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西藏问题的捷径

《北京之春》主编、作家胡平与嘉洛顿珠先生在一起   朱瑞摄


作家陈破空、藏人洛桑噶丹与嘉洛顿珠先生在一起     朱瑞摄


——嘉洛顿珠先生在纽约与北美华人谈藏中关系*

整理：朱瑞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非常感谢大家聚在一起和我见见面，非常感谢你们提供这次机会。我是不大会讲话的，就跟你们大概地说说我在做些什么，很长，我简短地说。

14岁的时候，1945年我去南京念书。那时，从西藏去内地念书的人很少，我爸爸，还有那时候西藏的摄政王，认为我们对国内的情形了解得太少，因此，决定在达赖喇嘛的兄弟当中，派我去中国大陆学习，掌握汉语，了解内地的情况，将来达赖喇嘛长大了，可以帮助他，介绍内地的情况。1945到49年，我在中央政校念书，那时，国民政府从重庆刚刚搬回南京，我现在讲的普通话就是在南京学的。后来，中国内战，发生很多事情，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我也去了台湾，又到了美国。

1952年我回到西藏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到了拉萨，包括中央毛主席的代表张经武先生，18军的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他们对我都很好。我是从美国回去的，他们大概认为我很前进，很左吧，你们讲的左右派，我也不晓得我是什么派，但是，他们对我很客气，很好。那时候，1952年，我就劝中央派来的代表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还有许多其他的将领，劝他们好好地处理汉藏民族问题。张经武是很容易激动的一个人，常常怀疑很多西藏政府的官员是美国人的特务、国民党的特务、印度人的特务。我说，西藏人给外国人作特务很少，也许有吧，但是很少，特别是张代表那个时候，说达赖喇嘛的两位摄政王是美国的特务。我就劝张代表，这两位先生都没有出过西藏的大门，不要说作美国的特务，连美国在哪个方向，在这个世界的哪里，他们都搞不清楚。还有解放军到了西藏后，西藏的物价暴涨，在拉萨的市民中引起了不满，都希望解放军撤回去。就出现了示威游行，请愿，很多，因此，中央的张代表怀疑这些人由国民党特务操纵、美帝操纵。其实，没有这种事情，主要是物价的关系，还有大家都怕，因为在西藏的中央军队太多，怕慢慢的中央代表们可能干涉达赖喇嘛政权，因此他们希望撤回中央太多的军队，我为这个事情，劝了几个月。我常常劝张代表，“你小心哪，不要做千古的罪人！”为什么呢，我们汉藏两个民族的关系，不是这几十年建立的，是几千年了，如果不好好处理，破坏了汉藏两个民族的感情，很不容易修复，恢复是很困难的。我还常常劝他们，藏族对汉族同胞是有感情的。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印度人，美国人，英国人，汉人，同时提出来请藏族同胞吃饭，这个藏族人会先到哪里呢，会先到汉族同胞家里，因为汉藏两个民族的关系是很深的，虽然很多年没有什么特别的来往，但是，历史上，从唐，唐宋元明清，这样一直下来的。结果吗，他们都很难接受我的建议，都不听，他们怀疑这个，那个，很多，很麻烦。

假如在西藏住下去，我会左右为难，如果和藏族一起反对共产党，他们会怀疑达赖喇嘛；如果同共产党合作，他们就利用我做共产党的傀儡，良心上过不去，害了我的藏族同胞。我就想最好避一下，离开西藏去印度。我想，也许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他同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系都是不错的，可以劝劝中国中央政府，把军队撤回去，用不着那样多的军队在西藏；结果，52年，我秘密地经过西藏南部到了印度。当时，去印度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西藏的情形在52年时已经很混乱，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逃难的话，那个时候，印度和西藏政府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想，最好和印度联络，万一逃难的话，希望印度政府允许我们到印度。因此，59年，西藏发生乱子，达赖喇嘛逃到印度时，我已经在印度七年了。

我们西藏的很多问题，不能靠其他人，关键靠大陆同胞和中央政府来解决。因此，几十年当中，从59年开始，到69年、79年，我常去香港。为什么去香港呢？因为从印度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形，是不可能的。西藏的情形我们是可以听得到的，但是，中国内地的情形从印度了解的话，很少。香港，那时，尽管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但是和大陆来来往往，很多。59年到79年，二十年中，我在香港注意到了大陆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很多的政治运动。这种情形中，79年，邓小平先生派人找我，派香港的新华社社长到处找我，传话说邓小平先生邀请我去访问他，看望他，他希望我能去和他见见面。结果，我就推，我说我是私人在香港来来去去的，不代表西藏政府。可是，他们一定要我去，说早晨去，晚上就可以回来。我后来说，你们一定要我去的话，我得先回印度，跟达赖喇嘛报告一下，看他怎么说。假如达赖喇嘛许可我去，我就去，不许可的话，我是他的哥哥，我不能随便乱跑，乱做。他们就劝我赶快回印度和达赖喇嘛报告。达赖喇嘛说，好呀，你应该接受邓小平先生的邀请，去听听他说些什么。这是1979年11月份的时候。

我去了中国大陆。那时，越战刚刚暴发，邓小平先生不在北京，在广西指挥前方军队，越南战次，你们各位大概都很清楚吧？对，后来，邓小平先生回来了，他很高兴，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了面。当时，还有两个人在场，一是乌兰夫先生，蒙古人，中央统战部部长；还有副部长，群祥辉，各位听到过吧，也在座。邓小平先生第一句话，就说，非常高兴看到我！还说，除了西藏独立以外，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谈。他非常盼望达赖喇嘛早日回来，以及流亡海外的，在印度的藏族都可以回来，欢迎大家都回来，中央政府一定安排，招呼他们。我就说，非常地谢谢他。关于西藏问题，他叫我当天就提出来，愿意同我讨论、谈判。我就说，我这次来是因为邓小平老先生的邀请，达赖喇嘛的许可，达赖喇嘛叫我听听邓小平先生说什么，讲什么，我是来听您讲话的，达赖喇嘛没有委任我来谈判，我不能谈任何其他的问题。他就说，那没关系，你私人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谈。还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往前看，希望达赖喇嘛早日回来。结果我就试着提出了三样事情：

第一件，我说从59年到79年，二十年，中央政府的军队在西藏把所有的边境路线封锁了，我们流亡海外的十几万藏人，同自己家乡来往的音信完全断绝了，因此，我们在印度不晓得我们的爸爸、妈妈、哥哥、妻子、儿女，住在西藏境内的他们是活着还是死了，或者在其它的什么地方；另一方面，西藏境内的藏族同胞，他们也不晓得亲人的音信，因此，我的第一个要求是可不可以门户开放，不要限制我们的来往，西藏境内的人可以来印度探亲，印度流亡的藏人也可以回到西藏找自己的亲人？邓小平先生说，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我马上就下令，当天就下令所有的边境开放，来去自由，海外的藏族任何时候回来定居，做生意，探亲都可以；西藏境内，青海，四川藏区，所有藏族可以到印度去看望达赖喇嘛也好，找自己的亲人也好，来去自由，他马上就下命令，当天就下命令，决定了这个事情。

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关于上一任的班禅喇嘛。我说，不能对班禅喇嘛虐待的太过分了，你们不应该虐待班禅喇嘛，应该好好地照顾班禅喇嘛，班禅喇嘛没有错，你们错怪了班禅喇嘛。就恢复了班禅喇嘛的政协副主席职务。

第三个我私人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呢，我告诉邓小平先生，我说，听说二十年间在我们藏区，青海也好，四川也好，还是西藏自治区也好，有很多地方的学校不教藏文。为什么呢，听说藏文先生很少，不够。结果，我给邓小平先生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培养了很多的青年人，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现在毕业的人很多，并且训练了一大批能教书的教员。可不可以派一部分先生，到西藏教书，教藏文？他说，这个很好啊，能派多少呢？我说，开始的时候，每年我们可以派二十五个，三十个，四十个这样的。他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先派一千个回来。为什么呢？藏区需要先生是真的，还有中国内地的很多地方有民族学院，民族学院也需要先生，所以需要派一千个。我说一千个我可能马上派不到，不过，慢慢地、慢慢地可以增加。

好了，这是大概的情形。邓小平先生说，西藏独立，完全成为一个国家，他没有办法决定，未来的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办法和权力决定，因此，他说，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他是非常直爽的。我把这个情形报告给了达赖喇嘛，从那时开始，达赖喇嘛派了很多代表，到西藏访问，也到北京访问了中央政府的官员。从79年开始到现在，我多次去中国大陆，有时送信，有时传话，把中央的意思传给达赖喇嘛左右和手下的很多工作人员，也把达赖喇嘛和海外的情形报告给中央政府，进行沟通，都是以私人的身份，不代表西藏流亡政府。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讲普通话，在国内住了很多年，国内的情形，我不说完全熟悉，也是相当地清楚一部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两方面奔走了几十年。

79年以前，我常来美国，这里也有很多的朋友。但是79年以后，我专门往中国大陆跑了差不多三十年，从79年到现在，来往的关系没有断，常有通话。为什么我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西藏问题要靠中国大陆中央政府来解决，我始终认为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常常两面都劝，给共产党劝，希望他们讲道理，调整过去的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满洲人立下的政策；也劝达赖喇嘛左右的人，应该多一点同汉族同胞沟通，多派人到国内学习。我始终认为，汉藏两个民族的问题是我们内部的问题，因此，我到中国大陆去了二十多年，三十年了。每次去都是中央统战部接待，这些部长，比如第一任乌兰夫，乌兰夫去世了，第二任杨敬仁，后来是习中勋，丁关根，阎明复，王兆国……他们对我都很客气，很好。我这个人是这样的，不在背后讲话，我始终认为，话应该当面说，不该在后面说。我常说共产党，你们是井底蛙，不要认为井里是你们的天下，应该出来看看世界之大，还有世界的变化和复杂的情形，另外一个，我常常劝他们应该采取一个开明的政策，应该同达赖喇嘛对话。还有早期的时候很可惜，班禅大师去世后，邓小平先生希望达赖喇嘛回来主持追悼会，结果达赖喇嘛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去成，那个非常可惜。我们老一代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等相继去世，新一代的，比如说江泽民，还有现在的胡锦涛，我终始认为达赖喇嘛应该面对面地和中央领导人沟通，应当见面，为什么呢？因为见面是很重要的，你们听到达赖喇嘛的哥哥嘉洛顿珠常常到中国去，但是，你们没有看到我，我也没有看到你们，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面对面的谈谈是不错的，因为面对面地谈是很重要的。我常常劝中央政府，你们骂来骂去，骂了几十年，分裂啊等等，我们也在海外骂，把我们的财产都没收了，不能杀人做强盗啊等等，我说，这个骂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应该冷静地坐下来，大家面对面地谈，尤其应当邀请达赖喇嘛去北京，同中央领导人见见面，谈谈，认识一下中央领导人，应该听一听达赖喇嘛自己说什么想什么，也让达赖喇嘛听听中央领导人，他们想什么，说什么，不这样做的话，一直骂来骂去，避开不谈，拖下去，没有意义。我去了几十年了，没有用处，还有，他的代表也去了很多次了，这样稿来搞去搞不出什么名堂，因此，我今天还是坚持我们汉藏两个民族的很多问题，不仅靠中央领导人和达赖喇嘛要面对面，我们大家也应当多来往，多沟通，商商量量地来解决。不能怪藏族，也不能怪汉族同胞，他们不晓得西藏的情形。1946年我在南京念书的时候，人家问我，你从什么地方来啊？我说，西藏。他们说，西藏在什么地方啊？

我们过去隔得很厉害，一方面交通的关系，地理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西藏完全闭关自守，西藏人很少到国内去。45年46年，西藏的摄政王要派学生，一定要派我去，那时，我们只有四个人去国内念书。我是不大会讲话的，但是，我把我过去几十年的情形，讲给你们，希望做一个参考，一方面，趁这个机会，非常感谢你们，为了国家，为了少数民族的问题，做出的努力，比如说，你们中的很多先生写了很多文章，有的我看到过，大部分情形我不太熟悉，我是很专一的，我同外界很少接触，不要说是汉族同胞，对外国人，还有我自己的同胞藏族，也很少接触。这次来，我很大胆，也许闯了大祸了。（笑）你们约我来，找我，叫我来看看你们，但是我声明在先，我是不会说话的，这个就简短的做一个报告，还有，非常感谢。

附：嘉洛顿珠先生的补充：

忍让，是达赖喇嘛和我们藏族根深蒂固的想法，汉藏两个民族要忍让，大家面对面地讨论，商商量量地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终始抱着很乐观的想法和看法。过去蒋先生的时候，你们大概也许很惊奇吧，蒋先生，我说的蒋先生是蒋介石先生，蒋总统，他同他的夫人把我栽培在南京，我念书，教育费，都是他们夫妇出的，他们对我恩重如山。他跟我怎么说呢？他说，嘉洛顿珠，好好地念书，把国内的情形学好了以后，我派你到美国念书，你回去，达赖喇嘛执政以后，可以帮达赖喇嘛的忙，因为西藏是中国的大后门，假如西藏的贵族乱来的话，对中华民国不利，你回去帮助达赖喇嘛，假如真正要独立的话，我会支持你们。1959年，你们也许注意到了吧，台湾的蒋介石先生发表了一个文告，支持西藏民族自决。现在的情形有了很大的变动，关于世界的情况，还有我们亚洲的情况，中亚的情况，中印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小心地处理西藏问题，过去很多年来，我常说我们汉族同胞喜欢的比喻：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汉藏两族的问题，我常常拿这些话来劝，劝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应该好好处理这些问题，假如处理不好的话，未来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夜长梦多，国际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我终始抱着一个愿望，希望达赖喇嘛能够有一天返回自己的家园，医好破坏了很多的汉藏两族的关系，只有达赖喇嘛一个人可以作为医生，把汉藏两个民族的毛病医好。我不悲观，我是非常乐观的。很多的汉族同胞，他们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大陆的很多宣传媒体蒙蔽了大陆同胞，将来他们会晓得西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的，他们是非常热心的，假如达赖喇嘛去大陆去看望他们，看望中央领导人，我想这个情形很可能有很大的转变，因为达赖喇嘛的主要目标是忍让，商商量量地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不行的话明天，明天不行的话，明年，明年不行的话，后年，这些问题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因此我抱着这样一个希望，希望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多支持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大家共同合作，推动各方面的情形，不只是西藏问题，让整个中华民族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大家庭，未来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会做到这一步的。

*2009年5月5日晚上，嘉洛顿珠先生应《北京之春》邀请，在纽约与北美各界华人见面，回忆了他所经历的藏中关系，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意见：“尤其应当邀请达赖喇嘛去北京”。




《北京之春》首发：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9/220/2009529110906.htm （略有改动）