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的今天，聯合國193個成員中三分之二以上已是民主國家，而有著13億人口的中國卻仍是沒有真正自由的獨裁國家。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局面？深入探究，中國在制度、文化、人這三個方面都出現問題，是這“三個鏈條”的惡性循環導致目前的現狀。
第一個鏈條是制度。
民主和專制的優劣，早已被人類歷史證實。蘇聯及東歐的共產制度被結束后，整個歐洲44國都走向民主選舉。美洲大陸除共產古巴外34國都實行了多黨制。亞洲的印度、日本、南韓、菲律賓、台灣等都一人一票選舉，連阿富汗、伊拉克、印尼、埃及人都開始投票。有了政治選擇權，才能稱為自由人。
民主制度不僅使人獲得尊嚴，也使一個國家真正富有強大。當今世界七大工業國（G7），也是全球七強，全部都是民主國家。按西方知名的《自由之家》幾年前的統計，89個自由國家占有全球產值89％，而103個基本自由和不自由國家，才占11％。它說明世界主要財富掌握在民主國家手裡；只有民主，才會帶來富有。“自由國家”的人均收入近三萬美元，而不自由國家平均是三千美元（才是自由國家的十分之一）。
中國過去三十年實行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經濟，所以經濟方面有了相當大的發展，但由于獨裁專制，導致這個發展過程中產生了人類史無前例的巨大不公、不義。只要制度不改變，社會和人都只能越來越畸形。
第二個鏈條是文化。
同是共產制度，為什麼東歐國家都發生了巨變，走向民主？這就涉及到比制度更深一層的文化問題。
中國的專制制度所以千年不變，是因為背后有專制價值占主導的傳統文化在支撐，成為它的厚重底座。后來的共產文化，更把這種專制價值推到極端，形成中國獨特的“黨文化”。
胡適和魯迅是近代中國的“思想雙子塔”，他們一個溫和，一個激烈，但對傳統文化的看法卻非常一致：胡適推“全盤西化”，主要出于對中國文化中泯滅人性部分的激憤。魯迅說得更形象和刺激，直指中國文化是“吃人的文化”！
魯迅和胡適之所以對中國傳統文化如此“激進”地否定，就是因為那個文化中缺乏個人自由、尊嚴、權利等價值，沒有個體主義、自由主義的人文理念。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號稱“掃四舊”、衝擊傳統文化，但事實是掃了傳統的形式，本質上則強化了傳統文化中的專制價值，把群體主義、皇權意識、等級觀念發展到極致；以革命的名義，更加剝奪個人權利。
今天，仍有很多中國文化人宣揚和確信，沒有共產黨領導，中國就會天下大亂。這和封建朝代老百姓聽到皇帝駕崩，就惶恐不安，認為改朝換代就要天下大亂是同樣心理，都是不把自己當人，當獨立的人，當有能力做自由選擇的人；仍是那種“奴才不敢，奴才該死”的被閹割者心態。這種缺乏權利意識、獨立精神的文化滲透在社會的每一個細胞，是專制制度得以存活的養分。而無數中國文化人所做的，是強化這種支撐獨裁者的細胞。
第三個鏈條是人。
皇權至上的黨文化，鞏固和維系了專制制度，而統治者又用絕對權力，保持這種文化的獨尊地位。這兩個“鏈條”的相互捆綁，就勒出了劣質的中國人。當今中國人的種種毛病、惡習、醜陋，都可以從這種以皇權為中心的群體主義文化上找到原因。可以說是，劣質文化塑造了皇民/暴民/刁民（就是沒有公民），這種劣民又維護著獨裁制度，而專制體制則保護劣質文化的壟斷地位。三者相互依存、相互給力，由此形成中國幾千年的落后、封閉，尤其是持續到今天的專制。
怎樣打破這三個鏈條的惡性循環？
有人提出必須先造“新人”，然后中國才配有民主社會。這種觀點認為，民眾水準太差，不僅民主制度不會成gong，社會也會大亂。所以中國改革派知識份子多年前就提出“現代化要先化人后化物”。
其實更早時，梁啟超就提出“新民說”。這位曾到美國考察了民主制度的啟蒙者，看到在美國的中國人社會仍是一盤散沙，勾心鬥角，也根本不參政問政，所以他更加確信，只有造出“新民”，中國才能建立民主制度。
后來毛澤東發動文革，可能是受梁的影響，也要塑造“社會主義一代新人”。但梁、毛最后都失敗了，因為文化基因不改變，專制制度不改革，其塑造出的“新人”，則更是《動物農場》裡的、北韓式的思想奴隸，比封建時代的人更可怕。
在中國知識份子中，更有人大聲疾呼要首先改造中國傳統文化。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激烈抨擊，胡適一生強調西化，都是認知到改變中國文化土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無論是魯迅時代，還是胡適活著時的台灣，以至當今的中國，統治者們都不約而同地拒絕西方文化的進入，因為他們都知道，那是一種會喚醒國人的權利意識、最終結束皇權統治的文化。中國幾次文化啟蒙運動，最后都失敗或無疾而終，都和當權者的抵制和壓制有關。
由此看來，在制度、文化、人的三個鏈條中，首先應該把改變制度作為第一優先目標。因為只有結束專制的政治制度，才可能在多元競爭的環境下，以優勝劣敗的正向淘汰規律，保存中國文化中好的部分，改變泯滅人性、限制個體權利的部分。而且，跟改變一種文化、塑造一代新人相比，制度的改變最快，其他兩項則可能需要幾代人，甚至幾百年的漸進演變。
當然，制度改變只是第一步，更長久的是文化基因的改變，只有這種改變，才可能逐漸產生具有公民意識的新人（不是順民或暴民）；而只有公民，才能維持和完善憲政民主制度。所以，無論今天的中國人怎樣被指責“劣質”，都絕不是人種問題，也主要不是個人的問題，而首先是制度問題，然后是背后的文化問題。
要想改變這三個鏈條的捆綁，必須首先從制度開刀。制度不改變，其他一切免談，都被這條鎖鏈捆綁得寸步難行。那些指責中國人劣質的人，如果不想、不願為改變制度做一點點努力的話，又怎能自認自己就不是劣質人中的一個呢？
——原載《看》雜志2015年4月號
2015-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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