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头：广西文革大屠杀

中共窃取政权后，一再声称“砸碎旧世界”，仿佛历史真的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事实上，这个共产政权，不仅和几千年的中国皇权一样，继续奴役中国民众，还继承了古代那些残酷的刑罚，甚至进行集体屠杀。比如，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那些惨案，个个骇人听闻。

然而，历史正在被人有意地掩埋。当所有惊心动魄的往事都焚毁于心炉之后，真的如昆德拉所说：“万劫不复，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不，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中国人永恒的伤痛。而我出生的广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死人居中国之首。那么，被屠杀的都是哪些人？怎样被屠杀的？

经过多年的阅读和思索，我个人认为，被屠杀的人分为三类：

第一，政治歧视性屠杀，主要针对“四类分子”；

第二，政治迫害性屠杀，是不同于针对“四类分子”的杀戮。其中受害人的身份是在政治运动里新罗织的罪名，如他们被指控参与所谓的阴谋集团，如“反革命集团”和“反共救国团”；

第三，被俘人员的集体处决。这些受害人在派系武斗中被解除了武装，已经不再是武装的战斗人员。这种杀戮发生在“联指”围剿打败“4.22”之时。

其实，农村中绝大多数集体屠杀发生的时间，并不是1966年8到10月红卫兵搞的“红色恐怖”时期，而是1968年4到10月，即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这些集体性屠杀，有的是作为成立革委会的必要条件——“为尽快建立红色政权而消灭阶级敌人”，有的成为革委会成立以后的第一件要事——“镇压阶级敌人”。此外，指挥这些集体屠杀的大都是地区人民武装部的军人，又大都在革委会担任要职，执行者大都为底层的武装民兵。由此可见，这些集体屠杀其实是中国农村国家政权机器的镇压行为，绝不是什么“派性”和“学生红卫兵”或“造反派”的行为。

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对此的概括：“杀人之多，全国之冠；杀戮之惨，历史罕见”。

郑义先生曾在他的《红色纪念碑》中写道：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人有之，成批敲死人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掷下矿井有之，成批丢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头示众有之，吊割阴茎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

在柳州整党办公室内部机密档案《柳州文革大事记》中，我看到了一起活体爆炸碎尸案，摘录如下：

1968年8月11日上午，“柳州钢铁厂革委会”，为在6月份的武斗中被打死的蒙志恒、谭尚才召开追悼会，由“厂革委”第一副主任谭锐主持，“革委会”委员吴美江、张盛坤分别讲话。“柳州联指”群众约一万人参加。会后，为死者送葬，就在欧阳岭即将下葬时，放枪鸣炮，主要决策者刘目忠，当时的柳州“联指”常委、柳钢厂革委会副主任，把“造反大军”观点的本厂群众黄鸣皋用炸药包绑在身上引爆，作为陪葬，并将黄的尸体剖腹挖肝，吃肝，泡肝酒，骇人听闻。

另外，广西富川县整党办的内部机密档案《五个人头案的始末》中，记录的五人头示众的详情，应该是每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富川人都不会忘记的。那是1968年7月12日，五个被割下的人头，被悬挂在红星台前的电线杆上，示众。

死者分别是：毛明昭，男，24岁，富川县古城区人，生前是富川县拖拉机站驾驶员；周文斌，（又名周六妹）男，23岁，富川镇阳寿街人，生前是农民；钟永芳，女，35岁，蒙山县文圩区人，中共党员。生前是富川县总工会秘书；黄璋，男，25岁，苍梧县夏郢区人，生前是富川县苗圃工人；黄琇，男，23岁，黄璋的弟弟，生前是富川县拖拉机站工人。

他们五人在“文革”中都是群众组织富川县‘4·22’造反大军的骨干，毛明昭是主要负责人之一，1968年两派斗争激烈时，他们五人跑到平桂矿务局去避难。被富川县“联指”派杀害后砍下人头示众，就这样，在同一根电杆上挂了五个人头，示众两晚一天，其景状之悲惨，人类史上罕见。

1980年5、6月份，由原交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刘汉章，率领中央调查组来到桂林了解桂林文革的情况 ，这是中央为了广西文革问题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我曾在《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的翻案历程及其历史作用》中发现这样一段：

调查组在了解了“广西其他地区的文革惨况，当听到造反派冤民宾光国汇报说：黄鼎在平桂矿务局工作的两个弟弟黄璋、黄琇，在文革中被富川县“联指”派杀害后砍下人头示众，并把两个人头丢进关押他母亲的牢房中去的惨状，富川“联指”还丧心病狂地勒令他母亲一手抱着一个儿子的头颅游街时，刘汉章吃惊激动得跳起来，不敢相信，一再对宾光国喊：“马上叫黄鼎来!马上叫黄鼎来!”

其实，滥施暴力，血腥杀戮的凶手大都是军队官兵、武装民兵，以及各级党、团骨干组成的保皇派“联指”所为，这些人无疑是国家机器的代表，而他们的屠杀和暴力行为，也可以视为国家机器行为。如果说毛泽东牺牲造反派，韦国清屠杀广西“4.22”是为了造成一种发动文革绞肉机所必需的恐怖气氛的话，那么广西“联指”的上述野蛮暴行，正是推行和蔓延了这种恐怖气氛，促成文革绞肉机的轰然启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接触了一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得喘不过气的造反派头头，走访了无数原广西“4.22”的造反民众，尤其是看到广西文革密案，白纸黑字记载韦国清屠杀十多万广西造反派民众和无辜的“黑五类”，以及其子女的史实，我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即，这些人的惨死，并非两派，也就是广西“4.22”和广西“联指”的武斗，而是在广西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在韦国清的领导下，利用“反共救国团”、贯彻“七三布告”等冤案，搞的“阶级大屠杀”。

八十年代初，我是一名柳州汽运公司的卡车司机，有机会遍访广西民间、调查广西文革大屠杀。我走访的当年发生文革大屠杀的城市、地区和县份有：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宾阳、容县、武宣、柳江、融安、武鸣、凤山、钦州、玉林、河池、百色等，遍及全广西七十六个县市及地区。

八十年代中期，在柳州，我还采访了刚出狱的柳州造反派领袖廖伟然，他亲口对我讲述了广西造反民众反抗运动的具体情况。同时，我也有机会看到了那见不得光的，血淋淋的中共文革密档广西各地的《文革大事记》。

今天，串起文革密档中那一个个散乱的历史碎片，拂去尘埃，赤现尘封的往事，让人看到，那些在中共的执政史上叱诧风云，至今仍被高度评说功臣们，其实，正是反人类的阴谋家和杀人狂。


转自共舞台：http://gongwt.com/show.php?ID=146802 （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