。最大的一次，就是2008年西藏全民抗暴，西藏流亡政府也向中共当局正式递交了《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

然而，中国方面，不仅没有任何调整对藏政策的诚意，还变本加厉，更加无遮无拦地调入大批軍警、武器裝備，对西藏民族实施更加残暴的压迫，进一步激化矛盾，因此，西藏人也开始了更为剧烈的反抗——自焚。

一位博友，为我留下了“中国民族宗教网”网址，让我了解中国第二代民族政策。尽管我知道中共当局已是朽木不可雕也，但也没有想到，腐烂到如此地步。就在西藏自焚不断发生的情况下，胡鞍钢、马戎等中共政权的御用工具，抛出了淡化族群意识，强推中华民族一体化和国家认同的思路，为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奠定基础，即“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具体办法为： “推进各族公民混居杂居”，“用社会主义思想对每个民族进行文化改造，强制推行普通话”等等。

显而易见，这是公开否定其他民族文化，剥夺其空间，也就是一种肢体解决问题的办法。极为短视、愚蠢、野蛮，和盗匪为了抢劫、销赃，不惜烧掉整个现场的做法如出一辙。真的无法预测，未来将在中国和西藏之间发生什么......

从人类学角度看，每一种文化，都是科学，是一种文明；是人类经过千百年的探索，而发现和发明的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真理，一种经过千回百转锤炼的智慧。我曾专门写过《世界的顶尖文化：图伯特文化》，谈到了西藏文化为人类开辟了怎样一条认识精神世界的宝贵蹊径。

而提出中国“第二代民族政策”思路的胡鞍钢、马戎等人，正是中共教育体制的牺牲品，满脑子都装满了霸权和私念，缺少最起码的人文关怀意识和宏观视野，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道义、良知，本质上，就是中共随时使唤的工具。他们的存在，正是人类精神残疾的活标本。

所谓的中国“第二代民族政策”，给人的假象是正在探讨中，其实，早已在西藏实施了。比如，大批的移民、 无度地抢劫自然资源、爱国运动、种族隔离等等，致使自焚事件连续发生！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说明，我们不该再对这个政权存有任何幻想了，解决西藏问题，最终，还是要靠西藏人自己。因为，中国的民族政策，在失败的道路上，正在越走越远，已经进入了死胡同。


完稿于2012年8月8日

博赛：阿卡久美在哪里？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8/blog-post_6.html

图为喇嘛久美在2009年第三次蒙冤被捕获释后，与老母亲朝拜青海湖。（图片来源：喇嘛久美）

阿卡久美在哪里？

作者：博赛
译者：桑杰嘉

今天，专门去看望了阿卡久美（即喇嘛久美，见注释[1]）的母亲。

阿妈啦说：“一个月前（3月），合作公安局给我们家的索南打来电话说，现在你们可以给久美请律师，但是你们不能从北京请律师，也不能从外省请律师，必须从兰州请律师。这之前，阿卡久美的一位朋友也接到了公安局同样的电话。当时这位朋友对公安说，为阿卡久美找律师，有他的家人，有他的兄弟，你们为什么给我打电话？他很气愤地质问了公安人员。

“此后再没有任何消息。按汉人的要求请律师，还不如不请为好。

“今年藏历一月，夏河县公安局和甘南州的公安人员，找到阿卡久美在青海的朋友夏多仁桑和噶泽久美，对他们进行了审问。他们审问的主要问题是：阿卡久美和你们有没有与西藏流亡政府建立关系？前一年，流亡政府内部发生不和时，你们是否发表了意见？等等。

“当时，噶泽久美说：你们撒什么谎？我们没有任何事要与外界联系。流亡政府从来没有发生不和的问题，相反流亡政府团结一致并以民主程序成功选出了噶伦赤巴。如果有以上你们说的那些问题，比如中国政府高层发生不和的问题时，你能否参与解决和表达意见？公安人员沉默片刻之后说：不能。我们也和你一样。后来，公安要求在阿卡久美的照片上签字和按手印。噶泽久美坚决拒绝了，他认为这样是不尊重阿卡久美的，所以他们发生了争执。但最后，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 .

“公安人员找夏多仁桑时，也提出了和以上同样的问题。仁桑回答：当今世界如此透明，没有什么秘密工作可做，也没有必要做。做秘密工作的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因为他们担负不起工作和责任，才做所谓的秘密工作。阿卡久美和我们任何人所有的联系都是公开透明的，也从来没有和境外联系过。你们把阿卡久美的僧舍彻底搜查了，从电脑甚至连一张纸都没有放过，如果有什么秘密，这些是最好的证据，让它们说话吧。我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西藏流亡政府内部不和的情况，也没有想过。我不承认你们所提出的所有问题。仁桑还问了公安人员：到底阿卡久美做错了什么事？公安人员说：他到各地煽动民众。仁桑说：阿卡久美一贯讲团结和教育、保护环境、文化和经济发展等，这有什么错？这是犯法吗？这时公安人员之间也发生了分歧，最后他们离开了。

“事实上，他们找噶泽久美和夏多仁桑的目的，是想从他们口中找些给久美判刑的证据，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当时他们说过几天后就要对阿卡久美进行判决，但是过了五个月还无法判决。现在他们还希望按他们的要求请律师进行审判，阿卡久美否认了所有的指控。”

阿卡久美的阿妈说：“现在我不担心久美，因为久美不是为了自己而被捕的，是为了一个民族而被捕的。很多人都在帮助久美，相信他。如今的情况是这样，如果这个案件是在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国家肯定会赢得胜利的。”

“愿三珍宝保佑！期盼着西藏问题的早日解决。”她长叹着气，这么说道。

我们的英雄拉让[2]久美你在哪里？在哪里炫耀着勇气的粗肩膀？在哪里咆哮着正义的怒吼声？ 你什么时候会像雪山狮子一样，从雪山深处走来？

2012年4月21日写于安多某地

注释：

[1]阿卡久美：即喇嘛久美，“阿卡”是安多藏语的僧人之意。1966年生人。拉卜楞寺僧人。法名久美江措，身份证名久美，别名久美果日。他出生于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九甲乡录堂村的农家，13岁到拉卜楞寺出家为僧，曾担任“喇嘛乐队”队长、拉卜楞寺喇嘛职业学校校长、拉卜楞寺寺管会副主任。

从2006年至2011年，五年间，喇嘛久美历经四次被捕。第三次被捕是2008年底，是因为他在二十分钟的视频上，用真的面孔真的声音真的名字，对2008年3月以来藏地被镇压的事实提供了证言，被美国之音藏语电视节目Kunleng播出后，在藏地引起很大反响。他被关押长达六个月后，在北京律师李方平、江天勇的介入下获释。

而第四次被捕发生于2011年8月20日。据分析与他获释后，在藏地民间获得藏人僧俗极大尊敬与欢迎，以及与他个人的近期写作有关。在他这次被捕的第二天，五十多位公安、武警搜查了他在拉卜楞寺的僧舍，他的电脑、手稿以及他保存的达赖喇嘛法像和光碟都被没收。

今年2月初，喇嘛久美的家人收到甘南州公安局正式下发的“逮捕通知书”，称久美罪名是“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但上面签署的日期是2012年1月2日，并写明是于2012年元月1日15时由甘南州公安局执行逮捕，羁押在合作市公安局看守所。

今年7月17日，北京律师王亚军、张凯受喇嘛久美家人委托，为喇嘛久美担任辩护律师，赴甘南州合作市递交相关手续。但得到甘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的答复是：此案已于6月下旬一审开庭，并已指定了两位当地律师，一审后尚未对久美判刑。两位北京律师因被当局拒绝介入喇嘛久美案，只能无奈而归。

而喇嘛久美的家人既不知道当局已经对喇嘛久美一审开庭，也不知道喇嘛久美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情况。

目前，何时将对喇嘛久美进行二审？是否将对喇嘛久美判刑？如果判刑，会是多少年？一概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是，这是具有影响力的藏人名僧蒙冤遭难的又一起案例。这也是2008年全藏地爆发抗议以来，不计其数的藏人精英受到迫害的又一起案例。并且，与所有案例相同，不能得到正常的法律援助，无法进入公正的司法程序。

——转自2012年8月6日“新世纪新闻网”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bzsf/201208/20120806065034.html

小平头：广西文革大屠杀

中共窃取政权后，一再声称“砸碎旧世界”，仿佛历史真的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事实上，这个共产政权，不仅和几千年的中国皇权一样，继续奴役中国民众，还继承了古代那些残酷的刑罚，甚至进行集体屠杀。比如，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那些惨案，个个骇人听闻。

然而，历史正在被人有意地掩埋。当所有惊心动魄的往事都焚毁于心炉之后，真的如昆德拉所说：“万劫不复，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不，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中国人永恒的伤痛。而我出生的广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死人居中国之首。那么，被屠杀的都是哪些人？怎样被屠杀的？

经过多年的阅读和思索，我个人认为，被屠杀的人分为三类：

第一，政治歧视性屠杀，主要针对“四类分子”；

第二，政治迫害性屠杀，是不同于针对“四类分子”的杀戮。其中受害人的身份是在政治运动里新罗织的罪名，如他们被指控参与所谓的阴谋集团，如“反革命集团”和“反共救国团”；

第三，被俘人员的集体处决。这些受害人在派系武斗中被解除了武装，已经不再是武装的战斗人员。这种杀戮发生在“联指”围剿打败“4.22”之时。

其实，农村中绝大多数集体屠杀发生的时间，并不是1966年8到10月红卫兵搞的“红色恐怖”时期，而是1968年4到10月，即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这些集体性屠杀，有的是作为成立革委会的必要条件——“为尽快建立红色政权而消灭阶级敌人”，有的成为革委会成立以后的第一件要事——“镇压阶级敌人”。此外，指挥这些集体屠杀的大都是地区人民武装部的军人，又大都在革委会担任要职，执行者大都为底层的武装民兵。由此可见，这些集体屠杀其实是中国农村国家政权机器的镇压行为，绝不是什么“派性”和“学生红卫兵”或“造反派”的行为。

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对此的概括：“杀人之多，全国之冠；杀戮之惨，历史罕见”。

郑义先生曾在他的《红色纪念碑》中写道：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人有之，成批敲死人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掷下矿井有之，成批丢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头示众有之，吊割阴茎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

在柳州整党办公室内部机密档案《柳州文革大事记》中，我看到了一起活体爆炸碎尸案，摘录如下：

1968年8月11日上午，“柳州钢铁厂革委会”，为在6月份的武斗中被打死的蒙志恒、谭尚才召开追悼会，由“厂革委”第一副主任谭锐主持，“革委会”委员吴美江、张盛坤分别讲话。“柳州联指”群众约一万人参加。会后，为死者送葬，就在欧阳岭即将下葬时，放枪鸣炮，主要决策者刘目忠，当时的柳州“联指”常委、柳钢厂革委会副主任，把“造反大军”观点的本厂群众黄鸣皋用炸药包绑在身上引爆，作为陪葬，并将黄的尸体剖腹挖肝，吃肝，泡肝酒，骇人听闻。

另外，广西富川县整党办的内部机密档案《五个人头案的始末》中，记录的五人头示众的详情，应该是每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富川人都不会忘记的。那是1968年7月12日，五个被割下的人头，被悬挂在红星台前的电线杆上，示众。

死者分别是：毛明昭，男，24岁，富川县古城区人，生前是富川县拖拉机站驾驶员；周文斌，（又名周六妹）男，23岁，富川镇阳寿街人，生前是农民；钟永芳，女，35岁，蒙山县文圩区人，中共党员。生前是富川县总工会秘书；黄璋，男，25岁，苍梧县夏郢区人，生前是富川县苗圃工人；黄琇，男，23岁，黄璋的弟弟，生前是富川县拖拉机站工人。

他们五人在“文革”中都是群众组织富川县‘4·22’造反大军的骨干，毛明昭是主要负责人之一，1968年两派斗争激烈时，他们五人跑到平桂矿务局去避难。被富川县“联指”派杀害后砍下人头示众，就这样，在同一根电杆上挂了五个人头，示众两晚一天，其景状之悲惨，人类史上罕见。

1980年5、6月份，由原交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刘汉章，率领中央调查组来到桂林了解桂林文革的情况 ，这是中央为了广西文革问题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我曾在《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的翻案历程及其历史作用》中发现这样一段：

调查组在了解了“广西其他地区的文革惨况，当听到造反派冤民宾光国汇报说：黄鼎在平桂矿务局工作的两个弟弟黄璋、黄琇，在文革中被富川县“联指”派杀害后砍下人头示众，并把两个人头丢进关押他母亲的牢房中去的惨状，富川“联指”还丧心病狂地勒令他母亲一手抱着一个儿子的头颅游街时，刘汉章吃惊激动得跳起来，不敢相信，一再对宾光国喊：“马上叫黄鼎来!马上叫黄鼎来!”

其实，滥施暴力，血腥杀戮的凶手大都是军队官兵、武装民兵，以及各级党、团骨干组成的保皇派“联指”所为，这些人无疑是国家机器的代表，而他们的屠杀和暴力行为，也可以视为国家机器行为。如果说毛泽东牺牲造反派，韦国清屠杀广西“4.22”是为了造成一种发动文革绞肉机所必需的恐怖气氛的话，那么广西“联指”的上述野蛮暴行，正是推行和蔓延了这种恐怖气氛，促成文革绞肉机的轰然启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接触了一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得喘不过气的造反派头头，走访了无数原广西“4.22”的造反民众，尤其是看到广西文革密案，白纸黑字记载韦国清屠杀十多万广西造反派民众和无辜的“黑五类”，以及其子女的史实，我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即，这些人的惨死，并非两派，也就是广西“4.22”和广西“联指”的武斗，而是在广西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在韦国清的领导下，利用“反共救国团”、贯彻“七三布告”等冤案，搞的“阶级大屠杀”。

八十年代初，我是一名柳州汽运公司的卡车司机，有机会遍访广西民间、调查广西文革大屠杀。我走访的当年发生文革大屠杀的城市、地区和县份有：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宾阳、容县、武宣、柳江、融安、武鸣、凤山、钦州、玉林、河池、百色等，遍及全广西七十六个县市及地区。

八十年代中期，在柳州，我还采访了刚出狱的柳州造反派领袖廖伟然，他亲口对我讲述了广西造反民众反抗运动的具体情况。同时，我也有机会看到了那见不得光的，血淋淋的中共文革密档广西各地的《文革大事记》。

今天，串起文革密档中那一个个散乱的历史碎片，拂去尘埃，赤现尘封的往事，让人看到，那些在中共的执政史上叱诧风云，至今仍被高度评说功臣们，其实，正是反人类的阴谋家和杀人狂。


转自共舞台：http://gongwt.com/show.php?ID=146802 （略有改动）

朱瑞：推荐《广西文革机密》系列

●廣西文革曾發生嚴重武鬥、傷亡慘重、鎮壓422 造反派。
是全國最慘烈、血腥的地區。毛思想宣傳隊無處不在。

似乎巴金、夏衍等都說過：寫文革題材，一定要寫廣西，因為那裡的文革，是全國最殘忍、最野蠻，最典型的。儘管如此，我還是沒有想到會出現人吃人的現實。因此，當我在《陽光時務》上讀到這個內容時，竟不敢相信。又接著在網絡上搜索相關文章，這樣，就發現了小平頭的系列《廣西文革機密》。

說實話，我是帶著挑剔的目光閱讀的。讀著讀著，就放不下了。我驚訝於作者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資料，驚訝於作者對文革的深入分析，以及獨特的理解。「這是一扇認識文革的窗口！」我後來常對朋友們這麼說。

小平頭是幸運的。在中共當局極力遮蔽文革真相的情況下，他有幸結識了廣西整黨辦《文革大事記》編輯組副組長王定先生。感動於小平頭的正義和正直，以及文字底蘊，王定先生決定把廣西文革機密，傳給小平頭。

查核官方記錄還原歷史真相

正是王定先生那一輩，在共產暴政下的悲慘經歷，以及他的人性戰勝黨性，率直地展示真相的崇高人格，引領著小平頭，日後踏上了民主運動的不歸路。 「我再也無法渾渾噩噩地佯作不知地保持默。」「謊言與偏見把真相埋藏了太久，該是公諸於世的時候了。」小平頭在他的散文《待到茉莉花開時》裡，談到他閱讀廣西文革密檔後的心情。

然而，小平頭並沒有機械地複製文革密檔，也可以說，恰恰從這些密檔中，他看到了中共當局對文革歷史的改寫， 因此，他利用當時作為 卡車司機的便利，走訪了廣西文革的重災區，展開了對文革當事人的采訪。

對比官方記錄與個人記憶還原歷史，是系列《廣西文革機密》的特點之一。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間，震驚全國的柳州造反派「搶劫援越物資」事件，官方的記錄是，由造反大軍的頭頭組織幾千人，搶劫了援越軍列八個車皮武器彈藥；而小平頭通過閱讀個人回憶錄和采訪當事人，得出的結論是：只是三個人所為的偶發事件，且柳州造反派的幾個頭頭都沒有參與。那麼，官方扭曲這段歷史的目的何在？小平頭得出的結論是：遵循韋國清的思路，把「密謀」、「策劃」、「操縱」、「指使」等罪名，壓在柳州造反派身上，實現栽贓目的，為 日後整治造反派打下伏筆，這也是毛澤東犧牲造反派的陰謀。

小平頭說：「往往可以從同一事件不同的角度琢磨出許多真實的信息，就看你的目光會不會或肯不肯在橫向或縱向的歷史坐標上反復掃描。」（《待到茉莉花開時》）

中共處心積慮要整肅造反派

在挖掘文革真相的同時，小平頭以嶄新的視野，指出了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積極作用，這是《廣西文革機密》的特點之二。小平頭認為 ，造反派其實是草根一族，他們的造反，在本質上，撼動的是中共獨裁體制的根基。因此，毛澤東發現這個事實後，便開始了整肅造反派。因此，小平頭在文章中詳細地列出了全國整肅造反派的大事件，如：

針對柳州造反派搶劫「援越物資」的《七三布告》；針對陝西造反派搶軍械庫的《七二四布告》；宣判兩廣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中央七二五講話；毛澤東七二八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召見紅衛兵五大領袖……

「縱觀一九六八年五月，廣西發生了許多影響造反派命運走向的大事件，環環相扣，都是有關絞殺造反派的行動和部署，充斥著許多見不得光的陰謀與詭計……」（《廣西文革機密》第六章）

小平頭認為 ，就是後來鄧小平對造反派的抹黑，也不過是中共當局的陰謀，目的是清算文革中的積極分子。不論「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只要靠著文革進入黨裡、政府裡、軍隊裡的草根分子，都受到了排擠和整治，實現了對太子黨的保護。

小平頭還認為 ，血統論在中共的統治中一直是潛規則。太子黨牢牢地占居著黨、政、軍、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資產，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團，儘管溫家寶高調改革，但是，他自己就是這個集團的受益者，是改革的一個巨大障礙。事實上，太子黨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從來就有。小平頭在《造反派與保皇派、太子黨的政治分野》一文中，寫道：「難怪今天的人們仍相當普遍地把人民群眾與太子黨的矛盾比作出身論與血統論鬥爭的繼續。把血統論的推行作為 今日太子黨在當年文革中一次流產了的掌權的嘗試。」

直接指出毛是廣西大屠殺禍首

《廣西文革機密》的特點之三，直接道出毛澤東是廣西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最近，小平頭在跟我談到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認知過程時，深刻地總結道：「在廣西，包括那些被迫害的老幹部，都有著或多或少的公共意識形態的局限，就把廣西文革的災難，說成是韋國清欺騙了毛澤東。因為 ，他們怕掘出毛澤東，就把中共執政的合法根基掘了出來，同時，他們在體制內生存的根基也就沒有了。」

在《廣西文革機密》中，小平頭分析了毛澤東在廣西有眾多的眼線，分析了韋國清調動軍隊的背景 ，指出調動部隊，在毛澤東時代，有不容置疑的鐵律。因此「一九六八年三月，韋國清調走支持「四二二」的野戰軍六九八四部隊，派廣西軍區部隊參加屠殺造反群眾的「武裝圍剿」行動。直至一九六八年夏天，調動大規模的部隊在南寧屠城，使廣西「四二二」全軍覆沒，蕩然無存」（《廣西文革機密》第七章）都與毛澤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可以說，廣西文革人吃人的慘相，正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仇恨學說的直接影響。

其實，小平頭出生於六十代年，並沒有真正經歷文化大革命。那麼，為甚麼對文革有著如此深刻的認知？帶著這個問題，我又閱讀了小平頭的其他散文。在《霜雪稚梅》這篇對母親的深情追憶之文中，我找到了答案。小平頭的母親出生於長沙的一個書香世家，抗戰時期，在同事的影響下，參加了地下黨外圍組織，投入到抗日救亡事業。抗戰勝利後，小平頭的母親參加了柳州地下黨， 但後來，被當局打擊、猜疑、迫害……母親的命運，使他過早地開始了反思中共政權的本質。

廣西文革機密網上群發廣為流傳

然而，還原和公開廣西文革真相，並不容易。小平頭的系列《廣西文革機密》，遭到了民運中某些人的惡毒攻擊，甚至被霸氣地否定，說這些內容是「禿子頭上的蝨子」「揭露的人和資料早就很多了」「炒冷飯」等等。

仿佛小平頭寫甚麼，必須得經他們批准，他們是中宣部，是審查機構，是裁判。 這其實，正是嚴重的文化大革命餘毒的傾向，正是我們對文化大革命的真相知道得太少，反思得不徹底的後遺症。

欣慰的是，小平頭的系列《廣西文革機密》，正在被越來越多的讀者，尤其是文革研究者所重視 ，甚至國內的很多論壇，都在轉載。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被譽為「B-52」戰略轟炸機的民運群發高手張國亭，突破中共的網絡長城封鎖，將小平頭的《廣西「反共救國團」冤案始末》、《廣西融安大屠殺》、《廣西文革人吃人事件揭密》、《韋國清南寧屠城「四二二」全軍覆沒》等系列文章，定點向廣西近百萬個電子郵箱群發，使文革真相，得以在國內傳播。

「能以我的系列《廣西文革機密》，展示中共政權反人類反文明的本質，是我一直以來的願望。」小平頭如是說。

首发《开放》杂志2012年8月号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907

两位北京律师被当局拒绝介入喇嘛久美案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8/blog-post_4.html

据自由亚洲英文报道、藏语节目报道、中文报道：2011年8月20日，被称为“拉让久美”的拉卜楞寺僧人久美（又称“喇嘛久美”），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被捕。

今年7月17日，北京律师王亚军（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张凯（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接受喇嘛久美家人委托，为喇嘛久美担任辩护律师，赴甘南州合作市递交相关手续。但得到甘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的答复是：久美罪名是“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此案已于6月下旬一审开庭，并已指定了两位当地律师，一审后尚未对久美判刑。

两位北京律师了解到，喇嘛久美身体状况不好，目前在兰州一家医院治疗。

但两位北京律师因被当局拒绝介入喇嘛久美案，只能无奈而归。

而喇嘛久美的家人，于今年2月收到甘南州公安局正式下发的“逮捕通知书”，但上面签署的日期是2012年1月2日，并写明是于2012年元月1日15时由甘南州公安局执行逮捕，羁押在合作市公安局看守所。另外，他们既不知道当局已经对喇嘛久美一审开庭，也不知道喇嘛久美转到医院治疗的情况。

喇嘛久美这次被捕是五年来第四次被捕。据分析这次被捕与他第三次被捕获释后，在藏地民间获得藏人僧俗民众极大尊敬与欢迎，以及与他个人的写作有关。在他这次被捕的第二天，五十多位公安、武警搜查了他在拉卜楞寺的僧舍，他的电脑、手稿以及他保存的达赖喇嘛法像和光碟都被没收。

目前，何时将对喇嘛久美进行二审？是否将对喇嘛久美判刑？如果判刑，会是多少年？一概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是，这是具有影响力的藏人名僧蒙冤遭难的又一起案例。这也是2008年全藏地爆发抗议以来，不计其数的藏人精英受到迫害的又一起案例。并且，与所有案例相同，不能得到正常的法律援助，无法进入公正的司法程序。全藏地的人权状况之黑暗，迫切需要得到外界的关注与呼吁。

延伸阅读：

RFA：喇嘛久美在屡遭拘禁后受到正式起诉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2/rfa.html

朱瑞：在西藏，我们毁了多少“圆明园”？

我家附近有一座小湖，远处望去，和水塘差不多，很不起眼。但是，到了近处，那野生植物的熏香，那动物们踩出的若隐若现的小路，那清清的涟漪，简直天上人间。但是，这座小湖不对外开放，只供周围的居民享受，或钓鱼或划船。那些私家的小船就系在岸边，悠然自得。

加拿大对环境的保护，是中国人无法理解的 。即便如此，加拿大人还是在批评政府，没有好好地保护自然环境，因此，并不多见的采矿、采油计划，常被迫停了下来。

我曾写过，如果说加拿大是一幅水彩画，而西藏，就是一部艺术史。是的，西藏之美，有种饱含沧桑的厚重 。以湖泊为例，简直多得数不完，还有随处可见的温泉、冷泉、热泉。单说拉萨的地下水，其丰富，怕是世上罕见。像拉萨的祖拉康（汉名大昭寺），就是建在一片湖泊之上的。我在拉萨时，几位祖拉康的僧人，最自豪的，莫过于指引我，倾听地下水流动的声音。我常想，这些水，是不是和北方的拉鲁湿地的地下水相通呢？传说，拉鲁湿地的下面，是无边无际的大海，调解着拉萨的气候，是拉萨的肺。

然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军队就在拉鲁湿地挖掘排水渠和修筑道路，经过几十年的“改造”，不要说大海，连一座小湖也不见了，到我在拉萨工作时，沙化已十分严重，每次经过，脸上都会挂一层细沙。还有拉萨市内的流沙河，也被当局“整治”得早就无影无踪了。不久前，我在唯色的博客上又看到了《“拉萨地下水快被神力房地产抽光了……”》一文，很是担心，这一切，将会给拉萨的气候、人的健康，带来怎样的灾难？更可怕的是，这种问题，遍布西藏各地，连那些极为偏远的神山圣湖，如今，也在被毫无顾及地抢劫！

我们总是不忘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痛，却没有看到，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辱，尤其对西藏文明的摧残， 相当于火烧多少个圆明园？！

不仅如此，我们还把这些殖民罪恶，冠以“发展”“建设”的美名，愚弄、愚昧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其结果是，对2008年的西藏全民抗暴，对2008年以后的残酷镇压，对今天藏人的惨烈自焚，很多中国人，都缺少最基本的认知和理解。

自焚发生以来，我的博客常有一些恶意的留言，都是对自焚的咒骂，当然，我都没有放行，不是扼杀不同的声音，而是，这些声音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所以，每当传来自焚的消息，我都非常难过。在反对殖民的压榨中，西藏，失去了多少优秀儿女？！留住生命，就是留住青山啊。当第49位自焚英雄，草登寺18岁的僧人洛桑洛增牺牲的悲讯传来时，我与达兰萨拉格尔登寺的一位僧人，谈了好久。他和洛桑洛增一同长大，又同在一位上师的指导下修习佛法。他说，洛桑洛增非常精进，特别对《因明学》，有着与众不同的兴趣。他说，王力雄先生说得好，不能再自焚了，如果每个英雄都这样牺牲的话，我们今后怎么办？剩下的还有什么？

这位出家人还跟我谈到了他的家乡阿坝，如今，当局为了修建电站，正在强行一些村庄搬迁，他的家人，还常发现一些陌生的汉人，到他们的村庄附近勘察矿藏。不久前，上面为了改道河流，也动员了他家所在的村庄搬迁，而村民们聚在一起，发誓，死也不离开这块祖辈留下的土地.......

穿越加拿大这片和平的水泽，远望西藏，那储存过旷世文明的清凉雪域，那世代虔敬佛法的人们，如今，正在面临着怎样的劫难？甚至献出生命，也保不住一座寺院，一座村庄，一条河流的自然风貌。


完稿于2012年7月31日

群雄逐鹿蓝毗尼

Battleground Lumbini

作者：莫拉•莫伊尼汉（Maura Moynihan）
译者：更桑东智（@johnlee1021）
原文发表时间：2012年4月10日
原文网址：http://www.rangzen.net/2012/04/10/battleground-lumbini/



日本佛教徒在蓝毗尼修建的世界和平塔

蓝毗尼（Lumbini），这个古老的佛教朝圣地，现在成了各种矛盾冲突的竞技场。尼泊尔的毛派政府正在实施一项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开发计划，这项计划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而资金则来自一些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投资人。

坐落在尼泊尔西南部密林中的蓝毗尼是佛陀的诞生地，距离印度边界6公里，是一处印度教国度里的佛教圣地，四周围绕着穆斯林村庄，一千年以前便遭废弃，后来又在19世纪由欧洲考古学家发掘出土。今天的蓝毗尼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遗产，也是全世界十亿佛教徒的朝圣目的地。

随着尼泊尔的毛派政府在此实施一项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开发计划，蓝毗尼也成了矛盾冲突的竞技场。这项几乎表面上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而参与计划的国际投资团队中，有很多人是中国的盟友。

2012年3月12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计划将在2012年4月访问尼泊尔，以促进新的蓝毗尼项目。尼泊尔很少有机会接待这样级别的使节。以前只有一位联合国秘书长曾经访问过这个偏僻的喜马拉雅山国家——缅甸的吴丹（U Thant），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曾在1967年访问蓝毗尼。

据称，受到秘书长潘基文支持的蓝毗尼计划实际上控制在尼泊尔毛派的最高领导普斯帕·卡马尔·达哈尔（Pushpa Kamal Dahal）手中，人们熟知的是他革命时期的化名“普拉昌达”（Prachanda）或“火爆脾气”（The Fierce One）。加德满都的报纸上充满了人们质疑的声音，为什么秘书长潘基文会支持达哈尔做一个佛教圣地项目的主管？他是一个印度婆罗门教徒（Hindu Brahmin），而且是造成巨大创伤的尼泊尔内战的（毛派武装）总司令。

1996年，达哈尔发动叛乱，毛派武装暴力袭击了尼泊尔的村庄，洗劫了银行和商店，屠杀了超过15000名平民，挟持和虐待男人、女人和大量儿童，让这些人为他的“人民解放军”扛枪，这支军队征服了沙阿拉纳王朝（Shah-Rana dynasty）[1]，并使得毛派最终掌权。

2011年，尼泊尔总理巴布拉姆•巴塔拉伊（Baburam Bhattarai）任命达哈尔担任新成立的“蓝毗尼发展国家指导委员会”主任。达哈尔——似乎在一夜之间——就为项目找来了三十亿美元。资金来源则是一家身份可疑的香港机构，名叫“亚太合作与交流基金会”（APECF）。这个机构由达哈尔和一位名叫肖武男[2]的人以及其他一些与北京的中共领导人关系密切的投资者共同执掌。

达哈尔在2011年访问北京之后成为报纸头条，他无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成立已久的蓝毗尼发展信托基金会（Lumbini Development Trust）的权威，直接与亚太合作与交流基金会（APECF）[3]以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达成交易。尼泊尔和联合国有关官员谴责这一幕后交易是非法的。

2012年3月21日，一位联合国发言人宣布秘书长潘基文推迟他的尼泊尔之旅，原因是担心尼泊尔政府“缺乏准备”。但是这个项目依旧继续进行。2011年底，未经与尼泊尔旅游业领导们协商，毛派政府仓促宣布2012年为“蓝毗尼观光年”。中国驻尼泊尔大使杨厚兰2011年甫一上任，首先对蓝毗尼进行了正式访问。

迦毗罗卫之旅

蓝毗尼是尼泊尔隐秘的宝藏之一，从加德满都驱车大约需要八个小时，一路穿行于崇山峻岭间的峡谷，谷底是绿松石般的蒂斯塔河。公路蜿蜒向南最后进入德瑞（Terai），那里土地平坦，森林茂密，空气潮湿。

蓝毗尼的摩耶提毗神庙

随着蓝毗尼渐行渐近，一种无形的庄严悄然而降。由迦毗罗卫国（Kapilavatsu）时期古老的砖石围砌成的摩耶提毗神庙（Maya Devi Temple）坐落于此，就在这个地方，公元前6世纪的摩耶王后（Queen Maya）梦见一头白象进入了她的躯干，然后她生下了悉达多（Siddhartha）王子。王子降生后，周行七步[4]并宣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今兹而往，生分已尽”。摩耶王后不久便去世了，悉达多的父亲将他扣留在王宫中很多年。一天夜里，王子逃出了王宫，路上他遇见了一个麻风病人、一个乞丐和一具尸体，从那时起，他宣布放弃自己的王国，开始追求解脱觉悟之道。

从天光初启到暮色四合，朝圣者们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鞠躬祈祷，这种虔诚的宁静时或被水泵的吱嘎声所打断，这台水泵从水塘里抽水灌溉干渴的草坪。僧侣们围坐在菩提树下，阵阵祈祷在风中传诵。博巴们挂起的经幡和风马旗将菩提树连成一体。

1978年，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丹下健三（Kenzo Tange）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5]，在分别代表小乘（Theravada）和大乘（Mahayana）传承的东区和西区之间，设计了一条红砖铺就的人行步道。在大约一个小时的“寺院之旅”中，你会与来自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越南、韩国、日本、印度、中国和尼泊尔等国家的僧侣不期而遇，在尼泊尔茂密的丛林深处感触整个亚洲。

蓝毗尼依然还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尽管有了些旅馆，但还没有购物中心或豪华度假村，还不是一个像很多报道中所说的一个“佛教迪斯尼乐园”，至少目前还不是。尽管蓝毗尼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人文自然美景，但是当地民众生活贫困。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水牛在稻田里耕作，母亲在柴火上搅拌着木豆，豺狼和秃鹫主宰着黑夜。从两千五百年前佛陀走过这片丛林直到今天，这样的生活一直在延续。

达哈尔与亚太交流合作基金会签订的项目打算兴建一系列豪华旅馆和零售商业网点。一些国际投资人将为项目提供资金，他们中的很多人有着长期的利益关联，这些人要同时关注保持蓝毗尼的圣洁以及如何让当地民众从中获益。

2011年10月，美国政府取消了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一度的捐助。中国则首次捐助了800万美元。卡塔尔提供了2000万美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几十年来一直积极参与促进尼泊尔的教育、科学和文化发展。美国援助的终止留下了一个空间，而中国可以通过被占领的图伯特，用它的财富和与尼泊尔的战略亲近关系轻易地加以填充。深藏在尼泊尔德瑞地区的蓝毗尼现在成为了中国影响力的势力范围。

佛陀土地上的毛主席

那么中国的政治局为何要设法掌控蓝毗尼？很多分析人士相信，其中一个动因是为了削弱达赖喇嘛和其他一些佛教高僧大德的地位，北京认为这些人士是他们在西藏和佛教问题上的政治对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达赖喇嘛仅在1981年被允许对尼泊尔进行了为期6个小时的访问，当时他在蓝毗尼举行了一次祈祷法会。

如果尼泊尔毛派势力和中国之间达成的开发蓝毗尼的计划得到认可，那么达赖喇嘛，这位佛教信仰活着的象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流亡印度53年的僧人，将毫无疑问地被拒之门外。

在图伯特爆发的自焚抗议已经给中共造成了一场公共关系的噩梦。中国对图伯特佛教徒有系统的迫害引发了这场危机。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了所有的图伯特寺院，僧侣们被迫接受共产主义“再教育”。很多博巴因为捍卫自己的信仰而遭到杀害、逮捕和酷刑。中共宣称要控制“朱古”，即转世喇嘛的选择，并且扬言它将选择下一世的达赖喇嘛，还到处恶言诽谤达赖喇嘛是“纳粹”和“乱伦的杀人犯”。

图伯特难民已经与他们的尼泊尔东道主和平生活了53年，现在却受到来自毛派政府的打击。图伯特喇嘛依然受到尼泊尔民众的高度尊敬，而“图伯特品牌”数十年来一直在给尼泊尔带来游客和财富。但是，在加德满都充满焦虑的集会上，博巴们在思量，随着中国将它的长手伸进毛泽东所说的“西藏的五根手指”——拉达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鲁纳恰尔，该如何继续生存下去？

蓝毗尼与尼泊尔的民族主义

围绕蓝毗尼的争斗，在尼泊尔人中间成为了一个有关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的议题。“尼泊尔关注佛教徒协会”（Concerned Buddhist Citizens of Nepal）会长沙坤• 舍尔昌德（Shakun Sherchand）在一封致潘基文的公开信中写道：

“普斯帕•卡马尔•达哈尔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毛泽东主义的婆罗门。他一再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对佛教不杀生（非暴力）原则的侵犯。达哈尔过去的罪行 必须在国际法院受到审判。有可靠的证据证明他与导致15000人丧身的暴行有关。最近，他还受到来自他党内同志的贪污指控，指控他滥用党内资金为自己谋利。

“他既不是民族上的佛教徒，也不是个人信仰上的佛教徒，也从来没有为佛教和佛教徒的权利做过任何理性的贡献。让达哈尔离开‘蓝毗尼发展国家指导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并由有见识的佛教喇嘛取而代之是合乎道德的。恳请您建议达哈尔不要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从蓝毗尼开始，损害佛教徒的权利把佛陀的故乡变成战场。”

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会长、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助理库尔•钱德拉•高塔姆（Kul Chandra Gautam）对记者米克尔•邓纳姆（Mikel Dunham）说：“联合国介入蓝毗尼事务的主要原则是传播和平文化而不是容忍颂扬暴力。最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莫过于，联合国秘书长在佛陀诞生的圣地与一个冥顽不化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叛乱领袖共同主持一个会议。佛陀放弃了他的王国，去在全世界传播和平与非暴力的讯息。”

库尔•钱德拉•高塔姆（Kul Chandra Gautam）和杰出的记者卡纳克•曼•迪克西特都受到了死亡威胁。后者曾经指出毛派政府蓝毗尼计划的诸多缺陷。《红卫兵》（Lalrakshak）杂志2012年1月刊将迪克西特称为“人民公敌”。“保护记者委员会”在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记录了，在毛派政府掌权之后，针对新闻记者的谋杀出现了一个高峰。

在加德满都，一位德高望重的尼泊尔佛教徒说：“中共在图伯特和中国摧毁了数千座佛教寺院，对佛教徒进行迫害，他们官方将佛教称为‘一种需要根除的疾病’。他们想得到蓝毗尼，这样他们就可以控制我们信仰的未来，控制那些他们认为对共产党构成威胁的东西。全世界的佛教社会应当对此予以密切关注。”

蓝毗尼、图伯特和全球佛教徒对话

中国不断在亚洲推进它的霸权野心，同时还要努力掩盖中共政治局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以及中共帝国到处爆发的统治危机。在这样的形势下，蓝毗尼成为了象征主义与真理之间角力的战场。

有一种力量可以遏制毛泽东主义的暴力信条，那就是全世界十亿佛教徒。博巴们是这个全球僧伽团体中的重要部分。在目前这个灾难性的时刻，对蓝毗尼的争夺为图伯特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全球佛教徒对话机制内赢得支持。

是时候把全世界的佛教徒动员起来问一个问题了——谁将决定蓝毗尼的未来？是毛泽东还是佛陀？

译注：


[1]沙阿王朝（Shah Dynasty，1768－2008）是尼泊尔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制王朝，由尼泊尔西北部的廓尔喀公国第10代王公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Pritthvi Narayan Shah）于1768年建立。沙阿王朝在政治上有较大成就。它实现了大尼泊尔的第一次完全统一，奠定了现在尼泊尔的版图，是尼泊尔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但其文化成就不及前代马拉王朝，其统治后期已经使尼泊尔沦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列（1971年被联合国评定为最不发达国家）。沙阿王朝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其历史可分成：前史、开国与君主专制时期、拉纳家族独裁时期、第一次立宪君主制时期、潘查亚特体制时期、第二次立宪君主制时期。2008年5月28日，尼泊尔国会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立国达240年之久的沙阿王朝宣告结束。——来源“百度百科”

[2]肖武男，男，1964年5月出生于北京，籍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研究生毕业。曾在中国工商银行、对外经济贸易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部门工作。现任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执行副主席，联合国宗教理解与合作组织（NGO）国际主席，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伦敦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高级顾问，以色列海法大学(University of Haifa)董事局执行董事，美国克莱蒙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高级研究员，韩国东国大学(Dongguk University)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鉴真佛学院荣誉院长，荣誉博士学位。——“亚太合作交流基金会”网站

[3] 原文中为APEC（即“亚太经合组织”），对照上下文，此处应为作者笔误，应当为上文提到的“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APECF）。查阅有关资料，亚太经合组织没有参加蓝毗尼项目。在2011年7月15日在北京签订有关蓝毗尼 项目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及“协助蓝毗尼（尼泊尔文化特区）特别开发区框架设计”等文件的是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可参见“亚太合作基金会”官方网站。

[4] 此处原文中为“五步”，但根据有关佛教故事和经典记载，佛陀降生后“周行七步，步步生莲”。因此在译文中改为“七步”。

[5]丹下健三（KenzoTange）1913年生于大阪，1938年从东京大学建筑系毕业，1949年，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地点原址建造和平中心的设计比赛中胜出，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丹下健三强调建筑的人性，他说：“虽然建筑的形态、空间及外观要符合必要的逻辑性，但建筑还应该蕴涵直指人心的力量。这一时代所谓的创造力就是将科技与人性完美结合。”1987年他获得成为普利兹克建筑奖。1964年东京奥运会主会场——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是丹下健三结构表现主义时期的顶峰之作，具有原始的想像力，达到了材料、功能、结构、比例，乃至历史观的高度统一，被称为20世纪世界最美的建筑之一。日本现代建筑甚至以此作品为界，划分为之前与之后两个历史时期。而他本人也赢得日本当代建筑界第一人的赞誉。

1970年，尼泊尔王国政府正式开始对蓝毗尼的开发，并同时成立了蓝毗尼开发委员会。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蓝毗尼开发委员会委托日本建筑工程师丹下健三（KenzoTange）对蓝毗尼园进行设计规划。此规划分为三个部分：一、花园圣地，为文物保护区，以阿育王石柱、菩提树、水池、摩耶夫人庙和遗留下来的砖墙为主；二、寺院区，以各国佛教组织援建的寺院为主；三、花园区和寺院绿化区，除建筑物和路面，其它地区皆为绿化区。蓝毗尼园总占地面积约770公顷。1985年，蓝毗尼开发委员会更名为蓝毗尼发展信托基金委员会。

转自：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a/2012/07/blog-post_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