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绛红色的地图》
人的转变有时是奇妙的。我在《风雪青藏线》一文中如此记述1995年冬天我在拉萨和唯色的初遇：“那天下午，二毛隔壁房间来了一个女子，戴眼镜，着长靴，长得粗犷坚硬。她来敲门，说是二毛的邻居，问二毛在不在。我们说不在，又问她是谁。她说叫唯色。我吃了一惊：原来她就是唯色啊！二毛说起过她，而且有一年我和她同时在西安一家杂志举办的诗歌大赛上获过奖，她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我邀请她坐下，递给她一根最便宜的芙蓉烟，聊了一会儿。后来在北京，我回忆起那次的见面，说她那时给我的感觉是‘粗犷坚硬’，她笑着说不会吧，而且坚决否认我从二毛那儿听来的传闻：唯色嗜烟嗜酒如命，有一次深夜在外面喝多了，长卧不起，她的一个崇拜者硬是把她扛回了文联。”
在北京，重新接续上友谊的时候，我发现，起码在我的眼中，唯色变了。如今我对她感情复杂：有时觉得她像温厚的姐姐，女人味儿十足，会唠叨家长里短和烦琐细事；有时又觉得她像家里最小的那个小女儿，心地善良，因得宠而单纯快乐，说话带着藏人特有的口音，会在SARS肆虐的时候临时抱佛脚念经，会对一切大惊小怪地瞪大眼：“真的？”
然而读她的书和文章，却是另一番感受—她关心着，描摹着永恒不变的事物。
在这本叫《绛红色的地图》的新书里，她像往常一样，仍然不怕重复地、一枝一叶地讲着她身在其中的文明。这个文明，就是貌似蔚为时尚的藏传佛教文明。说它永恒不变，是因为起码一千五百年来，不仅信仰的核心未改，甚至连信仰的形式也未改。在缺乏宗教体验的汉文明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无法索解的。因此时尚流行的背后就掩藏着不求甚解的危险，掩藏着简单化、符号化的倾向。现实中我们听够了“雪山，青草，美丽的喇嘛庙”似的肤浅咏叹，甚至有流行歌手凭着若干时日的“采风”，就自居为西藏音乐的传承，代表着西藏音乐走向了世界。
起码在大多数普通人心目中，所谓“少数民族”，久已由一个客观描述的中性词，变成了一个文化贬词—不是贬低，而是忽视。与此相对的，就是“大汉族主义”：文化上的优越感，导致现实中有意无意的忽略甚至欺压。
因此，谁有权利做文明的阐释者，换言之，关于文明解说和代言资格的问题，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是尊重，还是忽视？是学习，还是猎奇？与这个命题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作家张承志提出的方法论—“文明内部的发言”：“把对文明的描写和阐释权，交给本地、本族、本国的著述者。”
在我看来，唯色恰是对藏传佛教文明最合适的阐释者。她不仅是族内的“文明内部的发言”，而且信仰虔诚；她不仅热爱历史，谙熟经典，而且博览群书。最重要的是—她具备信仰和生活的常识；而常识，是真知的基础，是解开死结的关钥。
唯色在《半个莲花，灿如西藏》中写道：
我知道，只要回到拉萨，就会健康的。哪怕机舱里，道路上，最后是家的周围，有很多很多的异族人。哪怕在路上被30辆军车挤到一边。哪怕所谓的西郊遍地是垃圾和垃圾一样的人。哪怕。但拉萨终究是拉萨。我们的拉萨。
还有一句：
只有佛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即使穿上了藏装也常常被错认的血统混杂的人，内心是多么地纯藏！如果说这是一种狭隘，那就算是狭隘吧，但我的狭隘里面没有暴力。
还有一句：
一个过去的贵族用已经衰老的声音真诚地说，我们之间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狼与狼，也不是狼与羊，所以我们是朋友，这跟民族无关。
读着这样平淡无奇的句子，我感受复杂。已经不仅仅牵涉知识，而且是人与人相处、异质文明与异质文明共存的真知灼见—当然，也是今日视而不见的常识。虽然她也时时感慨“我的雪山是往昔的雪山”，“我的莲花是往昔的莲花”，进而喟叹“但今天，众神已远去，众神已远去”；虽然她也忧心忡忡地目睹“铁鸟掠过魂湖”，目睹帕廓街变成了“喧哗的孤岛”……但是字里行间，掩不住她对本族文明的深情和骄傲，对信仰本义的深刻理解，甚至对宗教体验的切肤感受。
我读过唯色近年来的大部分文章，我发现，从个人心灵形式上看，她是在“追忆”。知识，游历，身世，采访，故事……都是以回溯的方式“追忆”，几乎没有对当下的直接描述。她好像把自己封闭在与往昔的联系之中，心灵只向过去的历史敞开；往昔，是一个唯色喜爱的词。
唯色在《帕廓街：喧哗的孤岛》中写道：
是什么样的景象在一张张被这药水浸泡着的底片上渐渐显现出来？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将其一一描述。
“底片”，这是唯色所喜欢的；“渐渐显现出来”，这是唯色的现实观；“总有一天”，这是唯色所意欲的。
唯色在北京，几乎每天都呆在家里写作，看碟，或许还做做家务，很少出门，至今她对北京的地理仍不熟悉。现实于她是“渐渐显现出来”的东西，显然并不具备当下意义。她所喜爱，所埋首的往昔，就这样奇妙地延伸到现实之中，也延伸到了未来。
唯色出生于1966年，是我所谓的“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当然也有这一代人的某些共同特征：幻想，漫游，感伤，怀旧，耽于内心。而追忆，是这些特征最好的表达载体。所以唯色也写诗，写大量的抒情性的散文。可是，能把“追忆”这种特质带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唯色是其中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追忆即永恒。
在这本《绛红色的地图》中，难道不也是如此吗？唯色说：“只有进了寺院才会重新快乐起来。”寺院是传统和记忆的贮藏地，是永恒和生死轮回的象征，无论现实喧哗到了何种程度，世间如何遽变，寺院都永恒地矗立在莲花宝地上，或者，永恒地矗立在人的心中。
今年我原计划编一本《成长于八十年代》的书，向唯色约稿时，她寄来了一篇文章：《似乎美化的时代》。题目掩映着矛盾的心情，也体现着怀疑和反思的两难。但至少她还有心情，也有余裕“追忆往昔”。而别的朋友，恰恰不是没有心情，就是没有余裕，所以书最终没能编成。“世界突然开始加速度了”，这种加速度终于汇合上了这一代人。李皖在上个世纪末宣称：“你们过去的理想不是理想，只是理想的幻觉。你们早都变质了，早都换了一个人，所以你们要追忆……看来时代真的是要转季了。那喜剧式的结尾表明经历的痛苦已然抚平，过渡的时代终于要走到结束的关口。嘿21世纪，请等一等，我们马上要脱壳了。”（《罗大佑是一种什么病》）我不知道李皖说的“变质”是实指某人还是一网打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经历的痛苦”都“已然抚平”，我更不知道“脱壳”出来的，是不是他们今天的样子和状态，我只是感到了寂寞，然后，又从唯色的文字里找到了安慰。
我对唯色还有更大的期待。连续数年，唯色一直在藏区采访各式各样的人，用录音机录下各人的口述，现在正在做后期的整理工作。她要做一本类似于印度布塔利亚·乌瓦什采访整理，记录印巴分治（印度和巴基斯坦）时普通人命运的《沉默的另一面》那样的书。她要记录历史，追究苦难，恰如一生致力于用“记忆”对抗“遗忘”的犹太作家埃利·威塞尔所言：“让我们来讲故事。那是我们的首要责任。评注将不得不迟到，否则它们就会取代或遮蔽它们意在揭示的事物。”
我丝毫不愿在这篇小小的书评中避讳我和唯色的友谊，丝毫不愿掩饰我对唯色和她的文字的喜爱，也丝毫不愿说一句“作者也有不足之处”之类貌似公允的话；我只愿意无尽地赞美她，这个藏文明优秀的守护者，这个蒙恩的女子。
转自：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40165.shtml
人的转变有时是奇妙的。我在《风雪青藏线》一文中如此记述1995年冬天我在拉萨和唯色的初遇：“那天下午，二毛隔壁房间来了一个女子，戴眼镜，着长靴，长得粗犷坚硬。她来敲门，说是二毛的邻居，问二毛在不在。我们说不在，又问她是谁。她说叫唯色。我吃了一惊：原来她就是唯色啊！二毛说起过她，而且有一年我和她同时在西安一家杂志举办的诗歌大赛上获过奖，她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我邀请她坐下，递给她一根最便宜的芙蓉烟，聊了一会儿。后来在北京，我回忆起那次的见面，说她那时给我的感觉是‘粗犷坚硬’，她笑着说不会吧，而且坚决否认我从二毛那儿听来的传闻：唯色嗜烟嗜酒如命，有一次深夜在外面喝多了，长卧不起，她的一个崇拜者硬是把她扛回了文联。”
在北京，重新接续上友谊的时候，我发现，起码在我的眼中，唯色变了。如今我对她感情复杂：有时觉得她像温厚的姐姐，女人味儿十足，会唠叨家长里短和烦琐细事；有时又觉得她像家里最小的那个小女儿，心地善良，因得宠而单纯快乐，说话带着藏人特有的口音，会在SARS肆虐的时候临时抱佛脚念经，会对一切大惊小怪地瞪大眼：“真的？”
然而读她的书和文章，却是另一番感受—她关心着，描摹着永恒不变的事物。
在这本叫《绛红色的地图》的新书里，她像往常一样，仍然不怕重复地、一枝一叶地讲着她身在其中的文明。这个文明，就是貌似蔚为时尚的藏传佛教文明。说它永恒不变，是因为起码一千五百年来，不仅信仰的核心未改，甚至连信仰的形式也未改。在缺乏宗教体验的汉文明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无法索解的。因此时尚流行的背后就掩藏着不求甚解的危险，掩藏着简单化、符号化的倾向。现实中我们听够了“雪山，青草，美丽的喇嘛庙”似的肤浅咏叹，甚至有流行歌手凭着若干时日的“采风”，就自居为西藏音乐的传承，代表着西藏音乐走向了世界。
起码在大多数普通人心目中，所谓“少数民族”，久已由一个客观描述的中性词，变成了一个文化贬词—不是贬低，而是忽视。与此相对的，就是“大汉族主义”：文化上的优越感，导致现实中有意无意的忽略甚至欺压。
因此，谁有权利做文明的阐释者，换言之，关于文明解说和代言资格的问题，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是尊重，还是忽视？是学习，还是猎奇？与这个命题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作家张承志提出的方法论—“文明内部的发言”：“把对文明的描写和阐释权，交给本地、本族、本国的著述者。”
在我看来，唯色恰是对藏传佛教文明最合适的阐释者。她不仅是族内的“文明内部的发言”，而且信仰虔诚；她不仅热爱历史，谙熟经典，而且博览群书。最重要的是—她具备信仰和生活的常识；而常识，是真知的基础，是解开死结的关钥。
唯色在《半个莲花，灿如西藏》中写道：
我知道，只要回到拉萨，就会健康的。哪怕机舱里，道路上，最后是家的周围，有很多很多的异族人。哪怕在路上被30辆军车挤到一边。哪怕所谓的西郊遍地是垃圾和垃圾一样的人。哪怕。但拉萨终究是拉萨。我们的拉萨。
还有一句：
只有佛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即使穿上了藏装也常常被错认的血统混杂的人，内心是多么地纯藏！如果说这是一种狭隘，那就算是狭隘吧，但我的狭隘里面没有暴力。
还有一句：
一个过去的贵族用已经衰老的声音真诚地说，我们之间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狼与狼，也不是狼与羊，所以我们是朋友，这跟民族无关。
读着这样平淡无奇的句子，我感受复杂。已经不仅仅牵涉知识，而且是人与人相处、异质文明与异质文明共存的真知灼见—当然，也是今日视而不见的常识。虽然她也时时感慨“我的雪山是往昔的雪山”，“我的莲花是往昔的莲花”，进而喟叹“但今天，众神已远去，众神已远去”；虽然她也忧心忡忡地目睹“铁鸟掠过魂湖”，目睹帕廓街变成了“喧哗的孤岛”……但是字里行间，掩不住她对本族文明的深情和骄傲，对信仰本义的深刻理解，甚至对宗教体验的切肤感受。
我读过唯色近年来的大部分文章，我发现，从个人心灵形式上看，她是在“追忆”。知识，游历，身世，采访，故事……都是以回溯的方式“追忆”，几乎没有对当下的直接描述。她好像把自己封闭在与往昔的联系之中，心灵只向过去的历史敞开；往昔，是一个唯色喜爱的词。
唯色在《帕廓街：喧哗的孤岛》中写道：
是什么样的景象在一张张被这药水浸泡着的底片上渐渐显现出来？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将其一一描述。
“底片”，这是唯色所喜欢的；“渐渐显现出来”，这是唯色的现实观；“总有一天”，这是唯色所意欲的。
唯色在北京，几乎每天都呆在家里写作，看碟，或许还做做家务，很少出门，至今她对北京的地理仍不熟悉。现实于她是“渐渐显现出来”的东西，显然并不具备当下意义。她所喜爱，所埋首的往昔，就这样奇妙地延伸到现实之中，也延伸到了未来。
唯色出生于1966年，是我所谓的“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当然也有这一代人的某些共同特征：幻想，漫游，感伤，怀旧，耽于内心。而追忆，是这些特征最好的表达载体。所以唯色也写诗，写大量的抒情性的散文。可是，能把“追忆”这种特质带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唯色是其中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追忆即永恒。
在这本《绛红色的地图》中，难道不也是如此吗？唯色说：“只有进了寺院才会重新快乐起来。”寺院是传统和记忆的贮藏地，是永恒和生死轮回的象征，无论现实喧哗到了何种程度，世间如何遽变，寺院都永恒地矗立在莲花宝地上，或者，永恒地矗立在人的心中。
今年我原计划编一本《成长于八十年代》的书，向唯色约稿时，她寄来了一篇文章：《似乎美化的时代》。题目掩映着矛盾的心情，也体现着怀疑和反思的两难。但至少她还有心情，也有余裕“追忆往昔”。而别的朋友，恰恰不是没有心情，就是没有余裕，所以书最终没能编成。“世界突然开始加速度了”，这种加速度终于汇合上了这一代人。李皖在上个世纪末宣称：“你们过去的理想不是理想，只是理想的幻觉。你们早都变质了，早都换了一个人，所以你们要追忆……看来时代真的是要转季了。那喜剧式的结尾表明经历的痛苦已然抚平，过渡的时代终于要走到结束的关口。嘿21世纪，请等一等，我们马上要脱壳了。”（《罗大佑是一种什么病》）我不知道李皖说的“变质”是实指某人还是一网打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经历的痛苦”都“已然抚平”，我更不知道“脱壳”出来的，是不是他们今天的样子和状态，我只是感到了寂寞，然后，又从唯色的文字里找到了安慰。
我对唯色还有更大的期待。连续数年，唯色一直在藏区采访各式各样的人，用录音机录下各人的口述，现在正在做后期的整理工作。她要做一本类似于印度布塔利亚·乌瓦什采访整理，记录印巴分治（印度和巴基斯坦）时普通人命运的《沉默的另一面》那样的书。她要记录历史，追究苦难，恰如一生致力于用“记忆”对抗“遗忘”的犹太作家埃利·威塞尔所言：“让我们来讲故事。那是我们的首要责任。评注将不得不迟到，否则它们就会取代或遮蔽它们意在揭示的事物。”
我丝毫不愿在这篇小小的书评中避讳我和唯色的友谊，丝毫不愿掩饰我对唯色和她的文字的喜爱，也丝毫不愿说一句“作者也有不足之处”之类貌似公允的话；我只愿意无尽地赞美她，这个藏文明优秀的守护者，这个蒙恩的女子。
转自：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401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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