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西藏「安居工程」的破坏性使命

今天，中國共產黨不太愛提馬克思了。因為中共目前搞的權貴資本主義，摧毀了資本主義的倫理底線，比馬克思批判過的西方資本主義更為腐敗和野蠻。如今還在讀馬克思的，倒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們，例如索羅斯等金融大亨，因為他們越來越認識到馬克思作為社會「病理學家」的價值。

以社會「病理學家」的深刻洞察力，馬克思曾入木三分地剖析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指出英國在印度要完成的雙重使命──破壞性的使命和建設性的使命。「殖民主義的雙重使命」的論述，給我們認識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為，提供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獨特視角。

近幾年來，中共當局在西藏搞出的「安居工程」，就是一個體現其破壞性和建設性的典型例子。這個強制性的全民大遷移工程，令整個西藏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機。從表面上看，讓藏民住新房是當局所做的「善事」，但實際上，這種被中共用來大事炫耀的「善」，卻建立在很深的「惡」的基礎之上。

一，對「安居工程」的褒貶

在前不久北京的「兩會」上，西藏黨委書記張慶黎等中共官員高調地自我表揚，展示他們在西藏自治區實施「安居工程」的成果，即政府資助蓋房，改善農牧民的住房條件。他們擺出的數字是：到現在為止，西藏自治區已完成了農牧民安居工程二十七點四八萬戶，已有一百四十餘萬名農牧民住上新的住房。共新增一百五十九個鄉鎮。

如此大規模的藏民大遷移，令人吃驚。在藏族人口只有二百多萬的「小西藏」（即西藏自治區），遷居者就佔了百分之六十左右。此外，被分而治之在四川、青海、甘肅、雲南四省區的幾百萬藏族人口，「安居工程」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其數字也非常可觀。中共當局還誓言在未來三年裡，讓所有藏民繼續搬遷下去。

中共媒體對此是一片歌功頌德的讚美之聲：「這是一種文明進步，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村莊風貌整潔優美，農民素質得到提高。」「西藏人民過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然而，在海外自由媒體的報道中，對此卻是一片批評之聲。在二○○八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九次會議上，西藏流亡政府駐瑞士辦事處人丹增桑培發言，引述西藏牧民頓珠旺青秘密製作的一部記錄片《遠離恐懼》（Leaving Fear Behind），向與會者表示，自從中國政府於二○○六年推行農牧民安居工程計劃以來，大批西藏牧民被搬遷到城鎮地區居住，很多牲畜被宰殺或者被迫出售。他強調，中共當局這一行為嚴重破壞了藏人傳統的生活方式，並破壞了西藏傳統的文化。

去年十二月，聯合國食品權利專員德舒特在結束對中國的訪問後，發表一份報告指出：在退牧還草的政策下，不能把牧民置於沒有任何選擇、迫使他們賣掉自己的牲畜和重新定居的艱難處境中。德舒特專員表示，中國當局在西藏和內蒙古等地實施的強迫牧民搬遷政策，已經違背了相關國際公約。世界著名的《人權觀察》組織也敦促中國政府停止強制遷移西藏牧民。

一個「安居工程」，雙方的褒貶是如此涇渭分明、截然不同。認識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回顧殖民主義的歷史。馬克思曾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中指出：「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

把馬克思這段話稍改一下，就可以運用到西藏問題上：中國政府在西藏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西藏傳統的社會秩序及其文化；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西藏為大漢族專制政權的掠奪與統治奠定物質基礎。

這樣的「雙重使命」是如何實現的呢？最初，殖民者打開一個封閉型社會的大門，是依靠暴力征服實現的。到後來，要完全摧毀當地的傳統文化，掠奪當地的資源，除了暴力之外，還需要依靠經濟力量和專制政權的統治力量。

二，開荒挖礦對西藏環境致命的破壞

追溯「安居工程」產生的緣由，應該要追溯到一九九八年的長江大洪水那裡去，更遠一點，可追溯到中共在西藏開荒種地的五十年代去。

中共大軍進藏之初，為了彌補軍需食物，當時的西藏軍區政治委員譚冠三大力支持創辦農場。一九五二年八月，西藏軍區的「八一農場」首先在高原上開荒播種，種植藏區所缺乏的蔬菜水果。而後，在各個藏區，傳遍了「向荒原要糧食，把內地的蔬菜搬到西藏高原」的口號聲。懷著開墾處女地的豪情壯志，中共官兵刨掉藏區草地上的草皮，點起篝火唱起歌，表演起《南泥灣》的開荒歌舞。

一個個蔬菜基地和蘋果園在高原出現，令中共非常自豪，他們覺得很有「建設性」。除了軍隊開荒之外，中共還把大批內地的勞改犯運到高原來，光是在青海藏區，就辦起了幾十個勞改農場，開墾了幾百萬畝荒地。一批批強迫拓荒的漢族勞改犯，把監獄農場變成了青海省的「糧倉」，僅德令哈農場每年就要上交國庫統購糧幾千萬斤。與此同時，中共還在藏區創建勞改工礦企業幾十個，開始大規模挖掘礦產。

幾十年開荒挖礦、毀草種糧，給高原造成的破壞性惡果，慢慢地呈現了出來。位於青海南部的三江源，是長江、黃河、瀾滄江三條大河的發源地，在中共不合理的開荒種地之後，原來脆弱的生態環境失去了草被的保護，土壤被大風颳走，剩下沙礫一片。那裡冰川退縮，湖泊、沼澤萎縮，地下水位下降；氣候反常，自然災害加劇，冰雹、霜凍、乾旱、雪災有增無減；草地退化，蟲鼠危害嚴重。

一九九八年長江發生特大洪水，中國共有二十九個省市遭災，受災人數上億。這次事件使中共當局大為震驚，他們終於認識到：三江源上游的生態環境衰退問題，導致三江中下游廣大地區旱澇災害頻繁，直接威脅到了長江、黃河流域的生態安全，隨時可以給中國人帶來新的巨大災難。

上述幾十年的歷史變遷，令我們看到，中共在西藏的殖民，其兩個使命──破壞性和建設性是相互交織、相互滲透的。在「建設新西藏」的口號下，中共統治者把西藏變成它的原料產地，極度索取其自然資源。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角度看，即使殖民主義者有所謂的「建設性使命」，為當地的發展創造了某種物質前提，但也使當地人民付出了極大犧牲和痛苦的代價。

長江大洪水之後，中共在藏區採取的一個措施是：「退耕還林，退牧還草。」二○○三年，大規模退牧還草計劃首先在黃河源頭瑪多縣地區實施，以後逐步向各藏區推廣。中共開始把農牧民從生態惡化區域內搬遷出來，遷移到其他地區重新落戶。這樣，由於漢人進藏開荒開礦而釀成的災難，要由世代與高原共存的藏民付出失去家園的代價。一項被認為是保護生態的區域計劃，到後來演變成興師動眾的全民大搬遷。

三，強制遷移令西藏傳統社會結構解體

以生態移民為由，中共在整個藏區掀起一個全民遷移運動，在藏族精英眼裡，中共的目的不是考慮環境，而是居心叵測的政治謀算。

一八五三年，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中寫道：「他們用高於印度的文明，破壞了本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夷平了本地社會中偉大和突出的一切，從而消滅了印度的文明。」

西藏文明中「偉大和突出的一切」，是博大精深的藏傳佛教文化。在幾千年的生存發展中，藏族人民創造了一個適合高寒地區的生活方式。受藏傳佛教的影響，藏民在高原上從事著農耕和少量的畜牧，他們尊重生命、敬畏自然，與大自然和諧相處。亨廷頓說：「文化是制度之母。」西藏傳統的制度文明，也是與佛教文化緊密相關的。

在中共統治西藏五十多年間，他們用大炮摧毀了西藏的傳統制度，但無法摧毀西藏的「無形的文明」，即觀念文明和人的內在精神世界。西藏人仍然信奉達賴喇嘛，仍然在他們家鄉的寺廟裡供奉他們的上師，父老鄉親守望相助，都以傳統的道德倫理約束自己的行為。

但是，一個以誘惑和強制為手段的大遷居運動，使西藏「無形的文明」陷於瀕危之境。藏人被從偏遠的地方遷往靠近公路、鐵路的城鎮，被當局集中居住在易於控制的新村。此時，祖祖輩輩的生活方式開始失效，原有的社會結構、輩份倫理以及地域文化不再有存在的可能。傳統社會中的氏族、村落等共同體的互助機制，此時也已失去。

過去，穩定的價值系統支配著西藏人的社會行為，導致其文化的輝煌。他們重視宗教、重牧輕商、重義輕財、輕商賤利、勤勞謀生、反貪知足、誠實公正。無論經歷怎樣的外族暴力和時代動蕩，只要藏區底層的生活方式不變，藏族文化的根基仍在，勤勞而純樸的西藏人，總是能在動蕩之後找到和平與安寧。而現在，離鄉背井的藏人再也找不到心靈的安寧了。

過去，每個藏人從生下來的那一天，就屬於某個部落和寺院，這個部落和寺院的歷史光榮及其悲傷，是大家共有的文化背景、記憶和精神財富，而現在，他們則變成陌生地區的異鄉人，失去了歸屬感。寺院和部落將變成久遠的回憶，民族文化傳承也可能隨之消失。

馬克思說：「從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辛勤經營的宗法制的祥和無害的社會組織一個個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每個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難過的。」但馬克思認為，英國在摧毀印度傳統的社會結構之後，其建設性的使命是引進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體制的因素。

然而，中共在摧毀了西藏傳統社會體制之後，卻是用一個黑暗野蠻的大漢族專制體制來代替。在履行破壞性使命時，中共不但摧毀文明財富，也瓦解了西藏自然經濟的根基，使傳統社會結構解體。與此同時，它建設起一個供大漢族掠奪的原料產地，還建設了把藏民圈起來進行漢化的「幸福新村」。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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