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3日星期六

唯色:拉萨矿难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吗?


图1为中国黄金集团2012年半年度报告插图;图2为官媒报道甲玛矿区二期扩建启动仪式;图3拍摄于北京民族文化宫2011年举办“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成就展”;图4为六天前甲玛矿区发生矿难。

拉萨矿难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吗?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被它命名为“西藏甲玛铜金多金属矿”的“甲玛”,是西藏伟大君王松赞干布的故乡,位于拉萨河上游的墨竹工卡县甲玛乡。六年前,中国黄金集团吞并了长年来在此开矿的六个私营矿区,由其下属的华泰龙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继续日夜不停地开矿,每日开采量高达12000吨。

甲玛一带蕴含着包括了铜、钼、铅、锌、金、银等多种金属,据报道其潜在经济价值超过1200亿元。2011年8月,上市后改称中国黄金国际资源有限公司的该央企宣布,作为其两大矿区之一的甲玛矿区,探明和控制资源量提升了443%,并将继续推进矿山大型扩建计画,号称要“进军500强,建成世界一流矿业公司”。于去年9月启动的“甲玛二期工程建设”,据该央企介绍,“投产后,预计每年可生产6万多吨铜、近3000吨钼、50多吨白银、1吨黄金,年处理矿石将达到1260万吨,年销售收入可达40亿元。”

实际上,甲玛矿区早已从甲玛乡扩展至周围其他乡。在这个扩建过程中,原本安居山里的多座小寺院被迫放弃,僧尼被驱逐;多个村庄的农牧民被强行迁移,村落被改建成矿区仓库。而周遭具有信仰传统或历史价值的圣迹被破坏,其中包括莲花山大士的修行洞、朝圣者朝觐桑耶寺的路线、古老的天葬台、拙朴的岩画等,以及神山、圣湖和温泉。又因开矿造成水源污染,成千牲畜死亡,当地人生怪病,故农牧民多次上访抗议,但都被当局以“闹分裂”处理。2009年因干旱被矿区抢水,村民与矿区发生冲突,当局派武警和防暴警察进驻,许多村民被拘,村长被判刑,但打伤村民的矿区却不被追究。

几乎无人知道这里发生着什么。沿318国道出拉萨往东65公里,路边出现题写着“松赞干布出生地”的藏式城门很气派,左边卖门票的窗口说明里面是景区。走马观花的游客看到的是公路修得平整,两边的房屋崭新又漂亮——其实景区只有小半截,大半截是矿区但进不去——还可以看到载重很沉的卡车驶过,游客即便知道是拉矿石的车,也会认为官商合作的开矿事业惠及了民生。直到3月29日凌晨发生的矿难,才使残酷的真相露出一角。

两年前的谷歌地球拍摄的甲玛矿区洗矿厂等。
官媒在第一时间就声称这是“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山体自然塌方”,塌方长3公里,塌方量约200余万方,有83名工人被埋。还说矿难地点是扎西岗乡斯布村普朗沟泽日山,属于甲玛矿区。从Google地球和地图上找到甲玛矿区是令人惊骇的发现,规模巨大的矿区甚至无法用一张图来囊括。而为矿区修筑的公路,从甲玛乡一直伸入群山丛中,再拐个大弯从山的另一侧而去,出口还是318国道。基本上,矿区呈U字形状,将甲玛乡、邻近的扎西岗乡等地纳入掌心,而局部区域全是纵横的道路、被切割的山体、深深的凹坑及大块的秃斑,完全是山河破碎的景象。而这些影像的拍摄日期早在两年前,倘若现在拍到,那更是疮痍满目。

那么,会是什么样的“自然灾害”导致“山体自然塌方”的呢?矿难第二天,官媒说“西藏矿区滑坡山体发现多处裂口 正严防次生灾害”。从“自然灾害”到“次生灾害”,这当中的名堂太深奥了,是不是说,这一切灾难都是反复无常的大自然造成的,完全与人为无关?

很巧,Twitter上有了解甲玛矿区扩建的网友发推写到:“……有朋友在那边工作,据说出事的是二期采场,新闻上被说成一期,并被和谐为‘自然灾害’”;“二期规模是一期的好几倍,今年还在施工打算投产。但现在把二期的事故说成了一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也有但不大,官方肯定倾向这种说法”;还说:“在甲玛的朋友说这几天断网了。‘这里消息屏蔽,封锁,不能往外透漏信息’……”

的确,网络上有许多声音在质疑矿难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造成,但中宣部很快对各媒体下达最高指示:“对西藏拉萨一矿区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一事,要以新华社通稿和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为准,稳妥握管,客观准确报道灾情,及时充分报道救灾工作,正确引导舆论,对相关敏感问题一律不作报道炒作,不派记者到事发地采访。”

难怪从开矿的央企到所有官媒、各级官员的口径如此一致。到底要掩盖什么?是矿难太大,还是开矿造成的破坏及后患太大?总之,在甲玛这个原本殊胜的美丽之地,原本是西藏的龙脉之所在,而今却遭到被开膛破肚的厄运,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2013/4/3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1:

从两年前的Google地球和地图,看甲玛矿区令山河破碎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4/google.html

漫画:【开发】#西藏矿难背后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3/blog-post_31.html

藏王松赞干布故乡被疯狂开矿,山体塌方却被统一口径是“自然灾害”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3/blog-post_30.html

松赞干布的故乡快被挖空了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06/blog-post_13.html

西藏的水污染与具有中国国情的“气候变暖”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12/blog-post_1794.html

中外对话:西藏面临大规模矿产开采威胁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9/blog-post_24.html

山河破碎的西藏 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297

在西藏开矿的故事 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89

延伸阅读2:

纽约时报:雪山矿难:采矿给西藏带去了什么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3/04/03/c03mining/

主场新闻:西藏礦難背後 中國礦業剝削藏人藏地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E8%A5%BF%E8%97%8F%E7%A4%A6%E9%9B%A3%E8%83%8C%E5%BE%8C-%E4%B8%AD%E5%9C%8B%E7%A4%A6%E6%A5%AD%E5%89%9D%E5%89%8A%E8%97%8F%E4%BA%BA/

国土资源部:拉萨山体滑坡是突发地质自然灾害 http://news.sohu.com/20130401/n371301230.shtml

转自唯色博客: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4/blog-post.html

2013年4月8日星期一

“中間道路”是互利之路

——達賴喇嘛尊者在西孟加拉邦弘法時的講話

2013年3月29日,是達賴喇嘛尊者在西孟加拉邦薩路噶(Salugara)弘法的最後一天。法號聲中,喜瑪拉雅宗教協會會長擎著薰香出現了,達賴喇嘛尊者緩步走來,登上法座。三萬多信眾前來傾聽佛法,接受灌頂,並參加了色矩寺與喜馬拉雅宗教協會共同為達賴喇嘛尊者舉行的永駐長壽儀軌。最後,達賴喇嘛尊者發表了講話:

今天,這裡聚集了噶倫堡、大吉嶺和錫金的不少流亡藏人,有的祖輩就居住在了這裡的藏人,我們叫“甲噶康巴”,除了來這裡的時間不同以外,我們的根都是血脈相連的,我也是你們中的一員。

兩年前,我不僅在政治上讓自己退了休,也終結了自五世達賴喇嘛開始的,延續了近四百年的由歷代達賴喇嘛擔任政、教領袖的製度。雖然在當時,這個制度是附合社會要求的,但今天已時過境遷。未來,當境內外團聚的時候,我也會像很早以前講的那樣,將不擔任任何職務。就是達賴喇嘛體制是否存在、延續,也會由那個時候的人民做出決定,這個話,我在1969年就說過了。

十二年前,即2001,我們的政治領袖由選舉產生了,我已處於半退休狀態。兩年前,選舉噶倫赤巴的時候,世界各地的藏人,都非常重視,擔負起了很好的責任,我看到完全退休的時刻到了。所以,噶丹頗章承擔政治責任的製度,不是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結束的,而是高高興興地,在沒有任何人要求的前提下,自願地結束了。正如藏人習慣說的,“吉祥的時間,吉祥的方式”,“扎西得勒”地結束了。印度、美國,以及其他我認識的很多官員,都對我的決定表示肯定,並給予很高​​的評價。只是,在我們藏人中間,顯得突然,有點不習慣,但是,說明後,大家就理解了。

現在,是真正地在民主之路上,為自由而奮鬥,所以我們的力量在增大,而且,給了世界更多的支持我們的機會。不像“老狗守著骨頭”似的固守於舊的製度,而是適時地改革,也得到了不少益處。我作出這樣的決定,並非失去信心,並非西藏問題沒有希望,不是這樣的,請你們放心。

西藏的奮鬥不是為了個別人的利益,而是整個西藏廣大人民的正義鬥爭,重要是境內的廣大人民。過去,我常說,我是境內人民的自由代言人,而不是發號施令者。我向世界介紹境內廣大人民的心願是什麼和那裡的真實情況,這是我的責任。最主要的是境內廣大人民至今都有著驚人的勇氣和信心。

之前,噶丹頗章的範圍僅僅是衛藏、多堆(康區)的金沙江兩岸,當今,康區、安多和衛藏全部統一的想法,非常強大。在七、八、九世紀,整個西藏三區,可以說是在一個國王的統治之下,後來,西藏出現了分裂格局,雖然在宗教和文化上仍然是統一的,但政治上已非常虛弱,現在,由於內外的眾多因素,全體西藏團結在了一起,民族意識增強,對自己的宗教和文化,非常關注。

我們流亡五十多年,依靠大家牢固的勇氣和真誠,克服了重重困難,使今天,在眾多的流亡者中,我們獨樹一幟。這不需要我們解釋,很多了解藏人和研究流亡的人士,都這樣表述過。這主要是因為廣大人民的信心和勇氣克服了種種困難的成果。感謝今天在這裡的噶倫堡、大吉嶺、甘托克三地的藏人,我衷心地感謝你們付出的努力。

未來解決西藏問題的立場,早在1974年就制定了互利的“中間道路”,1978年年底和1979年,與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政府有了直接聯繫。當時,我們已經內定了這個互利的政策,所以,跟中國政府接觸起來非常方便。

中國境內,如80年代開始民主運動時,採取了全面的強硬政策,對西藏也自然是強硬的。但是,在胡耀邦時期,真的有很大的希望,不過,胡耀邦被迫辭職,接下來趙紫陽也沒能留任,在這樣的情況下,跟中國政府接觸,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結果,同時在西藏境內由於絕望,前後發生了多次起義和抗議事件,都被悲慘地鎮壓了。

但是,在過去的二十多年,特別是2008年之後,我見了很多華人,其中有知識分子和學生等數千人,他們中,有的是在美國和歐洲留學的中國人,還有許多著名的中國知識分子,也組織了一些專門的會議,在向他們介紹“中間道路”的時候,都非常歡迎,總之,支持中間道路的華人力量很大。去年,我收到一封來自北京的漢人手寫的信,他是一位知識分子,寫道,之前,他認為達賴喇嘛雖然是一位宗教領袖,但在政治上是個分裂者,不過,有一次他去五台山朝聖,遇到一位從印度來的漢語講得很好的僧人,向他介紹“中間道路”的內容之後,他說,達賴喇嘛的這個互利、雙贏的政策,會得到所有中國人百分之百的支持。這封信裡是這樣寫的,這是事實。

在過去的幾年裡,很多華人跟我會面時,都非常贊同“中間道路”,認為對中國有益,非常支持。但是從中國政府層面上看,至今沒有任何動靜。不過,政府和人民哪個重要?當然人民更重要。雖然在專制政權下政府很有權威,但從長遠看,還是人民更重要。這樣的情況下,當我們說“中間道路”時,受到中國人民,尤其是很多知識分子的支持,比如劉曉波,還有現在在美國的很多民主人士見我的時候,都非常支持。更重要的是,西藏境內的知識分子,如作家、藝術家、教師等,很多,見我時,雖然大家的心裡都有獨立的意願,但是,當我們考慮到能否取得成果時,就感到雙贏的“中間道路”是有道理的,並且,可以很好的解釋給漢人,所以大家都非常支持。我見到的西藏境內的知識分子中,沒有一個說要走西藏獨立道路的,雖然我們有這個權利。

在七、八、九世紀的時候,情況非常清楚,是這樣說的--“蕃於蕃國受安,漢亦漢國受樂” 。從語言文字和習俗來看,也都是不一樣的,種族也是不同的,但是,世界在變化,比如中國的情況,前世達賴喇嘛從流亡地返回西藏的時候,中國的皇帝已不復存在了,中國革命剛剛開始,當時,前世達賴喇嘛說,中國如同斷了源頭的江河,但是,現在看來,並不是斷了源頭的江河

如今,有些人說前世達賴喇嘛做了很多,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有點沒能力,我們必須要現實深入地思考,雖然我們有西藏獨立的權利,但是現在西藏境內的形勢非常嚴峻。我接見華人朋友時常說,印度的東南西北,都有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字,但是因為大家都有平等的權力和法治,以及民主自由等,所以沒有分裂的危險。同樣,藏人也有不同的語言文字等,如果真的能把藏人看成你們所說的“兄弟民族”,去尊重和友愛,公平對待的話,我們藏人也會考慮的。我們流亡者中,有的從西藏過來幾個月後,就去了美國、歐洲,他們並不是為了學習宗教,是為了錢。所以,我們藏人也需要錢和物質。我們爭取西藏獨立,是很難實現的。另外,獲得獨立,過著貧窮的生活,還不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里面,使經濟得到很好的發展,很好地繼承和發展我們的語言文字、宗教文化。

據說當今的中國,信仰佛教的人達四到五億。現在,達蘭薩拉平均每週都有10到20的漢人來自中國大陸,他們見到我時,有的流著眼淚說:“請不要忘了中國的佛教徒”。同樣,一些重要的法會上,因為有漢語翻譯,像去年在菩提伽耶時輪金剛灌頂法會上,就從中國大陸來了有數千華人信徒。過去,西藏的宗教文化,吸引了中國的很多皇帝,乃之成為佛教徒。未來,也會有很多中國人關注佛教,特別將有很多漢人喜愛藏傳佛教。

經濟方面,中國是一個很強大的國家,我們應得益於此,在我們的宗教和文化方面,如果藏人自己能夠很好地繼承和發揚,也可以幫助中國的數億佛教徒,這樣,不僅對佛教有利,也對個人有利,是雙利。這樣的情況下,你們必須知道,中間道路,在本質上取得了成果,

現在,有人說,與中國政府的接觸沒有取得任何成果,這是一面之詞。從民眾的層面來說,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如果我們以“中間道路”為原則,中國政府方面能夠開放一點點的話,就很容易交流,而說獨立的話,就等於自己關上了門。對這些問題,你們要慎重考慮,在這裡的噶倫堡、大吉嶺、甘托克三地的藏人,你們都有責任。

雖然我已經完全退休了,但是,我是一個藏人,其中的安多哇(笑),之前,沒有隸屬於甘丹頗章政權(笑),但是,最主要是境內、外廣大人民信任我,所以我有責任。因此,今天向聚集在這裡的人民,介紹一下西藏的基本狀況,請你們記住這些。

總之,會發生變化,六十多年來,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和三四十年前的中國完全不一樣了。如今的中國內地,已有適當的言論自由,藏人到了中國內地後,感到有了不少的自由,但是,回到藏區,特別是拉薩,就有非常嚴厲的管制,這是有人說的。所以,中國在變化。西藏的情況,如今是漢人感到羞恥,藏人感到痛苦,對雙方來說,都百害而無一利。如果中國政府能夠理性思考, 對雙方都有利。所以,我們在走互利的中間道路,我相信在未來,會取得成果的,對此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知道了嗎?你們要記住這點,扎西得勒!


翻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中文組(已由達賴喇嘛辦公室审阅)

转自藏人行政中央网站:http://xizang-zhiye.org/中間道路是互利之路/

莫那里(MANALI)风景

我一直渴望一见拉达克。早在几年前,就有朋友说:“如果你想看一看1959年以前未被中国占领的西藏,就去拉达克吧。”然而,去拉达克谈何容易,因为海拔高,积雪太多,道路常常是封闭的。于是,我决定到莫那里(Manali)试一试运气,因为这里是拉达克的入口。没有想到的是到了莫那里,我哪儿都不想去了。以下的照片,是我昨天拍的。——朱瑞按

莫那里的西藏寺庙(宁玛传承)

这座古老的建筑里面是天然温泉

麻尼和佛塔

西藏佛教寺庙(格鲁传承)

同上

旷野中的温泉

河边的温泉

著名的俄罗斯藏学家Yuri Nikolaevich Rerikh故居。据说,根敦群培曾在此与Yuri Nikolaevich Rerikh合作,把西藏历史名著《青史》译为英文。

Yuri Nikolaevich Rerikh和夫人

Yuri Nikolaevich Rerikh与尼赫鲁、英吉利 甘地,以及他的父亲(著名的俄罗斯画家)

Yuri Nikolaevich Rerikh故居局部

Yuri Nikolaevich Rerikh的故居局部

莫那里郊外

莫那里郊外众多瀑布之一

2013年4月6日星期六

朱瑞:尋求翻譯的黃金中道


當我閱讀《在波蘭的廢墟上》時,一點也沒有想到,日後會與作者傅正明先生在西藏世界裡相遇,而他的作品,也會在數年後一如繼往地吸引我,比如《西藏流亡詩選》、《 詩從雪域來》等。不過,今天我要談的是新近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傅正明新著《英美抒情詩新譯》一百零八首。

此譯著囊括了七個世紀以來的英美著名詩人之作。其中很大一部分,前人已有翻譯,如雪萊的《西風頌》、勃朗寧夫人的十四行詩等等,因此,複譯也就更難。對譯者來說,無論對東西方精神的理解與轉換,還是對古典詩詞格律與現代自由詩的把握等,都是一場挑戰。

我是在喜馬拉雅地區的旅行中讀完了這部譯著的。說實話,人在路上,總是匆忙而疲憊的,然而,並沒有影響我的閱讀,因為這部作品,給了我一個嶄新的視野。

首先,譯詩完整地傳遞了原詩精神 。比如朗費羅的《橋》,陸志韋先生在一九一三年翻譯時只是摘譯,雖然精煉,但某種程度上,減弱了西義中人文主義內涵,後來楊德豫先生全譯的《橋》,我也特別找來閱讀,感到還是少了一份原詩的意味深長,另外網上也有一譯文,譯者為李景琪,雖然讀來上口,但畢竟沒有脫俗。《橋》的第一、二節,具體比較如下:

※陸志韋譯(野橋月夜.調寄浪淘沙)——夜靜小橋橫,/遠樹鐘聲。/浮圖月色正三更。/橋下月輪橋上客,/沉醉金觥。/潮水打空城,/舉目滄瀛。/浮萍逐浪野花迎。/兩岸蘆花斜月影,/似溯空明。

※楊德豫譯──中宵我佇立橋頭,/聽到鐘聲敲動,/明月從尖塔後面/上升到城邑上空。/我瞥見:腳下的水中/閃耀著明月的倒影,/像一隻金鈀的圓盞墜落了,/沉到海心。

※李景琪譯──午夜佇橋上,/報時鐘聲響,/月亮升穹蒼,/塔後把身藏。/但見月清影,/橋下水中映,/似金色酒盅,/墜落入海中。

※傅正明譯──午夜橋頭立,/鐘聲擊塔樓。/一輪皓月上城頭,/尖頂影幽幽。/腳下清清水,/微波映月浮。/金觥傾酒入江流,/向海去悠悠。

顯然,傅先生的複譯,不僅沒有雷同前者,而且揚長避短,更精緻,更豐滿了。尤其是傅先生完整地翻譯了此詩, 無誤地把握了原詩中西方文化的內在精神。傅先生也在《導言》中談到了陸志韋先生在翻譯中,「把西方教堂塔樓轉換成佛家佛塔。盡管原詩意境與佛教禪宗有相通之處,但朗費羅本人在最後,還是歸結到了『上帝之愛』⋯⋯。正是這種人類關懷,使得朗費羅的這首詩成為一首偉大的詩」,因此,傅先生在最後譯道──滿地流光碎,/朦朧月影浮。/天堂之愛露症候,/意象蕩荒洲。

應該說,這種忠實於原作意蘊的翻譯,在《英美抒情詩新譯》中例子很多,同時,譯者還矯正了過去的許多誤譯,呈現了原詩的完整性和真正內涵。

其次,兼用自由詩體和古典詩詞體,乃至謹守宋詞格律的詞體。傅先生謙遜地把這一貢獻,歸結為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辜正坤的影響。事實上,以古典詩詞和自由詩的多元方式展現譯詩,正是譯者對原詩的領略和多年翻譯經驗的總結。在這部譯著中,一些短小的詩篇,譯者往往以詩詞表現,比如英國詩人阿爾弗雷德.丁尼生的詩《雄鷹》,就用了「攤破浣溪沙」(「浣溪沙」之變體),上下片各增三字,移其韻於結句, 體現了中國古典詩詞的優勢,不僅凝練,還滲透了一種音樂之美──

利爪雙鈎扣絕崗,/蠻荒孤影近斜陽,/天界周身一環套,/色蒼蒼。/腳底海波蟲豸動,/居高雄視立山墻,/雲端俯衝雷暴落,/野茫茫。

而宏篇詩作,就採用了自由體,像雪萊的《西風頌》等,譯筆同時帶有詞曲體的韻味和氣勢,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原作的豪放和奔騰,在此節選最後一段,與讀者分享:⋯⋯

/請把我煉為你的詩琴,/即便入寒林又何妨同心飄落葉,/你狂飈一曲有和諧的雄渾,/請揉進這深秋的蕭瑟,/甜美的悲切。/烈焰般的精靈,/哦,/願你我同燃燒同寂滅!/吹散我思想的冷灰向遠天揚播,/像片片枯葉催生嫩蘗新樹!/憑這詩韻的符咒將我的新歌/一字字傳遍人世寰宇,/如尚未熄滅的爐頭火星撒落莽原!/啟用我的喉舌向沉睡的大地/吹響預言的號角!/啊,/西風卷,/當寒冬來臨,/春天豈會遙遠?

這是一首早就被中國人熟悉的名作,很多人甚至可以倒背如流:「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雖然傅先生的複譯打破了這個慣性,但是沒有讓人感到陌生,而是更知識化,更有節奏和彈性, 總之,這種各體皆備的翻譯,無疑超越了以往固守一種詩體的侷限。而譯文甚至可以與原文逐行對照!

再次,傅譯語言質樸平實。這也是讓我在緊張的喜馬拉雅之行中,始終沒有放下這部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譯者在《導言》中也提到了「導致閱讀障礙的原因之一,就是用冷僻的字詞」,因此,這部譯著沒有任何花枝招展和故弄玄虛的語言。是的,好的文字,是從來不張揚的。包括對葉芝的玄學詩風作品的翻譯,也給人以親切之感,當然,這也是原詩之風格,靈動而不艱澀。還有對美籍女詩人埃瑪.拉扎勒斯的《自由女神塑像 》之譯,十分平實且深沉,這也正是原詩之境──她靜穆的雙唇呼喊「把你的疲憊、貧困,把廣大民眾對自由呼吸的嚮往,把豐饒海岸給不幸難民的庇護,把風雨顛簸中失落的家園,統統交給我吧:我高擎明燈守望在黃金門廊!」

除以上優勢外,傅先生對原作中意象的捕捉等,也更精準,其良苦用心是一目了然的。雖然傅先生把多數譯作都歸化為古體詩詞,但也盡可能保留了西方文化中特有的意象。有時,甚至以音譯的西文詞入詞,如葉芝的《情殤》(The Sorrow of Love)中,「離離」一詞,就含義豐富,涵蓋原文的悲慟之意。因為這是詩人借懷古表達對毛德崗的無望之戀,以及對愛爾蘭民族獨立運動的思考,傅譯如下:

情殤(重寫本,八六子)

雀單飛,繞檐爭嘴,星河皓月同輝,願混跡和融草葉,寄言衝突心圖,搵乾泫啼。

朱唇情劫傷悲,普世淚泉泓邃,英雄十載鄉思。奧德賽,風帆命中撕裂。兩強矛舞,獨夫頭斷。重聞屋角翻飛鳥語,虛空流瀉蟾輝,草離離,殷勤撫平泫啼。

我曾不能自已地寫過:「詩,曾馱著我的青春,扣響過文學的廟堂」,意思是,我對文學的情感,源於對詩的熱愛。到現在,我的桌邊隨手可及的地方,總是放著兩卷本的《美國現代詩選》。那是從艾略特、龐德到金斯堡等後現代主義詩人之代表作,我百讀不厭。這樣說來,似乎譯文完美無暇了,不,不是的。實際上,就這部書的翻譯而言,要麼注重韻律而忽略了內容,要麼注重內容而忽略了韻律,我的反覆閱讀,是因為透過參差不齊的文字,隱約地撫摸到了那些桀驁不馴的靈魂。其實,就翻譯本身而言,歸化和異化是兩個極端,不宜偏執。而相比之下,傅先生的這部譯著,顯然更嚴謹,更有份量,開拓性地找到了翻譯的黃金中道。


2013年3月完稿於博卡拉,
同月,定稿於加得滿都

开放首发: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1273

2013年4月5日星期五

尘封的西藏 (上)

——恰巴·格桑旺堆先生的回忆

◎ 朱瑞整理
 
恰巴·格桑旺堆:前西藏噶夏政府金融总管,后历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商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分行副行长,拉萨市副市长,中国工商联常委,西藏自治区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第五至七届中国政协委员等职。



1927年12月15日,我出生在印度的噶伦堡。

父亲札色康·索朗多杰,曾和九世班禅大师一起到中国,任南京办事处处长。一九二五年,作为班禅大师堪布厅的四品官员,到噶伦堡工作——为从西藏去中国看望班禅大师的人们发放路费。同时,父亲在我们住房的一层,开了一个绸缎商店,专卖中国丝绸。

那是不丹大臣察绪(印度语:雅泽色朴)的一座两层楼房,后来,人们称札色康·古知,意思是壮观的札色康住宅。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时候,住在离札色康只有二三里路的一座房子里,人们叫颇章。

六岁多一点儿的时候,我和姐姐一起,进入了一个叫甘班知的学校学习。这是一所女校,女孩子可以一直学习到高中毕业。而男孩子只允许读到十三岁。

学校离我家有三、四公里的路程。每天,我骑着一匹小马上学,那马的品种就是小的,由一个马倌牵着马,一个保姆扶着我。

同学中有锡金王子焦奇、锡金公主古古、古拉,还有不丹大臣也就是我们房子主人的女孩札西拉。

父亲专门找来了一位锡金人,帮助我复习课程和学习英文。

1933年10月30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父亲代表九世班禅,于1934年,从噶伦堡启程,回西藏为达赖喇嘛发放布施。

我们,父亲、母亲、姐姐和我四人,先到了尼泊尔,朝拜了蓝毗尼和其他佛教圣地。每到一处,都要点酥油灯、献哈达,向穷人、乞丐布施。在加德满都,尼泊尔国王接见了我们一家。我们住在切荣卡雄的附近,东边有双塔,西边有帕巴新宫,有山、有树、有猴子。那时,每次出门,我都带些花生米喂猴子。下午四点左右,尼泊尔国王要派人送来班丹,就是一筐素菜,一筐水果:有芒果、橘子、香蕉。一到时间,我就站在房顶张望,我想吃水果。

后来,过了喜马拉雅山,噶夏政府从挺日的藏兵里,派出十名警卫,一个排长和一个连长一直护送我们到了札什伦布寺。当时的警卫还包括九世班禅大师从中国派来的僧官旺堆,后来,在十世班禅时期,他叫达拉木·阿旺晋巴,死于文化大革命。

我们在札什伦布寺及后藏大大小小的寺庙时,都点了酥油灯,并向集会的僧人们发放了酥油茶、大米做的各种干果,藏语叫明达,大米里加了盐和牛肉的粥藏语叫哲杜,以及用糌粑做的粥,藏语叫土巴。最后全家到了拉萨。刚到拉萨的时候,我们住的房子在鲁普,没有玻璃,风吹来吹去的。不久,搬到帕廓朗吉冲卡,房子才好了一些,也是两层,仅仅住了几年,又搬到了帕廓东街的伦康萨。

从印度回来的时候,父亲给我和姐姐带来了一位英文老师,是印度人,叫哥比,二十岁左右。后来,他在西藏结了婚。女人起先是藏族,不知怎么的,又成了回族。我们都叫她藏回族。

那时,早晨和下午合起来,我有四个小时在家里学习英文,其它的时间,我们在塔不林度过。



塔不林,是干达乌杰啦开的一所藏文学校,从前,父亲也在这所学校读过书。进这所学校有个规矩,要给老师送礼,随便送什么礼都可以,羊腿呀、牛肉呀、米呀、面粉呀。第一天入学要给同学们吃措玛哲希,也就是人参果米饭,倒酥油茶。老师会指定大一点的学生,替新生倒酥油茶。仪式结束后,学校放假一天。就是说,每当有新生入学,学校就要放假。另外,每月的月圆日,即藏历十五和三十,也要放假。

藏历的十四和二十九要进行藏文书法考试。按成绩排列。第一的学生要打比自己成绩差的,第二的学生也要打比自己成绩差的……男孩打脸,女孩打手。

老师是农垦局的秘书,西藏有名望的人,很少说话,也很少打骂学生。他培养了很多的学生,比如索康噶伦等贵族子弟。

当老师下乡收粮时,他的侄儿维色坚赞喇嘛就代替管理学校。这个人脾气大,粗暴,有一次,我的字写得不好,他往我的屁股上打了十多下。后来他去了印度,当了功德林札萨。现在也有八十五、六岁了吧?

每天早晨,学生到学校后要念文章,有的念卓玛、色记母(护法神)、恰车、九九乘法;有的念报告、合同、政府的布告,只要是练习,什么都可以念。还要练习写字,先用木板,后用纸,很有规律。

学校里,贵族家的小孩坐在一个小的屋子里,房子靠东,有窗子、有地板。其他一百多学生,在一个大屋子里,不分年级,由藏文字母区分每个孩子的文化程度。一个孩子要在塔不林学习六、七年,最长的也有学习十几年的。这所学校只学习算法和书法,如果学习文法,毕业后,得再找学校,像这样的私塾,拉萨有十多家。

一年后,我跟母亲回到了噶伦堡,继续学习藏文和英文。父亲去了玉树班禅大师那里。

1937年,传来了九世班禅大师圆寂的噩耗,母亲哭得昏了过去。不久,我随母亲开始了为班禅大师发放布施。像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布施一样,我们先去了尼泊尔,除了原来朝拜过的地方,还去了措边玛,那是莲花生大师的出生地。湖里有一块块草坪,草坪上有莲花,如果有缘份的话,莲花会移过来,按正时针绕着香客转上一圈。标志着莲花生的莲花,就有这个特点,不过,不是所有的香客都会得到莲花的环绕,得有缘份。

我们从噶伦堡回到拉萨后,又和父亲一起,到西藏的大、小寺院布施。而后,我们一家到了日喀则。不久,姐姐嫁给了日喀则附近的一位贵族:德赖拉木得,他是宗嘎和帕里的宗本。姐夫还有两个妹妹,一个是同父同母的次央,后来成了热振仁波切的弟媳;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朗杰泽珍,嫁给了热振时期的俗官觉札。

姐姐完成婚姻大事后,母亲返回了噶伦堡,而我和父亲回到了拉萨。从那以后,许多年,我没有再看到印度。

在拉萨,父亲送我到车仁夫人家里学习。车仁夫人对学生们很耐心。她的英语标准,方法也灵活,比如教写信,我们写好了后,不对的地方她总要修改。在车仁夫人的家里,我学习到十五岁。

1939年,热振摄政的拉章修好,大贵族们纷纷前去祝贺,我也随父亲到了热振寺,一待就是十几天。家家都搭起了帐篷,附近的大坝子上,天天都演藏戏,林周藏戏团、觉木隆藏戏团……都来了。当时,不仅贵族,连普通的百姓也对热振很满意,因为热振摄政寻找了达赖喇嘛的灵童,并且拉萨的物产丰富了。

从热振寺回来,姐姐快要生小孩子了,我从拉萨启程,母亲从印度启程,我们在日喀则的姐姐家见面了。我和母亲在一起待了半年左右。那时,没有专门的人接生,母亲根据经验为姐姐接了生,是一个女孩。

1940年春天,我和姐姐、姐夫还有生下不久的女孩,一起到了拉萨。母亲又回了印度,这时,我的父母已经离婚了。

姐姐的命运极为悲惨。她一连生了四个孩子,四个孩子一个挨一个地长大的时候,帕里一带流行痢疾,四个孩子在一年之内,都死去了。姐姐在生下第五个孩子的时候,也难产去世了,那以后,姐夫的精神就受了刺激,许多年,都被精神病折磨着。奥地利登山家哈勒,在《西藏七年》一书中,也记录了我的姐姐和姐夫的不幸。



噶雪·曲吉尼巴,是有名的噶伦,我父亲的好朋友,也是夏札小姐拉云卓玛的朋友。

1942年,在噶雪·曲吉尼玛的介绍下,父亲与拉云卓玛,我与拉云卓玛的女儿索南卓玛结婚了,这在西藏叫朵巴知瓦或朵吉,就是两家合并的意思。

结婚的时候,要送给参加婚礼的人措玛哲希、切玛,楼上吹起长短唢呐。四个盛装的女人为大家献酒。头两个女人举着银子镀金的杯子,后两个女人举着银子做的长壶,在场的人都要用手沾三下,向佛法僧祝福。

晚上,新郎新娘睡觉的时候,被子下面是青稞写的“雍仲”,四个男人要为新郎新娘跳舞,跳的是西藏传统的舞,叫协琴。各地的协琴不一样,我认为拉萨的比较好一些。

开始,亲戚朋友们都是主动来的,每人都要献哈达,有的还带来了面粉、大米、有的带来了茶、绸缎,各种各样的礼物都有。比较亲的,还要拿出一天的请客钱。

过了三四天,该来的都来了,再看账本,派佣人拿着哈达去请客,和今天发请贴一个意思。大家又都来了以后,一般的朋友,坐一坐,喝喝酥油茶、吃吃措玛哲希、切玛,就走了;比较亲的人,要吃喝两三天。每天都是一大早就来。婚礼至少要进行七天。我们的婚礼是借吞巴的房子举行的。



1942年,我进入孜康工作。孜康负责的事情很多,比如噶厦在各宗谿存放的粮和物,当支付包括军饷在内的各项需用时,必须先经过孜康核准。

孜康里有四个孜本,三个孜主巴,孜主巴分两种,散那巴孜主巴和孜主巴,散那巴孜主巴的地位高一些。孜康里还有一个依杂,就是文字保管员。

进入孜康,要经过文字和算盘考试。一般来说,录取第一二名,三四名就算落榜了。在参加孜主巴考试时,我的算术和书法,都考了第一名。这不是偶然的,过去我在姐夫的父亲那里,专门学习过算法;后来又跟着噶雪巴、鲁康娃以及当时的孜主巴夏格巴都学习过,为进入孜康,做了不少准备。

初到孜康,要给全体官员献措玛哲希和酥油茶,还要给四个孜本每人献哈达。我入孜康时,孜本是噶雪巴、鲁康娃、执于、拉鲁。

1943年,过藏历新年的时候,我当上了散那巴。当时的孜主巴是恰白·次旦平措、顶加·次仁多吉。从这时起,我戴上了官员的绿松石帕角。

通常,在藏历新年和燃灯节的时候,都要提升两个僧官,两个俗官。



1943年12月,我当了噶夏政府的雪巴,也就是小秘书,七品官。在祖拉康上班。

雪巴和马草官属平级,当了雪巴,就不当马草官了。马草官是一个吃亏的官职,每年要从自己手里赔款几千秤藏银,一秤等于五十两藏银,相当于人民币两元五角。

1944年6月,本该轮到的那个马草官,由于给达札摄政的贴身佣人送了厚礼,就免去了这个差事,硬说轮到了我。他们找到了在历史上仅有的雪巴当马草官一例,说服我。

马草官一僧一俗,三年轮换。我当马草官时,僧官是代尼仓·强巴平措。

马草官主要负责从拉鲁庄园到哲蚌寺下面的一片草场。这里的草又高又粗,是喂马的好料,藏语叫达木札。每年藏历六月十五到八月十五两个月期间,草长得最好。因为这里的地下水格外充沛。有的地方甚至很深,能听到水牛的叫声。

在割草的季节,每个宗都要派乌拉,大一点的宗要派四、五十人,小一点的宗要派二、三十人。有的宗派不出乌拉,就给钱。割草的乌拉一般要四百多,花两个月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我们从拉鲁廓村雇用乌拉。

割草的时候,看守都是马草官的管家。只有达赖喇嘛召见的时候,马草官本人才到场,其他的事情,都由管家负责。比如马吃完了草,要马上派人送去。还有,草不够用的时候,还需要买草。

割草时,噶厦派一名占珠(每年轮换)和两个马草官一起负责。三个人都把帐篷搭在草场的边上。占珠和马草官不一样,占珠不吃亏。因为最后还要剩一些钱,我们三个人就平分了,占珠得到的钱,就成了自己的,而马草官得到的钱,要到各宗去卖马草,这些钱是不够用的,我们还要自己添钱。

马草官负责供应的草很广,包括曲水那边的赛马、罗布林卡的两个马圈、布达拉宫墙里的马圈、雪村的大马圈。这些马有一部分专门给布达拉宫挑水,另一部分给达赖喇嘛驮东西,只有拉萨草场的达木札是不够用的。

在马草官任职三年中,有一年可以从拉萨周围十八个宗勾买马草,这方面噶厦有个规定,比市场价格低。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些宗,得留够了自己用的,剩下的才可以卖。

1947年藏历6月,我的马草官任职期满,三年中,两个马草官每人差不多亏三千多秤藏银。为了补尝损失,噶厦在马草官任职期满后,给一个宗管理三年。这期间,既可以自己管理,也可以派人管理,还可以租给别人管理。



当时,派我和哲蚌寺桑木洛康村的一个僧官共同管理申扎县,就是说,我当了申扎宗的宗本。由于当马草官和婚后盖新房,我欠了许多钱,连做生意的资金也没有,只想把债务还清就行了。因此,我把申扎县租给噶雪巴,租金为一年二千秤藏银。

申扎宗出产羊毛。那年,正赶上世界羊毛价格上涨,上交噶厦的又不多,宗本就有了机会做羊毛生意。噶雪巴和桑杜仓合伙做起了羊毛生意。在西藏,人们常说到牙、帮、桑。牙,是指热振摄政的拉章,帮,指帮达仓,桑,指桑杜仓。他们是西藏有名的三大商贾。一年下来,噶雪巴和桑杜仓两人的生意尽管很好,可是,噶雪巴遭遇了麻烦,被逮捕入狱了。

这得从热振事件说起。当热振摄政被关进布达拉宫夏钦角监狱时,写过三信封,一封给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一封给僧官仲译钦莫群培土登、还有一封给噶雪巴噶伦,希望给予帮助。当时三封信都交给了看守,最后,落入达札摄政手中,因而,引起了达札摄政对噶雪巴的不满。另一件事就色拉寺杰扎仓在热振事件的反叛中,因支持热振摄政,噶夏内部竟有人主张摧毁杰扎仓!但是,在色拉寺作战中,总指挥噶雪巴,仅把几个反叛首领交给了噶厦,保护了色拉寺的房屋和财产。这件事又一次引起了达札摄政的不满,因而,在驱汉事件中,噶雪巴遭陷害,被终身监禁在山南一座专门为他而盖起来的特别监狱中。

申扎宗就还给了我们。我只好让管家到申扎做生意,免强准备了一些资金和马,在牧区最离不开的就是马了。

一天,我的管家被筒包找去,说,桑木洛康村那边,由他们租了。当时,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已经去世,噶厦派了两位官员夏苏和筒包,专门负责亚谿家的事情。筒包是一位僧官,却长着做买卖的脑袋,他一心把亚谿家的生意做好。当时,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家庭并不富有,单独也做不起来生意。我们的管家和筒包又比较熟悉,我们就同意了和筒包一起做生意。亚谿家向噶厦借了一万秤藏银。由于我的资金不足,还借给了我两千秤,就共同做了三年羊毛生意。本来只剩两年,因为有一个结尾,就做了三年。

原来,羊毛价是一驮50卢比,后来涨到100卢比。一年中,我们从申扎宗收购的羊毛有五千驮左右,等于申扎商品羊毛的百分之五十。生意做得很好,想不到的利润都拿到了。我的管家和亚谿的管家也合作得很好。

羊毛都是从申扎宗运到噶伦堡,由桑杜仓和尼泊尔商人对换。当时,没有公家对换,都是私人的。我们挣的钱大部分存放在了邦达仓手里。小部分存入了加尔哥答的中国银行。后来,加尔格答的银行被查封,我的钱至今没有兑现,已经四十七年了。放在邦达仓手里的钱倒是都回来了。



1947年到1950年,我任农垦局局长。当时局长有五人,一个是大四品官,两个是四品官,我是散那巴官,还有一个僧官是五品官。

农垦局是张荫棠设立的,也是八个局中最后剩下的一个。农垦局负责所有西藏的开荒、或是原来的田地由于水土不好,多年没人耕种,如果有人想种,可报到农垦局,发给执照,提前量一量,并把土地分成等级。土地有三等,主要看土质,头三年不交税,然后给地的主人交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土地就属于这个人了。还有一部分房产的出租和收租,都由农垦局决定。农垦局专门有一批百姓,叫米伯尔,即人头税,人头税很少。再就是拉萨的哈巴林回族,也就是汉回族,从中国过来的,大部分住在东郊,由农垦局管,里面的头头,也由农垦局任命。拉萨的藏回族是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从克什米尔请过来的,当时只有五户,现在多了,大部分住在帕廓街,由另一个单位管理。



1950年藏历10月8日,达赖喇嘛亲政。人民解放军到了昌都,形势紧张,噶厦政府开了大大小小的会议,最后决定达赖喇嘛到亚东,同时,新任了一些代理官员,比如噶伦鲁康娃,僧官洛桑扎西。大多数官员们都在寻找各种理由,想跟随达赖喇嘛去亚东,拉萨留下的差不多都是些代理。

财政金融总管本来是擦绒和觉当·达拉木,孜本为夏格巴(当时在印度)。前面两人都想和达赖喇嘛到亚东,就又提拔了两个人,即占东·洛桑多杰和我。占东·洛桑多杰原是僧官大四品官,而我,仅是散那巴官,也就是小四品官。这个任命是达赖喇嘛去亚东的头一天宣布的,下午三、四点钟吧,我接到通知。到布达拉宫时,首席噶伦索康,给我们念了达赖喇嘛的任命书,通常这个决定由卓尼钦布,在早晨九点钟左右的早茶时宣读,但,已经来不及了,就交给噶厦由首席噶伦宣读。在西藏,任命官员时,先由噶厦上报达赖喇嘛,一般要报两个僧官两个俗官。最后,达赖喇嘛只批一僧一俗。

念完任命后,索康噶伦说,这个报告留给你们两人吧,一定要好好保存。现在你们马上到察绒和达拉木那里,熟悉和交接工作。

我看到报告上的第一个僧官是:占东·洛桑多杰,第二个是堪琼·洛桑丹增。达赖喇嘛批了第一个。俗官第一个是满堆巴,他是四品官,比我大多了,有三十岁吧,我当时虚岁二十四岁。我的名字是第二位,只写了恰巴色,色,在藏语里是少爷的意思,连恰巴·格桑旺堆都没写。而达赖喇嘛在我的名字上画了圈,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他打了卦吧?也许因为他还记得我和他的家族在申扎的羊毛生意吧?这是我自己猜的,人家都没说。

财政金融总管为四品官,一个非常好的职务,我有点迷惑了。回到家里,我和老伴索南卓玛及母亲拉云卓玛商量起来,我们都担心,如果共产党来了算账怎么办?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没有答案。那天晚上,我和老伴去了她的舅舅夏苏家。夏苏刚任噶伦。我说,我该怎么办呢?我有点担不起这个责任,想请假……他说,现在是政府危难的时候,正需要你,还是不要请假吧,这是政府信任你。

第二天,达赖喇嘛等人都走了,就是请假也没有地方了。

藏历铁兔年2月,卓尼钦布在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客厅,就是色木琼票屋,举行了一个提升仪式:

早晨,我穿了四品官衣服,和老伴孩子一起喝酥油茶、吃措玛哲希,然后,带了五个佣人骑马到祖拉康,向释迦牟尼献哈达、磕头后,又到了布达拉宫。我先去了达赖喇嘛的客厅,虽然人不在了,但法坐还在,我对着法坐磕了头、献上哈达,倒上酥油茶、措玛哲希,在里面坐一坐,出来后,到了摄政王办公室献上哈达,坐一坐,倒个茶,再回到祖拉康,到噶厦献一条哈达,在垫子上坐一坐,最后回到自己家里,搭起了帐篷,专门请了喇嘛念经,然后,唢呐吹起来,亲朋好友也来了,我们请了两天的客。

当时,传说很多,有的说共产党吃人,有的说共产党专门分配私人财产。大家心里都很不安。有一位贵族老太太,叫拉龙素杰,男人早死了,她本人也没有在噶厦做过工作,还是跑了,她最怕的就是共产党来了先吃她,因为她很胖。这种时候,佣人也劝我们说,谁谁贵族都走了,我们不走不好吧?在拉萨太不安全了!还说:“我们的主人呀,什么也不懂,人家都急着走了,他们还是不走!”当时,对共产党,我们一点也不了解,究竟是不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都不知道。

以前,我并没有在噶厦担任过重要的职务,还是不要走吧,再说,人吃人,也不会先轮到我们吧?

我所在的财政金融机构,藏名叫札西洛珠康洛仓宫。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取的名字,1931年成立,牌子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手写的,盖了章,挂在办公的军械厂,位于拉萨北郊,我们叫扎基,包括造币厂、制造枪支弹药厂、电厂。

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学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新东西,回来后,也准备发展军队到一万或一万五百人,并装备武器。过去,西藏的军队只有几个人,也没训练过,只有火枪。

金融机构主要发放货币,维持军队的工资和装备。刚开始,一方面造枪支弹药,一方面造币。造枪支弹药,就是造英式步枪和子弹。需要的炸药都是从印度进口的。枪是造出来了,但是试枪时,不能用手拉,必须挂在树上,用绳子拉,由于技术不过关,很容易整个爆炸。不久,这个枪支弹药厂就黄了。

达赖喇嘛从印度回来时,还带来了军事技术人员,有一个英国人叫良丹色卜,专门训练士兵。主要训练“波利斯”,即公安人员。良丹色卜和达赖喇嘛说,我和你们西藏军官一样服务,也想和西藏军官穿一样的衣服。于是,他留起了长发,还把头发卷起来,戴上了象征噶厦官衔的帕角,不过,一般西藏军官的帕角都是红绸子的,而良丹色卜的帕角是黄绸子的。

再说造币。过去西藏造币是木板印制的,数量少,质量差。现在,造币厂分两个系统,一个纸币厂,一个硬币厂,各有一僧一俗两位厂长。印纸币有八个人,都是噶厦政府的小吏,四个是布达拉宫机构的,四个是祖拉康的。硬币是指铜币和银币,有两个技术人员。

在林芝那边,有专门的造纸厂,制造钞票用纸。银子还要炼,亚东那边专门有炼银的地方,最后,拿到拉萨,通过机器,变薄,一个个下来成形。后来,炼银的地方又搬到了墨竹工卡。

实际上,制造藏币并不像说的这么简单,有好多程序。还有,钞票上的数字,数目都是手工写的。过去有三个人专门做这件事,都是山南曲松宗的人,他们在老家学的一种字体跟别人不一样。中国人来了以后,大量发行纸币,手写的数目就跟不上了,增加到了六个人。

假钞,我是一眼就能认出来的,真正的纸钞要经过磨光,打上进口油漆;再就是字体,一下子就鉴别出来了。并且要有达赖喇嘛的红印章和我们机关的黑印章。

取达赖喇嘛的印章,还有一个过程:先写报告,然后达赖喇嘛派四个贴身警卫僧人中的一个,骑马背着印章,到我们这里,先让我们看一看卓尼钦布的蜡章变没变,没有变,才打开,挂在机器上,和我们的印章一起,印完钞票后,放起来,再盖上我们机关的印章(我们机关有三个章),这时,达赖喇嘛的贴身警卫才能回去。回去后,还要写报告,说明这次印了多少张钞票,到时候达赖喇嘛一检查,就知道每年印多少张纸钞了。

印一张纸钞,要六七个程序。一下子印不出来。第一道程序,是上黄色,第二道程序上红色,第三道程序上黑色,第四道程序上深蓝色,第五道程序上绿色,第六道程序盖达赖喇嘛印章,第七道程序写这个报告。

纸币的面值,有一百两、二十五两、十两、七两五、五两。硬币分两种,银币和铜币。银币最大的是十两,也有三两,一两五,其中一两五的硬币是纯银的,质量最好。

我们三个总管,占东、桑颇,还有我不分工,有事商量,如果两个人同意,一个人不同意,也不行。

刚建立机构时,需要银子,就给各大贵族、商人发放了许多资金,从印度收购银子。开始收上了许多,后来银子涨价,都交不出来了,成了债务。我交接工作时,合同见到了,东西没有。我和僧官占东发现金库里只有五个多拉的金子,除此,都是空的,现款也不多,原有的几千张二十五两的纸币,还没来得及写字,也被擦绒带到了亚东。《十七条协议》鉴定后,达赖喇嘛从亚东返回时,这些纸币也送回来了。

过去,西藏财政开支大部分都是实物,货币发行量不大,物价上涨也很慢。1951年以后,货币发行量比过去大了,一个是物价上涨,一个是解放军一来就发银元,也就是钢洋(一箱一千块左右),钱的投放比过去大了,藏币需要量增加。比如,一百两票子,一个藏文字母,要印两万五千张左右,后来,三十个字母都用完了,又重新印,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前后印了四十六个字母,现在看起来不多,但当时很多,出现了通货膨胀,粮价也提上去了。1951年一克粮食大约值四十五到五十两藏币(一克粮食差不多有3·28斤)。到了1958年或1959年时,每克粮食大约值二百两藏币,仅仅八、九年的时间!

再说电厂,有一个厂长,是从英国学习回来的。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曾让龙夏带领四个贵族学生到英国学习。一个学习电力,一个学习地质、一个学习军事、一个学习邮电,只有学习电力的学生学成了。



1953年或1954年吧,西藏军区和我们搞了一个联合电厂。那时,西藏军区的汽车修配厂及工厂都要用电,我们的电厂也经常出毛病,技术不够。

另外,军区有个汽车修配厂,没有落脚的地方,也没机器,军区后勤部的徐政委和我们三个总管商量,想用我们的造枪支弹药工厂,我们都同意了。我们愿意给解放军帮助,为了《十七条协议》,为了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解放军辛苦地背着背包进来,不容易。

三个总管都和军区相处得很好,有时,军区那边请我们看电影、看军区歌舞团跳舞。过藏历新年时,我们也请军区的政委们吃饭,就这样,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大约六七年的时间。军区还给我们三个总管的家里装了电话,是那种背在身上的,当时只有阿沛家和索康家有这样的电话,也是军队装的。我家的电话号,到今天我还记得,是910,占东家是930,桑颇家是920。文化大革命抄家时,他们看到了这部电话,就说:“啊,你有军队的电话,你是特务!”

1956年,解放军在拉萨郊外建立纳金电厂,纳金电厂的总指挥是索康噶伦和一个姓付的参谋长,由中央政府开支。当时,需要炸药炸一座山,我们这个金融机构有好多炸药,都是建枪支弹药厂时,从印度进口的,还有比较好的水泥,也是从印度进口的,是桶装的。付参谋长请我们借给他们,我们三个总管商量后,全部献给了纳金电厂。

后来,索康跟我们说,付参谋长批评了他,说,你是噶伦,又是电厂总指挥,可是,你的工作还不如三位金融总管积极!这是索康跟我们讲的。

不记得是1956年还是1957年了,索康代表达赖喇嘛到蒙古祝贺成立多少周年的庆典。他回来说:“内蒙现在差不多都变成汉人的了,以后,我们西藏也要走这条路了……”

1955年,国务院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决定西藏成立自治区筹委会,藏军编入人民解放军。藏币用中央的钢洋对换,停止发行,中央给四百万银元来对换发行的藏币。中央每年给西藏地方政府七十万银元的财政补贴。这是由阿沛传达的。

接下来,按官位分组讨论。比如四品官在一组,以此往下划分。我们三个总管在会议上都说了,西藏货币发行没有资金后盾,没有什么计划,需要多少发行多少,而外国发行的货币都有计划和后盾等,所以,物价上涨,藏币贬值,老百姓吃亏。我们三个人统一发言,支持中央有关货币方面的决定。

这时,僧官反对,说私人银行才需要后盾,而我们西藏政府的货币不需要后盾,我们这个是政府的,没有问题!再说,各寺庙的好多钱都在藏币上,像贷款、宗教基金,换成银元的话不稳定,损害宗教。好多人都发了言,帕拉卓尼钦布说得多一些。还有把藏军编入解放军,也是好多人反对。

这时,长江以东的藏族居住地在搞土改,好多头人、土司都跑到了西藏,形势复杂了。但是,我们机关在积极地配合共产党工作,我们搞了停止发行藏币的措施:

首先,专门组织机构对换藏币,今后发行银元。

其次,起草了一个布告给全体西藏人。大致内容是藏币从此不发行了,过去的藏币用银元对换,希望全体人民、寺庙、庄园,都要放心,因为银元是银子做的,比藏币可靠,我们的藏币没有资金后盾,中央政府的决定很正确,希望积极对换。

1957年,西康发生叛乱。有一天我们三个总管到噶厦开会,索康说,货币暂时不能对换了,因为银元运不出来,重新组织人员制造藏币吧。

藏币就一直发行到1959年。



每年传大昭时,有五百骑兵左右,二个雅索,即骑兵统帅。1951年,雅索是我和曼堆巴,上报金融总管时,他的名字在我的前面。雅索是轮流的,每个散那巴以上的官员,都有一次当雅索的机会。

传大昭时坐在祖拉康的露天里,噶厦在前面,雅索在后面。先是铁棒喇嘛宣布拉萨的秩序,然后首席噶伦给我们两个雅索讲话。最后,每个雅索带着七个佣人和骑兵到“卢布那嘎底”,就是布达拉宫前面的草坪上,现在的自治区政府所在地。那里已经搭起了帐篷,在最好的帐篷里,有我们两个雅索的座垫,垫子很高,我们要在上面坐一坐,这一天是藏历元月二十二号,叫卢布那嘎底。牧民也有两个雅索,那是牧民的头人。

全部到达卢布那嘎底后,其中的一个雅索,给下面的官员和牧民进行讲话,宣布规章制度;另一个雅索念政府布告,是宣布骑兵的规章制度,包括传昭的重要性等。这时,每个雅索,都有五个盛装的女人(共有十个),献他扎西德勒。这五个女人要求容貌好,尤其头两个人最重要,通常是雅索请来的,是雅索的亲戚或朋友,都是贵族的太太或小姐,五个女人都带着自己的佣人,每个人差不多有二十几个佣人吧。这天,很多贵族太太都要来,主要来欣赏女人的衣服,马的鞍子,女人们比雅索先到,专有属于她们的帐篷,以便穿穿衣服化化妆。

元月二十三日,叫扎基孜卜夏。是雅索的第二天,要带着骑兵到北郊,这天,俗官从噶伦到六七品官,都要到扎基。

程序:

所有的俗官,都穿上了蓝色缎子的“占西”服,衣服上有龙、云、山、水,坐在前面,骑兵在左右两排。骑兵一家一家的到前面接受检阅。每报告一遍,俗官们就从骑兵的帽子一直赞颂到马鞍。这一天实际上是阅兵,就是检阅骑兵。

结束时,所有的官员都要吃饭,吃香坡寨(咖哩饭),锅是铜制的,有盖子,藏语叫夏多啦。我们每人的衣服里都有一个木碗,是特殊的木头做的,藏语叫“朵雅”,出产于西藏边境,一个碗差不多合人民币一千多元钱吧,上了漆,是黄色的,有好多花纹,花纹是圆的,一圈一圈的。吃过饭以后,第一个是右排,第二个是左排,和汉人算法不一样,在两个雅索的带领下回到拉萨。

藏历元月二十四号,叫莫罗木多加。这个在汉语里的意思,可能是送鬼的节日吧?在拉萨鲁普群艺馆那边,我们西藏过去的参议院的位置,专门把草立起来,点火送鬼,一年中不好的东西都送走了,喇嘛吹着唢呐,有几百个喇嘛,雅索也带兵前去。

然后,雅索到吞巴家门口,垫上很高的垫子,坐在那里,亲朋们给两个雅索献哈达,两个雅索并坐,前面各有一个放哈达的小桌子,为了避免哈达一个多一个少,事先要给亲朋发出去许多哈达。

这一天,如果达赖喇嘛在祖拉康,要透过日光殿的玻璃窗子看莫罗木多加。如果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就不看了,但有人邀请的话,达赖喇嘛会出来。这时,人们也要排着队来看,人太多的,前面已经到了祖拉康,后面还在布达拉宫。

元月二十五号,叫强巴丹真。天亮的时候,强巴佛坐在马车上,在帕廓街转一圈,意思是强巴佛的世界已经到了。大家都急着见强巴佛。

接下来是赛马、赛人。这时的赛马,是没人骑的,马自己跑,从哲蚌寺那里过一点,要跑到拉萨大桥那里。有政府的马,噶伦的马,其他官员的马,然后要表彰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都要排号。赛人,就是人跑。从功德林那里开始,跑到清真寺这边,这个我们叫坡了琼。就是中间赛跑的意思。还有,就是在财政厅卫生厅那里,过去那个地方是草坪,叫江汤那嘎,从那里跑,一直跑到今天的阿巴林公司,过去叫秋拉加。

还有人骑马、长跑,先要排好队,等开了火枪,才能跑。大家骑的都是比较好的马,以后在祖拉康看,跑的路线是一直到帕廓南街,后面的几个人到了要脱帽,给噶伦敬礼。

这天结束后,传昭就结束了,三大寺的喇嘛及铁棒喇嘛都回了寺庙。

元月二十六日,叫宗结香陪。两个雅索带着骑兵到今天拉鲁前面的草坪上,那里是跑马赛场。雅索选出骑兵中最好的。噶厦给他们献哈达,与二十三号一样,一天的时间,雅索和其他的官员在帐篷里看比赛,开火枪,射剑,舞剑。

元月二十七号,我们叫那木达。拉鲁附近那个地方有个房子,比较大,没有窗,像个栅栏,上午雅索带兵到那里,射剑,射得最远的是一千步,到一千步,就是第一名了。下午玩“帕拉嘎”就是现在比赛的那种,专门有几个俗官喜欢玩这个,然后我们要敬酒,那天就等于传昭节日的闭幕式,我们高高兴兴地玩一玩。这天还有“加卜啦”,一种专门的麦子做的,即不是大麦也不是小麦,是另一种麦子,由雪列空做的。

噶伦和射剑的人要打睹,输者喝青稞酒。这方面有个规定,四个警卫员,把噶伦的碗放在桌子上,由射剑者脱掉帽子,敬礼,表示敬酒的意思。如果射剑者输了,他便拿出自己的碗,跪着捧在噶伦面前,专门有人倒,碗由两个绸子包起来,有的是绿的和红的,有的是蓝的和红的,面里有纱。

噶伦的警卫是政府派的七品官,一个警卫当三年,然后给一个好的宗,警卫叫“僧卡”。

雅索那一天换两次衣服,上午的衣服“点西”,是黄色的,下午是金丝缎做的。雅索六天穿七种衣服。二十七号穿的两种衣服是自己借的,都是古缎,不是街上的一般缎子,做也做不出来,买也买不到,只有到大家族去借。

我当雅索时,贵族都到亚东去了,那一年,借衣服很难,我的一个亲戚占东从印度寄回来的了两件衣服。

雅索完了搞宴会,请客两天,藏语叫玛克顿,专门请亲朋和当雅索时的下面的官员和几个献扎西得勒的女人。

十一

1951年5月23日鉴定《十七条协议》,7月份张经武代表经香港、印度到了西藏。他和几个警卫员,骑着噶厦政府派去的马来到拉萨。那天,噶夏政府在一个专门接客人的林卡——金才罗朴定搭了帐篷。参加欢迎仪式的都是俗官,可能是五品官以上,我记不清了,给张经武献了哈达,有一个噶厦政府的官员把大家一个个介绍给了张经武的翻译平措扎西,张经武和大家握过手,就坐下了。那时,噶伦都在亚东,只有两个代理噶伦来了,大家喝酥油茶,吃措玛哲希,然后张代表回家了,他住在赤门家里,现在的城关区政协委员宿舍。

1951年8月,达赖喇嘛在噶厦众官员的陪同下,从亚东回到拉萨,直接到了罗布林卡。这以前,阿沛和昌都总管下面的各个官员都回来了。地方政府把他们在各个机关的债务利息免了,所有从昌都回来的官员的债务全免了。

还是达赖喇嘛在亚东时,阿沛被捕以后,秘书色木宁和现在的金中·坚赞平措,当时是阿沛的工作人员,送信来了,里面是阿沛的建议。这两个人见了摄政王,就亲自到亚东去了,阿沛的信送到了亚东噶厦手里,两人来回的路费,我们机关负担了。

1951年第一批人民解放军,从西康骑马到了西藏,这是东部路线,带队的是王其美,还有平措汪杰等人。那时,西藏政府在拉萨河大桥附近搭了帐篷迎接他们,人民解放军一来,树林里和墙上都贴了标语,内容大致是“为格达活佛报仇!”“帝国主义滚出西藏!”

我们照常给王其美和平措汪杰献了哈达,王其美发言,手敲着桌子,声音也大得很,和标语一样的内容。王其美个子虽然很矮,但说话很凶,我们过去没有听过共产党说话,那是第一天和西藏政府见面,他没什么客气的。

阿沛在西藏地方政府所有官员的会上传达了《十七条协议》的产生过程,可能传达了两三天吧。阿沛说,这个对了,大家就按《十七条》执行,如果不对,他是十七条首席代表,他有责任。人们发言都是赞扬,对阿沛表示感谢,没有人说《十七条》不对。会后,人们的话就多了,有人说共产党拉拢阿沛,西藏的实权都丢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会上没人说,都说阿沛辛苦了。

然后,张国华司令员的大量部队来了。步兵一来,吹着军号,非常威武,在帕廓街转了一圈,很隆重的仪式。西藏政府的噶伦和官员都去了,献哈达。在东郊拉萨大桥附近,那时是空的,搭了一个台子,台子上有张国华司令员、谭冠三及西藏政府的噶伦和官员,大家都站起来阅兵。

十二

1952年,班禅大师回来。地方政府也在东郊搭帐篷迎接。派了许多官员陪着。其中一个噶伦、三个大四品官,还有四个四品官,好几个散那巴及五六品官。僧俗官员一共一百来人吧,当时,四品官中,我也去了。

我们先陪班禅大师到祖拉康,祖拉康举行了一个夹道欢迎仪式:我是四品官,和散那巴及五六品官走在班禅大师的前面。

那天,班禅大师的警卫员都是安多人,他们不懂规矩,因为前面的人走得慢,一个劲地喊着让路,还伸出了枪杆子,把前面的人都赶走了,他们绕了一个路,先到了祖拉康,当我们按着指定的路线跟班禅大师到祖拉康时,他们正在看着我们呢。

我们又跟着班禅大师到了布达拉宫。

快到仪式大厅时,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和林仁波切,向下一层迎接班禅大师,班禅大师的好多警卫也跟来了,还带着枪。当时僧官四品以上在里面,我是俗官,站在门口。看见大厅中间是达赖喇嘛的垫子,班禅大师的垫子在大厅的一个台阶上,班禅大师一进来,在台阶的下面,给达赖喇嘛磕头,同时,达赖喇嘛在垫子上站起来,为班禅大师献哈达和曼札,然后碰头,最后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开始倒茶、措玛哲希等。

仪式结束,达赖喇嘛请班禅大师共进晚餐。后来,我们几个人陪着班禅大师回到了祖拉康。

十三

1952年的五四青年节,成立了拉萨爱国青年联谊会筹委会,由谭冠三负责。

那天的通知都是发给西藏政府年轻的官员的,包括我,还让我在五四青年节上发言。我记得加洛顿珠也参加了,那时发言用藏语,颇桑也发言了,还有一个妇女代表,是擦绒家的小姐,也发了言;金中太太的妹妹德吉卓玛,她是尼姑,也发了言。

以后,就是宣布成立拉萨爱国青年联谊会的筹委会。是宣布的,不是选举产生的。主任为谭冠三。我记得副主任是洛桑桑天。还有一个是江津索南杰布,他有五六十多岁了吧,藏文很好,还有平措汪杰。其他有十来个人吧,有我,有雪康·土登尼玛,那时他有四十岁左右、桑林·次仁白珍、擦绒·次仁卓玛,这些是委员,都是官员和贵族的太太小姐。

当时江津索南杰布去过国外,他说,今天成立的是卡拉,以为成立的是俱乐部呢,因为没有明确宗旨。实际上,当时相当一部分统战工作都是通过这个组织做的。1953年吧,又成立了拉萨市妇女联谊会。后来,三八妇女节、八一建军节、七一党的生日、5月23日《十七条》鉴定的日子,都是通过这两个组织做了一些工作。

我负责宣传,主要搞一些墙报,男女青年文艺活动、组织西藏政府的主要官员学习十七条。这是范明的爱人良风交给我的工作,她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

可能是1952年吧,成立了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第一个是阿沛,第二个是多喀·平措朗杰,两位都是当时的噶伦。下面还有几个副司令员,是十八军的。就在今天军区的地方,举行了隆重的庆祝,西藏政府的僧俗官员都参加了。平时,阿沛和多喀尔是带着珍珠、松石、金子的长耳环,穿着西藏官员的服装,那天,他们只戴了帕角,穿一身军装。

可能是1952年年底吧,成立了拉桑木格堆措巴,组成这个粮食基金会的目地是给解放军粮食,主要是平措汪杰组织的。他和贵族官员有联系,要求大家把存在仓库里的粮食都拿出来。当时平汪也跟我说了,我也参加了。索康、朗顿、拉鲁、阿沛、功德林等大贵族、大寺庙也都参加了。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股票式的,一股是十克粮食。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西藏政府的粮行。这是一个新的基构。粮行一直到1959年,当时的总管是拉鲁(第一个是索康、第二个是朗顿……)。

我继续任联谊会委员。后来,组织一个西藏青年参观团,去北京参观。有我的名字,也有僧官索康·堪琼、雪康·土登尼玛、嘎雪色等七八十青年代表的名字。但西藏政府说,恰巴·格桑旺堆是财政金融总管,工作多。我的名额就让金中·坚赞平措顶替了。

同时还有一个名额,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有三个后选人:雪康·土登尼玛、嘎雪色、金中·坚赞平措。

由于在筹备阶段提倡介绍入会的会员越多越好,就达到了三百个会员,这时三百个会员进行无记名投票,选出了雪康·土登尼玛。他得了二百五十多票。他去了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那是53年。



《自由写作》首发 http://www.penchinese.com/zyxz/92/092c3.htm

2013年4月2日星期二

茉莉: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 —再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国内 原本热闹的关于“取消民族自治”的讨论嘎然中止。曾一度积极宣传“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中共高官、智囊和学者,似乎不再吭声。在中国民族学界,以马戎、胡鞍钢和朱维群等人为代表的“取消派”,和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反取消派”学者的观点交锋,业已沉寂下来。

◎ 中共仍然需要“挂羊头卖狗肉”

其实习近平并未对民族问题做出什么最新指示,这位新君只是于去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发言说:“我国宪法同党和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和创造的辉煌成就紧密相连,同党和人民开辟的前进道路和积累的宝贵经验紧密相连。”这似乎就意味着,宪法第四条中关于“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规定仍然不变,根据宪法制定的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暂时不会废除。

虽然重申宪法的权威性,中共似乎要维持少数民族自治的的制度,但他们对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控制和镇压并未减轻。这就是说,中共只是想要继续“挂羊头卖狗肉”而已。由于担心少数民族的强烈反弹,中共不敢完全颠覆民族自治政策,但却可能以非常隐蔽的手法,慢慢推行“取消派”的主张,逐步改变民族政策。

因此,我们对“取消派”的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批判尚不能终止,因为他们那些逻辑混乱、缺乏常识的歪理,已经影响了中共执政当局和不少汉人。那些挂着博士、教授头衔的取消派从大中国主义的需要出发,迎合当权者的意图,已经抢占了公共舞台和话语权。

“取消派”学者的意见,上有当权者的欣赏和采纳,下有部分中国民众的热烈支持。由于共产党文化的长期禁锢和毒素污染,一些中国民众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加上大中国主义的民族情绪,所以很容易上当受骗,不能以一种客观和公正的态度认识民族问题。

马戎、朱维群等取消派学者占领舆论阵地的一个手段是:以吓唬手段做宣传,诉诸中国人害怕分裂的心理。他们最热衷于宣传苏联的“前船之鉴”。马戎说:“在我们的身旁,苏联这艘巨轮已经解体,民族自决理论就是导致其解体的腐蚀剂。”取消派学者异口同声地说,苏联解体是因为他们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出了问题。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是各方面的综合原因造成的,是多因一果。取消派学者把这个问题说得像小葱拌豆腐一样简单,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这就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其实苏联的情况和中国很不相同,不能视为前船之鉴。马戎等人知道中国人有大一统的传统心理,不愿意看到国家分裂,因此展示一幅未来的可怕图景,以此煽动群众,意图获得中国民众的支持。

我在《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其政策逻辑上的谬误》一文中曾指出“取消派”在政策逻辑上的各种谬误。在此文中,我将进一步指出他们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

◎ 抛弃“美国模式”最珍贵的内涵

胡鞍钢等人大力推崇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说这是解决民族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分裂。实际上,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美国已经实行一种尊重民族差异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已经用百衲被一词替代了“大熔炉”,。这种用过时的旧概念故意误导他人的论述,在逻辑学上叫做“无知论据”,即他们的论述倚仗于人们的无知。

那么,美国依靠什么将各个民族和族群凝聚在一起呢?凝聚美国的是包括天赋人权、自由和民主等内容的普世价值。由于胡鞍钢等人依附专制的政治立场,他们推荐的美国模式与美国的真实情况不符,他们抛弃的是美国模式最珍贵的内涵,即美国民族制度中的个人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等内涵。

我们都知道,美国通常被认为是比较极端的个人主义社会,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那么,在这样一个很个人主义化的社会,为什么人们还要争取民族或者族裔的集体权利?他们又是怎样把个人自由和民族权利联系在一起,整合起来?

“个人自由”是人的道德权利,其目标就是个人的自由与自治。美国联邦宪法中提出“个人主义”人权论,其核心在于赋予自由独立的个人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民族权利”是一类以集体为权利主体的人权,包括民主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以及保障少数民族平等享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

◎ 个人自由与民族权利相互联系

个人自由和民族权利,前者是微观的私领域,后者是宏观的公共的群体权利,二者看起来是反差很大的两个概念,甚至被认为是矛盾的。但是,在包括西藏在内的民族抗争事业中,这两个概念又是互相联系。

人们想要实现个人的自由,意味着要过自己的生活,但要实现这一点,人们需要选择自己生活的范围,想要参与自己熟悉的民族文化。例如,西藏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藏人有共享的语言、宗教、价值观、传统习俗和神话等等。这种集体身份的意识将所有藏人凝聚在一起,他们互相关心和爱护,给个体生命赋予一种意义感、身份感和根基感。

那么,个人自由是怎样与民族权利联系在一起,相互整合起来的呢?当个人根据其自由的选择,参与某个民族的文化,就有一种情感的纽带把不同的个人连接在一起了。在民族的权利被侵犯、遭受不公正待遇时,本民族的人会相互分担不幸,并团结一致,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抗争。

以色列作家塔密儿在《自由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自由与民族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自由是个人所追求的普适价值,但人却无法选择出生,因此必然嵌入在一种文化和民族的语境之中。所以,人的自由是“在民族语境中”的自由。因此,个人也应该享受民族、文化的权利。

因此,作为政治单位的民族,天然地希望自我管理,希望以一种表达其集体认同的方式来处理公共事务。例如美国的印第安人,他们拥有保持自身独特文化的自治权利。为了保证其利益和观点得到充分表达,美国政府还赋予他们群体的代表权,在国家机构拥有席位。

美国的例子是,从个人自由出发,到获得集体的民族权利,这中间的关键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公民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不同民族的人就可以组织自己的宗教团体、政治团体。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结社,就形成了民族集体的力量,获得某种特殊的代表权,以便争取本民族的权益,更有效地实践和提升其民族文化。同时,公民政治权利中的选举权利,也有效地保障了民族权益。民族团体中的个人参与选举,他们必然要求自己选出来的政府,既要维护他们的个人自由,也要保护他们民族的集体权益。

如上所述,在个人自由优先的美国,却能比较好地保障各民族的集体权益,其原因在于美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包括自由结社、选举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等等。这个关键的原因,是一味推崇美国民族大熔炉模式的胡鞍钢等中共学者回避了的。

◎ 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即捍卫差异

当文明世界的民族学发展到越来越尊重原住民的人权,包容他们的差异的时候,主张取消民族自治的中国学者却以虚幻的“平等”为结构,否认少数民族保存其差异的平等权利。至今为止,中国人尚未享有公民权利,这些取消派学者大谈“公民权利的平等”,以此“淡化民族之间的界限,促进各民族平等竞争”,对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之间的天然差异视而不见。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平等是民主的基本精神。”托克维尔也认为:身分平等是民主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从平等和民主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民主制度的国家,不可能有公民权利的平等。即使在民主国家,多民族国家里的平等也必须是承认差异的包容性的平等。

主张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中国学者,都主张使用“中华民族”这样的国族概念来淡化民族差异。在他们看来,中国民族自治制度“这种突出、强化民族差异的做法,可说是今天所有民族问题的根源”。

那么,取消派学者们想要怎样淡化民族差异,实现他们所谓的“公民权利平等”呢?他们想要强迫少数民族放弃本民族自身的特点,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心理认同等方面,与大汉族趋向一致。一言以蔽之,就是全部“汉化”中国的少数民族。这种很可能成为中共民族新政策的观点,违反了现代国际社会基本的人权理念。

现代民主国家的社会制度是根据依据平等原则所设计,即“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但是,现代平等原则不是绝对的,而是在具体实行中承认差异、包容差异,这叫做“包容性平等”。

为什么我们要在平等之中承认和包容差异?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哈耶克曾说:“从人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便可以认为——将他们置于平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也只能是给他们以差别待遇。”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讨论了关于平等自由、公平正义、分配份额、差别原则等方面的问题。

因此,当今西方文明国家在平等原则之下,给予原住民——第一民族很多差别待遇,中国人一般称之为“优惠”或“照顾”政策。例如,美国和加拿大都有印地安人高度自治的保留地制度,印第安人享受特殊宪法地位;欧美国家在废除种族歧视政策后,给予原住民经济上的“补偿措施”。

在现代民族学理论里,原住民作为那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的土著——第一民族,他们在自己所居住的区域里,享有捍卫自己独特性的权利。这种独特性即他们与其他民族(包括主体民族)的差异性,例如不同的语言文化,宗教传统。这种捍卫差异的权利是通过完全自治来实现的。只有以这样包容差异的态度对待原住民,这种社会制度才是公正的、平等的。

◎ “民族自治”中国古已有之

取消派学者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民族自治制度,说56个民族和相应的民族划分是五十年代以来被制造出来的,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伴随着阶级成分划分和斯大林主义一起来到中国的。这些说法有模糊历史、篡改历史真相之嫌。

如果他们所指的历史上统一的“中国”只是指黄河中下游一带中原地区,那没有错,因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历史上基本上都是汉族农耕民,算是单一民族的一统天下。但是,如果说当今大中国版图所标识的地区,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说“民族自治制度”都是学苏联斯大林的,那就是很大的谬误了。

事实上,当今的大中国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有过很多次分裂。古代中国皇帝把中国看作世界的中心,是四海天下的共主,但他们直接统治只是内地的汉人。古代中国的边疆民族,很多都是独立的存在。即使有些民族归顺中国,成为藩属国和朝贡国,但由于地处遥远偏僻,不便直接管辖,所以中央政府只能实行简洁的、名义上的统治。因此,古代中国的边疆民族大都很自然地处于自治状态。

在中国政治制度历史上,“民族自治”古已有之。最早确立中国的自治制度的,是唐朝的羁縻制度。羁是马络头,縻是牛缰线,引申为笼络控制。唐朝对西南少数民族采用羁縻政策,承认当地土著贵族,封以王侯,纳入朝廷管理。宋、元、明、清几个王朝称土司制度。

这种羁縻制度承认民族之间的差异,实质上是一种地方自治制度。羁縻州府的首领虽然名义上归顺唐朝,但仍是原来各国、各部的国王、首领,职务世袭,照旧各司其内政,唐朝不予干预,也不改变其社会制度。那时边疆少数民族自治政权有向唐朝朝贡、朝觐,为国守土,遣兵助战的义务,但总的来说,他们一直处于半独立的状态。

西藏在历史上长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唐朝时,吐蕃非常强大,曾与唐王朝处于对峙或联盟的状态。中国唐朝与吐蕃曾是两个各自独立而有联系的国家。后来元朝建立,蒙古人进入西藏,西藏的宗教领袖与蒙古君主形成了布施关系。在清朝时期,西藏与中国是类似一种宗主国的关系。清朝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大臣,却并不干涉西藏的内政,让西藏完全自治。

因此,中国既有唐宋时的羁糜制度,也有清帝国的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此外,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七擒孟获”的故事,也和少数民族自治有关。这个故事讲的是三国时,诸葛亮出兵南方,将当地南蛮的酋长孟获捉住七次,放了七次,使他真正服输,不再为敌。但当今中国人忘记了,诸葛亮的汉人政权在收服了孟获以后,没有在他那里留一个官员,没有占孟获一块土地,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利益。

◎ 世界他国成功的民族区域自治

取消派学者满怀大一统中国的理想,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例子出发,进而否定所有的民族自治政策。他们说:“民族自治,当初给自己挖这么个大陷阱”,“也许,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根本就是错的,至少已经被证明是没有出路的。”

当今民族自治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没有出路的吗?放眼世界,我们可以看见不少民族自治成功的例子。当今世界有各种类型的民族自治,包括联邦制、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文化自治和保留地制度等。

(一)在瑞典北部的北极圈内,生活着一个养殖驯鹿的游牧民族——萨米族。他们被称为欧洲“最后的土著”,在分属于北欧各国的土地上游牧。为了保护和发展萨米人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北欧各国开展萨米族群的复兴运动。自七十年代起,芬兰、挪威和瑞典等国先后成立了“萨米议会”,萨米议会是相当于公共行政机关的角色,体现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

(二) 在芬兰的6个省份中,西南部的群岛奥兰府享有高度自治权。奥兰群岛原来属于瑞典,在国际联盟的斡旋之下,由芬兰享有奥兰群岛,但给予这个群岛充分的自由。这个自治省被视为欧洲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范例。

(三) 加拿大的努纳武特自治区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努纳武特(Nunavut)地区位于加拿大东部北极地带,那里的居民78%是因纽特人(也称爱斯基摩人),他们世世代代在海上捕猎和驯鹿。这个地区原来属于加拿大西北地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从西北地区独立出来,成为加拿大的一个新的自治区,由当地因纽特人自行管辖和治理。

为什么加拿大会容许努纳武特高度自治?这是因为,因纽特人是我前面所说的“第一民族”。与印第安人一样,因纽特人也是加拿大最早的居民,努纳武特在因纽特语中是“我们的土地”之意。在民主的加拿大,由于土著人自己不懈地抗争,土著自治观念日益已经深入人心,这就促使政府必须正式承认土著民族的区域自治权。

(四)亚洲国家的例子,即被印度吞并的锡金王国。1949年印度派兵进驻锡金,此后两国签订和平条约,规定锡金为印度的“保护国”。到1975年,印度正式把锡金变为印度的一个邦。尽管中国政府过去一直不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但锡金人民投票支持,赞成锡金成为印度的一部分。在印度这个民主大国里,锡金人民享受到民主、自由和真正自治的权利。

(五)印度是一个博大丰富的亚洲国家,它的丰富性在于,人民的宗教信仰多元,各种不同的文化、语言及种族,更是复杂万端。在印度建国之前,所有的邦基本上都没有国家认同。印度建国后实行联邦制,让原住民拥有自己的自治州,例如Nagaland、Megahalaya、Arunachal以及Mizoram。那么,印度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各个州的人民是如何凝聚在一起呢?可以说,民主制度正是将其人民串连在一起的因素,民主思维是各族人民共通的特征。

在上述民族自治成功的例子中,瑞典和加拿大都是世界民主程度最高的国家。高度的民主,促使这些国家的政府不能忽视少数民族的要求,不能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与之相反,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国家里,是不容许少数民族自治的。因为民族区域自治本身,就是现代国家的一种民主形式。专制政权既不给主体民族享受民主的权利,也不会肯给少数民族真正的自治。

因此,尽管中国政府给西藏、内蒙和新疆等地区冠以“自治区”的名义,但毫无自治的实质,其所谓的民族自治政策注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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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三月号、四月号

2013年3月30日星期六

朱瑞:话说噶伦堡


邦达仓三兄弟:邦达绕嘎、邦达多杰、邦达央培(图片来自于邦达绕嘎去世的房子)
位于噶伦堡的桑杜仓住宅(建于1952年)  朱瑞摄
从前的噶伦堡 (图片拷贝于噶伦堡的一家早期餐馆)


我对噶伦堡的梦想,可以上溯到写作《尘封的西藏——恰巴. 格桑旺堆先生的回忆》的日子。那是2000年冬天,几乎每个午后,我都从拉萨西郊的西藏文联跑到东郊的恰巴先生家。那里,曾是一片苍郁芬芳的贵族林卡,吉曲河承载着各种水鸟,悄悄地从边缘经过。然而,中国占领图伯特后,那里逐渐被汉式民房覆盖了。不过,恰巴先生的家,还是很有图伯特意味的。起居室的玻璃窗又大又亮,阳光毫不犹豫地投射进来,照耀着对面的矮柜上恰巴夫人——索南卓玛年轻时戴着伯珠、艾廓、嘎呜等各种装饰物的照片。

关于恰巴先生的家庭,海因里希. 哈勒(Heinrich Harrer)曾在《西藏七年》中专门提过,还有梅. 戈德斯坦(‪Melvyn C. Goldstein)和斯宾塞. 查普曼(Spencer Chapman)也分别在他们的书中有所涉及。

恰巴先生出生于噶伦堡。他的父亲是班禅喇嘛堪布厅的四品官,驻噶伦堡为前去看望九世班禅大师的人发放路费。那时,他们借住在察绪(不丹大臣)的一个两层的楼房里,他的父亲还在一层开了绸缎商店,人们都称那座房子为“札色康古知”,意思是“壮观的札色康住宅”。

恰巴先生在噶伦堡上小学时,同学中,有锡金王子和公主,有不丹察绪也就是他们的房主的孩子,等等。他说,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时,就住在离他的家不远的地方,人们叫“颇章”。后来,他回到图伯特,在申扎宗当了宗本,把那里的羊毛运到了噶伦堡,赚到了想都想不到的钱,一部分钱就存到了加尔哥答的中国银行,不过,后来无踪无影了;另一部分钱,存到了邦达仓手里,倒是收回来了。他说,邦达仓是图伯特商业三巨头之一,另外两个是热振拉章和桑杜仓。

是的,一提到羊毛,几乎每个图伯特人,都会想到热、邦、桑。热,是指热振拉章,邦,是指邦达仓,桑,就是桑杜仓;
仓,在藏语里是家族之意。不过,热振事件后,热振拉章逐渐萎缩了。在噶伦堡,至今人们还记得那首民谣:“天上有邦达仓,地下有桑杜仓……”意为邦达仓为噶厦政府经商,而桑杜仓为私家经商,两家的势力合起来,控制着图伯特,乃至噶伦堡的羊毛世界。

我并不是歌颂这条从羌塘直抵噶伦堡的商路,其实,这正是1904年英国入侵图伯特的结果。当时,甘丹池巴不得不和英国签定了屈辱的《拉萨条约》,其中第二款为:“图伯特政府允许在江孜、亚东等开启商埠,图伯特和英国所屬商人可以自由前往……”

为了与图伯特通商,早在1865年,英国就与不丹签定了 《辛楚拉条约》,强迫不丹割让包括噶伦堡在内蒂斯塔河以东约2000平方公里的地方,但每年付给不丹50000卢比。 显然,使英国人兴趣盎然的正是噶伦堡,因为这里离图伯特最近,且紧邻锡金、孟加拉、尼泊尔,当然还有不丹。不久,噶伦堡就成了最大的图伯特羊毛驿站。而邦达仓和桑杜仓,就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成了喜马拉雅地区远近皆智的富商。当然,还有其他图伯特人,也富起来了,如我前面提到的恰巴先生,还给自己翻盖了新居。

不止羊毛,图伯特人还把麝香、绿松石、珊瑚、黄金、古董,以及名贵的药用矿石等,都带到了噶伦堡,再换回布匹、茶、盐巴、糖、大米等等,噶伦堡的经济很快地鲜活起来了,各种大型羊毛仓库、骡马歇息处、皮革加工作坊、金银器具加工作坊、药材研制作坊,数不胜数。

不仅图伯特的大小商人,还有大小贵族,都在噶伦堡购置了土地和房子,甚至把孩子送到噶伦堡的学校读书。 1947年,孜本 夏格巴带领图伯特商团,特别到噶伦堡视察。后来,中共入侵图伯特,夏格巴与嘉乐顿珠等人,在噶伦堡共同创建了“图伯特福利组织”( Tibetan Welfare Organization),开展了争取自由的斗争,同时,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联系。因此,噶伦堡又被中共称为“藏独势力大本营”。

图伯特历史上第一份藏文报纸《图伯特镜报》,就是在噶伦堡成立的,某种程度上,阻止了中国的谎言。不过,为了掌握图伯特的细微变化,包括政治的、商贸的各种情报,噶伦堡还集聚了共产党、国民党、英国、印度、日本、俄国、希腊等特务,包括美国的CIA,因此,尼赫鲁称噶伦堡为“特务巢穴”。

中国占领图伯特后,海关被关闭,这条羊毛商路就自然地消失了,甚至使亚东、帕里、江孜一带的繁华,也落下了帷幕。与此同时, 各种羊毛加工厂、地毯厂等,在中国拔地而起,图伯特的羊毛和利润,都揣进了中国腰包。何止羊毛,还有图伯特丰富的矿藏 。

日本人多田等观在《入藏纪行》中写道:“图伯特有极其丰富的矿物资源,有世界上罕见的优质煤炭,有丰富的石油,在中部,到处是地表呈红色的铁矿山,而在阿萨姆北部,有着极为丰富的沙金,南部在砂金矿山,只要动手就能挖到砂金。但是,藏语把金矿叫做赛吉阿玛,赛,是金,吉,是的,阿玛,是母亲,意味着金之母,图伯特人说,要对赛吉阿玛进行开采,就等于杀了母亲也得不到孩子,所以不采矿,只采砂金。”

而如今何止金矿,包括所有的图伯特脆弱的自然资源,都在被中国人疯狂地开采,而图伯特人的所有呼吁、阻止,都无济于事。矿难频繁发生、江河被污染、山体滑坡、地震不断、气候异常,都不能使这些中国的饿鬼们住手。

尽管中国一再声讨英国对图伯特的侵略,甚至拍成电影进行扭曲和夸大,但是,在中国入侵之前,短短的几十年,图伯特历史上,还是出现了像邦达仓、桑杜仓式的富商,然而,中国殖民图伯特五十多年出现了什么?且不说对图伯特人的大批抓捕、判重刑、枪杀等,但说两位虽然和中国矿业富豪没法相比,但相对于图伯特人来说,还算富裕的商人嘎玛桑珠和多吉扎西,如今都被莫名其妙地判了重刑,正在饱受牢犹之灾!是的,我一点也不吃惊,为什么如今的图伯特,自焚抗议持续不断。

再说噶伦堡,当年的鼎盛,早已如烟缕。随着中国对图伯特的入侵和占领,不仅噶伦堡,连锡金和不丹,以及喜马拉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整个中亚的政治和商业形势,都变得扑朔迷离了。

不过,我还是要探访噶伦堡的,那延续了十几年的,萦绕于我心深处的有如故乡般的思念,必有寓意,说不定,那里还保留着图伯特的体温,至少我要亲自触摸……。


(选自我的《噶伦堡奇遇》系列散文之一)

2013年3月29日星期五

唯色:德格——献给我的父亲




纪念我的父亲……与他生离死别,整整十九年了。图为2007年夏天,我回到父亲的德格老家,在德格巴康(印经院)祈祷。


德格——献给我的父亲

唯色

这部经书也在小寒的凌晨消失!
我掩面哭泣
我那反复祈祷的命中之马
怎样更先进入隐秘的寺院
化为七块被剔净的骨头?

飘飘欲飞的袈裟将在哪里落下?
我的亲人将在哪里重新生长?
三柱香火,几捧坟茔
德格老家我愿它毫无意义!

我愿它无路可寻!
一万朵雪花是否另一条哈达
早早迎接这个灵魂
在人迹不至之处,仙鹿和白莲丛中
最完善的解脱!

兄弟姊妹痛不欲生
我那反复祈祷的马儿
既然大限未到,不如仆伏在地
戴着二十一个戒指
银光烁烁,照亮阴间
吉祥的幡幢将浮动暗香般的祝福
来生我们又在一起
承受一切报应

绛红色的小城空空荡荡
一声碎响把最快的一颗流星
印在我的额上——

这个尖尖的指甲已经折断的女子
眼前一片模糊
心头幻象重迭
为什么受苦,却说不出口
为什么摇一摇清凉的小铃
却唤来过去的情感?
我啊,我要骑着命运之马回家
把满满的隆达【1】抛向天上!
1992-12-25,拉萨(写于父亲去世一周年。)

[1]隆达:藏语,印有佛经的纸,有五种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